金融服务行业分析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服务行业分析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Hay（合益）集团日前在中国了最新的薪酬调查报告，Hay（合益）集团PayNet的数据显示，预计2008年基本工资将平均增长9.4%，高于去年的9.1%。通货膨胀预计为3.2%，所以，员工能享有的实际增长将达到6.4%。

Hay（合益）集团PayNet的中国薪酬数据库涵盖了全国范围内60多个城市、500家企业中超过5万名员工的相关数据。这次薪酬调查是在2007年7月进行的，数据覆盖了在华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等。

至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预计增长率也将分别达到9.1%，13.1%和11.8%，但这样的高增长率也因为他们各国的高通货膨胀率而有所抵消（参见表一）。相对而言，亚太发达经济地区如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的员工将拥有比较稳定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分别为2.6%，0.4%和3.8%。

Hay（合益）集团薪酬信息咨询服务（Reward Information Services）中国区经理吴恒颖（Goh Hern Yin）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持续上涨以及人才短缺给雇主带来了很大的风暴。今年计划的工资增长是过去三年里最高的，这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意味着企业一线必须达成更好的业务绩效。”

蓝领工资增长与白领相当

三年来首次，蓝领员工将获得与白领差不多的工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价格的上涨以及熟练工人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影响（参见表二）。

根据Hay（合益）集团的薪酬报告，在2008年，相对于消费品、化工、石油天然气、农业、物流以及零售业等行业，保险等金融服务行业将拥有高于平均值的增长率，而2007年保险行业平均基本工资增长率是10.1%。同样，银行业也预计有更高的增长率，这主要是因为人才短缺，市场需要大量有银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员。2007年，一些银行甚至通过加薪超过50%来留住关键人才。

预计在快速发展的二线城市，如苏州和天津等，2008年的基本工资增长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城市吸引了许多大规模的投资，如天津的Airbus（空中客车）和Alcan(加拿大铝业公司)，因此，熟练劳力和管理人才供不应求将导致工资增长更加快速。

为绩效付薪

“这些增长显然会影响企业的利润。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在生产效率、销售额和利润等方面得到相应的回报？我们鼓励企业抓住这个特殊机遇把薪酬和绩效联系起来，并对他们的员工发出清晰的信号。”吴恒颖（Goh Hern Yi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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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监管；博弈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3

2013年6月诞生的余额宝，以其高于银行存款数倍的收益吸引了众多用户，成为行业热点，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互联网金融。实质上，它是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功能的新兴金融模式，是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1]其主要包括互联网支付、互联网融资、互联网理财产品销售等服务。这种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有两个主要特征：1.从多维度获取大数据信息并采用云计算信息处理方式；2.资金供求双方去中介化直接在网上参与交易，产生“金融脱媒”的趋势。

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但同时也给传统金融行业带了风险与挑战。当前，互联网金融诸多业务在法律法规方面存在大量的空白，监管机构及处理方式还不明确。部分实行股权制的众筹平台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有些甚至已经触碰了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的法律底线。如何在创新与管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c，促进金融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是监管当局应当考虑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互联网金融企业与监管当局的博弈模型，力图通过对其支付矩阵的求解，得出有利于监管的些许建议。

一、文献概述

互联网金融在国外发展的比较早，这方面研究的也比较深入。Setsuya Sato and John Hawkins（2001）认为互联网金融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也给监管者带来了挑战。为了避免运作风险，监管者必须保证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系统评估、系统备份及防火墙建设等。[1]6-7Motoshige Itoh（2001）研究了日本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情况，提出了互联网金融模糊了不同金融机构的界限，这种新型的模式可能会导致金融服务行业的结构调整，包括拆分和整合。[1]87 María J Nieto（2001）指出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金融行业监管的传统方法受到了质疑。必须要建立透明的监管机构，减少信息不对称以及增加市场纪律，以此来促进金融市场的良性竞争。[1]96

在国内，互联网金融的研究较少，大多集中在对其发展模式的分析上。谢鹏（2012）把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互联网金融称为“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认为这个市场充分有效，接近一般均衡定理描述的无金融中介状态，提高金融普惠性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监管挑战，冲击着现有的监管体系。牛锋等（2013）通过对我国网络借贷平台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现状的分析，指出了其发展中存在的政府监管缺失、征信体系落后、暗藏洗钱风险和战略定位不明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逐一提出建议确保网贷的健康发展。[2]朱玛（2013）分析了第三方支付机构沉淀资金的权属争议和法律监管，认为目前我国所采取的设立备付金银行的方式虽然控制了沉淀资金的金融风险，却没有考虑到货币的机会成本，通过对“余额宝”的分析指出了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产品创新问题，但并没有提出针对这些创新的监管举措。[3]张松（2013）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形势下，金融业信息化的操作风险、行业间的关联性风险、消费者的信息风险等操作风险的新问题，并依此提出管理建议，以完善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4]朱治豪（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边界和市场，但是其加大了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可能性，带来了市场选择风险、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等，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加强安全体系建设，防范风险。[5]

从前人学者的研究当中，不难发现已有的文献大多是经验的总结，单向的针对如何监管互联网金融企业提出建议。但是，由于一方的行动会影响另一方的行动选择，而现有研究忽视了两者间的这种博弈关系。故本文从监管当局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双方博弈的角度去分析，以给出更为贴切的政策建议。

二、博弈模型建立、求解及分析

前提假设：（1）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的，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2）博弈属于同时博弈，因为每一个参与人在确定自己的策略时并不知道其他参与人选择的策略；（3）存在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企业相对于监管当局有着信息优势，因此监管者要实施监管必须付出成本；（4）监管不力会给监管当局的声誉造成影响，而作为政府机构，声誉是很重要的，应该尽责维护。

在这个博弈中，博弈双方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和监管当局；他们的策略空间分别是：合法经营和违规经营，不监管和监管。假设R代表互联网金融企业合法经营可获得的收益；L代表违规经营获得的收益，显然L>R；F代表违规经营被监管当局查处后的罚款，令F>L-R；r代表金融企业被查处后正常所获得收益，由于社会舆论的缘故，r

从该博弈的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如果监管当局选择不监管，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最优策略是违规经营；如果监管当局选择监管，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最优策略是合法经营。显然，互联网金融企业不存在占优策略。同样，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选择合法经营，监管当局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管；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冒险选择违规经营，由于假设监管当局很看重其声誉，因监管不力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故-W

进一步讨论此博弈的混合策略均衡。假设监管当局不监管的概率是p，互联网金融企业合法经营的概率是q。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L、r与p呈负相关，F与q呈正相关，而C与q呈负相关。若监管当局想减少监管的概率，即增大P值，就应该设法减少互联网金融企业违规经营所获得的收益L和其因声誉下降后所获得的收入r。若要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提高合法经营的概率，即增大q值，就应该提高因其违规而遭受的罚款F，减小监管当局的监管成本C。

三、模型的拓展――无限期博弈

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和监管当局的一次博弈进行拓展，讨论无期限博弈。在长期经营过程中，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策略空间包括合法经营、违规经营、创新经营（在规则内创新，不违反法规）。而监管当局的策略空间依旧是不监管和监管，这里的不监管并不是绝对的放任自由，只是相对的宽松监管。假设互联网金融企业创新经营所获得的收益为T，令R

比较（1）式和（2）式，尽管前者在第n期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L，但以后各期只能获得更少的收益R，由于是无限期的，故（2）式>（1）式，则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最优策略是一直选择创新经营，因而，监管当局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管。所以（不监管，创新经营）是此无限期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策略。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只有取得监管当局的信任，才能避免监管当局过分严格的监管。拥有相对比较宽松的市场，有利于金融创新活动，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

四、结语

任何市场，创新永远走在监管之前。监管的艺术在于既不限制市场的创造力，又能敏锐地嗅到新的市场风险而防患于未然。基于以上分析，在此提出以下几点措施：

1.实施联合监管、加大处罚力度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的新领域，传统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体系显然无法跟上其创新的步伐。因此，要打破行业监管的藩篱，实行联合监管，并且要促进监管信息共享，降低监管的成本。

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违规行为缺乏震慑力，使得违规收益大于违规成本，在企业追逐利益的驱动下，容易滋生造假行为。因此，对于违规经营的企业，应当加大处罚力度，以儆效尤。例如2013 年11 月，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因规则遵循瑕疵，对一家全美连锁小额贷款公司发出1.9亿美元的巨额罚单。

2.制定准入门槛，明确交易规则

当前，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单纯的追求业务拓展和盈利能力，采用了一些有争议、高风险的交易模式，忽视由此带来的潜在危机。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当务之急，要完善资质管理，比如制定门槛，让让资产规模足够大，信用评级足够高的会员入场；并借助技术手段进行严格的动态管理，建立客户身份识别、交易记录保存和可疑交易分析报告机制。德国没有专门针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机构，但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经过德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的检查和评估，只有获得资质证明才可以进入市场。这种抬升准入门槛方式也是变相的提高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安全系数。与此同时，应当制定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交易规则，允许公司在规则内创收，由此可减少其违规经营的获利空间。

3.强化市场约束，加强行业自律

尽管政府的监管具有较强的震慑力，但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违规经营的企业受到惩罚时，往往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就需要引入市场约束的力量，优胜劣汰的市场压力会促使互联网金融企业加强自我约束，采取合法经营的策略。

由于行业协会具有专业性、广泛性、灵活性的优势，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大有可为。于201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建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已经其章程和公约，目的倡导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加入协会的各机构应促进信息披露与共享，防止信誉不佳的借款人游走于各个网贷平台。但商业信息亦是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在商业秘密与信息公开之间寻找平衡点，值得深入研究。

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必须要肯定、扶持和引导；与此同时，应起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其发展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以促进整个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 Electronic finance： a new perspective and challenges [G]. Basel：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01.

[2]牛锋，杨育婷，徐培文.当前我国网络借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西南金融，2013（9）：20-24.

[3]朱.第三方支付机构沉淀资金的权属争议及法律监管[J].武汉金融，2013（12）：6-9.

[4]张松，史经伟，雷鼎.互联网金融下的操作风险管理探究[J].新金融，2013（9）：33-36.

篇3

关键词：金融监管改革；宏观审慎管理；金融消费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9-0026-06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市场风险很快从美国蔓延到欧洲，由于金融机构之间信心缺失导致的信贷紧缩，使以银行间同业拆借为主要流动性来源的英国北岩银行出现了融资困难，在2007年9月14日、15日和17日发生了挤兑风波，迫使英格兰银行对其提供了高达250亿英镑的紧急贷款，最后于2010年2月被暂时国有化。其后，英国一批商业银行遭受了巨额资产损失，最后靠英国政府的巨额注资才免于破产，仅苏格兰皇家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莱斯银行3家金融机构，政府就注资了370亿英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2010年，英国政府为拯救濒临崩溃的金融业，总计提供了超过1.2万亿英镑的援助，金额高于欧洲任何国家。这种大规模的金融救援，不仅引起了纳税人的不满，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英国金融体系在全球危机中的脆弱表现表明，金融监管机构在危机之前没有做到防患于未然，在危机过程中也未能有效发挥危机阻断功能，暴露出英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缺陷：第一，1997年成立的金融服务局（FSA）承担了金融监管的全部职责，但FSA的金融监管职责主要集中在微观审慎监管层面，没有从宏观层面对金融体系进行总体监测，未能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第二，英格兰银行名义上有监管职责，但失去了对金融机构的具体监管权力，政府也没有赋予其履行监管职责的相应工具，使其对金融体系总体风险的感受力和控制力下降，导致英格兰银行的法定权力、履职工具和其承担的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不相匹配。第三，英国财政部在“三方共治”的监管体制中处于领导地位，但它离金融市场较远，不直接接触金融机构，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感受较为迟钝。在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向问题金融机构的注资救援方案又必须得到财政部的批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格兰银行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责。第四，在履行金融监管职责过程中，英格兰银行和FSA均各自向财政部汇报工作，FSA发现个体风险后并不向维护金融稳定的英格兰银行报告，导致FSA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和沟通。上述缺陷的后果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体系累积的风险不能及时、准确识别和判断，降低了监管部门携手应对危机的能力。

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英国金融监管改革

英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极其严重，因而成了金融监管改革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2009年7月，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公布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由此拉开了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序幕。而且保守党上台执政后，更是连续推出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见表1），英国也成了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从2007年到2012年，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修补，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为弥补监管漏洞，自2007年开始，英国颁布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的法案和条例，力求对存有缺陷的监管体系进行修补。2007 年10月，英国成立了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宣布加强对冲基金的监管，并于2008 年1月了《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在加强信息披露、强化资产估值管理、构建风险管理架构、健全基金治理机制等方面做出了相应规定。为解决北岩银行挤兑事件引发的存款保护问题，财政部了《金融稳定和存款者保护：强化现有框架》，旨在建立存款者保护的特殊解决机制，维护金融稳定。

2009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2009年银行法案》，主要内容有：规定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和所处的核心地位，授权英格兰银行在危机时可以做出必要的反应；赋予英格兰银行保障金融稳定的新的政策工具，如，授权英格兰银行对银行支付体系进行监控、对问题银行的流动性采取支持措施、在流动性政策操作中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如采取非公开的方式秘密进行）。为了强化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权限，《法案》授权在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下面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C），与英格兰银行原有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平级。该委员会由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主席）、两位副行长及4位英格兰银行非执行理事组成。FSC的主要职责是识别和判断金融风险的性质，关注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制定和实施金融稳定战略。《2009年银行法案》为此后的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确立了指导原则，但该法案力求在“三方共治”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因而对原有的监管体制未能产生实质性触动。

2009年7月，英国财政部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其目的是将《2009年银行法案》中规定的原则具体化。白皮书提出，为了加强金融监管应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Council for Financial Stability，CFS），取代之前的用于协调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FSA金融政策的“三方常务委员会”。CFS的工作重点是协调三大监管部门的关系，分析和调查英国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并采取行动。CFS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并考虑需要采取的行动，CFS定期系统性风险分析报告。

白皮书强调，通过加强FSA的监管执法来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危害，包括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通过改革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市场透明度和采取其他激励措施来强化市场纪律约束。白皮书提出，在控制系统性风险方面，FSA应与英格兰银行共同工作，把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白皮书出台后，有分析认为其内容过于保守，未触及到金融监管体制中的深层次问题。实际上，因为“三方共治”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工党执政时期建立起来的，其最初的方案就是前首相戈登·布朗在担任财政大臣时制定的。工党政府虽有改革的愿望，但并不想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监管体制推倒重来，甚至在改革方案中，还有强化FSA监管权力的味道。2010年，工党在英国大选中失利，保守党上台执政，白皮书随即被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所取代。

（二）对金融监管体制彻底改革，构建保障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机制

2010年5月，英国政权更迭。卡梅伦政府反对“三方共治”的金融监管体制，大力推行更加彻底、系统的金融监管改革。2010年7月，英国财政部公布了《金融监管新方案：认识、焦点和稳定》白皮书，提出对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以中央集权取代“三方共治”，其中包括撤销FSA，金融监管职能由英格兰银行统一行使。白皮书提出，在英格兰银行内部成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FPC），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在FPC下面设立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PRA）和消费者保护与市场管理局（Consumer Protec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PMA），PRA主要负责对商业银行、投资机构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CPMA主要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维持公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2011年6月，英国财政部了《金融监管新方案：改革蓝图》白皮书，在坚持《金融监管新方案：认识、焦点和稳定》所确定的改革原则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白皮书认为，英国在“三方共治”的监管体制下，3个部门共同对金融稳定负责，但这种制度安排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因此提出了以保障“金融体系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改革计划。

2012年12月，英国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该法案于2013年4月1日正式生效。《法案》对英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新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3个独立机构。同时撤销英格兰银行已设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已经设立的消费者保护与市场管理局被FCA所取代。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如图1所示。

在英国金融监管新框架涉及的6个部门中，英国议会负责制定金融监管立法框架，并授权和责成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设定金融监管框架并履行监管职责。财政部负责设定金融监管框架，领导英格兰银行，对动用公共资金进行金融救援的计划作出最终决定。英格兰银行直接领导内设的金融监管机构，防范金融风险，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维护和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FPC负责识别和监控系统性风险，向PRA和FCA发出指示和建议，指导它们采取措施消除各类金融风险。PRA负责对商业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FCA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促进金融机构公平竞争，增强公众对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的信心。

三、英国新金融监管框架中的职能安排

（一）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的组成、地位与职责

由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暴露出英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的诸多缺陷，特别是宏观审慎管理严重缺失。宏观审慎管理应致力于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分析、监测、防范和控制来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超越过去那种着眼于单个金融机构安全和稳健的微观审慎监管理念。FPC的设立正是为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弥补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方面存在的漏洞。

FPC以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下设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直接领导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局（FCA）。FPC由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主席，成员包括英格兰银行副行长、金融行为局总裁、2名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财政大臣任命的4名外部成员，以及1名不享有表决权的财政部代表。

FPC的主要职责是分析、监测、识别和判断系统性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对系统性风险加以防范和消除，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抵御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FPC将主要履行以下方面的职能：一是全面监控英国金融体系，发现影响金融系统稳定的因素，识别和评估系统性风险。二是向PRA和FCA发出具体的监管指示，指导它们有效开展监管工作。三是向英格兰银行、财政部、PRA、FCA就各自行使监管职能的有关事项提出政策建议。四是编制并英国的《金融稳定报告》，全面分析英国金融业存在的潜在风险以及应采取的防范和化解措施。FPC职能的履行及工作成果将主要以建议、指示和报告的形式出现（见表2）。英格兰银行可以在征得财政部同意后安排FPC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总体来看，FPC是英国金融监管框架中的一个强大机构，有权在金融体系内监测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和积累情况并采取相应行动。有专家认为，创设FPC是英国政府保障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石。

（二）审慎监管局（PRA）与金融行为局（FCA）的组成、地位与职责

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局（FCA）是将FSA拆分后设立的。PRA设在英格兰银行内部，为英格兰银行的附属机构，但业务独立操作，主要负责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的审慎监管。FCA设在英格兰银行外部，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对议会和财政部负责，同时接受FPC的指令和建议。

1. PRA的组成、职责和监管目标。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附属机构，以英格兰银行子公司的形式存在。其主要职责是对存款机构、投资机构、保险机构、房屋信贷互助会、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共2000多家）进行审慎监管，从而消除监管职责不清和监管漏洞问题。在人员构成上，PRA主席由英格兰银行行长兼任，总裁由英格兰银行主管审慎监管的副行长担任。PRA设立管治机构（governing body），成员包括主席、总裁、主管金融稳定的英格兰银行副行长、金融行为局总裁和其他成员。

PRA既作为微观审慎监管者，又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执行者。PRA的主要职责是：（1）对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2）制定被监管的金融机构有关行为的绩效规则。（3）通过为金融机构提供授权的方式对各类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活动进行监管。（4）批准相关人员在金融机构内部履行特定职责。（5）向被监管机构收取费用为PRA的监管活动融资。

PRA的监管目标包括一般监管目标和保险监管目标。一般监管目标是促进所有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保险监管目标则是确保投保人享有适当程度的保护。PRA作为审慎监管机构，通过对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来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把由任何金融机构倒闭所引起的破坏性影响降到最低。这一目标将支持PRA采取可信及适当的方式开展金融监管活动。PRA有责任为FPC的宏观审慎评估提供被监管机构的相关信息。《金融监管新方案：改革蓝图》白皮书规定，为适应未来业务的发展，财政部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命令的形式为PRA设立新的目标。

PRA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将采取“判断导向”式监管方法，即在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时既坚持基本规则，又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判断导向”式监管方法将集中体现在对金融风险的前瞻性分析、准确的定性判断和及时有效的处置，在必要时PRA可以通过主动干预措施来化解金融风险。

2. FCA的组成、职责和监管目标。金融危机后，英国议会、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达成的共识是，将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和市场行为监管由一个机构来完成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两类监管需要不同的规则和方法。因此，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单独设立了FCA，由其负责市场行为监管，以此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FCA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运作，设在英格兰银行外部，董事会主席和总裁由财政部任命，金融政策委员会的主要行政长官进入FCA董事会，董事会中的非执行董事由财政部任命，营运资金则由金融服务行业提供。FCA设立管治机构，其成员包括FCA主席和总裁、英格兰银行负责审慎监管的副行长、国务大臣和财政部共同任命的两名成员以及财政部任命的其他成员。

FCA的战略目标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提升公众对金融服务业的信心。除了战略目标，FCA还有3项操作目标，即消费者保护目标、增强金融体系的健全性目标和促进市场效率和选择目标。在与其战略目标和操作目标相容的条件下，FCA在履行职能时还应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金融监管新方案：改革蓝图》白皮书赋予FCA以下权力：（1）如果FCA认为某个金融产品可能对消费者利益造成重大损害，那么FCA有权迅速采取行动。（2）FCA可以要求有问题的金融产品更改其属性，或者阻止该产品进入市场。（3）当FCA认为某个金融产品有可能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时，有权采取行动阻止该产品的发行。（4）FCA有权对违规披露信息的机构和个人发出警告。（5）FCA有权对批发交易行为和批发交易市场进行监管。（6）FCA有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部分权力，这种监管权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保荐人的监管；二是要求证券发行人向FCA提交相关报告，并且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金融监管新方案：改革蓝图》白皮书对FCA与PRA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也作出了相应规定：FCA在出台具体的商业行为监管规则前，应向PRA进行咨询，以便考虑该法规出台后可能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PRA和FCA都有权制定相应规则，适用于各自管辖范围内的被监管机构。当涉及双重监管机构时，针对同一机构中的相同功能，双方都会制定规则。为了确保监管的一致和协调，《白皮书》规定，PRA和FCA在制定各项规则之前应相互协商，若协商不能取得一致，可以向FPC提出咨询，由FPC做出最后决定。

四、启示与借鉴

全球金融危机后，英国启动了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搭建起了新的金融监管框架。虽然这一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尚待进一步观察，但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中央银行监管权限和地位、强化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理念，值得我国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过程中关注与借鉴。

（一）在金融监管中必须将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机结合

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架构。微观审慎监管是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不仅为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信息来源及决策支持，同时也是宏观审慎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针对系统性风险防范和控制的宏观审慎管理，强调的是监管部门要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理念，从整体上分析、监测和防范系统性风险。英国政府认为，原有的“三方共治”的协调机制难以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所以果断地将FSA的监管职能全部交回给英格兰银行，统一由一个部门来行使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职能。

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行三会”分业金融监管模式，积极进行了金融监管协调方面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目前来看这种监管体制是基本适应我国情况的，短期内不需做大的调整。但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部门应增强宏观审慎意识，建立本行业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对本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评估、防范和控制应贯穿于日常监管工作之中，并为金融体系层面的风险评估提供支持。当然，宏观审慎管理水平的提高单靠任何一家机构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建立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跨部门机构。建议由国务院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监测和评估我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对涉及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决策，并促进中央银行与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有效合作。

（二）加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

英国经过此轮金融监管改革，英格兰银行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履行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职能集于一身，金融监管地位明显提高，监管权限显著扩大。从历史上看，各国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价格稳定方面，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逐渐淡化。在英国，英格兰银行自1997年后就失去了审慎监管的权力，金融稳定职责的履行也没有相应的政策工具做保证。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即系统性风险管理的严重缺失，而传统的金融监管只注重机构层面的微观审慎监管，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就宏观审慎管理取得了两点共识：一是必须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角度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二是宏观审慎管理要求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有整体的把握和认识。由于其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深刻了解和全面掌控的专长，以及货币政策与系统风险防范的紧密联系，中央银行最适合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英国的此轮金融监管改革，将金融政策委员会、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局均设置在英格兰银行内部，此举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管理权力集中由英格兰银行统一行使，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定。

从我国的情况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三大基本职能，但是，由于缺乏其他法律法规支撑，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往往只限于银行业。既使如此，也由于受法律授权的限制，缺乏有效的监管工具而难以得到落实。如果从防范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角度考虑，应当确立中国人民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权威，在立法层面，提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地位，扩大其宏观审慎管理权限，允许中国人民银行使用更多的系统性风险监测、识别与防范政策工具。在目前分业监管的情况下，则应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三会” 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并参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工作构架。

（三）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认识到，在金融发展中如果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忽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势必会破坏金融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将影响到金融业的稳定。因此，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各类金融交易活动中，与金融机构相比，金融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减少并防止消费者在交易中利益受到侵害，监管部门应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增强公众对金融业信心、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基石。英国在新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专门设立了金融行为局，履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平开展金融交易活动职能，确保金融机构在交易活动中不能轻易侵害客户利益，从而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护。这是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创新点之一。

目前，我国涉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条款分散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物权法》、《储蓄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但上述法律和法规都是在部分条款里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作出一般性规定，并没有一部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因此，应在相关法律修订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章规定，明确金融消费者的含义，增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原则、维权机构的职责、纠纷解决途径等内容。目前我国对金融消费者具有保护职责的机构，主要是消费者协会和金融监管部门。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快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步伐，2012年，继保监会设立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证监会设立投资者保护局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也相继成立了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专职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在此基础上，应赋予这些机构取证、调查、调节和处罚等方面的权力。接受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投诉建议，及时处理违规机构，并对投诉案件总结分析，查找制度缺陷，逐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建设，推进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HM Treasury.2009.Reforming Financial Markets [R].Consultation Paper.

[2]HM Treasury.2010.A New Approach to Financial Regulation：Judgement，Focus and Stability [R].Consultatio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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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全球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各国关注和竞争的焦点。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参与国际分工能力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面对新形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服务贸易;政策；选择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参与国际分工能力的重要举措。当前，全球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各国关注和竞争的焦点。加快服务贸易发展，进一步发挥服务贸易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我国面对新形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一、发展务贸易急需更好的政策环境

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未来几年服务贸易发展的目标：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目标是4000亿美元，年均增长20%；力争提高服务贸易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稳步提高。

（一）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1.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政策选择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把发展服务业上升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为发展服务贸易创造了基础条件。

2.世界经济结构形成以服务经济为高端，以发展服务贸易为重点，以服务业加快转移重组为特点的新形势

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制造经济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过程，全球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货物贸易的增长，国际投资更加倾向于服务业等因素，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以服务外包和承接服务外包为重点，将推动世界服务贸易稳定快速增长。

3.我国近几年服务贸易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面临着加快发展的最好时机

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达12165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位于全球的第七位和第五位，其中出口超过意大利，进口超过法国和意大利。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全球占比分别为37%和42%。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各国对中国的开放，将使中国的服务贸易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机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部分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加快发展，出口增速正在赶超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已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

（二）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还占据着主导地位

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5%以上，其中美、英、德三国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30%左右。很多发达国家制定了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建立了完善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立法机构、主管部门、中介机构有机协调。发达国家利用其服务贸易水平领先的优势，通过各种多双边谈判要求世界各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服务贸易的国际规则，成为WTO新一轮谈判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谈判的主要议题。在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越来越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服务贸易也处于世界服务贸易的高端，创造了较高的价值和附加值，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2.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日趋激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服务贸易整体出口竞争力逐步增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尤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与离岸服务贸易的能力迅速提高，使服务贸易的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变化和调整，成为当今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转移中一个新特点。

在服务贸易全球自由化的大趋势和全新的开放环境下，我国服务贸易仍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仍比较落后，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着层次低、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不足、服务贸易部门结构不平衡、市场和地区发展过于集中、统计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亟待完善等问题。这与发达国家和世界整体水平，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国家的战略目标实现都有较大差距，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各方面的要素资源，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二、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选择

总结近几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做法，分享发达国家发展服务贸易的经验，把发展服务贸易上升为国家战略，制定并实施推动其加快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善服务贸易结构，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能力，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是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和产业调整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一）研究制定更高水平的全国和地方服务贸易发展规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2006年我国出台了服务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对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重要推动和引导作用。为了满足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迫切要求，需要尽早研究制定国家“十二五”时期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提出新的更高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保障。我国必须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战略思维研究和制定规划，根据近几年服务贸易规模速度显著扩大的实际，确定快于“十一五”期间发展的目标。建议到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7000-8000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以上，使服务贸易出口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显著提高。同时，应提出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方向和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与此同时，组织各地根据国家服务业发展主要目标，研究制订本地区服务业发展规划。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适当提高服务贸易发展目标，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服务贸易能力，服务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应先于全国和各地综合规划，力争在国家和地方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将服务贸易作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工作任务。

（二）研究制定更加优化的发展服务贸易指导目录

目前的国家产业发展目录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上，应该根据贸易结构调整的需要，抓紧细化、完善服务贸易发展指导目录，明确行业发展重点及支持方向。要根据服务贸易所具有的特殊性，针对其离岸贸易的可贸易、跨度大、领域广、以创意和高技能、高知识的特点，分门别类地调整和完善服务贸易相关的产业政策，认真清理限制服务贸易产业分工、业务外包和承接服务外包等影响发展的不合理规定，逐步形成有利于发展服务贸易的产业政策体系。在国家“千百十”工程的基础上，具有发展基础和经验的地方，要立足现有基础和比较优势，制订并细化本地区发展服务贸易的指导目录，突出本地特色，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使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形成几个象印度班加罗尔那样的服务贸易基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中部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在“腾笼换鸟”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中，应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重要战略。通过服务贸易产业指导，促进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提高我国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运输、旅游等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水平，促进出口继续扩大。提高计算机信息服务、通信、保险、金融、文化创意、专有权使用费、特许费、咨询、广告等新兴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力争到“十二五”末期服务贸易达到进出口平衡，改变我国长期处于服务贸易逆差的局面。

（三）研究制定更为开放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顺应世界范围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推动服务贸易多层次发展，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水平，就必须使服务贸易领域形成更加开放的格局。修改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基础上扩大服务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利用外资规模。吸引包括新建、并购、风险投资在内的多种服务业跨国投资，扩大在通信、保险、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文化创意和商业领域利用外资的规模，带动我国服务水平整体提高，国际服务外包承接业务量明显增加，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开拓能力大幅提升。提高已经建立的国际服务外包基地规模和水平，引导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培训中心，向我国大规模转移服务外包业务。吸引外资能力较强的地区和开发区，要注重提高层次和水平，积极向研究开发、现代流通等领域拓展，充分发挥集聚和带动效应。

要加快实施服务贸易“走出去”战略，推动以商业存在模式为主的服务贸易发展。为发展开放型、走出去的服务贸易创造良好环境，研究采取具体措施，为服务企业“走出去”和服务贸易出口服务。一是积极发展境外服务贸易集群或合作区。鼓励发展贸易采购分销、物流航运、研发设计、远洋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信息咨询、人力资源、留学居住、休闲旅游等境外服务，形成几个境外中资服务企业集群或服务贸易合作区。二是有序促进自然人移动模式下的服务贸易出口。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密切跟踪国际市场需求动态，鼓励中医药、中餐、汉语教育、文化、体育、对外承包工程等领域企业和专业人才“走出去”提供服务，扩大医护人员、律师、教师、厨师、农技、建筑、制造、空乘、海运、医护、农林牧渔等领域人员外派规模。三是加大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服务业贸易在国外提供服务的能力。顺应科技进步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稳步扩大信息产业、教育、生物、环保、计算机、电信、金融保险、法律、现代流通、旅游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出口。增设境外经营网点和分支机构，获得国际知名品牌、先进技术以及营销网络，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四是鼓励优势企业到境外设立机构。以优势服务业和大型企业为依托，鼓励各类有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到境外从事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管理、电子信息、旅游、教育、文化传媒和中介服务。五是国家各部门应尽快形成支持保障服务，提供各方面帮助。纳入国家有关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并尽快简化出入境手续。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国内有条件的金融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我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服务贸易竞争提供金融支持，对软件、流程外包等服务贸易等出口开辟进出境通关“绿色通道”。

（四）研究制定更为有力的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政策

着眼于全面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构建充满活力、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服务贸易发展格局，就要认真研究制定促进和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政策，象当年支持货物加工贸易一样支持服务贸易。

1.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应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和支持服务贸易发展，借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采取适用于服务贸易的税收鼓励政策。按照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支持服务贸易企业进行服务产品的研发，企业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按有关政策规定享受所得税抵扣优惠。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展鼓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所得税、营业税政策试点的基础上，应尽快扩大软件开发、信息技术、知识产权服务、工程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鼓励类生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在服务贸易领域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试点，促进自然人移动模式下的服务贸易出口，对吸收就业多、不占用资源和无污染排放的服务贸易企业，应按照其吸收就业人员数量和创造服务贸易的贡献给予补贴或所得税优惠。对国家鼓励发展的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内的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进口自用设备及其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2.实行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城市规划和土地政策

根据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城市规划和调控土地规划计划时，应对发展服务贸易留有充分的空间，年度土地供应要适当增加服务贸易发展用地，特别是保障国家级服务贸易承接基地的用地。各地区制订城市总体规划也要充分考虑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需要，中心城市应逐步实行土地上的产业替代，迁出或关闭市区污染大、占地多等不适应城市功能定位的工业企业，退出的土地优先用于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支持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单位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传统商业街等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兴办信息服务、研发设计、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服务贸易。

3.加大金融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

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改进对符合国家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的服务贸易企业的金融服务，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开发适应服务贸易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等多渠道筹措资金。修订和完善有关股票、债券发行的基本规则以及信息披露制度，要充分考虑服务贸易企业的特点。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该优先得到支持和批准。各类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给予货物贸易同等便利，改进服务贸易企业外汇管理，保证合理用汇。抓紧建立中小服务贸易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地方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要给予服务贸易鼓励类企业重点资助或贷款贴息补助。加大技术引进和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在业务范围内应积极开展涉及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贷款业务。保险公司在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为服务贸易出口项目提供保险支持。简化服务贸易对外支付手续，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境外投资。

4.加大财政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在继续安排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的基础上，根据财政状况及服务业发展需要逐步增加，重点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和完善农村服务体系。整合服务领域的财政扶持资金，综合运用贷款贴息、经费补助和奖励等多种方式支持服务业发展。加大对国家级软件出口基地和产业基地的资金投入。中央预算内投资要加大对规划内重点服务业项目的投入，同等情况下优先支持服务业项目。有关部门应利用现有渠道继续加大对服务贸易出口的资金支持。鼓励国外资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加大对发展服务贸易的投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地方政府也要根据需要安排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引导资金，有条件的地方要扩大资金规模，支持服务业发展。

5.加大对服务贸易领域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实施服务品牌带动战略，培育发展知名服务贸易品牌，达到国家有关规定的和市场认知程度的，应将其纳入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等国家有关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大力支持服务贸易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设，鼓励企业注册和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标。鼓励服务领域技术创新，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抓好服务贸易、现代服务业发展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重大项目。建立一批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产品测试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批技术研发中心和中介服务机构。对服务贸易领域重大技术引进项目及相关的技术改造应提供贷款贴息支持，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活动应提供研发资助。在政府采购中，应优先支持采用国内自主开发的软件等信息服务，进一步扩大创业风险投资试点范围。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交易活动，符合规定的应享受创业投资机构的有关优惠政策。鼓励服务业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进行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

三、抓紧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工作

（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化统计体系

科学有效地开展服务贸易统计工作，为国家制定服务贸易政策提供数据信息服务。加快建立科学、统一、全面、协调的服务贸易统计调查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完善服务贸易统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建立政府统计、行业统计、企业统计和社会抽样调查互为补充的服务贸易统计调查体系，健全服务贸易统计信息制度。建立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建设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系统、权威统计数据和深入开展服务贸易统计分析，为国家制定服务贸易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

（二）建设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系统

建设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系统，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工作。要通过开展服务贸易进出口运行状况的分析，掌握服务贸易发展的总体趋势；开展分行业的国内外服务贸易状况分析，引导服务贸易结构及时调整和优化升级；进行企业发展和运行态势，及时调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确定新的政策选择；对于双边服务贸易和多边服务贸易的统计分析，把握服务贸易国别（地区）市场发展的重点。建立全口径、多层次的、实时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其价值不在于数据堆积，而在于数据库的分析产品的生产。目前，商务部已经不定期服务贸易进出口分析报告、行业分析报告和国别（地区）市场分析报告等，对推动服务贸易起了很大作用，随着国内外服务贸易统计信息的收集、展示、预警、分析与构建基础性平台的建立，我国服务贸易统计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服务贸易信息资源必将得以较好地开发与利用，为国家制定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交流与谈判提供数据支持。

（三）加快推进服务贸易政策透明化

建立更为完善和迅捷的服务贸易信息服务体系，使服务贸易政策透明化，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条件。建设和提高服务贸易指南网站的水平，为国内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和海外进口商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特别是适时公开、公布和解读服务贸易政策。应建立以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驻外使领馆为主体的境内外服务贸易支持网络和服务支持体系，为中外服务贸易企业的交流合作提供信息服务和必要的政策支持。这些网络支持和服务支持体系，要向所有服务行业、企业和自然人公开，使在世界各地的服务贸易经营者，都能获取最新的和准确的政策信息。

（四）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服务贸易标准化体系

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必须抓紧研究制定符合国际标准和惯例的服务贸易标准体系，提高标准的整体水平和透明度。制定服务贸易标准，重在引导我国的加工贸易形成先进的经营方式、先进适用技术、管理理念和经验，要充分借鉴和利用境外在服务贸易中的经验和做法，加快形成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开展国际安全认证、质量认证、环保认证等标准。同时，鼓励企业从国际上获得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资格，为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