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穷达以时》所记，当有较确实的历史事实依据；关于其基本内容的记述，大略相同地被编入多种早期儒家文献中（有历史新引据被补入）。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整理者指出：“其内容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7、《说苑·杂言》所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答子路的一段话类似，与后二书所载尤为相近。”[2]此外，《吕氏春秋·慎人》、《风俗通义·穷通》等也编入了基本相同的内容。

魏明帝时李康著有《运命论》[3]，性质不同于汉前各种汇编的文献，但却是系统论述儒家运命论思想的专门研究著作；不仅如此，《运命论》采取的具体论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也完全扣合于《穷达以时》。《运命论》对一些基本概念的阐释较《穷达以时》本文更为详细清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孔子本人和《穷达以时》的运命论思想。

作为儒家重要的思想文献，《穷达以时》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概括出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等命题，其中的核心概念“时”，其实是儒家思想从天命论折入人性论的关键，在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今试以上述文献为基础对此概念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穷达以时》：“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分析整篇《穷达以时》思想，可以知道这里的“天人之分”，并不是《荀子》强调的“天人相分”。《穷达以时》的“分”不是“分别”之意，而是指天人各有其所承当的职分。《礼记·礼运》郑玄注：“分犹职也。”郭店楚简《语丛一》：“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天所为”、“人所为”就是其职分，也就是天人之分。《鶡冠子·兵政》：“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也是强调这种职分。《穷达以时》中的“天”既不是主宰之天，也不是自然之天，而是运命之天，《穷达以时》是儒家运命论思想的重要著作。

从商代到周末，主宰之天渐让位于运命之天，天命论思想渐为运命论思想替代。运命不同于天命，天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而运命背后却没有明显的意志与目的。

商代人的观念为宗教信念所占据，他们认为，人的一切完全决定于外在的神，也就是天、帝。周人以蕞而小邦一朝克灭承继天命的商王朝，周公等分析其中原委，认定天命会有转移，如果得天命统治天下者不修其德，他人就会革其旧命，而另获天命成为新的天下统治者。周初人面对不久前的历史由此就产生了忧患、敬德、命哲的思想，终于在绝对信仰的宗教情感外，培养出了由人自己承当责任的人文意识。“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天不可信”（《尚书·君奭》）思想越益发展，到了西周末年，《小雅》诗中充满对天的诅咒，人格神的天的权威瓦解，主宰之天转向运命之天。

孔子对于天的态度比较宽松，他所说的天有主宰之天，《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子罕》；“吾欺谁，欺天乎。”《雍也》：“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也说自然之天，《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还说运命之天，虽然孔子对运命之天的正面解释可能并不多。《论语·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但孔子相信自己在五十岁之后已经“知天命”。《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运命之天落于人，就是死生、穷达。现实之人有生老病死，有富贵、贫贱，这是人的运命。人的运命和天的运命是同一的。孔子五十岁而知天命，他已经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运命之天落于社会国家，就是统一和分裂，治理和战乱，社会国家的运命和天的运命也是同一的。《运命论》：“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这里的运、命、时其实都一样是指运命。

穷达以时，人的运命也称为时。对于人而言，运命既有死生绝对的存在方式，也有穷达变化之时。《庄子·秋水》：“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时也就是变动不居的时间；对于处于穷达变化中的人而言，是时机。《穷达以时》：“遇不遇，天也。”《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7大致相同的一段中表述为：“遇不遇，时也。”《荀子·宥坐》：“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韩诗外传》卷七：“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时也。今无有时，贤安所用哉？”

《穷达以时》的“天人之分”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孔子的思想中，人又如何能够承当起自己的运命呢？

《论语·颜渊》：“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子夏所闻，应该还是来自于孔子，难道孔子真是听凭完全外在的运命而不主张人的努力修行的吗？当然不是，子夏这里仅仅是讲到了作为运命而存在的天、命，至于人对于运命的承当和把握，其实为孔子及其后学所特别重视。

“穷达以时”，生死只是表明人的客观存在状况，关系于此的“时”因此还是外在的运命。《运命论》：“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所谓贵贱，当然可以指社会阶级身份的区分，但也可以是指品德的区分，孔子困于陈蔡时向弟子强调的正是这面对困境时的人的品德力量。孔子用自身的品德修为来面对穷达之时，赋予了人对于运命的主动。

“时”即是变化的客观形式，也是人关于变化的观念，是人对于年月日夜变化的认识，因此“时”是个主客观相合的概念。孔子将流水比时间，《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流水永逝不回，流逝而去的时间就是历史。

对当下“时”的判断因人而异，人因此做出自己对于时机的选择。孔子认识到，人的品德能够决定人对“时”作出的判断和选择，人的这种判断和选择反过来就决定了人自己的将来。时变动不居，人应时而动，这是因为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天道以阴阳日月而变化，人道顺之变化。人的品德因为不断的修养而与时俱进，人不断反思自身修养对应过去之时的变化，从而能够知道当下之时，因为知时所以对变化之时就能不断做出新的判断和选择。因此如果人通过自身的修养努力，在变动的时间中能够保持品德，就能知时从而主动地把握运命之“时”，掌握自己的运命，成为命运的主人。这种能够不断修养品德而知时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孔子不以社会身份地位而以人的内在品德区分人；并以人内在品德的修为作为人对于运命的主动进取。

孔子用君子、小人来区分人的品德。根据《论语·卫灵公》，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子路等弟子所谈论的中心是君子、小人在穷困面前的不同。《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因为孔子非常不满其时的世道，所以君子知时而不屑闻达于这种世道之中，只能“固穷”。

君子、小人是完全对立的品德区分，孔子从许多角度示例了他对君子、小人的区分。

《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里仁》：“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述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孔子对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宪问》：“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卫灵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君子、小人之分是对立品德之分，而不是社会身份之分，《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区分君子、小人两种对立的品德有没有标准？这个标准是否客观？就现实存在的完整社会我们能够客观地根据一个人的财产、职位等来区分他的社会等级，但是区分人心品德的标准却无法做到客观。孔子所评判的品德并不是当下时的存在，而是历时变化的过程。孔子评判人的品德，区分品德完全对立的君子、小人，用的是来自历史的经验和知识。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弟子讲述就是历史，孔子以历史的经验知识解释运命。（这种做法被不断延用，李康《运命论》就有意识地大幅例举了孔子本人的例子。）但历史的举证总是被选择的，历史因为有无限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具体事实，所以历史是永远无法自足证明结论的，对历史的认识始终建筑于个人当下价值观判断的基础之上。孔子以周代尊卑等级的礼制为标准，孔子对德的评判摆脱不了成王败寇的历史功利主义。孔子用过去历史作为校正自身修养的坐标，从而达到的君子知时而把握命运时机的设想因此是受制于历史主义的思想。

君子知时，君子能够判断并选择时，从而在变化之中把握自己的运命；穷达以时，君子因为知命所以能够泰然对待穷达。孔子认为，对于现实的贫富，君子能够做到贫而不谄，富而好礼。君子安贫之关键在于其所追求的是道。天道是和人道一致的，所以人的德应该顺应天道。君子修德，所以天道行则其命贵，天道废则其命贱。君子追求天道修德而知天命，君子的穷达运命因此是和道连在一起的。对于国家的有道或无道，君子应该保持其鲜明的态度。孔子不满于当时的社会，认为处于无道乱世的君子固穷。因为孔子的国家社会学说建立在尊卑等级的西周礼制上，所以孔子评判的有道无道以是否符合这套礼制为标准。

孔子说自己五十岁而知天命。君子知时，故能判断并选择时机，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小人则不知时而行险徼幸。

《尧曰》：“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与《穷达以时》同样出自子思学派的《中庸》曰：“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因为知时，君子所以能够泰然对待穷达。

《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毁誉在旁，听之弋，毋之白。”[4]《荀子·宥坐》：“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家语·在厄》：“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韩诗外传》卷七：“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运命论》：“圣人处穷达如一也。”《运命论》：“然则圣人所以为圣人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

对于现实的贫富，君子能够泰然处之，贫而不谄，富而好礼。孔子对学生颜回在这方面的修养尤为赞赏。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安贫可贵，孔子强调君子之所以能够安贫关键在于其追求的是道。

《论语·里仁》：“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宪问》：“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泰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天道是和人道一致的，所以人的德应该顺应天道。君子修德，所以天道行则其命贵，天道废则其命贱。君子追求天道修德而知天命，君子的穷达运命因此是和道连在一起的。

《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孟子·离娄上》：“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运命论》：“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道之废也，命之将贱也。”

对于国家的有道或无道，孔子坚持君子应保持其鲜明的态度。

《公冶长》：“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宪问》：“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问》：“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本人深深不满于其所处时代社会，以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征伐僭越，他提出克己复礼，梦想的是恢复周初的礼乐盛世，他还四处奔走各诸侯国并广招学生以求宣扬自己的学说。孔子的国家社会学说建立在尊卑等级的西周礼制上，因此孔子认为的天下的有道无道以是否符合这套礼制为标准。《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春秋时人热衷于通过研究“数”来知道运命，孔子却从卜筮书《周易》中发掘出全新的内涵。孔子超越了他的时代，强调应该通过修德来把握自己的运命。马王堆帛书《要》：“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囗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马王堆帛书《要》：“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的学说思想深受《周易》的影响。《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周易》贵时。《周易》是命运卜筮之书，讲的就是变化，变化也就是时，一卦有一卦之时，一卦之中又有初、二、三、四、五、上各爻的变化。所以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时”的观念即来自于人最初对天道的认识，即人对于年月、昼夜、晦朔变化的观念。《周易》对人的要求，一切以时为转移，没有绝对的吉凶悔咎。

孔子融会贯通了《周易》的思想，孔子思想的内在基础是对时的把握。吕绍纲先生强调说：“仁与义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不过，这个核心是第二位的，它要受前一个核心即时观念的制约。”[5]《易传》中有大量关于时的论述。《蒙·彖传》：“时中也。”《大有·彖传》：“应乎天而时行。”《随·彖传》：“而天下随时。”《遯·彖传》：“与时行也。”《艮·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丰·彖传》：“与时消息。”《彖传》在解释《豫》、《随》、《颐》、《大过》、《坎》、《遯》、《睽》、《蹇》、《解》、《姤》、《革》、《旅》十二卦时特别强调了“时”之义，十二卦内容上都有反面性，但用《易》者如果理解其中的时，把握时之变化，就会有正面的效用。《彖传》即使不是孔子亲作，也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孔子继承了《周易》变化的“时”的观念。

孟子认为孔子本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握“时”。《孟子·万章下》：“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自己说五十岁而“知天命”。《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老而好《易》”，晚年终于把握了《周易》的精髓。孔子困于陈蔡是在鲁哀公六年（BC489），其时孔子63岁，有着丰富历史知识智慧的孔子，在这样的身处困境之际对《周易》的“时”已完全开悟了。

《说苑·杂言》在记述孔子困陈蔡谈穷达这个内容时，比《穷达以时》等其他文本多出这样一段：“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其他各种文本都不载这十分切合情景的一段，孔子困于陈蔡时或许并没有能真正说这话，这段话可能是刘向从与孔子所传《周易》相关的文献中抄入并放在这里的。但孔子困于陈蔡时的处境确实是“穷”，是“困”。另外，有证据表明孔子对《周易·困》确实有自己深刻的认识。

马王堆帛书《缪和》：

缪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有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叴之。是故汤王，文王拘于牖里，〔秦缪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故古至今，伯王之君，未尝忧困而能。曰：‘美恶不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犹其，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此〕之谓也。”

《周易·困》讲的是“困”，但其结果是“大人吉，无咎”，孔子用阴阳变化的天之道来解释正反映了孔子对“时”的深刻把握。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是孔子在《系辞传》中阐述的重要思想。

孔子深刻领悟《周易》贵时的思想，孔子的后学子思学派继承了孔子思想，并理论概括出了《穷达以时》，提出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等基本命题，明确确立了“时”这个儒家运命论思想的核心概念。

君子修养自身，保持品德，从而知时而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在穷困的境遇面前君子能泰然处之。《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君子致力自身修养，不顾旁人毁誉，听到毁恶之言，也不去辩白。《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毁誉在旁，听之弋，毋之白。”君子时刻精进于修养以待时机。《荀子·宥坐》：“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韩诗外传》卷七：“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

《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君子修养品德，分知、仁、勇三个层次。《中庸》所说的三达德完全来自于孔子本人。《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宪问》：“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关于修养品德的知、仁、勇三个层次中的“仁”其实涵盖了孔子提倡的仁、义、礼。所谓仁，是解决己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的爱人。所谓义，是解决己与人在社会中的阶级、政治的关系的。礼是仁、义的外部形式，是社会中尊卑等级的规定。知是对仁、义二者的深刻认识。《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勇是君子修养品德的态度。《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穷达以时》“勇于反己”，从心从庸之字即是“勇”，不当释读为“敦”[6]。

孔子并非不言勇。《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宪问》：“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根据《论语·卫灵公》，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子路等弟子所谈论的中心是君子、小人在穷困面前的不同。《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卫灵公》另外记载的孔子“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语，和《穷达以时》提到的“君子勇于反己”相关，可能也是在当时情景下所说。君子之勇求诸于己。

君子勇于反己，勇就是不惧，君子的不惧特别就是对自己的反思，君子勇于反省自身。《论语·宪问》：“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学生曾子日三省其身也就是勇于反己的功夫。《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君子勇于反己，所以行己有耻；君子勇于反己，所以决不文过饰非。《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君子勇于反己，勇敢反思自身不断的修养对应过去之时的变化，从而能够知道当下之时，因为知时而能主动把握运命之“时”，成为命运的主人。《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君子勇于反己，是儒家内求心性之路，子思、孟子在孔子、曾子开辟的这条内求心性之路上不断深入。“性自命出”、“人性本善”等命题的不断提出，人性论思想成为儒家最可宝贵的思想。因此，“时”的概念是儒家思想从天命论折入人性论的关键。

根据思想的演进，在孔子和孟子之间，我们找到了《穷达以时》的位置。比较《中庸》的前半部分，我们更相信，《穷达以时》确是孟子之师子思思想的真实反映。

《穷达以时》和《中庸》前半部分的思想吻合。但《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却分明是天命论的命定思想。《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孔子是否真的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呢？

答案是肯定的。《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区分君子、小人之外，还存在其他概念。《礼记·礼运》郑注：“大人，谓诸侯。”《左传·昭公十八年》杜注：“大人，在位者。”《周易集解》卷一引荀爽注《乾·象传》：“大人，谓天子见据尊位，临长群阴，德施于下，故曰德施普及。”《春秋繁露·郊语》：“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大人之二说，郑玄主有位者，荀爽主有位有德者。邢昺、朱熹都以为大人是有位有德者，基本上，大人、圣人应该就是同一概念。在《论语》中此外并未出现“大人”，但有“圣人”，《述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又，“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季氏》的“三畏”只是强调了位、德的区分。

大人、君子、小人并论出自《周易》。《革·九五》：“大人虎变”，《革·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孔子不以社会身份区分人，而以对立的品德作为评判人的标准。但是，孔子的区分标准却既如上文所论无法客观，又不是完全的绝对，在以德区分的君子、小人之外，还有着以位以德存在的大人或圣人。因此，孔子从对立品德上区分人的理论还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充足性，等级尊卑的礼制思想制约了孔子。儒家的人性论也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命定论。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历史上有大德的君王尧、舜、禹、文王。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圣人观及其正朔观、夷夏观、兴亡观的背后都是成王败寇的正统论历史命定思想。

周初哲人借助历史的经验智慧推翻了神的权威，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从此兴起；但历史意义的评判是当下价值观的功利性评判，权力更替的历史意义的强调导致历史主义的正统论思想根深蒂固。儒家历史正统论思想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命定论。

儒家运命论思想继天命论而起，认为人有生死、贫富、贵贱的运命。人的运命也就是时。穷达以时，“时”既可以表现为绝对的存在，也可以是相对的变化。人的运命因此既可以表现在绝对的生死状态，也可以是相对的穷达变化。“时”即是变化的客观形式，也是人关于变化的观念。孔子由此提出人通过自身的品德修养的努力，能够知时而主动把握自己的运命。孔子以品德而不是社会身份区分人，君子、小人是对立品德之分。君子修养品德，勇于反求诸己，儒家思想由此折入人性论，《穷达以时》标出的“时”的概念成为这个转折的关键。但是，历史主义正统论思想背景下的周代等级尊卑的礼制观念制约了孔子，儒家从品德上划分人的理论本身既不充足也不客观。儒家的人性论因此也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命定论。

[1] 黄人二《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考释》，《古文字与古文献》试刊号，1999，台湾楚文化研究会。

[2] 《郭店楚简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3] 《运命论》收在《文选》卷53。李善注引《集林》：“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太平御览》586引《魏书》曰：“李康字肃远。性介立不和俗，为乡里所嫉，故官不进。尝作《游九疑诗》，时帝异其文，问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家为隰阳长。”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卷4：“案《魏书》康字肃远，选注引《集林》作萧远，未详孰是。隰阳长，选注作寻阳长，似非是。《隋志》引《七录》作隰阳侯，侯当为长。”吴士鉴、刘承斡《晋书斠注》卷49：“《书钞》一百《嵇康集》曰：康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辞，问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为浔阳长。”

[4] 郭店楚简整理者连下断句“听之弋母之白不釐”，不作解释。（《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刘钊先生以“听之弋母之白”断句，释意为“听任其谗毁，不要辩白”，可从；但“弋”字，刘钊先生音转读为“慝”，解释为恶言。（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有幸承周凤五先生赐教，“弋”通“黓”，黓为黑色，正与白对言。笔者以为周说甚佳，故从周先生读。

篇2

【关键词】孔子；孔子思想；儒学；伦理概念；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1-0127-01

一、追求礼乐的一生

1.学习礼乐（15岁）――原因：（1）春秋社会大变革时代，“礼崩乐坏”；（2）“周礼尽在鲁”。

2.讲学收徒（30岁）――创办私学，广收学生，传承仁和礼。

3.从政生涯（51岁）――官：鲁―中督宰――司寇。

4.周游列国（54岁）――政治主张未被采纳，原因：诸侯争霸，崇尚武力，轻视礼仪。

5.献身文教（68岁）――孔子曾整理出《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典籍。

二、开创儒家思想

1.礼（孔子思想的目标）――礼是政治概念。

（1）礼的含义：西周实行对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作出严格规定的一套宗法等级规范制度。

（2）关于礼的做法：“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西周时天下安定局面，避免春秋时天下动乱局面。

（3）评价：①积极――稳定社会次序，巩固统治，使人们生活安定，有积极意义。②局限――孔子推崇周礼，恢复周礼，实质是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社会规范制度。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体现了思想保守的方面。

2.仁（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属于伦理概念：

（1）仁的含义：仁者爱人，包含仁爱、关怀、体谅、包容等一切美德，为人处事的最高道德标准。

（2）关于仁的做法：“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对政府向百姓课重税，应“节用而爱人”（爱惜民力）⑶评价：①对于统治阶级――“以德为政”（唐太宗、汉文帝、汉景帝），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②对于普通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有利于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秩序。

3.中庸（调整礼和仁方法）――属于哲学概念：

（1）中庸的含义：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处。

（2）中庸与仁礼的关系：①要实行仁和礼，就必须遵循中庸之道；②中庸是划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依据

（3）评价：中庸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它要求执政者“执其二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谐（“和为贵”）的价值目标。

三、古代大教育家

1.教育对象：――有教无类：孔子开创私学，让教育对象“有教无类”，并使教育从“学在官府”向“学在民间”转变，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推动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2.教学目的：――使学生“成人”，言行合乎“忠”、“信”，终成“君子孔子“教学目的”注重培养学生高尚品德和服务社会意识，有利于社会发展；但重义轻利，不利物质经济的发展。3.教学方法：――因材施教；言传身教（温故知新、举一反三等）

4.教学内容：――孔子整理过的“六经”。“六经”成为封建社会的教科书。孔子思想也被整理为《论语》，成为儒家经典。

四、评价孔子

1.积极意义

（1）对中国：① 治上，成为封建政治的理论基础（维护一统）；②文化上，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利于修身社建；③ 教育方面，奠定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保持文化连续性；（2）对世界：① 汉后，对亚洲，传播先进文化；② 明清后，对西方，为欧洲思想家所启发、借鉴；③ 当今，世界不少学者依然推崇儒学。

2.局限性

维护等级，不平等。

3.总评

世界前列思想家（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

五、探究问题

第一：孔子及其学说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

1.儒家学派创始人：儒家学说成为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影响深远。

2.大思想家：提出“仁”、“礼”、“中庸”；“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重要思想。

3.大教育家：开创私人办学先河，提出有教无类思想和一系列教育理念。

4.大作家：晚年整理文化典籍：《六经》。

5.影响深远：儒家思想成为亚洲许多国家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欧洲启蒙思想家受到儒家思想的启发。

第二：请你收集一下孔子言论：学习态度：“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习方法：“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个人修养：“人不知而不愠”、“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第三：讨论：今天儒家思想过时了吗？还有必要提倡它吗？为什么？

1.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的教育教学思想，对我国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有积极作用。

2.儒家提倡“孝”、“仁义”、“诚信”等道德伦理观有助于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儒家强调“正身自省”、“修已安人”、加强道德修养，有助于约束和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和行为，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正常、有序的进行。

篇3

“历史核心素养”包含两个概念，核心素养和历史素养。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和能力。”[1]“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2]。

新课改后的高中历史教材（以人教版为例），图画、材料多了，文字表述少了，很多知识点都“隐”了起来；加上教材编排重专题，不可避免地带来内容连贯性不强。因此，挖掘利用隐性知识非常有必要。

高考《考试说明》在“关于知识的考核深度”中指出：“高考命题对于挖掘和分析隐性知识给予应有的重视。”从近几年的文综高考和各省高考试题来看，考查“隐性知识”的比例和范围都超过前几年的要求。以2016年的江苏高考题为例，第12题涉及印度支那的概念问题，就属于隐性知识。

综上所述，不论从理论还是实际需要来看，隐性知识都是如此重要。但是，作为教材的重要内容的隐性知识，在常态教学中常常被忽视。善于发掘隐性知识，利用隐性知识，对于丰富课堂内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着实提升学科核心素养有着重大意义。

结合历史课堂教学实际，以人教版历史必修三的第一单元为实例，我发现课文中的一些总结性、表述性的隐性知识内容，教师如果设置有梯度的设问，引导学生合作探究，就大大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切实提高历史素养。而且，如果放到复习课当中应用效果更佳。

1.第一课“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教材对于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是这样表述的：“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取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3]结合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几个问题：其他学派主要有哪些？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派的思想是什么关系？战国时期儒学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如何？通过这样设问，引导学生学习并补充：儒家思想尽管是后世的正统和主流，但在战国时期只是“百家”之一，绝不是最受欢迎的主流思想。再引出战国――秦朝――汉朝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通过这样挖掘，既拓展了知识，使得课文内容平稳过渡，又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在愉悦讨论求索的过程中能力素养得到了提高。

2.第二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汉代儒学的影响表述为：“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段表述如果应用在单元复习中，让学生以表格形式概述儒学发展历程，并对这段话进行论证，就会起到良好的知识引领和素养提升作用。部分学生对宋明理学和明清进步思想家思想会有种错觉，感觉儒家思想消失不见了。实际上程朱理学也好，陆王心学也好，甚至明清之际的几个进步思想家，他们本质上都是儒学家，他们只是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思想适应时展的需要，而促进儒学不断丰富与发展。

3.第三课“宋明理学”，对理学的影响是这样表述的：“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理学对中国政治、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教材言而不明，但是从考试和历史素养的养成角度看，这段隐性知识的补充非常必要。

政治上，正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体系对规范人心，重振纲纪，强化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教育上，为了传播理学，宋明重视教育，促进书院教育的勃兴。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理学大家都曾参与其中，对文化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伦理道德上，中国文化中的注重气节、品格、立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民族性格的塑造，都是理学强化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积极产物。

当然，强调理学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回避理学为君主专制服务、强化思想专制、扼杀人性和创造力的消极影响。通过这样的分析与挖掘，增加课堂容量的同时，对学生的精神追求产生影响。

4.第四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最后一句这样表述：“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明清之际三大进步思想家是如何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继承的？引导学生讨论后列表概括：针对“君权神授”，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继承先秦孔孟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主张；针对道学家空谈义理、脱离实际，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思想，并继承传统儒学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主张；针对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王夫之针锋相对地提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通过这样的讨论，使学生对课文内容有更深刻的认识。

历史核心素养的提出，表明历史课程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教材为载体，对隐性知识大胆发现、巧妙应用，必将有助于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成长，也必将为课程改革书写华丽的篇章。

参考文献：

[1]钟启泉.核心素养的核心在哪里――核心素养研究的构图.中国教育报，2015-4-1.

篇4

关键词： 传统文化教育 历史课堂教学 民族精神

一、背景介绍

本节课讲述的内容是“中华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有关法律的内容。在课前准备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民族精神教育能否与教学内容不相冲突、不喧宾夺主。怎么才能体现民族精神呢？

中华法系的“以礼入法、礼刑结合”的特点是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礼”的传统在法律中的表现，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后，这一特色更是鲜明地体现在历代历朝的法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以上特征，这节课的重点设计为中华法系的特点。怎样才能够实现在讲述中华法系的特点时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呢？同时也能够通过对中华法系的学习，产生为中华博大、优秀的传统文明而自豪的情感，坚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弘扬民族文化而努力的信念。

另外，学生在初中的语文和历史学科的学习中已经接触到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也学习过有关儒家的名言名句和建立情况。因而对于儒家是不陌生的，但是对于中华法系却是全然不知道的。要让学生对中华法系的特点有全面的了解，就要充分运用学生对儒家思想的知识储备，让学生用所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

二、教学过程

为了实现课前制定的目标，我首先引用《唐律疏议》中“十恶”“八议”的内容，希望通过对条文的解读，了解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进而归纳这些规范，最终引出“礼”的概念。学生很快就能回答出“忠君、孝道”，也知道这些内容就是“礼”的体现。同时设计了三个案例，第一个讲述的是父亲包庇杀人的儿子，第二个讲述的是为父亲报仇的女子，第三个讲述的是居丧嫁娶的故事。这三个案例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法系的特征，希望学生在对案例的讨论和思考中理解“礼”的思想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个案例确实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提出：“甲爱子心切，不应该有罪”“乙杀了人因该充军”“判决有罪就太没有人情味了”“父母去世时结婚就是对父母的不孝”等观点，还积极地扮演法官的角色。当听到为父报仇的女子得到丰厚的奖赏的时候，全班同学一片惊叹。但是听了我的解释后又不禁点头称是。

接着在分析案例的基础上，我再一次询问大家“以德服人”“《春秋》决狱”体现了中国古代哪一个学术流派的思想？“儒家思想。”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那么快就能回答出，这说明学生对于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已经十分熟悉了。

讲述“西汉中期儒法结合”时，我提出第一个问题：“儒家思想是由谁建立的？”学生大声答道：“孔子，还有孟子。”“对！”我心中暗暗赞许，“孟子也是儒家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儒家有哪些优秀的传统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非常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看得出同学们回忆了自己曾经学过的和看过的课文，但是遗憾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却没有提及。然后提出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你们知道哪些？”学生没有回答。于是我按照事先准备的内容介绍了“三纲”，似乎没有能够引起共鸣，一片摇头，还是一片摇头。

三、自我反思

很快一节课就过去了，对于整节课的过程和在课堂中学生的表现值得反思。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这是一节以讲述法系形成过程、特点和影响为内容的历史课，不是以宣扬民族传统精神为主的思想品德课程。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与传播就必须与课文的内容相结合，为课文的内容服务，不能为渗透而渗透。这就要求教师对一节课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找出两者相结合的最恰当的地方。《法系》这节课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华法系虽然是法律内容，但是中华法系本身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映。无论是其内容还是特点，都是建立在儒法思想的基础上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千年，法律中也处处体现。所以让学生感受中华法系的内容，了解中华法系的特点，可以说就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宣扬。因此在课文设计中将这部分内容作为重点，尽可能详细地分析与解释，让学生听懂了内容也就是传播了传统文化与精神。另外，全部内容尽可能地使用历史资料，不仅“十恶、八议”取自于《唐律疏议》的原文，而且使用的三个案例全部来自于史籍，三个案例既有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又有当时的审理判决的情况。在向学生展示时，可把三个案例全部用现代语言扩展，让学生了解案情。但是案件的判决要使用原文，从而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法系鲜明的特点，同时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剖析。对案例的思考也是让学生在作出判断的同时对法律的一次体验，让学生认识到是非善恶的重要性。

篇5

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林语堂. 张振玉译. 坡传[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2]林语堂. 圣哲的智慧 [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冯智强. 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M].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

[4]张强. 浅析苏轼人生观念中儒释思想的互补性 [J]. 三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8

[5]万平近. 评林语堂著《坡》传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94年第二期

[6]王慧. 论林语堂的传记文学创作 [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4

[7]孙晓玲. 论传统道家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 [D].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8]高桂英. 林语堂《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及其矛盾性 [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

[9]张芸. 林语堂的道教观 [J]. 内蒙古师范大学 集宁师专学报 2005

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和谐社会；启示

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思想资源。我们要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精髓，并对其进行现代性的诠释，使之成为和谐文化的“灵魂”。

一、“仁”的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孔子说：“仁者爱人”。在儒家看来，人往往有一种本能的自爱心理，而丧失爱人的意识，所以儒家特别强调要“爱人”。如何做到“爱人”呢？按孔子的想法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克己复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1]，即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儒家倡导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将作为外部约束的“礼”内化为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礼”是指建筑在宗法制度“亲亲”基础上的一整套协调社会秩序的规范。孔子教导人们要按照“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五伦的秩序做到“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长惠幼序、朋谊友信、君敬臣忠”十义。一个人要想做到“十义”就要在视、听、言、动等行为方面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品德方面要做到“恭、宽、信、敏、惠”。使自己符合礼的规范。因为如果具备五种品德就会“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

“忠恕之道”。曾子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3]所谓的“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即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也要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需要满足，能够从身边做起；而“恕”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我不愿他人如何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忠恕之道”的核心在于倡导人与人要和睦相处、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团结友爱、，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4]儒家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面对当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弱势群体大量存在的现实，儒家的这些思想无疑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二、“礼乐”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 ，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 “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别”[5]。“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 ，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巾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 ，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 ，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 ・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 ，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 ・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天人合一”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指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天”是中国人表述自然界的最高范畴，指自然和自然界的规律。“人”是表示社会生活的概念， 是指个体的人或由人类构成的社会。中国古代哲学家通过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这与构建“和谐社会”所推崇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天人合一”观蕴含丰富的“和谐社会”的思想。

孔子的“天人合一”命题强调用“天意”来协调人伦关系， 建立稳定协调的社会人伦秩序。孟子的观点“尽心、知性、知天”，认为人性与天道相通，人心是能感通的主题， 只要尽心，就能知性，继而知天，就可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天人相通”的境界。这都反映了人类早期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朴素思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键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变天地分离为天人合一，恢复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对人类摆脱目前的困境，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中庸”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庸思想是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中庸不是折，也不是中立 ，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中正” 的象征。“中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 ”解释为 ：“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为按“中”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 ，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6]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 ，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7]。“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8]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 ・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9]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 ，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徙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最理想状态都是“适度”。同样，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也需要“适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要发展，更要科学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既要快速，又要稳定，求得可持续性发展。人的进步，既要强调创新能力和基本素质的提高，又要追求和谐的全面自由发展。

儒家思想占据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主导地位、旨在维护社会政治统治秩序的主流思想，曾经以它的强大力量主宰着传统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绵延不绝两千余年。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在某些领域以特定的形式保留了它的痕迹，以其适合时代的方式存在着、繁衍着，或者是原生态的遗存，或者是经过了创造性的转化，从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后世自然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儒家思想何以绵延数千年却仍在发挥作用，其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颜渊.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子路.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里仁.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雍也.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戴圣编，刘小沙.中华国学经典精粹・儒家经典必读本・礼记 ・乐记.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

[6]戴圣编，刘小沙.中华国学经典精粹・儒家经典必读本・礼记 ・礼运.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

[7]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颜渊.北京：中华书局，2009.

[8]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学而.北京：中华书局，2009.

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基督教；仁者爱人；爱人如己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对两千年前的儒家文化再次进行大力的宣传；而西方社会对基督教的遵从却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是何原因两种文化能够在各自的土地上经久不衰，是何原因代表两种文化的经典典籍能够被人们反复研读。我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儒家思想中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仁”，在《论语・述而》中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表达了“仁”对于人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仁者爱人”的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之中，一直在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上至统治者、士大夫阶层，下至平民百姓，都奉行着基本的道德原则，使得中华文明一直流传至今。

在地球的另一端，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强大，另一种思想也被提升到了统治地位，霎时间《圣经》成了最普及的读物。在这之后的两千年的时间里，基督教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在《圣经・新约》使得这一思想更加具有普世精神。它教导人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要求他们要爱神，同时也要爱人如己。使得他们在信奉宗教的同时，约束着自己的行为，净化自己的灵魂。

在两种文化或两种经典（《论语》与《圣经》）之中，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爱”。而这一思想在各自的领地上，对民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使得社会处于一种圆融的状态。从其自身的经久不衰，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文化具有其一定的科学性。而在这一共同的思想“爱”之中，两者存在着共同点，同时也有着各自的差异。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一、“仁者爱人”与“爱人如己”的共同点――秩序性

在两种文化之中，都强调对人之爱，但在这种爱之前，它们都对人提出了各种要求，而这种要求简而言之，就是秩序性。不管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西方的基督教，其实当中都有着对秩序的尊崇。

1.儒家的孝悌

儒家思想中除了“仁者爱人”之前，它最先强调的是对自己家中父母、兄长的爱，对父母的爱叫做“孝”，对兄长的爱则叫做“悌”。《论语・学而》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就是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德的基础。可见仁者在对普通人的爱之前是对自己家中人的爱。同样是《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可见对父母兄长的爱是博爱众人的一种基础。为何儒家思想的“仁者爱人”要如此强调一个人对自己父母和兄长的爱呢？为何要把它当作博爱众人的一种基础呢？因为在孔子或者说在儒家的思想之中，一直有着一种“维护周礼”的思想，即保持一种秩序性。而这样一种秩序性，如何能够普及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呢？所谓国家，便是说国是由家组成。那么既然想让一个国家的民众遵守同一个秩序，那么这种秩序自然要从每一个小家做起。《论语・为政》中有云：“《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可见在家中遵循一种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同时在《论语・颜渊》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君臣之礼同父子之礼比拟。可见儒家思想对这种秩序性思想的宣扬。儒家思想中建议统治者施行仁政，而确保这一仁政得以有效施行的基础便是每一家对自己父母、兄长的爱，即“孝悌”。一个仁德的人，应该在家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出则尊敬国君、效命于国君。如此之人再博爱众人，一国则当发达，便最终实现天下一统的愿望。

2.基督教的诫命

在西方的基督教之中，对人的约束也是十分严格的。基督教要求信徒对耶和华的绝对服从。我们在阅读《圣经・旧约》时不难发现这一特点。耶和华总是赐福于那些对他绝对服从的人，从亚当到摩西，那些虔诚的信徒一直得到耶和华的保佑。耶和华赐他们以土地、牛羊、食物、子嗣，将一切好的事物赐予他们。而与此相反，那些违抗耶和华的人则受到惩罚，将被“剪除”。无疑《圣经・旧约》中的耶和华是严苛的，这一以色列的神在赐福于他们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守他的诫命。在众多诫命之中，与儒家思想想切合的就是孝敬父母。这一点在《旧约・出埃及记》中，是当作十诫所提出，足见基督教对家庭宗族秩序的看重。儒家思想对家庭礼节的看重是为了使一国之民都可以守礼节。而基督教对家庭宗族秩序的看重又是为了什么呢？在孝敬父母的诫命之后有这样一句话“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就这样，无形之中将父母同耶和华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在他所生活居住的地区经常有比他强大的民族来对他进行侵袭。而耶和华则是这一民族的守护神，正是有耶和华的保佑，以色列民族才得以一直的存在。而让信徒们孝敬父母，即孝敬耶和华，是为了让这一民族之中的人可以有一个统一的信仰，统一的思想，增强其民族自身的凝聚力，从而保持这一民族不至于被其他民族消灭于同化。

二、“仁者爱人”与“爱人如己”的不同点――明晰性

1.“仁者爱人”的背景与意义

在儒家思想诞生的时期，中国正处于诸侯混战的时代，这也此前华夏和谐统一的传统社会不同，每个有权势的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将社会变回到从前的状况，却不得要领。此时的儒家思想就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主张便是“仁者爱人”，孔子拿舜禹二帝做比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思就是舜禹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整年为百姓操劳，从来不考虑自己。所以说儒家思想最初，就是以统治者如何更好的治理国家为出发点来提出自己思想的。而百姓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一个统治者想治理好国家，就应当善待百姓。而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统治者呢，就是那些仁德的人。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作为一个仁德的人，你要爱护你的百姓，你要在方方面面做出表率，正如《论语・泰伯》中所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作为一国之君，你的德行好了，那你的民众的德行自然也就好了；你的民众德行好了，你的国家整体的德行也就好了。从而可以达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使得其他国家臣服于你。所以说儒家思想中，所说“仁者爱人”其最主要的接受对象是统治者。因此“爱人”是爱的国民，不管国民的性格如何，你都应该去爱护；从而达到一种上行下效的结果。

2.“爱人如己”的背景与意义

《圣经・新约》的时代背景则不同，当时的以色列民族是在古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民众对耶和华的信仰也接近崩溃的边缘，民众生活在绝望之中，想要恢复自己原先的统治又不可能，听命于罗马人又诸多不悦。此时耶和华之子耶稣的降临就显得意义重大，他重新带给人们诫命， 要求他们继续爱他们的神耶和华，同时还要爱人如己。《圣经》本身就不像儒家思想那样，是要培养什么统治者，它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养成一种民族性格。《旧约》中养成民众那种对耶和华的绝对虔诚，曾经使这个民族辉煌过。可是到了古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新约》更多要求民众的是消除他们心中的那种怨恨，使他们能够更好的生活下去。在《马太福音》6：14―15中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也就是说饶人等于饶己。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种宗教，后者则是一种哲学思想。所以信奉基督教的人，他总是对死后的世界有一个期许。儒家思想则断绝了人们这种念头，所谓“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道理都还没弄懂，怎么能去考虑死后的事呢。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如何在活得时候行善事，死后进天堂，才是最重要的。而耶稣的话无疑给他们指明了道路。“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说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让他们按此诫命去做，是让他们成为全人，从而死后进入天堂。我们抛却宗教的真实与否不讲。单从这条诫命的现实意义来讲，它教导人与人相处要互相包容，互相爱戴。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和睦了，整个生活也就幸福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仁者爱人”与“爱人如己”都强调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家庭宗族的秩序。以此为基础，培养民众的泛爱价值观，同时也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两种思想的出发点和理想的接受对象存在着差异，从而使得两种思想在对待“人”的范围的问题上存在着差异。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我想我们更了解两种文化的精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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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

[3]李春华.基督教“博爱”与儒家“仁爱”之共同现实价值.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9

篇8

关键词： 东西文化 差异性 儒家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精神元素，它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的演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文化的差异实际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即人们对有关事物的好与坏、对与错、可行与不行的判断标准不同。

一

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东方重视整体，而西方重视个体。我们可以从语言上考察，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产品，也是文化的载体，它最能反映文化差异。汉字，作为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最原始的甲骨文，到今天的简化字，汉字时刻影响中国百姓的生活。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汉字是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它的独特千百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正是由于汉字可“变”，才使得广大的劳动人民在生活及劳作中不断创新，因此才有了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也正是因为“变”，才使得面对国家危亡的时候，爱国人士可以进行变中求生。汉字“正”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千百年来时刻都在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在其生活中不断体现出来。也正是这种“正”的思想，使得广大中国人在求变的过程中又有了一些保守性，进而使得汉字“变”的思想受到抑制。从英文和中文的比较可以看出，英文简单易写，而中文则讲究字的整体结构映衬，富有美感，但也复杂难写。西方的文字主要以拼音文字为主，如英文、法文、俄文等。这些文字的字根发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在古希腊之前就是谜了。说到西方文字，最具代表性的应该算是英语。英文有自己独有的魅力。首先是英文的“变”，相同的字母，不同的拼写，也就组成了不同意思的单词。为避免因为写错顺序造成单词的错误和理解的分歧，小心谨慎是不可缺少的，久而久之，英美人士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各国更谨慎的生活与工作态度。英文的书写相对是松散的，也正是由于英文的“散”的特点，使得英美等使用英文的人形成了享受生活、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汉语中，姓放在名的前面，这个人先属于某个姓氏，即整体，然后才是他自己；而在英语中，名在姓的前面，先是他自己，然后补充说明属于哪个整体。西方很早就出现民主和人权概念，这和西方重视个体的文化有关；东方的传统专制制度则是和重视整体的文化相适应的。

二

东西方文化中最容易影响百姓生活的还是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中影响百姓最深刻的是传统节日的庆祝。中国的节日都有很丰富的内涵，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节日的来历各不相同，每一个节日背后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和历史渊源。而西方的节日大多围绕宗教展开，如圣诞节、复活节等，因而他们的节日宗教气息更浓。西方的节日更多的是为了娱乐，为了放松，而中国的节日往往带有某种寓意，且作为传统节日，庆祝的方法往往是单一的。

西方文化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传统的基督文化改造的结果。西方文化的特点主要有简单现实，崇尚个性自由，惜时如金，自由，平等，开放。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海洋半岛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造就了其开放变革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塑造出了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西方社会赞同的价值观就是平等、竞争，法律也保护人们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完全的竞争，就是自由、独立，就是认为财富有价，肯定人的正常物欲。

中国文化可谓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东方文化的特点主要有重视亲情和血缘关系，谦虚谨慎、含蓄内向，承认现实、满足现状，强调共性，礼尚往来。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培养塑造了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了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

中国传统价值观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从而表现出重义气，轻功利，好保守的人格精神。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这些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做保障，儒家学说的弘扬使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把“大一统”思想演化成了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即只有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大一统思想对于维护国家之统一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士为己任，士者仕也。”对士阶层的教育和培养关系到王权统治，更关系到黎民苍生，士阶层的品行和修养关系到政治清明和国家的稳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对士的约束和培养在封建社会取得了良好效果，要知道礼义廉耻，遵守社会基本的道德，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使其符合社会和百姓的需要和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清正廉洁，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制度，很难相信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具有这种非常眼光，这对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化无疑是一大贡献，孔子这种教育思想推进了后世教育在下层社会中的逐渐推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格言警句对现代社会学生的教育是成功的，同样，教育理念的创新符合素质教育和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的科学化、教育的与时俱进，儒家思想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

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在东亚各国有广泛影响，儒家思想也伴随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无不体现儒家思想的精髓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在逐步发扬光大，对现代社会的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影响逐渐扩大。对儒家思想的弘扬及其时代价值的彰显对世界文化、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贡献，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也是世界的思想文化。

三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其产生及发展的社会背景及时代不同。任何文化都带有其产生的时代烙印，即时代特征。文化是一定区域的人们长期融合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因此，文化既然已经形成，就没有优劣之分。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文化问题时必须谨记的东西。如今，家庭、亲情观念强的中国人来到了美利坚这块土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尊老爱幼的美德难免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但愿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能坚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让中华文化这朵奇葩在美国各族裔的百花园里绽开得更鲜艳，更灿烂。

篇9

关键词：忠烈侠义；三侠五义；女侠；儒家思想；刀剑式爱情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三侠五义》对女侠的描写虽是零星可数，但对于女侠的安排却是十分精心的，女侠的每一次出现都无雷同与相似，围绕“忠”、“烈”、“侠”、“义”的主题述说了每一个传奇女子的英雄事迹。

一忠烈侠义，竞展侠女之英姿

自古以来，女子都被视为大家闺秀，抑或说是笼中之鸟，人性中的各种欲望和情感都被封建礼教压制着。刚烈，对于女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三侠五义》中虽以男子形象居多，但是也不乏烈女子。第三十一回中丁月华的出场便一展女侠的风范。话说展昭被丁氏双侠相中，设计引丁月华出来会面。其中，丁二爷作为引子，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丁二爷进入闺房后，丁月华是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针”，但当丁二爷提到展昭将自家的湛卢剑贬得不成样子，话音刚落，便将一直拽在手中的活计放下了，满脸怒容。丁月华作为一女子，面对展昭的轻蔑，她是极度愤怒的，因为这触犯了她的刚烈与自尊。比武刚开始，丁月华便毫不示弱，使出全身解数，展爷先前不过是“搪塞虚架”，后见小姐颇有门路，便开始认真对待，这一态度的转变便是对烈女子最好的尊重。从展昭对其前后态度的变化，侧面说明了丁月华的刚烈，博得了展昭的青睐。“闺中弱秀”一转身变成了“女中豪杰”，也为这次“比武招亲”、“以武会友”的善意的骗局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是“养士”之风盛行的产物。主人对“侠”以礼相待，结以恩义，侠客则感念主任的知遇之恩而不惜以死相报。自唐传奇中的荆十三娘、聂隐娘、红线等后，侠女之侠屡见不鲜。

《三侠五义》第九十二回“虎姐妹”秋葵、凤仙，也是功夫了得的侠女。她们偶遇押解艾虎的山贼，见山贼起了邪念，姐姐便“拉开架势”，用铁丸打破了山贼的额头。在解救金太守时，凤仙“拽开弹弓，连珠打出，打的小喽东躲”，秋葵“两膀有五六百斤的臂力”，“抡开铁棒，兵兵梆梆一阵乱响，打的喽四分五落”，一张一合，两人配合极好，锐不可当。侠女多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不惯恶人行恶，见不得好人受欺，救人于危难之际，解民于水火之中。后来，凤仙秋葵在路上巧遇金牡丹被劫，便主动出手相助，并邀请她上卧虎沟避难。在牡丹不能走路时，秋葵又自愿背牡丹，丝毫不在乎自己是否受累。可见，女侠们遵照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逢人便抛一颗心。如此侠义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义”内涵非常宽泛、纷杂，刘坎龙认为，“对《三侠五义》影响最深的是儒家之义与民间之义”。[1]儒家之“义”，是一种规范制度，是民众必须接受的一种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民间之“义”，也有多重意思。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如桃园三结义歃血为盟、拜天祭地的结义，也有不分青红皂白的“江湖义气”，这些“义”的含义在《三侠五义》中都有所体现，在女侠身上既不是“结义”，也非“江湖义气”，而更多的是侠义，以及儒家思想中的道义。

《三侠五义》中倪继祖刚上任先去私访霸王庄，但不幸落入了霸王“马强”手中，朱绛贞乃是举人朱焕章之女，父亲冤枉被马强打入大牢，之所以她会义无反顾地搭救抬手，一为解救父亲，希望新任太守能公正严明，还父亲的清白，一来是鉴于新任太守为人清正廉明，颇有好名声，她认为不能白白地浪费年轻的、聪慧的生命。不仅如此，放走太守，势必会引起马强的注意，锦娘此时也被困于地窖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她，毅然选择释放锦娘，并制造假象，将自己的自杀归为锦娘的自缢。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女侠们诉说着将义洒遍世间的美好愿望。

二源起何处，汇聚现实与理想

（一） 现实――儒家思想对石玉昆《三侠五义》创作的影响

关于石玉昆说书的年代，阿英在《关于石玉昆》中说，他曾获得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843～1845）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五册十六种，其中有《叹石玉昆》一目，是了解石氏说书盛况的重要资料。据此推断石玉昆是“道光时说书人”。由此可见，石玉昆从小就接受着儒家思想，并且根深蒂固。

忠义是儒家关于君臣关系及社会道德的重要思想与主张。忠义既是以臣事君的最基本的准则，又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之一。在石玉昆这一时期，“侠”“义”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三侠（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蕙、丁兆兰）以及五鼠（穿山鼠徐庆、锦毛鼠白玉堂、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以及翻江鼠蒋平）围绕着“包拯”展开就可见，此时的侠士是为朝廷效力的，官与侠是结合的，清官与义士已经成为很好的拍档。“仁义礼智信是义，忠君更是义，义即正确合理的行为。”[3]因此，石玉昆从“忠”、“烈”、“侠”、“义”四方面塑造了《三侠五义》中被弱化了的女侠的形象。

（二） 理想――女侠、英雄刀剑式的爱情

《三侠五义》主要是以男性作为经典形象建构的世界，其中的女性大多已经被弱化，而女侠的形象也显得比较单薄，那石玉昆为什么还要塑造一些列女侠形象呢？而且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精神品质塑造女侠形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烘托男侠。自古以来，民众心中都有着美好的愿望，就是“美女陪英雄”，这里也不例外，为了迎合民众的口味，为了获得更大的读者群，石玉昆也在此精心设计的一番。性格刚烈，剑术超群的侠女丁月华尽管表面上在自己精湛的武艺基础上，将展昭的头巾削去，但是从后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展昭早已将其移至耳环削下，但是展昭却不当众揭穿，反而认输，这一细节的描写，从侧面突出展昭的武艺之超群，更重要的其心胸之宽广，“退让”、“谦逊”的品质也随之放大。再说身怀弹弓绝技的侠女凤仙，“教训起恶徒葛瑶明来虎虎生威、毫不柔情”，后来被许配给艾虎之后，从此便起来，被秋葵打趣说了几句“姐夫的马不是还栓在那吗”便面红耳赤起来，甚至后来还未艾虎纳妾，未成婚却俨然成了标准的“贤妻”。为人侠义还不失贤惠，能刚能柔的凤仙最终也被艾虎收入囊中。还有朱绛贞嫁给倪太守，都以侠女和英雄最终的结合反衬男性意识。

这种女侠、英雄式的爱情，并不是鸳鸯蝴蝶派的你侬我侬，而是一种以刀剑结合的粗犷式的爱情，无论是展昭和丁月华的结合还是艾虎与凤仙的结合，他们都不曾有同安共苦，不曾有山盟海誓，这里作者似乎他们都是理所应当地成为连理枝、比翼鸟。因而对于他们之间的爱情，既没有过多的过程描写，就连婚礼也是简单带过，更不用说是床笫之欢、男欢女爱的描写了。这都归之于小说的中心思想，为了突出儒家思想中的忠义。

陈平原说过“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侠客文化和英雄事迹广为人传，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之下，民众对于该种文化甚是追求。然而，在长期的君主制度思想的禁锢以及灌输之下，这种“侠义”的意义也开始发生转变，慢慢的转为“忠义”，即使是侠客也与清官、政府相联系着。现实与理想交织，构建了有别于唐传奇的新一页武侠小说的篇章，这对于后来的武侠小说作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金庸小说中就有很多的《三侠五义》中的英雄人物的影子。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新课程 高中历史 设疑解惑 问题教学

“设疑解惑”教学法在扬弃传统“问题教学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主要表现为把那些学生通过阅读教材不经思索即能回答的问题精简掉，教师设计问题做到优化、精化和重点化，注重问题的质而不是量；更重要的是把课堂设计成学生的课堂，还原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学生置疑。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使你的学生看出和感到有不理解的东西，使他们面临着问题。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成功了一半。”因此，课堂必须强调学生提问，解答学生的个性化问题，满足学生个体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笔者以高中《中国近现代史》（上）第四章第一节“”为例，谈谈“设疑解惑”教学法的具体操作。

课堂上，笔者把教材设计为“读”、“想”、“议”、“问”、“练”五环节。其中“读”、“想”、“议”、“练”均为教师设疑。有问题如下：①、读――“梳理本节知识点：之兴起标志、指导思想、口号、主要代表人物、主要阵地、活动基地、主要内容、范文名篇。”②想――“请思考：为什么会兴起？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影响？”③议――“主张打倒孔家店，矛头指向孔子，儒家思想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今天，我们主张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与传统美德。你如何看待这两种做法？”④练―一（练习题略）。这几个环节实际上是“问题教学法”的继承，对培养各种历史学科能力如识记、阅读、理解、分析等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当然不能在强调创新的同时把经验丢掉。

不同的是，新教学设计增加了学生置疑一环，要求学生通过阅读就教材提出问题。每个学生的知识结构各不一样，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教师的设疑提出一些普遍而基本的问题，体现面向学生全体，那么由学生提问则兼顾到了每个学生个体，能够解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这节课，学生提到的问题很多，其中很有价值的有：①与历史上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维新变法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②今天的语文课非常注重文言文学习，这是不是复古？如果是，当年干将的一番心血是否就白费了？③什么是儒家思想？等。从这几个问题我们可看出，学生的思维在向广泛和深远的方向发展：注意到文化进步的历史连续性与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以怀疑与批判的目光观察历史与社会，联系并关心社会现实问题；拓宽对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关注；等等。

教师的设疑与学生的提问是本教学法的两方面。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教师的设疑基于专业的眼光和教学的基本要求，是完成教学任务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提问与质疑出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能力和批判性看待事物的历史思维的需要，事关学生的发展与未来，更不可少。教师的备课环节再缜密，也只是从教师的角度考虑问题，容易挂一漏万，对学生的需要很难想得周全和面面傧到。因此，由学生针对自己的疑难或进一步想了解的东西提出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在“”一课中，笔者备课时设计了讨论儒家道德的议题，但没有料到（也许不少教师亦没想到）学生这么多年学习，竞不知道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什么，更少有学生能较清楚叙述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给学生提问的机会让他们就此将疑问托出，从而对祖国传统文化核心之一的儒家思想形成较为整体的认识。更让人感到欣喜的是，我以此为契机鼓励他们做的课外查询、查找资料与进一步探索研究，不但让他们整理出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而且以“孔子仁政与书记以德治国”、“儒家之‘信’思想与现代企业精神”、“客观对待儒家思想”等为题写成了相关小文章。可见，如果是学生自己想弄清楚的东西，他们能够深入地、主动地探索和研究。只要稍加引导，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是不容低估的，其思想的火花如泉喷涌，会产生由点到面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