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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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仁；伦理思想；道德原则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孔子“汲汲于仁”。宋儒胡宏说：“仁之一义，圣学要道。”(《五峰文集》)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对仁的思想原则的高度重视。孔子也多次讲到并强调“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他甚至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同上)《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多处对“仁”的思想原则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以降，“仁”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成为儒家道德理论乃至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学说就是“仁学”。

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都有其共性。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人是“天地之心”，是自然界中最可宝贵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孝经》中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易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日义。”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不在于人有生命、有感知，而是在于人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观念。

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于仁义道德的追求。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并不多，重要的在于君子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伦之情，凡事能够)A仁义出发。由此，孟子还进一步概括出了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些以恻隐、羞恶、辞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与禽兽区别开来，也使人在任何道德处境中，都保持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孟子看来，是否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也是人与非人相区别的标志：“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上)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是从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陆九渊阐释和发挥孟子“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话时说：“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日‘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他还说：“儒者以人生天地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象山全集》卷二)人之所以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社会的人，是具有道德理性的人，并且是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要求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及其评判标准的。

从人之本性的角度来看，“仁”是人的本然之善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意志，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在人性问题上，儒家虽然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但一般说来，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承认和肯定人性有趋善的倾向，认同人具有善良本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善良意志，具有“仁义礼智”之心。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他在阐述仁义礼智“四端”时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还提出了“良能”、“良知”的概念：“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俱有的东西，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于人的。朱熹明确提出了“本然之善心”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朱熹：《四书集注》)陆九渊也充分肯定了人的善端“本然”性：“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陆九渊集-语录下》)王阳明则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良知”说：“吾人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这些论述，都肯定了“仁”与人之本性的天然联系。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仁包括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总纲，也是其他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惠、敏、讷、刚、勇、毅等都体现着“仁”的精神，都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

子张问仁时，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并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还有一次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等。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居于主导的地位。正如朱熹所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同上)这些都说明，在儒家道德理论中，“仁”是其他诸德的核心和总纲，统摄其他诸德，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仁的要求，就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如果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则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方法和途径。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

儒家将“仁”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强调“为政以德”，构成了其仁政、礼治的政治模式。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火的需要；有跳到水火中而死的人，而没有因实行仁德而死的。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淮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淮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和强调了仁政礼治的重要。孟子发展了仁政的思想，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及其治理国政的重要。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因此，他极力主张“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并主张“德教”，强调“善教”，“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荀子还在仁政方面发展了“礼治”的思想，把“礼义”视为“道德之极”。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荀子·议兵》)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仁的思想原则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就仁与义、孝、悌、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和范畴的关系来看，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范畴也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仁”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礼记·儒行》中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二程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可以说，“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中，都贯穿和体现着“仁”的要求。

朱熹说：“‘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一)清代儒家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正》)李恭说：“生生即仁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近代学者康有为也说：“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宇宙生育万物的“生生之德”。

儒家学者常以果实之“核”比喻“仁”，即以“果仁”喻“仁”，以阐明其“生生之理”。“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可见仁矣。”(谢良佐：《语录》)陈淳《北溪文集》载：“问：‘程子言仁日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先生日：‘岂惟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日仁’。”元代儒家学者方逢辰说：“先儒论仁，最善名状者……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日心。天地之心安在?日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日：‘仁者，人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日；‘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为忧，凡教人日存，日养，日尽，日求，日心之端，日心之官，日根心，日生心，日物之长短轻重心为甚，直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示之，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仁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石而已，此之谓不仁。”(《石峡书院讲义》)仁爱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性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坚持和遵循仁爱的伦理原则，才能协调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问，以及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问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保证人类世代的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

正是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要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康有为也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日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躐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康有为：《大同书辛部·四禁》)从仁的原则出发，就应不止于亲亲之爱，而是应由“亲亲”扩展于“仁民”乃至于“爱物”。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要求在实践“仁”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爱人”。“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遵循和广泛贯彻，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除了亲人问的“亲亲之爱”外，还有与其他人的其他性质、其他形式的爱。

如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或日不忍人之心，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孙丑上》)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是“仁”之萌芽，也是仁爱之心的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就是由“仁之本”到“仁之充”、“仁之广”，使“孝弟于家”的“亲亲之爱”，“流惠于邑”、“推恩于国”、“锡类于天下”：“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康有为：《长兴学记》)儒家还根据所“爱”的远近广狭，将仁爱之心区分为“大仁”、“小仁”：“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刘向：《说苑·贵德》)

儒家认为，“爱人”是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的首要的指导思想和道德要求。“所谓仁者，爱人也……仁莫大于爱人”(《淮南子·泰族训》)。朱熹说：“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仁之发处自是爱”(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仁”的根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即是“爱人”，“爱人”是“仁”的体现和具体运用。按照仁的原则，所谓“爱人”就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考虑，做到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当他人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要尽其所能，甚至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仁”的根本要求在于以广博的仁爱之心对待和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爱；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得到他的爱，虽然他非常爱自己，也不能说其行为是合乎仁爱原则的。所以，张载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张载集·正蒙·中正》)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以“爱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做到爱人如爱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可友善融洽，整个社会也就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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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护患关系； 伦理价值；基层医院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12）10-0078-01

医患关系是整个医疗服务过程中最重要和最直接的一对关系，护理人员每天直接服务于患者，决定着整个医疗服务的质量及和谐关系。护患关系处理不好，将会激发医患矛盾升级，导致医疗纠纷甚至暴力事件的发生，医疗体制改革也将难以进行。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与精髓，对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1]。我院近年在医疗改革中以儒家思想作为护理的核心文化理念，在指导日常护理工作和缓解护患纠纷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儒家“和”的思想在医疗环境改善中的体现

“和”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产生一种和洽、和平、和谐的状态[2]。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突出了“和”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3]。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主要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文明中的体现。

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与发展是医疗改革的重点，我院抓住改革机遇，立足于服务当地大众健康、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提高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让患者体会到当地医院就医方便、花费合理、医术高超、服务优良的感受。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中，我院硬件、软件建设一同抓，积极开展温馨病房的创建与评比活动，处处有亮点，人人有举措，让患者时刻体会到医护人员的用心之举；我院引进“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5S现场管理理念，人人践行5S管理条例，在病房主动为患者规整生活用品，收拾床铺，清扫病房卫生；在护患交流区域摆放舒适的桌椅，一杯茶、一枝花、一张卡尽显关爱之情。在“人与社会”和谐关系建设中，我院多年与市级医院结成技术协作医院，以专家“请进来”的方式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以“送出去”进修解决专业技术空白。患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大，报销及时，使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在“人与人”和谐关系建设中，我院开展了微笑服务、温馨关怀、温情护理的工作理念。温馨关怀使患者得到亲情般关心和照顾，就像自己家人、亲戚在身边问寒问暖；温情服务使护士变得像患者身边的“女儿”“邻家女孩”般亲近，消除了护患之间的陌生感。在推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护理文化建设以来，护患之间的矛盾少了，温情多了，纠纷少了，住院患者多了。

2儒家“仁”的思想在护理文化建设中的体现

“仁”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孔子云“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要“克己”“爱人”，其内容几乎包括了一切思想上的美德[4]。“仁”包含对己、对人两方面的道德要求，对己，既要规范自身行动作为，又要升华自身精神境界；对人，不仅要以仁爱为怀，还要与社会大众广泛建立友爱和谐的关系[5]。

作为基层医院的护理人员，多数患者可能通过亲戚朋友、乡亲邻里等多层关系与我们联系，我院开展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护理服务应运而生，我们将“慎独”作为对己的要求，提高自身道德水平、文化修养及综合素质。即使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时，每个人仍能坚守自己的道德和信念，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去做事，养成自律和诚信意识。在对人方面，我们厉行“亲亲”、“亲民”，主张“视病人为亲人”，用爱心去帮助患者，用医疗技术解除患者的痛苦。“泛爱众”理念的实施使护患关系更加和谐并延伸，进一步加强了亲戚朋友间的联络、乡亲邻里的交往，对社会而言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这样护患关系具有基层医院的特色和现实意义。

3儒家“义”的思想在护理工作中的道德作用

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做事时将“义”放在首位，将“利”放在其次。名医孙思邈曾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古代就强调义利观与医务人员的必然联系，践行悬壶济世、舍利取义的君子人格[8]。在行医过程中践行仁义，医家充分考虑患者利益，才能使患者对医家充满信赖、敬仰之情，形成和谐的医患关系。

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医保已经基本铺开，将医疗服务做大做强是基层医院的重中之重。我院开展以儒家思想做为护理管理的核心理念，明晰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减少护患矛盾和促进护患和谐。我院设立护士奖励基金，大幅度提高夜班费，并建立了月度、季度和年度不同级别的优质护理质量单项奖和服务创新奖，有效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实现价值观方面，我院护理核心文化理念中提出“智德”，强调“治病救人”的大义，弱化“为生计而工作”的根本，将捍卫人类健康为己任，将实现自身价值观作为护理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属地[10]。因此，我院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积极向上、爱院如家、爱岗敬业良好局面。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和、仁、义”作为护理文化建设的核心具有高度的伦理价值。护理人员高尚的品德、优质的护理、温情的服务改善了紧张的护患关系，有助于提高医院知名度和促进医院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振纲.解析《论语》的核心理念：仁 [J].当代哲学， 2007，4 （5）：57-60

[2]张淑玲，张艳梅，梁莉，等.儒家义利观与当代医患和谐[J].全科护理， 2011， 9（7）：1698-1699

[3]罗嘉丽.论仁与礼、礼的稳定性与变革的关系[J].孔子研究， 2007， 3（3）：32-34

[4]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 2003， 73-75

[5]高玉萍.医德情感形成的过程分析[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0， 23（3）：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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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发展愈演愈烈的今天，人们清晰地看到西方文明所倡导的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诱发激活了“人性的弱点”，导致人主体性和主体精神的失落，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严重失衡被形象地称为“伦理侏儒与核子巨人的冲突”。而儒家思想就是在这种冲突下日益显露其重要性，有的学者提出的“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就是以儒家伦理为依托。成中英对儒家“中和”思想的现代与未来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是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良药”，“它能为探索后现代化人类服务”。由此可见，将儒家“中和”思想引入现代社会，探讨“中和”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的现实价值，是时代的选择。

一、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遇到的难题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我国基本是在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条件下遭遇市场经济的，这使得我国在体制方面的改革具有明显盲目性。为了尽快融入世界经济，我国的体制改革总体上就是延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一时间“跟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之风盛行，完全丧失了自己在体制改革方面的自主性和特色。其次，西方经济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令人瞠目结舌――利己主义，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世界经济畸形发展导致南北差异悬殊等，面对这些负面影响，怎样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怎样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市场经济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问题。

二、“中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的现实价值体现

1.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基本要求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经济格局。当下是多元发展的社会，多元性正在取代一元性、二元对立正转变为多元共存，为了适应多元发展的潮流，必然需要一种精神能够对各种异相、异态、异质的事物兼容并包，而儒家“中和”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恰恰是最好的选择。“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一个排除利益矛盾的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矛盾并由此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市场经济。

2.克服西方市场经济弊端，促进经济和谐发展。⑴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共生。目前社会上泛滥的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就是经济人思想的具体表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拥有一种宽容、博爱的人文素养，而儒家的“中和”思想正包含了这样一种宽大为怀，博爱大众的精神。“和”思想的具体化就是孔子的“仁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都在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减少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的团结、凝聚和稳定有重要价值。⑵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在儒家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个互动互生的生命系统，人类与大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尊重自然。而这种崇尚和谐圆融的自然观，却与西方理性主义者所坚持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为自然立法”的天人对立的观点大相径庭。当代人类已尝到不尊重自然规律苦果，不仅人类共同生存的地球被弄得千疮百孔，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受到严重威胁。“西方的生态危机源于西方人的犹太教――基督教观念……这种观念使地球遭受了巨大浩劫。中国文化关于‘人――自然’互相协调的观念，值得借鉴。”西方学者已重视到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挽救生态失衡问题上的重要价值，我国在面对生态问题上就应该在“中和”文化的滋养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⑶增进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西方国家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不断扩张世界市场，这种价值取向牺牲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甚至威胁到那些正处于“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有责任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在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提出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的对外经济关系指导方针，这正是儒家“中和”思想在国际经济交流中的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

[1]蔺子荣、民：《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伦理性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科学》，1999.1。

[2]何仁富：《儒家中和之德的当代价值》，国际儒学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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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加坡；电视剧；儒家文化

新加坡是位于马来半岛南部的城市国家，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发达。其人口中华人占占人口的74.2%，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来自于中国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兴化人（莆仙人）、客家人、海南人、福州人等。华语（普通话）是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在此背景下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华人的生活型态。新加坡华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不关乎国籍，在华人家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维护集体、重视家庭、尊老爱幼东方传统与西方的自由竞争、崇尚法治互为补充成为一体孕育了新加坡文化的独特性。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融入了新加坡的移民文化，存优汰劣不断传承创新。儒家文化的精髓已经融入了华人的心中，融入了华人的生活，指导着华人的言谈举止。

《三十风雨路》全剧贯穿30年的时光，这30年是新加坡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期，本剧以时展为背景展现了个人情感、家庭的悲欢、事业的成败。以张家的家族利益冲突和道德的取舍为主轴展现了张耀坤几个子女对亲情、爱情、金钱的不同观念和矛盾冲突。这部电视剧向世人传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价值观。

一、“克己复礼为仁”儒家传统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经商就是做人，“诚信”与“仁义”始终贯穿张耀坤的一生。“义利”的统一，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必须遵守道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重精神而轻物质的文化观念协调了人在金钱和道义的关系使其能够在义与利、家庭与社会、金钱与道德间取舍。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建立在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本位文化，仁慈的家长以身作则、恪守礼法并引领家族走向繁荣。其他家庭成员对这样的家长给予尊重、忠诚和服从，在家庭具体体现为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别。“礼”在维持这种秩序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张耀坤所表现的正是对“礼”的固守。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文化的融合，年轻一代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观念。张耀坤强迫从美国回来的文禧到自己的建筑公司上班，而一心想在服装设计上有所成就的文禧不愿在家族公司工作，在双重的压力下甚至吸毒自残。小儿子文禧表现的是前卫、时尚、叛逆，阿枝表现的是兼容并蓄与开通。文福做错了事张耀坤让他在祖宗牌位前下跪受罚显现的是对祖宗的尊敬与崇拜，由此显示出长辈的至高权威。父亲的专制与慈爱贯穿始终，一方面表现了张耀坤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子女，一方面表现了他极力想恢复传统礼法在年轻人的地位，重塑儒家礼法在家庭中的地位。

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儒家思想讲的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入则孝出则悌”，对家庭关系的稳固有积极意义，在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下敬老尊老已经成为社会风尚。百善孝为先，儒家思想强调“孝”是“仁”的根本，孝道超越了家庭伦理范围成为儒家思想最重要也是统领性的道德规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个人基本道德修养。当阿枝嫁入张家后，接连发生了几件不顺利的事，迷信的家婆认为阿枝是个把霉运带来的扫把星，对她很反感并处处刁难阿枝。阿枝却坦然面对以德报怨更加关心家婆。对家里的成员，张耀坤的大儿子文福和四女儿文思互相勾心斗角，每每设计陷害她，文思能力很强但是心胸狭窄，最初她害怕家父张耀坤对阿枝的信任会取代她在公司的地位于是想尽方法陷害阿枝，虽然阴谋最终被张耀坤一个个看穿，但是阿枝并没有记恨文思相反在文思被女儿出卖后被逼跳楼时舍身相救，在她的公司破产被收购时时以援手帮助她度过危机，体现了阿枝宽厚善良的本性和“悌”的道德修养。在祖屋的拆迁上阿枝把房产分为几个单元每个兄弟都有自己的房子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家，但是要自由就要忍受它带来的独立与孤独这是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是相背离的，阿枝在这件事上表现的是东西方文化的重构与融合。

三、“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

儒家文化传统和家族企业的文化偏见往往使得女性很难走上公司的领导岗位，阿枝到家族建筑公司上班最初只是想帮助自己的丈夫文寿找到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化，张耀坤慢慢发现阿枝身上所具有的高尚品德是他其他几个子女没有的，在阿枝帮助公司度过一次次危机中阿枝的能力和人品得到了家翁的信任在公司的地位逐渐提高，正是有张耀坤的信任和自己勤奋好学使得阿枝从一个单纯的乡下女孩历练成为一位商界女强人。表现出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艰难的奋斗和抗争。她处处牺牲自我以维护家庭的团结，困难面前知担当，利益面前懂谦让一个品格高尚又不失人情味的女性形象。与男性领导风格不同女性更倾向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更为民主、自由的管理风格。阿枝以自己出身社会底层的经历在处理公司事物和上下级关系上游刃有余，使她更有亲和力和感召力。从阿枝小儿子瑞祥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过程使观众明白了骄子纵情的后果，正可谓是“养不教父之过”，女性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中平衡是她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每个家族企业都想得到事业永续代代相传，儒家文化里重要的思想就是传续，文化的传续，精神的传续，财富的传续。在张家第三代瑞明成长起来之后阿枝把企业的管理权交出，自己功成身退显示了对名利的淡泊。

最后他们认识到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亲情和家庭，使儒家的“孝悌”思想大放光彩。这部电视剧重新树立了爱的信念与担当，诠释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我们去探寻。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细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有人性与本性之分别，要想家庭和睦兄弟友爱事业成功每个人都要约束自己的贪婪本性。通过观看此剧可以启迪人的良知，和谐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言行，改变人的观念，净化社会道德风尚。

[参考文献]

[1]钱穆.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M]，1988.

[2]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教新文化.商务印书馆[M]，1999.

[3]母忠华.电视剧《喜临门》的多角度解析.《电影评介》[J]，2009.

[4]蓝洁.从电视剧《小娘惹》看新加坡土生华人文化.《青年文学家》[J]，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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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语文；儒家思想；教学策略

儒学主张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注重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概括起来就是“仁”，是多种美德的总称。所以需要我们去潜心研究和发掘，去继承和发扬。莘莘学子，性格各异，所以必须结合儒家德育的同时考虑当下的因素，因材施教，通过各种方式，借助各种渠道，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学校教育渗透儒家文化的意义

1.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是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重点。孔子在很早就提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观点，他还提出学生“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古人虽说孩子的天性是六分生成，四分养成，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睦的家庭气氛再加上儒家经典的熏陶，也会使孩子潜移默化，使他们趋于完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感悟儒家文化，易于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感情至关重要。要养成这种感情，必须从小做起，从热爱身边的人做起，让孩子先做一个“仁义”的人，所谓“仁者”，亲亲也，也就是爱他的亲人，“义者”，敬长也，尊敬他的长辈。相反，那些连父母也不爱的人，怎么去爱别人、爱人民、爱祖国呢？

3.儒家文化的精辟论述，亦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

孔子两千多年前在《论语》里提出的教育理念到今天也鞭辟入理，让人赞叹。如“因材施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等等。

二、儒家思想的内涵

1.敬养父母。如果依照儒家孝道去做，不仅可改变人的种种坏作风，提高人的道德自觉，而且可改善社会风气，人人知道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就不会做出不孝的行为或犯罪的活动来危害社会、家庭和父母。人是社会网络上的一个因子，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一个人在家能做到孝，并把这种孝悌的风气带到政治上，就是参政了，这便是从家庭道德的孝道而推及国家政治的政道。

2.义利和合。儒教所说的义利是指道义与功利，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道德价值与物欲价值等的意思，这两方面看是二分对立，亦可和合，相辅相生，启示现代人不要见利忘义，，图财害命。这时的“义”就是道德良心，而以私利损公利者，各类害人者（如贩，投毒药）等，都是丧失天理良心者。义利和合，义利兼顾，既知其分，又知其合，互相协调、制约，并使两者有一定张力，使人谋利时不忘义，以义制约、指导谋利，讲义时兼顾利，使其有谋利的积极性，并由谋私利而推及公利，这是人生应走之路。

3.诚信守正。儒教强调在各项职业活动中，要以诚信为第一生命。各诚信主体如国家、政府、团体、个人都要信守诚信，不骗自己的良心，不骗国家，不骗他人；人与国家、政府、他人都互相尊重，真诚相待，而不是互相欺骗、互相计算。这样国家才能取信于世，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团体才能取信于群众，个人才能取信于他人。

三、切实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儒家思想教育

1.精心选择国学读本

《论语》《孟子》是我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一部影响卓著的儒家典籍。它是研究孔孟思想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很深广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论语》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对于中学生来说，于丹《论语》心得是很好的读本。于丹教授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把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演绎出来，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

2.不可操之过急，要注意循序渐进

儒学文化影响我国历史两千多年，其积极意义非同寻常，不少大儒对儒家思想不断补充加以完善，不要期望孩子能在短时间背诵且加以领会并约束自己的言行，应该给孩子以消化吸收的时间，让儒家文化渗透在孩子的思想中，不能在短时间内不见其明显效果而操之过急。

3.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持之以恒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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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 法制建设 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的利益关系、社会结构以及民众心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并且大量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已经凸显出来，诸如阶层分化、贫富悬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更有因此而产生的社会价值多元化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及刑事犯罪问题，等等，使我国的社会稳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这种严峻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缓和甚至消除这些动荡因素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一项必须重视的现实使命。

中国法制建设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现代化的司法制度之建构，意味着司法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因而是一个突破固有的制度而在司法领域显示出来的深刻变革。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成为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现状

1.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社会遭遇道德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繁荣背后，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犯罪率开始急剧上升，社会道德体系千疮百孔，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已经陷入道德危机、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奉为至理的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程序正义等一系列西方的法律理念似乎无能为力。

2.司法成本日益增大，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各类诉讼案件不断增加。然而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当一部分的公民纠纷并没有因法院的审判此而得到化解，相反的是缠讼、上访甚至是由民事案件转化为恶性刑事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说明现代司法在真正化解人际纠纷、协调人与人的冲突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些情况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并积极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

二、对儒家几种重要思想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意义的分析

在我国，儒家传统思想占有重要作用，它的“和合”、“仁”等观念深入人心，而这也与我们当前“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契合，这些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和为贵的思想、“仁”的思想及中庸的处世观念

“和合”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他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提倡“贵和尚中”。当出现纠纷时，中国人通常采用“劝讼”与“息讼”的调解方式来解决问题，最终目的是使当事人相互谅解，以保持个人间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人际关系和谐，提倡宽容，儒家“仁”的思想是这种传统主张的典型表现。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如果将古代“仁”的思想应用于刑事纠纷，必然提倡对犯罪人的宽恕并帮助其改善更生。

“中庸”思想对上面提到的问题也有积极作用。所谓的中庸就是“致中和”，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一思想和以和为贵的“和合”思想一致，重视当事人和谐关系的修复，并且通过调解以“劝讼”、“息讼”，避免行为人被贴上罪犯的标签，以利于其回归社会，这与我们当前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有积极意义。

2.“无讼”、“慎刑”的传统理念

中国社会是一个因血缘及地缘上的密切关系而结成的“熟人社会”、“亲情社会”，重视人际关系的讲信修睦。人们形成了“以诉讼为耻，以无讼为德”的观念。孔子就多次声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种主张在刑事政策上表现为反对苛政、滥刑、重罚，主张恤刑慎杀，德主刑辅，这是一种“慎刑”的理念。就像宋代包拯所认为的：“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总之，“无讼”与“慎刑”的观念提倡通过协商和解来解决刑事纠纷，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今天，司法的宗旨仍然是定分止争，化解矛盾，为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古代的“无讼”观念以及古人为此理想所作的努力对我们今天社会的法制建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3.道德教化的传统

儒家文化向来注重道德教化，儒家认为人性无论善恶，都可以凭借道德的力量进行教化。《论语・为政》就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中，违法犯罪被认为是未受到教化或教化不彻底所致，应当再次对其进行教化，而不是一味苛求刑罚制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平”之效。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道德的危机、信仰的危机不是仅靠法律就能解决的，法治社会的法律必须具有神圣至上的权威，也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治的目标。

儒家的上述思想，历经几千年传承，已经根植于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至今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转型的今天，中国的现代法制建设必需要立足本国的实际，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之处，使其能在今天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子路.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2]杨伯峻.论语・雍也.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3]杨伯峻.礼记・中庸.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4]杨伯峻.论语・颜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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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东亚；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0－0048－02

东亚经济制度主要是指日本及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的下半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分析其中原因，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共同的儒学传统，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从制度角度阐述儒家思想对东亚经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富民”思想与“经济优先主义”

“富民”思想和“衣食足而知礼节”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迹来明己意：尧舜在让位给舜禹的时候，他们都曾向自己的继承者作了郑重告诫：“四海困穷，无禄永终！”把富民治国同是否能保住政权联系在一起。孟子也认为“衣食足”和“富民”对王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礼仪哉？”意思是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还哪有什么工夫来修养礼仪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老年人有丝棉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儒家认为，衣食足才能知礼仪，强调政治统治秩序要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之上才能稳固。儒家的“衣食足而知礼仪”和“富民”的传统理念成为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经济优先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优先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政治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政治第二位；军事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军事第二位。经济优先主义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奉行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选择了“经济立国”这条道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二、尊重权威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

尊重权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强调要尊重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孟子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在谈到人们渴望权威出现来结束乱世时说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儒家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和地区均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其“经济优先”的战略。以强大的政府来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克服单一市场调节的弊端。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创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相比，根本特征在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

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即直接干预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另一种是推进制度变迁，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设。

东亚国家和地区参与资源配置、干预经济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的经济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决策主要包括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发展战略、基本经济政策及政策手段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发展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和赶超欧美。为实现这一个目标，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决策机构，保证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并通过设立在微观层次的各纵向专业局来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

政府推动制度变迁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政府推动制度变迁具有规模效应，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更有效率、相对收益更大。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强大的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体系，通过法律和制度强制性地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保证市场交易的进行和经济福利的增进。东亚的经济成长始终伴随着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并不像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导致民众、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猜疑，从而不能实现良好的协作。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忠孝、等级、秩序，强调尊重权威，在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政府的宏观框架内，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如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任职期间曾提出大胆的改造日本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引导下，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国民信任政府，积极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山筑路，大兴土木，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局面。可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建立和运转，这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尊重权威、尊重政府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三、义利观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

《论语》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吾从所好。”《孟子・告子上》中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提倡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要采取正当的手段，在义利关系上应先义后利。儒家的这种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就是强调道德至上前提下的义利双全，而在义利不可调和时，倡导人们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以义制利和取义舍利，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因此，围绕着市场经济所构建的各种管理制度，就产生了一个怎样使市场经济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校正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健康运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认为“义”要合乎道德，这既适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也适用于规范经济活动的制度。就前者而言，既要求经济活动者不仅要遵循经济法则，而且还要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就后者而言，经济制度在实现效率、收益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做到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因此，儒学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中把“义”理解为合道德，这实际上是要求经济人和经济制度在其活动过程中要保持真与善的统一。用这种真、善统一的思想来指导今天的经济制度建设，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儒家思想主张的以义统利、以义制利，这也有普适性价值。对于经济制度而言，也应该体现这种道德精神。因为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各种制度都不能背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制度所以具有规范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功能，是因为它本身就内含着经济职能与精神价值的统一。故而，儒学以义统利、以义制利的精神，对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儒学的义利观对公私关系的处理也有借鉴意义。现代经济制度作为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所作出的规定，它一方面要维护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公利与私利之间有时又是矛盾的。儒学强调私利服从公利，这就为解决这个矛盾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因此，儒学的公私观并非过时了的古董，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仍值得开掘。

总之，儒学的义利观与现代制度之间是具有相容性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将儒学义利观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已在这方面作出了证明。

四、家庭观念和东亚的企业制度

在东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家族中心主义。东亚人的家族中心主义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纲五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父母的孝，而对企业和国家的忠则被当作孝在更大坐标上的升华。以孝为基础的忠孝合一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行为准则。

东亚国家和地区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家庭思想和忠孝思想，人们首先为自己的家族而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积极劳动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儒家的家族伦理和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被运用于企业的经营，形成了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在韩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给家族的利益、名誉和繁荣赋予最高价值。今天家族观念仍然是韩国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这种观念反映在企业中就是，韩国经济起飞时，出现了很多家庭企业。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的管理指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企业对待员工像对待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的职工也在共同体意识的驱动下，努力地证明他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心，献身于企业公司。所以，韩国的企业就像是由无数小的家庭实体织成的网，家庭因素体现得非常明显。

日本也是一样。日本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密切相关。财阀是日本特有的经济组织，就其起源来讲，财阀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代代继承、维持和发展家业为基本目标，一部财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家的发展史。正是这种体现家族功能的独特企业组织形式，适应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促使日本第一个在东方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财阀在战后被解散，但财阀的家族式结构与家族式管理仍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存在于现代日本的企业当中。另外，在日本普遍推行“终身雇佣制”和“提建议制度”，也有利于企业主实行家族主义的经营管理。日本的这种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使职工和公司形成像家庭似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公司能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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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道德文化；和谐思想；和谐社会；积极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的。当前，我国政府要努力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这一伟大目标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需要举国上下，共同努力，需要各个相关部门协调合作，共同推进。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要加强文化建设，这是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而儒家的和谐思想也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它包括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而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对儒家思想进行全新的诠释，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发挥，将之作为强大的精神支撑，作为良好的文化条件，推进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其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我们要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进行更为客观的认识和把握，这样才能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其中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以及人本意识等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最为深远的影响。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也是儒家思想的本质，主要包含两个意思：“和”与“合”。也就是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将“和”作为了一个哲学的抽象范畴进行研究和领会，进而揭示了和谐的价值、本质，揭示了和谐的内涵。

孔子的学生有子就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其中“礼”泛指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和”为调和、和谐、协调的意思，“贵”是珍重的意思，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所谓“和为贵”，就是认为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

而荀子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的主张。他认识到了在一个组织内部，人们如果能够和谐相处，那么就能取得一致，力量也就会相应地增多，进而实现组织的强大，最终战胜万物。孟子曾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只是战争，进行社会劳动或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决定其胜负或是成败的就是人心的向背，如果再组织内部实现和谐，那么就会齐心合力取得最终的胜利或成功。“人”是“天、地、人”中地位最高的，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在“时、利、和”中“和”又具有最高的价值。

此外，孔子的“和而不同”命题揭示了和谐的本质特征。其中“和”是一个统一体，由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而这些因素之间也是一种互补和协调的关系，这样就能形成新的状态或是新的事物。而“同”是指因素、意见等的一致或是相同，这些因素、意见等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新的状态或是新的事物。所以说孔子提出的“和谐”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一种有差异的统一。其“和”即为多种因素的并存与互补。和谐的本质在于统一体内多种因素的差异与协调。儒家的和谐思想主要包含以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等方面的内容。

二、儒家“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社会在《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中解释为：指体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创造活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稳定有序的社会。

1.儒家和谐理念，促进现代社会的协调发展

儒家和谐理念的重点就是“和为贵”的价值观，其认为和谐是世间最珍贵的价值，也是一种最完美的状态，能让万物各得其所。儒家和谐理念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也能发挥积极作用。它能够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最大化地化解各种复杂矛盾，进而实现社会各方面适度、平衡、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和乐人民，国家强盛，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谐观能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思维方式上的支持和借鉴，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外交事务，解决国际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儒家和谐思想在国内矛盾处理过程中，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进而实现生活环境上的完善，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儒家和谐思想除了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是冲突以外，还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实现换位思考，进而实现个体间的目标或利益以及原则等方面的协调一致，实现个体间的有效合作等。

2.塑造和谐心态，培养人全面发展的和谐人格

儒家的修身以及身心和谐思想能呈现出个体的心态，能呈现出其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在社会生活中个体实现身心和谐，才能推进社会的和谐。也就是说有了和谐的人格才会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说儒家思想中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就在于其和谐的社会心态，而这种心态能实现或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和谐人格的塑造。以此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利益格局也发生着变化，贫富差距也被拉大，社会收入或是分配不公现象比较普遍，而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在社会心态领域中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浮躁、无序等消极现象，都会对人在生活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日常行为带来影响。当然这也有诱发偏激行为的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进而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或是建设步伐。而儒家思想中的“修身”等和谐思想能帮助我们摆脱物欲的消极影响，进而确立相对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同时市场经济把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利益之上，这样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寸利必争，人因利或和或散，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变得脆弱。过于松散的人际关系也会对社会的稳定带来不良影响。而儒家的“忠恕”之道以及和谐心态就能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起到促进作用，为其提供了精神道德基础。

此外，儒家的仁学思想能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铸造，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等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思想能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提供最大的服务，而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可资借鉴价值。儒家的和谐是“天人合一”的和谐，能为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同时，儒家和谐思想还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总之，人类若想实现长久发展，就应该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对儒家和谐思想进行全新的诠释和运用，在推进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其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的基础作用，儒家和谐思想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呈现其特有的思想魅力，我们应该有所吸收和借鉴地对其进行学习，进而从中挖掘和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中国伦理学史[M].上海书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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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舜钦；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6.2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041-04

收稿日期：2011-10-25

作者简介：庆振轩，男，河南偃师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汉、魏晋、唐之后的又一所在，儒、释、道三家合流是其时的一个基本趋向。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苏轼更是成为儒、释、道三家兼收并蓄、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典范。与之不同，生活于真宗、仁宗年间的苏舜钦，思想上有其自身特点，他始终以儒家自居，濡染道家思想较深，基本上未受佛家思想影响。

一、予生虽儒家：苏舜钦与儒家思想

苏舜钦出生于世代仕宦的书香门第，自幼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少小学文章”，虽“出值用武年，儒官多见侮，敢为战士先”，但那只是“予年已壮志未行”后的怨愤之辞。他经常以“儒”自称，“予生虽儒家”“落落吾儒坐满室”“独喜吾儒士之书”“著鞭无为儒生羞”儒家思想是苏舜钦最根本的思想，也是他立身行事的基础。

儒家重视夷夏之别，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又赞扬在维护“诸夏”、抵拒“夷狄”斗争中作出贡献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思想中有维护君臣名分以及民族歧视等落后因素，但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国家统一，反对外族入侵，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北宋建国后，先是燕云未复，后一直处于辽和西夏的威胁下，这使得孔子以来“尊王攘夷”的一统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深化。自宋初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鼓吹尊重朝廷，真宗朝官修的《册府元龟》严别正闰，到欧阳修的《正统论》(上)企图“合天下之不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强调“使九州合而为一统”，以至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之以“统系”为核心所阐发的正统历史观等，都足以说明宋人正统观念的强烈。苏舜钦同样具有很强的夷夏之辨思想。

景元年(1034)夏宋开战至庆历四年(1044)宋夏议和，西线战事频繁，而宋军败多胜少。苏舜钦虽然没有机会能够“挺身赴边疆。喋血鏖羌戎，胸胆森开张。弯弓射搀枪，跃马埽大荒”“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但他始终关注着西线战事，希望能早日荡平西寇。

苏舜钦对夏始终是用蔑称的，其称呼有“胡”、“夷”、“西戎”、“蛮夷”、“腥膻”、“夷狄”、“外夷”、“丑类”、“黠虏”、“羌虏”、“小丑”、“羌贼”、“丑虏”、“西寇”、“昊贼”、“贼昊”、“西羌”、“膻腥”、“贼羌”、“西羌贼”、“逆寇”、“逆羯”、“猾胡”等。这都显示了苏舜钦对夏军的蔑视和无比仇恨，而这些蔑视和仇恨是因为宋夏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自古猾者胡与羌，胡羌相连动朔方，奸谋阴就一朝发，直欲截割吾土疆”“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屠杀熟户烧障。同时这也是和苏舜钦严于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分不开的。

儒家极其重视道德修养，注重追求刚直、坚毅、忠贞的人格，“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苏舜钦钦慕穆修“性刚峭，喜于背俗，不肯下与庸小人合，愿交者多，固拒之”，“宁区区糊口为旅人，终不为匪人辱吾文也”，“然耻以文干有位”，“其节行至死不变”，与韩亿“惟义所在，不恤权忌”，从中也可以看出他自己的人格追求。舜钦磊落高才，少慷慨有大志，“进奏院事件”被贬前，积极用世，多次上书论事，上忧国家兴亡，希望朝廷能振兴于内忧外患之时；下忧生民艰辛，多用诗文叙写民众苦难，每次用事，都用心力于职。遭放废之后，他仁义之心依然如故，虽然居于沧浪亭，得享闲适之趣，“内实有所待也”。舜钦平常议论行事常“以康济斯民为己任”，“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因此“议论稍侵权贵”。他景元年刚进士及第即有“十年苦学文，出语背时向之语，居丧长安时有“性不及中庸之道，居常慕烈士之行”，得罪被黜后诗文中对他立身处世不合于世的地方更是多有涉及，如“自嗟处身拙，与世尝龃龉”，“鄙性背时向，处世介且迂。自固以为节，人皆指为愚”。虽不见容于世，舜钦从没想过要有所改变，他称自己“屈曲性亦难”，“迂僻不能镌”，更有甚者向天公提出挑战，“又不知胸中肝胆挂铁石，安能柔软随良媒?世人饰诈我尚笑，今乃复见天公乖。应时降雪故大好，慎勿改易吾形骸”。

苏舜钦在庆历元年(1041)《应制科上省使叶道卿书》中曾述其“某性本迂拙，不喜事人事，名虽在仕版，而未尝数当途之门，窃服于道，二十年矣”，遭放废后还在慨叹“人生多难古如此，吾道能全世所稀”，“男儿穷困终归道，世路倾危自有天”。他学道服于道并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富贵，为了个人一己之得失，“夫士之学经术，知道义，非所以贸易；爵禄之来无有以应之耳。道胜而位丧，于道何伤而不乐邪?世有知道而居位者，尚或为众牵踬，不得尽施其所学，忧道之削，处心甚危，内负于己，外愧于人，畏时刑而惧鬼诛，何所乐哉!”“然贤者必欲推己之乐以乐众，故虽焦苦其身，而不舍爵位者，非己所乐也，苟去其位，则道日益舒，宜其安而无闷也”。韩愈认为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而苏舜钦对韩愈也有不满，认为其“《感二鸟赋》，悲激顿挫，有骚人之思，疑其年壮气锐，欲发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舜钦认为“夫道无古今，但时有用舍，有志之士，不计时之用舍，必趋至极之地以学，探求圣贤之意而迹其所行，本原既明，则将养其诚心而泯去异端也。当其未知于人用于世，则修之益勤，守之益坚，内自贵珍而有待也。先能置身名爵禄于虑外，然后乃能及此，故君子虽被贼害，颠沛其身，不更所守。”宋太祖曾立誓碑，内容之一就是誓不诛戮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苏舜钦被除名所受之惩罚已经非常重，但是他依然能坦然面对，少许牢骚外更无自暴自弃，忧国忧民之心如故，“此身自流浪，岂能济元元”。在送下第的黎生还乡时，舜钦劝告黎生“无废青箱学，穷愁古亦然”。他自己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诗书穷不放，灯火独相亲”。当时人称其“以道自公，失而不忧，有至高至难之节。”他的一生正如欧阳修在《祭子美文》中所说“欲知子心，穷达之际，金石虽坚，尚可破坏，子于穷达，始终仁义”。在览照时，他可以无愧地说自己“一生肝胆如星斗”。《无锡惠山寺》中“绝无一尘染”之清泉与“自是拔俗姿”之长松正是他的最好写照。这都和苏舜钦自小濡染很深的儒家

思想是分不开的。

儒家讲“顺天知命”、“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受此影响，苏舜钦为人所作墓志墓文，叹息传主人生的坎坷苦难时，经常将其归之于“天”，“不登年龄，岂天所差”，“噫吁，天之厥文久矣”；“命”，“呜呼!其知命欤?”，“道不胜于命，命不会于时，吁嗟!先生竞胡为”“数”，“然数命少会”，“此古之所以委之于数也”“然由赋数镝只”

汉代，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等思想掺人儒学，盛传天人感应之说，认为作善降福，作恶降疾。苏舜钦受其影响，多谈灾异符瑞。他认为“庶务交举，群生安业，天则报之以气应，锡之以瑞物，苟异于此，灾害乃生”，“天人之应，古今之鉴”，“且妖祥之兴，神实尸之，各以类见，未尝妄也”。唐代柳宗元写有《贞符》一诗，反对符瑞，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仁”。苏舜钦害怕后世“拘子厚之作，弃天弗征，背大道以自任，颠迷无从，靡所法则”，专门写了篇《符瑞》，反对柳宗元的观点，认为“呜呼!天人相交，气应混并，密然则关为表里，其可诬哉!”并多次申述“灾异之作，未尝妄也”，“时虽欺之，天孰得而欺之哉?”

值得注意的是，苏舜钦诗文中所言及的只有灾异，没有符瑞，出现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向朝廷上书进谏。如天圣七年(1028)玉清昭应宫火灾，时任太庙斋郎的苏舜钦诣登闻楼击鼓上疏进谏，将天灾归因于“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缺，赏罚弗公”，谏不应修复，杜重建之端，“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恭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在辅弼无裨国体者去之，居左右窃弄威权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虚怀收刍荛之言，庶几变灾以答天意。”

另一种是他平常对事物的认识。如大风时想到“六事不和暴风作”，大雾时想到“窃思朝廷政无滥，未尝一日封五侯，何为终朝不肯散”，地震时想到“念此大灾患，必由政瑕疵”，“天戒岂得慢”苏舜钦言灾异有警戒人君之意，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时思庄生言：苏舜钦与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特别是先秦庄子思想，对苏舜钦影响较早且较深。他在景二年(1035)所写《送王纬赴选序》中即有“故可任化而无系，陶然天壤问，以足一世”，“然而之子处之，拘拘乎未尝自适也”。“拘拘”出自《庄子・大宗师》“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自适”出自《庄子，骈拇》“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尽管苏舜钦当时正当壮年，胸怀大志，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劝王纬用世，“思发其蕴以耀众者矣”，但他对庄子的了解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宦途奔波终遭废黜后，舜钦的心中对庄子思想有了许多认同，“时思庄生言，所乐惟髑髅。物理不可诘，此说诚最优”。

庄子思想对苏舜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使他对事物的认识较通脱，如“万物盛衰天意在”“穷达皆常事”《离京后作》“物理吾俱晓，漂流安足惊”，“节物自荣悴”，“顾人生世间，荣悴理亦然”。

其次，影响他对人生的看法。尹子渐死前不久见苏舜钦时曾说“吾未尝死，安知死之不乐也?”当时他还不能理解。尹洙死时，《哭师鲁》已有“时思庄生言，所乐惟髑髅。物理不可诘，此说诚最优”。《迁居》诗云“吾知人之生，天壤乃蘧庐，其间暂寄寓，一时还须臾”，认识到人生若寄之短暂。“此身亦外物，安用伤羁孤”。庄子所追求逍遥之境界必须屏出一切羁绊，才能无所待，人之身体，亦为羁绊。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外物与我为一”，即自身亦为外物，从而达到逍遥。苏舜钦则通过此身亦外物来化解痛苦。

最后，使他在痛苦磨难前，能以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不是忧郁以终，而是静静品尝闲适之乐生活之趣。如《答范资政书》中“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圣人之道，又无人讥察而素望之，何乐如是，摄生事素亦留意，今起居饮食皆自适，内无营而外无劳，斯庄生所谓遁天之刑者也”。苏舜钦南下吴中，亲友纷纷劝阻，韩维甚至责以“兄弟在京，不以义相就，以尽友悌之道，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但他已深厌京中“终日劳苦，应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尘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赢马蔽仆，日凄凄取辱于都城，使人指笑哀悯，我亦何颜面，安得不谓之愁苦哉!”决意居于吴中，并认为“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适，亦乐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养，然后为乐”

三、出于中国礼法之外：

苏舜钦与佛家思想

苏舜钦同许多僧人有密切来往，如僧惟俨、释秘演、怀月、则晖、演化、若神等，多次往佛寺游玩夜宿，如华俨寺、蓝田悟真寺、大禹寺、惠山寺等。据释文莹《湘山野录》记载，欧阳修“尤不喜浮图，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但细察其诗文，舜钦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很少受佛家思想影响。

《哀穆先生文》中舜钦记穆修“日诵《孝经》《丧记》，未尝观佛书、饭浮屠氏也”，从中也能看出他自己对佛教的看法。同他交往密切的释秘演，“卖药得钱辄沽酒，日费数斗同醉醒”，且“独喜吾儒士之书”，苏舜钦还惋惜他“伤哉不栉被佛缚，不尔煊赫为名卿”。去蓝田悟真寺游玩时，却听到老僧说“近有浮屠于此相枨触，心宿忿两不解，一乃颠挤死其谷”，这出现在本该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僧人身上，不无讽刺意义。

苏舜钦不喜佛家，原因有三：一是佛与儒有很多冲突之处。“浮屠氏本以清旷远物事，已出于中国礼法之外。”舜钦堂舅王子野的第二个儿子王规信佛，不饮酒，不茹荤，无嗣不再娶，舜钦恐其“索索然趋乎病疠之场而不还”，遂用儒家礼义中庸之道勉之，认为“饮食夫妇之法为之大”，希望王规能“破异俗之迷”。

其次佛教耗费较大，无补于民。《东京宝相禅院新建大悲殿记》认为佛寺之宫室饰用过于奢华，不合于度。《顶破二山寺》中称“老农务祈祷，梵呗日不休，常为释徒利，乃作生民雠”。

最后，僧人不关心国事。“二边羌胡日斗格，释子宴坐殊不知”，“老僧怪我何为者，说尽兴亡涕泪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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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传统管理 柔性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管理理论方面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处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现代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获得成功，取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才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掌握和运用的诸生产资料中，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人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差异

虽然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阶段的管理思想，二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柔性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儒家管理思想自身存在不足，与现代企业管理不相适应。柔性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必然趋势，所以将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措施

二者的相通之处为儒家管理思想向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提升创造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不足，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措施：

1.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就是把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下属变成与下属一起设定客观标准和目标，实现“自我控制”，通过让组织的成员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努力完成工作目标。

2.权变管理。在现代管理学中，将“通权达变”的管理方法称为“权变管理”。其基本思想是管理的方式和技术要随着企业和组织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遍使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

3.企业文化建设。所谓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团队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同类企业的基本标志。可见，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或经营理念。

4.工作岗位的设计与调配。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组织和社会的认可，他们比国内不满足被动的完成一般性事务工作，而是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因此，他们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现实的工作对这些员工来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员工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不满，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但是没有一种工作本身是乏味的，工作能否吸引人，取决于具体工作岗位是否能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设计它，怎样让它去动起来，怎样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可以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其绪.柔性管理[M].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9.

[2]稻香.柔性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3]冯沪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管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4]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邓志辉.浅谈当代管理新趋势：柔性管理[J].经济师，2006，(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