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出发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出发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指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处于基本和核心地位，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取向，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者看待、处理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实践路径就是为了实现其价值目标所主张的基本途径；表现形式就是他们认为能够在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反映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取向的具体制度规定和道德规范及有关的具体行为。如“克己复礼为仁”，其中的“仁”就是价值取向，“克己”是途径，“礼”是“仁”的表现形式，具体指的就是西周时期“礼制”、“礼仪”的种种规定和规范。按照这一方法进行，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都属于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第一，肯定人的现实价值，尊重人的生命。自从人类成为智识动物后，对人自身、人与神、人与的关系便进行着不断的思索与探讨，不同类型的文化对此进行了不同的回答。在近代人文社会出现之前，只有中国文化对人的现实价值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比如，基 督教、佛 教都主张人们放弃现实世界的利益去追求虚无飘渺的天国世界、佛性世界，在实质上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否定（在不同时期其程度有很大区别），而在中国，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充分地肯定了人生存在现实世界的意义，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是中心，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 中国古代的“天命论”，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看成是上天安排的结果，是老天爷意志的体现，这种说法虽然与宗 教的上帝创世论有相似之处，但与其他文化中的上帝却有着重要的区别。其表现一是儒家思想中的“天”虽然也有神的含意和成分，但它更多更主要地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即我们今天讲的自然、自然界的客观。如孔子就明确地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意思就是说，上天是用诸四季的更替、万物的存在和变化等行为来表示它的存在和意志。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最为重要和根本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天命论”的出发点和归缩并不是要人们去追求天国世界，为“天”献身和殉道（像其他文化中的宗 教所宣扬的那样），而是借助“天”来证明在现实世界行为的合理性和按照天的意志即客观规律办事，达到天为人服务的目的，天生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使人有生存的条件，“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

第二，主张顺应和合理地满足人的欲望。对人类的本性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的文化也有着巨大的区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类的本性没有采取咀咒式的态度，而是在肯定和承认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对人的欲望予以合理的满足。如对“性”的问题，儒家认为 “食、色，性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人们的这种“大欲”应该得到合理的满足。对此，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最为精彩。孟子劝齐宣王推行王政，齐宣王担心自己有好色的毛病不能推行王政。孟子认为，如果齐宣王能在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同时也让老百姓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那就是王道的表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 因为这一原因，在以往几千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中国人的性观念是相当开放的，直到唐朝时，寡妇改嫁都被看作是正常的。只是到宋代兴起后，中国人的性观念才由开放转向封闭，对“性”才有了种种的不合理禁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基本价值倾向上也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多种文化中，都有过对作为人的本性的“性”进行否定和咀咒式的倾向，如有的文化中的“原罪说”就是其表现之一。

第三，“仁者爱人”，包含着对人们基本权利承认和肯定的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仁”的基本涵义有：（1）家族成员间的亲善关系。孔子解释仁的根本涵义时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就是指子女要尊敬、顺从父母、长辈；悌就是弟对兄要恭顺。反过来，父母对子女必须慈爱，兄对弟要友善和爱护。孔子认为这是“仁”的出发点，因为一个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其他人的。（2）“泛爱众” 、“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要用对待家庭成员间的友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具体表现就是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他人有理解、宽容的态度和心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如果有能力应该帮助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3）“仁者爱人”表现在统治者身上就是要有爱民之心，实施仁政和德政，为老百姓谋利益，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与民同忧，与民同乐，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省刑罚，薄税敛”，让老百姓能够安心生产，深耕易耨；老百姓所要求的，设法满足他们；不想要的，不要强制他们接受，“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这些涵义，归纳和概括起来就是人们要有友善、宽容、助人之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它是儒家思想家所倡导的一种价值原则或价值取向，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价值原则或取向的具体形式是有区别的。

篇2

孙和平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从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

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传统教育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对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主义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辛之事。“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叉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节选自《人民论坛》201 3年第23期）

1．下列关于“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卉．f弋传统教育的目的，它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极深；冈此要深刻理解它就必须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

B古代传统教育目的大概是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立足于“人”的成长等；一定程度上说，这些教育目的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C．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以及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D．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本质上说就是使人懂得五伦以及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它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

B．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如果离开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去研究中国T一代教育，就不可能充分地认识它的规律以及内涵。

C．孟子认为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五个方面。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突m“明人伦”则顺理成章。

D．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培养“君子”与“圣贤”，道家培养“真人”、“圣人”与“仙人”．佛培养“菩萨”与“佛”这样高境界的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文化生态人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能更准确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冈及趋势。对推动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影响。

K涛书教化是儒家的思想核心。站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深刻影响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以及价值取向。

C．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本质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一个血统传下来的文化，以此为出发点便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

D．百家争鸣时代，传统教育旨在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朱熹认为人要以圣贤为奋斗目标，冈此他把培养圣贤作为终极目标。

参考答案

1.C（“在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的影响下”错。原文中说“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的“这”，从前后语境看，应是指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篇3

关键词：先秦儒家；双向性；父慈子孝

“父慈”“子孝”出自《礼记・礼运》中。《礼记・礼运》是这样描述的：“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臣，臣忠。”（《礼记・礼运》）可见，在那个时候儒家先贤就意识到了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子对父母长辈的孝，要想维持“父子有亲”的父子关系，应该是父与子之间共同来承担这一责任，即父母对子女还应该慈爱、关心。所以“父慈子孝”的父子关系所蕴含的平等性意义值得我们思考。

一

在先秦儒家中，“孝”一般有顺从长辈，尊敬老人，父子亲亲之义，而且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孝”一般和“慈”联系起来，如“父慈子孝”。慈，即上爱下，父母爱子女。在家庭道德关系中，“慈”是对“孝”有力的支撑。孝，不仅仅是子女对父母长辈应尽到的责任义务，同样的要使家庭关系和谐，父母长辈应该做到对子女后代慈祥爱护。这样，“孝”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就具有了双向性的意义。有许多人认为，先秦儒家的“孝”过分的强调了爱的单向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父子亲亲”，没有了父母对子女的仁慈、爱护，也就构不成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和孝敬，可以说孝和慈是相互的，父与子的关系是双向度的。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孝是“仁”的内在规定性之一，也是“仁”的内在出发点，整个“亲亲爱人”是以“孝”为出发点向外扩散的。所以，不孝父母是最大的罪过，“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尚书・康诰》，如果儿子不能尊敬父母，完成父业，大伤父亲的亲，如果父亲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反而厌恶他，“刑兹无赦”，（《尚书・康诰》）用法律来惩办。

二

“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孟子・公孙丑下》），由父慈子孝可以延伸出君仁臣忠的君臣关系。以事亲之心来事君，移孝作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孝亲和忠君始终是不可分割的的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忠孝之间具有互通性，“忠君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礼记・祭统》）“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侑》），这都是君臣关系双向性很好的写照。

以孝道为核心横向扩展出来的是“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也是双向性的。“亲亲而仁民”由亲爱家人推而广之，进而亲爱其他人，人人互相关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推己及人，人和人之间相互尊重，人和人之间相互爱护，人人都“善推其所为”（《孟子・梁惠王上》），相互推广自己的德行，推广到整个社会，可以实现大同理想。由此可见，孝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向东，自南向北，无私不服。’”（《礼记・祭义》）

三

先秦儒家的孝道是建立在人格平等与独立的前提下，也是建立在自然血缘亲情的基础之上。但是，它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自然领域基础上，周王按照血缘关系分封诸侯，以此类推，由以仁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准则，从“齐家”到以“忠”为准则的“治国”，向外扩展到了社会领域。在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同构模式和格局中，家庭和国家是两个具有“人格化”的独立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是相互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关系融合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只有家庭关系和睦了社会才能安稳发展，家庭伦理的遵守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前进与否和命运。“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礼记・大学》）。反之也亦然。尽管当今社会，家和国的关系并不是传统封建社会的家国一体的结构，但是家和国之间的仁与兴互相影响的关系依然如此，所以我们有必要继续坚持以孝为出发点的“齐家”与“治国”的良策。

“孝”从殷商“善事父母”观念的产生，“从老省，从子”父慈子孝，然后一直到“孝亲以忠君”的政治伦理思想，都蕴含着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对等性、相互性的思想。虽然中间出现了“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郭店竹简・六德》）的过激化的一面，但是先秦儒家的孝道观之中蕴含的思想是具有双向性和对等性的。在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进程中，传统父慈子孝文化经过创造性价值转换，仍将发挥其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论语》，杨伯峻，岳麓书社[M]

[2]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M]

[3] 《荀子译注》张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M]

[4] 《礼记》杨天宇.上海古籍出版社[M]

[5] 《理想国》柏拉图.商务印书版[M]

篇4

【关键词】深泽直人；设计；儒家思想；中庸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2-0049-2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其几千年来的文化，思想发展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早期日本，一直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显而易见的日本儒家思想，其精髓与核心都是以我国儒家思想为蓝本演变而来的。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滋养，使儒家思想在日本真正的做到了活学活用。而受我国文化熏陶严重的日本人，在他们的设计作品中就不经意间流露出了我国儒家经典的“中庸”思想。

一、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与深泽直人的设计思想

“中庸”被认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所谓中，即不偏不倚；庸，即平常，平和。其本质意义更多的指向人的内心。同时，“中庸”又是中国造物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如若将这种思想融入设计中，那就是从内心来打动人，体现心灵上的共鸣，满足人们无意识间的，最内在的需要。而日本著名设计师深泽直人一直以来秉承的设计主张就是：用最少的元素来展示产品的全部功能。在他眼中事物间的一种互相平衡，人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是彼此自然融合的。当人们与周遭的事物自然接触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刻意的去思考什么。比如说，当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你并没有刻意的去想这个椅子。人们在与外界的自然接触过程中是没有刻意的思考介入。举个例子来说：打印机的工作环境一般都比较混乱，周围经常会环绕或者摆放着各种办公用品，一忙乱起来，打印机周围就总是一团乱糟糟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设计师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把打印机的外观设计的更有线条感，时尚感等不痛不痒的美观造型上面。这里一条曲线，那里一个圆形，这里用银色那里用粉红色诸如此类。我们应该更多的观察人们的日常习惯来做设计，就像将打印机放在垃圾箱中间的寓意一样，回应人们的惯常行为。如图1所示，由深泽直人设计的带有纸篓的打印机，这个作品没有过多地在意打印机的外形，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打印机的使用环境上。将打印机的底部直接设计成一个纸篓，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将废弃的打印纸张放入其中以便收集和二次利用。

二、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在深泽直人产品设计中的体现

好的设计不一定具有亮丽的外观、昂贵的价格，而是在某些细节之处能够带给使用者意想不到的便利。如图2展示的设计一样，是深泽直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伞。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雨季，出行时我们习惯带伞，但此时如果我们手里拎着较多东西，就只能把伞夹在腋下，而这时只要在伞的弯钩处再设计一个凹槽，这样伞把就多了一个功能――悬挂塑料袋。在没有告诉这个凹槽有什么作用时，绝大多数的人会很自然的在凹槽处悬挂塑料袋。深泽的用意就在于此，在不告诉大家设计用意识时，大家一眼就能理解设计的含义，这就是中庸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在深泽直人的设计中，因为中庸思想的融入，使得产品本身凸显简约与平静的意象，表现出理性与情感合一的境界。深泽抓住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他的每一件设计作品都是与日本儒家思想的巧妙结合的典型实例。深泽的作品在保证产品功能的基础上尽量去除一些不必要的修饰，同时在细节上进行改变，使得产品产生一种新的价值，且这种改变往往充满了人文关怀。当一个产品被设计的过于复杂，对受众来说就是一种挑战，一个好的设计能够使用最少的设计语言，调动我们最丰富的生活情感，让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更加自由，而不是被产品所控制。所以说：设计是方便人的生活方式，而非复杂。

三、结语

通过上述对深泽直人产品设计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把消费者的无意识行为物化，给大众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更加注重冰冷的产品和个人情感的结合，这种关注细节、关注情感的设计便是深泽直人所倡导无意识设计的主旨，同时他从更深的层次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设计，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所进行的设计，在外部环境中寻求中庸之道，也就是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那么凡事都会像深泽直人设计师一样做到无意识的设计，做到为人的内在要求服务。总之，儒家思想及中庸之道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是一种设计方法，强调内心与外在的准确契合，以达到中庸的精神主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过犹不及，恰到好处的追求中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是设计任何一款产品的目标。

基于人下意识思维的产品设计，并非只是针对“市场”这种抽象的实体进行创作，其核心策略在于一种“统整”，着眼于通过产品实现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协调。有别于传统的设计方法，其设计理念的传达依靠用户自身的行动体验予以呈现。这是一种脱离智性之“思”而追求中庸之意的独特创作方式。

【参考文献】

[1]熊兴福，康俊.儒家“仁”的思想在设计中的体现[J].包装工程，2008.

[2]丁锋，吴卫.深泽直人与他的”无意识设计”[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1.

[3]刘晓春.设计中的“无意识”[J].青年文学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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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郭熙；山水画；儒学精神

郭熙对绘画的研究与实践，不断地促进与强化了他的理论的自觉形成。当然，当时社会背景以及中国传统绘画思想和传统文化观念对他都有深入影响。因此，他的绘画观念是在融合了传统哲学思想和绘画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郭思在编写《林泉高致》时撰有序言中有言：“少从道家之学，故新吐纳，本游方外，家世无画学，盖天性得之，遂游艺于此以成名。”这样容易被人从这里把郭熙的思想初源归到道家思想中去。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也把道家尤其庄子思想作为郭熙思想的根本来源。还有郭熙著名的“三远”说，它的境界也非常与庄子的精神境界有相似之处。陈传席在《中国山水画史》中指出：“道家之学易于培养山林之士的性情，‘本游方外’是一个大山水画家的基本品格，所以郭熙和一般的画工不一样，尽管他家世无画学，而他自己性情所使需要在山水中寻找寄托，遂‘游艺于此，竟至成名。’也就是说，道家思想的影响促使他走上了绘画道路。”

但是，据史料记载，郭熙在宋神宗熙宁元年由宰相富弼推荐应招进京之后，极受神宗宠爱，成为一个有名的画院画家，著名的创作高手。在后来的漫长创作生涯中越来越靠近儒学。当然，由其子的记载，郭熙的思想的确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如果细致地去读《林泉高致》便可看出，儒家思想是这个画论的主要思想基础，也可以说是它的思想灵魂，不难推论出郭熙的思想也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点的，在《林泉高致》中，我们很容易看出郭熙在论画、画境、绘画构思画题等等各方面，多数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出发点来论的，我们较少地能够看到它与庄子道家思想的相同之处。也可以看出，郭熙的绘画思想兼有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但在《林泉高致》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他认为此时正是“太平盛世”，怎么能够忍心离开君主，自己一人隐居山里呢？当然，人人都喜欢隐居山里，那么，可以通过山水画，作为实际山水的形象呈现则可实现即有隐居山林之感，也无远离太平盛世及君主了。这样就“快人意”、“获我心”了，而且还可以净化心灵，提高修养的好途径，在这里，儒家的立身入世的思想代替了道家的隐逸遁世的思想；在这里，隐士精神家园的山水画变成了君子入世无法亲自游历名山大川的替代品了。郭熙入世为官，成为了儒者向往山要的精神寄托媒介。

郭熙在《山水洲》中提出了“三远”法，对后世面学思想影响是深远的，以及他大胆的实践与系统的论述，使他成为了中国画学史上的重“远”思想的主要提倡者。他的“三远”已经预示出了透视关系及其构图原则。其论述是：“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澹。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澹者不大，此三远也”。很显然，他的三远除了与透视、构图有关外，还与他独特的境界审美有关，因为这里三远表现了三种不同的境界。高远很明显从山下而看山颠是仰视，目光由山脚冲上山顶及天空，眼光由山颠与苍穹之茫茫相连接，有种豁然开朗之心情，有限的空间获得了无限的意义，因此心灵上也有一种与满足。而深远则有种目光自下而上仰视上苍，又从上天而悬视大地，回到深深的山谷中，幽深的植物，细小的泉流，顿时产生一种博大的胸怀，山川也在悬视中更显出深远广大。“平远”则是自近前向渺远层层推出，有种“极人目之旷望也”的感觉，我们的心灵在这广阔的山川天地之间游地，多么舒畅！

山水画为了颐养画家自己的性情，进而创造了远的境界，也为观赏者提供了方便，有了一个安放心灵的空间感觉的地方，尤其是平远，它能给观者并且画家自身提供一个心灵的安顿之所，这样画家有了一个性灵的适且的地方，大多数山水画家都看重绘画的自娱功能，绘画也被看作是陶冶情操的工具，绘画的构图及其空间布置，均来自对人生体验的有所感悟，而深远、高远所能体现出的境界对人的心灵也有一种压迫感。深远的画作会给人神秘和晦暗的形式感，空间跟主体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感，主客体之间易在深远的境界中处于两个分离的状态。而高远有种自下而上之感，这种处理画面的方法易于表现自然中的奇崛怪异及奇特之形状，高远虽为画中胜境，容易产生状美感，但自我的心灵难于在这里找到一种舒适安静的场所，会有一种心惊或痛苦的体验之感。但是平远之境不会产生这种感觉，会使主体和眼前的景象之间处于一种融合的关系之中，你会与景色融合在一起，有种进入了“无我之景”的感觉。

郭熙的《林泉高致》，多数的绘画观念就是有儒家的影响，所以会感觉到儒家思想的倾向性，例如在《画意》中的“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中有这段叙述是：“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这里郭熙提出了“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的观点，可看作是他的陶养理论的核心。儒家文化提倡涵养心性，郭熙把儒家的这个观点移植到绘画的理论中去了。即是绘画也是一种画家的修身养性。当然，郭熙也有受到传统绘画思想的影响，即绘画作为一种“传教化，助人伦”的工具，采用作宣传服务。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作用，郭熙已认识到首先得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自己，这样才能有多创造出具有能够陶冶人们品性的画作来，所以在郭熙看来，画家的性灵陶养是关键的。

《林泉高致》中郭熙论山水篇，他认为山水这些自然景象不仅是人们观赏的景色，在绘画里面，它还是与画家生命相关的，倾注了画家生命。观照山水是一种审美的行为，也同样是身心修养的手段，只有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结为一种至为亲密的关系，不只是为了一时的耳目之娱，把山水视为真正的精神家园，这样画家的性灵才能够得到充分的陶冶。郭熙运用儒家思想建立起了自己的绘画理论，郭熙有这样的论述：“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啼笑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列布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郭熙也视诚心在绘画中的重要性。“易直子谅”是一种心灵境界，儒家文化中就有诚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和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郭熙也主张这种儒家的养诚与持敬之说来丰富其绘画理论。

另外，对用墨之法，善书者亦善画、山水画者之病等观点多有论述，《林泉高致》一书阐述了诸多重要的观点。郭思继其父郭熙的绘画观点，并在郭熙已有的绘画理论基础之上，做出了一些发展，更完善其父的绘画观，并作了《林泉高致》一书，是现今世上对中国画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仅有绘画理论，亦包含着理学及哲学思想，也是研究当时社会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1]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M].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

篇6

管理理论产生于实践活动，近一百年来管理理论学派林立，但大致可分为4个发展阶段：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为泰勒；行为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为梅奥、马斯洛等；管理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众多。20世纪70年代至今，管理理论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在我们过去所学的管理课程以及管理学普遍提及的管理理论中，“人”最突出的时间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管理学说风行企业界，人们开始接受科学管理学说中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开始意识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经济人假设的提出是对被管理者认识的深化，这一假设的被接受带动了管理的一场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试验”纠正了人们对工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偏见。并且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人的管理方式方法，引发了对人管理的新革命。但“以人为本”的管理的明确出现还是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只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发展为核心，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一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组织共同愿景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这里对“以人为本”的概念是明确的在企业中对员工的态度。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中，不但借鉴了这个概念，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从最根本上来讲，政府的管理治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民的安定、幸福；国家的强大、兴旺。在以往的治理中，不免都会因为形式而忽略了原本的目标，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新把以人为本带进了政府的管理之中。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重视的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就是对西方学者的借鉴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相反，以人为本恰恰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提出并强调过的概念。像我们常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等典故，无不提醒着我们这点。

二、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的体现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以人为本，并不是当代创造出来的，而是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并且一直深远的影响着中华文明。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应该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也曾记载“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

孔子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

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

同时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

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商人文化；课程改革

商人希望日进斗金，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古时候是道义道德，如今它有了新的意义。弘扬儒家精神，恪守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十分有意义！

1 开设《儒商文化》课程的必要性

财经类学院是培养商人的摇篮。商人，通货之民也，追求财富与成功。儒者，忠信仁义，追求忠义。我们要培养的"儒商"既是儒者的典范又是商界的精英。他们要继承儒家的思想，又要练就儒家的修为，以财养道。当今时代，儒商应有如下特征：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注重合作；具有较强责任感。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

拿破仑曾把中国比喻成沉睡的猛狮，如今这只猛狮已经醒来！这是新时代面临的战略机遇，同时是新的挑战。寻觅中国商业文化的历史根脉，反思中国商业文化的核心精神，再铸中国商业文化的价值理念，培养具有儒家风范的现代商人。这既需要尊重历史、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更是从现实出发、也需要把握未来，用前瞻的眼光发展自己！

2 商人与仁、义、礼、智、信

仁、义、礼、智、信是贯穿于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因素，是儒家思想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思想境界。现代儒商文化的转型是将儒商文化作为现代商人理想人格塑造的必要思想资源，从商人精神的觉醒与儒商身份意识的自觉中探寻儒商之路。

（1）仁者无忧。仁者爱人，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从儒家文化出发，把求财与求利相结合。以"仁"为核心，以利国利民为目的，以回报社会为情怀。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用助人之心进行商业活动，创设融洽和谐的氛围，借财富与金钱来实现自己人生的功名。这种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表现了儒商一种崇高的价值取向和超越于一般商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历代儒商所遵从，成为儒商的一种文化传统。

（2）以义取利。孔子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把"义"作为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标准之一。以义生利，以利丰民。儒商的经营信念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商在经济市场中，要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要以义统利、取利和兴利。孟子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从而确立起企业高尚的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建立起企业的社会良心。

（3）礼者敬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最为道德规范的准则。礼者，曲也。礼就是敬人。在商业经营中，用正常规范的礼仪、礼制与人交往，表现出君子之风。同时也有利于改变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现的服务质量差的面貌。把儒商"诚敬"的处事态度作为企业职业道德的内容，建立一支有事业心、有专业技术和技能的高素质队伍，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提出的客观要求。

（4）知者不惑。"智"是人认识自己、了解社会、解决矛盾、处理问题的眼光和能力，是商人不可或缺的一种素质。时代的发展要求儒商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个步骤实现"智"的能力。

（5）信者人言。信者，人言。在商场上则表现为"童叟无欺"。信是实现"仁"的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道德修为的内容之一。讲信用，无欺伪。在商场中，要求儒商以礼的要求守信用，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对待顾客、对待合作伙伴也以讲信用为根本原则，把"信"和"实"作为经商取胜之道。继承儒商"信"、"实"的企业道德。只有保证信实的质量，合理合法地赚取"阳光下的利润"，赢得良好的社会形象，这样的企业才能具有生存、发展的前途。

3 《儒商文化》课程改革实践

（1）以"茶道"论儒道

理想的《儒商文化》教学环境是如《论语・侍坐》一般，小班制授课，师生环坐，一杯清茶，畅所欲言，以"茶道"论儒道。茶多出产于深山幽谷中，外形清秀，香味清幽， 最具有大自然的清明灵秀之气，最能清人心神。

（2）校园活动连根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为"仁"，《论语》有言：仁者爱人，亲亲为大，即百善"孝"为先。天地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孝是人道第一步，孝顺子弟必明贤。在校园活动的开展中，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孝亲活动帮助同学们连根儒家文化。

（3）校外实践锻造儒商品质

孔子有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司马迁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义"和"利"不可兼得时，要舍"利"而取"义"，不因求富二损害他人利益，不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弘扬儒商文化，通过内修仁、义、礼、智、信，外展社会活动的方式，我们力求把财经类学院的学生培养成新时代的儒商。他具有浓厚的儒学底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分明的职业道德操守、丰富的现代财经知识。在继承古代儒商丰富精神文化的基础上，立志于不断地传承和发扬儒商精神，构建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建设中华商业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刘凌.科学评价"儒商"及其"诚信"[J].泰山学院学报，2005，27.

篇8

【关键词】儒家人本思想；西方人文主义；集体本位；个人本位

在人学发展的历史天空下，东西方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文主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元素之一，从文艺复兴开始，以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为主要精神的人文主义开始确立，此后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现代化的成功，人文主义在西方社会中茁壮成长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使之成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中是否也包含人本思想呢？它和西方人文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他们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下面对之做一比较。

东方人本思想首先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学思想。仁最初是指某个民族的日常的礼节，表示两个人打招呼的行为，是一种谦让的举止。孔子借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孔子曰，仁者爱人。孔子的人学思想主要包括一下几方面内容：首先，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1]的人性说。孔子认为，人的本性相近，只是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不同。这表明孔子承认人生来差别不大，接近于平等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要想使人得到发展必须通过教育，个人方面必须“好学”。孔子讲要“好学不厌”，以追求人生至道。孔子人性说启示我们，对每个人来说，人与人之间差别并不很大，每个人的成功机会接近于均等，个人成功与否更主要的是在于个人努力程度，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不错。其次，孔子非常重视人的生命权。孔子在马厩失火后，问人而不问马，明显把人的生命看的高于畜类或财产等物质。另外，孔子反对殉葬制度，《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2] 可见孔子是痛恨用陶佣来为死人殉葬的，更不要说用活人来殉葬。再次，孔子针对当时社会充满迷信鬼神的现状，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强调“人事”重于“事鬼”。《论语》中记载孔子不讲乱、力、怪、神，当季路问孔子事鬼神之事时，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孔子那里，“事人”在先，“事鬼”在后，即“人事”是我们所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把人置于鬼神之上，把“事人”置于“事鬼”之上，这一思想非常宝贵，可以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社会，形成了古代中国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存在。而不是如西方社会那样，形成了一种宗教文化统治下的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接下来，孔子仁学的中心内容是什麽？它就是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即所谓“成人”之道。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是儒家推崇的人生最高目标。孔子把“仁”的内涵定义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孔子这里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主张人与人要互相尊重和友爱，把别人的成功与否视为与己相关之事，从“泛爱众”推出仁君要行仁政，仁君爱民的思想，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落实到“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上面。从而达到儒家的最高人格理想。

西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源于拉丁文humanus），通常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封建统治和宗教神学体系的资产阶级思潮。其主要思想是肯定现实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生的快乐；倡导个性解放、要求个人自由、相信人的伟大力量、颂扬人性的完美和崇高。人文主义针对中世纪的神学文化，呼吁要重新发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肯定人的意志和行动的价值，恢复人的各种权利，包括人在上帝面前的应有地位。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歌颂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和乐观主义精神，要求承认他们通过劳动而获得的人间幸福的合法性，反对禁欲主义对人间幸福的扼杀。但丁创作的《神曲》标志着文艺复兴的开始。他认为人是最高贵的，因为人有理性和意志自由，人应当通过理性和行动来争取自由和幸福；他还认为爱是统治世界的力量，人应当爱人，而不应当去爱神。彼得拉克在《秘密》中有一段话：“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包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3]，充分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的急切心情。薄伽丘认为“人类天生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3]，这被称为最早的人权宣言。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的光辉代表，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他提倡人的尊严，赞扬人的伟大，歌颂人间的仁爱和友谊。

1.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的共同点

他们都以人为中心，以现实的人生为出发点，都反对或搁置神学，对人生采取积极的态度。儒家主张仁爱学说，由亲亲到泛爱众，由泛爱众到君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社会众生，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生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仁人志士。《易经·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乾健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西方人文主义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高扬人的理性精神，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对待人之外的鬼神世界时，儒家明显采取了搁置的态度，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的无神论思想。儒家强调人的现实世界高于一切，不能以危害人的正常生命权、生存权为标准处理事情，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可贵之处。而西方人文主义则明确反对神权的压迫，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

2.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的不同点

第一，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易经》作为儒家五经之首，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正是“天人合一”的精神，《易传》进一步阐述了这种精神，主要是说人们要认真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也就是要向大自然学习，不断提高人们的生存能力，而人们又必须有节制、适度地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儒家人本思想以集体为本位；西方人文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儒家人本思想重视家庭、家族、国家这种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必须以集体利益为前提，对家庭要以孝悌为核心，对国家要以忠诚为基本价值，因此集体主义是儒家的主要价值取向。而西方人文主义则更重视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时甚至会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

第三，儒家人本思想强调善重于智，而西方人文主义则重视自然科学和理性。儒家以人格善为最大目的，因此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完善，强调克己复礼，强调修身、齐家是一个人的最基本道德要求。而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农耕经济时期，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要求不是很高，客观上造成儒家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而是偏于重视人自身品格的完善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于是儒家特别重视“德治”，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著名论断，实际上是促进和推动了儒家仁学的宗教化，客观上形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重义轻利的倾向。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西方人文主义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从古希腊时代的“美德即知识”到近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在西方形成了尊重知识的优秀传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近代欧洲的自然科学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且促进了自然哲学的发展。自然哲学重视自然科学和理性，他们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

3.两者比较的启示与意义

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是东西两大文化传统中的主流价值观，都对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儒家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尤其在当今文化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发展成为一种态势，西方社会逐渐认识到东方文化的价值，东方文化对于解决当今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些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提升传统文化以适应现代化发展之需和化解全球化时代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整体重于个人等内容都具有合理性，重新阐释这些内容必然会对当今人类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源于西方人本思想中的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现代性文化直接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他们尊重科学、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些因素对于现代性先天不足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借鉴，使之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同时，两种文化又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带有其局限性，因此在借鉴学习时要认识到其不足之处，少犯同样的错误。儒家人本思想过分注重整体的稳定，忽视个人的合理欲望要求，因此造成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长期徘徊在封建农耕经济下的低水平，民生质量低水平发展，最终造成近代以来落后的历史现实。我们在发展传统文化时必须加以警惕，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西方人文主义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造成今天环境危机、能源枯竭，直接影响到人类可持续发展；过分强调人的各种欲望和要求，造成人性中的各种恶的本性泛滥，造成社会混乱，道德下降，给人们生活带来不安和惶恐，这些现象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不良后果，必须给予科学总结。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为指导，借鉴西方人文主义中具有现代性的人权、法治、自由和科学为主的文化，又要发展民族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文化，并使之提升到现代化的高度，创新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先进文化。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篇9

关键词：仁　古代诗词　人文情怀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核心是一个“仁”字。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在《论语・颜渊》篇中教育人们要“克己复礼为仁”，并把“仁者爱人”的精神推广到政治生活中，提出了德政思想，还提出了一整套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形成了仁学思想。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主张王道的核心就是“行仁政”(《离娄上》)。

仁学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深深地融入到古代文人的血液之中，进而表现在文学作品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富于民族特色的人文情怀。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受仁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人文情怀。

仁学思想与古代诗词中的亲情情结

《论语》中的“仁”，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孝悌”。孔子的“爱人”，是由爱亲发展培育起来的，是由“爱亲”推及“爱人”。“仁”的根本在儒家看来是“孝悌”。《论语・学而》篇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大意是说，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一般不会去触犯上级；不触犯上级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君子应该致力于根本，根本树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就会形成，而“孝悌”二字就是“仁爱”的根本。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孝悌”二字是《论语》中“仁”的最本源的内容。

基于这种认识，儒家对“孝”极为推崇。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里仁》)孟子更是把孝提高到仁的高度，他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尧舜之道，孝弟而己矣。”(《孟子・告子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仁学思想中。狭义的孝，是指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和礼节：广义的孝，是指孝道，泛指家庭伦理。儒家提倡一家人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由于儒家对孝的极致推崇，孝的思想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想之中。也渗透到了抒情言志的诗词之中，让古代诗词呈现出一种浓郁的亲情情结：孝顺父母、关爱亲人。亲情成为对仁的情感体验，亲情情结赋予中国文学以浓厚的人文情味，下面我们看看根源于孝悌思想的诗词中的亲情情结。如：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l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的《游子吟》是一支亲切诚挚的母爱颂歌。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来描写伟大的母爱，也寄托着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

独在异乡为畀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是王维在节日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每逢佳节倍思亲”也成为传诵千古的思亲佳句。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轼悼念亡妻之作。表达了作者对亡妻那“不思量，自难忘”的深切思念。出自肺腑，流于笔底，哀婉凄恻，十分感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爱人”，是由爱亲发展培育起来的，但又绝对不局限于“爱亲”，是由“爱亲”进而推及“爱人”。如《论语・学而》篇载，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里的“泛爱众”超越了家族内部。超越了狭隘的爱亲范围。儒家认为，如果用对待父母的亲情去对待其他社会成员，必然会使全社会成员和睦相亲，就像《论语・颜渊》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也主张要推己及人，他要求人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这样，在儒家那里，家庭伦理中的孝悌，很自然就放大成了一种社会伦理，对父母兄长的亲情之爱，扩充为对整个社会人群的博爱。由于儒家推已及入思想的倡导，讴歌友情也是诗词中亲情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白与杜甫曾在漫游中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分别后，两人都深切地怀念着对方，李白对杜甫是“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杜甫更是相思心切，“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连梦中都想念着李白。

在难以计数的送别诗文中，流注其中的无不是浓郁的友情。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千载后读来。那深挚的友情依然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仁学思想与古代诗词中的乡土情绪

在诗词中表现对乡土的眷恋之情源远流长。如《诗经・采薇》中写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那如泣如诉的怀乡之歌，一直震撼着后人的心灵。血缘、地缘观念一直是古代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与古代小农经济社会有关，而儒家思想强化了国人心中的乡土情结。

思念家中的亲人，当然也会思念家乡的山山水水，所以与上文所谈的亲情情结相联系着的就是乡土情结，思乡与尽孝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儒家对孝的极致推崇与古代农业型自然经济结合，造就了人们安土重迁的恋乡情结，在文学上体现为对于故乡家园的执著思念。我们以唐诗为例看看诗词中那浓得化不开的思乡之情。

日幕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

仲宣无限思乡泪，漳水东流碧玉波。(元稹)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

仁学思想与古代诗词中关爱民众的人文精神

民本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思想传统。西周时期就有“敬天保民”的思想，这是民本思想的萌芽。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的优秀成分，并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儒家“仁者爱人”思想是民本思想的基石。儒家把“仁者爱人”的思想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提出了德政思想。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

孟子则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荀子也主张民为邦本，他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君舟民水的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

这一系列重民思想，集中反映了儒家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的发展和演进。民本思想也使中国古代文学呈现出了关爱民众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对百姓的关心，对国事的忧患，对腐败统治者的谴责，以及对清明政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同情众庶的人文情怀。

诗词中关爱民众的人文精神首先表现在文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上面。古代文人从儒家民难邦本、心忧天下思想出发，关心民生，忧民之忧，表达自己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如：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一寸丹心为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于谦)

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郑板桥)

关爱民众的人文精神还表现在对腐败政治的讽刺和对广大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如：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陆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林升)

篇10

何为“道”？文章注解为“儒家之道”。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一文中，自云：“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可见，韩愈心中的“道”，是由“仁”与“义”构成的儒家之道。

韩愈对儒家之道极为推重。韩愈多次说：“愈之志在古道”，“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这些言论几乎存在于他所有的文章中，仅《师说》一文就出现11次，可见“儒家之道”在昌黎先生心中有着多么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如此，韩愈的许多文学理论主张，都把“明道”和“传道”放在了首位。

如《师说》一文中，韩愈的观点就十分鲜明：判断老师的唯一标准，就是“闻道”；倡导“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就是为了振兴儒道。在《答刘正夫书》中，韩愈说：“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从文意看，韩愈要求刘正夫学习的对象就是那些饱读儒家经书的儒生，要求他学习的内容就是圣贤文章的“意”，即韩愈内心所崇尚的儒家之道。在《原道》中，韩愈更是提出了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相延不绝的道统传承之脉，坚定不移地表明了要以承继道统为自己一生不二的职责的态度。

那么，韩愈为什么如此尊崇儒学呢？目前，针对《师说》一文的教学，教材解读更多的是针对人们耻于学师和从师标准两个方面的内容，只关注文本本身的现代学习意义，却甚少关注韩愈关于“师道”的论述背景。这个问题不清，《师说》一文的教学就显得有些虚泛。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延伸解读，以拓宽教学视野。

总括言之，韩愈尊奉儒学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政治改革与文学革新的需要

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开始衰败，藩镇割据导致社会潜伏着各种政治矛盾和重重危机，即使到德宗、宪宗时出现了所谓的中兴气象，也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危机。一部分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官吏敏锐地看到了这些突出问题，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改革，同时要求文学为政治改革服务。当时，韩愈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改革和文学革新的基本倾向。应该说，韩愈是出于政治上的责任感，以忧患之士特有的政治触角，以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推动了这次旨在尊奉儒家道统思想的古文运动。

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出发点而言，是借此来宣扬儒道，缓解社会矛盾，从而挽救由安史之乱造成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状。韩愈等古文派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社会规范而导致礼义沦丧，道德水准下降，因此需要重新树立儒学权威，并以此重整社会秩序。

那么，怎样才能大力弘扬儒家道统呢？韩愈提出了“弃诗赋重古文”这一文学主张。大家都知道，“诗言志”，自古以来，诗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学样式。到了唐代，唐统治者以诗取士对推动诗歌的兴盛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韩愈等人却在盛况之下看到了诗赋的功能缺陷。韩愈认为，时下流行的诗赋已经不能胜任宣扬儒家道统思想的任务，在他看来，要消除这些社会矛盾，“文以传道”、宣扬儒家道统是当务之急。而宣扬儒家道统，只有通过倡导古文运动才能得以实现。为此，韩愈从儒家道统的立场出发，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角度提出了为教化而兴“古文”的主张，并明确了“文以传道”这一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韩愈为古文运动提出了首要任务，就是改革文体，大兴古文之风。

韩愈之所以认为唐代诗歌这种文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要以“古文运动”去刻意改变已有的诗歌文化秩序，这一点，韩愈门生李汉在《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概括为:“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什么意思呢？韩愈认为要继承古人之道，恢复“道统”，明白易晓的古文才是最佳工具，才是载道之器，在宣传儒家思想方面，古文的重要性其他任何文体都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