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行业研究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货币行业研究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过去20多年来一直在影响着全球的金融业。不过，互联网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后台（比如支付）和渠道，并没有催生出任何新金融。在互联网技术发展最早、最为成熟且应用领域最广的美国，并不存在所谓“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源于中国金融体系中 “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宏观背景，以及对“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金融业务的监管空白。所谓“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迅速发展，实际上是进行了比传统银行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

互联网公司灵活而激进的运作模式，扰动了传统金融企业固有格局。它们正在倒逼着传统金融企业运营的市场化，以及利率的市场化。不过，中国所谓“互联网金融”业务，只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生存形态，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金融的本质没变，也没有产生可以叫做“互联网金融”的新金融。

如此，“互联网金融”恐怕是一个伪命题。对互联网进行研究，应该认识到其作为技术的本质，及其作为技术的普遍适用性，包括在传统金融企业的运用。作为技术，互联网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客户体验，延展金融服务的边界，并帮助实现“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理念，“互联网金融”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美国为何没有“互联网金融”

美国是金融和互联网都最为发达的国家，但是美国没有“互联网金融”的说法。

这缘于互联网作为技术的本质。互联网对金融的冲击，本质上就是机器与人力资本的冲突，其结果取决于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人力。而这种冲突自金融诞生之初就一直在进行。在这点上，互联网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互联网的特性，就是对标准化、数字化内容传输的便利性和规模化。在金融领域，这类信息（如交易数据）和流程多为业务的后台。难以标准化的人力资本（如商业关系）则储存于个体之中，很难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在历史上，金融领域的技术进步已经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轮淘汰。但有些信息注定难以用机器处理，而这往往是金融最重要的部分。

交易市场因为交易数据是标准化海量数据，因此受到互联网技术影响最深远。比如股票买卖，在业务处理上就是对股票所有权的登记和转让。这种所有权信息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于电脑中，便于以互联网的方式传输。美国的洲际交易所（ICE，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时，就是要运用互联网技术来建立一个能源交易市场。发展到今天，洲际交易所已经将纽交所合并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在交易市场上，互联网还促生了Ameritrade和etrade等基于互联网的股票交易平台，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散户进行股票交易提供了更多便利，对传统的券商交易平台产生很大冲击。

支付领域的数据则更加单一和标准化。以货币为例，除了手中现金，大部分货币以银行记账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货币，绝大部分是数字化的借记和贷记关系。这种记账关系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于电脑中，也非常便于以互联网方式进行传输。发展中国家在推广小额贷时，广泛应用的智能手机的支付转账功能就借助了移动互联网。

金融领域的其他信息，如信用信息和经济、行业及公司的研究报告等也多以数字化方式制作并传播。

那些基于互联网的社区和互动技术，则促进了市场参与者彼此交流，使交易变得更加容易，增加了交易的流动性。这同时还加强了金融交易本来就有的网络效应。西方交易所一直都积极采纳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交易系统不断演化，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在不断地跨国和跨市场兼并后，少数全球性大型交易所（比如洲际交易所）出现，能够多品种、多区域、24小时交易。

可以说，在过去20多年，互联网技术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尤其是金融交易市场的市场结构。不过，互联网对西方金融业的影响只能说是“静悄悄的革命”。金融在后台提高了效率，但在更多时候并没有喧宾夺主被注意到。而金融在经济体中执行的六大功能（支付、融资、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提供价格信号、处理信息不对称）从未改变。互联网并没有派生出新的金融功能。从这点看，它与对音乐、电影等行业的影响并无本质区别。

以洲际交易所为例，它推动了美国交易市场的巨大变化，甚至吞并了最能代表传统金融的纽交所。但是，并没有任何人将洲际交易所视为互联网公司。而合并后的交易所也没被称为“互联网交易所”。

再以股票的网上交易平台为例。Ameritrade等网上交易系统和交易所系统直接相连，减少了中间环节，从而降低了费用，增强了用户体验。但从股票投资者的角度看，后台交易系统的技术改进更便于实施既定的投资策略，但是他的投资收益来源依然是所司（股价变动和分红）。

股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没有因互联网而有任何改变，投资者依然是根据公司运营和收益前景来决定投资与否。同样，对研究而言，互联网改变了研究报告的传递，但互联网本身并不能产生研究报告。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美国的金融业得到广泛应用，并且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互联网并没有产生新金融。这种认识上的清醒，使得西方市场没有产生所谓“互联网金融”概念。 “互联网金融”为何盛行中国

互联网在中国金融业的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由招商银行推出的“网上银行”。但互联网在中国金融界真正发力，也就是最近几年。

当前热炒的“互联网金融”概念更多是指P2P平台、余额宝以及移动支付等领域。它们的发展，主要源于制度因素。中国的金融体系长期处于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所描述的 “金融压抑”之中，利率受到管控，资金主要由银行体系进行配置。而逐利的市场，必将试图利用任何由于管制而可能产生的套利空间。这就是目前所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基本逻辑。互联网在其中只是个技术手段。

“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其实有着积极意义。这些企业和服务在客观上推动了传统金融企业的市场化，甚至倒逼了利率市场化。由于其业务主要是面向低净值客户和小微企业，它们还帮助解决了中国金融体系里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是传统金融长期以来不愿或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互联网金融”企业存在的根本，还是利用监管空白而进行的监管套利，而不是互联网。它们没有依靠互联网而产生任何新金融。

以P2P网上借贷平台为例。P2P借贷平台在美国有Virgin Money以及Kiva（2005年，小额贷）、Prosper（2006年）和Lending Club（2007年）等。中国的P2P平台则有宜信和拍拍贷等。但是，除了Virgin Money和拍拍贷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所谓web 2.0的纯平台基础上，其他的P2P平台都提供本金甚至利息担保，基本都还是承担着传统银行的中介功能。

与P2P平台有着直接竞争关系的小额贷公司，其贷款规模会受到资本金的严格约束，而P2P平台则规避了这种约束，在实际上进行着比传统金融机构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问题是，同样是进行期限“错”配以赚取利差，P2P平台并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证以应对违约、挤兑等各种风险。可以说，在P2P领域，真正能够体现出“互联网金融”所隐含的金融脱媒功能的平台并不存在。相反，其监管套利活动如果发展太大反而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

最近谈论最多的是阿里集团的“余额宝”，这与 “互联网金融”试图隐含的意义就更加偏离，也更易被误解。余额宝在本质上是货币基金，互联网只是其销售渠道。作为货币基金，余额宝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倒逼了利率的市场化。对之分析，要回到货币基金和银行业务的本质。

货币基金的产生，源于美国政府当初对利率的管控。大萧条后，美国政府推出Q法规（regulation Q），规定银行不可向活期存款发放利息，以防止银行为争夺存款而发起恶性竞争。货币基金的出现，就是为了规避Q法规。作为存款账户的近似替代品，货币基金可以支付利息，从而成为银行的竞争者。

与银行功能相似，货币基金也是将资金集中起来进行放贷，包括向银行提供资金。货币基金在发展起来之后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在投资领域只能投向低于六个月期限的流动性好的高评级债。美国政府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向货币基金提供保险，引发银行不满，认为会导致储户将资金转走。

货币基金在中国同样是银行的竞争对手。余额宝就是阿里巴巴与天弘基金共同推出的货币基金。作为渠道，余额宝起到为其背后的货币基金融资的功能，使默默无闻的天弘基金几乎瞬间增加了超过2500亿元的规模，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基金。

余额宝强大的融资功能，引发众多关注及误读。其实，与股东、债权人和储户一样，作为银行竞争者的货币基金，同时又是银行融资渠道之一，在为银行提供融资服务。银行与工厂相似，同样是拿原料（资金），来做出产品卖（发放贷款），从而盈利。银行的资金有几个来源：股东、债权人（比如货币基金），还有储户。其中，从储户获取的资金成本最低。在中国现在具有“金融压抑”特征的金融体系下，老百姓的钱以极低利息放银行里，银行则从中较为轻松地赚取利差。

作为货币基金，余额宝吸引老百姓的钱，然后再投到银行去，从而改变了银行融资结构。由于资金更多来自市场而非储户，银行的融资结构被改变，融资成本被提高。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可以说是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银行不可避免要做的转变。余额宝对银行的冲击，本质上是货币基金与银行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与所谓“互联网金融”无关。

从基金的本质进行分析，余额宝的收益来源于其所进行的投资，比如短期国债等。余额宝的收益并非来自互联网。如果投资不力或风险没有控制好，其收益就会受影响。作为基金，余额宝带来的风险与收益（这正是投资者所需求的）并不会因互联网而改变。

与其他货币基金有很大不同，余额宝拥有阿里巴巴的巨大影响力，而且可以利用互联网很便利地吸引众多小额投资者，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客户来源。互联网，准确地说阿里巴巴，为天弘基金提供了一个其他货币基金都不具有的销售渠道。对余额宝进行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围绕着它本身即是个货币基金的事实来展开。将之作为“互联网金融”，从而掩盖了其作为货币基金的事实，已经在众多讨论中产生了误导。

阿里巴巴挑选货币基金合作，亦有其道理。货币基金是最适合以互联网作为渠道来进行销售的基金产品。货币基金投资于流动性高且相对安全的产品，是所有基金里最具同质化的产品。货币基金因此收取费用低，在传统的基金销售渠道（银行券商等）中不受青睐，也很难向小额客户推广。阿里巴巴已经拥有众多客户，获取基金客户的边际成本趋于零，从而可以迅速做大。

余额宝为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质上是基金，互联网只是销售渠道。

对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进行剖析，同样要回归“传统”金融的本质，而互联网只不过是其在技术上的运用。这些“互联网金融”服务没有创造出特殊的，完全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

互联网公司惯有的以烧钱来博眼球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金融所秉承的理念完全相反。金融在本质上是对风险进行经营，多遵循审慎原则。比如，投资可以说是以 “赚钱”为唯一目标的行业，但同样遵循首先是不输钱，然后才是赚钱这一原则。这与互联网公司的经营规则有根本性冲突。这种冲突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刺激了传统金融企业，使其更加面向市场和客户。另一方面，它的一些做法违背了基本的金融风险管理规则，可能造成行业的无序竞争，甚至积累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并非科学提法

迄今为止，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都集中于技术层面。这在中国更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提法。这等于将后台的技术改进与前台的金融功能混为一谈。

正如上文所述，在互联网和金融都最为发达的美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因互联网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学术界和业界都从没出现过“互联网金融”这个说法（用谷歌对Internet Finance进行搜索，你会发现其结果全部是有关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尽管提高了效率，但并没有产生新金融。将二者放在一起谈所谓“互联网金融”，从而将之当成一种新的金融形态的分析，是中国独有的。而在中国，之所以会有大批所谓“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存在，根本原因是金融管制形成的监管套利空间。

更广泛来看，在互联网商业化发展的20多年的历史中，互联网能真正产生冲击的都是渠道。那些因渠道被冲击而消失的企业，也都是那些经营着已经商品化了的无差异产品的企业。互联网可以将更多的内容提供者带入市场，也可将产品推向更多使用者。所谓颠覆式创新的互联网公司，也集中于渠道。比如谷歌，就依靠搜索而获得巨大成功。相对于一个特定商业领域的核心功能来说，消费者关心的终究是内容。渠道本身并不能产生内容。

以互联网冲击最大的领域音乐为例，互联网的下载功能改变了音乐的销售渠道。但对一个歌手（或唱片公司）而言，创作出受欢迎的音乐永远是获取成功的关键。在金融的支付领域，互联网使支付变得快捷方便，但它依赖的还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整个支付系统基础设施（比特币就因为获得不了中央银行的支持而屡遭挫折）。而支付背后的经济关系（如债务的产生和消除）更不会因互联网本身而改变。

媒体方面，互联网使新闻的传播更为快捷和民主，但当新闻已经同质化后，媒体最终赖以生存的还是内容。好的内容和分析才会真正吸引顾客，这从美版的《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的演化就可以看出。同样，研究报告的传递因互联网而改变。但互联网产生不了研究报告。

篇2

经济紧缩过程已经开始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中国经济学家 陶冬

CSFB研究报告2004年6月11日

5月份中国工业产出的同比增长率为17.5％，而4月份这个数字为19.1％，这显示出当局在使投资和经济减速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果，考虑到去年同期因SARS在统计上引起的低基数效应，这一紧缩速度还被低估了，在投资数据方面也与此类似。在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仍未突破5％的情况下，不会马上加息。这一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6月份的CPI同比增长数据，以及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估计在两三个月内这将变得明朗。

实际上经济紧缩的过程已经开始，突出表现在对银行信贷实行事实上的“窒息疗法”：企业非常明显感觉到银根紧缩。但是预期此后仍会有更进一步的紧缩措施出台。例如信贷配额、升息、甚至类似于上一个周期中的行政措施。这在未来12～18个月内将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产生长期影响。

抽回过剩流动性，疏通货币传导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夏斌

国研网2004年6月4日

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当央行调控意图需要放松货币时，“松”的货币未必能流到央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到央行调控意图需要紧缩货币时，也未必能从央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收回货币。这时总量与结构的矛盾，导致多少年来简单数量调控在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多余流动性。

在中长期我国必须加快金融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稳步、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巧妙、逐步地抽回市场多年积累的流动性，在近期按照市场原则，相机抉择，确确实实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以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配合政府其他部门的政策手段，继续贯彻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容偏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于保平

国研网2004年6月4日

2003年全国粮食缺口接近5000万吨，和国家现有的粮食库存量相比是不应该引起较大幅度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因此，2003年10月开始出现的粮食价格上涨，并非单纯由于当年粮食减产，应该和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粮食的宏观调控机制仍不完善有关。因此，目前的粮食价格波动，很难排除国有粮食部门推波助澜，想在流通体制改革上重回老路的因素。2003年当年粮食生产出现比较大的缺口，国有粮食库存如果不出库，是比个体粮贩囤积居奇还要严重的问题。

同时，粮食的宏观调控机制也有待完善。当粮食价格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国家粮食库存充足，怎样运作来平抑价格波动，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和规范的常规和应急方案。建议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为减少和避免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干扰，可以考虑赋予粮食主产区粮食出口权和粮食主销区粮食进口权。

【金融】

金融改革应有清晰方向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财经》主办“新闻媒体与金融改革高级研讨会”2004年6月1日

中国20多年来的金融改革的问题一直没有减少，例如中国政府实际上希望金融部门部分行使财政职能，发展和支持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大型企业，并利用资本市场为国企改革和脱困服务，片面地强调支持大型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实体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背离。银行业支持的国有企业在真正的市场当中是不赚钱的，贷款就形成坏账。

这些现象的原因与对金融改革的方向以及金融本质认识不清有关。金融的基本作用是配置资金，金融是个服务行业，最优金融体系取决这一体系如何把动员起来的资金进行最佳配置，获得最高的回报率和竞争力。与发达国家高技术和重化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不同，中国有竞争力的是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或者是资本密集型部门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环节，相应的金融体系应该以中小型的地区性的金融机构为特性。

上市融资应承担更多真实成本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贝多广

《财经》主办“新闻媒体与金融改革高级研讨会”2004年6月1日

篇3

-CCTV Moving Media published Report on Audience Rating from China 16 Cities

CCTV移动传媒联合CTR市场研究于近日了《中国16城市移动电视收视研究报告》，该报告所涉及的研究区域覆盖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4个一线城市在内共16个城市。报告显示CCTV移动传媒已经成为央视品牌在移动媒体领域的强有力延伸。

United with CTR Marketing Research, CCTV Moving Media has published Report on Audience Rating from China 16 Cities recently.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these four first-class cities are included inside. And this report has indicated us that CCTV Moving Media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brand CCTV and played a role in moving media field.

公交移动电视可以看春晚引争议

近日，记者从《京华时报》上看到一条新闻：为了让市民在出行中感受春节氛围，春节期间，北京公交车里播放的移动电视将延长播出时间，并转播央视、北京电视台春晚等节目。此外，春节期间，市民搭乘公交时候，还可以通过移动电视的节目和滚屏字幕，了解各大庙会、各种庆祝活动的最新资讯信息。

这一消息，让业界再次重视起移动媒体的力量。而在2008年12月16日，春晚在上海的招商会上有来宾对移动电视播春晚的事引发争议，有人说：“通过移动电视收看春晚固然方便了市民，可是这部分收视率无法统计啊。”当时，出席招商会的CTR市场研究副总裁田涛对大家说：“移动媒体的收视率可以统计了。在明日的移动电视收视调研报告会中，大家便会知道。”

隔日，也就是2008年12月17日，CCTV移动传媒联合华视、CTR市场研究机构在北京千禧大酒店举办了《中国16城市移动电视收视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会，从此作为各公司媒介计划的重点之一――移动传媒收视率可以进行有效统计了。

移动媒体的迅猛发展需要有效的评估体系

移动媒体的发展在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膨胀阶段，保鲜阶段，目前发展到了货币阶段。

公交移动媒体，具有数字化、强迫收视、海量受众和良好的广告传播效果等优点，然而此前由于没有权威的媒介量化收视评估标准，缺乏数据支持，企业该遵循怎样的标准，怎样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广告运作，而使企业的媒介组合和评估媒介投放效果工作无法有效进行。田涛说；“整个中国广告市场发展业已理性化，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人们都在广泛谈论ROI这个词。任何一个媒体如果想保持其在市场的获利，必须告诉客户，在我这个媒体所取得的回报是什么，而这个回报必须是量化的，这就是我们推动这个体系的关键所在，要向我们的广告主提供一个量化的回报，要对广告主的每一分钱负责。”

报告涉及到16个城市中，CCTV移动传媒是唯一一家网络全部覆盖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成都、南昌、天津、长沙、杭州、青岛、大连和南京等13个城市，并拥有统一央视呼号和媒体品牌的公交移动电视运营商，也是在这13个城市内唯一的一家集节目的制播及广告经营为一体的移动媒体，说明了CCTV移动传媒作为第三地媒体的绝对影响力。

CTR市场研究副总裁田涛表示：“与传统媒体相比，移动传媒在新媒体广告效果评估标准方面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到达率测评标准。此调查报告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该行业缺乏第三方数据的困扰，通过该调查为广告主和广告公司提供了行业内最权威的广告价值评估和投放效果的数据依据，媒体主也可以据此制定合理的媒体传播价格。因此，无论是对于广告主、广告公司还是媒体主，都是具有非常意义的创举。”

业内反响

第一批的软件和数据很快会安装在一些广告公司。据了解，广告公司对于这套数据体系的态度期待已久。他们迫切期待这套体系的出台。群邑北京董事总经理陈俊良表示许多广告主或4A广告公司已经考虑将移动电视购买纳入全年媒介计划中，并对其未来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说：“新媒体的发展必须有明确的效果评估体系作为支撑，否则将失去媒体定价的依据与购买的公平性，这次由CCTV移动传媒与CTR联合发起的数据调查，为移动电视提供公正、客观、有效的收视数据，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我们将以此数据作为移动电视的评估依据，为客户进行媒体评估，并制定适合的投放计划。”

发展前景

2008年中国移动电视行业的广告收入将近1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倍多。随着移动传媒平台的日趋成熟和扩张，09年将是移动传媒飞速发展的一年。

此次的报告是CCTV移动传媒联合CTR市场研究进行的16城市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广告到达率连续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为期三年，致力于逐步发展完善成为公交移动电视领域的一个广泛认可的行业标准，最终形成科学的、统一的、为各方广泛认可的权威移动媒体评估体系。公交移动电视收视调查项目的实施，也为整个移动媒体的科学评估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随着该项目的不断实施和完善，针对整个移动媒体行业评估的标准也将逐步形成。

移动传媒的挑战

移动传媒由巴士在线公司来运营，对于今年推广移动传媒过程中将面临哪些挑战的问题，巴士在线副总裁李俊先生说：“第一个挑战，就是广告主在选择媒体的同时有一个习惯，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好坏参半。好的地方，央视本身赋予CCTV移动传媒很强的品牌延伸力，这对我们是优势，就是在衡量一个媒体时，媒体自身的品牌能够给广告主、消费者带来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占尽先机。第二是当央视对于他其他媒介组合比例的调控可能会有一些调整。这会是一个挑战。”

篇4

那么，什么是伙伴经济？伙伴经济具有哪些特点？对整个经济形态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企业又该如何迎接伙伴经济时代的到来？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负责管理埃森哲技术研究院，致力于探索新兴技术，并指导埃森哲年度技术展望研究报告的埃森哲全球技术研发董事总经理普里斯・本纳吉。

共赢发展

《埃森哲2015年技术展望》指出，催生伙伴经济的主要因素，是已经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先锋企业发现以生态系统的方式运营比企业各自为营更为有效，因为前者蕴含着提升差异化竞争力和赢利能力的巨大空间。比如，通过充分利用数字化生态系统，家得宝、飞利浦等企业均获得了如果依靠孤身奋战无法实现的业务增长和创收能力。

普里斯・本纳吉举例说，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和通信服务提供商AT&T各自都在发展的移动互联汽车业务，但均未取得很好的进展。后来双方的合作使得各自的业务开展变得非常顺利。他分析说，移动互联汽车关键在于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将人、流程和物通过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通用汽车能够通过置入汽车的各个部件的传感器将相关的数据收集上来，而AT&T则借助通信技术将数据传送到分析系统中进行分析，为后续采取的行动提供支持。

通用汽车开展移动互联汽车业务的愿景是给用户提供美好的驾驶体验，那就要为驾驶员收集各个零部件的数据并与驾驶员进行交互。而AT&T所收集的各种品牌汽车的行驶数据所产生的价值远高于通用汽车自身收集的数据。

再比如，原来主营种子和化肥销售业务的孟山都公司在收购了一个农用气候传感器公司后，将业务扩展到为精细化农业提品和服务，如根据天气情况决定什么时候浇水、施肥。

普里斯・本纳吉指出，伙伴经济可能仅依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也可能多家企业共同发展。比如，阿里巴巴，在一个大平台上，通过与不同合作伙伴的合作，逐渐从电子商务业务开始发展金融、物流和信用卡等业务。他坚信，这使得阿里巴巴仍旧有巨大的发展后劲。

带来新机遇

从通用汽车公司和AT&T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伙伴经济似乎给AT&T这样的一度走下坡路的电信运营商带来新的商机。普里斯・本纳吉对此表示肯定。

普里斯・本纳吉认为，在伙伴经济时代，数据将成为新的货币，诸如AT&T这样的电信运营商可以盘活电信系统中运行的数据，充分发挥其价值。这会使得走了一段时间下坡路的典型运营商将焕发新的活力。

“如今，无论国内外的电信运营商都在考虑如何变现数据价值。”他补充说。

在我国，电信运营商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埃森哲北京技术研究院院长刘东介绍，在中国埃森哲已经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在避免隐私泄露的前提下变现数据价值，如某个时间段进入商场的男女比例，某个用户的旅行习惯等。

埃森哲在《产业物联网――独辟蹊径助推企业增长》中指出，未来成功的企业将借助物联网技术抓住三个成长机会：通过提升生产力或发展混合业务模式大幅提升业务收入，利用智能技术来推动创新，以及劳动力转型。而物联网技术被认为是伙伴经济的关键支撑技术。

驱动平台变革

普里斯・本纳吉指出，伙伴经济需要信息技术作为支撑，特别是物联网技术，其中包括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云计算和数据分析技术。此外，在技术方面应关注以下五点：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新旧系统之间的通信、网络安全（特别是诸如智能电网等这样的应用）、数据隐私和实时数据分析。

普里斯・本纳吉指出，伙伴经济将驱动平台变革。平台变革也是《埃森哲2015年技术展望》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报告指出，数字化的产业平台和生态系统正推动下一轮的突破性创新与颠覆式增长。随着数字化经济的进步，那些基于平台运营的企业抓住了更多的增长和赢利机会。这使得平台的建设从原来的以企业为焦点，到现在开始关注产业。

报告中显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结果，那就是75%的受访者认为下一代平台的引领者将不再是大型科技企业，而是产业内的实体企业和领军企业。近四分之三（74%）的受访企业正在使用或试用产业平台与数字化业务伙伴进行数据整合。在普里斯・本纳吉看来，这与我国的“互联网+”战略是相一致的。

但是，到底谁将在平台变革中取胜呢？普里斯・本纳吉说，现在通用汽车也好、宝马也好、奔驰也好，还有其他的汽车制造商，都想打造一个互联汽车平台，但是最后真正能够胜出的只有一两个平台。这就像在移动操作系统领域，真正取得成功的操作系统只有Android和苹果的iOS。

那么，到底谁的平台才能真正胜出？关键在于谁的平台能够吸引其他厂商或者用户加入，为他们创造增值服务。

普里斯・本纳吉指出，这要求平台提供商开放API。例如，美国家得宝公司与制造商合作，所有售出的联网家居产品都能与智能家居控制平台Wink兼容，从而打造了自身的联网家居生态系统，为Wink客户不断开发新型服务和独特体验。

但是，开放API并非易事。普里斯・本纳吉认为，开放API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以私有的方式向企业内部员工开放API，鼓励员工在平台上开发应用;第二步，向行业内的合作伙伴开放API;第三步，向公众开放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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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央银行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1－0051－05

成立于1997年5月的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MPC），标志着英格兰银行独立时代的到来。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的出现，也是最近30年以来中央银行业演变的一个重要事件。从诞生到现在委员会已经走过了10年，现在，它已成为全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度的典范，引领着21世纪中央银行业的发展方向(注：英格兰银行早在1992年就建立了正式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仅后于新西兰银行。加上货币政策委员会，古老的英格兰银行在中央银行界又焕发着新世纪的青春活力。)。委员会建立后，英国宏观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度扭转了英国经济发展长达30年以来的颓势，并在七国集团中名列第一，最终实现了低通货膨胀高经济增长的政策收益。[1]

同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立。然而与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比较起来，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还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些不足。研究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功之处，对于破解我国宏观调控的制肘，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管理水平及货币政策效力，无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落点即在于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功经验。

一、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10年工作绩效

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在其成立之前英国宏观经济表现较差。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内英国经济综合表现一直处于下滑势态，尤以70年代以来最为明显。委员会成立前的30年，英国通货膨胀率表现较差，70年代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13%，1975年8月高达27%，80年代平均7%，90年代初期依然高达9%。1980-1996年之间，七国集团中英国是平均通货膨胀第2大高的国家。除法国意大利之外，英国也是通货膨胀波动最大的国家。就失业率而言，英国表现更差。1980-1996年之间，英国平均失业率高达9.5%。综合考虑到其失业率波动程度，英国就业表现在七国集团中最差。

在委员会成立之后，英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折。一是英国的通货膨胀实现了预期目标，现已处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佳状态。从图1可以看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90年代以来的通货膨胀为历史最佳。1949年至1996年以零售价格指数计算的年度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155%，而1997-2007年该数字为2.64%。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1997-2007年该数字为1.51%。1997年以后通货膨胀不但降了下来，而且其波动亦大幅度降低。1949-2007年通货膨胀波动率为5.1，1997-2006年该数字只有0.5。就七国集团范围内比较而言，1997年以后英国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七国之首，这与1997年以前的情形大相径庭。此外英国成功实现了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见图2），而此恰是英国10年来通货膨胀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根据图2，可以看到独立机构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全部落在委员会通货膨胀目标范围之内。他们对零售价格通货膨胀预测的平均数字为2.5621%，消费价格通货膨胀预测平均数字为1.9825%，这两个数字与委员会通货膨胀目标的2.5%及2.0%非常接近。这表明市场对英格兰银行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也即对于英国货币制度非常信任。二是英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保持了长期稳定，扭转了过去30年的劣绩(注：)。1997-2006年英国平均失业率为5.47%，失业率波动仅为0.68。在七国集团中，这两个数字仅次于美国、日本，与1997年以前英国失业差劣形成鲜明对比。与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且稳定相对应，英国经济保持了稳定的高增长。1997-2006年英国经济增长年平均2.85%，达到了二战后历史同期最好的水平，高出1967-1986年的平均水平2.1%近0.7个百分点，亦高于1987-1996年的2.4%的水平。同时，英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波动，例如1997-2006年经济增长2.85%，波动仅为0.53，1980-1996年经济增长为2.08%，波动却为2.18。现在，英国经济增长不但与其自身历史相比要好，而且在七国集团中表现亦最佳。虽然英国经济增长率不及美国、加拿大，但是其波动却最小。这就表明，英国通货膨胀目标的实现，并没有损害其经济增长与就业政策目标(注：委员会的这种良好业绩与新框架设立时市场预测完全相反。现任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Bean(1998)曾经预测英格兰银行会在新制度框架下，要么为了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而牺牲产出，即会导致过度的产出波动，要么是相反。[3]本文上述分析否定了Bean的预测。)。

资料来源：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ONS)。注释：英国在1997年以后才对外公布消费价格指数，1989-1996为ONS估计数。

资料来源：HM Treasury，Forecasts for the UK Economy: A comparison of independent forecasts(199710-200704)。注释：“通货膨胀1”为零售价格指数计算；“通货膨胀2”为消费价格指数计算。

二、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功经验

最近10年英国宏观经济能有上述良好表现，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1997年建立的货币管理新框架。

1．保持中央银行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是良好货币政策的首要前提。中央银行独立包括政治独立与经济独立，前者是指中央银行自主选择其货币政策终极目标，后者是指中央银行操作独立，例如自主制定利率。无论如何，货币政策委员会要取得良好绩效，其操作独立性必须满足(注：根据Lybek和Morris(2004)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四类划分法，本文这里的前提――中央银行独立应在前三类，即属于“目的独立、目标独立、手段独立”的一种。)。中央银行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有效保证了避免政府短视行为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倾向。1997年后，英格兰银行满足了操作独立。根据《英格兰银行法》，通货膨胀目标由财政大臣制定，而利率则由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自行决定。此前，英格兰银行没有自主决定利率的权利。最近10年英国宏观经济的良好表现，表明了中央银行独立不但不会损害政府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反而更有利于实现政府经济政策目标。事实上，最近20年以来中央银行独立性发展趋势背后的原因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好处。

2．价格稳定应该成为任何成功经济战略的核心前提条件。经历70年代的大通货膨胀（Great inflation）之后，各国已经认识到稳定的通货膨胀对于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货币环境，就不会有可持续的稳定增长。[4]1997年之前英国数十年的经历说明了这点。工党政府上台伊始建立的货币政策新架构，其一个核心理念即是价格稳定应该成为整个新制度的基石。在价格稳定的基础之上，英格兰银行再行促进政府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在以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之后，英国实现了被现任英格兰银行行长委员会主席金（King，2007）誉为的“良好的10年”（NICE decade，Non-inflationary consistently expansionary），即无通货膨胀的稳固扩张。价格稳定所带来的作用不容质疑，也正因为此，现在大部分国家都以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甚至在一些国家成为唯一的目标。有必要指出的是，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所要追求的价格稳定，并不是一个模糊的定性目标，而是一个公众能够观察的年度消费价格通货膨胀率2%的法定目标。如果仅仅是一个定性目标，价格稳定并不能减少多少金融市场与公众面对的不确定性。这反过来无形中降低了货币政策的可信与效力。

3．货币政策框架应该高度透明，即良好的透明度促进金融市场与行为人对于货币政策的恰当预期。货币政策透明度成为90年代以来各国中央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是中央银行家追求透明度的一个主要原因。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公众对于货币政策的预期与预测。如果货币政策仍然像90年代以前那样隐晦莫测，那么在一个金融体系日趋成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全球化持续发展的环境里，其效力必将大打折扣。从政治上而言，获得了更多独立权力的中央银行有必要采取更加透明度的策略，以便让立法机关、政府及公众对其实施可能的监督。没有透明度，对于中央银行公众将面临“民主的赤字”。英国货币政策新框架一个重要内容，即是英格兰银行及其货币政策委员会保持良好的透明度。无论从大量的公开出版物，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与公众的良好沟通，以及在议会上下两院的听证报告会，都有效确保了透明度的实现。这种透明度，也是英格兰银行对其政策负责任的一个必备条件。可以说，英国货币政策新框架对透明度、责任与独立操作权力做到了非常恰当的权衡考虑，其设计确保了一个新制度成功运行。

4．弹性的货币政策制度是货币政策成功运行的重要条件。施行简单的货币政策规则，例如弗里德曼先生曾经鼓吹的简单规则，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实践中并没有多少活动舞台。如果仅靠一个简单规则就能确保货币政策良好运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摒弃中央银行整个制度，而仅仅依赖计算机程序就能实施中央银行所作的一切工作。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货币政策面对的环境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经济运行并不能完全可预测。这点反映在中央银行价格稳定的法定目标上，就是这个目标应该是长期可执行目标，而不是任何一个时点上的法定要求。根据英国财政部所赋予英格兰银行的《任务函》，委员会的价格稳定目标是中长期目标，年度消费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为2%。但是这个数量目标并不是要求英格兰银行每时每刻都把通货膨胀锚定在目标值上，如果由于外部冲击或者临时事件而出现通货膨胀落空法定目标，那么并不意味着英格兰银行工作失误。为此，新制度引入公开信制度（Open letter system），以处理这种非常情况。如果实际中的通货膨胀超出或者低于法定目标1个百分点，那么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被要求向财政大臣致公开信，信件内容包括：为何会出现法定目标落空的情况，英格兰银行将采取何种措施恢复法定目标，其采取的货币手段如何实现政府经济政策目标。如果没有上述弹性的货币政策制度，那么就会引发经济更加波动。

三、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经验启示：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改革

1997年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经历了90年代末的通货紧缩与最近数年摇摆不定的通货膨胀。例如，1997-2006我国通货膨胀与英国比较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差异，但我国通货膨胀波动是英国的2.5倍。造成这种结局的内外因素都有，然而我国货币管理制度存在一些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与货币政策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根据英国的经验，我们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

1．进一步提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自主制定利率等货币政策的权力。1993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大大提高，尤其是1995年《中央银行法》的颁布实施。然而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依然较弱，我国处于中央银行独立性四类中的最后一类。标准的独立指数，我国处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值以下，当然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中央银行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委，其重要货币政策决策事先都需要征得国务院批准。与此相对应，1997年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是一个松散的会议机制，作为货币政策咨询议事机构，不具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这种弱独立性，显然不能有效充分地发挥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议事优势，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效力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为了提高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以及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管理的有效性，现阶段我国至少应该把中央银行独立性提高到手段独立性（Instrumental independence）一层。随着中央银行货币管理与货币经济研究能力的提高，我国中央银行应该过渡到目的或者目标独立性一层次。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必备前提，也是从英国获得的启示之一。

2．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数量化通货膨胀法定目标，且保持较长时期相对稳定。价格稳定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货币政策新共识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越来越为各国中央银行实践所采纳。价格稳定不应仅仅是定性目标，而且应该同时含有数值的定量目标(注：根据我国国情，这个数量目标目前定在3%比较适宜。)。这至少有几个好处：便于货币政策的交流，确保中央银行责任机制的落实，促进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可信度的树立。此前我国也会公布一个通货膨胀年度控制目标，然而这与本文讨论的具有重大差距。其一，这个年度目标没有相对稳定。例如最近5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控制目标分别为1-2%、3%、4%、3%、3%。其二，这个目标并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或者说，我国这个目标的法律权威几乎近似于零。无论落实与否，我国并不存在对于中央银行的问责机制存在。其实，这个目标本身并没有上升到《中央银行法》层次，就是在国务院条例的层次也没有达到。这些差异无疑增添我国货币管理的任意性、非连续性与非透明性。因为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以作为价格稳定的考核指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这里并没有提到短期内我国立即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Inflation targeting)。这里的数量目标仅仅是一个透明度的数量指标，还不是正式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长期而言，我国应该建立正式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而上述数量目标则有利于促进正式制度的诞生。有了明确的数量目标，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工作才有明晰的方向。

3．进一步加强我国货币管理的透明度。与货币政策管理透明度的国际发展趋势相比，我国中央银行透明度要走的路还比较长。根据Wilshire Consulting(2007)的研究报告，2007年，在所有27个新兴市场国家(含我国台湾省)中，我国中央银行透明度排列倒数第二名，仅在委内瑞拉前面。[5]透明度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货币政策管理的有效性。例如，我国货币政策出台没有形成定期机制，这与国际良好做法存在相当大差距。这种模糊性，增加了金融市场与公众的不确定性。最终，公众与货币政策难以形成良好的互动预期，从而额外增加货币政策实施的成本。就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本身而言，它没有形成提前公布的会议安排，也没有正式的会议录公布机制存在。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良好做法而言，我国在5项指标方面都还有较大差距。加强货币管理的透明度，应该成为我国中央银行短期内的一个重要日程。透明度的提高既与上述中央银行独立性提高相匹配，也与现代中央银行业发展趋势相吻合，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提高我国货币管理效力与效率。提高透明度也符合最近数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倡导的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做法。

4．给货币政策委员会足够的货币管理弹性。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面对的经济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实施货币管理需要相应的中央银行家的艺术魅力，或者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管理既有科学性的内涵又有艺术特性。如果没有足够的弹性，就会极大约束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有效运作及其法定目标的实现。譬如，严格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法定通货膨胀目标，规定任何时点上都要实现目标，既不要超越目标，也不许低中目标。显然这样一个法定目标在现实中难以有效贯彻实行，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现实经济运行的复杂与不确定性。同时，如果实施这样一个严格规则，经济将会面临更大的波动。假设经济遭受外部供给冲击，例如最近几年石油价格的急剧攀升，那么国内将会面临一个短暂的通货膨胀。如果此时中央银行为了实现法定目标，而加大收紧银根的力度，那么本国经济只会更加波动，而且经济回复到潜在增长路径的代价将会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于经济有可能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之所以能相对成功，一个很大原因就在于1997年新货币框架赋予了委员会足够的弹性――公开信制度。在建立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法定数量目标时，英国的经验是我们可资借鉴的又一启示。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暨中央银行法定的数量化目标，另一方面也可容许非常时期法定目标的落空。从而，既可以避免经济出现更大程度的波动，又可以给货币政策委员会足够的时间释放其政策效能。归根到底，最终目的就是确保政策连续与经济运行的相对平稳，减少不必要的大震荡。

四、结束语

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功经验，为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自主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通过立法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数量化通货膨胀目标，以便价格稳定具有现实的意义；提高货币管理的透明度，促进货币当局与金融市场及公众之间的良好预期，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管理的有效性；保持货币政策委员会管理货币的弹性，以应对非常的供给冲击等。这些改革既兼顾货币政策新共识、货币政策委员会国际良好做法，又能切实提高我国货币管理的水平以及提高货币政策效力。最终，通过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有效运作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OECD, 2005, OECD Economic Surveys: United Kingdom, November 2005, Paris:OECD.

[2]King, Mervyn, 2007, The MPC Ten Years On, Lecture to the Society of Business Economists, Bank of England Speech309, 2 May, Bank of England.

[3]Bean, Charles Richard, 1998, The New UK Monetary Arrangements: A View from the Literature, Economic Journal, Vol.108(451), 1795-1809.

篇6

关键词：高校人力资源 表外信息 充分披露

高校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组织，人才是其最重要的资源，其数量及价值理应在财务报告中体现。高校财务报告如何及时、全面、系统地反映人力资源价值，是一个十分紧迫、重要的研究任务。鉴于高校是科学研究的排头兵，理应率先研究如何将人力资源纳入财务报告范畴，为其他行业财务报告提供借鉴。

一、高校与高校人力资源

要讨论高校人力资源的有关问题，首先应对高校加以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此外，高校按照举办单位的性质又可以分为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本文所讨论的高校是指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即《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所指的高等学校。

按照高校中人员职能的不同，高校人员大致可以分为学生、教师、行政人员、科研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以及临时人员等几类。在高校的各类人员中，笔者认为，教师、行政人员、科研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等为高校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应当被认为是高校的人力资源。而学生是高校教育服务的购买者，一般不属于高校的人力资源。在学生在校内兼职、参与科研活动等特殊情况下，则可以将他们视为高校的人力资源。

二、高校人力资源信息披露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者们对高校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较少。苏钰雅（2013）从价值管理的角度对高校人力资源会计建设模式进行了研究。她认为高校人力资源会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高校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的计量及其信息披露;高校人力资源使用过程的价值管理;结合投入成本计量，做出“投入产出比”效果分析图。她还通过货币计量方法和非货币计量方法对高校人力资源进行确认与计量。王可男（2011）系统研究了高校人力资源的会计核算问题，提出了高校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综合模型，并将高校人力资源在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和高校人力资源报告书中披露。

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是高校人力资源的核算模型。它们有的因需要利用收益信息而难以运用到高校中;有的过于复杂，降低了模型估计的可靠性;高校人力资源报告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表外信息，但是过于简单，很难做到充分披露。另一方面，现行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及其他法律法规均没有明确提出高校人力资源信息披露的问题。实务中通过基本数字表来反映该信息，但基本数字表仅仅披露了师生员工的一个总量信息，不能反映高校人力资源价值。因此对于高校人力资源信息的表外披露还缺乏必要的研究。

高校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组织，拥有大量的优质人力资源。高校财务报告如何及时、全面、系统反映这些人力资源价值，显然是一个十分紧迫、重要的研究任务。由于“可计量性”和“可靠性”的障碍，对高校人力资源如何确认、计量和报告，现在仍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目前的财务报告至少可以在财务报表中反映高校人力资源的部分信息，并通过附注对高校人力资源在取得、开发、使用、保障及离职等方面的投入信息和在管理、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产出信息进行表外披露。这样，既能反映高校资产状况，又能反映高校的教育科研能力与潜力。

三、高校人力资源的表内披露

（一）表内披露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源是根植于自然人身上的一种资源，既然企业主可以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对企业进行投资，同理，劳动者也可以以自己拥有的人力资源对企业进行投资，人力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人力资源所有者可以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企业应将人力资源看作是人力资源所有者对企业的投资，而不是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对智力密集型的企业或组织尤其如此。

不论是根据《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还是《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规定，高校人力资源都可以被确认为资产。既然如此，高校便可以仿照上述方法，将其人力资源视为一项特殊投资。高校人力资源所有者与物质资产所有者共建高校，共享高校权益。

一般认为，组织的权益索取者包括固定权益索取者和剩余权益索取者。由于高校不核算净收益，其净资产也不能反映员工的努力结果，从而所有需要利用收益信息对人力资源进行计量的方法都无法运用到高校人力资源会计中。而重置成本法、公允价值法虽然理论上可行，但很难满足可靠性和成本效益原则的要求。因此，将人力资源所有者视为固定权益索取者，仿照融资租赁会计进行核算，并将人力资源信息进行表内披露可能是恰当的。

（二）高校人力资源的核算和表内披露。高校在取得人力资源时，应当以取得时的支出及人力资源所有者预期未来薪酬的现值之和作为高校人力资源的初始入账金额，并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进行摊销，高校在受益期内发生的培训费用等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初次进行人力资源核算的高校，可以按照在职员工的合同剩余年限和预计未来薪酬进行计量。

当人力资源所有者与高校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或高校实际上已经无法获取该人力资源所有者提供的服务时，高校应终止确认该人力资产。当人力资源所有者重新与高校签订合同，或者虽然没有签订新合同，但其岗位或薪酬的变化是重大的，高校应确认一项新的人力资产，并且终止确认原有的人力资产。

为了对高校的人力资产进行表内披露，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增设“人力资产”项目，其列示金额由“人力资产”账户及其调整账户余额调整得到，主要反映人力资产的期末余额。由于人力资产的流动性最差，宜将“人力资产”项目放在资产中最后的位置。为了保证财务报告中财务信息的可比性，高校应当在附注中披露高校人力资产的核算方法、摊销政策、摊销年限、折现率、变动状况及其原因以及高校人力资源政策等。

四、高校人力资产的表外披露

虽然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支出表可以反映人力资源成本，但只能反映人力资源成本的部分信息。高校应当系统地披露人力资源成本信息和价值信息。

（一）高校人力资源成本信息的表外披露。高校人力资源成本信息包括高校在人力资源取得、维护、离职等过程中所耗费的成本，其中取得成本包括招募、定向、自学与开发、正式培训等活动的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开发实习、专业服务与公共关系、工薪、节假日、病假和事假等事项的成本，离职成本包括补偿金、退休金等支出。这些信息可以按照高校人员的类别进行披露。在这些成本费用中，职工薪酬占有较大的比重，高校应该按照人员的类别对其进行详细披露，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如适用）、各种福利费、非货币福利、其他薪酬等。同时，高校应就五险一金和养老金计划的有关信息进行详细披露，包括缴存对象、托管部门、精算假设和参数，以及受益计划等。除此之外，高校的引进人才计划和离退休程序也是成本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高校人力资源价值信息的表外披露。高校人力资源价值信息可以通过高校人力资源所有者的工作成果来反映，可以按照高校人员类别进行披露。将人力资源成本信息和价值信息进行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首先，高级行政人员的知识和技能会对高校的运营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财务报告附注中，可以披露高管人员的工作经验、受教育程度、工作业绩、重大失误及其原因、流动情况及其原因等。这些信息可能有利于报表使用者对高校的运营情况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其次，高校的科研情况可以从科研成果和科研人员两个方面进行披露。科研成果包括学术论文、著作、获奖、专利、应用研究报告等。高校可以根据科研成果的种类和级别，分别披露科研成果的数量和经费总额（如适用）。对于跨期的科研项目，高校应单独披露其种类、级别、数量和经费总额（如适用）。对于无法按期完成的科研项目，高校除应单独披露以上信息外，还应披露无法完成的原因。所谓科研人员的信息，是指高校科研人员的年龄、学历、科研成果和科研经费的分布状况。

第三，高校可以通过师资力量和教学成果反映其教育教学状况。师资情况包括教师的学历、工作经验、在教学活动中取得的成绩、犯的错误及其原因、流动情况及其原因等。教育成果可以通过学生的有关信息反映，包括学生的奖惩情况、毕业生人数、毕业率、就业率、毕业生行业分布、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这既可以及时了解毕业生的最新动态，又可以及时发现教育教学中的不足，促使高校优化教育教学方法，培养出更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最后，高校应披露一般人员的有关情况。高校中的一般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后勤保障人员、临时人员及基层行政人员等。这些人员对高校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学历、年龄结构、流动状况及其原因等对财报使用者来说可能是重要的。

五、结论

篇7

当前货币供求未必“不合理”

今年1、2月份，创新高的新增贷款总额，激起了同样经受金融危机煎熬的中国大陆一阵骚动。

中国央行2月中旬公布货币信贷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新增贷款总额1.62万亿元，创下了新增贷款的单月最高增幅，同时，这一数字也超过了2001年全年的新增贷款规模1.3万亿元。

“这个数字连央行内部人士都感觉有些意外。”一位接近央行的专家说。“不合常理”的数据也使舆论对票据融资流向实体经济的实情以及信贷投放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

国信证券最近一份研究报告称，在短期内企业贷款需求并不旺盛的情况下，1月份1.62万亿元的信贷投放量应该是很不正常的，到4月份信贷投放将下降。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表示，信贷增长无疑是极度冒险的发展策略，在2009年，由于实体经济部门收益保持在较低水平，信用风险会在银行部门迅速集中。

兴业银行高级分析师鲁政委则从另一方面对新增贷款总额中新增的6239亿元票据融资产生怀疑，觉得里面存在一定的虚增。2月14日，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更是当着易纲的面直言，企业存在将票据融资的部分资金转存定期存款获取利差以及进入股市的可能。

据悉，央行在公布数据之前，就让各商业银行填报今年1月份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拉动以及与企业自主投资相关的贷款分别是多少，票据直贴投向了哪些企业。

“随后陆续报上来的数据显示，投资拉动实际由地方政府主导，而非企业。由于考虑是政府项目，银行也愿意大幅度放贷。而票据贴现申请人多为大型企业、生产加工企业。”上述接近央行的专家表示。

对于1月份形成的商业银行和企业货币供求关系，易纲表示，市场有市场的考虑，在目前这个时期，既然是市场选择这种贷款结构，有其合理性，没有什么不正常。

易纲提醒，学者和媒体对数据和现象的分析有自己的概念框架，但需要有一个基本理念，即对市场要有个敬畏的精神，在还没有充足理由前，不要轻易断定当前现象不对。

对于引发异议的6000亿元票据融资问题，易纲则澄清，首先这是银行给企业办的贴现，钱是到企业的手里，不是商业银行之间的转贴，更不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回收流动性的票据。这种直贴，历来贷款结构比例中就有。

为防止社会误解，易纲解释票据贴现的过程是，企业到银行交一定保证金，开银行承兑汇票，这个票的期限是4-6个月，到期后银行要无条件付款。企业于是用这个承兑汇票支付给供货商，供货商到期可以拿到钱，供货商也还可以背书给下家。这样票据存续期内可以背书好几个企业，到最后一家需要钱时可提前去银行贴现。银行先把利息扣了，然后支付现金，购回票据。

至于高规模的票据贴现会否使企业将之转移成存款进行套利，易纲表示，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利差太小。

GDP“保8”有可能

对于中国2009年GDP增速，全球各大投行并不感到乐观，预测基本维持在8%以下。

对于今年的经济走势，央行有自己的预判角度。易纲认为，经济演进逻辑是沿着企业存货周期而展开。企业减少存货的调整幅度和时间跨度影响着经济下行力度和长度。

为掌握2009年宏观经济走向，2008年12月初，央行研究局对地方5省459家企业进行了快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企业的库存在3-6个月内将调整到位。其中一季度大部分行业调整将基本到位，到二季度存货调整将在低水平上进入平稳期，内需和工业生产将恢复正常。

这也意味着从今年第三季度起，投资和消费将基本保持稳定，而中国经济增长是80%依赖于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内需，在易纲看来，这就为全年GDP增长实现8%提供了可能。

对于社会所担忧的通缩阴影，易纲强调，现在通常所说的CPI是与去年同期相比的CPI，差了一年。而看实际CPI一定要考虑“翘尾”因素。“翘尾”主要是指上年年末的上涨或下跌因素对第二年的影响。“翘尾因素决定了2008年物价即使相对2007年下半年一点不涨，全年同比通胀也有3.2%，假设2009年物价延续2008年末态势完全平稳，这个翘尾因素也会使2009年CPI同比-1.2%。”易纲说。

此外，一些专家鉴于1月份的巨大信贷投放量以及6月份之后的输入性通胀，开始担忧起今年下半年通货膨胀可能再次发生。

对此，易纲对本刊记者表示，中央银行反通缩的决心是坚决的，通过最优的货币政策组合，包括较低的利率、公开市场操作。“操作中都要体现宽松货币政策的这个意图。”

货币政策“没有滞后”

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对于央行货币政策“滞后”的批评不时出现。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直言，在2007年四季度中国企业破产和外迁已经达到了2万多家。但这时候还出台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包括1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中国经济这么大的折腾，中国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应当承担重大责任。”

陆磊分析，2008年货币政策调整之所以具有滞后性，最核心的问题是单纯关注CPI，而未能综合考虑到劳动力价格、资本市场价格这些指数早在2007年就先行发生的变化。

对于类似质疑，易纲表示自己不作评判，可通过一些事实来看央行货币政策的超前性、科学性、有效性是否达到了相对优化的路径。

易纲介绍，2007年央行通过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的反通胀手段，结果GDP增长13%，CPI上涨4.8%，贸易顺差2627美元。“但即使力度如此大，人民币贷款比年初还增加了3.63万亿，创历史新高。”

2008年上半年通货膨胀达到高峰，央行对此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尽管共上调3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但收回流动性远远少于外汇占款吐出的基础性货币。此外，2008年一次加息都没有。“2008年第一到第二季度很多专家批评中国实际负利率政策，但我们没有加一次息。”

到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逆转，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降息，结果人民币贷款比年初增加4.9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而且新增贷款在四个季度均衡分布，分别为1.33万亿，1.12万亿、1.03万亿和1.43万亿元“政策是上半年从紧，下半年宽松，按理贷款应该是不均匀的，执行来看却是均匀的”。易纲表示中国金融体系是稳健的，安全的，没有发生信贷紧缩。

人民币汇率“坚决维稳”

随着外资热钱撤离中国的证据不断增多，人民币贬值压力也在加大，2009年人民币汇率走向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预计，未来半年人民币将缓慢贬值。银河证券近日在一份报告中更详细地分析：在中国的热钱规模估计5000亿美元，以在未来半年内流出50%计算，热钱每个月流出400亿美元左右，估计如此规模的资金流出，将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回落到6.95附近。

篇8

在经历了上半年火山爆发式的信贷投放之后,中国在7月进入流动性“休眠期”。

央行8月11日的公告显示,7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3559亿元,环比降幅高达77%,较之2008年同期的3818亿元,也下降了259亿元。

信贷大幅缩量虽然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信贷骤然收缩,并未见宏观调整转向的强力推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银行在“亢奋”后的理性回归,即反思上半年的“以量补价”策略,盘整现有的存量贷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投放冲动并未就此绝迹,业界预期,9月不排除会出现一个小。

8月12日,沪深股指遭重挫,跌幅均超过4%。多数市场人士认为,信贷收缩已成大势所趋,成为本次A股调整的诱因;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分析形势后,“铁了心在出货”。一家私募基金负责人在与房地产企业的接触中发现,目前地产商获得信贷资金的难度明显比上半年大,“侧面反映出信贷实际正在收缩。”

7月休整

“四大行”的单月信贷数据越发变得敏感。占到银行业贷款半壁江山的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需要向中央政府表明心迹,在支持经济复苏上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又需要给予投资者信心,证明自己在控制信贷风险、保证市场占有率、取得盈利方面行之有效。

《财经》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四大商业银行7月的新增贷款迥异,中行约800亿元,建行550亿元,工行330亿元,农行负增长约30亿元。这一数字较6月环比回落明显。6月,中行、农行新增贷款就分别高达1700亿元,工行和建行则都在六百亿元的水平。

这种出于理性的自发调整有其积极意义。有资深银行人士称,这将使得更多的贷款实至名归,进入实体经济;而未来的票据融资也有望回归本来面目。

如何盘活贷款存量,已成为各家银行下半年需着手解决的现实命题。一些受访的大型银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工行和建行都将立足于控制总量,将防范风险和调整结构相结合。以工行为例,上半年贷款新增8255亿元,如果要将全年贷款新增量控制在万亿元左右,就需要票据置换、盘活贷款存量等,都将为银行防范风险、灵活地掌握投放节奏,提供腾挪空间。7月间,整个银行业的票据融资突降1982亿元。

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结构,还出现了一大显著的新特点:当月居民贷款增加2365亿元,占比达66.5%,较上半年大幅提高。而在今年1月至6月的7.37万亿元新增贷款中,居民贷款仅占14%。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个人贷款大涨主要拜二季度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所赐。但随着楼市价格重回2007年的顶部区域,个贷在数月内将回落,不大可能成为未来贷款持续投放的主要动力。

冲动犹在

8月7日晚间,华夏银行在同业中率先2009年半年报,其中一项说明银行账面的现金流状况的流动性指标引发业界关注。

该行上半年每股现金流量净额为-13.44元。业界就此认为,华夏银行因为贷款过猛而导致流动性紧张。该行上半年新增贷款704.34亿元,增长19.81%。

经《财经》记者多方了解,在经历了上半年的贷款竞相冲高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已经消耗了不少“弹药”,手头渐紧。

一家股份制银行高管直言,除了财大气粗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数银行都有点囊中羞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充足率的下降,一是存贷比上升。

监管部门初步统计,上半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将下降到11%以下。

6月末,华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只有10.36%。按照相关规定,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限为10%,已触手可及。与此同时,银行以次级债补充资本金的难度逐渐加大,因而中小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资本硬约束。13日晚间,招行率先公告称,该行拟通过配股筹资150亿元至190亿元。包括中行在内的部分股份制银行也都有意通过再融资,以补充核心资本。

流动性的另一约束,来自下半年存款增长的不确定性。前述高管坦承,上半年存款的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贷转存,随着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的增加,新增贷款投放的减少,以及资本市场等直接投资渠道的调整,下半年存款增长的可持续性渐渐存疑。一些银行的存贷比已经逼近监管红线,因而下半年的贷款投放能力也会遭遇挑战。

高善文表示,不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金的确会趋紧,不过,由于这些银行手头大都持有一些二级准备,比如政府债券,短期央行票据等,这些资源虽然流动性略差,但必要时仍可以变现,以支持银行的贷款投放。

“现在各家大银行都在努力地卖贷款。”一位大型商业银行人士坦言。银行腾挪贷款的常规途径是,通过银团贷款,将一部分存量分销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银团贷款发起人,会收取一部分费用。

规模宏大的“四大行”大多没有这样的流动性问题。一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高层表示,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指标的提升,都不会影响这些银行的放贷能力,关键是银行的放贷意愿和自身的战略选择,即不是“能不能”,而是“放不放”。

“现有的存量项目对贷款的有效需求相对有限。企业大都已经储备了‘冬粮’。”一位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表示,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是银行放贷的最主要动力,在缺少好项目的情况下,银行逐渐趋于谨慎。

不过,投放冲动犹在。“当前欧美经济似乎都有见底回暖的迹象,如果业界对明年经济的整体预期向好的话,也不排除银行冒险冲一冲的可能。”有银行家表示。

业界普遍预期,考虑到贷款对实体经济支持的连贯性,2009年全年信贷投放可能突破10万亿元,下半年仍至少有2.6万亿元左右的新增贷款出笼。

在正常年份,11月和12月的贷款基本是零增长,因为此时投放要增加成本,而当期收益却十分有限,所以,市场预期,下半年主要贷款增量的释放将会集中在10月之前;加之9月是季末,不排除会出现一个小。摩根大通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副总裁陈舜认为,9月新增五六千亿元不是问题。更乐观的预测指向了上万亿元。

“大家希望在货币政策真正大逆转之前,调整结构,完成战略部署,备足‘粮饷’。”一位国有商业银行高层对《财经》记者说。

微调意味

7月中旬,监管部门在银行业的内部会议上,表达了对上半年贷款投放过速带来风险的忧虑,要求银行把握好贷款投放节奏、控制信贷风险。一位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地方政府背景的贷款激增令人担忧,因为一旦公共债务过度,将会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引发系统性风险。

当月下旬,几家大行的高管接到了央行官员的“私人电话”,劝诫不要出现月末信贷冲高的现象。

来自监管当局的“窗口指导”可谓苦口婆心,既担心风险激增,又不希望过度调整大起大落。

任由天量信贷无限制膨胀的后果众所周知。德意志银行的研究报告称,当新增贷款数量带动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超过40%时,超过15%的恶性通货膨胀将会来临,虽然会有时滞。中国上半年M2的增速超过了30%。在历史上,各国央行最大的敌人就是恶性通胀。不过时下,这一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将继续让位给“保增长”这一现实要求。

7月初,央行公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在坚持2008年11月以来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基调的同时,提出下一阶段,将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合理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及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的合理适度。

一位央行人士把“市场化手段”的目的解释为,上半年央行没有采取任何流动性限定措施,下半年,央行开始采取一些市场化操作,比如采取了诸如发行一年期央票这类深度冻结流动性的工具,回收一些流动性。

短短一个月,一年期央票利率从1.5022%升至1.7605%。多家研究机构预测,如果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越过一年期定存利率2.25%的上限,则可能倒逼央行加息。不过,加息之举不符合央行既定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在银行7月选择适度“休养生息”之时,近一个月来一直颇显“突出”的央行“市场化手段”,也开始“阶段性企稳”。在近日的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央票发行和国债正回购的利率升幅有所缩窄。

交行研究部亦报告认为,三季度是关键时期,如果经济快速回升的势头得到进一步确认、推动物价上升的因素明显增多、资产价格上升过快,今年底或明年初存在货币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篇9

关键词：电子商务 跨渠道 购买转移

问题的提出

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的人数达到5.64亿，其中新增网民5090万人，互联网的普及率为42.1%，网购用户规模达2.42亿，比上年增长4807万人，增长率为24.8%。与此同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前的单一渠道即实体店购买转变为复杂的跨渠道购买：在线查询—实体店购买；实体店体验—在线查询—在线购买；宣传单页（广告）—在线查询—在线购买；宣传单页（广告）—在线查询—实体店购买等多种形式的跨渠道购买行为。

这种“信息搜索——购买转移” 的消费行为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线上营销，即通过网络渠道进行的营销，表现为商业新闻报道、购物论坛、电子邮件、QQ在线交流、病毒式营销、网络电话等一切在网络实现的功能。线下营销，即传统的实体店营销模式，表现为报纸宣传、DM广告、杂志广告、宣传单页、商场秀、路演活动等一切在线下表达的形式。对企业而言，必须要了解跨渠道购买转移的形成机制和发展动向，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经济的发展。

跨渠道购买行为研究现状

渠道管理研究是当前营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者的渠道选择和购买行为发生了复杂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着渠道理论发展的新动向。本文界定的跨渠道（Cross-Channels）主要是指在线上和线下渠道并存的情况下，消费者从线下获取信息，在线上实现的购买行为，也包括通过线上获取信息，在线下实现的购买行为。比如当前的餐饮行业，Venkatesan （2004）指出超过40%的消费者会在一个渠道搜索信息，而在另一个渠道实现跨渠道购买。Kelly（2002）的研究指出超过50%的消费者会在线上进行信息搜索而在线下实现购买行为。《跨渠道商务：消费者视角》（2011甲骨文公司研究报告）指出，大约54%的消费者在购物之前通常都要用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购物渠道，同时消费者期望在多元化的渠道中能获得一致的购物体验和价值满足。

在我国，对消费者跨渠道购买行为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近年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涂红伟、贾雷、周星（2011）指出了消费者跨渠道购买的转移路径，即从线上搜集信息后转移到线下购买产品；从线下搜集信息后转移到线上购买产品；杨水清、鲁耀斌、曹玉枝（2011）指出移动支付的信任是消费者跨渠道购买的有力保障；袁丽、綦方中（2012）提出了消费者跨渠道购买的驱动因素是消费者的自我效能需求和线上零售商的吸引力。

跨渠道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

当前，几乎所有的企业组织都在努力拓展销售渠道来提升产品销量，以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比如开设网上商城、增加网络在线服务、实现网络支付等形式。在这种环境下，多数消费者成了多元渠道环境下的跨渠道消费者，同时有了更多选择，而消费者的这种跨渠道特性对企业提出了现实的挑战。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影响消费者跨渠道购买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产品提供的多样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同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消费者需求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从企业角度来讲，必须关注消费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而实体店和网络店有较大差异：由于受空间和成本的影响，在实体店很难陈列企业丰富的产品，但在线上渠道却可以实现，对企业来说，在网上陈列更多的产品，却几乎不会增加经营成本。因此，从产品选择的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线上购物就不足为怪。

（二）体验价值的差异性

体验价值是消费者购物后的感受和评价，这是影响到消费者是否持续购买的重要因素。线下购物对消费者来讲要支付较高的成本：货币成本、时间成本、体力成本和精力成本等，但线上购物却能有效减少顾客的成本支出，足不出户就可以选购产品，点击购买就可以在家等快递员的到来，支付的体力和精力成本更少。特别是对标准化的产品而言，线上购物的优势更加明显，因此，图书、服装、鞋帽等产品在线上的销量增长特别快。

（三）物流服务的快捷性

伴随着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商品的配送效率有较大提升，当天晚上下单，第二天就可以收到商品，这有效解决了产品和消费者的时空矛盾，拉近了两者的距离。跟线下购买相比较，消费者应到实体店选购，然后等待商家的配送，特别是对大件商品而言，等待的时间会更长。对于产品生产和生长属性要求高的产品，特别是土特产、地方特色产品而言，现代化的物流服务能有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线上购物的优势更加突出。

（四）电子支付的安全性

所谓电子支付，是指从事电子商务交易的当事人通过信息网络，使用安全的信息传输手段，采用数字化方式进行的货币支付或资金流转。随着互联网从科研领域进入到商业领域，对组织和家庭而言，网上购物大大降低了购物成本，同时买卖双方的信誉问题、电子支付的安全性问题也逐渐凸显。但随着支付宝、Chinapay等第三方支付的出现，线上购物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得到了解决，赛迪顾问的研究报告表明，2012年我国第三方支付的交易规模突破10万亿，达到104221亿元。同时在线下的购物中，电子支付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如POS支付占到了线下支付总额的90%。

（五）网络服务的互动性

线下购物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才可以实现，消费者购物受到诸多限制，但线上购物可以随时随地实现。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服务的互动性越来越强，不论何时在网上购物，总有客服人员在线交流，或者有在线的购物体验和评价，可以实现买卖双方的即时互动交流。通过图1可以看出，金融服务、电信行业、旅游酒店业、消费产品等跨渠道的沟通力较强，说明这些行业在线服务的互动性较强，同样该领域的电子商务发展也比较迅速。

企业兼顾线上与线下的营销策略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企业大多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或网络服务系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网络营销，但面对的现实问题是：网络渠道与传统渠道存在冲突，即线上与线下的冲突。如果不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可能会失去很大的市场份额；如果发展电子商务，可能会对苦心经营的线下渠道造成直接冲击。如何平衡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的利益，这需要从经营观念、技术研发、物流服务、数据营销、流程再造等方面做充分准备。

（一）为消费者提供差异化的产品

目前，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之所以存在冲突，主要是提供的产品是相同的，必然导致客户群体的重叠，对消费者而言，性价比高的产品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因而线上渠道可能就是首选。因此，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产品策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一定能够实现产品销量的整体提升，渠道方面也不会有直接冲突。2013年3月22日，苏宁电器对外宣布：公司名称由“苏宁电器”变更为“苏宁云商”。目的是线上渠道经营电器类产品，而线上的苏宁易购要拓展非电器类产品，如图书、百货，生活日用品等，实现了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的差异化营销。

（二）实现线上与线下渠道的有效融合

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线上和线下和谐共生，消费者需求是有差别的，因而单一的渠道无法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从企业角度来说，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渠道经营是必然选择，而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价值满足只有通过线下和线上渠道才能实现。具体的措施有：

第一，线上线下统一定价，采取灵活的促销策略。实践证明，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的消费者有较大区别，线下渠道的消费者看重的是购物体验和满足感；线上购物的消费者，便利性是关注的重点，价格却不一定是他们的首选，因此在网上渠道可以通过灵活的促销策略：送货上门、赠送饰品、赠送购物劵等形式满足其价格上的落差。

第二，线上线下立体经营，实现有效的互补融合。虽然网络购物渐入人心，但消费者对传统渠道的依赖却没有被取代，因此可以考虑建立统一的购物网站，同时拓展线下渠道，建立实体店，全方位、立体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美国Nordstrom 公司的成功，说明了“网上购物，店铺取货”跨渠道融合模式的有效性。

（三）确保支付手段和方式的通用性

线上和线下渠道的有效融合与互补，必须使消费者感受到便利与价值，因此企业需要建立强大的数据后台，使线上与线下有比较一致的购物体验。比如购物券的使用方面，企业需要在支付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变，只要是本企业的购物券，线上和线下都可以使用，具体的使用方式，在技术层面实现即可，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消费者，从而提升产品销量。

结论

总之，在多渠道并存的情况下，对企业而言，必须了解消费者的购买规律和需求状态。在电子商务时代，企业更需要全面把握消费者的需求动向和特点，首先应从观念上做出改变，思考的重点从消费者需求实现的渠道策略转变为消费者购物的便利性，消费者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线上和线下渠道不会存在原则性的冲突；其次应从经营模式上做出调整，考虑线上和线下渠道有效的融合模式，，和谐共赢，促进企业整体销量的提升，全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参考文献：

1.陈洁，陈粤.企业营销渠道关系多元整合模式理论述评[J].生产力研究，2004（5）

2.王朝晖.营销渠道冲突类别、原因及解决方法[J].江苏商论，2002（9）

3.杨水清，鲁耀斌，曹玉枝.基于跨渠道的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研究[J].科研管理，2011（10）

4.杨光明，刘伟等.移动商务消费者初始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情报杂志，2009（7）

5.袁丽，綦方中.消费者跨渠道搭便车意愿的驱动因素分析[J].企业活力，2012（12）

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新华网，http：///tech/2013-01/15/c_124233840.htm

篇10

据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一份题为《实现无缝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报告称，为保持增长势头，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约需8万亿美元，另外还需要区域性基础设施投资2900亿美元。该报告估计，这些投资可能会带来超过13万亿美元的潜在实际收入，以任何标准衡量该数字均是极高的投资回报。

目前，私营部门投资只占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20％，公共财政资金约占70％，剩余10％资金由政府开发援助（ODA）提供。在大部分亚洲国家，进一步增加公共财政资金或政府开发援助均存在困难。需要提高私营部门份额以弥补融资需求的差距。

该地区大部分国家均认识到了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开发的重要性，许多国家正努力推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当然也存在其它多种模式）。但目前这一模式仍存在两大挑战。

首先，亚洲许多地区基础设施私人融资相对稀缺。部分欧洲银行因压力撤回了跨国贷款，导致信贷渠道减少。各大国际银行越来越注意规避风险，更愿意与关系稳定的大客户合作和投资于熟悉的核心领域。各银行同时也受到了巴塞尔协议Ⅲ新规的影响，该规定意味着从“资金使用”的角度而言超过7年－10年的长期融资正日益失去其吸引力。

在这一背景下，是否有机构准备好弥补因主要国际项目融资银行撤资所带来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包括来自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地区性银行正日益活跃。亚洲许多国家的本地金融市场在提供项目融资方面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但即使在这些当地银行活跃于基础设施融资的国家中，其业务仍然主要以国内为主。此外，当地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与票据期限也不足以满足庞杂的、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当银行达到行业、客户风险暴露限值时，这一局限性将显得更加突出。

此外，本地债券市场仍有待发展，目前仍不能弥补基础设施融资缺口。除韩国和马来西亚以外，亚洲其他国家没有新建项目的债券市场融资。虽然本地市场融资是不错的补充，但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日益增多的限制问题。

第二个挑战即：没有强有力的、适宜的私营部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同时政府不知道如何打造吸引各个部门参与的投资环境。政府通常认为一旦市场开放之后，私营部门能够承担所有的责任与风险。这种观念一般都产生了错位，并且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是亚洲地区近来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词语，但通常缺乏充分的上游工作来保证这些项目的成功和被有效复制。不幸的是，部分国家甚至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视为解决财政压力的灵丹妙方，或者将其视为合理公共财政管理政策的替代方式。成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数不多。

考察那些成功筹集私人投资、融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就会发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理想的政策监管框架非常重要。政府需要改革以提高核心基础设施部门的信誉度，并加强政府的监管框架、制度及激励机制，以确保项目得以正确执行和监督。另外，政府还需要获得公共部门的应急支持，了解为不可抗力及监管变化制定风险规避措施的必要性。在因国内流动性不足而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巨大资金需求的国家中，需要考虑到外汇和货币兑换的风险，项目合同中需要纳入国际仲裁内容。需要咨询专家的建议，以确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正确的风险分担划分。

招标工作是亚行许多发展中成员体的最大软肋。政府违反招标程序、在吸引合格投标人的过程中人为制造困难的事例屡见不鲜。与优选投标人对话、就最终文件开展谈判、保持完全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是必不可少的。专家的建议对于建立高效工作流程至关重要，同时，第一个项目的成功也是投资者对未来项目充满信心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