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体现的儒家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论语中体现的儒家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又称四子书，为历代儒客学子研习之核心书经。四书增删注释包括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孟子、程子、朱熹等，其编撰时间间隔达一千八百年。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蕴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华思想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精华。

作为儒家学派经书的《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精华。但《四书》中也存在着先人思想的的局限性。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1、《四书》是公认的儒学经典，由《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和《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

2、《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论语》；视域融合；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21-02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可以说《论语》就是中国的圣经。16世纪末以来，《论语》开始被译为西方语言。《论语》的英译始于西方传教士，之后也有西方汉学家、中国学者参与《论语》英译。从《论语》第一个译本出现至今，已确认《论语》原创译本共有57个。本文主要选择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译本、庞德译本、辜鸿铭译本和安乐哲译本对核心词“仁”和“天”的不同英译进行比较。

一、“视域融合”的提出及基本观点

在传统翻译观中，翻译活动只有“文本”一个中心，译者的职责是将原文本意义用目的语准确表达出来。时至今日，“忠实标准”仍然有强大生命力。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文本是开放的，对其意义的阐发是一个永无止尽的动态过程。“翻译不可能有定本”，因此翻译活动也就由“文本为中心”转变成“译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对话”。在译者与原文本的对话中，译者不再隐身，而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者。翻译学者开始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为理论支撑研究翻译过程，提出了翻译过程中的“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由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的阐释学三大原则之一。依照阐释学观点，译者处于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任何文本的理解和翻译都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这就是译者的视域。译者的视域是在目的语文本最终形成之前译者在特殊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和时代背景下所具有的一切知识、观点、认识和态度的总和，它不仅包括译者在阅读原文本之前所拥有的全部“前见”，而且还包括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采取各种途径（如查阅文献资料或者向他人咨询）所获取的全部信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努力做到两次视域融合：与原文本的视域融合和与译文读者的视域融合。在与原文本的视域融合过程中，译者要考虑原作者身份和原作创作年代、目的、文字和句式结构特点，原作所处的历史背景、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与译文读者的视域融合，则要考虑到其语言水平和需要，选择恰当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而创作出优秀的译作。译者作为视域融合直接参与者和实现者，要经历不同视域的冲突、排斥、达成一致最终融合的过程，最后产生新的视域。所以译者要想办法优化自己的视域，这样才能更好的与原文本和读者进行视域融合。

二、《论语》核心词的英译

《论语》核心词包括“仁”、“君子”、“礼”、“道”、“天”、“德”等，这些核心词在原文不同字句中有着相通但并不相同的意义，即使用现代汉语词汇通译都非常困难，更不说用同一个英语词汇来翻译。本文选取其中“仁”和“天”的英译进行讨论。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寓意极其丰富，在《论语》中一共出现了109次。“仁”包括了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礼、悌等内容。在英文中找不到一个与之完全对应的单词，所以英g十分困难。理雅各根据“仁”在《论语》中出现的位置不同、语境含义不同，分别把“仁”翻译成了不同的英语单词，如“virtue， true virtue， the good， benevolent actions， perfect virtues， the excellence等。总体来讲，理雅各还是把“仁”译为“virtue”。这样将“仁”译为“virtue”，使得“仁”和“德”的区别在英译本中变得不那么明显，可能会使读者产生困惑，并且也没有忠实地反映出“仁”是要靠后天努力形成的儒家思想。庞德在翻译《论语》核心词时使用的是他独创的“意象析字法”，即通过分析汉字构造，找出所指向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发掘汉字的“真实”意义。故庞德把“仁”理解为“Humanitas， humanity，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ld， real people， the real man， manhood， the man and his full contents等，这样的英译更多的是西方人道主义解读。事实上，儒家思想中的“仁”远远比西方人道主义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更加深刻，庞德的译法没有展现“仁”的丰富含义。辜鸿铭则把“仁”统一翻译为“moral life”和“moral character”，这样就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提高了中国文化影响力，较统一的翻译又让译本读者容易理解，接触原汁原味中国文化，达到了“中西和谐”。安乐哲把“仁”翻译为“authoritative person”，他认为“仁”是人在社会给予他的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是通过礼仪活动体现在他身上的文化传统价值和习俗，强调“仁”的过程性。

在《论语》中，“天”的含义也十分宽泛，共出现了26次，包括了“自然的天”、“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其中“自然之天”含义较为简单，即浩瀚宇宙；“主宰之天”有独立人格和意志，主宰天地万物之命运，宗教色彩较强烈；“义理之天”即道德之天，其宗教色彩相对较弱，更多是一种道义与纲常。理雅各将“天”翻译为“Heaven”，为了与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所区别，他以Heaven”首字母大写来表示中国的神。但是当西方读者读到“Heaven”时，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定是超越现世的造物主形象，以及罪孽、灵魂和来世这些基督教概念，很难体会到中国文化中的“天”。辜鸿铭采取“归化”翻译策略直接将“天”翻译为“God”，让人联想到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着深深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印记，但是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安乐哲将“天”创造性地翻译为“T’ien”，并用汉字和注释加以解释。这种译法给读者一种陌生感，属异化翻译策略，目的在于构建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挑战西方文化霸权，传播中华文化。

三、“仁”“天”英译中的视域融合

理雅各《论语》英译本是第一本英语全译本，1861年首版于香港，问世100多年来，一直被奉为经典译本。理雅各是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目的就是为基督教传教服务，帮助传教士了解中国文化，找到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化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敌意，达到“调和耶儒、以耶补儒”的传教目的，这是理雅各的视域。理雅各在翻译《论语》时查阅了众多注疏，参考数个前人译作，努力忠实传达原作内容，达到与原文的视域融合。但由于受传教士的身份和翻译目的影响，使其“仁”和“天”的翻译中带有较大局限性。同时，理雅各更多考虑的是译本读者视域，更多地采用他们较为熟悉的英语语言。庞德作为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庞德所经历的时代，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庞德渴望从中国儒家文化中找到救赎西方世界的良药，儒家的智慧正是西方社会所需要的。此外，庞德是诗人，在翻译《论语》时更加重视翻译的创造性，常常直接把自己的理解和领悟加入翻译之中，在他的《论语》英译本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于意象派诗歌的意象和行文风格，这是他与原文本独特的视域融合。庞德的“意象析字法”使得他翻译的《论语》充满了文学和文化的想象，给予中国文化诗意的诠释，为孔子思想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让读者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体会，是与读者视域独特的融合。辜鸿铭所处年代，西方文化占中心地位，中国文化处劣势地位，他翻译《论语》主要目的是反击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为中国文化争得一席之地，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和儒家文化。他批判理雅各的译本，“所展现的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质，对西方人来说显得力气怪异。他要“使英国人改变他们头脑中以往形成的对中国人的先入之见，并由此改变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民族的态度”，这是他的视域。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总结前人翻译得失，首创“以西释中”翻译策略，借用大量英语读者熟悉的文学和文化内容，用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歌德、爱默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等的话语来对原文进行解释，这是他与原文文本的视域融合。辜鸿铭的归化翻译策略使得他的译本接受度很高，流传度很广，可以说辜鸿铭在与读者视域融合方面做的非常成功。安乐哲是著名中国学学者，当代西方汉学界和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所处时代以及跨中西文化的教育和生活背景赋予他跨文化视野和“去中心主义”文化观。安乐哲英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想要融汇中西文化，改变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错误观念，构建中国哲学体系，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哲学，这是安乐哲的视域。安乐哲为了传播中国文化，十分重视译本注释，旁征博引，直接引用了《庄子》、《孟子》、《荀子》、《礼记》、《左氏春秋》、《诗经》、《说文》等经典，最长的注释长达大半页，这是他努力与原文本域融合的证据。同时译者不断提醒读者中西文化和哲学的差异，帮助西方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独特意义，努力与读者视域进行融合。其《论语》英译本更加凸显了儒家思想的社会性和修养的过程性。安乐哲创造性地将“天”译为“T’ien”正是体现了经典的意义不是封闭的，而是等待着不同读者来解读和诠释，体现了译者对读者视域的重视。

综上所述，不同译者因为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不同，有着不同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因此不同译者有着不同的译者视域。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考虑原文本视域，又要考虑译文读者的视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翻译的目的，产生合格的译本。《论语》核心词“仁”和“天”在不同英译本中的不同译法，正是译者视域与原文本和读者视域两度融合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不可能有定本[J].博览群书，1996，（8）：13-14.

〔2〕朱建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3〕雷原.论语：中国人的圣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徐志刚.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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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研究和学习优秀的儒家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中,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儒家思想 现代大学生 教育 价值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其中的糟粕固然应该完全抛弃,但其中不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家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校园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研究和学习优秀的儒家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中,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大学生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人格的自身的完善

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而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所谓的圣人是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但是,“圣人”的标准远非常人所能企及,“君子”却是人人都可追求的一种品格。《论语》中指出,所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在孔子的心中,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成为君子。现代的大学生学习儒家思想,要追求高尚的气节、凛然的正气,要像君子一样,做到“修己”,“安人”。君子以仁为根本,首先必须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其次要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和多种才能。那么大学生在实现君子的途径中要反身内求,注重自身修养。“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凡事要严于律己,时时反思,如此“人皆可以为尧舜”。现代大学生要注意意志力的磨练在完善自我人格中的意义。做到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不弘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

二、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大学生理想的实现

孔子非常重视立志的作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君子谋道不谋食……优道不优贫”。孟子与孔子一样重视立志。他认为首先应“尚志”,就是要“居仁由义”,“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在强调立志的同时,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养气”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把“志”与“气”结合在一起,以立志为基础,养成大丈夫“浩然之气”。宋代朱熹认为“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日: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王守仁亦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都充分注意到立志在强化个人修养心性的动机上的作用。作为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强调立志乐道的重要性,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义利、生死等问题。作为君子,当个人利益与道德要求发生冲突时,为了保持仁的道德价值,实现仁德,他会自觉地牺牲一切。传统儒家道德教育强调立志乐道,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自律意识

儒家认为,人应该有一种对自己负责的精神,要做到“仁者爱人”,这种道德的具体体现就是君子、仁人。而仁又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主要含义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了“仁者亲亲”,指父母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 “仁者爱人”,指血缘以外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只有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之爱,才能进一步把这种爱传达给社会上的人,推己及人,去爱别人,把仁由血缘亲情之爱转化成人与人的一般关系的准则。另外,儒家的“中和”观,倡导“尚中贵和”理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自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发展。孔子从“泛爱众”的仁爱思想出发,爱父母亲人到爱别人,进一步延伸到爱万事万物,不仅关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道德的关心从人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实现他的“天下归仁”,形成合理的天人观。“仁者爱人”,是中华民族人道主义或曰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看到了人的价值,强调对人的关爱。现代的大学生学习仁爱思想又助于协调人际关系。现代大学生野应该学习传统道德中的中庸“以和为贵”的原则,来缓解日后竞争中出现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另外还有助于现代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建构和谐社会。要想成为有道德的人,不光要知仁,更要好仁、乐仁,要把仁作为自已的人生观,以行仁为乐。传统儒学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论进退穷达,人都不应该丧失求善之心,尤其身处逆境,更应该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刻意追求物质享受的人生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与爱人和修身紧密相联的是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传统儒学看来,人首先应该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人而存在,故不能以自己的私利为满足,个人的利益应符合家庭的利益,服从社会的利益。它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口号,修身、齐家是对个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而作为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人还应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修身的结果就是培养“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午年的历史长何中不断发展、进步,就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广大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在他们的人生观尚未形成之时,要加强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不仅要对他们进行仁爱思想的教育(仁爱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超时空性),更应该对他们进行乌克思主义人生观教育和职业道德、民族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提高他们的内在精神素质,使他们真正成为跨世纪人才,以便能担负起四化建设的重担。

四、通过学习儒家思想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儒学有很强的入世精神,主张积极参与社会,关心社会,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德之不修,学之不柑,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也”,以国家社会的命运为自己忧虑的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孔子追求“天下归仁”的理想,把“仁”上升到一个理想的精神境界,“杀身成仁”,为了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愿意以生命来换取。后来儒家学者进一步把孔子的人世精神,追求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服务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家和国、个人与集体、个人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传达了中华民族千年深蕴的民族自豪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传统儒家道德教育的优秀成果与我们力图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一致的、兼容的。传统儒家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民彼此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它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情感。

五、儒家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交能力

儒家思想中孔子提出的“和为贵”的人和理念,有助于现代的大学生协调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化解踏入社会后遇到的危机“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则多力”的和谐思想指要协调好各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要和谐共处。“和”何以可能?孔子说:“仁者,爱人”。即孔子主张仁爱论,要求“泛爱众”。这种普遍的仁爱能使我们现代得大学生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人,做到人和人之间能“和”。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指导人们要向君子学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才能与人和处。中记载子贡问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孔子把“恕”看成是与人善处、保持人际间和立共存的基础。“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与人”。可见,恕道是平等待人,推己及人,是济人济物之德,是人际间和立共存。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态度,该思想意味着相互差别的事物可以共生、和处。和处并不抹杀个体特性,有差别也并不意味着非要斗个你死我活。这正是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谐”观念的基本要求,即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存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关系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人际和谐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分歧和思想交锋的一团和气,而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对话、切磋、讨论,从而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协调统一、和谐互动。这就是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和谐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相互差别的事物在共处中吸收有利于自己的因素而达到和谐。即使有矛盾,矛盾双方经过冲突和斗争,最终必定以“和”的方式解决矛盾。正如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庸》讲“道并行而不相悖”也是这个道理。

总之,大学生肩负着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加强大学课堂中的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家思想优秀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乌恩溥.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潘光旦.中和位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高长山.荀子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篇5

一、 中国电影对儒家文化促进作用

电影作为一项外来事物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在其发展的100多年期间必然会受到中国本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也让本来带有深厚西方韵味的电影在中华大地上被本土化。其中对于中国电影影响最深的应当属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且在许多的中国电影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也正是体现出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点，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点评。简单而言，中国电影需要得到发展则需要让其与儒家文化相融合。[1]这点也可以从近年来中国电影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电影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中国电影渗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思想，让其能够在中国得以生存与发展。更早时候当人们提及中国电影时，观众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功夫，而且中国电影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也正是依赖于中国功夫对国外观众的吸引力。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让许多影视工作人员在制作电影时，花费了更多时间来营造中国功夫的神奇，但并没有针对中国功夫所具有的内涵以及所包涵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深入地挖掘。随着世界电影以及与国际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许多的电影人制作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电影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尝试着在中国电影中融入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并且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的赞誉，也收到了非常大的成效。这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从一开始的小丑的角色转变成为了一名稳定、多智的智者。这一切所获得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中国电影人不断地努力，把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借助电影的表达形式进行现当代的转化，让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够在中国电影中得到更加深入地挖掘与渗透。

二、 电影写实主义对儒家忧患意识的转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具有忧患意识，这点可以从《论语》中讲述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中看出。儒家思想家孔子把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注作为忧患的所有内容，而另一名儒家思想家孟子通过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阐述他的忧患思想。[2]这种忧患意识对于中国后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电影传入中国的时期刚好是中国封建历史结束之时，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让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最为衰弱的年代。在这个衰弱的年代，中国电影所有的主题都是以自强与振兴为主，这也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儒家经典的忧患意识转化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担当，中国电影承担起了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重任。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慢慢脱离西方写实主义特色，开始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电影当中，借助电影的传播性让忧患思想的士大夫情怀向全中国进行传递，并且迅速地在观众群体中产生了共鸣。在这个阶段所制作的中国电影，以当时社会背景为主题进行写实，并讲述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想要通过电影把儒家忧患思想传递到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号召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起走向救国的道路。然后与西方电影的写实主义进行对比，其写实主义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虚荣心以及腐朽思想的批判层面之上。社会环境的区别让两种本来是相同的电影产业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当时的《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影片的导演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坐取向融入到影片当中，而且在这部影片中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升华。这部影片讲述了主角筹集资金兴办学校，让更多的贫困孩子能够接受到最新的教育，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当时动荡的局面。从另一个层面也向人们提出了想要振兴中国，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在影片中提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共鸣。

三、 电影发展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融合

此外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文以载道思想，这个道是为人之道以及处事之道。这种经典的儒家思想包涵了对美善美的赞同，同时体现出了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的教化作用。从许多儒家思想家的文字作品中可以发现，其论著中饱含着警世恒言和治世明理，这些具有教化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电影以一种新兴事物传入中国后，其传播以及宣传作用立刻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同时电影这样一种新兴事物也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电影刚传入中国时，许多电影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制作出更多具有教化作用的影片来号如中华儿女自强救国。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的电影人则希望能够通过电影来宣传中华民族的公德心。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以及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道德意识渐显弱化。在这样一个道德强化的时代，中国电影需要将经典的儒家思想进行融合，把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教化作用进行放大，并且发挥出其作用来感化当代民众，协助其能够树立起具有现代特征的道德意识，这项工作成为了当前电影人首要的工作。

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至汉朝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融合，称为了中国最正统的符合封建王朝统治要求的思想。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

日本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从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日本文化可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说“和”的思想在日本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日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日本人自称为“和”族，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分不开的。

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摆出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源头。

公元285年即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带着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到达日本。这是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第一次到达日本，也是有史可靠的儒学第一次与日本的接触。王仁应该是在日本推行儒学文化的开路先锋。自王仁开始，日本贵族和僧人开始研习《论语》和《千字文》和汉语，全面学习中华文化。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是纯粹的汉语史书，有了儒家文化的初步影子。

（二）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

盛唐时期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峰时期。据考证，日本遣唐使共派出12次，每次最多时300人到800人不等，中国先儒家文化思想及政治体制，均在唐朝时期由浅入深地被日本民族吸收。当时儒家思想影响日本国民的道德生活极深，自从圣德太子执政时期（593～621）奖励儒学以来，经过不断提倡，社会上很快形成好儒习汉的风气，儒家思想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孝德天皇（749～757）在位时更是并效仿唐制，令全国每户备孝经一本，主张“孝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的文化继承了奈良时代学习唐代文化的遗风，汉文学特盛，约历时一个世纪之久，被称为“贞观文化时代”。这也是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时期。

（三）朱子学说在日本的统治地位标志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达到顶峰。

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朱子学传日本，经过350多年的传播，逐渐地兴隆起来，并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成为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国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的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了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达到了日本儒学的鼎盛时期。

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传入日本后，经过不断的衍化和本土化，日益和日本本国结合，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被称之为“大和魂”的民族精神,在日本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国家，这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兼容天下、博怀的文化观念也使得日本文化对域外文化始终保持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给日本国家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二）对日本宗教“神道”的影响。

神道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精神产物。因此,它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直至今日,神道在日本人的生活当中仍然无所不在。

日本神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作为原始社会里的民族宗教的原始神道阶段、带有“神佛融合”倾向的皇室神道阶段、以“神儒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近世神道阶段和国家神道、教派神道阶段。一是儒家文化思想的传入促使日本神道的“觉醒”和形成；二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启发了日本神道积极谋求自身的理论体系化的“意识”；三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客观上“庇护”和“扶持”了日本神道的发展；四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促使日本神道通过对教义、教理的参考、借鉴,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和学说的建设，比如说神道的祭祀以及以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为首的“神儒一致论”甚至“神主儒从”论, 无不透露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痕迹。

（三）对日本“武士道”的影响。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随着武家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一方面武士道的产生是由社会条件的需要，适应主君、家臣、武士等社会关系的协调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相关元素吸收并包孕育而成的。日本的“忠”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忠君爱国” 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作为现达国家，“忠君”的思想即全体日本人民忠于天皇陛下的思想一直主导着日本的主流思想了。

（四）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当代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思想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界吸取并加以改造,提出“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文化都认为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决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五 ）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日本进入7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进行了日本社会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虽然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其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简直就是直接把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直接搬来适用。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最大体现。其第九条“信是义本、毎事有信”也是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下产生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儒家文化思想通过在日本的不断传播、衍化和本土化，被日本文化大量吸收，影响了日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势必日益深化。

参考文献：

[1]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2] 严绍璗.《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0.

[3]崔景明，赵秀兰.“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5).

篇7

关键词：君子；孝道；治学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圣人的为人处事方法，从而指导现代人的生活。

一、《论语》中的君子品格

（一）君子与仁

“仁”是一种境界，是圣贤君子的人生态度，《论语》全书多言仁高于其他范畴，也必然是作为君子不可或缺的品格。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里的“人”泛指世人。而在孔子看来，仁道是君子安身立命的基础，生活的原则。所以，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绝不能违背仁道这个基础和原则，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孔子在这里只是道出：世人唯知逐富厌贫，而仁人君子有更高远的追求，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道义标准。这并不是否认物质的需要，但是当物质利益和道义标准出现矛盾，君子会坚持道义。因为“君子安仁”。

（二）君子与义”

“义”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一，也是儒家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以义利区分君子、小人，但并非重君子而轻小人。孔子虽然很少谈及利，但并非否定利。对于君子来说，义犹利也。君子对于义的追求就像小人对于利的追求。君子逐利也是在不违背义的前提下的。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天下，就是因为天下没有不适合君子的生存环境，没有君子所不能做的事情，君子处世待人接物不是以人为标准，也不是以事为标准，而是以道义为准则。“无适也，无莫也”，这也是做君子的必须具备的素质和标准。为了他人的利益，可以四海为家，可以不计较任何的名与利、贵与贱，这样的人就是君子，这样的君子就一定能够立足于天下。可见道义对有志做君子的人是多么重要。

二、《论语》中的孝道思想和孝的重要性

《论语》中孝的内容可概括为慎终追远、善事父母和师生之孝。首先尽孝道仅仅赡养父母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尊敬他们，否则就和养物无别，正如《论语》中的“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其次，除了尊敬与奉养之外，还要承父母之欢，为人子女须和颜悦色地奉侍父母，且始终如一，不可因时间、情绪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再次，尽孝道更不可违背礼制，态度要谦和。对于父母的错误要有耐心、委婉地劝谏，并讲究方法，希望他们接受，但又不可违背于礼。就是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而最后，行孝便是要继承父志或父道。及“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一）孝为仁之本

《论语》所记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言“仁”，几乎无所不包，举凡忠、信、礼、智、勇等德目，皆可入其范畴。而“仁”根源所在就是“孝”。《论语》中记载有子的话：“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孝是仁的根本，也是行仁的起点。“孝”既是仁的根源，又是仁的实践，所以孝在中国伦理上，便居于主要的地位。

（二）孝为礼之本

父母与子女之间都有一份原始感情，通常叫做亲情，而“孝”的提倡就是希望能经由道德的训练，以及用人为的方式，来保持这份亲情。儒家的孝不仅是成于“礼”，在儒家思想中亦占有重要地位。其“孝”是善事父母，也是子女对父母的敬爱表现。然表现的方式，则要合乎社会环境和文化礼俗，且不可违背礼制规范。故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知其意得知，做子女的在侍奉父母时，不可违悖于“礼”。

（三）孝为敬之本

“敬”字在周初的人民生活中是以之贯串，它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产生的精神集中，以及对事情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是属于内发性的心理。因此，孝心是必须发自于内心之“诚”与“敬”。因此“敬”乃是一种发自人天性的孝敬之情。若事亲不敬，则虽能供父母吃三珍海味，穿绫罗绸缎，物质生活再丰富，皆不合“孝”的原理。反之，若能诚心供之以菽水藜藿，即使贫穷也必然能感到快乐。因此，奉亲不再薄厚，不重物质，重在精神，故孔子论孝重在一个“敬”字，养而能敬，才算合了“孝”的内外之道于一体。

（四）孝为政之本

提到“忠孝”的时候，总是忠在先，孝在后，似乎有忠重于孝的意味。但其实，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是家的扩展，孝是忠的根本，忠也就是孝的扩大，如舍孝以求忠，必不可得。所以古人说：“忠臣于孝子之门。”孔子认为孝是政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秩序的建立，家庭的伦理道德教育则是对于国家政治的保障。故《论语.为政》而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这是说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将这种孝悌之心推展至一国、一家，则便能齐家、齐国，甚至天下可以平。故孔子阐明行“孝”为齐家之基础，进而推至政治之效用。

三、《论语》中的治学

（一）治学态度

孔子认为，首先，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其次，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正是一种实事求是、谦虚、严谨，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

（二）治学方法

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三）治学目的

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和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参考文献

篇8

为了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论语》要求传播者必须是“仁人君子”，因为“己身正，不令而行”。在传播的叙事策略上，《论语》提出了“述而不作”的传播立场；在对受众的把握上，提出“道不同，不相为谋”，要求“对中人以上，不可以语上”；在传播竞争中，提出“风草论”，认为正确的思想必然战胜错误的思想。

述而不作：貌似客观的叙事策略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有人称孔子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整理编写了《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因而“述而不作”成为后来孔门圣学的著述观。

《春秋》据说是孔子的作品，它集中体现了孔子“述而不作”的传播立场。《春秋》行文简练、客观、冷静，貌似对历史的客观叙述，但里边充分体现了孔子的价值观。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感叹“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作《春秋》。

司马迁举例说明了孔子的“春秋笔法”：“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吴楚之君自封为王，但《春秋》仍然称之为“子”，子是大臣的爵位，说明《春秋》用一个简单的称呼改变，表明了不承认吴楚之君自称为王的僭越行为。周天子去参加会盟，而《春秋》中则隐诲地说他去河阳打猎了。在这曲折的表述中，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表达了对诸侯凌驾于天子之上的不满。

司马迁称赞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宣称的“述而不作”立场，而实际上宣扬儒家哲学的门道已经早被人们看破。

孔子的“述而不作”立场，貌似当今新闻传播领域的“新闻专业主义”。所谓新闻专业主义，是上个世纪诞生于美国的新闻思潮，认为专业化的新闻机构应该保持中立，独立于政府和政党之外，根据新闻规律，报道客观事实，为公众服务。而实际上，经过不少学者的批判和大量的西方新闻实践表明，所谓的完全客观中立的新闻是不存在的。试想，新闻记者都有一定的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也就是所谓的“成见”，他们在采访和写作中都会对大量事实进行选择，编辑部门也会在选择稿件中体现出不同的“口味”，这一连串的选择和既有“成见”决定着新闻专业主义必然不能保持完全的客观。

新闻专业主义之所以在新闻业内颇有市场，就在于它宣称“述而不作”，体现了职业精神。这也启示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者，生硬、直白的灌输容易遭到读者的抵触和反感，而对披着“客观、公正”外衣的新闻作品，读者会更愿意接受。

道不同不相为谋：把握受众的策略

“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在具体操作层面就很难沟通、形成共识。孔子的这一主张，强调谋划事情时，要找“同志”，至少要在行动前，需要统一认识，才能保证执行过程不出偏差。

在大众传播时代，传播者必须和受众形成共识。创办大众传播媒体时，我们首先要对媒体进行读者定位，媒体的目标读者在想什么、关注什么，他们的学识水平和生活习惯，直接决定着媒体的定位和叙事、发行策略。另外，还要在大众媒体内部形成共识，如果媒体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编辑和记者之间没有共识，就会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出现各种矛盾，选题策划就会偏离中心，左右摇摆，不能与自己的目标读者群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媒体的特色就不明显，这对于媒体风格的形成、品牌的提升都是极端有害的。

在对传播对象的选择和把握上，孔子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对于学识水平在中等以上的，可以和他讨论比较深奥的问题，而对中人以下的人，则不可以讨论难懂的高级问题。现在大多数媒体都已经意识到在目标受众基础上选择传播内容，比如，幼儿类画刊针对2～7岁的孩子，大多采用插图和简短的文章，其中的文字一般都注有汉语拼音，这就明确照顾了小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接受习惯，因而就受到小读者的喜爱。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这番话，对信息传播的内容和范围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意识。

风草论：正确和错误思想博弈的策略

《论语・颜渊》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明确反对严刑的同时，也论述了德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著名的“风草论”：君子的道德好像风，而小人的道德好像草，草上如有风吹来，草必然会仆倒。这里，可以把君子之德理解为正确的思想理论，把小人之德理解为错误的思想理论。那么，风和草的争斗，就是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的博弈，风持续对草进行吹拂，就必然能让草低下头来。

“风草论”给人很多启示，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网民数量跃居世界第一，在这个庞大的意见自由市场上，如果“君子”之德缺失，或者不能持续地对“小人”之德进行批驳，错误的思想就会蔓延开来。所以，正确的思想不是静止不动就会产生效果的，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宣传，要在与错误的思想辩论的过程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错误的“草”就会没有抬头的机会，从而让正确的思想占领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篇9

关键词：蒙训文　儒家启蒙教育思想　校训　西方教育思想

蒙训文，顾名思义，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导的文章，在我国的明清两代最为多见。这样的文章多不胜举，本文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篇目来讨论。校训，根据《辞海》的解释是：“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为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蒙训文中体现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将对中西方教育思想进行对比，考虑到西方教育思想自成体系并且内容繁多，并且要去蒙训文构成一定的对照，只截取校训这种形式作为代表。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能够对蒙训文以及其中体现的儒教启蒙教育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

由于我国特殊的思想文化传统，蒙训文的内容多是依据儒家思想再辅以理学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从仁、孝、义、信等方面阐释儿童应从小养成的行为习惯和必须遵循的做人准则，其形式多是三、四、五言的韵文，读来浅显易懂且琅琅上口，很适合作为启蒙教材使用。如《三字经》是宋朝王应麟(字伯厚)先生所作，内容大都采用韵文，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适合儿童背诵。三字经中从儒家思想出发，讲述了伦理道德、自然常识、经典作品，最后归于仿效圣贤，勤勉治学。几乎就是一部教育理论及方法的总则，又因为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和历史发展，适应了封建社会启蒙教育的需要。而《弟子规》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的《学而篇》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说明了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除此以外，《菜根谭》、《增广贤文》、《千字文》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突出地体现了儒家启蒙思想。

校训是一个学校的教育理念和传统的缩影。在搜集到的西方著名学校的校训中，不难看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从圣经中截取的原句或表达对上帝信仰的句子，通常是有浓厚的基督教传统的教会学校使用另一类则是凸现个性，追求自由与真理至上的名言或语句，并且是校训中的主流。当然，还有一些学校的校训难以归类，或者是前两者的结合。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从已有的这些校训特别是中小学校训中。已经可以看出西方教育思想的特点，下面就以此与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做对比。

一、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的强烈思想控制性

1、蒙谢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思想控制性。

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致使封建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经过了不断地改造和创新，形成了一套与封建统治相适应的理论基础，而这必然作用于其启蒙教育思想中。如《三字经》中的“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弟子规》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千字文》中的“资父事君，日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等。不论是对于社会秩序的讲解还是对人伦礼法的强调，这些不仅是要使儿童从小就遵纪守礼，更重要的目的是使他们从行为到思想都遵循封建社会的准则，并自觉地维护它，以期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地按照成为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的道路迈进，即使不能成为人才，至少也决不会做出威胁社稷的事情。因此，这些蒙训文中都将封建等级观念和纲常观念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配合统治者的需要。

2、西方教育思想更加崇尚自由与真理。

西方校训主要来源有二，一种是源于对《圣经》和基督教信仰，另一种是以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为主题。而在科学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学术界，对于教育的定义通常是要割裂于一切的宗教以及政治之外的纯粹的学术自由，在这样的自由意识之下，西方的教育思想中很少有这种思想上的禁锢，具体表现为第二种校训占主要地位。如爱尔兰的圣若瑟小学的校训是“所言必信”(trueto ourword)，Hillcrest小学的校训是“真实”(betrtle)，这是从正面肯定对真理的追求。Flintharn小学的校训是‘哒里可以犯错”(Thisisa safe plRce吣makemistakes)，当然，这句话并不是在鼓励孩子犯错，而是强调犯错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鼓励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通过错误更加接近真理。这又是从对错误的态度来强调真理的重要。不难看出，这些校训个性鲜明，“偏爱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大多来源于通俗易懂的生活用语”。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取自于《圣经》的校训，强调的也是一种在上帝的指引下的对知识和健全人格的追求，而不是对思想的控制。如英国圣奥古斯汀小学的校训是“带领我们的主，行事公正，温柔谦逊”(Leaduslord，toactjustly，tolovetenderly，towalkhumbly)，Trinity天主教会学校的校训是“为了上帝的荣誉”(To thegtoryofgod)。可以看出，在西方校训中，这种对学生的思想控制鲜有出现，反而是竭力鼓励学生不断地突破传统，创造新天地。

在儒家启蒙思想教育之下成长的是谦谦君子、国之顺民，因为从其成长的第一步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并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强化，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再看西方，除了民族意识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以外，在自由之风吹拂之下的人则更具有开拓的精神，更重视理性、知识的作用，也更崇尚自由。

二、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思想表现出极重视从细节处预防和规范行为习惯的一面

1、蒙训文中重视由细节处预防和规范行为。

儒家教育思想中一向将品行看得很重要，否定了一个人的出身和成长环境就决定了一切的观点，而是要达到一种由细节人手的对于自身的不断完善的追求以及对环境影响的克服。如《弟子规》中的“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和“缓揭廉，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千字文》中的“外受傅训，入奉母仪”、“坚持雅操，好爵自縻”、“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等，这些其实就是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细节处，看似平常，但是要坚持每一天每一次都这样做，就不容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习惯要从小养成的道理，在儒家启蒙思想中，也充分认识到了细节的重要性，在遇到恶劣的外部环境时，这些行 为习惯就是待人接物的标尺，可以使儿童于细节中做起，甚至是出污泥而不染。从中还可以看出，这样的启蒙教育思想重视的是一点一滴的言行举止，强调在日常的行为中逐步地养成良好的习惯进而达到贤人的标准，指明了方向和前进的方法，也说明了这条路要持之以恒的艰难之路，即《菜根谭》中的“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理路上事，毋惮其难而稍为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琐悄；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也是一条已经铺好的路，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2、西方校训中体现出一种领悟式的自我规范。

再看西方校训中反映的教育思想，就不难发现这种明确而具有指导意义的规范是不多的，或者说，不会如此详细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而是更多的指出一个方向，至于如何达到，可以由个人自己探索。比如说C0melotRiaw小学的校训“达到卓越”(Risingtoexece]lence)，是要求孩子们逐渐提升至卓越的境界，还有Selsted英国教会学校的“威武的橡树由橡子长成”(From smallaCOruS mightyoaks grow)，则是强调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这样的校训其实包括方方面面的要求，只是，究竟包括哪些，如何去做，就是个人自己去领悟了，没有明确的限制，反而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再如Dundee中学的校训是"Under the leadership ofGod"f在上帝的引领下)，这就更加抽象了，上帝本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对于上帝的理解也人人不同，即使是一个从小受到宗教思想熏陶的人也很难解释清楚上帝的真正含义，因此，这则校训其实并没有指出要求，而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敬，唤起人们对于一切美好的和崇高的事物的追求，与其说是要求，不如说是启迪。

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看出在东西方启蒙教育思想当中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中国的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更注重细节的规定，强调在不当的行为发生前杜绝它产生的可能性，避免出现异常状况，使每个人都按照既定的路线成长，这是一种预防性的教育；而校训中体现的西方教育思想中更多地是提出一种要求或者期望，指明方向而不限制其实现的方式，通常在发生了偏差的时候再给与一定的指导和约束，每个人都可以沿着自己的路走，是一种自主式的教育。

三、蒙训文中体现出的仁爱思想

既然蒙训文中的教育思想根植于儒家思想。就不能不提到仁爱的思想传统了。“仁”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中对道德的最高标准。的确，在我选出的这些蒙训文中，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也就是仁爱。不管是亲子之爱，兄弟之爱，同窗之谊，都是人所需要珍视并保护的，当然那也有对天下的责任和对君主的忠诚，这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大爱，也被列入其中，总之，在这里，一切人都要爱，爱你的亲人、朋友、君主、陌生人甚至是仇人，既表现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的“泛爱众”，也是“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残忍刻薄，惹人恨怨”的宽容慈悲，还有“仁慈隐侧，造次弗离”劬的坚持，以及“‘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此等念头，是吾人一点生生之机”的认识。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平等的没有亲疏贵贱之分的仁爱之心，以及对一切言行的宽容忍让，正是我所发现的第一个中西方启蒙教育中的共通之处。

西方根植于宗教教义的思想中有着对众生平等，爱一切人的部分，这与儒家的“泛爱”的实质是一样的，就是强调一种平等之下的爱，对一切的宽容，对人生的豁达。这样的例子在教会学校的校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圣彼得沙诺尔小学的校训为“爱他人”(Love oIle another)，由嘉诺撒修女于1890年在香港创办的嘉诺撒书院(中学)的校训就是“谦恭仁爱”，以及路德会救主学校的校训是“信、望、爱”(Faith，Hope，Love)，还有一些学校的校训直接取自于《圣经》中的句子，更能体现基督教教义中的仁爱思想，或者可以说，西方启蒙教育思想中一直有仁爱的传统。这与《圣经》中反映的基督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的相似性，其实很好理解。不管是儒家启蒙教育思想还是西方的宗教思想，归根到底，是提供一种基本的行为准则，它不同于法律依靠强制力得以实施，主要是靠对人的道德感召来达到净化人心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求一个人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些，信仰这些，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下都不背弃它们。如果要实现这样的目的，最好的办法奠过于使每个人从小就有一种爱人的自觉和能力，能够去真正地爱人，才能体会到宽容和仁慈其实都是建立在对别人没有差别的爱的基础上的，因为有爱，所以可以包容一切。与其用各种方法去限制人的行为，远不如让行为有一个永远正确的出发点来的有效，而爱，就是最好的出发点。心中有爱、不吝啬奉献爱的人，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保有仁爱之心。由此看来，东西方启蒙教育中都重视仁爱的思想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只不过，儒家思想中通过对亲子之爱推而广之达到“泛爱众”，西方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对上帝的追随和信仰达到众生平等的爱。此外还要提到出的是，蒙训文别注重的还有智，义。礼。信。义是公正合宜、正正正当当的行为；礼者理也，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智是慎恩明辨的能力；信是诚实不自欺，也不欺人的态度。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也被吸收进了启蒙教育思想中。如《千字文》中的“节义廉退，颠沛匪亏”，《三字经》中“日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弟子规》的“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对于一个拥有悠久的历史的思想，儒家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些对于现今仍有极大的启示作用的思想得到的最大的肯定就是被古代的学者思想家们用浅显的语言写入蒙训文中，这就代表了这种思想对于子孙后代都是极具价值的，适应着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的精神追求。要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就要在精神的和身体的各个方面健全，而儒家启蒙教育思想中通过这些思想精髓，已经把一个健全的社会人的模型展现在我们面前，包罗万象，全面周到。

四、儒家启蒙教育思想中积极入世的特点

启蒙教育，说到底是为了培养儿童的基本行为习惯和价值观，为以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因此，必然会呈现出积极人世的特点。在西方小学的校训中，就一再强调学习对于社会生活、对于人生的重要作用。如圣爱德沃小学的校训“为了上帝为了国家”(F0rGodandforcountry)，圣布里吉德小学的校训“为了生活而学习”(Learningforlife)，圣尼古拉斯小学的“为了生活而爱学习”(Lovelearningforlife)都是这样的例子。此外，一些小学的校训更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如圣约瑟芬小学的校训“一人所 做有限，大家一起成就多。”(Alonewe cand0 solittle，to―getherWe can do so much，)，Woodheys小学的校训则是“众人合力成就多”(Togethereveryoneachievesmore)等，都体现出了一个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这些都表明启蒙教育中很大一部分要达到的是一个为今后的社会生活铺路的目的，要教会孩童学习是为了生活服务，学习也是一个团结同龄人初步参与社会的过程。

蒙训文中体现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当然也担负起了教育儿童如何初步了解社会的责任。字里行间透露出关于社会生活的种种经验和忠告。因此，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绝不是将社会进行美化之后，鼓吹一个绝对美好的大同世界，使人毫无戒心地接触并进入社会。在肯定“人之初，性本善”的同时，在蒙训文中，我不时能够看到提醒儿童注意为人处世的技巧以及社会的阴暗面，如《菜根谭》中“善人未能急亲不宜预扬，恐来谗谮之奸；恶人未能轻去不宜先发，恐遭媒蘖之祸”、“炎凉之态，富贵更胜于贫贱；妒忌之心，骨肉尤狠于外人”、“饥则附，饱则翱，燠则趋，寒则弃。人隋通患也”，《增广贤文》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小儿语》中“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当面证人，惹祸最大，是与不是，尽他说罢”等。所有这些，再加上之前总结出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的特点，其实都是从各个方面让儿童从小就得到适应这个社会需要的教育，在成长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形成最有利于今后发展的性格和习惯，掌握有用的知识，拥有对社会的清醒认识，并都将在以后的生括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见，儒家启蒙教育思想是为儿童以后的人生铺路，潜移默化地使之融入社会，在对社会中的一切有所准备之后积极人世，因为这些道理，只有在与外界交流时才能显现出作用来，也只有与人相处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根本不需要与人相处，根本不需要有所建树。那么这些道理其实就是空谈。而真正去身体力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融入社会的过程，因为真正去实践这些，就不可能不接触他人及社会。这才是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真正的意义所在，在教育的同时也传达出积极人世的思想倾向，但并不是要你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让你怀着一颗仁慈之心，培养健全的人格，养成良好的习惯。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和保护自己的意识。虽然在思想上有所限制，却也使你符合封建社会的要求；在培养正确的行为习惯的同时教你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准则和方法：在要求你仁爱的同时也提醒你祸从口出、人心难测的现实。对现实的险恶有所防备。这些在无形当中鼓励和帮助着儿童接触社会，也了解社会的基本需要，认识到社会的本质，达到一种人对社会的积极的适应，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

总之，蒙训文中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启蒙教育思想，这一思想的表现形式是从各个方面规定和约束一个儿童的行为。提出一条中规中矩的成才之路，其最终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因而在与西方教育思想对比的过程中。集中体现出了强烈的思想控制性，对行为习惯的重视，以及对于仁爱和积极人世的追求的特点。放入现代社会的背景中，其中提到的一些最基本的也最符合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仍然是那么实用，而一些为人处世的警语，仍是精辟人里。现代科技为人类造福当然不容否认，但科技如果不能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就越有可能危害到人类自身，所以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更需要伦理道德教育。因此，要在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的精华的同时，重视儒家启蒙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和蒙训文的作用。

注释：

①段亦凡等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释译手册，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1996

②刘海清评析，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武汉：崇文书局，2003

③曹黎光，姚芳注析，蒙学六种，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④王楠，从校训差异透视大学理念，武警工程学院学报，2004，(5)

⑤洪应明，菜根谭，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⑥吕得胜，吕坤等，小儿语：外八种，长沙：岳麓书社，2002

参考文献：

[1]王楠，从校训差异透视大学理念，武警工程学院学报，2004，(5)

[2]李承先，徐辉，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高等教育研究，2005，(6)

[3]钟晓雪，从校训看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精神追求，江苏高教，2003，(6)

[4]西周，弟子规图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5]吕得胜等小儿语：外八种，长沙：岳麓书社,2002

[6]刘海清评析，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武汉：崇文书局，2003

[7]洪应明，菜根谭，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8]王应麟，三字经，长沙：岳麓书社，1986

[9]徐醒民，儒学简说，厶中：青莲出版社，1999

[10]王应麟，三字经训诂，超量图书馆，1991

[11]卓铭，为人处世与《增广贤文》，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12]吴崇恕，世界知名大学校训校标，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3]曹黎光，姚芳注析，蒙学六种，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4]刘慰华，中国儒家教育思想，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篇10

关键词：五常 仁 义 礼 智 信

以仁、义、礼、智、信等范畴为内容和体系的五常思想在中国文化长河中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一个不断阐释、界说、丰富其内涵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逐渐系统、完善、形成其体系的过程。没有这两点，五常思想是不可能胜任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使命的。由此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践行五常思想，一方面在五常的内涵与理解上，要与时俱进，古为今用，这样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才既有中国根，又有时代魂；另一方面是在五常的角色分工与相互关系上，既要强调分，又要注意合，这样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才是一种有生命、有灵魂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的有机体，而不是若干管理职能、管理技术的简单叠加。

一、以仁作为统率人力资源管理各项职能的基本原则

仁的基本含义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所谓“仁者爱人”（《孟子・离下》），而且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即今人所说的博爱。与忠、信、诚、义等一样，仁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朴素道德观念。孔子的贡献在于，不仅从多个角度对仁进行阐释、引申，从而大大丰富了仁的内涵，而且界定了仁与其它道德规范的关系，从而大大突出了仁的地位。是孔子将仁奉为道德观念的核心，并围绕“仁”建立起了后来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体系的。

仁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而人力资源管理恰恰是对人的管理，是与人打交道的活动，因此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具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其一是仁心，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要坚持仁爱为本，始终把人和对人的关爱放在首位，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企业是经济组织，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当然的使命，但即使是企业，其人力资源管理也不可见物不见人，要懂得人是财富的最终源泉。其二是仁怀，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要拥有宽仁大度的胸怀。爱员工的根本是尊重员工，面对员工要有容忍之心，容人之量。人与物不同，不可能标准化、统一化，即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作为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必须明白，这是人的特点，也是人的优点。因此要能够接受与自己不同观念、不同类型的人，学会欣赏和使用不完美、有缺点的人，善于与自己不同地位的人，特别是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平等相处，不能求全责备，居高临下，更不能党同伐异，顺昌逆亡。其三是仁政，即人力资源管理的政策与实践要体恤、怀柔，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助人为乐，不要一说到管理，特别是严格管理，就是如何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设计出一些精致的整人之方、卡人之术。

上述仁爱、仁怀、仁政等的统一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如此说来，以人为本不仅是西方舶来的先进管理理念，也是我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不仅是言简意赅的标语口号，更具有丰富具体的充实内涵。

二、以义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价值观的核心

义的基本含义是公理、正义，所谓“义者，宜也”（《中庸・第二十章》），即做当做之事。义在五常中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所谓价值就是对人的意义，对人有意义就是有价值，对人的意义越是重大，价值也就越高。然而人生本已苦短，诱惑偏又太多，更何况有价值的东西之间还有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冲突，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有所取舍，以求得有限人生中人生价值的最大化。于是人们就会按照价值的有无、轻重、大小排成序列，并按照这个排序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先后、轻重、缓急，这就是价值观。价值观类似一组同心圆，无价值者排斥在外，价值较轻者置于边缘，价值最大者位居圆心，后者也就是所谓核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禁欲主义，并不否定人有逐利的本能。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孟子也说过，“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公孙丑下》）。但逐利的前提是要分清这个利是大家的公利，还是一己的私利。如果是公利，那就是义，不但可以追求，而且应当追求，必须追求，直至“舍生取义”。如果是私利，那就是不义，不可以利害义。这就是所谓“计利当计天下利”。从这个角度看“义”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指导意义，至少应注意两点：其一在企业内部，个人的利是私利，企业的利才是公义。例如，体现在人力资源的招聘录用上，用对企业有利之人，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就是义；用对自己有利之人，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就是不义。其二在企业外部，企业的利是私利，社会的利才是公义。例如，体现在人力资源的培训开发上，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就要有社会责任感。如果明白企业对员工成长所应负的责任，对社会发展所应承担的义务，就是义；如果只知向社会索取成熟的人力资源，不愿对员工承担帮助其成长的责任，不愿对社会履行培养合格劳动者的义务，就是不义。

当今是改革的时代，也是社会既有秩序革故鼎新的时代，价值观念的混乱就是这种变革的代价之一。在风云变幻之中，企业能不能方向明、风气正、人心齐，关键在于企业能不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并为绝大多数员工所接纳的价值观。

三、以礼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制度规范

礼的基本含义是礼节、礼仪，所谓“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释名》），即待人接物要适当、得体。讲礼的目的在于要求人们做人做事都合乎规范，有所依据。儒家认为，社会之所以混乱，是因为没有了礼或不守礼，即所谓“礼崩乐坏”。如果人人都守礼，即遵守符合各自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社会就可以达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序的理想状态了。那么怎么能做到守礼呢？一方面是每个人要用礼来约束自己，即所谓“克己复礼”；另一方面是统治者要善于用礼来管理，所谓“礼者，君之大柄也”（《礼记・礼运》），甚至可以“以礼入法”。

“礼者，人之规范”（《河南程氏粹言》）。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所谓礼，可以理解为人与人相处的制度、规则、规范。在人力资源管理中，首先要“有礼”，即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规范，使员工在工作中一切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在有礼的基础上还要“知礼”，即充分进行相关的宣传、教育，使员工知晓规章制度的要求，懂得遵章守制的意义。最后的关键是要“行礼”，即真正将规章制度落实为管理的实践，履行制度，遵守规范。以职位分析工作为例，科学的职位分析应能清晰、全面、准确地规范出特定职位的职责，工作的要求、场所、时间和条件，以及对从事该职位者的资格要求。有了职位分析，人力资源的规划工作、招聘录用工作、培训开发工作、绩效管理及薪酬管理工作等所有其他职能才有所凭据，才能真正摆脱长官意志、主观随意性、盲目性等等的干扰，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如果说“义”是观念形态，“礼”就是观念形态的外化与固化。

四、以智作为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素质要求

智的基本含义是知识、智慧。儒家思想中对智的理解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智是明是非，别善恶，是关于世事人生的大智慧，不是投机取巧的小聪明，如孟子就明确说过，“是非之心，智也。” （《孟子・告子上》）其二，智不仅是明于事，更是明于人，特别是明于己。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通假智）也”（《论语・为政》），这不仅是强调了真正的智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求知态度，而且也指出了真正的智是冷静清醒的自知精神。

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可以将“智”理解为广义上的素质与能力。其一，人力并不就是企业资源，其必须具备企业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才能对企业有益，成为企业的资源。其所具备的这种素质和能力越多越强，其对企业而言就越是优质资源。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主要评价标准之一就是不仅能够吸引和发现就自我而言的“有志之士”，更要善于吸引和发现对企业而言的“有智之士”。其二，企业经营是群体行为，所以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素质要求不仅有业务、专业方面的技术性要求，还包括知人、知己、善与人处的社会性要求，如老子所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其三，企业对智的要求，首先是员工获得新知的态度、能力和方法，然后是员工既有专业知识的数量、质量和门类，最后才是标志员工知识考核水平的文凭，三者均应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人力资源的核心竞争力是人的素质，而对于考量人的素质而言，标志具备何种“知”的文凭当然很重要，但善于获得知、利用知的“智”更重要。

五、以信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道德自律

信的基本含义是诚实守信，所谓“人言为信”。对于信，儒家思想首先是非常重视，赋予其非常高的地位。如在人格评价上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在管理政策上讲“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等。其次，信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当然是相互的，但儒家思想非常强调“信”的自律自省作用。在著名的“吾日三省吾身”中，“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占据一席之地的。（《论语・学而》）。

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问题，“信”包括知人和律己两个方面。就知人而言，人力资源管理讲的是用人之道，即所谓知人善任，然而“任”的前提是“信”，所谓“信任”，是先有“信”，而后才能“任”。也就是说，诚信应该是人力资源管理者考察人才的必选项和首选项。就律己而言，人力资源管理中要有契约意识，管理者要求员工守信的同时，自己更要守信。市场经济的本性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欺骗和掠夺。如果任由欺骗和掠夺横行，市场经济就必然坠入骗子经济、强盗经济而万劫不复。如果说，在发展市场经济之初，我们更多地强调了对计划经济的“破”，目的是使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今天，我们就该更多地强调对契约意识的“立”，目的是使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健康。

如果说“礼”对人是由外而内的硬约束，“信”则是对人由内而外的软约束，二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彭剑峰．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第1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刘刚．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