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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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

榆林能源集团与榆林学院产学研合作项目管理研究课题“企业员工心理健康实证研究”成果之一。

引 言

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障碍而退学、休学的人数持续上升，大学校园暴力事件以及有自杀倾向的比率也逐年升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心理教育已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何通过有效途径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已成为当下最主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基于西方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心理健康教育在理论和技术层面均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而从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心理教育思想和方法，则为改进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思路。

儒家思想体系引入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可行性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儒家思想体系里蕴含的丰富心理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这为发扬儒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提供了依据。关淑萍（2008）针对儒家文化对提升大学生心理自我调适的能力问题，指出传统儒家思想中闪烁着许多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对高校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自我维护意识和能力，解决大学生心理的许多困惑和问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周执前、姜巧玲（2009）针对制约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以及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深度剖析，强调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儒家思想运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路径。朱钧、韩建梅（2010）探讨利用儒家的有益思想来解决大学新生面对的主要心理问题，提出了在大学中加强儒家有益思想的宣传和应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建新（2012）针对儒家人本思想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应用，要求高校教育目标确定应该一切以大学生为本;并对儒学中“修仁”思想、“仁德”思想进行了阐释，希望大学生懂得“忠恕之道”;提出“修身”论的思想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方法指导。

由此可见，将儒家思想体系引入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是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的。

儒家思想中蕴含的典型心理健康教育观点

1.儒学中的“外推”观

儒学思想具有显著的“外推”特征[1]。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思想，是构成大千世界中进行人与人之间文明对话的基础，包括安乐哲在内的外国学者也高度认同孔子对“自我”的逐步塑造，认为“内向”地调整具体的个人秩序而不是外在地满足“抽象的、先验程式”是儒家思想有别于西方学说的特征。

将儒学阐释的这种“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观点应用于高校心理教育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为己”“修己”和“求己”是“为人”“安人”和“求人”的起点和基础。儒学思想中的“外推”特征对于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可鉴意义。

2.儒家思想中的“人格培养论”

儒家思想把人们道德人格的构建和完善基于教育上，将理想中的道德人格塑造作为驾驭的根本目标。《大学》中“明德、仁爱、弘毅人格”就是孔子倡导的“仁德” [2]。孔子将“仁”看成人道德人格是否健康的首要因素。儒家思想强调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还要教学生做人;要教学生如何自律才能做好人的他律。儒家思想体系中基于理想道匀烁竦乃茉旃鄱缘鼻案咝4笱生健康的道德人格培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儒家思想中的“心理行为养成”论

儒家思想中将理想的道德人格者称为君子，并对君子的道德行为准则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儒家思想提倡：“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即君子行事要恰到好处，能做到中庸。儒家思想还强调人并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首先要严于律己、强化自身修养且具备高尚的气节。

以儒家思想认定的君子准则和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对于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儒家思想提倡的中庸之道有助于大学生看待问题时更加理性，中庸之道提倡了求真务实和全面客观的积极平衡心态来发展健康的人格，这一点在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更有其独特应用价值。另外，儒家思想还追求修身克己、注重超越自我，这可以帮助大学生通过修身克己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促进坚毅人格和高尚品德的形成，提高意志水平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平衡发展。

4.儒家思想中的“和谐”论

儒家思想的和谐理论强调身心和谐，追求仁爱谦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强调通过尊重、宽容、谦让来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从而构建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氛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质就在于能够促进大学生身心和谐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地处在共生关系系统中[3]，使当代大学生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更加自如地面对生活，自然就能维护心理健康水平。

《大学》中将身心和谐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将修身作为“根本”。孔子也提出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等基于人身心和谐论的阐释。儒家思想体系中基于身心统一、和谐的观念对于培养大学生谦和、宽容的理想人格、实现大学生价值观的培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借鉴儒家思想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也强调了要突出功效性，尤其是强调了方法的应用和内容的多元化发展[5]。但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途径单一，实效性较差。而儒家思想体系中注重的“自强不息”、“仁爱谦和”、“中庸之道”、“修身克己”等理念，对改进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1.借助“中庸之道”有效纠正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失衡问题

随着社会发展，大学生自身心理素质显现出一定的特异性，易造成其心理失衡，如对他人嫉妒、妄自菲薄等。这就需要借助中庸之道加以调节。如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6]。而朱熹将“时中”作注为“随时以处中也”。“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孔子要求学生也能够善于对自身心理进行自我平衡，以实现“惠而不费、 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理想人格。应用中庸之道养成理想人格，可解决大学生心理特异性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不健康的心理问题。

2.借鉴“修身之道”促进大学生健康的人格养成

“修身养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体现了民众善于进行心理平衡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出“身心修养”的统一论观点即“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 [7]，这些理论对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以及对人身心健康的意义进行充分的阐释。《大学》中则提到“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这些基于修身之道的辩证思想对于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3.借鉴“忠恕之道”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代很多90后的大学生很难与人处理好人际关系，一些大学生由于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的欠缺或缺失也致使这些大学生心理问题不断加重。儒家思想重视人际交往中理解和换位思考。孔子就从人与人相处的原则立场出发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的思想，而子贡从人与人相处的消极原则出发，就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两个观点构成了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忠恕之道”，朱熹也对“忠恕”进行了阐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儒家思想体系中基于人际交往并重视理解和换位思考的“忠恕之道”，为当代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依据。

结 论

儒家思想中蕴含的内在“道理”和人文思想是当代心理健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儒家思想体系对于高校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有现实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对于解决当代大学生心理平衡、帮助大学生养成和培育良好道德和理想人格的完善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适当渗透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经典理论，不仅利于大学生正确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身心和谐也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淼森：《从〈大学〉〈中庸〉看原始儒学的超越性维度与当代价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217-223页。

[2]关淑萍：《谈儒家文化对提升大学生心理自我调适能力的启示》，《继续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33-134页。

[3]周执前、姜巧玲：《儒家思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创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75-77页。

[4]朱钧、韩建梅：《论应用儒家思想应对大学新生心理问题的理念》，《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28-29页。

[5]马建新：《基于儒家思想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江苏高教》2012年第6期，第131-132页。

[6]王岳川：《〈中庸〉的精神价值与当代意义――〈大学〉〈中庸〉讲演录（之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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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儒家文艺美学的特点

（一）遵循心性，天人合一

传统儒家学说，是现代新儒家的传承根本，将西方文化和思想与儒学进行融合，逐渐形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思路，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发扬，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己任，试图以儒家心性之水，浇灌传统文化之田，不但需内外兼修，更要天人合一。现代新儒家文化主张进行自身道义的分解和融合，在传统文化中需做自我反省，以达到道德层面约束的作用，而西方文化则严格遵循逻辑的推理和分析[1]。此观点形成中，较为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主要包括：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其主要理论观点为：国人的生命及智慧，是使生命确定形态和定向的基础，不仅要摒弃西方文化的全面融入，更应将我国的儒家心性之水提取出来，以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天理留存于心性之内，做到万物的生命与宇宙相通且共融，达到天人合一。此外，儒家心性的观点提出，艺术源自艺术家的内心，只有艺术家将艺术在精神层面上勾勒出来，则说明其个人的情感与领悟，甚至生命，就会一并融入进创造的心性之中，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就是从文艺创作的精神中，提炼和感悟出美的观点及追求美的意识，此观点也从另一角度体现出，中国文艺之美，实质上真正来源与人的内心和精神，而内心的变化，则是心性最佳的体现，在进行文艺美学的审视与评判时，必须要有心性作为根本。而现代新儒家审美的最高境界，则是心性与外界皆可忘却，主观与客观浑然融合，此天人合一也。

（二）德美兼顾，美善相连

有些现代新儒家，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分解与细化，提出儒学中的道德观点，并将其引入传统文化之中；有些现代新儒家，则认为艺术之美应与道德并存，只有德美兼顾，将美善相连，才是真正的美，并且，此种形式之美，与文艺作品所涉及的表现形式无关，美只来自于内心，此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心性为上的特点；而有些现代新儒家，则将文艺作品中的思想性与人的内在品德与修养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对等的，并在美学思想中指出，“西方谓之美，出自表象，而中国人论美，在德不在色”。也是从德行角度印证了现代新儒家对于文艺美学的理解观点[2]。

（三）生命相通，美学相融

现代新儒家将哲学中的生命问题，归结为与宇宙万物实为一体，无论是自然之美还是文艺之美，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宇宙整体，都是可以相互连接，相互融入的。在此基础上的文艺美学，被称之为具有互通性的“生命美学”此种生命美学是关乎生命的，通过万物的造化与开拓，形成原始生命的勃勃生机与汩汩活力。在对西方哲学和美学进行研究和讨论后，现代新儒家们提出“生命相通，美学相融”的“生命美学”体系，其将追寻的艺术之美、人的创作品德与生命之美做出贯通和融合，提炼出现代新儒家学说中人的艺术精神，并明确指出，此种艺术精神，对生命的构成及艺术之美的体现，均有深入的涉及。

（四）崇尚人文，家国情怀

对于现代新儒家学派来说，他们不仅有渊博的学识，且文化视野较为广阔，更具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从文化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便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其中涉及人生、人格及人伦等部分，不仅涵盖人生追求更体现了人格价值。从文艺美学角度分析，人文精神之美与家国情怀之美，是发自人内心的，并且是与品德相互关联和共存的[3]。更有现代新儒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在人文精神中不仅可以表现出人格，更能体现人的价值。也有一些现代新儒家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两个方面，两者中，道德精神支配艺术精神，且无论是精神层面之内或是现实生活之中，道德影响艺术，而艺术升华道德，两者互通互补，缺一不可。

二、新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存在的价值

从本质上说，现代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教育理念、生活状态等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新儒家对其进行了改良与创新，不但为儒家观点的现代化转变与应用创造出理论基础，更对道德与文艺美学的挖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展现出了自身的文化精神与民族特性[4]。将人文、道德、心性、生命等要素，与儒家学说一起，融入进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之中，文明的规范，是西方文化中较为重要的观点，这与现代新儒家学说中的修身养性，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可以为西方文化发展所借鉴。此外，为增强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的时效性，也应使其与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相互结合，从而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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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儒家虽早已成为历史，但其思想精粹所带来的价值影响一直在不断延续，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天人合一生态观、为政者修生观和义利观着手，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 儒家思想 现代价值 天人和谐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随之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儒家思想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中提倡的诸如天人和谐等思想依然对当今社会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树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笔者对相关观点进行了论述，以求了解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儒家思想中“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中华大地历经几千年发展，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人们的价值观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儒家思想中“义利观”所提倡的先义后利的价值观依然是人们价值观的指向标。经济高速发展，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有所抬头，一些人在商品经济洪流中逐渐迷失，“义利观”中的先义后利思想就能对这类现象的产生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当前，市场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性中求利欲望的增强，使得一些人们的享受欲、利益欲急剧增长。面对这种情况，比较迅捷便当的方法是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这种方法虽然有效，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解决不了最本质的问题。挖掘利用“先利后义”“见利思义”等价值观，并大力倡导，提升民众精神需求，从心理上遏制堕落思想的蔓延。

儒家思想中以义为上这种道德追求有利于民众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对个人思想的约束。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集体主义这一传统，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只有通过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才能体现个人价值，实现生命的意义。随着近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的人往往在竭尽全力地追求最大化利益，其中某些人开始出现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的情况。“以义为上”这种儒家义利观中，把多数人的利益称之为“义”，如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等。这种高尚的道德追求促使人们循义而行，应用到现代则能对当今个人思想蔓延这一现象起到抑制作用。

二、生态和谐中的“天人合一”道德观

我们把协调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行为准则称之为生态道德，是我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保障。“天人合一”这种生态和谐思想，从道德方面强调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现代社会而言，“天人合一”思想立足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互相协调，重点强调的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发展”。

儒家认为：天与人、天性与人性、天道与人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类相通的，因此可以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境界。“天人合一”这种思想最早产生于先秦时期，儒家思想认为，天人关系实际上就是神人关系，天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中的最高主宰，是具有人格和意志的神。《尚书・洪范》中提到：“惟天阴骘下民……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意思是说民众是由天在保佑，因而上天赐给大禹九类大法规范人伦，使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这种观点肯定了天与人之间的相通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春秋时期，子产认为“礼”具有天人相通的性质，民众按照“礼”行事是天经地义的。他提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这种思想是把天道和人道联系起来，反映的是天与人之间的相通性。

战国时期，孟子再次把天性和人性联系起来，他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认为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是人的天性，要以道德规范自身行为才能实现天与人的统一。孔子明确主张敬天法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依据自然界变化的本体建立尊卑秩序，协调天人关系的。《易传・文言》提出了“与天地合其德”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类与自然相互适应和协调就是与天地合其德。《易传・系辞》中提到圣人的行事准则是“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从哲学角度表述就是一方面要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最终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与之相似的是荀子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观点，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和自然所存在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人类需要对自然保持尊重，并顺应自然规律就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一直到张载在两宋时期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认为天地生人与万物，如同父母。民众是兄弟姐妹，万物则是亲朋好友，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天人协调是最高理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儒家对于“天人合一”有很多种表述，但是核心都是一样的，都是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类只能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使其符合人类需求，绝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对其进行改造和破坏。把儒家天人和谐这种思想用作现代工业发展环境保护的价值导向，对于如何解决当今社会因为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天人和谐思想引导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重新认识大自然对于我们生存所存在的重大意义，启发人类对于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才能为后人留下良好的生存环境，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路线。正是因为这些，“天人合一”这一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从政者修身的领导思想

宋朝赵普曾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可见儒家中所包含的丰富治国理政学问，一直到今天，儒家的领导思想与智慧仍然对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理论有借鉴意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统主张在《礼记・大学》中被明确提出。儒家思想中治国理论主要为人治和德治。对于领导者有着非常高的道德要求，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从政思路，实际上就是把德治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最终通过人治实现其政治理念。所谓的“人治”中的人，就是各级官吏，在人治的时代，选择的官吏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格素质、道德素质、知识素质和政治素质。虽然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法制时代，但是对于从政者来说，修身这一要求仍然对现代官员提高自身素质有积极的意义。这种思想仍然⑹鞠执社会的领导者增强执政能力和提高个人修养。各级官员需要明白自身的道德修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富民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各级官员在道德体系中纳入儒家领导思想中的修身理念，就能有效遏制问题的发生，民众对于政府会更信任和支持，整个社会都会进一步完善，最终推动整个社会大步前进。

四、结语

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加之外来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这些因素造成了一些人对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怀疑。对于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我们要摒弃其中那些不适用的思想，结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改进和运用那些积极有用的思想，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现代人的财富还是负担？这需要我们自己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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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管理哲学新诠释

从1840年起，我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文化不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冲击，儒家思想也开始悄然发展，紧随时展的新儒家思想破茧而出。康有为择取西方文化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将其与儒家思想相融合，推动了；梁漱溟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为纠正西方文化的不利之处，对儒家道德伦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是“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虽各自解读不尽相同，但儒家思想的本质却未曾改变。康有为提出的“今文经学”是在董仲舒公羊春秋学基础之上引申发展而来，梁漱溟的“新儒学”同样未脱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儒学理论。当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且日趋“现代化”，儒家思想若要辅以解决现代问题，如仍固守陈旧的理论学说，则实难成事。

管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就是高效。时代的转变，主要以国家统治管理机构、模式的变化为特征。现代化是国家富强的保证，是军队兵力壮大的基础，所以现代化之于国家的涵义便是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均实现现代化，这些都是基于管理而言的，因此，有效、高效的管理是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条件。管理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历史十分悠久，包涵的内容也很宽泛，从对每个人的生活起居，到企事业、各类组织机构的活动，乃至一个国家的统治、运作，管理活动无处不在。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且幅员辽阔，如何将我国的人、财、物三种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合理分配，就切实体现了管理的艺术所在。

儒家思想自成体系，其中包含了很多理论思想的分支，管理学是其中较为重要的理论。王鼎曾在《近思录集注序》中写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从中可以了解到，儒家思想的雏形产生于周代以前，最初由文物典章制度演变而来，儒家思想做为封建主义的卫道思想，一直受统治阶级推崇，且蕴藏着诸多治国爱民的正面理论。这种对管理哲学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理论，应被重新诠释，以符合当前社会形势，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二、“仁礼义”与新人本管理思想

（一）“仁”与“以人为本”

1.儒家“仁”的思想解读。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仁”是德的总括，包含了所有与德相关的内容；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仁”是人与人交流时的道德准绳，是情感上的规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的情感与道德基础。封建王朝在我国存在了三千年之久，期间涌现出诸多不同学派的管理理论，但在各类学派中，儒家思想长期处于难以撼动的主流地位。

在儒家思想产生之初，“仁政爱民”便成为其管理学说的主要内容。孔子构想的社会，是一个崇尚礼教、尊卑有序、和睦融洽的社会。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仁”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是人应具备的根本品质，“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等阐明了孔子对于人生修养的看法，是构成人这个具象物体所应具备的内在本质，是人的道德原则和思想意识，究其实质就是“以人为本”。与此同时，孔子还推崇“以德治国”，“德政”是仁君的评价标准之一，只有推行“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管理着眼于大处便是治理国家，着眼于细微之处便是管理人，治好人方能治世。

孟子是“人本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对人的价值和尊重进行肯定的同时，强调人在政治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他提倡人们通过对心志、筋骨、身体发肤的磨炼，使其铭记遵守社会规范，并通过自身勤恳的劳作，冲破万难，使个人价值得以体现。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理论，爱民思想尽显。同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说法对人们行事、做人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2.“仁”与“以人为本”管理的关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墨菲认为，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人，因此管理者的一切管理活动应始终围绕管理人来进行。儒家以“仁”为核心，处处都将“人”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惟人万物之灵”，与新人本管理提倡的企业要尊重人、激发人的创造性是统一的，这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以人为本”就是要崇尚“为政在人”。譬如说，索尼董事长盛田昭夫为“发牢骚”的员工排忧解难，中石油提倡员工主人翁的意识，宏董事长施振荣推崇与员工利润共享等，这些案例都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二）“礼”与学习型团队

1.“礼”的心理契约解读。“礼”是对社会规范的概况，其实质就是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以确保社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这即是“礼”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应用。儒家思想中的“礼”能够避免员工矛盾的产生，如企业在招聘新员工时，岗位说明书中，将待遇、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等进行详细阐述，则在产生劳资纠纷时，企业和员工便有章可依，矛盾便迎刃而解。如果员工的工作行为都以“礼”为准则，则新人本管理模式就能够顺利开展。就企业而言，“礼”应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使员工从心理上对企业制度进行认可，使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

2.“礼”在“人本管理”中的实证研究。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讲究“人和”，在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中，人是管理的核心所在，而提及人便离不开人际关系。在企业当中，每个员工都将企业发展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则企业便会形成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儒家“人和”思想并不是指一味听从，而是在和谐的氛围下各抒己见。对于企业的成败来说，团队精神不可或缺，团队精神能够使企业聚成一股力量，全力发展。以海尔公司为例，优秀的团队对海尔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团队精神的形成得益于海尔的新人本管理理念。在新人本管理模式下，员工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员工为企业尽心尽力，企业发展自然既快且稳。

（三）“义”与新人本管理哲学

1.儒家“义”的思想解读。“义”是我国伦理思想史中的一面旗帜，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多行不义必自毙”，便可说明古人对“义”的重视程度。从广义的层面上来看，“义”是道德义理，是伦理正义；从狭义的层面上来看，“义”是人们心中的一杆秤，是能够衡量世事对否、判断人们善恶、评价人们行为的一杆秤。

孔子在《论语》中明确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强调人应该好善而恶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的是君子想到的是社会道义，而小人却只知道关心个人的利益得失，孔子认为“义”代表“公”，既代表社会群体的利益，又代表人的道德情操，而“利”往往代表是“私”，是个人利益，代表个体的欲望要求。个人的利益应当服从群体的利益，个人的欲望要求应服从于社会道义，这是他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也表明了他在义利之辨上的道义特色。

孟子对于“利”和“义”的取舍也有明确的阐述，在《孟子・告子下》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孟子看来，为人处世应该遵行义务在权利之上，当个人的得失与整体的利益相冲突时，应懂得取舍，以整体利益为重。同时这也揭示了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以实体的形式活着，而更需要展现生命的道德意义，只有将道德做为己任，为社会贡献己力，才能使生命之树常青，生命之花常开。孟子对于个人处世提倡先义后利，对于国家行为认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认为治理国家时，也应该对人民施行仁政，而不是一味的盘剥，给予人民一定的私产利益，使其能够安居乐业，这也是先义后利的一种体现。后世很多思想家也与孟子有同样的观点，比如荀子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重义而轻利，便是君子所为，而重利轻义则为小人作风，抑或无恶不作的劫匪。

2.新人本管理对“义”的解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反映了孔子对于获取财富的观点。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正常行为，但是需当以正常的手段来获得，采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财富是不可取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说君子心中存公利，而小人仅在意一己私利。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管理者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应做君子所为，将社会责任、道德观念放在首要地位，义字当先，将社会和员工的利益放在首位，先人而后己。

3.“义”是新人本管理哲学的拓展。儒家的思想历经千年而不消，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现代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借鉴儒家利益观思想，将其融入企业管理中。盈利是企业生存之根本，但企业在逐利时，也应做到生财有道。陈光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家，在“5・12汶川大地震”后，陈光标身先士卒，带着救援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向灾民无偿提供了过亿元的财物。灾难无情人有情，陈光标为所有的企业家作出了表率，他时刻铭记着自身担负的企业家责任，尽力为社会分担责任，福利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儒家“仁礼义”思想中主张“义”为上，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应构建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将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但要满足员工对利的需求，还要加强对员工道德品质的教育。

三、新人本管理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儒家思想在我国已经盛行几千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现代人本管理是对儒家思想的承袭，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企业管理的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国应致力于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西方的优秀管理方法相融合，构建符合我国市场环境和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

人本管理顾名思义，在管理中以人为中心，体现人的价值，凸显人的重要性，在规范中进行管理、操作。人本管理作为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究其本质就是要尊重人、重视人和发展人。世上所有科技、财富、生产力都集结了人的管理和劳动，人是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是现代文明的践行者。因此，在管理中，应爱护人、关心人、理解人，将“以人为本”作为企业管理的信条，使以人为本随处可见，这是现代人本管理的内在要求。人本管理业已成为人类管理发展的标志性理念。

“仁礼义”是儒家思想的重点所在，而现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与儒家思想的先义后利高度契合。在现代企业中，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应一同实现。在企业管理中，应努力塑造具有“社会人”和“文化人”双重属性的员工，员工不仅应具备个人情感，还应在工作中进行自我管理，具有对社会的责任心和对工作的自觉性。此外，还应将“仁”用于管理中，用“仁”来引导员工追求真善美，使其爱己爱人，热爱工作岗位，将自己的前途与企业相联，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体现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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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转化之后是能够与西方市民法文化结合的。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应走中西文化结合之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为法治模式的形成培育出适合它成长的文化土壤。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台，立法以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遗憾的是，人们发现对社会关系行使基本职能的仍然是一些传统的机制，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没有完全融人我们的现实。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顾问的美国法学家庞德就曾告诫中国法律专家不要无限度追求立法层次上的西化，西方法制是有一套功能要件与之配合的。梁治平先生也说道:“因了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能‘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者，没有不失败的。”所谓的法律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转型或法律操作技术的进步，也并非是简单地向西方国家法律制度认同的过程，在它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的不同价值趋向和模式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川。仅有制度的引进和移植，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内在条件、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被引进和移植的制度是很难“存活”的。法律的接受须与中国的内在文化相契合，为此必须对传统法文化予以准确的定位，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法律资源之间的关系，完成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伦理为内核，产生并服务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儒家以“礼”作为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汉朝确立儒家的独尊地位，礼融进了诸子学说中的可取成分，成为“礼教”，并进而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推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伦理原理。

“亲亲”、“尊尊”确立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使古代法成为等级的、身份的法。“天人合一”的和合伦理，道德教化所产生的“礼让”则产生厌讼、无讼的传统。儒家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发挥至极致，被所利用，形成所谓的政治文化，成为专制政治的附属品，丧失了评判、矫正政治现实的功能。有学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人，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甚至认为当前所出现的“道德滑坡、法律松驰、司法腐败是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症状”。将当前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完全归咎于儒家伦理。恐怕儒家文化背负不了如此之大的罪名。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诚如先生所说，旧的制约机制—礼治秩序被打破，新的制约机制未建立。大量权力行使处于真空状态，法律至上原则落空。这种对儒家文化予以彻底否定的观点与德国法律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不谋而合。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缺乏基督新教的伦理精神，因而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西方逐步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工具理性”则是中国没有的，这种将儒学与现代化、法治对立起来的观点从理论上、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说，即使儒家思想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大树，并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化社会绝缘(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有事实为证，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腾飞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法治并非水火不容。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政府高效廉洁，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成员文明礼貌。“新加坡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扬弃了西方文明中可能导致混乱、破坏和谐的一面，转而从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发掘出可利用的资源，在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中注人了东方的伦理精神和人文内涵。”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相反，儒家思想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后，能够转化为有利的时代精神，达到使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互动互补。

所谓使儒家文化做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儒学的现代诊释，发掘、弘扬与现代化相协调的思想，批评、避免与现代化相矛盾的思想。

二、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

在谈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时，我们先对中西方法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

西方法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市民法文化，它把一切人际关系统统视为市民关系，视为契约的产物，这种冷冰冰的契约在带来平等、权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亲情的淡漠。追求自由、个性张扬的个人主义在促进社会进步、个人潜质的发挥同时，也带来贫富悬殊，对环境的破坏和向外扩张的侵略意识，对人权的过分保护，则导致对犯罪的控制力度减弱，司法效率有限甚至低下，犯罪猖撅。

再来看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如上文所说，传统法文化是礼治文化，伦理文化，将一切人际关系视为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家国一体，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相通。“亲亲尊尊”是其核心原则。“亲亲”要求在家族范围内，人人皆要亲其亲，长其长，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亲亲父为首”全体家庭成员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应倍守名分，一切臣民应以君主为中心，即所谓“尊尊君为首”。

“亲亲尊尊”的确是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但它也有重视亲情、重视家庭的一面，只要将它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不把它发展为“亲亲得相首匿”、“以亲害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积极的。“亲亲尊尊”强调亲属之爱的崇高性、正当性，反对以物欲害亲情，主张国家政治应像家庭生活一样有人情味，主张给人们更多的保护亲属的权利，主张责成人们以更多的敬爱亲属的义务，这种思想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再来看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讲究“和为贵”，不尚争斗，强调整体的和谐甚于一切，法律的尊严服务于“天人合一”的整体利益，认为为自己或他人的公正而斗争是直接与一种自然的、道德的人生态度相对立。因为这一行为破坏了关于自然和谐的假设，仁慈和谦恭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合宜手段，造成了无诉的价值取向和忍让、屈从、不尚争斗的民族性，但是同样的只要不将“天人合一”夸大至极端，而只取其合理的一面或赋予其新的含义，是可取的。“天人合一”将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这对维护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只要不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为了和谐而无限度牺牲个人正当权益，不把“仁慈、谦恭”变为无条件的忍让、曲从，而把它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它是合理的，自由是法的目标，和谐、秩序也是法的基木价值。

儒家思想也注重修身养性、道德教化，其目的在于塑造圣人般的理想人格，由“内圣而开外王”，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但对内在道德过分偏重则走向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的内在德性的要求是应予积极肯定的，但要防止将道德的作用无限扩大，避免使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错位，只要将道德的作用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对德性的要求不是寄望于成圣成贤，而是做一个诚信的人，有独立品格的人，具备仁义、智慧等良好品性的人，那么儒家的修身养性在法治社会中是有现实意义的。毕竟“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道德力量的支撑，没有自律的充分保障，法律会成为单纯的规范形式而失去生根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意志薄弱者难免利令智昏，注重理想人格塑造的儒学可以作为人们的清醒剂，在一定程度上以独特的方式对人们行为予以引导、制约，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实现社会控制手段的互补。

通过对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市民法文化与中国伦理法文化是各有优缺的。儒家伦理在经过改造、转化之后，在不牺牲法治的根本价值前提之下，可以矫西方文化之偏，建成“温馨而理性的法治模式”。中西法文化的结合，应当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三、出路

在对待法律文化的态度上，有学者指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文化改良，回归‘五四’，完成‘五四’未竟之业’。诚然，有其历史意义，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民族屈辱和国家的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但并不如五四先哲预期那样，全盘西化之路实际上是一条畸型之路，我们摒弃了本身优良的一面，但却不自觉地保留了坏的一面，我们吸收了西方最表面、最肤浅及最劣质的一面，却没有摄收最深层和最优秀的一面，如仿效西方民主选举形式，却没有法治的基础及其它机制去约束操纵选举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社会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枪支泛滥、人格分裂，暴力犯罪、吸毒等，“西方也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自己也陷人深刻的思想贫困之中”。西化之路行不通，除了西方文化也存在缺陷之外，还在于“设计得再完美的体制和程序，如没有传统力量的支持，就难以有效运转，甚至难以为继”新法制如没有中国特色，是很难真正在中国有效。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根基，轻视或否定自己文化根基是悲惨的事。

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根基，但也不能走“中体西用”的老路子。“中体西用”不是以科学、理性和发展为标准去评价和取舍外来文化，而是以自己的传统为参照系，以维护传统为宗旨来对待外来文化，是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滋生出来的盲目排外心态的表现，是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脆弱无能的表现。“体用论”最终导致的是中国法文化传统依然故我，新瓶仍然装着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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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我国法律文化学界历来存有的法律与儒礼之争出发，深入剖析了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历史上的演进及相互影响，进而提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自汉代开端，而至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梁治平先生则主张汉代以后儒法合流，但仍是礼支配法，即所谓“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笔者暂且将梁先生的主张定名为“儒礼法律化”。不管是“法律儒家化”还是“儒礼法律化”，均表现出中国传统法制深受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并巩固其政权，在法律制度上融合了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的精华而塑造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法律体制。在此，笔者并不想着力论证我国古代法律所蕴涵的儒家和法家思想，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隐藏在我国古代法制建构背后的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史。

一、“儒礼法律化”解构

“法律”一词是舶来品，管子云：“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里的“法律”虽然连用，仍不过是单字的集合。“法律”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合成词在汉语中出现，要追溯到十九世纪末的日本。“法律”与“法”、“律”其实很不相同，“法律”植根于西方国家的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法律就被视为权利的保障。与权利义务相联系的“法律”，这在我国古代是看不到的，我国古代“法”、“律”以惩罚为唯一功能，陆贾语：“夫法令者所以诛恶。”是以为证。

那么，什么又是中国传统“法”的起源呢？礼，是也。

“礼”，最初指一种祭祀仪式。“礼”自产生后，其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人们长期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风俗习惯成为礼制的渊源，礼制在氏族社会后期及夏商西周时期已经具有了习惯法的性质，夏商西周之后，在保留习惯法性质的同时，礼制的许多内容转化为成文法中的条款。春秋战国将礼制成文法化后，儒家即开始着手阐述成文法化后的礼制礼义，并编撰成《礼记》，由此“礼”就成为儒家的主要思想。

自汉以来，儒法合流，“礼入于法”，“儒礼法律化”这一概念即说，虽“合流”，主次尚分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仍强调礼对于法的支配，法对于礼的服从，故而有了“父子得相隐匿”、“列服制图于律首”、按照血缘亲疏定罪这样的例子。

笔者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法律所蕴涵的儒学礼治思想，但“儒礼法律化”则一味地突出“礼”，而将“礼”作为中国传统法制的核心，法律只是礼的表现形式，这种观点恐怕有失偏颇了。

二、“法律儒家化”的导入

上文说到，自汉以来儒法合流，汉儒董仲舒以《春秋》大义为断讼依据，讲“原心定罪”，法律可以直探人心，礼“禁于将然之前”，法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又有人云：此时的“法”不过是罚则，“礼”（伦理纲常）因为附了罚则就变成了法律。这样说来，“法律儒家化”不又混同于“儒礼法律化”了？

其实不然。笔者眼中的“法律儒家化”是动态的，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斗争史，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碰撞的结果。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主要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期，天子失位，诸侯丧国，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礼崩乐坏，“重人”思潮兴起，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政在人，为政以德，为法以直，这正符合春秋社会变革的需要，因而春秋时期成了儒家思想的大舞台。到了战国，儒家这种以礼教民的治国方略须时久远难见成效，而法家以法治国，富民强国的方略功效立见，法家思想便逐渐取代儒学而成为战国群雄的首选，并进而为秦始皇所沿用。称汉代为儒法相争的时代毫不为过。汉高祖刘邦取天下后，作律九章，仍以法为重要的维持统治及社会秩序的工具，虽贾谊等上疏进言崇儒，仍未得采纳。后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又重回正宗地位。魏晋以来至于唐，儒家思想始落实于法律，即礼法合流，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不断穿插着儒家与法家、人治与法治、礼治与法治、礼与刑的较量。作为君王的两种统治工具，礼与法、礼与刑、儒与法相结合才能全面满足其统治需要，是而历史上儒与法的不断碰撞的结果就是儒法合一。此即是笔者眼中的法律儒家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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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艺术教育、美感教育的理论基础，它从不把艺术视为纯粹满足感官欲望和情感发泄的手段，而是把艺术与人的德性、智慧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非常注重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儒家美学强调艺术中的情感美，提倡“美善相乐”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个体的生理与心理种种关系都处于和谐一致的状态，这与北欧设计中强调的人情味、平和之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以“情”为美

北欧家具在1900年巴黎博览会初次与世人见面时，就以既具现代化又有人情味的特点在设计界引起轰动。它在适应本土地域文化环境的同时，在外形上一反德国功能主义作品中那种常见的冰冷、严肃的纯几何形式，将不必要的直线换成曲线，并倾向于运用当地传统的木材、皮草等天然材质，使北欧的功能主义显示出对自然与社会的亲和力，因此北欧家具被称为“人文功能主义”的典范。北欧家具和室内设计与其他国家的设计最大的不同在于突出一个“情”字，这个“情”不仅指的是具有人情味的人性化设计，同时也指本民族深厚的传统情调。它与漠视民族差异、忽视人的心理情感的早期功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儒家对“”的基本态度，奠定了中国美学“以情为美”的思想基础，儒家思想认为符合礼的“情”是善的，而超乎礼之外的“情”是恶的。到六朝时期，将“情”从道德礼教的牢笼下独立出来，在文艺美学中出现了“以情为美”的观点，“诗人有情就有美，无情就无美，寡情就少美”，这一观点与德国早期功能主义漠视人情、冰冷、机械的设计理念相对立，而北欧提出的“人文功能主义”重情、表情同时又不失功能主义的原则，得到长足发展。《诠赋》篇说：“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创作是物与情互相感应、互相生发的结果，而作为设计的创作也是如此。蔑视创作中的“情”，无视设计创作中的“感”，其作品必将是苍白无力、冷漠呆板的。

明末清初的艺术家提倡以“情”为至善至美的美学思想，即凡是至美的文艺作品，都是饱含情感之作。北欧设计不仅具有合理的功能要求，更重要的是强调设计对人心灵的抚慰与寄托。与冰冷的机械功能主义和一味追求时尚的产品设计截然不同，北欧设计体现的是北欧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眷顾和对人性的关爱。因此，北欧设计所具有的饱含深情的生命力正是北欧设计兴盛的根源所在。

二、以“和”为美

无论是室内设计，还是家具设计，北欧设计师都强调与周围环境的相和谐，把建筑、家具及产品设计作为自然环境的补充。在传统与现代设计观念的双重冲击下，北欧设计尽力保持着两极间的平衡，现代设计的机械、冰冷、严格、准确等特征，在北欧设计中都作到了恰如其分的修正，并将其真正优雅的个性化、人情化的因素融合起来，注入到现代机械化生产的设计之中，形成了热情、欢快、富于生命力的设计品位。人们在其中可以体会到一种远古与现代浑然一体的艺术生命在搏动，呼唤着对自然、生命、艺术敏感的心灵的回应。

儒家思想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以和为美”的思想，使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同时也指形式元素关系的和谐。“和”之美的现实表现形态有天地之和、天人之和、人人之和、政和为美、人和为美等。在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中处处都有“和为美”的体现，比如“乐之务在于和心”“琴所首重者，和也”，都是指艺术之美重在心和、情和。

天人之和是中国古代处理人与自然、神灵关系时所追求的审美境界，古人一直追求自身与“天”（神灵、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状态。在北欧设计中，这种天人之和的表现便是人与自然的相协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北欧人希望能回归自然，成为自然的一分子，轻松随意、顺乎本性地居家度日。北欧设计所展示的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所创造和升华的、潜藏于材料本身的、固有的美。这种尊重材质、尊重自然，以及与自然相融合的设计理念正是北欧设计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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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理论产生于实践活动,近一百年来管理理论学派林立,但大致可分为4个发展阶段: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为泰勒;行为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为梅奥、马斯洛等;管理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众多。20世纪70年代至今,管理理论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在我们过去所学的管理课程以及管理学普遍提及的管理理论中,“人”最突出的时间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管理学说风行企业界,人们开始接受科学管理学说中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开始意识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经济人假设的提出是对被管理者认识的深化,这一假设的被接受带动了管理的一场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试验”纠正了人们对工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偏见。并且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人的管理方式方法,引发了对人管理的新革命。但“以人为本”的管理的明确出现还是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只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发展为核心,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一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组织共同愿景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这里对“以人为本”的概念是明确的在企业中对员工的态度。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中,不但借鉴了这个概念,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从最根本上来讲,政府的管理治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民的安定、幸福;国家的强大、兴旺。在以往的治理中,不免都会因为形式而忽略了原本的目标,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新把以人为本带进了政府的管理之中。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重视的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就是对西方学者的借鉴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相反,以人为本恰恰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提出并强调过的概念。像我们常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等典故,无不提醒着我们这点。

    二、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的体现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以人为本,并不是当代创造出来的,而是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并且一直深远的影响着中华文明。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应该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也曾记载“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

    孔子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

    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

    同时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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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曾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成为传统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原则和规范，时至今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儒学还有存在价值吗？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盛行，在某些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已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从“功用”上思考、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某些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的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等角度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某些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应该像出土文物一样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儒学在当今中国仍有存在价值，因为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并决定着中国人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一、儒家哲学的基本观点

简单地概括，儒学应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的“识仁”、“体贴天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致儒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的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可说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篇》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借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

二、当今社会儒学作用之所在

1.利用儒学重构现代社会道德

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呈加速扩大趋势的非道德化倾向。许多传统道德体系被玩忽、蔑弃、破坏甚至解构，政令和法律被迫切入道德领域，以管制和刑罚代替教化。更严重的是，以政法代道德导致更多的人愈淡漠甚至丧失自律意识，一度令政法管制束手无策。其后果是人性的扭曲以致丧失，从而使公共秩序败坏，社会生活失范。可以说某些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经开始崩溃，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如何解决现代社会道德滑坡现象？“重构道德”成为当今社会十分关切的话题之一。在重建道德、特别是自律而非他律道德方面，儒学拥有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典范。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就是儒学的实践目标。

儒学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儒家清醒地了解到人的与物质生活相互作用可能对其道德意识发生的负面影响，因而汲汲于提倡修养工夫，发明道德本心，使之“惺惺不寐”；追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教方式，内外夹持，养护人的德性。人性规定了儒学做人的原则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儒学永远不是道德说教者，首先是道德实践者，他们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格，以自己的道德人格证明自己的道德教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历史上的儒学都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仁、义、礼、智、信”这人世间永远不变的常理常道。

儒家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的论说及实践典范，对于当今人类的道德生活具有非常现实和重要的价值。

2.利用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现实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吸取和继承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精华，从而丰富了学说的内容，并使之取得“中国化”的形态。因此，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青年群体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足以表明儒家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是活着的思想。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定型的，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在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在“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与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如何解决呢？通过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岁月中，儒学必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儒学“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

3.利用儒学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

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无疑具有普遍性和灾难性。伴随现代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是人类精神的失落和传统社会的解体，特别严重的是地球生态圈经亿万年演化而形成的生态系统的高度破坏。臭氧层空洞、温室气体效应、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诸如此类因工业化和都市化引起的问题，已非水土流失、河流枯竭、土地沙漠化、空气和水源污染、酸雨等局部性问题可比，真正是全人类的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或消解的问题。

篇10

关键词 儒家思想 韩国饮食 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和韩国隔海相望，互为近邻，四季分明，气候相似，文化渊源深厚。因此，不管是在传统文化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和社会背景的不同，相异之处也显而易见。特别是韩国人的饮食虽然形成了很强的民族特色，但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它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本文重点讨论儒家思想在韩国的传播，及其对韩国饮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1儒家思想的发展

儒家思想也成儒教或儒学，由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创立。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人际关系。到了战国时期，经过孟子和荀子的改造，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秦朝时，由于“焚书坑儒”，儒学遭到沉重打击。汉代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于百家，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发展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到隋唐时期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北宋时，儒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有程颐、程颢、朱熹，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大进步思想家则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儒家文化持续发展到满清政权时期，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一直影响到现在。儒家思想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深远影响，尤其在韩国和日本。

2儒家思想在韩国的传播过程

儒家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已有两千多年，最早传入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同时还大量派遣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儒学，出现了很多著名儒学者。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武臣集权时期虽然儒学发展萎缩，但高丽末期随着程朱理学的传入，经过郑梦舟、郑道传、李w、权近等儒学者之后，则开始了朝鲜时期儒学的大发展。朝鲜时代推崇尊儒抑佛政策，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朝鲜时期在中央设立国家最高学府成均馆，地方各道和邑设乡校。还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朝鲜社会程朱理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以李辍⒗疃为代表的性理学学派，他们根据本国国情和独到见解形成了韩国儒学，被称为韩国“朱子学”。所以整个朝鲜王朝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

3儒家思想对韩国饮食文化的影响

3.1“天人合一”思想

汉儒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成为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所以人们的饮食也要融入到大自然中，遵循“天人合一”的思想。

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饮食习惯也顺应“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相应是指人体的饮食应与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相适应。所以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常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韩国三面环海，空气湿度大，多潮湿寒冷，为了祛除寒湿，韩国人常会在饮食中适量地加入一些辛辣食物，增强机体御寒能力，这就是韩国饮食多用辣椒的原因。天人合一思想还强调人作为小宇宙要和天地这个大宇宙协调统一，如果顺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人体抵抗力就会增强，反之则人体抵抗力就会减弱。夏天天气炎热，人体温度要顺应大自然温度增高的变化，就要相应地进食一些热食物，所以韩国人在夏天多喝参鸡汤。冬天天气寒冷，人体温度要顺应大自然温度降低的变化，就要相应地进食一些冷食物，所以韩国人在冬天多吃冷面。另外，“身土不二”理念也是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的典型表述。“身土不二”最早的出处是大乘经，韩国医学家许浚在1610年完成的医学名著《东医宝鉴》中也提出过，“人身和土是不能分离的，人生活在土地上食用土地上长出的东西，如果适应环境就会身体健康”，与“天人合一”思想一脉相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韩国人在饮食用料上多购买本地农产品，强调吃本土食品。虽然韩国进口食品比较便宜，正宗的国产食品价格很高，但韩国人仍对本国食品趋之若鹜。例如国产牛肉价格是进口的澳大利亚牛肉的双倍，可韩国人还是爱吃“韩牛”，理由是外国牛肉“不适合烤着吃”。这些都是天人合一思想在韩国饮食中的体现。

3.2饮食尊卑观念

孝，指对父母要孝顺、服从；悌，指对兄长要敬重、顺从。“孝悌”讲的是长幼有序，和人性博爱。孝悌所要求的子弟敬重父兄，晚辈善事长辈，作为一种社会道德风尚，自古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些道德规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

韩国崇尚儒家思想，尊敬长老，有着长幼尊卑、男女差别的等级观念。在同一餐桌就餐时，入座应按照等级来坐。先迎接长辈坐上座，长辈就座后再按照长幼依次入座，男女都应席地而坐，坐姿要端正。用餐时首先要等长辈动筷后晚辈才能动筷。吃饭前后晚辈要向长辈问好示礼，经常会说“我要开始吃饭了”“我会好好吃的”之类的话。用餐过程中，长辈给晚辈添菜，以示关心，晚辈无论是否爱吃，都不能用手挡住碗拒绝，长辈给晚辈添菜时，晚辈一定要起身但不用站起来，以深深点头示意鞠躬答谢。晚辈不能在长辈吃完之前先放下筷子，要配合长辈的用餐速度。用餐完毕后要等长辈把餐具放下后自己才能放下，并放在用餐前的位置上，保持原样。同样也要向长辈问候表示感激之情。例如“我吃完了”“我吃得很好”等。长辈离席后自己方可离席。

3.3饮食礼仪规范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仪之邦”，非常注重礼仪和礼仪教育。《礼记・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儒家认为，一个人必须知礼义，懂礼仪，礼仪教育的作用在于使人知道如何端正仪容身态，表情适当，言辞恭顺，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使君臣名分确立，父子关系亲密，长幼上下和睦。“礼”是修身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国家政治制度、人伦道德秩序的基础。所以人们要学礼、知礼、懂礼、行礼、尊礼、好礼。

礼仪是文化的表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特质，不同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故有不同的礼仪规范。韩国受中国儒文化影响颇深，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找到儒文化的痕迹，韩国的饮食文化也不例外。韩国人在饮食上有很多的礼仪规范。韩国人一般都是席地盘腿坐在矮腿方桌周围，入座后切勿用手摸脚、伸直双腿或是双腿叉开。就餐前不要摆弄筷子，弄出声响或随便走动。就餐时不要同时把汤匙和筷子拿在手里，韩国人的就餐顺序一般都是先用右手拿起勺子，盛上一口汤喝完，再用勺子吃一口米饭，然后再喝一口汤、再吃一口饭后，便可以随意吃任何东西了。韩国人吃饭喝汤要使用勺子，夹菜时要使用筷子。不夹菜时，两根筷子拢齐放在右手方向的桌子上，三分之二在桌上，三分之一在桌外，便于拿起再用。另外，共享的食物要夹到各自的餐碟上才能享用。就餐过程中不要把筷子和勺子搭放在碗上。不要端起碗吃饭喝汤，也不要用筷子捞汤里的菜。不要用嘴直接触碰饭碗，也不要让勺子和筷子碰到碗而发出声音。若遇有不能咽的骨头或鱼刺，应该悄悄吐进纸巾内包裹，而不要胡乱吐在餐桌上。用餐时不要随便发出声响，咀嚼声尽量要小；不大声说话，尽量不谈商业话题。吃饭时不要随便发出声响，更不许高谈阔论。打喷嚏或咳嗽时需转身用手绢或纸巾掩嘴，不能打扰别人用餐。用餐后要保持勺子、筷子和碗的洁净，不能粘着食物，勺子和筷子放在开餐时的位置摆好，用过的餐巾要叠好放在桌子上。

4结语

儒家思想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深远影响。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韩国，结合本国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形成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熟悉并了解韩国的饮食文化特点，有助于加强中韩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中韩两国间的经济发展， 对于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构建和扩大国际影响，也能产生一定的助益，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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