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儒家文化；国产动画；剧本创作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

1、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学流派。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千百年间的传承与发展一直到今天，儒家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层观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儒家思想是春秋时期的孔夫子所创，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思想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封建社会时期的发展，由于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不同，所以给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传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先秦时期遭到墨家、法家、道家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更是经历了“焚书坑儒”，汉初遭到了统治者的排斥，在六朝先后受到玄学、佛学的挑战，在近代出现了五四反孔非儒，但是正是这些不同的“经历”使儒家文化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做出适应，最终成就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经历了像孟子、董仲舒等孔子后学的传承与发展，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中无不打下儒家思想的烙印。

2、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中和”美学思想就是指结构和谐，内部诸因素发展适应的一种美。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反映在审美和艺术上，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殊风格的形成，如艺术形象的温柔、敦厚，意境上追求恬淡、宁静、隐秀，表现形式上讲究委婉与比喻，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崇尚含蓄美的特点。艺术思想在艺术审美上主要体现在审美的功能方面，既审美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儒家文化的艺术思想在艺术评价方面左右着中国艺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礼乐”——艺术的功能；二是“成于乐，游于乐”——艺术的教育功能；三是“尽美矣，有尽善矣”——艺术的评价标准；四是“乐而不，哀而不伤”——艺术的尺度。中国艺术作为饱含着民族文化和情感的载体形式，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剧本分析

1、儒家文化对国产动画剧本创作的影响

从1926年第一部国产动画《大闹画室》出现至今有近百年的时间，而国产动画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育大地。动画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载体形式，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动画艺术是一种全方位的艺术载体形式，一部优秀的动画作品首先需要一个出色的剧本，剧本是一部动画作品的灵魂。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学派”被世界所熟知，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民族文化以动画的艺术形式成功展现。从这些动画作品故事内容来看，它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戏曲等。在造型与表现形式选取了剪纸、年画和皮影等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以成为了独树一帜的代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中国学派”动画。中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家喻户晓。1964年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发行的《大闹天宫》的故事正是取自于《西游记》的一个篇章。由《大闹天宫》的故事内容所展现的哲学观、美学观和道德观可以看出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影响。上一章本文提到儒家文化的艺术思想左右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四个方面分别是艺术的功能、艺术的教育功能、艺术的评价标准和艺术的尺度。国产动画《宝莲灯》和《哪咤闹海》正是体现了艺术的教育功能。“孝”作为百善之首在《礼记》中亦有记载，如“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和“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1979年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制作的《哪咤闹海》，其主要内容讲述的是陈塘关李靖之子哪吒与东海龙宫的恩怨情仇。1999年同样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制作的《宝莲灯》的剧本取自中国神话传说改编，讲的是沉香“拜师学艺、劈山救母”的故事。1960年令世界惊叹的“水墨动画”横空出世。《小蝌蚪找妈妈》因灵动而又圆融的水墨语言表达了形式尽美，内容同一，符合儒家艺术思想的艺术评价标准，此后出品的《牧笛》和《山水情》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和物我两忘”的意境，这种节制的情感与儒家艺术思想的艺术表现尺度相吻合。正是这些经典的作品体现了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是相互促进发展的，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在新时代结合发展是二者的共同诉求和发展必然。

2、儒家文化对国产动画片剧本创作的启迪

剧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是动画人在接受中高等教育阶段所需要学习的知识，剧本作为动画作品根本的艺术基础形式对整个动画作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上个世纪60—80年代“中国学派”的形成，代表作品有《大闹天宫》和《宝莲灯》等，它们剧本都取自于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中。儒家文化从先秦时期一直流传至今，长时间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流派，所以儒家思想的一些思想理念可以说是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思想理念有着一致性。国产动画经历过起步、发展、辉煌、曲折、消沉等不同时期，现如今在二十一世纪初期，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对于动画人来说是幸运的，动画人有责任和义务去探索和发扬国产动画。国产动画汲取的营养来自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而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只有主动学习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才能使国产动画的创作选题视野更加开阔，创作思路更加清晰。对于儒家文化而言，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精华的部分与当代科技动画相结合，创作出带有民族标签的国产动画作品，这样既是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动画创作上一种学习和探索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赵晓鹏.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J].新疆社科论坛.2009(04)

[2]王洋.论建构儒家文化与中国动画互促发展的动态机制[J].艺术品鉴.2015(12)

[3]王媛媛,王洋.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对动画剧本写作的启迪[J].现代装饰(理论).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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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深邃的思想内涵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这样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现在，本文就是来探讨儒家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社会主义；价值观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它是由孔子创立，是为了维护周朝礼制的一种文化思想，随着时间的发展，后世代代文人、政客等的传袭，使得儒家文化逐渐固化成华夏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在不同的时挥着不同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发挥其重要的教化作用，而在当代儒家文化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复归有贡献的流派。而目前我们推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思想之间又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

1. 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创立，创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周朝的统治，作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它是我们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时至今日，我们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影响之深涉及到我们的意识形态。“儒”最初是来自于周朝散落民间的一些贵族子弟的教师，他们教授经书、祭祀以及礼仪等，这些人被叫做“儒”。发展到现在的儒家思想，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流派之一，自汉代以后几乎就已经将儒家思想奉为官方正统思想，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将儒家奉为正统。而后世世代代文明推进，儒家的地位日益坚固，融入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2. 儒家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深邃的经典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为基础，而儒家文化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粹文化，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古至今，有无数文人士大夫们热衷于儒家流派，不同的朝代的认识层面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儒家的传播与影响。到现在为止，整个中华民族无人不知儒，只是深浅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精神指导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古往今来的政治指导也是显而易见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都可以算得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为儒家思想为大。

儒家文化在经历了世世代代的流变后，逐渐从政治层面和宗教剥离来，成为一种专门的新儒学。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几乎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儒家文化的伦理观点对中国人影响尤其深远。其所倡导的“仁”，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整个社会秩序的规律性的指导。这样一种倡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社会的和谐相处的观点，正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

3. 儒家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影响

儒家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富强“就能够看出对一个国家的希冀，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这就与儒家文化里爱国的思想不谋而合。而“民主”、“文明”、“和谐”等字眼更是能够深层的体现出儒家文化的内蕴，儒家文化中强调“仁”，在政治层面上来说，“仁”是一种政治手段，同时也是一种为人处事的准则。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人与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和谐”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契合，“和”可以算得上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天下唯有和才能形成统一。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伦理学上儒家注重 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 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爱国”就能够看出其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最初的思想观点，很多都是为了政治而提出，同时也有普通老百姓能够遵循的准则，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看到“爱国”的思想存在。“友善”在儒家思想中主张人与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 推己及人。

4. 结语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儒家文化绵延数千年，早已深深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儒家文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因为儒家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打好思想基础，才有我们现在和谐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1]张晓玲.儒家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探究[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5（01）.

[2]绍汉明.儒家文化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J].新，2001（02）.

[3]赖素贞. 《论语》加算盘的经营之道――浅谈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2（07） .

篇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中国 北京 100038）

【摘要】《白鹿原》是实先生用六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大作。这部小说是由肥沃的白鹿原文化土壤所孕育的。小说演绎了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传奇故事，以有着“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展示出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真实的再现出20世纪时期中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小说从头至尾都都蕴含了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充分挖掘出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儒家文化、宗法文化、民俗文化等，都给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关键词 白鹿原；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宗法文化；民俗文化

0前言

《白鹿原》在创作完成问世之际，引起了当时文坛的一时轰动，评论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至在当今文坛仍然有着无法阻挡的魅力。本篇文章的主旨就是通过《白鹿原》来透视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出《白鹿原》中主要的几种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以及在未来的前进方向上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明确的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应该坚持和摒弃的地方。

1儒家文化

《白鹿原》所展示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全面而丰富的，几乎涉及到了中国各方面的传统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着漫长历史的儒家文化。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古老的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着独到见解，也不难看出作者对儒家文化在历史的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有着个人理解。

1.1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

在《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个，第一是儒家文化的精神代表人物朱先生，朱先生是《白鹿原》中具有“灵魂”性的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捍卫者，他是儒家理想、精神的象征。他饱读诗书、明达事理，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一直都遵从着儒家思想的教诲从不做超出儒家教诲的事情。朱先生始终践行着儒家的传统规律。但最后他也难逃悲剧的命运。他最终的命运就是儒家文化的命运。代表着儒家文化的衰落。

第二个代表人物是白嘉轩，在他身上既体现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局限性的表达，又体现了作者对传统优秀儒家人格的赞扬。他是儒家传统道德的实践者。他虽然没有系统的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却把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完全融合于日常生活中，他用自己的行为给白鹿村的村民树起了楷模。他始终坚守着“耕读传家”的古训。他是儒家文化优点和局限的体现者，也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1．2儒家文化的表现

在《白鹿原》中儒家文化几乎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始终，主要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言行和一些情节安排以及事件的发生来表现。在这里我就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仁义和孝道来看儒家文化。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义”。那么在作品中仁义的体现主要是在白嘉轩身上，他始终也以仁义宽厚的态度来对待白鹿村的村民，不论谁找他帮忙，他都不遗余力，他为民请命，带领村民共度难关，尽心尽力的为村民谋利益。以“仁义”对待每一个人，他的这些举动使得他在白鹿原上有着很高的威望。

从孝道这一方面来看儒家文化，这一点也体现在白嘉轩身上。儒家有云“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对白嘉轩来说，传宗接代成了他的头等大事。为传宗接代他娶了七房媳妇，又经历了这几个女子先后死去的痛苦，精神上饱受折磨，他也没有因此退缩，从而完成传宗接代。我想一直支撑着他的力量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吧。当然在作品中几乎无处不存在儒家文化，从而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以及对人的影响。

2宗法文化

宗法制度在中国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中国传统的家族中几乎都有宗法制度的写照。有着宗法思想的白鹿原村民希望的是过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繁衍后代的稳稳当当的生活。在宗法文化的影响下白鹿原上的这个大家族很团结，面对困难他们能在宗法下的大家长白嘉轩的主持下一起面对并且战胜困难。我们可以看到宗法文化下比较有利的一面，但是这种宗法思想阻碍了人民先进思想的发展，阻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阻碍了时代的进步。作者写这部作品的意图也可能是揭示在白鹿原中的宗法制生活方式的落后、愚昧，指出封建礼教对人的危害，对宗法制度进行了深入地剖析。

2.1宗法文化的代表人物

在作者的笔下，我认为宗法文化最具有的代表人物有两类。一是一直盲目的崇拜着宗法思想的白鹿原族长白嘉轩，二是发出反抗但最终未成功却被宗法文化所迫害的悲剧女性田小娥。《白鹿原》中，白鹿村就是一个大宗族，白嘉轩被立为族长，他始终遵从着宗法文化下的礼仪规范，行使着族长的权力、履行着族长的义务。他会自觉的维护着宗法文化中的各种礼仪规范。所以在作品中，他是典型的宗法文化维护者。

在作品中，生活在宗法文化规定下的女性都难逃脱悲剧命运的结局。田小娥，一个不幸的女性人物，被父亲包办婚姻，她没有尊严过着非人的生活，所以她发出了反抗，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宗法文化对这个追求爱情和尊严的弱女子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明显的揭示出封建宗法文化的吃人本质，写出封建宗法制度对反抗之人的残害。

2．2宗法文化的表现

在作品中最为突出的宗法文化的第一个体现是祠堂。祠堂是宗法制度下的产物，族人们在祠堂内祭拜祖先、商议族事。作者就是通过对祠堂的详细描写来表现出作品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文化，从而更好的表现出《白鹿原》是一部充满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意味的小说。宗法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白鹿原中留给人们印象深刻的乡约。在乡约的管理下白鹿村的村民感到安心，消除了他们的恐慌。可见宗法制度的强大和深入人心。

3民俗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民间文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白鹿原历史悠久，以农耕为生，有着自己数千年的原始信仰，带着浓厚的民俗色彩。民俗文化在作品中的体现有很多方面，如婚俗、丧俗以及其他方面。

从婚俗角度来说。在小说的开头，就仔细的描写了白嘉轩七次娶妻的过程，白嘉轩娶了几房媳妇死了几房，她们的丧礼方式极其简单。而白秉德老汉的丧礼方式繁杂而又正式。从而可以看出其中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作品中作者表达所运用的语言是通俗的，因此能够受到民众的接受与喜欢。这是一部民族与通俗相结合的小说，带有强烈的民俗意味，充满了丰富的民俗文化。

通过阅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待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看法。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又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糟粕与精华并存的，所以它对人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所以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既不能一味的肯定也不能一味的否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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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白族地区；儒家文化；传播途径

白族地区文化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素质提高，人才辈出。清代，由于儒家文化传播成效显著，大理地区的大理府及剑川州受到各级官府的表彰，获得了“文献名邦”的殊荣。白族古代碑刻是白族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2]P1本文拟以白族地区的教育碑刻资料为中心，对儒家文化在白族传播的具体实施做以初步探讨。

一、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的政治保障

中央政府采取尊孔重教，崇儒读经的措施，这是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能够得以顺利传播的重要政治保障。大理教育碑刻中有一定数量的圣旨碑、圣训碑、箴言碑，其为国家重视儒家文化传播的鲜明例证。譬如，元代有《大理孔庙圣旨碑》、《加封孔子圣诏碑》；明代有《儒学箴碑》；清代有《训饬士子碑》、《钦命刊立雍正训饬士子文卧碑》等。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经验主要是从儒家文化中获得，“圣贤法言，备见诸经。我其究之，择善必精”，[3]P615故而将孔子、儒家文化提升到国家层面上予以向全国推崇。《大理孔庙圣旨碑》中就明确提出：“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3]P104从圣旨碑的内容可以看出，国家从方方面面进行制度化规定以确保尊孔重教的推行。首先保障儒家文化传播的教学环境，“禁约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于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亵渎宴饮，工役造作，收贮官物等”，[3]P104禁止妨碍传授儒家文化的各种政府行为。其次保障儒家文化传播的经济来源，“其赡学地土产业，及贡生庄田，外人毋得侵夺”，“凡庙学公产，诸人毋得沮坏”。[3]P104明文禁止侵占学田及学校公产。这些经济来源的用途也得到具体指导，“所出钱粮，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师生廪膳，贫寒老病之士，为众所尊敬者，月支米粮，优恤赡养”，[3]P104这儒家文化传播的经济保障，也是儒家文化社会救济思想的一个体现。最后保障儒家文化传播的褒奖，“作养后进，严加训诲。讲习道艺，务在成才。若德行文学高出时辈者，有司保举，肃政廉访司礼覆相同，以备选用，”[3]P104推行儒家文化的最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政治人才，而士人研习儒家文化的最终目的也是积极入仕、为国家服务。圣旨碑中对“德行文学高出时辈者”的选用，也提高了士人接受、传播儒家文化的积极性。对违背圣旨、推广儒家文化不利的官吏，也明文予以警示，要求各地“宣明教化，勉励学校”，“彼或恃此非理妄行，国有常宪，宁不知懼”。[3]P104明代的《儒学箴碑》是大理地方政府为传播儒家文化而立，从儒家文化传播的意义、教授方法、儒家文化传播的影响等方面进行阐述，表明大理地方政府遵从中央政令、传播儒家文化的鲜明态度。如传播儒家文化可使白族地区摆脱文化落后状态：“君国子民，教之育之。有育无教，或沦为夷。”[4]P412儒家文化的传播分为教、学两方面，为教者应“本乎师道，清修实践，正学博闻。成己成物，师道用尊”；[4]P412为学者应“体仁由义，诵法周礼，亦致文艺”。[4]P412传播儒家文化最终是为了“化民成俗，以善其乡。成得达才，以资于邦”。[4]P412清代统治者仍极为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播，对在儒家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士子极为关注，《训饬士子碑》、《钦命刊立雍正训饬士子文卧碑》即为康熙、乾隆两朝对士子的训饬文。这虽是清王朝为禁锢士子思想，维护统治的需要，但也是清朝统治者保障儒家文化传播的具体举措。《训饬士子碑》指出了学校儒家文化的士子“积锢已久”，应先立品行再习学术。具体要求士子修身要“躬修实践，砥砺廉隅”；齐家要“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平天下要“轨度式于规绳，最防荡轶”；学习儒家文化要“穷经考义，勿杂荒诞之谈，取友亲师，悉化侨盈之气”。[3]P1154《钦命刊立雍正训饬士子文卧碑》进一步规定了士子应遵守的七条守则，其中“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生员当爱身忍性”[3]P1245也是从修身方面对士子提出的要求；“为学当尊敬先生”是为维护儒家文化传播的教学秩序而制定的准则。

二、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的经济保障

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主要有来自官方的学田制度和民间自发的捐资作为经济保障。学田是指书院和州县官办学校所用的田地①，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经济支柱。学田制度以地租作为祭祀、教师薪俸及补助读书人士等的开支，为儒家文化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理地区的教育碑刻中有很多都与学田制度有关。《大理府为清查学田碑记》对大理府学和太和县学的学田做了一次清查，明确了学田的数量、制定了学田的租额以及学田地租除正常开支外的其他用途。如“每年办纳夏豆共肆拾一石陆斗五升，没石折银贰钱五分”，“秋谷壹佰叁拾陆石叁斗五升，没石折银三钱”，[5]P627作为主要的学校收入以“做正支销”。除维持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支外，“如遇两学教官升迁事故，及各生员间有贫乏不能自存者，及婚丧未能举者，该学查明，酌量其数申府支给”，[5]P627体现了儒家文化传播者的互助精神。政府为推进儒家文化的传播，对学田的保障极为重视，立碑“将开去学田坵亩、坐落、土名、纳租税粮、佃户姓名、里甲各数目写刊其上”以“以防侵换侵欺之弊”。[5]P627对学田制度的各项细化规定为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除正规学田外，为弥补儒家文化传播经费的不足，政府还时常从民间征集资金，主要方式有：将民间的商铺、田亩并入书院；征集地方部分商税。《蒙化房铺田亩归入书院碑记》即规定“将所有筹发叛房铺、田亩，作为书院义学馆修、膏火”，[3]P1481并将充公的产业也刻石立碑做以确认，如“润泽坊下坐东向西铺壹隔，东至后墙，南至沟沿，西至官街，北至刘姓铺。”[3]P1481征集地方商税作为儒家文化传播的经费在大理地区实行较广泛，《为将弥渡街市升斗钱文交入书院永垂告示碑》中提及“在大理府属地方如太和县，赵州等处，皆有公升归入书院”。弥渡以此照办，“按月将弥渡街市升斗钱文交入书院绅士经营，以作月课生童膏火之资”。[3]P2785民间自发捐资也是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的有益保障。《竈户捐金资助每科赴试生员碑》记录了云龙诸盐井资助赴试生员的情况，“云龙各井，皆有捐助科费之举，每生支银叁两，犹可济其费用之半”。[3]P1204《学金功德碑记》也记载了地方人士为儒家文化在地方的传播捐资出财，如“下时旗营捐银拾两；上时旗营六排共捐银七两”[3]P2723等。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到儒家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保障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会推动儒家文化传播范围的扩大。

三、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的具体途径

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具体是通过官学、私学等教育机构传播的。元代以来，官、私等办学方式在大理地区逐渐形成规模，私塾、学宫、社学、书院、义学等，门类俱全，为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的具体实践场所。《创建太和县学文庙记碑》记载了明代太和县建立县学的经过、学校的规模、建制等，强调了学校是传播儒家文化的主要场所，“学校固为为政之先，其在兹方，则教训正俗，尤其所急”。“郡县之学，其教一也，……推明孔子之道，以淑诸人”，将传播儒家文化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并达到“政教行而士益兴，俗益化矣乎”，[3]P618的传播目的。《桂香书苑碑记》也表明创建书院是培养儒家文化人才的“美举”，记载了桂香书院几经废建的经过，也表明了立碑者“徒守成业，未克推广……恐后人不知开创之难，并不知守成之易”的初衷，及“鼓励后人，庶不负先人创守之劳，……祖功宗德，传之不替云尔”[5]P723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桂香书苑创始者几代人开创书院，积极传播儒家文化的努力，以及其将此作为世代相传的事业力行不辍。《西云书院碑》记载了清代西云书院的振兴之事，详细制定了重建书院的章程，“书院敦请山长主讲，无论翰林进士，必须品学兼优，闻望肃者”，[3]P1466对儒家文化传播者的品德、学识做以要求。“鹤丽剑三属……从征之勤劳教多，地方之受累亦久，应行每属增广一名”，“太和县建书院之地，诸生应课就近，自必人数较多，应行增广一名”，[3]P1466增加受授儒家文化人员，扩大儒家文化传播范围。为确保儒家文化传播场所的教学环境，还规定“书院系士子造就学业之地，理宜清净。肄业生童住院读书，不得擅约诸色间杂人等同来住坐”。[3]P1466根据传授儒家文化的效果还要选定学长一名，“无论廪增，须器识文艺兼备，由总管同诸生公举，……准食膏火二分”，[3]P1466以资鼓励。

四、结语

儒家道德文化以各种方式、不同的渠道在云南白族地区广泛传播，对云南白族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6]P62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的传播离不开政治保障、经济支撑和具体传播途径。中央政府推崇儒学是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的重要政治保障。白族地区的圣旨碑、圣训碑、箴言碑是国家力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儒家文化的例证，在这一全国性文化政策的指导下，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必将受到地方政府重视，而得到大力传播。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的经济支持来源于学田租税和民间资助，这些经费除用以教学活动正常开支外，还用以救助受授儒家文化人员。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较好的民间捐资的传统，大理地区的父老乡亲热心办学，尊师重教，兴办儒家文化教育，蔚然成风。大理各地的私塾、学宫、社学、书院、义学等是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的具体实践场所。在这些教育机构中都有明确的传播儒学的各项规定，以确保儒家文化的顺利、有效的传播。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的传播离不开全国推崇儒学的大环境，在此文化环境下，政府力量、民间力量均参与到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中。集合官方、民间力量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播，使其在白族地区传播的经济基础得到保障、传播途径多样化、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传播成效明显。

参考文献：

[1]杨志玲.儒家道德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及特征[J].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3）.

[2]朱安女.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2.

[3]杨世钰.大理丛书•金石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

[4]李春龙.新纂云南通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5]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篇5

论文摘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正统文化，其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国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儒家文化的确在完善社会的伦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对商法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统治阶级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以及配套法律制度；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们只信赖血缘使得商法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狭小；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无诉目标使得商法发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压抑本能使得商法发展的价值渊源缺失；儒家文化主导下商人阶级未真正形成使得商法发展欠缺阶级基础。因此改革开放新阶段下商法制度设计应极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论文关键词 儒家文化 商法发展 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劣根性也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不胜枚举的文化流派，而儒家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正统文化，其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国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儒家文化中的仁政爱民、名贵君轻、以和为贵、尊师重教，仁义礼智信等伟大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更是超越国界带动了亚洲文明的发展。时间越过千年直到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仍旧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早已经深入国民的内心，无形并深刻的影响着当今人们各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方式和抉择方式。正如李厚泽先生所说：“即使广大农民并不读孔子的书，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祭奠在他们的行为模式、观念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东西。”

儒家文化的确在完善社会的伦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的劣根性对国民思想的禁锢。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保守封闭、重农抑商，特权等级等糟粕思维都深深地压抑了国民的自然属性和创造能量，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个人的解放。这些劣根性有些延续至今仍然无法解决，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阻碍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文化与法律同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笔者着重探讨儒家文化对中国商法的发展具体造成了哪些消极影响。

二、儒家文化对商法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重农抑商政策——统治阶级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儒家讲：“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此为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一个儒家哲学原，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成“天不变，地亦不变。”即保守的儒家思想主张在自然经济下维持一种稳定的男耕女织世代交替式的社会形态。只有农耕经济才是社会经济的主轴和支撑；只有男耕女织，安分守已才是正统的生活方式。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国家始终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上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并给予了很多优厚的政策，如轻徭薄赋、奖励农时、奖励耕织、兴建水利等等；然而对待商业经济却持不鼓励和压制的态度。古代将人分为四种，分别是“士”、“农”、“工”、“商”。“士”排在最靠前面，是最理想的社会职业。儒家文化主张学而优则仕，正所谓“一朝中举，光宗耀祖”，读书人也都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早已深入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内心。然而国家对商事经济奉行干预和压制政策，例如对盐、油、茶等生活必需品进行垄断官营。相应的，商人在古代的地位不高，被认为是不求上进不务正业的表现。虽然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对商品经济的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松绑，例如鼓励各省之间的粮食贸易，减轻商税、山西票号的出现等等。但实际上这些表面的促进政策并不能真正促进商业的发展。如山西票号的出现并没能最后真正发展成为早期的银行机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当时的契约执行制度上的缺陷使票号等传统金融组织难以在规模上更上一层楼，无法增加其竞争力。”因此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那些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也仍未脱离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轨道。中国的法律形成方式是自上而下式的，故统治阶级在长期的重农抑商思想下是不可能制定适合商事经济发展的配套法律制度，如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等，也更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二）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们只信赖血缘——商法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狭小

儒家文化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社会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刚性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秩序中，无论是经济财产权利方面还是道德人格方面，家族的长者和社会的尊者具有绝对的权威，要求晚辈和地位较低下者的绝对服从。

“三纲”因符合了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要求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因而也出现在许多的法律条文中。例如在《大淸律例》中“卑幼私擅用财”条中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此。”又如《大清律例》中，“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杖一百。谓教令可从，而故违；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另外在刑事方面还规定了，辱骂殴打长尊者将受到十分严厉的刑事处罚，甚至被处以极刑。

古代法律条文中为保障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思想比比皆是，这实质上建立起了全社会以长尊者为权威的宗族文化体系。在宗族之中，一切以血缘关系排亲疏，整个社会也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儒家的家文化提倡下，人们习惯了在自己的宗族内部互通有无、利益交换和相互提拔。“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和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然而，商法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需要广阔的市场和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儒家只信赖血缘关系，把血缘关系当做信用体系，凡有需求都习惯在内部解决，这就让市场呈现出一种内开外合的状态。例如，在贷款观念被接受之前，中国人无论办企业或购买房子都更喜欢在亲邻好友之间借款，而不是在资本市场上去筹资。这说到底就是儒家的宗族家文化在起作用，人们更愿意信赖血缘而不是陌生人。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上的经济行为，无法延伸至家族或宗族的内部交易，这使得商法的存在和发展空间狭小。

（三）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无诉目标——商法发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

在公元前五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商事贸易日渐兴起，也带动形成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在那里人们把经商看得像日常生活一样的自然，并经年累月的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事交易习惯。在相对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为了保障商事活动目的得以实现，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的雏形也随后产生，这为日后商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因此，在民主法制的氛围中西方社会很早就有了调整商事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如《罗马法》，以及稍晚些形成的《德国商法典》和《法国商法典》。

中国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明显不同于西方，并未形成民商事法典，商经法的发展十分的缓慢。笔者以为原因存在两方面：

第一，在儒家文化维护的封建统治阶级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皇帝的话就是权威，就是法律。封建法律中并无“公民”概念，有的只是“臣民”。在这样一个讲究一切服从权威的社会里无民主可言。商法对伦理道德的要求不如民法刑法那样高，但对民主法制环境的要求却十分的高。不仅需要在真正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还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维护和保障，如契约自由和产权保护等。

第二，儒家的德治思想和大同思想使得统治阶级尽力的实现“无诉”目标。但是资源配置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的物质生产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就都会产生争讼的问题。正所谓“民之讼，争是非也。地之讼，争疆界也。”然而在古代社会中，“大量的民、商事案件被宗族制度所网罗，经族长、房长、家长的权威影响和族规、家法的整饬而冰消雪融。一个商事争议案件在一个社会中，并未经过正规的司法程序，而是受制于等级权威的意志，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社会的法制环境是很差的。

（四）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压抑本能——商法发展的价值渊源缺失

千百年来，中国人做事讲求稳妥安定，不喜欢冒险为之；交际讲求温良恭谦让，不喜欢与人争利；说话讲求婉转含蓄，不喜欢直截了当。因为儒家所主张的中庸之道早已根植进中国人的骨子里，成为一种国民性格。有道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在生活中是不耻于直接讲出自己的利益和需求的，若遇见利益纠纷一般也不十分争取，主张以和为贵各自退让。同时对逐利活动有着“生死有命，富贵由天”的被动观念。

儒学中陈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也极大的压制了人之为人的欲望和本能。人除了自然生理欲望之外还存有自我发展和自我获益等欲望，而个人的充分发展会带动全社会的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言：“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让国人不敢大胆逐利以实现个人发展，甚至在长期的观念浸下丧失了敢于实现个人意志的想法。诚如陈志武教授所言：“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两千五百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

逐利和冒险是商人的天然性格。商法的责任则是要保护这种逐利活动的安全和有效。自然商经法的价值基础就在于鼓励大胆逐利，勇猛精进，敢想敢干，并努力促成安全高效的交易。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古拉斯提出了“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主张解放人性解放本能。不同于民主的西方，在儒家思想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古代中国，压抑的国民缺乏这种冒险性格和价值观念，故商经法形成和发展的价值渊源十分缺失。

三、改革开放新阶段下商法制度设计应极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篇6

【关键词】儒家文化；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

一、儒家文化应用于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90后”独生子女贫困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竞争、学习、就业、情感等压力诱发的心理问题日渐增多，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制约“90后”贫困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瓶颈。如何进一步深化“90后”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探寻和创新“90后”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方法，是高校不得不深思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心理健康教育是教育的生命线。我国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忽视了传统文化教育精髓对当代教育的重要指导意义，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缺乏相应的人文关怀。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进步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心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在此种社会环境下成长的贫困大学生首当其冲。现代教育的功利性、竞争性、排他性丧失了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核心，是当代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症结根源所在。研究贫困大学生心理形成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和现实心理诉求，加强及确立传统文化教育，使贫困大学生逐步树立“修身、明理、致世”的意识，使儒家文化思想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指导学习生活的精神指南和行为规范，提升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促进实效性势在必行。

二、儒家文化应用于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

1.以儒家文化提升贫困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意义是发展贫困大学生的健康心态，开发贫困大学生的潜能，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在维护贫困大学生心理平衡、帮助贫困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完善的人格、提升贫困大学生生命质量的终极关怀等多处蕴涵着深刻思想根基。在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适当渗透这些经典思想，有助于贫困大学生正确的理解传统文化，培育民族感情，而且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健康身心，提升贫困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使他们尽快融入社会。贫困大学生也是民族的未来，贫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形成有竞争力的人才群，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2.以儒家思想塑造贫困大学生人格魅力

儒家坚持的是性本善的人性观，追寻的是内心的自觉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及社会的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循。这样儒家就把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和谐。儒家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贫困大学生人格至善至美；儒家追求求真务实，以“乐群贵和”作为处世之道；儒家文化崇尚实际，儒家主张“经世致用”，自己的行动态度要适度，避免极端言行。

中国儒家的思想人格是君子，即成为有知识、有才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达者兼善天下，复合担道，利济苍生，不达严于律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这些思想传递着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正能量，是贫困大学生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杆。

3.以儒家文化修炼贫困大学生内心的和谐

儒家文化主张“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要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实现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家经典《大学》把“修身”看做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儒家“见贤思齐焉，见不贤思内省也”。儒家文化主张应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控制引发心理冲突或困惑的事件，通过认识的转换和个体的积极修养来解决心理问题。

适应能力和耐挫能力主要表现在对待生活环境、社会关系、自身三个方面。儒家思想将其概括为君子不器和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对待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方面，儒家认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要能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在对社会关系方面，儒家认为耐挫是一种美德，特别可贵的是儒家对待怨恨主张以直抱怨坚持用公平正直来报答。先秦儒家这种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百折不挠、追求进取的精神对当代贫困大学生来讲，仍不失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用“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教育当代贫困大学生善待生命、重视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着人活着生命要有着落，精神要有寄托。乐天知命是说要正视自己的生存条件，悦纳自己。儒家这种这种生存态度，有助于人的心灵的和谐，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4.以儒学之智慧化解贫困大学生人生的困惑

贫困大学生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只渴望别人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忽略了自己应该先尊重别人，理解别人；其次是贫困大学生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严重。面对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贫困大学生注重人际交往的物质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价值观在目前贫困大学生里受推崇。再次是越来越多的贫困大学生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忽视群体关系，缺乏感情依赖和理解，缺少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基于上述情况，我们经常可以在大学校园里听到“郁闷”、“无聊”、“孤独”等词语。儒学的仁爱思想，提倡“仁”、“义”之信念。所谓“仁”即“爱人”，人要有“克己”和“爱人”的广阔胸怀。儒家文化强调“忠恕之道”，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劝诫人们奉行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营造出互相关心、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和谐气氛。在对自我欲求的思考中，一定要重视对他人欲求的尊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还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善”的境界，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身心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氛围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基础。

三、儒家文化增强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的实践

通过调查问卷，笔者发现贫困大学生群体中心理处于不健康或亚健康状态的精神问题主要表现在自闭、抑郁、焦虑、偏执、强迫、精神分裂等方面，其原因是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和解决。

在现代教育体系下，贫困大学生“知、情、意”不平衡，智商比较高，情商比较低，意志力薄弱，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学校、家庭乃至社会在学习、生活、恋爱、就业等方面给予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关照和疏导缺失，贫困大学生心理发展尚未稳定，他们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心理上的矛盾冲突突出。这些矛盾解决不好，就可能引发贫困大学生心理疾病甚至极端行为的产生。目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形形、复杂多样，其突出表现在价值观念、人格障碍、个体心理偏差等方面。

贫困大学生群体中心理不健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深层原因而言，贫困大学生在价值观上的矛盾、混乱与冲突，是影响他们心理健康的最根本的原因。“90后”贫困大学生基本上都物质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生活阅历浅，社会经验少，往往是对成功和荣誉体验多，对风浪和挫折体验少，尤其是独生子女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比较低。这些单一的生活经历和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往往是形成贫困大学生人格不完整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来重塑贫困大学生科学价值观，化解他们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与混乱，构建和谐的心理环境，是解决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

笔者在实践过程中，关心问题学生，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比如说网恋引发的系列心理疾病是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突出问题之一，笔者在工作实践中，特别注重加强对贫困大学生网络心理健康教育，教育贫困大学生要谨慎对待网友、网恋。用儒家文化“安身立命、乐天知命”教育贫困大学生珍爱生命；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激发贫困大学生增强耐挫能力；用“修身之道”使贫困大学生人格至善至美；用“忠恕之道”使贫困大学生认识到通过宽容、沟通和双赢和谐人与人的关系；用“经世致用”教育贫困大学生“乐群贵和、重义轻利”，塑造贫困大学生理想人格；用“中庸之道”使贫困大学生保持内心世界的动态平衡。

四、结语

儒家文化经过千年的历史洗礼逐渐成为集百家之长的正统，塑造了中国人整体的社会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心理环境。儒家文化内容博大精深，作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道德人心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文化精髓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善于挖掘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儒家文化的契合点，对增强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系列现实问题。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将儒家文化运用于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促进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提高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

参考文献：

[1]徐国良.儒学视角下高职生读者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J].网友世界，2013，5（上）.

篇7

电影最初是作为一种“舶来品”传入中国，在其传入中国之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给养。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与照相技师刘仲伦一起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电影便是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由此可见，电影在中国最初的发展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在百年的中国电影发展长河里，传统文化或显性或隐性地萦绕在电影的发展当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随着华语电影逐渐走向世界电影的舞台，要真正了解与把握华语电影的文化精神内涵，就一定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成长的灌溉。

《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的民族品性构成》这本书对于传统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影响这一问题作了最全面与深刻的解读。作者尹晓丽在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对中国文化对电影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剖析，并从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双重困境以及跨文化语境里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变化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电影民族性建构的意义与途径。

全书一共分为绪论、上中下三编和结语五个部分，从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电影的密切联系出发，纵向历史性地描述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影对于儒家观念的接受情况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拓中国电影民族性的可能途径。在绪论部分，作者对书中涉及的主要概念、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论述思路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概括，并对此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简单说明，阐述了该论题研究的社会文化价值所在。上编侧重从儒家传统的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文化形态的影响，从道德理想主义、入世批判精神、儒家的文艺观以及理想人格四个方面阐述了儒家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主题、风格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影响；中编主要从家庭伦理观的角度分析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乡土意识的中国电影的影响。具体分为五个章节阐述了以下内容：“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与中国电影家庭的文化形态，电影中的父子关系的儒学意蕴，意识形态话语与伦理法则的冲突与共鸣以及儒家的乡土观念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建构。下编针对儒家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对中国电影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反思进行论述，针对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重构中国电影中的儒家传统资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全书以浸于儒家文化百年的中国电影的主题思想为主，结合具体的电影作品，详细讨论分析了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联系，考察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融合与外在表达，探索了电影这样一个现代艺术形式内在隐藏的传统文化理念的优点与弊端。

儒家文化对中国电影的影响颇为巨大。儒家所强调的入世、忧患以及教化民众等思想，也是众多电影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如20世纪30年代面对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电影果断从20年代的靡靡之音当中抽身出来，直面社会现实，积极承担文艺的宣传教化功能，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对于儒家传统文化来讲，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是具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感，同时也要具备从历史中走来所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此，中国电影在坚持表达独特的民族性的同时，更要兼顾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中国电影怎么样能做到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电影这一问题事实上已经被众多电影创作者思考与尝试。陈凯歌的《无极》虽然遭遇了“滑铁卢”，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对世界性的民族电影一个失败的尝试。企图兼顾中西方观众的文化审美趣味无疑是困难的，与其如此，不如在民族范围内坚持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十月围城》将民族大义与人文关怀，伦理道德以及打斗场面很好结合起来，这样带着传统文化气息的大手笔大投资的华语大片可以说是中国电影逐渐在摸索一条突围的新的电影策略。

篇8

一、 中国电影对儒家文化促进作用

电影作为一项外来事物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在其发展的100多年期间必然会受到中国本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也让本来带有深厚西方韵味的电影在中华大地上被本土化。其中对于中国电影影响最深的应当属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且在许多的中国电影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也正是体现出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点，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点评。简单而言，中国电影需要得到发展则需要让其与儒家文化相融合。[1]这点也可以从近年来中国电影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电影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中国电影渗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思想，让其能够在中国得以生存与发展。更早时候当人们提及中国电影时，观众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功夫，而且中国电影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也正是依赖于中国功夫对国外观众的吸引力。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让许多影视工作人员在制作电影时，花费了更多时间来营造中国功夫的神奇，但并没有针对中国功夫所具有的内涵以及所包涵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深入地挖掘。随着世界电影以及与国际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许多的电影人制作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电影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尝试着在中国电影中融入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并且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的赞誉，也收到了非常大的成效。这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从一开始的小丑的角色转变成为了一名稳定、多智的智者。这一切所获得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中国电影人不断地努力，把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借助电影的表达形式进行现当代的转化，让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够在中国电影中得到更加深入地挖掘与渗透。

二、 电影写实主义对儒家忧患意识的转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具有忧患意识，这点可以从《论语》中讲述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中看出。儒家思想家孔子把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注作为忧患的所有内容，而另一名儒家思想家孟子通过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阐述他的忧患思想。[2]这种忧患意识对于中国后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电影传入中国的时期刚好是中国封建历史结束之时，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让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最为衰弱的年代。在这个衰弱的年代，中国电影所有的主题都是以自强与振兴为主，这也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儒家经典的忧患意识转化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担当，中国电影承担起了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重任。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慢慢脱离西方写实主义特色，开始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电影当中，借助电影的传播性让忧患思想的士大夫情怀向全中国进行传递，并且迅速地在观众群体中产生了共鸣。在这个阶段所制作的中国电影，以当时社会背景为主题进行写实，并讲述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想要通过电影把儒家忧患思想传递到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号召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起走向救国的道路。然后与西方电影的写实主义进行对比，其写实主义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虚荣心以及腐朽思想的批判层面之上。社会环境的区别让两种本来是相同的电影产业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当时的《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影片的导演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坐取向融入到影片当中，而且在这部影片中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升华。这部影片讲述了主角筹集资金兴办学校，让更多的贫困孩子能够接受到最新的教育，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当时动荡的局面。从另一个层面也向人们提出了想要振兴中国，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在影片中提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共鸣。

三、 电影发展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融合

此外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文以载道思想，这个道是为人之道以及处事之道。这种经典的儒家思想包涵了对美善美的赞同，同时体现出了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的教化作用。从许多儒家思想家的文字作品中可以发现，其论著中饱含着警世恒言和治世明理，这些具有教化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电影以一种新兴事物传入中国后，其传播以及宣传作用立刻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同时电影这样一种新兴事物也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电影刚传入中国时，许多电影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制作出更多具有教化作用的影片来号如中华儿女自强救国。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的电影人则希望能够通过电影来宣传中华民族的公德心。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以及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道德意识渐显弱化。在这样一个道德强化的时代，中国电影需要将经典的儒家思想进行融合，把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教化作用进行放大，并且发挥出其作用来感化当代民众，协助其能够树立起具有现代特征的道德意识，这项工作成为了当前电影人首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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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日本社会；日常生活；文化教育；家庭教育

中日两国从地理位置上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到隋唐时期进入了交往的繁盛时期。众所周知，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日本汉字是以中国汉字为基础创造而来。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日本，并对日本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的藤原惺窝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为当时的幕府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日本的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一、儒家文化对当代日本家庭观念的影响

儒家文化强调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在当代日本，父亲仍是家庭的中心，在家庭中有绝对的权威。这一点从日本人的肢体语言表达上也可以看出来。如果孩子竖起大拇指对朋友说，被这个骂了，就是说被爸爸骂了。日本人“四怕”当中，有“三怕”是自然灾害，另一怕是“老爸”，可见老爸的权威性。二战之前的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二战之后的1947年实施了日本宪法，民法也做了较大的改动，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可是二战结束至今的70余年还是长子继承制居多，长子继承制作为一种社会通俗理念，在日本社会已经根深蒂固，年老的父母多由长子照顾，家产也就顺其自然地由长子来继承。日本民法规定夫妻婚后要同姓，夫妻双方要选择一方的姓氏作为共同姓氏，民法上没有规定一定要以夫姓作为双方的共同姓氏，但妻子改姓占到了96.1%。女性婚后改从夫姓，虽然这不是法律规定，但却成为被日本人认可的普遍做法。

二、儒家文化对当代日本人价值观念的影响

儒家所提倡的“忠”，在当今日本职场体现为员工忠于公司。与家庭相比，日本人更注重公司，把工作放在首位。“灭私奉公”、“与家庭相比工作更重要”这些词语都是对日本人这种理念的批判。日本人的工作理念，长期以来一直被欧美社会所批判，认为日本人劳动过度。有人分析 “日本人为何成为工作的牺牲品？”并总结了以下五点原因：

（一）热爱公司

与为了谋求更好的待遇而换工作的欧美及中国相比，日本社会是终身雇佣制，崇尚“爱社精神”。“爱社精神”不单单是一个词语，而是扎根于日本社会的一种理念。当自己公司经济利益下滑，日本人的一致想法不是换工作，而是想办法让自己的公司好起来。

（二）工作效率低

并不是工作时间完成不了规定的任务，认为日本人是有意识地主动加班，不想早回家。

（三）并非真正加班，是想留在公司

很多日本人以加班为借口，下班后留在公司继续工作，在公司睡X的场面比比皆是。

（四）不知道工作以外的乐趣

日本人从小就是生活在学校与各类补习班中，没有自己的闲暇。导致长大以后，除了工作也知道如何度过业余时间。

（五）担心失去工作

从以上五点来看，最具有说服力的只能是“爱社精神”这一点，其他几点都是从侧面来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对于公司的忠心，才导致日本人把工作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只有在公司加班才能感到安心，才会有一种归属感。

三、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男女平等上的折射

日本社会的男尊女卑现象要比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国、韩国严重，这一点从日本女性就职方面可以反映出来。日本国会于1985年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规定了女性拥有和男性平等的受雇佣权。2016年世界各国男女平等排名指数表明，在被调查的144个国家之中，日本排名111，比2015年下降了10位。因为大多数日本家庭的家务与育儿、儿童教育等全部由女性承担，导致大多数女性很难做到工作与家务两利。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即使是在当今的日本也处于主导地位。在第一条里谈到的夫妻共姓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6世纪，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虽然在近代日本盛行西洋文化，儒家文化被边缘化，但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日本神道、武士道当中，成为日本人民族性的一部分。战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废墟上发展成为经济巨龙，有人说是因为儒家的思想与西方技术的结合。

参考文献：

[1]黄秉泰.儒家与现代文化─中日韩儒学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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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1文献标识码：C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5.24.147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然渗透在人们生活中。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学习，让学生既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科学知识，同时又能体味到文化的熏陶和洗礼，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在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中，我们可以借鉴传统儒家文化，从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部分，为我们的教学服务。

1儒家文化的“仁爱”、“贵和”思想，有助于师生关系更趋于“和谐”

“名师出高徒”，一个好老师，会让学生更爱学习。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那个时代就有弟子三千。孔子固然学识渊博，但未必全才。如果没有高度的人格魅力，达到这种成就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他的人格魅力，最重要的应该是他独特的道德魅力。儒家主张“克己复礼”、“仁爱”、“以德服人”，这与“教育的本质是爱和责任”的思想不谋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主张“严己宽人”“谦恭礼让”。“仁者爱人”的博爱情怀，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互助互爱，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儒学还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要做到“贵和”、“仁爱”，就离不开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而这种思想为师生关系抹上了一层极佳的剂。学生与教师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而德育的对象是学生，我们教师首先应该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言传身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切实地真心实意的给予学生关心、指导和帮助。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教师尊重敬仰，自然也会亲近而体量老师，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进而响应配合老师，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产生共鸣，达到和谐进步的境界。

2儒家思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等观念有利于处理好同学关系，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学习氛围

《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曾虚心地向师襄、苌弘、老聃等人拜师求教，这无疑是为学生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学校教育中，学生学习的内容丰富、科目繁多，每位学生都有相对的特长，师兄弟间应当各自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种融洽的学习氛围，无形之中对学生的成长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儒家认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我们要做到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但却并不骄傲自满，所以也就不会去和他人争强斗胜。群而不党也就是孔子在《为政》篇里所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意思。周而不比就是群而不党，普遍团结人而不搞宗派，不拉小团体，不结党营私。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上这些儒家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都有助于学生处理好同学关系，从而形成积极、浓厚的学习氛围。

3儒家文化高扬生命意识、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倡导见利思义，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之成为推动学习的强大精神推动力

儒家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终极关怀，追求生命的不朽，同时又主张要把有限的生命作用于无限的奉献中，在自我提高发展的基础上，服务于群体利益，奉献于社会。提倡“舍生取义”、“威武不能屈”。当代大学生现在缺少的正是这种正义感，所以，用儒家所倡导的这些人生观来指导学校学生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学生能形成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人生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方面，儒家文化强调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即，在遵从道德与物质利益双重关系的同时，更倾向于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观，要更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儒家道德教育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追求。在人格的塑造与追求上，儒家侧重对人的心性的教育与培养，提倡“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君子坦荡荡”，在人的心性培养方面，推崇以德为先，以大体为重，目光不可短浅，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小的幸福与利益，更不能急功近利、贪图物欲，提倡只有在遵守社会秩序的前提下，人的个性才能充分发展和张扬，而不能追求那种毫无限制的自由与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追求真正的真理与理想。儒家这种为国、为民、为群体的奉献精神与人生观有高度的相似性。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指导我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不断地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才能更好地培养其社会责任感，从而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提升。

4儒家要求人们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儒家强调，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作贡献。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注重仁德修养，对自己严格要求，才能更好的具备多种才能，进而服务社会。孔子认为，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要重视“戒、畏、思”，要用这几项标准严格的要求自己，时时反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总之，这些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要想不断地自我提升，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需要时时严格要求自己，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另外在为人处事中心存敬畏之心，切不可肆无忌惮，放纵自己。儒家思想对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不同与差别，做过明确的描述，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态度、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君子与小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孔子认为，君子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追求道义。另外，与人交往时，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不党”、“周而不比”。《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儒家文化关于“君子”的诸多思想，对现在学生的全面发展方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儒家文化倡导胸怀天下、报国忘身，对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人必须要有的社会责任，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在社会及国家遇到困难时，每个人一定要承担起相应的救国救民的责任。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都是儒家高尚爱国思想的生动表现，生动体现了中国民族的优秀精神。自小就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并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11感动中国人物钱伟长，出身书香门第，年少时酷爱国学。他以文科双百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后，当国家面临危难之际，毅然弃文从理，无视个人的风险得失，放弃名利，全身报国。诸多事实，可见传统儒家思想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显示儒家文化饱含的浓郁的爱国情愫，非常值得借鉴。

6儒家人文思想中众多的道德条目有助于学校推动道德教育的具体化

儒家的道德规范可以用一系列的道德条目表现出来，主要包括：仁、义、礼、忠、恕、孝、悌、勇、宽、信、敏、惠、友、敬、慈、爱、温、良、恭、俭、让等，看似简单的条目却有着丰富的内涵，这些条目都可以指导我们的道德实践。现在的学校教育中，对于德育教育内容规定得过于空泛，缺乏一套系列的行为规范，有些流于形式。我们可以借鉴儒家的道德条目，从中得到启示，设计出一套切合学生实际的行为规范，并切实落实到学生的德育教育上，达到量化的目的，提高学校道德教育的可操作性。学校教育的根本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儒家思想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氛围、学习动力诸多方面，带来全方位、积极有效的熏陶和影响，进而有力地推动学校教育工作，达到校园和谐的美好状态，最终有助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周英姿.儒家“君子不器”思想对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金田,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