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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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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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形成；发展；评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6-0043-01

中国儒家学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 出现过不同的理论形态。大体上看，先秦是儒学的创立期，汉至唐代是儒学的发展期，宋明是儒学的重建与再扩大期。在不同的阶段，儒家伦理思想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先秦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一）对人价值和本质的肯定。

作为儒学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孔子思想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个体主体的构建，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这一特点首先就表现为尊天命、轻鬼神、重人事。强调人生有为，不语“怪、力、乱、神”，宣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观念。他还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可以看作为一个主体人生规律的建构过程。在人与物的价值上，孔子认为人比物更重要，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倾向于人的生命。

（二）对人主体能动性的肯定。

孔子不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而且也肯定了人的道德能动性。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且，孟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突出了道德的主体性意识。孟子提出性善论，人性，即仁、义、礼、智“四心”是道德的本原，认为“四心”是人所固有的天赋本性，是“命”。仁义礼智道德，“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就是说，道德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获得的，所以“君子不谓命也”。孟子人性可得的规定，对于道德修养论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使其在道德选择的问题上肯定了道德实践上的主观能动性。荀子认为人的主体能动性不是对天道必然性的简单遵循，而是积极利用天道的客观必然性为人类自身服务，使人成为万物的主人而获得了自由。

（三）“仁”“礼”统一的理想人格。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主张互相尊重和友爱并肯定了个人的独立意志和道德人格，创立了一个以“仁”为主的“仁”、“礼”结合的“仁学”伦理思想体系。“孔子贵仁”同时又主张“复礼”，两者统一，密不可分，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根本特征，构成了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孔子提出“仁”“礼”统一的思想，就是要塑造和培养理想的人格。“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乐何？”“仁”是“礼”的心理基础，没有“仁”这一发自内心的道德意识，就不能遵守礼制。“礼”是贯穿其中的道德主体精神，在于“仁”，在于道德主体性意识的自觉与确立。因此，“仁”“礼”统一，就将“礼”提升为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

二、两汉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学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董仲舒。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推行阴阳之变，究“天人之际”，发“《春秋》之义”，举“三纲”之道，又综合阴阳家、法家和黄老学说，对先秦儒学有所改造和发展，使儒家伦理思想具有了新的特色，创立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天人合类”为宇宙基础的神学伦理思想体系。它不仅使儒家伦理思想具有综合性的理论特点，而且神化了儒家伦理思想。从此，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封建“名教”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统。作为神学目的论者，他指出人就应如“奉顺于天者”一样遵循封建的道德纲常，这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绝对的必然，不允许有选择的自由，从而使道德选择的问题陷入了宿命论。董仲舒的道德宿命论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修正，并影响了以后的正统儒学。但是，在遵奉道德原则的范围内，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提出了“经”、“权”之说。这是它对道德宿命论的修补，承认“在可以然之域”对道德原则的灵活运用。它揭示了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道德实践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这些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宋明理学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理学”的主体内容就是它的伦理思想。其继承孔孟“道统”，汲取佛、道思想成分，提出以“天理”为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对以往儒家的人性论、义利观、修养论等思想作了总结和发展，进一步把道德观和本体论、认识论融为一体，使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和新的特点，达到了最高的发展阶段。它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从而使儒学以新的形态重新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在宋明理学中，主要的派别有以程颐、朱熹为主要代表的 “理本派”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主要代表的 “心本派”，二者都主张道德主体是宇宙的中心。宋明理学重建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 将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纲常抽象化，论证了封建道德的永恒性和合理性，重建了形而上学的体系。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关系，就是“知”与“行”的关系。宋明理学主张“知先行后”的先验论观点，突出了道德认识对道德实践的指导作用，强调了道德行为的自觉性要求。虽然“理本派”和“心本派”所说“知”的“理”各有不同，但其指的都是封建道德，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践行封建道德纲常。这样，人的主体能动性就被描述为对天理的把握与复归，同时也是主体心性的肯定与提升，表现了主体自觉的内在追求。把人的道德自觉和本性完善同宇宙的伦理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提升人的主体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

四、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评价

儒家从道德主体出发,从古典儒家到汉唐儒家再到宋明理学，儒家伦理思想以层层递进的方式逐步推演出它完整的道德体系，并逐步完成了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存在延续性但又有差异，不同时期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中，强烈的道德自觉是其重要的核心内容，正是这种道德直觉和道德主体的内驱力促成了儒家道德主体意识的形成及不断发展。儒家重视道德主体的个人，认为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主体的自觉程度。因此，围绕自身道德修养的完善，儒家提出了其思想的核心概念“仁”，这既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也是道德主体性的基础。儒家在弘扬人的主体性方面，对于人的价值、地位、能力等所作的充分肯定，显示出儒家的人文精神。它推崇人的独立意志，既是对人主体能动性的肯定，更是对人的道德理想价值的确认，显示了儒家道德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第四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

[2]崔种雷.论语.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2）。

[3]杨伯峻.孟子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4。

[4]安小兰.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

作者简介：

1.杜晶（1987-），女，汉族，河北藁城人，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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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儒家的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本思想，由孝敬父母，友爱兄长，进而推己及人到关爱众人的仁爱济世思想，认为加强道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的修身思想以及重义轻利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在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儒家人本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儒家生命观强调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应高度重视。《孝经》中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易经·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生命是天地给予人类的最高恩惠，应格外珍惜。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也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可见，儒家生命观认为人是最灵杰、最宝贵的，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和关切。儒家思想中还包含着对人在生死问题上的普遍本性的揭示。孟子、荀子都肯定了人“欲生恶死”这一天赋的本能。儒家这些思想对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书寸战国时期的我国第一部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明确指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遂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要方)·治病略例》中指出:“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在《要方·序》中他更明确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由上可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医德提出了生命神圣观念，并由此观点引申出了医学的社会职能及存在价值。《黄帝内经》从生命神圣观念出发，要求医学承担起“济群生”的职责。孙思邀也在《要方·食治》中引用扁鹊的话说:“人之所存着，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在此，他很清楚提出医学应当承担起济命扶危、保卫人类宝贵的生命和维护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孙思邀进而深刻指出，解除患者疾苦、保卫神圣的生命是医生的天职，医生应“志存救济”，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这种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主张用医学知识保障人的生命和健康，解除患者痛苦的医学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基础之上的。在儒家人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医伦理思想始终涌动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追求。

2、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医德提出“医乃仁术”，这一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核心。

首先，“孝涕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最亲近的莫过于父子、兄弟之血缘关系。孝，即孝敬父母;梯，即友爱兄长。在孔子看来，孝梯是仁的最基本要求。孟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儒家孝亲思想对传统医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谈到学医的动机时就将“上以疗君亲之疾”放在首位，足见其对孝道的重视。西晋医学家皇甫谧也说:“若不精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针灸甲乙经·序》)。这种以医为孝的观念成为医家的一种传统，也是许多儒生攻医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因孝知医进而以医为业者甚多，其中不乏有著名的大医家，如南北朝时期的医家许道幼因母疾而习临经方，遂精医术，成为名医。他认为:“为人子者，当善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

其次，“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儒家强调要时时为他人着想，处处乐于助人。自己想有所成就，自立于社会，也帮助别人自立于社会;自己希望事事成功，也创造条件让别人事事成功。另一方面，儒家又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一思想对传统医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医德认为，医家在处理与患者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这样才能对病家的疾苦感同身受、深切同情。孙思邀曾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恰”(《要方·大医精诚》)。元代朱丹溪诊治病人“虽雨载途，亦不为止”，并教育弟子“病人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字里行间洋溢着侧隐之心和深厚的情感。清代名医费伯雄也说:“我之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所以“易地而观则利自淡矣。利自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医粹精言》)。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这样才会对患者深切同情、真诚关爱，处理医患关系时注人浓浓的情感。这正如清代名医喻昌所言:“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子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门法律》)。

第三，“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强调仁爱首先爱亲，进而由爱亲推及到爱非血缘之亲的众人。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韩愈在《原道》中对仁的定义是“博爱之谓仁”。儒家由“泛爱众”、博爱进而主张以济世为怀，提倡积极人世、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儒家博爱济世思想影响下，中医传统观念中素中“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说法。《黄帝内经》中谈到医者的职责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灵枢·师传》)。儒医将行医视为实现其济世理想的重要途径，北宋范仲淹就曾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名言，充分显示出行医以济世的观念已深人人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亦云:“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3、儒家修身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儒家不但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而且总结并提出了一套关于修身的理论和方法。所谓.修身，即克服自己思想上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东西，努力使自己成为道德高尚的社会成员。儒家设计的通向圣贤的仁学之路是由近及远，由小及大，其中修身是根本。儒家四书之一《大学》中明确提出:“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也一再强调这对于个人、家庭、国家都是根本。

儒家认为道德修养的标准即为“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仁是一个自我修养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利欲和不足，让自己的言语行动都合于礼的规范，让自己充满仁爱之心，力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仁”虽然要求很高，但并非高不可攀，“为仁由已”，每个人，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努力实践，都有实现仁德的可能。“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追求仁、实践仁的过程需要一点一滴地做起，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个“恒”字，孔子曾引述南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来说明“恒其德”的必要性，因为德对于医家来说，尤为重要。

受儒家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传统医德十分强调医家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杨泉《物理论·论医》)，从医者应首先学会的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做人行医的准则，然后才是学习掌握医术，主张无德不可学医，无德不可为医。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指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已，然后正物。……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指出:“一要，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宋代林道在《省心录·论医》中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孙思邀也指也:“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善救含灵之苦”，(《大医精诚》)。这些思想都强调为医者应高度重视自身道德修养，经常进行自省、自律、克己和自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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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教 仁 义 信 和

中图分类号：P61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0-0372-01

1 针对儒学宗教伦理的一些观点

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可以称为儒教，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将宗教进行了分类，并认为儒教属于入世神秘主义宗教。他认为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伦理文化一直规范着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它的这种深厚的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种宗教伦理，可以说它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

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反对把儒学定义为一种宗教，因为很明显它不具备宗教基本的特点。比如说它总是要问人生以前是怎样的，死后又会是怎样的，这是种超然的意境。在他的《东西文化之哲学》这本书中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宗教不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只是一种情致生活。他认为孔子的宗教主要包括两条：一是孝悌的提倡；二是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他的宗教。“孝弟”实在是孔教唯一的提倡。

河北大学教授黄云明老师在他的《宗教经济伦理》一书中指出，儒学不是宗教，原因是因为儒学不具有宗教必备的宗教观念，而宗教观念中对彼岸世界的存在的坚信和向往是其核心内容，也就是宗教都是要求出世的，而儒家并不关注彼岸世界，只关心当世生活。孔子对于生活的赞美，乐在其中。他赞美“生”的话很多：“天地之大德曰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尽管大家对于此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承认儒家或者说是儒教的一些伦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说，“仁爱”、“义利观”、“诚信”、“和为贵”等伦理思想。

2 儒家伦理思想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2.1 儒家伦理思想 “仁爱”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了儒家最基本的价值观。这种“仁”的不仅表现为爱人，还体现在爱物上。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孔子所强调的是，人应该宽恕待人，应该提倡“恕”道，这才是仁的表现。

后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指出人人都能有一颗仁爱之心，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而现代社会中，比如说企业内部的道德建设，首先要建立好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的关系，这样才能营造出一个温馨的工作环境。企业的管理者要仁爱，爱护关心自己的下属，而企业的员工也要有爱心，大家相互包容，友爱互助，这样才能加强企业的凝聚力，给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

2.2 见利思义的价值观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也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充满着智慧，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见利思义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基本特点，“义”主要指道义。“利”在儒家学派中是指个人的私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强调“义”，但是不反对通过正当途径追求“利”财富。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论语？里仁》。说明他是赞成合理获得财富的，即在崇尚义的前提下获取利。儒家反对自私自利，破坏公共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遵守道义却富贵了，这对我来说跟浮云没有什么差别。

对于企业而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树立正确的企业义利观，要建立以诚信为核心的职业道德观，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做到不义之财不取，更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当企业的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坚持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企业自身的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要毫不犹豫维护公共利益。

2.3 儒家伦理思想贵“信”

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诚信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童叟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是绝对不可以的，他将会寸步难行。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也强调诚的重要性，“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在当代社会，企业是非常有必要加强诚信的构建的，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企业的员工。诚信缺失也会对这个社会乃至国家也会造成负面效应，因此，企业的诚信构建有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不仅需要道德力量，也急需制度上的安排。曾经震惊国内外的“三鹿奶粉”事件，企业明知奶农为增加蛋白质的含量加入了三聚氰胺，但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这样的产品流入市场，危害了许多孩子。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欺骗行为，更是天理不容的。

在日常的经济交往活动中，任何产品出现问题，消费者首当其冲，其利益损害也最大。我们在消费购物时总是钟情于一些老的品牌，比如众所周知的全聚德烤鸭，这家百年老店经营的成功之处，更多的原因是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顾客讲求诚信，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最终赢得顾客的信任。这样建立起的企业信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可是要失掉信誉却只在一念之间。

2.4 儒家伦理思想贵“和”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这些思想颂扬了中国古代儒学的价值观。特别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礼之用和为贵”道出了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帮的待客之道。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在这里他强调人和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荀子亦云：“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就要求企业对内要充分调动每位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融洽的人际关系，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企业对外要跟竞争对手树立其双赢的理念，采取合法正当的竞争。另外，企业自身还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慈善活动，造福于全人类。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

[2] （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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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族伦理思想;中国伦理思想;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

汉族是我国乃至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是由夏人、商人、周人、秦人等中原地区居民和四周的兄弟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取长补短、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汉民族伦理思想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吸收着各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益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它又对少数民族伦理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民族伦理思想也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汉民族伦理思想的发展

汉族伦理思想是指汉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道德观念和各种道德理论总称。汉族是一个历史最为悠久、文明发达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汉民族伦理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是极具特色的伦理思想。思想家们对伦理和道德范畴体系和性质、形式提出了问题，并形成了伦理学不同的流派，对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族伦理思想发源于原始社会末期，主要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自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至西周末，是汉族奴隶制社会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鼎盛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汉族奴隶主阶级伦理思想没落和封建伦理思想的形成时期;自秦确立封建社会第一个王朝起至唐代前期，是汉族封建阶级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自唐中叶至明中叶，是汉族封建阶级伦理思想的成熟阶段;自明中叶至，是汉族封建阶级伦理思想的衰落和反省阶段;自至1919年的“”，是汉族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传播和发展阶段。

二、汉民族传统伦理思想的主要问题

汉族传统伦理思想所探讨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一是道德义利问题。曾被宋明汉族道学家视为“儒者第一义”。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主张“以义建利”。义利关系是社会道德原则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汉民族功利学派认为义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利。汉族儒家在历史上一直居于重要地位。

二是道德本原问题，是道德来源和存在的根本问题。思孟学派曾认为人的道德根据在于天道，提出诚是天之道，“善良的人性让道德存在，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善端。荀子学派以人性恶立论，人类生存的需要是道德的根据。墨家则认为“天志”是道德的本源，又认为“天志”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而提出的表现形式。道家认为，道德源于宇宙万物的本原即源于道，把道和朴素的人性作为道德的根据。从人的本性中寻求道德的根据。

三是道德人性问题。一方面，道德引导着人，另一方面，人性的贪欲促使我们的创造力，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两者关系是相辅相成。汉族道德中的人性问题，即人的道德本质、本性问题。孔子曾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孟子提出人性之中先天具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恭敬之心四种善端。荀子以“不事而自然”者为性，认为人性本恶。如果顺人性自然发展，则会导致种种祸端和罪恶。

三、汉民族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与特点

在汉民族伦理思想中，最有影响的是儒家伦理道德、道家伦理道德、墨家伦理道德和法家伦理道德。这些都起源于中国先秦时代的不同派别的伦理道德，这些不同的伦理思想派别不断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是儒家伦理思想。

汉民族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注重礼的传统

汉民族注重礼仪，礼仪是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渗透在其中。“礼”表示“礼节”和“礼仪”，“礼”更也是汉族所特有的独特的一种道德心理和行为习惯，形成了和其它民族有着不同的伦理特点，构成汉族道德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对汉族的整个是非善恶观念和价值尺度的评判标准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浓重的“立君治乱”的君权思想

汉族是个君权主义思想浓重的民族。认为“人皇在伏羲前，风姓，始王天下者”，“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君权思想在封建社会提供了“大一统”、“家天下”伦理纲常的道德基础。

（三）奉“孝”为先的传统

所谓“百善孝为先”，反映汉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孝”是儒家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汉族对家教十分重视，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尊老爱幼。“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成了人伦关系和道德行为中的德行之本。

中国各民族伦理道德文化相互交融、渗透，促进我国发展。（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朱伯昆.先秦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篇6

【关键词】儒家民本思想；以人为本；联系与区别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是顺应时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以人为本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民本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国家社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当今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现代价值。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内涵

民本思想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主张民众的利益和民心的向背是构成君力的基础，认为“民为邦本”是社会和谐的前提，让人民安居乐业是社会的基石。民本的“本”是根本、基础的意思，意思是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只有这个根本、基础稳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公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儒家的思想中，“民本”的价值观实高于对君力的肯定。也就是说，“民本主义”高于“王权主义”。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又说：“勿欺也，而犯之。”儒家“事君”是指“爱人”、“亲民”的仁道之事，如果君主违背了“仁道”，就要受到人民的批评；如果君主不听谏阻，就应辞官隐退。

孔子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仁政和德治上，他认为治国应该施行仁政，民众才会爱戴，因为民众盼望仁政，比需求水火还迫切。孟子则将民本思想进行的总结，他认为民心民心的向背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荀子在继承孔孟的思想下，进一步从人的社会性来界定和认识君民之间的关系。孔孟荀还从重民、惠民、爱民角度强调民本的重要性。他们对民众物质生活的关注，对生命的重视和对人性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时下层民众的利益，对调节统治阶级与民众的关系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的精华，它不仅直接构成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民族文化土壤”，也为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儒家民本思想及其实现的主张影响深远，不仅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减轻了人民负担，一些开明君主也受到民本思想的影响，实行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措施。但是，儒家提出民本思想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阶级剥削和皇权制度，而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服务的，人民仍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因此，儒家民本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虽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民”不同于“人”。古代的“民”是相对于“君”和“官”、相对于统治者而言，不包括统治者。“民”是被统治者、庶民，也就是普通百姓，享有很少的权利或根本不享有任何的权利，社会地位依然低下，缺乏主体性，而君主、官僚等作为统治者的很少一部分人享有很大的权力，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主体地位。 以人为本的 “人”泛指全人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具有各种社会关系、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创造着社会历史的主体，它是由所有个体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有机系统。认为，人民是人类文明和一切物质的、精神的财富的创造者，是改变世界、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可见，“人”的内涵和历史地位都远远超过“民”，从内容和形式的普遍性来看，“以民为本”都没有达到“以人为本”的高度。

第二、民本思想的目的不同于以人为本。在封建社会君主是统治者，民众是仍被统治的对象，民本思想目的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服务。君主们通过道德教化，培养人民的忠君思想，它虽然承认人民的价值，尊重人民的利益，但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统治，仍然属于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范围。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人民群众，“本”是人民的需要的满足。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民本思想基础和前提不同于以人为本。儒家民本思想将仁义道德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作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孔子的民本思想非常注重仁义人格的自我实现，而贬损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是重农抑商。第三方面是重经轻科，儒家民本思想中主张个人的修身养性，而不重视发展科技和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根本性要求和出发点是不断满足和丰富群众物质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从而能够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认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是人民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根据，满足人的需要是生产的目的，是人民根本利益体现。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思想是在批判的继承儒家民本思想上，借鉴国际经验教训，结合当前我国国情提出来的科学理念，其内涵和精神实质从根本上超越了儒家民本思想所涵盖的意蕴，“以人为本”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突破，是人类尊重自身的文明成果，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价值。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M]，2003年版

[2]皮伟兵.“和为贵”的政治伦理追求——“和”视域中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M]，2007年版[3]钱逊.先秦儒学，辽宁教育出版社[M]，1992年版

[4]郭明霞.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研究，社会纵横[J]，2006年，第三期

篇7

一、天地君亲师是屯堡人伦理观念的核心屯堡文化是明代从江南随军或经商到滇黔的屯军、商人及其家眷生活方式的遗存，随着时代的变迁，贵州安顺一带的屯堡人几近完整地保存着600余年前江南人的生活习俗。历经岁月变迁，屯堡人天地君亲师的核心思想仍祭奉在他们的祖宗灵位上，得到世代供奉与传承。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民间祭祀的对象，是古代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等民间祭祀的综合。屯堡人的家中，房屋的正室设有供奉的神榜，将天地君亲师置于正中醒目位置，把先师孔子置于首位，历代祖先置于末位以供奉。屯堡人家的神榜一般分为上下两部分，天地君亲师位置于上部分，分别由一副对联、一副长联、一副子联、以及中条幅构成。

对联： (上联)天地德祖宗恩当酬当报;(下联)黄王土圣贤书可耕可读。

子联：(上联)天地盖载恩，国家水土恩;(下联) 日月照临恩，父母养育恩。中条幅：天地君亲师位。(有些人家君 为国)长联：(上联)大成至上，先师孔子，四配十二哲，两广诸贤，上古制字，苍颉圣人，始制衣冠，轩辕帝君，忠义仁勇，关岳二圣，文吕帝君，助笔魁星;(下联)当年太岁，至德尊神，和合二圣，文武财神，后程教稼，神农帝君，东厨师命，灶王二君，青城得道，丑午宫中，*氏堂上，历代祖先。当中的* 为家庭姓氏，随各家的姓氏不而改变。

祭天地源于自然崇拜，中国古代以天为至神，主宰一切，以地配天，化育万物，祭天地有照服天意，感谢造化之意。祭祀君王源于君权神授舰念，因为在封建社会君主是一国之象征，所以祭袍君主也有祈求国泰民安之意。祭亲也即是祭襁的意思， 由原始的祖先崇拜发展而来。祭师指祭圣人，源于祭圣贤的传统，不仅指作为万世师表的孔予，也泛指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

天地君亲师作为屯堡人长久以来祭拜的对象，充分地表现出屯堡人对天地的感恩、对君师的尊重、对祖辈的怀念之情。同时也体现出屯堡人的敬天法地、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伦理价值观。

二、屯堡文化中的伦理价值观天地君亲师牌位的产生根源于儒家思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梓指出：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苟子》。东汉时期，在《太平经》中就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 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以来，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把它作为祭祀对象也已经比较普遍。

清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 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诠释，特别突出了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此， 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不难看出，天地君亲师牌位的起源与儒家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统治者对天地君亲师的极力推崇，也说明了天地君亲师这一伦理价值系统可以从思想上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于统治阶级对社会进行管理。

1、以天地为核心的自然伦理思想古人认为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天赋予人以吉凶祸福，它主宰人、特别是主宰国家王朝命运，并赋予人仁义礼智信的存在，同时天又是与自然互为代表的，对天的崇敬，也是对自然的敬畏，因此，天成为人们敬畏、供奉的对象。古有天为父地为母之说，亦即说人类是天地所生所养。

天，在传统的观念中是人间祸福的主宰，也是自然的支配者。它不仅会给人类带来福泽，同时也会降临灾难。地，生长万物， 以供人们的衣、食、住、行。天无日月，就无昼夜、四季的交替，没有阴阳的交替，大地上的万物就不能生长。天地、人三者是互为统一的，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就是最为精辟的诠释。

2、以君亲为核心的宗法伦理思想所谓君，主要指历史上的有道明君，如屯堡神榜长联中的上古制字，苍颉圣人 始制衣冠，轩辕帝君 后稷教稼，神农帝君东厨师命，灶王二君，正是诸如苍颉、轩辕、后稷、神农等圣君，把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引导至文明时代，发明了各种生活工具，提高了生活质量，奠定了人伦大纲，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这里的君，又有至尊之意，还可以理解为国君、君主、天子、皇帝，亦即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代表天来统治黎民百姓，因此，百姓必须绝对服从、拥护，对统治者的顺从，也就是对天的敬畏。亲，不仅只针对至亲者父母，也指整个家族、亲缘血脉关系。《二十四孝》的故事广为流传，可见中国传统孝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屯堡神榜把亲放到中条幅，就是教育后代为人子女应当孝顺父母。在古代中国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 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君亲位的突出，更加鲜明地印证了其宗法伦理思想的根深蒂固。

3、以师为核心的行为准则伦理思想师，主要指圣哲，神榜上供奉的大成至上，先师孔子，四配十二哲，两广诸贤都是师的表率，屯堡人将其奉于神榜，不仅教育后人要记住这些圣哲，更要以其为精神典范，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时刻铭记作为师者的教诲，将其道德精神融会贯通到具体生活之中。

综而观之，天地君亲师综合了自然伦理、宗法伦理以及行为准则伦理的价值观，这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天地君亲师的崇奉祭拜，正是古人追求社会和谐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

三、屯堡文化中伦理价值观的现世意义天地君亲师作为中华民族祭祀的对象历史悠久，其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规范，已深深地渗透在中华民族家教家传的言行举止之中。屯堡人对天地君亲师的祭奉，不仅体现出屯堡人的精神信仰，也映照着屯堡人的伦理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屯堡人这种焚香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的现象在本质上又有别于宗教祭拜，它源于祖宗祭拜，其意义又远超于祖宗祭拜，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行为就成为了屯堡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风俗习惯。

屯堡人家的神榜通常置于正屋，一进家门，即可看见。其位置的醒目，无时无刻不在警示着每一个家庭成员要铭记供奉的内容，并身体力行之。正屋对屯堡人来说，是一个庄重严肃的地方，是家庭祭拜、商议大事、教育子女的神圣之地，将天地君亲师供奉于此，希望得到列祖列宗的庇佑与指点。

在屯堡乡民社会，整体受教育的程度并不很高，特别是解放前出生的屯堡人，能识文断字的并不多，能对所供奉神榜做详解的屯堡人就更少了，但这并不阻碍屯堡人以其丰富的内容教育子女，即便是目不识丁的屯堡妇女，也能通过口授的方式，大致说出神榜所供奉的内容及其意义。600多年来，屯堡人正是以供奉这种淳朴而虔诚的方式，世世代代秉承祖宗教诲：敬畏天地、精忠报国、孝顺父母、尊师重教。正如许道云先生所说， 屯堡人的神榜是一块教育牌匾，具备了丰富的教育价值。

篇8

 

关键词:孔子;音乐伦理;政治理想;礼教

    孔子一生乐于学习，多才多艺。在音乐方面，不仅会击馨、鼓瑟，还会弹琴、唱歌和作曲，对音乐的学习和感悟一生都处在痴迷当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在学习音乐技艺的同时，孔子更多地追求音乐的内在“美”与“善”，把对音乐的体悟和尊祟融人儒家思想，融人一生的教育事业，融人对“仁”的修炼、传播，对“礼”与“和”的坚守、弘扬，形成了以“善”修身、辅助礼制规范、协调社会伦理关系乃至帮助治理国家的音乐伦理思想。这种音乐伦理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浸润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必然性，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发力的结果。

    一、音乐的“君子之气”使然

    对于什么是音乐，儒家经典《礼记》中《乐记》有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这大概是最早对音乐进行的客观解释，意思是说，音乐是人的情感对客观事物触发后的表现，是人内心活动的体现。把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认为:“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孺家认为只有君子才是能够真正欣赏音乐的人。换言之，正是因为君子具备了与音乐相通的特质，具备了“君子之气”，才能够领悟到“通伦理”的“乐”的内涵。这与孔子的音乐伦理思想是极其吻合的。孔子一生的教育生涯中，要求学生要修身养性，修仁修善，培养君子风度，在这一过程中又常以音乐为教育内容，认为音乐是士君子的必备修养。孔子通过自身对音乐技巧的学习，对音乐内涵的把握，以及对音乐之所以产生的思考发现，音乐之所以具备伦理价值，其首要原因在于音乐自身具备了“通伦理”的君子之气。

篇9

儒家伦理有这样一个观念，即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品格的人做出的行为，就决定了该行为的道德特征，中国古代的人格理想可分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分类：圣人，君子与小人，圣人与君子是有德者的称谓，小人则在道德上评价为负面地位的人，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君子则属于最基本的做人的层次，君子的人格理想是基本的，对于大众而言是最具有普遍性，“君的概念是可以与“士大夫”“大丈夫”“仁者”“贤者”等互换使用的”，可见，君子指的是道德品行高尚的人，君子的概念是“道德之称”，换言之，君子这一概念是指具有一定品德品性的主体（个人）的。

又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意思就是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招致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诚实就可以得到别人的任用，善于思考，行动果断，这样在工作中可以取得具体的成绩，善于给人们带来实惠和好处，这样可以使人尽力的工作。一个仁人要具备这五种品德，这五个方面体现了爱人的具体要求，是仁的德目。也有人认为这五个方面包含了孔子所谓的全部的仁德，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就是有了仁德。

樊迟问仁于孔子，孔子曰：“爱人”（《论语 颜渊》）。孔子这里所谓的爱人，应该是泛指所有的人，既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甚至是奴隶。由此，孔子强调仁以孝悌为本，意思是说爱人首先最基本的是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要爱护和关心的自己的亲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人自然感情的一种流露，也就是“亲亲”。孔子还说：“君子务本，本立道而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颜渊》），即敬爱父母，尊重兄长，家族成员之间互敬互爱，这里讲的实质是血缘亲情，进而，将家族成员天然的亲情推广到所有人，推己及人，再到泛爱众，仁爱即是一种博爱，从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由近及远，由内而外，层层往外伸展的过程。一个人如果不爱护自己的父母长兄，不爱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很难想象如何还会爱他人，更谈不上仁。

孝悌和忠恕是仁之本，也就是达到爱人之仁的根本的途径，孝悌，顾名思义，孝顺父母，尊敬友爱兄弟姐妹。我们现在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即是“恕”，这是从推及己人的否定方面来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及己人的肯定方面，即“忠”；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的德性，而且是指的是一切德性的总和。由此不难看出，仁是所有德性的总称，是人的内在德性的总括，是一切道德。

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的思想，体现了孔子充分的尊重人，爱护人，以行为者为中心的道德原则，这也是孔子思想具有时代超越性之一。

孔子的“仁”，实质上是提出了人应该有道德这样一个观点，在孔子看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仁”，也意味着是道德区分人与动物的不同，人有德性而动物则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仁”是区别任何动物的主要判别依据。

2 仁和礼

如果说仁是对人的内在德性的总括，那么礼则是人的外在规划的总括。一切风俗、习惯、规章制度都可以看作是礼，是对行为者的外在规定。

“礼”最初是与祭祀联系在一起的，在原始社会，礼是调整氏族内部关系的风俗习惯，到殷周时期演变成维护等级统治，“孔子最初提出“礼”旨在复兴周礼，维护贵族的统治而提出的一系列的等级制度社会秩序等。周礼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亲亲”的基础上，这也是孔子非常重视孝悌，注重血缘关系，认为百行孝为先，并把孝悌品德作为最基本的品德的重要原因之一。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看做是“礼坏乐崩”的时代，当时君臣关系混乱，臣杀君，子杀父，很糟糕的动乱局面，先代圣王所留下来的礼，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孔子力求恢复周礼所制定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故提出的正品思想，也被称作为“礼”的核心思想。就君臣关系来说，对于君，就应强调君应该享受的权利，对于臣，就应强调臣应该尽的义务。”正名，即名正言顺，也就是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得逾越，不得做与自己身份不符合的言论和举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处在什么地位的人，应该具备这个名称所应有的品行，名分的确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正所谓，在其位，谋其事。“正名也就是正礼，规范人们的行为，规定人们的职责，维持社会的良性循环。”

“有了‘仁’才能执行‘礼’，没有‘仁’就没有‘礼’。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人如果具备了仁德，就能够自觉的遵守礼制规范，人有践行礼的内在本性即仁，才可能有礼。外在的规范，如果没有内在的道德人格的维护，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在这一层意义上，仁是礼的基础，礼是仁的实施。一个不仁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实施礼。仁和礼是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践行礼是为了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体现需要礼来实现，仁礼密不可分，相互融合和补充，改善和调和社会关系。一般来说，礼是从人的行为规范的层面上说的，但是实质上，最为重要的是要求人们从内心里认可和接受它，进而能自觉和主动的去维持礼所规定的规章制度等。“在这个意义上，“礼”又不仅仅只是外在的规范，它与人的内心的仁德的要求必须相一致，所有的礼，都是通向完美的和谐状态的途径。”由此看出，两者相互结合和统一，共同构成了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基本伦理结构。

仁礼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社会的群己关系。仁立足于个人主体，是对个体德性的要求，礼更偏重强调的人个人与社会群体活动中的准则和制度，二者既要相互结合统一，也要相互转化，首先在内心上修得圣贤或君子之德，而后才能用礼治理天下，达到温暖张弛有度的和谐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仁与礼的关系可以总括为仁―礼―仁，礼只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手段，是修己的一个环节，最终目的是培养有道德有仁德的圣人。

“仁”的思想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核心部分，“礼”，是儒家学说中比较崇尚的一种思想，是治国的方略。仁和礼的结合形成一种社会伦理的模式，既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法规秩序，又具有和谐的道德义务。孔子一直是把仁摆在优于礼的位置上，礼是在仁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因此，礼也是君子理想人格的重要的特征。孔子把仁和礼结合在一起，是通过道德的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动，使人们按照社会的规章制度实现其政治理想。

在孔子看来，处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有的行为必须合乎于礼，照礼办事，礼外在的规定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每个人都应做到自己的本分，如果人人都按照礼或规章制度办事，遵守规定，社会必然会保持稳定和和谐，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当然不可否认，孔子所描绘规定的社会是一个太过理想的社会，很难达到。但是仁和礼的内在联系和相互统一的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有非常重大的积极作用，在维护社会团结和谐的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

3 义利观

纵观整个儒家伦理思想，可以看作是德性的伦理学，在其道德评价的问题上，儒家伦理始终把义的地位看作利之上，“义”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孔子首先认为必须以“仁”，“义”为道德标准，简要概括来说，即“重义轻利”，主要是指道德行为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通俗说即“重德轻财”，孔子非常重视“义”，认为作为君子一定要清楚什么是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义利之间的关系上。在伦理学的发展史上，如何判断一个行为的道德与否，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派别，一种是后果论，另一种是义务论。孔子伦理思想中重义轻利的思想，是一种以义务论为主，但又含有一定后果论的伦理学说。

儒家伦理思想中这种“重义轻利”的评价体系，坚持把义置于利的优先地位，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把义作为评判行为正当与否，道德与否的唯一标准。康德的义务论作为义务论的代表，康德认为，判断一个行为的正当与否，在于其行为的动机或出发点，无关于行为的结果，一个行为的正确或者错误，只要看他的出发点或动机是否是好的，是否是出于道德的，也就是说，康德的义务论考察的范围是行为的动机，康德认为一个行为符合道德法则，只有这个行为本身的动机或出发点是出自道德本身才能算得上是道德的行为。道德是一种责任义务 ，一个行为的动机必须是为了道德而道德，为了义务而义务，动机不能出自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任何原因。儒家伦理思想中重义轻利的评价系统，考察行为的正当与否并不是全然把动机和结果分开，比如，它要求君子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无论是动机还是结果都是以“义”为重的，但是，二者都强调行为动机的重要性。在行为的结果上，儒家伦理和康德的义务论都不排斥和拒绝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去追求“利”，康德的义务论在行为动机上是一种绝对化，儒家“君子”在行为上，也总是会强调动机的纯粹。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围绕“仁”为轴心贯穿整个思想体系，并用“礼”的表现形式去展开，再以孝悌为本组成的一个博大精深的伦理体系，在其特性上是德性的伦理学，突出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孔子尊重人，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并以道德来划分人与动物的区别。实践证明，尊师重道，孝顺赡养父母，尊老爱幼都是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于孔子思想中的精髓，正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的跨时代的思想精华，才使其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总而言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和西方国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龚群.现代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篇10

(一)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韩非师从儒家却未追随儒家思想，尤其是对于儒家的人性论及其德治思想进行了批判地继承。

孔子对于人性的判断应当说是一个中立的态度，只是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却并未再做进一步论证。从法家诸子对人性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其思想与儒家既一脉相承又有区别和不同。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告子“生之谓性”，这里的“生”即“性”(人性)；在荀子、告子那里的人性，也就是指人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性质)，这也正所谓孔子何以言“性相近”。另一方面，每个人之所以会有所不同，关键在于“习相远”(后天的因素)，包括后天的学习、教育和培养。然而，孔子虽未对人性做出明确界定，但孟子、荀子却提出了其各自不同的主张。孟子首先在其“四端说”(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基础上认为，人性平等且皆具有此善端，其根源在于其善。与之相反，荀子认为“其善者伪也”(人性的善在于后天的学习和塑造)，人性本是恶的，面对这一前提，他提出“道德教化”、“化性起伪”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于人性，告子则明确主张人性只是对人之属性的一种客观描述，本无善亦无恶。

不论是孟子主张人性善，还是荀子主张人性恶，儒家所强调的还是一种德治理念，即其仁政思想；行仁政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面对儒家以德治国思想，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家们重新对人性问题进行反思，并在人性基础上提出了其法治理念的(哲学)理论依据。由此可以看出，韩非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主要体现为其不同治国理念的人性论依据，从德治到法治，这是韩非对国家治理的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索，从当今社会发展来看，法治社会的建设依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二)对墨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韩非之于墨家思想的继承和批判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墨家不同于儒家“有差等的爱”，其“兼爱”思想的提出强调的是一种平等的爱，所谓“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在义利关系方面，墨家对道德的起源及其内容进行了一种功利性的解释，将义与利紧密结合起来，认为利天、利人都是义的表现。基于此，一方面，韩非受墨家的平等之爱的影响，为其法律平等观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撑。另一方面，韩非法伦理思想受墨家义利关系之辩影响，其思想亦体现为一种功利主义倾向，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详细讲到。韩非将墨家崇尚节俭以达致百姓富庶转移至富国强兵上来，从对个体道德的关注转移至对社会伦理的强调，也就是功利的行为主体由个体转移至国家，其理论聚焦点主要集中于对强国的重视。这样看来，韩非之法伦理思想所适用的对象是国家、社会和君主，目的在于增强国家实力以与其他国家能够相抗衡。

其二，墨家的“名实”理论对韩非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墨家提出“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论辩方法，这一思想更加贴近于一种西方分析哲学的思想路径。在墨家的义利关系基础上，其名实观也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倾向，强调知识应具体落实于行动中，因此，在如何看待法这一问题上，墨家持有肯定态度，即主张名即法，是所有人都要遵循的准则和规范，墨家哲学思想己经体现出一种尊法、守法的思想内涵。对此，韩非形名哲学与墨家的名实理论紧密相关，其所谓形名参同实则正是来源于墨家名实祸合的观念。韩非形名哲学思想是其法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法律的形式化奠定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简言之，墨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天志”等几大方面，对于韩非平等的法律观、法律的程序化等问题都具有重要影响，是其法伦理思想形成所不可或缺的理论组成部分。

(三)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伴随着儒家、墨家的发展，道家思想也逐渐崭露头角并共同构成当时社会主要的三大(显学)学派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家的核心思想在于“道”，然而究竟何为“道”，“道可道，非常道”。道在老子那里是一种高于一切事物的或者说万事万物的源头，它是无形无象、无善无恶、无为无不为的。讲到“无为”，应该说是老子的重要的政治思想，面对战国时期社会局势的混乱，既然不能改变什么，那就什么也不要做，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