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缺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缺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重视自我反省，鼓励学习他人长处，支持承认自身错误改正自身错误。

2、理性主义，务实精神，重视行动，反对华而不实和言而不行。

3,提倡仁义，提倡责任，反对奢华安逸。

二、最大的三个缺点：

1、追求绝对完美的道德主义，妄想塑造道德完人。

2、君子与小人分明，却没有提出主动将广大民众纳入儒家意识形态的体系的要求，只要求少数君子做到即可，导致儒家知识分子脱离百姓并且导致广大普通民众中流行物质享乐大于道义的庸俗实用主义的观点。

篇2

[关键词]张孝祥；儒家；佛家；道家；词创作

[作者简介]黎鲜，广西民族大学设备实验管理处助理研究员，文学硕士，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083-04

张孝祥是南宋初著名的词人，一生有两百多首词，词的类型和风格多样，有慷慨激昂的爱国词，旷逸潇洒的闲旷词，清新疏朗的景物词等。细读张孝祥的爱国词，可感受到渗透于词间浓浓的儒家思想；读其闲旷词，又能领略到其中深深的佛道思想。从中，我们能体会和领悟到儒、佛、道思想对张孝祥词创作产生着深刻影响：儒家的济世精神促使他唱出了慷慨激昂的爱国词；佛家、道家主张顿悟、清静的思想使得其作出的闲旷类型的词更洒脱超逸。而张孝祥这些思想的形成，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家族的影响、个人生活经历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一、张孝祥儒家思想对其词创作的影响

张孝祥受其生活时代儒学思想盛行等因素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影响着他一生中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地影响到他的爱国词创作。

(一)张孝祥的儒家思想

张孝祥儒家思想的形成受了时代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被看作中国传统儒学二次复兴的理学是它在宋代的具体表现。理学不是对先秦儒学的原貌的直接继承，而是在吸收了禅学的影响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儒学，它在继承了中国儒学传统的精髓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关涉到宋人在政治、经济、教育、道德等多个领域的观点和立场。到了南宋，对待人生仕途的态度成了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也就是人生观上，极力强调“正心诚意”。张载更把诚视为道德君子最为宝贵的一种精神境界，曰：“君子诚之为贵。”(《张载集・正蒙・诚明篇》)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张孝祥受“诚”这种儒家准则影响非常大。绍兴二十四年，张孝祥参加殿试之时，正是秦桧权势嚣张时，秦桧反对二程学说，但在当朝问及师学渊源时，却只有张孝祥没有攻击二程学说。他并未采取恭维、明哲保身的态度，而是以诚对待，忠实于自己。《宣城张氏信谱传》云：“策问师友渊源，秦埙、曹冠皆力攻程氏专门之学。公独以程氏得孔、孟之绪。”他天性豪放不羁，年青时也时有嗜酒逞才、不修细行的缺点，但面对询问时，他也不欺骗隐瞒，而是坦诚相告。这说明他遵循着“诚”的准则，是一位儒学君子。

除了在宋代倡导“诚”的准则，儒家主张“治国、平天下”和参政的意识，也体现在张孝祥短短的十几年的仕宦经历中。无论是身居庙堂，或是处江湖之远，他都行为耿直，不为自己图私利。如《宣城张氏信谱传》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下。”’岳飞被陷，也许在当时很多人未敢为之作辩，而张孝祥大胆站出来，不顾个人得失、直言进谏，可见其一股忠耿之气，正是强烈的参政意识体现。

儒家的济世为民的精神，在张孝祥的一生中也体现得很充分。程颐认为：“君子之所欲者，泽天下之民，济天下之困也。”(《二程文集・周易程氏传・困卦・象》卷四)这是宋学家对先秦儒家的民本意识和治世精神的继承，也影响着张孝祥。在地方任职时，张孝祥治事严谨，显示出出众的才干。他在任职抚州期间，虽然年龄尚轻，但“莅事精确，老于州县者所不及”(《宋史・张孝祥传》)。担任平江知府期间，尽管当时要处理的政事很多，但他果断迅捷，一一解决。如果没有为百姓解救痛苦。没有为万民作主的强烈责任感，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政绩的。

需要提到的是，张孝祥的儒家观念，除了上述传统和时代思想等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张拭、朱熹等的交往。张拭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是当时的儒学大师之一。张拭写给张孝祥的书信唱和之作就有约二十篇，可见他们交往之深。朱熹也是张孝祥的好友，他给张孝祥写的诗文也有数篇。《于湖居士文集》卷四十中张孝祥写给朱熹的《朱编修》云：“某平生慕用，岂谓来湘中乃获解后接款，慰幸可胜言?”表达了对朱熹由衷的钦佩。在朱熹的思想意识中，儒家传统道德中的仁、义、礼、智都是属于理的因素，他的天理和心性等理论思想是对张孝祥有影响的。

(二)张孝祥的儒家思想对其词创作的影响

张孝祥主要因时代和儒学大师的影响形成了强烈的儒家思想。他把自己的学习和创作当作教化风俗、振兴国家的手段，他认为：“先王之时。以学为政，学者政之出，政者学之施，学无异习，政无异术。”(《衡州新学记》，《于湖居士文集》卷十四)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明确目的体现了他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

儒家思想促使张孝祥唱出了豪情满怀、慷慨激昂的爱国词。如《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问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羽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词中，张孝祥对沦陷区凄凉苍茫景象的描述和对国家的深沉忧虑，激起了爱国人士的激愤。这样的爱国精神动人心弦，可以想象词人创作时是如何心忧天下、感奋之至的了，甚至数百年后陈廷焯仍以为此词“淋漓畅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白雨斋词话》卷五)。又如绍兴二十八年(1158)的《柳梢青・元宵何高士说京师旧事》中对国家的忧思，绍兴三十二年《雨中花慢》之“断鸿万里，不堪回首，赤县神州”的忧愤，《水调歌头・送谢悴之临安》“谈笑扫胡尘”的豪壮情怀，等等。这些作品应该说是主要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那种为国家前途高度的忧虑，那种愤怒于金兵入侵的慷慨激昂，那种欲作英雄志士上场杀敌的豪迈，都是儒家观念在其中的深刻体现。

当然，那些颂天子的词句如“仰太平天子，圣明无敌”(《满江红・于湖怀古》)，这些对统治者的赞美也是儒家思想的流露，只是这类词意义不大。

总之，张孝祥的儒家思想促进了爱国词的创作。因心系于国、于民，爱国激情溢满其问。振奋人

心；同时细观之，儒家思想在他的爱国词创作阶段中的表现强弱程度是不同的，在其第一次被劾前这些词多些、呼喊得也更响亮些，儒家思想在此也表现得更显著些。而在第一次被劾之后心情大受打击，他的词创作更多地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

二、张孝祥的佛家、道家思想对其词创作的影响

除了儒家思想，张孝祥也有着深深的佛家思想，这思想的形成是与时代、家世等的影响分不开的，也影响了其闲旷词等的创作。

(一)张孝祥的佛家思想

张孝祥的作品中，用于表现佛教生活和佛教仪式的诗文占了其文集二十五卷的和二十六卷的大部分，相比同期的文人中，这是不多见的。张孝祥又为自己的亲戚朋友作了许多佛家的偈子、释语、铭文，可见，他思想上有很浓的佛教味道。其中时代风气和家族因素对此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除理学外，佛学思想在宋代的思潮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佛学思想在宋代主要指的是禅宗的思想。宋代从赵匡胤之后的历代皇采取了以儒治国、以佛辅国的治国方略。提倡佛教，其主要目也是为有益于统治的巩固。因为禅宗主动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所以。士大夫在接受禅学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受到了禅学的影响。张孝祥也同样如此。由于南宋偏安于东南，许多禅僧从北方流亡到了东南及蜀地。他所出生、寓居、仕宦的地区，是当时禅宗学说最为普及的地方，遍地禅林寺观。在张孝祥笔下，时时可见他出入佛寺，与禅僧谈禅论道的情景，可见其思想打上了深刻的禅学印记。

此外，张孝祥的家族笃信佛教，他们既注重儒家的传统，又以禅宗教义来调剂身心。这种熏陶，对张孝祥也是很大的。张孝祥的伯父张邵是张氏家族的骄傲，他是依靠科举跃登龙门的第一人。建炎三年，他主动应诏出使金国，被金人囚禁，但并不屈服，气节甚高。张邵对于佛教有虔诚的信仰。据《宋史・张邵传》的记载，在被囚期间，张邵“喜诵佛书，虽异域不废”。他的才能、气节、信仰在后辈的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楷模的作用。

除了张邵，张孝祥的父亲、兄弟、妻子、姐妹也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父亲张祁极喜禅学，自号“总得居士”。张祁这种切切的仰佛之心使得张孝祥由衷称赞：“先生义概云天薄，千载参渠活句禅。”(《和总得居士康乐亭韵》，《于湖居士文集》卷六)张祁晚年时“卜居芜湖，晚嗜禅学，号总得翁”(《宋元学案・衡麓学案・衡麓讲友》卷四十一)，可以说是虔诚到了舍弃世俗生活、皈依佛门的程度。张孝祥的弟弟张平国曾经剃度为僧，舍身敬佛。张孝祥的妻子时氏“奉佛素谨，属纩而诵佛之声犹不绝”(《亡妻时氏宿告文》，《于湖居士文集》卷三十)，对佛教亦是相当虔诚。

在这种浓厚的社会和家族崇佛氛围中，张孝祥是很信奉佛教的。有祝文(《公安二圣祠祈雨文》，《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七)曰：

春气已敷，时泽弗降，人牛俱病，川渎扬尘。唯我二如来，芘此一都会，饮食必祝，疾痛则呼，顾起光明之香云，遂澍甘露之法雨。洁斋以请，昭应为期。

在这篇祝文中，张孝祥挥笔向“如来”祈求平安，以消除民间灾害不幸，把希望寄于佛。有时在病痛、失意和苦闷时，他甚至向佛教寻求帮助。如他在《病愈答愿供佛道场疏》中祈求道：“十方诸佛，普示救援……伏愿遍周沙界，悉坐道场，闻秘密言而除贪嗔痴，受甘露味而得戒定惠。使众生业障，因法施而蠲除，则弟子沉疴，当不药而清愈。稽首阿难教，为我大医王。”(《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六)张孝祥自号“于湖居士”，亦可窥见其尚佛之深。

(二)张孝祥的道家思想

《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五、卷二十六中有数篇关于道教的释语和青词。所谓青词，就是道教设法事时祭告“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俪体。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还有许多祷雨、求晴、乞雪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涉及神仙内容。神仙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张孝祥道家思想的形成与时代、环境和主观原因有关。

宋代思潮是儒佛道三家合一的，尤其是北宋中叶以后。许多士大夫同时会受几方面的影响。除了社会的因素，少年时的生活也给张孝祥的道家思想带来很大的影响。据宛敏灏先生考证，张孝祥的青少年基本上都是在安徽和州(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芜湖(今芜湖市)、江苏建康(南京市)等地活动，基本未离安徽省附近。而南宋的道教活动在安徽、江西一带尤盛，这或多或少影响了青少年时的张孝祥。在他十九岁时，便替父亲写了《寿芝颂代总得居士上郑漕》(《于湖居士文集》卷一)一文。文中用神仙瑞祥的言辞，替父亲赞誉了郑漕：

濯濯灵芝，施于古松，天锡珍祥。以寿郑公。……公来之初，灵芝则生，亦以寿公，宠锡百朋神则有言，芝以瑞公，入侍帝旁，九旒升龙。神则有一言，芝以寿公，楚南春秋，绿发方瞳。

文中多有道家之辞，这与张孝祥受道教环境影响有关。在《于湖居士文集》卷一中还有《降神》《升降坛》《青帝位奠币》《太昊位奠币》四首祭祀降神的乐章，问神的所在、神来与否，想象神已在途中等，就像民间请神降神的巫师口里的念念有辞。可见，他从道教的耳濡目染中是受到了影响的。

当然，除了外界客观的因素，张孝祥主观本身也愿：意接受道教，尤其是在他仕途不顺时。文人政治出路受堵塞，便往往转向其他方面，或玩乐或信佛信道等，张孝祥同样如此。特别是他被贬到广西时，心情不免愁闷，就常在桂林附近游玩，并在刘仙岩(今桂林市内)、真仙洞(今柳州融水县)等地求仙问道，至今那儿仍有他留下的石刻。后来张孝祥寓居芜湖，徜徉山水，内心淡泊。这些，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道家的痕迹。

佛、道思想影响着张孝祥的为人、为官和创作等，其中，其词的创作内容和风格更深受影响。

(三)佛家、道家思想对张孝祥词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与儒家注重外部事功相比，佛家主张更注重内心转变，注重内心的顿悟和超越；道家则主张太平、清静，所以，可以从几个方面的词看到佛道思想对张孝祥词创作的影响。

一方面，张孝祥的某些词就是涉及与佛家、道家长老交往的。如《踏莎行・舣舟采石》：

十年长作江头客，樯竿又挂西风席。白鸟去边明，楚山无数青。倒冠仍落佩，我醉君须醉。试问识君不?青山与白鸥。

据宛敏灏笺，《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八的《题苏翰林诗后》云：“乾道丁亥三年望，张某过金山。长老宝印作堂上方，请名于某，敬取公诗名之日玉鉴而书其诗使刻山石。”后作此词。这类词体现出一种词人内心的恬淡。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张孝祥某些或消闲或旷逸或相赠的词句中。如：“回首三山何处?闻道群仙笑我，要我欲俱还。挥手从此去，翳凤更骖鸾。”(《水调歌头・金山观月》)以虚作实，写自己独立云天，受群仙之邀骑鸾游仙。而如“清斋净戒，休作断肠垂泪债，识破嚣尘，作个逍遥物外人”(《减字木兰花》)，“功名富贵，本来无意，何况如今”(《柳梢青》)，“休回首，世间何有，明月疏疏柳”

(《点绛唇・赠袁立道》)，等等，则更多地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淡薄，显示他内心希望不被俗事烦扰，这是在现实中不得意之后带着的消极的想法。又如“转就丹砂，铸成金鼎，碧光相倚”(《水龙吟》)，充满道家仙气。张孝祥的约十首词中出现“扁舟”，其中有不少是暗含归隐之心的。如“扁舟明日转清溪，好月相望千里”(《西江月・同僚饮饯应记》)、“吴山楚泽行遍，只欠到潇湘。买得扁舟归去，此事天公付我，六月下沧浪”(《水调歌头・泛湘江》)、“欲乘风，凌万顷，泛扁舟”(《水调歌头》)等。

张孝祥还有一些词句是直接的道释神仙之说。如：《水调歌头・为时传之寿》：

云海漾空阔，风露凛高寒。仙翁鹤驾羽，节缥缈下天端。指点虚无征路，时见双凫飞舞，挥斥隘尘寰。吹笛向何处?海上有三山。彩衣新，鱼服丽，更朱颜。蟠桃未熟，千岁容与且人间。早晚金泥封诏，归侍玉皇香案，踵武列仙班。玉骨自难老，未用九霞丹。

又如《水龙吟・过浯溪》：

待相将把袂，清都归路，骑鹤去，三千岁。

再如《水龙吟・望九华山作》：

仙人拍手，山头笑我，尘埃满袂。眷锁瑶房，雾迷芝圃，昔游都记。怅世缘未了，匆匆又去。

另外，《洞仙歌・和清虚先生黄甫坦》《望江南・南岳铨德观作》《鹧鸪天・上元设醮》等，道家语几乎一贯通篇。除此，道家语在另外一些寿词中也甚多，有时又与一些佛家语连用，如《水调歌头・为方务德侍郎寿》《醉蓬莱・为老人寿》《鹧鸪天・为老母寿》《虞美人・代季弟寿老人》《鹊桥仙・为老人寿》《踏莎行・为朱漕寿》《丑奴儿・张仲钦生日》《浣溪沙・母氏生朝老者同在舟中》《西江月・代五三弟为老母寿》诸篇，其中阴德、火候、今文、贝叶(佛家语)、长生籍、地行仙、仙家日月、长生久视、仙骨、丹鼎、服日餐霞、九霞丹、还丹七返、清都紫府等词语都是。甚至说：“东明大士，吾家老子，是一元知非二。共携甘雨趁生朝，做万里丰年欢喜。司空山上，长沙星里，乞与无边祥瑞。仙家日月镇常春，笑人说长生久视。”(《鹊桥仙・上运使寿》)“汗铸九金神鼎，隋书小字莲经。刚风劫火转清冥，护守应烦仙圣。”(《西江月・以隋索靖小字法华经及古器为老人寿》)这些若为不谙佛道者所读，将很难理解。

总之，佛、道家思想在张孝祥仕途失意、遭遇不顺的后期要表现得强烈些，因而上述这两个方面的词也在后期多些。整体地看，他后期里闲旷词突出、爱国词很少并且激昂情绪已降低许多，明显地受佛、道思想的影响甚大。

篇3

【关键字】平凡；苦难；爱情；价值

《平凡的世界》是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文学巨著。文中塑造了近一百个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多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也很平凡。通过这些平凡的人和事，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农民的艰辛，见证他们不平凡的人生。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中国人的大脑，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逆境生存法则。“逆境生存法则”一方面强调人的才能是在艰难困苦的磨练中增长的；一方面指出人要经受住挫折困顿的考验，才能有所作为。《平凡的世界》中既代表这类平凡人又有这种儒家思想的便是孙少平。

思想方面。孙少平没考上大学，又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他似乎应该安于现状，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他读过高中，读报，看《参考消息》，关心国内外大事，这就为孙少平地道的农民血液里注入了新元素。这样孙少平的思想就有两个体系即农村的体系和农村以外的体系。“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有时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接受农村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的表现出既不是纯粹的农村状态又不是纯粹的城市型状态。在他今后的一生中，无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他也许将永远是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不甘心在农村中度过一辈子。即便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为此孙少平拒绝和他哥哥办砖厂，独自一人到黄原闯荡，投入到一个前途未知的世界。

性格方面。孙少平有着现代普通人的种种优点。他积极进取、敢闯敢拼、敢爱敢恨，对周围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抱有一种伸张正义的态度。孙少平也有现代普通人的缺点。在高中读书时，家庭的贫困，使他产生一种自卑，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有一次班长顾养民点名，点到他名字时，他故意不吭声。班长顾养民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他一声他得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这是孙少平用无言来表达他对家境好的同学的仇视。“他乘车到省城，正当他为自己是煤矿工人而感到自豪时，女列车员来查票，而且只查他一个人，他难过并肆无忌惮的把一口痰像子弹一般吐出窗外。”这些都是不合理社会引起的但显示他不足的一面。

爱情方面。孙少平在高中时有一段短暂的失败的初恋。爱情 的第二次降临，是孙少平从未想过的。田晓霞是省上领导的女儿，在常人看来，孙少平地位低下，与她门不当户不对。但孙少平敢爱，不因为自己出身平民，就主动放弃，而是通过努力，从思想、知识、精神上向田晓霞靠拢，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了田晓霞，从而相识、相知、相恋。

就在他们的爱走向成熟的时候，一场洪水夺去了田晓霞年轻而美丽的生命。这对孙少平来说是当头一棒。孙少平的生活失去了半壁支撑，他痛不欲生、伤心欲绝，但坚强的孙少平在经历痛苦的爱情后，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再度扬起生命之帆。

篇4

已经习惯了散漫工作环境的员工哪受得了严格的约束，虽然这些规定合情合理。有辞职的，有消极怠工的，有我行我素的，一时间，公司几乎进入了瘫痪状态。正在此时，一次酒会上我与李强结识，他谈到公司的现状，眉头结成个疙瘩。我给他的建议是：坚决“王左断臂”——把阻碍公司发展的员工果断裁减。这个大手术必然会伤公司元气，但为了长远的健康发展，必须如此，而后推荐给李总一套“法、儒、道管理想”。现在李总的企业已经走出困境，做到了两个全国知名品牌的东北区域总。

如今在管理中我们常遇到一些管理尺度与方法上的问题。比如和员工相处太过亲密，本以为可以和下属打成一片，方便管理与沟通，可结果却是走的越近，越难管理，失去了威信，员工随意妄为，有令不从；而严厉些吧，员工又觉得你很苛刻，产生了抵触情绪，依然工作效率不佳。 此时，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中国历史文化中流传积淀下来的智慧。我国传统文化丰富而高深，其中争鸣的诸子百家文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即具有很高地借鉴意义。其中主要代表有：法家、儒家、墨家、道家等。灵活运用则可打造一种和谐强大的企业管理模式与文化氛围。

在中国，儒家文化盛行了2000余年，一直为历代君王治理天下所用，而儒家文化更普及于民间。在我国历史上，乃至现在依然是大到治理天下，小到人际交往，无处不体现着儒家文化的以仁德为本，和谐处事的思想观。在早些年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下， 更是把儒家的思想无形中发挥到了及至——能力是次要问题，而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就可以平步青云。这种观念一直延伸到我们如今的企业管理当中。和谐关系，仁德载物，这种管理思想不能说不对，但运用这种理论思想的时机是否正确才是关键。事情本无对错，只是看是否做对了时间。

笔者之见是：先以法家思想奠定公司的行为及法度基础。而后以儒家思想管理公司，最后达到道家“无为而治”的境界。

我们先来看看法家的哲学。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秦国就是依靠法家的思想，训练出了强大的军队，统一了中国。法家提倡：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提倡人无高低贵贱，触犯法律则一律同罪；“定分止争”，明确物的所有权；“不法古，不循今”，推崇不断创新、改革等。一系列的观点思想应用到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尤其是初创基业的企业，十分有借鉴意义。一个国家如果法律不健全，社会就会变的混乱，一个公司也是同样道理，若行事无法可依很快公司就会出现混乱，推委、扯皮、谋私、越权、贪污等问题会纷至沓来，而此时更糟糕的却是没有一个法度、规矩去管理。没有律法，即使是再轻的处罚，当事人也会觉得重，而且不满于为什么要拿自己开刀。若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触及了这条高压线，自然就按规定处理，也就没人会有怨言，因为大家是接受了公司的规定后才加入公司的，所以，在公司成立之初就要用法家的思想，建立起严明合理的公司规章制度。

确立了严谨的制度后，此时除依法管理外，就要运用第二种思想——儒家思想。在共同遵守规章制度的氛围中，与大家和谐相处，创造基于律法为前提的情感管理。做到以威，慑天下，以德，安天下。

待公司在以上两种思想下和谐平稳发展成熟后，导入第三种思想——道家思想。道家推崇“虚静无为”“无为而治”很多人觉得道家的思想有些消极，不适合用在管理上，其实道家的哲学内涵是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具有强大的韧性力量。可以说是无人可以摧毁的。到此阶段，企业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自行运转的，强大的，高度智能的，不可摧毁的组织。

以上三种思想各有特色，但独立开来，便显出了缺点与不足，只有组合运用，威力才会强大，但切不可颠倒了顺序或过分强调某一种思想，凡事过犹不及。

过于依靠律法治理企业，容易造成员工忠诚度低，无归属感，甚至觉得不平等，受压迫，与公司貌合神离，完全是利益驱动。这样的企业一旦遇到重大的危机或困境极容易轰然倒塌，土崩瓦解。

而过于注重儒家的思想，又极容易导致像前面案例中提到的李总遇到的现象。

篇5

关键词：“以人为本”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主体性

自孔子创立儒学，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成了中国的正统思想，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兼容各家各派的思想理论体系。虽然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儒学也曾陷入困境，但是一直到现今社会，儒家思想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中完整的教育管理思想为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走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一、儒家“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等多为教育实践者，这就使儒家的思想教育理论具有很多的合理成分，不仅对当时的思想教育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现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很多的借鉴之处，而“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就是其中的精华之一。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教育要立足于人、面向人、为了人，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使人的价值、潜能和个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当然这里的“人”指的是受教育者，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教育过程中把受教育者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一思想尤其在儒家的教育方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儒家十分推崇因材施教法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特定的教育内容，采取适合教育对象的教育方法。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论语·雍也》)即对于接受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而对于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只能讲些浅显易懂的知识。因此，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首先要全面了解受教育者接受能力，根据不同的接受能力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又如《论语·先进》道: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尽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两个学生问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复却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两个学生的思想性格不同。子路莽撞骄傲，所以要抑制他;冉有谨慎怯懦，所以要鼓励他。孔子根据学生的性格不同做出有针对性的回答，这样就能够使学生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优点，从而取得进步。

(二)在教育过程中，儒家采取的是启发式教育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的思考，但还未得到解决;“悱”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难以做出准确的回答。在这两种的情况下，教师就应该对学生进行指导，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从而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发”。从中可以看出孔子非常重视学生自觉主动和创造性的学习，倡导启发式教育，强调学生自身的思考和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方法明显区别于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而是要诱导受教育者主动地去思考，强调的是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就是“扣则鸣，不扣则不鸣”。

可见，儒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始终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着重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挥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目标。诚然，儒家的教育思想把一定社会道德规定作为了人的唯一本质，摒弃了人性的社会性，陷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但是儒家的正确的教育方法对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及其原因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受教育者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施加影响，使其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实践活动。因此，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认为，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承担者、组织者和实施者，而受教育者只是教育者的作用对象，因此不具有主体性。由此可见，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推崇的是教育者主体说，过多地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性，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很明显这种教育者主体说并没有真正地关注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导致了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缺失“以人为本”理念的困境。而这一困境主要是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特殊性，不正确的教育观念及教育方法所造成。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其人文关怀的缺失尤为明显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教育对象——大学生群体。大学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年龄结构、智能结构、心理品质跟其他年龄阶段的学生有较大的不同。大学生一般不满足于被动地接纳事物或是盲目地遵从某种既定的社会价值规范，更多的是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内化。然而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把大学生群体单纯地看成了一个个相同的接受思想观念的容器，完全忽视了他们的个性发展和主体性，导致人为关怀严重缺失。

(二)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滞后，不能适应时代要求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很多观念发展到现今都出现了滞后的现象，在这些滞后的观念之中，有一个最为根本的观念，即没有正确地认识到教育的“以人为本”，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就是如上所说的教育者主体说，这种观念只强调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权威地位，只看到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并把这种主导作用绝对化，忽视受教育者的个性需求，然而现阶段大学生民主意识、主体意识、独立意识明显增强，由此可见这种教育者主体说已不适合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了。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过于单一，缺乏创新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滞后的教育观点导致了教育方法的过于单一。教育主体这一观念的典型表现就是“我讲你听”的灌输模式，即重视理论灌输，轻视实践活动，以说教为主要方法，没有真正考虑学生的思想现状和心理特点，只重视教育结果，而忽视教育过程。滞后的教育内容也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未能摆脱课堂灌输的单一模式，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使思想政治教育表面化和形式化，忽略了学生是否接受了教育，是否真正实现了内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其真正的社会价值。

无论是滞后的教育观念，还是单一的教育方法，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正认识到学生的主体性，阻碍了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因此，要走出这一困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问题，贯彻“以人文本”的教育思想，把学生的主体性凸显出来，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三、儒家“以人为本”教育思想在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儒家的教育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教育实践的检验，虽存在一些弊端，但在很多方面对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有积极地借鉴意义。尤其是儒家“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对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困境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我们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要积极吸取儒家“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并结合时展的要求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借鉴儒家有效地教育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一)转变观念，坚持以人为本

要在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真正贯彻“以人为本”，首先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教育者要改变以往的将学生看成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的错误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创新理念。“以人为本”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要坚持以学生为本，以育人为本，突出强调受教育者——大学生的发展。因此，在教学过程教育者必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学生的情感，把学生当成教育的主体，把自己则是当作一名向导，在教学过程中起到主导的作用，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引导，让学生主动地、自愿地接受教育，从而提高教育效果。

(二)创新教育方法，落实以人为本

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最重要的还在于改变以往的教学方法。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普遍采取的是灌输方法，严重扼杀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因此，在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就要变灌输式教学为启发式教学。所谓启发教育法就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采取多种方式，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核心，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它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能够使学生在学习中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教师再进行适当的启发、引导，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更有效地实现内化。

而且，儒家的因材施教法也值得我们积极借鉴。思想教育的效果的好坏与学生的接受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接受程度的高低又跟每个学生的性格、个性有着非常大的联系。现代的大学生自主性强，而且每个人的个性差异非常大，如果仍然按照传统，采用大课堂式的教学模式，可以想象效果肯定不佳。所以，要让每个学生都很好的接受思想教育，就必须采取因材施教法，根据不同学生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学生的心坎上去，有针对性的帮助学生处理好思想上、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引导他们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健全的人格。

(三)贴近学生，凸显人文关怀

除了运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教育者还要重视情感因素的运用，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情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思想是一种深层次的东西，只关注学生的表面是不能了解其思想和情感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充满感情的，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情感的交流，如果缺乏情感这一要素，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因此，要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教育者平时要多跟受教育者交往，进行交流，关心其学习、生活和思想;要尊重并满足受教育者的情感需要，使受教育者在情感上认同并真心接受教育内容，真正做到以受教育者为主体。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工作，要做好这份工作，我们就要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方法，积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优秀成果，并坚持与时俱进，在教育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突出受教者的主体性，有效实现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与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从而真正提高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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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于春影.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接受教育的情感过程.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8.

篇6

关键词:国有企业 管理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8-234-02

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这场金融海啸波及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强远远超过了人们此前对它的猜测。面对这样一场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及企业及时调整政策,积极应对,快速地摆脱了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稳定全球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到此次金融风暴,我国企业在一次次危机中的卓越表现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汤因比也早在一次“展望21世纪”的演讲中就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粘合剂;特别是在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之后,对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中的人类而言,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宽容与和谐。①

毋庸置疑,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发端于西方,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进程,西方的管理理论、管理方法为现代企业的成长、壮大带来了无穷的动力,一个个超级企业帝国迅速建成,使之成为了影响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力量。现代企业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兴起后的产物,它追求效率、利润,需要技术的进步,需要科学的支撑,在具体管理中,将绩效放在突出的位置,这一切恰如数学公式一样精准的管理理论在取得了经济效益的突飞猛进之后,却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员工缺乏归属感,人与人之间缺乏人情味、企业出现过劳死等等。

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就需要采用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在企业管理中充分吸收西方管理理论的优点,同时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机地契合起来,为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工作寻找一套更加合理的管理方法。因此,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特别是从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思想出发,对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间的联系进行梳理,有助于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文化,推动国有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壮大。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企业管理者,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探讨,如何建设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结合科学现代的管理思想,更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全新管理模式和管理文化。而儒家“仁者爱人”、“以和为贵”的思想则日益得到了管理者的青睐并且正在被一步步地融入到企业管理中去。

一、“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思想根基,弥补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理性精神的不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数千年来,它奠定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性格。儒家文化主张“入世”,规劝人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身为出发点,以天下为己任,将个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因素,将人视为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最活跃的因素。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首先发现了人的价值。《礼记・鸿运》篇中指出“人者,天地之心”,明确了人是管理的核心标准。孟子更进一步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作为管理的核心,进而肯定了人是管理活动中的首要因素。这种肯定人性、顺应人性进而改造人性的思想使管理活动更具有创造性、灵活性。

这样的思想在西方古典管理学中却鲜被提及。西方学者多认为一个企业或者组织的管理是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制度上的,管理者所需要的是一种理性的管理精神,上与下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数字、图表很好地表达和完成,他们更提倡管理的模型化、数量化。管理者运用科学化、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知识,利用系统模拟,建立数学模型不断提高管理的水平,以创造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但过分重视理性的后果是忽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和社会需求,往往造成管理行为的机械化,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和对抗,影响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更有甚者,如我们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所看到的那样,工人们被异化为机器,人们的工作只是一遍遍地重复着简单又相同的动作。而在我国,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农耕文明时期,缺乏一种数目字上的管理,所以西方的制度化管理学说被引进后得到了大力推广,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在东南沿海的外资和合资企业中,在西方科学管理制度的作用下产生了一大批经济效益突出,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品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明显具有法家特征的学说所存在的漏洞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由于过多地重视制度、规范和条例,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从长远来说对企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上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首先发现并开始弥补这种不足。最著名的莫过于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提出的:“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人”。② 儒家“以民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开始被企业家融入了管理学中,并被赋予了新的理念,形成了新的“人本主义”管理观。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人本主义管理观,核心是把管理实践中的“人”视为“人”本身来看待,而不仅仅是将他们看作一种生产要素或资源,人不仅是管理的载体,更是管理活动的核心。因此在企业管理中要重视人才,充分发挥人的积极作用;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素的培养,使员工有归属感,树立其主人翁意识;满足员工的需求,使其丰衣足食,以培养员工稳定的情绪、健康的思想和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收到良好的管理效果。

新时期,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被率先融入到国有企业管理中。与其他性质的企业相比较,国有企业在管理活动中更追求长期利益,因此管理者能够在管理活动中注意到人的作用,关注员工的素质与能力,“任人唯贤”,尽可能安排员工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中去,达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同时注重员工的全面发展,重视员工的教育培训。众所周知,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大教育家,他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观念,并流传至今。儒家提出的教育观念是一种终生学习的教育观念,提倡学“不可以已”,这种观念就是告诉现代企业管理者注重员工的培训,倡导员工的长期教育,从而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的管理者能够尽量关心员工的生活,包括其家人。比如有的企业会将员工的生日记录在案,以便在生日当天送去问候;或者在文化生活方面,尽可能多地给职工提供一个放松的环境。

这些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内在发展力,帮助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国有企业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中强调一个由内及外,由表及里的过程。这与非公有制经济略有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于双方体制的差异和对企业理念定位的差异所导致的,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必然将长期存在。

二、“仁者爱人,道之以德”的领导原则,矫正西方管理思想的刚性管理的缺点

在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基础上,采用什么样的领导组织方式是企业管理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二。

儒家学说特别重视“仁政”,他们认为一个管理者成功与否的关键之处在于是否实行了仁政。四书开篇之作《大学》中就明确提出:“为人君,止于仁”,意思是一个管理者的最高境界就是到了“仁”的地步。同时指出:“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③,儒家认为上与下的管理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要领导阶层实施仁政,那么下面的人民就会爱好道义。

而西方管理学家大多把注意力集中于硬性管理结构上,突出管理制度与管理程序等硬性指标,但忽视了管理者与员工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培养,及其对企业绩效的重要价值和贡献。

儒家思想以“仁”为基础,它既是整个儒家文化的根基也是整个儒家文化的核心。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人,仁者人也”④,说明“为政”的前提是“仁”。这种“仁”本身即拥有了生命动力的深刻性,形成了对人际的诚恳关怀,对大众的深厚同情。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爱护员工,尊重员工,用高尚的道德来感化员工,以情感人,使员工在管理活动中爱厂如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与企业风气,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孟子还进一步指出;“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⑤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以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秩序与基本规范。这样的理论也引导管理者在企业管理中既要懂得以情感人,更要以理服人,重视建立秩序、规范,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避免情感管理的无序性,约束员工的行为,达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管理效果。

可以这样说,中国儒家文化重视的是情与理的结合,是理与情的平衡,是将强制性的规范变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从而把人的情感与理智完整地结合起来。反映在企业管理上就是要求管理者既要满足员工在情感上的需求,又要制定相对规范的规章,使管理活动既不囿于苛刻的规条之中,又不因过于依赖人的情感使管理无章可循,丧失了管理的理性基础。

三、“以和为贵,强调整体”的终极目标,克服西方管理思想的个人至上的弊端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个大大的“和”字震撼了全场所有人,也震撼了世界。“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同时也是中国企业管理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管理理念。

西方企业文化的特点是鼓吹个人英雄主义,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使员工认识到在企业中工作是对其自身利益的追求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而管理者则试图通过员工个人的努力实现企业整体的效益。这种理论有它的优点:一方面,给员工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促进员工的发展,员工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互为依托,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单个员工的不懈努力无形中也会产生“鲇鱼”效应,⑥客观上促使其他员工不得不经常审视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从而也变得勤奋起来,以此整体提高企业的效率。

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管理学说则更注重一种整体的和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⑦儒家认为世间所有事务的最高境界即达到“和”的地步。这种“和”包括了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人与事物,人与自然等等各种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儒家的“和”是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具体到企业经营中是一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评价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孰是孰非的关系。

企业的经营以盈利为最终目的,“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具体经营过程中首先体现为和气生财。首先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社会关系,不做“一锤子”买卖。商品的质量可靠、品种齐全、价格合理,商家的经营合法、言语和气,是买卖双方达到相应之和的基本前提。谦和可以赢得人心,人心即市场。即便是生意不成,还有人情在。否则,言语失和,就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因此,在指导思想上企业应以追求买卖双方相应之和为最高境界。其次,同道之间要和衷共济,构建企业之间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为企业之间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避免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取得双赢。目前,有些行业竞争异常激烈,比如家电市场的价格竞争拼得你死我活,结果是商家损失惨重,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倡导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竞争中应“化敌为友”、“化对手为协作伙伴”,建立起广泛联系、彼此协作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就是市场,就是财富之源,就是儒家思想和气生财所揭示的共存性和开放性的道德价值所在。其三,是在企业内部培植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创造充满和睦亲情的家庭式内环境;提升企业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避免员工过激或对抗行为的产生,减少人际摩擦和“组织内耗”,促进组织健康发展。

四、以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础,以儒家管理学说为理念,构建全新的企业文化

应该指出的是,任何一种学说或者思想都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万能疗法,因此如何众采所长,如何将西方科学的管理制度与充满人性化的儒家管理学说相融合,是构建新型企业文化,特别是国有企业文化的重要所在。一方面,我国企业的管理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强烈地受到了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本文化,积极吸纳职工参与管理,以有效的激励方式提高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以服务于人为根本的管理目的,采取各种激励措施,满足人的需要从而达到组织的目标。而这种人本文化又恰恰是儒家管理学说的精髓和灵魂。

应理性地看到,儒家学说尽管充满了人性的关怀,体现了企业管理中人的价值与作用,但其思想理念由于太过注重思想教化往往降低企业的管理刚性,因为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其最终目标仍在于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过度依赖儒家管理学说是否会导致企业管理的松散还有待于在实践中去检验。毕竟,思想教化不能完全替代严格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在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似乎更应提倡以法律、制度为基础,规范管理行为,制定灵活的市场策略,竞争策略和发展战略,以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五、结语

我国经济在走过了2008的经济危机之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经济看中国的观点应运而生,不管这样的观点有着怎样深刻复杂的政治与经济背景,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已然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国经济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是要提高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加强企业的管理能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而儒家文化给企业管理者带来的是思想意义上的反思,组织管理的再认识与再创造。在企业管理中一方面应以相对成熟的西方管理学说为基础,为架构,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和西方管理体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弊端上所具备的积极的作用,以此为出发点必将带给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以新的境界与高度。

注释:

①阿诺德・约・汤因比著.历史研究.泰晤士・哈德森公司,1972

②李延松.松下电器的用才之道,人才资源开发,2007(2)

③大学.意为: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

④中庸・孔子答哀公问政.意为:为政之道,在于得到人才,而得人才的方法,在于领导者能修养自身,以德行感召人才。

⑤孟子.离娄下.意为:君子内心所怀的念头是仁,是礼。仁爱的人爱别人,礼让的人尊敬别人。

⑥鲶鱼效应即采取一种手段或措施,刺激一些企业活跃起来投入到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同行业企业。其实质是一种负激励,是激活员工队伍之奥秘。

⑦中庸.意为:心里有喜怒哀乐却不表现出来,被称作中;表现出来却能够有所节制,被称作和。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为人处世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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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俊伟,罗章.管理的中国精神―儒家人本主义理念内涵及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管理观察,2008(12)

篇7

一百多年来，足球运动历尽沧桑，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开展得最广泛、影响最大的体育项目，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力量、技术、速度是构成足球运动的三大要素． 当今世界足坛，根据各国足球的特点，大致可分为“力量型”、“技术型”、“力量—技术型”和“技术—速度型”四大类型． 世界足坛已呈现出一股相互借鉴、渗透与交融的潮流，促进了足球风格朝着更加丰富且更具有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目前的中国足球缺乏鲜明的具有代表性的足球风格，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1 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1． 1 何为中国传统文化

在文化研究领域，首先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何为文化”． 自近代以来，东西方的文化学者们就一直致力文化概念的探讨，文化的概念因人类种族繁多以及地域广阔的缘故而显得纷繁冗杂，在目前的文化领域，人们较为认可的文化概念是广义的“文化”，也可以称为文明，包括了人类社会中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在其著作《文化概念及其定义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化不是仅由可见的事物或不可见的理论构成，而是由外显的和内隐的人类的行为模式构成［1］． 本文所涉及的“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来讲就是指中国文明经过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文化形式，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并辅以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

1． 2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华大地自古以来地大物博，人们顽强坚韧、自强不息，虽曾多次遭受外族入侵，却能始终保持自身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创造出了特征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成果． 中华文明在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生产方式与经济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重士农、轻工商”的社会价值观促使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长时间处于内向型的发展状态． 经济与文化的保守与内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闭保守”的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

1． 2． 1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儒学

中国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最正统、最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 儒家之说，以“仁”和“礼”为思想核心，倡导中庸、和谐，论事论理公允而不偏颇，切入生活实际，积极入世，以人为本，无论从道德教化、政治生活、教育思想等各方面，都有其深刻之处，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中华民族大气、宽容、开放性格的形成［2］．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学说的产生正好契合了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事实，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儒学只不过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禁锢人民思想的精神工具． 它对人性的压抑，对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忽视，对生命自发性的否定，对社会等级秩序的固化，使人们逐渐默认了不平等秩序的合理性，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形成了安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的生活态度．

1． 2． 2 中国传统文化串联的纽带———家庭

传统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深深地植根于封建社会历史的土壤中，更扎根于每一位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体系之中．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础． 家庭不仅意味着婚姻的结合与血缘的延续，还是集市场经营、个人消费、教育教化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社会微型单元．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基础上形成的家族制社会结构中，个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是寄托在家庭与家族之上的．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家天下”的宗主统治之中，个体的行为被深深地烙上了家族和国家的印记，个体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浓重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群体意识． 可以说，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甚至唯一单元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以及宗教的缺乏使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宏观上离散、开放而微观上紧密、保守的双重性格，由此导致了中国人善于享受而不善于创造、公共道德缺乏、竞争意识淡薄等缺点．

1． 2． 3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一———尊正统、排异端

自汉武帝当政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以来，儒学便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并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如在规划与塑造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发展走向与类型特点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道教、佛教、法家以及西方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必要补充［3］． 在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体系中，有着太多弘扬积极的生命意义、倡导拥有充实而自由的人生的思想，可它们却大多被排斥在主流文化活动之外，如推崇与提倡个体生命积极性与自由性的西方文化，就长期处于可有可无的从属地位． 近代中国，在政府的行政组织机构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专门的体育组织，竞技体育文化基本没有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组织保障与空间，它们只能长期处于一些民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氛围中，如“武术”、“舞龙舞狮”、“龙舟”等这些具有非直接对抗性、缺乏竞争性特点的民间活动．

1． 2． 4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二———连续性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的璀璨历史，表现出了良好的历史继承性与整体遗传性，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苦心经营下得以良好保存并流传至今，形成了独特的、既定的中国文化体系．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统一的且具有整体性的民族文化精神形态一旦形成之后，便以一种相对固定的发展模式和变化形态影响着整个民族文化自身发展，从民族精神的内部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化倾向、行为模式和思维定向． 这种文化传统既可以成为民族文化前进的动力，也可以成为阻碍民族文化前进的消极力量［4］． 中庸、保守的民族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保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受外界文化的侵蚀，但也长期抑制了自由、开放、积极、创新的文化精神的发展，促使西方竞技体育文化长期处于缺乏营养的状态下止步不前，也使得现代足球运动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很难获得来自自身传统文化的助推力．

2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足球风格的影响

风格指风度品格、风韵，也指作家、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 所谓的足球技术风格则是指足球运动员的技术特点与球队的战术特点所反映出的一个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点的概括．

2． 1 中国传统文化对足球训练方法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尊师之理，长者、老师、师傅，成了中国伦理纲常中不可侵犯的特例［5］． 受此影响，在中国体育界便形成了“师徒相传”的训练模式，教练员怎么说的，运动员就必须怎么去做，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受到管理者、教练的批评以及其他运动员的嘲讽． 从良性的角度来讲，这样的方法确实使教练员的一些科学的经验与知识得以延续; 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方法无疑抹杀了运动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长此以往，运动员会慢慢成为一个墨守成规和不思进取的“等待别人来喂的婴儿”，技能水平停滞不前． 此外，“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以及充满娱乐性与技术性但缺乏对抗性与竞争性的蹴鞠运动的影响，促使我们的足球运动员们在足球训练中对抗性不够，教练员也会担心队员因为对抗性过大会受伤从而受到管理者的批评，安排的各种技战术训练只是简单的长传冲吊以及大范围转移，脱离实战与对抗，中看却不中用，致使中国球员在实际的比赛中怕紧逼，怕对抗．

2． 2 中国传统文化对足球运动员竞争意识的影响

意识源于现实，理论出自实践，但意识常常领先于现实，理论常常指导着实践． 一个民族的文化常常决定着这个民族的行为方式． 儒家思想的关键词无非“仁义”、“礼数”、“和谐”以及“中庸”，倡导人们要以一种与世无争的心态习惯于和谐、宁静及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受此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很少参加带有强烈冒险性、冲突性和对抗性的竞技体育活动，反映到中国现代体育中，便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不以身体直接对抗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能创造出好的成绩，甚至是这个领域中的世界霸主，如羽毛球、乒乓球、举重、跳水、棋类、体操等，而那些强调身体直接对抗的体育项目，如足球、篮球、田径等运动成绩则较不理想，这不仅仅是运动员个人的素质、教练员的专业能力以及整个体育体制的合理性问题造成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缺少一种竞技运动赖以生存的文化氛围［6］．足球运动的真谛在于激情，激情源自竞争，激烈的竞争性是竞技体育本质特点，也是足球运动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们的伦理道德要求的却是“乐而不”、“思而不进”，提倡人们要内敛，要含蓄，要保守，如此的中庸伦理体育观导致运动员本应具有的如狮狼虎豹般的竞争意识与战斗意识在成长初期就被教练员和这个“与世无争”的大环境扼杀了，所以在中国的足球联赛中看不到激烈的对抗，更看不到一种体现生命活力的竞争．

2． 3 中国传统文化对足球运动员比赛个性的影响

个性是指一个人在思想、性格、品质、意志、情感、态度等方面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 比赛个性特指球员在比赛中张扬自我个性，展现自我魅力，体现自我生命活力的性格． 中国的儒家思想倡导中庸，而中庸思想则主张“含蓄”、“谦让”、“容忍”，这些充斥着“中庸”思想的伦理纲常促使中华民族的性格不断地向“内向型”性格发展，而“内向型”的民族性格使得我们的大部分球员在比赛中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看不到个性的张扬，看不到生命的奔放．足球是一个由 11 名运动员个体组成的集体项目，每一名运动员个体技能水平的高低与发挥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整支球队的状态． 在西方足球比赛中，教练员常常会使用那些既强调个人能力的张扬又追求整体配合的球员，因为个性代表着有特点或有特长、绝招，追求整体配合则代表着能很好地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一般这样的球队常常会取得很大的成就． 而在重群体、轻个体的中国足球大氛围中，球员的个性根本得不到发展，因为张扬个性就代表“不合群”、“顽劣”等，而一个听话的、习惯于循规蹈矩的、温良谦让的球员常常会得到教练员的重用．

2． 4 中国传统文化对足球运动员比赛创新性的影响

创新是一个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概念化过程．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喜欢足球的人们都知道，足球之所以那么受欢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足球场上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而这些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则常常由赛场上一些教练员超出常规的战术安排，或是球员即兴发挥的技术动作所决定，而这些都属于创新． 在我国的儒家思想中，“礼”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它要求每个人都应该牢记和深知自己所属的等级与社会位置，要不然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这就无形中给人们的言行加上了枷锁，个体没有了思维，缺乏创新性［7］．无论是国际级教练卡马乔，还是国内教练中的翘楚高洪波，曾经或是现在身为国家队教练的他们都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球员的基本技术非常扎实，但在比赛中缺乏一定的创新性． 一些国外的教练员在看了中国队的比赛后发现，多数球员在处理球的一些方式上像事先设定好的程序一样，很容易被对手识破． 这与中国足球训练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5 中国传统文化对足球运动员比赛自信心的影响

自信心是日常生活中常常谈起的一个概念，在心理学概念中，自信心是指对自我能力、价值做出客观、正确认知与综合评价以及对当前学习任务的评价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成败论英雄”以及“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8］，这使得我们的球员常常把比赛结果看得比过程还要重要，致使在比赛中放不下思想包袱，压力过大，技术特点得不到正常的发挥，身体状态又调整不到最佳状态，输球而又输人．

综上所述，中国足球现阶段处于世界三流球队水平的原因是不是源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呢? 答案肯定不是． 因为中国优秀而璀璨的传统文化给中国足球运动所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等等，面对复杂变化的时代形势，只有端正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中优秀的东西转变为振兴中国足球的坚强后盾．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足球是体育文化活动中的一种，它与其他体育运动一样成长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吸取着其中的精华或是糟粕． 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内涵造就了形态各异的足球风格，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体育文化的特质形成，还影响了中国足球特有的风格形成，可以说中国足球风格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特有的“中庸”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注定了中国球员现有的比赛个性、态度以及思维理念等与现代竞技足球运动的本质特点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若不改变，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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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拟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专业伦理教育的伦理学理论基础相关问题。由于伦理规范和伦理思想的形成，都有其长远的历史发展和深厚的理论意涵，不是速食面式的分析和讨论便能济事。因此，讨论专业伦理之时，厘清其伦理学理论依据，有时甚至要回朔中西哲学史上的学说，尤其是儒家伦理学和亚里斯多德与康德等人的伦理思想，都会很有助益。不过，伦理学理论众多，究竟何者与专业伦理教育较有关系?甚么理论比较适合当前职业伦理教育的需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当前几个主要的伦理学理论加以评析。

 

—般而言，英文的“Professionalethics”一词，中译为“专业伦理”或“职业伦理”皆妥，不过，也有人喜用“专业道德”一词。这是因为一般人常把“伦理”与“道德”混用，泛指个人或群体合乎行为规范和善恶评价之行为、规范和评价之标准，和人为了实现其本有善性所做之努力。在哲学上，“伦理”和“道德”在意义上虽然相关，但亦有别。这两个语词的意义需要加以辨明。

 

从西方哲学看来，在康德(Kant)以后，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家便将“伦理”和“道德”予以区分。例如德哲谢林(SchelUng)就曾指出，“道德”只是针对个人之规范要求，而且只要求个人达到人格的完美，但“伦理”则是针对社会规范的要求，并且要求全体社会遵行规范，藉以保障每一个人之人格。黑格尔(Hegel)亦谓“道德”涉及个人的主观意志，“伦理”则指体现于家庭、社会、国家中的客观意志，或称为“伦理生活体系’’(Sinlichkeh)。大体说来，“道德”关涉个人，而伦理则是涉及社会群体。

 

在中国哲学里，“道德”通常亦指一个人实现其人性时的历程和成果，其中虽会涉及人伦关系，但总以道德主体本身为核心。至于“伦理”一词则强调社会关系和群体规范的意味较浓。近人黄建中曾证以《说文》：“许慎《说文》人部曰;‘伦、辈也。’羊部曰.‘群、辈也/伦与群均训辈，似伦亦可训群。”伦理就是荀子所言群道，荀子谓：“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来，“道德”也是涉及个人，而伦理则是涉及群体。像儒家所言“诚意、正心、修身”属于道德;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属于伦理。两者虽密切相关，但层次有别。

 

从以上的分辨，我们可以肯定：道德关涉到个人作为行为的主体，以自由和有自觉的方式提升其人性的历程与结果;而伦理则关涉乎许多人，作为共同主体，在社会与历史中互动的关系与规范。伦理与道德皆本乎人性，但人性有几个特征：

 

1)特殊性：此乃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质，是人与其他非人性存在(例如动物)的断裂之处。像在儒家哲学中的“人禽之辨”，便是为了突显人性此种特殊性与断裂性。

 

2)相关性：人性虽有其特殊性与断裂性，但又与其它人、其它生物，乃至宇宙全体有密切之关系。中国伦理思想一般认为人与一切有生命之存在物之间皆有内在关联。

 

3)发展性：人有向善之性，可以扩充发展，扩充之方向有二：一为对人的特殊性不断予以提升，一为在相关性中不断发展人性。

 

道德所著重的是提升人性之特殊性，伦理所著重的则是发展相关性时之规范。两者的关系是对比的，也就是既差异又相关，既连续又断裂。人之所以会有道德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主要在于人性之自由与关系乃处于一种对比的情境。通常吾人将伦理与道德相提并论，其依据即在此一对比。

 

也因此，当有人用“专业道德”一词时，其用意是比较强调专业人员个人以自由和自觉的方式，遵守专业的行为规范，藉以提升其向善之性的历程与结果;至于用“专业伦理”一词时，其用意比较强调某专业团体的成员彼此之间或与社会其它团体及其成员互动时，遵守专业的行为规范，藉以维持并发展彼此的关系。两者密切相关，也因此在讨论时必须予以兼顾。

 

二、专业伦理与三种伦理学理论

 

为什么会有“专业伦理”的必要呢?这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变迁，促成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因而造成人与人互动模式的改变，也就是伦理关系之改变。伦理关系之改变形成人在其上进行的道德实践的崭新处境。其中最明显的现象是：社会的理性化与分工化，造成专业伦理的突出。

 

专业伦理规范必须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作为依据。若无专业知识和技术为凭，行动时恐会鲁莽从事，甚至伤及所要对待的生命或社会。可见，专业科技所提供的客观知识和技术亦可做为专业伦理规范之支持。并且，专业科技对于某一系统(如生命系统、工程系统)的研究所提出的功能命题和演进命题，亦皆可以因著行动者或该系统本身的要求，而转化为伦理规范命题。此时，吾人若采取专业知识和技术所提供之某一规范来实现伦理价值(例如正义、仁爱……等)、和谐人际关系，实际上就是采取某种伦理、道德的立场。这样一来，伦理、道德便能依照专业知识、技术、和人际关系的轨迹来获得实现。

 

就此而言，专业伦理教育可分两种方式进行。一方面可以用溶入式教学法，在涉及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课堂上进行，讨论如何将某一专业科技对于某一系统所提出的功能命题和演进命题，转化为伦理规范命题与实践方法，并分析各种专业案例。另一方面，可以专业伦理学方式进行，讨论伦理价值、规范、评析各种伦理学理论，在此也可以讨论各种伦理案例与实践情境。前一种方式较适合在专业科目中进行;后一种方式则较适合于在通识教育中进行。

 

从专业伦理学角度看来，专业的个人和团体对于伦理道德立场和价值的决定，通常都不自觉的地假定了某种伦理学理论取向。专业伦理教育有必要对这些理论加以讨论，如此一来，专业人员才能更有自觉地了解、实践或改善其立场和价值观。

 

大体而言，我们可从各#伦理学理论里归纳出两种主要形态的伦理学：一种是“目的论的伦理学”，主张伦理行为是为了追求某些目的，不管是追求利益、幸福、人生全面的实现或德行的完成'都是根据目的来决定的伦理行为，此种主张称之为“目的论的伦理学”。

 

另外一种形态的伦理学是“义务论的伦理学”，认为伦理行为不应该追求任何目的，而应该为义务而义务，这样才能显示出伦理道德的高贵与尊严，纯粹是遵守伦理道德义务的行为。

 

在现存种种目的论伦理学里，有二种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一是“效益论”(Utilitarianism^英文的UtilitaHanism—词过去中译为“功利主义'但这在今天已被当成贬辞使用，用来骂人。“效益论”一词则比较中性，所以我主张将Utilitarianism译为‘效益论’。另外一种目的论则是重视人生的全面实现，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孔、孟与西方的亚里斯多德。所谓人性全面的实现，亚里斯多德称为4幸福’。幸福并不只是快乐，而是人本有的好能力的全面屐开。为此，亚氏伦理学也被称为“幸福论”(Eudae-momsm)。今天我们改以另外一个语辞一“德行论”(VirtueEthics)来称呼它，因为人生的目的是人性本有的好能力的卓越化，以及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全面展开，而这两者也正是美德所在。

 

以下就将一一检讨效益论、义务论与德行论三种伦理学，藉以评价它们与专业伦理教育的关系，分析其优缺点，以确立专业伦理教育的需要，指明怎样的伦理学才是今天最应该在教育与社会上来推动与加强的。

 

三、效益论伦理学与专业伦理教育

 

首先谈谈效益论的伦理学，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效益”(Utility)认为区别一件事情的善恶依据，在于一个行为是不是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一个行为能达到最大的效益时就是善的，不能达到最大效益就比较不善，所以善恶是根据所达到的效益而定的。“最大效益”按照过去效益论的说法，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其实就是效益的最大化、充量化。效益论者所追求的“快乐”，其实就是“效益”，换言之，就是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的效益。效益论者假定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追求快乐的事情，而避免苦的东西，简单的说，就是趋乐避苦。因此一件事情做出来能达到最大的效益，而且大多数人也都能够获利，这就是一件善事。效益论伦理学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就心理论证言，效益论认为所有人在心理倾向上都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2)就善恶判准言，效益论者以是否合乎人类在心理上求乐免苦的倾向来作为善恶的判准。

 

3)就道德规范言，效益论者主张，道德规范是为了增益人群之乐，减免其苦。可见道德规范本身并无纯粹的义务性，而是以达至增乐免苦为其规范性的依据。

 

在工商业社会里许多人的伦理思想就是趋向于效益，比如生意能做到最好，赚最多的钱，就是善的;政策的决定能最有效、得到最大的效益，就是善的。在现代社会里，效益论其实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伦理思想，即使只是隐藏性、未明言的接受。

 

因此，在工商业社会中的专业伦理，尤其是商业伦理(BusinessEthics)，往往是以效益论为其理论依据。既然各种专业训练皆有其应追求的效益，效益论的专业伦理也最容易受到欢迎。在工程伦理里面，工程的设计与执行对于品质的注重、安全设计、安全制造、节约资源、注重创新、和对公共福祉的重视……等等，其最后的理论基础，大体上皆是效益论，因为其所追求的目的，无非是效益的最大化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

 

不过，效益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往往最大的效益很可能是违反正义的。例如财团与官员结合炒热地皮，很多人会在这勾结中获益一得到最大效益，但这是违反正义的。因为金、权的结合所能达到的效益，虽然是非常高的，但同时就会有另一批人因此相对地被剥夺了权益，例如使物价提高，社会消费型态提高，造成其他人相对的贫穷化。所以追求最大效益的后果是有可能违反道德或伦理的。

 

另外，为了追求最大的效益，就要不断地算计，这样才可能在政策或投资上达到最大的效益。现代社会最大的困境是虚无主义，而效益论既然以追求效益为唯一的目的，心中又常在盘算效益，为此效益论只会加强这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人所追求的若只是效益，所得到的效益只不过是些表面的东西，如存款上的数字，没办法提供人们心灵上值得奉献的理由。虽然企业获益，业务推展了，但没有理想，没有卓越感，伦理关系搞不好，也没做过什么好事，所以心灵上还是不满意。因此效益论无助于我们人类走出虚无主义的黑暗，反而助长了虚无主义的风气。

 

四、义务论伦理学与职业伦理教育

 

由于效益论的专业伦理教育有上述的缺点，以义务论伦理学为本的专业伦理教育便显示其优点和重要性。因为一方面义务论伦理学对于专业伦理所应遵守的规范，皆予以明确的规定。比较容易学习。例如各种守则、公约(像工程师守则)，皆可在学会或专业团体中经由讨论、建立共识、订定完整规范，并经由活泼的教学法，例如溶入式教学、个案教学、情境教学……等等，让学生认知并习得这些规范。以工程伦理为例，诸如“不收取回扣、佣金”，“应妥善处理废弃物”，“应注重生态保育、环境保护”，“应守职业秘密”，“应注重公共安全”，“应注意公众的健康”，“应支持专业团体组织”……等等。这些都是出自义务论的要求。

 

另一方面，义务论伦理学也比较能兼顾道德的尊严。因为义务论要求不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守义务，却应该为义务而义务。而且义务论伦理学强调人应自律地遵守义务，而不是经由外力强迫才遵守义务。

 

但是，为了恰当了解和评估义务论专业伦理，我们有必要略为认识义务论的来源和要义。在西洋哲学里义务论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是个清教徒，认为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不是道德的，相反的，应该为道德义务本身而做的行为才是道德的。道德义务不是条件性的，而是绝对的，称之为‘无上命令’。康德认为道德义务是一种“无上命令”。他认为第一个道德原则在于一个人应如此做，使得其行为的格准能成为普遍法则，换言之，所做的行为应具有普遍性，而能使一般人都能够照著做。

 

当代德国哲学家谢勒(M.Scheler)曾批评康德这样的主张是形式主义，因为康德没有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只说人的行为应该使天下人都能够照着做。不过在我看来，康德的用意是在用“普遍性”来检査那些行为是合乎道德的要求的。例如明知自己借钱无力偿还，但为了借得到钱，却又答应借了要还，这种不诚实的承诺本身是不可能普遍的，也因此不是道德的。又如一个人历经不幸，厌倦生命之后可否自杀?康德认为自杀行为不可以普遍化，否则如果人人自杀，人类就要瀕临绝种了。康德举了四个类似的例子，并一一用普遍性加以检证。由此可见，康德的目的是在以普遍性做为道德行为的验证标准，其目的初不在主张形式主义。

 

不过，从自杀的例子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出康德仍然具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因为他并没有进一步去说明生命的可贵与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只是一味主张追求普遍的行为，而且他只是检查那些行为不合普遍性的要求，但是并没有说出那些行为才真的是普遍的。这是康德哲学的困难之一。

 

此一困难并未因康德的另一个原则一人格原则一而稍减。诚然，康德的第二个伦理原则：“你应如此做，使你的人格和别人的人格皆不会成为只是工具，而是目的。”康德“目的王国”的主张的确走出了义务论的窠臼。可惜义务论者并未就此加以发挥，转向目的论发展。不过，其最后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康德本人也将此第二原则视为无上命令，视为义务;此外，他也没有指出那些行为才是尊重人格的行为，其结果是我们仍无法得知究竟应该做什么，才算是尊重人格为目的。

 

在此要特别指出，康德在个人道德领域重视义务，而在国家的领域则提出“法治”的概念，即“法治国”(Rechtstaat)。“法治国”这概念是康德最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个人领域应该遵守道德义务，而在国家的领域则应该遵守法治。所以义务论包涵两个层面：一是道德的义务，一是法律的义务。义务论一直在现代社会延伸、发展，因为它能配合现代化与规范建立的需要。义务论在教育中也发挥作用，如从小教育生活公约与生活规范，尔后重视逐渐重视法治的教育，这些都是属于义务论的教育。

 

当代有些新儒家学者从义务论的角度来解释孔子或是儒家的思想，他们把儒家思想解释为义务论的伦理学，比如将孔子所说：‘三军可以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解释为重视意志的自律;又将儒家思想所谓杀生成仁，舍身取义，解释为人可以为了道德命令甚至愿意失去生命，因此认为儒家的道德义务是一种绝对的无上命令。

 

进一步在比较世界的伦理学时，这些学者认为儒家的思想是一种强调意志自律的伦理学，至于西方的基督宗教，则是他律的伦理思想，因为他们认为像十诫的颁布是由外在于人意志的上帝来颁定律则的。但是，无论是讲自律或是他律，都是从义务论的伦理学出发的见解。

 

其实，在我看来，无论是儒家或基督宗教的伦理学都是德行论的伦理学。儒家重视人本有善性的卓越化，也重视人良好关系的满全。基督宗教也是，其诫律是在神人的关系中成为可能，例如十诫的颁布是神与人盟约的结果，而新约中的耶稣也说：‘你们如果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可见爱的关系优先于义务命令的遵守。从自律、他律的观点比较儒家与基督宗教的伦理学，不但是自陷于义务论的窠臼，而且会失去儒家与基督宗教伦理学的真实本意。

 

今天两岸都正在积极推行法治，而且在伦理教育上也强调伦理规范，告诉学生什么是应该与不应该做的等等，在专业伦理教育方面也强调义务论伦理学。这样的一个义务论的伦理教育究竟足不足够?诚然，在现代社会里的确必须强调法治、强调伦理义务，如此一来，专业规范才能逐渐的建立。就这点而言，义务论是有它的重要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代的社会正处于虚无主义、规范解构的况状，处此困局，人心基本上追求的是自由、爱与创造，而不是规范与义务本身的尊严。

 

所以，我们若只是一昧强调规范、强调义务，便无法与现代社会之追求自我实现和自由创造配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强调义务不仅人心无法接受，而且会将人人皆推向无德的一边。例如，在专业工作里如果犯了规，没有被发觉，人往往内心窃喜，比如怠工而没被逮到，那他今天又多了一个小时的快乐。日常生活常常充满了这种小的快乐，其实是人性的扭曲;在道德上都变成了没有德性的人，逃过了规范就觉得快乐。主要原因是不觉得遵守规范与我人性的实现、能力的卓越化.关系的良好有任何关系。

篇9

关键词：子路；形象；论语

一

子路，春秋末年人，孔子的同乡，小孔子9岁。年轻时是一位侠客，据《荀子・大略》记载：“子贡、寄路，故鄙人也。”可见子路的出身是非常低贱的，“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路年轻的时候为了照顾家庭和生存，不得不学会了一套防身之术，经常头上插着野鸡毛，身上披着野猪皮，带着一把剑到处晃悠，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行侠仗义，后来遇到孔子，孔子用“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说苑》）使子路彻底折服在孔子的门下，“敬受其哉”，成为了孔子早期的学生。在孔子三千学生中，子路是非常重要的一员，《论语》里学生当中子路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高达47次，子贡其次。子路性情比较急躁，因而受到孔子最多的批评，但孔子对子路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针对子路性格上的缺点和不足给予了很多的指点和教诲。可很多人对子路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莽夫”的层面，殊不知子路作为孔子重要的学生之一在其他方面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对子路加以全面的研究和了解不仅可以还原一个真实、全面的子路，而且对于我们了解儒家思想和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

孔子三千学生，出自不同的家庭、地域，当然各有各的形象特点，例如，高柴愚笨，曾参迟钝，子张就比较偏激。通过研究，子路的形象就比较特别，具体有以后几个方面：

1、勇敢、直爽

子路的直爽在《论语》中有很多的体现。有时孔子和学生聊天，子路几乎都是第一个发言的，毫不掩饰心里的想法，没有任何约束。有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在孔子的身边坐着，孔子开场白说，若有人请你们出去做官，你们该怎么做时，“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论语・先进》）后三人都是在孔子问了之后才回答的，所以子路得到夫子“哂之”。还有一次，孔子坐着，子路和颜渊站在孔子的身边，孔子让两人“盍各言尔志”，子路还是第一个发言，“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子路不仅率先发言，而且还敢向孔子提问，“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得到了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回答。

子路虽被收为孔门弟子，但身上依然保留着那股行侠好义之气，因此是孔门学生中唯一一个敢给老师脸色看，敢对夫子提意见、表达看法的人。因为子路说话直来直去的个性，因此难免与孔子有正面上的言语冲突，所以被孔子批评也是最多的。“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孔子带领学生流亡到卫国时，南子邀请孔子相见，子路个性刚直，很有正义感，马上就不高兴，对孔子说了一些特别过激的话，最后让相信天命论的孔子发誓说如果自己做不到就让天都来厌恶我吧。子路不仅直爽而且还刚强、勇敢，《论语・先进》中有记载：“闵子侍侧，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四个学生在孔子面前，闵子赛是恭敬的态度，子路是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是温和快乐的样子。作为孔子的保镖，子路的勇敢让孔子“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当然孔子了解子路的勇敢可以运用在哪些方面。当季康子向孔子咨询子路是否可以参与到政事中来，孔子回答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子路的勇敢有时让孔子都自叹不如，“勇人也，丘弗如也”。《史记》记载，孔子的身高是九尺六寸，高大伟岸，而且还掌握着射击、驾车等多项技能的人都说自己比不上子路，由此可见子路的勇敢。正因为子路的“勇”，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让犯事的人在子路为官期间面对子路都不敢说假话，“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与也”。（《论语・颜渊》）子路可凭借着片面之词就可以掌握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判决案情。

2. 粗鲁、鲁莽

子路的直率与勇敢相应地暴露了子路粗鲁、鲁莽这一方面的缺点。说话直肠子，不拐弯抹角，在外表上也往往不修边幅。“衣敞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宪问》）穿着破旧的棉袍与穿着貂皮裘的人站在一起不觉得惭愧的人，这就是子路。子路的不惭愧一方面说明了其“不恶衣恶食”，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子路过于邋遢，不顾及自我形象。子路的鲁莽不仅在外形上有所体现，更多表现在与老师言语的冲突上。子路在卫国做官时问孔子假如卫国国君请你去治理国家首先要做什么的问题上毫不避讳、口无遮拦批评孔子“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论语・子路》），子路粗鲁批评孔子迂腐引来孔子的反唇相讥，“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期间有一次被围困在陈蔡，因为缺粮，很多学生都吃不上饭陆续病倒了，追随孔子学生里子路就带着“愠”色去质问孔子。除此之外，子路的鲁莽还体现在他求学方面不精、糊涂，没有耐心。“由也，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在弹瑟方面，孔子批评子路“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据说子路所弹的这种瑟声里含着一种杀伐之气，令人不寒而栗。

子路的粗鲁、鲁莽让孔子很担心，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极力教导子路要懂得退让，三思而后行来避免这种性格所带来的危害，孔子在“闻斯行诸”同一个问题上对子路、冉有不同的回答就体现了这一点。孔子告诉子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也就是要子路多思虑，多瞻前顾后，而给冉有的回答却是“闻斯行之”。同一个问题，孔子作出不同的回答，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子路“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还用仁、义、礼等儒家思想规范子路的“勇”，“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劝诫子路君子的“勇”不是意气用事，粗鲁无礼，捣乱造反，而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同理，“勇”还得遵循礼的要求，“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若没有礼的规范，只是一味地凸显自己的“勇”就会盲目闯祸，心直口快，尖酸刻薄。“勇”还得以仁为统摄，“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以仁为底蕴的“勇”方可成“勇者不惧”的“君子”。孔子似乎预测到了子路终究会为自己的这种性格付出代价，“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而最后的事实也证实了孔子的预言。卫国内乱时，出逃的子羔告诉子路依据当时的情形是不宜轻举妄动，但子路还是冒死前往，终究未能摆脱悲惨的命运。

3. 长于政事

子路有其粗鲁的一面，可是在政事上却很有成就。“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寄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孟武伯问孔子子路的特长时，“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其治赋也’”（《论语・雍也》）子路最突出的政绩是在卫国为官期间把“蒲”这个地方治理的井井有条，得到了孔子“三称其善”的赞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宽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

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之政，而三称其善，其善可得闻乎？”

孔子曰：“吾见其政矣。入其境，田畴尽易，草莱甚辟，沟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墙屋完固，树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闲，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断，故其政不扰也。以此观之，虽三称其善，庸尽其美乎？”―摘自（《韩诗外传》）

子路治理蒲邑三年后，有一回，孔子路过，走到其境内时，孔子便称赞说到子路做得真不错。走到城中时，孔子又称赞说到子路做得真好。到了子路办公衙府内，孔子不由得又称赞子路做得好。子贡听了很奇怪，孔子说我看到了他的境内耕地都整理好了，杂草都铲除了，田间的水道也加深了，这是因为他恭谨敬慎又有信用，所以百姓才会尽力去做。走到城里看到垣墙和屋宇都完好牢固，树木长得很茂盛，这是因为他的政令忠信而宽厚，所以百姓才不苟且马虎。走进他的衙门清静闲暇，下面办事的人都很效力，服从命令，这是因为他明察一切，而又非常果断，所以他的政令没有扰民。从这些方面来看，即使我连续三次称赞他做得好也说不完他的好。孔子过“蒲”时已经70岁了，在对子路治理的地方实地观察、了解之后，孔子才如此肯定子路在政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子路成熟的为政才能除了子路本身的才干和努力外，当然也离不开孔子的谆谆教导。子路在刚开始治理“蒲”这个地方时问过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孔子感叹说“蒲”这个地方很多壮士，很难治理。虽很难治理，孔子还是给予了子路一些指导，“然，吾语尔，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如此而加之，则正不难矣。”（《说苑・政理》）子路在虚心听取了孔子的意见之后，加上自己本身的能力和技巧把“蒲”这个地方治理的很好。

4. 诚信、忠诚

子路是行动派的代表人物，直来直去，为人诚实，信守承诺。与人交往，“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春秋末年，车子和马匹是代表身份和地位的，子路认为这些东西虽为我所有，但天下之物应该由天下之人使用，不能自己独自霸占，所以子路的志向是希望把他的车、马、衣服与朋友共享，即使用坏了也没有遗憾。子路做起事来，说做就做，不失信于人，不，“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论语・公冶长》）。子路在听了做人处事的道理还未能够达到实践的程度之前特别害怕自己又听到新的道理。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路无宿诺。”也就是说子路答应了别人要做的事绝对不会拖延到第二天。

子路的诚实让孔子受益很多，让孔子认为子路是同道中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子路追随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虽四处碰壁，可子路依然陪在孔子身边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给予孔子安慰和支持，照顾着孔子的身体。“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论语・述而》）话说，有一次孔子生病了而且病势很重，弟子们都很着急，特别是性情急躁的子路爱师心切，于是请求为他向鬼神祷告。还有一次，“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论语・子罕》）按照礼制规定，给卿大夫治丧才有资格设置家臣，孔子已经离职，没有大夫的身份，所以不能设置。孔子的大弟子子路为了老师死后尊荣，让老师的葬礼风光些，子路就让孔子的弟子作为家臣为孔子准备后事，僭越了礼制。当孔子病情好转知道后，痛骂子路行欺诈之道，痛责自己欺天罔人，情绪激动，反应激烈。子路的行为虽然违背了孔子所要求的礼，但从侧面反映了子路对孔子的忠诚。

子路不仅对人忠诚，同时也忠于职守。子路在卫期间是孔悝的蒲邑大夫，孔悝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蒉聩为君，威胁孔悝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在外闻讯后马上进城去见蒉聩，最后“结缨而死”。子路本可幸免于此，可子路临危不惧，冒死进城，最后以死殉职。与其说子路死在敌人的刀剑下，不如说子路死于道德自律，而子路的道德自律无可置疑也就是他忠于职业，忠于其主的思想。

5. 孝、仁、礼

孔子提倡孝的道德思想，孝是奴隶社会时期所认为的子女对待父母的正确态度。孔子的学生中不乏以孝出名的，其中就有曾子和闵子骞，而子路在孝顺父母、侍奉双亲方面也毫不逊色。

子路见于孔子曰：“负重涉远，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若过隙。”孔子曰：“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摘自（《孔子家语・致思》）

子路早年家里非常贫穷，自己常常采摘野菜做饭吃，可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子路常常怀念双亲，可亲人已逝，无法再为父母亲负米。子路的孝顺得到了孔子的肯定和赞扬，孔子称赞子路侍奉父母做到了生时尽力，死后思念这个程度了。子路的孝是契合儒家思想的，儒家思想提倡“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遵循孝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动荡和危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子路原是个“野人”，入孔门之后，孔子悉心以仁、礼的思想教导子路，子路耳濡目染儒家这些经典内容，融会贯通之后实际运用在为国为民的行动中。“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子路认为管仲侍奉二主的行径不符合行仁的要求，然而孔子反而赞扬管仲的行为。孔子认为虽然管仲没有为原来的主人公子纠殉命，但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会盟，不用军队，不用武力，通过协议的方式维持和平，使天下没有战争，孔子说这都是管仲行仁的表现。孔子这样定义管仲的“仁”实际上向子路传达了“仁为何意”的信息：只有为国家造福，为民服务的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仁。子路最后死于卫国与孔子传授给子路仁的思想也有着必然的联系。子路被庄公断了缨，子路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是违背礼制的，于是“死而冠不免”，最后“结缨而死”。子路“结缨而死”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本身的“勇”，但另一方面也是践行孔子“杀身成仁”的理念和知礼、懂礼的规范。

三

子路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之一，也是孔子最好的弟子之一，亦是孔子最重要的伙伴兼朋友，在孔门弟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子路虽本身带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入孔门之后受到了孔子很多的批评，后因孔子因材施教，给予子路很多的教诲，使子路晚年于礼、仁方面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具备了成熟的为政能力，知识、品格、为人处事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符合儒家所提倡的思想境界，所以世人对子路的了解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莽夫”的层面上，这也是我写此文的本意所在。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王肃.孔子家语[M].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80.

[4] 傅佩荣.论语300讲.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李启谦.子路研究.齐鲁学刊，1985第6期.

篇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泰罗等人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的中心是如何以科学的方法提高工人的效率，该理论以“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为出发点，片面强调人追求物质利益和好逸恶劳的天性，把金钱刺激视为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的唯一手段，而忽视了人的社会需要、感情需要以及人的自觉能动性，引起了工人的不满情绪和有组织的反抗。

20世纪20―30年代，梅奥等人在芝加哥西方电气公司的瞿桑工厂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并以此实验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人群关系论。认为工人不仅仅是片面强调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而且是具有社会需要和感情需要的“社会人”，强调满足工人的社会需要和心理需要，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

20世纪中后期至本世纪初，社会进入了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时展对管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现代管理对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视，提出了“人本管理”的新概念。“人本管理”要求把人作为企业的主体，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充分发挥人的知识、才能和主动性，在人与企业的双向作用中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而早在2D00多年前的儒家理论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儒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哲学，它的核心精神是“仁”。《说文解字》解释“仁”说：“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是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范畴。孔子说：“仁者，人也。”孔子的弟子樊迟向他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护人。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全德之名”，是涵盖所有美德的一个总称，它体现了人本主义和博爱精神，而人本主义和博爱精神正是儒家思想的灵魂。

二、“仁者爱人”与现代企业的情感管理

谈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就不能不谈其生存环境――市场经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市场是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市场配置则是按照市场需求供给的变动引起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的。价格高了，有利可赚，资源就向那边流动；东西多了，需求仍是那么多，价格掉下来，资源就流到别处去。这种市场配置的方式，一方面促进了资源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也为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这种配置方式的出现，也使企业的管理者不得不思考对“人”的态度及留用问题。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对资源占有的越多，就越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人是最重要的资产”，这是企业界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人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与其他资产又有显著不同。因为所谓的资产，无论土地、厂房、设备、技术等，都是可以用金钱买到的，忠诚敬业的员工却是花钱买不到的。资产可以交易，而人是不能交易的。一般的资产会随着时间的更替和知识的更新而折旧，但是人只要经过良好的培训和教育，不但不会“折旧”，还会“增值”，成为企业最可靠、最无法模仿的竞争优势的来源。所以说，人不仅是企业的资产，更是企业成长的最重要的伙伴。

认识到人的重要性仅仅是人本管理中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通过何种方式来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儒家“仁者爱人”、“重民贵民”的思想给了我们很好的答复。“仁者爱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是儒家思想核心，其本质就是“爱人”。“爱人”就是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相爱，”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家仁学思想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就是要实行情感管理。情感管理作为一种柔性管理，要求管理者通过对下属员工情感变化的细微体察，对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差异化的发展需求给予人性化的关心和帮助，营造出一种团结向上、共创佳绩的和谐工作环境。

实践证明，人只有在愉快和谐的心灵气氛中，在精神状态亢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做出具有创造性的业绩。管理者与员工以及员工之间在感情上融洽，就会产生友谊、支持、帮助、信任等诸多“感情效应”。同时，情感交流给人们提供了共同的表达方式和心理体验，它使每个员工都成为企业责任感和荣誉感的承担者。情感交流还可以提高员工的情感调适能力，消除情感障碍，减少人际摩擦，形成和谐、奋进、具有凝聚力的人际关系。情感需要的满足、人情味的浓郁是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源泉。正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企业管理中，感情管理抓好了，人的心情舒畅，心理平衡，就会促进企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员工的情感一般表现为正向或负向两种倾向。就正向情感而言，它包括员工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企业及其岗位的深情，对企业及各级组织和同事的情感，所有这些构成了企业内部的感情血脉，对于企业各项工作的开展，都会起到一定的正向感化、沟通和激励作用。反之，势必会影响其工作的态度及质量。水亦载舟，水亦覆舟。在企业里，这水就是情感管理。变消极为积极，使企业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激情的企业，就必须重视和加强情感管理。在这方面，松下公司的成功运作给情感管理作了很好的诠释。松下幸之助认为，员工的劳动在期望得到同事尊重和理解的同时，更希望得到领导的尊重和肯定。然而，很多员工对领导的角色期待同领导对自己的角色期待是有差异的。员工对领导的角色期待更多的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期待”重于“对工作关心的期待”；而领导自身的角色期待是“对工作的关系”重于“对人的关心”。这种期待的差异容易使员工与领导之间产生隔阂，引起员工的不满。例如，有些员工住房条件差，经济也不宽裕，面对这种情况，若领导能始终怀着关怀的心情嘘寒问暖，即使领导一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员工也会感觉到安慰，心理学上称之为“感情移入”。相反，若缺乏“感情移入”，就会引起员工对领导的不满，所以，领导应力求使自己的角色期待与员工的期待相协调。满足员工“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期待”，善于发现员工的优点，肯定员工的业绩，引导他们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些就是松下幸之助要求松下公司管理者所做好的基本工作。松下公司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能迅速成长为电子行业的佼佼者，与领导者重视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情感管理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它的特殊效应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潜在”热情，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产生一种家的归宿感，将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企业的发展方向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企业的逐步发展壮大。

当然，实行情感管理并不是要企业的管理者一味地纵容呵护下属，而是要为员工创造宽松的空间和氛围，要依据人的需要和人的心理活动规律进行有效管理。要使情感管理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可采取如下措施：

1　尊重意识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需求，即使在同一时期也有可能是多种需求同时

具备，当员工的基本生理需求满足后，就会向着更高层次的需求靠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每个人都需要关爱。只有充分尊重每位员工的人格，尊重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尊重他们的创新精神和自我完善的要求，才能更好地保持其上进心，不断提升其求知欲望。

2　宽容至上

这里所说的宽容，主要是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对人对事的看法和态度要有一颗宽容之心，学会换位思考。人都会有缺点和不足，尤其是在企业管理中，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思考方式各不相同。那么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要有宽广的胸襟，要学会体谅和容忍员工的失败，为员工提供宽松和谐的环境。

3　沟通顺畅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活动，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一。因为人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想法、意见和要求，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正常交际，就不可能正常发展。一个组织中的成员之间如果没有沟通或沟通不畅，这个组织就无法正常运转。而有效的沟通可以更好地传播企业的价值观，能有力地促进企业中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传播，更重要的是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让管理者及时掌握员工的情绪状态。

通用电气总裁韦尔奇的经营理念中就有一条是“顺畅的沟通”。韦尔奇最擅长的是提起笔来写便条，这些便条给人一种亲切感和自然感，这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优秀员工，为企业赢得人才优势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