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主要思想内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的主要思想内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考情分析】

[ht6]年份题型考点

2010年选择题儒学社会地位的提高

2010年选择题宋明理学

2011年选择题儒、道、佛出现融合趋势

2011年选择题古代中国文人画的特征

2012年选择题诸子百家的思想

2012年选择题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

2012年选择题古代中国文学的时代特征

从近三年新课程地区的高考试题看，本专题主要考查的内容是儒家思想的内容及其发展演变，尤其是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阶段本文由收集整理性特征，更是考查的重点。这突出说明新课改形势下高考依然注重对主干知识的考查。第一，对于“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主要考查儒家代表人物及思想，兼顾其他学派的思想，对东西方思想进行横向比较。学生复习时应注意掌握儒家及其他学派的思想内容，并能灵活运用；从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外思想家的主张。第二，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点考查董仲舒儒学的内容及影响，学生复习时仍要以此为重点。第三，对于宋明理学，主要考查理学代表人物的思想内容，学生复习时要对理学产生的背景和影响加以关注。第四，对于明清之际活跃的进步思潮，对李贽的思想考查较多。学生复习时仍要重视这一点，对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要稍加注意。总之，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以文明史观审视历史的今天，本专题在高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生复习时应高度重视。

篇2

关键词： 魏晋 世说新语 论语 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儒家文明，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悠悠数千年中国历史，儒家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儒家思想的精髓已经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然而，儒家思想稳固的统治地位却在魏晋时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时期，政权更迭极其频繁，战乱频仍，权贵争权夺利，百姓流离失所。然而，这一时期，却也是中国思想学术界大放异彩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被动摇，老庄之道重新得到尊崇，佛教影响日益广泛，糅合儒道两家的玄学兴起。正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地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面对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由于儒家名教无法改善现状，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儒家思想，转而推尊道家思想，追求个人价值的张扬和现世的享受，他们清谈、纵酒、服药，舌吐莲花，品藻人物，沉溺于诗酒之间，追求末日的狂欢。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正是这样一部记录魏晋名士奇言异行的“百科全书”。

《世说新语》是由刘义庆及其门客搜集整理前代资料编纂而成的一部志人小说，全书分36门，以类记事，共1100余则，主要记载汉末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奇闻轶事、喜好习惯，容貌气度，广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经济生活、文坛风尚、民间习俗、自然山水等，鲁迅先生称之为“可以算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素来被目为魏晋风流的最好证明。然而，我们依然不难从中寻觅到儒家思想和儒学经典的深重烙印。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上概论《世说新语》对《论语》的传承，并探讨其原因。

一、《世说新语》在思想内容上对儒家精神的继承

1.重视人物德行，推崇品格高洁的贤人君子，张扬舍生取义的精神

《论语》中大量内容塑造了孔子理想中的圣人和君子的形象，是否拥有美好的德行是孔子进行人物评判的重要价值标准。“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君子关注自己的德行修养，而小人贪恋个人私利。

品德高洁舍生取义的事例在《世说》中颇不少。《世说新语·德行》第5则中，李膺称赞荀淑、钟皓二人的见识和品德：“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德行》篇第9则中，荀巨伯探友时遭遇胡人军队的进攻，关键时刻，他不肯丢下朋友独自逃生，因义气而舍生求死，甚至因此感动了“胡贼”得以保全全城。《德行》篇第13则中，华歆在紧急时不肯抛弃素不相识的求救者，同样是激于义气。种种事迹，无不符合儒家典籍中“舍生取义”的思想原则。

2.推崇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积极游说各诸侯，推行儒家学说，以拯救天下人为己任。《世说新语》中记录了大量以隐逸山林为乐的隐士，但其中也不乏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世说新语·德行》的首则就描写了一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名士的榜样——陈蕃，言其有“澄清天下”之志；第4则中的李膺亦是“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言语》篇第31则中，当南渡过江的其他知识分子都感叹“山河之异”物是人非的时候，王导却勃然变色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以光复天下为己任的王导，在《世说》中出现的次数不可谓不多，却极少有负面形象，可见在刘义庆的内心深处，对这样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基本还是持褒扬和维护态度的。

3.一定程度上尊重礼仪规范

儒家思想的核心目的是以仁爱思想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与规范。为形成上下有序君臣和谐的社会秩序，孔子屡次在著作中强调礼仪规范的重要性：“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

《世说》中疏狂怪诞放荡不羁的名士虽然很多，然而，尊重礼仪规范循规蹈矩的典范人物也不少见。

《方正》首则中，陈纪当面指斥父亲陈寔的朋友不守信不守礼仪：“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寥寥数句说得友人大为羞惭，可见在时人心中，无信无礼绝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同样是陈纪，当他遭遇父丧时，因为哀恸过分，形销骨立，母亲偷偷给他盖了一床锦被，郭林宗就立刻指责陈纪行为不合礼仪，并引用了《论语·阳货》第21则“宰我问丧礼”的典故：孔子认为“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而在居丧期间“食夫稻，衣夫锦”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郭林宗正是根据孔子对丧礼的礼节标准来要求陈纪，因而不悦地拂袖而去。此事流传开来之后，甚至宾客都有一百余天不来陈家吊唁。如果魏晋时期真的是人人都以任性违礼为荣，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乐广曾经笑言“名教中自有乐地”，言语中流露出对放诞行为的不以为然。《任诞》第2则中，阮籍在母丧期间肆无忌惮地饮酒吃肉，何曾就指责他这种行为不合礼制，“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即使司马昭身为皇帝，也不能公开说阮籍不合丧礼的行为是对的，只好声称阮籍有病，此举合乎丧礼，以此来搪塞何曾。可见当时礼教规范的观念相当深入人心，魏晋名士放浪形骸的行为只是对礼仪名教的一种有意识的叛逆和反抗。

4.称扬发自真情实感的孝亲忠君行为

忠君孝亲的观念一直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非常重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据统计，《论语》中“孝”字使用频度高达19次，“弟”（悌）字高达18次。孔子认为忠孝一体，孝子一般情况下不会事君不忠，“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孔子提出“其事上也敬”是君子之道的标准之一。在家孝顺亲人长辈，在朝效忠君主，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说新语》所肯定的，是《论语》中提到的，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忠孝行为。《论语·八侑》记录了孔子对亲人丧礼的态度：“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比起繁复奢侈的丧仪，发自内心的哀戚和痛苦才是最重要的。在《世说》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践行孔子这一观点的例子：王济生前喜欢听驴鸣，孙楚心伤友人之死，干脆在众目睽睽之下学驴叫；王戎在丧子之痛后发出了“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著名慨叹；阮籍在母丧期间，不遵礼仪，照样饮酒吃肉，但伤心到极处，长号一声，呕出血来，形销骨立，神情憔悴。他们看似怪诞不可思议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孔子所推崇的“宁俭，宁戚”的孝悌观念的发展，他们对待亲人朋友的死亡，都是发自内心的哀伤痛苦。

先秦儒家的忠君观念在《世说新语》中也有所传承。例如谢玄北征时，因为别人说他好战是因为“好名”，谢玄怒而厉声说：“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不得复云为名”。他明确提出大丈夫出生入死的目的就是事君事亲。《言语》第6则，陈纪面对客人的提问，毫不客气地称自己父亲是忠臣孝子，言下颇有为父亲自豪之意。《自新》第1则称赞周处改过自新后“终为忠臣孝子”；《言语》第21则中，孙皓问诸葛靓：“卿字仲思，为何所思？”诸葛靓的答案是：“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这层出不穷的例子恰恰说明，忠臣孝子依然是世人传统观念中的理想追求，即使是在老庄之道极为繁盛的魏晋时期，儒学的河流也始终不曾断绝。

5.屡屡推崇周公、孔子、颜回等儒家代表人物

魏晋名士素来被目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流人物，《世说新语》一直被视为如实记载魏晋风流名士风度的一部书，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世说》中不止一次地称颂过周公、孔子、颜回等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谢尚八岁时聪明颖悟，被当时在座的客人视为神童，被比作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谢尚立刻毫不客气地回敬说：“坐无尼父，焉别颜回？”在座的又没有孔子，怎么知道我就是颜回？语下颇有点傲视群英的意思。孙放字齐庄，他对庾亮的解释是自己要向庄周看齐，庾亮问为什么不仿效孔子，孙放说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实在难以企慕。陈纪把父亲陈寔和袁公比作周公和孔子，称赞他们“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的行为，无论是他的比喻本身还是陈寔的行为，都是完全符合儒家价值标准的。可以说，在魏晋名士和编纂者刘义庆的心目中，尽管他们仰慕老庄飞扬狂放洒脱不羁的风采，儒家和周孔在他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依然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二、《世说新语》儒学渊源深厚的原因

1.时代的变迁和政策的影响

魏晋六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大解放的局面，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动摇。然而，由于以“三纲五常”为主要框架的儒家伦理观念有利于稳固社会秩序，凝聚民心，因此，儒家思想的流传始终未曾因此断绝。

《世说新语》成书于宋文帝刘义隆当政期间，相比魏晋时期，从刘宋王朝开始，名士们疏狂不羁的魏晋风度已经明显减少。据统计，在长达一百卷的《宋书》中，记录魏晋风流的名士言行只有二十多条，这与刘宋王朝重视儒学的政策有密切关系。据《宋书》记载，元嘉年间京师开办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馆，以儒学馆为四学之首；此外，宋文帝本人也曾下令 重修孔子坟墓，并多次亲临国子学。当政者对儒学的重视和扶持态度非常鲜明，刘义庆本人作为宗室，自幼也接受过儒学教育，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儒学思维惯性和政治政策的影响。

2.名士内心的痛苦矛盾

魏晋时期，政治风云变幻，社会混乱动荡，战争不断，人人颠沛流离，朝不保夕，面对残酷黑暗的现实，人们由关注烟云般易散的名利富贵转向关注个人生命价值，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我。而司马氏集团大力推行的“以孝治天下”并非真正的尊崇儒家，只是一种强化统治钳制思想的重要手段，这恰恰加速了知识分子对司马氏所谓“名教”的背离和反抗。

然而，表面上的疏狂放诞不合流俗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自由，魏晋名士故作放达的举动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声反抗，他们外表风流潇洒，内心深处却潜藏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和矛盾。他们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熏陶，而儒学却无法改变眼前残酷的现实；他们渴望忠君报国兼济天下，统治者却以酷厉严苛的手段处置了一批又一批不合作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望而生畏。作为文人的傲骨气节和外界污浊的现实产生激烈冲突，他们既不愿在强大的皇权面前俯首称臣，也无法真正超脱世俗之外，只能挥霍享乐，佯狂避世，以纵酒、服药、清谈、隐逸、任情来麻痹自己。然而，由于幼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无法真正忘怀现实，他们反对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名教，而是司马氏集团推崇的被异化的名教。阮籍的儿子阮浑曾试图模仿父亲的言行，被父亲禁止，而嵇康更是在《家诫》中谆谆教诲儿子如何自保避祸，如何做官。连最离经叛道的嵇康和阮籍都不许儿子效仿自己，可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以自己的放浪形骸为荣，深厚的儒学积淀依然是他们心中最初的家园。

既然如此，《世说新语》中同时存在“忠臣孝子”的名士和风流任性的名士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忠臣孝子依然是名士们最初的追求，而佯狂纵酒追逐享乐不过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避祸手段而已。

3.儒道两家的相通和玄学的兴起

一般而言，儒家经世致用，道家玄远飘逸，儒家追求入世，道家讲究出世，但儒道两家并非绝对对立，在儒家经典中，我们也不难找到带有道家出世色彩的内容。《论语·先进》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章中，孔子所赞赏的曾点的志向，正是近乎道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孔子还提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认为国家无道还照样做官发财是可耻的。《论语》中对隐居不仕的伯夷叔齐等人并未贬低，反而给予极高的赞赏，可见儒家对道家隐逸思想并不完全否定。魏晋兴起的玄学正是利用儒道的相通之处，以儒家思想注解道家经典，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希望由此实现“儒道合一”的理想。玄学的兴起、儒道两家的相通都促使名士在崇尚自然追求隐逸的同时，依然无法超脱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中流露出来。

结语

自汉末至两晋，晦暗动荡的社会现实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实现他们“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又不愿屈从于统治者的意愿，遵循那已经被异化了的“名教”；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佯狂纵酒、清谈服药等种种看似荒诞不可思议的行为，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无声的抗议，以维护自己高洁的品性和傲岸的气节。这种在后人看来极为诗意浪漫的行为，对他们而言其实是相当痛苦的。他们试图在诗酒和自然山水之间寻求个性的张扬，追寻个体生命的价值，然而，他们却始终无法挣脱紧紧捆绑在自己心上的精神枷锁，无法忘怀最初的兼济天下的梦想。《世说新语》正是这样一面如实反映魏晋名士言行举止和精神世界的镜子，它既映照出了魏晋风流洒脱不羁的表面，又从细节处反射出名士们内心深处厚重的儒学渊源和入世追求。穷途而哭的阮籍替无数魏晋名士哭出了他们心中的辛酸和痛苦，傲骨铮铮不事权贵的嵇康最终也无法摆脱遭嫉被害的下场，正如几百年前的孔孟终其一生都无法实践他们的仁政理想一样，魏晋名士始终在残酷的现实、入世的理想和出世的追求之间奋力挣扎，试图寻求一个平衡点。尽管他们最终还是被现实被强权所打败，但他们在抗争现实时表现出来的落拓不羁和宁折不弯的高傲却是后世许多知识分子所企慕的。那是一个，黑暗如磐，却有灿烂光华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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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秀红.《论语》对《世说新语》的影响[J].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2（2）：108-110.

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和”“义”“信”企业管理

一、儒家思想内容的精髓

（一）“仁”

“仁”是儒家思想德治的核心和最高范畴。“仁”即“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精义所在，是儒家思想道德的基础，概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仁”是爱之源，本质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最多，也能体现“仁”字为《论语》之精髓，《孟子》中提到百余次。“仁”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爱人”中既包含对人的尊敬、谦恭和亲热之情，也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的管理理念体现在管理原则上，即追求“修己以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要求管理者既要“修己”或“内圣”，按“仁学”体系的要求进行自我修养，又要用“仁”的原则去“安人”或“外王”。

（二）“和”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是人的相处，而“和”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和”指的是人际关系和谐，是儒家“仁”思想的延伸。“仁者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无争”，“无讼”。“和”被视之为政、为人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之用，和为贵。”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在群体中，每个人如果都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在管理中做到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和谐，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者的关系和谐。

（三）“义”

“义”是最为重要的“义利”经济观。儒家非常强调义，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但要“见利思义”，反对违义求利。“义”是指社会公利及个人合乎道德的行为标准，“利”是个人私利或局部利益，因而义与利的关系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对于“义”和“利”孔子有两层意思：一是二者是相通的，互相包含，“智者利仁”。从这个层面上讲，孔子并不反对个人获得正当的利益，而是反对个人见利忘义，先利后义这种行为。二是一个人面临义和利的矛盾冲突时，应“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把公利放在第一位，把私利放在第二位。

（四）“信”

“信”是“诚实不欺”，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即人在人际交往中守信用则别人愿为你服务、为你办事。《论语》的各篇中指出，言可以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德，“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因此，“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仁者，其言也”。儒家思想向来讲求诚与信，这种诚信不仅应在言行中体现，更融入在人的血脉中，将诚与信融为一体，融于生命。在儒家思想中，诚信之道不仅是“立人之本”，更是“立政之本”“成事之本”。“儒商”，就是“仁”“义”“礼”“智”“信”的集合。

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一）“仁”——人本管理思想——以人为本

企业的核心和主体就是人，在管理中体现人本管理，形成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提高劳动生产力、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和凝聚企业文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的精华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深远。1.“以民为贵”，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信念。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强调尊重人性，仁爱之心，挖掘人的智能潜力。只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用“民为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才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重视人才”，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观。企业管理主要是对企业人、财、物的管理。企业的财和物都是由人支配的，从长久看来，最应关注的就是人才，人才创造企业的利润、财富，人才创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为政在人”，主要是建立德才兼备的管理层。《礼记•中庸》篇载“为政在人”。这里的“人”指的是“贤人”，是企业的管理者。将“为政在人”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着重强调领导层的德才兼备，强调领导应为“贤人”。在“贤人”的领导下，创建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可见，建立“贤人”的领导层对建立现代企业文化起到关键作用。

（二）“和”——企业团队管理——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在现代企业团队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协调人际关系，并指导企业的建设是一种“和”的理念，必将培养一支充满凝聚力的高效团队。在团队管理中提倡“人文关怀”，强调企业凝聚力。孟子更是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思想提倡的人文关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观念，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强调了人际关系中的爱和信任，促进企业内部组织和谐，使团队产生凝聚力，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在团队精神培养中注重精诚合作，团队协作的培养，这种精神对企业的业绩、甚至是兴衰具有巨大作用。在企业管理中，主要培养“和为贵”的企业文化，利用文化熏陶企业员工，培养员工的团体协作“和”精神，鼓励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确立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将企业员工融为一体。同时，在团队培养中应注重“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战略，在企业内部主要注重企业团队培养，外部主要强调怎样去发展，这是企业经营的根本，和谐应该是全方位的。

（三）“义”——企业价值观——以义取利

儒家思想主张“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将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融入现代企业的价值观念中，企业要树立“以义取利”的现代管理价值观，强调义利并重，互惠互利。“义”和“利”不仅相互融合，而且还能良性的互动。即“义”和“利”是相互促进的，“利”能促进“义”的产生，“义”也能产生更多的“利”。在某种程度上企业要善于“利他”，在“利他”中讲求“义”。只有以义取利，企业才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同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誉，提高企业的品牌。

（四）“信”——企业信誉管理——以信立业

诚实守信是企业的生命，有句古话：“人无信则不立，商无信也不立。”现代企业就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现代企业只有树立“契约意识、诚信意识”才能够维护企业形象，形成诚信品牌。重约守信、诚信为本是现代企业在竞争中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同时要求企业确立道德理念，维护“至诚守信”的企业信誉。儒家的“信”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强调管理单位内部各成员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二是强调管理单位内部各成员自身必须诚实。儒家思想倡导“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思想，对处于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在其管理运营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儒家思想指导现代企业管理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篇4

关键词:儒家文化;孔子;音乐;教育宗师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春秋时鲁国曲阜人。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他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重要影响。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同时他还是位伟大的音乐教育宗师,本文将从以下几点来谈孔子的艺术修为。

一、孔子习乐

当今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提倡兴趣教育,岂不知早在春秋战国时,孔子就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从人的认识、兴趣、爱好等方面来阐明他对教育和学习的态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琴师襄子①,十日不进。师襄子日:“可以益矣”。孔子日:“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②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③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④,眼如望羊⑤,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⑥再拜日:“师盖云《文王操》也。”【1】这篇关于孔子学琴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孔子学习音乐的态度――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为人也。而现在的学生,大都求快求多,学习钢琴曲或歌曲时还不明白曲子所表达的思想,就要求学新的乐曲了。而在这种态度下演奏或演唱出来的音乐是感动不了人的,培养出的音乐人才也只能停留在“音乐匠”的层面。而孔子的学习态度则是那么的扎实,虚心、深入和精益求精。他学习一首曲子时,不仅要学会曲调、还要掌握好节奏,体会到这曲子的思想内容,最后直到他领悟到这首曲子所要表现的人物才可以。

孔子是位可爱的习乐者,《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复之,而后和之。”【2】毫不吝惜的肯定和赞美别人的音乐修养,发自内心的向别人学习、与人同乐,这正是一个热爱艺术、有高层次艺术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的。另有《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⑦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3】孔子的这种学习精神,博得了齐国人的称赞。笔者以为孔子的这种精神是我们今人所欠缺的,也正是我们应该推崇的。

二、孔子的音乐教育理念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音乐教育家,也是第一位音乐美学家” ――刘蓝。

孔子的一生都致力于教育事业,同时他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只不过他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得不到推广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4】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可见在孔子的教学课程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他极其重视音乐教育。

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改变社会的不良风尚,没有比音乐更合适的了。他认为音乐具有教化人的作用,好的音乐可以使社会风俗习惯得到改善;礼坏乐崩,国家必然会衰败。为了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与歌词相配合的曲调就必须是温和居中的,只有这样的“中和之音”才合乎孔子的礼乐标准。也即他说的“广博易良,乐教也。”――要求乐声宽广而不急促,疏越而不繁杂。用这样的音乐来陶冶人的性情,便可达到宽和朴实,温柔敦厚――这俨然是孔子理想中的君子风度。若音乐教育得到普及,并推广到社会各阶层,具有“君子风度”的人日益众多,则可变社会的混乱为安宁。所以孔子所编的《诗三百》是其音乐课的教材,据《史记》记载:“《诗》三百零五篇,孔子皆歌之。”他就编订了这部歌曲集做教材来教学生。他自己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即思想纯正,可见他对其教育评价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肯定的。

孔子曾教导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从这句话还可以看出孔子的乐教思想――与时俱进。学《诗》就与当时的社会特征有关,当时唱歌是外交活动中的交际工具,特别是正式的外交场合中都用歌唱发言。可见孔子的培养目标与社会实际需要紧密相关,他的目的是为了担负“授之以政”、 “使于四方”的重任。这也正说明孔子时刻心系国家,不忘自己的远大使命。

三、孔子的音乐评论与审美标准

我国历史上,季札是第一个用“美”来评论音乐的人。在《季札观乐》中季札所谓的“美哉,渊乎”、“美哉,泱泱乎”、“美哉,荡荡乎”、“美哉,犹有憾”――讲的都是“美”。可见,“美”包括喜、怒、哀、乐、惧、宏伟、流畅等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所说的美,指的是音乐作品的艺术性。而孔子认为,只说音乐作品的“美”还不够,还必须要求音乐作品的“善”(思想性)。在孔子习乐中,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孔子评论《韶》乐中的“尽善”,符合孔子的道德标准,即思想性;“尽美”指音乐的优婉、动人,符合孔子的审美标准,即艺术性。那就是说,《韶》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同时用“美”与“善”作为评论音乐及一切文艺作品的标准,使音乐的审美更加全面,也是孔子对音乐美学的伟大贡献。如今,几乎成为全世界的文艺评论标准。

孔子对音乐的审美则是既反对粗陋不堪,也反对华而不实。《论语》记载说:“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孔子提倡 “中庸之道”,要恰到好处,反对“过犹不及”。他评论《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当君子追求淑女“求之不得”时,被失恋的情绪困扰得彻夜难眠,“哀”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过分,“伤”便不合于“仁”的原则;当君子与淑女终于成婚,“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符合“礼”的规范。这首歌曲的诗词和音乐都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的美学原则,这一美学原则在后儒的音乐论著中出现时,便称为“中和之音”。

总结

孔子是倡导音乐教育的大音乐家,他对古代音乐文化的研究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学习音乐的精神及态度,给后代学者树立了典范。他还是一位乐思敏捷的作曲家,作琴曲《幽兰》《获麟操》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一生不得志的心情。《论语泰伯》中记载,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明确他的乐教思想是把音乐作为陶冶性情和修身的载体,使受教育者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现代人要不断的吸收和发扬这种伟大的思想,使中华五千年文化走向璀璨的未来。

注释:

①师襄子:春秋时代鲁国的的乐官,是孔子学琴的老师。

②未得其数:还没有掌握乐曲的节奏。

③志:思想内容。

④几然而长:个子高高的;身材修长。

⑤眼如望羊:眼光远大。

⑥辟席:避开老师的座位

⑦《韶》:乃是代表帝舜的乐舞,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为推崇的乐舞。

参考文献:

[1]《诸子论音乐》――中国音乐美学名著导读 刘篮编著 2006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3页

[2]《音乐漫话》 刘篮编著2008年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021页

[3]同[2]006页

[4]《论语》 刘永升主编2009年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156页

[5]《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M]. 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

篇5

关键词：当代文学教育 孔子文学思想 启示

孔子是一位有思想的伟大的教育先知，早在春秋末期致力于教育事业，开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提出了有效的教育方式育卓越的教育理念，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其文学思想至今仍被当代文学所信奉，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发展留下了重要作用。

一、孔子文学思想主要内容

孔子所讲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即儒家文化学术的总称”，关于孔子文学思想这一文学概念的定义相当宽泛。孔子生于春秋时期，一生致力于利用儒家思想对当时政治进行改善，所以其文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政治相关联的。在孔子看来文学并不是如今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一种能够参与到政治中去，并且能够有所为的文治教化之学。

孔子文学思想核心：文德兼并。在《论语》中孔子强调了文与的的重要联系，认为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弘扬儒家“仁”、“礼”的思想。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文学与道德必不可分，也就将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与乐，意在强调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投入真实情感，用极具感染力的作品获得大众的认可，另外，还强调文学作品要能够给予人们快乐。这表明了孔子对于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当时社会道德规范下进行了一场文学教育。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与质。在孔子的认知里，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将文与质进行完美的中和，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一部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保证文质两全，相互平衡。孔子的文学思想表现形式很好的解释了“文质彬彬”的文学君子，成为了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推进了中国特色文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孔子的文学思想既包含了对旧思想、旧制度、旧文化的呵护，又推进了新思想、新制度、新文化的发展。

二、当代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启示

孔子文学思想极具魅力，在多年历史的熏陶、沉淀下已经渗透到了当代文学的各个角落，对中国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了解孔子文学思想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重要启示。

（一）追求中和之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追求中和之美，具体来讲也就是文与质的中和，“文”在这里指一个人的内在，而“质”就是指一个人的外在。其意在于进行文学创作，要追求中和之美，既要抓住外在形式的表现美，也要抓住内在主题的意蕴美，这局启示当代文学教育，要保证文学的质量，注意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将孔子的文质中和理论应用到当代文学教育中，很好地推动了文学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二）注重文学社会作用，推动现实主义

孔子处于一个乱世，春秋时期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文学思想自然离不开对政治的看法与劝谏，这就启示当代文学教育要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立足于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认真、透彻的对社会表象进行分析，进而得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再借以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现象，还能够深入的剖析社会现象的本质。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更能够将社会真实的呈现，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认识到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社会风气改良、社会发展建设中去。只有拥有一定社会作用的文学作品才更有可能被人们铭记、被社会铭记，才更有可能在当代文学中留下深刻痕迹。而这种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现状的文学作品通常被归类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无疑又是为当代文学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三）文德相随，提高道德标准

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提出文德兼并，即在孔子看来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有道德标准的限制，在任何时刻都不能给抛弃道德。所以，在当代文学教育中也要重点强调文学创作的道德标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能够使读者通过作者文字表述进行深入分析而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感悟。这就是道德的作用，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高雅的行为，而只有当其内容也处处体现道德规范时才能够称这部文学作品良心。相信那些充满粗鄙、污秽思想的文字被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也不能够被称之为文学作品，毫无道德标准的文字内容根本不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需求。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学作品才是当代文学的重点，才是提高读者文学修养的有效工具。

篇6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

子曰：《关睢》，乐而不，哀而不伤。(《八佾》)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来尽善也。(《八佾》)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迭；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卫灵公》)

……鲤趋而过庭，日：学诗乎?对日：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季氏》)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

(选自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论语注疏》)

【注释】

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指刻骨头、牛角、象牙的工艺，琢磨指雕玉石的工艺，子贡用来比喻孔子所说的意思是精益求精。

②思无邪：思，原作语助词，但后人多解作思想或意思之意。邪，不正。

③乐而不，哀而不伤：，过分。朱熹《论语集注》：“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

④美，指声音动听；善，指内容妥善。

⑤质，指质朴；文，指文采；野，指粗野；史，指浮华；彬彬，指质朴和文采搭配得很适当的样子，

⑥兴于诗，指修身当先学诗：立于礼，指学礼可以立身(修身)：成于乐，指乐可以陶冶品性。

⑦时，指历法；辂，指大车；冕，指礼帽；韶。指舜时之音乐；“舞”通“武”，指周武王时之音乐《武》。

⑧鲤：孔子的儿子，字伯鱼。

⑨恶，指憎恨；紫，指杂色。

【赏析】

《论语》是用语录体写的最早的一部儒家经典。书中记录孔子和他周围人物的言论和行动，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以曾参门人为主)完成的，最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

《论语》原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现存旧注有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邴《论语疏》、宋朱熹《论语集注》及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今注本有杨伯峻《论语译注》。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

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尚处在草创阶段，不论是孔子谈到的“文”(包括文章在内的文化学术的总称)。还是“诗”(专指《诗经》，文学作品)，都附庸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上，虽然是只言片语(语录条目体式)，但还是显示出孔子在文学批评上精深独到的见解。前文选录的是一些有关文学方面的言论。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其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主张以忠恕爱人为本。他特别强调文和道德的联系，提出“有德者必有言”的看法，把文艺作品道德伦理化。他甚至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思无邪”，在这当指《诗经》之思想内容、语言音调的中和之美，并非专指思想性，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合乎礼仪，要求思想纯正：二是中正和平，强调“文质彬彬”。《诗经》在儒家心目中，主要成了伦理道德修养的教科书。

孔子很重视“礼”。“礼”，是一种等级制度下的行为规范，孔子非常重视周礼，主张复古，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认为社会民众应该将自己的思想行动置于“礼”之下：“礼”应成为作家和批评家的行为规范和批评准则，他们要“发乎情，止乎礼仪”(《毛诗序》)。于是，孔子就以“礼”解《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礼”为立身之本。子贡“富而好礼”孔子称许其“始可与言《诗》矣”。他对儿子鲤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孔子以“礼”说《诗》，由此可见一斑。春秋时代，列国大夫聘问，通行赋诗言志，或用以酬酢，或用为媒介，进行外交上的交涉。

孔子很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学作品有感染力量，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读者从文学作品中可以“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这就是观。群是指“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和睦相处，共同进步。怨是指“怨刺上政”，批评不良政治，以促使政治改革。“兴观群怨”说，就分别从《诗经》可以启迪、鼓舞、感染读者，可以反映现实、认识社会，可以团结教育组织群众，可以讽刺不良政治等四个方面阐述其社会作用，这种理论表述就较为有系统性，比前人有一大进步。当然，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最终还是为“事父”“事君”，为政治统治服务的。

篇7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具体体现为：1.伦理本位。即人本主义，它既注重人的重要性，又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所谓“君臣，父子，夫妇”是这一特征的最好体现。2.关心现实政治生活。它不是脱离实际的，而是与现实政治生活直接接触。3.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人不能为了私欲而不顾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4.富于辨证思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都是辨证的，而不是形而上的。5.强调整体观念。这一点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也是中华民族分分合合的根本原因。6.重视人际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它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厚的内涵。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各学界众说纷纭，专家学者、仁人志士都有很多学说，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这一点在塑造个体和整体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每一个体都拥有这一品质，中化民族才能在世界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三）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宣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这种对真理执著的献身精神是要学习推广的。

（四）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当今的实践品格是一致的。

（五）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世界的塑造，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

（六）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国家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们带来希望与力量。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就是说，语文不仅具有交际工具的功能，而且由于语文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感情及其他的人文内容，因而本身也具有了负载文化的功能。可见，语文学科是一门集工具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于一体的学科，这一性质决定了语文知识传授和思想品德教育的统一，决定了语文教学在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必须渗透传统文化。

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文化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风俗中表现出来，更主要的是在人类的文字中记载下来，而文言文是记录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文言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言文是指以前通用的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包括散文、骈体文、诗词歌赋、戏剧等。狭义的文言文仅指用文言写的散文和骈体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文言文记载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文言文中有深刻的内涵。

在文言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既是大纲对语文学科的基本要求，也是由语文学科的特点和内容所决定的。那么，如何将传统文化渗透在文言文教学之中呢？结合文言文教学的实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渗透。

1.通过介绍作者生平和有关背景加以渗透。古往今来，任何作品的创作都与一定的环境和时代有关，如果学生了解了作家的身世、经历、创作背景，无疑将有助于对课文思想内容的深刻理解，从而受到启发和教育。

篇8

文言文阅读这一块近几年大多为议论文，以与必做题部分文言文阅读的记叙类文字相区别，而且涉及的文学、文化常识从教材走向课外，2008年考查了道家和儒家两个学派，以及《史记》中的两个篇名，2009年考查了对文段相关内容的概括理解，以及《说苑》、《新序》的作者刘向，2010年考查了“四部”和《文史通义》的作者，2011年考查了“春秋笔法”，2012年考查了萧统的《昭明文选》。考查范围扩大，要求考生有思想准备，注重平时积累，尽可能拓宽知识面，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在现行高考制度下，选文科的学生大多数学较薄弱，平时在数学上就要花费很多时间，而附加题使得学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识记文学、文化常识，因此学生负担着实不轻。

名著阅读考题全在10部名著中，而且命题较稳定，都围绕“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命题。可是10部名著的主要内容、重要情节、主要人物、主旨观点、艺术特色足以让学生头大，更别说与主要人物、重要情节等相关的微小细节了。再加上从这几年的题干设置来看，逐渐从明确走向含蓄，要求对名著的阅读更加深入、细致。因此，名著这一块往往让学生忙得焦头烂额，而最终却难拿到高分。

趋势使然，如何让学生学得快乐，学得有成就感，发挥文科生的“特长”，值得每一位文科语文老师思考。为此，我提出如下思考。

一、摆正位置，调整心态

语文附加题这一块，因其考试内容和能力要求的独特性和新颖性（除材料归纳与分析外，其他考点均与前160分考点不重复，即为新增能力考查点），大家基本上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心安理得地处于“底层”。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少前160分得分较高的学生，因为附加题发挥不好而使语文总分落后面现象比比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决定文科考生“生死”的也许就是语文附加题。学生必须充分认识提升语文附加题分数的必要性和艰巨性，破除无足轻重的麻痹思想和期望一蹴而就的投机思想，充分做好反复抓、抓反复，持之以恒，稳步前进的思想准备。特别是那些自以为语文基础不错的同学，千万不能妄自尊大，而应改变观点，加大投入，保证时间，抓实这一内容的复习。

二、抓住重点和难点，采取措施

在语文附加题三部分内容中，文学、文化常识的考查范围逐渐扩大，名著阅读由于面广量大，记忆内容多而杂，都是复习的重点和难点。

（一）文学、文化常识题

必须牢记与教材（必修、选修）直接相关的知识，比如，重要作家所处的朝代、字、号、代表作及代表作和作品风格等。尽可能涉猎古代文化典籍，尤其是与文艺相关的书籍名称、作者、朝代及思想主张。

（二）名著阅读题

1.必须弄清楚名著命题的拟题角度和形式，了解这种题型的规律和特点。分析考纲样题和近几年高考试卷不难发现，文学名著题多从考查考生对名著的主要人物、重要情节、艺术特色、阅读感受等角度设题。每份试卷涉及的名著共为7部，其中客观题涉及名著5部，主观题涉及2部。主要考查对名著的熟悉程度，涉及面比较广，可宏观也可微观。

2.必须注意分清主次、深浅适度。名著复习面广量大，近年考题既有细节又有整个章回内容的考查，使得不少同学感到范围茫茫无边，复习无从着手，而不得不采取大海捞针式的超低空扫描，其实，“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方式，耗时多，见效慢，在时间紧迫的情势下很难奏效。在平时复习中要抓住重要情节（体现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事件，对全书思想内容的展开最具意义的章节，最能体现作品思想意义的情节，最能体现艺术特色的章节）。另外，还要注意深浅适度的问题，细节要重视，但必须是典型的，不能什么都抓，太偏太怪的、无关紧要的，抓不胜抓，应坚决摒弃，比如，《红楼梦》中何人居何处、贾宝玉小厮惜春的大丫头叫什么等则太偏太怪，可以不抓。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分析不能忽视，但也要注意钻研的“度”，平时复习不必钻得太深，对作品思想艺术的分析点到即止，不必深究。我们概括内容时，只要抓住重点章节就行，不必面面俱到，贪多求足。

篇9

    一、批评主体的荣辱观及其“文德”价值取向

    批评家的主体建设涉及内容很多,其中包括品质人格等重要内容。这一方面是因为批评家与社会中任何人一样,都应该具备一定的道德观,有一定的为人处事的道德准则和对自身的道德自律要求,因而其世界观中包括道德观;另一方面是批评作为一种职业或事业而言,从业者也必须具有这一职业和事业所要求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这是职业或事业对从业者的要求和规范。因而,人们常以“德艺双馨”来要求文学艺术的从业者,古今中外也不乏对“文德”、“美德”、“艺德”的推崇和提倡。尽管“道德文章”的称谓更多地赋予了文学道德化和文学说教的实用功利色彩,有其消极性和负面影响,使道德与文学关系始终是难以分割而又纠缠不清的问题;但对于主体而言,无论是文学创作主体,还是文学接受主体和批评主体,在其主体构成及其主体建设中又无不涉及其道德观,道德价值取向又无不与文学创作、欣赏、评论取向有所关联。中国古代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中提出“文物昭德”(桓公二年)、“在德不在鼎”(宣公三年)、“九功之德皆可歌”(文公三年)、“季札观乐”(襄公二十九年)等,旨在以观乐而知礼、知德。先秦儒家更是主张“礼乐”制度,旨在协调礼与乐关系的同时,也强化了乐制中的“礼”的作用,其实质也是在强调“乐”中的礼义道德取向。《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说明“艺”中也含有“道”、“德”、“仁”之要素;《论语?八佾》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说明儒家主张礼之乐、仁之乐,其“礼”和“仁”成为“乐”的核心;《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以善为美的取向不言而喻;《论语?宪向》:“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故而“德言”比“有言”更为重要;《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观山水自然其实质是“知者”、“仁者”之“知”和“仁”对象化和自我确证的结果。这足以说明,儒家文艺思想的核心是“礼乐”、“文德”和“诗教”,对文学家思想建设和道德修养的要求可谓是社会荣辱观体现的雏形,影响和支配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主体建设的“文德”说。此后,汉代王充《论衡》提出“文德”说,“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①;梁朝刘勰《文心雕龙》专以《程器》讨论“文德”,提出“瞻彼前修,有懿文德”②,形成“知人论世”、“文如其人”的批评传统。这既是对文学主体及其作者与作品关系的强调,同时也是对作者人品、人格、道德品质的要求及其对“文德”的要求。狭义而言的“文德”是指符合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广义而言的“文德”是指符合人类真、善、美的社会思想道德的要求。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要求真、善、美的内容和形式都会有所区别和变化,但真、善、美的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代代相继,成为文学主体构成及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当代社会所确立的“八荣八耻”荣辱观,也是从文化传统积淀中发展而来,是传统美德的概括总结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学和批评中并不乏“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取向,在作家、批评家主体构成和价值取向上也不乏“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所体现出的道德精神。因此,传统美德应该是必须继承和弘扬的宝贵文化遗产,也应该是构建“八荣八耻”荣辱观的基础和条件。其实,无论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都应该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承载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先进文化,都以真、善、美昭示人类社会发展趋向,其核心价值取向是殊途同归、异流同源的。因此,当代文化建设和发展必须继承弘扬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传统,必须吸收和借鉴前人的宝贵经验。从这个角度而言,“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不仅具有传统性,而且具有当代性;不仅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性,而且也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具有普世价值和普遍性意义。当然,在当今社会时代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八荣八耻”荣辱观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首先,“八荣八耻”荣辱观不仅具有传统美德的意义,而且具有当代社会公德的意义,这不仅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美德的继承弘扬,而且是对其发展和创新,赋予其时代特征和当代性;这不仅是对社会精英及先进者的更高要求,而且是对社会所有公民的基本要求;这也不仅是发自个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要求,而且也成为全社会的自觉的共同要求,是现代公民社会、民主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差异性所在。其次,“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具有明确具体的价值取向,分别从八个方面确立大是大非的荣辱观内容,将真、善、美内容具体化与现实化,使其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八荣”与“八耻”对立并举,是非、荣辱界线分明,旗帜鲜明地表达出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有利于正面引导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导向。再次,“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也不仅是道德观及道德价值取向,而且也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具体表达形式,包括的内容不仅涉及个人的道德品质、人格、作风,而且也涉及国民的综合素质和民族的整体素质,以及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具有社会性与民族性的特征。最后,“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带有当代社会属性与时代特色,因而,树立“八荣八耻”荣辱观是当代社会发展现实及趋向的要求,也是对国民素质及民族素质整体提升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朝着社会主义的更高目标迈进,在制度、体制、机制以及意识形态保障下,在经济发展上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在社会发展上实现和谐社会目标,在政治思想发展上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充分体现和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基于以上因素,“八荣八耻”荣辱观是立足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民素质、民族素质提升需求而提出来的,旨在建立良好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和时代风尚,也旨在确立国民及民族主体的正面的、正确的价值观及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批评主体的建设也自然纳入国民及民族素质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大系统中。同时,批评也有责任有义务承担全民族、全社会精神文化建设的重任,提高社会公民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因此,批评主体建设应以“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为核心和导向。其一,加强批评主体构成的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提高批评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清人叶燮在《原诗》中提出作者主体构成的“才、胆、识、力”四要素,在其构成关系中“识”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夫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惟胆以张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见全,得半者其才见半。”“大约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论……惟有识则能知所以,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①作者之“识”既是思想认识之识,又是胸襟、抱负、境界之识,更是道德是非曲直之识,是知其所以然的动因机制,因而与作者的思想、道德、人品、学识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二,加强批评主体的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提升批评的境界和精神。批评如同文学一样,有诗品、词品就有文品、评品,也讲品级、质量,也有差异和特点,因而批评必须不断提高品质境界,批评家也就必须不断修养和锤炼。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论及作者主体构成的“才、气、学、习”四要素中“学”和“习”就与平时的学习和积累相关,更与思想道德的修养和锤炼相关。“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作者主体构成“才”、“气”为先天的内因根据,“学”、“习”为后天的外因条件。但“学”、“习”直接影响作品的“浅深”、“雅郑”,后天的外因条件就十分重要了。它一方面能作用于内因,另一方面也能转化为内因,内化为主体的根据和条件。中国古代批评十分注重修身、养气、静心、蓄性,庄子有“虚静”、“心斋”说,孟子有“养气”说,刘勰有《养气》篇等。历代批评家也都强调“襟抱”、“胸次”、“胸襟”、“涵养”、“境界”、“陶冶”、“教化”的作用,其目的都是强调作者思想道德修养,以提升文学及批评境界和品位。因此,当代批评主体建设更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修养,成为“德艺双馨”的批评家。其三,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及价值取向构建。批评主体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构建自觉的批评观和正确的价值取向。这需要有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和选择判断的基本立场和取向,更需要有扬善惩恶、以正压邪的胆识和勇气。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混乱,孔子力图拨乱反正,提出“正名”以别正邪、雅郑。《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文心雕龙?正纬》也以“正纬”以明辨“经”“纬”的正伪,表达“按经验纬”的正确价值取向。历代批评家也无不以正邪、善恶、美丑、真伪、雅郑对举明确表达正确的选择取向,肯定正面的积极价值和否定反面的消极价值,旗帜鲜明地表达观点和立场,这对于确立正确的评价取向和弘扬健康积极的社会正气起了积极作用。当代批评更应该有明辨是非、分清正邪的自觉性,对批评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深刻反思和反省,对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和错误倾向勇于批判和抵制。新时期文学批评在拨乱反正的思潮中就曾率先突破文艺“禁区”和束缚,成为时代潮流的先锋和尖兵。这种新时期批评的经验、传统和精神应值得发扬光大,使批评精神不仅表现为社会批判精神,而且也表现为反省反思的批判精神。

    二、批评的荣辱观的评价取向构建及真、善、美标准的确立

    批评对文学评价取向的确立,既关涉到评价标准的认定,也关涉到评价角度、方法和原则,更关涉到文学评价机制推动和促进文学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因而无论是在真、善、美标准中,还是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的整体评价方式中,抑或“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①统一的评价思路中,都包含有思想道德评价取向及其人文精神价值维度。因此,如何在思想道德和人文精神价值评价中确立正确的、主导的、核心的评价取向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时,如何认定这种思想道德和人文精神价值的表现特点和艺术表达程度更是文学评价取向正确运用的关键问题。其一,文学评价应是对文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整体评价。批评确立“八荣八耻”的荣辱观评价取向从广义而论是指思想评价取向,主要从文学的思想内容角度对其思想性进行评价。这与文学抒情言志的情感表现特征紧密相关,以情感为载体和平台所表达的丰富社会内容和深刻的人性内涵,无疑承载着和涵盖了社会与民族的精神内容,包括思想、政治、伦理、道德、文化、宗教以及性格个性与情感心理结构,从而展开文学的思想内容及其思想价值取向。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论,文学的思想性在人类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精神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学整体性,而并不仅仅在于指称文学的某一角度或某一内容要素。也就是说,文学的思想性也会影响文学的艺术性,很难想象缺乏文学思想性的作品会具备真正完美的艺术性。反之,缺乏文学艺术性的作品也很难说明会具备真正完善的文学思想性。在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中,两者才会有存在价值和意义。因此,“八荣八耻”荣辱观不仅是对文学的思想内容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文学的整体要求和基本要求。从这层意义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学是否为文学、文学是否有价值和意义、文学能否成为先进文化的构成、成为人类灵魂的闪光和人类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核心要素。由此可见,批评对文学的评价应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整体评价,“八荣八耻”荣辱观评价取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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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世界；语文教学； 渗透德育；德才兼备

中华民族曾经以优秀的道德文化著称于世，然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道德文化却黯然失色。传统文明与现代思想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青少年学生的精神家园、道德世界面临着种种危机。语文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应当主动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力求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也许基于这一原因，2011版新修订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应该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良好思想道德风尚”。

一、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必要性

知识与道德孰轻孰重？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是多余的。相信大家不会忘记，大学生马加爵向同窗举起的利刃，清华学子刘海洋残酷地倒向无辜的黑熊的硫酸。这一切，犹如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些妙语哲思，让我们明白：孩子的品行完全是从后天获得的。

罗斯福说过，“只教给孩子知识，而不培养其心灵，只能给社会培养一堆麻烦。”

人才的含金量最主要在于他的德性而不是他的才能。人们常说智育抓不好要出次品，而德育抓不好是要出危险品的。人就像一只木桶，道德就是其中的一块木片，只要缺损了这一块木片，桶里的水将会全部流失。

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本所选文章都是极具典范性的，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它融汇了古今中外最优秀的语言文化和经验，涵盖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我们不仅要学习它的文化内涵，还要学习创造这些文明的大师们洞察事物、思考问题、探求真理、憧憬未来的美好人生经验。

在这种形势下，语文教学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大力地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品格，使其形成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二、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的方法与艺术性探索

在语文教学中注意和兼顾到一些道德和思想品质教育，是语文教师应尽的责任。然而，语文教学毕竟应该以语文教育为主，我们在教学中要主次分明，不能因为强调德育而冲淡了语文教育的本色和主体。因此德育教育在渗透中要讲究艺术性和操作方法。

（一）在课堂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德育渗透

课堂教学是进行德育的主要场所，它以教材为本，教材中有极其丰富的德育内容，诸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民族自豪感等。在课堂教学中应实施德育与智育的统一，不能离开语文训练去进行德育，更不能让语文训练从属于德育，例如讲读课文，应使学生学好语言文字，了解字、词、句的含义，从而深入领会课文的思想内容，在领会文章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受到思想教育，把德育渗透到语言文字的讲析中，从而使学生获得更真实深刻的体会。

这种具有针对性的德育渗透，对学生思想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远远超出了课文语言文字本身。

（二）用课外阅读教学实施德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