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危害范文
时间:2023-10-19 1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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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传统法律儒家化;礼治;法治;礼法合一
儒家思想作为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它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两汉时期,儒家的独尊地位得到确立,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逐渐渗透进立法和司法领域,持续地影响着后世的法律制度。直至“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成熟和中华法系的最终形成。
一、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念
(一)“礼治”思想中蕴含的法律观
“礼”的观念起源于西周时期,是有关道德、法律和政治等关系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思维方式的价值规范体系。作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血缘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调整着社会的绝大多数领域,后来的儒家学者都将“礼”推崇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乱不断导致“礼崩乐坏”,原有的秩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借鉴西周的礼制的内容,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孟子同时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荀子是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的重要人物,他主张将“礼”与“法”结合起来,实行先礼后法。
“礼”的思想中蕴含的伦理观念是处理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儒家学者将伦理观念融合到法律中来,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封建伦理秩序,并将违反伦理观念的行为直接规定为违法行为,“出礼则入刑”。孔子倡导通过法律的手段保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秩序的强制力,孟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伦理精神后来经过董仲舒的发展与改造,成为古代立法的指导原则之一“三纲五常”的重要基础。
儒家学者继承了周礼以家族为中心的传统,不孝的行为直接会被法律所处罚,但是只做到“孝亲”是不够的,在古代“家国一体”思想观念下,忠以孝为基础,儒家学者通过倡导“孝亲”进而“忠君”来使民众遵守法律、忠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意志,进而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等级制度,儒家所希望的社会是长幼有别、尊卑有序、严格区分贵贱的社会,体现在法律中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法律上权利义务的不平等,通过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来实质上达到维护宗法制度的统治的作用。
(二)“德治”思想中蕴含的法律观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主张实行仁政,将德治作为首要的维护统治的手段,认为通过道德教化可以实现“无讼”的目的,并可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反对“不教而杀”,贤明的君主就应该实行德治、以德服人,使人们从内心里消灭犯罪的邪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犯罪。虽然儒家重视德治的作用,但并不否认法律是道德教化的辅助手段,孔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是通过外在的强制力发挥作用的,而内在的感召力则是道德发挥教化作用的重要力量,因此儒家学者们更偏向于选择德治,先德后刑、慎用刑罚。正如荀子提出以礼义教化且以刑罚禁止、“治之经,礼与刑”,由此可见儒家学者们主张道德教化和刑罚相结合的治国思想。
二、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一)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两汉时期“独尊儒术”
先秦时期,为了维护大一统的秩序,法家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儒家思想被统治者所忽视。秦朝的法律十分推崇重刑的思想,刑罚极端严酷,最终导致了暴秦二世而亡,西汉统治者吸取秦的教训,期盼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百姓休养生息,推行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经过七十余年,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然而却无力解决后力强大的诸侯王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此时,西汉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治国思想来维护封建统治。儒家学者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发展和改造,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新的学说,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作为封建统治的根本准则,突出三纲五常的地位以及“德主刑辅”的重要作用,使臣民自觉服从于君主的统治。董仲舒所倡导的这种新儒学,符合统治者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很快在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思想逐渐衰落,儒家思想全面复兴,德主刑辅、礼律融合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由此开端。
两汉时期法律的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就是“春秋决狱”,它又被称为“经义决狱”,是汉武帝时期的一种司法制度,即司法者在从事审判活动时,不根据已经颁布施行的法律条文去裁判,而是以儒家经义《春秋》以及其他儒家经典作为定罪处罚的依据。“春秋决狱”使儒家思想贯彻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领域,“礼”和“法”结合在一起,伦理精神和道德准则作为裁判的依据上升到法律中。“亲亲尊尊”是“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司法者根据这一原则来裁判案件、评判是非,晚辈尊敬长辈,以孝为核心的夫子之道在法律上的重要体现就是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即三代直系血亲或者夫妻之间如果相互隐瞒犯罪行为,视为其遵守了“亲亲”原则,一般不追究隐瞒犯罪行为的亲属的法律责任。另外,地位低的人必须尊重地位高的人,尤其要无条件服从君主的意志。“君为臣纲”是君臣之道中首要遵循的原则,对臣民侵犯君主尊严和统治方面的犯罪严加制裁。由此可见,“独尊儒术”是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儒家经义的精神逐渐渗透到传统法律之中,儒法两家开始走向融合。
(二)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进一步深入,儒家经典逐步获得与法律同等的地位,礼律并重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儒家学者通过积极参与立法,使“礼”的内容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法律中,坚持德礼为主、刑罚为辅,不断推进着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八议”制度和“官当”制度的入律。“八议”制度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八类人犯罪,可以依法减刑或者免刑,从本质上说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维护贵族和官僚的利益,虽然这明显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被儒家“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的原则赋予了合法效力。《北魏律》中明确规定了官当制度,允许以官抵罪,目的也让封建官僚贵族享有法律上的特权。这两项制度均体现出儒家思想中重等级、尊卑的观念逐步深入到法律条文中,对封建特权制度起到了强化作用。
2.“准五服以治罪”原则的确立。“服制“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间亲疏远近的一种制度。晋律将“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确定下来,即在亲属之间犯罪的情形下根据服制的不同来确定刑罚的轻重,的核心是利用刑律的手段来达到维护封建礼教秩序的目的。“准五服以治罪”原则在晋律中的确立,标志着代表伦理观念的丧服制度在刑罚上得到体现,儒家礼治思想与法律进一步融合。
3.“重罪十条”的确立。《北齐律》将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统治秩序的犯罪规定为“重罪十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即侵犯君主人身安全及利益、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以及违反封建伦理纲常的犯罪。这十类罪名之所以作为法律严惩的对象,且不得适用“八议”制度的相关规定,正是因为其对儒家所极力维护的封建统治秩序、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违反。
(三)法律儒家化的成熟――隋唐时期
唐朝的法律日渐成熟,代表着中华法系的最高水平,它对两汉以来的立法经验进行了总结,引用儒家经典解释法律制度与原则,并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礼”与“法”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法律儒家化的主要特征就是“依礼治刑,礼法合一”,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 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立法指导思想。唐代统治者们吸收秦朝和隋朝的历史教训,注重通过道德教化来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将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作为首要的准则,法律的作用就是惩治违反“三纲五常“的行为进而维护封建统治。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法律的内容被确定为礼,儒家的纲常伦理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2. 宽仁慎罚、立法宽简的刑罚制度。在刑罚制度方面,唐朝提出简化法律、明法慎刑、以宽仁治天下的思想,建立了完善且不繁琐的刑罚体系,减少关于死刑的条款,严格控制适用死刑的数量,明确规定了疑罪从轻;刑法中体现儒家思想仁爱的精神,对老幼、残疾人、精神病人等从轻或减轻处罚。
3. 亲疏有别、贵贱有序的身份法体系。唐朝更加注重亲疏、贵贱之间的等级差别,将社会划分为贵族、上族门阀、官僚、平民和贱民五个阶层,每个阶层的人犯罪后所受的处罚都有所不同;另外还规定了“八议”、“请”、“减”、“赎”、“当”等制度,贵族阶层和官吏在犯罪时,可以通过上述制度来减免自己应受的刑罚,这就赋予了他们很大的特权,这都是儒家礼治原则直接入律的体现。
唐律运用高超的立法技术,将儒家思想中“礼”的内容完全地融入到法律之中,礼与法结合在一起,使整个法律体系都体现着“礼”的色彩。儒家的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法律也成为统治者运用纲常伦理巩固统治、安定民心的最好工具。法律儒家化的影响波及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为这些国家的立法提供了借鉴,至此,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篇2
论文摘要: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和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会计的职业道德建设仍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儒家思想是构建会计伦理不可缺的重要思想资源,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关系到国家财经法规制度能否贯彻执行,经济秩序能否维护,经济发展能否促进的大问题。儒家思想是建立会计诚信道德伦理的基础和建设会计诚信道德的基本原则,因此,挖掘儒家思想的内涵,建设会计行业的职业道德在当今社会尤为重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新的《会计法实施,对于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口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会计人员作为财务管理的主要责任人,其职、道德和业务素质,直接影响着单位财务部门工作的质量,因此,建立会计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建立会计的职业道德不仅仅需要法律法规,还要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其做人立身的根本,因为,儒家思想是理性的世界观,是和谐的社会观。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是相通的,是具现代性的,有利于人们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高尚的情操。
一、儒家思想有利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
《苟予·哀篇》中写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强调对人们生停的利害关系,也是社会与人的基本关系。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工作或劳动中行为规范的总和,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宗旨。人与人之问的和谐才能真正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人要想很好的生存,必须得到人们对你的信任。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就像《论语·为政》中指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现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促使从业人员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要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是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就像孔子《论语·颜渊》中主张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义务和责任,社会就可以和睦安宁。儒家的诚实守信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价值。
会计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诚实守信,因此,会计行业巾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等八个方面要求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之一。
《论语·述而》中写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礼,吾亦为之”,只要能发财,无沦从事什么职业。但在论语·里仁中孔子叉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处也”,也就是追求富贵不得损害社会秩序。朱子语类中对此说得更明白:“然须是食期所当食,饮期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道心矣”。所以儒家提出的道、德、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学之中的基本概念。讲信用是君子的一种美德,是交友和处世的基本准则。应该说,作为道德规范,诚实守信是人的修养的基本原则,是立身之本。我仃J今天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信用经济。信用不仅体现l在商品交换的表面层面上,而且劳动关系、合同关系、协作关系、知识产权等都要守信。要做到诚实守信,就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就要按市场规则办事,反对不正当竞争;就要树立信用观念,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重承诺、讲信誉。
《我国会计法》第39条明确规定“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会计人员职—重德建设,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会计工作质量和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会计是诚信行业。诚信是指诚实、守信,即以已之诚实换他人之信任,诚信表达了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是人格的基本保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更应该是具有其职道德喊信的人。但近年来,会计人员执业态度不端正,缺乏敬业精神;执业纪律松弛,在会计职业界违背准则、弄虚作假现象严重。有的会计人员在国家、社会公众利益与单位刊益发生冲突时,小能够坚持原则,丧失立场,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参与伪造变造虚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甚至为违法违纪活动谋划策,这些失范行为致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会计假账大量盛仃,职业道德沦丧。这一系列会计舞弊欺诈案件,使会计业的公信力受到严峻的挑战,会计行、面临一场严重的“诚信危饥”。会计如果不能客观公正的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不能为会计信息、使用首们提供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和鉴证,将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国家和投资者的利益。超级秘书网
二.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
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仪廉耻”其中心精神是强调责任与义务,注重集体与和谐,孔了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的协调,这也是人类必须遵循的共同法则。
自觉原则
篇3
关键词:儒家;企业社会责任;义利观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流传了两千多年、经历了若干重要发展阶段,包含着许多不同学说和学派的复杂思想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些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因此研究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更具有本土适用性。本文将从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阐述观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儒家思想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义利”之辨是根本的问题,它与经济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期的亚当・斯密企业利润最大化理论,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西方传统经济学家大多数认为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法律允可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需要承担多余的社会责任。Friedman(1970)说过:“企业是拥有该企业所有权的股东的私产,企业管理当局只应对股东负责,不必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只要以‘经济人’的观念努力为股东赚取利润就可以了。”虽然至今“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的观点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流派认为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长期的财务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并已有许多实证证实了这个观点。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利”之辩并没有就此结束,如今依旧有许多企业家认为企业唯一的目的就是盈利。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就是在这矛盾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
我国的经济体制有我国的特殊性,是逐渐推进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这一过程中经济是提高了,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如三鹿集团“三聚氰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酒鬼酒“塑化剂”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善,法制不健全,使得有人为了利益而钻了空子;另一方面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所说,伴随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倨傲、愤怒、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渴望也呈同样比例增加,对财富的享受会引发游手好闲与屈服于肉体享乐的诱惑,使人们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滋生放纵与懈怠。如一些掌权者,在苦难辉煌的岁月中不曾被枪支征服,却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逐步走向腐败,从追求社会进步沦落为追求个人和集团利益,逐步走向与人民对敌的方向,放弃了原本的人生追求。对此,我认为儒家的“义以制利”、“义以生利”的义利观,具有借鉴与指导的意义。
二、儒家义利观
(一)义以制利
儒家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其中对中国经济伦理最大的贡献,就是“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君子义以为上”、“利者,义之和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等等谚语都充分的说明儒家是门重义轻利的学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虽然重义,但并没有片面的认为利是不重要的,这与汉代后儒董仲舒主张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存义去利的僵化教条是不同的。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放在首位,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可见孔子比较看重人民的物质生活。因此儒家中“义”与“利”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利”并不是无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了人民的生存基础,如果脱离了“利”只空谈“义”,只流于形式而不符合实际。因此儒家思想重视“利”,认为“利”是基础,但在“义”与“利”之间的选择,将支持“义”,不接受为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要求大家做到“见利思义”。在肯定追求“利”的求富动机的同时, 认为求富这行为是要建立在不违反“义”的基础上的,这便是“义以制利”的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提倡“义”压制“利”。
企业的取利手段要合理,不取不义之财,在不违反法律与道德的基础上追求利益,这就是“义以制利”给予我们的借鉴。
(二)义以生利
儒家义利之辨“义”与“利”孰轻孰重的问题容易让人进入一个误区,认为他们是对立的,是呈负相关关系。而事实上,儒家的观点提倡的是一种双赢的思想,认为义可以带来利润,是“义以生利”的观点。《国语・晋语一》所言:“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义”作为至善道德必然带来广泛的社会利益,这是春秋时期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也是原始儒学的基本主张之一。事实上,如今很多的实证已经证实了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使得公众了解到该企业,提高它的信息披露度,另一方便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得知在这个追求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获得社会资本,而通过社会资本使得企业绩效得到提升。
另外儒家在强调“义”的优先性时,还给“利”的合理存在以必要的保证,如果这个“义”不能带来利益,那么这样的“义”肯定不是原儒所需要的。因此儒学虽然认为“义”比“利”重要,但他们追求的是能够提升“利”的“义”,而不是盲目的追求“义”。这就好比一个企业,并不是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对他越好,而是要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去承担能够让他带来效益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彩霞.陈学中.儒家思想视域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观[J].济南大学学报.2013.(23)
篇4
关键词:初中德育;儒家思想;仁学
中图分类号:G658.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9-001-01
当前经济发展迅速,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追求着物质,人的精神却变的非常空虚。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与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种迷茫与空虚对他们危害极大,使他们不能形成良好的人格,更不能以后很好的融入到社会当中。由于某些原因,我们的传统文化继承的不太好,好多学生认为这都是历史的糟粕,相反,这些都是历史的精华,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
一、将儒家仁学思想用初中德育的重要性
1、仁学思想是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
仁学是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由孔子最先提出。仁最基本的规定便是爱人,这是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进而便是忠孝,这是仁的一贯之道。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这便是孝悌,仁之本。“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儒家德育思想在德育目标上既体现基本做人准则,又体现对道德人格的追求。
2、初中生品德状况令人担忧且儒家仁学落实情况不佳
(1)当前青少年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由于中西交流的深入,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成为很多青少年的行为标准,没有了远大抱负,甚至做出损人利已的事情。诚信缺失也很严重,有些学生为了自身利益弄虚作假,考试作弊方法层出不穷,以上道德问题的出现,可见初中学生德育工作的紧迫性和现实性。
(2)现代社会,人们为了最大满足个人利益,享受生活,致使道德出现滑坡。然而在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要建设和谐社会是多么的呼唤我们这种传统经典的再现,我们现在应该积极的发扬这种精典的思想,全社会上下都要学习,更要让处于人格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少年认真的学习。
二、儒家思想在初中德育中实施能提高初中生的道德素质
1、忠恕之道
关于忠恕的含义,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2]就是说,在以仁爱。思想与别人相处时要做到:一是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对人应尽心尽力,二是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仁爱思想推己及人包括两个方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话言简意赅的给我们讲述了,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不要施加于别人,要多换位思考,多考虑别人的利益。青少年立身处世,要推己及人,做到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从他人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
2、仁民爱物
仁民爱物是儒家重要的思想,儒家的仁学思想主张既要爱人也要爱物,仁德的思想既要施于人类,也要施于所有的万物,这也充分的说明,儒家仁爱思想承既认人有内在价值的,也肯定了自然界生命之物的内在价值。用儒家仁爱的思想来教育青少年,让他们把仁爱之心给每一个人。现在国家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便是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我们这种仁爱的思想,不仅是爱人,而且爱一些万事万物,这样我们便能从小让他们有一种博爱的心,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都需要得到我们彼此的尊重,更不能恣意伤害。这样也就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美满发展。
3、孝悌—仁之本
孔子说:“其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钦?”孝梯是仁的根本,“仁者爱人”最根本的来源是家庭血缘的亲情,离开了亲情,仁者爱人就成为了无本之源,无根之木。所以由此看出,学习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让青少年们懂得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关爱姐妹,这在当今社会对青少年们进行及时的儒家仁家教育尤为重要。
三、儒家仁爱思想用于初中德育的实施途径
1、家庭道德教育是儒家仁爱思想落实的第一站
儒家仁爱思想在前面就明确提到孝悌为仁之本。这便是要求我们为人首先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对于当代初中学生,已经习惯向父母索取,认为父母的一切付出是理所当然,对于这些不好的习惯,初中学生都应对照儒家仁爱思想中的基本处世之道加以改进,孝悌传播了家庭中的一种人伦大道,告诉我们作为子女在家庭中的责任。因此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应从家庭开始,让孩子真正做到“爱家”、“爱人”。家长以身作则,让学生观察,积极体验。
2、学校是初中学生进行儒家仁爱思想落实的大本营
(1)发挥教师言传身教作用
教师为人师表,应当以身作则,作好落实儒家仁爱思想工作。学校也要多组织一些教师的培训工作,组织专家来进行作演讲,以让老师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儒家仁爱思想,更全面的掌握儒家仁爱思想的内涵。因此老师要精心研读儒家仁爱思想,领会其精神实质,并针对不同的年级,把仁爱教育教学纳入教学计划之中。
(2)儒家仁爱思想须渗透到课堂教学
赫尔巴特认为:“道德普遍的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4]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是教师对学生德育的主战场,课堂教学中的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中最基础的育人工程,必须以课堂为阵地渗透儒家仁爱思想。
(3)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多媒体、橱窗、板报、学习园地等宣传阵地,宣传和弘扬儒家仁爱思想等传统文化,营造校园浓厚的传统文化道德氛围。
参考文献:
[1] 周立升.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篇5
关键词:武德;尚武精神;传统文化;爱国主义
1儒家思想与“尚武”精神
儒家思想和“尚武”精神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儒家思想和“尚武”精神在塑造人的伦理道德和精神文明方面是一致的。何为“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并不是单纯的“尚武”,“尚武”的字面意思只是崇尚武技,是对武术动作技能的高度追求,而“尚武精神”则是表现在精神品质层面,是一种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尚武”精神是以从事武事活动(军事、武术等)的人所普遍尊崇的强健、爱国、勇敢、忠诚等优良品质为主要内容,与过度崇文背景下,人的文弱、自私、怯懦、虚伪等表现相对的一种刚健、果敢、勇于进取的精神。[1]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历史,自远古以来就存在“尚武”精神。黄帝战蚩尤,以弱胜强,靠的是尚武精神;炎帝神农尝百草,以己之死现身于民,靠的也是尚武精神;精卫勇于填海、夸父敢于追日、后羿射日等都包含了古代的尚武精神。由此可见,尚武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其包含的自强不息、承载万物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2]中国的传统文化离不开儒家,儒家文化是通过远古的炎黄文化孕育出来的,由孔子所创,强调社会的和谐稳定,注重文化,崇尚道德,更加强调人的内心修养和精神品质。儒家思想不提倡用武力解决问题,但是儒家从来不“文弱”,孔子之父有举城门之力,孔子的塑像和画像也身佩宝剑。孔子说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此非崇文弃武,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4]说明孔子为政时首先不主张对邻国用兵,但是也不排斥武力,孔子“六艺”中的“射”“御”二艺也充分表明其在教育弟子时“尚武”的成分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3]“仁者必有勇,勇者未必有仁”,[3]孔子一直赞成培养人的武勇精神,而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3]的名言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尚武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士可杀不可辱、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浩然正气”。正是儒家这种浩然正气,孕育了中国从古至今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由此可见,孔子儒家思想中的“尚武”精神是“备战、慎战、讲文教、重武备、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观点。
2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
中华民族本来并不缺少“尚武”精神,从古人的造字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如“我”字,由“手”和“戈”组成,意为“戈操于手,从戈者取戈自持也”;再如“躬”字,由“身”和“弓”组成,意思是“弓置身旁,保有自卫能力”,[2]这些字的组成都有保存武力以便自卫的含义。在近代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统治者争权夺利,故步自封,盲目自大,致使国门封闭,科技落后,国人在封建思想的统治之下无比愚昧。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禁止民众携带弓弩,禁止民众佩剑,人民逐渐失去了忧患意识,开始崇尚诗文,重文轻武,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尚武精神,致使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在近代社会不见了踪影。因此,在当时的封建统治形势下出现了很多文人雅士,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也变成了一种“文弱”的形象。国人都开始注重性格的收敛,修身养性,而“文弱”也被充分的效仿,这种文弱形象甚至被曲解成温文尔雅、绅士风格。如果一个人肌肉发达、身体健壮,则会被形容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冠以“粗人”“鲁莽”的形象。对女人的审美观也产生了影响,摒弃了原本健康的体魄而以林黛玉那种病恹恹的形象为美,认为“文弱”就是窈窕淑女。这种以文弱为导向的精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十分危险的。“重文轻武”的思想使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发生了改变,在统治者的影响和倡导下中华民族变成了只求自保、苟且偷安的状态,失去了冒险的勇气,不敢于去创造和接受新鲜事物。而当时西方国家的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火药被应用到了武器之中而创造了长枪大炮并大量装备军队使之战斗力大增。最终,西方列强们用枪炮轰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中华民族受到前所未有的欺侮和压迫,甚至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人们便想起了抗争,例如,中日、八国联军的、等。这一系列的抗争使国人开始对我们民族自身的文明进行了检讨。此时作为“民族精神”代表的武术,重新出现在国民的视野,各地武术组织、武术社团相继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例如,精武体育会以“强种强国”“救国救民”为宗旨,把“尚武精神”重新建立于民众之中,武术得以传播推广。此时的武术开始走进军队,走进学校,成为备受关注的体育项目。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中说:“采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武德,足子孙模范者,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评论,以发挥其精神”,[5]可见梁氏是想让尚武精神在全国得以普及。在现代,在一些娱乐节目中,许多男演员、男明星的言谈举止、穿衣打扮过于“女性化”,没有男子汉应有的阳刚之气。这种娱乐性的媒体导向影响了我国娱乐文化和国民的时尚审美,在当代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无形的注入了一种“阴柔文化”。这是我们国人现阶段一种病态的审美,并且大有扩展之势。这种形象并非一天两天能够养成的,它是在当前追求经济的前提下“颜值经济”和“流量至上”的带动之下发展起来的,其更加体现出了当前社会,特别是娱乐圈中奢侈腐化的本性。在多元化发展的现代,追求“美”也无可厚非,但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有“度”,过分的追求就形成了一种病态。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教育,而正确的文化导向是教育的关键。尚武,简单理解就是“崇尚武力”。但从客观角度来看,崇尚武力并不等同于崇尚暴力。尚武精神包含着我们国人热爱祖国、自强不息以及文明礼让、尊师重道的民族精神。“制造中国魂”,首要是“尚武”,以此改变国家“文弱”的社会风气,形成“尚武”的国民精神。[6]随着我们国家的强盛,物质文明高速发展,而国民的诚信、见义勇为等精神则没有跟上社会文明的进步程度。民众的精神状态和身心修养逐渐开始浮躁、无情、冷漠,老人摔倒不敢去扶,扶起来被讹诈等现象。曾经言而有信、舍己为人、重义轻利等传统伦理精神越来越少,更有甚者,习武之人的武德修养也只是浅尝辄止,流于表面。[7]面对暴力事件时,从大众的需要来说,首先需要的是国家保护合法公民的能力,需要强有力的法治,需要有高素质的国民。而对于个人而言,需要的则是个人的安全意识和自卫能力。不应失去忧患意识。在大学生群体中,很多人养尊处优,导致了其“尚武精神”的缺失。
3“尚武”“爱国”精神的重塑
3.1重塑“尚武”之身体素质
在近几年学生体质检测中,学生的身体素质在速度、耐力、心肺功能等方面的指标都普遍偏低,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呈下降趋势,情况堪忧。《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显示:83%的成年人从不参与体育锻炼,国民正遭受亚健康的危害,并且患病的人数也在逐年增长。[9]比如说我国肥胖人员在逐年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也在逐年增长。有很多刚入学的大学生军训都坚持不下来,在校生体育课经常性的因坚持不了而请假,甚至因为运动量稍微过大而晕倒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大学生的体质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如不加以引导,树立良好的运动习惯,我们又将又将如何附身建设祖国呢?文明其精神不可不野蛮其体魄。古代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育人,现代我们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体育都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全民健身,强种强国的大环境下,体育在教育的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现代提倡尚武精神,就是不忘体育锻炼,科学健身,提高自身身体素质。在生活中剔除安逸享乐之惰性,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尚武就是要摆脱懦弱、萎靡的心理状态,重塑体格健壮的勇士之躯和百折不屈、奋勇向前的勇士品格。[10]武术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其本身具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等重要价值。将其作为高校体育教学和大学生体育锻炼的主要项目可以有效提高当代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武术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本身就对大学生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容易使其在心理和情感上形成较强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武术作为一个运动项目集合,其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对运动场地和器材的要求相对较低,适合不同身体条件与运动水平的大学生参与。武术运动为全身有氧运动,且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其运动负荷也可以自由控制,具有良好的健身效果。因此,武术对改善大学生的体质,增强身体素质具有积极作用。
3.2重塑“尚武”之民族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1]与身体的亚健康相比,当代大学生精神的状态更叫人叹息。诚信、见义勇为等精神品质早已经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较为少见。尚武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动力,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战争年代国民所表现出的英勇反抗的民族抗争精神,在和平年代所表现出的自强不息的民族自强精神,皆是尚武精神的具体呈现。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基本前提,只有民族尚武,国家强盛,才能有“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雄心壮志。尚武精神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所表现出来的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在受到压迫时所表现出来的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当今的大学生应秉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忘初心、自强不息,砥砺前行、锐意进取,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前赴后继,艰苦奋斗。
3.3重塑“尚武”之武德内涵
“尚武”精神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武术是分不开的,“习武先习德”是至理名言,从古至今传统武术都非常重视武德修养。然而在注重武术动作“高、难、美、新”的今天,武德教育被逐渐的忽视,武德教育的缺失是“尚武精神”缺失的重要环节。重塑“尚武精神”,就必须重塑武德,加强武德教育,因为武德修养直接影响尚武精神的发展。武德内涵中的仁爱、知礼、忠信、谦逊、宽容等内容也正是尚武精神的内涵。所以,通过武德内涵的重新塑立,能够重塑“尚武精神”。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开拓进取、勇于抗争的价值驱动力。尚武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武术精神。如果说最初的“武”是一种纯粹的杀戮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提高,武术的终极目标变为“止戈”,其目的是避免杀戮、维护和平。在当前社会,我们倡导的“尚武精神”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中武术精神的核心,是应发扬光大的民族精神。我们现代的高校教育过程中,应该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基础、以武德教育为手段、以文化的传承和复兴为目标,重塑“尚武精神”。
4结语
尚武精神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更不是匹夫之勇,尚武精神是“天行健”的最佳注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不止步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现代的大学生正需要这种民族精神,使其自身的发展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凝聚在一起,为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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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虎生,孙健,王舜.全民健身:弘扬民族尚武精神[J].体育科技,2019(4):74-75,78.
篇6
的确,“只有当行为给学生带来真实感,激励着学生在他的心灵留下愉快、振奋的情感时,知识才会转变为信念”。因此,教师应该创设有趣的教学情境,鼓励学生自己积极参与,选择一些尽可能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做素材,或充分利用教材中的素材来激发学生的思绪,唤起学生的生活感受,从而达到“欲罢不能”的效果,来激活我们的课堂。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对历史的浓厚兴趣
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动力。学生如果对某项事物感兴趣,就会主动地去接近它、思考它,会主动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反之则会讨厌它、逃避它。因此,在教学中我总是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注重导入环节。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堂历史课,如果有个好的开头,在教学中会产生先声夺人的效果,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的兴趣,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例如在讲《》一课时,在导入部分我借用一位法国伟人的话:“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据此设置以下两个问题(1)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2)大家知道这句话的后半句是什么吗?由于学生对这句话比较熟悉,他们能异口同声地说出是拿破仑,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学生比较陌生,学生会深思,这就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求知的欲望。在学生进行了各种猜测后,将正确答案公布:“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学生又对这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紧接着让学生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之后提出第三个问题:为了让中国继续沉睡,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了什么行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危害?至此,学生的学习兴趣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关注新课的内容,本课的教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用乡土文化激发兴趣
一般而言,学生对所居住的地方较为熟悉。历史教学中,教师如能适度讲一点乡土史事,既能增加学生对家乡的亲切感,又能对历史产生亲和感,达到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的目的。例如讲授《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一节,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我组织同学们参观了家乡著名的旅游景点――牟氏庄园,通过对一系列景点的讲解,如庄园的建筑格局――典型的北方四合院以及黑漆大门刻有“耕读世业,勤俭家风”的金色对联等,让学生真实地感受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封闭性,并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结合现今实际理解牟氏庄园当今能闻名全国的原因。这既让学生透彻地理解了知识,也增强了同学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三、有效地挖掘、处理教材,寻找兴奋点,让枯燥化、理论性的知识趣味化
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平时我深入钻研教材,充分挖掘教材背后的感性材料,最大限度地保证教学内容生动有趣,让学生“愿学”、“乐学”。比如在讲《宋明理学》时,我通过《西游记》中塑造的老少皆知的人物――孙悟空,点明他是中国古代塑造的“三教合一”的典型代表,让学生理解三教合一 的含义。这样使抽象的历史内容具体化、形象化,变得有血有肉,让学生在轻松中掌握了知识,效果不错。再比如讲《明清之际的批判思想》,对于异端思想家“李贽”的“万物皆生于两,而非生于一”的思想,我做了如下处理:引用《西游记》中唐僧、猪八戒在女儿国怀孕但未生下的特殊经历,论证观点的正确性。由学生耳熟能详的故事来分析、理解理论,一下子拉近了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引发了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心想:原来历史这么有趣,生活中处处皆历史。这样就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篇7
关键词:传统法;无讼;健讼;影响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有其独特的传统与特征,是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中国传统的诉讼观——“无讼”与“健讼”,对当今社会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
一、 无讼法律文化的含义及历史渊源
(一) 含义
“讼,争也。诉,告也。”[1]由此可见,诉讼在中国古代是由于争端而产生的。那么所谓“无讼”,自然就是指“无争”,即没有争端,或者说是化解争端。一般认为“无讼”的观念最早始于孔子,他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使无讼乎”。[2]孔子的“无讼”思想是通过听讼达到消除争讼的目的,通过利用法律达到消除法律的目的。这表明了儒家期待的是个没有争端,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正如张晋藩先生所说一样“无讼”是儒家的理想境界[3]。
自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思想理念及行为方式。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孔子所提出的“无讼”观对中国传统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封建统治者不仅把“无讼”作为自己的政绩,把诉讼视为官吏德化不足的表现和腐败现象的原因,围绕着“无讼”还产生了封建调处制度,地方官员在办案时也极力宣传教化,和息争讼。总之,“无讼”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社会秩序井然,和谐而使法律失去使用价值的理想境界。按照张中秋先生的说法“无讼”是“一个社会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者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社会。[4]
(二) 历史渊源
1、 经济基础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以“和谐”、“无讼”为基本特征,以维护礼教、追求秩序、淡漠权利为价值取向,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终极目的,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儒家思想的产物。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抑制,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交换以原始的形式在很小的规模、范围内进行。不易于发生摩擦、纠纷,诉讼也就很少发生。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聚族而居,聚村而居,安土重迁,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村落,同一个地方,形成一个十分固定、封闭的熟人社会,存在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人们不愿意为一般的权利纠纷而求助于诉讼,伤及这种社会关系。因此,诉讼被认为不道德、不光彩的事情。“打一场官司结一世仇”,导致当事人难以在这个熟人社会立足。
2、 政治基础
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体制下,历代帝皇最关心的是皇位的稳固、统治秩序的安定,漠视人们的民事权利的诉讼权利。古代的民事诉讼便被视为有可能扰乱人心,危害统治秩序的行为而为统治者所忌恨和打压。为了淡化人们的权利意识,维护统治秩序,历代帝皇大力倡导“无讼”并大力的宣传诉讼的弊端和“无讼”的益处。“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5]这就是告诫人们,讼是不祥的,如果进行大量的诉讼活动必然会产生不良的后果。除了在思想上宣传恐吓以外,统治者还制定了限制诉讼的法律,明令限制甚至禁止诉讼。《大清律例·刑律·教唆词讼》律规定,与政府官员串通勾结、挑唆乡民提讼,或以欺诈、威胁手段破他人提讼,以“讼棍”之罪,发云南、贵州等地充军。[6]这是因为封建统治者需要的是社会稳定和巩固统治,他们不需要也不希望有人伸张法律的正义。
3、 思想文化基础
首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观是无讼法律文化产生的最本质的根源。这种观点认为:人作为天、地自然间的一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和自然融为一体。人道源于天道,天道与人道实际上只是一道。天地万物一切都是那么和谐有秩序、有规则。人间应顺应自然求得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而诉讼便是对这种和谐的破坏,因为“讼则终凶”。[7]儒家为了实现社会和谐,设计了礼作为人们行为的规则。根据“礼”的规定,卑幼对尊长只能服从。子对父、民对官、下级对上级、妻对夫提讼,不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还会受到各级法官的责罚。
其次,儒家思想以义务为本位,扼制人们的权利意识。儒家“礼”的体系,就总体而言,是一种义务导向的规则体系。儒家在设计这种行为规则时,不是确认个人的权利而是从规定个人的义务出发,规定了人们的种种义务。在义利关系上,儒家把义利对立起来,重义轻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8]
最后,儒家以中庸为处世原则,视中庸为最高美德。孔子说:“中庸之为美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9]中庸是一种折中调和之道。“中庸之道”、“和为贵,讼则凶。”思想在中国古代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们之间的争讼就成为与中庸之道格格不入的行为而受到人们的非议。
二、 健讼观概述
首先,对一个案件不断告诉或纠缠不清及上诉等行为或人,中国古代的官吏通常将之冠以“健讼”的称谓。对于健讼之人要处以刑罚以示惩戒。如判词有:“仍告示王圣沐,如再有词,定断以健讼紊烦之罪”,“如敢再词,烦紊使、府,乞先照责罪罚行,后依原约,庶以为嚣讼者之戒”[10]可见,对于有比较严重“健讼”行为的人官吏可以对之做出一定的刑罚决定的。同样,宗族中也不允许“健讼”之人的存在,对于“健讼”之人、之事无论是官府,还是宗族都对之进行否定评价。
其次,自宋代以来在社会中产生了“讼师”这一职业群体,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讼师秘本,形成了独特的讼学。根据律例与判词,作为讼师其行为包括,教唆词讼、把持词讼、贿赂官员、为人作状或受雇诬告。对于发现讼师而不能缉拿或明知而不上报的官吏,要受到处罚。“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止系失於察觉,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议处。”[11]所以,地方官吏对“教唆词讼”者给予严惩。胡石璧就曾对教唆之人(彭才富)“勘杖一百,市曹令众半月”。但是,经济的发展、对于私有权利的维护都要求有一个职业群体可以指引或帮助当事人打官司,所以讼师这一行业普遍且顽强的存在着。
三、 无讼对现代法治发展的影响
“作为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来说,古老的法律文明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发生断裂,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与转承,进而在一个新的法律系统中发挥新的作用。”[12]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消极影响
“从文化的角度来界定,法律文化传统就是发源于过去、存在于现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的法律文化。”“无讼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理想,是建立在非科学的认识之上的”。[13]过分强调稳定的系统,必然妨碍了富有创见的自由探索。
首先,“无讼” 理想使人们丧失了对法的信仰。“无讼”的传统在重教化、倡和解的同时也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阻碍了现实法制的健康发展,造成中华民族对法的价值问题的忽略和广人民对法律的不信任。其次,“无讼”理想是导致法学不发达的重要根源。由于崇尚无讼,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厌讼、贱讼。然而厌讼与贱讼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却是人们不明法律,鄙视法学。再次,“无讼”价值观是我国律师业不发达的重要原因。由于对“无讼”追求,以至于讼师一类的职业,在古代中国是为人们所鄙弃的。在轻视法律职业者为“讼棍”的氛围中,不可能像英国那样形成有权威性的“法学家学院”,像法国那样产生“法官贵族”,相反,中国的律师制度因深受传统的影响,发展极其缓慢。以至于“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就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14]最后,“无讼”观抑制了人们的权利。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否认社会成员拥有为法律而斗争的权利,依照儒家思想,普遍的和谐与稳定的理想状态,并不能通过法律或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获得。在这种法律传统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不仅人们的权利意识淡薄,而且运用权利的能力也十分低下。
(二) 积极影响
“天道本和谐 ,因此人道亦平和。倘有人涉身于冲突,那必是偏离了人道,偏离了人道之所本的天道。”[15]无讼既是一个理想,又是对现实秩序和稳定的努力,它不仅满足了人们普遍的心理欲望,也为社会财富的生产和积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积极的价值所在。
首先,作为一种法律观念,无讼思想符合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无讼的核心是保持和谐,它对缓和社会矛盾、 降低社会消耗成本、 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作为一种治国理念,无讼思想对我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传统无讼法律思想中,儒家主张“以德去刑”、“德主刑辅”、“教化为先”,主张德治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当今我国治国方略中的辩证统一关,也有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后,作为一种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无讼思想有利于民众自身权益的保护和纠纷的迅速解决。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诉讼费用的承担能力比较差,再加上我国民众的教育水平较低,法律普及程度不够,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诉权的行使。因此,如果能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化解纠纷,则避免了当事人在财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从合理保护其自身权益的角度考虑,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
注释:
[1]说文解字.
[2]论语·颜渊.
[3]张晋藩.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转型.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4]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5]周易. 讼卦
[6][美]c. 莫里斯;d. 布迪.的法律.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7]易经
[8]论语·里仁
[9]论语·雍也
[10]清明集
[11]大清律例
[12]张文显.法理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3]张晋藩.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转型.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14] 乡土中国 北京:三联书店
篇8
在高职院校管理中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的思想和正确价值观形成。由于高职学生在诸多方面的原因高职班主任应通过文化渗透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德育方面的教育焙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其次班主任应该创造一个和谐的班级文化,以班级文化为基点使学生通过和谐的班级文化意识到自己和他人启己和集体的正确关系。在高职院校德育工作进行文化渗透,有利于新时期高职院校学生的德育素质的提高。
2.在学习方面的作用。
这几年,随着高职教育招生规模日益扩大由于西方腐朽的文化在大学的蔓延,学生的拜金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体现,导致大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逐渐丧失,再加上西方腐朽文化在高校渗透的隐蔽性和迷惑性等特点,高职院校班主任必须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武器,引导学生正确的认识到西方腐朽文化的危害性,通过传统优秀文化,校园文化,班级文化在学生中的渗透去除西方文化渗透的糟粕使学生对学习有一个清醒而正确的认识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其在学习方面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①可以增强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责任感;②可以提高学生在学习或实践中获得成功的经验;③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在我任教的过程中肩这么一个例子,我所教过的一个学生刚进入高职院校时是被家里逼着入学的,还染着黄头发,别人叫他一起学习时,说什么学习早就过时了,上高职不就是混几年最后拿个毕业证就可以了,对家里也算是有个交代,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一点学习的积极性都没有还逐渐的影响了其他同学其实我早就了解到,这是一个农村来的学生,本质并不坏,只是高考发挥失常,一时难以接受才表现如此的其实只要加以正确引导会慢慢转变成一个好学生的后来我通过组织班级演讲比赛课外活动课外旅游,参观革命老区等活动赴学生们多接触传统优秀的文化通过创建优秀的班级文化加强其个人思想教育同时让他担任班干部锻炼其组织活动的能力,增强其自信心,最后这个学生不仅成绩全部为优还在市里组织的高职院校大学生技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所以说班主任通过文化渗透,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转变学生思想对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3对学生管理的作用。
在高职院校学生求学的过程中,通过班主任的教学工作,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渗透于班级每个学生之中对班级学生的管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渗透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对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①可以增强学生把握不同生活境界的能力,儒家思想在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中影响巨大(《孟子•告子上》)从为追求美食、美色是人生存的一种境界。在儒家文化内容中介绍了追求更高境界的生活方面对高职院校学生有着很大的帮助。②可以帮助学生完善完美性格,高职院校大学生应该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而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培养大学生诚实守信顾大局、轻私利等有着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借鉴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念有很多,如儒家思想中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③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博大精深,丰富的民族精神包含其中:中华民族勤奋,团结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厂陇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热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早就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同时班级文化在班级学生管理中会产生价值导向、精神激励、凝聚等方面的作用,所以班级文化在高职院校班主任工作中也是不能忽视的。
.4在学生就业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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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慎独 大学生 网络道德 培养
[作者简介]黄莉(1982- ),女,四川自贡人,四川理工学院政治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四川 自贡 64300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8-0062-02
网络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媒介或手段,在近年来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在这种网络造就的虚拟社会面前,高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在网络社会中,网络所特有的隐蔽、虚拟、开放、无序等特点,使现实社会中以外力监督为重点的传统道德教育范式很难在网络道德培养中取得效果。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推崇的“慎独”思想及精神,其终极目的则是强调依靠个体的理性自觉精神,形成其道德自律,最终达到“至德”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慎独”思想与网络道德培养之间,其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极强的契合性。在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培养方面融入儒家传统的“慎独”思想,对于大学生在网络中形成自律意识和自律行为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儒家传统的“慎独”思想及其修养方法
先贤孔子最早提出的“慎独”思想,已经在我国的道德教育领域成为一种精髓。所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它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和关键性环节,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还可以评定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道德自律是“慎独”的本质,它强调对法律的自觉遵循,即使没有人现场监督的情况下,个体仍然能够严于律己,主动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中,“慎独”作为一种“修身之法”“入德之方”,首先便是被当作一种修养自我道德的方法而出现的。作为一种道德修养的方法,“慎独”包括慎隐、慎微、慎欲、慎辨、慎言、慎行、慎始、慎终八个方面。具体说来,就是要隐处自律,注意细节,把握欲望的“度”,谨慎辨析身边事物的是非曲直和自己的言行,做事情的时候要秉持慎重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仅要开个好头,还要一如既往坚持到最后,从而谨慎收尾。
二、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及影响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社会,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相应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于网络本身固有的共享性、交互性、隐蔽性、虚拟性等特点,使得整个网络社会也被打上了隐蔽、虚拟、开放、无序的烙印,网络道德也变得更加自主、开放和多元。因此,现实社会中以外力监督为重点的传统道德教育范式很难在网络道德培养中取得效果,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在网上几乎不复存在。于是,一部分自律性比较差的大学生,由于缺少了公众眼光的监督,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网上的一些行为开始变得肆无忌惮,有欠妥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络道德失范问题。主要概括起来,包括浏览不良信息、恶意攻击他人、网络知识侵权、信息破坏、网络成瘾等几个主要方面。
而网络道德失范,会造成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中价值取向的紊乱,会对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会导致大学生道德人格的缺失,导致大学生对现实生活产生疏离感,甚至会影响先进文化在大学校园中的普及和提高,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和危害,相当深远和严重。
三、“慎独”思想与大学生网络道德培养的内在契合性
高校进行网络道德培养,其根本目的是对一种高层次的道德自律性的培养,在于使学生形成一种更加自律的网络道德人格。归根结底,它是对大学生网络德性的一种自我建构过程。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推崇的“慎独”精神,其终极目的则是强调依靠个体的理性自觉精神,形成其道德自律,最终达到“至德”的理想人格。
由此可以看出,“慎独”精神与大学生网络道德培养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它们在内容上具有统一性,在主体意识上具有融通性,在目的上相互吻合,在本质上也是相互一致的。将“慎独”思想应用于大学生网络道德培养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它将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网络道德理念,有助于防止大学生的网络失范行为。
四、“慎独”思想应用于大学生网络道德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一)运用“慎始”思想,培养正确的网络道德理念
始,开始,起头。慎始,谨慎的开始。作为万物的起点,始是行事为人这篇大文章的开头,“君子慎始而无后忧”,只有开好了头,以后的发展才能有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争取一个良好的开端,做到慎其始。我们应该把“谨慎开始”作为一种基础性教育,抢先一步,在对大学生进行网络技术教育之前就提前进行。对大学生普及一些网络道德知识和规范,让他们明白网络世界同现实世界一样,自有这个世界中应该遵从的道德规范,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慎独”的思想克制住最开始的歪心杂念,让学生在最初接触网络的时候,就养成良好的网络习惯,让正确、良好的网络道德理念在一开始就得以形成。
(二)运用“慎隐” 思想,培养自觉遵守网络道德的习惯
隐,藏匿、不显露。慎隐,隐处自律,是指个人独自活动、没有人在场的时候,也不为所欲为,不做见不得人的“亏心事”。结合“慎隐”思想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应该让大学生从本质上理解自己为什么需要遵守网络道德的根本原因,让他们遵守网络道德规范,不应该是被迫的,也不应该出于对惩罚和道德舆论抨击的畏惧,它应该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自律行为。我们要唤醒大学生的网络责任,让他们在网络中能充分考虑到其他网民的存在,从而自觉自愿的遵从网络中的相关规范和原则。即使在没有人监督,只有“天知、地知、我知”的网络中,也能做到隐处自律,自觉的遵守网络规则。
(三)做到“慎微”,自觉形成“不以恶小而为之”的意识
微,就是细小。慎微,就是注重细节,不因小事而放纵,细微之处也保持自律。网络世界中“微处自律”精神的形成,可以通过“慎微”教育在上网大学生中取得成效。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大学生应该自觉形成“不以恶小而为之”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微”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第二,教育大学生对自己网络行为中的细枝末节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自觉谨慎自己的行为,防微杜渐。第三,让大学生们明白,微小或萌芽状态时的错误言行,很容易改正,但它常常因为小而被忽略,于是小错变大错,甚至走向不道德的深渊。因此,我们要对大学生群体进行“慎微”教育,使他们规范和约束自己网络行为中的所有细节,做到自觉地防微杜渐。
(四)做到“慎言”,自觉做到网络言论文明
言,言论,言辞,语言。慎言,即是勿放纵,即使在独处之境,没有约束,也要谨慎言语。对于上网大学生,我们要结合“慎言”思想来教育,要让他们在网上严格自律,管得住自己的嘴巴,不造谣传谣,不随意评论,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信口开河”,从而净化整个网络语言环境,让他们的网络言论文明诚信。总之,让大学生能自觉地谨慎自己的网络言论,做到不该说的不说,不能说的不乱说,自觉地传递网络文明。
(五)做到“慎行”,培养规范的网络道德行为
行,行为。慎行,即检点自己做所的事情,谨慎自己的行为。我们要进行“慎行”教育,让上网大学生的网络道德行为真正地规范起来,让大学生在上网时提高认识水平,养成良好的网络道德行为习惯,不该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坚决不做,自觉减少和防止网络盲动行为。
(六)做到“慎欲”,增强抵御网络诱惑的能力
欲,贪欲、欲望。慎欲,强调对欲望“度”的把握,它并不要求除欲或者无欲,而是要求对可能产生的各种违背道德、有悖良心的感望,加以慎重的对待,控制过分的、不正当的欲望。网络中的信息可以说应有尽有,形形。我们要加强大学生对网络诱惑的抵抗力,就必须抓好“慎欲”教育,让大学生在面对诱惑时能有坚定的自律精神,能对自我进行严格的克制,从而培养起他们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监督能力。我们要让大学生知道,有欲望并不可怕,只要能够正确、理性的认识它,不放纵,那么欲望从某些层面上来说,还可能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七)做到“慎辨”,形成正确的网络理性思维
辨,就是辨别。慎辨,就是强调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在独处之境,谨慎地判断身边事物的是非曲直。网络是一个鱼龙混杂的世界,泥沙俱下。面对这种混乱的网络现状,加强大学生的“慎辨”教育,培养他们在网络信息中的理性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的独立分析和自主判断能力,我们要教会他们认知和判断,让他们能分清网络信息里的真、善、美和假、丑、恶,能准确地分析,并且独立做出正确判断。除此之外,还要培养他们在网络世界中足够的定力,让他们在网络中学会自己选择信息,形成正确的网络理性思维。
(八)做到“慎终”,形成持之以恒的网络道德修养
终,最后,结果,与始相对。慎终,即谨慎的收尾,做人做事一辈子如同开始一样,在谨慎的开头之后,仍然能够一如既往,持之以恒,坚持到最后。“慎终”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和关键性环节,它可以防止“功败垂成”,也是人们为人处世应当自觉遵循的。网络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赋予了社会互动新的内涵。大学生作为上网的主体人群,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他们的衣食住行、学习、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越来越离不开网络。这一客观现实,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对上网大学生进行“慎始如终”教育。也就是说,要结合“慎独”精神中的“慎终”思想,提醒大学生在网络中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让他们自觉形成持之以恒的网络道德修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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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传松,曾超.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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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与“和”;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6-0078-01
“合”与“和”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最终目标。文章所要论述的“合”是集合,汇集之意,即加强集权的意思;“和”则是和谐之意,也就是社会安定之意。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力求在集权的保障下,通过向民众灌输长幼尊卑、忠君爱民等纲常伦理思想,希望被统治阶级成为顺民,从而为统治者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
一、以“合”为条件,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与目标,加强集权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统治阶级为实现对百姓强有力的控制,设置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规定了人的等级地位,以加强统治者集权,推动社会的有序运行。
严格区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整个古代阶级社会,权力都只掌握在最高当权者手中。奴隶社会的天命论思想,强调“君权神授”,君主的权威具有至高无上性。奴隶主作为“天帝”的人在地上统治苍生,奴隶只能服从其统治,逆来顺受。
平民之间不平等的身份与权利。统治阶级把平民的身份地位分为三、六、九等,拥有不同的权利。商人和农民同是社会底层民众,但农民守着一亩三分地,没别的追求,他是最稳定的统治对象。商人作为流动性较大的群体,统治者害怕其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实施“重农抑商”政策来压制商人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统治者对权力的集中与对社会的控制。
(二)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与目标,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与目标,让民众从内心接受统治,为统治阶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确定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纲常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儒家的“三纲五常”作为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准则备受统治阶级所钟爱。
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中国古代有三教九流之说,每个学派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提出各自的见解。儒家有培养“君子”、“圣贤”的目标;墨家的培养“强者”;道家的“真人”,法家的“能法之士”等等。其中,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理论最丰富。它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作为标杆,要求每个人时刻反省自己,力图成为“君子”。
二、追求“和”的局面,维护统治
第一,追求个体身心和谐。中国古代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可见,修身养性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一个前提条件。儒家强调道德修养,“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要求。要成为一个“君子”,需要有“三戒”、“三乐”、“九思”等实现身心和谐的具体措施。并提出“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止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①真正做到进则修身,退则养德,实现身心和谐,安安稳稳做一个更易于统治者统治的顺民。
第二,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的“三纲五常”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君臣、夫妻、父子、兄弟关系等。墨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鼓励人们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通过类似的说教方式,让人在社会各司其职,与人无争,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更利于统治者的管理。
第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人是环境中的人,自然环境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孟子强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②孟子深谙竭泽而渔的危害以及可持续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做事情要统筹兼顾,遵循规律,真正实现物尽其能,人尽其材,实现天人共存共生,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统治者从“合”的目的出发,通过一系列森严的等级制度,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目标,把权力充分集中到手中并不断加强,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统治者又以实现“和”的社会效果作为其宣传思想的理论支撑,在思想上控制百姓,把天下的人、物都充分集中,为一“家”服务,最终实现统治者世代巩固统治的梦想。
注释:
①陈蒲清注译.论语注译.花城出版社,2007.8,第3页.
②何晓明,周春健注说.孟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第10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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