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思想核心内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的思想核心内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又称四子书，为历代儒客学子研习之核心书经。四书增删注释包括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孟子、程子、朱熹等，其编撰时间间隔达一千八百年。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蕴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华思想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精华。

作为儒家学派经书的《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精华。但《四书》中也存在着先人思想的的局限性。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论文摘要：作为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董仲舒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有选择地借鉴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有利于搞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急需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进行创新，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思想文化的需求，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加速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稳步推进。但是，思想文化的创新并不是凭空就能实现的，必须有所继承，才能发展，而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恰是我们思想文化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精神财富。

一、关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

董仲舒是秦以后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传统的“天”的哲学、“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和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并对其家里改造，从而形成了适应时展和需要的新儒学。关于仁，董仲舒立足于天人感应论．吸收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并作了扬弃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新仁学思想，他赋予“天”以仁的品性，并且要以爱别人为根本法则，否定了只爱自身的思想；关于义，董仲舒对“义”从新的视角作出了新的解释：从人与我的角度提出了“义以正我”的法则；关于仁义之分，董仲舒认为仁与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仁之于人，义之于我”，同时还强词指出了仁义之分的不容混淆性和意义所在。认为仁义所针对的对象是千万不能混淆、颠倒的，只有明于仁义之分，才能“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实现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关于义利观，董仲舒在明于仁义之分的基础上对义、利关系的阐述，是其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其德治思想主张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另外，董仲舒吸收了先秦阴阳家及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吸收了法家“三纲”思想及先秦正名学说，提出“大一统”论，吸收了先秦人性论思想，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论，提出“性有善质”论及“性三品”说。

二、德育思想史研究类

董仲舒的德育学说是以“独尊儒术”为指导思想，以“三纲五常”为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并且提出必须要建立“教化堤防”，并且提供了“显德以示民”的方法和“明于天性”的价值激励法。丁钦波阐述了董仲舒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并且为我们简述了董仲舒关于德育原则和方法的思想。指出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三品说，德育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并且简要的介绍了德育的方法，如“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明道重志、行道养志”、“必仁且智”等。孙文胜主要从董仲舒“三纲五常”理论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论述对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启示作用，并且提供了相关的道德教育方法。游庆国、崔华前指出董仲舒的德育方法刻意分为四个方面，即德育基本方法、德育施教方法、德育受教方法、环境育人法，这样就从不同的角度更为详尽的分析了董仲舒的德育方法。

三、教育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为代表的汉代教育的基本特点，把教育与德政、人性论、天人感应、实践等结合起来，也论述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封建王朝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而迅速灭亡的教训，主张实行“德教”，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学内容也完全的儒学化了，他主张以“六艺”(《诗》、《书》、《礼记》、《乐》、《易》、《春秋》) 培养人才，这虽然有利于人们思想的统一和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其他学术的传播和发展。以为人性是“天”所赋予人的一种先验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向善或恶的两种可能，教育则就是要通过人为的手段使人向善。董仲舒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兴废治乱都应取决于礼乐教化，对于教育的社会作用。 　四、政治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大一统”，大一统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统和思想上的大一统两个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统，指的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把君权至上作为统一的关键。思想上的大一统即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的儒学从显学而成为官学。书中也简要阐述了董仲舒的治国方略，但是只是做了一般性的论述，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董仲舒看来，“王者”只有实行“仁政”，“爱利天下”，才是通天道、法天意的表现，也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实现统治的长治久安。赖红卫指出董仲舒为了强化统治者的廉政意识，他对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重利行为都进行了批评，他说：“使诸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业，乃天理也。”提出“不与民争利”的廉政思想。董仲舒提倡德治，很重视内在仁义德性的觉醒和培养。任“德教”是对秦王朝“严刑峻法”的批判，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理想政治的实现是通过思想的一统，从而形成—个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还提出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

五、伦理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认为天赋予了阴阳五行道德属性，因此，他把德、刑、爱、乐、严、哀等等这些本来是社会现象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属性硬加到阴阳、五行、四时等自然现象上去，从而把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描绘成非常神秘的有意志的东西了。同时董仲舒用儒家伦理思想神化君主，将君权神授理论化，从而为汉朝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论证；以天人关系为根据把三纲五常进一步系统化，把儒家伦理由家族伦常贯穿到政治领域；董仲舒还着力借用阴阳的一切知识来构筑君臣、父子、夫妻的具体行为准则，董仲舒把伦理关系中的贵贱尊卑原则提到了专制的极端，春秋战国时期伦理观念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平等内容在这里消失了。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核心：“大一统”。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以政治一统为核心，以君权至上为关键，以文化一统为保证。所谓“君权至上”，董仲舒是在君权天授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其重点：一是神化君权，维护君主在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约束和规范君权，使君主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同时董仲舒发展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说，使儒家伦理真正发展为政治伦理，并被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采纳。

六、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人性中有善的质而实际未善，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之成为善人。他的这种教育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在书中并没有涉及到董仲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等等与之相关的内容。唐国军指出董仲舒以“大一统”理论为武器，倡导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的统一，以“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汉武帝采纳了“独尊儒术”的提议，“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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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孔颖. 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J]. 民办教育研究， 2008(5).

[5] 丁小萍. 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篇3

【关键词】 传统文化；伦理政治观

各派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的含义是什么，看法相左，众说纷纭。但不谋而合的是，大家都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主观性成分，认为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活动中的价值、情感与态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杰作《比较政治学》中，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领向。要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含义，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去了解：

首先，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成分，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它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必须注意的是，政治文化虽然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化的简单媾和，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就是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和作用。其次，一方面，政治文化在内容上是关于政治体系的主观性因素的复杂综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是通过对个人、集团、民族的政治倾向或态度类型的分析，来研究政治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对政治体系的持续与调节发生巨大影响。其三，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具有阶级的和社会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利益的必然反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政治文化概括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感受、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等主观意识的总和，主要包括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政治认知成分，即一定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和意识，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部分；二是政治情感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态度，包括热爱、忠诚、怀疑、疏远等情绪；三是政治评价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意见。

阿尔蒙德进而把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地域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期望，更不做出任何努力；第二类是传统依附型（或臣属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施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有所认识，但他们只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对政治体系持被动态，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治体系，不能主动地把自己的要求输入政治体系；第三类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意识到政治体系的输出部分，而且还要对“输出部分”施加影响，并有较高的政治技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汉，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沿革发展，近代开始衰微。根据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臣属型”政治文化极为相似。无论是它所赖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文化土壤，还是它的本体，都带有浓厚的等级依附色彩，有着极其深刻的臣属型烙印。具体表现为：以君主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长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依附着家国、君父的各色臣民――士、农、工、商、官，其主体性的普遍沦丧，等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为直接、集中地反映，也最为能动地反作用于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表现出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最为突出和典型。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最大。但墨家的影响不出战国，其他三家的思想则相互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居于支配地位，所以人们又常常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称为封建政治文化或儒家政治文化。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加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着最为发达的传播手段，其他阶层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维方式、社会观、道德观的影响，并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同化。儒家思想以其独立性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中，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背景。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钟明善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中做出如下统计：一是“人文主义说”，认为从商周时期早期政治思想产生时起，其基点就是从人事去体察天命，而不是从天命中去体察人事；二是“王权主义说”，认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便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三是“实用理性说”，认为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主张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四是“不断变化说”，或者叫做“不固定说”，少数学者实际上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理由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这种观点过于偏颇。

客观而言，伦理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它适应了伦理型社会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生成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

什么是“伦理”？其本义指事物的条理，如《礼记・乐记》所言：“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来也；理，分也。”后引申为伦理道德之理，亦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又与“伦常”相提并论。“礼”与“仁”是儒家学说两大思想支柱。

所谓“仁”，源出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仁，指一种好品德。孔子将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并把恭、宽、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都纳入“仁”的范畴。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得天下者谓其仁”（《孟子・公孙丑上》）。总之，仁既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又是一种个体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和全面修养的标志，同时从社会而言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国”，是人类最高的社会境界。

所谓“礼”，最初是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周代把礼从形式中区别出来，发展成为一种以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孔子推崇周礼，主张对民“齐之以礼”。汉儒对礼作了进一步论述，认为“礼者，理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到宋明时，礼学更成为理学的范畴，如《直讲先生文集・礼论第一》言道：“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曰仁，曰义，曰信，礼之别名也”。总之，礼既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又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即以血缘为根基、以等级为特征的统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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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和无数先哲的传承、积淀，已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素。本文站在现代化角度，对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展开现代化调适和创新，将其结构要素置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关键词：儒家经济伦理 调适 创新

问题的提出

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华伦理中关于经济方面的主体构成，本身熔铸了几十代人的思维和实践成果，它作为整个儒学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及其在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历史中积淀起了既稳定强固又灵活变通、既自成一家又博采众家之长的特质，形成了既内在又超越、尊德性而道学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独特风格。就其基本态势或性能而言，它既充满着历史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又具有相对的永恒性和全民性；既有同封建主义道德相贯通的一面，亦有超越封建主义道德的一面。就其后者而言，也许可以说它包含着一些当代的普遍化的伦理智慧和道德精神。

实际上儒家经济伦理总是处在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自我超越和升华之中，因为儒家文化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体系，它是变通的、而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保持其基本特质的同时，又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变化与转换。因此，它能较好地适应社会实践和理论思潮的挑战而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与更新。所以，只要我们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儒家思想的特点，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科学处理好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就能使其适应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由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层面组成。一是在历史上是否起着积极有益作用，此多是历史评价问题；二是它现在能否起着积极有益作用，此多是现实需要问题。两者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之所以说有联系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对现在仍有影响；之所以说不是一回事因为事物本身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经过适应现实需要的改造批判和转向。历史上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仍保持着它原来的本色，而今天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经过现实的批判改造和转向，其功能的发挥已判若两物。所以，必须从批判改造和转向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所起的作用。

所谓儒家思想的现代经济作用问题，既不是原来儒家思想的复归，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思想，也不是仅囿于过去，完全抛弃和否认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是一个批判诠释的创化过程，其真谛是站在现代化高度，以现代化为视角，按现代化需要，用现代化手段，批判扬弃其不合现代化要求的陈腐部分；另一方面，挖掘发展其合乎现代化要求的精华部分。

归根到底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接轨吻合。它是一个双向运动：一是诠释使之适应现代社会，是历史走向现代社会，传统是主动的；二是按照现代化要求去重塑造历史事物，是现代与历史的构合，传统是被动的。两者运作方向相反实质是一回事，其运作标准和价值取向都是现代化，其原型根据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其诱发机制都是改造批判，其根本旨要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确实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想素质，因为它在构成传统文化主导方面、塑造民族心理沉淀层面、铺陈历史涵盖层面等都曾起着和现代仍然拥有更多的牵动性、更直接的认同性、更宽泛的普适性，具有内在形上层面的超越性，正是在这种内在的形上超越性指导下，儒家更积极关注和切入现实社会经济活动，注意研究经济和伦理的关系。

儒家最早认识到经济和伦理矛盾相悖现象，对社会经济活动始终倾注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作为一种意识感受，说到底是“把某种神圣作为生活的真谛”，作为生活真谛的神圣常常是人们最高追求和理想，“神圣的本意，具有分割、限制之意”，它来自拉丁语；神圣“最初用来指不同于常规的东西与超出民众规范的东西”， 它是人们感受的极限，有充分的完美性、圆善性。儒家希望在终极关怀指导下进行经济行动，对经济活动引起伦理变化有所焦虑。就理论原型的内蕴素材而言，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更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伦理重要思想源泉的内在条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逻辑的。

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性调适与创新

为适应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儒家经济伦理作为儒家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整个儒家文化体系正处在一个自我调试与创新时期，以期待作为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调适、改造与创新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分清精华与糟粕，把精华部分继承下来加以弘扬就算完事，而是在继承优秀遗产的基础上，赋予其时代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其中改造的方面主要是应该根据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通过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将儒家经济伦理中有可能适应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部分，升华为市场经济伦理的构成因素。

如对儒家“诚信”的重新认识，可以使其成为市场经济职业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诚实守信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

在经济领域，《孔子家语・相鲁》曾有“贾羊豚者不加饰” 语，意思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员不售假货劣货，不违反职业道德。儒家所以反对经销人员做假，从道德价值的评判上说，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诚”德。儒家的“信”，本义就是“诚实不欺”。由此来看，诚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诚信本身不讲功利，甚至超越功利，但它和功利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诚信的双重性，即诚信的本质是利他的；反过来，在利他的同时又利己，"有德则有财"。从儒家诚信观念中汲取合理的营养成分，对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惩治造假售假的丑恶现象是有益的。

创新方面是指对儒家经济伦理要赋予时代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当然，传统伦理文化的创新，在基本理念的确立上，不是以挽救道德理想主义、恢复伦理中心为取向的，也不是为求新而求新，将传统伦理文化弄得面目全非就是创造转化，更不是对传统伦理结构要素加以再排列、再组合，重建其伦理的结构性机制，重造其伦理理念的权威导向。而是将原结构打散，进行要素分解，当弃则弃，当改则改；并以市场经济为现实动力，以服从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确认世俗权利的基础上追求崇高为模式，以道德与社会各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健康互动为社会根基。这样，将原结构要素置于现时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传统伦理理念将在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统帅下，各创现代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各建现代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使传统伦理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一）创新要在概念、范畴和命题上赋予新的思想内容

如义与利；个人与群体。传统的儒家伦理导向是重义轻利、轻个人重群体。但如今，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追求物质利益、注重实际功效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必然要求在个人与群体的利益中寻求新的平衡。肯定、鼓励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以正当手段的自获性，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用法律、规章等形式规定下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建设的基础。

（二）要赋予儒家经济伦理新的思想理论

可以将儒家传统伦理的良心论，用来培养当今市场经济“道德的经济人”， 即在富有道德心、愿意共同合作、关注他人与社会的基础上，求取合理合法满足个人利益的人提供思想资源。市场经济在其理想目标上，是将人塑造成生活丰裕、精神健全的完整的人，它内在地需要人的理性观念和伦理觉醒。“良心”，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据与象征，即是个人合理行为的道德基础之一，又是关注他人与社会公义的原初动力之一。如果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从个人利益的基点迈向社会公义的目标之途中，获得人的“良心”的支持，那么建立起“个人－社会”的稳定趋向关系之桥就多了一种辅助资源。

（三）建立并健全规范、开放的制度伦理

所谓制度伦理，就是着重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它通过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的规则、准则、戒律等来规范、约束道德实践主体的行为和方向。社会规范伦理是通过某种公平合理的选择形成制度性的道德体系。而制度性道德体系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它不会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个人偏好所左右，而且是对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追求起着规范、制约和矫正的作用，从而把他们纳入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儒家提倡的一些经济伦理思想也只有在规范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如“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群体至上”和“互助合作”等伦理思想，在缺乏规范、放任自流的制度伦理条件下是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相反，在规范的制度伦理条件下，儒家所提倡的那些经济伦理思想不仅可以融会于现行制度伦理中，而且这种思想的发扬将可以激发主体能动精神，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四）契合时代主流，做到与时俱进

为了使儒家伦理更好地与中国当代市场经济的进程相结合，不断使其更换新鲜的血液，以焕发出新的活力来适应时展的需要。必须与时展的主流相契合，做到与时俱进。在中国农业文明时期（或封建社会时期），政治是时代的主题，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也被视为当时的最高价值，而服务于“政治本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就是表现在要求人们恪守那些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

而在中国工业文明时期（或者市场经济时期），以及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经济也就成了时代的主题，这样儒家伦理“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也就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政治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变为经济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把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也就变成为能否取得经济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了，经济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也被视为当时的最高价值了；同样而服务于“政治本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应该变成服务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同样相应地表现在要求人们恪守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儒家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将儒家伦理中服务于封建等级的道德理想和规范变革为服务于市场契约的道德理想和规范。这样，儒家经济伦理也就契合了时代的主流，做到了与时俱进，那么，儒家经济论理也就变成了时代的新儒家，将以崭新的内容和浓厚的现代气息成为未来时代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为中华民族提供奔向更高文明目标的精神动力。

总之，儒家经济伦理只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伦理建构需要，通过改造与创新，才能有发展前途，才能以自己的特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为振兴中华民族、造福人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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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眼于个体分析层次，探究的是权利的失与得的问题，但按照“公民”的概念，历代皇帝也算是“个人”，然而我们却不能说他们缺失权利。恰恰相反，他们是权利的高度集中者和垄断者。按照语义学的理解，有“缺失”就有“获得”，本文通过对比统治者，论证统治阶级如何通过儒家“修身”的思想，让底层民众丧失权利观念。那么，这里的修身主体是与统治阶级对应的广大民众。

具体而言，广大民众指没有实实在在权利的人群。“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秩序的基础，而等级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官僚等级和家族等级。”所以古代社会只强调皇权与族权，反映到个人身上，就是强调君、父、夫、尊长的权利，而相应的臣、子、妻、卑幼只有义务。可见，本文的修身主体指的是“臣、子、妻、卑幼”—等级社会的从属者，他们缺乏实在权利。当然也不排除部分身居统治地位的人群，一个人在社会中有多种身份，官员相对百姓有一定权利，但放在家族体系中，可能便没有了权利。与此同时，广大民众也指没有权利观念的人群。这部分群体主要包括通过科举考试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古代公务员。他们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学习的是道德规范，从属的是家族纲常，所谓的修己治人—整个的成长奋斗过程—无基本权利观念可言。这部分群体最后获得更多是“权”而非“权利”。所以也应将他们列为修身主体。

总之，本文更多强调的是庶人的个人权利，既指实实在在的权利，又指抽象的权利观念。中国古代的“庶人”通过对伦理道德的学习，通过对儒家修身认知，反思，践行，一步步沦为等级社会的附庸，丧失了个人权利。王亚南先生曾说：“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支考虑是非。”梁治平先生则说：“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个人，也就是说没有个人权利这种东西。然而没有个人权利，实际上就等于一般地没有权利…”。

二、“礼、义、忠、孝、从”—儒家修身观的基本内容

“儒家修身是人生主体自我规范、改造和完善人性的一种自觉活动。这既是一个哲学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道德伦理领域的重要问题，它讨论的对象主要是道德意识、道德践履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 “致知”和“力行”之间的关系。儒家的修身观主张以学习为起点，以内省为中介，以道德实践为落脚点，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

（一）“礼、义”观—隆礼重义的道德规范

“修身，即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说修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道德学习。而在儒家思想中“礼”就是道德的集中体现。孔子认为，要“恭”而有礼，“慎”而有礼，“勇”而有礼，“直”而有礼。在儒家看来，“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个人修养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孔子曾提出克己复礼。孔子的伦理原则以“仁”、“礼”为纲，学“礼”就要学习“仁”。仁讲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指导，其中非常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克己。克己，简言之就是克制自己。而“修己”是“克己”的重要途径。所以儒家修身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对“礼”的学习，其基本逻辑是修己为了克己，克己为了学“仁”，学“仁”为了复礼。

由上我们得出结论，儒家修身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于“礼”的学习，而这种“礼”侧重的是一种贵贱有序的原则，它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以义务为本位，“节制”人性为手段，个人毫无权利而言。无论是孔子还是荀子，他们都强调个人在修身的过程中，以“节制”的原则，即依据礼仪规范，节制本性。但没有本性，没有欲望，个人权利又从哪里来呢？社会的礼仪规范服务于统治阶级，每个人修身的内容就是学习这种规范，长此以往，学习的是奴性的道德，纳入的是等级的体系，在这种环境下，个人权利无诞生的温床。

再来看儒家的义利观。儒家一直强调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孟子更是把“仁、义、礼、智”当做修身的核心内容。但这种义利观过大地夸大了“利”的消极作用，孟子主张把“义”作为修身的主要内容，强调人与人交流不能以利相接，这无益于把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各种“人欲”、“利欲”给加以否定。人的基本权利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合理要求。但孟子重义轻利的修身观，让广大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忽视了对于“利”的需求，这也就抹杀了人的基本权利。

（二）“忠、孝、从”纲常观—天经地义的人生价值

三纲五常是儒家修身很重要的道德规范。“忠、孝、从”是三纲的具体体现。三个概念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皇权和族权至高无上的特点。首先，“忠”指的是对皇帝的绝对忠诚，显而易见，在这种高度“人治”的体系下，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另外一个更具广泛性的捆绑个人权利的制度是宗法制，宗法制将家与国联系在一起，主张用族权来巩固就政权，而“孝”所植根的社会形态就是宗法社会。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齐家这一环节，“孝”体现的淋漓尽致。每个人都以“孝”作为自己修身的重要内容，每个人都注重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和荣誉，而家族作为封建社会的基层单位，又对维护封建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根本上“孝”也不利于个人权利的获得。同时，“孝”具有利他和利国的特点，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家长制，所以个人在学习“孝”的同时，也注定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权利。“从”指的是 从属的意思，比如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子对父的从属，这种从属的内涵也不利于个人权利的获得。其基本逻辑是，家长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从属于这个“家长”，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个人能做的只有服从。就连一个人取得成就之后，首先脸上有光是祖宗也不是自己。这种利家，利国，不利己的思想从根本上取代了基本的权利观念。小到家族，大到中央，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个人永远都是处于从属地位，永远在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没有人会去问为什么，因为整个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儒家修身观让所有人丧失了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

三、“慎思、慎独、力行”—以强调自觉为内涵的修身方法

儒家修身的方法强调主体的自觉性，即自觉地去认知，反思，实践。首先，儒家很重视“思”，即反思。孔子多次讲到思，也曾提出君子有九思的说法。慎思的修身方法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言行要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社会的道德规范；并在行为发生之后，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道德，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道德上的评价。通过这种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能力，进而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由上可知，这种“思”强调的是一种道德自觉和“自律”。通过这种“思”和这种社会道德压力，每个人能够自觉地消除自己的人格疑虑，从而让自己的言行合乎正统道德规范。也正是由于对这种对自觉的遵从，个人权利在潜移默化中泯灭。

“慎独”则指的是一种预先性的防范。“慎独”强调，即使独自一人时也要谨慎小心，战战兢兢，遵守道德。所谓独，指的是无人见证，无人发现，它更强调一种圣洁性的自觉，无任何污秽之心，自觉地禁欲，修身。这种思想让个人在时间上时刻谨记道德的要求，在空间上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而所谓“力行”强调的是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孔子看来，“行”比“学”更为重要。“行”就是指道德实践。在“慎独”和“力行”观念的影响下，个人不仅无时无刻要谨记道德规范的要求，同时还要把它切切实实地践行到实际生活动中去，这就要求个人既要有道德意识，又要有道德实践。这种道德意识与实践的统一无疑抹杀了任何个人权利萌芽的机会。

综上所述，从儒家修身的内容上看，儒家强调学习封建阶级道德，即以“礼、义、忠、孝、从”为核心的纲常伦理；从儒家修身的方法上来看，儒家更强调高度自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即以“慎思、慎独、力行”为核心的观念方法。这种强调以家族为本位，以皇权为至上的修身内容，抹杀了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权利观念；这种强调以自觉服从、主动顺应的修身方法，让个人失去了主动争取权利的动力。简而言之，人们在这种专制社会，宗法社会中，追求的是儒家一整套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等级社会中，人们只有服从而没有反抗，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中国古代之所以缺失个人权利，很大程度上与儒家的修身内容与方法有关。

参考文献

[1]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篇6

关键词：儒家 管理思想 图书馆 人本管理

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儒家学说在国人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方面打下深深烙印。儒家学说主要体现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语足以证明儒家学说的管理学价值。我国管理思想从古至今都看重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儒家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人提出的人本管理的理念是相通的。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人性本善，以“人”为中心。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儒家管理思想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即“仁”和“德”。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孔子对于仁的解读是“爱人”。儒家“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道德教化是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内涵

简单地说，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本，依据人的本性进行管理。其核心内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以往的图书馆管理中的以人为本，较多注重于服务客体(读者用户)的层面。实际上“以人为本”所指的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服务客体的读者或用户，二是作为服务主体的图书馆员。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内涵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图书馆领导班子应该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对其下属的全体馆员要有仁爱之心。其次，领导要有仁爱之心，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让每个馆员都能发挥其专长，真正做到“人能尽其才”。实行参与民主管理，使全体工作人员既成为管理的客体，也成为管理的主体。再次，图书馆管理活动的服务对象要从“内部人”扩展到图书馆的“外部人”。它除了涵盖上述两个层次的内容外，还应包括高校图书馆的目标是满足广大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读者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高质量服务。

以上三个层次都包含了“仁”和“德”的儒家管理思想。

三、儒家管理思想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中的运用

1.“德”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德”，即“为政以德”，这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是说，管理者要讲究道德，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管理方针。

2.“仁”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活动中，无论馆员还是读者，他们都是有思想感情、有个性的群体，都有做人的尊严和应有的权利。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应该相互尊重、宽以待人，营造充满宽松和愉悦的工作与学习氛围。儒家倡导的“仁”运用于高校图书馆的人本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馆员第一”与“合理用人”的管理理念。馆员是图书馆的主体，是图书馆的第一资本。高校图书馆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而且这些人才其实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用武之地。因此，领导者要有“仁者爱人”的儒家精神，高度重视人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要尊重馆员的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激发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创造精神。

第二．适度授权，实行民主管理，同时加大对馆员的培训力度。高校图书馆领导者要尽可能地扩大馆员的工作范围及决策权力。另一方面，图书馆领导者要通过多种形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对馆员进行全面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准和专业技能。

第三，图书馆的服务宗旨就是“读者第一，服务至上”，这也是儒家“仁爱”之心的体现。高校图书馆必须努力为广大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读者提供优质服务，实现服务的人本化。另一方面，要开展人文关怀服务。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就是要在图书馆中营造人文氛围，尊重读者，爱护读者，让高校图书馆成为学生和广大教职员工的精神家园。

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仁”和“德”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人本管理的理念是相通的。探索儒家管理思想与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有助于推进我国新时期高校图书馆的人本管理改革实践。

参考文献：

[1]廖建.关于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探讨[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3,2:25

[2]李小梅,张健萍,沈蔚晴.图书馆人本管理：内涵与特征[J].图书馆杂志，2002,2:15

篇7

传统节庆活动是一个民族历史的“活化石”，是这个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和展示的最佳平台。只有广大人民过好传统节日，从精神到心理得到满足，节日遗产才能传承下去，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脉的最好保护。

春节

原名为元日，相关的庆祝活动在夏代已经开始。作为岁首大节，它确立在汉朝。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每年的最后一天，就是除夕。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第一大节，是节日体系中的核心大节，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其主要习俗有：忙年、办年货。从旧历腊月初开始忙碌起来准备过年，将吃、穿、用、玩准备齐，推汤圆、打糍粑、买鞭炮、扎龙灯。特别是杀年猪、吃刨猪汤最为热闹。

打扬尘、贴春联。腊月二十六以前家家户户大扫除，并在门框上贴上喜庆祝福的对联。有的还要敬灶神、贴门神。

团年、守岁。腊月三十为团年日，亲人团聚，极为隆重。菜肴中一定要有鸡、鱼、芹、韭，谐音“吉”、“余”、“勤”、“久”。是夜即除夕，俗称“年三十夜”，即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家家都守岁，大人给小孩发“压岁钱”。

出行、拜年。正月初一，出行(不是外出)意在开门大吉，招财进宝。由晚辈给长辈一一拜年。全家吃汤圆，叫“进元宝”。初二起串门走亲戚，化解积怨，联络感情。

元霄节，又叫“过大年”。“上灯”、“玩灯”、“观灯”、舞龙、舞狮。

春节文化内涵的核心内容即是“仁”和“中”两个字。仁者爱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体现的是亲情、爱情和友情。“中”字即中庸，包含阴阳平衡、不偏不倚、讲大局、讲均衡、讲团结、讲和谐、讲矛盾的化解。

春节蕴涵的辞旧迎新、合家团圆、相亲相爱、团结和谐的意义，成为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也使它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一个文化符号。

端午节

端午节始于战国末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午节、重五节、盂兰节、蒲节，是中华民族的三大节日之一。该节日是为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因此，也称为“诗人节”。

端午节的主要内容有赛龙舟、吃粽子、挂蒲艾、饮雄黄酒、戴香袋等习俗，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赛龙舟等多种体育竞技活动已从我国走向世界。屈原故乡秭归一带至今仍习惯过三个端阳节共20天。五月初五为头端阳，五月十五为大端阳，五月二十五为末端阳，以这种特殊的形式缅怀屈原。

端午节文化内涵的核心内容即是一个“忠”字。古代重忠君，现代即忠诚于自己的国家、民族，爱国信念。

清明节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

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了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清明节是传统节日中少有的依阳历而确定的节日，固定在每年公历的4月5日前后。清明节习俗主要包括祭祖、扫墓、吃凉食品和外出踏青等。其文化内涵的核心内容即是一个“孝”字。“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表现为敬老爱老、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民族团结、国家兴旺。

每到清明节，我国均要在黄帝陵、炎帝陵举行大型公祭活动，海内外华人从祭祀的仪式中能体会到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祭祀先人一直是中华民族民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清明时节，上坟祭扫先人显示了“慎终追远”的传统，大批旅居海外的华人、港澳台同胞也纷纷赶回故土，寻根祭祖。

中秋节

在中国的民俗节日体系中，中秋节形成较晚。唐宋时期，以赏月为中心节俗的中秋节出现，明清时期，中秋上升为民俗大节。

中秋节时亲人团聚、朋友聚会，赏明月、品月饼、叙情谊。

其文化内涵的核心内容即是一个“和”字。和即和谐、和睦、和美、和气，家和、夫妻和、万事和。中秋是中国秋季的传统大节，中秋正为花好月圆之时，人们由天上的月圆联想到人事的团圆，因此中秋在古代被视为“团圆节”。传统中秋节俗十分重视亲情的培育与表达，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重庆》：和北方地区相比，南方地区过春节有什么不同的习俗?

最大的区别是，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重庆一带的土家族就不吃汤圆，而是吃糍粑。过年有杀年猪这个习惯，过去没有冰箱，猪肉吃不完怎么办呢?南方地区气候较潮湿，冬天并不太冷，为了储存吃不完的猪肉，老百姓将其做成腊肉、香肠等食品挂在灶头上，慢慢地成为了极具南方特点的年货。

《最重庆》：西方国家有没有类似中国春节这样隆重的节日，有什么不同?

每年的圣诞节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来源于宗教，而我国过年的习俗来自于民间，所以形式和意义都有很多区别，但有些地方却很相似，比如在西方，圣诞老人要送礼物给小孩，而在中国，是长辈发压岁钱给小孩。

《最重庆》：重庆有没有具有自己特色的节日?

篇8

【关键词】神仙信仰，构建，形成

先秦两汉时期神仙信仰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从萌芽、发展到形成，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构建过程，其中巫祝、方士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是在巫祝及其方士的不断推动下，道教神仙信仰核心才最终得以确立和形成。

一、先秦两汉时期神仙信仰的演化

在道教神仙信仰核心形成之前，神仙信仰早已存在，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神仙信仰的整个演化过程中，巫祝和方士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上古社会时期，巫祝就已经产生，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出现了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人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楚语》）的局面。到殷周时期，中国的神权开始和氏族宗法政权融为一体，形成了最初的政教合一体制，换句话说，巫祝的地位这时达到了顶峰。而晚周的巫祝则凭借其特殊的地位和本身的职能演化出黄老道家、阴阳五行家、方技术数家和神仙家几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分派，后来很多神仙思想和方术是在这些由巫祝演化出的各分派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出来的，而且比较直接的是很多巫术后来演化成了成仙方术，也就是说，巫祝对神仙信仰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神仙信仰构建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形成于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方士及其方术活动，这些方士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秦汉时期，方士与方仙道的活动主要是传播和制造长生不死的神仙说和发展古代巫史文化中流传下来的神仙方术，其中方士进行传道、授徒、著书的宗教活动，而且，这一时期方士的数量相当的庞大。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大儒家董仲舒，他不仅在《春秋繁露》中利用邹衍的学说宣扬这种封建宗法神学，甚至还亲自掌握求雨止雨的神仙方术。此外，大量方士开始造作大量宣传神仙的道书，这也极大的促进了神仙信仰的传播，有利于不断发展完善神仙信仰。

二、先秦两汉神仙信仰的构建

在沟通人神的巫祝和宣扬神仙说的方士的影响下，神仙信仰完成了它自身的发展构建过程，特别是在方士的推动下，神仙信仰呈现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建构过程。

在神仙信仰构建过程中，神仙的形象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关于神仙形象的描述，我国很早就出现，但还没有完全从古代神话中解脱出来，早期的神仙多是脱离人世超现实半人半兽。如《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还有火神祝融、雷公、雨师等也莫不如此。

在战国和秦汉时期方仙道的影响下，神仙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到《庄子·逍遥游》时，所描述的神人形象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里所描述的神仙多了超然物外的神仙特性。

到秦汉时，神仙形象开始人性化，一些具体的著名历史人物和方士被列入仙谱，这在《列仙传》中有明显的表现，如老子、姜太公、东方朔等，这些神仙的人情味较浓，而且他们中更多的是凡人的神化。

在神仙信仰的构建过程中，神仙的长生不死的思想和信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山海经》中有“不死之国”、“不死之药”、“不死树”的记载。《老子》中有：“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等有关于神仙思想的记载和反映。而到《庄子》说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则已经是对古代神仙生活的描述。加上秦汉时秦始皇和汉代汉武帝的求仙采药的影响，神仙思想在汉代社会上的传播达到高峰，所以汉末刘向的《列仙传》收入神仙多达70人，而且，在汉代，修仙的人日益增多，连王莽也自称“神仙王”，说明汉代神仙思想深入上层社会。

由于受方士的影响，神仙方术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总括来说，方士不仅将巫祝的俗神信仰发展为神仙说，还将一大批巫术改造为方术。在《神仙传》中左慈和葛玄所行的成仙方术中就有巫术幻术的影子，葛洪的《神仙传》记载的方术为：“……饮毕，以杯掷屋栋，杯悬着栋动摇，似飞鸟之俯仰，若欲落而不落。

到汉代，在方士的影响下，成仙方术已成系统，对神仙信仰影响也较大，《后汉书·方术传》中记载说：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縢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此外，汉末专修仙道的方士还以金丹、仙药、吐纳、导引、禁咒，符箓、胎息、内视存神、辟谷等方术见长。这样，神仙信仰中的神仙方方术已大致完备。

在神仙信仰建构过程中，神仙境界也体现出一个逐渐演化形成的过程。

有关于神仙居住之地记载最多的是在《山海经》中，《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的神居住的地方为：“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百神之所在。” 到汉代《淮南子·地形训》中，神仙居住的地方已经非常的华丽：“倾宫、旋室、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

最终，道教神仙信仰经过长期的不断的演变构建后，到葛洪时得以形成和确立，从神仙信仰形成的整体趋向和发展传播上看，神仙信仰在巫祝和方士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从下层民间到上层社会又到世俗化民间的过程，并且在民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神仙信仰体系的构成

神仙信仰经过不断演化构建后，到东汉道教创立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神仙信仰成为道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并随着道教的传播影响日益扩大，到魏晋时期形成适应氏族社会需要的神仙道教时，神仙信仰体系达到鼎盛时期。

在神仙信仰体系中，神仙形象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有与原始社会先民们各种崇拜有关的神仙，有与万物有灵论创造出的各种难职能神有关的神仙等，现在一般根据神仙来源的不同，而将神仙划为先天真圣、后天仙真和民间神灵三类。

篇9

摘要:从科技文化和知志产权制度的差异角度探析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因由。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必须对现行科技政策的内涵加以充实,包括建立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科学教育体系和完善相关科技知志产权制度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政策;科学精神;知志产权

一、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造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着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经济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文化差异和产权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释力。有学者将李约瑟难题归咎为传统社会的氛围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特质和知志产权制度差异的问题上。以下笔者将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成因。

二、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如果说把人类现行的知志体系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可归为最后一种。科学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社会文化系统与构成对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适合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主应包含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和反对权威义等方面。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并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道德伦常,修齐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关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与奥秘,相反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文化的形成归因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备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小农社会不大讲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对这两者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给自足,靠天吃饭也使得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感兴趣,以致清末的重臣们看到西洋先进的科技还斥之为“奇技巧,以为不足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与科学、尤其与自然科学绝缘,呈现出一副具有浓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学科知志体系。

历史上,传统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产权,尤其是知志产权。这也使得科技生长的产权制度环境比较欠缺。统治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统治的需要,并非为民众提供技术专利的保护和鼓励社会进行技术创新,或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志产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三、李约瑟难题对我国科技政策革新的启示

(一)完善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比古人更全面客观。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科学知志的重要性,但谈起文化的含义,人们或多或少还是首先将其与人文学科知志体系挂钩,对于科学知志,则更多的归到知志技术范畴。为此,我们应改变狭义的文化观,将代表人类知志发展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知志体系纳入文化的视野。尤其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更是不能缺少科学精神的培育。“科技文化所体现的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是推动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大学科学教育应重视科学史知志的讲授,强化科学教育理念的传授,关注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大力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内涵和价值的把握与理解,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对科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不足。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仅仅为政治、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具,没有发掘出隐藏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内涵。当然,科学精神的培育也应该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但不代表热”既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强劲的竞争力。如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被现代科学话语解读为讲究和谐统一,注重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后工业化时代,饱受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后,人们深深的体会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提供源远流长的理论支持。

此外,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中有益养分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说过,近代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我们科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当在大力培养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恰到好处地调节科学中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改变将科技看成一种纯粹工艺技术的偏颇观点,发掘科技背后的精神内涵。简而言之,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科学精神的培育应成为未来科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关于中国科技政策革新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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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人本管理；“仁”学；以人为本的思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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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从人性出发来分析、考察人类社会中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以人性为中心，按人性的基本状况进行管理，这就是所谓的“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而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仁、义、礼”三学就反映了人本管理的要求。具体表现在：

(1)突出人的主体性。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同时，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

(2)注重管理的道德性。如何激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之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始终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儒家运用“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来实现其管理目标，最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教化，使人性不断的升华，保持人格的完满，树立建功立业的价值观。

(3)创立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儒家在用人标准上，提倡德才并进；要修身立德，要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任人之道就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在德才二者中，首先是德行，其次是才能。同时，儒家还认为，在举贤时，要不论贵贱，要不分亲疏，唯贤是求，有才必举。在用人时，要因能授职，量才授官，扬长避短，用其所长，不要求全责备。

2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位管理学家和企业精英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中得出结论：“修炼企业，人本为大”。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只有从人入手，充分考虑人的社会性，实行人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管理才能够有效实施；企业的经营目标才能够最终实现。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搞好企业管理实现效益上之最大化，不仅要改造设备、改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创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企业文化，用优秀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鼓舞员工，使员工能够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之中，提高管理效益；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更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祖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管理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即对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创造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作用。

(1)有利于形成反映时代要求的人本管理新模式。纵观人类发展，人本思想贯穿于管理学的历史。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基于古希腊独立人格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得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艺复兴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所兴起的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和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的思想。20世纪初以来，人际关系理论、“参与管理”即Y理论以及“权变理论”先后出现，他们提出的“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人”等假设，都反映了人本管理思想的新成就和进步。随着日本在二战后经济上的迅速崛起，美国企业界及管理理论界人士在挖掘日本企业的管理的奥秘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表了大量的以人本管理与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论著，从而把西方人本管理推向了文化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提出了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最宝贵的财富，提出了更多依靠员工的自我指导、自我控制以及顺应人性的管理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2)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借鉴作用。作为贯穿于儒家文化人本管理的“仁爱”思想，它在经营管理中的功能，一是实现企业最有效的价值选择这一宗旨。产品上乘、良好的售后服务，生产者对消费者付出的爱，消费者也会以爱回报生产者，这样企业必将获得很好的效益；二是企业加强企业的团结和凝聚力。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3)适应了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人本管理适应了信息化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工业制造业企业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人本管理将成为企业实现信息化的必然选择。同时，企业所处环境、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经营管理方式也将随之变化，企业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信息和人才是企业战略资源。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企业迫切要求统一使用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简化流程，优化组织实体，强调“人”是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人为中心，实现人与技术相互结合的路线，这就把人本管理摆在了首要位置。在学习型组织中，管理的重心是发挥员工的创造力，要按照员工的特长将其放在最适宜发挥创造智慧的专业工作岗位，这正是人本管理的精髓。所以，人本管理是关键。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可以和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相适应，焕发出新的生机。

(4)可以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企业目标。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人才是那种既有创新意识，又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知道，人本管理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情感是影响人们行为最直接的因素之一，任何人都有渴求各种情绪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断地关心群众的生活，要建立起正常、良好、健康的人际关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要营造出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同志氛围、朋友氛围。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中寻求智慧，以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悠悠管理，人本为大”。如果我们能够对儒家文化去粗取精、兼收并蓄，充分发掘人本思想的内核，让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扬光大，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这必将会对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王慧明.儒家文化与中国当代管理［M］.北京：言实出版社.

［2］亚伯拉罕.哈罗维德马斯洛（Abraham.H.maslow）.人本管理模式［M］.呼合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