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主张的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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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正统文化，其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国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儒家文化的确在完善社会的伦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对商法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统治阶级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以及配套法律制度；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们只信赖血缘使得商法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狭小；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无诉目标使得商法发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压抑本能使得商法发展的价值渊源缺失；儒家文化主导下商人阶级未真正形成使得商法发展欠缺阶级基础。因此改革开放新阶段下商法制度设计应极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论文关键词 儒家文化 商法发展 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劣根性也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不胜枚举的文化流派，而儒家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正统文化，其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国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儒家文化中的仁政爱民、名贵君轻、以和为贵、尊师重教，仁义礼智信等伟大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更是超越国界带动了亚洲文明的发展。时间越过千年直到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仍旧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早已经深入国民的内心，无形并深刻的影响着当今人们各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方式和抉择方式。正如李厚泽先生所说：“即使广大农民并不读孔子的书，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祭奠在他们的行为模式、观念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东西。”

儒家文化的确在完善社会的伦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的劣根性对国民思想的禁锢。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保守封闭、重农抑商，特权等级等糟粕思维都深深地压抑了国民的自然属性和创造能量，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个人的解放。这些劣根性有些延续至今仍然无法解决，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阻碍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文化与法律同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笔者着重探讨儒家文化对中国商法的发展具体造成了哪些消极影响。

二、儒家文化对商法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重农抑商政策——统治阶级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儒家讲：“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此为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一个儒家哲学原，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成“天不变，地亦不变。”即保守的儒家思想主张在自然经济下维持一种稳定的男耕女织世代交替式的社会形态。只有农耕经济才是社会经济的主轴和支撑；只有男耕女织，安分守已才是正统的生活方式。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国家始终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上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并给予了很多优厚的政策，如轻徭薄赋、奖励农时、奖励耕织、兴建水利等等；然而对待商业经济却持不鼓励和压制的态度。古代将人分为四种，分别是“士”、“农”、“工”、“商”。“士”排在最靠前面，是最理想的社会职业。儒家文化主张学而优则仕，正所谓“一朝中举，光宗耀祖”，读书人也都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早已深入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内心。然而国家对商事经济奉行干预和压制政策，例如对盐、油、茶等生活必需品进行垄断官营。相应的，商人在古代的地位不高，被认为是不求上进不务正业的表现。虽然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对商品经济的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松绑，例如鼓励各省之间的粮食贸易，减轻商税、山西票号的出现等等。但实际上这些表面的促进政策并不能真正促进商业的发展。如山西票号的出现并没能最后真正发展成为早期的银行机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当时的契约执行制度上的缺陷使票号等传统金融组织难以在规模上更上一层楼，无法增加其竞争力。”因此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那些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也仍未脱离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轨道。中国的法律形成方式是自上而下式的，故统治阶级在长期的重农抑商思想下是不可能制定适合商事经济发展的配套法律制度，如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等，也更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二）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们只信赖血缘——商法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狭小

儒家文化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社会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刚性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秩序中，无论是经济财产权利方面还是道德人格方面，家族的长者和社会的尊者具有绝对的权威，要求晚辈和地位较低下者的绝对服从。

“三纲”因符合了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要求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因而也出现在许多的法律条文中。例如在《大淸律例》中“卑幼私擅用财”条中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此。”又如《大清律例》中，“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杖一百。谓教令可从，而故违；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另外在刑事方面还规定了，辱骂殴打长尊者将受到十分严厉的刑事处罚，甚至被处以极刑。

古代法律条文中为保障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思想比比皆是，这实质上建立起了全社会以长尊者为权威的宗族文化体系。在宗族之中，一切以血缘关系排亲疏，整个社会也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儒家的家文化提倡下，人们习惯了在自己的宗族内部互通有无、利益交换和相互提拔。“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和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然而，商法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需要广阔的市场和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儒家只信赖血缘关系，把血缘关系当做信用体系，凡有需求都习惯在内部解决，这就让市场呈现出一种内开外合的状态。例如，在贷款观念被接受之前，中国人无论办企业或购买房子都更喜欢在亲邻好友之间借款，而不是在资本市场上去筹资。这说到底就是儒家的宗族家文化在起作用，人们更愿意信赖血缘而不是陌生人。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上的经济行为，无法延伸至家族或宗族的内部交易，这使得商法的存在和发展空间狭小。

（三）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无诉目标——商法发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

在公元前五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商事贸易日渐兴起，也带动形成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在那里人们把经商看得像日常生活一样的自然，并经年累月的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事交易习惯。在相对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为了保障商事活动目的得以实现，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的雏形也随后产生，这为日后商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因此，在民主法制的氛围中西方社会很早就有了调整商事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如《罗马法》，以及稍晚些形成的《德国商法典》和《法国商法典》。

中国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明显不同于西方，并未形成民商事法典，商经法的发展十分的缓慢。笔者以为原因存在两方面：

第一，在儒家文化维护的封建统治阶级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皇帝的话就是权威，就是法律。封建法律中并无“公民”概念，有的只是“臣民”。在这样一个讲究一切服从权威的社会里无民主可言。商法对伦理道德的要求不如民法刑法那样高，但对民主法制环境的要求却十分的高。不仅需要在真正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还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维护和保障，如契约自由和产权保护等。

第二，儒家的德治思想和大同思想使得统治阶级尽力的实现“无诉”目标。但是资源配置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的物质生产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就都会产生争讼的问题。正所谓“民之讼，争是非也。地之讼，争疆界也。”然而在古代社会中，“大量的民、商事案件被宗族制度所网罗，经族长、房长、家长的权威影响和族规、家法的整饬而冰消雪融。一个商事争议案件在一个社会中，并未经过正规的司法程序，而是受制于等级权威的意志，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社会的法制环境是很差的。

（四）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压抑本能——商法发展的价值渊源缺失

千百年来，中国人做事讲求稳妥安定，不喜欢冒险为之；交际讲求温良恭谦让，不喜欢与人争利；说话讲求婉转含蓄，不喜欢直截了当。因为儒家所主张的中庸之道早已根植进中国人的骨子里，成为一种国民性格。有道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在生活中是不耻于直接讲出自己的利益和需求的，若遇见利益纠纷一般也不十分争取，主张以和为贵各自退让。同时对逐利活动有着“生死有命，富贵由天”的被动观念。

儒学中陈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也极大的压制了人之为人的欲望和本能。人除了自然生理欲望之外还存有自我发展和自我获益等欲望，而个人的充分发展会带动全社会的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言：“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让国人不敢大胆逐利以实现个人发展，甚至在长期的观念浸下丧失了敢于实现个人意志的想法。诚如陈志武教授所言：“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两千五百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

逐利和冒险是商人的天然性格。商法的责任则是要保护这种逐利活动的安全和有效。自然商经法的价值基础就在于鼓励大胆逐利，勇猛精进，敢想敢干，并努力促成安全高效的交易。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古拉斯提出了“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主张解放人性解放本能。不同于民主的西方，在儒家思想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古代中国，压抑的国民缺乏这种冒险性格和价值观念，故商经法形成和发展的价值渊源十分缺失。

三、改革开放新阶段下商法制度设计应极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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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师生关系；师道尊严；封建统治

一、古代社会师生关系

师道尊严是古代社会的师生关系的完美写照。我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文化主流，而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在师生关系上主张“尊师”，汉代董仲舒对于儒家文化的极力推崇更是促使孔子的“尊师”主张为社会主体接受。各种教学理念的随着古代统治者对于教育的重视纷纷出现，但依旧是以孔子的“有教无类”以及“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张为主体。“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这两个教育主张更加直接的导致了师道尊严的产生。《学记》中记载：“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也可以说，在学习之路上治学严谨的教师才能受到学生的尊敬与尊重。

《吕氏春秋》中有这样的观点学生认真学习，听从老师明理为师，就是对教师的尊敬之心的体现。而且“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使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判。背判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

二、古代师生关系的变异

尽管孔子对于师生关系的定位极力的想让学生和老师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论语》中依旧可以看到对于市长的地位的强调。更是在汉代董仲舒之后私学盛行，私学中的“著录”的师生关系，相互利用的关系，学生利用老师的名望来彰显自己的学识，而老师利用著录生来扩大其影响。如《汉书・儒林传》中说到，高相“自言出于丁将军”，高相自称是丁宽将军的弟子。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将师生关系看成了获取名利的筹码。师生关系由此发生了极大地变异。

汉代之后，统治者更是利用这种师生关系在思想上禁锢学生，是学生成为了封建统治下的牺牲品。因为，随着教育的普及百姓本应该“明事理，辨忠奸”但是，在当时社会统治者的推动以及一些教师的启发引导下一些学子更是将师生关系解读成的十分极端化。晋代教育家葛洪甚至认为：“明师之恩，诚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可不崇乎？”③《抱朴子》老师的恩情比父母生养自己的恩情更大！还有孔子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子贡更是守孝三年，“子贡庐冢”的故事大家广为传诵，甚至将子贡定为了孝顺老师的楷模。师生关系就演化为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偏激的具有封建统治意味的“利器”。将老师等同于父亲，师生等同于父子，将教育理念与伦理观念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矣。何为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谓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也”（《明儒学案・河东学案》）。这是人异于动物的体现，但是正是这种人的最宝贵的品质使得百姓困于君王的思想统治之下。

三、古代师生关系变异的原因

可以说儒家学说以董仲舒为界分为儒学和新儒学，那么儒家思想下的师生关系也是以汉代董仲舒为界发生了改变。但是深究古代师生关系变异的原因可以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在思想上控制百姓。汉代儒学片面强调尊师，而且还将师生关系演化为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东汉《白虎通》继承了《礼记・学记》中的“师严道尊”思想，对师生关系作了典型的解释，说：“师弟子之道有三：《论语》曰：‘朋友自远方来’。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视予犹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义教之，君臣之道也。在《白虎通・三纲六纪》也说：“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可见在东汉对于学生的附属或隶属关系的强调。更是顺从封建统治者的意愿给单纯的师生关系附加了忠君的思想。以致出现了“天地君亲师”的“师道尊严”的思想。

在封建统治者对于“师道尊严”思想的大力推崇下，师长对于学生的态度更是与孔子能够接受学生的建议的和蔼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片面的尊师的主张有助于封建统治，将儒学奉为了经典，更是将儒学所衍生出的偏离儒家主题的“尊师重道”看为了统治百姓的利器。在生活中，学生对老师的命令可谓做到令行禁止。能够成为名师的人必然是忠臣、孝子，因此学生对于教师的服从必然会服从于君主。如《御览》卷八七引《东观汉纪》记载：“宋弘为司空，常受傣得盐豉千斜。遣诸生迎取上河，令崇之，盐贱，诸生不崇，弘怒，便遣，及其贱，悉崇卖，不与民争利。”这就是绝对不平等的关系，学生已经成为了师长的奴役，师长是统治者的奴隶，因此学生更是统治者的奴隶。

总体说来，古代师生关系变异的原因是统治者需要一种思想或理念来控制百姓，而在儒家学说的师生关系中的“尊师”十分的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中国师生关系由孔子所推崇的“尊师”经东汉董仲舒的改变就成了变了形的“师道尊严”旨在重视儒家忠孝伦理之道，直接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因此古代师生关系变异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统治对于师生关系的利用。

参考文献：

[1]刘厚琴.论儒学与两汉师生关系[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41―47.

[2]苗春德.试论孔子私学的师生关系[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6）：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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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烹调是一种艺术；在美国、俄罗斯，烹调则是一种劳动。

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反、内与外、男与女等等。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而美国是一个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国家，不仅有英国文化、法国文化，还有西班牙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道文化，等等。美国的文化不是两极，而是多极，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中国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它给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奠定了浓厚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而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一群来自欧美洲各地的移民，按照各族之间的意志和行为习惯构建起来的，因此在这两种积淀下面，中国与美、俄两国产生了不同的饮食观念。与注重“味”的中国饮食相比，西方则是一种理性的饮食观念。西方人注重科学饮食，讲究营养，并且以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怎样才能让营养元素让人们更好的吸收，这是西方人所关注的。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中国人来说，菜肴的色、香、味、形、意都需俱全，菜色的搭配怎样才能够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境界这才是中国人所关注的，而香、味则是次一等的要求。例如，在西方大国首屈一指的饮食大国——法国，其饮食文化虽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相近，他们同样也很注重烹调的手法和方式，但是一旦涉及到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

因为过于注重营养，西方饮食几乎没有艺术可言。各种餐饮产品的科学成分一目了然。各种餐饮产品的科学成分一目了然。在宴席上，人们可以讲究餐具，讲究用料，讲究服务，讲究菜之原料的形、色方面的搭配，但不管怎么豪华高档，从美国到俄罗斯，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毫无艺术可言，作为菜肴，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只是在盘中进行的，一盘“法式牛排”，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加几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调和，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而中国就很讲究“五味调和”，即在重视烹调原料自然之味的基础上进行“五味调和”，用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指导这一调和，调和要合乎时序，又要注意时令，调和的最终结果要味美适口。所以中国菜几乎每个菜都要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即或是家常菜，一般也是荤素搭配来调和烹制的，如韭黄炒肉 、肉片炒蒜苗、腐竹焖肉、芹菜炒豆腐干……而此等原料若西厨烹制，则奶汁肉丝外加白水煮韭黄，或炸猪排佐以清水煮蒜苗，完全没有融合的感觉，每种食材都像相互独立的菜。也是基于对营养的重视，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人多吃生蔬菜，不仅西红柿、黄瓜、生菜生吃，就是洋白菜、洋葱、西兰花都生吃，这在肯德基、麦当劳里面是经常可以看见的，突然想起前不久我在麦当劳里面吃的那个鸡汁汉堡，里面的生洋葱真的很难让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接受，更别提他们的沙拉，很多种瓜果混合在一起加上一点沙拉酱，这对于吃惯了熟食的中国人来说，就好比一盘兔饲料。现代中国人也讲营养保健，也知道青菜一经加热，维生素将被破坏，因而聪明的中国人主张用旺火爆炒。这虽然也使维生素的含量下降，但不会完全损失，可味道却比兔饲料好吃得多。因而中国的现代烹调术旨在追求营养与味道兼顾下的最佳平衡，这当然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而西方烹调也更讲究营养却忽视了味道，至少是不以味觉享受为首要目的。他们以冷饮佐餐，冰镇的冷酒还要再加冰块，而舌表面遍布的味觉神经一经冰镇，便大大丧失品味的灵敏度，渐至不能辨味；那带血的牛排与大白鱼、大白肉，生吃的蔬菜，白水煮豆子、煮土豆，虽有“味”入“道”，凡此种种都反映了西方人对味觉的忽视。平心而论，谈到营养问题也触及到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尽管我们讲究食疗、食补、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强身，但我们的烹调术却以追求美味为第一性要求，致使许多营养成分损失于加工过程中。我们从来都是把追求美味奉为进食的首要目的。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虽然人们在赞誉美食时，总爱说“色香味俱佳”，但那是由于我们感受色香味的感觉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顺序如此。人们内心之于“色、香、味”，从来都是“味”字“挂帅”的。

由于历史积淀的不同，受制度文化影响的不同，中国与美国、俄罗斯的用餐礼仪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先说俄罗斯，对于俄罗斯人,吃在气氛,至于有多少佳肴并不重要.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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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里就要有品位,环境和服务是餐厅最重要的环节.像中国沿街以吃味道为主的大排档是没有的.人们在餐厅里说话都是低声细语,绝对不能高声叫"嗨!结账!".餐具也很讲究,中低档的餐厅也会摆上擦得亮晶晶的刀叉.桌布是棉布的,从来没有塑料的,或一次性的.桌上都会摆好装盐和胡椒的小料盒,进餐的次序很重要,端上一道菜时,就把前面的一道菜撤掉,无论吃完了没有.客人用公共刀叉把菜夹到自己的盘子里再吃,不能直接夹菜进口.大块一点的肉,要用刀切成小块,不能叉起一大块咬着吃.喝汤也要用勺,不能抱着碗喝.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爱热闹的名族，无论是家庭日常吃饭还是朋友宴会聚餐都喜欢摆上一大桌，煎蒸炒煮一应俱全，吃得就是一个热闹，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夹菜，表达的就是一个喜爱、尊敬之情，但是这些行为摆在俄罗斯就是极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一般而言，美国人的三餐既随便又简单。 早餐，往往是果汁、鸡蛋、牛奶和面包。 鸡蛋用热水冲熟或用电灶煮熟，牛奶从冰箱里直接取用。 午餐，多用半小时在工作场所匆匆食用。 进餐时，人们从自带的小纸袋里取出几片三明治、 一根香蕉，再冲上一杯咖啡，便是一顿午餐。 晚餐，常常是一两个菜，另有一些点心、水果之类。 有时，尽管晚餐菜单上有许多名目，但那仅仅是一些作料。 人们最爱吃的是牛排或猪排。而这三餐摆在懂得“吃”文化的中国人面前就会显得格外的隆重，首先早餐的种类就会多的让人眼花缭乱，例如：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云南的过桥米线、广东的干蒸烧卖、南方的馄饨等等举不胜举。而午餐和晚餐都是中国人的重头戏，鲁、川、苏、粤、浙、闽、湘、徽等菜系，各式各样的美味让人流连忘返。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中国，吃一个大事情，像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如此草草了事是绝对行不通的。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中又以伦理德为主体。伦理道德注重于社会关系的协调，诗词歌赋注重于情感的宣泄，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性格中，自古重人文、重情感。因此，中国的酒桌文化也是特别的，作为酒桌上的食物，菜肴的色香味形意也是要经得起反复的推敲的，例如：闻名中外的满汉全席，它堪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经典中的经典。

而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思想开放、生活节奏也很快，因此快餐文化在他们的领地发展得很好，西方人注重效率，只要有食物能够快速的将肚子填饱就够了，他们需要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喜欢的事情，因此菜色在他们眼中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吃饱，够营养就可以了，多半以馅饼、热狗（面包夹香肠）

汉堡包和炸面圈，其次是甜点、凉菜、通心粉、 冰淇淋以及各种无酒精的饮料因此出现了大街上每隔几十米就会出现一家肯德基、麦当劳的情景。事实上，经科学研究表明多次使用的高温油、烧焦或油炸过火的食物含可致癌的“苯并芘”，用过的油不宜再次使用，烧烤或油炸食品也不宜多吃。而肯德基都是以炸鸡、汉堡为主打，这些食物也是不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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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告文化内涵的差异

中国的广告文化注重深厚的人情味和体现传统文化的东方价值观，“重群体、轻个体”的意识较为突出，重人情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中国人极重亲情、友情，在世界各民族中，再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注重团圆了。香港老字号“荣华月饼”的电视广告正是深谙“团圆”之道，大打文化战，赢得了消费者的心，成功占领了市场。在广告中，父亲曾志伟打电话给女儿，希望她回家过中秋，但忙碌的女儿要赶到台湾做节目……当女儿准备上飞机的时候，看到了手上的“荣华月饼”，毫不犹豫地从机场工作人员手中抢回机票，说：“我还是回家和爹地（父亲）过中秋吧。”这对父女的真情演绎，诉说着中国千百年来“血浓于水”的亲情……老字号的荣华月饼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传统感情，用最真实动人的亲情，唤起人们对家的眷恋和怀想，特别是远在海外的华侨，荣华广告更是撩拨起他们对祖国的思念。于是，荣华月饼取得成功自不待言。

西方侧重于个体和个性的发挥，其广告文化强调自由的氛围和冒险超越的境界。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强调人性、个性的文化特征，其文化影响到西方广告文化，使塑造个性、张扬自我、追求个人自由、凸显个人价值为目标的西方网络广告文化生命力更强。对广告主而言，更注重广告的独特个性内容，注重对受众的个性心理满足。耐克的网络广告利用“体坛巨星”做其网络形象大使，因而抓住了广大体育爱好者喜爱或崇拜明星的心理，在其网页上，中田英寿、巴克利等巨星引人注目。

中国的广告文化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责任感所占比重较大。长虹的“以产业报国，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非常可乐的“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海尔的“真诚到永远”等，这是利用民族自尊心的心理进行广告宣传。中国人崇尚民族的自豪感，这就是商家的“卖点”。虽说民族情感和历史责任感多少有些沉重，但却极富煽动性，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中国的网络广告文化中，因互动性的增强，使得“人机交流”的过程成为抓住大众心理，促成其情感达成一致性。即使是利用网络这一西方人发明的事物，中国的网络广告制作人也是处心积虑地使之颇具“中国特色”，运用民族情感和历史责任感使受众心悦诚服，这是西方文化所办不到的事情，因为只有植根于心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才能对人的行为产生支配力。

西方则以休闲、幽默和消费文化为主。幽默是乐观的表现，西方人的幽默在网络广告文化中也不乏新意：美国《独立宣言》中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政治口号被戏仿用于女士内衣广告，将这句名言改写为“民有、民治、我享的政府”，以强调内衣的舒适。广告执行的是消费主义的原则，欲望（“我享”）是其核心的编码规则，而欲望是以直接的商品为对象的，在充满欲望的明快的亮黄色中，政治的严肃性被消费话语消解得荡然无存。这就显示了西方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与中国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不同。

二、“和而不同”的全球化战略

正是儒家“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使儒家文化在过去的2000多年时间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吸引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不断创新、发展和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理论体系。可以讲，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融合与贯通，是儒家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儒家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得到了各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相信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会得到世界各民族的认同，而中华民族也必将以“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纳各国文化、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基础，熔铸一新型的理论体系，为人类的“大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应该说，中西的广告文化各有其优势和劣势。中国的广告文化承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关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切顺应自然。这种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相协调的态度于无形中既保护了自然，又求得了人生存的和谐。但另一方面，过分顺应自然，知足长乐，很容易导致中国人在自然面前的碌碌无为。西方人则认为天人相分，将天人置于对立状态，为了征服自然，首先得认识它。研究自然界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努力去寻求答案，导致其哲学和科学的长足发展，也形成了其民族性格中开拓进取、勇于探险的精神。但是，其广告文化中所宣扬的征服一切、改造一切的理念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科学主义的膨胀，人的贪欲，向自然无止境的索取，会导致生态环境的被破坏、人文家园的日益丧失。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重视和谐，也就发展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礼仪制度，强调服从秩序，主张妥协和宽容，便有了忠、礼、义、仁等伦理说教，因此中国广告文化注重对社会责任与义务感的提携，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以此来求得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完善。但在重群体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个人的权利。西方广告文化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注重人格和尊严，注重个体，强调个人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确立自我价值。它在充分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同时，又往往导致个人主义盛行，人对社会的义务感、责任感的淡漠，人与人关系的疏远。

总的来说，西方的广告文化是一种外向型的文化，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和渗透性。中国的广告文化是一种内敛型文化，重国、重家、重情。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也都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观照他者，反思自我，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是21世纪中西广告文化的必由之路，，“和而不同”则是中西广告文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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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会计文化；会计文化建设

会计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远古时期简单的绳结和石刻计算已经标志着会计文化的产生。虽然会计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从理论和实务对它的研究却是一个短暂的历史。

一、会计文化的概念

1．文化的含义。

对于文化的概念，有很多种解释，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角度，不同的学者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按照的文化观，我们可以把文化划分为三个组成内容，即：①物质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生理需要、物质享受需要和安全需要而创造的文化；②精神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敬的需要，以及参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创造的文化；③规范文化是为了协调人类社会关系的需要和协调人的活动的需要而创造的文化，比如：社会组织、制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教育等。

中华民族拥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文化曾为人类文明演变发展过程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并存组成，以儒家文化为支柱和基础，以道家和佛家文化为重要的内容。其中，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方面都有深远的意义。

2．会计文化的含义。

会计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受到社会形态、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哲学、和人类价值观对会计的影响又是综合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会计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会计管理哲学，相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而言，又是一种亚文化。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都以人为出发点，以文化形式实现会计人员群体的凝聚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会计的职能作用。

会计文化的基本组成要素为会计物质文化、会计行为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会计文化这四个基础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多角度的会计文化体系，为会计组织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发挥各种功能和作用。

二、中国文化对会计文化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会计文化中，英美会计文化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英美会计文化具有如下的特点：①强调职业个人主义；②会计信息公正透明化；③倾向于激进主义。英美会计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出西方文化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创新精神和会计信息的真实透明。

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渗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会计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会计文化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点。

1．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伦理文化。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伦理文化主要侧重于德治而轻于法制。伦理道德问题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会计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会计人员的行为始终受到伦理道德的影响和制约，以无私奉献、廉洁奉公为核心思想。主要以一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会计人员的行为，依靠会计‘人员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行为。这也就造成会计业务处理过程中无章可循，规章虚设，德治重于法制。

2．中国文化的环境是政治文化。儒家提倡“克己复礼”，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欲念；墨家忧世风日下，要遵道利民，最终尚同于天下，法家主张为“圣人执要”出谋划策，更是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这些，对中国传统会计义化有着直接、深远的影响。政治环境决定着会计的地位、性质和职能的作用发挥以及会计文化的发展方向，影响甚至决定着会计文化的社会文化的地位和发展方向。

3．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人事文化。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必须管理、管理必须核算，然而核算离不开会计，最终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服务。但是人事文化作用表现比较突出，主要为会计行为本身常常为了处理好人事关系不得不牺牲会计的科学性，伦理道德性。

中国会计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继承和发展，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和观念与市场融为体，相得益彰，相互发展，摒弃民族虚无主义，重新解释儒家思想观念，将之有机地融人我国的会计文化建设中去。

三、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民主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我国的文化必然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构成社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会计文化建设也必须随着文化建设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1．适应会计环境发展。会计文化需要会计环境中形成和发展，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会计文化的变迁。现在我国大力建设和发展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会计文化也应随着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建设“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从而推进我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

2．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中国会计文化是对中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极的传承和延续，体现着中西现代管理文化的精髓思想。因此要强化会计文化对会计的积极影响，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以适应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需要。对于中国目前的会计行业中不良的会计行为，应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改革中国会计管理体制，加强中西方会计文化的融合，提高会计职业人的素质，从而积极引导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前进方向。

3．加强会计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文化在会计实践过程培养会计人的基础和中心。当前，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各个领域的侵袭，会计领域中一些人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守不住道德防线，以做假账、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来提高会计人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会计的发展提供了的基本方向和行动指南。中国会计文化建设是会计环境变化发展的必要性，是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是加强会计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必要性，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之一。因此，会计文化建设既要吸取我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精华，又要善于借鉴国外会计文化的先进之处，对于我国会计文化的创新，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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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谐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123-01

奥运会除了是各国运动员实现光荣和梦想的舞台，也是不同文化百花齐放、和谐共荣的契机，而奥运会开幕式更是承办国传播民族文化的绝佳舞台。现当代，奥运会承办国纷纷利用开幕式这一契机，将本国民族精神的精华、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化呈现给世人。如今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要使自己的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注重民族精神的建设，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保住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流传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此次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大展身手，为世界打造了一场视觉和听觉上的饕餮盛宴。

ケ本略嘶峥幕式的文艺表演名为《美丽的奥林匹克》，其中，《丝路》、《礼乐》、《自然》等章节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中国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和谐，我认为《丝路》中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礼乐》中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然》中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一、“和平共处”

ァ端柯贰肥钦庋的表演：敦煌的舞者在沙漠中舞蹈、水手用船桨组合成船形，与风浪搏斗。这一表演展现的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让人们回顾了中华文明的历程。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展现的是中国文化与精神文明成果同世界各国交流互通，无论是穿越陆地还是横渡海洋，中国人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向世界传播着自己的智慧，同时也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引人中华大地。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提倡国与国和平相处的国家，并有着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盛唐时期就有“洛阳家家学胡乐”，包容异族的文化，积极吸收外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这样才使得我们今日得以形成如此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汉族对待鲜卑族等民族的文化不是采用同化或是排斥，而是“”地认同它的存在。这一传统文化也一直沿袭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平共处等政策。儒家也主张“和而不同”，允许、认同差异的存在，鼓励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

セ褂幸桓鎏逑种泄传统文化中“国与国的和谐”要素的部分是：在《歌唱祖国》的歌声中，56名各民族儿童簇拥着五星红旗进人会场；中外歌手一齐唱响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表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思想。只有本国和谐与团结才能更好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伴随着歌声，2008个向全世界征集的笑脸一一呈现，这些笑脸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语言，体现着全世界人民的和谐与友爱，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跨越了民族、性别、宗教以及政治制度的界限，胸怀和平与梦想相聚北京。而中国传统文化不像西方文化强调竞争，更重视的是和谐，是包容，它在开幕式上所展现的也正是对和平共处的提倡与推崇。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共处是它的重要理念，各国文化尽管各有特色，但只要坚持向“和”的最高境界：“中庸”的道路，就能联手一起走向和谐。

二、“以和为贵”

ァ独窭帧匪以“孔子三千弟子”高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场景、活字印刷术的真人版表演传达出儒家文化蕴涵的仁爱精神，主要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巨大的舞台上，孔子的弟子们手持竹简高声吟唱，还有一个个活体字印刷的表演，这些无一不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

ナ紫忍柑敢魉谢方冢表演者们身着春秋时期的古装，精神抖擞着吟诵出一句句儒家经典。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的语录被后人编成了《论语》，对中华民族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人际交往方面提倡的以和为先、以礼自律的思想成为东方人为人处事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品格。他主张“正人”必先“正己”的做人原则，要想改变世界，先从改变自己开始，要“克己”才能“服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言论中所体现的礼让，是一种高度自律的文明。而另一部儒家经典《大学》也收录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言论。他还主张“仁者爱人”，常教导弟子：“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这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思想指导，因此在古代，这一思想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所用，用以更好地管理百姓，而不至于矛盾频发。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人孟子也曾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将人与人间的和谐相处、团结一心视作高于机遇的偶然、地理优势的最佳胜利条件。他在政治方面也主张德治、仁政，充分彰显了中国现行的“以人为本”、“以德为政”的治国方略。这一节目也表现出了崇尚中和的民族注重和谐、维护整体、温文尔雅、谦让宽容的精神状态。

ピ倮词腔钭钟∷⑹醯谋硌荩夯钭钟∷⒆峙瘫浠怀霾煌字体的“和”字，既像古代的活字字盘，又像现代的电脑键盘，既以不同时代的“和”的字体表现出中国汉字的演化过程、传达出孔子的人文理念：“和为贵”，又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憎恶战争的良好品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古老的文字承载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

三、“太极八卦”

ァ蹲匀弧氛飧鼋谀恐校2008名太极演员排成圆阵，他们时缓时疾，动作利落的拳术，演绎出变化莫测的阵型，“八卦”呈现在图像与声音模拟的自然环境之中。太极拳表演展示的是另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太极拳是中国武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拳路，它的特点是“动静结合、刚柔相济”，正如太极图所呈现的寓意一样，一阴一阳，相生相克，变化无穷。

ツ敲矗太极与自然有什么关系呢？“太极”一词源出《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认为太极是派生万物的本源。行拳时要求要顺乎自然、天人想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可以说，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人与自然建立和谐统一的关系，保持宇宙、自然、人、物的和谐。相对于天地而言，人何其渺小，但人可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自我提高，“与天地合其德”。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的与自然间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德配天地，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儒家看来，天地的精神主要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的精神乃大公无私、是仁。因此“天人合一”蕴涵着“兼爱”思想，提倡的是一种博爱主义，主张把人类之爱推之于自然万物，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起来。

プ苤，中国充分利用了此次奥运会的契机，以“和谐”为主题，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积极向上、入世有为、和而不同、博爱大度的充满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

げ慰嘉南祝

[1]薛 莉，黄 艳.《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看中国传统文化》电影文学2010年10期.

[2]肖 波,丁么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构建现代和谐社会[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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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一词起源于奴隶制的夏、商、周时代。那时的统治者按亲属关系封邦建国,简称为“封建”。老百姓都是一家一户被固定在土地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只要少发生战争,就算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做稳奴隶的时代”了。“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史记・货殖列传序》)由于生产方式的封闭自给性,导致了个体农民依附于家庭而生存的状态。狭隘而闭塞的现实条件,使老百姓很乐意接受与家庭同结构的社会组织概念。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社会陷于大的动乱。鲁国与其他诸侯国相比,社会环境相对要安定得多,这与鲁国所提倡的“亲亲孝悌”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在这层道德制约下,当政的贵族还不至于过度放肆残暴。然而,时代的洪流必然涤荡全社会,各诸侯国之间的斗争终于酿成了一场社会运动,新的现实催促人们尽快地寻找一种权威的理论。鉴于传统的势力依然强大,求之于“礼乐”的呼声便如潮水涌。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人物,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吴国的季札,都努力提倡“礼乐”,尊“礼乐”为根本。依此定名分、辩是非、安邦治世,鲁国也因此成为复兴“礼乐”的中心。这对于年少就“好礼”而“好学”,“入太庙,每事问”,且聪颖过人、三十几岁已是闻名于鲁国的“礼乐”专家――孔子来说,无疑是“天时、地利”。再加上孔子学广识远,不断有各国的弟子前来求教学礼的“人和”,注定他将被载入不朽的史册。但孔子最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不是鲁国文化的代表。鲁国的“礼乐”文化只是孔子思想产生的环境和土壤,而春秋的时代才催开了儒家的思想之花。

孔子在世时,儒家思想还没有被社会普遍认可,这与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整体局面有很大的关系。但儒学后来能够以独特的智慧主导着中国文化,铸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在历史发展中,儒学的命运几度兴衰,总是随着社会统治的“治”“乱”而变化。凡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权者们必尊孔,以君臣之大礼稳定社会之制度;而造反者们必反孔,因为冲击固有的秩序是与儒家学说的要求相违背的。而造反一旦成功,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又必然想方设法地尊儒祭孔,以求用固有的理论来支持新的统治秩序。可见儒家思想具有保持封建社会稳定的因素。

“儒”在《论语》里是指君子要儒雅自好,深于“礼”“文”修养,精通六艺。《说文解字》中释为:“儒,柔也。”可知儒有“柔弱”义,即是文雅。儒学是在礼仪规范及美的基础上所诞生的思想,以“文雅”为风貌,以“仁爱”为灵魂。在《论语》中有五十几条论及“仁爱”的词句。在经济上主张惠民精神,在政治上则痛切苛政,主张“德治”,以人为根本统摄诸德。孔子以“爱人”为最高道德。例如在奴隶制社会末期,社会上尚有用活人殉葬的现象。孔子坚决反对“人殉”,这是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且“始作俑者,甚无后乎。”认为就是以俑人代替活人,也同样是缺“德”的行为。

家庭是人类美好天性的培养基。儒家认为,天下无道,就是因为人不能彼此相爱,因此,要在家庭中栽下“仁”之根,便能开出“孝悌”之花,结出“仁德”之果。先有家而后有慈幼、养老、分劳、待疾之事。孔子以“仁爱”为心理基础,以孝悌组织人伦关系,用“礼”规定孝悌内容,强化家族中的伦理美。例如孟懿子问孝,孔子答曰:“无违。”“生事之以理,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以“礼”使人孝亲慈幼,在骨肉之情中培养“仁德”,至今,我们中国人仍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个体能安心于家庭之内,是社会最大的稳定系数之一。孔子的孝悌观念确实在中华家庭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基石的作用。辩证地理解这种家庭观,在其伦理的方面,要求每个人都“顾家”,家中敬老慈幼,亲情极重,充满了和谐美。而成人之后,要以这种爱父母之心去爱君主,这样“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以此推演,“孝”于父母就扩展到“忠”于君。使封建统治者惯以父辈的尊严实行社会统治,而百姓则以为上尊下卑完全是自然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结构犹如金字塔形。在高度中央集权化、全国受皇帝一人管辖、即所谓“朕即天下”的封建社会里,儒学作为一种文化主要成为帝王用于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御用工具”。不管是汉代大儒董仲书的“天人感应”,把儒学神化,还是朱熹使儒学走上僧侣道路,都是为封建帝王和封建王朝服务的。中国式的血缘家庭的确是培养民族道义的母体,也确实培养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美好道德,比如:尊老爱幼,情真礼周,先人后己,义重而轻利,以德化人高于以法治人。但过分将社会关系“血缘化”,将人伦与政治混为一谈,则迷惑了古代民众的思想意识,留下了许多弊病。在礼仪的掩盖下,各级统治者为所欲为,自居于“民之父母”。而老百姓则安于天命,永远寄希望于“圣明天子”和“青天”大老爷的“关照”。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心态下,若不彻底摧毁封建家长制,中华民族是难以真正觉醒的。

在先秦,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正因此之故,近百年来,当中西文化发生冲突、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时,目光往往首先投在儒家的学说上。激进论者总是拿儒学开刀来否定传统;保守论者亦以儒家伦理为“中体”而过分肯定它的价值。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课题。作为国人,一方面应努力探寻,继承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应当以开拓的精神自省于本民族的历史,而决定对传统文化的取舍。决不能沉醉于往日的光荣,而要以“汇纳百川”的气魄,为世界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例如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的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而儒学也不是一个不变的概念,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时代的发展中也应该自如地融合时代的精神。以儒学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时代的推进及人类文化的发展中体现着真善美。进步的文化永远应当是对人类理想的记录。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审视、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文化之未来而奋斗。

参考文献

[1]琴章泰,高光植.续儒学近百年[M].汉城:骊江出版社,1989.

[2]柳麟锡.毅庵集[M].汉城:景仁文化社,1973.

[3]南富熙.3.1运动儒教界性格.第3号,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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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一、传统文化的精髓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名著《周易》里面的一句名言，意思是人应该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有毅力，奋发向上，自强不息。中华名族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精神，才能从二十世纪的东亚病夫变成今天的世界强国。自强不息的精神成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以和为贵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一直提倡以和为贵，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和平相处。俗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正因为“和”的思想精髓，中华儿女才能团结一致，才能取得的胜利，才能使我们民族成为东方雄鹰。

3.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当代社会提出来的，它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即“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主要是指国家通过一定的政策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满足大众的需求。

4.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古代哲学家张载首次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应该破坏大自然，破坏环境，否则人类将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二、传统文化在在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1.可以提高当代医学院校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素质和品格，因而小时候父母跟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中国的古代名著中有着成千上万的道德典范，比如“孔融让梨”、“卧冰求鲤”等典故教会了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当代大学生的个人品质的培养。

2.可以培养医学院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从小我们就开始读刘胡兰、、的故事，这都告诉我们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面前，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应具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作为中华儿女，应将国家的兴荣当作是自己的责任，应该忧国忧民，应该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当中，涌现了千千万万个民族英雄，大学生应该将他们当作榜样来学习。高校应该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使他们树立远大的目标，不懈地努力，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有利于提高医学院校大学生的信誉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无信则不立。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缺失了诚信，各种事故频发，造假现象严重。当前的学术研究也不再单纯，存在着严重的诚信问题，一些研究生为而伪造数据，剽窃抄袭他人的论文。甚至有些人为了找到满意的工作，伪造文凭，伪造证书。

4.有利于医学院校大学生交际能力的提高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显得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充满了竞争，大学生若无良好的交际能力，将会限制其发展。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提前进入社会的实习基地。在这里，不仅可以让大学生学到生存的技能，还能让他们学会怎样做人，怎样与他人相处。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温良恭俭让”为大学生提供了一套规范的道德准则，正是这种文化精髓可以让大学生在学校学会与他人和谐相处。对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感情丰富，思想活跃，只有处理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大学生自身的健康发展。

5.传统文化为医学院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

传统文化丰富多彩，高深莫测，主要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其中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提倡以人为本，考虑一切问题都应该从人出发。道家文化主张无为而治，凡是都应该顺其自然，不可强求。佛家思想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理想，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去恶从善的伦理道德准则。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医学院校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个人素质和修养。

6.传统文化为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提供了示范的教育方法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教育方法就是由孔子最早提出来的。教育者不仅要重视“言传”，更要重视“身教”，为学生做好学习的榜样。宋代的朱熹在孔子的教育观上总结出了“因材施教”这一重要的教育方法。它是指教育过程中应根据学生不同的智商、性格、心理状态等条件选择不同的教育方法。如今，“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早已被推广，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传统文化的教育方法还包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情感教育方式，这对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启迪的作用。教育者要通过自己的智慧对学生进行情感式教育，与学生产生共鸣，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事半功倍。

三、总结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当代医学院大学生的思想观、价值观、人生观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医学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医学院校应该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将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总而言之，传统文化对于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好比一块肥沃的土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从中汲取营养和水分，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杨继国.传统文化在中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价值实现的探讨[J].中医药导报，2010，（01）

[2]迟成勇.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03）

[3]卜慧芬.“慎独”视野下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成长[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01）

篇9

论文关键词:儒学法治仁礼

一

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学说中,儒学之于国人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人,是对中华民族产生影响最大的学说。儒家文化独生成于华夏沃土之上,产生于春秋,由孔子创立。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孟上承周文教化,通过“损益”改造,将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调。荀子鉴于战国列强竞雄、法家崛起的新情况,隆礼重法,沟通儒法,突破了孔孟儒学的传统。经秦朝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后,儒学在汉初无为而治的氛围中得以复苏,至汉武帝时,董仲舒顺应时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进行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随后,由于老庄之学的宗教化并借黄老遗风而流行和佛教的传入,儒学曾一度“独尊”不再,但经韩愈的道统论及李翱的复性说后,儒学再度复兴。宋明儒家面对佛老盛行、儒学势微的局面猛然觉醒,重建孔孟道统,传统儒学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儒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虽是一波三折,但其历史连线始终没有中断。儒学的生生不息除了依靠于儒者们的不懈努力外,还得益于儒学自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容纳、同化别种文化的能力,以及长时间生存于宗法农业社会土壤之上的国人的民族认同心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义”等千年来始终贯穿于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男女到经济政治。儒家伦理法的“思想形式经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而成为长期占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并在其不断的社会化、政治化、法制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法文化的心理积淀和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起主导价值的部分”。[1](P137)在现代法律制度的构筑过程中,盲目地割断历史的内在联系而建立的法制只可能是空中楼阁。离开一定法律传统形成的现代法治的内在历史根基是不牢固的,“法律的精神应体现民族精神”。[2](P471)我们可以从横贯中华数千年史、占据国人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中寻求法治的根基。

二

纵观儒学发展史,“仁”与“礼”这两个命题贯穿于儒家法发展始终。从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的仁政论,到韩愈的博爱释仁,再到谭嗣同的维新仁学;从前儒学时期——西周的“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到西汉的“春秋决狱”再到唐朝时的“纳礼入律”以及之后“礼法合一”状态在中国的千年存续,都证明了“仁”、“礼”在中国儒学发展中所起的主线作用。既然如此,本文将以“仁”、“礼”为坐标原点,去把握源自西方的当今法治理念。

(一)“仁”

“仁”的学说自春秋开始发展。阮元《论语论仁论》云:“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1](P208)“相人偶”,指二人以上的互相关系。仁,就是关于人的关系的原则。《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过:“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可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仁学即为爱人学。“仁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由神本位过渡到了人本位,由神道发展到了人道”,[1](P204)“社会发现了人,人发现了自身的价值”。[1](P202)

现代法治同样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作为其追求,古老的仁学与现代的法治在穿越了千年时空隧道后暗中契合。西方法治观念中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尊重这一内涵来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重视人本身的存在与价值。自此以后,历经数位法学家对法治观念的塑造,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成为西方法治观念的应有之义。

虽然中西“人学”的涵义不尽相同,但中国古代“仁学”与西方文艺复兴作为“尊重人的价值”理念的源头,同样是历史摆脱“神道”走向“人道”的发展。

但二者却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径向。中国的“仁学”早在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打了折扣,为了“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政治抱负,孔子的人学带上了浓重的国家政治色彩。孟子则明确地将孔子所探讨的一般人的仁具体化为统治者的仁。[3]P145之后,“仁学”更加明确地走向“君爱民”、“官爱民”的道路,成为典型的民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中国仁学的发展使得“人”刚刚从“天”那里解放出来却又走进另一个牢笼——“听命于君”。这就导致了后来中国行政权高于一切的状况,个体人的价值被无限膨胀的行政权埋没。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的尊严与价值经由古典自然法学派阐释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被抬高到无以伦比的地位。洛克“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然权利”,[4](P123)卢梭也指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享有一定的自然权利”。[4](P135)正因为重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孟德斯鸠在他“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8](P128)的前提结论下设计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权力制衡的模式使得行政权无法恣意膨胀以至侵犯到人权。古典自然法学派对个人尊严与价值的推崇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成为西方法治社会建立的基本出发点。

同是关乎“人”的学说之所以在中西两方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径向是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客观历史条件所造就的。然而,现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呼唤个体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重视,在中国存续几千年的行政权淹没个人权利的状况已大大不利于法治秩序社会的形成,从而阻碍了中国物质、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仁”学向其始义的复归是中国法治现实状况的要求。重视人,关注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在国人心目中的树立可借助古代“仁”学的螺旋式上升型阐释得到实现。从而使上述中西两径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二)“礼”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同政令;“德”,道德原则;“礼”是道德规范。意为:单靠政令刑法,虽在禁民为非方面能奏一时之效,但却不能使民产生羞耻之心,如此则难免日后再去犯罪。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政令刑法,而是反对不道德、反人道的政令刑法。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意为:道德是法的根本,是法律的指导原则。这样一来,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为“礼法”。正如荀子在《修身》篇中说的:“礼者,所以正身也……故非礼,使无法也……故学也者,礼法也。”真正的法律必须要蕴含一定的道德精神。先秦大儒们的主张基本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汉代董仲舒则利用“春秋决狱”开启了礼法理论转化为实践之先河,儒家经典《春秋》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之后,儒学又通过“决事比”的方式渗入到立法领域。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一书在当时经皇帝的认可,起到了“判例法”的作用,故可以说该书获得了某种立法意义,而体现在该书中的儒家道德变成了法律原则。“引经决狱”又开启了“引经注律”之风,随着“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过程也告完成。谓之“礼法合一”的道德化法律千百年来存续于中国封建社会。

再来看看现代法治与道德的关系。王人博先生说,在法治结构里,道德价值始终占

据着重要地位。法治不但需要权力的支持,更需要道德的支持。这是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实体不同于“法制”的关键所在。“法制”虽然能够得到道德的支持,但有无道德的支持并不影响“法制”的现实存在。如希特勒的法律,从道德价值上认识这种法律,它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但这并不妨害法西斯作为一种“法制”的存在。与此相反,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实效,更重要的是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法治与道德价值紧密联系,须臾不可分离。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说:“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原则而实现的。”[5](P374)傅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了探讨: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人们的谴责;后者则是对人类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人们遵守了它也不会受到赞赏。义务的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则间接对法律产生影响。傅勒的上述观点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并肯定了法律的道德取向。

在对于道德的重视方面,儒家法与当今法治在横亘千年后又不谋而合。道德与法律的命题,在上升发展的同时也在复归,我们在儒家法文化里重新寻得道德之于法律的价值后,再给其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使其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从而完成这一命题的向上发展。

传统儒家道德法的积极性价值对于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有益的。如此,既可以解决民族认同感、法律移植与本土传统资源相结合的问题,又可以达到现代法治蕴涵的要求。例如,在国家立法中,根据合乎时代的道德精神进行法律体系建设,以保证被制订出来的法为“良好的法律”。[6](P199)现代法治应该建基于合乎时代道德精神的“良法”之上。再如,强调礼、德,可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变被动守法为自觉守法,正如古代中医学”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论,道德对犯罪有着预防作用,而“预防犯罪(又)比惩罚犯罪高明”。[7](P104)

结语:曾无数次被历史重述的中华儒学在当今这个法治时代里将再次得到重述。儒学的再次重述不仅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亦将新的精神内涵赋予传统法制,历史在传承的同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内涵,这有助于中国法律文化在延绵不断的时空中续写其生生不息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2]DennisLloyd著,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3]徐进.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4]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5]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篇10

一、“人本”思想对战略管理会计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及人际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在思维观念上重视“民”及“民”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处理“民”与“社稷”、“民”与“君”关系时，始终将“民”置于首位，认为“人”既是治理（管理）主体又是治理（管理）客体，显示出传统文化浓厚的人本主义倾向。传统文化还将人划分为若干类别。从治理角度看，有“劳心者”和“劳力者”之分，孔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仅从纯管理角度看，它揭示了传统文化对管理的一般理解：管理就是“人治”和“治人”，也就是说，管理的主体是人——劳心者，管理的对象也是人——劳力者，这与现代管理科学对管理的解释完全一致。

这种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前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会计活动极为有利。我国企业的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都是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其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企业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树立人本思维方式有利于企业实施人本管理，在管理活动中重视人的因素、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创造管理奇迹。

日本经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腾飞，其原因之一就是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人本主义思想精髓，在企业中实施人性化管理。日本企业家将儒家文化融入到现代科学管理中，提倡人本管理思维理念，激活了企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取得了惊人的业绩。如丰田公司明确强调的两大支柱之一就是“尊重人性”，即尊重员工，将员工自身的发展与企业的成果联系起来，尊重所有关联客户，关注客户的满意度和保持率。管理方式一是强调尊重、团队合作，注重以人为本和人际关系和谐；二是强调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三是强调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一致。中国企业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条件得天独厚，因此有优势和潜力在“人治”和“治人”方面做得更为出色。

企业人本管理的推行，为战略管理会计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战略管理会计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即通过会计职能活动来激励人，以获取最大的人力资源价值。如著名管理会计学家卡普兰从顾客和员工角度设计平衡计分卡，取得了很大成效，被企业奉为至宝。同时，人本管理的实施，也使将人力资源纳入战略管理会计体系进行核算和管理成为可能。在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方式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将人力资源纳入战略管理会计系统进行管理也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如果战略管理会计能够真正实现将人作为有价值的组织资源，以企业人力资源为对象，确认、计量和报告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信息，将会计研究延伸到如何使企业“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的领域，不仅可以为知识化企业进行战略决策和收益分配提供相关信息，而且可以为知识化企业建立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剩余收益共享的分配机制奠定产权基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具体内容包括人事战略规划、日常人事管理、人力资源投资规划和资本预算、人力资源价值、成本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投资分析、员工绩效评价、人力资源信息披露等。

二、“天人合一”的辨证思维对战略管理会计的积极影响

传统文化讲求事物的完整性与统一性，表现在思维模式上则是追求完整，强调综合。先秦至明清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推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表现在认识实践上就是要求人们用辨证思维方法和整体性观念去认识世界，在认识社会的同时不能脱离自然，在认识自然的同时不能脱离社会，人类认识的基本要求就是人与天、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

战略管理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为寻求企业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在充分剖析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基础上，确定和选择达到目标的有效战略，并将战略付诸实施，对战略实施过程进行监控和评价的一个动态管理过程，它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战略是以企业的全局为对象，根据企业总体发展需要而制定的，管理企业总体活动，追求企业总体效果，与之相适应，也要求战略管理会计在其服务过程中坚持整体性原则。战略管理会计人员应视企业为一个整体，从整体上看问题，从整体上分析和评价企业的一切战略管理活动，抛弃传统孤立、片面和从局部利益出发看问题的思维方法。在目标上，只有整体目标才是最高目标；在管理对策上，只有追求整体最佳才能成为最优管理对策；在资源利用上，着眼于整体资源的最优利用；在经营活动上，既重视主要活动也重视辅助活动，既重视生产制造也重视其他价值链活动。

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认为事物之间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并通过元气、阴阳、五行联系起来，要求人们用辨证的思维方法认识世界。这种辨证的认识方法有利于从总体上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联系，为战略管理会计人员从整体上思考和处理各种战略管理会计具体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来源。如在作为战略管理会计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成本管理活动中，战略管理会计人员运用整体辨证思维观，将本企业与供应商和购买商视为一个整体，将成本与技术或成本与组织结构看成一个整体，通过开发本企业与供应商和购买商价值链间的联系、成本与技术的联系、成本与企业组织结构的联系，就可以找到降低成本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价值链成本管理法、成本企画、技术成本管理法（价值工程）、以及虚拟企业和工程再造等。

三、直觉经验思维对战略管理会计的积极影响

直觉经验思维方式指用直觉、经验和顿悟来考察、研究自然，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倡没有任何人为界定的直觉思维，主张尽力排除自己已有思想和各种感官感觉。直觉思维认知方法不受任何限制，使思维异常活跃，它赋予人们以清新的顿悟，使人类在问题丛生的杂乱中找到摆脱思维困境的突破口，以直接和整体的方式领悟事物的奥蕴，为创新提供了许多天才的设想和“灵光一现”的灵感，使认识者“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发达的经验文明造就了中国先哲们凭经验来断事物的方式，因此，直觉经验思维也是传统文化重要的思维特点之一。

当今社会尤其需要这种极具创造性价值的思维方式。激烈的全球竞争导致各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层出不穷，面对动荡多变的外部环境和难以把握的竞争态势，企业必须根据情势不断地对战略管理方法和模式作出相应调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战略管理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管理活动，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特别需要战略管理会计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和手段提供信息支持和智力支持。为此，战略管理会计人员惟有摆脱各种既有思维框架和管理模式的束缚、开启智慧的闸门、借助于丰富的想象、使思维自由驰骋、凭借战略管理会计的学科优势，设计出新理论、新模式和新思路，为企业的战略管理部门提供多种有效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方案，才能有助于企业战略管理人员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应对各种复杂的形式。在各种新思路和新方法生成的各个环节和具体形成过程中，传统文化直觉顿悟与经验判断思维的影响不仅无法排除，而且其作用非常关键。

四、和谐中庸思维对战略管理会计的启示

传统文化讲究整体和谐，当变则变。先哲们将“和谐”规定为万物生存所依据的原则，人类和宇宙万物只有在整体和谐的状态下才能存在和发展，“和者，天地之生成也”，“和乃生，不和不生”，强调个人应顺应社会，人类应顺应自然，并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法则，但是“天若变”，为保持和谐稳定的状态，“道亦应变”。和谐思想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庸之道”，它要求为人处事不激进、不走极端，当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冲突时，要采取恭敬和谦忍的态度，以群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协调好各种关系，主张对任何事物都必须掌握原则，把握不同的两端，兼顾双边共同的利益，避免偏于一个极端。中庸之道是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们所寻求的人性最佳状态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既是道德伦理和政治观念，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它不以僵死的、停滞的眼光看待事物，而是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寻求量变或质变状态下的“中”；它也不是不辨是非、抛弃原则，老好人的处世哲学，而是至精至纯的美德。和谐中庸思想虽有折衷、保守之嫌，但其实质上呈现出“当变则变但整体和谐不变”的思维特点，这对战略管理会计活动也有重要启示。

企业内外环境复杂多变，随机应变已成为知识化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理念。为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有效地协助企业进行战略管理，战略管理会计的各项工作也应根据内外条件的变化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在动态中寻求最佳平衡点，因此，战略管理会计要讲求随机应变。但另一方面，战略管理会计在坚持随机应变的同时，应保持永远不变——即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目标不变，这与管理大师明茨伯格的观点“战略这个概念的基础恰恰是稳定性，而不是变化”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