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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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北欧设计 儒家思想 以“情”为美 以“和”为美

20世纪晚期北欧室内与家具设计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其设计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为公众的日常生活而设计的理念、民主设计的思想和人文功能主义的信念，以及在面临外来影响时对自己的优秀民族工艺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的态度等方面。北欧设计注重人情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切又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美学精神不谋而合。

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艺术教育、美感教育的理论基础，它从不把艺术视为纯粹满足感官欲望和情感发泄的手段，而是把艺术与人的德性、智慧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非常注重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儒家美学强调艺术中的情感美，提倡“美善相乐”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个体的生理与心理种种关系都处于和谐一致的状态，这与北欧设计中强调的人情味、平和之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 以“情”为美

北欧家具在1900年巴黎博览会初次与世人见面时，就以既具现代化又有人情味的特点在设计界引起轰动。它在适应本土地域文化环境的同时，在外形上一反德国功能主义作品中那种常见的冰冷、严肃的纯几何形式，将不必要的直线换成曲线，并倾向于运用当地传统的木材、皮草等天然材质，使北欧的功能主义显示出对自然与社会的亲和力，因此北欧家具被称为“人文功能主义”的典范。北欧家具和室内设计与其他国家的设计最大的不同在于突出一个“情”字，这个“情”不仅指的是具有人情味的人性化设计，同时也指本民族深厚的传统情调。它与漠视民族差异、忽视人的心理情感的早期功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儒家对“”的基本态度，奠定了中国美学“以情为美”的思想基础，儒家思想认为符合礼的“情”是善的，而超乎礼之外的“情”是恶的。到六朝时期，将“情”从道德礼教的牢笼下独立出来，在文艺美学中出现了“以情为美”的观点，“诗人有情就有美，无情就无美，寡情就少美”，这一观点与德国早期功能主义漠视人情、冰冷、机械的设计理念相对立，而北欧提出的“人文功能主义”重情、表情同时又不失功能主义的原则，得到长足发展。《诠赋》篇说：“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创作是物与情互相感应、互相生发的结果，而作为设计的创作也是如此。蔑视创作中的“情”，无视设计创作中的“感”，其作品必将是苍白无力、冷漠呆板的。

明末清初的艺术家提倡以“情”为至善至美的美学思想，即凡是至美的文艺作品，都是饱含情感之作。北欧设计不仅具有合理的功能要求，更重要的是强调设计对人心灵的抚慰与寄托。与冰冷的机械功能主义和一味追求时尚的产品设计截然不同，北欧设计体现的是北欧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眷顾和对人性的关爱。因此，北欧设计所具有的饱含深情的生命力正是北欧设计兴盛的根源所在。

二、以“和”为美

无论是室内设计，还是家具设计，北欧设计师都强调与周围环境的相和谐，把建筑、家具及产品设计作为自然环境的补充。在传统与现代设计观念的双重冲击下，北欧设计尽力保持着两极间的平衡，现代设计的机械、冰冷、严格、准确等特征，在北欧设计中都作到了恰如其分的修正，并将其真正优雅的个性化、人情化的因素融合起来，注入到现代机械化生产的设计之中，形成了热情、欢快、富于生命力的设计品位。人们在其中可以体会到一种远古与现代浑然一体的艺术生命在搏动，呼唤着对自然、生命、艺术敏感的心灵的回应。

儒家思想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以和为美”的思想，使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同时也指形式元素关系的和谐。“和”之美的现实表现形态有天地之和、天人之和、人人之和、政和为美、人和为美等。在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中处处都有“和为美”的体现，比如“乐之务在于和心”“琴所首重者，和也”，都是指艺术之美重在心和、情和。

天人之和是中国古代处理人与自然、神灵关系时所追求的审美境界，古人一直追求自身与“天”（神灵、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状态。在北欧设计中，这种天人之和的表现便是人与自然的相协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北欧人希望能回归自然，成为自然的一分子，轻松随意、顺乎本性地居家度日。北欧设计所展示的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所创造和升华的、潜藏于材料本身的、固有的美。这种尊重材质、尊重自然，以及与自然相融合的设计理念正是北欧设计的根本特征。

以“和”为美的儒家美学在艺术设计中强调技术与艺术相结合、形式与功能相结合，要求设计艺术要恰到好处，强调中和之美。北欧设计所反映出的自然与生活之美是平和的，不会引起感官和心绪的骚乱与扰动；同时，北欧设计中所表现出的分寸感、表现力、柔情等，尤其是无可比拟的优雅，使我们感到仿佛面对着完美本身，而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以“优柔平和”为最美的体现。

北欧家具与室内设计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民族情感和人情味，与自然、社会相和谐的设计理念同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以“情”为美、以“合”为美的艺术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表现出一种情趣高尚、情理融合为一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对现代设计，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现代设计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立足民族、重视情感、尊重自然、崇尚生活，我们的设计才能更快、更强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Scandinavian Design. 《Chiharu Watabe》. Petit Grand Publishing. Tokyo: 2003 First edition

[2]Scandinavian Design .Charlotte and Peter Fiell. Taschen. Cologne: 2002 First edition.

[3]易晓著《北欧设计的风格与历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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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以一贯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即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纵使时代变迁，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仍有体现：

1、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选录了不少《论语》、《孟子》、《荀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而教材中其他诸多的文言作品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如《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人教版必修三《荀子•劝学》中“学不可以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教版必修一《名著导读》中《论语》提到：“‘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要达到“仁”，就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不仅从教育学习的角度传授给学生以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 教学方法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对儒家的教育方法感受最深。它的因材施教的思想、教学相长的思想，它的启发式、积渐式方法等等至今应用广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这也时刻提醒我们，用爱来关注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能始终做到不以成绩好坏另眼看待学生，总是耐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特别关注学习有问题的学生。儒学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特别是“因材施教”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尤为深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到高中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这个个性其实就是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个性化。而要做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必须要因材施教，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出发，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学生的才能品行获得最大发展。

3、 高考试题

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试卷，从近几年试题的选文来看，也深刻反映出儒学的影响。

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第一卷阅读题的现代文阅读《文化遗产的寿命》剖析了儒家思想，选择题“2 下列关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也特别关注儒家学说。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第一卷的第二大题《经典是这样铸成的――编辑．流传小史》也关注了儒家经典――《论语》。

浙江省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有一个特点：要求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论语》。2009年浙江新高考试题中，考查了对《论语》片段的理解，要求“根据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概况出一条教学原则，并加以评析。”这些考题的出现提升了高考语文卷的品位，为新高考语文试卷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 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虽然说儒家思想一开始出现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儒家的内在精神是内仁外礼、培养人才、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基于此，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就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进语文教学中。在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的同时，让学生乐意地去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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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它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法律、宗教、伦理、道德、军事、经济、文化习俗等很多方面。礼源于上古时期的祭祀，逐渐演变成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礼记·祭义》记载道：“礼者，履也。”由此可以知道，礼最初的含义是社会中的人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中国传统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传统法中起着精神内核的作用。先秦时期，统治者通过推动教育、社会舆论等方式来实施礼仪制度，西汉时期，儒家学说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指导下，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经统治阶级改造的“礼”渐渐成为立法和司法活动的精神指导，前代遵照法家思想制成的法律不断渗入儒家思想，礼不仅是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工具，更渐渐深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塑化了人的行为规范和伦理常纲，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准则。之后，礼与法进一步融合，至隋唐时代，“以礼入法”的法律体系大概成型，宋元以来的法律修订，也都沿袭了“以礼入法”的精神。礼法结合的主要表现有如婚姻制度、准五服以治罪、十恶重惩的刑罚原则以及官僚贵族特权法。

由此可见，礼在中国传统法中起到了精神支柱和精神内核的作用，礼与法的作用虽然不同，但二者密不可分，它们相互融合、补充、渗透，礼禁于将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后，礼之所许，法所不禁，法之所禁，礼所不容。礼作为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以礼率法、以礼摄法，在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总目标指导下，礼是封建法律体系的精神中枢，在中国传统法中的地位至高无上。

若要细究礼在中国传统法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礼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律体系中的根本大法。“德主刑辅”、“刑以弼教”的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大纲，唐律《名例律·疏》写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通过古代的文献资料分析，礼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第二，礼是中国传统法的渊源。礼的重要内容被统治者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礼的伦纲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三纲五常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将政治和血缘维系在一起，使得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固定化，使之安分守己；最后，礼是解释法的原则。传统法要根据儒家经义定罪量刑，疑难案件或者法律的漏洞都要根据礼的要求加以解决，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几个案例可以表现礼对于法的解释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礼在中国传统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礼是法的精神内核，二者不可分离，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共同目标之下，各自发挥作用又相辅相成。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其地位作用甚至超越了法律，成为至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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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庙；建筑组群构成；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K87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2

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文庙建筑是极有特色也极具代表性的一类建筑。文庙建筑，也有的地方称之为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先圣庙等，指的都是我国历史上用以祭祀和纪念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建筑。从公元前478年山东曲阜建成中国第一座文庙开始，2000多年间，中国县级以上的治地都曾经建有大量文庙建筑。根据学者统计，到清末时，全国共有文庙1560多座，其独具特色建筑组群的构成形式成为中国古建筑史中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

曲阜是孔子故里，曲阜孔庙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造时代最早、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庙建筑。同中国历史上各种坛庙类建筑一样，曲阜孔庙也非一处单体建筑，而是一组由单体建筑构成的建筑组群。曲阜孔庙是九进院落的中轴对称型庭院建筑，基本形制从南到北依次包括：万仞宫墙、金声玉振坊、棂星门、太和元气坊、圣时门、壁水桥、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大成门、杏坛、大成殿、崇圣祠、寝殿等。曲阜孔庙因其鲜明的东方建筑文化特色、恢弘的气势和高超的建筑技巧和在建筑中所体现出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于1994年与孔府、孔林一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历来被中国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伴随着孔子本人及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不断提升，各地文庙建筑的修建也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重视，并在清展达到了鼎盛。中国各地文庙建筑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在建筑组群结构上以曲阜孔庙为正统，又在具体的建筑格局和风格上融入了不同地方特色的基本特点。一般来说，一座文庙无论其规模和等级情况如何，如下建筑必然不可缺少：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一所文庙的形制是否规范和标准，主要看是否具备上述这些建筑。这些建筑中，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一般要沿文庙的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排列，两庑则应建于大成殿前东西两侧；崇圣祠及明伦堂的位置则相对不那么严格，依各个文庙具体建筑形制而有所不同。因而历朝历代，中国各地所建文庙尽管在规模上不及曲阜孔庙，但在建筑组群结构方面基本上都仿照曲阜孔庙为模式进行建造。但是，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域性的差异使得各地文庙在具体的建造过程中，在建筑组群构成的形式上遵循传统标准的共性同时，也因各地具体的人文及风土状况的不同而在建筑组成、等级和式样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化和个性化。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进行具体探析，能让我们对文庙这种中国古代建筑形式加深认识和了解的同时，亦可以以文庙为案例，在影响中国古建筑模式的因素这一问题上得到更多的启示。经过研究，本文认为，中国文庙在具体的建筑组群构成上，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文化思想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三大基本组成部分的传统思想文化格局。而在这其中，自两汉以来直至近代，儒家学说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主体地位。儒家学说由孔子所倡导，并经历了后世学者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仁”、“礼”和“中庸”为核心的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提倡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追求中庸与和谐，同时又要求社会遵守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内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中国传统建筑作为凝结着人类思想观念和技术水平的结晶，也必然会处处体现出儒家思想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理念倡导和伦理道德要求。

“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秩序与和谐是其精神内涵，并以宗法和等级为其内核。礼制思想体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自唐代开始，历经后世宋、明、清各代的不断修订和补充，中国形成了一套完备而又严格的建筑等级制度。在这种建筑等级制度下，按照不同的等级，建筑的群体组合形式、方位朝向、面阔进深、屋顶的式样，色彩装饰、建筑用材等各个方面，都必须遵循十分严苛的细则，不得僭越。这就使得建筑成为了儒家所倡导的“礼”的一种具体的物化了的象征。文庙就其性质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用以纪念和祭祀的礼制建筑，在建筑组群的形式上，始终遵循着比较严格的礼制。从唐代开始直至近代，中国各地文庙在建筑族群结构上都参照曲阜孔庙的基本模式，但因曲阜孔庙的特殊地位，这些文庙在礼制规格上均不能超越曲阜孔庙。在我国，享有国庙地位的文庙共两座，即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其建筑等级也最高。其余各府级及县级文庙，根据等级的不同，在建筑式样、装饰及用材等各方面都要遵循比较严格的礼制。例如在文庙建筑按纵轴线排列的庭院数量上，曲阜孔庙由于等级最高，采用了九进院落的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最高形制，而其他地方文庙则多采用规格较低的三进或五进院落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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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高校德育；必要性；可行性；应用途径

当代高校德育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将本民族文化中由道德理想、精神风貌、核心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德行修养的实践方法等所构成的道德体系，传授给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并导入其生活和生命的过程。因此，高校德育必然包含了文化认同的内核，学生健全而稳定的道德人格也只有在个体文化自觉和自主的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而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但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主流，同时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道德教育范式。如果能够在开展高校德育工作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儒家文化所蕴含的德育思想，并以此来丰富高校德育的内容体系，滋养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无疑将会大大提高高校德育的质量与成效。鉴于此，为了加深对儒家德育思想的认识，促进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应用，本文从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工作中应用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的应用途径等三个方面入手，针对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中的应用问题进行了研究。

1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中应用的必要性

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工作中应用的必要性，可以概括总结为如下两点：首先，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中的应用是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虽然说，近些年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反思我国当今的教育内容结构却可以发现，目前的教育内容结构明显存在偏向认同西方知识体系的情况，关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少，这一点在高校德育工作中亦是如此。高校德育工作作为面向整个教育链顶端学生的道德教育工作，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知识的高素质人才，理解和认同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则是必不可少的，丢弃历史上积累的文明，空谈发展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由此可知，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应有之义，而儒家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德育思想作为我国文化的精髓和道德教育主流，其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应用相应地也就成为了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其次，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中的应用是提高当代高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有效途径。近些年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为高校德育工作带来了诸多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开始涌入当代大学生的视野，为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以及道德素养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这样开放、多元、复杂多变的文化环境中，仍然依靠传统的单一授课的模式来开展高校德育工作显然是很难取得理想的教育成效的。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本，借鉴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智慧，将学生塑造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文化根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性与自主性的个体，才能够确保学生在多元文化的浪潮和泡沫中始终坚守本心，成长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儒家德育思想作为我国历史长河中道德教育的主流，在开放、多元、复杂多变的文化环境中，其在当代高校德育中的应用相应地就成为了改变我国高校德育工作低效、枯燥现状，提高我国高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一个有效途径。

2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中应用的可行性

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工作中应用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儒家德育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工作在教育目标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在于“仁”，“仁”是孔子最早提出的儒家教育思想之一，他的“立仁”说中，“仁”的内涵涉及了多个方面：首先，“仁”指的是“爱人”，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应该要互相尊重、互相喜爱，肯定和重视的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爱人”作为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仁”的基本规定，不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其次，“仁”还包含了“仁”的一贯之道，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忠恕之道”，在“忠恕之道”中，“忠”指的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恕”指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后，“仁”还包含了“仁”之本，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孝悌之道”，在“孝悌之道”中“孝”指的是孝敬父母，“悌”指的则是尊重兄长。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同时也体现出了儒家德育思想中做人的基本准则和道德人格追求，希望能够通过道德教化来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并最终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而这一教育目标与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教育目标之间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无疑存在一定的契合性，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最终目标同样是“立德树人”，促进学生身心各方面素质的全面发展，同样也要做到“爱人”“以人为本”。因此，儒家德育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工作在教育目标上的契合性，为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工作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2.2儒家德育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工作在教育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在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体系中不但包含了很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同时也非常重视道德实践，而这些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不但在诸多方面都与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内容是相契合的，同时其中关于道德实践的内容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内容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例如：儒家德育思想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与当代高校德育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是高度契合的；再如：儒家德育思想中的“身体力行”就充分体现了在道德实践方面必须脚踏实地的要求，对于当前高校德育缺乏实践内容，以枯燥的理论讲解和道德灌输为主，而却脱离学生实际生活和学习的不足，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完善。由此可知，儒家德育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工作在教育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而且还有助于当代高校德育内容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从而为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应用提供了保障。

2.3儒家德育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工作在教育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除了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外，儒家德育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工作在教育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工作中应用的可行性。例如：儒家德育思想中所提出的“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知行合一”“循循善诱”等教育方法，在当代高校德育工作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教育方法上的契合性，无疑为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工作中的应用提供了便利。

3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中的应用途径

要实现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有效应用，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可以将儒家德育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是组织开展高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平台，同时也是儒家德育思想融入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为了实现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高校德育工作中的有效应用，可以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多角度、多渠道、多方法地对学生开展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例如：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可以巧妙地融入优秀儒家德育思想，这样不但能够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内容，同时还能够开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思路，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可以将儒家德育思想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之中。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并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成效。因此，将儒家德育思想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之中，通过利用校园广播、校园报刊、校园网络以及校园文化活动和校园规章制度的制定等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打造高校学生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无疑是将儒家德育思想应用于高校德育工作的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可以借鉴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营造校园“仁爱”文化，逐步构建相互帮助、相互友爱的良好风气，以此来推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儒家德育思想的德育价值。最后，可以将儒家德育思想融入学生的社会实践教育之中。各种道德理论和道德准则只有真正地付诸行动才能够最终内化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因此，社会实践教育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是开展高校德育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学生脚踏实地地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的有效渠道。在将儒家德育思想应用于当代高校德育工作时，同样也应注意其在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环节的融入。例如：学校可以依托本地的人文底蕴，结合儒家德育思想中的某些观点，组织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再如：可以在讲解儒家德育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其中的某一点组织开展具有特色的志愿活动等等，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切身体会我国的传统美德，实现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有效融入。

参考文献

[1]单纯.儒家思想的魅力[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2]杨柳新.古典儒家“大学之道”与当代中国大学德育[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

[3]何英.古典儒家思想与现代德育建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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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武德 伦理

儒家思想背景下的武德内涵

中华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中华民族独有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并从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土壤中汲取营养。作为中国传统文明和道德主流的儒家伦理思想，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武术伦理道德思想的各个层面，并从一定程度上规定其发展方向。武德，顾名思义，就是武术道德。这一概念最早始见于三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著的《左传》一书，他提出：“武德：禁暴、戟兵、保土、公定、和众、丰财者也”。①在儒家思想背景下的武德概念，可以说是身体武术与思想道德的结合，是武术在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传统道德标准。武德隶属于中华传统道德体系的精神范畴，其本质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伦理价值凝聚与武术范畴的独特表现形式和结构格局”②。尽管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时代会以多方向、多角度和多层次的态势发生着各种嬗变，从而推动武德的内涵不断地补充和丰富，但其本质仍表现为七大方面，即“仁、义、礼、智、信、忠、勇”。本研究认为，“‘仁’、‘义’、‘信’是构成武德最坚强内核的三大支撑性要素”。③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所在，因此也是武德的终极价值依托。一个“仁”字几乎囊括了儒家思想对于人的道德修为的全部伦理责任的投射，自然也是习武之人所应具备和追求的最高层次的道德境界。“仁”的本质含义即用一颗广博宽容的爱心去爱一切事物和人。从价值伦理上讲，“仁”的核心是孝悌，这种孝道拓展到武术领域就是要求武林中人具有师慈徒孝、兄贤弟恭、朋亲友爱的道德伦理规范。而践行“仁”具有两种路径方法，那就是忠与恕。忠诚就是“要求习武者忠于师门，继而拓展为要忠于民族、社稷、正义与事业”④。宽恕，就是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以爱人之心宽恕他人，求得人际关系的祥和宁静。

“义”在儒家思想视野中是“仁”的一个“执行性”概念，是行善之本。而在武德概念框架下，“义”可以理解为是“仁”具体化为人的表层道德行为所依赖的环节。也可以说，“义”是“仁”的实现路径、方法和策略。在武德这个特定概念所构筑的语境下，“‘义’还能够衍生出等级与秩序的含义，对于习武之人而言，也就是要求他们的言行举止、行事准则与自己的内在身份要统一”⑤。

“信”这一概念则更具有实践倾向，是对“仁”、“义”的进一步的执行和功能性表达。“信，诚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做人要诚实守信，一诺千金。武林中也将诚守诺言作为最源远流长的传统，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诚实守信，不顾自身安危乃至牺牲个体生命奔赴险境，是中国古代侠客武者屡见不鲜的先进事迹，足见“‘信’是构成武德体系价值的一种重要概念”⑥。

之所以将“仁”、“义”、“信”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框架中武德的主体内容，就在于这三点从一个系统的角度阐释了武德是习武之人所应具有的连续性和层次性的约束规范。“仁”体现了武德赋予习武之人最终极的价值境界，可以说是武德之魂。“义”在武术范畴内可以理解为“仁”的化现，是武德体系的中枢，是对“仁”的一种实践层面的体验。如果说“仁”是每一位习武之人所追求的那种“仁者无敌”的境界，那么“义”就是每个武者为了达到这一境界的必经之路。可以说，一次次行侠仗义都可以理解为是对“义”的执行并叠加积累，从而实现对“仁”的集蓄和靠近。而“信”是武德体系的动态组织，是对“仁”、“义”的一种更加可视化、具体化和常态化的履行，是反馈“仁”的神经信号和“义”的血液的肢体行为。因此，“仁”、“义、“信”彰显了武德体系中的神、气、骨三个层次，与武术精神所谓的“内外兼修”的意蕴不谋而合。

“仁”： 儒家伦理赋予武德之魂

武术中的伦理观念，武德的形成与发展，均以儒家“仁”为中心。“仁”最根本的含义是“仁者爱人”，它一方面指的是对人要宽、惠、恕，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指的是对人要忠，即待人诚厚，尽心竭力。“武”字从“止”从“戈”，即“止戈为武”。也就是说，武学的本质是阻止战争，彰显和平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讲，尚武精神就绝不是简单的指身体上的杀戮和对抗，而是包涵着中国人独有的“以武收服人心”的伦理观念。武德之“仁”体现了习武之人的一种终极关怀和追求，它为习武之人的自身练武修习、以武会友、闯荡江湖、开门受徒等一系列武林行为铺上了一层底色，让每一个行为环节都充满着强烈的至善情结，使得武术这一原本具有暴力色彩的行为蜕变成为一种中国人独有的行为美学和价值美学。“仁”赋予武德以中国人独有的辩证法思想，即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对立与统一，身体行动与意识思考、武力对抗与理解共识、身体制服与心理征服等等。而这种对立与统一不是简单的互为因果，而是一种具有倾向性、循环性和发展性的陈述，即只有心存“仁”才能“无敌于天下”，心念不杀之心，才能真正俘获人心。

武术作为一种技击技术，特别要求练武之人必须具有仁爱之心，强调不仁者不教，不义者不传。张孔昭《拳经备要》云：“贤良秘授纡危困，邪佞休传害众生，大道等闲若轻授，须防九族尽遭刑。”“仁爱”理念投射到武术领域，还体现为尊师重道，恪守道义礼教，并在武林社交场合以谦逊谨慎的礼仪作风构筑交往规则。习武之人虽然“不打不相识”，但是在比武切磋、较量招法甚至进行实战对抗的过程中，往往强调“点到为止”，即主要体验武术套路的发挥和技术的进步，体会武术方法，而严格反对搏命厮杀。这一伦理发展至现代社会，体现在散打等竞技赛事之中，往往要求竞赛选手手带拳套，身穿防护器具；很多竞赛规则中也都一直规定要害部位为禁打区域，如裆下、脖颈、耳后等位置，并且不允许有伤害对方的动作出现，其目的是确保运动员的身体安全。这些都是“仁爱”思想在武术中的体现。

“义”：儒家伦理赋予武德之血

“义”是传统武德中的重要信条。在儒家思想中，“义”的内涵即事之适宜，是主持正义，思想行为符合标准的道德观念。孔子说：“义者宜也”。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论语》中有24处提到义，《孟子》有108处提到义。其中《孟子》有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这些来自儒家的千古名言所展现出来的“舍生取义”的气节，业已成为千百年来武林人士“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武德境界及追求目标，从而将这一道义发挥到极致，鼓舞了无数爱国武术家发扬其民族精神。血性是习武之人的价值标准，所谓血性男儿，就是要将天地之间的那股浩然正气灌注全身，让武术成为一种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的正义力量，去对抗世间的一切邪恶和不平。而“义”也成就了武德的价值个性，即行为的正当性，武德的框架内容也整体上发端于这种正当性和正义性。

从现代伦理的语境来说，“义”是武德的价值标准，是判断武德与杀戮的根本区别，是区分武林之中善恶荣辱的最高标准。通俗的讲，区分武林正宗与邪魔歪道的根本标准，就在于是否践行“义”，即是否践行对社会正义的信守和护佑。更深一步讲，武林中所尊奉的“义”还是对儒家所推崇的“大义”的一种践行。孔子曰：“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自古以来，行侠仗义且保家卫国历来就是武林中人毕生追求的梦想和信仰。之所以成为“大义”，就是因为这种“义”不再是个体对个体的救济和关注，而是上升到为国家民族荣誉及关乎其生死存亡的至高利益的挺身而出，万死不辞。因此在大义面前，中国传统伦理中的“舍生取义”也自然转移至习武者对自身道德修养的基本构筑和培养上来。习武之人的言行举止按照传统武德的原则要求，就必须与自己的身份符合。“学拳以德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学拳宜作正大之事，不可恃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这恰恰是传统武德对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体系的一种承袭和集中体现。

“信”： 儒家伦理赋予武德之骨

“信”在武德体系中则更为具体，是在武林系统中最为直接的人际关系的体现，是习武之人对承诺、约定的信守。“信”是儒家伦理“五常”之一，强调的是做人诚实守信，不虚伪，不失信。在儒家伦理思想及其行为规范的框架之中，“信”既是儒家实现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仁”这个道德原则的重要条件之一。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强调做人要“信以诚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荀子亦云：“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荀子认为在交友上不守信、不讲诚是非常可耻的。在传统武德规范体系下，“信”与“仁”、“义”等一样，都是构成习武之人尊奉的终极伦理信条与道德规范。它通过一些传统习武者的历代拳谱、家训和训诫体现并且不约而同贯彻并执行，逐步渗透到武德修养中，从而成为他们追求武学乃至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信”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往往是在传统武德的有机体之中形成的，而教习武之人如何做人正是“信”的中心任务和整体精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这也恰恰体现了习武之人一直以来所坚信和坚持的最为根本的立身处世的原则和人生观念。可以说，传统江湖概念下的习武之人对“信”这一伦理价值的践行，就体现在对其自身伦理修养和道德水平的全面提高上，从而实现对理想人格的全面塑造和构筑这一目的。之所以称“信”为武德之骨，原因就在于武德正是通过习武之人互相之间对承诺的信守体现出来，是习武之人在行走江湖过程中通过武术对抗、武学交流、武术哲学探讨等一系列的碰撞产生的。也就是说，“信”往往发生于武林之中最为直接的层面，是标榜武德的最外层表现形式。

构筑儒家思想下现代武德的思考

现代社会文化发展有两大趋势：其一是文化软实力建设日益成为一种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其二，民族文化的振兴成为国家和民族崛起的一种精神动力。可以确定的是，首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极富道德感的民族，恰恰是靠其深厚的德育底蕴来构筑起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的。而儒家思想作为曾经的中国主流文化，其伦理价值必然会与时俱进，发挥构筑现代文化思想价值的作用。而当代习武之人，无论是武术运动员还是单纯的爱好者，都应该视自己为中华传统文化和武德的天然传承者和自觉弘扬者，不仅要勤于实修武术技能，同时还要通过对自我觉醒的思考和激发，使个体修为、宏大的民族文化和武学精神实现某种神性契合。其次，要从武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和杰出代表的角度来确立武术德育的地位。究其原因，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式，武文化与中华大文化具有天然的共通效应，这就决定了武术作为一种文化业态所必然具有的封闭专业性和长期稳定性，因此可以说，武术这一文化生态系统即便是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也始终没有被社会世俗和文化大众化效应所侵染和解构，至少可以说，这种侵染和解构并非武文化所独有，而是整个大文化生态的现状。正如《黄帝内经》所言：“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弊，精神不散。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以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武术自成为一种文化并彰显出来至今，在武术界和武林江湖中，任何一个觉悟到这一点的武林人士，往往都能够成功达到精神和躯体和谐统一的境界。在“我法不足法，唯古人是法”前提下，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将这种武德的精髓向下、向外生发，将之日常化、世俗化、时代化，呈现于世间和现实社会，调和自然文化和世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在现代武德的构筑背景下，要深刻认识到作为武术修炼基础的武德既然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背景，也就具有因其封建文化的两面性而呈现出精华与糟粕共存之状，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中的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甚至已成为武术发展的枷锁。我们要辩证分析传统武德学说中蕴涵的传统伦理，重构新时期的武德模式。

总之，武德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范畴，但它横贯古今，至今仍然在为构筑当代的文明和价值伦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华文化概念下，武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实用主义概念，它天然的与中国人固有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交融在一起，因此更接近于一种艺术和哲学，即中国人特有的行为艺术和身体哲学，是用身体来达到大彻大悟的集中体现。因此，对武德的思考绝对不能脱离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而对武德的各个层面的思考和挖掘也就成为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性开发的某种积极的动力示范。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注释

①朱红燕：“21世纪重构中华武德的必要性”，《武术科学》，2006年第7期，第27～28页。

②乔凤杰：“本然与超然论传统武术技击的诡道与圣道”，《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第56～57页。

③程大力：“‘武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兼沦‘武德’在现代武术界提倡之不合时宜”，《体育文史》，2000年第3期，第39～40页。

④杜舒书：“武术人文精神论释中国当代武德的失范与构建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4～35页。

篇7

【关键词】古建筑 营造制度 儒文化 元素 启示

【中图分类号】TU-8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建筑扎根于深厚传统文化和高超建筑技术之上，可谓博大精深，其独特的打动人心的魅力在世界建筑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国古建筑就是中国凝聚的历史典籍。中国古建筑集中了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伦理观念等观念，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映建筑技术的同时，实际上是更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建筑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文化深层内核的集中再现，建筑记录了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文化成为建筑的灵魂。儒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且对当前我国建筑营造的发展具有重大启示。

儒文化深刻影响中国古建筑的发展演变

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历经汉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的经学等许多历史阶段的源流变迁之后，基于儒学文化逐步形成了一股较为宽阔宏大的文化潮流，儒学文化有力地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民族性格的塑造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给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

“仁”、“礼”、“天人合一”和“中庸”，通常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内核。这些儒家思想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传统古代建筑风格特色的形成、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关于“仁”，按照孔子的解释就是“爱人”，也就是以友爱的状态亲近他人和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以较强的情感投入到万物之中。当然，孔子倡导的“仁”主要还是要求亲近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人，认为人们的“仁”首先应该是爱自己的亲人即“事亲”，而这仅为“仁”的最初范围。孔子认为人们的“仁”不能仅仅局限在“事亲”的范围，而是应该推而广之，将“仁”的范围从亲人扩大到包括上至君主、下至黎民百姓的全体社会成员。按照儒学的观点，此种“仁”的主观情感状态，还要将其外化，也就是将“仁”体现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之中，而最为重要的规范就是封建宗法制度，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实际上非常显著地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这正体现了儒文化对建筑营造制度的深刻影响。儒家自始至终认为，要通过“仁”促使人们的外在行为规范发生改变，逐步转变为人们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人之所以需要“仁”的道德自觉，这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世界观。在“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儒家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只有和自然界保持和谐、统一，才能更好地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儒家倡导的“仁”，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同时也强调人与自热、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仁”是事关世界万物的儒学哲学观念的核心要义。而在人伦秩序中，儒家强调“礼”，“礼”也是“仁”的内心外化的必然要求、外在表现。《礼记》中就说得很明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①在儒家看来，“礼”是一种人伦秩序和统治秩序，且整体的秩序高于个体的秩序、局部的秩序，要将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要求每个个体均在自己的人伦范围内安分守己，个体是被整体所包围了的，个体的利益并非不重要，但是个体的利益要服从整体的利益。在内与外、天与人的关系中，儒家强调“中庸”。“中”也就是要将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中和贯通起来，将天道和人道贯通起来。

儒家学说对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建筑的发展演变就是按照儒家学说要求逐步演变发展的。上古时期并无固定的建筑制度，并未形成任何与建筑有关的典章制度。孔子结合周礼并对周礼进行创新发展，创立了儒家学说思想体系，自此之后的中国建筑逐步有了典章，人们建造建筑物通常按照典章来进行。《周礼》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在其《考工记》中便记载了和都城、坛庙、宫室、民居、市场等建筑有关的内容。《考工记》中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②，这些提法实际上均是将儒家思想贯穿运用于建筑之中，已经比较接近于建筑营造制度。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仅仅为“百家”之一，并不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因而儒家所提出的建筑营造并未在该时期被完整地推行，不同列国乃至相同列国不同地区的建筑制度千差万别。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封建集权帝国之后，极力排斥儒学，其“焚书坑儒”之后使儒学元气大伤，但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封建帝国所确立的统一度量衡却成为今后形成建筑体系制度的重要基础。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在整个统治阶层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该时期的中国建筑营造制度中儒学开始以强大的力量发挥了影响力。

汉武帝时期，中国建筑制度、建筑技术中均按照儒学的要求进行了改进和整合，逐步形成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官式建筑”的初步建筑样式。当时兴建的未央宫、建章宫、长安城、上林苑等闻名遐迩，均属于符合儒学规范的“官式建筑”，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建筑纷纷模仿上述名建筑而兴建。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学说纷纷盛行其道，儒学的大一统地位逐步丧失，最终导致了儒学、道学、佛学三家学说之间相互交融、各分秋色，这就为隋代、唐代时期儒家思想文化的更进一步创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儒学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重要学说，对唐代的建筑营造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制度进行了改进与整合，儒学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宫殿、寺观、坛庙、园林、陵寝和民居等多个方面的建筑。该时期中原地带的木结构建筑在魏晋时期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发展，已经逐步实现了标准化、定型化，建筑营造制度更加成熟完善。

北宋时期出现了周敦颐、张载、邵雍以及二程（程颐、程颢）等著名的儒学大师，使儒学更加深刻地影响整个社会制度，儒家思想更加有力地注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受此影响，当时建筑营造制度也被纳入到了“律”、“令”、“格”、“式”等典章制度中进行规定，赋予了建筑营造制度法律上的地位，建筑体系逐步趋于成熟。元朝虽然属于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其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复兴了周朝王城制度，儒学依然对元朝时期的建筑营造制度有着统治性影响。明清时期，我国经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曲解和异化之后，入学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已经无法和前代相比，但是儒学对建筑营造制度的影响已经被固定下来，明清时期的宫城建筑、都城各类建筑营造制度均体现出对周制的演绎特点，明清时期建筑具有完整的三朝五门制度，都城和宫城的中轴线几乎是重合的。

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

建筑等级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按照儒学观点，构建尊卑有序、层次分明的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等级制度是人伦之本，是立国兴邦的基础，是不可动摇的宇宙法则。儒学所强调的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思想成为构建古代建筑营造制度必须遵循的法则。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首先就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十分显著的等级制度之中，通过建筑上的等级制度体现尊卑上下，因而，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建筑制度有着十分严密的等级，各类各式建筑的色彩、形制、开间、脊饰等均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规范，任何建筑均不得擅自违制僭越，否则还可能受到法律的惩戒。我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其建筑制度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几乎涵盖了建筑制度的所有层面，牵涉面极广。据《考工记》记载，城制分为天子都城、诸侯国都、宗室和卿大夫城邑，分别为城的三个等级，按照等级的不同其有着不同的建筑标准。《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是对宗庙建筑等级的规定。《明会典》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门屋三间五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 由此可见，在单体建筑之中，等级制度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间架、屋顶、台基以及构架的做法上均十分显著地体现出来。

建筑美学设计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建筑物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属性，任何一个时期的人们均会按照其审美的要求去进行建筑设计，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建筑美术设计制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人们，儒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建筑审美观念。因而，在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的美学设计之中，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建筑美学设计制度具有显著的“序”的观念、“正”的观念、“和”的观念，这些观念正是儒学文化元素在建筑美学设计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关于“序”的观念，按照儒家所设想的社会模式，是上下、尊卑、贵贱分明却能够和谐相处的阶级社会，有着十分森严的等级观念，因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建筑师也通过森严的等级观念对建筑之美进行塑造，建筑美术设计制度体现出显著的秩序感。比如，紫禁城就是在“序”的观念主导下进行美学设计的，通过空间、装饰、比例尺度等，以衬托、对比等手法使整个紫禁城秩序井然、主次分明。关于“正”的观念，要求建筑美学设计讲求方正，避免出现弯曲的图像设计，形成庄严的布局，比如山东曲阜文庙就是如此，体现了儒家“正”的观念。关于“和”的观念，要求建筑美学设计之中注重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协调”，要求建筑群各部分之间通过合理的比例、尺度和装饰设计保持“协调”。

建筑营造制度惯性思维中的儒文化元素。惯性思维是儒家文化中体现出来的重要思维，是儒家思考社会人生的哲学理念在思维方式上的体现，惯性思维同样对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儒家对治国理政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之时注重强调“尧舜之治”、“先秦之治”，对任何事物进行论述之时必须引用“孔孟”贤圣的语言。儒家倡导对旧有的典章制度、礼仪制度应该阐述和效法、遵循，不能对古人定下的规矩进行改变，不能自行创造，而是要遵循好古老的传统。甚至到后来发展成为“先朝制度不可废”、“祖宗成法不可改”，强调从古人那里去寻找继续前行的道路，要求一切事物均按照古人的做法予以延续，反对改变古人的做法。儒家的这些惯性思维，理所当然地体现到建筑营造制度之中。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之中，人们营造房屋必须按照儒家学说的规范，按照既定的等级制度和营造法式进行“套用”。人们在设计建筑营造形式之时均“仿古制”，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进而按照“复古更化”的方式实现“变”，而此种“复古更化”的变化方式不得超越前人的基本建筑营造制度，只能是在承继前人的基础上实现一些局部的而且是较为细微的变化。正因受儒家文化元素影响下的建筑营造制度惯性思维的主导，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长期保持稳妥的发展变化，未出现建筑营造制度上的大起大落，建筑营造制度演进的进程较为缓慢。

建筑营造技术传授方式中的儒文化元素。儒家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普遍观念，许多人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为政”、“出仕”上，掌握文化知识的人逐步和工匠群体相互分离，因而包括建筑营造在内的各方面技术通常局限于特定范围内薪火相传，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当然，文人群体和工匠技术相互分离虽然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长期形成的普遍现象，但依然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和官方关心关注建筑营造制度的发展进步。比如，宋代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系我国古代首部建筑技术专著，该书由官方编写修撰而成，其目的在于适应国家理财需要，却成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不朽之作。明代末期著名造园设计家所撰写的《园冶》，系中国首部园林艺术理论专著，同时也是一部不朽的造园技术专著，论述了别墅、宅园营建的基本理论、具体的技术手法，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造园的成就。《营造法式》、《园冶》虽然分别系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编著的建筑营造专著，其目的也是在于真实记录和阐述儒家思想主导下营造法式制度，目的并非在于促进营造技术的创新。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的建筑营造技术传授传承方式，主要还是通过家族传授和师傅带徒弟的途径传授的，总体风格自始至终保持儒家风范，虽然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有所发展进步，但只能是在原有基础上做出局部性、渐进性、细微性的提升和改进。

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当前我国建筑营造制度中暴露出许多问题。首先，目前建筑领域的形式主义较为明显，存在相互攀比乃至哗众取宠、过于追求奢华等现象。其次，在城市建筑中存在“千城一面”的现象，不少城市的地域性特征逐步弱化，城市的特色在逐步消失。部分城市高楼林立，成为“水泥森林”，而建筑规划设计却杂乱无章，让居住于城市中的人感觉窒息，城市建筑缺乏审美性。再次，我国新近建筑的民族风格难以彰显，相反地，西方国家民众对物质文明高度崇拜的心理状态却在中国当今建筑营造中体现出来，在盲目崇拜下促使“欧陆风”盛行其道。最后，建筑营造设计缺乏精品意识，体现出一股浮躁之风气。

解决上述问题，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相关问题能够为我们提供相应的启示借鉴。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尤其是建筑美学设计制度和建筑等级制度，对促进古代建筑营造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别具特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世界建筑营造制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建筑的发展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寻找到一条民族化的正确道路，从而使其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形式，在现代化的建筑上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这才是现代建筑应该努力的方向。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惯性思维、传授方式，虽然促进了古代建筑营造制度的稳妥进步，避免封建社会各朝代之间的建筑营造制度风格迥异，避免不同朝代之间的营造制度大起大落，自然有利于继承前人的经验为后代所用。但是，由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建筑营造制度过于强调“效法古人”，因而导致了创新性不足的严重弊病，这也是儒家文化元素影响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被人们广为诟病之处。这就启示我们，要将创新作为建筑这种审美载体的生命所在，决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前人或者外国的建筑营造制度，我们借鉴、学习前人或者外国建筑经验，其目的也是在于在现有基础上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本国本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实现新的创新创造。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①戴德，戴圣：《礼记》，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429页。

篇8

关键词：崔大华；儒学；儒家传统；现代命运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05—05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术界对儒学研究的深入，有不少宏大、系统的论著问世，均为人们理解儒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其66万字《儒学引论》的基础上，崔大华最近又发表了62万字的新著：《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以其独到的见解，丰富和深化了当今关于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研究。本文拟从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三个方面，对崔大华儒学研究的成果作一简要概括，并由此对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

崔大华认为，对儒学特质的判认，应该基于中国固有的先秦诸子思想和文明的人类文化发轫时期的异质文化思想这两个观念背景：“春秋末期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在殷周宗教观念被突破和西周宗法观念蜕变基础上形成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以‘仁’、‘礼’、‘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的观念体系。汉代以后，逐渐成为附着有权力因素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学的社会功能因此也有扩展，不仅有道德的功能，还表现了法律性和宗教性的功能。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强化了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质。在国家的‘教化’政策推动下……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儒学凝聚成一种具有独特品格的，即有自己的内涵和特征的文化类型，一种生活方式。”①至于对儒家传统的把握，基于现代阐释的现实基础和需要，崔大华则相对淡化儒学原先曾“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或维度，强调儒家传统就是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舞台上观察，以儒家传统为主体形态、为精神特征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笔者认为，崔大华上述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从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界说和区分

收稿日期：2013—08—08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哲学”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陈泽环，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比较全面。从学界当前的儒学研究来看，比较多的是基于一个维度展开，其中对观念体系层面的研究较多，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此外也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法律、宗教的研究，而从文化类型、生活方式方面的探讨则较少；比较起来，崔大华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既综合又有区分的三个维度研究确实是独特而有创见的。

由此，在初步区分了儒学和儒家传统概念的基础上，崔大华观察、研判儒学现代命运之视角是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就对儒学作为思想观念体系的分析而言，在概括其伦理特质形成和社会功能扩张的过程之后，他关注儒学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存在：其一，儒家思想的三个核心范畴——“仁”（个体心性道德修养）、“礼”（社会伦理纲常）、“命”（超越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某种客观必然性），显现其是一个由心性（人的道德自觉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国家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超越（总是葆有非信仰的理性性质的终极关怀）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在总体上有完整结构的思想体系。其二，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观念是一个德目或道德概念众多的复杂系统，可区分为归属于德性（仁义礼智信）、德行（孝忠信；仁智勇；温良恭俭让；廉耻）、道德行为的底线原则（絜矩）和最高标准（中庸）等不同层面，成为一个有内在结构的、有序的道德观念系统。正是这一伦理道德特质和理论结构使儒学不仅为社会提供了行为的道德判别原则（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和理想人格（仁爱精神、伦理自觉、命之自觉）之标准，为儒家社会的法律提供了“礼”之依据，而且还能为人们提供人生意义，即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伦理精神，彰显了其主要社会功能——相对于法律和宗教的道德功能。基于这一认定，崔大华还特别强调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和主要内涵：“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一种理性的、世俗的伦理道德精神。其主要内涵是：第一，彻底的道义论立场。道德的行为一定是出于德性、良知的‘应当’，而不是任何功利目的（当然，儒家并不否定、拒绝功利）……第二，伦理认同。个体对高于自己的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自觉地承载着不推卸、不逃避的伦理义务、道德责任……第三，‘知天命’的人生终极理性自觉……这种终极的理性自觉，使儒家生活形态貌似平凡浅薄，实际潜存着厚重高明。”②

崔大华接着考察其儒家传统的另一要素：儒家思想所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历史位置上观察，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它绝不是以一种纯粹的观念形态、思想体系的存在，而是以一种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存在”③，并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最重要的特质或最凸显的特色可概括为二：其一，儒家以细密的伦理关系之网（家庭、国家、天下）和道德规范之网（“五礼”的典章制度、“五伦”的人伦行为规范、日常生活行为规矩）构筑了具有封闭性特征的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形成了以理性的、世俗伦理道德为主要内涵的儒家生活方式，使全体民众能够实现自我认同，并成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存在和内化为人们生活本身的固然。其二，儒家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儒家思想笼罩不住的生活空间，从而又是开放的，包括其合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持续危机（道德精神被外在程式、教条吞噬，道德自律被权力扭曲）、内在冲突（孝与忠、礼与法）、差异或对立（异族即华夷、异教即儒释道之间）和缺弱环节，即除了在心性和超越层面之外，特别是其在社会伦理层面上缺乏超伦理或非伦理的个人独立存在空间、公共社会生活空间和公共道德行为规则。而对于这种内在紧张，“当儒家每每援引人性相同、人格平等的道德理念、‘和而不同’的生活智慧来消融这种紧张冲突时，一种宽容的儒家文化品格就历史地形成。这种品格的伟大贡献和卓越表现是：民族融合的实现，持久不衰的儒家与佛道、道教‘三教’兼容，多彩的、没有文化障碍的世俗生活。概言之，以伦理道德思想及规范为精神内核的世俗生活和宽容的文化品格，就是儒家思想所建构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④。显然，崔大华上述对儒家思想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地位和意义、最重要特质或最凸显的特色、最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等的概括，是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

之后，崔大华就可以对“儒家传统中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问题发挥自己的见解了：“儒家思想以伦理道德的思想理论为其主体内容，它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那个因素，就是儒家思想坚定地守卫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底线——要有伦理、有道德地生活……在作为组成儒家传统一个方面的、由儒家思想建构的儒家生活方式中，最为珍贵的是它含蕴着和表现出的理性精神和宽容品格”⑤，并强调这正是儒家传统中“活着的”方面，即仍然活跃在、发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和走出“现代性”困境道路上的东西。而儒家传统中首先死去、消逝的东西，在崔大华看来，则是由于时代变迁，儒家的礼仪、典章制度中那些内在伦理道德精神随着它产生时历史情境消失而流失，变成程式化、形式化空壳的部分，也就是存在的合理性已经丧失的部分。接着，汉代以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被权力观念侵蚀、扭曲的儒学思想内容部分，也随着君主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现代的民主革命中被终结而失去存在的基础，其别是发端于汉儒的“三纲”观念和法律化功能。至于“缺弱”，指以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理念来衡量，儒家传统的缺陷之处，如缺乏公共生活空间，公共生活领域的行为道德规范、行为规则不足，不能实现由“民本”向民主的跨越，难以完成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等等。当然，这种缺弱只能视为是传统儒学理论视域的历史阈限的表现，而不能认定为是它的理论本质所致。儒学的理论本质是对人类伦理生活、道德生活的理性创造和维护。在面对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儒学是可能克服这些缺弱并承担起其伟大使命的。

二、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

在概括了崔大华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之后，有必要对其作一分析。众所周知，关于儒学和儒家传统的评价问题，当前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已经“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主要强调儒学传统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点。与上述看法恰恰相反，“政治儒学”则坚持：“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这显然是一种要在当代全盘复兴儒学，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主张。另一种相对平和的观点则强调：儒学从历史上看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并认为虽不能说儒学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但儒学在诸多方面可为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较为丰厚的资源是无可否认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三种看法中，似乎都存在着对儒学“伦理道德思想特质”的认识或强调不足的情况。崔大华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从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对儒家传统的两个要素儒家思想和儒家生活方式的分析，对“儒家传统中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东西的确认，对儒家思想的久远生命力就是坚定地守卫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底线——要有伦理、有道德地生活的强调，等等，在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儒学的种种理解中，确实是一种十分独到的界说。

具体说来，20世纪儒学的新定位和新状况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之后，“儒学被从国家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并在新教育体制中被肢解……被以康有为、章炳麟、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定位、诠释为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和一种生活或文化。这三种定位都含蕴着对儒学的永久的肯定，不仅组成了此后儒学研究所展现的全部学术领域，也建构了此后儒学文化生命所可能拥有的全幅生存空间”⑥。同时，儒学认同了民主与科学，儒学形上学也实现了新的重建，并进行了儒学创新的方法论探索。第二，就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而言，崔大华认为其主要功能有三：提供带动、支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因素，而构成这个动力的基础——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和勤勉品质，都是从个人对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承担有义务责任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生活中发育出来的；提供秩序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义利之辨”的道德观念对作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重心的形成和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之危机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助益作用；提供适应能力，在价值层面上，儒家注重伦理关系和义务与现代工业社会注重个人权利之间有内在的犀通，在制度层面上，儒家社会的政治体制、管理系统具有明显理性的和法理的性质，这也正是现代化社会制度的内涵。第三，就儒学的现代转化和新的生长而言，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伦理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过程中，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是其在法治社会的伦理秩序中、公民社会的个人道德中的新的生长，也是新的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生活方式的创造，即在儒家传统道德表现的缺弱环节——超越伦理关系的、会发生认同障碍的公共社会生活领域里的生长，是走出传统的宗法伦理藩篱，在广阔的人性、人道天地里的生长。

鉴于崔大华在探讨儒学的现代命运时，把儒学所建构的儒家生活形态、生活方式作为重点，这里就有必要对其关于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贡献的观点作进一步概括。在他看来，第一，中国现代化需要巨大、不竭、普遍的动力：中华民族复兴。这是一种伦理性质的认同，表现为从情感上和理智上认同国家、民族是高于个人存在的命运共同体，个人要和她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愿为她奉献、牺牲个人的所有。同时，在儒家传统中，这种伦理认同也会十分自然地孕育出一种责任意识——由儒家伦理道德理念生长出来的一个人能自觉地将实现、维护国家、社会民众的利益，视为是自己应有义务，应尽责任的观念。此外，除了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外，还有以“孝”为核心的勤勉品质。这种勤勉品质根基于儒学对现世的、具有物欲内容的世俗生活的充分肯定，不仅在现世的、物欲的世俗追求中始终保持着道德的理性自觉，而且还会汇入到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和社会责任的意识中去。第二，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秩序。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体制转换而衍生的社会控制削弱和价值追求多元化带来社会秩序混乱的失范现象——普遍的、严重的背离法律、道德规范的行为，儒家道德理念具有矫治、消解失范行为危机的功能，也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三，如上所述，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发展的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甚为丰富的观念体系和复杂的传统制度，也可以解析出并且实际上也存在着与现代化的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兼容、契合之处。

至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化即生长，崔大华认为，随着15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已经从传统农业的伦理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的法治社会，儒家社会三个主要特质已渐蜕化、消失，包括等级性社会阶层结构解体、经济结构之变化、主干家庭之衰退等。正是这一现代化进程及其不确定性，成为儒家传统道德新生长的新情境，并首先表现为新的道德自觉和成长。法治社会里伦理秩序中的道德义务责任意识，公民社会里公民道德中的儒家德性观念，都可以视为是儒家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真实存在和新的生长，而且正是在儒家道德表现的缺弱处——超越伦理关系的、会发生认同障碍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的生长，而其结果则是新道德典范的涌现和新道德精神的彰显。总之，在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中国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里，当代中国道德所坚守着的，也正是儒家传统道德仍然生长着和发挥功能的、具有生命力的那些精神遗产，其基本道德理念、道德要素是：第一，道义论的道德判定原则。第二，在伦理认同和践行中构建的精神家园。第三，私德规范向着公德领域——公共社会生活空间生长。

三、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

在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之理论视角里，儒学现代命运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儒学如何发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如何有新的生长？如何回应现代性的问题？从而，在初步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之后，崔大华还有必要探讨“儒学与现时代：儒学的现代性回应”，即儒家思想对现代性问题（消极后果）的回应问题：“儒家传统对现代性所引起的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具有负面后果引发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也能做出融入性的、有所补益的回应。”⑦这些问题包括：对西方现代性人生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的救治和超越；对现时代的三个重要的、活跃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生态伦理和生态运动、全球伦理即普世伦理、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对崭露头角的“后人类”文化思潮，形成与现代人类良知保持一致的坚守伦理底线、道德优先、社会公平的理论立场。

首先，对于在现代化已经完成，且有基督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理性“祛魅”带来的衰退乃至丧失，以及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扩张，导致了较普遍存在的人生或生活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崔大华认为，这些都是现代化基本价值观念的负面呈现。在中国，虽然由于对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实践丧失充分理性自觉，或者当这种理性自觉被权力扭曲而变成被迫屈从时，儒家的精神危机也时有发生，但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仍有广阔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空间，西方那种生活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并不典型。就儒学的立场看，在儒家生活中，引发西方现代性的人生意义丧失的两个根由都不存在。从而，相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用宗教来“修复”人生意义或从生活中“发现”人生意义的两种“方案”，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实践对救治这一精神危机具有某种助益意义，其内涵包括儒家生活具有广阔的人生意义空间，在儒家的思想和生活中，日常平凡的生活（希望和责任）、追求崇高的努力（成人、成仁和不朽）、经受苦难（辛苦、烦恼、贫困和灾难），都表现着、潜存着或可诠释出生命的价值，都是有意义的生活，它们共同组成全幅的儒家生活情境，显现着儒家生活中的人生意义。

其次，关于儒学对现时代三个重要的、活跃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和生态运动、人类不同文化间伦理共识的全球伦理（普世伦理）、人类男女两性间关系的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第一，崔大华认为，儒家伦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选择，有更深厚的道德意识，更纯粹的道德良知，是现代环境伦理思想所不会，也不能逾越的。当然，崔大华在此也没有夸大儒学生态思想对于真正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意义，认为它毕竟还是更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更需要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妥协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第二，“全球伦理”是指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的最低限度、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共识和规范，1993年由世界宗教议会明确提出，包括“一个基本要求”和“四项不可取消的原则”。对此，崔大华认为，儒家道德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禽之辨”与“义利之辨”、“民胞物与”三个基本原则，是从个人行为、个人道德行为、个人与他人及与自然间道德行为三个层次上提出的道德要求，不仅可以作为儒家贡献给未来全球伦理的主要资源，而且与西方的、阿拉伯的、印度的等现存主要文化传统中的基本道德观念也是相容的。第三，女性主义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以消除男女不平等为目标的思潮和运动，女性主义中一种富有远见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追求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男女两性的合作、和谐。对此，崔大华认为，以儒家的视角观察，在自然观维度上，男女两性关系是互补、和谐而不是对立的；在伦理观维度上，男女两性之间都相互承担着等值的义务责任；在权力（男权）观维度上，女性则屈从于男性，但还是谴责对女性的奴役。因此，对于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走向男女和谐的努力，儒学作为一个古老的，但正有新生长的道德思想体系，是有理论资源、道德动力表示欢迎和支持的。

最后，对于正在兴起的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崔大华强调，儒学也应表明自己的立场。包括坚持伦理底线；倡导道德优先；追求社会公正。总之，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存风险，儒学依然保有不竭的能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生命力。

在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对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的系统论证基础上，崔大华还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问题。从以上的概括分析中可以看到，在面对西方现代性人生意义失落精神危机、现时代西方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和“后人类”文化思潮等广泛和复杂的问题时，崔大华不仅表现出一个儒家学者的审慎和睿智，而且也表现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学者的见识和担当：虽然儒学也有其历史局限和致命缺弱，并不拥有一切，也不能够判别一切，但研究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意义，崔大华认为，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主流的儒学及其现代价值、未来前景，在现代观念背景下的阐释，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会更加坚定我们对中华文明立足于未来世界民族之林和多元文化之中的信心，也会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提供学术的、理论的支持。而对于笔者来说，首先则是更加深了对被弗洛姆（Erich Fromm）称为“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⑧之一的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关于中国研究的理解：“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一大重要功绩。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它第一个将伦理视为一种以绝对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本质中的东西，它也是第一个从其基本原则中发展伦理思想，并且第一个提出了人道理想、伦理文化国家理想——并且以一种适应任何时代的方式。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伦理思想，中国伦理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它以自然而细致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⑨

篇9

然而现实的《(论语)选读》课堂教学中充斥着大量的误读、俗读、盲读。所谓误读,就是错误地解读,误解了孔子的思想和儒家的观点。这一方面是由于《论语》年代久远,许多要义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歧见;另一方面教师没有系统地学过《论语》,对《论语》一知半解,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正如学者所说:“孔子的道,是中国文化的宫墙。凡是未得其门而人的人,不可像叔孙武叔那样妄出言语。”所谓俗读,就是庸俗地解读孔子思想和儒家观点。这一方面与浮躁的世风和恶搞经典有关,以庸俗功利的眼光解读《论语》;另一方面是学习的目标指向高考而不是传承文化。所谓盲读,就是盲目地读。教师带领着学生匍伏在地上仰望着孔子,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不加辨析、反思、批判,照单全收。

针对误读、俗读、盲读,我们提倡正读、雅读、思读。

一、正读

所谓正读,就是正确地解读,通过系统地读、参照着读、联系着读等途径走近真实的孔子。

1.系统地读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各则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要准确理解儒家的义理,需要结合整本书系统地读。比如儒家的核心概念“仁“,前后出现了一百多次,只有前后勾连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仁”的思想内核。《(论语)选读》编者按照政治、修身、学习与教育、哲学等主题对《论语》进行了重新编排,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同时又打断了原本相连的话语,给理解带来了新的难度。如学习《周而不比》中“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时,有教师提出问题:“儒家倡导‘仁者爱人’,怎么这里又厌恶人呢?”师生讨论一番后得出的答案是:从这可以看出儒家认为仁者应该爱憎分明,既要爱护好人,也要憎恶坏人。这是典型的误读。这句话出自《论语-里仁》,紧接着后面的一句话是:“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真有了仁的修养,就不会特别讨厌别人了,对好人固然要爱他,对坏人也要设法改变他、感化他。两句话连起来看,意思就明确了:一个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看天下是没有―个人说可恶的,对好人要爱护她,对坏人也要怜悯他、关怀他、感化他。

前后关联系统地读,不仅可以减少误读,还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文本内涵,体察人物个性。如《沂水春风》一课,子路直爽自信又轻率自负,冉有则谦虚谨慎,体会这两人不同的性格特点时,可以回顾《诲人不倦》中的一段话,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结合这段话中孔子对两人性格的评价就能更加深入体会两人在谈志时表现出的不同态度了。

2.参照着读

《论语》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后,历朝历代就有了很多研究注释《论语》的大儒、大家,古人如何晏、朱熹,今人如杨伯峻、钱穆,时代背景、个人立场的不同,使得他们对孔子的思想有着不同的解读。因此,在涉及到有争议的地方时,教师应把不同的观点择其要告诉学生,然后讨论辨析,看哪一个更接近孔子的本意。如学习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时,教师可投影出对这一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解读。第一种解释:人无论出身贵贱,都可以接受教育。何晏认为,“有教无类”“言人所在见教,无有贵贱种类也”。(何晏《论语集解》)第二种解释:人无论品行善恶,都能够进行教育。这一解释以朱熹为代表。他在《论语集注》中将“有教无类”注为“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第三种解释,是当代著名学者赵纪彬先生的一种特殊观点。他从训字人手,认为“有教无类”中的“有”应释为“域”,即分划居住区域的意思;“教”应释为“军事训练和政治教化”;“类”则是“族类”的意义,是贵族实行世袭统治的社会基础。他得出的结论:凡是贵族,不分族类,都必须接受强制的政治、军事训练。(赵纪彬《赵纪彬文集第二卷》)参照各方观点讨论,学生的理解自然会更加深入。

3.联系着读

系统地读主要是着眼于《论语》本身的内容,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儒家思想;联系着读则着眼于《论语》和其他著作的关联,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空间来领悟孔子的思想内涵。如《仁者爱人》一课中,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认为管仲是一个仁者,学生对此难以理解,教师可投影《史记-管晏列传》中的相关内容:“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从中看出管仲之所以不死是为了最终显名于天下,这恰恰符合孔子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主张,所以他才会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奠之知也。”再加上管仲用和平的手段帮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使百姓免遭涂炭,符合孔子推行的“仁政”思想,正因为这两点,孔子才认为管仲是一个仁者。

二、雅读

所谓雅读,就是高雅地读。以高雅的姿态、积极的心态读,为传承文化而读,而不仅仅是为考试而读。

1.以高雅的姿态读

对《论语》的解读,自然要受到当下语境和各自思想意识的影响,但如果功利地拿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生活,甚至为某种权力服务,那就有些庸俗了。如有位教师在阐释“民无信不立”时,引用了于丹《论语心得》的解释: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认为人民的死亡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人民没有信仰。于丹教授的解释是从人民的角度展开的,而考察其本意,孔子是从统治者角度提出的,认为统治者宁可饿死而不可失信于民。(景凯旋《(论语)“民无信不立”补释》,《书屋》2009年第10期)因此,教师这里不加辨析地引用,不仅曲解了儒家思想,而且显得有些庸俗。

2.以积极的心态读

《论语》内容大都体现着儒家积极人世的心态,但时代的变迁使得有些内容今天看来有些消极和保守。如体会“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时,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观点一方面阐述了7L子性格中好古的一面,谦逊地指出他对古代文化的贡献是“述而不作”,正因为孔子的“述”,使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人物。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孔子思想上保守的一面,完全遵从“述而不作”的原则,对古代的东西只能陈陈相因,就不再会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这时教师就要注意引导学生看到孔子积极一面,以积极的心态去发现它有价值的地方。

3.为传承文化而读

朱自清先生说:“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论语)选读》课程目标是培养正确解读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能力,但现实中教与学双方大多是以考试为教学的起点和终点的。当然,考试是无法回避的,但一味着眼于考试显然是买椟还珠。如学习《沂水春风》时,师生一起探讨为什么孔子赞成曾点的志向时,投影了两个不同的观点:①孔子政治上主张“礼治”,“为国以礼”。曾点的志向突显孔子礼乐治国的最高境界,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②曾皙的这段话,表达了隐士的生活景象,可能隐约触动了孔子周游列国屡遭失败、心力交瘁而想过平静无为的生活的想法。因此曾皙的话不仅是显己志,也是对孔子心灵的折射。可是教师接着说,如果考试考到了,大家还是答第一点吧,说去年期末考试就考了这道题,而答案就是第一点。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有些研究者认为第二点更符合孔子当时的处境,如果单纯从考试出发追求唯一的答案,那距离儒家的文化可能就远了。

三、思读

所谓思读,就是辨析着读,反思着读,批判着读,而不是盲目接受和崇拜。

1.辨析着读

读书的最高境界是要读出新的问题,读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做两只脚的书柜。《(论语)选读》注释详细,翻译完备,如果只停留在字面翻译上,是不可能读出其精髓的,教师应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辨析问题,进而生成自己的体验。如《高山仰止》中有一则孔子和颜渊的对话,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有学生提出问题:“孔子这里提出的‘用舍行藏’的做法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之间是不是矛盾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看出学生对孔子的人格精神有了一定的理解。师生讨论后明确:“用舍行藏”主要指从政为官而言的,而“知其不可而为之”主要指推行儒家理想而言的。这样一番探寻后学生对孔子和儒家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2.反思着读

“学而不思则罔”,《论语》的许多思想都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等都要进行必要的反思审视,这样才能更健康地吸收其文化养料。如学习《克己复礼》时,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就要进行反思;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将“孝弟“作为”仁“的根本,既要看到“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要看到儒家倡导的孝道是从统治者的立场提出的,是为忠服务的。

篇10

时代性体现在某一时期表现突出的文化现象和内容，能够反映这一时期文化的整体状况，纵向地体现文化发展的水平。如中华文化的起源从最古老的史前人类开始，笔者选取了史前人类能够发展成为现代人最主要的两个内容：婚姻的优化、生产工具的改进。对于后者，学生接触比较早，认识也比较清楚，教学过程中只要引导学生理解先进工具产生的动因，工具又如何改变人类的社会分工等即可；而对于前者，学生容易忽视，但它却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最直接的因素。因为婚姻的优化，人类才能使自身发展得更加健康，体格更加健壮，才能够引发生产技术的改进。学生从此认识到婚姻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更进一步认识到现代婚姻中“优生优育”原则的重要性。笔者引导学生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正确对待现代社会中的“爱情”“婚姻”等现象，确立其健康的爱情观念。典型性体现在某些非常经典的、不具有复制可能的文化现象和内容上，它们蕴含某一历史时期特别的文化意识，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对于商周青铜器比较熟悉，尤其是其器型和纹饰，所以笔者选取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进行讲解。商朝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乐器，器型较大，纹饰粗重，神秘诡异，令人望而生畏。当时人们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还处于懵懂之中，且当时又是社会礼仪规范逐渐形成、强化之时，所以礼、乐代表社会秩序，代表当时人的生存法则。人们把最昂贵的、最重要的物资用于敬神、祭祀、尊奉天子，青铜器便成为神灵、祖先传达意志，君王约束民众、维持秩序的象征。进入西周社会，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发展成熟，神灵、祖先原有的神秘和万能力量被逐渐打破，天子的威严和至高无上也逐渐被日益崛起的地方势力觊觎。所以青铜器器型变小，纹饰趋向呆板与程式化，不再具有“神异力量”所传达的强烈的震慑力。商周青铜器的变化，正是中国人从神的意志转向人的意志的过程。从此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人的力量，肯定了人在环境中的重要性，排除了全能的神的概念，这是中国后世一直没有进入神权时代的根本原因。开创性体现在某些开启先河、确定后世文化格局、影响至今的文化现象和内容上，如唐代实行的民族政策，设置羁縻府州。中国古代中央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经历了敌对、排斥到包容、纳入的过程。秦汉及以前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防御、排斥的政策；隋唐时期逐渐转变观念，对少数民族逐渐包容、接纳，开启了后世中央政府规置少数民族的基本格局，对后世民族政策的实施有着关键的开创之功。唐初，太宗平定突厥，西北诸少数民族内附，唐中央政府在当地设置羁縻府州，各自原部落首领任都督、刺史，皆可世袭，贡赋不纳。这些少数民族只要承认中央政府的统辖，部落首领皆可世袭接任。羁縻府州可以不承担中央政府的赋税，不定期的贡赋只向皇帝负责。这是太宗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央政府从名义上控制了少数民族，虽没有达到权力的管辖，但启发了宋元明清时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包容与约束管辖的思路，有利于最终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也成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先导。分析认识这种开创性文化，有利于学生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认识理解我国各种文化现象的成因及未来发展方向。同时，可以培养学生分析历史和现实国情的能力，把握中华民族“厚德载物”的和谐理念，为塑造身心俱佳的现代人才输入健康血液。

二、诠释古代儒学的重大变革，思考当代新儒学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快速、强劲，国人精神面貌、思想观念发生剧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儒家思想蕴含的仁爱、秩序等观念的积极性逐渐被挖掘，并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当代大学生是中国的未来，更需要客观、辩证地理解古代儒家思想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以便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仁爱之心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孔子提出“德政”和“仁爱”以来，历代思想家对此不断发展，共同构建了儒家文化的理论体系。孔子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未得到广泛践行，却在后世中国发展昌盛。这就要科学、合理地诠释儒学在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以及变革所带来的社会进步。这种诠释是在引导学生客观辩证地认识儒家文化中强烈的人文精神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促进。孔子“德政”的思想，简而言之，曰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若要实现“德政”目标，必要有“仁爱”之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任何一种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孔子思想的前提是恢复西周时的礼制，即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所确定的社会秩序。在当时生产力进步、新旧生产关系调整、重建新的社会秩序时，孔子的思想并不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如果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前提，孔子的“德政”“仁爱”思想则是人类进入“大同世界”的唯一准则。所以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哲学命题，与“仁政”的治世理念相配合，形成支撑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筋骨。董仲舒以“德政”“仁爱”为核心，把皇权、民权与天道结合，赋予传统儒学以新的时代内涵，创立汉代新儒学。汉代新儒学借助“天道”对皇权和民权既支持又约束，以互利互惠的方式协调对立统一的君民关系，对维持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具有进步意义。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现的是中国人“贵和尚中”的价值取向，也是孔子“和”的思想的传承。由此笔者引导学生思考当代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家园的核心，就是使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够明其位、思其职、乐其业，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实现“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终极人文关怀。宋明理学思想继承传统儒学的核心，糅合佛教、道教及民间思想意识后形成宋明新儒学。它把传统儒学的“仁爱”内核引申到哲学层次，更加关注人内心自觉领悟善恶的“天理”和“良知”。理学家们通过种种言辞论述，说明人性本善，有天然的仁义道德之心，只是受到外界影响才出现丑恶、伪善等不良现象。倡导人通过“礼教”修身养性，恢复人性的“良知”，达到“成圣成贤”的人生最高境界。这种人生理想的追求，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农业生产力成熟、人们寻求精神归属的发展潮流。理学思想所强调的“天理“”良知”体现出人性向往真善美的愿望和渴求，客观上承袭了汉代儒学维持社会稳定、和谐人际关系的道德功能，社会各阶层积极践行，将“存天理、灭人欲”作为自己人生价值实现的座右铭。这是理学思想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但是，理学思想阐述的世界观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又必须依靠现实社会的“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