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儒家强调“中庸”、“宽厚”、“仁慈”，而法家是以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其思想的核心。《论语》是儒家思想理论的反映，在治国理念上，孔子认为人民是可以教化的，法家主张用律法去约束人们的言行，古代社会的仁爱礼让是由当时的自然经济状况决定的，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家认为统治者就应该利用这个工具去控制民众。法家的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儒家主张要以德为本治国，法家主张要以法为本治国。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家的法治思想内涵则是“君权至上”，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法家反对礼制而重视法律，强调使用重刑来治理国家和社会。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强调法律应当在政治社会的运行中高度规范化，这一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说是比较先进的思想。

在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他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人际关系。儒家对现代法治和谐的启示主要表现在重视法与人的和谐，真正促成形式意义上与实质意义上法治的和谐。新儒学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理论思想体系，是通过对人进行道德的教化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和谐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价值，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儒家和谐思想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人文社会的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和谐是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谐是建立美好家园的价值取向，和谐可以提高文明，修身养性，促进身心健康。以爱人之心调解社会人际关系，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强调建立民主体制维护公益，讲究了，和谐共生的思想。

2、法治理念的构建

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治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而形成的一系列理性的基本观念。在现代复杂的社会当中，各行各业都有犯罪现象的出现与发生，探究其违法犯罪的原因，当一个社会处在制度转型时期，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当今社会的犯罪年轻化也让人忧心忡忡，青少年由于家庭原因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一般都源于单亲家庭或者父母双方长期分居或感情不合的松散家庭，一些家庭对孩子过于溺爱以及简单粗暴的教育管理方式，有些家庭的家长对孩子过渡期望的心态，无形当中就给孩子加压加负；学校在教育理念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弊端：教育方法死板，是造成学生厌学，重学习轻素质教育是个别学校的突出表现，个别学校不能如实贯彻落实学校的各项制度，使一些学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一些青少年受金钱社会和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甚至流落社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直接原因。

宽容思想对于减少及预防违法犯罪的作用：宽容的思想发源于宗教的仁慈和仁爱学说，在建设和谐法治社会的历史背景下，适当的宽容可以使得很多法律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很好的化解。我们应当吸收并且以的宽容思想为指导，宽容应该是社会公德和法律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规范。社会因素是导致犯罪的最主要，也是最基础的根源。因此，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谐文化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内涵，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法律法规的制定，是根据现实社会管理的需要而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法治社会的建立与形成离不开公民意识的支撑以及其功能的内在驱动。法律规范内在价值的转型和时代精神的确立，在司法实务方面，有很多的案件的审理与判决都融入了社会的声音与意志。法官行使司法权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来行使的，要建设人民陪审团制度，应当建立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司法监督系统，对法院的法官在庭审方面的审判权要有效的监督，结合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模式，发挥各方优势，确保人民的利益，形成一套适合我国的司法审判监督体系。

篇2

避暑山庄的文化内涵丰富，作为中国最后王朝的皇家园林，它展示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更为重要的是，避暑山庄中处处显示着儒家文化对其的影响与渗透。这是因为在康熙统治时期，在保留草原文化的基础上，格外注重儒道法思想的推崇与提倡，并认为儒家文化的传承与提倡是巩固社稷之根本。因此，避暑山庄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园林之美，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渗透在避暑山庄的方方面面。

一、避暑山庄与儒家文化的联系

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坐落于河北承德，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它的历史地位极高，不仅是皇帝避暑休闲的圣地之一，更为重要的是，避暑山庄还是实际上的第二政治中心。因此，避暑山庄还肩负着政治功能，要想巩固统一，获得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就需要对百姓，对民众进行思想上的引导。而儒家文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一直对百姓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并占据着很高的地位。康熙、雍正、乾隆在对避暑山庄进行修建和完善时都极为重视儒家文化的融入，以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可以说，儒家文化是避暑山庄的精髓血脉所在，它不仅体现了清朝的治国安康理念，也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草原游牧民族的重大影响。

二、儒家文化对避暑山庄的渗透

（一）儒家大一统思想对避暑山庄的浸染

在儒家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而历代王朝为了完成国家的大一统都在不断努力。康熙被很多人称为是千古明君，在康熙执政时期，经济繁荣，国家稳定，奠定了大一统的格局。而避暑山庄作为皇帝避暑休闲的重要场所，它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可以说，避暑山庄的建成也是大一统思想的重要标志之一。就避暑山庄的修建来看，它继承了中华古代优秀的园林建筑技术与艺术成就，同时在修建上加以创新与发扬，使得避暑山庄成为我国优秀园林景观的集大成者。这对于由一个少数建立的王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统治者大一统的决心与崇高追求。山庄中的石碑刻字也能深刻体现大一统这一理念，这些石纹刻字中有纯汉文、纯满蒙语，也有汉文与满蒙语相结合的，这些石碑也是大一统的重要见证之一。

（二）儒家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思想对避暑山庄的渗透

儒家思想中强调推己及人，这是孔子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重要表现。这一理念在避暑山庄中也有极为重要的渗透于展现。这是因为，避暑山庄的修建还有个重要的背景，康熙曾在《避暑山庄百韵诗》中对修建避暑山庄的目的和意义做出了阐释。建立避暑山庄不仅是为了皇帝能消热避暑，更为重要的是，将避暑山庄修建于塞外（河北），是为了帮助四十八旗减少进塞的心理压力（承德气候凉爽温和，大大减少了很多少数民族感染上天花的几率），同时也满足边疆少数民族能面见圣上的心理需求。因此，建立避暑山庄是“盖殆万世之缔构”。避暑山庄在修建时也将政治、文化因素全部考虑其中，减少了少数民族的顾虑与问题，很大程度来说这也是儒家思想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避暑山庄中透露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

修身强调的是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养，乾隆和康熙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特别是乾隆，他对于儒家文化更是达到了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不管是乾隆皇帝的题词、诗歌，还是生活喜好，都强烈地反映了儒家文化中的思想价值理念。而宫殿的命名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正宫主殿被康熙帝题名为“澹泊敬诚”，主殿内青砖灰瓦，没有华丽名贵的装饰，更多的则是淡雅古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儒家文化中朴实无华，远离奢华，担负起治国安邦重任的责任和使命。

（四）和而不同思想的渗透

论语中这样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合而不知”，这充分说明了和而不同思想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影响力。避暑山庄中对和而不同理念做了新的阐释与展现。避暑山庄将平原的广阔与山峦的迭起结合起来，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不仅展现了草原的广袤无垠，一马平川，也将山峰的高耸险峻展现出来，而江南地区的水光洌滟又通过湖区显现出来。从高处看这湖区，平原，山峰层层过渡，就像一幅风光秀美的风景画。

篇3

[关键词]先秦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启示

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管理思想也无不深深地镌刻着民族文化的印迹，现代企业管理亦是如此。因此，在研究和探讨现代企业管理之时，如何借鉴本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成功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可以说，这些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来说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儒家管理思想“缘人情、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是万物之灵，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既然管理的对象是人，人又是千差万别，就要从人的本性入手对人进行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正是从这样的出发点着手，按照人性本能的属性和特点来阐发相关的原则和手段。儒家相关理论的提出，都是基于对人性理论的分析而提出。无论何种形式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人，人是管理的对象，要很好地进行管理活动，就必须对人进行必要的分析。正是基于此，才有了儒家思想“缘人情、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在现今的企业管理活动中，我们要借鉴和运用儒家管理思想的成功经验，首先要学习其依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人性的特点，在把握员工整体共性的同时，还要根据不同员工的性格特点，因人而异，运用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要依人情、人性而选择不同的管理方式，协调好企业内外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员工的个性和能力，使得管理处于有序的状态，从而保证企业团队的稳定和发展

二、儒家管理思想“民为邦本”的核心价值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思想所关注的重点，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所形成的重民思想，系统地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按照儒家“以民为本”的原则，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法的运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力之间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以“德治”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也就成为了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与主导倾向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儒家的这一管理思想，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互相合作，帮助员工树立起集体主义观念，以集体利益为重，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民本的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无论是领导者与员工之间，还是员工之间，都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形成一种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良好关系。企业领导者应关心、信任下属，赋予其更大的自，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容人之胸怀，并能有容才之过、容才之短的气度。企业领导如能真正关心员工，在工作、生活方面为员工排忧解难，将会极大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员工也将被领导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工作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回报企业。

三、儒家管理思想“极高明而遵中庸”的思维方法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理论，是儒家哲学的最高命题，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方法论。儒家思想所秉持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维方法，是以和谐为基础，这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协调”与“和”的理念不谋而合。“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低层次的作用是化解人际问的紧张与冲突，有利于企业的稳定；高层次的作用，是有助于企业成员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这是一种互为目的、互相新生的关系，也是“和”管理的高境界表现。具体来说，将“中庸”之道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管理原则的制定与管治方法的施行，必须做到收放自如，进退有节。对待矛盾的事物，“中庸”要求做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一立场，启示管理者不能在管理上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应该把握分寸，凡事留有一定的余地，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左右逢源，进退自如，找到事物的最佳平衡点，从而把握主动，牢牢立于不败之地。二是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即在管理上不可偏执一端，既不能一味用强硬的手段，也不能无原则地怀柔、行姑息之政：仁与礼应该有机统一，德与刑应该相辅相成，哪一方面有所欠缺，则当及时弥补，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地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不离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三是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

四、儒家管理思想“经”“权”辩证统一的运用机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经”“权”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智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它的宗旨在于为解决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提供适当的手段。儒家管理思想受“经”“权”理论的指导与规范，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进、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力。这也正是“经”“权”观的意义所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借鉴儒家的管理思想，就要学习其“经”“权”观，从事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通，有所调整，有所改进。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也要遵循这一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充实企业管理的相关理论，丰富企业管理的手段，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管理方法。企业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就具体问题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在坚持总体方针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对具体细节、具体方法做出调整和充实，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时期的各种需要，从而使企业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为其稳定发展提供不竭的生机与强大的动力。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应当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不可拔得过高，更不应牵强附会，须知古人因受其历史条件限制，不可能为今天的管理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在具体的运用中，要结合企业的特点，将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原则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在运用和发展中真正体会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使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金常健，从儒家思想看现代人本管理[J].淮海文汇，2008(1)。

[2]戴承欢，试论儒家“以人为本”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09(5)。

[3]梁蕾蕾，儒家理想人格思想与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J].江西社会科学。2009(2)。

[4]潘梦，浅析儒家思想在企业中的应用及启示[J].魅力中国，2009(9)。

[5]李曹燕，探讨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2007(4)。

篇4

笔者查阅了人教版《高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三册）》（1995年11月第2版）、人教版《高中语文实验课本・文学作品选读（上）》（1998年2月第2版）和苏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配套用书・语文读本（必修三）》（2009年7月第4版）对这句话的注解，几种教材对“养生”作了不约而同的解释“养生之道”。――等于没解释！况且，庖丁讲的解牛之道与文惠君讲的“养生”究竟有什么关联？注释没有提示。毫无疑问，“养生”成了理解全篇文字的关键之关键。

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养生”的解释：①（动）保养身体，增强生命力；②（动）畜养动物。人们头脑中的“养生”一般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调理身心，提高人体免疫能力，增强体质。众所周知，教材所作的注解应该是现代汉语的常规意义。

但《庖丁解牛》中的“养生”真应是人们对“养生”的习常理解？笔者认为庄子（文中借文惠君之口）讲的“养生”与现今人们讲的“养生”根本不是一码事。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通常走两条路：一条儒家“入世”之路，另一条是道家“出世”之路。两种观念熏染浸泡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士大夫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相比之下，人们更容易误读庄子，认为庄子没有社会责任感，逃避社会现实矛盾，隐忍消极。这些误读有的是人为歪曲所致，更多的是不求甚解造成的。

平心而论，庄子的确避免矛盾激化，但他是在求索如何适应现实社会环境的方法，进而探寻一种便利的治世理念。从根源上说，庄子的人生追求和政治追求与他所处的战国时期纷繁芜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庄子的处世治世理念跟在后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儒家思想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面孔”。但如果说儒家思想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积极治国理念，那么庄子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物我合一，顺其自然”的和谐治世思想。他思考和追求的是人该怎样与自然、他人、社会相容相生。也就是说，庄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人本”之上的，是超越国家、集团甚至人的自身这些狭隘观念的更高一级的“普世”观点。而人们寻常认为的庄子思想“消极”说多源自于政治框架理念，并非学术层面的研究与探讨。

理解了庄子，就知道将《庖丁解牛》中“养生”理解成现代汉语的“养生之道”（强身健体、颐养天年等）是望文生义了。

庖丁在为文惠君展示杀牛的绝技后刻意强调“臣之所好者，道也”，历数自己的“专业”成长之路，纵横对比，并对自己的“解牛之道”作了精辟解释。文惠君这才说：“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庖丁的“解牛之道”是文惠君体味、总结“养生之道”的诱因。庖丁解牛时“依乎天理”，“以无厚入有间”，“技经肯綮之未尝”，因而用了十九年的刀“若新发于硎”。刀是在有意回避“大”等硬骨头，也就是在回避矛盾以求保全刀锋，否则庖丁也得“岁更刀”或“月更刀”了。生活的常理启发了文惠君的处世之道和治国理念：为人处世要善变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处世策略，回避矛盾，以求“明哲保身”；治国安邦要顺应民意，休养生息，罢兵休战，恢复促进生产，使百姓得以养育繁衍更多的国民，最终达到无为而治。所以，“养生”就是“养育生灵”，“生养天下苍生”之意，“养生”亦即“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从常人角度说这是合乎时宜的“处世之道”，从国君角度说这是智慧高明的“治国之道”。

文惠君是魏国的第三代国君，在即位初期便屡次打败秦孝公，逼迫秦国从栎阳退回雍城，公元前364年把都城从安邑迁至大梁，公元前360年又开通鸿沟，军事上重用大将庞涓，魏国一度达到极盛时期。这些肯定与文惠君的治国理念不无关系。文惠君就是大名鼎鼎的魏梁惠王，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

篇5

【关键词】儒家；“子帅以正”；为政理念

“子帅以正”，语出《论语・为政第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句话简洁明了，一般的理解是孔子强调为政者个人行为在政治上的榜样作用。但如果结合起儒家或孔子个人思想体系来理解，笔者以为这句话的道理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第一，“子帅以正”思想提出了儒家对政治的目标和手段的初步阐述。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古代统称为“政”，“政”的状态，可以是“治”，也可以是“乱”。所以“政治”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已经代表了一种境界或目标。“政者，正也”，可以理解为“为政”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民众达到一种“正”的境界。也可以理解为“为政”的手段，即使用公正、正义的方法去处理政务，从而达到天下“治”的目标。两种理解，笔者认为都是行得通的。

第二，“子帅以正”思想强调了儒家思想对为政者本身的高度要求。儒家对于为政者本身有着极高的要求。“正”，可以看作是公正、正义，也可以看做是对儒家理想政治人格的正面肯定，也就是说，为政者要具有儒家理想的政治人格、君子人格。

追寻儒家思想的根源和依据，可以停留在一个“道”字上，道有“天道”、“人道”之分，是万事万物的起源和支配性力量。“道”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不是人，儒家之“道“即道家之“道”、“道德”之道，儒道同源，“道“即为一证。“德”是什么？“德者，得也”，“德”是一种收获，是“志于道之所得”。简而言之，笔者以为“道”是“规律”，是古人对于“规律”的原始描述，“德”是人们对于大自然运行规律和人类社会运行规律观察后进而得出的理论、方法和原则的总结，是一些具体的理论和经验。儒家对于为政，极其强调“为政以德”，也极其强调“为政在人”。笔者的理解，一方面是强调为政的方式方法，要用“德”的方式去为政。一方面强调“为政者”个人需要具备极高的道德要求。“正”是对为政者之“德”的正面肯定，“德”的最高境界是“仁”，“仁”是抽象的原则与境界描述，是理想的社会境界。

当然，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仁”的标准。礼以行义，“义者，宜也“，“义”是“仁”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表现，是合乎道德并且合乎时宜的道理，它告诉人们在具体各个领域内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应该这么做？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每个人的利益又是不同的，所以如何处理这些不同之处甚至是矛盾之处，就需要各种“义”――“道理”来解决，而不是靠“利”来解决，如果各自为“利”，那么势必将有冲突之处。所以，“义”是相对于“利”而言，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将人格的高低分了出来，将道德的上下分了出来。而“礼”，则是“义”的手段，是“义”的具体化表现。“仁”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义”，“义”的制度化成果是“礼”。简而言之“仁”和“义”的关系，是哲学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义”和“礼”的关系，是哲学上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道”、“德”、“仁”、“义”、“礼”、“政”几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的，构成的儒家相对缜密的政治逻辑。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中，“道”、“德”、“仁”、“义”、“礼”、“政”的主体都是“人”。所以，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首重在人、在社会、在道德，是很有道理的。由此儒家的“为政以德”、“为政在人”可以连贯起来看，即“为政者以德治国，即为正也”。

儒家不仅对为政者个人提出了“正”、“德”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为政之“德”和为政者个人之“德”提出了具体的内容、标准和实施办法。关于为政者个人之德，除了孔子所述基本的道德原则、框架、条目以外，孔子弟子曾子则对立德的方法、步骤、阶段和具体要求作了详细的阐述，进一步完善了对为政者立德修身的系统理论。曾子明确提出“修身”的概念，君子要立德，必须通过修身获得。修身的具体内容，即《大学》所论“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亲人”、“止于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称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后孟子所述的“仁政”、“谁与王敌”、“仁者无敌”等理念，亦与《大学》所载一脉相承。至此，儒家对于为政者立德修身之道可谓有了系统可行的具体理论，并一直为中国三千年来帝王将相奉为至要。

篇6

【关键词】儒家伦理；普世伦理；儒家伦理普世化

一、儒家伦理思想的渊源

儒家伦理思想属于一种具有持久连贯性和地域权威性的特殊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伦理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已经绵延发展了数千年，至今仍显示着不竭的勃勃生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明确提出的观点，而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对他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来概括，这两个思想正是儒家思想中的忠恕之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还有人曾问过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忠恕之道所蕴含的平等、宽容、理性思维等精神都是极有价值的伦理思想，“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令人恕我”“于己，不当下恕字。恕之一字，只可说出来，不可说入来”。由此可见，儒家将自律机制纳入了“忠恕之道”当中，充分体现了其理性精神。

儒家思想中对于普世伦理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就是力量，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应势而生，并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中不择手段，后来就是全球化的自然危机，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那么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了人们关心的焦点，也是构建普世伦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儒家思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即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伦理观念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所延续下来的，值得普世伦理来借鉴。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注重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提出“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儒家思想经过历史的沉淀虽然有了新的形式，但他仍然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人”“不偷盗，不杀人，不撒谎，不奸”等等，这些思想可以在各民族文化中找到类似的说法。这说明了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着相通的道德信条，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信条依然成立，这为普世伦理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提示。

二、儒家伦理思想概述

（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方面，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礼结构和德治主张，由仁爱之心到礼制，到德治，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进展。礼与仁在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启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礼就是事情之理性，是必须遵循的规律，违礼则乱。礼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根本规范。尊礼与不尊礼，有礼与无礼，是治国方针的不同，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旺与否。由上可见，孔子十分重视与提倡对礼的运用，提倡尊礼而行，守礼而动，用礼求和。仁是孔子确立的与礼密切相联系的最高人伦道德准则，孔子的整个学说其核心、精髓就是仁。同时，孔子主张礼与仁相结合，关于礼仁关系，他认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仁的实现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孔子从“仁”这一根本原则出发，还提出了“忠恕”的道德规范。“忠”，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故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为恕。

孟子在其性善论出发认为礼与仁是人固有的内在品质，仁是君子的品格，并主张治国应循先王之道施仁政等，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孔子的仁学与礼学。孟子关于礼的论说，集中地表现在了他的关于人性与政治伦理的思想和学说中。孟子对于人性问题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把仁、礼推广到治国施政的领域，提出应循先王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

荀子十分重视君子人格，并重视君子人格的修养即修身。荀子重视人的学习，对于善学，他说：“伦类不同，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对于君子的修身养心，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为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主张应仁人执政。由此可见，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范畴体系，是以礼、仁为核心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孔子之后的后儒们在对孔子创立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继承、弘扬、应用、发展中，使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范畴体系不断得到丰富。

（二）儒家经济伦理思想

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儒家经济伦理的思想出发点是仁者爱人，归宿点是治国平天下，价值尺度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仁者爱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基础是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要是指人的活动应该符合人的需要，为了人的目的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儒商精神，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内容或补充。儒家经济伦理的“仁”，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以仁爱精神经商，是儒商的传统。

外王之道。儒家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的事业，是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任务。而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达到儒家强国富民的目的。儒家把是否能够强国富民，作为评判人物仁义与否的标准。这就是说，只要把国家治理好了，国家强大了，人民富有了，外敌不敢侵略，国家得到统一，就是给国家和人民造福，是最大的“仁”。历代儒家都是把国计民生作为从政的第一大事，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做最大的政绩，主张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兴修水利，在政治方面解放劳动力，严明法制，淳化民风，严惩贪污。与此同时，儒家认为，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就是关注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利民惠民、藏富于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惠民而不费，孔子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藏富于民，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儒家、儒商利民惠民、藏富于民的经济伦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天下为公。这里的“公”，是指公正的思想，它集中体现孔子的“大同”理想之中。儒家的“大同”理想，反映在经济活动中，是一个经济公平问题。由于承认和重视人的平等，因而构建了儒家公正平等的经济伦理的基础，成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交换公平是经济公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交换公平，古今儒商是十分重视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几乎都是在“熟人”的圈子里进行，因而，“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最为突出的经济公平原则，也是儒商伦理道德的特点。

（三）儒家家庭伦理思想

家庭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与这一现实相适应，儒家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从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开始的。《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句话是说，仁就是爱人，但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也就是首先要处理好家庭关系。家庭关系主要包括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相应的儒家家庭伦理也就包括“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

父子关系是古代中国家庭中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慈子孝”是儒家处理父子关系的基本要求。“父慈”与“子孝”是相对的，一方面，父亲要爱护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子女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孔子说“父父，子子”，就是要求“父慈子孝”，反映了父子间相互的道德责任与义务。

夫妇的共同生活是组成家庭的基本条件，夫妻关系是组成家庭的基础。妥善处理夫妻关系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内容，对此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夫义妇顺”。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纵向的，而兄弟的关系则是横向的，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兄友弟恭”。处理兄弟之间关系的基本要求就是友爱。孔子要求做到“兄弟怡怡”，即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只有兄弟之间情同手足、互敬互爱，才能家庭和睦，才能使父母舒心愉快，才算是尽了孝道。

传统儒家伦理强调亲情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作用，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儒家主张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兄弟友爱的思想，将为改善目前日趋紧张、冷漠的家庭氛围发挥重要作用。

（四）儒家教育伦理思想

儒家的教育哲学把教化作为儒家最基本的社会职能，孔子提倡“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孟子提倡“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这些思想都把教育放在很高的地位。孔子在教育方面，注重既教人做学问，更教人做人，而且把如何做人放在如何做学问之上，这就把培养人成为有德有用之才综合起来考虑，这一思想，在当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人，有了好的道德，再有了好的技术和知识，会为社会做很大的贡献；而即使没有很多知识和技术，也不至于对社会形成危害。相反，一个人如果仅有丰富的知识、很高的技术，但是道德败坏，这样的人，知识越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三、儒家伦理的普世化特征

1、超阶级性。儒家普世伦理反映了大众利益诉求。儒家普世价值是从儒家思想中发展而来的，能够为全人类所认同和遵循的价值观。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从当今建构普世价值的要求出发，以解决全球问题为宗旨，审视和参照儒家传统价值观，经过挖掘、疏解、诠释，从中获得对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和问题有指导意义且能够被全人类普遍认同和在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价值观念，以此作为构建普世价值的基础和主要材料。

2、超民族、地域性。普世价值的建构需要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参与。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参与，普世价值的建构将是不完善的。一种文化形态要保持不断创生的活力，就需要与不同的文化形态、理念相互碰撞、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某种地方性、区域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转化为一种具有普世性意义的文化价值。这就意味着普世价值是各种特殊文化互相碰撞的产物，只不过每种文化对普世价值的贡献大小不一而已。

3、超历史性。儒家的“天下”视野。儒学初创时期，正是春秋战国纷乱之际，孔子、孟子均周游列国，献计献策，他们服务的对象不是一国，而是“天下”各国。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天下”二字随处可见。儒家的“天下”观念不仅表现为一种思维视野的扩展——“天下”思维，他还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以及“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的和谐精神和关爱情怀。由此可见，儒家的“天下”观念与普世价值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儒家普世伦理的历史连贯性，也为儒家价值转化为普世价值提供了可能。

4、超时空性。儒家思想包含了许多反映人类文明共性，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内容，有助于解决当代全球问题，促进世界和谐健康发展。

四、普及儒家伦理的积极作用

儒学中诸如仁爱、人本、和谐、诚信、中庸这些核心价值观念，可以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形而上学，“天变，道亦变”则是辩证法，是辩证的发展观。从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看，不同质文化的相互碰撞、沟通、交流日益频密，从而形成了文化互补、价值互补的形势。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本源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本源于东方儒学的仁爱、和谐、诚信等等观念，正在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儒家伦理完全可以实现现代转换，适应现代人的精神需要，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一，它具有凝聚作用。儒家伦理在中国的影响面之大、历史之悠久已渗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全民族的共同信念。无论生活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一般都会对平民化儒学表示文化认同。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华人的脚步遍布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发挥儒家伦理联络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的纽带作用，使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凝聚成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使中华民族自豪地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它具有激励作用。儒学倡导的仁爱精神、它的与人为善的价值导向、它的引人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它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当代中国人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第三，它具有制衡作用。儒家伦理特别重视道德价值，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其实不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代人将会更深的感受到价值迷失的苦楚，极端的功利主义导向势必造成人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滑坡。对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儒家伦理可以起到制衡作用，帮助现代人建立起美好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

参考文献：

[1]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篇7

[关键词]人治主义；儒家；贤人政治；仁政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3-0073-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3.033 [本刊网址]http：∥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是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其内涵精华十分丰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学思想经历两千多年的历代变迁，自汉武帝后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于历朝历代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因此，儒学的领导力是毋庸置疑的。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将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其中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做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思想。“人治”是种贤人政治，偏重德化者本身。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因此，笔者将儒家的“人治”主义分为“尊尊”、“亲亲”的立法原则，贤人政治，极端“人治”主义下的法治三个部分进行浅析。

一、“尊尊”、“亲亲”的立法原则

前面说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对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总结、概括和继承，因此，需先了解春秋之前我国的传统文化。“尊尊”、“亲亲”是西周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亲近应该亲近的人，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将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礼记・王制》说：“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礼记・王制》）即诉讼必先考虑是否违反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再考虑罪行大小。实际上是维护等级制度，其目的是要求任何人都遵守这种原则所确定的礼制，各安其位，不超越自己的地位等级。

孔子遵循“尊尊”、“亲亲”的立法原则，可用两个小故事进行佐证。《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儿子揭发父亲的罪并出来作证，破坏了“父慈子孝”的宗法伦理规范，破坏了宗法家族的礼制。孔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八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符合礼的基本精神，即“亲亲”原则的；《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晋刑侯与雍子争都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z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鱼，叔鱼蔽其罪，而刑侯，刑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仲尼日，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日，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杀亲益荣。”同是大义灭亲，孔子的态度为何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亲亲”的宗法家族利益与“尊尊”的国家法制矛盾时，要委屈一下“亲亲”而保全“尊尊”，这就是“尊尊”的礼的精神。

“父子相隐”与叔向大义灭亲的记载，充分展示了孔子维护礼治，坚持“尊尊”、“亲亲”的立法原则，这一礼治原则，维护了君主及贵族的切身利益，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这也是儒家思想长期被封建王朝奉为正统思想的原因之一。《汉书・宣帝记》记载，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达两千余年的“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直至《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任何人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可见，儒家“人治”思想的影响之大，历经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洗礼，其精华之处在现代社会的今天依旧有着巨大的价值。

二、贤人政治

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是以天的本质属性为其本源的，故社会共同体之中的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是人类社会效法天的自然道德。儒家思想的核心建构了一个涉及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行为准则、修养的理想目标，这在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人虽然“性相近也”，但“习相远也”。虽然人们都具有着来自于天的道德本性，但是在复杂的社会之中却很少有人能够保持自身的德性，更遑论成就完满的德性了。因此，只有在成就了完满德性的圣人的治理下，才会有好的政治。《礼记・中庸》篇记载：“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

孔子的“为政在人”，就充分说明了一个国家政治的好坏关键就在治理国家的人，只有能够“推己及人、修身养性、经邦济世”的君主，才能够有圣明的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这种贤人政治强调了君主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孔子在《泰伯》篇中，就多次赞颂了这种德性：“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却一心只为百姓而不为自己，并且多次将天子之位让与认为比自己更有德性之人，人们都无法用语言来赞美了，这就是圣人的德性。在这样的君主的治理下，国家自是长治久安，国泰民安，所以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圣人用其圣德来治理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强盛起来，就像空中被群星环绕的北极星一般。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创立了“仁政”学说。他总结了历史经验，认为“为政在人”作为政治哲学为的是怎样治人，因此，对人的认识和人性的了解就至关重要。孟子以性善论立论，认为仁义礼智四德发端于人内心所固有的善端，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只要人能够通过学习深刻认识仁义礼智四德在个体生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可以成就自身完满的德性。治理国家的君主只有本身是道德自觉的典范，才能妥善地治理国家。孟子人治思想的核心是“重民”，即君主在统治的过程中应该把百姓放在首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崇尚仁德，才能使国家尊荣。

总之，君主必须重视“仁”和“礼”，并且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如此才能保证统治秩序的有序和稳定。但是，这种人治的思想过于重视最高统治者自身的品行和修养，一切端看统治者是否为“贤人”，这样的政治制度必然有很大的弊端，走向了极端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后面再详细论述。

“贤人政治”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家天下”的古代中国，这种思想却占据着非比寻常的地位。在尊卑有别的社会里，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没有限制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贤人政治”的治国方略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当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也是绝对领导者是个贤明的君主，是儒家文化“仁”与“礼”理念的推崇者，并以此为基础治理国家，这个国家才会得到良好的治理。同时，君主“克己复礼”，百姓也会争相效仿，社会才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礼仪之邦。在某种程度上，“贤人政治”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其影响也十分深远，时至今日，我国部分法律的制定也体现了为政者应具备的条件――德才兼备，体现了人治主义的基本要求与精义之所在。“贤人政治”可以说是儒家治国方略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特定的时间内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加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同时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三、“人治”主义下的法制

儒家的“人治”主义，是十分重视人的特殊化与道德发展的，认为人具有着伦理天性，以“礼”的尊卑观念来教化百姓，“人治”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当统治者的人格焕发出极大的感召力时，在此基础上便发展成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的极端“人治”主义。虽然儒家并没有完全抛开法治，也很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但在“人治”和“法治”之中“人治”才是政治制度的关键所在，理由是儒家很重视“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很重要，但是法是人制定的，仍然取决于人。有治国的人，而没有不变的治国之道，因此，“人治”主义很是适用于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

前文提过，人治主义思想过于重视统治者的修养和品行，当统治者并非为“贤人”时，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便难以得到保障。而儒家的人治主义思想又极为推崇严格的等级制度，把社会秩序的稳定系于统治者的德行上，幻想这执政者能够通过修身养性成为圣人，以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当一个国家的君主为贤明之君时，依靠统治者的德行以使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的确不是幻想，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贤明之君并非不存在但昏庸之主比比皆是，严酷的事实早已让儒家“贤人政治”的治国方略大打折扣，更多时候，这种极端的“人治”主义形成了一种沉重的、病态的传统。“尊卑贵贱，不逾行次”的严格等级特权制度不但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而且几千年来也在历代的封建统治中得到渲染和张扬。

“人治”主义的确有其弊病，但并没有忽视和否定法制。儒家的“礼”实际上就是“法”，“礼”具有法律与道德双重性质，虽然法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是并不是君主凭一己的好恶而肆意制定出来的，而是根据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制定的，中国的传统政治法律制度是依据本国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实际制定的，隆礼重法、礼主刑辅是其宗旨也是其特色。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刑法是可以治标但不能治本，只有礼法才能标本兼治。其后学荀子，就在孔孟“仁政”的基础上把人治思想融入了法律领域。荀子认为外在的规范和约束对于有着自然欲望的人来说十分重要，但是他充分认识到外在的规范和法律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这种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孔孟的贤人政治的理论有所差别，但即便如此，荀子还是以“人治”为核心，因为再完善的法律最终的执行者还是人，而且并不能包揽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复杂的社会。

从某种程度上看，人治主义只不过是把礼制作为至上的法律而已，并非法律虚无主义。中国的以“人治”主义为主的传统社会并不是法律荡然无存、一片混乱的动荡社会，而是依礼制建构的上下尊卑有序的社会。儒家的“人治”主义是和法制相调和之后的政治哲学，而并非只是字面上的肤浅的人治主义。

篇8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

从春秋到现代，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贯穿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裨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儒家哲学义理中蕴含着对终生教育的价值观、人生历练与处世修养等方方面面，裨助我们找回原有的“仁爱”、“忠恕”的纯洁心灵与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助推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与哲学义理，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更为迫切，急需借鉴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刚之气处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1989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

[2]唐凯麟:伦理学[M].2001年第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3]杨伯峻:论语[M].2011年第1版.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7月.

[4]杨伯峻:孟子译注[M].2008年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6月.

篇9

主动与被动即使是做同一件事情，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你的爷爷现在需要买一样东西，他提出要求，让你去为他买回来。你答应了。这样的话别人会说你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然而如果你在你的爷爷未提出要求之前，就主动的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为你的爷爷买回了他所正需的东西。那样的话不仅你的爷爷会非常的开心。即使你的邻居也会夸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而得到的结果却是后者优于前者，原因就在于后者是主动，而前者则是被动。

学会主动，往往可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而那些一心想要成功，却整日妄想会有人来到自己家门前，来请他出山的人得到却只有哀声叹气。

儒家思想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二千年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而且一直至今还让人深受其影响。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儒家先师个个都是主动的宣传思想，而非坐等别人来向他求教。

先说孔子，为了宣传他的治国理念，政治思想，周游列国，不辞辛劳。如果说他只是苟安一隅，不思进取，坐等诸国之人来向他求教，我想至圣先知的称号也当让于他人了罢！孟子也是如此，依旧是遍访诸国，即使是遇到很大的打击也依旧是毫不气馁的为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而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至于董仲舒，在以道家思想为主流的汉朝。依旧是勤学苦思，终于在发展了孔孟儒学之后，形成了适应封建制度的新儒家思想。于是寻找机会，主动出击。中国也便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么一说。

战国的苏秦，张仪更是主动出击，取得事业辉煌的典范。

篇10

[关键词]“儒” “礼” “仁” “中和、中庸” “性善说” “道德境界”

一、孔孟儒学的意义及地位

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所谓儒者，就是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对于孔孟，这话是不能说的。孔孟虽亦儒者，但他们又创立了儒家。儒家与儒者是不同的。儒者是社会中的教书匠、礼乐专家，这是孔子孟子以前有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派。他们也讲诗书礼乐、“古之人”等。但他们不是照着“古之人”讲，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孔子因其以述为作，所以他不只是儒者，也是儒家的创立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了解儒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而要了解儒学，则必须领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二、孔孟儒学思想的具体阐释

儒家是以仁、义、礼、智见称于世的。后人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但孟子讲“四端”则只说道仁、义、礼、智。此四者也是孔子常讲的。将其并列为四，则始于孟子。

先说孔子的“仁”、“礼”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奴隶制一触即溃。面对时局，孔子不惜以年迈之身，周游列国，宣传以礼治国，主张恢复“周礼”以重整社会秩序。其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对“仁”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和规定。从正面讲，“刚毅、木讷近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学而笃直，而同近思，仁在其中矣”。从反面讲，“巧言令色，鲜矣仁”。就其具体的内容而言，仁者即是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亦所谓恕，合忠与恕，谓之忠恕之道，忠恕皆是推己及人。忠是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推己及人的消极方面说。如是“推其所为”，以及他人。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是孔子哲学的中心，而忠恕又是“为仁”的下手处。

第二，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求，通过对个体道德的自觉培养，提高修养，使一切视听言动都符合“礼”的要求。能立即能循礼而行，则可以“克己复礼”。

第三，和贵中庸。《论语尧曰》载：尧禅位于舜，教四字之诀“允执其中”，意即以“中道”为政教的准则。舜受尧命，唯中是用。孔子对此大加赞赏。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这些思想，就是其本身而言，有其合理性，但就时局而言却不合潮流。孔子死后，儒家很不景气，杨朱、墨翟的学说很有市场。孟子把自己视为孔子的传人，立志恢复儒学，并对孔子的仁学作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给仁学找到了人性论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把“仁”的道德内涵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基础，建立起仁政学说。

第一，为了寻找仁政学说的自然基础，孟子提出了性善的人性论。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下》），即人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又可称为“恻隐之心”，即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概括为“四心”。

第二，仁义礼智与人性美。孟子突出了仁、义、礼、智，他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组成一系列。孟子的仁当然不只停留在动机上，它也要转化为行动，行动的原则是由心而行。由己及人，由亲及疏，孝和亲中亲是仁的根本。仁蕴涵义，是义的行为，不必是仁的行为。孟子所说的礼，指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礼从属于义，是仁义的外在表现，是进入仁义道德之境的门户。智是对于仁义礼的了解。人必对于仁义礼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仁义礼的行为。如无了解，他的行为，虽可以和乎仁义礼，但严格地说，不是仁义礼的行为。其只顺性而行，或顺习而行，他的境界，不是道德境界，而是自然境界。

孟子的思想体系还有道、德、信、思等等，但仁、义、礼、智是核心，其他可视为外延。孟子与孔子相比，伦理内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孟子的新贡献主要在于把伦理范畴与人性善连接在一起。人伦关系出自人的本能，就这一点论，在儒家伦理观念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儒家的系统性格

民族的心态和性格特征，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直接影响民族心态和性格特征的是文化的核心，即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儒学作为宗教信仰的民族。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它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必然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构成了我们民族共同的性格和主要的思维方法——道德境界。

儒家讲道德，并不是只宣传些道德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因此，孔孟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力求用道德境界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积极政治理念，所以儒家把家国并称，把修齐治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则把他继续向前推演到“仁者无敌”。然而，道德境界的实现，需要个人的高度自觉；个人的自觉当然取决于个人抵制自然欲望的能力、抵制追求利益的过分强烈愿望。孟子提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就是道德境界的最主要最实用的修炼过程。

四、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儒学是人类文化性高度发达的产物，它培养人们特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礼仪文明习性，它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中发挥过沟通、融合的重要作用，它也会在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学之所以能够推动世界文明对话，就在于儒学体现了人类的道德自觉，揭示了人生常道，维护了人类的尊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将不仅发扬儒家文化仁爱宽厚的精神，使自己的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进行更深入更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而且中华民族也将以儒学“中和之道”的态度和智慧促进正在发生冲突的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总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其消极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隐暗性格。今天，我们已致力于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体系，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学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分析，使之成为新价值体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新原道，1986，（11）：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