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主导地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主导地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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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传统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三、儒家思想与高中语文教学

虽然孔子的教育思想诞生于几千年前，但对我们当前的教育尤其是高中的教育仍有积极意义。对于高中的语文教学，我认为其积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作为教师我们在教育上要消除高低、贵贱、贫富等方面的差别对待，应一视同仁地给予相同的教育。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有家境贫寒者，也有富可敌国者；有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甚至是强盗，也有极富社会地位的生意人。这正是孔子实践其教育主张的鲜明体现。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我们应像孔子一样重视德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孔子要求学生在学习时的第一要务就是学会如何做人，将学习做人之道和塑造完美的人格品质放在教育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正是当今社会教育所欠缺的，我们应从德育角度进行反思。

其次，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应明确教学方法，做到事半功倍，才能应付当前严峻的高考形式。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句话的本义是：只重学习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陷入迷惑；只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十指有长短，学生自然也是不尽相同。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做到因材施教。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指的是要消除阶级上的歧视和差别，其“因材施教”则告诉我们应正视学生学习能力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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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芬 孟祥丽 张文杰 李丽满 河北联合大学迁安学院

摘要：儒家人本思想具有政治整合功能、经济发展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

体性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人本思想

一、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功能

儒家思想在汉朝时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这源于儒家思想包

含着众多社会观点，对社会有一定的服务功能。儒家思想的社会

功能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着重体现为个体性功能。

（一）政治整合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整合功能指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培养高素质人才或者个体，通过高素质人才或群体的影响力去传

播政治思想，进而提升全民整体素质水平。政治整合功能能够最

大范围最大限度传播政治思想、最大程度造就政治人才、最大力

度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功能中，政

治整合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认为政客在政治运行中扮演者重

要角色，政客的思想与行为直接关系这国家兴亡与衰败。在社会

生活环境中存在诸多人际交往的关系，这些复杂而细微的关系直

接影响着社会道德规范化。儒家善于从整体把握社会关系，提倡

人与社会建立和谐和谐，推动社会政治健康发展。

（二）经济发展功能

经济发展功能指的是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下受到启发，

在经济建设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经济的腾飞贡献自身的绵

薄之力。儒家不反对个人追求财富，只是在乎追求财富的手段，

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财富的追求方式能从本质上区分

君子与小人。君子用符合道义的方式追求金钱，小人不择手段追

求财富，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君子愿舍利取义，贫困

中仍保持自身高尚的气节，而小人则会为一己之私投递叛国。儒

家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无可厚非，但追求的程度要合乎“礼”的要

求，对过多财富欲望加以制止。针对国家的管理，儒家主张施行

仁政，爱民亲民，反对苛捐杂税。儒家思想认为，附属制度不应

成为酷吏施行不仁政策的依据，而应成为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工

具，在赋税制度的激励下培养人们对经济的理性认知，进而发挥

主观能动性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儒家人本思想的经济发展功

能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借鉴意义，我们应从民族经典中汲取营

养，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

（三）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传承功能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对个体精神世界有积极作用。儒

家思想是中华文明中耀眼的一颗明珠，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历史

的沉淀，其蕴含着丰富而充满哲理的思想。这种思想对现代社会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思想也已经深深内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

心中，成为凝聚社会的一种向心力。

二、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

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

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

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我们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一）主张学以致用，在生活中发挥学的价值

学而无用不可谓之学，儒家着为重视知识的应用性。孔子认

为，学诗旨在学习其中深刻哲理，从中领会侍奉父母道理、正确

处理君臣关系的方法，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修身治国

平天下的基础是个体生存需求的满足，个体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基

本单位，只有满足个人的生存需要，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才能谈

及整个社会整体水平的提升与社会的进步。

（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健全个体人格

榜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在榜样的模范带头下人们会认识

到自身的缺陷，并以榜样为目标不断完善自身，使自身满足社会

的要求，成为社会栋梁。孔子曾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

这就告诉我们要虚心向他人学习，提升自身的道德需要，在看到

他人的不足时，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

真正为社会需要的人。

（三）教育内化，内外统一

孔子率先提出“自省”，意在要求人通过惯常自身的行为，

对自身有正确而客观的评价，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针对

自己的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儒家

要求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即使在没有舆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严

格要求自己，使自身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在人际交往中，人要

真诚对待他人，不能将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人。人的道德修养是

在犯错误与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养成的，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下定决定改正错误，才能以错误为垫脚石成就自身的道德素

养，个人道德素养的提升会对其人际圈产生良好的带头作用，人

际间道德的广泛传播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

（四）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建立和谐社会

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个人做到谦让不争。

孔子在学习过程中丝毫不讲自己摆在德高望重的位置，而是以谦

虚的态度向有知识的人学习。面对别人的建议和批评，孔子也是

虚怀若谷的坦然接受。从孔子的谦虚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

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高尚品德，孔子所表现出的这种道德

品质正是儒家所人本思想的核心，我们要领会其中深刻的哲学含

义，并将其应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体的学识程度与其处

理社会关系的能力有直接关系，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能通过自身良

好的道德修养处理社会关系，使自身的人际关系处在和谐状态。

结语

儒学发展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洗礼与沉积，儒家

思想沉淀下意蕴丰厚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的人本思想逐渐

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以多元化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时代进

步中，儒家思想发展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但究其根源儒家思

想的核心为人本主义思想，我们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挖掘其内

在价值的首要前提是确立人本思想的首要地位。在对儒家人本思

想教育功能的研究中不仅要利用儒家的君子教育方法，也要与时

代相结合，积极融入各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模式，只有在多教

育方式的引导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建林，王治中.儒家思想在教育中的解读[J].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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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女性语言；发展轨迹

语言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变现社会生活状况的变迁，同样反应着人们的思想认识。所以，语言能够准确的反应社会历史的变迁。日本社会的女性语言以其温婉的特性，在日本的宫廷时代应用广泛，但是在日本历史发展到如今，女性语言已经逐渐变的中性化，不再具有传统的女性特征，这也能够反应出日本从宫廷时展至今的社会特点变迁，本文将着重对此进行研究。

1 古代日本“女性用语” 的产生和发展

1.1 古代日本“女性用语” 的产生

“女性用语”又名“女房语”，产生于日本的宫廷社会中，这种“女性用语”在以女性等级低下的情况逐渐传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儒家思想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也对日本的女性地位产生很大程度的影响。还有很多书会对女性的行为进行限制，将其以最低下的等级的人员，要求女性使用符合其发展特点的语言方式，要求其语气温柔、措辞得当，“女性用语”便在这用情况下应运而生。[1]类似《女大学》等书籍从女性开始学习时开始，对女性的行为作指导。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庶民教育机构的影响重大，并通过其传播到日本社会的其他阶层。这种儒家思想为后期“女性用语”的标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2 古代日本“女性用语” 的发展

（1）男女语言同一的远古时代

日本在远古时期以母系社会为主导，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女性执政的现象也比较多见。我国的《三国志》中也有日本远古时期特征的比较完整的介绍。正因为这种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就不存在男女性语言的分别，男女语言同一化。直到奈良时代，男女语言还展示其同一的性质，虽然可能男女语言存在细微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也是微不足道的。学者一致认为，“女性用语”以其委婉温柔的特性，在日本宫廷时代处于重要地位。随着武家势力的发展，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显现，“女性用语”也随之发生变化。

（2）武家势力与男权下的女性地位

日本的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由于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占主要地位，并且随着儒家、道家思想的不断传入，女性的地位越来越来低下。很多的文献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在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对女性的发展进行严格的限制，使得女性地位不断下降。

2 近代日本女性语言的标准化

2.1 通过立法降低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

日本在明治天皇统治时期，颁布了《明治宪法》等相关法律，日本的国家体制就此确立。这些法律对女性的行为进行限制，从根本上削弱女性的地位，导致男尊女卑的现象更加严重。比如《明治宪法》就有规定皇权的继承必须是男性，女性没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之中，女性就只能在家庭中持家，从根本上与无劳动能力的人无区别，从另一种方面可以说禁止与外界了一切活动；另外，对于自己的婚姻也没有权利，只有接受男方的安排。[2]

2.2 利用学校教育将日本女性培养成为“贤妻良母”

日本近代社会将女性培养成“贤妻良母”，是在英国留学后回归日本的学者中村正直首先倡导的。因为其在英国的留学生涯中，发现英国的母亲形象对于家庭的稳定、以及下一代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在回国后便积极兴办学校，着力于将日本的女性培养成“贤妻良母”型。但是，这种思想在不久后便被男权思想。在明治政府时期，政府着重培养女性的贤良淑德，是“女性用语”直接的体现。

2.3 借助语言政策推行女性语言标准化

20世纪初，日本政府在进行了多方的调查后，将温婉优美的山手地区的语言定义为日本的标准语言。在1920年，日本实行了“国语纯化”的制度，排出了一切与标准语言想左的语言。这时期，文部省实行一定的方法推广女性语言，很多地方也通过媒介，将女性用语的特点进行传播，增强女性用语的使用程度。并且在战争的特殊时期，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日本不断将女性语言作为日本特色的语言进行传播，大力赞扬其优雅、温婉的特性，这一现象在语言发展的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因此，特殊的背景很可能对语言的发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 当代日本女性语言的中性化

3.1 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

日本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使得日本女性语言趋于中性化。[3]1947年颁布的《基本教育法》倡导男女接受的教育应该平等，为女性接受教育提供了保障，在多年的发展中，受教育的现象逐渐平衡。并且，受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女权风的兴起，日本政府也在响应这种状况。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对女性的权利进行保障，使得女性可以自由的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一系列活动中，参与到对于社会的管理。这就为女性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使得日本女性语言也趋于中性化。

3.2 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

平等的教育机会也对女性的就业机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相关数据统计，日本的女性就业者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展现出超越男性的趋势。这种现象使女性从家庭中脱离出来，取得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以其自身受到的教育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些都促使女性语言趋于中性化。

3.3 统计学意义上的女性语言“中性化”

由于教育的加深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使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已经取得了男性基本相同的权利。因此，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男尊女卑现象逐渐消失，据可靠的统计学数据可知，女性用语的使用也不再常见，甚至女性使用男性的用语状况也被允许。

4 结语

日本女性语言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社会发展轨迹的展现。日本女性用语以马鞍形状的发展趋势，展现了日本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在展现日本社会从男女平等到男权社会，再到近代男女平等现象的体现。这些变化都是由于政治、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的具体展现，清晰的展现出日本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赵蓉. 从女性语言变迁看日本社会发展的轨迹[J]. 日本学刊，2011，03：12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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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紫砂茶具

1 引言

我是一个从事紫砂多年的技艺人员，主要擅长紫砂光素器传统造型的设计与制作。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有一个问题常常在脑海中提出“宜兴紫砂传统茶具的文化根源在哪里”。只有把紫砂茶具的文化根源从理论上弄清楚，在设计制作茶具、特别是传统光素器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好方寸，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文化的灵魂。现就本人的经验谈一下对此的体会。

2 中国传统文化与宜兴紫砂茶具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政治、教育、社会风俗、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艺术中都蕴涵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情感，反映着我们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哲学思考。

宜兴紫砂茶具是一门从日用陶中脱胎出来的特种陶艺，既有优良的日用功能，又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在北宋年间，紫砂茶具出现后，就受到文人墨客的关注。到了明代，随着饮茶习俗的改变，文人墨客和士大夫们对宜兴紫砂自然质朴、素雅、和茶道相通的特点，更加喜爱，进而参与并影响着紫砂茶具的造型设计、文化定位。由于古代文人墨客本身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他们的思想就势必会反映在紫砂茶具的创作之中，无论是造型设计还是装饰艺术。

（1）儒家中庸思想对紫砂茶具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千年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儒家思想中，“中庸”又是重中之重。中庸是中华儒学的重要范畴，其主要精神是中正、中和、不偏不倚。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中庸”的意思是把事物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采取适度的中间立场，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事物的两个方面要互相协调，互相补充。古代中庸思想，不但在政治上成为古代士大夫的行为准则，在艺术上也强调平衡、工整、对称，从而成为中华艺术和工艺美术审美的一个重要审美准则。紫砂茶具，特别是传统造型，它可以说受“中庸”文化艺术观的影响很深。我们常见的石瓢壶、掇只壶、茄段壶都强调造型的工整、典雅、平稳、平和、对称和协调。

（2） 中华茶道文化对紫砂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叶，并把它作为饮料的国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简朴、高雅、大度、平和为主基调的中华茶道文化。宜兴紫砂与中华茶道的文化精神内涵相吻合，特别是紫砂传统造型中的石瓢壶、掇只壶、仿古壶等，都线条简练、造型端庄、气度高雅，使用方便简单又适合于文人墨客在壶上题刻陶冶身心的名言、名句而大受人们欢迎。这既是受了中华茶道文化的影响，又反过来为中华茶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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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 古代色彩 审美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如果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那么色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精神内涵影响外在表现，外在表现则折射着精神内涵。特别是色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更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文关怀。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古代色彩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对色彩的影响

1、 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的起源。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主流哲学思想，有其特有的发展过程。阴阳和五行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易经》和《尚书》这两部著作之中，书中具体阐述了什么是阴阳五行以及阴阳五行的作用及意义。总的说来，阴阳五行学说发生于上古三代，发展于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时期，最后与儒家思想相结合，被道家思想所吸收，形成了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的社会主流思想并被封建王朝所利用以维护其统治。与阴阳五行相对应的是五色（青赤黄白黑），因此中华文化特有的五色观也随之形成。而五色观一经形成就迅速植根于宫廷和民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和色彩观。五色观源于五行学说，那么就注定要和地区方位附会在一起。《周礼》有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 因此，在古代的色彩观中，自然地就将红、黄、青、白、黑五色定为正色，也叫上色，并分别配以五行为代表，即土黄、金白、木青、火赤、水黑。

2、 五行学说影响下的五色美学。前文提到，在中国古代的色彩文化中五色^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五色观的形成又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和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上古三代萌芽到春秋战国发展再到秦汉兴替确立，五色观的最终形成标志着古代中国的色彩观和审美意识已经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转变为独立的审美体系。当时人们不光追求色彩的美艳，并且还用色彩去标明不同的等级制度，创造出独特的色彩美学。例如五色观，纯度明朗、简单清晰，对当时的社会秩序进行了简洁地装饰和统一，这在当时全世界的色彩发展史上也是相当先进的。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教礼仪和等级制度相当严苛的情况下，色彩作为标明尊卑的一种特殊形式成为君王“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以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

3、五行学说对帝王服饰色彩的影响。既然色彩作为标明尊卑的一种特殊形式成为君王“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因此帝王的服饰色彩和臣民的服饰色彩自然会严格区分开来，历史上第一个称皇帝的是秦朝的秦始皇，秦始皇也是有史可考第一位运用五行学说进行制度设计和执政的帝王。拒《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平定天下，推算出金木水火土五德循环往复、相生相克的原理，而秦朝是接替周王朝统一的国家，周朝是火德，那么秦朝就一定是胜过火德的水德，而与水相对应的颜色是黑色，因此秦朝尚黑。而到了汉朝时期，认为从崇尚水德的秦朝手中接过了天下，因此汉朝就应该是土克水的土德，与土相对应的是黄色，所以汉朝皇帝的服饰从秦朝时的黑色改为了黄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起伏，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四分五裂，因此社会的主流色彩也在不断变化更替，这一时期也是历史上的服饰色彩大杂烩时期。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隋朝灭北周，统一全国，北周为木德，崇尚青色，因此隋朝就是火德，尚赤色；土克火，所以接替隋朝的唐朝为土德，服饰为黄色。五代时期，后梁灭唐，土生金，因此服色为赤色；后唐自认为唐朝正统的继承者，因此服饰色彩仍为黄色；后晋金德，服饰尚白；后汉水德，服饰尚黑；后周木德，服饰尚青。后周禅让政权于北宋，木生火，因此北宋为火德，服饰色彩为赤色，南宋只是地域南迁，但还是北宋政权的继承，服饰色彩依然为赤色。金灭宋，土克火，因此金为土德，服饰色彩为黄色。宋朝以后，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而少数民族对原属中原地区汉族文化的五行思想并不了解，因此，元朝没有自己固定统一的服饰色彩。明朝洪武三年，礼部官员提出应效法古代应用五行学说制定官服颜色，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黄，而明朝继承于汉唐，以火德王天下，应为赤色，朱元璋对这一说法表示认可。按照五行学说，清朝应为水德，崇尚黑色，但清朝也是由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对于五行学说也并不买账，因此，五行相生相克的色彩观没能得到满清帝王的认可，所以，五行学说的色彩观在官方思想学说上基本上就已经寿终正寝了。

二、儒家思想对色彩文化的影响

1、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其思想几乎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但是在儒家思想的发轫之际，特别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无主从之分。甚至到了秦朝还遭到了灭顶之灾，那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传至汉朝，儒家思想才算彻底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在华夏大地上扎了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了官方经学，直至清末。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影响。

2、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色彩观。孔夫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其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周王朝走向衰落，华夏大地四分五裂、礼坏乐崩的时代。因此，为了调和社会矛盾、维护旧的社会制度，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即以仁的观念来对待一切、继承一切，提倡对君王的“忠恕”和为臣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治，重视伦理道德。因此，儒家的色彩观也就是“仁”思想的色彩观。儒家的色彩分类标准则是“礼”的思想，是从“礼”的标准将色彩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例如：青、赤、黄、白、黑就是“上色”，而其他颜色就是“间色”，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色彩上的规矩，即使贵为天子，登朝上殿，车马旗饰也不可混淆颠倒。这一切条条总总，都是儒家思想“敬天事祖，慎终追远”思想的直接体现。

三、道家思想对色彩文化的影响

1、道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有史可查的道家传世经典有《黄帝四经》、《杂黄帝》、《伊尹》、《太公》、《辛甲》、《管子》等，可见，道家思想起源于黄帝、神农的上古时代，与儒家思想起源于周文化不同的是，道家学者多出于宋、楚、秦、齐等国，也足见道家思想和夏、商文化有直接关系。至春秋末年，老子《道德经》问世，标志着中国道家思想正式形成。

2、 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色彩观。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在思想和政治主张上都不同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中心主题就是天道自然，因此，政治方面主张“无为而治”，伦理方面主张“绝仁弃义”，思想方面则突出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思想。道家对于艺术的态度则完全和儒家思想相对立，儒家思想充分肯定了礼乐的作用以及文化艺术的社会r值，道家思想却否定艺术，主张“淡泊无为”。在色彩文化方面，道家思想提出了“无色而五色成焉”的理论，“澹然夫极而众美从之”，主张无色才是最美之色。但是，道家也有自己所崇尚的颜色，那就是黑色。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是黑，幽冥之色也”。天色为玄，而“天道”又是道家思想的中心内涵，有产生万物的功能，天之玄色自然也有派生一切色彩的功能。因此，道家思想认为黑色为上色中的上色，为众色之首，并选取黑色为道家的代表颜色，所以现如今道家的建筑服饰也多以黑色为主。道家思想独特的以黑为主的色彩观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色彩美学，特别是绘画领域，奠定了黑色在国画中的地位。对后世色彩文化也有很深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能够涉及和渗透到包括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其思想为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带来了多元丰富的形式内容。特别是在对色彩的理解和表达上，虽然各种思想对于色彩的理解不同，认识不一，但却都以传统文化的形式被保存和延续了下来，穿越各个历史朝代，经历上千年，根深蒂固、延绵不息，为中国现代色彩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与创作依据。

参考文献：

[1]王海燕.原始装饰艺术中的生命意识探微[J].装饰，2003，12（2）：74

[2]邓莉文.“大象无形”美学观下的艺术表现[J].装饰，2003，（8）：61

[3]张雨祺.从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看中国古代的色彩美学[J].艺术科技，2014，（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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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五音戏 儒家思想 美善 中和审美观

五音戏是起源并流传于山东章丘、淄博、历城等地的地方小戏，距今两三百年历史，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原名“肘股子”或“周姑子戏”。起源于“秧歌腔”和“姑娘腔”，传统剧目多为“两小戏”或“三小戏”。多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题材，说中带唱，载歌载舞，乡村生活气息浓郁，语言生动，幽默风趣，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特点。五音戏唱腔独特，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行腔优美婉转，风格质朴简练。大多以女性为主角，反映她们的喜怒哀乐、劳动生活，塑造了众多勤劳善良的妇女形象。如《王小赶脚》、《拐磨子》、《赵美蓉观灯》、《王二姐思夫》等。在农村妇女中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有“栓老婆橛子”之称。

齐鲁大地是儒家思想的诞生之地。五音戏，作为流行于该地区的地方戏曲，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音乐等多方面体现出儒家“中和”审美观的意识形态。

儒家的“中和”审美观，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根本，数千年来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在哲学、政治、艺术、伦理道德等领域表现出来，对诸多艺术门类产生深远的影响。《礼记・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美,是审美文化意识崇尚追求人类的理想状态，是审美活动中，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和”之说由孔子倡导，“中和”，即强调位置要居中、行为要适中，并且一切皆恰到好处，“叩其两端”、“过犹不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要保持和谐，寻求对立统一的思想。在艺术情感上追求“乐而不，哀而不伤”，特别要“怨而不怒”，因为“怒有战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而在儒家弟子编纂的《乐论》中，更强调“过制则乱，过作则暴”。

中和之美，作为一种无声的因素、潜在的意识，对我国诸多的传统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戏曲，作为充分凝聚传统文化思想的代表性艺术形式，其发展历程无疑也始终贯穿了这种审美观，根植于齐鲁大地的五音戏，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1.剧目内容的中和

人类追求“美善相兼”的本质，要求真善美的统一。不过，西方艺术把真实放在首位，强调美与真实的结合，所谓“美即生活”，以真为美。而在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观点，把善放在首位，以善为美，美从属于善，尽善尽美。这种审美原则在中国传统戏曲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山东五音戏的传统剧目，注重宣扬伦理道德，敬老行孝，温柔敦厚，中和含蓄，宣扬善有善报，作恶者必受惩罚的思想，如《墙头记》。表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劳动爱情，寻常熟事。没有国仇家恨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宣泄，最尖锐的对抗冲突，极度混乱的统一，不可调和的相反，难以逾越的障碍，深不可测的神秘，彻悟了的决裂”。在西方戏剧中，“冲突”是戏剧的核心，“甚至把戏剧冲突看作是整部戏剧作品的基石，认为戏剧的价值就在于冲突”。而五音戏，在题材内容、情节安排、人物设置等方面，将各种矛盾冲突淡化，没有强烈刺激性的效果，对情感的表达宣泄富有节制性，剧情总是遵循着儒家“中和”的观念。虽然也有争执、争吵，如《亲家母顶嘴》、《皮有子上吊》。但随着情节的展开，戏剧冲突尽可能向着中和含蓄的风格转化，宣扬与人为善、以和为贵，最终仍以“美满如意的结尾而告终，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理念，即中和之美的传统美学思想和儒家文化精神”。

中国的艺术创作担负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重任。儒家的思想和教化观念，给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带来了精神道德和社会使命感，具有理性主义的色彩，抑制了自我情绪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进发，虽然也可以“发乎情”，但必须“止乎礼义”。

五音戏多以女性形象为主角，风格质朴，音乐细腻、委婉、抒情，旋律多平稳进行，这种戏曲表现形式，符合儒家重视稳定、强调和谐、追求统一的“中和”审美观。

2.唱腔体现的中和

戏曲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唱腔音乐，而五音戏唱腔音乐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悠板”唱腔，悠板唱腔以委婉抒情的音乐进行，艺术风格柔美细腻，在唱腔的结束句，以一个具有程式性“甩腔句”为特征，突出表现了五音戏独有的艺术魅力。唱腔音乐在旋律的发展中无论怎样变化，旋律手法无论怎样展开，最终都以一个相同的音型作为音乐的结束句，从而构成了五音戏所特有的“中和之美”。如传统剧目《王二姐思夫》，王二姐未婚夫进京赶考三年不归，音信皆无，王二姐思夫之情备受煎熬，与丫环同去花园散心，不料见到鸳鸯、鱼儿、鸟儿俱是成双成对，更添愁闷。整出戏由女主角一人独唱，自思自叹，近三百句唱词一气唱完，这在其他剧种也很少见，充分表现出悠板唱腔的艺术特色。

五音戏音乐很特殊，男女唱腔区别很大，“若男女成段对唱，单从板眼结构上看似乎是不协调的”，但在男女对唱时，却能达到奇妙的中和统一。男腔基本板式是一板一眼，女腔的基本板式一板三眼。男腔眼起板落，女腔是板起或过眼起，落在中眼上。男女唱腔的板眼结构不同，似乎难以对唱，但是，男女唱腔的“叫板乐句”的板眼规律正好是一倍之差，即男腔的两板正好是女腔的一板。女腔的“叫板”多在头眼上起唱，与男腔的“眼起”正好统一起来。男女之间的接唱大多在“叫板”中进行，或者一方唱上句“叫板”，一方唱下句“叫板”，或者一方连唱两次叫板，另一方在打击乐之后接唱，这样达到了男女腔对唱之间奇妙的“中和”统一。

另一方面，男腔的“二不应”，与女腔的“快流水”，虽然女腔为一板三眼，男腔为一板一眼，但两者板的速度却是相同的，男女对唱时，男腔大部分用“二不应”，女腔用“快流水”，至此竟然又能达成两者的和谐统一。

3.音乐结构上的中和

戏曲音乐要服从于剧本故事情节的推进发展，营造气氛，人物刻画，不同剧种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音乐板式规律、曲牌衔接等，从而发挥出剧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五音戏受儒家“中和”观的影响，重视稳定性，强调和谐，追求统一的形态。戏中的上下句结构，“悠板、鸡刨爪、二不应、散板”等板式的运用，唱腔中的平甩腔、高甩腔等，以独特的音乐特色区别于其他剧种。

五音戏的音乐属于板腔为主、辅以部分曲牌小曲的综合体，板式变化有相对稳定的旋律发展手法和规律。使用的板式，以悠板唱腔应用最多，四四节拍，即一板三眼，不快不慢的组织节奏，显示出稳定平衡的特点。

戏曲是高度综合性艺术，戏曲音乐是汇集了民族民间声乐和器乐的优秀成果发展起来的。平衡对称，是美学要求中构成形式美的条件之一，在戏曲音乐中也体现在上下句的原则。五音戏的悠板唱腔，就是以上下句为基本唱腔结构，上句落音在徵音，下句落在宫音，具有一问一答的特点，从而使五音戏唱腔音乐，在结构方面完整规范，显示出对称平衡之美。

综上所述，儒家倡导的关于节制、适度、理性、中和、含蓄的观点，在五音戏的剧目内容、唱腔结构、板式规律等方面，都能得到体现，从而使这个地方小戏展示出儒家的“中和”之美。

参考文献：

[1]苏国荣.《戏曲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2版。

[2]傅瑾.《中国戏剧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3]石蔚.陈晓宇《五音戏美学特征及艺术价值》.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

篇7

【关键词】古建筑 营造制度 儒文化 元素 启示

【中图分类号】TU-8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建筑扎根于深厚传统文化和高超建筑技术之上，可谓博大精深，其独特的打动人心的魅力在世界建筑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国古建筑就是中国凝聚的历史典籍。中国古建筑集中了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伦理观念等观念，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映建筑技术的同时，实际上是更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建筑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文化深层内核的集中再现，建筑记录了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文化成为建筑的灵魂。儒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且对当前我国建筑营造的发展具有重大启示。

儒文化深刻影响中国古建筑的发展演变

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历经汉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的经学等许多历史阶段的源流变迁之后，基于儒学文化逐步形成了一股较为宽阔宏大的文化潮流，儒学文化有力地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民族性格的塑造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给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

“仁”、“礼”、“天人合一”和“中庸”，通常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内核。这些儒家思想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传统古代建筑风格特色的形成、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关于“仁”，按照孔子的解释就是“爱人”，也就是以友爱的状态亲近他人和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以较强的情感投入到万物之中。当然，孔子倡导的“仁”主要还是要求亲近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人，认为人们的“仁”首先应该是爱自己的亲人即“事亲”，而这仅为“仁”的最初范围。孔子认为人们的“仁”不能仅仅局限在“事亲”的范围，而是应该推而广之，将“仁”的范围从亲人扩大到包括上至君主、下至黎民百姓的全体社会成员。按照儒学的观点，此种“仁”的主观情感状态，还要将其外化，也就是将“仁”体现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之中，而最为重要的规范就是封建宗法制度，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实际上非常显著地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这正体现了儒文化对建筑营造制度的深刻影响。儒家自始至终认为，要通过“仁”促使人们的外在行为规范发生改变，逐步转变为人们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人之所以需要“仁”的道德自觉，这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世界观。在“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儒家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只有和自然界保持和谐、统一，才能更好地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儒家倡导的“仁”，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同时也强调人与自热、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仁”是事关世界万物的儒学哲学观念的核心要义。而在人伦秩序中，儒家强调“礼”，“礼”也是“仁”的内心外化的必然要求、外在表现。《礼记》中就说得很明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①在儒家看来，“礼”是一种人伦秩序和统治秩序，且整体的秩序高于个体的秩序、局部的秩序，要将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要求每个个体均在自己的人伦范围内安分守己，个体是被整体所包围了的，个体的利益并非不重要，但是个体的利益要服从整体的利益。在内与外、天与人的关系中，儒家强调“中庸”。“中”也就是要将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中和贯通起来，将天道和人道贯通起来。

儒家学说对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建筑的发展演变就是按照儒家学说要求逐步演变发展的。上古时期并无固定的建筑制度，并未形成任何与建筑有关的典章制度。孔子结合周礼并对周礼进行创新发展，创立了儒家学说思想体系，自此之后的中国建筑逐步有了典章，人们建造建筑物通常按照典章来进行。《周礼》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在其《考工记》中便记载了和都城、坛庙、宫室、民居、市场等建筑有关的内容。《考工记》中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②，这些提法实际上均是将儒家思想贯穿运用于建筑之中，已经比较接近于建筑营造制度。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仅仅为“百家”之一，并不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因而儒家所提出的建筑营造并未在该时期被完整地推行，不同列国乃至相同列国不同地区的建筑制度千差万别。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封建集权帝国之后，极力排斥儒学，其“焚书坑儒”之后使儒学元气大伤，但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封建帝国所确立的统一度量衡却成为今后形成建筑体系制度的重要基础。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在整个统治阶层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该时期的中国建筑营造制度中儒学开始以强大的力量发挥了影响力。

汉武帝时期，中国建筑制度、建筑技术中均按照儒学的要求进行了改进和整合，逐步形成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官式建筑”的初步建筑样式。当时兴建的未央宫、建章宫、长安城、上林苑等闻名遐迩，均属于符合儒学规范的“官式建筑”，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建筑纷纷模仿上述名建筑而兴建。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学说纷纷盛行其道，儒学的大一统地位逐步丧失，最终导致了儒学、道学、佛学三家学说之间相互交融、各分秋色，这就为隋代、唐代时期儒家思想文化的更进一步创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儒学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重要学说，对唐代的建筑营造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制度进行了改进与整合，儒学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宫殿、寺观、坛庙、园林、陵寝和民居等多个方面的建筑。该时期中原地带的木结构建筑在魏晋时期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发展，已经逐步实现了标准化、定型化，建筑营造制度更加成熟完善。

北宋时期出现了周敦颐、张载、邵雍以及二程（程颐、程颢）等著名的儒学大师，使儒学更加深刻地影响整个社会制度，儒家思想更加有力地注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受此影响，当时建筑营造制度也被纳入到了“律”、“令”、“格”、“式”等典章制度中进行规定，赋予了建筑营造制度法律上的地位，建筑体系逐步趋于成熟。元朝虽然属于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其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复兴了周朝王城制度，儒学依然对元朝时期的建筑营造制度有着统治性影响。明清时期，我国经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曲解和异化之后，入学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已经无法和前代相比，但是儒学对建筑营造制度的影响已经被固定下来，明清时期的宫城建筑、都城各类建筑营造制度均体现出对周制的演绎特点，明清时期建筑具有完整的三朝五门制度，都城和宫城的中轴线几乎是重合的。

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

建筑等级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按照儒学观点，构建尊卑有序、层次分明的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等级制度是人伦之本，是立国兴邦的基础，是不可动摇的宇宙法则。儒学所强调的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思想成为构建古代建筑营造制度必须遵循的法则。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首先就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十分显著的等级制度之中，通过建筑上的等级制度体现尊卑上下，因而，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建筑制度有着十分严密的等级，各类各式建筑的色彩、形制、开间、脊饰等均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规范，任何建筑均不得擅自违制僭越，否则还可能受到法律的惩戒。我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其建筑制度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几乎涵盖了建筑制度的所有层面，牵涉面极广。据《考工记》记载，城制分为天子都城、诸侯国都、宗室和卿大夫城邑，分别为城的三个等级，按照等级的不同其有着不同的建筑标准。《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是对宗庙建筑等级的规定。《明会典》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门屋三间五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 由此可见，在单体建筑之中，等级制度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间架、屋顶、台基以及构架的做法上均十分显著地体现出来。

建筑美学设计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建筑物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属性，任何一个时期的人们均会按照其审美的要求去进行建筑设计，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建筑美术设计制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人们，儒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建筑审美观念。因而，在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的美学设计之中，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建筑美学设计制度具有显著的“序”的观念、“正”的观念、“和”的观念，这些观念正是儒学文化元素在建筑美学设计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关于“序”的观念，按照儒家所设想的社会模式，是上下、尊卑、贵贱分明却能够和谐相处的阶级社会，有着十分森严的等级观念，因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建筑师也通过森严的等级观念对建筑之美进行塑造，建筑美术设计制度体现出显著的秩序感。比如，紫禁城就是在“序”的观念主导下进行美学设计的，通过空间、装饰、比例尺度等，以衬托、对比等手法使整个紫禁城秩序井然、主次分明。关于“正”的观念，要求建筑美学设计讲求方正，避免出现弯曲的图像设计，形成庄严的布局，比如山东曲阜文庙就是如此，体现了儒家“正”的观念。关于“和”的观念，要求建筑美学设计之中注重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协调”，要求建筑群各部分之间通过合理的比例、尺度和装饰设计保持“协调”。

建筑营造制度惯性思维中的儒文化元素。惯性思维是儒家文化中体现出来的重要思维，是儒家思考社会人生的哲学理念在思维方式上的体现，惯性思维同样对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儒家对治国理政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之时注重强调“尧舜之治”、“先秦之治”，对任何事物进行论述之时必须引用“孔孟”贤圣的语言。儒家倡导对旧有的典章制度、礼仪制度应该阐述和效法、遵循，不能对古人定下的规矩进行改变，不能自行创造，而是要遵循好古老的传统。甚至到后来发展成为“先朝制度不可废”、“祖宗成法不可改”，强调从古人那里去寻找继续前行的道路，要求一切事物均按照古人的做法予以延续，反对改变古人的做法。儒家的这些惯性思维，理所当然地体现到建筑营造制度之中。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之中，人们营造房屋必须按照儒家学说的规范，按照既定的等级制度和营造法式进行“套用”。人们在设计建筑营造形式之时均“仿古制”，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进而按照“复古更化”的方式实现“变”，而此种“复古更化”的变化方式不得超越前人的基本建筑营造制度，只能是在承继前人的基础上实现一些局部的而且是较为细微的变化。正因受儒家文化元素影响下的建筑营造制度惯性思维的主导，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长期保持稳妥的发展变化，未出现建筑营造制度上的大起大落，建筑营造制度演进的进程较为缓慢。

建筑营造技术传授方式中的儒文化元素。儒家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普遍观念，许多人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为政”、“出仕”上，掌握文化知识的人逐步和工匠群体相互分离，因而包括建筑营造在内的各方面技术通常局限于特定范围内薪火相传，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当然，文人群体和工匠技术相互分离虽然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长期形成的普遍现象，但依然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和官方关心关注建筑营造制度的发展进步。比如，宋代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系我国古代首部建筑技术专著，该书由官方编写修撰而成，其目的在于适应国家理财需要，却成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不朽之作。明代末期著名造园设计家所撰写的《园冶》，系中国首部园林艺术理论专著，同时也是一部不朽的造园技术专著，论述了别墅、宅园营建的基本理论、具体的技术手法，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造园的成就。《营造法式》、《园冶》虽然分别系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编著的建筑营造专著，其目的也是在于真实记录和阐述儒家思想主导下营造法式制度，目的并非在于促进营造技术的创新。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的建筑营造技术传授传承方式，主要还是通过家族传授和师傅带徒弟的途径传授的，总体风格自始至终保持儒家风范，虽然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有所发展进步，但只能是在原有基础上做出局部性、渐进性、细微性的提升和改进。

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当前我国建筑营造制度中暴露出许多问题。首先，目前建筑领域的形式主义较为明显，存在相互攀比乃至哗众取宠、过于追求奢华等现象。其次，在城市建筑中存在“千城一面”的现象，不少城市的地域性特征逐步弱化，城市的特色在逐步消失。部分城市高楼林立，成为“水泥森林”，而建筑规划设计却杂乱无章，让居住于城市中的人感觉窒息，城市建筑缺乏审美性。再次，我国新近建筑的民族风格难以彰显，相反地，西方国家民众对物质文明高度崇拜的心理状态却在中国当今建筑营造中体现出来，在盲目崇拜下促使“欧陆风”盛行其道。最后，建筑营造设计缺乏精品意识，体现出一股浮躁之风气。

解决上述问题，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相关问题能够为我们提供相应的启示借鉴。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尤其是建筑美学设计制度和建筑等级制度，对促进古代建筑营造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别具特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世界建筑营造制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建筑的发展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寻找到一条民族化的正确道路，从而使其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形式，在现代化的建筑上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这才是现代建筑应该努力的方向。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惯性思维、传授方式，虽然促进了古代建筑营造制度的稳妥进步，避免封建社会各朝代之间的建筑营造制度风格迥异，避免不同朝代之间的营造制度大起大落，自然有利于继承前人的经验为后代所用。但是，由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建筑营造制度过于强调“效法古人”，因而导致了创新性不足的严重弊病，这也是儒家文化元素影响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被人们广为诟病之处。这就启示我们，要将创新作为建筑这种审美载体的生命所在，决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前人或者外国的建筑营造制度，我们借鉴、学习前人或者外国建筑经验，其目的也是在于在现有基础上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本国本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实现新的创新创造。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①戴德，戴圣：《礼记》，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429页。

篇8

关键词：鬼谷子 儒家 思想

《论语》《孟子》等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之作，在先秦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对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有了“独占鳌头”之势，因此不可避免地对其他思想派别产生影响，其他诸子派系都从中汲取过营养，以此建立自己的学说，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之下拥有立本之据。以《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虽受到过很多不公正的评价，包括儒家代表，例如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在《鬼谷子辨》中指出：“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胡应麟《四部正讹》有曰：“《鬼谷》，纵横之书，余读之，浅而陋也。”[1]但是《鬼谷子》与儒家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外也有很多借鉴和吸收，亦有相同之处。

一、《鬼谷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相同点

（一）积极入世

面对大变革的时代，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是百家争鸣所有思想派别的抉择。儒家积极入世，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人民的安危，圣人聚徒讲学，奔走呼号，游说诸侯，振兴王室。孔子本人是提倡积极入世的，所以他的很多弟子都是春秋诸侯间的外交大使和纵横辩士，史记文献记载子贡就有很重要的三次外交活动，而最为人称道的是救母邦鲁国，他的游说之辞、纵横之术足见其智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传》赞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孟子曰：“子贡善为说辞。”[2]更有将子贡推举为纵横家的，如《韩诗外传》。另外有子思之门人孟轲，儒学亚圣，其本身反对纵横家思想，却先后用“德治和人治”的思想奔走游说齐国与魏国，希望两位君主统一全国。他长于论辩，逻辑严密，说服力极强，常常使对方无以言对。《鬼谷子》代表的纵横家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继承者。鬼谷子弟子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悬梁刺股，后博取功名，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之时，父母郊迎十里，妻侧目而视，嫂匍匐而行，前后对比如此鲜明，终成“合纵连横”，不费一卒一兵。鬼谷先生的另一高徒张仪先游说于楚国不成，反受鞭笞之刑，其后积极开拓进取、坚持不懈，最后凭三寸不烂之舌在秦国艰难进取，终究获得了秦王的赏识和重用。而道家面对周室衰微，朝纲败坏，诸侯异政，天下纷争的风云时代，选择了消极避世，明哲保身。老子愿望功成身退，然而“今之从政者怠而”，前路漫漫；庄子一生浪漫逍遥，大智若愚。

（二）“仁”的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仁”是他们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具体表现是爱人与推己及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认为为政者首先是仁人贤君，要“以民为本”，必须“重民”“爱民”“惠民”，以“德治”和“仁政”创造大同社会，然而，孔子并没有提出可以实行的具体政策或措施。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也主张对人民施行仁政，“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 修其天爵以要人卿。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通过比较《鬼谷子》与《论语》《孟子》，我们不难发现，《鬼谷子》所体现的思想是继承了儒家以四书五经为纲、以忠信仁义为中心的思想。《鬼谷子·内楗第三》：“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这就是说，进行游说时遵循“道德、仁义、礼乐、忠信”的准则，尽量使言辞中蕴含的计谋产生正面的效应。因为这样更容易被君主所接受。[3]这里还提到《诗》《书》，我们都知道，儒家很是推崇这两本著作，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外交场合往往要引用《诗经》《尚书》里面的一些诗或者话来委婉地表达双方的含义，这样的例子在《春秋左传》中不胜枚举。《鬼谷子·谋第十》：“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可见《鬼谷子》并不排斥仁义忠信的思想，然而它又说要“中正”，意思就是不要过了，这个思想又与儒家的“过犹不及”不谋而合。

二、《鬼谷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不同点

（一）价值观

春秋战国之乱，诸侯并起，宗法制度遭到破坏，世人找不到赖以依靠的圣主贤君，内心凄惶无比。一些有志之士，纷纷寻找救国救民之道，如此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他们也从以前单一的从政生涯中得以解脱，有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在那动荡的岁月中，积极入世的诸子派别对于从政又有着不一样的选择。儒家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他们有自己兴邦的政策和理论，在《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这样的谈话俯拾皆是，政治清明就去从政，期望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把权力和地位放在了后面。“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如果政治昏暗，便脱身而去。孟子也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甚至可以为道而牺牲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同上），无道的时候也只能独善其身。《鬼谷子》所代表的诸子同儒家一样是积极入世的，但是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却与儒家有区别，“是以圣人居天地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国之所多所少，次先以知之，与之转化”（《忤合第六》）。纵横天下的策士们，必须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掌握天下的大权，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教化群众，发扬声威，使天下人及后世人都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重要的是观天象时机之所宜，预先知晓事物的变化，而学会随机应变地处世。[4]《中经》篇中又说：“盖士，当世异时危，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那个战争频仍的岁月中，环境险恶，生命是那么脆弱，这些纵横策士们想要“扬声明名”是何等困难？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何等艰难？因此才有了权术，才有了谋略，才想在希望渺茫中寻找机遇，不论什么样的机遇，一旦把握住，便将从政与自己的人生事业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去建立不朽的功业，所以他们积极入世的态度和价值观相比较儒家就显得更坚定。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背后，像苏秦、张仪等大批纵横家游说各方诸侯，希望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成就一番功绩，除了纯粹的名利争夺外，还隐藏着浓烈的自我肯定的理想抱负，或者说是对个人价值的认可。[5]

（二）教育思想

鬼谷子与孔孟在聚徒讲学、积极入世和门人弟子整理著述等方面是极为相似的，相同之中却各有差异，我们就拿教育来看，在教育的内容、方式以及结果方面的不同。

一说到儒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柔敦厚、中庸之道。孔子是一位改革家，他首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兴办私学，“有教无类”。他想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就要培养出自己理想中的学生，他们必须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德才兼备的君子。如何才能把他们教育成理想中的君子，就要看所教育的内容了，它是关于“人性”“天道”“仁”“礼”“中庸”等的学问，如何学做“君子”的问题，这些学问又有主次之分。孔子教育的首要内容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注重德育，然后才是知识。孔夫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特别看重，并做过高度的评价，涵盖的内容很广，所以儒家用这些典籍来教授学生。除了《六经》作为专门的理论知识外，他还开设了“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培养学生从政以后战争中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军事教育。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是因为他很欣赏音乐，很重视音乐，所以音乐也在教授之列，等等。儒家采用“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启发诱导”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把学生打造成很精致的商品，不仅有华丽的包装，而且很有使用价值，其中就有著名的七十二贤人。然后，他们走向市场，寻找能让自己发光的地方，可历史告诉我们，虽出现了像冉求、子贡这样的出仕者，但是儒家的思想与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的现实是不相适用的，其政治理想也根本不会实现，这是因为他们只考虑自己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理论等，自说自话，不了解游说国家及其有关人员的具体情况，不考虑其国君、主政卿大夫的真实想法。[6]

《鬼谷子》这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和内容不像儒家那样单一，它融合了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的思想，还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一部以纵横家为主体的集大成的思想著作。它和儒家一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但在看到先前各个派别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后，他们进行了总结，成就了《鬼谷子》这样一本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就其内容来看，涉及面非常之广，有哲学、文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社会学、情报学等，直到现代它还是很多行业的必修书。从篇目名来看有捭阖、反应、内健、抵巇、飞箝、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都是纵横家游说的技巧和方法，是教授一个人如何择主共事，“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忤合第六》），不会像儒家“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也不会像屈原那样固执于楚国；而是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方法和策略建功立业，可以说《鬼谷子》及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运用这样的思想和策略才能参与政治，说服人主，统一六国，谋官取爵。

相传鬼谷子在教学中极善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其方法别具一格。[7]和孔子一样，鬼谷子也有很多弟子，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兵家孙膑、庞涓，道家茅蒙、徐福，谋略家毛遂和尉僚。鬼谷子的这些弟子在当时入相出将，坐而议论风生，起则叱咤风云，是战国诸子百家中直接对当时社会释放能量最大的一家：张仪相秦，诸侯震恐；苏秦合纵，六国亲附；尉僚谋略，六国统一。无怪孟子感叹他们是“一怒而诸侯恐惧，安居而天下息”[8]。

三、《鬼谷子》思想的影响及后世的评价

孔孟思想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得到很好地应用，也没有得到很高的重视，然而自汉代始，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多年，而在战国时期起到“对症下药”作用的纵横家思想在后来却销声匿迹，还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

主要原因在双方的价值观上，儒家“忠君”“舍利而取义，杀身而成仁”等思想，符合封建统治的要求，而鬼谷子他们受时代所迫，以自我为中心，择君处事，有很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没有儒家的那些准绳规矩，在后来大一统的朝代自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说他们“朝秦暮楚”“品行卑劣”，唐代柳宗元《辨鬼谷子》：“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惬，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险坠”。[9]《鬼谷子》一书中确实有些地方应该摒弃，比如利用对方的缺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等，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先秦其他各家著作中没有的思想资源。[10]比如心理学、辩证法思想、写作技巧等，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代的高似孙、清代田雯都对之有高度的评价，所以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它独到的品格、思想、内蕴和智慧， 把它放到时代应有位置去评价，并取其精华。

注释：

[1]梁伟伟：《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年。

[2]杨天才：《与战国纵横家之关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许富宏：《鬼谷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4][5]黄森：《鬼谷子文本研究》，广西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年。

[6][10]赵逵夫：《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中国古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

[7]梁言顺：《鬼谷子与创新式教育》，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1期。

[8]刘海文，刘海诗：《战国时期的使用谋略教育家鬼谷子》，史学月刊 ，1996年，第4期。

篇9

关键词：西游记 唐僧 儒家思想

小说《西游记》中，唐僧是如来佛祖的第二弟子转世，刚满月就被投江，后被法明和尚收留养育成人。他从小在佛门长大，精通“小乘教法”，正所谓“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经万典，无所不通；佛号仙音，无般不会”[1]，受封天下大阐都僧纲之职，领旨开展取经事业。按理，应该是一个得道圣僧。但是，细读小说，唐僧这个佛门弟子身上扑鼻而来的却是儒家气息，他的身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

一.强烈的忠君思想

小说中，唐僧取经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渡或者普渡，而是为了唐王朝“江山永固”；直接原因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如第13回，他声称取经是为了“圣主皇图永固”[1]。第85回，被妖怪捉住，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今若丧了性命，可不盼杀那君主，辜负那臣子？”[1]并对樵夫说：“事君事亲，皆同一理。你为亲恩，我为君恩。”[1]其忠君爱国的儒生情怀表露无遗。

唐僧给人的印象，就是爱哭，尤其面对高山大河或者困难险阻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总是涕泪横流，表现出无尽的恐惧与忧愁。取经路上，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不仅有妖精人为地设下重重陷阱，更有因自然条件的恶劣而造成的种种险阻。唐僧对高山大河的恐惧与忧愁，一方面固然是来源于人类自身对自然的崇拜而产生的敬畏心理，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对前途吉凶未卜的担忧。在他看来，自身的安危存亡倒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完成君主交付的任务。对于他来说，取经的首要意义是对君主效忠。取经在这里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内涵，即取经的成败已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转而成为国家兴亡盛衰的关键所在。[2]如第85回，他流泪对樵子说：“樵夫啊，你死只是一身，无甚挂碍，我却死得不甚干净。”樵子问何故，他回答道：“我本是东土往西天取经去的，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经，要超度那幽冥无主的孤魂。今若丧了性命，可不盼杀那君王，孤负那臣子？那枉死城中，无限的冤魂，却不大失所望，永世不得超生；一场功果，尽化作风尘，这却怎么得干净也？”[1]正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对君主的忠诚和责任，唐僧义无反顾地踏上取经的道路，即便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也没有后退过半步。

二.儒家推崇的君子人格

取经路途千里迢迢，困难重重，危机四伏，既有高山大河等恶劣自然条件的险阻，又有虎豹妖魔为了吃唐僧肉而千方百计布下的陷阱。唐僧虽然清楚此行“只怕有去无回，难保身命”，仍然勇往直前，毅然前行。而且出于对国家和对君主效忠的思想，虽然一路上常常被恐惧和忧愁压得涕泪横流，亦义无反顾，毫不退缩。

一路上，他把持住自己，顶住了财势的诱惑、美色的引诱和权势的笼络。如第23回，观世音与普贤等变成母女四人，以丰厚家产作陪，招赘师徒四人为婿，唐僧虽然“好便似惊雷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但还能“不忘本”，被评价为“圣僧有德还无俗”[1]。第54回，长得非常漂亮的西梁女国国王，愿以一国之富，招赘唐僧为夫，并让他南面称孤，自己为帝后。唐僧为了让女王签了通关文牒，接纳孙悟空的计谋，假意答应留下来为婿称帝，待女王签了文书，一起送三个徒弟出城后才慢慢走下龙车，与女王拱手作别。还有第55回蝎子精逼亲，第64回杏仙女要与唐僧“耍子”等等，唐僧都能把持住自己，守住自身的清白。

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对人生气节的推崇。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正好从阴阳两个方面，对君子人格作出规范：一是要求君子具有强健的个性，奋发有为，昂扬向上；二是要求君子具有高深的道德修养，为了真理，为了正义，可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甚至于生命。这些都为历代儒生所推崇，并构成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3]唐僧为了效忠国家与君主，顶住恐惧与忧愁冒死求经，经历众多磨难亦毫不退缩，而且不为财势、美色和权势所动，正是这种儒家推崇的君子人格的典型体现。

三.儒家的处世原则

唐僧虽然常常口口声声以佛理教导别人，但更多的时候，他脱口而出所讲的却是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如第24回，他对明月童子说：“常言道：‘仁义值千金’，教他赔你个礼，便罢了。”[1]第27回，他对白骨精说：“圣经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既有父母在堂，又与你招了女婿，有愿心，教你男子还，便也罢，怎么自家在山行走？又没个随从。这个是不守妇道了。”[1]对孙悟空说：“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1]第36回，他说：“人将礼乐为先。”[1]第47回，他教育三个徒弟“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1]第80回，他对孙悟空说“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1]等等。不经意之中时时刻刻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作为价值标准，这深深表现出唐僧的儒家处世原则，同时也散发出他身上那种封建儒生特有的拘执和迂腐。

四.不乏儒雅风流

取经路上，虽然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唐僧常常涕泪横流，但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儒雅风流的气质来。如第36回，他夜半出门小解，见明月当空，便对月怀乡，口占一首古风长篇，抒发长期积压在内心深处的离愁别绪。还把熟睡的三个徒弟叫起来，大家一起共赏明月。第91回，元霄佳节落脚天竺国金平府慈云寺，寺里的僧人邀请去赏灯，唐僧欣然从之，将人间的富贵荣华，男女情爱之事，尽收眼底。按说，唐僧是个吃斋念佛的僧人，早该将尘世的七情六欲挥剑斩去，然而他没有做到。这表露出他内心深处那浸入骨髓的浪漫情怀和儒雅风流的天性。

唐僧不仅精通佛经，而且具有很高的才情。取经路上，他常常见月感怀，迎风流泪，对大自然节气的变化极为敏感，具有诗人所特有的细腻敏锐、多愁善感的特性。即便身处险境，只要有机会表现自己的诗才，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如第64回，他被树精摄到“木仙庵”，见那里玲珑光彩，竟忘了身边的危险，兴致盎然地与树精们吟诗作对，谈风论雅起来。第94回，在御花园见有佳作，他马上放下警戒之心，“恣意”地看起诗来。国王邀他依韵和一首，他“欣然不辞”，举笔就和了四首。作为有德高僧，面对他人的吹捧拔高，唐僧也不会不好意思，倒是沾沾自喜，照单全收。第99回，师徒取经东回，在陈家庄看到庄里给他们塑的像，沙僧直言“只是师父的又忒俊了些儿”，他却心安理得地说：“却好！却好！”将典型的名士风流表现得一览无遗。[2]

“不饮酒”是佛门弟子的五条基本戒律之一，不论出家在家皆应遵守；但是唐僧在这个事情上好像比较灵活。他从一踏上取经路之始就破了戒，那是拜他皇兄所赐的。唐太宗关外执酒送行，将御指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以一杯酒、一个号、一撮尘土栓住了他的心，也破了他的戒。第54回，西梁女国国王欲招唐僧为婿，并许以王位。猪八戒闹着要吃喜酒，女王笑吟吟，偎着唐僧的香腮问：“御弟哥哥你吃荤吃素？”他大言不惭地说：“贫僧吃素，但是未曾戒酒。”[1]宴席摆开，女王传杯之后，唐僧也擎玉杯，与女王安席。第87回，帮助风仙郡求雨成功，“次日，大开佳宴”，“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员部臣把杯献馔，细吹细打，款待了一日。”“自此，一日筵，二日宴；今日酬，明日谢；扳留将有半月”。[1]在这里，唐僧对饮酒应该是不会客气的，至于“吃荤”“吃素”的问题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半个月里从头到尾都没有见他提起过。第88回，三个王子要拜孙悟空等为师学武艺，唐僧满口应允，王子大摆宴席，拿出香糯素酒。唐僧师徒一边看“歌舞吹弹，撮弄演戏”[1]，一边饮酒用饭，“尽乐一日。不觉天晚，散了酒席。”取经路上，写到唐僧饮酒的地方不下十处。饮酒，恰恰体现出唐僧的真性情来。[4]

总之，小说中的唐僧从出身、打扮、教养、身份、职业等方面来看是一个佛门高僧，但是骨子里却是一个儒家子弟，是一个精神境界非常崇高，又不乏儒雅风流的封建儒生。

注释：

[1]吴承恩《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2]乐云《内敛与张扬——对唐僧人格心理的双重阐释》，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6月第3期。

[3]曹炳建《“醇儒”人格的反思与批判——唐僧新论》，中州学刊 1997年7月第4期。

篇10

关键词：无讼思想法治建设儒家思想

一、传统文化中的“无讼”思想概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诉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封建社会的文化，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各种思想交融，其中儒家思想深入其中。儒家文化不仅直接促使产生了封建法律制度，还固定了民众的法律意识，继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我国的诉讼观念根植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其形成源于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诸多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以礼立国，以礼施政、以礼立法，根本上决定了传统诉讼观念的归属。而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更是诠释了传统的诉讼观念———无讼。至此，“无讼”几乎成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传统诉讼观念中除了“无讼”思想，还演化出了“息讼”“、厌讼”、“耻讼”等思想。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中最理想的状态，是统治者所倡导的诉讼意识。在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下，统治者压制诉讼以达到社会繁荣稳定的景象，并通过宣扬儒家伦理法律观：“礼”“义”“仁”思想、重德耻法等，让民众逐步形成一种“耻讼”意识，即打官司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无论是“厌讼”、“息诉”、还是“耻讼”，都是民众所追求的“无讼”，构成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其实质是追求纠纷在表面形式上的消失，并非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使矛盾、纠纷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在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进程中，传统诉讼观念制约了权利意识的伸张，束缚着法律意识的发展，进而影响法治建设。

（二）无讼思想的内涵

“无讼”，从字面上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出现冲突和纠纷不是通过诉至官府，寻求法律的强制手段来解决，而是通过相互间的妥协与退让而解决;二是通过道德教化等手段使人们无争无讼，使得任何纷争都能得到及时化解，甚至没有形成诉讼的可能，做到禁之于未然。“无讼”思想注重和睦，尽量避免诉讼的发生，“无讼”秉承儒家思想，而“和”是儒家的精髓。诉讼则意味着对和谐的破坏，即只有达到无争无讼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儒家思想的“以和为贵”、“以人为本”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这种儒家特有和谐观、息讼止争和追求无讼的主张对传统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都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生活，即使发生纠纷也是内部矛盾，由家族内部人员调解。如果有人一发生纠纷就诉至官府，不但影响彼此的关系，而且劳民伤财，有时甚至会反目成仇。这样必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无讼思想在当代延续的必然性

（一）人情规范在社会中仍起着重要影响

先生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礼俗社会”、“人情社会”，人情在社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规范作用。尽管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指导社会依靠人情来规范。“德”、“礼”、“义”仍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备受推崇。人们靠着德与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以此评价别人的行为。法律虽然为社会提供了行为规范，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道德来教化、规制他人的行为。虽然道德与法律一起发挥着规范市场秩序和人们的行为的作用，但是道德调整的范围较之法律调整的范围仍是很宽泛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仍是以人情为纽带、道德为依托的。

（二）控制手段之间的相互排挤

法律作为众多社会控制手段中的一种，与其他控制手段一起发挥着协调社会的功能。众多控制手段，互相配合的同时也会出现相互之间的排挤。政策对法律的调控空间排挤最大。从本质上讲，法律、习惯都属于制度的范围，因而无论是法律还是不同的习惯，都可以使人们对于自己的交往与行为产生合理的预期，进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功，但是法律运用较少，加之人口众多法律知识传播较慢，基本常识比较缺乏，都使得传统习惯较之法律有更大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并且习惯更具有灵活性，在国家强制力介入伤害交易双方信赖基础时习惯就成了首要选择，其作用范围更大。这种更为温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对于日后的交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少。所以说，习惯对法律调整空间的排挤为“无讼”思想的存在和发展留下了空间。

（三）诉讼的高成本的影响

一旦诉讼即要面对高成本、高消耗。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诉讼从心理层面到经济层面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人们害怕付出高成本却没有收获，或者换来低回报而不愿诉讼，是人之常情。打官司有着严格的程序，复杂的手续，必要的诉讼成本。最重要的是，有些司法素质、工作效率不高，这无形中增加了诉讼的时间成本。而且即使得到判决，判决的执行也是经常要面对的问题。诉讼中经济的支出也在所难免，比如请律师提供的费用，由此产生的误工费等等。当事人还要面对社会心理成本的付出，被认为有失“体面”、伤害了信赖关系等都使得无讼成为首选。

三、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一）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

“无讼”的前提是不争，它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的向往与追求，这种和谐的思想在法治领域的体现就是“无讼”。所以，“无讼”是和谐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应。古代“无讼”社会“礼法互补”、“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给我们现代社会最大的启示就是德法并治，德治和法治并举，综合运用道德、法律和公序良俗以及舆论引导等各种方法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另外“，无讼”思想推崇道德教化，有助于培养全体公民良好的道德规范，为以德治国培育良好的社会土壤，无讼思想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古代“无讼”思想下的调解手段是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渊源，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应该合理利用好人民调解制度，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纠纷，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自愿达成和履行调解协议，把双方原有的良好关系继续保持下来，不至于矛盾加剧、关系恶化，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也节约了司法资源，为促进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

（二）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

1“.无讼”法律文化妨碍人人平等法制观念的认同。

如上所述“，无讼”思想根植于儒家传统文化中，君君、臣臣、子子，等级森严，高低贵贱有着严格的差别。“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这一点在今天的社会经济建设中尤为显著，市场交换主体事实上的不平等仍大量存在，严重制约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权力至上”等腐朽观念严重损害执法、司法的公正。百姓不信任司法救济，纠纷得不到解决，以至影响社会的稳定。法治社会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严格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无讼”思想尊崇“道德至上”。

“权利”的概念源于西方，是指受法律保护的个人利益，本身含有道德“正当”的意味。权利一语，“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道德至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思想中是没有“个人权利”这个概念的。国家一个大家庭，个人是家里的一份子。每个人对国家都有着责任，人人都是兄弟姐妹都应该遵守“礼”的原则。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与他人的利益冲突面前，是懂得礼让和妥协的。在儒家思想教化下，法律的目的不是化解纠纷，维护公平正义、保护私有财产，而是抑制、消灭人的私欲，做到使民不争。争财成讼历来为官府和舆论不容，甚至有言：“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但凡是诉讼都是不可取的。“无讼”就是从思想上否定人的私欲，忽视人的权利诉求，并用严酷的刑罚加以威慑，这是导致民众忽视权利意思的重要原因。正像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古代“很少甚至没有发展出民法保护公民；法律大部分是行政性和刑事的，是民众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一）法律不是万能的，要重视道德教化

法律不是万能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需要道德的适当引导。当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犯罪率也在急剧上升，传统文化中道德体系千疮百孔，人情寡淡。法治建设急需解决这种现象。但现代司法体制治标不治本，收效甚微。有人似乎忘记了法律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不可能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较之下，道德教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无讼”思想由传统文化演变而来，强调人对其自身的约束，“克己复礼”。只有当法律与道德的精神相一致时，法律才有价值。只有在不背离道德的情况下，法律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倡“无讼”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即和谐理念，才能减少资源浪费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摩擦，尽早实现法制化。

（二）借鉴以调解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无讼”思想重视多渠道、多元地纠纷解决办法，把调解作为解决民间纠纷，恢复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即反映了古人对和谐的追求，又有调解对解决民事纠纷的作业。所以调解制度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仍有借鉴价值。第一，调解不需要进入司法程序，简单并且行之有效。第二，法治建设固然要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但法律并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手段。加之我国历史悠久，传统习俗较多，法律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办法，调解就是最为简单方便的纠纷解决方法。第三，中国是“熟人社会”，有时无法依靠法律一元手段处理纠纷。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们必须关注周围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和评价，对簿公堂往往影响人际往来，并且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现阶段，很多经济交易纠纷尚不适宜采取法律手段解决。第四，虽然中国经济正高速发展，国民素质有了大幅提高，但民众对法律规范仍然缺乏必要的了解，对法律程序存在偏差，不愿拿起法律武器解决纠纷，维护正当权益。借鉴“无讼”文化解决纠纷，应当加强民间调解，司法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协同合作共同完成民事纠纷的调解。

（三）“和为贵”等观念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发展

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为和谐，和谐指的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三个方面。事实上这与传统法律文化中“以和为贵”的精神是一致的“，无讼”思想传播了这种精神。在法治建设中对“无讼”思想进行客观分析是大有帮助的。法律作为调控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手段，最终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纠纷，以暴治暴的诉讼方式不能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而和平解决纠纷才可以融洽各种社会关系。因此，以传统“无讼”思想的精华来扶正当前的文化无序和道德失范，调处纠纷，以缓和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这是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五、结语

无讼观念虽然产生于传统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并非完全是糟粕而不能继承。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法律规范尚未完全，法治文明仍在全面建设下，传统的无讼观念是可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价值的。在法治的视野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继承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革除弊端、创新思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志平.寻找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高道蕴,高鸿君,贺卫方.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4]孙利.中国传统无讼思想及其现时代价值[M].南京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