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国学启蒙教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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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国学启蒙教育

篇1

一、国学的定义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之初,正值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关于国学的定义,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二、国学启蒙教育的兴起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对于本国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是一个国家屹立千年的稳固基石。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断言:“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正在将文化的种子撒播在孩子的心里,撒播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华秋实,它的作用在不久的将来必会凸显,为这项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会使安放我们灵魂的精神家园更加美好。”

现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和老师开始意识到对孩子进行国学教育的重要性,新世纪的“国学热”正逐步升温。而且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化,目前全球有10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孔子学院349个,孔子学堂400余个,注册学员约50万人。所以国学启蒙教育的兴起也是顺应潮流不可逆挡。

三、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国学渗透

国学大师南怀瑾说:“一个民族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支撑,而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己的文化,民族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创新。”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人文教育,以提高人才竞争力。国学经典的学习不仅可以培养青少年的优秀人格,是实现青少年素质、奠定幸福人生的基础,而且能够凝聚成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会以其独特的感染力、凝聚力,教育和塑造人们的心理、性格和自我意识,是青少年能够自觉的遵守日常行为规范,增强对传承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产生一致和自觉的行为方式,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塑造,个性得到发展,精神得到升华。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力从出生开始发展,一到六岁即有明显快速的发展,六到十三岁则是一生中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利用小学生记忆力发展的最好时期,学习传统文化经典,无疑能达到文化熏陶、智慧锻炼与人格培养的目的。小学生是社会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现在的小孩子可以唱很多流行歌曲,却对充满先贤智慧的经典毫无知晓,这难道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吗?国学启蒙从幼儿时期开始,还因为他们拥有两项得天独厚的本钱,一曰“德性净、记性强”,二曰“时间充裕”。一名小学生假若不自一二年级开始启蒙, 那么他顶多只有三四年时间接触经典,然而一名幼儿园中班开始启蒙的小朋友则大不相同, 他可以有八年的时间浸润在经典世界中。

四、国学教育与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效结合

如何有效地使国学渗入到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中呢?

首先,在不影响孩子正常活动同时,选择适当的时间,以游戏、故事、儿歌等多样化的形式,在集中教学或分组或个别的进行。

其次,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简单易懂。幼儿期孩子的思维直观形象,理解能力有限,所以在选材上要精练,要通俗易懂,最好配有图画,便于幼儿理解,内容要少而精。如《三字经》,三字一句,朗朗上口,便于幼儿记忆诵读,内容丰富,浓缩了大量的文化知识和伦理道德。通过学习孩子们知道了孟母三迁的故 事,懂得了孔融让梨的道理。在区角游戏活动中,有的还模仿有些精彩的故事。再者,选取对培养幼儿德育、智育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内容。为了形象生动,尽量配合幼儿喜闻 乐见的形式。国学教育不能眉毛胡须一把抓,“经典是本,诗文是末”,在内容上要循序渐进,先养德,再启智。在学习过程中幼儿是学习的主体,他们是主动的获取新的知识和理念,而不是传统的 被动的填鸭式的学习,所以要求老师在尊重幼儿天性和教育规律的前提下,还是要有一定的组织和引导能力,以幼儿感兴趣的方法和手段,循循善诱。学习《弟子规》时,我们很多时 候都配以情景表演,“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教育幼儿尊重父母,孝敬老人。“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告诉孩子到哪里去都要告诉父母,回家也要禀报父母,做事要有规律。幼儿对这样的学习形式很感兴趣。电视是孩子生活的必需品,把有意义 的经典故事制成幻灯,在多媒体上播放给孩子看,也能收到不错的效果。“教之道,贵以专”,在教学过程中只要你做到了十分的功夫,幼儿就能从中获取新知。

最后,家庭、学校紧密配合,使国学经典成为有用的东西。尤其是在幼儿阶段,如果单靠孩子的机械记忆的话,其中的教育价值将大打折扣,尤其是那些关于

转贴于

做人礼仪的方面,故而国学启蒙教育要靠教师、家长和幼儿的三方互动式教学才能实现。在学校老师要以身作则,树立孩子学习的榜样;在家里父母要督促孩子“亲师友,习礼仪”。现在的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他们几乎是家里的小霸王。要改变这个现状,现代家庭更要重视对孩子的礼仪教育, 加强德育教育,教会他们尊敬父母,孝敬长辈,做一个诚信、对社会有用的人。老师首先要转变家长的观念,不需要孩子背诵的了多少内容,而是看孩子做到没有。“好读书,不求甚解。”凡是十分在意孩子背诵的成绩或成果者,乃是由家长“欲速”与“见小利”的心态所致,请诸位家长牢记孔夫子的一句名言“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我们不要求每个经典孩子都能理解,只希望在孩子记忆里有美好的东西,在以后的人生中慢慢去体会。

五、国学启蒙教育旨在“正德”、“启智”

国学教育秉承“修正德行,启迪慧智”的宗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实践,继承传统经典中的智慧和道德,联系契合时代特色的教育,引导学生塑造独立完整的人生品格,通晓为人处世的生活礼节,培养对自我和社会的信心和爱心,提升精神境界和生命质量,从而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篇2

鲁迅与丰子恺的私塾白描

《红楼梦》第九回写道:“原来这贾家之义学,离此也不甚远,不过一里之遥,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掌,专为训课子弟。”

凡同族子弟,沾亲带故,无论贫富贵贱,也无论谦恭顽劣,都可以来义学上课。学校是始祖所立,又由族中有钱人家供养,家族未来的荣辱皆从此出,其建筑想必不会是豆腐渣工程。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段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但在鲁迅看来,乱哄哄的环境、迂腐的朗诵内容,构成了三味书屋枯燥的生活,这与代表自由快乐的百草园做对比,表现了鲁迅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私塾教育的不满。这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

丰子恺在他的《私塾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私塾里读的书只有一种,是语文……书名叫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书现在的青年人、壮年人,也不容易懂得,何况小朋友。……然而那时的小朋友苦得很,非得硬记、硬读、硬背不可。因为背不出先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或者打后脑。

不管怎么说,私塾是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独特的风景,直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依旧大量存在。民国时期那一批文化大家,童蒙时几乎无一例外接受过私塾教育。陈寅恪,出身文化世家,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钱穆,9岁入私塾,熟读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

任继愈是最后一代完整接受过传统启蒙教育的学者。他6岁左右入私塾开蒙,9岁进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从任继愈先生身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精神气度,在当今学者身上已鲜见矣。

一个人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私塾教育让儿童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扎在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汲取其精华。

当代私塾的南怀瑾式回归

在民国时期,有不少人冷静看待私塾的功与过。

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提到了私塾教学中重要的教学法——对课,即对对子。他指出:“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说对课是私塾里的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初步运用,认为“对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

的这种中肯在百年后得到了印证——现代私塾如今在不少地方兴起。而私塾教育的百年循环,原因似乎正在于现代教育呈现出当年八股文章僵化的趋势。

2008年起,南怀瑾将办学重心,从大人转到小孩身上。他在太湖学堂的校区内创办“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专门招收小学生。自己不再讲学,而是开启基础教育实验计划。

这所另类的“体制内私塾”,外界亦泛称为大学堂,就是为了抵抗现行的“硬体制”。“一百年来,中国学习西方教育方式乃是错误的选择。”南怀瑾批评说,“小学是生活教育的一环,只指导学生如何考,却不懂做人,才导致国家混乱。”

当然,不管是私塾的兴起还是南怀瑾对私塾的试验,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如今大多数孩子读幼儿园是在培养爱好兴趣,而过去的私塾主要是族人开设的,只要是族人或者乡亲,交几个铜板就可以过来读书,相亲相助的依存感和安全感是现今社会所缺失的。

私塾里的某些课本的意义正在被重新挖掘。《再见童年》的作者张倩仪说,“过去很多的翰林,他们都很喜欢做蒙学书,比如朱熹做过。他们重视孩子的成长,他们哪怕自己是大学问家,也要看孩子怎么成长,来做他们的教科书。”

篇3

在古代,塾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不太相称,他们作为有学问的师长,拥有着极高的名声威望,被人们敬仰和崇拜着。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从事塾师的人多而杂,那些只会一点皮毛知识的塾师总是曲解诗词,读错字,给世人留下了很多笑柄。即使是在今天,说起塾师来,很多人最先想到的也是“呆板”“酸腐”这样的词汇。但是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今河北省)全省的私塾总数仍不少于3万所,到1928年,全省仍有私塾6277所,其中女塾237所,在塾学生72144人,全国的私塾数量可见一斑。在那时候我国的官学还没有普及,倘若不是有这么多私塾承担起了教育大任,我国的教育、知识、道德修养将会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末民初,义塾、族塾或者改办小学,或者停办。私塾的教学形式逐渐地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也让很多人为此惋惜。佝偻着腰的“私塾先生”成为了人们缅怀和追忆的对象。

但是这几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国内的一些地方开始兴办起“当代私塾”,这种私塾有些类似于古代私塾的办学形式,家长不把孩子送到小学,而是在家聘请教师,教授古文经典。或者说把孩子送去有“私塾”性质的学堂,让孩子与其他同龄人一起,在学堂里学习古代流传下来的蒙学课本,接受道德修养方面的熏陶。

这种“当代私塾”的出现其实是源于一些家长们对现代填鸭式教学的教育方法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国的孩子就应该在年少的时候接受我国传统的启蒙教育,成为一个热爱传统文化、有道德修养、身心健全的少年。而不是忙于那些功利性的考试,只是做一个头脑简单的,会做试题的机器。在这种潮流下,全国各地以教授传统文化知识为核心的“学堂”应运而生,珠海的第一所“私塾”――南山学堂就是其中的一所。南山学堂以识字为主,识字先行,经书不要求熟读,流读,而要求正心,正意,孩子能自主读书,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及读书兴趣。

这间学堂的创始人是一位弃商从教的夏凡老师,是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私塾先生, 从世俗的眼光看,放弃高薪的工作有点不可理喻。但夏老师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他很享受当下。能够过上耕读之家的生活一直是他的人生理想。他还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大多学校里已没有严格意义上传道的老师了,好一点的还在授业解惑,差一点的连授业解惑都做不到。给孩子们开设私塾,让孩子们重读古籍经书,教他们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和天道,这才是在传道育人。

这里的“私塾先生”总共有4名,除了夏老师之外都是女士,看来现在的“私塾先生”也不全是“先生”了。其余的老师们都是幼师和教育本科学历,大家都是本着对光大国学这个理想走到一起的。但是生源少,收费低,老师每月的工资仅有1200元左右,这远远低于普通的幼儿教师收入。可是,就像一位老师说的那样,“我们真心地感受到国学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国学对孩子们幼年成长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坚持下来了。”他们虽然和古代的“私塾先生”一样,都只能得到微薄的薪水,但我却深深地感受到现如今的他们坚持的意义和可贵。在教学内容上,南山学堂不仅仅将教学局限于诵读经书,但是仍然以识字教育为主,辅之以传统的启蒙教材,此外,他们还与时俱进,在教学内容里添加了英文读经、数学教育、美术读经、音乐读经。尽全力在孩子们的艺术敏感期对其进行刺激和引导。此外,他们还将《弟子规》中的道德养成融入到孩子生活中去,老师带领他们农耕劳作,下地浇水,种地收菜,享受大自然带给人们的喜悦。从他教授的学生来看,孩子们回到学校读书之后表现得与常人无异,甚至更加聪颖过人,思考问题的深度也和同龄人相比更深一层。看来,夏老师和其他“私塾”

篇4

一、社会分层理论回顾

有关社会分层在西方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即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冲突理论和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多元理论。

(一)冲突理论。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秩序的存在是因为某一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占优势的阶级能够通过自己对其他较低阶级的权力来维系这种社会秩序。其阶级划分是建立在“经济系统中群体与主要生产要素之关系”的基础上。此种观点强调经济要素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经济要素不仅决定了人们在经济关系中的经济地位,也决定了人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二)多元理论。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分层由以下三个标准决定:经济标准――财富;社会标准――威望;政治标准――权力。这三个标准在不同的维度上形成人与人的差别,通过标准的组合与交迭,人与人之间的分层出现。

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什么造成了人们经济地位的不一样呢?前述的分析已经说明: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劳动能力的不同造成的。众所周知,现实所强调的是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在大部分人智力水平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后天的培养就显得十分重要。

同样,就韦伯的观点,无论是对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标准而言,教育都是十分重要的。教育对经济标准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已经分析过;对社会标准而言,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意味着更多的社会威望与社会尊重;对政治标准而言,掌握权力者,也就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进程的政治精英们,在他们的形成过程中教育也发挥了极大的重要性。

综上,无论从马克思还是韦伯的观点来看,教育对社会的分层过程及分层结果影响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二、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孩子的家长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可能并不具备条理性和相应的深度,但无论从感情还是从现实考虑的角度,家长们都期待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受教育环境。良好的教育除了可以为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提供继续保持上层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之外,也可以为处于社会中层和下层的人们提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

(一)中国社会对教育功能的认同。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系列的公益广告――知识改变命运。其中最大的诉求莫过于告诉能够看上黑白电视的小孩子:认真学习吧,发愤图强吧,只有读书才能让你过好日子。

《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了某省会城市小学的竞争态势――典型的马太效应――伴随着社会教育资源的进一步集中,强者更强、弱者弱者的趋势不可避免。有的小学因教育设施完备、教学质量高而严重超员,而有的小学甚至面临着因招不到学生而被迫关闭的危险。

无论在何处,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在城市中,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利用所处的优势地位占有并使用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社会中层及下层的人们很大程度上只能使用被选择后剩余的教育资源。这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分层的层间距加大。

教育资源不能较为容易地普及、流动。教育资源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优质的教育硬件,如电教设施、体育设施、图书桌椅等,直接来自于政府的教育投入。当中国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想要在社会各处都普及优质的教育硬件是不现实的,于是就出现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优质的教育软件,如优秀教师、教材、教学方法等,也因为教育硬件的差异而变得更加不平等:如优秀教师为了自己的前途发展离开原执教地向教育硬件更好的地方流动;优秀的教材由优秀的教师利用优质的教育硬件在高素质的授课对象中实践得到。

总的说来,政府投入的相对有限性与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相对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教育的差异,进而助长了社会分层的扩大。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人们开始寻求现代科技的帮助。大众传播媒介以其对人们生活的广泛渗透性、传播的方便性与低廉的边际成本成为人们用于改善教育现实不平等的工具。

(二)美国社会对教育功能的研究。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文中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其中大众传播的第三个重要功能是“社会化功能”,即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人的现代化过程既是在家庭、学校等群体中进行的,也是在特定的大众传播环境中进行的。亦被称为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教育功能”的意义一般在两个层面上出现:第一层指相对较宏观和抽象的社会化过程;第二层指相对微观的具体的教育的过程。而以下所谈的“教育功能”多针对第二个层面而言。

一般认为,传播媒介的普及可以改善知识传播和教育的条件,其结果将带来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并有助于缩小社会各附层和群体之间的差距,扩大机会的平等。社会分层的差距在教育环节得到了缩小。

但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现实中教育资源的不足,减小社会分层的差距,在教育环节上提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并不能依靠人们的主观臆断。对此,美国学者P.J.蒂奇诺等人的研究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1960年,美国要求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背景之一便是学校中处于社会不同层次的儿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目。处于社会上层的富裕儿童通常在进入小学之前便接受了较好的学龄前教育,而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贫困儿童由于经济能力不足,无法接受较好的学龄前教育,包括启蒙读物的购买与家庭教师的聘请。所以,进入小学以后,两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自然会产生明显的差距。相关研究表明,这种差距随年级的上升而不断扩大,并逐渐造成升学率、学历,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谈的社会分层上的两极分化。

美国政府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推出了一个补充教育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社会中下层儿童的受教育条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制作了一部题为《芝麻街》的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利用普及率已经很高的大众传播媒介来缓解社会下层儿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制作这部系列片的重要意图。

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被日益重视的、为了减小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层差距的补充教育工具是否能起到人们所期待的作用呢?从美国来看,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是对处于社会上层的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处于社会下层的社会经济地位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前者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是两者之间知识差距的扩大,社会分层的差距也因教育差距而继续扩大。

除了接触媒介来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因素外,造成知识差距的原因还有:两者在传播技能上的差异――获得有关公共事物和科学的知识需要一定程度的阅读;已有知识储存量的差异――知识储存越多,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就越快;社会交往范围的差异――社交范围越广,人际交流越活跃,获得知识的过程越能加速;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的因素――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媒介内容越接近,对媒介接触和利用程度越高。

以上无论哪个方面,处于社会上层者都处于较为有利的状况。所以,期待用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来减小社会分层的差距是不现实的。这反映出人们对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问题认识不足。在信息社会里,信息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它们带来了新的财富手段,信息的富足与贫乏造成了原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大,并不利于社会中下层人员通过大众媒介的教育功能向上流动。

三、对教育功能影响的总结

社会分层在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下又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大众传播技术的采用将带来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量和信息接触量的增大,这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如此,无论其处于社会分层的哪个地位。

第二,大众传播技术的采用所带来的利益并非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均等的。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由于其强大的学习能力与知识基础,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大众传播媒介以及网络等新媒介将会首先为那传播活跃、既有信息量大的社会群体带来更多的利处,并且对它们的接触与使用刚开始也是需要相关的知识,这对于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是不利的。

篇5

关键词:中专;职业认同感;生活型德育模式;对策

中图分类号:G40-0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214-01

一、中专学生的职业认同感现状

调查对象为甘肃省平凉师范学校2008级和2009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两个年级共八个班,每个年级四个班。我们采用分年级抽样的方法,每个年级随机抽取56人,共抽取112人。发出112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8份,有效率96.4%。通过调查,笔者了解到学生对幼师职业认同感的现状。

(一)学生对幼师职业的认知不足,对幼师职业社会评价较低

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幼师职业的社会地位评价较低。39%的学生认为幼师的社会地位低,17%的学生认为幼师的地位很低,学生普遍认为幼师工作辛苦,又不被家长理解,不受社会尊重。这种消极的评价,无疑会使学生对幼师职业劳动的社会价值产生怀疑,从而影响其学习的态度和效果。

由于受市场经济消极因素的影响,学生不能正确认识幼儿教师的职业劳动。很多学生认为,学前教育是一个照看小孩、 “当娃娃头”的职业,容易出安全事故,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很多学生学习和工作态度不端正,就算是已当幼儿教师的学生,好多也是“爬到这座山上看到那座山高”,不能专心于幼儿教育,如果另有机会,会很快辞去工作,进入其他行业。

(二)学生对幼师职业缺乏职业兴趣和情感

调查发现,按个人理想和兴趣选择学前教育专业者为33人,仅占调查人数的30.6%,41.7%的学生因家长意见选择学前教育专业。表示很喜欢学前教育专业的只有8人,占7.4%,表示比较喜欢的有38人,占35.2%。表示不喜欢的有41人,占38%;表示很不喜欢的2人,占1.8%;表示不清楚的11人,占17.6%。可见她们对自己将要从事的幼师职业缺乏职业兴趣和情感。

(三)学生对幼师职业发展前景不乐观

调查得知,34.3%的学生认为幼师职业难以发挥才能,有24.1%的学生认为幼师职业辛苦而又没发展前途。学生普遍认为,他们之所以选择该专业,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幼儿入园难,幼儿教师短缺,将来好找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该专业开设音乐、美术、舞蹈等课程,可以训练特长,好让自己将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学生对自身素质的错误认识导致对幼师职业的认识偏颇

学生对自身素质的错误认识主要表现为过高地估计自己。一部分学生认为,干幼儿教育这一行无需很多知识,自己学到的东西已经够用了。有52.4%的学生认为幼师职业没有发展前途,一辈子照看小孩没出息。另外,受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中心、唯钱至上等消极观念影响,很多学生认为幼儿教师是个“哄小孩玩”的职业,工作很不自由,又没多少收入,好多学生没毕业就想转行干其他工作。

二、建构中专生活型德育模式的对策

由上述调查可知,我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所学专业缺乏认知,职业认同感较低,这种情况影响了教育教学效果。作为德育课教师,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培养学生积极的职业认同感,确立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建构中专生活型德育模式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

(一)加强对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

专业思想主要包括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对学生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就要提高其专业认知,培养专业情感,指导专业行为。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受社会环境、家庭观念和学校教育的影响。学校教育对学生专业思想的影响最直接最深刻。因此,在新生入学后就要对学生进行专业思想教育。首先,我们对学生开展“幼师入学”主题教育活动。给学生讲述我校开展学前教育的历史和取得的成绩,分析我校该专业的特色和优势,介绍从我校本专业毕业的校友成功的典型事例。通过开学的专业启蒙教育,使学生较为明确地认识到在幼儿教师的工作岗位上也能创造非凡的业绩,学习学前教育专业是他们正确的人生选择。其次,开展“入园熏陶”活动和“名家进校”活动。新生入学不久就组织学生到市级示范性幼儿园参观和见习,提高学生对幼师职业的感性认识,增强其对幼师职业的情感;请进幼儿教育专家分析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前景,介绍学前教育最新动态,深化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聘请一些幼儿园名师献身说法,激情讲述她们的感人故事,让学生接受最直接最真切的教育。再次,组织幼师主题讲座和学前教育系列活动。学校有组织地开展优秀毕业生成长讲座和优秀实习生体会论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认识,增进专业情感。“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组织学生开展同幼儿“手拉手”体验活动,让他们亲近儿童,了解儿童,走进幼儿的心灵世界,激发其真切关爱幼儿的自然感情。

(二)学科教学积极渗透幼师职业价值观教育

学科教学是对学生进行职业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各科教师的言行举止、举手投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因此,教师要为学生树立起榜样,言传身教,为人师表,以良好的职业人特质去感染学生。各科教师要主动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师职业道德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以良好的职业人形象感化学生,以极富道德感染力的行为引导学生。各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自觉地将教书和育人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培养学生职业意识、职业兴趣,重视完善学生行为习惯,这是帮助学生牢固树立职业价值观的重要环节。为了让学生对学前教育专业有个从量到质的感性认识,我们重视改革教学方式,变灌输教育为参与式教育,注重创设情境教育学生。如在幼儿教育学中应用以幼儿为中心的“情境教育法”开展职业责任教育,通过教师课前引导,学生自主设计教学情境,扮演幼师角色,演示师生互动过程,来提高教学效果。让学生懂得幼师职业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实现人生价值、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在一次情境教学中,学生以青海玉树地震为背景,演示了一位幼儿教师在地震过程中,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从教室中一次又一次救出幼儿的感人事迹。角色扮演中的学生体会到了幼师职业的真正价值,价值观得到升华,收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三)开设幼师职业行为训练课程,设立职业行为监查岗

要成为优秀的幼儿教师,学生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是幼师职业人员的首要素质。因此,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应充分认识到职业道德养成的重要性,自觉加强职业道德养成训练。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认知,培养职业情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有利于学生以更好的心态、更大的热情投入学习和工作,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我校高度重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行为的养成训练。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特点,我校编制了《幼师职业行为训练指南》,开设了幼师行为训练课,设立行为监查岗,对学生日常行为表现进行监督和指导,每周一次评议会,议论得失,对每个学生进行量化打分。每学期评选一批“合格幼师”,第三学期仍然不合格的学生要接受强化训练,直至合格为止。本地好多民办幼儿园假期继续开园。利用寒暑假把学生送到民办幼儿园见习、实习,全面接受幼儿园文化氛围的熏陶,让其适应幼儿园管理,强化岗位行为训练。通过持续不断地强化训练,学生的仪表装束、言谈举止有了明显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幼儿教师”。

采用上述教育措施后,我校大部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改变了入学初期对幼师职业的认知,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喜欢程度明显高于教育前。后来的追踪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对幼师职业“比较喜欢”由35.2%上升到77.8%, “不喜欢”由38%下降到14.8%;表示很不喜欢的学生也没有了。因此,通过学校教育重塑学生的职业认知,强化职业道德和技能训练,建构生活型德育模式是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认同感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杨桂英等.护生职业认知养成教育的探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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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理因素 认知因素 情感因素 外语习得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b)-0105-02

从三语习得(TLA)跨语言迁移的L2迁移研究中,可以知道,语言水平是影响跨语言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L3习得初期,L2在词汇层次上的形式迁移是一个显著特点,但随着L3水平的提高,这种词汇迁移和语码转换会普遍下降。这说明L2形式迁移只是一个表面过程。那么在词汇层次以外的读写方面,会不会发生L2迁移呢?Wagner(1989)等的研究显示:只有L2(法语)读写能力的双语者并不妨碍其L3(英语)的习得。但在三个完全不同语系的接触中,如少数民族语―汉语―英语,还会不会有L2迁移?

根据Cummins(1976:36)的门槛假设理论,“双语儿童的语言能力水平可以使其双语习得经历促进认知和发展”。Cummins(1979)称,表层方面,如口语的流利度,L1和L2是独立发展的,但隐性知识/专业知识水平却是跨语言共享的。正是它有助于认知、专业能力从一种语言迁移到另一种语言。这就是其相互依存发展假设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假设,“习得者的L1,尤其是L1的读写水平与其L2水平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果L1的专业水平高,将有助于L2习得;反之将有碍于L2习得”。[1]这种关系同样存在于TLA(门槛假设理论)中。Swain等(1990)的研究发现,具有L1和L2读写能力的双语者,其L3水平远远高于只具有L2读写能力的双语者。同样,可以用这个假设来解释少数民族语-汉语-英语习得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相互依存发展的条件。

我们知道,在外语教学中,教学质量的高低,取决于老师和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诸多因数的综合作用。但诸多因数中,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学生的年龄、认知能力和情感因素等。年龄,认知能力属于影响外语学习的生理因素;而动机、态度和个性特征则是影响外语学习的主要情感因素。那么,怎样充分利用这些因素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中的作用,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的开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 生理因素在少数民族学生第三语言(英语)习得中的作用

1.1 年龄在少数民族学生第三语言(英语)习得中的作用

年龄在母语和外语习得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心理学家及语言学家们通过对婴幼儿语言发生、发展及其条件的研究认为:每个出生时只要是健康的婴儿,都拥有极大的语言发展潜力,而且还具有使其全面、充分的可能,只要语言教育科学、适时,语言环境良好,每个幼儿都能成长为语言能力超强的人。幼儿时期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期。在其敏感期学习语言,如果教法得当,就会产生“多、快、好、省”的效果。而且无需一直努力,轻轻松松、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利用幼儿学习语言的最佳期,积极对他们进行外语能力的启蒙,早日开发对外语语音和文字符号的认知能力与兴趣,以减少成人后的母语定势对学习外语的不利影响。从母语的习得研究来看,小孩如果过了一定的年龄,即使有语言环境也很难顺利地习得一种语言。Ellis指出:“(1)学习外语的起始年龄并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习得的程序;任何年龄开始学习一门外语都有可能获得成功;(2)学习外语的起始年龄较明显地影响习得的速度和效率。在语法,词义和词汇方面,少年比儿童和成年人表现更为出色(如果学习时间相等);(3)学习时间长短影响习得的成功速度。学习时间的长短对整体交际能力的获得关系极为密切,但起始年龄对将达到的精密程度有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在语音方面”。[2]

有关年龄因素对外语习得影响的讨论对我国外语教学政策的制定和外语课程的设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01年秋,国家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在全国各城镇小学普遍开设英语课的纲领性文件,启动了从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的教育措施。小学英语课程普遍开设起来。从以前初中开设英语教育,到小学开设英语教育,现在则从幼儿期学龄前期开设英语教育这一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正把开始接受英语教育的年龄低龄化。从低龄阶段开始英语启蒙教育无疑为将来的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语言潜能在少数民族学生第三语言(英语)习得中的作用

所谓的语言潜能,指的是学习者所具有的某种能力倾向。其可分为三个方面:(1)语言能力,即识别语音成分及将其储入大脑的能力;(2)语法能力,指识别语言中句法结构的能力。这一能力并非指学习者实际了解一些语法术语,而是在学习语法或组词造句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潜在能力;(3)推理能力,即语言学习者分析语言素材并由此确定意义与语法形式之间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双语儿童的语言表达中无论句子平均长度,还是句子结构的完整性都优于单语儿童。双语儿童容易习得其他外语,尤其是语音语调。由于双语儿童在交往中必须根据不同的交往的情景、不同的交往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所以对社会情景的敏感和语言的交际能力较单语儿童强。这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英语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其优势在于少数民族学生本身就生活在多民族语言的环境中,为了生活方便,都同时可能操几种少数民族语言,从心理上并不排斥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他们只将英语学习看作是顺其自然的事。其识别语音的能力很强。其不利因素在,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英语时,不仅要克服汉语发音在英语语音学习中的负迁移现象,还要克服由于母语发音的妨碍在英语语音学习中出现的困难。这也提示了:英语教师在英语语音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把握英语发音的特点,还要特别注意少数民族学生母语中的语音优势和劣势,促成语音学习正迁移的发生,减少负迁移带来的语言学习障碍。

2 认知因素在少数民族学生第三语言(英语)习得中的作用

认知因素主要指学习者的认知风格,即学习者接受,组织和检索信息的不同方式。研究者们将任知风格分为两种类型: (1)场依赖型风格;(2)场独立型风格。前者的特点是:依靠外部参照系处理有关信息;倾向于从整体上认知事物;往往缺乏主见;社会敏感性强,易与他人进行交际。而场独立型风格的学习者的特点则是:“以自我为参照系统;倾向于分析;具有独立性;社会交往能力相对较弱”。[3]

经研究发现,场独立型学生倾向于在模仿句子时省略小项目,保留整个短语,而场依赖型学习者正好相反。场依赖型学习者在自然环境下学习外语更易成功,而在课堂教学环境中,场独立型学习者可能更占优势。笔者认为,身为一名外语教师,我们应该针对不同风格的学习者进行不同的学习环境和学习任务,发挥其特长,并相应地对学生的认知风格和学习策略给予正确引导,促进他们的外语学习积极性。

3 情感因素在少数民族学生第三语言(英语)习得中的作用

3.1 动机在少数民族学生第三语言(英语)习得中的作用

在外语学习研究领域,欧美语言教育家们经过各种调查研究,认为动机是影响外语学习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的大多数外语教育工作者也对此达成了共识。所谓动机是指:(1)有目的性的去完成某种活动;(2)为达到该目的而做出相应的努力。Brown(1981)区分出以下三种不同的学习动机:(1)整体动机,指对外语学习的一般态度;(2)情景动机,如在自然习得情下学习者动机不同于课堂学习者的动机;(3)任务动机,指对具体任务的动机。还有一种著名的对外语学习动机的分类是Gardner和Lambert的“综合型动机”,即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有特殊兴趣,期望参与或融入该社团的社会生活;“工具型动机”指学习者为了某一特殊目的,如通过某一考试,获得某一职位等。部分研究者认为,持综合型动机学习动机的学习者往往比持工具型动机的学习者更容易成功地习得外语,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某些情况下,持工具型动机的学习者更具有学习热情,更能够成功地习得外语。

而外语学习的外在动力来自于社会环境,即来自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语言环境等因素。社会的语言环境以及社会对外语学习的态度也会影响人们的外语学习。如果一个学校重视外语学习。那么该学校就可能形成一个较好的外语学习环境,大多数学习者也就能够从中受益。

3.2 态度在少数民族学生第三语言(英语)习得中的作用

态度的成分,应包含以下几点:(1)认知成分,即对某一目标的信念;(2)情感成分,即对某一目标的好恶程度;(3)意动成分,即对某一目标的行动意向及实际行动。Stern(1981)区分了学习中的三种基本态度:(1)对目的语社团和本族语者的态度;(2)对学习该语言的态度;(3)对语言和学习语言的一般态度。“态度与动机密切相关,对某外族文化报有好感、向往其生活方式、渴望了解其历史、文化及社会知识,这是一种十分有利于该文化和语言的因素。相反,对某外族文化抱有轻蔑、仇视或厌恶态度就很难令人想象执这种态度的人能够认真地去学习该文化的语言。教师的热情、活泼、博学多才会对学生和学习内容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态度对外语学习过程的影响主要通过动机”。[4]

少数民族由于其居住的地域孕育了他们热情、宽广的胸怀,他们生就了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大度,对于来自本民族以外的任何语言或文化,他们都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坦然,然而由于居住在远离城市的大山深处,他们的坦然中又有一丝迟疑和胆怯,但又渴望着更多的了解持这种语言的人们。因此,在外语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注意这种情感、态度的发展,将这种良好的情感、态度作为激发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言的动力。要纠正使学生产生消极情感的不利观念,利用积极情绪客服其消极情感情绪,使之始终处于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

3.3 个性特征在少数民族学生第三语言(英语)习得中的作用

心理学上区分的“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种不同的性格对外语习得也会产生影响。在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外向型的学习者由于练习外语的机会多成绩会优于内向型的学习者,然而有些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可能的解释为,不同性格的学习者对于处理不同的学习任务运用了不同的策略。国外有些研究者根据这些个人因素对外语习得过程影响的方式和程度,通过实验和对比,描述了“理想的外语学习者”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是:(1)能够适应学习环境中的团体活力,克服负焦虑和干扰因素;(2)抓住各种机会使用目的语;(3)利用所提供的机会练习倾听针对他输出的目的语并作出反应,即注意意义而非形式;(4)通过学习技巧来补充与目的语社团成员直接交往的不足;(5)至少在语法学习的初始阶段,是个少年或成年而非小孩;(6)具备足够的分析技巧和接受、区分和储存外语的特征,并检测错误;(7)具备学习外语的强烈‘整体动机’并具有强烈的‘任务动机’;(8)能够适应不同的学习环境;(9)勇于实践,愿意冒险”。[5]

基于上述理论,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对不同性格的学生要追其发展,及时采取积极措施,使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结合过程中的各种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应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特征与个性差异因材施教。所以说,教师对学生的性格有所掌握,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考虑这一性格因素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4 结语

上述因素对外语习得具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们学习外语的认知、动机、态度、兴趣等心理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都是可以变化的。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我国学生学习外语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外语教育政策,充分利用生理、认知与情感因素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培养、激发和加强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的动力,努力将我国的外语教学推向一个新台阶,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刘永兵,赵杰.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外语教育研究与理论建构的社会学视角[J].外语学刊,2011(4):121-125.

[2] 陶丽.浅析如何激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动机[J].品牌(理论月刊),2011(1):91-95.

篇7

关键词学生素质教育中日

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有机会去日本留学和工作。在日本近6年的时间里,作为留学生,接触了周围的日本同学们,并会情不自禁地与自己在国内大学的学习生活作了比较;又由于带着当时是小学生的女儿共同生活,又从家长角度观察到日本启蒙教育阶段的学校培养方式。

本文结合自身在日本多年的留学生活经历和目前在国内大学工作的感受,并以此作点滴思考。

1 何为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1997年10月国家教委在《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素质教育要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学会审美,为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素质教育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经历、阅历、教育和环境等培养的。而真正的素质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良好的品格,并不局限于学术上的才能。

2 中日大学生素质教育现状

2.1 中国大学生的现状

有调查显示,当代中国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是进步向上的:但是,而今的大学生,正是1997年教委推进素质教育时,处于中小学生阶段的那批学生,在提倡了十多年的素质教育,但在各项指标上,有些还是显得不容乐观。

某高校在2009年对在校大学生自身评价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的自评项目不良率有在45%以上,甚至高达58.7%(见表1①)。

此外,大学生在职业道德、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工作责任感、语言表达及文笔表述能力、实际动手能力、组织协调与管理能力、开拓创新能力、人文知识和文体活动、心理素质等方面都有所欠缺,与教委的“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学会审美”的要求作对照,还有差距,具体表现为:

做人方面:不少大学生存在价值观念混乱问题。例如缺少公德,有时为发泄个人情绪而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共财物,不爱惜大学校园里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举止不雅,乱扔垃圾、吐痰等不符合文明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在大学生身上;诚信下降,考试作弊在大学校园内屡禁不止,学校为此费了不少心思,然而还是阻止不了大学生渴望作弊成果带来的利益。

求知方面:当今的大学生,从小接受应试教育,到了大学依旧将大把精力花在学习上,对他们来说,大学与中小学没什么不同,还是以听课为主。缺乏创新能力,知识面狭窄。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工科大学生缺乏文化素质,文科生缺少科技素质的现象。

健体方面:身体素质方面,虽然大学将体育课列入必修课中,但仍有不少同学在混学分。调查显示,大学生在耐力、灵敏、柔软等素质都有明显下降。心理素质方面,近年来不少大学出现杀人以及自杀现象,反映出少数同学心理状况较为极端。

审美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懂得欣赏艺术,包括传统艺术或者现代艺术,我国传统民族艺术、地方艺术缺乏观众、缺乏后继者,就是非常说明亟待提高审美素质。

劳动方面:大学生动手的机会越来越少,许多人都只在中小学开设的劳技课上动手制作过,“高学历,低技能”的说法,也反映了一部分大学生的现状。

2.2 日本大学生的现状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学生素质教育问题,自二战以来进行了多次的改革,尤其是1990年后的改革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②直至今日已取得不错的成效。虽然日本大学生也存在无朝气、丧失进取目标、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少积极行动能力、忍耐力下降、“高学历、低学力”等现象,但是整体而言是乐观的。大部分学生能够做到发现课题、自我学习、自我思考、自主地判断、行动、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等。

在客观条件方面,日本文部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以自身为媒介,联合大学和企业,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和大量的国际合作来提升日本教育水平等,从各个角度资助大学素质教育发展。

学校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努力。(1)在学分设置方面,学校一般安排必修课只占总学分的1/2左右,以便让学生们有较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来选修本专业以外的课程。③(2)在课程设置方面,为了防止理工科大学生缺乏文化素质,日本高等院校普遍要求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掌握人文、社会的一般基础知识,一些理工科院校的人文社科课程已经占基础课的31~37.5%。④(3)在课堂教学方面,教师会更多让学生参与到互动当中,而教师只进行总结和指导,学生们通过课堂发言和演习课来提高自己研究和报告的能力。长期受到这样训练的日本学生,在发言时一点都不感到拘束,每个人都坦然自若地发表自己的意见。⑤(4)大学生的课外活动备受重视,具有时间充裕、活动范围大、内容多样化、组织规模化、经费来源多、学校管理完善等特征。⑥

3 对比分析

3.1 同样是应试教育,日本大学生的素质相对较好

与素质教育相对应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是阻碍我国学生素质教育的最大障碍。然而应试教育在目前的中国教育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中小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不择手段,导致学生习惯了“填鸭式”的学习方式,除了会做题目外什么都不会,即使是考上了大学,这种习惯依旧伴随着整个大学生活。

日本的高考制度不同于国人所熟知的模式,并非由考试院统一出考卷,而是由每个大学各自出题的,考生则前往自己有意向报考的大学进行入学考试。日本的高中升学率在1979年就已超过90%,然而日本的平均大学升学率仅为50.2%(2009年),对于日本高中生来说,高考的淘汰也是非常残酷的,因此在高中毕业后直接就业的也不在少数。可以说,下决心上大学的日本高中生,从小也是上各种辅导班,来弥补课堂知识的不足,争取将来考上好大学。

3.2 中日大学生素质差异原因探究

同样是从应试教育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中日大学生,在素质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笔者结合自身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社会环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个社会风气呈现价值取向矛盾化、精神躁动、道德理念弱化、追求个人正当利益与个人主义泛滥,有许多名人、官员,学术造假、文凭造假,政府对此而处罚力度很轻,有的只是撤销授予的奖项,有的仅仅是道德层面的谴责,造假者所得利益巨大而犯错成本低。当代大学生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诚信教育显得虚幻无力。相对而言。无可否认,日本总体的国民素质要好于中国的平均值,日本的大学生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周围的风气要平和的多。即使有造假,如曾是日本考古界的翘楚藤村新一,但随着他通过自制、自埋、自挖、自我宣传,虚构的日本史前史骗局被揭穿以后,他本人也由于声誉尽失,只能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余生了…在巨大的造假成本面前,胆敢以身试假的人少得多。

对做出过激行为的学生,社会舆论也为了吸引民众眼球,基本会选择站在学生一边,去指责批评过当事学生的教师,把学生采取过激行为的责任全部推给老师。殊不知,这如同南京法官对扶跌倒老人者判罚一样有示范效应,甚至有的学生在轻生前,为了给家里争取补偿,特意留下指责老师的文字材料…事实上当下很多老师不敢批评学生了,怕学生心理脆弱出什么事要自己担责任。“师道尊严”好像比别的国家好像更淡化了。舆论造成了一批不敢批评学生的老师,这样的教育能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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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节:在当今中国,孩子几乎都是独身子女,因此生活上父母非常纵容。学习上又太过包办:挑选好学校、到处报班补习、周末前往少年宫、每日作业的检查等,剥夺了孩子自己锻炼能力、各展所长的机会。经过高考的奋战,考上大学后,父母认为万事大吉了,放手不管孩子了,而学生突然没有家长的管束,有部分就在放任中迷失了自己。

然而在日本,整个社会风气就是培养小孩子的生存能力,即随着社会的变化能够自我学习、自我思考、自我判断、自我确立、自我实施,更好地积累解决问题的资质和能力。

笔者女儿从幼儿园至小学4年级的5年间,过着每天早上8:20到校,下午三点左右放学,之后想去操场玩耍就去玩耍、呆在图书馆看书就看书、回家就回家的惬意生活。

在这样宽松的学习环境下学到小学四年级,回国后也没有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回国后马上就遇到了按正常年级插班还是降低一级插班的抉择。当时上海的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了,而女儿一天也没上过。而且连中文也说不了几句,语文课简直听不懂。那天带着女儿见小学校长时,校长害怕笔者女儿跟不上同龄人,建议降一级插班。做家长的没有越俎代庖拿主意,当场由女儿自己决定,不知道是无知者无畏还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女儿一定要跟同龄的学生同班学习。笔者尊重了她的决定,只是告诉她:(1)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2)只要能考到班级倒数第二,就是进步。到现在不仅跟上了同龄人,还凭她自己的实力考上同济大学了。现在每每想起女儿的这个决定,都暗自庆幸当时没有大包大揽,使女儿的独立思考、判断、责任心得到了一次锻炼。

学校环节:学校是大学生生活的场所,也是进行素质教育的主要场所,一所学校的校风等人文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素质。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从各个方面开展素质教育,然而体制并不完善,未能顾及到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所有方面。

况且,素质培养应该是从小抓起的。在这方面,日本的小学会利用家长的资源,不定期邀请家长参与到学校的活动中去,比如我就曾给小学生作汉字趣解讲座(同一汉字词组在中日文中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手纸”在日文中指“信”,而在中文中指“卫生纸”等)。这种类似的活动,全部是义务的,连交通都是自行解决。学校不需要专门请专家的费用,却突破了学生只受本校教师单一职种的知识局限,得到了来自各行各业家长的知识熏陶。而且与高高在上的专家讲座相比,谁谁的爸爸、谁谁的妈妈来做的讲座,要更有亲近感、更易被学生认同。

有时也会以班级为单位,由家长委员会组织亲子活动,如野炊、郊游,在充满合作的活动中家长们互相了解,介绍教育、生活经验,我做饭团的经验就是在一次野炊活动中学到的。通过这样的活动,同学间、家长间都产生了对本团体的认同感。被世界公认的日本人的团体精神就是这种点滴的活动中培养出来的吧。

教师环节:教师的人格魅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和精神文明的相对落后,我国的教师出现浮躁情绪、急功近利的不在少数。把上课当负担,热衷于做项目……更有甚者,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不雅事件给学生留下的负面印象也是导致大学生价值观、世界观扭曲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教师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然而由于精神文明的相对发达,做事严谨务实的日本人在教学育人方面也做到了一个教师应做的,笔者就读的经营学的老师们,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有时也会召集旗下学生外出郊游甚至到自己家进行聚餐,使得同门师兄弟有了犹如一家人的感情,也展现了老师可亲可爱的一面。

自身环节:以上的环节都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为什么有些人环境一样,教育相同,却良莠不齐。如果学生自身心理素质有所欠缺或没有自我素质培养的意识,那么再多的客观条件也无济于事。关键在于个人的主观接受性和能动性不同。就如上文所说,中国学生从小被溺爱,学业上又过多的被重压,再加上一些客观的不良影响,导致从小就没有素质教育意识,比较而言,日本大部分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再加上家长实施的是宽松式教育,日本的孩子被溺爱、被重压的几率小,类似中国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自然就少一些。

4 思考

一只桶的装水深度,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桶板。大学生的素质教育问题是摆在每个大学和大学生面前的难题。从长远角度看,素质教育对每个大学生的将来都有长久的影响。

然而中国大学生素质教育不容乐观的现状表明,从个体到整个社会对素质教育的不重视。政府和学校从1997年就在推进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往往流于形式,变得苍白无力。而大学里的素质教育政策,也常常与初衷背道而驰。拿同济大学的选修课程来说,学校制定政策的本意是为了弥补专业知识的局限性和激发学生对其他学科的兴趣,而不少在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同学,却用带上功利色彩的有色眼镜来选择到底上哪门课能够得到好分数。

大学生素质教育不能单靠大学生本人和大学实施,也需要社会、家庭、教师等各方面共同来努力,然而学生主观上对素质教育无所谓的态度和外界客观条件的不完善导致了中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推进尚不理想。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社会层面:要形成弘扬正气的社会氛围,要使造假者身败名裂;舆论也要敢于站出来为出于善意批评学生,而在批评方式上略有瑕疵的教师说话。只表扬不批评的教育也是不完整的教育,批评也可以看做某种挫折教育吧。同时全社会有必要督促和监督大学生缺少公德、举止不雅、不讲礼貌等不良行为。即使一时难以改变全貌,至少可以要做到。家庭层面:家庭本身就有义务给孩子进行素质教育。孩子缺乏自我素质的培养意识,因此家庭更加有义务加强素质培养。然而现实情况是家长也是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一代,素质教育不只是针对小孩子,家长也要提高多自己的素质;大学放假,孩子在家时,家长如果能多与孩子交流沟通,也会有很好效果的,发现问题也可及时与学校沟通。不能以为孩子考上大学就百事不管,在大学生的心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家长的引导,会对孩子的素质培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学校层面:学校是素质教育平台最主要的搭建者,只有平台和媒介完善了,素质教育才能够更好地进行下去。笔者所在的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逐步推行改革,形成了学院内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推研等教学工作中,已采取综合考评体系,不再唯分数是优;完善学生管理,在本科阶段就引进导师制,意在尽早开展学术指导和导师人格影响双重培养。学院还为使教学管理制度更加健全和规范化,提高工作效率;着手建立教学和学生管理的综合数据库,对教学和学生多方面信息实行统一数据库管理,解决各环节信息不畅通、统计不完善的问题,尽可能捕捉到学生的信息变化,并及时作出反馈。

还要加强辅导员联系学生家长工作制度,学校与家庭的联手会产生1+1>2的合力。当学生出现学习、生活、就业、情感、经济等各种异常,心理出现波动时应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

教师层面:教师不光要教书,更要育人。因此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品行。其次,由于中国不少大学教师缺乏竞争意识,每年开一样的课,同样的内容可以教很多年;学生所学到的许多知识陈旧、过时,跟不上日新月异的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因此,为了能够使来上课的学生收获更多,应经常去了解学生想学些什么,并努力发掘新教材。除此之外,为了激发学生上课的积极性,也要注重课堂上的互动和学生参与度,多给学生讨论的机会,少让学生麻木地听课。

为此,在学院内部青年教师沙龙活动中,自发开展“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互相切磋讲课技巧,旨在提高青年教师的讲课水平。

学生层面:在全社会素质教育还未有十分成效的现状下,说到底,学生自己积极提高自身素质才是关键。只有自己要求上进,留心生活、学习中自己的闪光品质并发扬光大,素质教育才有成效。

当然中国也有值得日本学习的地方。日本大学生太多的课外活动必定会耽误大学生的正业——学习。不可否认,大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日本的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被课外活动占用,导致基础/专业知识不够扎实。因此,日本大学生有必要合理安排学业和素质拓展的比重,学校在这方面也应该采取措施并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注释

①王贵松,江浩,高荣,李伟斌,何婷婷.大学生素质需求状况调查与分析[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

②有本 章.第7章 日本の高等教育システム構築 : 政策の視点 (21世紀型高等教育システム構築と質的保証 : FD?SD?教育班の報告 : 第1部 : 21世紀大学像の構築 : 21世紀型高等教育システム構築 : 政策の国際比較). COE研究シリーズ 26, 2007(91-107).

③⑤房源清.中日素质教育的比较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