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观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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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 传统音乐 影响

一、儒家思想打开了我国传统音乐发展之门

春秋战国墨家学派的墨翟（约前480—前420），提出了“非乐”的主张。认为音乐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快乐。但它的存在，上有害于国家的治理，下不中万民之利。因此，他主张“圣王不为乐”（《墨子·三辩》），圣明的君主是不要音乐的。在墨翟看来，音乐愈进步、愈发展，国家的治理就愈难，“乐逾繁者，其治逾寡”。他认为，音乐对治国平天下毫无用处。墨翟的见解，从其同情下层民众、反对“王公大人”过分的音乐享受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墨家学派相对立有儒家孔丘、荀卿、公孙尼等人。

儒家音乐思想以公孙尼子的《乐记》为代表。他继承、发展了儒家音乐理论，使之适应新兴的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并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他的见解被保存在经过汉代学者整理的音乐论著《乐记》里。《乐记》首先谈到音乐与现实的关系，对它做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就是说，“乐”是人的心受了外界事物的影响，激动起来，便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用按一定规律组织成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去把它形象地再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作者进一步论证了音乐的内容只要有真实根据，便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通过对《大武》的分析，说明“乐者，象成者也”（音乐，是反映已经完成的事物的）。音乐是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它要反映真实的思想感情，即“唯乐不可以为伪。”充分肯定了音乐对现实的反映。

儒家音乐进一步明确论述了音乐和生活、政治的关系，认为音乐必然表现社会的政治，为政治服务。《乐记》提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就是说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安乐，政治也修明、和美；祸乱频仍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怨恨，政治也倒行逆施；国家将亡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乐记》认为，音乐作为人们思想感情的语言，它会与欣赏者内心的感情发生共鸣，所以有什么样的音乐，人们听了就有什么样的感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对现实政治也会产生批判或赞助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乐记》发挥了孔丘重视音乐社会教育作用的观点，强调音乐对人们心灵的巨大感染力量。

儒家音乐认为，音乐要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政治、道德的标准，所谓“德成而上”，就是说有了合乎“礼”（封建的统治秩序与道德规范）的思想感情——“德”，才是上等作品。艺术标准在这种意义下是次要的，所谓“艺成而下”。但是，作者并不认为“艺”是无关紧要的，它指出音乐是“德”开出来的花朵，它要引人喜爱，总不能没有艳容与芬芳。所以音乐必须要有艺术性；必须“治其饰”，就是说要用美的形式表现出来。要使曲调（“声”）、歌词（“文”）及各种美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曲直、繁瘠、廉肉、节奏”）都符合内容的要求，能感动人们的向“善”之心。在《乐记》看来，凡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才是应该提倡的“德音”“和乐”，否则，就是应该反对的“溺音”“乐”。由此可见，儒家强调的正是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是情与理的统一，是音乐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而这一点也是其他学派所没有论及的。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典音乐进程的影响

古典音乐是封建社会中后期培育起来的综合性艺术样式，儒家思想对音乐的浸染也是不可避免的。古典音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儒家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虽然不能涵盖传统文化之全部，但毋庸置疑，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导成分，是核心内容。它否定了商周以来把音乐从属于“神”的传统观念和种种否定音乐存在的见解，肯定了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奠定了我国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但过分强调音乐的实用功利，往往会束缚艺术和审美的发展，使音乐失去美感和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方面，道家“有无相生”的思想则成为它的对立和补充。它以超脱一切的力量（想象、情感、美，还有较晚出现的传神、意境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给中国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儒家的“道统”长期获得官方的支持。宋元以降，张扬“道统”的理学成为“显学”，凡是与“道统”不合的学派，一律受到排斥。儒家的礼义之学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三纲五常是君临天下的伦理规范，封建统治阶级以“孝”治天下，我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称，儒家思想的核心——伦理道德是封建社会塑造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主要的精神力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学派的礼教文化，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社会影响的广泛性、持久性和深刻性，是其它任何一个思想流派都无法比拟的。

儒家重实际而黜玄想，重视历史经验。被历代王朝所尊崇的“史官文化”蕴涵相当丰富，这一文化成果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精神给古典音乐以深刻影响，导致音乐与历史的紧紧“缠绕”。

三、中国古典音乐的表现形式

儒家思想是入世思想，注重人生种种现实的问题，尤其在处理人的关系，所以看待艺术也从其助教化的积极作用着眼，于是就有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乐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的观点。儒家希望利用音乐来成就道德人格并强调音乐必须表现道德和至善境界的风格。因此，在它影响下，有一类琴曲的内容都与“德”“仁”等有关。

徐青山的《溪山琴况》，虽然是琴学专著，但他总结的二十四况，却可以视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全部审美要求。这二十四况是：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这二十四个字，除去几个古琴的技法而外，几乎适用于中国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中的绝大部分及民间音乐中的一部分。这种美学观的确立，是儒家思想要求的结果。儒家音乐美学把“中正”“平和”“淡雅”“肃庄”作为基本原则。儒家的“乐”要为“礼”服务，音乐要服从政治。

历史故事和传说是古典戏曲重要的题材来源，仅就现存元杂剧而论，取材于史传，以历史人物（帝王将相）和历史事件为描写对象的剧作就有四十多部，约占现存元杂剧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古典音乐又恰恰随着戏曲而得以传承。以史传为载体的史官文化大体上属于儒家文化，主要体现儒家思想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然而，即使是取材于史传的历史剧真正以传达史传所昭示的劝讽意义的作品却并不是很多，大量的历史剧以传达作者现实的生存体验为主旨，这种体验大多是史传所没有的。

古典音乐主要融儒道二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从道德而主张乐而不、言之有物，道家从体道而主张无为、逍遥，因后者以逍遥的眼光观宇宙；以超然的姿态看人生，因而在艺术的实践上其影响尤深。但都巧妙地殊途同归，确立了琴曲清和淡雅、优雅恬静的风格。“和雅”和“清淡”，可说是古琴音乐一直以来所推崇的审美情趣和理想风格。由此可见儒道思想在古典音乐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古琴音乐最擅长用“虚”“远”来制造出一种空灵的美感。其常用的虚音，是在左手实按之后移动手指所发出的延长变化音，这种滑行几个音位的长滑音则往往造成琴乐若断若继、若有若无的音乐效果。另外，震音、吟、揉的运用若超过三至四次以上，其余音便会转弱或消失，只余手指在琴面上转动，这“无声之乐”便形成了音乐进行中的空间感，和那种飘逸、秀丽、禅境式的空灵。从虚、清、远的气韵直至“平淡天真”是一种“化境”，平淡到极处，才有宇宙万象的涌动；天真显露，才有活泼生机往来的空灵和变化。心中廓然无一物，真实的生命直与宇宙自然真纯的元气淋漓混融，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成熟的琴师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彻悟者共有的精神上的完全解脱。

古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音乐是非独立的审美艺术（独立的审美艺术，与非独立的审美艺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否从属于实用功能。非独立艺术，一般都从属于社会生活的实用需要）。他们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始终是“移风易俗”“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等政治教化作用的工具。“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和伦理价值，音乐应在道德上感化人，表现善与美，要合乎道德和平、中庸的原则。这些观点和言论成为中国音乐理论的主流，长期桎梏了中国音乐创作的主体精神。中国传统音乐博大精深，又有众多形式、流派、风格。中国传统音乐美学，除去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外，它的纯审美的要求，却是有着相当稳固的一贯性的。

音乐家在创作过程中，或者把自己幻想成作品中的事物，或者酒酣操琴，任乐思奔涌，目的都是为把主观思想感情移入客体，使主客体双向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家常常物我不分，或物我两忘。创作中的这种心理能力，既不属于逻辑思维，也不属于形象思维，它来自心灵深处。在人的整个心灵与自然交合的直觉体验中，悟本穷源，得到终极真理。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导成分，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春秋战国儒、道两家已经初步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对我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所体现出的伦理精神及由其形成的史官文化，导致了古典音乐与历史的紧紧“缠绕”，使历史故事和传说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的重要题材来源。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人格所张扬的循礼守制、贵贱不逾而又以睦相守的程式化生活，赋予中国传统音乐以程式之美。

参考文献：

[1] 陈迎辉.儒道两家思想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影响.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2]安吉乡.从儒、道、佛的视角论中国绘画艺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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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心雕龙》 刘勰 儒家思想 评价

《文心雕龙》的内容比较复杂，但其基本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儒学思想对刘勰的一生都有着深厚的影响，他的儒学思想重要反映在他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全书贯穿着儒家思想。纵观全书五十篇，都体现了儒学的内容。

一、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文心雕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曾寄居江苏镇江，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二十二史札记·南朝经学》：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从齐建国到永明四年刘勰二十岁的六七年，正是刘勰笃志好学之际，当时的儒学大振和文学渐兴，对他儒家思想的形成和从事文学研究都有深刻的影响。由以上得知，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儒家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体现

刘勰的思想属于儒家思想，《文心雕龙》全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序志》篇中，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后世文章讹滥，就是因为离开了儒家经典的本源所造成的，因此要根据儒家圣人的教导来写论文。这无可辩驳地说明，《文心雕龙》这部书的确是以征圣，宗经的思想为依据，也说明刘勰崇拜的是儒家圣人。

《文心雕龙·风骨篇》从创作过程强调了“风骨”作为文章内在生命力的特点和重要性。“风骨”所强调的“刚健”、“遒劲”、“有力”正是儒学对真正人格的要求，它和中国古代文人崇尚高洁的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是分不开的， “风骨”是古代的一种诗学精神，它的文化根源是儒家对于刚健中正人格的强调。儒家思想的中心即是“人”，在儒家看来，刚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文人精神品质非常可贵的一面。《征圣》篇中，“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主张写文章要以“圣人”为师。这个“圣人”，即周公、孔子。所以，他说：“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刘勰认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要以“圣人”们为学习榜样，以“明道”为己任，以教化为目的，充分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

三、刘勰对儒家思想中文学理论的继承

刘勰继承了儒家的文论观，突出文学的教化功能，提出文学对人的性情有陶冶功能。在《明诗》篇中，刘勰阐释了诗歌的意义和作用，“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诗歌可以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无邪就是没有邪念，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意谓诗三百中没有不正当的思想感情。儒家思想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教化功能，这和刘勰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刘勰赞赏子夏监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肯定孔子对他们的评价。另一方面他更突出的主张诗歌要政序相参，发挥顺美匡恶的作用。刘勰继承前人“诗言志，歌咏言”之说，认为诗歌是感物言志的，亦即表现在外物的触发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

《文心雕龙》继承了儒家以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观点，文学内容与形式，《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心雕龙》作为一部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它主张文质并重，以质为主，强调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在《情采》篇中：《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

四、对《文心雕龙》中儒家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标榜儒家经典为样板，举出儒家思想的旗帜，我们要以客观的态度来评价这部作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首先我们认为，对于经历了很多发展变化的儒家学说来讲，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孔子的学说，部分方面是落后的，但是又含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比如对教育的重视，强调文学的现实功效等，这对古代文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孔子的学说补充进新的内容。

我国封建社会的作家思想家都难以摆脱儒家思想的支配，刘勰也不例外，对于刘勰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刘勰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好学，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影响是深远的，刘勰面对当时战乱不堪的社会现实，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深为统治阶级担忧，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为本阶级寻找出路，所以他希望用孔子的儒家思想进行统治，施行仁政。

总之，刘勰的《文心雕龙》许多思想都继承了儒家思想的许多观点，并把儒家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但是刘勰征圣、宗经，并非泥古不化，言必经典。刘勰批评纬书其伪有四，无益经典，但由于它事丰奇伟，有助文章，并没有否定它，而是推崇它，成了他论文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勰的征圣、宗经以及崇拜儒家经典，其目的是为文章服务，而不是盲目地服从儒家经典。

参考文献：

[1]穆克宏.略论《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N].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8.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詹瑛.《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N].广州：暨南学报，1989.

[4]韩立新，主编.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陆侃如，牟世金.刘勰和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张文初.刘勰的文学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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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97-01

一、儒家思想应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进步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现代教育的功利性、竞争性、排他性丧失了儒家思想以和为贵的价值核心，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产生的症结根源所在。许多大学生处事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求别人应该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忘记或者忽略了自己应该首先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其次是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严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注重人际交往的物质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价值观受推崇。再次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生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在网络里追寻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通过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重塑民族价值观，化解大学生读者在价值观上的矛盾冲突与混乱，构建和谐的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解决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根源。研究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加强及确立儒家思想教育，使大学生读者逐步树立“修身、明理、致世”的意识，使儒家思想思想成为大学生读者精神指南和行为规范，提升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势在必行。

经过千年的历史洗礼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集百家之长的正统，塑造了中国人整体的社会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儒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作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思想政治教育人心的伦理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儒家思想精髓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善于挖掘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对增强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现实问题。充分发挥中国儒家思想在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升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形成有竞争力的人才群，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应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以儒家思想经典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用儒家思想经典文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以儒家思想思想的精华滋润大学生读者的灵魂，运用儒家思想经典解决对应的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修养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基于大学生读者普遍存在的“嫉贤妒能”、“妄自菲薄”、“妄自尊大”等亚健康思想政治教育状态，儒家思想倡导“达者兼善天下，复合担道，利济苍生，不达严于律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用儒家思想“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解不愉快；利用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教育大学生读者宽容、沟通和双赢是和谐人际交往的最佳钥匙。儒家思想重视内省，见贤思齐，自我磨炼。儒家思想提出了“学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独”等观点。儒家思想强调人要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反省自我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境界，在实践中纠错改过，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二）以儒家思想价值观塑造大学生人格魅力

儒家思想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人格至善至美；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增强耐挫能力；用“经世致用”教育大学生读者“乐群贵和、重义轻利”，完善理想人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这些思想传递着的提升人格魅力的正能量，是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杆。

（三）以儒家思想升华大学生生命的境界

用“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教育大学生读者善待生命、重视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着人活着生命要有着落，精神要有寄托。乐天知命是说要正视自己的生存条件，悦纳自己。儒家思想这种“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事关生命的重大课题，这种生存态度，有助于人的心灵的和谐，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于善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不自杀和滥杀，提升生命境界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四）以儒家思想之智慧点化大学生人生的困惑

儒家思想的仁爱思想，提倡“仁”、“义”之信念。所谓“仁”即“爱人”，人要有“克己”和“爱人”的广阔胸怀。儒家思想强调“忠恕之道”，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劝诫人们奉行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营造出互相关心、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和谐气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善”的境界，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身心和谐。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充分挖掘儒家思想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凝聚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能量，并且利用好网络平台传递儒家思想的正能量，不断提高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是我们图书馆界乃至全社会的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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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91 ― 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长足进展。随之而来的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雾霾严重、资源耗竭、生态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此类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世界范围内生态与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样愈演愈烈。针对生态与环境问题，西方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现以多丽丝・莱辛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同时中国也开始向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寻求理论支持与指导，两者融合，势必为今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新思路。

1.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

生态女性主义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论的观念在西方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一种政治与社会运动。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拉开了当代环境运动的序幕。麦茜特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自然之死》一书认为：要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开创对二元论的批判。在90年代至21世纪生态女性主义蓬勃发展。这一观点批判人类中心论，反对男性中心论，希望维持生态平衡，建立和谐社会。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着重探讨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内因。多丽丝・莱辛一直是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践行者。莱辛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莱辛展示了生态困境、人类生存困境。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着重探讨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内因，但在试图寻求解决途径之时，遭遇困难。要解决生态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或可在儒家思想中寻求理论支持。

莱辛关注人与自然地关系、关注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在很多方面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契合，如非人类中心论，这为二者相融提供了前提。如何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摆脱困境，莱辛及其他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遭遇瓶颈，儒家思想或可为其提供理论支持与指导。

2.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欲从三个角度说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首先，儒家思想持有有机整体的宇宙自然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体现了孔子把万物纳为一体的自然观。《孟子・尽心》里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强调以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张载的“民胞物与”观点表明其宗旨是和平共处、万物一体。

其次，儒家思想强调非人类中心论。虽然儒家思想关注人的主体性，但其也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性，强调万物平等。张载“乾坤父母，民胞物与”说明人与万物在天地中同样渺小。儒家思想虽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但其目的非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只为人类能够尊重自然、养护自然。大禹曰：“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文王曰：“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升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更倾向于非人类中心论。

再次，荀子的性恶论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观点在生态层面具有新价值。荀子提出“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对此，荀子提出了对待欲望的节制理论。荀子的节欲论，在今天人类为一己欲而大肆掠夺自然之时，无疑对人类的贪欲起到扭转、纠正与指导的作用。荀子的性恶论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观点体现了他的道德观、伦理观。荀子注重节欲、注重道德水准提升，可促进生态良性发展。

儒家思想的整体观、非人类中心论与节欲论具有逻辑性、较为全面，这对“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领域中的新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3.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相似性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可能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近年在中国得以接受为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提供了先决条件，可以预测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趋势。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订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介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自然与女性的关系等加以述评。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植入提供了先天土壤。多丽丝・莱辛作品及生态女性主义观在中国得到广泛回应表明中国对莱辛的研究是在自己的文化诉求中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莱辛被译介进中国，近年向丽华《多丽丝・莱辛研究在中国》，胡勒《多丽丝・莱辛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对莱辛做了综述。八九十年代，研究多数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2005年，湘潭大学谢鹏发表的硕士论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一文说明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脉络及观点、在中国的发展及意义。综观莱辛在中国的接受，其研究明显体现出生态女性主义价值取向，中西方在探讨道德修养、解决生态危机方面能够相互借鉴。今日尚需进一步挖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潜力，促进其在道德伦理修养方面的提升作用。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在中国得以接受显示中国呈现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趋势，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克服其局限性后与之碰撞与融合，必为解决生态问题与道德问题提供支撑与指导。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两个方面具有相似性。首先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思想皆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二者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二者认为万物起源相同。儒家认为“天地者，生之始也”，即天地是万物之本源，万物皆以天地为父母，彼与此皆为天地之子，万物如兄弟姊妹，平等共处，皆因自然万物起源相同。莱辛在其作品《野草在唱歌》中，把自然与女性结合起来，认为自然与女性的相似处首先体现在二者为起万物源，女性为母，繁衍后代，是人类的母亲；大自然是万物的母亲，皆在自然中孕育成长。在世界本源的认识上，两种思想的观念是一致的。第二，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思想皆有整体观。《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儒家整体观的发展顺序是从个体出发，然后是家，然后发展至国、至天下，即从个体到整体、从人类到自然万物皆为一体，此为天人合一的核心。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针对自然资源皆提出可持续的发展观。儒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提出了可持续的发展观。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由此可见，古代的统治者及思想家及其注重自然资源的及时养护，之后才是合理的利用，以利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儒家注重道德水准提升，可促进生态良性发展。

时移世易，人类以发展的脚步飞快走到今天，为满足人类的私欲，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莱辛在其作品中把生态问题作为重点向人们展示由此而带来的困境。莱辛在作品中描述自然对人类的反抗与惩罚，对人类的过度开发敲起警钟。生态女性主义者针对自然提出了合理运用自然资源的主张，当前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在面对生态危机时，依然可以向古老的儒家思想寻求理论基础，使之成为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儒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注重于防患于未然，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主张是在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之时提出，但二者的终极目的是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从而人类才能得以长久存在。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重大意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生态女性主义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向度。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很多学者、作家试图向古老中国的哲学思想寻求理论依据。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与有着高度的契合点，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向度。阐释莱辛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揭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对之所提供的理论支持，将理论论证与实质论证科学地结合起来，使结论具有客观性，从而深化完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参 考 文 献〕

〔1〕傅华.生态伦理学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齐丹.多丽丝・莱辛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D〕.济南：山东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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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国学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历史的积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人重整体、重混沌、重象形、重道德、重关系、重秩序，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法家、儒家、道家等国学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管理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需要从中国文化的精髓、根本上去寻找方法。更好地将国学思想精髓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将有助于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发展，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繁荣富强。

关键词 ：国学思想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 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191-03

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凝聚了传承久远、历久弥新、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智慧，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思维，其中的思维观、决策观、用人观和自我观等对企业管理和企业家自我提升具有深远的意义，灵活运用国学，可以打造和谐强大的企业管理模式与文化氛围。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代企业需要从国学中去挖掘、传承和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培养核心竞争力，提升管理理念，改进经营模式，促进管理创新。要实现管理现代化，必须继承本国的文化遗产，融汇东、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和智慧，走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谋略，特别是孔子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中庸等儒家思想精髓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非常实用的指导性、借鉴性和启发性作用。从国学文化中萃取了“孝悌”、“礼仁”、“信义”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倡导员工做人要“孝悌”，做事要符合“礼仁”，做生意要遵守“信义”。

在国学思想中，应用于企业管理的思想的主要有法家、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

一、法家哲学思想：以法治天下

法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理论。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韩非子的管理控制思想，偏重于控制体系的设计，对于体制因素的重视，超过对人的素质、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重视。法家的管理是强制性管理，它认为人们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经济关系，即利益关系。如管子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主要是因为利益驱动。法家认为管理需要采用高压政策，要做到“信赏必罚”，赏罚分明，用强大的法律和丰厚的利益来恩威并施。

将法家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加强企业制度建设。员工是否能够忠诚于企业，主要依赖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讲究制度执行。在一个企业中，规章制度、条例、纪律、政策的制定权，如果不集中于最高管理层，政令不可能畅通。法家强调对执法者的控制权的集权，领导应谨慎选择可以交付任务的人才，在确保威信的基础上充分授权。三是管理风格严厉。法家用“赏罚”来主导员工的行为，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和规定，做到赏罚分明，但也存在忽略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的倾向。如果管理者将管理重心完全放置到了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是对员工的惩罚上，而忽视了企业文化、道德建设，也会影响企业整体发展。

二、儒家哲学思想：以人为本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本主义，强调尊重他人，感化人心，追求人格完善，人际沟通。人本主义的核心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以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把人看做是企业最大的资源，管理者要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儒家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实行“德治”和“仁政”，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儒家特别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自身管理，“君子务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体现管理者从自身做起，培养自己德行的观点。

儒家思想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当代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性本善，强调“忠”、“恕”之道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个人利益绝对不会凌驾于团体之上。

儒家文化当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为人处世之道，还包含着管理与经营之理。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且融会贯通，将儒家文化的精髓渗透到现代企业管理当中，合理科学加以运用，是培养和锻造领导艺术、从谋划到决策都能够稳中求进、并指导领导者与企业上下共同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义礼智信”。“仁”的本义是友爱、互助。当一家企业得到别的企业的帮助后，应当铭记不忘，寻找机会予以报答。“义”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既注重经济效益，又注重社会效益。“礼”是一种传统美德，表现为良好的企业形象。在市场竞争中，要靠优秀人才和超群的智慧才能勇立潮头，这就是“智”。 “信”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取信于民的企业能够稳定发展，失信于民的企业难有立足之地。

儒家思想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一是仁者爱人。管理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善用人、能容人，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激发和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

儒家提倡“人和”，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互敬互爱，以和为贵。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企业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管理者可以采用“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做到企业内外、上下、左右协调一致，达到和谐管理的最佳境界。

二是以义统利。儒家思想主张“以义统利”。孔子说“见利思义”，孟子说“先义后利”，均把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在义利关系上认为：“仓廪实然后知荣辱，衣食足然后礼义兴”。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主张“义以生利”、“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强调儒家的“义”，把追求利润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使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最终达到“以义统利”，“义利统一”。

三是以德服人。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就是强调“以德治企”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儒家也是既强调制度与法律，又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该做的事。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榜样去带动受教者，要以自己的模范道德行为为表率。

四是团队意识。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国、天下四者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倡导团队中的团结与协作。企业应为每个团队成员提供富于挑战性的工作，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管理者要不断指导团队成员的成长，为他们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

儒家思想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帮助员工树立集体主义观念，正确处理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企业中，无论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还是员工与员工之间，都应该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形成团结、友爱、互助的良好关系。同时企业领导者也要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主动关心下属，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企业领导如能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关心员工，切实在工作、生活方面为员工排忧解难，那么员工也将会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以实际行动回报企业，这就是“相互作用”的体现，也是儒家提倡这种“仁爱”思想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这种良性循环正是当代企业追求达到的一个目标。

三、道家哲学思想：循“道”而行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将“道”看作是一种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其自然，作到天地相合，天人合一，充分融汇，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道常无为”，因此应无为而治，通过最有效的管理来减少干涉行为，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共生。

道家管理哲学中的“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弱者道之用”、“天地相合”等观点都是对“道”的延伸和支持。

道家思想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一是无为而治。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在道家看来，管理者在具体事务上少插手，放手让被管理者积极有为，鼓励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创新精神，从而实现目标。“无为而治”是道家管理智慧的基本原则。道家主张管理者应该顺应管理活动的规律，不乱作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按照规律办事，充分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自然而然达成企业的管理目标。管理者必须讲求策略，要“抓大事”而“舍小事”。只有敢于“无为而治，道法自然”，顺应、尊重自然规律，最大限度发挥员工积极性，才能大有所为。道家的管理宗旨就是通过“无为”．最后达到“无不治”的管理效果。

二是善用人者为之下。“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高明的管理者应该谦下待人，而不应自以为处处都比下属能干。因为位在其上者，并不一定是才在其上。管理者若高高在上，自高其智，目中无人，则有智者必不肯忠诚效力。好逞其能者，有才能的人必不肯与其相处共事。管理者要怀着谦下之心，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才能使被用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企业家治理现代企业，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有利于员工安心工作。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决策，把握好做什么、何时做、谁来做，同时鼓励下属放手去做，绝不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管理者要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去处理各种事物，尊重事物的稳定性、复杂性和可变性，不能主观冒进，朝令夕改。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管控，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发展方向不能朝令夕改，必须保持连续性和一贯性。

道家管理对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强调管理要以人性化为核心，把员工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尊重员工的地位、价值与尊严，为员工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充分考虑员工的成长和价值。如果企业家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为人处世，为下属树立良好的榜样，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声誉，尊重市场发展和社会需求变化的规律，脚踏实地进行企业管理，员工满意度、工作效率和质量也会随之提高。“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换来的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看似“无为”，实则“有为”，就会树立企业的成功之本，企业就会基业长青。

四、国学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融合

法、儒、道家管理思想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可以用法、儒、道管理思维来完善。将法家的权谋、儒家的进取、道家的无为融合于企业管理之中，灵活运用。

法家在强调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基础上实行制度的强制约束，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提倡奖惩制度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应运用法家的思想，建立起完备的公司规章制度。

儒家的管理智慧主要体现在“做好人情，成好事情”。孔子的德政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理念相吻合，通过所有员工的自我约束、行为表率来形成企业的统一价值观和行为。

道家的管理智慧提倡在基础管理完善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各得其位、各司其职来维护企业的正常发展。“无为而治”正是治理的根本，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越是基层的管理，法家方法的比例越重；越往上，道家的比例就越重，而最高层次则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一般来说，可以先以法家思想奠定公司的行为及法度基础，而后以儒家思想管理。在共同遵守规章制度的氛围中，与员工和谐相处，创造基于律法为前提的以儒家思想为企业文化核心的情感管理。待公司在以上两种思想下和谐平稳发展成熟后，可以适时导入道家思想，最后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法、儒、道家三种思想各有特色，只有组合运用，威力才会更加强大。用法家思想治天下，用儒家思想安天下，用道家思想持天下，企业将所向披靡。过于依靠律法治理企业，容易造成员工忠诚度低，无归属感，与公司貌合神离。过于注重儒家思想，极容易导致员工不遵循公司规章制度，纪律混乱，没有律法。道家思想则要在前两种思想已经充分奠定公司扎实基础的时候才能导入，否则也会造成水土不服。

国学智慧所蕴含的做人、经营和思维的智慧，对于提升人生境界、促进企业的经营发展有很大帮助。企业管理就是选好人，用好人，留好人，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国学的精华就是国人认可的价值体系，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根本看法。中国人看重的价值取向包括社会和谐、仁爱友信、开拓创新、成就权力、中庸传统、安居乐业、家庭美满、快乐人生、人情关系和平等自由等。了解员工所思所想，坚持以人为本，坚守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体现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责任，才能更好地管理好企业，实现企业、员工和谐发展。

无论是法、儒、道哪一家，都有许多思想精髓可以被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但法、儒、道三种哲学思想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也需要不断发展，与时俱进，趋利避害，自我完善。另外，法、儒、道家的哲学思想仅涉及思想层面，偏重于理论，而非具体的管理方法，西方科学严谨的管理方法、流程以及强调个人价值和自由、尊重个性与发展的做法也非常值得学习借鉴。只有融汇东、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和智慧，才能创造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念。

总之，企业管理工作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荣辱观、是非观、道德观，把社会责任放到更重要位置，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公平、和谐的环境，将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管理，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带给员工更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在具体管理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决策，充分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实现企业发展的终极使命，即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繁荣富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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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郭洪刚.道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契合[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

篇6

[关键词] 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D64；B222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者儒学，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儒学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传承的地方。它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如果能够很好地吸收和借鉴，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孔子、孟子、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儒家思想的发展都非常注重通过“教化”来提高人的素养，于是形成了儒学“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培养“圣贤”、“君子”的教育目标以及注重言传身教等教育原则。这些内容对于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

儒家思想非常注重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需要的满足。首先，儒家思想肯定人的价值，提倡“天地之性人为贵” 。认为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肯定人的地位，重视人的能力；其次，儒家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以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来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爱护、信任他人，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最后，提倡“和为贵”的理论主张，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对于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入、加强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本思想启示思想政治教育要树立以人为目的的理念。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因为教育者从事的是培养人的思想品德的工作。其工作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因此，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地视为管理人、约束人的活动，而应该把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教育与其自身的自由、尊严和幸福感等紧密结合起来，重视人的价值实现，发挥人的个体生存功能、个体发展功能和个体享用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起到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作用。

（二）注重内在性的教育方法

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提出了“内圣外王”的重要方法，内修圣人之道，外施王者之政。也就是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内圣”是指个人心性修养，追溯道德价值的源头，以求达到仁、圣的境界。为了达到“内圣”的目的，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有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方法；有内省、自省、反省的方法；还有谦恭谨慎、正心诚意、见贤思齐、慎独等方法。儒家思想所提倡的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提高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可以采用诱导、内化的方式启发受教育者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帮助其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而不是动辄嗤之以鼻。很显然，这种方法更容易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培养“圣贤”、“君子”的教育目标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提供历史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儒家思想把培养“圣人”、“君子”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孔子曾把尧、舜、禹等视为圣人，充分肯定了这些人所具有的高尚的人格品行。君子相对于圣人来说，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立德修道，不为穷困而改节。”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良好的品德，要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孟子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他那句著名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以及他对士的品行要求“士可杀，不可辱”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道德教育方面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儒家思想所主张的教育目标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不难看出，这一目标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儒学所追求的“圣人”、“君子”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空想主义的色彩，但其中的很多合理成分已经并且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而且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儒家思想的教育原则对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确立提供借鉴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指“人们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在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制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准则” 。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富有实践性的原则，这些原则一方面为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为国家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为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确立和完善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一）注重言传身教，身正为范的原则。

儒学非常重视榜样的力量，注重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在思想、行为等方面所产生的示范作用。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育者自身素质和品行的提高至关重要，受教育者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其影响。孟子也有相似的观点，而且他将榜样力量的重要性延伸至国家治理层面：“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认为统治者本人的道德品质会对整个社会群体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统治者（尤其是君主）要自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为社会成员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这种思想启发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坚持“示范原则”，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感染受教育者，以促进其思想品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以身作则，是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强大道义力量的重要因素。

（二）注重因材施教

作为一位教育家，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非常注重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他曾注意到学生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于是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幼，任者静。” 他的弟子中，颜回好仁，子路好勇，子贡好商，冉求好政。孔子根据其不同的兴趣爱好分别设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使他们的特长都得到充分发挥。正如朱熹所言：“孔子教人，各因其才。”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启迪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层次原则”。层次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从实际出发，承认差异，根据教育对象不同的思想情况，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分层次进行教育。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将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阶层不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更加趋于多样化。所有这些都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客观上存在着复杂的层次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分层次进行，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社会生活越复杂，社会发展越快，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就会越突出，就越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坚持层次性原则。

（三）注重启发式教育。

《论语》中有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即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这是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告诉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坚持“主体原则”。主体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开展教育活动时，应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注意调动其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行为准则。”

主体原则要求提高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着力培养受教育者的自我培养能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其意是说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具有主体意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自我教育而自我发展，达到教育目标。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原则的核心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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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儒家管理哲学新诠释

从1840年起，我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文化不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冲击，儒家思想也开始悄然发展，紧随时展的新儒家思想破茧而出。康有为择取西方文化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将其与儒家思想相融合，推动了；梁漱溟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为纠正西方文化的不利之处，对儒家道德伦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是“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虽各自解读不尽相同，但儒家思想的本质却未曾改变。康有为提出的“今文经学”是在董仲舒公羊春秋学基础之上引申发展而来，梁漱溟的“新儒学”同样未脱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儒学理论。当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且日趋“现代化”，儒家思想若要辅以解决现代问题，如仍固守陈旧的理论学说，则实难成事。

管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就是高效。时代的转变，主要以国家统治管理机构、模式的变化为特征。现代化是国家富强的保证，是军队兵力壮大的基础，所以现代化之于国家的涵义便是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均实现现代化，这些都是基于管理而言的，因此，有效、高效的管理是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条件。管理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历史十分悠久，包涵的内容也很宽泛，从对每个人的生活起居，到企事业、各类组织机构的活动，乃至一个国家的统治、运作，管理活动无处不在。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且幅员辽阔，如何将我国的人、财、物三种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合理分配，就切实体现了管理的艺术所在。

儒家思想自成体系，其中包含了很多理论思想的分支，管理学是其中较为重要的理论。王鼎曾在《近思录集注序》中写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从中可以了解到，儒家思想的雏形产生于周代以前，最初由文物典章制度演变而来，儒家思想做为封建主义的卫道思想，一直受统治阶级推崇，且蕴藏着诸多治国爱民的正面理论。这种对管理哲学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理论，应被重新诠释，以符合当前社会形势，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二、“仁礼义”与新人本管理思想

（一）“仁”与“以人为本”

1.儒家“仁”的思想解读。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仁”是德的总括，包含了所有与德相关的内容；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仁”是人与人交流时的道德准绳，是情感上的规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的情感与道德基础。封建王朝在我国存在了三千年之久，期间涌现出诸多不同学派的管理理论，但在各类学派中，儒家思想长期处于难以撼动的主流地位。

在儒家思想产生之初，“仁政爱民”便成为其管理学说的主要内容。孔子构想的社会，是一个崇尚礼教、尊卑有序、和睦融洽的社会。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仁”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是人应具备的根本品质，“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等阐明了孔子对于人生修养的看法，是构成人这个具象物体所应具备的内在本质，是人的道德原则和思想意识，究其实质就是“以人为本”。与此同时，孔子还推崇“以德治国”，“德政”是仁君的评价标准之一，只有推行“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管理着眼于大处便是治理国家，着眼于细微之处便是管理人，治好人方能治世。

孟子是“人本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对人的价值和尊重进行肯定的同时，强调人在政治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他提倡人们通过对心志、筋骨、身体发肤的磨炼，使其铭记遵守社会规范，并通过自身勤恳的劳作，冲破万难，使个人价值得以体现。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理论，爱民思想尽显。同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说法对人们行事、做人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2.“仁”与“以人为本”管理的关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墨菲认为，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人，因此管理者的一切管理活动应始终围绕管理人来进行。儒家以“仁”为核心，处处都将“人”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惟人万物之灵”，与新人本管理提倡的企业要尊重人、激发人的创造性是统一的，这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以人为本”就是要崇尚“为政在人”。譬如说，索尼董事长盛田昭夫为“发牢骚”的员工排忧解难，中石油提倡员工主人翁的意识，宏董事长施振荣推崇与员工利润共享等，这些案例都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二）“礼”与学习型团队

1.“礼”的心理契约解读。“礼”是对社会规范的概况，其实质就是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以确保社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这即是“礼”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应用。儒家思想中的“礼”能够避免员工矛盾的产生，如企业在招聘新员工时，岗位说明书中，将待遇、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等进行详细阐述，则在产生劳资纠纷时，企业和员工便有章可依，矛盾便迎刃而解。如果员工的工作行为都以“礼”为准则，则新人本管理模式就能够顺利开展。就企业而言，“礼”应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使员工从心理上对企业制度进行认可，使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

2.“礼”在“人本管理”中的实证研究。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讲究“人和”，在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中，人是管理的核心所在，而提及人便离不开人际关系。在企业当中，每个员工都将企业发展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则企业便会形成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儒家“人和”思想并不是指一味听从，而是在和谐的氛围下各抒己见。对于企业的成败来说，团队精神不可或缺，团队精神能够使企业聚成一股力量，全力发展。以海尔公司为例，优秀的团队对海尔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团队精神的形成得益于海尔的新人本管理理念。在新人本管理模式下，员工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员工为企业尽心尽力，企业发展自然既快且稳。

（三）“义”与新人本管理哲学

1.儒家“义”的思想解读。“义”是我国伦理思想史中的一面旗帜，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多行不义必自毙”，便可说明古人对“义”的重视程度。从广义的层面上来看，“义”是道德义理，是伦理正义；从狭义的层面上来看，“义”是人们心中的一杆秤，是能够衡量世事对否、判断人们善恶、评价人们行为的一杆秤。

孔子在《论语》中明确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强调人应该好善而恶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的是君子想到的是社会道义，而小人却只知道关心个人的利益得失，孔子认为“义”代表“公”，既代表社会群体的利益，又代表人的道德情操，而“利”往往代表是“私”，是个人利益，代表个体的欲望要求。个人的利益应当服从群体的利益，个人的欲望要求应服从于社会道义，这是他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也表明了他在义利之辨上的道义特色。

孟子对于“利”和“义”的取舍也有明确的阐述，在《孟子・告子下》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孟子看来，为人处世应该遵行义务在权利之上，当个人的得失与整体的利益相冲突时，应懂得取舍，以整体利益为重。同时这也揭示了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以实体的形式活着，而更需要展现生命的道德意义，只有将道德做为己任，为社会贡献己力，才能使生命之树常青，生命之花常开。孟子对于个人处世提倡先义后利，对于国家行为认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认为治理国家时，也应该对人民施行仁政，而不是一味的盘剥，给予人民一定的私产利益，使其能够安居乐业，这也是先义后利的一种体现。后世很多思想家也与孟子有同样的观点，比如荀子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重义而轻利，便是君子所为，而重利轻义则为小人作风，抑或无恶不作的劫匪。

2.新人本管理对“义”的解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反映了孔子对于获取财富的观点。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正常行为，但是需当以正常的手段来获得，采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财富是不可取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说君子心中存公利，而小人仅在意一己私利。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管理者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应做君子所为，将社会责任、道德观念放在首要地位，义字当先，将社会和员工的利益放在首位，先人而后己。

3.“义”是新人本管理哲学的拓展。儒家的思想历经千年而不消，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现代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借鉴儒家利益观思想，将其融入企业管理中。盈利是企业生存之根本，但企业在逐利时，也应做到生财有道。陈光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家，在“5・12汶川大地震”后，陈光标身先士卒，带着救援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向灾民无偿提供了过亿元的财物。灾难无情人有情，陈光标为所有的企业家作出了表率，他时刻铭记着自身担负的企业家责任，尽力为社会分担责任，福利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儒家“仁礼义”思想中主张“义”为上，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应构建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将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但要满足员工对利的需求，还要加强对员工道德品质的教育。

三、新人本管理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儒家思想在我国已经盛行几千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现代人本管理是对儒家思想的承袭，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企业管理的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国应致力于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西方的优秀管理方法相融合，构建符合我国市场环境和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

人本管理顾名思义，在管理中以人为中心，体现人的价值，凸显人的重要性，在规范中进行管理、操作。人本管理作为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究其本质就是要尊重人、重视人和发展人。世上所有科技、财富、生产力都集结了人的管理和劳动，人是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是现代文明的践行者。因此，在管理中，应爱护人、关心人、理解人，将“以人为本”作为企业管理的信条，使以人为本随处可见，这是现代人本管理的内在要求。人本管理业已成为人类管理发展的标志性理念。

“仁礼义”是儒家思想的重点所在，而现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与儒家思想的先义后利高度契合。在现代企业中，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应一同实现。在企业管理中，应努力塑造具有“社会人”和“文化人”双重属性的员工，员工不仅应具备个人情感，还应在工作中进行自我管理，具有对社会的责任心和对工作的自觉性。此外，还应将“仁”用于管理中，用“仁”来引导员工追求真善美，使其爱己爱人，热爱工作岗位，将自己的前途与企业相联，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体现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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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代；宗室；中原文化；价值取向；学习

一、金代统治者及宗室成员仰慕中原文化

由于金代统治者及宗室成员对中原灿烂文化的仰慕，这使金代建立之初就开始提倡学习中原文化。金朝初年的文化水平较低，但金术祖重用辽宋文人，到了金太宗时期，实施科举考试，使国家学习文化知识，并网罗文士。到了金熙宗及海陵王时期，统治者更是喜读儒家经典，而到了世宗和章宗时期，世宗虽然不鼓励学习汉文化，但却加大力度发扬本民族的文化。而章宗喜好儒术，其即位数年间儒风盛行。在金代其统治者对文化学习都持积极的态度，部分统治者甚至以身示范，大力提倡中原文化，在当前社会中形成良好的学习文化氛围，对宗室子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有效的推动了宗室子弟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使学习中原文化在宗室中开展起来。

二、金朝民族迁徙政策为学习中原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金代政权作为兴起于我国东北的女真族少数民族政权，在金朝兴盛过程中，也是女真族从东北一隅逐渐攻占领土和掳掠人口的过程，并从东北延伸到中原腹地，将大部分汉族聚集区都囊括在内，这使金朝统治辖区内包括了较多的汉族原住民，成为金朝统治下的新增人口。同时金朝在统治过程中还实施了几次民族大迁徙。在金军攻破开封后，强制大批汉人迁徙。在灭亡北宋后，又几次将大量的女真人从东北迁到中原各地，以此来对汉人进行监视。在迁徙过程中，女真、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处于交错杂居的状态，这就使当前先进的中原文化被其他民族学习和吸收，各民族在文化、物质、行为、精神和制度方面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而在金代政权统治过程中，金代统治者也大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其政权，大批优秀的汉族官员开始担任各种高级官史，参与金朝的政治决策。这对于金代在民间和政权上民族和文化的融合起到了极为深远的意义。在这种融合过程中，中原文化作为先进的文化，展现出了强大的向心力，并在发展过程中兼容并蓄，将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融合为一个更丰富的文明。而且这种融合对于当前金代社会群体的结构教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好的体现出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有效认同。

三、中原文化自身具备较强的包容性和凝聚力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民族关系问题的带来较大影响的观点不外乎强调“华夷之辩”、“严夷夏之大防”；另外则认为“夷”与“夏”可以互变。后一种观点在历史发展赛程中更受到了普遍的接受。孔子在对待民族问题上具有十分理智的态度，其认为“夷狄”和“诸夏”之间存在共同的道德标准，“夷狄”也有长处，有些地方比“诸夏”还好。这种较为开明的观点被儒学所继承和发扬，从而形成一套从文化上来对“夷”和“夏”进行区别的新学说。这种新学说可以说是儒家思想政的精华所在，儒家思想中主张“王者无外”、“四海一家”，这对于促进各民族融合、友好交流及共同进步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儒家思想作为中原汉文化的核心，同时也作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在金代建立之后，儒家思想被部分降金的辽宋官吏带入了金王朝中国。如金朝的定群臣上下的朝仪制度、兴建孔子庙并进行朝拜，这也使儒家思想在金熙宗时期正式确定为金王朝的统治思想。

在世宗在位时期，大力提供儒家忠孝观念，并将其定为群臣上下和家族宗族的关系准则。世宗期间也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女真民族的思想观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得到了金朝统治者及宗室成员的认同。

四、金代宗室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

金王朝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认同和接受，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内在的理论依据；这种对中原文化的接受和认同体现在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上，体现在风俗礼仪等行为层面上，体现在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等精神层面上，体现在政治体制和法律典章等制度层面上。作为对文化具有选择、传承和传播功能的教育，其价值取向更能体现金王朝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而宗室教育因为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宗室子弟专享的教育特权，是一般官僚及普通百姓家庭的子弟所不可能达到的；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一般都能实现其求学意愿――尤其能体现金王朝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情况。因此，探讨金代宗室教育，可以说为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是展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典型案例。

金代统治者积极支持和提倡学习中原文化，反映了他们对中原先进文化的仰慕和认同中原文化的价值取向，他们重视宗室子弟汉文化的教育。这种价值取向和种种教育举措最终使得整个金代宗室群体的文化素养相对较高，涌现出了一大批在文学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文学家、史学家。

五、结束语

由民族融合引起的民族文化认同最终促使金朝宗室放弃女真旧俗转而认同和接受中原文化。金代在宗室教育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的态度自然也对整个金代社会有着示范或者说是引导作用，最终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群体。金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虽然不都是金代宗室的成果，但是金代能在文化艺术上取得超越之前的辽和之后的元的成就，不能不说与金代的宗室教育政策有着重大关系。

参考文献

[1]李玉君.金代宗室教育与历史文化认同[J].社会科学战线，201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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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武士道；忠诚；禅宗；忠义勇武

【中图分类号】 B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219-1

琵琶法师的刀术，砍掉了上百棵白桦树，平生未遇敌手，这是日本武士的最初形象，并不是因为琵琶法师对手太少，当时武士已经开始逐步形成阶层，标志着日本开始了武家政治时代。从起源论，武士开始于藤原专权时代下的日本，武士形成的原因在于，天皇中央集权制的被削弱和庄园制的发展。征兵制度的松弛，庄园贵族的实力增大，庄园大名开始建立私人武装，分离出一部分农民开始训练，寺院也开始建立了僧兵制度。武士势力的不断加强，开始形成武士集团，首领为物领，下属为庶子，有很强的依附，以主从关系为根本，愿为主人献身，逐渐形成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观念。

武士道名词最早出现在德川幕府初年，武士道初期与西方骑士观念相似，给予武士至高的生存理念，从护卫庄园的观念中升华自己。真正的武士道思想，崇尚各种各样的美德，以忠于天职，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为观点，是武士道忠诚的表现。用武士道精神的观点来看，若是被敌人围住，依然战斗的武士，并不是自我牺牲，是忠诚的体现。

武士道精神的精髓就是“忠义勇武”，要想得到“忠义勇武”光读书是不行的，还要依靠家庭和战场上的经验。武士道精神首先要有的是尚武，武士生存的世界是战斗的世界，只有武艺高强的人才能生存，武士的身份是世袭传承，也就是说武士是出生即是武士，武力才能得到一切，武士手中的刀就是武士生存的必需品，个人生存，家境的贫富都是来源于此。武士道的发展，产生很多学科，例如射击，柔道等等，成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武士从小训练便很残酷，看过《叶隐闻书》的人，都知道在山本常朝的描述中，武士所要经历的人生是何等残酷。从小磨砺人性，用一生来奉献是武士道的精神体现。

佛教从印度传来，镰仓时期已有很大发展，对于武士道思想影响最多的就是禅宗，当坐禅逐步发展为“兴禅护国”时，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到武士阶层。禅宗之所以可以影响到武士阶层，禅宗的修炼方式以主观修行为主，去除内心的杂念，领悟内心，最好的方式就是自我修心，以禅宗冥思为主。禅宗的坐禅方式，让武士集中精神，修炼强大的意志。

佛教的教义认为有生皆苦，一切世间法，皆是为解脱而来，只有彼岸乐土才是人生死后应去之地。武士的世界是战斗的世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武士们思考生死问题时，依靠自心的修炼方式自然会盛行，武士好禅，武士修行禅学来修炼意志，修炼心境，在杀戮面前的淡定，在宿命面前的服从。意志的修炼是至高无上的。

儒学对于武士道精神也是有影响的，武士道精神中的“忠诚”也是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儒家思想的忠诚日本化以后，被日本官方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例如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里有“君言臣承，上行下摩”，天皇被确定为与天同齐的唯一首领。日本武士道祖先山鹿素行建立武士道理论思想体系时，大量吸收儒家思想，提倡“忠节”等，“得主尽忠”是武士的本分，山鹿素行在思想体系里对武士灌输着“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武士道的忠诚，来源于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忠诚的教条，首先来源于儒家纲常思想，但是如中国儒家思想中，“忠诚”和“孝敬”，中国是以“孝”为第一位，而在日本武士道思想中，孝是不可以在第一位的，武士首先是忠诚，《御成败式目》中规定“仆忠主”为第一位，对君主的忠诚，《御成败式目》以规定法令的形式，确定了忠诚是第一位。

武士道精神的“仁”思想亦是来源于儒家思想，“仁”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孔子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等都表现了仁作为孔学儒学的重要性，而武士道精神里的“武士之情”也是儒家思想的日本化，在日本武士道精神里，“仁”的思想，并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概念，而是正义的表现。

“勇”的思想也是武士道精神对于儒家思想的日本化。“见义不为，无勇也”武士的勇不是见人必杀，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一种沉着的生存状态。“礼”的思想，孔子育人，教人有礼有节，武士道思想里，发展为一种禁欲状态，喜怒不形于色，即便痛苦，依然表现出有礼节的微笑。“勇”在中国人个人修养里面，是被忽视的，而日本武士道精神里“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美德，日本儒学把“勇”的地位的提高道德层面，武士阶层奉为至高无上的理念，加以推崇，奉行。

武士道精神作为当时社会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阶层，更是一种社会道德标准，甚至影响到了一个民族的整体性格。武士的生死观更是值得探讨的，《叶隐闻书》中“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生死”日本武士死的方式就是很体面的自杀。武士道的伦理道德中，名誉对于武士来说是至高不可侵犯的，用死来表现“勇”的态度，如若丢掉了名誉，武士就会失去一个做武士的资格。

武士道，顾名思义，就是指武士生存的职业操守，指的是职业生活所遵守的“道”从原来简单的主从关系，后来吸收了禅宗和儒家思想，形成了崇礼弃欲，重阶级等一套礼仪规则，最早出现有关武士“道”的文字规定，是德川家族的《武家诸法度》。武士道精神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有其糟粕的一面，例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便是武士道思想的变异发展。我们应该认识到武士道精神的精华和优点，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纪廷许.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胡青心.日本风情丛书：日本社会纵[M].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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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辩证思考　企业管理　发展

传统文化是指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仍被今天所保存、沿用或发展的，反映人的共同特殊本质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系。它渗透在思想、道德、风俗、习惯、心态、审美、情趣、制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语言文字之中，是一个国家长久以来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习惯势力等，影响着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历史。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浩瀚，博大精深，是世界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高峰。一度三教九流、百家争鸣，而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用一句话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构特点，就是南宋孝宗皇帝说过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赵慎《三教论》）。因此，结合中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博采道、佛、法等各家之言，其他诸子百家为辅形成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一种人伦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及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美国的企业开始向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日本企业学习管理。而在日本的管理界，普遍存在着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的现象。可以说，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的快速壮大及其富有东方色彩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本溯源，深挖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资源宝库，并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我国企业的管理实际有机契合起来，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但是，传统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二者常常可以互相转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局限于时代，存在积极、进步的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保守、消极的影响。因此，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扬弃，汲取精华，摒弃糟粕，对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企业管理理论具有现实意义，并为我国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参考。

1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思想有很多异曲同工、不谋而合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很多观点可供现代借鉴。

《企业文化》的作者刘光明在书中提出，“华人企业家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勤俭、敬业的创业精神，恪守儒家商业文化传统、儒家经济伦理和文化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

《论现代企业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的作者认为，界定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和主流，儒释道三位一体，以伦理为本位，以封建宗法为内涵的混合型文化。我国企业管理者应该在继承儒家思想的优秀传统和基础上创新，树立正确的有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念，形成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才能更好地在WTO竞争中发挥国外企业难以模仿的核心优势。

1.1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传承千年而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理念。其中的“义利观”和中庸之道，更是影响深远。

“义利观”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义，正义，义气；利，利益，效益。儒家思想把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主张“先义后利”、“以义统利”。孔子提出“见利思义”，孟子提出“舍生取义”，还有“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都是这个意思。从现实意义上看，“利”即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义”既指管理者个人价值取向，又涉及到宏观环境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法规、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等。当代企业，要想做强做大，茁壮发展，追求经济收益是必然，但应该先义后利，遵纪守法，增加社会效益。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其本质特征是和谐。《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应该时时处处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既无过，也无不及。认为偏激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即阐明此意。其现实意义就是要在从事管理工作时选择最恰当的办法，实现企业管理与特定的国家宏观环境、企业自身要素的和谐统一，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达到共赢。

《大学》是儒家经典，出自《礼记》，其中讲到修身是治国之要，而修身的根本是诚意。其具体阐释诚意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思是人如果没有诚意，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不能使人信服，更不要说管理他人。这阐明了对企业管理者自身的修养要求，以此为鉴，管理者应该立身修德，增强职业道德，提高从业素质，才能在管理工作中事半功倍，取得良好的效果。

1.2　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多用逆向思维来处理问题，其重要观点是“无为而无不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强调遵循自然规律。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水具有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发生矛盾的特性，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观点“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处。刘备用诸葛亮，刘邦用张良、萧何与韩信就是最好的例证。其现实意义就是企业管理者应该以人为本，充分认识人才的重要性，所有管理工作以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为着眼点，通过善于用人、精于管人来实现、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1.3　法家观点

法家是和儒家、道家相齐名的理论，阐释以法求治的原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治的内容深入人心，对治国的贡献巨大。联系到企业治理，就是说只有首先建立起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体制和制度，才能建立起优秀的企业。这些规章制度是“硬管理”，是必要的，所谓“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韩非提出的君主控制臣子的七术也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其中的几个观点，如要善于全面参照、观察臣子；要有错必罚，从而显示威严；要有功必赏，恩威并重；要广纳谏言，促使臣下增加工作主动性等，都是现代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管理方法。

2　现代企业管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虽然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思想为世界广泛学习接受，极为丰富，却也局限于时展，有着不可避免的消极因素。如传统文化的封闭保守与当代需要的开放创新、传统的平均攀比与当代的差别观念、传统的奴化意识与当代的参与管理等的关系问题，即源于此。

儒家思想推崇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对权威的认同服从，确立了道德的象征意义与权威的社会秩序，体现在企业管理上，即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依附性。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该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事经营活动，采取各种措施增加效益。但是，在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多数企业依附于政治，管理依附于上级领导的权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就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地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形成适合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管理模式，达到市场经济的独立自主与公平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另外，“中庸之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求安稳、怕风险的思想观念，否定了独树一帜、开拓创新的精神。如在国企中普遍存在的论资排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现象，扼杀了创新精神与竞争意识，导致经营活动中的传统与保守，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个人得失、贫富是上天注定的，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否定了风险与收益的相关性，使人们只是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奉献争取，有违现代企业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情”。虽然融入了情感理念的管理比机械化的利用制度、规定进行管理更加人性化，但是管理者需要对“情理”进行适度把握。许多企业“情”大于“法”，岗位安排、职权设置、工作分配更多地取决于人情而非制度规定，意味着这些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既有积极地引导作用，又有局限和消极方面。现代企业管理，面对未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既要从自身历史和现状出发，依靠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古为今用，去芜存菁，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又要学习当代西方优秀管理理念，并摸索归纳当代中国企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轨迹，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企业特色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以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启示[J].价值工程，2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