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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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沿袭传统、面对现实，增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前瞻性和紧迫性。“重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传统伦理文化，历来有“重德”的传统。当代社会，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是对优秀中华传统美德、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仍是需倡导的基本道德。

2、强化措施、浓厚氛围，促进思想道德建设释放正能量、树立新风尚。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长期的重要工程，需要多措并举、群策群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坚持宣传引导、实践养成、示范带动相结合，促进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加大宣传引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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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 儒家 道家 经典阅读课 意义

［作者简介］苗富强（1973-　），男，河北魏县人，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河北 邯郸 056001）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3-0138-02

一、引言

“孔孟”“老庄”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代名词，然而我们民族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在本土却遭到了冷落。据了解，目前尚没有高职院校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现在很多大学生包括高职生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了解远远多于对儒教和道教的认识。与之相反，一种发人深省的现象是许多外国人，包括西方和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对儒家和道家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大学生。在大陆，我们民族自身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已日渐式微，现状令人担忧。

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原因有多方面，但我们的应试教育阶段和大学阶段忽视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和人文知识的教育难辞其咎。高职院校片面强调专业技能学习，课程设置上只重视专业课，有的学校甚至连大学语文课程也没有开设，这和不分专业开设公共英语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偏差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视不够，造成高职生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知识的极度贫乏和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

二、高职院校开设儒家和道家经典阅读课等相关课程的意义

1.传承民族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儒家和道家是“诸子百家”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影响最大的两个流派，以这两个流派思想发轫形成的儒教和道教是“三教九流”中中国本土的宗教。千百年来，这两个流派的学术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形成和民族心理的构建及民族性格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诸多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代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57.1%的人认为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裂。学校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民族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传承是各级各类学校分内之事。对绝大部分高职生来说，高职院校是其在校学习生涯的最后一站。高职院校应开设儒家和道家经典阅读课等相关的课程，不使民族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在高职院校与学生绝缘，失掉应有的传承；不使传统人文精神在大学生身上缺失。

2.“以文化人”，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高职生都是90后，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注社会现实，只考虑个人的前途命运；普遍缺乏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感，唯我独尊，个性极强；亲情观相对淡薄，甚至显得有些孤僻；乐于消费享乐，价值观念严重扭曲；心理脆弱，抗挫折力不强。在东、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激烈交织碰撞、大有西风压倒东风的当下，很多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迷茫，缺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仰危机。

儒家和道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安身立命之学，其中的许多理念对今人仍有积极的意义。通过阅读经典，可以使学生明了民族文化之源，增加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阅读经典的过程，不仅是欣赏与认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受感染受教育的过程。作为生命个体，每一个人包括高职生，都可从中汲取精神营养，用以观照和指导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做一个既积极进取又人格高尚的人。（1）树立国家和社会责任意识。儒家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之所在，是儒家基于个体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而总结出的至理名言，有助于学生抛弃“小我”，树立“大我”，增强使命感。（2）树立自强不息信念，形成积极进取意识。儒家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个体应胸怀“修、齐、治、平”理念，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是儒家对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之一。教育学生要珍惜时光，奋发有为，把自己从沉迷于谈恋爱、上网聊天、打游戏中解脱出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实现人生的价值。自强不息的信念可以使学生直面现实，经得起失败和挫折，锤炼出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3）践行恕道。恕道的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93年芝加哥《世界伦理宣言》将孔子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推行恕道教育，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部分90后学生不顾别人感受、任性妄为的缺点。（4）建立诚信意识，正确处理义和利。儒家强调：“言必行，行必果”“人无信不立”；主张“见利思义”。教育学生不能为获得助学金和奖学金、为入党、为获取荣誉而不择手段，跑关系，弄虚作假，考试作弊，不讲诚信，见利忘义。（5）增强孝道意识。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孝”。“孝”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强调儿女对父母的爱。如果大学生深谙此理，心存孝道，就能敬畏生命，以感恩的心态保持身心的健康，不会因感情或学习、生活上的一点问题想不开而走极端。（6）坚守气节。儒家主张“君子固穷”。孟子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教育人们要坚守气节，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有助于克服部分学生在吃穿享受上盲目攀比、经不起各种诱惑、不注重品德修养、甚至做有损人格事情的缺点。（7）懂得辩证法，达到心灵的自由。老子的诸多思想如“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足不辱”“少则得，多则惑”等等，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可以使学生辩证看待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庄子“宁生而曳尾于涂中”也不“死为留骨而贵”，表现了鄙弃富贵权势，不为官所累，坚持不受束缚、逍遥自在生活的高尚品质，表现了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追求。有人概括道家思想为“静”字，是说道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不为外物所累，达到心灵的自由。这对身处竞争激烈、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的高职生具有极深的教育意义。（8）儒家和道家思想对于生命个体完整人格的塑造具有互补性。“在中国的士大夫中，纯粹的儒或纯粹的道（也包括佛）是很少见的。绝大多数都是儒道相兼，不过各有偏重罢了。中国的士大夫就是伦理人格与自然人格的对立统一。他们就以这两种人格的对立统一，保持着自己生活和心理的平衡，也维持着传统社会的悠悠岁月。”①高职生也需要把自身的伦理人格与自然人格统一起来，在积极进取的同时，保持自然人格的独立和高贵，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心为形役。

3.提高高职生的文学修养、审美素质和汉语应用水平。教育培养的人要具有合理的素质结构，一个不看原典和经典的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很难得到提高。许多高职院校重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一味强调实用性和动手能力，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技能有余而文采不足，表现不出当代大学生应有的风采。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认为一个人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内在和外在相统一的比较完美的人。

儒家和道家经典中很多都是富有文采的文学作品，可以唤起人的美感，给人以艺术享受。如《诗经》的美轮美奂，《庄子》的恣肆，《孟子》的雄辩滔滔。其中的名言警句比比皆是，优美的、诗化的语言辅以深刻的思想，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经典的过程也是欣赏与认识的过程，可以陶冶情操，使情感得到升华；丰富语汇，提高文学修养和审美素质；改善精神气质，达到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做文质彬彬的高素质大学生。

另外，现在的许多高职生语文功底奇差，小到一封求职信，大到毕业论文，错别字频出、用词不当、语句不通顺等毛病普遍存在。调查显示，为提高国人汉语应用水平，69.1%的人希望推广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开设经典阅读课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高职院校没有大学语文课的缺陷，使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等能力得到提高。

三、开设经典阅读课等相关课程的有利条件

1.学生主体方面。高职生到这一年龄阶段，心理日益成熟，也日益理性。随着阅历的增多和见识的增长，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逐渐增强，对比较抽象的思想文化问题的理解力也大为增强；许多学生对传统思想文化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课上课下愿意听老师介绍这方面的知识，有的还主动通过《百家讲坛》等平台了解了许多东西。

2.客观有利条件。进入大学阶段，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学习环境比较宽松，课业负担也轻松了许多，客观上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充裕的自由时间；大学图书馆藏书也比较丰富，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阅读更多的课外书籍包括经典著作；网络上的丰富资源及《百家讲坛》等电视专题讲座也为辅助教学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提高学生的重视度，选好时间入口。高职院校可把儒家和道家经典阅读课等相关课程设为公共必修课，并选择合理的时间入口，最好能在大一的时候开设。关口前移，好处是提前占领思想文化的高地，在学生思想尚未受到社会过多的熏染、比较单纯时实施效果会更佳。

2.重在学习领会思想要义，不落言诠。对有些学生来说，学习领会经典著作过程中会存在着文言的障碍。教学中注意不要在古奥难懂的语言上下过多工夫，不因文害义，重在心领神会，把握其中的人文精神精髓；不是死背教条、脱离实际的感性生活，要力避简单的说教，注重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通过大量的实例让学生明白为学、为人之道。

3.正确处理精华和糟粕。儒家和道家等学派思想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要本着扬弃的观点加以学习利用。教学中不是简单地剔除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是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分析判断，以古鉴今，帮助学生掌握其思想精髓，为我所用。

4.高职院校要创造各种条件，利用多种形式。学校图书馆要配备足够的《四书》《五经》和《老子》《庄子》等“中国传统社会识字人必读的基本经典”，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学校注意配备和引进相关学科的教师，充实师资力量；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利用网络资源及《百家讲坛》等电视专题讲座辅助教学；组织演讲赛、辩论会及征文大赛等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5.要注意和“三教九流”中法家、墨家等其他学术流派的结合问题。不能独尊两家，罢黜百家。各种流派的思想文化同属于民族思想文化遗产，不同学派的思想文化具有互补性。教学中要以开放的心态注意旁征博引，互相比较，有助于学生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注释］

①成复旺.神与物游——论中国传统审美方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91.

［参考文献］

［1］刘梦溪.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经典［J］.中国大学教学，2004（3）.

［2］刘晓明.人文教育与高职培养目标［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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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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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容互补；内在统一；哲学主体

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资料，就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对此问题，一般有三种看法：儒家主体说，道家主体说，儒道互补说。其中第三种观点看似公允，认为儒道两家共同为中国哲学的主体。但是一经分析，又分为两种，即外在互补说，此观点承认儒家道家各自是独立的派别，认为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性是互补的前提。另外一种情况是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是根本的互补的前提，而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认为它们是内在的逻辑上的互补，儒家道家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本文支持此观点，并试述其理由如下。

一、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天道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天道观念、神道天道观念、以及在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

在原始的天道观念中，中国先民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来面对世界，认为就如同人的背后有灵魂作为主宰一样，在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天道。

神道天道观念，遮蔽了原始天道中的必然性，强化了人格神的意义，把天道主要理解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神道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在于与天道相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只是特殊人物的特权。这种思想肯定了特权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社会等级制的出现和合法化的过程。

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是对原始天道观念中规律性意义和必然性意义的回归，是对人格神意义的扬弃，其核心观念认为天道是一个规律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律系统内在地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天道的存在是不同方面、内容、时间构成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其二是天道存在是必然性的、规律性的存在，天由人格天回归到了自然天，有意志的主宰者发展成了客观必然性，此客观必然性通过天道存在的结构表现出来，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万物的差别性和等级性。

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先秦诸子的学说准备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前提，即，一方面为先秦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思想内容，一方面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部分，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课题，从中国先民的天道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二、儒道两家在思维方式上是内在互补的

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儒家和道家各自回答了人在存在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儒家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文化上的基础和原因，而道家则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心理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精神境界与心理体验上的超越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现实伦理生活中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思维方式上说，表现的是时间性思维方式与空间性思维方式的内在互补。

时间性、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和自我反思的基本中介。以万物同为物的空间并存关系为中介，在此关系中寻找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即形上基础的说明，此即空间性思维方式；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为中介在万物自我时间发展过程中，寻求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此即时间性思维方式。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人反思自身时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而人的反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表现出了时间性思维方式以空间性思维方式为基础，而统摄空间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内在的互补和统一的过程。

三、历史发过程中儒道两家在内容上的互补

在先秦诸子学时期，儒道两家在文化上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儒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伦理意义，而道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本原意义，但是儒道两家哲学的创始人在心灵体验上的统一性、儒道两家学者情感上的相通性和同情性以及在最高人格意义上的人格境界的理解的统一性，是此时两家文化融合的表现。对于天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两家学者在心理感受上的一致性表现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的一致性。

在魏晋玄学时期，玄学家们在一种文化意识上，已经自觉到了儒道两家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统一性的了解并不在于外在文化形态，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他们认为两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两家之（下转第164页）（上接第186页）间的关系把握为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统一性。同时，他们用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深化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文化进一步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形态达到了极至与完美。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上儒道两家的融合。而且是以一个统一的文化形态来体现的。这种融合表现在宋明理学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之中。如本体轮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因此宋明理学时期，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在外在文化形态以及内在精神实质两方面的真正融合。

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内在互补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心性学说。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性才真正揭示了人的存在：既是心理体验的存在，也是现实伦理生活的存在。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内在的统一性关系，而人的生存是儒家和道家统一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人的生存矛盾的内在发生。综上可知，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此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林安梧.儒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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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道” “德” “道德” 儒道关系

儒家和道家都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郭店楚简出土以前，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是对立的。 但“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㈠] 郭店楚简的出土使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探索儒家和道家的某些联系。但笔者以为，学者们对于儒家和道家的这种联系的认识，不应该由郭店楚简开始。其实早在1973年河北定县（今定州市）所出土的竹简《文子》中，就已经有了可以证明这种“儒道相谋”关系的蛛丝马迹。以下笔者就以竹简《文子》中的两个重要概念：“道”与“德”及其关系为例说明之，并求教于方家。

（一）

《文子》之始成书，实际上是为《老子》思想作进一步阐发。《老子》的基本思想是“道”，这也是竹简《文子》的核心。在竹简《文子》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首推“道”。据笔者粗略统计，在竹简《文子》总共277枚竹简、2790字中，共有73枚竹简的简文中有“道”字87处，而且贯穿始终。由此可见“道”在竹简《文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若仔细看来，则竹简《文子》的道论可以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1、天道

天道是竹简《文子》中一个基本的概念，是竹简《文子》道论体系的基础。竹简中记载了文子和平王之间的一段对话：

……[道。”平]王曰：“请问天道？”文[子曰：“天之（2119）[㈡]……║，天之道何如？”文子曰：“难言于天（1184）……，故天刑（形）其物各不同，能[文]其（2371）……胡象于天道？”文子曰：“天之道，高（0585）……大者，损有损之；持高者，下有下之。（0926）……曰：“何谓损有损之，下有下之？”文（0813）曰：“[此]不生而喜，不[而，]（0822）……║道。”平王曰：“此天道也。（0887）……[乎是。”平]王曰：“吾不能尽[学道，能学人]，（2470）……法天道。”平王曰：“人法天道奈何？”（0689）……

以上所引简文在今本《文子》中没有对应的文字，为佚文。但这段文字的重要性却不能忽视。当平王向文子请教天道时，文子认为很难讲（“难言于天”），因为天道是抽象的规律，无法说出它的形状，而且事物的发展规律也因物而异，很难描述（“故天刑（形）其物各不同”）。平王请文子描述时，文子笼统地概括为“高”和“大”。 “高”说明天道与具体的人事有很远的距离，“大”则说明了天道对人事的重要影响。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喜怒无常（“不生而喜，不[而，]”），而只是发挥其规律性的作用。因此，人必须按照天道来办事，是谓“法天道”。至于如何做法，则因人而异，因为“道之于人也，亦有所不”（2439）[㈢]。对于君王与下民来说，也就有不同的做法。

2、王道

王道是君主治理国家和人民的理论工具，其涵义也有深浅之别。深层次的王道即以君主为首的统治者治国的理论，浅层次的王道则指对于理论的具体实施，即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不管是在深层次上，还是在浅层次上，王道都是文子道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体现。

在竹简《文子》中，文子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君主推行王道的重要性：

子有道，则天下皆服，长有（0590）社稷。公侯（0629）……道，则人民和陆（睦），长有其国。士[庶有]，（2218）身，葆其亲，必[㈣]强大，有道则不战（0619）。弱小有道，则[不诤得识。举事有]（2462）……则功成得福。是以君臣之间有道，则（0625）……[间有道，则]慈孝。士[庶有道，则]（2445）之，通之于人也，（1179）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0937）……则帝王之功成矣。故帝者，天下之（0929）……者，天住也，天下不适不住，[]（0990）……

由上引文可见，王道对君主等统治者的重要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下皆服”。对于周天子来说，可以“长有社稷”，对于诸侯来说，则可以协调国内人民之间的关系，“长有其国”。而对于实力强弱不同的国家来说，行王道可使大国“不战（而克）”，小国也可“不诤得识”。[㈤]君主在多大程度上推行王道，他所获得的利益也就有多大。此即所谓“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只有行王道，才能成就“帝王之功”。也只有这样，君主才能获得天下臣民的拥护。即所谓“帝者，天下之（适也），（王）者，（天下之）住（往）也”。[㈥]甚至农业生产也能有好收成。[㈦]

阐明了以王道治理天下的重要性，文子又指出了推行王道的做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推行“德政”。“德”既是君主治理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君主在推行“王道”中所必须采取的策略。竹简《文子》云：

王曰：“古者有（0829）以道王者，有以兵……（0850）以一道也？”文子曰：“古之以道王者，[㈧]……（2210）以兵王者……（1035）[者]，谓之贪[兵。[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0572）众。欲见贤于适（敌）者，谓之骄[兵]。义[兵]……（2217）[故王道唯德乎！臣故曰一道。”平王]……（2385）

这里，文子明确提出了“王道唯德”，由此“德”在君主行王道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被突出了出来。这是竹简《文子》中“道”与“德”关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契合点。

3、人道

人道思想在竹简《文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子的人道思想可以包容王道思想。竹简《文子》云：

……之，道之于人也，（1179）……，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0937）……则帝王之功成矣。故帝者，天下之（0929）……者，天住也，天下不适不住，[]（0990）……矣。是故，帝王者不得人不成，得人（0798）……徒暴，广奢骄洫，谩裾陵降，见余（1194 1195）……[为兵，始为]乱首，小人行[之，身受大秧（殃）]，大[人行]（2437）……

竹简《文子》又有下面的话：

为下[则守节，循道宽缓，穷]（0582）……则敬爱、损退、[辞让、守服之以]（0615）……生者道也，养（2466）……[不嬨(慈)不爱]，不能成遂，不正（0600）……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也。此四（2259）…… 踰节谓之无礼。毋德者则下怨，无（0591）……则下诤，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0895）……立，谓之无道，而国不（0811）……

在上面所引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子所说的“人道”，是通行于天下的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简文中有“道之于人，（无所不宜也）”，[㈨]可以有多个层次的含义，它可以是指“帝王之道”，也就是我们前面论述的王道，也可以是指一般民众的生活规则。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由于竹简《文子》内容残缺比较严重，我们在其中可以见到的，只有师徒之道[㈩]、君子之道等少数情况。师徒之道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君子之道则是强调个人修养。竹简《文子》云：

[]子[自爱也，]小人自气也。（2322）故天[孰]不乐，则天下（2353）……，是以圣人周徵谁举过（2359）……人喜，故者毋毋[行]，[过]喜则[]（2366）……

上面这段文字，是今本《文子》所没有的。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子的眼里，作为社会上的人，就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即“自爱”。要善于发现自己的弱点，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样才能成为君子[11]、圣人，否则就可能成为小人。在这些话中，文子也提到了“德”。可以说，“德”是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尺。

（二）

以上，笔者简单论述了竹简《文子》中的“道”，其中也涉及到了“德”。“德”是竹简《文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竹简《文子》中一共有31个句子中出现了34个“德”字，其中“道”、“德”连用者即“道德”作为一个词组出现者也有7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德”在文子思想中的地位。

王道思想是竹简《文子》的核心，但是文子的王道思想的实行却始终离不开一个“德”字。竹简《文子》云：

毋德者则下怨，无（0591）……则下诤，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0895 0960）……立，谓之无道，而国不（0811）……[12]

从上面所引用的简文来看，文子似乎认为推行王道要具备以上四个方面的条件，“德”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德”在文子思想中所处的地位就远远比不上“道”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前面在探讨推行王道的方法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德”是君主推行王道的行为标准，是法天道的具体体现。.上面所引简文中行王道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条件，实际上是文子德政思想的延伸。[13]

文子所说的“德”，究竟该如何定义，由于简文的残缺，我们已经无法探究其深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竹简中的平王曾经向文子请教过这个问题，文子也对他进行了回答。[14]而且，文子对“德”是非常重视的，这从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王道唯德”就可见一斑。除了王道需要以“德”作为基本准则以外， “德”与天道也有很密切的关系。竹简《文子》云：

[天道，德之行]也，自天地分畔至今，未（2216）……积之乃能适之，此言多积之谓也。尧（2249）……

在这句话中，理解“行”字是关键。《说文》云：“行，人之步趋也。”这是解释其本义。窃以为，在这里“行”字应该是指行为的标准或依据。[15]则在文子看来，“德”就是以天道为指导的，而且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德”就一直和天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积之乃能适之”，“德”的出现和发展是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二者具有统一性。竹简《文子》在下面的论述中更是明白地表现出这一思想。

观之古之天子以[下，至于王侯，无]……（2376）欲自活也，其活各有簿（薄）厚，人生亦有贤……（0877）使桀纣修道德，汤[武唯（虽）贤，毋所建。] （2252）……以相生养，所以（2213）相畜长也，相……（2206）

这段简文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给道与德的关系进行了定位。文子以为，道与德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道是德的理论依据，德是道的表现形式，二者互为表里，又有所分工。竹简《文子》又云：

[子曰：“道产之，德畜之，道有博]（0722）……[无为信，不足以其心，故胃（谓）]（0735）……[者，得失之胃（谓）也，故斯人得失者，]（0984）……

上文中的“之”究竟指代什么，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但是这并不影响在这里所讨论的道与德的关系。从“道产之、德畜之”就可以看出，道和德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分工。道是其产生的根源，德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二者之间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

由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在竹简《文子》中，道与德是一种很和谐的共存关系，二者互相补充、各司其责，不可偏废。因此，作为社会上的人，不管是统治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都应该在遵从道的同时注意修德。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就有了不同的修德方法，也就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竹简《文子》云：

[修德非一]听，故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2482）……学在肌月（肉）；以听者，（0756）……[不深者知不远，而不能尽其功，不能]（2500）……

上面的简文在今本《文子·道德》中有对应的文字：

文子[平王]问道，老子[文子]曰：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尽其精，不能尽其精，即行之不成。凡听之理，虚心清静，损气无盛，无思无虑，目无妄视，耳无苟听，专精积稸，内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长久之。

在文子看来，要修德，就要听道。而听道的方法的不同就决定了效果的差异，也就决定了修德层次的差别。以耳听（机械地听）只能学到道的外在的皮毛，用心听（会思考）者可以学到道的比较深层次的含义，而听道的最高境界则是用神听，可以把自己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当中体会出道的最深层次的内涵和存在价值。[16]由于每个具体的人的学习态度的不同，对道的理解上有差异，也就产生了修德效果的差别。

在上面所引用的两段文字中，从表面上看，竹简《文子》说的是修德的方法，而今本《文子》则是大谈听道的方法，二者似乎是两回事；但是考虑到道与德的紧密关系，尽管今本《文子》比竹简本有所变化，其基本意义和阐述目的还是统一的。[17]

（三）

我们都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和道家一直是对立的两个学派，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观点和主要主张都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自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来，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郭店竹简本《老子》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与今本、帛书本都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而与儒家所提倡的一些思想观点基本接近。再者，郭店竹简中不仅有道家的《老子》和《太一生水》，更多的是一些不很常见的儒家典籍如《缁衣》、《穷达以时》、《忠信之道》、《性自命出》等。[18]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使得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早期的儒家和道家——儒家和道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具有各自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也是有相同或者相通的地方的。可以说，儒家和道家是具有共同的渊源、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发生了分野的、既有相同思想观点又有不同主张的两个学派。[19]而把这两个学派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德”。[20]

“德”是一个具有特殊性内涵的概念，它的产生应该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时代，起初是划分氏族的一种特殊标准，为全体氏族成员所共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德”成为上层统治者所特有的行为规范，但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德”也逐渐从上层向下转移，打破了君主垄断的局面，具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成为大众的一般行为规范。[21]

在郭店楚墓竹简中，说明早期儒家和道家思想并非水火不容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在于对竹简中“绝智弃辩”和“绝伪弃诈”的理解。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竹简本《老子》与今本、帛书本《老子》的一个重要区别，改变了以前学术界对儒家和道家道德价值伦理观念的认识，它证明早期的道家与儒家思想是互补互济的。[22]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这样认为。1998年5月美国达慕思大学主办的一次郭店楚简《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裘锡圭先生和高明先生曾经就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高明先生以为竹简本的“绝伪弃诈”和帛书的“绝仁弃义”并没有什么区别。“伪”和“诈”可以通假为“仁”和“义”。而裘锡圭先生反对滥用通假来处理问题。陈鼓应先生也对这个区别非常重视，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和道家思想并非不可调和。[23]另外，李存山先生也在《从郭店楚简看早期儒道关系》一文中，提出对道家早期思想的反儒性质应该重新估定，在竹简其它篇章中也可以看到“儒道相谋”的迹象。[24]与对郭店楚简讨论的热火朝天相比，竹简《文子》的出土虽然很早，大家却都没有考虑到其中是不是也有可以证明“儒道相谋”的文字。竹简《文子》虽然残缺不全，但通过上面对于道与德关系的论述，也可以隐约看出这一点。在竹简《文子》的“四经”中，除了德以外，还有仁、义、礼。这与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也是一致的，从而就为早期儒家与道家的共存互补关系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载《学衡》第45期，1925年。

[㈡] 此处数字为竹简编号，下同。竹简《文子》释文，请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文物》，1995年第12期。

[㈢] 根据语意推测，应为“同”字。

[㈣] 根据上下文意思和今本，必字当为衍文。

[㈤] 2462号简文作“不诤得识”，今本《文子·道德》篇作“不争而得”，似乎都不完整。案：《说文》：“诤，止也。”《辞源》解释为“直言规劝，止人之失。”刘向《说苑》云：“有能进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今本《文子》写作“争”，意为争论、争辨。与竹简本大体意思相符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国有道，那么它们可以获得小国的支持；如果小国有道，那么它们也不用通过嘴上功夫来获得其他国家以及民众的支持。

[㈥] 0569号简文又有“有道之君，天举之，地勉之，鬼神辅（之）”之句。

[㈦] 0916号简文有“江海以此为百谷王，故能久长功”之句，今本《文子·自然》篇有“江海近于道，故能长久与田地相保”之句，意义相近。按此为引《老子》语。郭店楚简《老子》有“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王”；帛书《老子》甲乙本以及王弼本都与此接近。

[㈧] 根据竹简整理者的说明，此处的“”为原竹简中腰有缀丝线纹者。今依照原样不做变动，下同。

[㈨] 简文中只剩下“道之于人”半句，后半句“无所不宜也”系根据今本所加。

[㈩] 1198简文：可[以无罪矣。请问师徒之道。]

[11] 2322号简文“子”字之前，应该有一“君”字。

[12] 今本《文子》中有相应的话：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13] 已经有学者对这个问题做过论述，认为“德”是四者的基础。参见丁原植《就竹简资料看〈文子〉与解〈老〉传承》，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另外丁先生的《关于定州竹简〈文子〉的初步探索》中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载《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9期。

[14] 竹简简文有平王与文子的对话：[何]可谓德？”文子曰：“不然，夫[教]人（2389）……世必无患害。”平王曰：“[请问其道。]（0815）……

[15] “行”字有三种读音：户庚切、胡郎切和下更切。笔者以为此处应该是第三种，声调是去声。可参见《辞源》1997年合订本第1522页。

[16] 丁原植先生对听道的三种方法也做过解释。他以为，“耳听”是透过感官的听闻而有所知晓，“心听”是透过心灵的体会而有所契合，“耳”与“心”是人的官能，这样的听是以人为主体的理解。“神听”是一种自然的唤回，即排除认为的意识而回归于自然运化的整体。这也就是说的听道与修德的层次性。参见《〈文子〉思想的哲学基本结构》，载《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17]李缙云先生曾经撰写文章以为，竹简与今本《文子》中“修德”与“听道”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听道的目的是达智、成行和致功名，这是对一般学道的人而言，其境界是比较低的。竹简本虽然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出其目的在于修德，其境界显然要比达智、成行、致功名要高出一个层次。参见《〈文子·道德篇〉竹简本、传世本的比较研究》，载《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18] 郭店楚墓竹简的具体释文，请参看湖北荆门博物馆编辑的《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19]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做过论述。可参见郭沂《从郭店楚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20]对于儒家和道家来说，“德”都是其学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则。但二者也有区别。道家之“德”注重人自身的修养，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相比较而言，儒家之“德”则更侧重于上层社会的作用，重视统治阶层的行动、策略。由此我们也可以深刻领会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传》）或者“同源而异流”的含义了。

[21] 关于“德”的产生与发展，巴新生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参见《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22] 参见张立文《论简本〈老子〉与儒家思想的互补互济》，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

篇6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设计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二者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比较分析入手，从视觉美学的角度总览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从而解决现代设计与中国传统设计的关系。

人体感知是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代设计的主要内容仍是视觉艺术，相对而言，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理论思想首当其冲是美学思想。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史博大精深，其中当然也蕴含着深厚的美学思想。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思想杂蹂一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美学思想。所谓中国传统美学体系只是后人的总结和发展。而对于西方设计思想而言，自产业革命后便逐步产生了相对独立的设计体系和完备的设计理论。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并使之与现代设计相融合，一直是中国设计界关注的问题。正确把握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发展脉络等问题，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总结出适合中国的设计形式和前进方向的重要内容。而借鉴西方设计思想与完备的设计理论，并比较其特征的关联性，是发展中国现代设计的重要手段。

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发展脉络

中国的美学思想主要基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其后又受儒、道两家的影响产生了楚骚美学和禅学的美学思想。究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做以简要阐述。

中国的传统美学主要基于先秦的美学思想。而先秦的美学又尤指儒、道。此时的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己经形成。但是，如前所述，这些思想主要倾向于社会学领域，对于美学的研究没有专门系统的著作。但也正是从这些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完备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体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美学观。孔子的美学主张建立在他的“仁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所谓“仁学”的核心思想是“爱人”。在此基础上，又要求人的审美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即所谓“道”和“德”。“说之不以道，不说也”;“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八情》)，都体现了这种观点。在儒家美学思想中，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形式与内涵的关系问题，即“质”和“文”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有文无质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同样的有质无文也是不正确的，而应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这在子贡批驳棘子城“君子质而己矣，何以文为”的思想中可见一斑。

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这也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其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道”的重要概念。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老、庄，在其著作中把自然与自由的境界视为审美的最高层次。《庄子。缮性》中就提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这正体现了道家的基本美学观。体现在具体的审美标准中，就是把所谓朴素、无为、澹然无极作为审美的至高境界。

其后的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各自在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儒、道两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自身的美学思想。简言之，楚骚美学以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一支奇葩。其中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学上的美学观对后世的影响深远。禅宗的美学思想兴起于中唐时期。在继承儒、道及楚骚美学思想的同时，其最大贡献即是将美的产生归为“物与心”的统一之中。这在世界美学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

二、西方现代设计思想形成过程

所谓西方现代设计思想是指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后的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设计思想和理论。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空前提高，其巨大生产力使得设计产品的数量和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享用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受众数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以往精致美观的手工艺品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成为相对粗糙、简陋的机器产品。根本矛盾是艺术与技术的不同步产生的矛盾。受众的审美发生混乱和与现实的不协调。以威廉·莫里(William Morris)斯等人为首的进步艺术家领导了新艺术运动，提出了从纯艺术到物质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但这仅仅是现代设计运动的第一步。工艺美术运动并没有真正解决工业化大生产同大众审美之间的矛盾。其后又经历了弗兰克赖特、泽姆佩尔等人的设计思想和实践、德意志制造联盟直至包豪斯设计学校等一系列设计理论与实践活动，但这些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也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代设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现代设计。直至国际主义设计、后现代主义设计等设计思潮的发展和完善，使现代设计理论逐步完善，加之设计师的设计实践活动，才逐渐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现代设计。

三、二者比较分析

首先，二者的产生和发展在诸多方面都有着不同之处，但主要可归纳为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中国传统美学是基于社会形态的变革而产生发展的;西方设计思想的基于科技水平的提升而应运而生。中国的美学思想产生之时正值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儒家思想虽产生于春秋时期，但其仍根基于周代的思想理论)。这时，新的社会形态已经产生，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生活仍然存在。这也是产生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礼”文化的基础。这使得人们在肯定了阶级、等级等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产生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应和谐统一的观念。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而源自西方的现代设计的产生则是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产物。其根基为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从而导致的受众审美倾向的混乱和偏差。其根本目的是使受众的审美与大工业的背景相符合。这是二者产生条件的本质不同。

篇7

一、中国传统造园的自然观

大自然中的山峦、流水、树木、花卉、游鱼、飞禽、走兽等自然景物，皆可组成园景，大自然是一首充满着各种形体、色彩、质感和音调的既丰富而又和谐的交响曲，人类本身也是大自然中的成员，对大自然有着本能的眷恋和热爱。因而园林艺术创作就必然充满自然情趣和诗情画意。中国人的自然环境观，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系统化的自然环境，二是人情化的自然环境。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中国传统正统学派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儒家思想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理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房屋设计、甚至室内设计，都符合儒家的哲学准则。这种具有严格空间秩序的设计手法，也深深的影响到了古典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和部分寺庙园林，如龙王庙、琼华岛、凤凰墩等。

古典文人园林体现了儒家哲学思想。中国古典文人园林一方面借题寓意超凡出世，另一方对园林景观却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古典文人园林寄托了他们强烈的社会情感，这种对社会依赖的感情，导致了园林设计还寓含着深厚的社会意义。因此，古典文人园林的设计建造是建立在儒家治世哲学之上，但我们又很难说哪一部分是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应该说儒家思想为园林设计建造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

三、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影响

禅宗思想，遵守佛教中“空”的理念，奉劝人们要达到一种完全平静安祥的精神境界，只因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和虚幻的，在这种境界下。人的行为方式将变得单纯和简单。为解决现实与信仰的矛盾，他们或游山玩水、或种花造园，通过感受自然来抵达生活的真谛。古典园林为他们提供了寻求寂静冥思的场所。而古典园林中“有声更觉静”的氛围，也恰好表达了佛教的虚空和静寂，给园林渲染了禅的气氛，引起人的禅思。因此在这样的古典园林中生活，既能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又有助于接近“空”的境界。这样生活在园林中的禅宗信仰者，既求得了精神的解放，又达到了归依佛教之目的。园林为园主依托佛教对人生意义的问题提供了反思场所。可见。这种古典园林生活为佛教信仰与适宜的生活方式的结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和智慧海，就表达了封建统治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

四、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的影响

如果我们说儒家和禅宗思想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总体布局和营建目的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造园的技法。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没有规整的行道，树，没有绿篱、花坛，没有修剪精致的草坪，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原始的植被分布方式。种植的花木，三五成丛、散聚自由、野趣横生、景色苍润。在设计种植上完全是树无行次、石无定位的自然布局，山有朝揖之势、水有萦绕之情，体现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自然风光。甚至在园林中的建筑物，也是按山水走势，高低曲折、参差错落、点染着自然山水的艺术情趣。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风格，之所以不同于西方规则几何式的园林，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造园思想是由道家思想决定的。“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核心，道家的思想方法和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正是建立在“道法自然”这一观念之上。古典园林设计的目标，就是将个人的情感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在超越世俗的水平上享受自然之美。这一审美方式反映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即对世界万物给予应有的尊重。

篇8

Abstrac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it formed the splendi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cient management thought is a magnificent literature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cultural accumulation， and provides the thought 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nagement theory. In ancient management thought，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Legalism have a vast reservoir of management wisdo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thought reflected from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Legalism， and studie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关键词：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现实意义

Key words： ancient China；management thought；practical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C9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0-0135-02

0 引言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有儒家管理思想、道家管理思想和法家管理思想。尽管其他学派的管理思想中也有可取之处，但是相比之下，还不够系统和成熟。儒家思想重在对人的启发、教育和感化，主张“仁、义、礼、智、信”；道家思想强调做事情要顺应自然，尊重客观规律，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法家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将“法、势、术”统一起来。这些思想的积极成分对现代管理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关心人生和社会问题，注重修身养性，内炼立德。儒家思想主张做人应该具备诸如仁爱、诚信、和谐、自律等道德准则，蕴涵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

1.1 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 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告诫管理者要做到修身立德，否则难以服众。“修己”是对自我进行管理，“安人”是指社会管理。儒家的管理思想认为，要治理国家，首先要管理好人。管理者要想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提高自身的个人素质和修养。《大学》中讲：“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也即是这个道理。儒家学说把国家、家庭和个人联系起来，使政治管理与伦理相结合，形成了社会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从自身做起，才能使国家安定，进而治理好天下。

1.2 民为邦本的管理意向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张“以人为本”，人是管理的中心。民生、民心、民信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意思就是，要给民众实惠，才能够很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使民众为其办事。儒家管理思想认为，要想达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管理境界，必须认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重视对人的管理和对人心的管理。此外，儒家的管理思想认为，百姓的安居乐业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所在。

1.3 贵和中庸的管理方法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文化认为，“和”不仅是管理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方法。在处理一些无关原则的小事情上，孔子认为，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小题大做、不能不团结，否则影响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在一些原则性强的大事情上，孔子则要求人们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不是同流合污。对于如何做到“和”这个问题，孔子也给了我们答案：“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句话旨在告诉我们，中庸是达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社会团结和谐，人人都有良好的道德的很好的方法。他反对在处理问题时走极端以及看问题的片面性，告诫人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不能太过分，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儒家的管理思想主张“和为贵”，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要协作与和谐。

2 道家的“柔道”管理

在道家学说中，“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与本体，一切活动都要遵循“道”。道家管理思想的最高原则是“无为”，“无为”是适用于一切人，尤其是适用于管理者的管理法则。

2.1 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无为”的概念。“无为”是道家学说的精髓，也是道家学说为人们提供的一个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意思就是做事情顺应事物各自发展的客观规律，“道法自然”，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地，即“无为而无不为”。反之，如果做事情只是凭借人的主观意愿而不尊重自然规律，就会妨碍“道”的运行而失败。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这句话告诉人们，管理活动如果按照“无为”的原则来进行，就能取得好的效果，也即是“为无为，则无不治”。

2.2 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方略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老子主张“处下不争”。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意思是说善于做领导的不逞强，自己不表现不居功，大度地去让下属表现他们的才华，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善于作战的保持冷静而不暴躁不妄动；善于获胜的不用与敌人交战；善于用人的谦下低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告诉人们，管理者要像江海那样，“善下之”，谦退不争，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把更多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3 法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对法家前辈思想的总结，以及对其他学派思想的借鉴吸收，实现了“法”、“术”、“势”的统一，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法家思想的独特见解对现代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3.1 “法治”的思想 《管子》中最早提出“法治”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又称“垂法而治”。法家思想非常强调“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韩非子·有度》中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法审则上尊而不侵”等阐述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意思是依法治国，对外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地位，对内关系到君主统治地位的巩固。此外，韩非还提出了刑法的实施原则，保证了法治的预期目的的实现。法家的“法不阿贵”等思想相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念而言，是极大的进步。

3.2 “术治”的思想 对于解决如何来实施“法治”的问题，法家提出了著名的“术治”说。“术”，指权术，也即是现代管理中的管理方法乃至管理艺术。《韩非子·定法》中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意思就是，工作岗位的确定要考虑工作任务和工作需要，使职责明确并加以考核。

3.3 “势治”的思想 在强调“法”和“术”的同时，韩非子也强调“势”的重要作用。所谓“势”，即权势。韩非子说“势者，胜众之资也”，他把“势”看做是管理者相对于被管理者的特权或优势，认为使管理得到良性运行仅仅依靠管理者的能力和品德是不够的，必须要拥有“势”，即需要位尊权重来保障。法家认为“法”、“术”、“势”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三者是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要使三者有机结合，管理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4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4.1 将儒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名言中，可以看出古人是相当重视“人的因素”的。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不过分强调个体独立性，而主张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既重视个人的主体价值与作用，又主张推己及人，把个体融入和谐的集体之中。管理者要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在管理过程中重视对人心的管理，要关心下属，对待下属要一视同仁，重视他们个人才能的发挥。

现代管理中，也要重视中庸思想的积极意义。儒家的中庸思想要求管理者在具体的管理事务中要坚持原则，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和而不同的思想则有利于活跃企业气氛，塑造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把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引入现代管理，管理者与下属之间能够相互尊重和理解，进而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和睦相处，有利于管理中与下属、下属与下属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促进企业管理的成功。

4.2 将道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地。老子提倡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要顺应自然和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不妄为、不乱为”的意思。在现代管理中，强调“无为而治”，要求管理者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不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管理者在日常的管理中也要充分认识到“无为而治”重要作用。管理者不必置身于琐事之中，而是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要下放给下属，这样才能宏观上把握组织的管理目标和愿景，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但是，也要认识到，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让人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企业中，管理者将决策权下放不是取消任何管理行为，而是进入管理的更高的境界。这种管理境界中，人人都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管理者。这种看起来无为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更加高效。

4.3 将法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法”、“术”、“势”的思想对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现代企业中重视“法”，也即是强调企业的制度建设的作用。一方面企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企业要制定能够规范人的行为的“法”，也即是企业的制度。合理完善的制度是一个卓越的企业所必备的，它会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是企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制度的意义重大，但是只有制度得到良好的贯彻和执行，制度的作用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这就需要“术”，也即是对制度的执行进行反馈和考核。因为制度往往会有缺陷，所以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要讲究技巧。合理完善的制度、制度执行的技巧并不能保证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这就需要“势”，管理者要运用好“势”来确保管理效果。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必须要加强企业的制度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员工发挥其创造性才能。以“法”、“术”、“势”的管理原则来指导管理过程，有利用企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运行。

中国古代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时隔数千年，但是对于现代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古代优秀管理思想的重要价值，结合现代管理理论，将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融入现代管理之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方法，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服务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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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兆响，司千字.管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周延波.管理学原理[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篇9

 

关键词：传统美学思想　儒家　道家　墨家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在与西方所谓专业音乐体系的对照与比较中，呈现出了鲜明而特有的审美特征。纵观整部美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其问出现过入、道、墨、法、佛、阴阳等诸多美学流派，但大体都被儒道两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却独立存在的价值，儒道两家美学思想从先秦产生至今，始终贯穿音乐发展中。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善、和

儒家的音乐理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音乐在动荡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以礼相代。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理论还把音乐家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的途径。

《乐记》是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间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情篇》)。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就给我们一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孔子(公元前511——公元前479)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孔子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孔子认为音乐家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情感要有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乐而不，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238年)荀子在哲学上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生性的恶习的必须教育才能变善，因为更加强调礼乐教育的重要性，是人的必然需要。他主张音乐从实际出发，并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变化，但在音乐思想上仍有崇雅贬俗倾向。

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自然、天人合一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音乐文化揉合到了一起，它的核心是自然、虚静，渴望达到“大音希声”的境界。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

道家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他们也不提倡音乐，甚至是否定音乐。老子的思想具有很多辨证的观点，如“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对统治阶级主张无为，对被统治阶级主张无知，因此，他反对一切欲望，而声音、颜色、味道正是引起人们欲望的根源，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第十二)所以要统统取缔。

而庄子对社会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希望能够过一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理想生活，因此他对一切科学文化艺术都是抱着一种排斥、否定的态度，他说：“五音乱耳，使耳不聪”，(《庄子·天地》)对音乐也是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

道家既然崇尚清静无为，爱好当然在题材上就偏重于山水美，它的“天人合一”观必然向往宇宙和人的合一，历史上凡道家思想浓厚的人，大多是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寄情山水、自然或借助于自然景物来自我观照，琴曲《梅花三弄》就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她借用了梅花的自然属性，钢筋铁骨的性格，不畏严寒的精神，隐喻知识分子的人格美，用清虚朗畅的泛音，三次出现梅花主题B，穿插A、C、D音乐作为烘托陪衬。梅花的洁身自好，清雅高旷，是作者对人格美的物(乐)化表现，此曲是一首小型套曲，后部带有戏剧性，似梅花笑绽枝头，笑弄风霜，其韵昧令人回响不遗。道家不仅主张自然之美，而且追求境界无限，因此在音乐上就追求“神余言外”和“弦外之音”。同一时代一首咏梅诗句，可和此曲对照，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南朝梁、陈人何逊)。这首乐曲使我们不仅可以见到道家崇高自然，更可以体昧到道家主张自然和人的统一，以自然观照人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的组成部分。

三、墨家的音乐美学思想：非乐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与儒家的音乐思想相对立的乐派墨子名，生于鲁国。伟大的思想家、博学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在音乐上竭力反对儒家以礼乐治天下的主张。墨子禁止音乐。墨子再三强调：“为乐，非也!”意思是，“从事音乐活动是不应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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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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