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核心解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核心解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庄子的视域看儒家，我们发现庄子对儒家的理解是精确而深刻的，且丝毫不逊色于与其同时代的儒家著名人物孟子。

一、儒家之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自孔子创立儒家始，儒家即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孔子问其子孔鲤“学诗乎”、“学礼乎？”并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要求孔鲤学习《诗》、《礼》。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言诗、礼、乐之于人生炼养的价值，可见其教育弟子离不开《诗》、《礼》、《乐》等。至于《书》，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教材。据《论语·宪问》载，孔子弟子子张与孔子有关于《书》的问答：“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这是孔子以《书》教育弟子的明证。孔子四十多岁时曾感叹：“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希望能够活到五十岁，从而有时间学《易》。学《易》之后，孔子即以《易》为教材教育弟子。《论语·子路》载孔子引《易经》恒卦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然后评论道：“不占而已矣”，这即是证据。从《论语》来看，虽没有载孔子用《春秋》教育弟子，但是，《春秋》由孔子本人所作，孔子视之甚重[①]，想必会以之作教材的。

在《诗》、《书》、《礼》、《乐》等教材中，孔子教授最多的应是《诗》。因此，《论语》载孔子谈《诗》处较多。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是对《诗》的内容、意旨的高度概括；孔子说：“《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篇的评价；“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殉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句的解读。孔子教授《诗》，用力甚多，恐与孔子的“兴于诗”的主张有关。

由于孔子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也由于儒家思想与《诗》、《书》、《礼》、《乐》等关系密切，多是对其解读、发挥和利用。可以说，离开了《诗》、《书》、《礼》、《乐》等，儒家就失去了其根基。所以，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多重视《诗》、《书》、《礼》、《乐》等，并利用其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郭店儒简中的《性自命出》出现《诗》、《书》、《礼》、《乐》并举：“《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六德》出现《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举：“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而郭店儒简中的《缁衣》、《五行》、《成之闻之》等篇的作者即是引《诗》、《书》以表述己意。

庄子看到了这一点，谓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并且，刻意通过老子与孔子的对话，经由孔子之口，把上述著作称为儒家之“经”：“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天运》）。此处，庄子笔下的孔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儒家之“经”，而与其“对话”的老子也承认这一事实，不同之处在于孔子以为儒家之“经”承载“先王之道”，而老子认为儒家之“经”所记载的乃是“先王之陈迹”而已。

关于儒家各“经”之旨，孔子只以“思无邪”（《论语·为政》）概括《诗》，而于其他诸经并无概括；郭店儒简作者云：“《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书》，]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语丛一》），虽有概括，却拘限于各“经”的内容或所涉及的范围，且也不甚准确；庄子却以极其精彩而准确的文字概括之，他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这种概括，透显庄子对于儒家之“经”的深入思考和精准把握。

因为把《诗》、《书》、《礼》、《乐》等看作儒家之“经”，庄子在讽刺、丑化儒家时即时常引用之。例如，庄子讽刺儒者极力用《诗》、《书》、《礼》、《乐》取悦于君王，却适得其反：“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武侯大悦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马耳’”（《庄子·徐无鬼》）。再如，庄子丑化儒者盗墓还引经据典时云：“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二、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义

儒家的经典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六经各有其旨，由六经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深刻而丰富。这深刻而丰富的儒家思想有没有其核心？如果有，其核心是什么？

我们先看孔子。孔子虽然曾云：“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谓其思想有核心，可是，未曾明言其核心究竟是什么，至于曾参所解读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以忠恕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不准确的。忠恕只是为仁的方法而已。后世学者，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或折衷以上两种说法，谓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这些说法各有道理，又均难以说服反对者。再看郭店儒简。儒简中的《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并举，列为“五行”；《六德》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为“六德”，曰：“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忠信之道》则将忠、信并举，集中讨论忠、信。无论是从郭店儒简各篇，还是从郭店儒简总体上看，都难究郭店儒简思想之核心。这表明，要看出孔子思想的核心、郭店儒简思想的核心，并指出其核心是什么，是非常困难的；而要把握从孔子到郭店儒简的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并揭示出其核心是什么，更是困难重重。

庄子认为儒家思想从总体上讲可以仁义礼乐概括之。庄子在描述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被毁坏时说：“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批评儒家思想是破坏“至德之世”的根由，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与此相同，庄子在解释“赫胥氏之时”的灭亡时说道：“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同样指责儒家思想毁灭了“赫胥氏之时”，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另外，庄子曾云：“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天道》），要求圣人持守道德而脱离仁义、摈弃礼乐，用道家思想否定儒家思想，用道家的道、德否定儒家的仁义、礼乐，这也是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仁义礼乐。

儒家思想主要是仁义礼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庄子认为是“仁义”。《庄子》一书，“仁义”连用处颇多。庄子谈及儒家、批评儒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直指仁义。这些，就是证据。例如，庄子批评儒家时说：“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即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再如，庄子批评儒家的君子时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庄子·骈拇》），也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另外，庄子通过儒道对比论述道的特征时说：“吾师乎！吾师乎！ 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大宗师》），以道与仁义相对，而道为道家思想的核心，由此也可推知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庄子设计孔子与老子相见时大谈“仁义”：“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庄子·天运》）。孔老相见，所谈应是自己学说的主旨。从孔子谈“仁义”，从老子反对“仁义”，可以看出，庄子是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庄子还设计孔子长久未能得道而求见老子，老子批评孔子说：“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庄子·天运》）。此处，孔子言其未得道，老子却批评仁义，指出固执于仁义才是阻隔道的根源。可见，庄子笔下的老子是把仁义当作孔子之道，也即当作儒家思想之核心的。此外，庄子还记述孔子师生被困于陈、蔡时，孔子与其弟子子路的所谓对话：“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庄子·让王》）在对话中，孔子明确说明其所谓的“道”是仁义之道，把“仁义”看作自己思想的核心。这是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使然。

庄子在《庄子·天道》中写到，孔子欲将自己所著的著作藏于周王室，子路劝孔子先拜见已隐居在家的“征藏史”老子，请老子作中介，孔子赞同这一办法，“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纟番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这里，由于儒道观点、主张大不相同，老子对孔子著作不以为然，而孔子情急之下试图说服老子，明知老子知晓自己的思想还在老子面前谈论、介绍自己的思想，老子不愿详听，希望孔子简介其主要观点，孔子概括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这是庄子通过孔子之口，说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

三、儒家人性之内容：仁义和感官欲望

人性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子贡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本身就说明了孔子有丰富的人性学说。遗憾的是，《论语》所载孔子人性言论仅“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一句话。郭店儒简始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成之闻之》）的划分，有“仁，性之方也”和“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性自命出》）这两种关于人性内容的解读。

庄子认为儒家内部对人性内容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大致包括以仁义为性和以感官欲望为性这两种类型。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仁义”，庄子首先是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在此，孔子肯定仁义乃人性之内容，并以仁义之于君子生存的绝对价值、仁义是君子之为君子的本质所在，论证仁义为人之性的必要性、必然性。至于仁义的内涵，孔子解之为心正和悦、兼爱无私。老子批评兼爱之迂腐和无私之虚伪，破除孔子所讲的仁义的价值，然后指出人性犹如天地之“常”、日月之“明”、星辰之“列”、禽兽之“群”、树木之“立”，乃是人的自然本性，并非外在于人的且制约人的本性的仁义。上述论辩，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是把仁义视作儒家之人性，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论辩。

除却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来表达儒家以仁义为性的观点之外，庄子还通过直接批评儒家的方式来表达这一观点。这在《庄子·骈拇》中有集中的表述：“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的意思是人性自然，以仁义为性实是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那种把仁义当作人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里，庄子用道家的人性自然对抗、批评以仁义为人性的观点。其所批评的以仁义为人性，就是儒家的人性论，因为在庄子看来唯有儒家重视仁义并以仁义为思想的核心。

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郭店儒简已现端倪。虽然《语丛二》云：“情生于性”，谓情源自性，乃性的外显；《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解人性为情，包括喜怒哀悲和好恶等，但是，《语丛二》又云：“欲生于性”，言欲出自性，乃性的表现。庄子却认为儒家人性的内容除了仁义之外，还有感官欲望，他说：“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这是用道家人性自然的观点来批评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而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在庄子心中恰是儒家的观点。庄子之前的郭店儒简的“欲生于性”（《语丛二》）的表达，与庄子同时的儒家著名人物告子[②]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界定，均可作证据。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在庄子看来，这感官欲望包括口、耳、目等感官对于味、声、色等的欲求。

四、评判庄子视界中的儒家：从庄子和孟、告关系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庄子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乃儒家经典，仁义乃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时还是儒家人性的内容。此外，儒家人性内容还包括感官欲望。我们知道，孔子精通《诗》、《书》、《礼》、《乐》、《易》，又作《春秋》，以此教育弟子，孔子之后，儒者均以上述六书为讲学的基本教材。庄子因之概括之为儒家的“六经”，可谓水到渠成。问题是，孔子思想并不以仁义为核心，郭店儒简的思想也不以仁义为核心，从目前所见到的儒家文献来看，到孟子时才以仁义为核心。一般认为庄子与孟子同时，彼此却不知道对方及对方的思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种可能是，孟子之前，有的儒家人物即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另一种可能是，庄子敏锐地看到了儒家思想发展的趋势，断定孔子之后，儒家必然从重仁转向重仁义，儒家思想必然从以仁为重心转向以仁义为核心。假使第一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不是由孟子所“发明”的；假使第二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是由庄子和孟子同时提出的，虽然庄子不是儒门中人。当然，如果我们设想庄子知道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解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实质上就是对孟子思想的概括。

另一个问题是，孔子本人只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仅言“仁，性之方也”，就目前所见的儒家典籍来看，直到孟子才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这也与庄子所说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不太一样。如果庄子与孟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要么是对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的概括，虽然囿于史料缺失，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我们知之甚少；要么是预见到儒家因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必然会以仁义为人性的内容。假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就没有多少原创性，只是对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的扩展；假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认定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与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学发展来说就具有相同的价值。如果庄子了解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以仁义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孟子人性论的提炼。

还有一个问题是，郭店儒简《语丛二》只云“欲生于性”，并未明言欲即是性，就目前所见儒家史料来看，儒家直至告子才始言“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明确提出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如果庄子与告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可能是对告子之前的儒家人性学说的概括，也有可能是对儒家人性学说未来发展的准确推论。如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告子以食色为性的观点就缺少创造性，仅仅是对前辈人性论的重复；如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同告子以食色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家而言，就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如果庄子熟知告子以及告子思想的话，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质上即是对告子人性理论的总结。

（此文改定于2008年3月10日）

篇2

一、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

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学者和美国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中。杜维明较早提出了“超越启蒙心态”的问题，认为应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金则代替自私自利的原则，把“天人合一”发展成为“更为全面的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方面，他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存有的连续性”的概念，认为中国哲学的“气”是物质和思维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存有的连续的本体论”;他还提出了“儒学生态学”的概念。玛丽・塔克尔提出了“气”可以对生态哲学做出贡献的七个具体方面。[1]成中英提出，儒学是包容性的人本主义，在圣人那里，天地人在道和太极的本体宇宙论上三位一体，人是“自然的完成者（consummator）而不是征服者，是自然的参与者而不是掠夺者”。[2]罗泰勒认为，儒学关注人类与宇宙的内在关联，当人性得以实现时，“仁”作为人性之核心亦成为宇宙之中心。因此，“成仁”就是要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生态学的根源所在;儒家的仁就是生态学。[3]

关于儒家生态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也有不少研究。布拉克雷（Donald Blakeley）分析了《论语》中的三原结构的动物价值论问题。艾文荷（P. J. Ivanhoe）认为《荀子》中有一种可称为“快乐的对称”（happy symmetry）的“清晰且非常有趣的环境伦理观”。[4]日本学者桑子敏雄认为，朱熹把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宇宙相关的思想整合进了一个相容的系统。“这种整合不仅导致了对环境宇宙展现的结构的解释，而且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困难问题的探究，即我们在何处定位最基本的价值，并且根据这一价值评价人的行为。” [5]艾周思（Joseph Adler）指出，宋代新儒家把“恕”拓展到自然界，使“应”（感应）具有了环境伦理的意义。其他如黄勇分析了二程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思想。[6]韦巴（Ralph Weber）研究了天人合一的“合”的形式，白诗朗（John Berthrong）则对“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把儒家关于修养和社会伦理的洞见扩展到新的领域”的八种设想。

二、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对生态哲学或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当时的讨论热点是天人关系问题。1992年，中国政府在主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里约宣言》上签字，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政治与学术话语。因为传统哲学的“究天人之际”的主题和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合，于是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的探讨。

（一）以“天人合一”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正如余谋昌先生所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作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7]学者们在研究儒家生态思想时都不能绕开“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季羡林、汤一介、张世英、余谋昌、牟钟鉴、陈来、蒙培元、李存山、柴文华、何成轩、胡伟希、陈国谦等学者都论述了天人合一含义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在1993年，牟钟鉴就著文，认为“天人合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或‘天地’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自然界’的概念，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神秘性和超越性;其‘人’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人生’，群体与个体都在其中了。因此，天人关系基本上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8]同年，季羡林在《东方》创刊号发表《“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1994年李存山发表文章认为，天人合一之“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接触与符合”;另一类是“客体就在主体之内，或客体是由主体的活动所产生”。[9]

陈国谦吸收冯友兰哲学思想，提出了“环境境界”的概念。他指出：“环境哲学是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形上学反思”;环境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环境精神境界，使人的环境意识从人与环境的彼此分离提高到人与环境相融一体”。[10]张世英深入比较了中西哲学关于主客关系的思想，认为中西方各有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思想。[11]在90年代天人关系的讨论中，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的“互补”成为主调。

胡伟希则认为，“‘天人合一’这一古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自然与人类合一’的意思。”[12]他还指出，将“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理解，认为“天人合一”的意思是提倡人类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这一观点“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并为传统儒学如何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前景。”[13]

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汤一介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7]

（二）以生态伦理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导方向

生态伦理学，也称环境伦理学，“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际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把伦理‘公正’概念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道德‘权利’概念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过程，尊重生命的生存权利。”[13]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然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已经蕴涵了生态伦理学的思想。随着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成为学者们所青睐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力图发掘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并探讨其现实意义。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从儒家传统的人伦概念中寻找生态伦理的意蕴。

“仁”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意义上对于“仁”的理解，学者大多关注于“仁”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随着对于儒家生态思想的深入研究，“仁”由传统的人的伦理扩展出生态伦理意义。王正平认为儒家“仁”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先哲从‘天人谐调’思想出发，确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尊重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歌颂生命价值，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物我兼照’，‘衣养万物’，‘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的超我的仁爱观念，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先声。”[14]对于“仁”的生态意义扩展，是根据“仁”的人的伦理推导出来的。张永刚指出，“儒家主张‘天下归仁’，把万物作为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把原本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扩大到天地万物之中，维护着天地的‘生生之德’。”[15]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把自然的‘生’与道德的‘仁’等量齐观，使‘生’不仅具有宇宙论的意义，也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根源。”[16]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以及围绕生态哲学问题发表文章多篇，对于儒家哲学的“生”、自然的目的性、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等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自然的目的就是生生，是向完善、完美发展，故可称为善，善即是目的。人是自然目的的“实现原则”，由此他特别强调儒家的“为天地立心”“不是为天地立法”，而是对于自然的照管;是肯定自然生生不息的事实，把自然的生生不息作为价值，自觉地、主动地帮助自然实现生生不息的过程。[17]柴文华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儒家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学共同的思考客体;[18]何成轩也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当今生态伦理相吻合。[19]任俊华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表现为天道与人道一致的生态伦理信念，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念以及仁爱好生的生态伦理情怀。[20]

陈义军认为，“仁”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由于‘仁’内在天然地具有一种可以不断外推的特征和心理机制，‘仁’的实现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推己及人的过程，如此推衍，行‘仁’就不但要爱自己、爱别人，而且可以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这是儒学内含的由人道推衍天道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道德视野的一次革命性拓展。”他进一步说明董仲舒将“仁”扩展到爱鸟兽昆虫，无所不爱才是真正的“仁”，“从此，施仁的内在规定性便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且获得了生态道德的意蕴。”[21]学界有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赵媛、方浩范也指出， “儒家的生态道德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己及物的道德。它以‘仁爱’为基点，把人类社会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其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目的，首要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其次才是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和同情。……同时，儒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的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又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把管理社会的原则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爱的精神，在人与自然界中建立起协同互济，相互制约的秩序。”[22]

（三）以解读概念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

学者们在进行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时候，主要采取的方法是选择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命题加以解析，从中发掘出具有生态意义的内容。

前文中提到的“天人合一”、“仁”都是学者们非常看重的概念，学者们通过对儒家思想中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从中找到生态思想的因素。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如“时”、“通”、“民胞物与”、“尔汝群物”等，学者们也做了解析。

“时”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儒家的“时”的范畴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孔子的“使民以时”，孟子的“待时”，荀子的“应时”都具有生态意义。“儒家认为‘天’即自然界有着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基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著名论断，即人类社会出现种种殃祸，正是有悖规律所导致的。尊重自然规律，当然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农业生产实践，儒家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等符合生态农业规律的思想，认为人们应该根据时节，即按照大自然的节奏、生命万物的节律以及四季来决定什么时候该‘取物’，什么时候不该‘取物’。”[23]

笔者曾对“通”这一概念，做了全面的解析，论述了“通”的生态意义。“通”的意义在于自然规律向生态规律的转化。“‘通’范畴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儒家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物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认识，由此使我们可以对天人合一获得一些新的理解，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相关性与依赖性。尤其是，人与自然的精神的沟通能够促进当今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时，能承担更大的责任。”[24]

可以看到，解读概念的研究方法就是选择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研究互动得到加强。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在吸收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而展开。关于具体人物，如孔、孟、荀、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都得到了研究。然而，儒家思想中还有许多有关生态思想的内容等待学者们去发掘。笔者认为，研究儒家生态思想不仅能够拓宽儒家思想研究的道路，重新理解儒家思想，有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新思路，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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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任俊华.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

[21] 陈义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初探[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8（3）.

[22] 赵媛，方浩范.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前沿，2008，（3）.

篇3

关键词：人学；孔子；人本；礼；仁

中图分类号：B222.2

现代人学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对“人是什么”和“人应该是什么”两个问题的分析、反思、追问和把握。尤其是对“人应该是什么”的思索和追问，对人现存状况的超越性思考，构成了人学理论中最有华彩的篇章。因此，人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塑造。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站在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源头，高度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关注人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对现实的超越性追求，关注人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和重塑，具有浓厚的人学理论品质。

当代社会倡导发展的主旋律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以人为本，从哲学角度来讲，就是要从人性或人的本质出发理解世界。这恰恰和孔子的人本关怀相契合，孔子在创立以“仁”为核心范畴的儒家伦理的同时，关注人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儒学蕴涵的尊重人提升人的人本品质。本文拟通过对“仁”这一概念的分析，在人学视域下，对孔子哲学中蕴涵的以人为本思想进行解读，以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资源。

一、仁之源起：从“礼坏乐崩”到“承礼启仁”

春秋时期，孟子描述当时的情况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这种天下混乱的状况，形成了“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的局面，在《论语》中被称作“礼坏乐崩”。

坦率的说，以现代社会中人的浮躁和功利很难理解礼乐对古人的重要性。在孔子时代，礼乐不仅代表动作、姿态、声色，更是一种制度，象征一种秩序。人们对礼乐的敬畏和尊重，就是对制度的认可和维护。古人用“礼”这种外在形式达到一种安定的秩序，用“乐”这种心灵的陶冶和情致的熏染来协调人际情感。若无礼乐，个人的道德就无从寄予和表现，社会的秩序也无法得到确认和尊重。正如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少了有价值和意义的内容，礼乐不过是虚伪的文饰而已。在这样的时代，孔子想做的，他一生的努力，从某种角度可以概括为“承礼启仁”。孔子想借对周礼的复兴，达到社会的秩序化。所以，“礼”指向的是社会秩序。“仁”则是孔子在人内心找到的道德自觉，是能普遍被人们承认的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仁”安定的是人心秩序。它既承载着完成人自身和谐的使命，又担负着孔子对人类救济的理想。孔子的人学理想，就是通过“承礼启仁”对人自身的救赎，来拯救这个混乱的社会。试想，在那样遥远的古代社会，孔子觉悟到自己作为人的使命和责任，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为了仁者的尊严，坐在一辆破旧的木车上，在辽阔的原野大地上往复奔走。为思想而激动，为理想而不知疲倦，足以成为万世之楷模。

二、仁之正道：从“仁者爱人”到“克己复礼”

在《论语》中，谈到仁的58章，仁字出现109次。不同场合不同解释。但最基本的解释有四种。其一，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仁”的意义在于尊重人，关爱人的人道主义情感。爱人作为孔子“仁”这一概念最基本最核心最稳定的内涵，奠定了儒家思想的人学人本品质。因为从人的观点理解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理解世界。孔子用爱人高扬了人的可贵，彰显了人的尊严。其二，仁之方法：忠恕之道。推己及人，这是儒家基本的思维方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儒家的人学情怀。其三，孝悌为仁之本。孔子是哲学家，但他却是一个作为哲学家的常人。他具有哲人的高尚又不失常人的本性。所以，血缘亲情的孝悌成为孔子仁这一思想的发端和根本。其四，仁之正道：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用“礼”安定社会秩序，用“仁”高扬人内心的道德自觉。这样则“我欲仁，斯仁至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把对国家与生活的热爱，对政治与艺术的爱好，把好学求知与对普通人的教诲都作为自己的人生责任。作为当时社会最卓越的知识分子，孔子自觉地把这种责任转化为自己的使命并与他的人生融为一体。他是一个人性哲学本色的哲人。他的人本情怀融化在自己一生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超然于尘世外。

三、仁之尊严：从“仁化天下”到“天人合一”

概括来说，仁作为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是孔子为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定找寻到的能普遍被人们承认的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爱人是“仁”最本质的内涵，孔子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爱人？即爱人何以可能？在这一点上，孔子把人性情的善根善因即爱人之心追溯到了血缘亲情。《论语·阳货》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里的性就是人的本性。在孔子看来，血缘之爱是无可质疑的。它是善良和正义的源泉和依据，故是仁之本。人有了这种真感情并且依照这种真感情来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有了爱人之心，从爱此到爱彼，从爱彼到爱大家，感情向外层层推衍。所以，爱人是一种出自人的内心深处的平和、谦恭和亲热之情。虽然其发端是血缘亲情，而孔子用以己推人的情感外延所建立的伦理基石，把人与己视为一体，必然使爱人走向了尊重人的更高层面即“以人为本”。所以孔子的学说是一个依赖于情感和人性的自觉凸显来实现人间秩序的学说，是一个合乎人性的学说，具有鲜明地人学品质。他一开始就关注人的本质，关注人性，这一特征使儒家文化从源头就具有了人本情怀。而儒家的文化使命是要将无礼之天下化为有礼之天下。这一精神关怀决定了孔子必然会选择天下之道而不是私人之道作为自我存在的价值理想，他所表达的是试图将单纯追求个人利益的人生引向一个更加值得追求的理想人生，从而承担起一个理性人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即“仁化天下”，为人类创造和谐安宁的家园。

这样，孔子在肯定人的尊严时，不忘提醒人无限上升的潜能，直到至善，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毫无疑问，仅有孔子的博学和对国家历史人民的责任不足以使他成为圣人，正是他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化了，将自己的理想社会化了，从追寻个人内心和谐的“仁”提升到探询社会和谐的“天人合一”，他才是人中之圣，他不仅是学问的导师，更是人性的导师。他的人性、思想、学问和情怀，普及天下。

结语

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理想，其核心就是人自身的和谐，关注当代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塑造，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孔子的儒家思想无疑成为我们可供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最后，我想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但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然是非常平和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某些沉思的智慧和一些她的宽容与沉思的恬静的心灵”。当我们想起孔子，重读孔子，或许真的会给我们一颗他的博大与温暖的，宽容与沉思的、和谐与恬静的美丽心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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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学富恩等主编，孔子思想研究，[M]19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3]傅佩荣著，哲学与人生，[M]2005，东方出版社年版。

篇4

【关键词】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 人本管理

一、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国人纷纷引进美国管理理论时，日本却在向中国学习。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儒家精神在现阶段企业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得到了中西方管理界的肯定。认为其中所蕴含的以人为本、中庸和谐、诚信等观点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能够有效的解决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文化的相融，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管理思想的凝聚和管理实践的成长，也能够为世界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应用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可能性

儒家思想的立足点---伦理道德诉求。企业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隐性管理方式，是一种软管理。它是由领导层倡导，上下共同认同和遵守并不断革新的一套行为方式，并渗透于企业各个领域。对企业文化构建简单的理解，就是创立一种适合企业发展的理念来管理企业。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中庸和谐、诚信”等特质在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及现实意义。

现阶段企业违反伦理道德事件频频发生，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更应该反思，到底企业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面对社会上对企业伦理道德的诸多质疑，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应当适时的发挥积极作用，直面实际问题，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涩泽荣一先生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白“取之有道”的道理；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并不违背“道德”，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实践表明，儒家思想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的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只要创我们更够造性的理解运用，就能够构建出符合国情并具有强大生命力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是企业和谐发展的原动力。“和谐”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利互惠、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构成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和谐”的思想观念，内容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统一共存的处世哲学等等。当今时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危机，即文化观念的偏差导致人与自然、社会、自我三种关系失调所造成的危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倡导的“和而不同，统一共存”的处世哲学，弥合了人与自然、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情感世界，更能够很好的指导管理实践，帮组企业走出道德困境，

三、应用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必要性

发扬儒家“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念。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强调重视人，主张“以民为本”，这与现代管理理念中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任何一种管理方式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人的管理。然而面对当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人往往将利益放在首位，在处理问题时较多的持功利主义态度，缺乏对道德观念的反思，导致企业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事件。“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可以消除企业家的功利心态，净化心灵，这样有助于解决现代企业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得到提升和强化，从根本上来解决社会诸多矛盾。

西方管理观念，忽视了对道德观念的引导，片面的强调企业经营中的非道德性（法律）的约束，把目标、战略、结构、制度等要素作为企业日常考核的重要指标，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了对人的“柔性管理”。与之相比，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及作用，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及关怀。这是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诚信立商”、追求“阳光利益”。“诚，信也”，“信，诚也”。“诚”更多地指“内诚于心”，“信”则侧重于“外信于人”。“诚”与“信”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内外兼备，具有丰富内涵的词汇，即诚实无欺，讲求信用。千百年来，诚信被中华民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我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经商之魂、心灵良药。

在企业管理领域，诚信就是指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这对于任何企业而言都是立业的根本，生存之道，是企业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诚信立商”要求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做到信守承诺，先义后利，童叟无欺。只有这样做企业才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企业才会得以长久的发展。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弄虚作假，隐瞒欺诈，这样的企业也终究是昙花一现，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治。诚信更是各种商业活动的最佳竞争手段，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企业真正的名片

四、儒家思想构建企业文化的未来走向

东西方管理观念的融合。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更好的启发管理思想。中国的管理重“道”，“道”虽然微妙，但却简单异行，容易实践操作。再辅助于“仁”的思想，最终形成一种理想的“自动管理境界”，这也是我们五千年封建统治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一种以“虚”控“实”的管理理念，是对人们思想根源的掌控。西方的思想重“知”重“理”，充分强调要有严谨的组织构架，再辅助以严格的组织制度等实用的管理措施，强调合理性、可操作行，最终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目的，是一种“实用”的管理理念。东西方文化各有特点，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具有东西方特色的“虚实结合”的管理理念，既注重对精神层面的掌控，又要辅助以严谨的管理制度。

推进实现“大同文化”。管理既具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因为管理本无国界。从普遍的角度看他适用于各个国家、企业。从特殊的角度来说，不同国家，企业也会根据自身特点打造更符合现实规律的管理方式。我们所倡导的大同文化，准确的理解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我们常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儒家的中庸之道很好的调和了这些关系。名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才是名族的，两者相辅相成，不可能完全一致或绝不相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是民族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多的应将目光转移到对本土文化的从分考量上，从中挖掘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并与时代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中国文化作为世界诸多文化的一种，我们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必须在充分挖掘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与世界文化接轨，不断的调整与创新，使儒家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也是任何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五、结论

现在中国企业管理者经常会走入一个误区，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坚信只要引进了目前管理领域先进的管理理念，或请到了国外某些知名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就等于是进了保险箱，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成熟的，是经不起推敲和论证的。流行和适合并不是永远匹配，这对同穿衣服一样，如果搭配不当，就会状况不连连，甚至会丑态百出。我们说一种管理理念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其理念的先进本身，还要看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而这种环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稳定的，是动态变化着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我们在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必须与本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儒学的许多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每一个中国企业的血脉中，也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我们在借鉴国外管理理念时就不能够完全的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应该更注重借鉴其原理。就是说要对管理普遍性准确把握的同时还要结合管理的特殊性，应用在我们的具体管理情景中。立足于儒家所倡导的最基本价值观，进行融合，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可接受性。

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结合还要注意找准发力点，不能拿来主义，要掌握好方法并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巧妙的表述出来。注重将儒家思想精髓进行创造性的提炼，并融入到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在各职能部门进行系统规范和指导，在企业内部至上而下的形成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仅需要企业领导者积极倡导，以身作则，更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和遵守，另外还要注意与激励手段相结合，形成长效机制，只有这样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的构建中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儒家文化 和谐校园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a）-0008-01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十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内容体现了和谐社会思想。如《论语・季氏》中：“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是孔子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所以高校不仅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其本身也是构成和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高校要积极汲取传统文化精髓，构建文明和谐校园。

1 文明和谐校园的主要内容

和谐校园主要表现在教育环境的和谐、师生关系的和谐、自我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和谐等。具体说来，和谐校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第一是校园主体自身，即教师、学生身心的和谐；第二是校园主体之间，即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等关系的和谐；第三是校园主体与客体，即人与环境的和谐等。

2 以儒家文化精髓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在儒家思想中，很多观点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2.1 学习儒家文化，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和谐人生是和谐社会的基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足了，但精神家园逐渐丧失，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较高的文化道德水平，社会的文明和谐程度也会得到提高。在学校也是如此，如果每一名师生都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品德修养，去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时，就能够达到人生的和谐，进而促进校园的和谐。

儒家思想代表作品《大学》讲的就是初学入德的道理，它的核心观念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身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其寓意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大学》中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具体说来，有“修己以敬”，即对他人尊敬的同时，对自身严格要求。修身还要谦虚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校园主体自身的和谐，也就是教师和学生身心的和谐是和谐校园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校可以通过思政课堂、学生活动等形式，在学生中开展个人道德修养教育，教育学生严于律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人生，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努力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即使贫穷也能活得快乐，即使富裕也能遵守礼法。弘扬《论语》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醒也”的思想，教育学生遇到贤能的人要想到向他看齐，而遇到不贤的人能够自我反省一下。如果每个师生都能经常自我反省，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他们自身会越来越和谐，自身和谐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这将为和谐校园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2.2 传承儒家“孝”思想，促进家庭和谐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孝”占据着重要地位。《孔子家语・弟子行》中有：“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即把“孝”作为道德修养的起点。《论语・为政》中有“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已经意识到，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论语・里仁》中有，“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句话是对“孝”更深层次的解读。作为子女，在父母生日时，一方面要为父母感到开心；但另一方面，还要为他们感到担忧，担忧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子女能与父母共同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

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父母的无私付出中，习惯了被爱，却往往忽视了如何去爱人。高校可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在学生中开展《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学习活动，使学生对如何孝敬父母有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在“孝”思想的指引下构建和谐家庭。同时，由爱父母推广到爱他人，以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周围的人与物，进而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

2.3 恪守儒家诚信思想，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儒家思想中，特别注重诚信。“诚”体现着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几千年的基本道德内涵：“真实无妄，真诚不欺”。《中庸》强调“君子诚之为贵”，“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古代的先贤认为做人的完美标准就在于严格自律，提高自身修养，顺应天道，体悟天道，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诚的重心在“我”，即“内诚于心”，作用在于约束自己。“诚”的外在体现即“信”。“信”在儒家伦理思想史上与“诚”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信是儒家基本道德规范“五常”中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诚实不欺，遵守诺言。《论语・子路》中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信”是指“使人信任”，其重心不在自己，而在“他人”，即“外信于人”，其作用在于规范人际秩序。“诚”是“信”的依据和根基，“信”是“诚”的外在体现，二者相互贯通，互为表里。一个人内心不诚，便无法使人信任；相反，一个不能取信于人者是无法证明其待人之诚的。《张载・正蒙・天道》中有“诚故信，无私固威”。非诚无以示信，非信无以明诚。为人处世应该做到诚实守信，才可以取信于人。

高校教师要坚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文明执教、诚信育人，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学生也要强化诚信意识，养成诚实做人、诚信做事的优秀美德。

综上所述，儒家的“孝”思想、“诚信”理念，以及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有关论述，为构建文明和谐校园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高校应汲取儒家文化中这些优秀思想，将其内化为一种情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创新的思维方式，结合现时代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其在构建文明和谐校园中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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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礼文化；儒家思想；《礼记》；解读

一、引言

我国的儒家文化对“礼”所做的整体阐述形成了中国的礼文化体系。通常来说，我国的礼文化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礼仪、礼义、礼节。其中礼仪指的是礼的具体行为表达和表现的仪式；礼义则是礼文化精神的统率和核心；要使礼得以实现需要达到行为的节制和规范，因此也就产生了礼节德目；且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均可证明，中国的和谐社会创建离不开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阐扬和实践。《礼记》这本书中阐释的礼文化内容无可厚非成为我国传统思想存留下的瑰宝。

二 、《礼记》的内涵

自春秋后期我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具有很大转折的时期，而因社会结构变化导致的意识形态变革成为必然，此次变革促使儒家理论的兴起。以《礼记》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重要的意识形态。《礼记》为由先秦时期至西汉时期中儒家思想的整体资料汇编。其主要记载的是礼的内容以及礼制的产生与变迁的历程和礼论等多个方面，蕴含非常丰富的传统哲学及伦理思想。

尤其为“孝”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儒家的中庸思想给我国文化史造成了深远影响。《礼记》的文章撰写的时间前后不一，作者大都为师从孔子。至西汉前，《礼记》中汇编文章的已有 131 篇，所涉及的内容繁杂，范围广泛，非常需要进行统一整理修订。直至西汉，才由戴德与他的侄子戴圣最终完成《礼记》的修编工作。后来，不管是 “四书五经”也好，还是“十三经”也好，都包括《礼记》或者其内有关内容。

三、 《礼记中》礼文化中的观念

1. 礼节

儒家对礼概述为，“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规定了礼制，并积极对礼展开实践，并遵守礼制，倡导礼节。这里说到的“节”是节制，调节的意思。在古代将“礼”和“节”结合为一个特殊的概念，注重节制才能明礼，这也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文化方面的主张。

孔子在谈到礼的时候，还大量使用“不”字，比如 “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连续使用了两个“不”字，更突出了礼的重要性，而儒家学者的“不”，在进行否定时业已说出了“必须”的蕴义，表达了坚定的价值观念。对这句话的理解应该为：遵礼者，则必能诗乐。很多时候儒家的“不”，表达的是对不符合礼节的行为应持节律禁戒的态度。比如：“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或“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等。

2.礼仪

我国的礼文化包含了动态和静态的内容，礼节为静态的礼文化的，礼仪作为礼文化的“表达”和“仪式”，就成为礼的动态模式。而宜动宜静方能显出礼文化的全貌。

礼仪包含的内容丰富多样，既涵盖了尊敬并崇拜神祇，还有敬重并爱戴祖先，表达对死者的哀叹，以及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客人的友好。我国礼文化中注重待客之道，自古就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友爱之道。

在我国古代的文明史中礼仪起到了沟通彼此的作用，不管是私人之间的交往，还是国家之间的往来，只要是彼此之间是心存善念，有宣誓结盟或者是示好的意思，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彼此之间的真诚礼仪来开展沟通和交流的。礼仪在日常生活中还能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能进行信息，来求得天下知；也能及时个人的想法，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可；还可以在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礼仪具有教化方面的作用。教化有多种途径，既包含国家颁布的一些法律法令，还包含通过学习书本知识以及彼此间的言传身教，还有通过民间习俗的熏陶等。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的一些国家还有采用“仪式”的方式来表达一种价值意识，使用“典礼”的方式来表达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

儒家提倡的礼仪，是从对天的尊敬与对祖宗的崇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到此出现了国家等级方面礼仪行为，比如郊社的礼节。统治者强调使用圣人的礼节来治理国家，就能将国家治理好，使用礼来规范并约束百姓的日常行为，将他们的思想展示给“天”，为获得天的帮助，展示给祖先为的是获得祖宗佑护；展现给民众，为的则是民安民和。

四、礼文化传承与借鉴的问题

1.礼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礼文化体系是对儒家倡导的“礼”展开的系统性论述。儒家强调的“忠孝节义”等，都体现出儒家思想对“礼”极为重视的含义。在我国礼文化体系中，“礼”字也经常出现，这正从另外一个方面充分说明“礼”在整个儒家文化思想中具有的精神支柱的作用。在古代，儒家思想的基本理论被称为是“儒学”，“礼”与“和”，它们之间为体和用的关系，体现的是道德方式和社会目标间的关系，是采用现代话语体系来表述核心理性和工具理性间的关系。并且，还需要说明的是礼的思想地位非常重要。假如社会上不存在礼的话，人们的行为就很难起到节制作用，社会和谐的整体目标在短期内就会成为空话。所以，不知道礼是不行的。创建理想世界，是礼文化一直在追寻的终极社会目标。

2.中国礼文化与外来礼文化的冲击与融合

由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中的各个宗教一般是能将这一民族独有的精神很好的展现出来，特别是对行为制度的建立、价值观的确定等都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宗教和法律法联系紧密，成文法规制定之前宗教经常起到代行律法的效用。在律法颁布执行之后，宗教也是其执行的根据与依靠。因此，法律、法官或者是法院是一个民族拥有的法制行之于外的表现。而无形的宗教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法律”，能构建起和有形的法律一样的“道德”法庭。当前世界上的几大宗教，比如佛教、基督教等在各国的文化中均具有类似的作用，当然我国的礼文化也概莫能外。

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择贤能，讲究信睦，因此人不独亲其亲，亦不独子其子，也就使其老可有所终，壮可有所用，幼可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都能有所养。另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大同。

儒家对“大同”的社会做有关描述的时候，还对“小康社会”做了相关阐释。因此小康社会论应为儒家理想实现的较低端的纲领。在当前时代，我们所想为自己的亲友和财产。当今时代，兵革以立国，制度以治世是发展所最为需要的。我们的当今社会需要“礼”，要用礼，才能君臣得正、父子得笃、兄弟得睦、夫妇得和。

结语

概言之，《礼记》中谈到的礼文化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礼义、礼节和礼仪。礼义为礼文化精神的统率和核心；要使礼的观念得以实现，必须对人们的行为规范加以约束，并且产生礼节，懂得礼节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重要性，学会节制；同时，礼仪作为是礼外部的行为表现方式与仪式的表现形式，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时代条件方面的限制，礼文化目前仍旧留有很多历史糟粕，如等级思想和宗法观念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瑕不可掩瑜，我们必须坚持扬弃的基本原则，选择其中好的方面进行弘扬，对不好的方面，特别是与时展趋势、人们的审美价值相左的一些理念，坚决予以摈弃。（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礼记·礼运》

[2]《论语·学而》

[3]王倩薷.试论《礼记》伦理思想的内涵体现[J].青年文学家，2012年1月.[10《礼记·哀公问》

[4]陈丛兰.《礼记》婚姻伦理思想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5年5月.

[5]《礼记·大学》

[6]《礼记·曲礼》

篇7

摘要：

传统伦理中的“仁、义、荣、辱”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它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渊源，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合和思想，对构建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字：仁 义 价值 精神 和谐社会

正文：

一、“人则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具有理论性的指导意义。

“人则仁义”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义者，宜也。”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

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这个价值要素的实质就是“修己”、“克己”。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另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表述了一种最基本的实践精神，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是志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正如孟子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为此，儒家十分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

二、“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的实践精神，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具体的实践运行。在内容上，和谐社会必须表现为人际关系、资源配备、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的融洽和谐。在具体实践途径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机制来给予必要的保障。在此的诸多条件和机制保障中，人的个体行为的好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实践作用。应该说，儒家所表述的“非义不居”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指导。

中国儒学对人生的这一问题是认识得相当真切的。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争斗，个人生命过程中的善命、恶运就正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争斗之中。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学思想家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在儒学思想家看来，社会的混乱，人生的恶运，既然源于个人的利益争斗。那么，解决一切社会纷争，解脱人生恶运的方法就是尽最大限度地力量去克制人的私利以服从于社会他人的公利。简言之，以利益的舍弃求得义的名份。孔子明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拔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认识：一个有德性的人、道德境界高的人懂得的应该是“义”；一个无德性的人，道德境界低的人懂得的只是“利”。对此，孔子将义与利作出了明白的划分。

我们知道，义与利是对立的两极，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推动意义。当义与利在人生的过程中对立激化，难以平衡时，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永恒意义。这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儒学的义利观，也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当人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的公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当保全自己的生命与整个社会的生存发生不一致性时，当只有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保护更多的人的生命和利益时，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成大义。这一思想是灿烂的，对于今天的人们的人生实践，无疑具有正确指导性作用。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身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取义。儒学只是在强调，当义利矛盾激化时，要求人的行为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这就最明白不过了，有崇高德性的人，不是不要财物之利，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在求人生之利益时，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儒家的“非义不居”思想是值得注重的。在义利仍然存在相互矛盾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倡导国家、民族、社会的大利，反对不择手段坑害国家、民族、社会利益的私利。在大利与私利面前，我们力求两者尽可能的一致性；但是，当两者在不能调和其矛盾时，我们要求尽可能降低损失的程度而牺牲必要的个人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所持的义利观与儒学“非义不居”思想是趋于一致的。只不过，我们更强调义利的协调，即在创大利中，显示和体现出更多、更丰富的个人利益；同时，要求人们在其一生中，在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创造利益的前提下，为自己利益的获取而努力。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其现实的基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论语》 作者：于丹

《孟子高级解读》 作者：李鍌 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

《明良论二》 作者：龚自珍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篇8

于是，我想到了“入境、悟神、创生”的教学模式。能否以此模式组织课堂教学？在教师的引领之下，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更好地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感悟和掌握。

第一步，入境：内涵梳理，读懂文本

知识具有情境性，“入境”是学习知识的充分必要条件。任何知识要具有生命力，都必须存在于一定的生活环境、问题情境或思想意境中。缀文者“情动而辞发”，那么习文者理应“披情而入文”，教文者就要“融情以设境”，做到“入境始与亲”。

师：孔子思想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田。真理往往是朴素的，也是耐人咀嚼的。它的朴素、平和又给了后人广阔的联想空间。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为《论语》作注的作品不下三千种。

今天，我们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前人的解读中读出自己的个性认识，“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我们围绕《论语・宪问》中的一句，结合诸家的评注、阐释，探究发现，发表自己的新解。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课前，将傅佩荣、李泽厚和南怀瑾等人的评注、阐释下发给学生，布置同学思考。

傅佩荣《解读论语》

有人说：“以恩惠来响应怨恨，这样如何？”孔子说：“那么要以什么来响应恩惠呢？应该以正直来响应怨恨，以恩惠来回应恩惠。”

南怀瑾《论语别裁》

儒家思想有一点侠义的精神，你打我一拳，我踢回你一脚；你对我不好，我不理你，这很直嘛！这里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等于提到道家的思想。孔子的答复，并没有直接反对，只是在逻辑上作一个论辩。他说，别人对我不起，我对他好：那么别人对我好，我又该怎样报答呢？所以他下面就主张“以直报怨”，以直道而行。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对我好的当然对他好，对我不好的当然不理他，这是孔子的思想，他是主张明辨是非的。

李泽厚《论语今读》

这是重要的孔门思想，是儒学不同于那种“报怨以德”（老子）、“舍身饲虎”（佛经）、“爱敌如友”“右脸被打，送上左脸”（《圣经》）等教义所在。也正是实用理性的充分表现。既不滥施感情，泛说博爱（这很难做到），也不否认人情，一切以利害为准则（如法家），而是理性渗入情感中，情感以理性为原则。在这里，儒家的社会性公德（正义公平）与宗教性私德（济世救人）又是合在一起的。

《傅佩荣《论语》心得》

以直报怨

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这绝不等于“以怨报怨”，像犹太人所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谓“直”是指公平正直，不涉及个人的怨恨，却由社会的法律去规范，让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直”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改过迁善，不是为了报复。儒家讲“仁”时，总是不忘“义”。一是仁爱，一是正义，两者相辅相成，不宜偏废。我们在考虑如何“报怨”时，不妨反省自己是否也做了别人视为“怨”的事。

在学生阅读的基础上，请学生概括主要观点，之所以设计这样一个环节，是因为知识的价值在于激发各种类型和各种水平的理解。语文学习的核心也是“理解”。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领悟文本神韵，是高效语文课堂的重要抓手。而理解文意也是进一步个性化阅读的基础。

师：现在请同学们交流一下，说说诸家的主要观点。

南怀瑾说：侠义精神，明辨是非

李泽厚说：实用理性

傅佩荣说：公平正直

师：他们分别从逻辑论辩的角度、哲学的角度、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学术研究的角度阐发了他们对《论语》这句话的理解。

论语的这个句子不难理解，但其内涵却十分丰富。教师课前的文本准备，就是为学生创设的一个情境。让学生在特定情境中学习，知情交融，良性互动，更好地促进对教学内容的接受和掌握。

第二步，悟神：方法导引

悟神，是进入更高层面的知识把握、理性思考。叶圣陶在《语文教学二十韵》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惟文通彼此，譬如梁与津。”

在学生理解句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文本的内在价值，以期让学生有更多收获。

师：前人的解读其实也是他们的一种个性化阅读探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世界观不同，阅历各异，因此对同一语句、同一观点也会“见仁见智”。请同学来说说你能不能发现他们探究的角度或方法呢？

生：抓住关键字来分析，比如傅佩荣抓住“直”字。

师：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向我们描绘了一种读书的境界：读到会心得意处，感悟书中的美妙，受到情感的熏陶，便欢喜得连吃饭也忘记了。

解读探究作品时，我们要抓住“会心得意”的地方，“不求甚解”，侧重感悟。

总结“探究方法”：

得其大意，侧重感悟

咬文嚼字，深究细品

方法导引部分，引导学生抓意韵、抓语言、抓特点，注重“默会”知识，达成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多重功能，培养学生的“元认识能力”，便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

“语言”与“精神”与“人”是共同生长的，“言”人，则“神”生，则“人”立。语言的成长就是精神的成长，文化的成长。

第三步，创生：涵咏自悟，个性探究

创生，是课程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学生不是课程知识的接受者，而是课程知识的创造者。在语文课程中，“创生”包蕴多种要义：有人文素养的多维度体悟、有文章主旨的多向度理解、有艺术手法的多角度诠释，但最重要的“创生”则是“语言实践”，通过学习领会，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象，输出自己的信息，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与一贯倡导的“批判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是相通的。

师：在诸家的认识中，你欣赏哪些认识？说说理由。

师：俄国著名文学家契诃夫说：“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应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慌意乱，所有的狗都应当叫，就让他们各自用自己的声音叫好了。”

接下来，我们请同学来交流“涵咏自悟”所得，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同学交流。将150字的心得写在小纸片上，放在实物投影仪上，朗诵交流。教师即时评点。

课堂总结

得其大意，侧重感悟

咬文嚼字，深究细品

读出自我，比较出新

篇9

学生到高中阶段应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为何总不见效果，学到选修教材了学生又应怎样学习历代文化经典呢？本文欲以《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为例浅谈其教学的有效方式。

一、教学目标甄选问题

评价教学有效性即看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要求，那么选修教材的文化经典教学目标与必修课有无关联又是何关系？选修教材之“致同学们”有这样一段话：“语文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既包括读写听说能力的养成，也包括精神的充实，情感的完善与人格的提升。选修课程同样指向这一目标，和必修课程比起来，选修课的学习应当更要求打开思路，发展个性，更加需要主动地学习”。这显然是针对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而设定的教学要求，但选修课程的教学目标不可与必修课程重复，更应侧重文化解读和人格培养，体现选修课注重个性发展的特点。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学生学习古文困难。为了解决这一困局，有人提出 “教学中要紧扣教材进行视频观看、课堂讨论、精彩辩论、文章写作等方式去实现有效研读”，也有老师索性只求翻译串讲理解大意作罢，这虽有行事的道理，但我总以为此皆舍本求末不得学习要领。

学习是什么？在泰勒看来，“学习是通过学生的主动行为而发生的，取决于学习者做了些什么，而不是教师做了些什么”,因此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已提上日程，“在组织学习经验时，要达到‘逻辑组织’与‘心理组织’的有机统一，绝非易事” ，但忽视学生日益增长的心理的成熟性，于是任意削减学科内容的深度、广度，降低教学难度，于学生理解力和感悟力提升无益。毋庸辩解学情如此，只须自问在实现教学目标的跋涉路上是否尽心尽力，而非退而求其次。没有学生在学习上的螺旋式上升，何来对文言文的阅读能力的提高。

对步入高二下学期的高中生的心理特征略加了解，即可知晓他们更偏向沉默，更偏向于安静地沉思，在这时若仍侧重听说读写的语文教学，只会让语文课堂缺乏应有的智慧和深沉。高二学生进入选修文化经典研读时就应侧重“自主地文化研读”。

如何做到“研”，首先就体现在“自主”上。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就是不把学习内容直接呈现给学习者，而是由学习者通过一系列发现行为发现并获得学习内容的过程。这一阶段的高中生面对选修教材的文言文有了一定积累，教师可将较难词句串讲翻译后，让学生自主翻译全文并归纳大意；接下来“研”什么？显然应侧重研究文化。“这也足以证明，语言本身就是思想，语言是创造，语言是文化，语言不只是外壳”，“学生在学习语言时，似乎是在学习掌握一种工具，可意义远非如此；学生学习语言的过程，是使自己成为人的过程，是确立自己的真实存在的过程，是让世界呈现在自己面前并让自己进入这个世界的过程”。

“选修制度是个性化教育、个性化课程的有机构成，是支撑个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选修教材的学习一方面发掘每一个学生潜在的主体发展可能性，另一方面承担起塑造学生成为社会出色成员的课题。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研读》从历代文化经典论著中编辑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章节，内容涉及儒、释、道三教的经典以及历史、伦理、科技、文学等各个方面，绵延先秦至近代几千年的文化发展脉络，这就需要学生掌握阅读文化论著的知识和方法,养成独立探究、主动获取各种文化知识的能力和习惯,真实地感受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跳动的脉搏,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探讨思索经典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得到博大精深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简单点说,其实就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返回自身找寻文化基因、重塑文化人格。

二、有效教学方式的甄选问题

以《儒道互补》单元教学为例,笔者认为学习本单元的课堂，学生始终闪现着思考的智慧火花。

儒道两家互为两极相得益彰，若总以学者成果示人或简而化之，难免有束之高阁、不食烟火之嫌，不利于学生亲近它们，更何谈学懂，唯有让学生自主思考和探究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其思想精髓。

（一）《论语》十则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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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9](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

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WhatisitthenofwhichtheysimilarlyapproveItis,Isay,theprinciplesofournature,andthedeterminationsof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isunchangeable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所谓“天者理也”。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Logic,Truth[15](P561)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SchoolofPrin-ciplerepresentedbyChengYiandZhuXi[15](P563~564)。”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

(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加之,宋朝之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展披荆斩棘。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核心经典文本。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