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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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 韩国现当代教育思潮 冲突 统一

一、引言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也是一名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几千年来，他的教育思想理论不仅在中国一直得到继承与发扬，对世界各地的教育模式改革与教育思想发展也有很深远的借鉴作用。

韩国是一个受儒家影响颇深的国家，不管在教育理论还是课程设计上，都受到了儒家思想很深的影响。现今，韩国正处于一个教育改革期，我们更需要儒家思想中的精髓教育思想给予理论指导。孔子提出的“与时俱进”的教育思想正符合韩国教育模式改革的需求。因此，如何更好地把中国古代的孔子教育思想与当代韩国教育模式改革融合，以孔子教育思想为理论基础，对韩国教育模式进行更科学有效的改革，是一个很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

二、国内（韩国）研究现状

韩国是一个受儒家影响非常深的国家，儒家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在古代时期，韩国和中国关系密切，当时的中国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都远远强于韩国，韩国一直向中国借鉴各方面先进经验，包括执政理念和教育思想等方面都受到中国影响至深。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在中国得到广泛的继承和发展，随着韩国和中国的密切来往，儒家思想慢慢深入到韩国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对韩国教育起到了根深蒂固的作用，逐渐成了韩国教育的理论基石。这种儒家思想何时开始传入韩国，现在很难有准确的说法。

很多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汉四郡时代，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已经开始悄悄进入了古代韩国，而到了三国时期，儒家思想在古代韩国都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影响。譬如，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为主，同时以《周礼》为理论依据，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

儒家思想在韩国迅速发展时期是在伴随着程、朱性理学传入韩国后开始的，从高丽末期到整个朝鲜朝，韩国国内出现了很多派别各异的儒学大师，他们有着独特的理论观点，对儒学有不同的见解，不仅仅是一味继承前人的儒家思想，还有一些自己的独创心得，一些创新的理论，儒家思想在国内百花争放，发展尤其迅速，这个时期的发展，巩固了儒家传统思想在韩国的坚实地位。

现如今的韩国，儒家思想在我们生活中、学习教育、工作中如影随形。在生活中，家庭长幼尊卑，男尊女卑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无不一夹带很浓的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阶级关系中，对长辈的尊敬，对国家、家庭、对公司的忠诚，都在无时无刻地受到儒家“忠孝”思想的影响。

在教育方面，儒家思想同样深入到韩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尤为明显的是，韩国至今还保留着一所以“儒家教育”为办学理念的学府，这个学府就是“成均馆大学”。这是一所明确提出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办学理念，以儒家精神作为学校发展宗旨，爱本学校的深奥理论和具体教学实践中，必须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民主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学方法，从而达到培养国家栋梁的教育方针。“儒学”被作为成均馆大学里必修的一门学科。儒学之所以在该大学的教育过程中这么重要，是因为通过儒学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东方人的人生观及思维结构，而且可以让他们领会到中国古代圣贤的生活态度，学习到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能够在学习过程不断寻找本国民族主体发展及教育改革的契机。成均馆大学的儒学教育仅仅是韩国最明显的儒学教育，在整个韩国教育体系中，无不夹带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一些地方乡校，承担部分中小学学生中的“儒学教育”。此外，一些民间组织，如“儒道会”等组织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或培训课以宣传儒教思想。

现代韩国的儒学研究者追求的仅仅是想通过儒学教育，达到代表大韩民族传统文化的儒教复兴，却从未在思想上真正理解儒学教育对韩国现代教育体系的价值和意义，如韩国学者梁承武所提出的现代儒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儒家的体系化;二是寻求方法论上的现代化;三是儒家的大众化;四是儒家的组织化。这些理论上只是强调片面研究儒家思想，仅仅是想通过寻求现代化宣传方式，使得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大众化、普遍化，通过重新组织的方式，让儒学重新成为现代韩国社会的儒教，仅仅让儒家思想学派成为韩国复古的儒教而已。正因为大家如此片面地理解，使得儒家思想在韩国教育中变得过于枯燥，太过形式，没有内容精髓，使得在韩国主要大学中，儒学由于其枯燥的内容、单一形式而变成一个冷门的学科，逐渐成为一种历史的象征，在现代商业化社会里艰难挣扎着。即使有一部分韩国学者为了儒家思想能在韩国复兴，呼吁寻求新的现代化宣传方式，然而这种单一的换汤不换药的模式在大众中很难起到任何效果，这些现象已经开始引起了不少儒学研究者的注意与反思。

笔者认为只有真正实现韩国儒学现代化才能真正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才能够引起韩国社会整体的共鸣，才能使得儒家在韩国蓬勃发展。所谓的韩国儒学现代化是指利用曾经代表大韩民族精神的儒学的精髓能够为今天的大韩民族重新塑造新的代表现代化的大韩民族精神，并以之为精神支柱和价值观解决现代韩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政治、社会问题。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儒家极力提倡的“为国尽忠，为亲尽孝”的忠孝思想，对当代韩国青年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价值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更重要的是，儒家的教育理念对现今韩国教育模式改革具有深远的指导作用，如何利用儒家的教育精髓为指导基础，实现韩国教育模式改革，反之使得该教育模式不仅变成更符合儒学教育发展的模式，更符合和现代国际化发展需求，这将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

三、冲突

1.孔子与现代韩国在教育目的上存在一定冲突。

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上层社会精英、管理者，以后的任务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才，教育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培养政府官员;韩国当代社会，从政只不过是多种行业中的一种选择而已，相对于孔子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韩国教育的目的更多的是为社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各种技术类、管理类人才，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经济社会的需求。

2.孔子与现代韩国在教育内容的部分环节存在分歧。

孔子认为作为一名学生，首要任务是遵守和做好传统的道德原则，课余时间若是还有时间和精力，再学习文化课程。孔子重视德育的教育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但在那个时代，他提出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把教学重点放在社会管理事务上，相反的，却不重视对基层劳动，如何提高生产速度，如何改变生产工具，增加农作物产量等农学科目的教育课程。与之不同的是，当今的韩国教育不仅要抓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且要将涉及生产技术，生产活动的农学、工学课程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另外，现代韩国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不仅在教学内容中积极引入与生产生活相关的技术学科门类，更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德育体综合素质的发展。这些都反映出现韩国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与孔子时期的教育内容存在较大分歧。

3.孔子与现代韩国在教育方法的部分环节上存在一定冲突。

不可否认的是孔子确实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甚至有些方法还在被教育所采用，但是孔子在教导学生的方法上却是过于强调尊卑关系，认为老师的地位要高于学生，在传授知识的教育方式上，也是过于简单，过于强调教与学的关系，只是简单地训诫，没有对知识点深入地讲解和解释内在含义。当学生对所学知识不明白时，他更多地希望学生能记住和接受这个知识，而不是让学生理解它。孔子对师生关系是崇尚教师的绝对权威和教学方法上的单向教学，现代韩国教育不仅是提倡师生关系的平等，而且鼓励学生对有疑问的知识点提出见解，师生是互动关系，对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地详细、深入，让学生在理解中记住知识点，提倡的是互动教学、民主教学的理念，提倡平等的师生和谐关系，这些环节上都与孔子的教学方法有较大差异。

四、统一

儒教对韩国影响由古至今从未断过，现代韩国也是不例外，在生产、生活、教育中，随处可见儒教思想的影子。就如现代韩国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繁荣就积极鼓励儒教思想教育，强调儒教思想在韩国的重要性，当今韩国的社会共同道德是中国提出来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在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中仍然继承、发扬和转化“五伦”思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现阶段，重点建设“八德”中的“三德”：忠、孝、礼，特别是“忠孝”思想。对韩国来说，孔子的精神是一直在伴随着人们生活、学习、社会活动中，比如和别人见面时应该鞠躬，在长辈面前喝酒时应略微侧身，结婚时新郎新妇应跪拜父母，奉茶……作为长辈，如果晚辈不听话，和长辈顶嘴，就可以打晚辈。老师可以因为学生不鞠躬、不认真上课用尺打学生的手掌。这些种种行为的教育思想基础都是与孔子的教育思想相统一的。

在韩国儒家思想已成为维持个人与家庭、与社会，乃至与国家关系的黏合剂，以此为基础更多地融入先进的民主思想和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教学方法。儒教俨然成为大韩民族精神的动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服务于某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或伦理规范的制定，而且更大的作用是通过夹带着传统社会形成于大韩民族的意识，能够体现出本族文化的创造性源泉。在韩国民族的教育领域里，儒教一直作为韩国社会教育的思想基石，在引导韩国教育，社会关系向现代化社会发展。因此，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教育界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是任何其他思想都无法替代的，这说明现在的韩国教育思想是与孔子的教育思想相统一的。

五、结语

孔子的教育思想代表神秘而充满智慧的东方教育文化思想，带有国际性的、时代性的鲜明特点，但是我们不应一味地囫囵吞枣地接受，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地、客观地吸收孔子的教育思想，使之更加符合韩国当地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能使之对韩国教育模式改革的发展思路和教学设计有重要积极的作用。纵观古今，我们不难察觉到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人类有着许多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变化程度微乎其微。无论社会进步，还是落后，在当今这个科技发达、商业化的社会里，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仍然适用于当今社会，这些价值观念是无国界性、跨时代的，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的，不仅适合于过去，而且可给今天和未来给予重要的指导与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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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青年时的蒲华曾希望进入仕途，终因答卷写字不受规矩，纵使集诗、书、画于一身，只得了个“诸生”。此后多次岁试未果，遂绝意进取。蒲华一生以鬻书画为生，孑然一身，生活清寒。杨逸《海上墨林》中记载：“住沪数十年，鬻书画以自给。赁屋沪北，所居曰九砚十琴斋。左右四邻，脂魅花妖，喧笑午夜。此翁独居中楼，长日临池，怡然自乐也。”（蒲华生前与吴昌硕、高邕之、沈汝瑾等人相友善，是海派绘画的先驱、纵与吴昌硕齐名，然书法成就鲜为人知。)

蒲华生存的时代正是清朝末年的国运衰落期。此时，书法史在经历了碑学大兴之后，出现碑帖结合的趋势，蒲华的书法亦是其中的代表。他在传统帖学的基础上，融入北碑的古拙、质朴，特别是能将此用于行草书创作。其书风既得帖之雅逸，又得碑之厚重，与其同时期柔媚流丽的赵扌为 叔、狰狞朴拙的沈寐叟、雄浑遒劲的吴俊卿、沉实霸气的康南海相比，蒲华的作品看似逸笔草草，多不经意，然则意境高古。其好友沈汝瑾评蒲华“其书自效吕洞宾、白玉蟾，狂草如龙蛇，神仙笔也”。蒲华终生未士、沉沦下层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中多了些真情实感。所以当他进入创作、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时候，他会突破前人对他的“羁绊”，舍弃前代大师的笔法和纷华舞弄的表现技巧，将自己在艺术上的表现和内心的情感直接联系起来，从而使他的作品散发出一种与其人生经历、生活的时代背景、时代命运痛痒相关的真切感。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认为：“审美意象只有不用物质手段表现出来时，才是最纯粹的艺术。”蒲华的作品是以一种精神震慑人们的心灵。正是因为蒲华具备了这种真切的感受，使得他的作品，尤其是行草对联作品，产生了独特的视觉感受，在书法史上不同于前代书家而自立面目。然而在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的清朝晚期，一介布衣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加之无妻室子女，逝世后，作品多散佚于民间，所以一直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现存蒲华的遗迹中，绘画作品占多数，书法多见于行草书作品，偶作篆隶。作品形式以条幅、对联、扇面为主。对联作品四尺小幅居多，但其厚重的用笔，开张的结构常被误认为八尺巨制，可见气势逼人。蒲华的书法融碑与帖于一体，不易辨明其出处，然意境高古、气势流畅、感情真挚。其集画家、书法家双重身份于一身，然书名却被画名所掩，实为憾事！

蒲华有个绰号叫蒲邋遢。除了生活上的表现外，初次见到其书法作品极易让人感觉到线条拖拖拉拉，结构信手拈来，毫无根据，但是其对当代书法创作以结构代替线条本身的现象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蒲华的这种风格要么陷入野道，要么成为一代“大家”而名垂千古，蒲华肯定属于后者。从其流传作品看，既没有古代书生装弄的“穷酸味”，也没有山野村夫透露的“粗野气”，一种超拔于流俗之外的“自然”、“肯定”贯穿于始终，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蒲华曾游历过大好河山，加之书法、绘画、诗歌等方面的多重修养塑造了其坚贞、倔强的性格。30岁时，他发出了“年少韶华如水流”的感慨后，告别科举，沉沦下层，但其并非与世俗同游，而是仍然保持着其倔犟、独善的性格。吴昌硕在家藏稿本《石交集》中曾记载：“鬻画自给，时或升斗不继，陶然自得。”蒲华亦有一印，印文曰：此外何求。想必，蒲华正是以这种精神热爱着传统的书画艺术，实践着传统儒家思想对于文人“独善一身”的本质律令。

从蒲华现存世的对联作品看，多为长锋羊毫所书。中锋用笔自然放松、点画沉实、圆劲。运笔时多自然的摆动，既显示了用笔的随意性又平添了线条的丰富性和方向感。结体自然，大开大合，长短线条及缠绕结构时有出现，夸张的用笔、随意的结构增加了其作品的抒情性和节奏感。章法腾挪跌宕，表面看似凌乱，然细品之下皆自然和谐。

蒲华的作品在自然之中暗含老辣，随手一抹即显出十足的“狠”劲。特别是大字对联作品，气息流畅而且沉凝，极为洒落。没有丝毫“表现”的痕迹，使人感觉轻松大气、落落大方，代表了其书法作品的较高水平。蒲华不入“传统”而自成“传统”、没有“理法”而自造“理法”。其用笔随意、结构自然，皆自我作古，力争开拓一种“传统”的新视野，建构一种不失于传统精神作底蕴的新异奇崛的“自我”。其有诗句云：“可知不薄今人处，取法犹然爱古人”。在蒲华的对联中，其用笔、结构和章法都迥异于前人，成为其独特风格的构成因素。

从蒲华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出，其对书法的学习是一个从“借鉴”到“变通”再到“自化”，最终“人书俱老”的过程。下面结合具体的作品来分析不同时期蒲华书法作品中用笔、结构和章法特点。

“彝鼎兰苕”联(图1)作于已巳六月（1869年），是蒲华37岁时的作品，此时距其告别科举只有几年时间，可以看作其早期作品的典型。从作品不难看出蒲华早年对颜鲁公下过一番功夫，线条点画厚重，线条起收动作不甚明显，具有篆籀之气。字型结构外拓，但开合不大，稍显平整。如上联“鼎”、“图”、“自”，下联“兰”、“翡”、“相”等字，带有明显鲁公书法的结体特点。此作趋于平和，线条流畅，重规矩而轻表现。蒲华生活的时代是馆阁体盛行的时代，书写的纸张多为蜡笺或吸墨量较差的半生熟宣纸，即使起始点画因蘸墨量多而出现“涨墨”现象，也不会像王铎作品中“涨墨成面”的效果，完全是一种自然书写的状态。线条墨色由中间向两侧涨开，张力向外。线条的这种特点在蒲华的大字行草对联中颇为常见，也是蒲华书法作品线质的主要表现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蒲华的这种用墨法是对“馆阁体”产生以来，所有因袭旧式之作的一种轻蔑与反叛。上联中“图”、“自”、“重”字的第一笔，下联中“苕”字的两个点画，“相”字的第一笔横画等，都有“涨墨”的现象。因为是早期作品，重规矩，所以章法变化不大。

“外无内有”联(图2)作于癸未（1883年），是蒲华四五十岁时所作，可以看作是其中年时期风格的结束，并开始走向“自化”的代表作。书体明显草化，用笔更加提按顿挫，结构大开大合，尤其是下联表现尤为明显。以“残”字为例，上面“有”字缩小，左边“歹”字旁忽然打开，内白增大，右边笔顺完全颠倒，由下到上，反常人思维，一笔呵成。整个字的下边留出空白，具有一种外拓的张力，“笔少而意足”，整体丰富和谐。这一幅作品表现出蒲华在对字形的把握和线条的控制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同时更能看出其书法用笔与国画用笔的相通之处，其写兰(图3)笔法与书法高度一致。小蝶《近代六十名家画传》中记载：蒲华“书极自负，每告人，我书家画也。同时，亦可将其书法称作‘画家书’”。这种区别于书家书法作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生动性、情趣性。从前有人对书家的字与画家的字试相比较，得出结论是：书家的字有法度，画家的字多情趣。如果我们将“法度”理解为前代巨匠创立出的标准，规范，而“情趣”看成为作者的个性、感情，那么，蒲华在这两方面都作了很多探索与努力。的确如此，蒲华在继承方面能够不落前人窠臼，不受前代巨匠创立“标准”的束缚，将“画家书“的情趣表现得淋漓尽致。

“抚复挟飞联”(图4)作于丙午大暑（1906年），此联可以看作是蒲华“人书俱老”时期的代表作。作品中已经很难看出其所宗，厚重的用笔，轻松磊落的线条更加内涵，起收笔处没有了前一时期的“露锋”现象，完全是一种圆融的状态。结构上开合自如，章法上没有太大的起伏变化，透漏出一个风霜老人对世事的态度，蒲华书此幅作品时距其去世还有五年的时间。

刘熙载：“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品即人品，在蒲华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蒲华在各方面的修养支撑着其艺术的发展，其用书画结合诠释着书法美的新内涵；用碑帖结合丰富了书法创作的新思维；用诗书画的全面修养升华出艺术作品的新境界；用“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学书思想，为现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