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礼的含义范文
时间:2023-10-19 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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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礼;仁;中国古代设计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80-01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丰富灿烂的思想藤蔓中可谓是最为粗壮的一支,其影响跨越朝代,跨越广阔的土地,同时也记录着中国人那种特有的精神与处世方式。“设计”一词虽然作为外来词汇传入中国不过30年,但“设计”的本质即为人造物,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并且有着丰富灿烂的辉煌历程。影响着设计发展的,除了经济、技术、环境等的影响外,人文因素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这巨大的藤蔓网的那些种子中,就有儒家思想这一颗。
一、“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孔子之前“礼”只是一种宗教祭祀仪式,并不具有道德内涵,孔子赋予其道德含义,把它转化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用以“别贵贱”,使不同的等级各安其位,有序相处。但在漫长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应用上,使其产生了很多非正面的影响。但统治者对于“礼”的追求给了匠师们更多发挥的方向与平台,推动着匠人们对设计品不断的精益求精。
例如在商朝最为重要的器具——青铜器。其按作用分类就可分为酒器、食器、水器、礼器。礼器虽然产生比孔子早,但其功能除宗教祭祀外,也具有孔子所提的“别贵贱”,使人们有序相处的重要作用。礼器作为商朝青铜器制造的重要品种之一,可集中体现“礼”这一思想。王侯将相对于青铜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范,这就促使工匠们发挥其创造能力,根据不同的形制要求,创造出了让人惊叹的作品。后母戊鼎(2011年3月正式更名),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的纪念物。其制雄伟,重约832.84千克,高约133厘米。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其腹光洁,只在鼎腹四面交接处装饰以云雷纹与饕餮纹。两耳的纹饰一样精美,外廓上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后母戊鼎作为礼器,无处不体现出帝王家的风范与尊严。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和恢弘程度都是由“礼制”直接决定的。比起后母戊鼎,大盂鼎、大克鼎等重臣使用的礼器都不及其气势。
因为“礼”的要求,所以这些能够表明等级礼数的设计品更是精致巧妙,充满韵味。虽然中国古代“礼”的有些内容不符合现代的一些道德标准,但是其对于古代手工艺的创作却提供了很大的平台与发展空间。
二、“仁”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另一核心同样在中国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仁”本指人所具有的美好品德,孔子将其丰富和发展处多种道德品质,其核心含义是“爱人”。由亲人家庭到推己及人最后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近现代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工作者一直不断的探究探讨着设计的本质问题,出现了许多的流派与主张,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现代主义、装饰主义等等。设计工作者们越来越发现,“人”才是设计的本质,“为人服务”才是设计的真谛。而中国的先人早已经将这道理更加精确的总结为“仁”。仁者,爱人也。这不仅是中国人设计的要求,而是对做人的要求。
中国的古代匠师们发挥着他们的“仁爱”之心不断的创造了让我们现在为之感慨的设计品。例如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的长信宫灯,设计精妙。此灯外形为双手执灯的跽坐宫女,神态恬静优雅。宫女左手手执灯,右手衣袖向下垂照住灯盘,似乎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及防止污染空气,又非常美观。灯罩有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用以调节光的照度及方向。另外,此灯的六个部分,宫女的头部、身躯、右臂,灯的灯座、灯盘、灯罩均可拆卸,方便于清洗。长信宫灯虽是为满足统治者的需求,这些细节的设计却是实实在在实践着“爱人”的追求。
不得不说“仁”“爱人”“博爱”的思想贯穿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也更加体现在中国人的设计品中。虽然时代变迁,现代社会中的丑陋不禁让我们唏嘘,但是观看我们的现代设计,一脉相承地继续着古人“仁”的精神。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努力空间,但这一精神一直未变。
三、小结
儒家思想是先人的智慧,它不仅仅影响着我们祖祖辈辈的精神、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也影响着中国人的造物思想、设计思想。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还要从我们生活环境中的实际出发,不断的改进探讨我们的设计。相信在这一个新的世纪中,有着深厚底蕴的文化的中国设计将会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儒家化 古代司法 司法制度
一、法律儒家化的含义及起源
(一)法律儒家化的含义
传统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封建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伦理规范融入法律规范,法律儒家化的过程由儒家通过立法、司法、法律解释对法律逐渐渗透而展开,其结果是,儒家化的法律与宗法伦理没有明确的界限,法律演化为伦理化的法律。豍
(二)法律儒家化的起源
儒家思想早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它的创始者是孔子,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全面瘫痪,孔子继承了周公的礼治思想,主张恢复礼治,以礼治国。但是用“礼”作为社会规范在当时战乱的时代显得不实际。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才又重新崛起,并成为统治者的主要思想。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开始于两汉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隋唐时期。
二、法律儒家化在古代司法诉讼制度方面的表现
(一)法律儒家化在汉朝司法诉讼制度上的体现
从西汉中期开始,以经注律的法律解释活动、引经决狱的司法现象蔚然兴起,拉开了以礼入律、儒法融合的序幕。豎
首先,“春秋决狱”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春秋决狱”是指利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隐含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其主要倡导者是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业,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豏其意思就是说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豐
其次,录囚制度。录囚是封建社会由皇帝或上级司法监察机关或专差官吏,对在押犯进行审录以及监督检查管理的一种制度。录囚制度化开始于西汉。录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狱政,纠正错案的效果。
最后,秋冬行刑制度。汉律还对行刑的时间作出专门规定,凡被处死刑的,立春后不得执行,待立秋后方可执行,即所谓“秋冬行刑”。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以“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
(二)法律儒家化在唐朝司法诉讼制度上的体现
唐律实行“一准乎礼”的方针,即完全以儒家礼教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使唐律成为封建纲常法典化的典型代表,从而实现了“礼”与“法”的合一,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
首先,唐律审判制度的完善。唐代承袭了以往的审判传统,仍将“五听”作为审判的主要形式,但对刑讯手段的使用,作了严格的规定:参与审判的各官,须办理刑讯的手续之后,才能拷问案犯;刑讯必须用常行杖,拷囚不得超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两百,中间不得换人行刑等。但对享有“议”、“请”、“减”等特权人物及老、少、废疾者,禁止使用刑讯。
其次,死刑复奏制度。唐代死刑案件,通常先由中央有关部门复查,然后,报请皇帝裁定。贞观初年,唐太宗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改在京死刑三复奏为五复奏,即决前一日二复奏,决日又三复奏。豑死刑复奏的制度反映了初唐统治者“慎刑省罚”的思想。
最后,“用刑持平”精神的体现。从刑罚体系看,唐律采用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刑制较为适中。从死刑数目看,唐律比前期后代均有所减省。从量刑幅度看,唐律比秦、汉、明、清各律相对为轻。此外,唐律还有疑罪从轻的明文规定,较前后各代用刑更为客观、慎重。
三、法律儒家化对司法诉讼制度的影响
(一)法律儒家化对古代司法诉讼制度的影响
今天的我们回首去审视历史,法律儒家化对古代司法诉讼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汉朝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将当时社会的法律和儒家思想相结合无疑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还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最高法律地位,确认了许多具有儒家精神的法律原则。消极的一面是当汉朝统治者对立法指导思想进行重大调整后,儒家思想对法律,尤其是对成文法的渗透并没有立刻实现。因此,当遇到疑难案件,现行律文又不足以引用时,儒家经义便承担起了法律的作用。
(二)法律儒家化对当今司法诉讼制度的借鉴
法律儒家化对古代司法诉讼制度的建设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历史的发展中,也曾崭露其瑰丽的辉煌。在当今的法制社会,笔者认为儒家文化仍然在影响着现在的司法诉讼制度。比如说,对老、残、孕、妇女儿童等特殊人群,在司法制度上都有一定程度的特殊保护。在司法制度追求程序正义的今天,还是要在坚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和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相结合,使审判在人们的心中有一层传统文化的铺垫,让司法裁决更被所人们接受。
儒家文化是世代相传的社会积累,是中华民族性所系。儒家文化汲取其文化滋养,必须在深刻了解和抛弃封建司法诉讼制度的虚伪和腐朽的基础上,拭去儒家传统文化的积垢,整理其民族性的精华,以其增强我国司法诉讼制度的中国特色和促进我国司法诉讼制度的长足发展。
注释:
豍于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豎刘绍云.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山东大学理论学刊.2003(6).
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和谐社会;启示
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思想资源。我们要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精髓,并对其进行现代性的诠释,使之成为和谐文化的“灵魂”。
一、“仁”的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孔子说:“仁者爱人”。在儒家看来,人往往有一种本能的自爱心理,而丧失爱人的意识,所以儒家特别强调要“爱人”。如何做到“爱人”呢?按孔子的想法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克己复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1],即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儒家倡导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将作为外部约束的“礼”内化为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礼”是指建筑在宗法制度“亲亲”基础上的一整套协调社会秩序的规范。孔子教导人们要按照“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五伦的秩序做到“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长惠幼序、朋谊友信、君敬臣忠”十义。一个人要想做到“十义”就要在视、听、言、动等行为方面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品德方面要做到“恭、宽、信、敏、惠”。使自己符合礼的规范。因为如果具备五种品德就会“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
“忠恕之道”。曾子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3]所谓的“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即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也要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需要满足,能够从身边做起;而“恕”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我不愿他人如何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忠恕之道”的核心在于倡导人与人要和睦相处、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团结友爱、,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4]儒家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面对当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弱势群体大量存在的现实,儒家的这些思想无疑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二、“礼乐”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 ,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 “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别”[5]。“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 ,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巾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 ,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 ,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 ・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 ,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 ・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天人合一”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指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天”是中国人表述自然界的最高范畴,指自然和自然界的规律。“人”是表示社会生活的概念, 是指个体的人或由人类构成的社会。中国古代哲学家通过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这与构建“和谐社会”所推崇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天人合一”观蕴含丰富的“和谐社会”的思想。
孔子的“天人合一”命题强调用“天意”来协调人伦关系, 建立稳定协调的社会人伦秩序。孟子的观点“尽心、知性、知天”,认为人性与天道相通,人心是能感通的主题, 只要尽心,就能知性,继而知天,就可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天人相通”的境界。这都反映了人类早期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朴素思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键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变天地分离为天人合一,恢复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对人类摆脱目前的困境,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中庸”思想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庸思想是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中庸不是折,也不是中立 ,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中正” 的象征。“中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 ”解释为 :“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为按“中”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 ,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6]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 ,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7]。“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8]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 ・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9]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 ,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徙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最理想状态都是“适度”。同样,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也需要“适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要发展,更要科学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既要快速,又要稳定,求得可持续性发展。人的进步,既要强调创新能力和基本素质的提高,又要追求和谐的全面自由发展。
儒家思想占据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主导地位、旨在维护社会政治统治秩序的主流思想,曾经以它的强大力量主宰着传统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绵延不绝两千余年。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在某些领域以特定的形式保留了它的痕迹,以其适合时代的方式存在着、繁衍着,或者是原生态的遗存,或者是经过了创造性的转化,从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后世自然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儒家思想何以绵延数千年却仍在发挥作用,其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颜渊.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子路.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里仁.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雍也.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戴圣编,刘小沙.中华国学经典精粹・儒家经典必读本・礼记 ・乐记.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
[6]戴圣编,刘小沙.中华国学经典精粹・儒家经典必读本・礼记 ・礼运.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
[7]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颜渊.北京:中华书局,2009.
[8]杨伯峻.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论语译注・学而.北京:中华书局,2009.
篇4
关键词:中庸哲学 教育思想 指导意义
一、中庸蕴含的主要思想
“中庸”一词始见《沦语・雍也》,“子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矣。”在此,孔子以至德评定中庸,但从他对中庸的理解和运用看,实际体现的是对客观事物度量分界和矛盾构成及其转化的认识。“中庸”被很多人片面的理解为“平庸、折中、调和”,这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曲解。诚然,中庸的确有“平庸、折中、调和”的含意,但这些并非中庸思想的全部。“中庸”的“中”就是正或正确,合理;“庸”,用也,“中庸”即为用中。区区二字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
中华民族历来是“尚中贵和”的民族,并以此而著称于世。“中庸”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哲学范畴,是贯穿儒家思想体系的“一贯之道”,也是孔子思想精华之所在。在儒家看来“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儒家的“中庸”是从前人有关“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在先秦古籍中常见的字义有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如今很多人之所以会把“中庸”理解为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就是仅仅把“中庸”的“中”字简单地理解为“中”的第一种含义,故而造成对“中庸”的屈解,其实,“中庸”的“中”与上述三种含义都有关系,只有把这三方面的意思贯通了理解,才能理解“中庸”的完整含义。
“中庸”里的“中”首先是“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的动词含义。这个含义我们今天也在用,读作zhòng,如“你这话很中听”的中就是这个含义。在儒家典籍中,如:“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指乎’”,《孟子尽心下》这里的“中”就是适宜、符合的意思,《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大戴礼记・保傅》说:“化与心成,故中道者性”,所有这些“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和折中调和、中间道路,没有直接联系。儒家的“中道”的“道”就是“礼”,儒家所谓的“中庸”应该首先指的是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为适宜、符合实用,即是符合“礼”。
随着“中礼”的深入,“中庸”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如《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在这里“中”就已常常用于指人的内心世界。《中庸》之所以用“中”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
由此一来,“中”就把内外贯通起来了,一方面“中”是内在的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也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合于礼,内心的“中”是行为“中道”的前提,而行为的“中道”则是内心之“中”的结果。《中庸》一文的主要内容正是通过反复强调这种内外的关系来阐明中庸之道。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当今教育的指导和影响
(一)要全面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各项素质与能力。正确认识教育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德育为基础,力求做到各育之间全面和谐发展。儒家将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高低和选贤任能的一项重要标准,其目的是想通过中庸实践,以最佳的效果处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人际关系有序化、和谐化、规范化。这与“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所确立的教育四大支柱之一“学会共同生活”中强调的理解他人、友好相处、团结合作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二者皆强调将德育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以德育为基础的同时,德、智、体、美、劳共同和谐发展。
(二)组成社会教育的各要素之间应该是和谐的。在自然、社会、环境、学校、家庭以及教育内部德、智、体、美、劳各要素之间,师生关系,乃至教学过程中的诸种方法、手段的运用等等,都应该呈现出协调、配合与多样性的统一。这样一种和谐的教育无疑能使学生产生愉悦,从而自觉、积极的进入到学习状态中去。
(三)要促进教育主体,即学生的全面、主动、和谐的发展。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充满自信、主动投入、自主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发展方向,使其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个性特长得到优化发展。中庸的和谐教育就是以“中”、“和”的哲学理念为指导,以自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人的自身发展需求相和谐为宗旨,协调并整体优化各种教育因素和资源,创设和谐的育人氛围。
三、小结
当代文明的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必定是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必须闪烁着中国传统哲学之光。我们应在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避免全盘西化,切不可“数典而忘其祖”。对传统教育哲学探究的主要目的,是汲取中华文化的博大智慧,并为现代化教育服务。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视研究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在兼容并包的环境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参考文献:
[1]黄伟简析中庸思想的内涵和特征科技信息
[2]陈怡译,《中庸参考译文》,《中国大学教学》
篇5
【关键词】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孔子;孟子
一、由孔子学说到儒家学派的建立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1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出身低下。孔子说:“吾少贱也。”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并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冲破了上周以来学在官府的格局。孔子把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教育活动。他还在教育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面对春秋时期社会的动荡,孔子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孔子的思想学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与礼,仁与礼是孔子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春秋前期人们把尊老爱幼,众庶,等行为都看做是仁的表现。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春秋前期思想家的认识,孔子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了较系统的“仁学”。
孔子所说的“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仁”的含义就是“爱人为仁”。孔子认为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社会的各个等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统治阶级更应该爱人。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
孔子认为通过仁爱在社会建立起各等级之间充满人情味儿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仁”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方可为仁,这里“仁”是指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孔子在提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要符合道德规范。他曾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良好的道德品质主要来源于个人的道德自觉。每个人都会从生活中的小事中表现出自己的道德水平。然而遵守礼的规范则是优良道德品质在人们行为方面的表现。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孔子的主要思想内容都记录在《春秋》《论语》《易经》《仪孔》等书中。《春秋》一本中主要记载了古代中国一贯奉行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本上以《春秋》为最高标准。《春秋》一书中要求人们尊重有序,各守本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应明确自己的位置。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良好社会秩序。
《论语》普遍被认为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本书,不是孔子本人编纂的一本书,也有人提出《论语》不足以概括孔子学说的全貌。但是《论语》中许多孔子的思想就在其与弟子的交流中体现出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易经》主要记录孔子的哲学思想。《仪礼》主要记录一些礼仪制度。以上几本书不仅记录了孔子的思想,也是孔子学说的集中表现。
三、由孟子学说到儒家学说的发展
孟子,名轲,出生于山东邹城。生卒年代不详,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人们尊称为“亚圣”。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完善。
孟子的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性善伦和仁政学说。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有许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区别,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而且他们本人对人性的观点和对“仁”的侧重点也不同。孟子认为“善”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可见孟子与孔子的观点相近。孟子还认为后天环境对一个人的修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孟母三迁”中看出环境对一个人成长有着重要影响,这一观点在孟子心中的分量。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实施仁政,他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常。”可以看出孟子以为仁政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能不能行仁政是决定一个国家成败得失的关键。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兴亡根本原因是统治者能不能实行仁政。同时也认为仁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在《孟子·离娄上》上提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家亩;士庶不仁,不保四体。”在如何实施仁政上孟子有一些个人的具体想法。他认为首先应先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制民之产”。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注重经济问题,在古代小农经济是经济基础,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不仅利于百姓生活也利于帝王统治。孟子在治民之产的基础上提出平均赋税。因为在古代帝王专制下,赋税是民众最为沉重的负担。人们的生产力不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每年赋税使人民生活艰苦。孟子认为应建立固定的税法均齐赋税,减少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同时使政治更得民心,利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在孟子实行的仁政学说中孟子一再注重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断提出对经济的管理方法。孟子认为国家应该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自古以来工商业都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即:“工商食官”。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变迁,私人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其中关税就是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孟子认为应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免除关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税收也应免除,即:“关讥而不征”使当时工商业自由发展。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孟子的思想大体上是要求统治阶级不与民众争利,多为人民利益考虑。但并不具备民主性的学说。
四、孔子与孟子的异同之处
孟子虽然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却在此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孟子与孔子的思想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子与孔子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仁”,在人性的培养上都一致认为后天的环境对人性的形成与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但在对待人性的问题上,孔子主张“仁”为根本,而孟子主张“义”为首要。在孔子的《春秋》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注重名分,坚守本分,要求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以“三纲五常”为标准的去生活,而孟子却主张:“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不受周礼的束缚,站在人民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孟子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
读孔子思想能让人看到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的宏伟蓝图;读孟子则能让人感受到行侠仗义的浩气。孔子与孟子的思想没有优劣之分,他们的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人们道德的修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在学习孔孟之道时也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孔孟的思想更加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发展。
注释:
[1]《论语·子罕》.
[2]《论语·阳货》.
[3]《论语·颜渊》.
篇6
本文立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了美和艺术的功能,以及孔子对美和艺术的评价标准,剖析了孔子及后世的功利主义艺术观。指出孔子从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仁”出发,认为美和艺术具有教化社会以实现“仁”的功能,并且提出美和艺术要实现教化功能,其前提是应当首先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即“善”的标准。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后世延绵不绝的功利主义艺术观,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影响深远。
【关键词】
孔子;美学思想;中心问题;功利主义艺术观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核心部分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孔子的美学思想,包括他的审美观和艺术观,他对于审美和艺术的评价标准,他对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的看法和阐述,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的塑造,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不过,在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的构成上,除儒家思想的影响之外,尚有佛、道等思想的影响和投射。那么,儒家思想在整个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构成中起到何种作用,扮演何种角色?孔子的美学思想作为儒家美学思想的源头之一,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
儒家思想的鲜明特征是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极强的伦理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孔子美学思想,特别是审美观和艺术观,也不可避免地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为重点,从而也同样呈现出极强的功利和伦理色彩。孔子美学思想关注的重点不是“美和艺术是什么”,而是“美和艺术有什么用”。可以说,孔子关注的不是美和艺术的本质问题,而是美和艺术的功能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需要从孔子思想的核心来阐释。
一、美和艺术的功能是什么?——从“仁”出发的解释
孔子的美学思想,立足于他的哲学思想,其核心即“仁”。何为“仁”?《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复礼是外在要求,要求个体的人适应并遵从“礼”的规范和要求,而“克己”则是“复礼”的前提,更多关注的是个体自我修养的实现和自我人格精神的育成。由内而外,由此及彼,兼济天下,也正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非常明显的特征。“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基本界定。《论语·颜渊》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学而》中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说明这个“爱”的确切含义是源自血缘亲情的爱。陈望衡在《中国美学史》中强调:爱是建立在血亲关系的基础之上,强调孝道,由血亲之爱推而广之,移孝作忠,君为父母,移悌为义,友为兄弟,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泛血亲化了。孔子以基于人性和人际关系的“仁”来释“礼”,强调人的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
“仁”的本质是什么?《论语·宪问》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认为,此言说明了孔子的“仁”乃是一种天赋的道德属性。但也有学者认为,“仁”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动机。无论如何,共同的看法是,“仁”并非某种强加的外部行为和道德礼仪规范。《论语·学而》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冯友兰先生说:“惟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不过,“仁”虽然来自于人自身潜在的心理动机或人天赋而来的禀性,但并不意味着“仁”必然成为现实。如何把“仁”的可能变为现实?也就是说,如何实现“仁”? 《论语·述而》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把“仁”由可能变为必然的过程中,个体的自我修养就起到了关键作用。每个人经过自身的努力,都可以达到“仁”,“仁”可以逐渐内化入生命体之中,成就理想的生命存在形态——君子。
在个体实现“仁”的过程中,美和艺术因其对个体自我修养所能起到的特殊作用,成为了个体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成为实现“仁”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孔子认为,艺术欣赏作为一种美感活动,它的最重要的心理内容和心理特点就在于,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产生一种感发、激励、净化、升华的作用,所以审美和艺术在人们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具有启发、怡悦人的性情,使人乐于“为人”、“服礼”的内在功能。正因如此,孔子对于作用于人的感情为重要特征的审美与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重视,并顺理成章的总结出他的美学观点,使他的“仁学” 与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个体的心理愿望同社会的伦理规范的交汇融合,成为孔子美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美学思想的立足点,已经决定了他的审美观和艺术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具有为政治功利目的、伦理道德观念服务的鲜明的实践性,也就是说,美和艺术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而是作为手段和工具而存在,用流行的语汇来说,就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人、为社会、为人生而艺术”。
二、什么样的美和艺术具有最佳美育功能——孔子对美和艺术的评价标准
孔子认为,艺术欣赏作为一种美感活动,它的最重要的心理内容和心理特点就在于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产生一种感发、激励、净化、升华的作用,所以审美和艺术在人们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
美和艺术既然是作为个体的育成手段来定位,那么,作为手段的艺术本身应当是何种面貌?换句话说,能够承担美育功能的艺术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论语·阳货》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对美和艺术的评价不能停留在表象上,而要去探查隐藏在表象之后的更深层的内涵。那么,这个更深层的内涵是什么?
篇7
关键词:儒家;孔子;孝道
一、养亲敬亲的血缘孝道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这可以说是生物间的一种本能行为,但在人这里,孝则有了更深刻的含义,它上升为一种德性,被世人所称颂。“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 。”(《诗经 ·蓼莪》)而孔子在《论语》中将孝摆到了德性的高度,认为这是人从偶然的人成为德性之人的根本标准之一。父母无微不至地关爱自己的子女,为子女付出而无怨无悔,自然而然的对父母产生敬爱的心,对父母自然怀有报养的愿望,向父母行孝尽孝,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①孝道,最基本的伦理含义就是指“善事父母”。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表明了在古代“孝”是做人应该具备的起码德行。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无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乎?”②(《论语·学而》)孝,乃善事父母;弟,乃善事兄长。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基础。孝敬父母兄长的人不会做出犯上的事情,更不会兴风作浪危害社会,如果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顺此本性,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不能孝敬父母的人自然更加不会去与他人为善。因此中国传统的文化,孔子将它构建在孝的理念上,从人类自然的爱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开章明义》提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特殊之处。
二、“几谏”的尽孝之道
古有“三纲五常”之说,而“父为子纲”则是儒家孝道伦理在现代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误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但“父为子纲”的说法实际上是在后期法家思想的渗入后逐渐被君王利用而产生的。孔子有“无违”的说法,“无违”之说出现于《论语·为政》篇。③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日:“孟子问孝,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待父母的孝道是指按照应有的礼仪来对待父母,而不是无论父母对错与否都严格的服从。
那么,如果父母有过,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 :④“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几,微义。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父母有过时当微婉而谏,把自己的志意表见了,若父母不听从,还当照常恭敬,不能违逆,且看机会再谏,如此反复操劳,心里不能有怨恨。孔子主张以这样的礼仪对待父母,并在父母有过错时也不失礼仪的全谏,而并不是“父为子纲”似的惟命是从。
三、“孝即为政”的孝道观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主张“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在孔子那里是什么样的思想?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这很可能是当时普遍的思想观念与现象。⑤《论语·为政》说: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意思是说: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序,这也是从政了,如何才是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齐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一体,家国的概念深入人心,治理天下与治理家庭道理是一样的。而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出来。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孔子孝道思想中的一个倾向。“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父母生不生病子女并不能控制,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而担忧自己做不义之事,这(下转72页)
(上接55页)样才能称为孝。推而广之,每一个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所以中国历代政治的第一要务是在“正人伦”,⑥“教育的第一要务在明人伦,伦理存,则人人具有集体生活的要件,有团结互助的基础,国家社会始有平之安宁之日,否则,伦常即失,人各为私,国家社会遂成一盘散沙了。”⑥《礼记·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也就是所谓的“泛孝主义”,从这可以看出,孔子在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同时又走向了范孝主义的极端。
四、孔子孝道观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最后我们对于孔子孝的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孝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的地位,可以说,孝的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根基与基石。在孔子看来,孝悌之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孔子的孝道观念对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是人类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从这一时期孝文化的诞生,不仅完成了人从动物实质转变为社会的人的基本特征,也成就了作为偶然人向应然人的转变。教化的功效更是得以体现。孔子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以孝为基础,在家国同构的思想下实现对社会的完善与对国家的治理。在今天这种思想仍然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大力提倡回归儒学经典来实现中国崛起的今天,孝更应该被深刻的认识,使得家庭作为国家的小细胞得以正常健康的运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孝的思想中含有范孝主义的观念,如果不加以适当限制和积极的转化,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这一点是应当给予注意的。
参考文献:
①李四芬,李上文:《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238页。
②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③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④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⑤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篇8
【关键词】 克己复礼;知识即善;人格;道德;自主性
引言:
大部分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以完善内在人格为纲要的一套范畴体系。孔子通过对“仁”这一概念的多重诠释一以贯之,表达了“人能弘道”的观点和“天下归仁”的理想追求。认识何为“克己复礼”是了解其思想的第一步,而对比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善”则是从侧面体会孔子思想的实质内涵。通过对比发现,孔子对理想型人格的认识有其超越时代的价值,也有明显的不足,尤其在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上体现出过分的主观先验性,在面对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时也限于眼光狭隘和观念滞后,由此导致了人格的自主性在传统社会长达两千余年的匮乏。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观点:对“克己复礼”的理解和归纳;对“人的本质即人”的认识和评价;对中西方哲学伦理方向分异的比较分析。
一、 对“克己复礼”的理解和归纳
“克己复礼”语出《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段话是说颜渊向孔子请教“仁”(“问仁”在此理解为“仁”是什么或如何达到“仁”均可),孔子的解释是“克己复礼”,并说有朝一日若人人都做到了“克己复礼”,则可到达理想的境界,随后他阐述了怎样“克己复礼”,即凡是不符合礼仪的事物都不去看、不去听、不去想、不去做。关于这段话的理解,重点在对“克己复礼”的释义上。首先“克”在古代汉语中有两个意思,一为“克制”,一为“战胜”,因此这里的“克己”既可解释为克制自己的欲望,也可以是战胜自己,这两个解释也并没有大的出入。但“复礼”二字则历来有所争议。“礼”作为孔子频频提及且尤其重视的一个概念,包含了丰富的意义。它的本义是法制、制度,但在《论语》中被孔子上升到了人格标尺、道德规范、政治寄望等哲学范畴。林语堂认为“从狭义上看,这个词的意思是‘典礼’,也是‘礼节’,但从广义上看,其含义只是‘礼貌’;在最高的哲学意义上看,则是理想的社会秩序,万事万物各得其宜。” ①由此导致了对“复礼”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克己复礼”之所以在社会变革年代倍受争议,例如在时期、时期遭到过猛烈抨击和彻底批判,也正因为将“复礼”解释成了恢复周礼甚至复辟奴隶制。而若不作此解,则仅仅是指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仪的要求。
将“克己复礼”解释为对西周礼法制度的恢复并非牵强附会,孔子在《论语》多个章节中都曾表达过对西周礼制的肯定、尊崇以至于捍卫。如“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之叹出现在孔子谈论季康子的私家庭院中舞蹈序列破坏了定规时,颇有愤慨和痛惜之情。反对者认为孔子在此所言“复礼”与政治问题毫无关系,不是提倡复辟周礼、制度倒退,而仅仅是对于“颜渊问仁”这一有关道德修养问题的回答。但照此解释,其后所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则得不到合适的解答了,凡“天下归仁”之语一出,必与孔子终身倡导的“道”有关联,而“道”则正是孔子全部政治理想的总结。笔者认为“仁”的核心理念即政治理想,其涵盖的人格修养、社会道德、文化艺术等一切理想,均为最终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因此,即使将“克己复礼”单纯理解为使个人言行符合礼仪,也仍然是为“天下归仁”而服务。在此基础上,其落后性不可避免。由于对西周礼制的过分推崇,对即将被历史洪流冲垮的社会制度的留恋,孔子对正在自发调整的新型社会结构、崭新生产方式和变化中的礼制,选择了单一的抗拒。
但是“克己复礼”的意义,在于对理想人格的形成和确立有了具体的规范,对日后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克己”的意识从此扎根于读书人的脑海,而如何“克己”更成为读书人修己安人的首要思考内容。《论语・季氏》中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一类对君子言行品性的规定或阐述非常多,而这均可作为孔子对如何“克己”的详细解释。因此一个人要做到“克己”,需要多方面的积累、培养和认知。懂得“克己”并躬身践行,是对“礼”的恢复,对“道”的弘扬,对“知”的诠释,对“义”的体现,一言以蔽之是对“仁”的身体力行。因此,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克己复礼”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对个人修养的促成上。孔子的政治理想停留在了两千年前,而后世却因为根深蒂固的“克己”传统延伸出极具普世意义的道德观。如臣之忠、子之孝、家之和、民之安。
据此,儒家学说在理论上明确了个人意志以集体为重心的原则。因此个人欲望和个体行为必须服从社会规范,这是传统人格缺乏自主精神的根由。
二、 对“人的本质即人”的认识和评价
“人的本质即人”是对儒家思想人性论的精要概括。“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②孔子思想的最终指向虽然是政治抱负,但他选择的理论落脚点却是个体的人。不仅是人自身,从内在自省发展到外在与人相处,包括父子、师生、邻里以至君臣,形成了近乎完备的人际关系论。为什么说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思想,道理正在于此,它是基于人本主义、围绕着人及其周边环境而构建的理论,意在引导人如何去认识并融入社会,通过自我修养的提升对外界产生影响,从而实现齐家、治国以至平天下的宏大理想。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炼达即文章。”这句诗是儒家思想重人本价值的体现。然而重人本价值的另一方面,即是对自然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漠视,对客观事物实质意义的忽略和逻辑理论的欠缺。它导致的结果是盲目信赖主观道德的力量,对超越自身的一切未知缺乏探索的激情和学以致用的智慧。关于这一点,依然要通过对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和“礼”的解读来探讨。
其一,孔子对“仁”与“礼”的提倡具有对象的选择,他并不认为“仁”与“礼”适用于所有人,因此“仁”与“礼”只能靠社会的上流阶层,即皇族、贵族与士大夫来践行。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再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这一典故的由来,无不说明在孔子看来“成仁”是君子的事情,与平民百姓无关,这就使其伦理说遭遇“不平等”的人道主义盲点和“有限制有区分”的求知领域的尴尬。“人道”非所有人之道,“求知”非求所有之知,这种自我定位的局限导致儒家思想受到根本上的束缚,而缺乏道家思想的空灵肆意、深入性灵。
其二,孔子哲学思想的唯心倾向。在人格养成方面,孔子强调了道德的自律,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他把道德的基础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从而没有认识到道德的规律,即受一定的经济关系所规定,从而使他提出的“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均具有主观任意性。③而这种论理方法对中国人认识、归纳问题的思考模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及至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也根源于这种精神上的。
其三,“人格”概念的世俗化和宽泛化。冯友兰先生指出,“礼”和“仁”的统一才构成完整的人格。儒家对人格的强调,甚至可与西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并举为“人格就是力量”。但此处的人格,从来都是指“众人之格”,而非“本人之格”。 依据孔子的设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克己复礼”之意,“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才为君子,“中庸”乃道德的最高层次…等等这些,均是孔子以下定义的方式逐一阐明的,没有任何改动或变通的空间。昔日圣人之言僵化为言行举止的固定法则,正确与否仅仅取决于是否合乎条理教化,这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格”渐渐趋同,对立与分化越来越少,约定俗成越来越多,致使儒家的人道主义最终异化为人性的沉重枷锁。
一体化的人格、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和知识结构,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步自封、抗拒变革,习惯于自我审视却从不试图探索新知的症结所在。
三、 对中西方哲学伦理方向分异的比较分析
之前的两点论述,介绍了以“克己复礼”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重点剖析了儒家人性论的内部缺陷。下面通过对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进行简要阐释,展开中西方哲学伦理方向分异的比较分析。
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世界的本源问题,被后世称为“自然哲学”,而苏格拉底要求作“心灵的转向”,将研究的目光落于人类的伦理问题,被称为“伦理哲学”。苏格拉底建立了一种知识即道德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心是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至善的美德。他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总结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法,被称之为“苏格拉底方法”,他本人称其为“助产术”。孔子与苏格拉底哲学伦理的分异主要有:
1、 对人性的认识
⑴ “性恶论”与“性善论”
孔子所以要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要构建包含“孝、恕、恭、宽、信、敏、慧”等丰富内容的伦理体系,是基于对“性本恶”的认识。(其后的荀子发展了这一思想脉络,形成与孟子“性本善”相对而同属于儒家范畴的思想理论。)苏格拉底不然,他认为“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则绝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由此可知他的理论基石是“性本善”。他是在认可了“绝对的善”存在的前提下,提出追问本体、探究内心的需求。
⑵ 孔子将“恶”归于失礼,苏格拉底将“恶”归于无知
这一理念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在人格建塑方法上的分异。孔子选择了“礼”的约束,而苏格拉底选择向无限的智慧求援。他认为“无知”才是最极端的邪恶。因此在他之后,西方哲学尽管分化出相当繁杂的体系支论,但“绝对的善”所引申出的“绝对道德”、“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等,始终基于对灵魂本体、对广博知识、对理性自由的不懈追问。而被封建统治阶级大加利用的传统儒学,则致力于规范并普及一套完整的伦理准则,这套规则囊括了中国人全部的思想认识,从而扼杀了怀疑、诘问、反叛等一切自主。
2、 对主客观的认识
苏格拉底试图寻求“善”不同于孔子毕生追求的“道”,“善是原因和目的的统一。”并且在寻求方式上,孔子相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即“道”需要完善的人格来确立和弘扬;而苏格拉底则坚持人先要寻找和坚持一种永恒的、至善的“善”,人格本身也是依赖这种绝对符合真理的“善”来塑成。事实上两人都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只是孔子更偏向于主观唯心主义,坚信内在人格的主导力量,而苏格拉底则近于客观唯心主义,秉信外在精神即“善”对人格的改造和指引。
3、教育方法和思维模式
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与孔子相似,都是“问答式”教学,区别在于苏格拉底选择向学生发问,引导对方变换思路,使其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领悟新知;而孔子则多是接受学生提问,简要地作答,使学生获得具体问题的答案。由此也可看出两位先哲在思考问题和教育理念上的不同,苏格拉底以“一无所知”的姿态向他人发问,实际上却在不断阐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并改变他人对世界的认识;而孔子站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回答学生各方面的问题,从而将自己的理论建设无形中伸向各个领域,虽未构成严谨的体系但涉猎面比较广博。当然,这里的全知全能不是说孔子自认为知识足够全面,而是孔子在教授别人的过程中习惯以己度人,将个人经验直接灌输给他人。而他自身的诸多言论,无论是表达感慨还是作评论,也都以总结经验式的语气为主。
对此笔者进行了简要概括:孔子的思维方式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是根据自身经验性的论断或主观化的理解去观察和认识外界,涵盖一切人事物。而苏格拉底相反,他信主导灵魂善恶的精神力量真实存在,所以他的理论建设是由外向内的过程,根据种种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反作用于内在自我,试图用客观原理对自身行为做出合乎理性的解释以及规范,进而挖掘自己内心。由此,孔子的理论向着道德建设而发展,眼观鼻鼻观心,重个人人格养成而忽略科学实践和精神探索,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则引领西方走向了理性与逻辑,始终不忘观察世界、探索未知、开创新学、勇敢尝试。
4、 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孔子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全部集中于人世生活,其一不言鬼神“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其二不涉死亡“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其三免于纯精神性的冥想。而苏格拉底则创造至高的“新神”借以认识自我。“肉体是灵魂的坟墓,是求得知识智慧的障碍,人只有超出现世,只有死后才能彻底摆脱肉体躯壳的限制,获取善的真知。”基于对生命价值完全不同的观点,孔子恪守中庸之道而苏格拉底忠于理性认知。
以上四点关于孔子和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分异的总结,不仅直观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自主意识的轻视,同时也揭示了造成这种轻视的根源。站在当代立场上分析,我们承认自主性人格的缺乏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我们也肯定传统文化对个人修身和社会关系的注重极大地丰富了道德美学。
结语:
本文通过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理解归纳、对儒家理想型人格的认识评价以及对中西方哲学伦理方向分异的比较分析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社会人格自主性的缺失。但这并非否定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思想渊源的分异也意味着全方位的整合趋势,“克己复礼”对人格的养成提出了具体而切实的道德要求; “知识即善”鼓励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和实践。一者修己安人,一者开拓创新,个人自觉的克制力与个人积极的原创力无分轩轾,相辅相成。
注释
①②林语堂《孔子的智慧》(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年7月版)
③陶秀《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它们的历史命运和当代相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4月版)
参考文献
[1]刘彦生《论中西哲学论理方向的分异》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古罗马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3]蒋沛昌《论语今读》
[4]何新《论语新解――思与行》
篇9
关键词:儒学研究 价值 社会转型
一、儒学源流发展
对于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伴随着不同的注解。然而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必定包含着当时的社会环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高于现实生活的文化,要融入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认同才让文化得以发展。中国原始社会在考古资料中了解的映象,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国儒学”自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以来,已经有25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密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遗风易俗易。”在学术界更多人偏向,将儒家思想划入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的范围。
儒家思想注重宣传,用仁义道德教诲广大群众,使之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帮助、互相体恤。其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当时的中国被大家普遍传送的《三字经》里面,人们耳熟能详的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可以解释成,每个个体的本性是向善的,是好的。并且,个体的善良性情具有普世价值和广泛存在性。但是,因为随后的社会氛围的变更以及个人情况的变化造成不同个体行径的异同,也就带来了违反人性原本善良的原则。
纵观整个在儒家思想观,其中仁德思想是全部体系里最重要的环节。注重这个准则和理念是所有哦统治者以及致力于成大事者必须拥有的强有力武器。在农业文明的中国,儒学思想很好的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不管是何种机构、部门,不管是任何个体,只要超越了这个准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是不能成功的。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个准则一方面被引用到治国方略中,另一方面对所有的统治者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同样,“礼”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换个角度思考,每个个体的本性都是向善的,统治者无比要使百姓控制本人的行为,最大程度的让统治走向和谐、融洽的氛围中。因此,儒家研究如果想让人们知足,对自己自律,严格控制本人的行为,严格依据社会规范来办事,必须要提供和谐、融洽的生活氛围。以往的农业社会时代,因为儒家思想中高度注重礼数,有助于当时的国家一举成为公认的礼仪之邦。
二、当代身份认同的危机
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这样的简单疑问句构成了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身份认同。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身份认同的危机普遍发生在“后殖民地人”随社会的发展的一种身份混淆。在一段时期的殖民统治期内,殖民统治者隔断了被殖民者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殖民者所有的先进文明生活方式。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殖民生活和未殖民的过去,被殖民者面临着该如何选择的问题。
我作为“我”的存在,我首先得认同我的文化。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字,有相似的生活习惯,与其他的文明一比较,当然觉得熟悉的亲切一点,共有的身份认同。而身份的认同是比较出来的,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认同,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到自信,而不是在模仿谁谁谁。
三、儒学继承和创新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与当时的农业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亦可以说当时的社会文化与生产关系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儒家思想里面有一系列非常经典的观念、词汇、语句都蕴含着非常精辟的义理,并且被融入到那时的历史社会环境下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过去的中国社会受益于儒学,今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可以向从中汲取智慧。
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也是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反应物,是由人创造的。像儒家思想这种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思想宝库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不要说今天,以后一代代的学子都会继续到儒学宝库中去寻求知识和智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是冷门,明天可能会变成大热门。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绝对会发生的。当然,儒家文化避免不了传承了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向工业社会前进时,凸显出来的不协调的地方。是很普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当下不管哪种论调都是在一定研究积累基础上诞生的。。年代在向前进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研究自然而然的就要向前发展和演变。不加调试的继承,就是将文化束之高阁,终将被历史摒弃。没有摒弃与创新的文化,就不会发展,也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儒家思想完全适用”现代社会是不对的,说“儒家思想过时了”也是不正确的。
篇10
关键词:东汉佛经;借用;儒家词语
在佛经翻译中,译师们有些翻译采用了音译,但更多的是采用意译。正如粱晓虹指出:“完全靠创造新词来对译佛家的新概念,是不可能的。译经大师们译经时,总是尽可能地利用汉语原有的词语,于是,大批的汉语词不同程度地被蒙上一层宗教色彩。这样一些词,我们把它看作是‘旧瓶装新酒’而创造的佛家语。”①加之东汉译经者大都为非汉籍僧人,不懂汉文,缺乏翻译的经验和没有可借鉴的文献,只好借用一些中土原有的词来表新概念。
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学的广泛性为译师们选择儒家词语来“灌注”佛教意义提供了基础。本文以东汉译经②为语料,考察译经中与“仁、礼、智、信、孝”等儒家观念的相关的四组词语。
一、与“仁”相关的词语
[仁][仁者][仁爱][仁义]
“仁”是中土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儒家极为推崇,孔子以之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论语》中“仁”字出现了百次以上。而在佛经(指东汉佛经,下同)中“仁”“仁者”则指对佛、罗汉的尊称。如:“佛言:‘善哉善哉,如仁之所说,无愿不可议,不可知,不可思想,不可住……’”(《文殊师利文菩署》,14/438③)“阿难答言:‘仁者须菩提,我已上向视,上皆是虚空。’”(《阿佛国经》,11/760)
“仁爱”“仁义”原义指宽仁慈爱、正义。在佛经中,二者是修行方法,以此来得道成佛。如:“吾以大慈,仁爱一切;迦叶体性,亦慈如此。”(《中本起经》,4/196)“人行仁义,现世称传,后得生天,劝善代喜,福身。”(《中本起经》,4/162)
这些词在佛经中的意义与中土原义有明显差异性。如,中土的“仁者”以道德来衡量,佛经中的“仁者”以修行佛法的境界来衡量,这种翻译显得生硬,差异明显。
二、与“礼”相关的词语
[礼][礼节][礼仪][作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作品中关于“礼”的论述众多。《汉语大辞典》“礼”条义项一为:敬神,谓事神致福。佛经中就以此“灌注”佛义,指对佛、菩萨等表达敬意的行为。如:“便婆罗门持头礼佛:已觉知,从今已后,自归佛自归法自归比丘僧。”(《七处三观经》,02/878)
“礼节”“礼仪”“作礼”也见于佛经,指佛徒日常遵守的修行规范或仪式。如:“七者常行五善心,一为念施心,二为恭敬心,三为礼节心,四为下于一切心,五为制伏众态心。”(《成具光明定意经》15/457)“矜导示礼仪,如是为法王,多悯善恕正,仁爱好利人,既利以平均,是众附亲。”(《中本起经》,4/152)“若干百千诸天,作是念:‘当为十方人发意为菩道者作礼。’”(《道行般若经》,8/467)
相对于儒家社会规范的“礼”,佛经中的“礼”是修行方法,更具阶层性,多是对尊贵者,不见佛“礼”众生或众生之间用“礼”的用例,意义更接近于敬神。
三、与“智”相关的词语
[智][慧][智慧][智者][大智]
与道家的“绝圣弃智”不同,儒家十分重视智慧的发展,“智慧”指聪明才智。佛经中“智慧”为梵语“般若”的意译。如:“生死已断,无复有结,悉坏牢狱,已得自在意,已善解智慧,为度诸天龙王。”(《阿佛国经》,11/751)
东汉译经中还有“智者”“大智”,如“譬如有智者不舍月为星宿作礼也,高人如是,不舍菩为罗汉作礼也。”(《遗日摩尼宝经》,12/191)“吾忍如地,必得平等正觉,当以一切大智断汝生死。”(《中本起经》,4/148)
在佛教的观念中,有大智和小智之分,认为世间的智属小智,只有参透了佛法才是大智。若佛经中的这些词以中土的“智”来理解的,是不准确的。日常我们所认为的“智”只是佛教中的“小智”而已。
四、与“孝”相关的词语
[孝][孝顺][忠孝][慈孝]
“忠孝”为儒学基本观念,“孝”对父母而言,“忠”对君臣而言。而佛经中的意义却不同与此,有小孝和大孝之分。供给父母衣食等世间之孝为小孝,如:“从后说绝:自知有布施,不欺制意自守,亦孝父母有守行,是事一切为黠者行,如是可见成就,便世间得愿。”(《七处三观经》,2/883);孝佛、孝佛法为大孝,如:“佛语阿难:汝敬我所语敬我法……汝有孝于佛,一切恭敬于佛所,汝持是慈孝恭敬于般若波罗蜜中。”(《道行般若经》,8/477)
佛经中的“忠孝”“孝顺”“慈孝”是一种修行方法,以此得道成佛。如:“佛告瓶沙:宿福为王,今复增益,使王国界人民,忠孝富乐,无忧福护,有德吉,无不利。”(《中本起经》,4/152)“情存三尊,奉戒摄心,信以笃道,守礼以谦,孝顺至诚,此人处世自爱者也。”(《中本起经》,4/160)“汝慈孝于佛,恭敬思念于佛,不如恭敬于般若波罗蜜,慎莫亡失一句。”(《道行般若经》,8/468)
译经中强调精神救渡与成佛得道乃孝道之根本,与儒家亲属长辈之孝道不同。在欧洲和印度文化中原没有与孝道观念相对应的词语,所以译经中的“孝”与儒家的“孝”绝不对等。
五、结语
以上所举的词语都见于东汉以前的中土文献,这些词在词形不变的情况下运用于佛经,我们可以看出,在佛经翻译初期的译经中,确实存在一些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词语。而且一些词的使用频率较高,如“仁”“智”“礼”“孝”等词,既可以单独成词运用,本身还可以充当构词语素,生命力较旺盛。
同时也应看到,这些词虽然在词形上相同,但佛义与原义都有明显的差异,少有原义不变运用于佛经中,意义上少有引申关系。其中,一些词语具有较长生命力,如“礼节”“仁爱”,后世译经中仍有用例;一些词语,如“仁者”“智慧”,随着翻译水平的成熟而被替换。在译经初期的东汉,这种借用仅是相近名相的借用,体现不出儒家思想对佛教思想有明显影响。(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注释:
① 引自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的第65页。
② 文中东汉译经的确立标准以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语言学论丛(第14辑),1987)为依据,共29部。
③ 篇名后标注为其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册数、页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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