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主要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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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146-02

前言：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个人要经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然后自我反思，最终去实践。在当今社会，大多数人对个人的品德水平越来越重视，道德品质成为衡量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因此，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由此一来不仅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引发学生的思考，发挥儒家思想的教育作用。

一、传统儒家思想的含义

传统的儒家思想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推行仁政、有教无类、士大夫品格。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王之间征伐混战，百姓无法安居，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受过完整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开始有了新的感悟和觉醒，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敏感往往可以推动着历史进程。士大夫阶层开始意识到诸侯纷争的残暴，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反对诸侯王继续彼此杀伐，因而提出“仁政”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仁政”思想主要是劝解君主要推行一系列爱民政策，减少杀戮和征伐，从国家内部开始治理，不搞扩张。另一种思想是“有教无类”[1]。是指教育要面向所有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提出教育不能分出三六九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教育，明白事理。最重要的一种思想是“士大夫品格”。中国古代有一种能够说法，即是“君子[2]”。何为君子？就是具有儒家性格的士大夫形象。这种形象是具有传统社会符合周礼下的，具有高尚人格和优秀品质的士人。

二、儒家思想的意义

如何理解儒家思想的影响首先是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精华进行学习，这样的学习并不是单纯在书本上领悟，重要的是要将这种感悟带到生活和学习中。领悟儒家传统思想，对于每个高中生来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在高中时期，每个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针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要偏重于对学生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教育。所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是每个学生成长过程中必要的一个步骤。具体的做法就是需要教师和家长、社会多对儒家思想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并能够积极引导孩子自主的学习儒家思想，培养自己“君子”一般的品格。老师要做到早联系教材的同时，注重课堂教学中儒家思想灌输 其次，教材是在专家严格筛选下选取的有关儒家思想的篇章，对于儒家思想已经基本过滤完成，教师在教学中顾及较少。同时，联系教材的课堂教学亦可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升其理解能力与道德情操。教师积极搭建一个课堂平台，这样可以给予学生更多实践和理解儒家思想的机会。教师的课堂灌输可以直接告诉学生儒家思想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但对于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儒家思想来说还不够。要让学生真正能够贯彻儒家思想，那么搭建相关平台，让学生用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儒家经典[3]。要让学生真正能够贯彻儒家思想，那么搭建相关平台，让学生用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儒家经典。此时，教师的作用就是肯定或者纠偏。

另一方面，学习儒家传统思想是每个人追求完美人格的需要。如果说高中生的人格发展还有达到成熟的阶段，那么语文课堂上无数的人文启迪和文学作品的无形感染都可以使孩子能够正确接受优秀价值观的引导，避免误入歧途。那么儒家思想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可以贯彻整个一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深远程度却是持久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无时无刻不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表现在每个人对外界事物的选择判断之中。最后，开展实践教学，注重儒家思想的现实传承。在当代社会，许多道德问题纷纷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对于语文学科，尤其是高中语文学科，应该有反思和顿悟，从根源抓起，把不道德的根源找到。这就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教学活动时，不仅要注重对学生书本知识的教授，更要注重学生思想境界的影响。为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做出正确的引导。

三、结语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老师传授知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知识只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才是指导实践的唯一主体。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贯彻和传承儒家思想不失为一件好事。具体来说，可以搞一些主题调研，帮扶活动，社区公益，等等，这些实践活动，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得到锻炼；另一方面，也让儒家传统思想得到现实传承。

参考文献：

[1]陈娟.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对学生道德情操培养的意义[J]. 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13，0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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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明式家具的形制风格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旨在由表及里地掌握明式家具哲学思想内涵的精髓，为现代中国家具设计和发展提供参考。

明式家具的形制及结构深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东林学派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无论是在审美观念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简朴、空灵、内敛、优雅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设计理念。

一、儒家思想中“中庸 ”、“礼”的体现

博广的儒家思想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内涵在 明式家具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庸之道在形式上重视“中正”、“中行 ”，在内涵上主张凡事都不要过度 ，要含蓄，以免适得其反。孔子说：“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 ”，“礼”主张社会上的人要区分名分，如君和臣、父和子、夫和妇等，然后又指 出了各种身份之间应该遵循的礼仪、处事规范等。

明式家具的设计中处处体现着这种内敛、中庸、礼法有度的观念。如明式圈椅对称式的整体构架、外扩内敛式的椅圈及扶手、鼓腿彭牙式及内翻马蹄式 的腿足等等不仅传达出中庸、含蓄的思想内涵，也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礼有法度”对人性的束缚。

礼法中讲究礼貌的坐姿 ，要保持上身挺直、双脚放在椅子的前面或放在脚凳上，或盘足而坐。在明式家具许多椅子的设计中，靠背与坐面垂直或接近90。有些椅子的坐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尤其是主要陈列在厅堂 的椅子的造型浑厚冼练 ，稳重大方，端庄中正。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礼”制，除了满足“坐”的基本功能，更作为一种礼教尺度，规范人们“行得稳，坐得正”显示了封建社会的理性伦常和家长气度 。

二、 “有用之学 ”东林学派思想的体现

明中期以后东林学派在思想文化领域倡导“有用之学”饷实学，提倡改革，鼓励创新。文人的参与为家具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他们刻意追求的是“高逸”、“雅致”的生活意境，要求制作工艺要一丝不苟，装饰要简洁脱俗。明式家具中大量采用带有吉祥寓意的纹样，如缠枝纹寓意吉祥幸福、忍冬纹寓意延年益寿、莲花纹寓意圣洁等等，题材寓意大多比较雅逸，颇有”明月清泉 ”、”阳春白雪”之类的文儒高士之意趣 。“有用之学”的思想变迁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造就了明式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结构及重俭轻繁的艺术特征。榫卯结构不用钉和胶，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特性，结构牢固，百年不松动；同时便于拆卸和组装，利于修复时更换部件而不伤整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完美结合。

三、 “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道学思想体现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明式家具的形制和艺术特征同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 尚“无为”，重 “天然 ”，追求 “天人合一”和 “普遍和谐”的宇宙观，从明式家具的一些设计上也反映了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

1．追求天然材质 “反璞归真 ”

老子说 ： “道之 尊，德之 贵，夫莫之命而常 自然 ”，认为美在本真。选择使用天然材质，追求天然材质本身的美感，强调与大 自然的和谐共处 ，体现 了老子 “天人合一”的思想 。明式家具的用材大都是木质坚硬致密，色泽沉穆幽雅 ，纹理优美生动的珍贵木材。如黄花梨木性适中，便于雕刻不易变形是制作硬木家具的首选材料且材质温润如玉，受到文人雅士青睐；紫檀木质地坚硬细腻，适于精雕细刻，多得达官贵人喜爱。不同材质的运用体现出不同文化内涵，这也是明式家具的特殊文化现象。在加工工艺上，大多采用通体光洁处理，突出木材纹理的自然美。在许多传世 的明式家 具上 ，都把纹 理最美 的木材用在显眼部位 。此外 ，也有利用不 同木材 的质地和色泽拼合搭配，达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更最重要的是在制作时多打蜡少髹漆 ，从而充分展示了木材木身的质感和纹理，这也正是道家 ”返璞归真”思想 的完美体现 。

2．崇尚阴柔之美的线型

《老子·七十六章》中写道 ： “坚强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 道家崇 尚阴柔之美，认为 “柔”是生命之初的外象，富有无限的潜力 。这种柔美的哲学在明式家具上也得到了体现，明式家具的许多构件 ，本身就是线条，这些线型与家具一脉贯通，自然流畅，协调统一 ，优美动人。在扶手椅、圈椅、桌、案、几等家具造型中，有不少使用圆材，使其弯转有度 ，精巧流畅，以表现曲线美 。如明椅靠背最上的横木——搭脑，其线形的起伏变化丰富，或翘 或垂，或仰或倾，或出或收，或曲或直，或刚或柔，都各具神韵。通过各种直、曲线的不同组合，线与面交接所产生的凹凸效果，体现了以柔克刚、予动于静的哲学要义，极具回转灵动的生命气韵。

总之 ，明式家具的设计理念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家具风格独特之处实际上也表现了社会、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认知。而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加 以分析探讨家具风格 的成因，可以找寻出明式家具形式之外的精神思想 ，从而掌握其设计思想的精髓，希望这能给 中国现代家具的创新设计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李小汾.明代文人与明式家具．观察与思考，2003．4

[2]龚云云．明式家具中的 “礼”．科教文汇，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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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电影对儒家文化促进作用

电影作为一项外来事物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在其发展的100多年期间必然会受到中国本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也让本来带有深厚西方韵味的电影在中华大地上被本土化。其中对于中国电影影响最深的应当属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且在许多的中国电影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也正是体现出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点，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点评。简单而言，中国电影需要得到发展则需要让其与儒家文化相融合。[1]这点也可以从近年来中国电影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电影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中国电影渗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思想，让其能够在中国得以生存与发展。更早时候当人们提及中国电影时，观众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功夫，而且中国电影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也正是依赖于中国功夫对国外观众的吸引力。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让许多影视工作人员在制作电影时，花费了更多时间来营造中国功夫的神奇，但并没有针对中国功夫所具有的内涵以及所包涵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深入地挖掘。随着世界电影以及与国际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许多的电影人制作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电影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尝试着在中国电影中融入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并且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的赞誉，也收到了非常大的成效。这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从一开始的小丑的角色转变成为了一名稳定、多智的智者。这一切所获得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中国电影人不断地努力，把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借助电影的表达形式进行现当代的转化，让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够在中国电影中得到更加深入地挖掘与渗透。

二、 电影写实主义对儒家忧患意识的转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具有忧患意识，这点可以从《论语》中讲述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中看出。儒家思想家孔子把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注作为忧患的所有内容，而另一名儒家思想家孟子通过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阐述他的忧患思想。[2]这种忧患意识对于中国后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电影传入中国的时期刚好是中国封建历史结束之时，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让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最为衰弱的年代。在这个衰弱的年代，中国电影所有的主题都是以自强与振兴为主，这也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儒家经典的忧患意识转化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担当，中国电影承担起了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重任。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慢慢脱离西方写实主义特色，开始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电影当中，借助电影的传播性让忧患思想的士大夫情怀向全中国进行传递，并且迅速地在观众群体中产生了共鸣。在这个阶段所制作的中国电影，以当时社会背景为主题进行写实，并讲述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想要通过电影把儒家忧患思想传递到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号召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起走向救国的道路。然后与西方电影的写实主义进行对比，其写实主义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虚荣心以及腐朽思想的批判层面之上。社会环境的区别让两种本来是相同的电影产业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当时的《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影片的导演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坐取向融入到影片当中，而且在这部影片中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升华。这部影片讲述了主角筹集资金兴办学校，让更多的贫困孩子能够接受到最新的教育，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当时动荡的局面。从另一个层面也向人们提出了想要振兴中国，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在影片中提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共鸣。

三、 电影发展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融合

此外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文以载道思想，这个道是为人之道以及处事之道。这种经典的儒家思想包涵了对美善美的赞同，同时体现出了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的教化作用。从许多儒家思想家的文字作品中可以发现，其论著中饱含着警世恒言和治世明理，这些具有教化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电影以一种新兴事物传入中国后，其传播以及宣传作用立刻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同时电影这样一种新兴事物也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电影刚传入中国时，许多电影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制作出更多具有教化作用的影片来号如中华儿女自强救国。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的电影人则希望能够通过电影来宣传中华民族的公德心。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以及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道德意识渐显弱化。在这样一个道德强化的时代，中国电影需要将经典的儒家思想进行融合，把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教化作用进行放大，并且发挥出其作用来感化当代民众，协助其能够树立起具有现代特征的道德意识，这项工作成为了当前电影人首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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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爱人如己；儒家；基督教

儒家与基督教思想是东西方文化的瑰宝。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仁爱”，并由“仁者爱人”推及到“由己及人”和“爱人如己”；基督教思想的精华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儒家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思想是否相同？本文从多角度探讨二者之间的异同，旨在为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儒家“仁爱”思想的内涵与演进

“爱人如己”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体现，儒家思想通过对“仁爱”的演进从而实现社会的政治理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仁爱”，对于“仁爱”儒家经典有如下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爱人”是“仁爱”的基本内涵，即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这一结论已成为对“仁爱”的经典解释。

“仁爱”后来演进为“爱人如己”而成为一种“泛爱”。“泛爱众，而亲人”。（《论语・学而第一》）“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第十二》）这些不仅提出要爱自己的亲人，也推演出“由己及人”与“爱人如己”。因此“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篇》）仁由亲及仁，“爱人如己”已超越了亲情与血脉，成为理想化的博爱。

在己与人的关系上，“爱人如己”对自身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六》）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十二》）强调只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以身为度，和谐相处，就可以达到“仁爱”的新境界。

“仁爱”所演进的范围已经不仅局限于“亲亲”的原则，而超越了家族、国的界限，进一步推向天下和万民，使“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至此，“仁者爱人”已突破了宗子之爱，血缘之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的道德规范。

二、基督教“爱人如己”的渊源和表现

基督教被称为“爱的宗教”，耶稣思想的核心也是“爱”，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爱上帝”与“爱人如己”。

耶稣“爱”的诫命有两条，第一条戒律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戒律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之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耶稣要求信徒像他爱世人一样彼此相爱，从而形成了早期基督教“爱”的思想。

这种“爱”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同上帝相联系的爱。基督教信徒认为上帝注视着世间的每一个人。“他是你们的创造主，是你们的父亲。”（《旧约・申命记》）“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是慈爱。”（《旧约・新篇》）上帝是爱着每一个人，因此，每一个人也要向上帝表达自己的爱，这种爱是对上帝的绝对信仰。

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即博爱。上帝发出了“爱人如己”的诫命，要求人们要向上帝爱自己一样去爱每一个人。这里的人包括亲朋、邻居，也包括陌生人、异族人与敌人，即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耶稣用对人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做一个全面的人。上帝要求“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对待异族人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这种爱在伦理上超越了亲情、民族与国界。对人格规范更高，对内心要求更严，是一种难以迄及的境界。

三、二者相异之源

基督教与儒教“爱人如己”思想是相异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文化渊源与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同。

基督教根据原罪的教义和人性卑微的观点，认为人生而有罪。人单靠自己的努力是达不到“天国”理想的。人若单靠自己，只能从罪恶到罪恶，从卑微到卑微，根本无法到达天堂。而耶稣的“爱”是一种“救赎”，他普照众世，普爱所有人，因此，人必须求助于神，必须由神以一种“恩赐”，从“上面”实行拯救，在“前面”进行引导，实施博爱。全体信徒要像上帝爱世人一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而是人的灵魂最终靠近或进入天国。

儒家的“爱人观”是基于“人性善”的文化渊源。既然人性为善，人就有可能实现普遍的“仁爱”。“仁爱”是君子所倡导和追求的德行，儒家的爱，是人自身对于“仁”的追求。人性的善决定了普遍施行“仁爱”的可能，“爱人如己”也在这一过程中转化为现实。儒家对神的冷淡疏远就是肯定人有足够的能力，通过自身努力，就能实现理想。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具有超越性，基督教要求信徒从“爱上帝”到“爱人如己”，众生要向天父一样普洒阳光，普爱所有人，要做一个全面的人。

儒家学说是一种理性的处事规范，儒家思想把外在参照物变成了衡量自我的标准，成为君子而变为一代代国人的不懈追求。

四、两者的相同之处

基督教与儒家“爱人如己”思想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为强烈的自律精神与社会功用价值的实现。“爱人如己”就是把对别人履行的义务和责任看成对待自己。基督教指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体现了自我对他人付出的期待，从别人对自我的确认来实现自我与他人权力和义务的共融。“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体现了自我与他人所做出的共同标准，并以此而作为自我义务。

儒家以“爱人”释“仁”，它把形式上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之礼转换为将心比心的沟通与体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人”与“己”看作一体的感情，实现人与人的尊重以及对自我约束和自律。

“爱人如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相互的，彼此都应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和责任，从而实现和谐，因此二者在思想上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自律精神。

“爱人如己”是人人所向往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在基督教那里就是“公平要住在旷野，公义要住在肥田，公义的效果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的平安居所。”（《弥赛亚书》）的弥赛亚时代；在儒家思想就是礼记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基督教所追求的从公义无罪的天国图景和儒家学说认为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所能达到的大同社会，这种理想是人们向往，社会力图构建的景象。从最深层意义上说，两者都具有终极的社会功用价值。

儒家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思想有着深刻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内涵。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源头上影响东西文化，形成东西方大致相同的文学母题与流彩纷呈的多彩文化。

【参考文献】

[1]（美）白诗朗.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2]杨树增.论语导读[M].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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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周桂钿.中国儒学讲稿[M].中华书局，2008.

[6]张西平，卓新平.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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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家思想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The Promoting of Confucianism to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ZHOU Yu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AbstractConfucianism is profound,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China, and ha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o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t contains positive elements, can be taken as a valuable resour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lay a role pf promoting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content of which there will be serious constraints of feudal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nly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orrect guidance, do keep the essence, remove the dross, to make Confucianism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Confucianism;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1 儒家思想的主要精神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未曾止息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它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复兴的深层次精神支柱。同时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系统，其主要精神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孔子在继承殷周对天的敬畏的同时，把天的人格内涵变成具有必然性特质的命运，其中既包含宗教的色彩，又包含人的道德与天的规律性的合一。孟子则在此基础上更多的强调人界定天，而不再强调天的主宰性和宗教意义。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汉代，演变成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他将阴阳五行的学说引入了儒学，由此提出“人副天数”之说，鼓吹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张载则把“天人合一”看成是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协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儒家繁杂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理论，但是从其对民族文化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来看，其思想是在充分肯定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以及对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相互协调的关注。

第二，“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儒家不仅维护“礼治”，而且还提倡“德治”，非常重视“人治”。 儒家认为国家是否有序应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礼”是法的一种形式，它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如果违反了“礼”所设的规范，就必须受到“刑”的惩罚。 其“德治”主义则是主张通过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不是通过外在的纲条而是通过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向善，知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种积极的方式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而这一点也正是法律制裁所不能从根本上办到的。 儒家的“人治”主义，是把人当作具有复杂变化性和有主动选择性以及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对人的特殊性、可能的道德发展及同情心的重视，“德治”强调道德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教化者本身的道德水平，所以这也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着巨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又发展为了“为政在人”等过于极端的“人治”主义。

第三，“忠恕”、“五伦”的处事原则。“忠恕之道”即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是孔子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总的指导原则，所谓“忠”指忠诚待人。所谓“恕”，指宽厚待人，这是仁者爱人的两个不同方面。孟子将全部人际关系分为五大类，提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成为调整社会人际关系的准则。儒家思想中严重的等级观念及男尊女卑的观点是典型的封建残留，是与当代社会完全不符的，应当被摒弃，然而其中的仁爱思想等一部分却又是可取的，这些正确道德行为取向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

第四，“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主张义和利的结合，他们强调“富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义然后取”的原则，反对 “不义而富且贵 ”的行为。 儒家义利观强调的是重义轻利，重公义，轻私利，当利和义发生矛盾时，把义放在首位，舍生取义。

第五，中庸原则。历代儒家都把中庸看作是道统正传，它在儒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强调中和、和谐， 反对过犹不及，反对固执一端而失之偏激或片面，“叩其两端”来把握事物，这种中庸的思想不仅成为了儒学的主要思想方法，同时也成为了儒学的道德原则。当人的心性修养能达到“中和”境界也就能与天地万物相和谐。而儒家和谐观的重要内容也正是以中为度，中即是和。

2 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儒家思想作为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人们人生观、价值取向、行为标准的形成，我们若能将其积极因素发扬，必然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发扬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使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推动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发展，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儒家很倡导忧国忧民的思想，并且重视将这种忧患思想转化成为爱国爱民的积极行为，政治上的人治与德政。儒家清楚地提出来治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是修身、齐家，对于每个人而言，道德是立身、事业、理想这三者之本。儒家同时还非常注重执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带头领导作用，要求执政者先正己后正人，要忠于职守和洁身为民。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需要各级领导的带头作用，在法治的同时做到以德服人。

（2）积极倡导仁爱思想，追求克己为人，有利于建立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思想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父母的态度来推断他对国家、社会、他人的态度，家庭伦理可以作为教化社会的工具用来推己及人，提倡在全社会形成仁爱之风。儒家主张平等待人，提倡宽容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强调自责与自律，与人为善，不与人为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这些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人际关系面临着更加多样复杂的考验，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这些进入社会的八零九零后大多数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们身上缺少的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宽容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不够成熟，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儒家的仁爱、平等、宽容的精神正好可以给他们正确的指导，处理好各种人际问题，建立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其道德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倡导重义轻利，反对利己主义，建立正确的人生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复杂多样，利己主义乘风而上，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重公义，轻私利，当利、义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把义放在首位，舍生取义的精神早就被人们遗忘，在物质水平飞速提高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儒家重义、重公利思想融进市场经济的个人意识中，可以抑制利己主义，更有利于引导人们在不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去追求个人利益，使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建立正确向上的人生观，从长远方向取得生产经营的成功，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发展。

（4）提倡中庸精神，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都有着贵和尚中的观念上，对实现和保持和谐局面的都有着共同的期盼，这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做事不采取极端方式，求大同而存小异，对于集体利益的着力维护，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普遍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各领域发展的趋势，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人口的环境的矛盾问题等等，必须要建立起合理的发展观是能继续健康的发展，儒家中庸精神的适度思想，以中和的方式做事，以维护各方面的和谐发展的观念正好可以为当今构建社会起到一定的思想指导作用，使人们在发展中循序渐进而非采用极端方式，构建和谐持续的发展观，使人们在积极进步的同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

（5） 加强诚信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儒家思想中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即崇尚信义，重视诚信。在当今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早已不仅仅是个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更是体现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是否能融洽、协调的重要标准，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重要体现，更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然而，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诚信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成为了社会健康发展的阻力，诚信问题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力弘扬儒家诚信思想，全方位各方面地开展以诚信为中心的道德建设。首先要加强各级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各级公务员的诚信建设，对全民起到带头作用，同时要加强学生诚信教育，从小培养正确的道德观，然后，对广大人民要做好诚信宣传工作，把几千年来中国儒家中的诚信教育推广开来，让人们在回归传统文化的时候理解到诚信的重要性，大力推动诚信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的主流意识，几千年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一直都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但是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多种原因，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对儒家存在着偏见，不少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取的封建思想，但是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仍然有着很大一部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儒家思想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那一部分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保留发扬，创造出由中国特色、民族精神的精神文明，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思想与理论，得到更好的推动。

参考文献

[1]李明辉主编.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7.

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艺术设计；影响

中图分类号：J505；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86-03

一、当代儒家思想的变化和意义

“儒道同源”是我们对儒家思想比较广泛的认识，然而，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比道家思想要深刻和广泛得多。在中国，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社会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而在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儒家思想在其社会思想体系中也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我国在追求变革的途中，也曾经打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但随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进而使儒家思想得以再度兴起。而目前，受到西方文化等的冲击，我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适应当代社会的境况，而经过一定阶段的探索和发展，现在的儒家思想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取得了广泛的认可。

（一）儒家思想的要义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一种思想的主流要义是应该保持其独立性的。而儒家思想的要义中，贯彻始终的是“仁”，其次是“义”、“礼”、“智”、“信”。这“五常”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之中。而儒家思想的道德制高点则在于“中庸”。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和解释方式呈现出多样化、阶梯性的发展，但是其核心内容仍然在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当代儒家思想的意义

1.当代儒家思想仍是人们道德体系的基石。尽管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程度的冲击，当代的儒家思想仍然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占据基础而又重要的地位，进而形成人们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而“仁”、“义”始终处于大众道德体系的顶端，经过其自身的理解和演变，形成独特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对其精神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2.当代儒家思想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所设立的行为标准并非遥不可及，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其在保持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已经产生多重衍生意义，并且在保持其现实性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因此，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也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或者遵循。例如，“诚实守信”的到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

3.当代儒家思想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儒家思想一直保持着“兼容并包”的特征，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其更加能够“独善其身”。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拒绝承认个文化主体之间的矛盾，而是使其能够并行，进而和谐相处。站在较高格局而言，这对解决民族文化的冲突，构建和谐中国以及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中原地区主要的传统艺术形态及其特征

从五帝时代开始，中原地区的文明就一直带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并且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笔笔浓墨重彩，期间发展起来的广泛艺术形式，至今仍旧受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人民的追捧和探索，并且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原地区主要的传统艺术种类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在我们的祖先努力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的同时，将自身朴素的审美观念与实际的生活需要相结合，并且就地取材，创造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产物，甚至有的艺术种类直到如今，仍旧让人叹为观止。

1.中原地区的工艺美术资源。审美情趣的发展使依靠人民的实际生活体验为基础，并且使之与相应的技术结合，进一步产生精美的成果，继而陶冶人们的情操。中原地区资源丰富，文化发展繁荣，自然风光秀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制造了许多的工艺美术产品。例如在瓷器方面，有洛阳的唐三彩、宇宙的钧瓷；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朱仙镇的版画，将传统的工艺设计与中国的丰富文化结合在一起，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和欣赏价值，更具有较高的文化研究价值。此外，南阳的玉雕也是一门精美的艺术，并繁荣发展至今，据多方考证，开国玉玺“和氏璧”即出于南阳。中原地区也是青铜器的故乡，青铜器的历史比唐三彩更悠久，价值也更高，因而也越来越受到瞩目。作为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其精品也出于中原，加之其上所雕刻的精美图案，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除此之外，仍旧值得一提的还有淮阳的泥泥狗以及中原某些地区发展成熟的剪纸艺术、以及洛阳宫灯即彩灯艺术等。

2.中原地区的其它艺术形态。除了传统的手工艺品等艺术资源之外，中原地区还有较多的其它艺术形态。例如从夏朝开始即形成一门艺术的舞蹈形态，从仅具祭祀性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娱乐欣赏功能的舞蹈，不仅受到了宫廷的重视和支持，也引发了出儒家之外的道家、法家等各个学派对乐舞的关注和评价，促进了中原乃至全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如今已经自成体系。另外，中原的音乐发展也时刻与文化和政治历史等深刻结合在一起，具有是跟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中原地区在服装的装饰方面，也发展了良好的艺术审美形态，例如中国传统刺绣工艺中的洛绣和汴绣等技术，其款式和图案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另外，服装的饰品诸如“荷包”等，不仅体现了古代女红的高超水平，更变大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以及人们之间美好的祝福。

（二）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主要特征

1.传递情感、折射民俗。无论是荷包还是剪纸，都传递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至今看来，仍旧充满了弄弄的“人情味”。同时，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也承载着传播民俗的重要使命。其中的内同与神话传说、时令节气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其表达出来的形式则涵盖了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人物山水等方方面面。无论是传递人与人之间美好而纯粹的情感，还是表达对自然和信仰的敬畏和折服之情，这些传统的工艺品无不向我们展示着曾在这篇土地上生活的祖先以及他们的勤劳品性、智慧以及朴素的审美。

2.结合了各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中原民间艺术的形式种类繁杂，内容丰富多样，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主流文化都在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得以深刻的体现。仅仅以一个小荷包而言，就能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重要缩影。例如，荷包的形制千姿百态，颜色千差万别，皆因使用者的性别、等级不同而严格分类，这是传统儒家文化“礼”制中的尊卑、等级等的直观体现。再者，以中原地区的传统民间服饰而言，其中的装饰图案和款式设计都极力依照对称和均衡的形式美法则进行相应的设计，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而具有美好寓意的各种装饰图案，则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以善唯美的纯粹思想。

三、儒家思想对中原地区艺术设计发展的新影响

即使是在传统的中原艺术表达形式中，其所在时代对其艺术表达的方式、效果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其文化特征、情感、民俗等都直接作用于艺术表达的过程和结果之中，继而展现出独特而又别致的审美情趣，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范本和线索。而在当代，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儒家思想再次成为影响着大多数人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对于中原地区而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儒家思想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地区。新时代赋予传统儒家思想的新意义势必会对中原地区当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产生新的影响。

（一）对艺术设计理念的影响

设计理念是设计师对产品的概念等进行的构思，它直接体现在产品的设计成果中，并直接作用于产品的风格形成等。而设计理念的形成与设计师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文化都具有重要的联系。设计师灵感的来源需要丰富的文化熏陶作为沃土，而儒学思想中的美学观念运用到如今的社会当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中庸”对设计理念的影响。“中庸”亦称“中和”，是儒家道德体系中的重要标准，运用在艺术设计中，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要求产品的设计效果与其周围环境等具有较高的切合度，尽管设计需要一定程度的创新，但是其产品不至于太过标新立异，从而导致与其应用环境格格不入。同时，产品的设计理念应当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当中，每个细节的考量都应该收到足够的重视，不偏不倚，从而达到完美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外来的先进理念保持平和的态度。在面对外来的优秀技术时，既不盲目追求其新意而导致忘本，又不过分拘泥于中国传统设计理念的限制进而使产品设计理念落伍，而是取两者之精华，并经过自身的感受进行一定的融合，使二者之间形成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有利状态，进而呈现出极致、完美的效果。

2.儒家“仁”学思想对设计理念的影响。“仁”的思想，其本意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运用在艺术设计中，它主要体现于对设计理念的考量过程中人文思想方面的运用。一方面是“爱人”。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其设计目的在于增加人类生活的方便程度，或者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因此，在有关的艺术设计中，理应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各个因素所能影响到的人文情怀，与细枝末节中展现“爱人”的良好品德，使其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另一方面，是爱自然万物，以现代的理论而言，即为艺术设计中的环保理念，这是对自然界中生命的珍视和爱护，也是对其保持怜悯情怀。

（二）对艺术设计效果的影响

设计效果直接体现在产品的运用过程当中，这不仅包括对产品的实用效果的影响，也包括对产品的审美效果的影响，体现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其直接衡量标准就是大众的购买度和认可度。

1.“中庸”对设计效果的影响。大多数艺术设计面对的消费者人群是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层消费阶级，其对产品的接受度和认可度直接展示了设计效果。中原的消费者深受“中庸”思想的影响，并且，由于自身购买力的限制，大多数群众会选择价格适中、质量适中的产品，既不愿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购买价格高昂的产品，又不愿降低自身的需求选择质量较差的产品，这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间接体现。

2.儒家美学对设计效果的影响。儒家美学包含的方面极广，传统的儒家美学，以“仁”为本，将文化的智慧与艺术的审美充分结合，大气而不标新立异，并于微小细节之处体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而中原地区的群众深受这一影响，对产品的审美需求既不停留在较为陈旧的审美观念中，又不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方式，而是将智慧之美与产品的设计效果相结合，进而选择既适于自身又落落大方的产品。

（三）对现代设计师的影响

对中原地区的艺术设计师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植根的这篇土地，其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历史可以借鉴和引用，同时其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在这里兴盛和传播，每一件传统艺术品都充分体现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压力也是十分重大的，资源的利用似乎已近极致，这对他们的创新性要求更高。

1.儒学思想帮助设计师保持平和心境。面对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层出不穷的艺术设计产品及其飞快的更迭和淘汰速度，如何抵抗这样纷乱的干扰，而是关注于产品设计的本身，同时，保持自身特有的审美观念，对设计师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考验。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面对压力和诱惑，设计师保持自身的平和心境，专注于对设计的精确考量，不断积淀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修养，继而拿出优秀的艺术产品，才能取得最深层次的广泛认可，这也是儒学思想的积极作用真实的体现。

2.儒学思想帮助设计师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一个成熟的艺术设计师，必然有自己引以为傲，同时广受他人认可的设计风格，这也是将自己及自己的成果与他人进行区分的重要途径。而自身风格的形成，必然需要不断的积累和创新。在保持自身风格稳定性的同时，追求其细节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并吸收相应时代和地域的特点，加以借鉴，进而使自己的成果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更久远的流传。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变化，而中原地区的多种传统艺术形式深受其影响，二者的结合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封德平.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及其现代性转化[J].理论导刊，2014，（12）：37-41.

〔2〕王晓予.中原民间艺术的地域表征与社会意蕴[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172-173.

〔3〕周冰.中原地区艺术形态的传播与传承[J].美术大观，2013，（11）：66.

篇7

关键词：崔大华；儒学；儒家传统；现代命运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05—05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术界对儒学研究的深入，有不少宏大、系统的论著问世，均为人们理解儒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其66万字《儒学引论》的基础上，崔大华最近又发表了62万字的新著：《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以其独到的见解，丰富和深化了当今关于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研究。本文拟从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三个方面，对崔大华儒学研究的成果作一简要概括，并由此对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

崔大华认为，对儒学特质的判认，应该基于中国固有的先秦诸子思想和文明的人类文化发轫时期的异质文化思想这两个观念背景：“春秋末期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在殷周宗教观念被突破和西周宗法观念蜕变基础上形成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以‘仁’、‘礼’、‘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的观念体系。汉代以后，逐渐成为附着有权力因素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学的社会功能因此也有扩展，不仅有道德的功能，还表现了法律性和宗教性的功能。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强化了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质。在国家的‘教化’政策推动下……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儒学凝聚成一种具有独特品格的，即有自己的内涵和特征的文化类型，一种生活方式。”①至于对儒家传统的把握，基于现代阐释的现实基础和需要，崔大华则相对淡化儒学原先曾“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或维度，强调儒家传统就是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舞台上观察，以儒家传统为主体形态、为精神特征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笔者认为，崔大华上述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从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界说和区分

收稿日期：2013—08—08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哲学”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陈泽环，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比较全面。从学界当前的儒学研究来看，比较多的是基于一个维度展开，其中对观念体系层面的研究较多，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此外也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法律、宗教的研究，而从文化类型、生活方式方面的探讨则较少；比较起来，崔大华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既综合又有区分的三个维度研究确实是独特而有创见的。

由此，在初步区分了儒学和儒家传统概念的基础上，崔大华观察、研判儒学现代命运之视角是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就对儒学作为思想观念体系的分析而言，在概括其伦理特质形成和社会功能扩张的过程之后，他关注儒学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存在：其一，儒家思想的三个核心范畴——“仁”（个体心性道德修养）、“礼”（社会伦理纲常）、“命”（超越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某种客观必然性），显现其是一个由心性（人的道德自觉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国家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超越（总是葆有非信仰的理性性质的终极关怀）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在总体上有完整结构的思想体系。其二，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观念是一个德目或道德概念众多的复杂系统，可区分为归属于德性（仁义礼智信）、德行（孝忠信；仁智勇；温良恭俭让；廉耻）、道德行为的底线原则（絜矩）和最高标准（中庸）等不同层面，成为一个有内在结构的、有序的道德观念系统。正是这一伦理道德特质和理论结构使儒学不仅为社会提供了行为的道德判别原则（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和理想人格（仁爱精神、伦理自觉、命之自觉）之标准，为儒家社会的法律提供了“礼”之依据，而且还能为人们提供人生意义，即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伦理精神，彰显了其主要社会功能——相对于法律和宗教的道德功能。基于这一认定，崔大华还特别强调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和主要内涵：“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一种理性的、世俗的伦理道德精神。其主要内涵是：第一，彻底的道义论立场。道德的行为一定是出于德性、良知的‘应当’，而不是任何功利目的（当然，儒家并不否定、拒绝功利）……第二，伦理认同。个体对高于自己的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自觉地承载着不推卸、不逃避的伦理义务、道德责任……第三，‘知天命’的人生终极理性自觉……这种终极的理性自觉，使儒家生活形态貌似平凡浅薄，实际潜存着厚重高明。”②

崔大华接着考察其儒家传统的另一要素：儒家思想所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历史位置上观察，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它绝不是以一种纯粹的观念形态、思想体系的存在，而是以一种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存在”③，并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最重要的特质或最凸显的特色可概括为二：其一，儒家以细密的伦理关系之网（家庭、国家、天下）和道德规范之网（“五礼”的典章制度、“五伦”的人伦行为规范、日常生活行为规矩）构筑了具有封闭性特征的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形成了以理性的、世俗伦理道德为主要内涵的儒家生活方式，使全体民众能够实现自我认同，并成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存在和内化为人们生活本身的固然。其二，儒家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儒家思想笼罩不住的生活空间，从而又是开放的，包括其合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持续危机（道德精神被外在程式、教条吞噬，道德自律被权力扭曲）、内在冲突（孝与忠、礼与法）、差异或对立（异族即华夷、异教即儒释道之间）和缺弱环节，即除了在心性和超越层面之外，特别是其在社会伦理层面上缺乏超伦理或非伦理的个人独立存在空间、公共社会生活空间和公共道德行为规则。而对于这种内在紧张，“当儒家每每援引人性相同、人格平等的道德理念、‘和而不同’的生活智慧来消融这种紧张冲突时，一种宽容的儒家文化品格就历史地形成。这种品格的伟大贡献和卓越表现是：民族融合的实现，持久不衰的儒家与佛道、道教‘三教’兼容，多彩的、没有文化障碍的世俗生活。概言之，以伦理道德思想及规范为精神内核的世俗生活和宽容的文化品格，就是儒家思想所建构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④。显然，崔大华上述对儒家思想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地位和意义、最重要特质或最凸显的特色、最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等的概括，是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

之后，崔大华就可以对“儒家传统中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问题发挥自己的见解了：“儒家思想以伦理道德的思想理论为其主体内容，它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那个因素，就是儒家思想坚定地守卫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底线——要有伦理、有道德地生活……在作为组成儒家传统一个方面的、由儒家思想建构的儒家生活方式中，最为珍贵的是它含蕴着和表现出的理性精神和宽容品格”⑤，并强调这正是儒家传统中“活着的”方面，即仍然活跃在、发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和走出“现代性”困境道路上的东西。而儒家传统中首先死去、消逝的东西，在崔大华看来，则是由于时代变迁，儒家的礼仪、典章制度中那些内在伦理道德精神随着它产生时历史情境消失而流失，变成程式化、形式化空壳的部分，也就是存在的合理性已经丧失的部分。接着，汉代以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被权力观念侵蚀、扭曲的儒学思想内容部分，也随着君主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现代的民主革命中被终结而失去存在的基础，其别是发端于汉儒的“三纲”观念和法律化功能。至于“缺弱”，指以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理念来衡量，儒家传统的缺陷之处，如缺乏公共生活空间，公共生活领域的行为道德规范、行为规则不足，不能实现由“民本”向民主的跨越，难以完成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等等。当然，这种缺弱只能视为是传统儒学理论视域的历史阈限的表现，而不能认定为是它的理论本质所致。儒学的理论本质是对人类伦理生活、道德生活的理性创造和维护。在面对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儒学是可能克服这些缺弱并承担起其伟大使命的。

二、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

在概括了崔大华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之后，有必要对其作一分析。众所周知，关于儒学和儒家传统的评价问题，当前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已经“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主要强调儒学传统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点。与上述看法恰恰相反，“政治儒学”则坚持：“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这显然是一种要在当代全盘复兴儒学，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主张。另一种相对平和的观点则强调：儒学从历史上看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并认为虽不能说儒学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但儒学在诸多方面可为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较为丰厚的资源是无可否认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三种看法中，似乎都存在着对儒学“伦理道德思想特质”的认识或强调不足的情况。崔大华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从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对儒家传统的两个要素儒家思想和儒家生活方式的分析，对“儒家传统中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东西的确认，对儒家思想的久远生命力就是坚定地守卫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底线——要有伦理、有道德地生活的强调，等等，在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儒学的种种理解中，确实是一种十分独到的界说。

具体说来，20世纪儒学的新定位和新状况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之后，“儒学被从国家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并在新教育体制中被肢解……被以康有为、章炳麟、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定位、诠释为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和一种生活或文化。这三种定位都含蕴着对儒学的永久的肯定，不仅组成了此后儒学研究所展现的全部学术领域，也建构了此后儒学文化生命所可能拥有的全幅生存空间”⑥。同时，儒学认同了民主与科学，儒学形上学也实现了新的重建，并进行了儒学创新的方法论探索。第二，就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而言，崔大华认为其主要功能有三：提供带动、支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因素，而构成这个动力的基础——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和勤勉品质，都是从个人对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承担有义务责任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生活中发育出来的；提供秩序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义利之辨”的道德观念对作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重心的形成和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之危机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助益作用；提供适应能力，在价值层面上，儒家注重伦理关系和义务与现代工业社会注重个人权利之间有内在的犀通，在制度层面上，儒家社会的政治体制、管理系统具有明显理性的和法理的性质，这也正是现代化社会制度的内涵。第三，就儒学的现代转化和新的生长而言，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伦理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过程中，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是其在法治社会的伦理秩序中、公民社会的个人道德中的新的生长，也是新的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生活方式的创造，即在儒家传统道德表现的缺弱环节——超越伦理关系的、会发生认同障碍的公共社会生活领域里的生长，是走出传统的宗法伦理藩篱，在广阔的人性、人道天地里的生长。

鉴于崔大华在探讨儒学的现代命运时，把儒学所建构的儒家生活形态、生活方式作为重点，这里就有必要对其关于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贡献的观点作进一步概括。在他看来，第一，中国现代化需要巨大、不竭、普遍的动力：中华民族复兴。这是一种伦理性质的认同，表现为从情感上和理智上认同国家、民族是高于个人存在的命运共同体，个人要和她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愿为她奉献、牺牲个人的所有。同时，在儒家传统中，这种伦理认同也会十分自然地孕育出一种责任意识——由儒家伦理道德理念生长出来的一个人能自觉地将实现、维护国家、社会民众的利益，视为是自己应有义务，应尽责任的观念。此外，除了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外，还有以“孝”为核心的勤勉品质。这种勤勉品质根基于儒学对现世的、具有物欲内容的世俗生活的充分肯定，不仅在现世的、物欲的世俗追求中始终保持着道德的理性自觉，而且还会汇入到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和社会责任的意识中去。第二，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秩序。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体制转换而衍生的社会控制削弱和价值追求多元化带来社会秩序混乱的失范现象——普遍的、严重的背离法律、道德规范的行为，儒家道德理念具有矫治、消解失范行为危机的功能，也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三，如上所述，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发展的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甚为丰富的观念体系和复杂的传统制度，也可以解析出并且实际上也存在着与现代化的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兼容、契合之处。

至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化即生长，崔大华认为，随着15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已经从传统农业的伦理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的法治社会，儒家社会三个主要特质已渐蜕化、消失，包括等级性社会阶层结构解体、经济结构之变化、主干家庭之衰退等。正是这一现代化进程及其不确定性，成为儒家传统道德新生长的新情境，并首先表现为新的道德自觉和成长。法治社会里伦理秩序中的道德义务责任意识，公民社会里公民道德中的儒家德性观念，都可以视为是儒家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真实存在和新的生长，而且正是在儒家道德表现的缺弱处——超越伦理关系的、会发生认同障碍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的生长，而其结果则是新道德典范的涌现和新道德精神的彰显。总之，在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中国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里，当代中国道德所坚守着的，也正是儒家传统道德仍然生长着和发挥功能的、具有生命力的那些精神遗产，其基本道德理念、道德要素是：第一，道义论的道德判定原则。第二，在伦理认同和践行中构建的精神家园。第三，私德规范向着公德领域——公共社会生活空间生长。

三、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

在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之理论视角里，儒学现代命运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儒学如何发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如何有新的生长？如何回应现代性的问题？从而，在初步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之后，崔大华还有必要探讨“儒学与现时代：儒学的现代性回应”，即儒家思想对现代性问题（消极后果）的回应问题：“儒家传统对现代性所引起的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具有负面后果引发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也能做出融入性的、有所补益的回应。”⑦这些问题包括：对西方现代性人生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的救治和超越；对现时代的三个重要的、活跃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生态伦理和生态运动、全球伦理即普世伦理、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对崭露头角的“后人类”文化思潮，形成与现代人类良知保持一致的坚守伦理底线、道德优先、社会公平的理论立场。

首先，对于在现代化已经完成，且有基督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理性“祛魅”带来的衰退乃至丧失，以及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扩张，导致了较普遍存在的人生或生活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崔大华认为，这些都是现代化基本价值观念的负面呈现。在中国，虽然由于对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实践丧失充分理性自觉，或者当这种理性自觉被权力扭曲而变成被迫屈从时，儒家的精神危机也时有发生，但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仍有广阔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空间，西方那种生活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并不典型。就儒学的立场看，在儒家生活中，引发西方现代性的人生意义丧失的两个根由都不存在。从而，相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用宗教来“修复”人生意义或从生活中“发现”人生意义的两种“方案”，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实践对救治这一精神危机具有某种助益意义，其内涵包括儒家生活具有广阔的人生意义空间，在儒家的思想和生活中，日常平凡的生活（希望和责任）、追求崇高的努力（成人、成仁和不朽）、经受苦难（辛苦、烦恼、贫困和灾难），都表现着、潜存着或可诠释出生命的价值，都是有意义的生活，它们共同组成全幅的儒家生活情境，显现着儒家生活中的人生意义。

其次，关于儒学对现时代三个重要的、活跃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和生态运动、人类不同文化间伦理共识的全球伦理（普世伦理）、人类男女两性间关系的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第一，崔大华认为，儒家伦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选择，有更深厚的道德意识，更纯粹的道德良知，是现代环境伦理思想所不会，也不能逾越的。当然，崔大华在此也没有夸大儒学生态思想对于真正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意义，认为它毕竟还是更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更需要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妥协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第二，“全球伦理”是指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的最低限度、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共识和规范，1993年由世界宗教议会明确提出，包括“一个基本要求”和“四项不可取消的原则”。对此，崔大华认为，儒家道德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禽之辨”与“义利之辨”、“民胞物与”三个基本原则，是从个人行为、个人道德行为、个人与他人及与自然间道德行为三个层次上提出的道德要求，不仅可以作为儒家贡献给未来全球伦理的主要资源，而且与西方的、阿拉伯的、印度的等现存主要文化传统中的基本道德观念也是相容的。第三，女性主义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以消除男女不平等为目标的思潮和运动，女性主义中一种富有远见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追求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男女两性的合作、和谐。对此，崔大华认为，以儒家的视角观察，在自然观维度上，男女两性关系是互补、和谐而不是对立的；在伦理观维度上，男女两性之间都相互承担着等值的义务责任；在权力（男权）观维度上，女性则屈从于男性，但还是谴责对女性的奴役。因此，对于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走向男女和谐的努力，儒学作为一个古老的，但正有新生长的道德思想体系，是有理论资源、道德动力表示欢迎和支持的。

最后，对于正在兴起的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崔大华强调，儒学也应表明自己的立场。包括坚持伦理底线；倡导道德优先；追求社会公正。总之，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存风险，儒学依然保有不竭的能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生命力。

在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对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的系统论证基础上，崔大华还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问题。从以上的概括分析中可以看到，在面对西方现代性人生意义失落精神危机、现时代西方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和“后人类”文化思潮等广泛和复杂的问题时，崔大华不仅表现出一个儒家学者的审慎和睿智，而且也表现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学者的见识和担当：虽然儒学也有其历史局限和致命缺弱，并不拥有一切，也不能够判别一切，但研究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意义，崔大华认为，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主流的儒学及其现代价值、未来前景，在现代观念背景下的阐释，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会更加坚定我们对中华文明立足于未来世界民族之林和多元文化之中的信心，也会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提供学术的、理论的支持。而对于笔者来说，首先则是更加深了对被弗洛姆（Erich Fromm）称为“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⑧之一的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关于中国研究的理解：“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一大重要功绩。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它第一个将伦理视为一种以绝对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本质中的东西，它也是第一个从其基本原则中发展伦理思想，并且第一个提出了人道理想、伦理文化国家理想——并且以一种适应任何时代的方式。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伦理思想，中国伦理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它以自然而细致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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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课教学；高中历史；百家争鸣

新生事物总会具有两面性，微课也是一样，许多教师对微课的看法不一。的确，微课需要的时间较短、容量也比较大，为求知者快速的取得知识提供了有效途径。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哪些内容可以作为微课的课题，哪些内容不可以；微课教学导入要注意哪些方面等等。因此，微课程教学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且结合实际做具体的改进，以达到更好的为学生服务的目的。下面以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三《“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为例加以说明。

一、注意选题

既然上的是微课程，那么势必与正常课堂那样含有大量内容有所不同，它要求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这样，微课的制作，必须首先精选课题的内容。根据教学重难点的设置和文本内容的特色确定教学内容，这样既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又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所以，作者认为选题是微课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个优秀的微课选题可以让微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一个糟糕的微课选题也可以让本应出彩的微课变得索然寡味。

一节微课一般讲授一个知识点，对于这个知识点的选择，关乎知识结构的设计，对于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用来制作微课，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的重点为“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历史意义；孔子、孟子、荀子的主要观点，了解儒家思想的形成。难点为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考点为知道诸子百家，认识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从本课重点看，百家争鸣的意义、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可以作为选题的切入点；从本课难点看，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作为微课的选题切入点；从考点来看，百家争鸣的过程、百家争鸣的意义可以作为微课选题的切入点。

二、微课教学过程要精练

（一）微课导入要新颖、迅速

微课要求时间较短，一般5-8分钟，因此，必须要迅速切入课题。但同时还要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保持亢奋状态，这样一来要求就更高了。为了让微课更加的新颖，可以设置一个问题导入课题；可以回忆以前的内容导入课题；可以从生活的实践引入课题；也可以直截了当进入课题。但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途径，都要在力求新颖的同时，紧贴主题，迅速切题，这是进入课题的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我们要把较多的时间分配给教学内容的讲授。

以《“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为例，将本课百家争鸣的过程作为微课课题。可以利用孔子讲学的视频进行导入。一方面，视频作为有效的多媒体资源，可以吸引多数学生的注意；另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视频大体了解儒家代表人物的活动与观点，便于儒家思想观点的概括与总结。

（二）讲授线索要明亮醒目

微课的讲授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只有一条线索。在这一条线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内容，剪掉那些可有可无的细枝末叶。比如，有时为了讲授重难点内容，经常需要罗列一系列论据，在罗列论据时，就要求简单而精确。再加上巧妙启发，或积极引导，力争在有限时间内，圆满完成课题所规定的教学任务。

如以《“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中百家争鸣过程为研究课题，需要着重讲解的就是儒家学派观点同其他学派观点的不同，要突出主干，就必须懂得取舍。要突出儒家学派的地位，就要将儒家学派的观点细化，比如仁、礼乐、为政以德等儒家学派观点要列材料解读说明。儒家学派观点这条主线明确，与其它学派的观点对比也就比较容易，但也要懂得取舍。比如儒家学派主张“仁”，也就是人要有爱心与智慧，而墨家学派的“兼爱”表示爱所有人。为阐述二者区别，可以引用《墨子》材料，比如“顺天之意者兼，逆天之意者别。”加以解释，这样就可以有效理解二者的不同。

三、要有自己的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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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茶文化，中国和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2000多年前，它仍然对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思维和生活方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茶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的历史很长，但在最初的时期，人们对茶的需求只是为了解渴、解毒、治病。在汉晋时期，一些人开始将茶与精神文化联系起来。到了唐代，茶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以陆羽、白居易和焦然为代表的众多茶人的努力下，茶文化已经形成，世界上第一本茶书《茶经》的出版标志着茶文化的形成[1]。陆羽本人倾向于儒家思想。正是儒家的积极理念促使他周游全国，认真学习，记录自己的积累《茶经》编纂多年，促进了茶叶的发展，为后世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而且在中国茶文化中也蕴涵着儒家思想。在儒家，和谐是程度，和谐是适当的，和谐是适当的，一切都很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喜欢和追求《和为贵》、《和谐》、《和美》和《祥和》。《论语》提到“礼仪之邦，你受尊重，先王道斯美”。这句话表达了仪式的基本含义，决定了“仪式”的社会功能。一个社会是由各个层次组成的，协调社会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和谐”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和”是万物之源，体现在自然、社会、生活等方面。“和”是春秋时期儒家思想中拯救社会的一条好途径。儒家思想注重人性的和谐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一儒家思想在秦汉和宋明时期不断得到加强，并深深地进入人们的头脑，在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茶道的“和谐”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尊重，人与环境、人与工具之间的和谐，以及事物之间的协调。茶，作为一种饮料和客观物质，已经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并且从生活方式到精神层面，它已经演变成文化，深深扎根于对传统文化“和谐”的记忆中，成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2]。茶的“和平”文化需要人们内心的平静。茶文化类似于儒家的思想，茶艺术文化类似于儒学的“和谐”和“和美”的思想有共同之处。因此，茶自然成为儒学思想的传承载体。由于茶艺术是一门高贵典雅的艺术，热爱茶道的人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在茶道，茶道人被要求端庄典雅，看起来平和，茶道一气呵成。应o茶文化博大精深，仪式众多，因此无论是煮茶、煮茶还是品茶，都要求茶道人必须展示茶道的动作要领，充分理解和体验茶文化的魅力，向人们展示美丽的视觉和宁静的氛围R

“和谐”体现了茶道的最高境界，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对儒家思想的深刻钦佩和对茶协会的强烈响应。儒家重视“仪式”，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仪精神对待他人，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这就是儒家重视礼仪的原因。礼仪的基本精神清楚地写在《礼记》中：“有礼貌的人自尊心很低，尊重他人。”可以看出，礼仪是让人们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以谦逊的精神，贬低自己，尊重他人。礼仪是对人的尊重，而不是对富人和穷人的水平的尊重。一方面，礼仪可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从而做到开朗、宽宏大量、大方。由于儒家的倡导和重视，中国人也特别注重礼仪，言行规范礼貌。因此，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是一个讲究礼仪的文化大国。从古代孔融让梨，到现代林秀贞对孤寡老人的爱，再到全国劳动模范郭明义的爱与奉献，都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文化礼仪在中国古代的延续与不断创新与发展。可以说，主人和客人的礼貌以及老人和孩子之间的和谐是传统茶道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茶道的“仪式”是秩序、尊重、仁慈和友谊。“客来敬茶”是中华的优良传统美德。金代王蒙的《茶汤敬客》、恒温的《茶果宴客》和陆纳的《茶果待客》都流传至今。客人来到门口，喝了一杯茶，这不仅表达了以茶会友和续谊的真诚心情，也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尊重。“客来敬茶”的礼仪深深扎根于我国人民的心中。主人家提供茶水以示礼貌和文明。喝茶的地方干净整洁。精选的茶具干净卫生。茶也是家里的上品无论是茶道人的礼仪，茶道中的礼仪，还是茶道的过程，如开水、煮茶、买茶、品茶，每一步都体现了一种礼仪和每个人的风格。甚至客人举杯的顺序也很特别，比如先端茶向谁举杯等等。茶道中的仪式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社会治理的缩影，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谐和相互尊重。

儒家文化的礼仪在中国茶道得到充分体现。在孔子看来，礼仪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从天子到普通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用自己的正直和道德去影响人们，用礼仪来规范和规范他们的行为。茶使人头脑清醒，因此中华茶文化也吸收了“仪式”的精神。茶道强调仪式，类似于儒家[4]。

。古往今来,有志之士始终提倡节俭,廉洁。他们赞美诚实的良好道德，献身于正义事业，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历代文人都选择了茶，这是一种干净优质的饮料。茶在保持整体性、启发性、雅志等方面的作用从古到今，清茶一杯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东晋贵族很奢侈，把它当作一种时尚。当时，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继承了晏子精致节俭的饮神，用茶来保持清洁，以抵制同时期的奢侈[5]。儒家非常重视茶的高贵和干净的品质，将茶视为自省、灵感和生命。帮助其他人维护“本我”，并在浮躁的社会中塑造自己的个性。在古代,，“茶宴地区”紧随着迄今为止演变的“茶话会”。一杯绿茶将在大都市举行各种活动，如庆祝和表彰、欢迎新老、接待、讨论和友谊。一杯茶配上适量的水果小吃，既庄重又清淡。其中，儒家一直倡导的是继承的清廉作风。

在茶道的“诚信”不仅是古代清官的诚信行为，也是现代人崇尚诚信的高尚表现。通过饮用清茶，礼仪茶中的人们可以更好地看到、审视和反省自己，了解自己，反省自己，了解他人。这样更方便生活在礼仪茶中的人们设身处地，了解他人的困难和痛苦，从而使自己对人和社会更加宽容，对他人和社会的心和事更加和谐宽容。一个干净的人意味着正直。“茶香缥缈清茶杯”影响深远，吸引了无数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解读。从中国历史上茶的发展来看，茶不仅是一种消暑解渴的饮品，更是饮茶者精神境界的体现。清茶让人们反思和提升自己，在卷曲的茶香中体会生命之美，寻找淡泊宁静和幸福的生活。喝茶能让人安静，在喧闹的市场上也能找到保持安静的好方法。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财富。茶是茶树的精华。绿茶散发出香气，散发出独特的生命力。茶树生长在群山深处，被群山所覆盖。他们崇尚天地之义，朴实正直。通过饮茶和品茶，我们逐渐了解茶的本质，并将茶与人们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在喝茶的过程中，我们陶冶情操，陶冶情操，提高品质，感受生活。

大多数人将茶与人格相提并论，称之为茶德比仁爱，它体现了儒家追求冷漠、诚实和优雅的绅士性格。茶道的“廉价”就是这样，在品茶中寻找淡泊宁静。茶道也是茶德。它用茶来滋养性和诚实。茶道人们向往茶的清净高贵，向往茶的绅士风度，向往茶的优雅气质和清淡绅士风度，

的儒家文化在先秦百家争鸣中散发出灿烂的生命力。儒家理念的创始人孔子在当今世界备受尊敬，他所创造的文化影响深远。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宝贵的传统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思想与中国茶的融合与结晶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挖掘。研究儒家思想与中国茶文化，有助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交流。弘扬中华茶文化，复兴中华的茶艺术[6]。因此，儒家思想在茶文化中的体现具有重要意义。

[1]王芳，黄毅彪，中国茶文化中的儒家思想[J.三明学院杂志，2016，（01）.

[2]牛玉芬，“和谐”文化与中国茶道[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47-49.

[3]吴玉冰茶的医疗本质与原因[D]湖南中医药大学，2010.

[4]方雯岚.从精神到形式——儒家茶道的创造[J]农业考古学，2008，（05）：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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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有云：“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吗？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圣地，德育工作在众多工作中具有统帅地位，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学校德育工作的核心。而德育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教会学生 “学会做人”，即要教育学生“学会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能效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人”。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社会、奋发有为”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在当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由于人们过分追求个人利益，这难免对我们的青少年学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我们的学生中，只知报酬和索取，而不顾回报与奉献的不良倾向时有发生。说谎、欺骗家长、欺骗老师的“诚信”危机也在不断加强，这些事实无不证明应试教育带来了悲哀。针对这一现状学校又如何增强对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实效呢？历史经验和许多国家的成功事例告诉我们，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采取和风细雨般的寓情于理、以情动人教育方式和态度，用儒家“仓廪实然后知荣辱，衣食足然后礼义兴”的义利观去教育学生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明白在当今市场经济下把追求利益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强化儒家正确的“义利观”教育，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具有很好的促进和帮助作用，对扫除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也大有裨益。

没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必然对社会没有爱心、没有责任心，所以教育绝不能只看智育而必须强调以德育为基础，要把德育放在首要地位。儒家既强调制度管理，又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显然与我们当代教育的主张是吻合的，也与我们今天进行的素质教育在某些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不妨可用孟子提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修身方式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生存教育；用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论对学生进行洁身自好和健全人格教育；用儒家的“自省”“克己”和“慎独”的修养要求来加强对学生进行修身养性的教育；用儒家“忠恕”理论教育学生学会尊重他人，与他人和睦相处。总之，只要我们学校正确运用儒家的道德观去教育学生、感染学生，就能促进学生不断朝着“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活”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德育工作任务。

在儒家思想里，“礼”是治国的根据。荀子说：“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可见，重“礼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使中国成为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的源泉。目前我们许多年轻父母不知如何“教儿育女”，只是一昧的溺爱子女，特别是祖辈对孙辈的溺爱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从而导致娇生惯养、独尊傲慢、任性骄纵的所谓“小皇帝”“小公主”随处可见，学生道德水准不断滑坡。因此，加强对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应当成为目前我们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现代教育同样需要建立自己的“礼”，如，建立良好的学校人际关系、精神风貌、行为准则等，这些对学生的行为养成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而借重民族文化优势，发扬中华民族重“礼”的思想，深入挖掘其合理内涵，引导学生遵守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这对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遵纪守法，切实做到讲文明、讲礼貌，帮助他们更好地做人、更好地生活，争做文明公民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学校德育工作需要儒家思想“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学校管理者的运营同样需要儒家思想“锦上添花”的助力。

孔子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市场经济时代的校长，应该准确称为“学校经营家”，首先应当是教育战略家，具有独特的办学思路；其次应有组织和协调能力；第三要求既要能把握学校全部复杂工作，又要能超脱对外，大胆放手给教职员工施展才华的机会，当出现问题或者风险时，领导者要敢于承担责任。学校领导要得到教师拥护必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要求教师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禁止教师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给教师树立榜样。

儒学的思想家们把任用贤能之士看作是治国之首要任务，使 “贤者在职，能者在位”。“贤”，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境界；“能”，主要是指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本领。在学校管理者选拔和提升人才也要任人唯贤。在任人时，要注重从个人能力、修养、个性、责任心等诸多方面考虑和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考虑任用者的能力和水平，使他们能在适宜的位置上充分地发挥作用。管理者在起用教师时，一定要辨证分析，合理开发，把他们放在最佳位置，才能作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