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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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语文教学；德育

毫无疑问，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座宝库。语文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应当主动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努力发掘儒家思想精髓，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让优秀的思想文化重新焕发出它的生机，融入国人的血液。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些东西已经成为历史的糟粕，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并未过时。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中包含许多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永恒的哲理和有益于人类文明的精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正是中华名族的民族精神所在，也是对中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内容和方法。包括：爱国主义、诚信守正、仁爱思想、孝亲尊师，以人为本、明荣知耻。儒家认为“天地君亲师”是最重要的人伦纲常，“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虽然物换星移，社会演进，但儒家思想，如，和谐持中、克己复礼、义利和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在现代社会依然陶冶着青少年的道德情操，启示着人们应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养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二、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儒家思想精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

1.创设和谐的人文环境，营造儒家文化气息，创设温馨和谐的教育环境是对学生进行儒家思想熏陶的重要一环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语文教师作为德育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在教学中要把言传与身教结合起来，注重自己的德性修养，在日常教学和生活实践中对儒家传统思想身体力行。“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待人接物温和自然，举止态度谦恭庄重，教学中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人师表。教师要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严于律己，严谨治学，做学生的道德楷模，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校园文化建设也属于语文教学的范畴。如，在校园路灯宣传牌上、宣传橱窗里定期张贴和更换儒家经典名句和故事。在学生中组织儒家传统文化的各种社团，营造出浓厚的儒家文化校园气息。提示语可以提醒学生向上、向善，名人格言、警句可以帮助学生审视自身。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都会受环境的影响，学生会在老师、同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

2.优选国学读本，开展课外阅读

孔子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我们首先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思想实际，精心选择好儒学读本，列出书目，引导学生去读。

《三字经》包容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讲学习的重要性，讲伦理道德、名物常识、经史诸子、朝代更替，并用古人勤勉好学的故事启迪教育学生。《弟子规》讲的就是如何做人，就是教人们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对学生学好规矩、树立做人的标准起着积极的作用。

确定书目后就要合理安排时间引导学生阅读，可以以亲子阅读的形式调动家长的积极因素，每天让孩子背诵50字左右。在学校，可在早读中抽出一定时间，让学生诵读。背经典范文会让学生受益匪浅、终身受益。也可开展读书报告会，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

除上述之外，我们还可以设置校本课程传播儒家思想，在阅读教学中渗透儒家思想。

语文教材中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作品无不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显现着儒家思想的印记，字里行间洋溢着高尚的道德情操、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哲理。自古以来，语文教育总是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掘儒家思想的精华对学生进行渗透教育，正顺应了这一要求，也体现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在操作中只要把握好学生的身心特点，深入探究教育方法，持之以恒，一定能收到“内化”的效果，对促进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推动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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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 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地位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礼治”主义：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礼治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③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子其后,历代统治者、政客和学者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步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达到历史上的颠峰时期。经过三千年的传承和浸润,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乃至日韩等国的文化、信仰、习俗、心理、认知、行为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概述及其作用结构

企业文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企业文化被明确的提出来了，并越来越受到世界管理界的重视.企业文化是什么？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方法，也是一种象征企业灵魂的价值导向，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献身的生活取向。美国《幸福》杂志指出，“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没有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哲学信仰，再高明的战略经营也无法成功。”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行为的准则、成功的保证。企业文化的作用：哈弗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经过长达14年的研究对207家典型公司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之间的相互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其主要结论就是：“企业文化尽管不易改变，但他们完全可以转换为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建设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统一员工的思想，指导员工的行为，弥补管理的不足，突出企业的特点 这四方面 .企业文化的结构 当前最流行的企业文化的观点是“四要素说”是指将企业文化分为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它们分别表示 表层文化，浅层文化，中层文化，核心文化。不仅强化了企业文化的理论体系，也使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性的东西变得容易理解。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活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架构的工具。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以及影响

80年代以后，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理论被提出并传入中国。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了“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很多企业渐渐认识到建立和重塑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企业文化在中国逐渐由理论发展到管理实践。知名学者克拉克、霍恩认为企业文化是“依靠符号来获得和传递思想、感受和反映的方式”。企业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必然要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影响。这也是任何企业文化的建造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现代的企业,是开放的系统,企业文化在发展，塑造过程中,必定会借鉴、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充实和完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化用之不尽的思想宝库。本文拟从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天人合一” 这三方面来阐述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1.现代企业的核心—“以人为本”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

家主张“以民为本”,与现代企业文化把人置于组织中重要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思想人性观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运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的核心是解决员工和企业的关系问题, 关心和尊重每个人和承认每个人的成就、尊重个人的价值,激发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即人尽其才;让员工觉得事业有前途、工作有干头;在企业内部创建协调和谐的工作环境,改善、提高、满足员工正当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要求企业在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机制的同时,又要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把儒家中“仁爱”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以仁爱之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培养人。

2.“以和为贵”—是现代企业文化的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上下级之间、同行之间亲合作,齐心协力,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即“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3.“天人合一”企业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惟天地,万物父母”。它表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关系。如日本松下企业文化:“企业报国、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激报恩”,松下文化散发着浓浓的天人合一的情结。儒家思想的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人的生命价值观,它能够充分理解并维护人的生命的理性,全面发挥人的本性,使人焕发出潜藏的创造性来，这正是现代企业文化所希望达到的最终效果。

四、结束语

现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它代表了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借鉴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的先进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 李桂荣.儒家传统价值观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J].管理世界,

2002,(4).

[2] 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J].管理科学,1996,(4).

[3] 薛丽.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8).

[4] 周施恩 企业文化理论与实务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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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教士；明清时期；语言；翻译；碰撞与误读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131-05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

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

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葡汉辞典》是西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端，那么《西子奇迹》标志着汉语语音的形成。《西子奇迹》源于1605年利玛窦赠给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会编成小册子，通过字符、字母和声调符号的不同组合，传教士可以拼读出汉字的读音，这实际上是罗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实际应用。1626年，《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该书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编著，是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译引首谱》，通过图例对汉语音韵进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韵谱》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边正谱》按笔画音查。《西儒耳目资》的发行，启示了传教士们，他们借用西方文字帮助，研究更完善的汉字记音系统，不仅帮助来华传教士更加快速准确地认读汉字，而且“首次将中国传统的字书与韵书的体制特点结合在一起， 融会了二者的长处，从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现代词典的雏形” ② 。

2.研究并传播汉字字形和字义

耶稣会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汉字介绍到了欧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写回欧洲的信中，列举了“魂”“畜生”“日”“月”“天”“人”这六个汉字，并用日文解释。后来，这封信连同其他信笺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结集出版。 ③ 汉字传入欧洲后，引起了欧洲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直接表达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欧洲本土学者的汉语研究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解释性的介绍”，而来华传教士结合自身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更加注重汉语口语的学习，以及对汉语实用技巧的探讨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d会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以中国研究为主体，首次对汉字的笔画和结构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为西方人进一步理解和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罗明坚受中文老师的启发，采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将图片、字形和字义联系到一起，仅三年时间内就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利玛窦学习汉字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法，他撰写的《西国记法》介绍了如何快速识记中国文字，通过观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形成联想，赋予汉字独特的解释来帮助记忆。例如：“闻”字被解释为“大耳正悬门中”；“焉”字被理解为“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谐音来帮助记忆的，如“醇”字以“鹑”，“描”字以“猫”等。 ⑤ 这种将字形和意思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助于汉字的牢固记忆。

3.研究传播汉语语法

早期的传教士偏重于汉字的认读以及字形和字义的研究，而对语法的研究鲜有涉及。从16世纪末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得到重视，相关的论著陆续出现。卫匡国、瓦罗、马若瑟等人的汉语语法专著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知，对中国文字的传播和中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于1652年编写的《中国文法》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汉语语法著作。该书引用中文实例解释了汉语词性和种类，罗列了相关的语法要点。总体来说，卫匡国参照拉丁语系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语法结构加以扼要介绍，但个别举例牵强生硬，且缺乏专门的句法内容，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尽管有诸多欠缺，卫匡国开启了传教士研究中国文法的先河。《华语官话语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书，由瓦罗于1682年完成。该书依据明末清初“南京官话”的语音、语法、词汇为研究蓝本，参照拉丁语法框架，阐述汉语语法的规则和诫律。他不仅系统介绍了汉语词类的划分及其形态和范畴，还特别强调汉语研究重要的三个方面，即词汇、声调和词序。总之，瓦罗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准确。耶稣会传教士、法国著名汉学家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汉语札记》分别就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进行了讨论。该书引例翔实，大都出自中国的小说、戏剧等经典作品。他基本摆脱了拉丁语语法的束缚，区分了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提出了汉语虚词和实词的术语，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加符合汉语本身特性。

1814年，马礼逊编著的《通用汉言之法》、艾约瑟撰写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和《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等语法专著相继出版，使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创新性发展。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掀起了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潮。

4.向欧洲介绍汉语的学习方法

随着来华传教士对于汉语语言的认知与理解，汉语逐渐在欧洲传播与扩散，在欧洲掀起了对中国语言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传教士们纷纷通过来往书信、出版著作、写回忆录等方式向欧洲介绍汉字。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晃俊秀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汉语的认识。他介绍了汉语与西洋语的差异，感叹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门语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了汉字的五种声调，读音不同，意思也不相同。对于语言中没有声调的西方人来说，要想准确掌握汉语的声调实在是困难。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还指出，把语音、声调、字形、字义结合起来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法。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对汉字的起源、结构、象征意义、笔画特点和形声字的特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传教士们的汉语研究成果大部分传回到欧洲，这一方面使欧洲人在对汉字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能够迅速地学会和掌握中文，另一方面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对欧洲整个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文字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对当时欧洲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

随著汉语研习成就的不断扩大，传教士从中发现了中国的文明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他们钻研中国的文化典籍，通过翻译、出版、邮寄、携带等方式把大量的中国古籍介绍到欧洲，对欧洲的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译介儒家经典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活动。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活动可大致分为：19世纪前的来华传教士把拉丁语、法语、西班牙、意大利语等转译为英语以及19世纪起至20世纪初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将汉语直接译为英语两个时期。

来华传教士在掌握汉语的同时，深深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和民众心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想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士大夫和文人们皈依基督教，就必须把基督教教义转换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内容。基于此，传教士们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进行比附、杂糅，一方面将改造过后的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中国，一方面又通过翻译、注释等方式把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传播到欧洲，以便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融合儒教、佛家、道教三教学说，论述了儒家圣贤的道德观念和修身养性等思想，是明朝最为流行的劝善书和启蒙书之一。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将其翻译成西文，传播到欧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宝鉴》为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东方传教事业影响深远。” ⑥ 之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把“四书”中的《大学》部分内容翻译成了拉丁文，其原稿现仍收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利玛窦提出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主张将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天主教教义相结合，他翻译的拉丁文《四书》虽然译本至今下落不明，但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卫匡国在欧洲出版的拉丁文《中国上古史》介绍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该书还谈到《四书》，翻译了《大学》的片段，并且首次将孟子及其著作介绍到欧洲。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中华大地国志》介绍了儒家思想及其经典著作，并且表达了对孔子人格的高度崇拜。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的著作《中国新志》颂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同时还翻译了《四书》和《五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被认为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西文书籍，该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向西方世界解读儒家思想，同时把孔子描绘成中西学术融合的新形象。虽然编者借用基督教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其中比附、汇通的思想倾向较为严重，但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1812年马礼逊发表了《三字经》《大学》英文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歇曼于1809年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论语》。1891年英国出版了传教士詹宁斯译著的《诗经》。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首次系统、完整地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翻译成了英文。从1861年到1886年的20多年里，他共计翻译了28卷中国主要经典著作，为使欧美国家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伦理道德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传教士顾赛芬采用直译方法，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对汉语译释，先后完成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的翻译。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推崇“孔子加耶稣”传教思想，使用德文翻译了《论语》和《孟子》。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不仅是一位新教传教士，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先后将《论语》《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儒家典籍译成德文，其中《易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荷兰等多种文字。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大都使用拉丁语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介绍或注释，其中由于受到“合儒、补儒、超儒”思想的限制，许多译文带有一定的偏颇。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不仅在语言种类上更加多样化，除拉丁文外，还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版本，而且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系统和深入，语言表达更加优美。另外，翻译策略开始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这对尊重原文、保存《四书》《五经》的原有精髓大有禅益。

新教传教士打破了西方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藩篱，不再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阐释更为客观，从而使西方人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继而找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可能沟通的途径。

2.翻译其他古籍

来华传教士除了译介儒家经典外，还关注中国文学、科技、医药、地理、农业等其他典籍，通过翻译把中国典籍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等传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借鉴、吸收与融合。

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用法文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最先出现在了解中国最权威的书《全志》第3卷中。由于该剧讴歌高贵的英雄，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有切合之处，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广为流传，并被译成了英、意、德、俄等多种文字。

在科技典籍方面，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比较了中西数学之间的差别，首次对当时的中国数学做出了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为西方研究中国数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创办的《六合丛谈》刊物上曾多次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天文仪器，使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著有《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古代中国对黄赤交角的观测》《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国王朝天文史》等。此外，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宋君荣的所有论著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天文和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医学方面，据统计，“从1700年到1840年，西方人翻译并出版的有关中国医药的书籍多达60余种” ⑦ 。卜弥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医药概说》《中国植物志》《中国诊脉秘法》等，引起欧洲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关注和了解。来华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和嘉约翰分别翻译了清代早期民间流传的价值颇高的中医产科专著《达生编》。该书强调对孕妇分娩和用药知识的宣教，反对迷信活动，译作有利于近代中西医产科方面的交流与借鉴。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把中国人工种痘的方法介绍到了欧洲，肯定了中国古代种痘技术的先进性，高度评价了中医的优势。殷弘绪还把他在中国观察、了解的各种植物的医用和保健的疗效通过大量信件介绍给欧洲朋友。这些信件被编入了《通志》。

明清之际，中国农业技术和农学也借助于传教士的力量传播到了欧洲。中国传统农业著作《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部分内容由传教士翻译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传教士还出版专著如门多萨的《大史》、基歇尔的《中国图志》等书籍介绍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和农学。中国重视农业的思想以及中国农产品对欧洲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语言转换中中西语言文化的碰撞与错位

明清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的目的，两种文明和两种思想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引起碰撞、冲突和融合，使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失去了客观性。一些译著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特色，充满了歪曲和误读。

1.以基督教附会儒教，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

明朝来华传教士为了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采取“合儒”“补儒”“超儒”的理论，以使中国人认同其教义。他们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以耶儒互释，尝试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思维方式或理论框架来阐释基督教，从而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所著的一部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进行调和的杰作。书中利玛窦引证中国古代经典，将“上帝”和“天主”进行会通，同时把儒家的忠孝与基督教奉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互释和沟通的基础。但利玛窦的附会策略是基于天主教原理之上进行的，不管编译还是释译，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歪曲现象。理雅各诠释《论语》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立场，认为儒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宗教，儒学所倡导的道德教诲和基督教教义如出一辙。通过《论语》中的孔子与《圣经》里的耶稣之间的类比，他肯定了基督教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只有转而信仰西方上帝，方能推动宗教进步。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英译《论语》时也彰显了许多基督教成分，如：他把儒教的天命观等同于基督徒的救赎观等。

传教士常常以翻译为工具，运用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肆意诠释中国典籍，极力寻求孔子伦理和基督教义的共同点，导致了中国文化西传中的附会、曲解、利用和误读。

2.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

传教士由于身份和本国固有文化的前见，其译著受翻译目的和动机的驱使，在东学西传中就难免会染上译者的主观色彩，从而影响翻译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加上译者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译本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曲解和误读。如“圣人”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典范。圣人集“仁德”为一身，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智勇超常，是常人所敬仰的楷模。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早期传教士未能准确把握儒家“圣人”一词的内涵。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八篇里对儒家的“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大西法称人以圣，较中国尤严焉。” ⑧ 他认为西方人对圣人的界定更为严格。被冠名为天主教“圣人”（Saints）的人，信仰坚定，可以是犯过错误的人，须通过罗马教廷的严格考察方能成为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人。而儒家的“圣人”，只是遵守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标准，不能与天主教所认定的圣徒相提并论。通过儒家的孔子与基督教里《圣经・新约》中约翰（John the Baptist）之间的类比，利玛窦把基督教里“圣徒”嫁接到了儒家的“圣人”的身上，最终实现了圣人身份的重构。

清代以来的传教士逐渐脱离基督教思想体系，不再把基督教思想生搬硬套在儒家思想上。他们通过寻找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以便找出传教的突破口。理雅各对《诗经》的译介避免加入译者的任何观点，更多地从思想上挖掘中国学者对待《诗经》的态度，因此译著内容更加客观、真实。但由于语言理解偏差等原因，有些译文存在明显的误译，如《诗经》第1首《关雎》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英译为“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将中文的“君子”对英文里的“prince（王子）”，这无疑存在明显的用词错误。他还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大量实例证明儒教中所谓的“帝”或“上帝”和基督教里的“God”是同一概念，潜意识仍未脱离基督教的窠臼。除了术语表达问题外，理雅各对内容的译介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在翻译《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其恕乎”的“恕”字时，只是借用朱熹的注解，而抛弃了其他众家的观点，造成了中国文化传递中的失衡。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附会和误读。尽管如此，传教士对中文典籍的传播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梁工：《基督教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

②宋洪民：《〈西儒耳目资〉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③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656-657.

④董海眩骸16―17世纪中期西方汉语研究的历史分析》，《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⑤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页。

⑥郭磊：《十六到十七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与儒学西传――以〈四书〉译介为中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篇4

2012年初，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出版。这是一本着眼于自三皇五帝至秦帝国一统的文明史。在孙皓晖的笔下，这浩荡的三千年正是孕育中国文明的原生阶段。在书中，孙皓晖将这段历史的演进归结为七次文明的跨越，及至最后在秦帝国时代使中国古典文明登顶巅峰。

振兴中国文明需要追根溯源，而“根”就在这三千年中。孙皓晖说，没有文明的自信也就没有民族的自信，而自信正是来自对“文明之根”的重新理解。

“源头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

孙皓晖出生在陕西三原县，那里正是古老的郑国渠的所在。有关于郑国渠以及数千年前的久远记忆，曾相伴着孙皓晖一起成长。若干年后，发生在这一广袤地带的历史与文明，成了孙皓晖研究的领域。

1992年，经年积淀的孙皓晖开始构思写作秦帝国的历史。此后的近五年时间内，他就此写成了一部长达136集的电视文学剧本，即近年上映的长篇历史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

同时，孙皓晖应邀将剧本改成小说出版，引发追捧。

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几乎延续了同样的套路。一开始，这仍是孙皓晖为一部历史纪录片写的脚本，只是与文学作品相比立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在见诸报端的书评文字间，这套书被称为《大秦帝国》的理论版。

于孙皓晖而言，这是系统展示其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机会。

《望东方周刊》：什么是原生文明？

孙皓晖：在我之前有人提出过“原生文明”，但意义局限在“土生土长的东西”，并没有赋予它一个明确的概念。而我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原生文明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经过成长、沉淀、升华到成熟，能够传承下去的一种长久的文明。

《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说，要“明确我们的文明根基”。我们的文明根基是什么？

孙皓晖：作为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深入透视，仅仅有《大秦帝国》是不够的。中国文明史对历史事件的记载、研究、考证最详细，但我们对中国文明状态的总体解析和分段研究基本上没有。

当前，我国文明正处于转折期，社会上出现各种文化思潮。我们应该站在文明史的高度去思考中国文明。

秦前三千年的历史文明可以牵扯出中国文明的所有脉络。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秦及其之前的源头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应该利用好每一笔财富。

《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讲到，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两千年，中国文明就呈现颓势。你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孙皓晖：夏、商大体上是邦联制时代，周进入了联邦制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诸侯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春秋时王权开始衰落，诸侯们开始不断改革、创新、竞争，最后认识到板块分裂不利于我们的生存。到了战国中期，天下一统的趋势逐渐清晰。

秦的统一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秦统一了中国的疆域，也统一了中国的文明。汉高祖对秦各方面的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但这种状况持续到汉武帝时开始发生变化，汉武帝在社会制度上继承秦制，而在统治思想上则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汉武帝至，虽然科技方面有些成就，但这两千年的中国文明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因为在这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政治制度沿袭秦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越来越趋向于僵化。

客观、公正看待儒家思想

数年前，全套《大秦帝国》出版，规模达到空前的六部11卷，超过500万字。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已拍成电视剧播出，叙述主题是商鞅变法。

这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法治文明的起点。只是，秦人的开拓没能维系太久就迎来了秦二世灭亡，继之而起的是统治中国思想史的儒家学说。孙皓晖对儒术独尊的批评有些激烈，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而这一观点经由电视剧传播后，让他招致诸多非议。

在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孙皓晖依然试图拨开中国文明源头的迷雾，再次论证重现文化多元的重要意义。只是，他被论者戴上了“扬法抑儒”的帽子。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批评？

孙皓晖：我并不承认是在“扬法抑儒”，我只是客观呈现历史原貌。在原生文明时代，法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儒家思想并不被看好，秦的大一统也是得益于法家思想。所以当我把这种客观事实呈现出来的时候，有人会对我有误解。

《望东方周刊》：怎么认识一些人主张尊孔的现象？

孙皓晖：当前社会思潮多样化，儒学热也兴盛起来。由于受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统治的影响，大家本能的向儒家思想附会，比如一些学校让学生们背“四书五经”而不是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等等，有再一次把儒学推到“独尊”位置的倾向。

我的观点是，儒家思想有很多精华，但也不能全盘接收它或再次让它“独尊”。儒家不是中国文明唯一的思想体系代表，而是我们百家思想之一。不能独尊也并不是说它就要被彻底否定或废除。所有原始思想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应以宽容的心来接纳，把中国多种文化思想体系融合，实现文明的多样化。

也有人认为，从汉朝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推崇儒家思想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这种说法我也是不同意的。对儒家思想应该客观、公正的看待，把它向有益的方向引导。

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彻底排斥儒家思想。五四时期倡导“打到孔家店”，这种彻底否定儒家思想的做法太偏激。儒家思想虽然保守，有它的局限性和不足，但也有很多精华值得继承和发扬。“”时期“打倒孔家店”也是一种极端做法。

中国的独特表现是文化信仰

在孙皓晖的治学生涯中，他原本长时间倾注于法学领域。转向对中国文明史的研究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

孙皓晖对当年曾经占据一定市场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文化酱缸论不以为然，在他眼里那是一种文明上的自我矮化。孙皓晖说，这正是促成他转而研究中国文明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明的强大和不朽，在雄厚的原生时代。”孙皓晖坦言，他希望能通过揭示中国原生文明在前三千年历史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进而明确中国文明的根基、确立国家的文明话语权。在他眼里，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望东方周刊》：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

孙皓晖：当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分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崇洋”，他们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认为西方的所有思想都是好的，全盘西化。其次，他们在对待中国文明遗产的时候，又主张儒家独尊。

民主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共同追求，中国也追求民主。但是，民主需要的是相互协商和彼此退让，如果主张“独尊”，又怎么能够建立起民主呢？

在英国，莎士比亚只是代表一种文化而不是代表一种思想，而中国孔子的儒学成了我们两千多年“独尊”的文明，这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理论趋势。

学习西方，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方法论，而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完成方法论的革新。比如，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外在打扮等方面学习西方，出门西装革履，可是回到家里奉行的仍然是儒家思想的家庭伦理观。

《望东方周刊》：有种观点认为，当今一些人缺少信仰。你这样认为吗？

篇5

【关键词】 土族；儒家文化；影响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毫无疑问在这幅画卷中，儒家文化逐渐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周边的民族以及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的土族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对土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土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儒家文化在土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儒家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从根源上来说它起源于周文化中的宗周礼乐文化。礼乐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调整社会秩序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它所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基本上渗透到了人们活动的全部领域。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随着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并不断得到一些儒学大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从儒家文化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具有高韧度的传承性，并具有非常强的兼容效应，不断地吸收百家思想之所长为己所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又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与华夏其他文化之间互竞互融。

土族是我国西北边陲上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大通、同仁以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其余散居在青海的乐都、门源、都兰、贵德、共和、西宁、乌兰以及甘肃的永登、肃南、卓尼、积石山等地。土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族源较为复杂，史学界主要有五种看法：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和阻卜说。如果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作者倾向于：以吐谷浑为主流，其他四种为支流，并逐渐融合的观点。当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土族的族源成分又存在着不同偏重。

据史料记载，公元663年，吐谷浑亡国后，其民众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吐谷浑人仍留居故地，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之后，居于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一部分吐谷浑人，在吐蕃占据灵州后，移居河东，12世纪后，河东的这部分人返回甘青故地，在此迁移过程中，一部分逐渐融合在了汉族当中；另有降服吐蕃的吐谷浑人又逐渐融合到了藏族当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土族和汉、藏、回等民族交错杂居。历史记载，今互助、大通、民和、乐都、天祝等地很早就是土、汉、藏等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一部分汉族从甘肃、四川、山西等地迁入民和、互助一带。所以，土族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汉、蒙古等民族的成分并受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土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是在元末明初时期，此时出现了“土人”的名称。土族中融入了汉族的成分，从土族的民间传说和一些土族族谱中能得到印证，如民和官厅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是山西平阳府人等。长期与汉、藏等民族的杂居和融合，土族的文化业表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既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文化，又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土族尤为深刻。但也并非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土族地区所受汉文化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民和三川的土族汉文化较浓，被藏族称为“嘉霍尔”，意思是汉化了的霍尔人。而互助、天祝的土族藏文化稍微居上。

二、儒家思想在土族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土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汉文化的因子，融入整合到自己的文化当中，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儒化教育在土族地区的加强

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周边民族控制力在不断的加强，有意识地灌输儒家思想文化，以加强思想控制。明清科举考试内容专取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命题，在土族中有很多“博通经史之士”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土人李完考中举人、李玑考中进士、李光先考中武进士；清代有祁仲豸取得武进士，等等。至于取得秀才者，更是不胜枚举。

2、儒家文化对土族方面的影响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或者曾经有过。土族的较为复杂，萨满教是土族的原有信仰，随着藏人、汉人的影响，藏传佛教、道教以及汉族的民间信仰逐渐融入其中。在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娘娘庙、龙王庙、城隍庙、三官庙、文昌阁等汉式寺庙。土族人家的院中，住房的位置根据大门的方位和阴阳五行、八卦等确定。土族对道教思想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学思想的一种接受。土族在过年、清明节的时候，有上坟祭祖等习俗。上坟祭祖对祖先的崇拜，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同时，在土族的神话故事中，也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混沌周末歌》是土族的诗体神话传说，其中就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分别创立儒、释、道三教的内容。

3、儒家思想在日常习俗方面的体现

“婚姻，是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结合”，[1]所以在婚姻过程中一系列的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土族在婚礼上遵循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规程，并且在定亲的过程中还请阴阳先生预卜方位、合八字，在结婚仪式上新人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这些仪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在丧葬以及禁忌文化方面，儒家文化也有所体现。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反映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事死如生”是我国传统丧礼的基本原则，同时人们普遍认为“灵魂不死”，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要跟生前一样进行生活，需要生前所必须的一切，所以丧葬过程中，亲人尽量为死者创造与生前一样的条件。土族也十分重视丧葬活动。土族主要使用土葬和火葬两种埋葬方式，这两种埋葬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又有所偏重。在实行土葬的地区，亲人为死者进行选坟地、测日子，这些习俗跟汉族一样。在土族的寺庙大殿或者家庭佛堂内不允许妇女以及去过暗房的人进入，妇女在不带帽子不穿长衫时，不允许在长辈面前走动，这都表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吸纳。

三、儒家文化对土族文化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土族族源上的复杂性和多源性。正如前文所述，土族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成份。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形成环境，必然导致中原儒家文化的渗入。特别是明朝卫所制度的推行，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入青海土族地区，在汉文化的强大引力下，土族文化在与汉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整合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因子。

其次是土族经济形态的转变。土族在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明朝时期，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青海，并在青海东部大规模屯田，带来农耕文化。他们开始尝试农耕生产，这使土族开始从畜牧业的经济方式逐渐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并最终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的转变导致土族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不适应，从而吸收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的儒家文化就成为了必然。农业文化在宗教和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定居轻游动，重家庭，重孝道、重等级等等，这些思想特点，正是儒家文化的要求。

其三，封建王朝在土族地区兴学扩大了儒家文化对土族的影响。政府对儒学的传播推动，主要体现在书院的兴建上。明清时期甘肃版图包括今宁夏、青海。据史料记载，甘肃最早兴办书院的首推静宁的陇干书院，约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其次为陇西崇羲书院、渭源渭川书院，皆建于明嘉靖十四年。从现存资料来看，清代甘肃共有书院百余所。其中，在土族居住地区的书院就有8所，它们分别是：1、龙冈书院，在平番县城，建置年代失考；2、五峰书院，西宁府，光绪二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西宁道张宗翰、知府邓承伟、知县朱镜清捐建；3、乐都书院，碾伯县，乾隆二十四年公建；4、河阳书院，贵德厅，乾隆十二年公建；5、祟山书院，大通县，同治初毁于兵火，光绪二十二年知县史文光、何得彪重建；6、约礼书院，西宁县西，乾隆四年公建；7、惶中书院，西宁县，乾隆十四年知县冷文炜捐俸、乡绅捐资修建。由此可知，政府在西北的甘青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兴建书院，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思想控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土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为土族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家庭关系的稳固、民间信仰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丰富了土族的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2] 编写组.土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3] 漆子扬.古代甘肃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4.

篇6

中国古代早已有士、农、工、商所谓四民的划分。宋代以来，商业发展已是中国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明清时代尤其突出。商人由四民之末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阶层，使人急欲探究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商人阶层获取巨大成功的原因。本文试从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大众之熏陶的角度，解释中国古代商人成功所凭借的诚信观的思想渊源。

一、韦伯对宗教的评论给予中国问题的启示本文所谓的中国特殊的环境，是专指相对于马克斯·韦伯所言的西欧发展资本主义时期，宗教改革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新的冲击而言的。当然，中国与西方的发展不同，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远不是一两种观点所能解说清楚的，各家学者对此问题都有独到见解。本文只想从支配商人行为的价值观或是入手，探讨中国商人从自身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其诚信观的演变过程。鉴于明清之际正是中国商人阶层力量逐步发展壮大，直至打破传统四民秩序的特殊历史阶段，我们特意将眼光放在这一阶段展开探讨。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引起世人瞩目的观点，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动经济形态的改变。余英时在谈到韦伯《新教伦理》的特殊贡献时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即"新教伦理"或"入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派"的"入世苦行"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研究了新英格兰的情况，发现这种"入世苦行"精神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富兰克林把"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勤、俭、诚实和有信用等，韦伯认为此种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出现，因此，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韦伯提出，思想意识会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产生推动的作用。这种观点启发我们：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除了经济原因外，是不是同样可以在文化思想上找到某种解释呢？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只想从中国商人的诚信重诺这一点，研究传统文化对商人的影响作用。

二、中国近世商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点既然要从文化入手，不妨先来考察文化熏陶的对象--人。商人阶层在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明清时代的家世背景是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余英时在其所著《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到清代沈yáo＠①对宋代以来商人社会功能变迁的观察："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这段引文颇能说明宋元以后商人地位的变化，具体说是读书人与商人之间发生了微妙的联系，读书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以及商人子弟复又读书博取功名已是常有的事情。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愈加重要，有才智的、习读诗书的人也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处于四民排序两端的士与商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一现象最有利于我们观察商人经营活动的理念和价值观。无疑，知识分子（在古代就是那些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应该是最能体现文化熏陶的人群。虽然文化一词含义广泛，社会学者对此各有定义，但大致说来，可将其视为"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内核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个定义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与克拉孔检视了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之后对文化的概括（杜维明，1987）。中国文化的主流发端于孔孟的儒家学说，虽经千余年来的演进变化，其基本特点依旧根植于孔孟的经典著作。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严格来说，儒家思想不能与韦伯所考察的西方世界的宗教思想等量齐观，它没有专门的公共机构（教堂），没有明确的入教仪式。承认自己是儒家的一名信徒，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总比不上信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那样要明确承担一定的义务。但是，切不可认为传统中国就没有影响国民意识的一套价值体系。这个任务恰恰是由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来完成的。就此一点来说，其功效之巨，抛却所规定的清规戒律不谈，与韦伯认为的"入世苦行"思想庶几仿佛。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阐述及其提出的各种主张，因为商人的诚信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被称为"人伦"，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种类型。儒家思想具有内倾的性格，强调个人的尊严。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等精神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儒家强调个人自身的修炼，这种观点影响到对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对于其他个体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五伦关系的顺次安排恰是强调个体自身的一个反映。对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如何分别亲疏远近，这实在是一个内倾性格的文化难以处理的问题，然而又必须面对。也许没有比将血缘关系视作解决这个问题更好和更方便的工具了。因此，"五伦"之首便是"父子"。至于君臣仅次于父子排在第二位，则应视作统治者改造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所必有的措施。事实上，曾有过父子与君臣之义发生矛盾时，何者更为重要的有趣讨论，结果仍是父子之义占了上风。顺着这样的思路，就不难理解家庭这个单位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它也是理解信任在人们中间发生作用的一把钥匙。

三、儒家伦理中"家庭观念"与商人"诚信"的内在联系家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点具体是什么呢？我们的着眼点是放在家庭成员中各自的地位上。上文说到父子为五伦中第一伦，父辈对下一代的权威在家庭中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儒家早已把对父辈绝对服从的观念灌输给千万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地位尊崇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对于自己的职责也决不含糊。他接受了儒家文化给他的绝对权威，也承担这个文化要求他的职责。也可以说，没有对自己职责的承当，不能完成任务，就不可能树立自身的权威，毕竟获得尊重是要别人心服的。那么，这个职责是什么？前面说过，儒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它不同于道家哲学的顺其自然或是无为而治，它强调个人应做出一番事业，甚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从前的读书人要博取功名，学而优则仕，统治者的科举取仕政策恰好给修习儒家著作的人提供了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明清之际已有极大的增长，而科举取仕的名额较前代并没有明显增长。同时，经商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读书人渐渐发现不能对此现象无动于衷。后来，许多读书不成的知识分子便转而经商。商业活动毕竟不同于一般简单的手工劳动或是农业活动，至少需要识文断字。于是，读书人（或可说是知识分子）就不可能不与商贾发生必然的联系了。以上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儒家文化与中国商人（明清之际）之间的关系。本来，儒文化是极具世俗性的，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儒学宗师抑或是粗识文字的普通百姓，无不从中汲取精神上的养分。在商人这一群体中，颇有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或者与虽不从商但与商贾有特殊联系的知识分子保持密切的交往，史料中不乏这样的记载。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长，便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做事哲学是来自于儒学的，他的行商原则也是这个文化的反映。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遵从另一种道德规范，但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任何哪个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精神凭借。儒文化强调勤俭，其次便是诚信了，这些都在儒家伦理中占据中心位置。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仅有诚信的思想源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外界的因素同样在起作用，或者使人恪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或者使人背离之。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对商人重视诚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注意到，在封建的官僚机制维持统治的千余年中，政府这个系统早已变得极具腐朽性，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地把向商人阶层提供服务看作是应尽的义务。中国那时的工商业者从未有过的而政府理应加以倡导建设的，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一是筹集资金的制度（除合伙经营、共有资产的继承、合营海运贸易以外的集资办法，而这几种集资办法都无法律保护，也不能及时得到司法调解和仲裁）；二是能够促进资本由商业转向工业，保护资金合理流动的法律机构、财政机构和贸易机构（如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经济人、法律专家等）；三是一种可以信赖的通货；四是在国家的内地举行的、能促进思想观念交流的大规模的集市。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地位无疑是凌驾于商人阶层之上的，他们对于商人的盘剥与压榨是历史上实有的记载。这种社会背景自然干预和影响了商人阶层的行为。外界因素的这种不利影响，使商人的心理总被不安全的预期干扰着。他们不知道凌驾于自己头上的那个官僚机构会做出什么样不利于自己经营的举动，这导致了他们自身的行为调整。或许这种影响还不会马上使商人对诚信的遵守产生背离，但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前景已不乐观。毕竟，人是趋利避害的，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操守不会永久地具有生命力。外界环境给行为主体造成的不安全影响，摧毁了对于诚信的巩固和维持。这是文化的力量无法挽救的。【参考文献】[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杜维明.文化：中国与世界[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3]高韦定.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4]弗朗西斯·福山.信任[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5]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J].学术研究，2002，（4）.[6]储小平.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5）.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上土下左土右土

篇7

关键词 :     春秋决狱;主客观相一致; 道德;法律;见危不救;

一、春秋决狱：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话语权构成

秦王朝一统六国之时，奉行法家思想，力推重刑主义，儒家思想在当时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自汉朝建立始，汉武帝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摒弃法家思想，推行儒家思想。此时，董仲舒首创春秋决狱，通过适用《春秋》等儒家经义中的案例和“微言大义”来审理案件，定纷止争。春秋决狱以将儒家思想渗入司法适用之中的方式来推行儒家思想，逐渐实现引礼入法的目标[1]。

对于春秋决狱的评价在理论上一直也是褒贬不一。事实上，无论是古代的司法审判制度，还是现代的法律制度，都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产物，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最重要的是要用其中的积极方面反思我们当今社会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对其中的消极方面要加强警惕，防止现有的法律制度隐含这样的弊病，这才是对某一项制度或者某一种法律现象思考的意义所在。

二、春秋决狱对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关系的镜鉴

从春秋决狱看起，其主张根据儒家经义中的礼制、道德、原则来审理案件、定罪量刑，而儒家思想中倡导的“亲亲”“尊尊”原则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为我们现在所提的“道德”一词涵括。若以现代法治思维去审视春秋决狱，思考儒家思想是如何逐步渗入中国古代法制、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即会发现，这些问题终将会落实到对法律与道德二者关系的思考上[2]。换言之，可将现代法治国背景下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解为法律儒家化在现代法治中的延伸。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或者说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一直是法理学上探讨的重要议题。法律与道德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一般来说，法律有法律的调整范围，道德有道德的调整范围。而在一些特殊的案例之中，当法律与道德发生矛盾时，如果采行道德标准能够使判决的结果更加公正的话，可此时囿于成文法的形式限制，因而司法者就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法律规范框架之内的原则、精神等相关规定，尽量使最终的裁判结果契合道德要求，实现实质公平。实际上，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已经试图修正法律本身的僵滞性——例如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刑法理论上的扩大解释、期待可能性理论等，都为道德或者自然法的公平正义理念在成文法中留下了适用余地。因此，当法律与道德冲突之时，司法者只能是在成文法允许的范围内找寻到适用道德标准的出口。例如在一些民事案件中司法者会援引公序良俗原则，以此来使案件的判决结果符合社会的主流道德。所以，成文法并不是完全僵化的，在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的场合，司法者还是可以通过特定的原则及其自由裁量权找到道德在法律中的适用空间，使道德与法律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最终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三、春秋决狱对当代刑法相关问题的启示

（一）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反思

春秋决狱中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志”与我国现代刑法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内涵基本一致。“本其事而原其志”，即在查明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要探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以此来对行为人的行为定罪量刑。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指在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司法人员要同时考虑犯罪的客观因素和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审视现代刑法理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刑事司法实践中，都创设出了适合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适用的理论制度环境：

第一，我国现在仍在采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分别包括了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两大方面的内容，这就使得司法人员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会筛选案件中属于主观方面的要件和客观方面的要件，而不会有失偏颇地去只关注客观方面或者只关注主观方面的要件，这主要是归功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就蕴含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精神[3]。

第二，我国现行《刑法》第16条对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进行了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刑法以明文规定的方式排除了客观归罪的适用。

第三，现行《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在对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考量上，出现一种用客观因素衡量主观因素、使得主观因素的考虑更加具体化的趋势：例如我国刑法对盗窃罪的规定，盗窃罪的一种行为形态就是“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一般来说，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达到1000元以上才成立盗窃罪；而对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由于“多次”“入户”、“携带凶器”、“扒窃”这些客观行为本身就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恶性，因此在这些行为形态之中，就没有数额要求了。这种规定方式使得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适用更加明确化。

（二）道德理念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影响

春秋决狱赋予了司法人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儒家思想则是以一种道德、思想、理念的形式来影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涉正当防卫案件的处理来说明。在正当防卫的相关案件中，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尽管我国现行刑法对正当防卫的立法已经十分完善，相关理论也已经十分成熟，但是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正当防卫的案件还是少之又少，这些案件要么倾向于将原本是正当防卫的案件认定为防卫过当，要么倾向于直接将此类行为认定犯罪。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率如此之低，究其根本主要还是因为，“死者为大”、维稳优先、追求和谐的思想理念在司法人员裁决案件时产生了深刻影响[4]。

那么，而当一种理念影响的社会效果已经十分显着并有偏离法治之嫌的时候，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一种纠偏，例如为了能够推广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首先，为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我国社会见义勇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这一《意见》中针对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法官不敢认定正当防卫”的现象进行了纠偏，细化了司法实践中认定正当防卫的具体标准，该《意见》的整体精神是鼓励司法人员根据正当防卫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

其次，刑法理论界很多权威学者也对这一现象开始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解决办法。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产生了积极影响，纠正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存在偏离法治之嫌的行为。

最后，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也开始有意识地摆脱这种“过度的”道德理念影响，来为很多相关案件“正本还原”，因而出现了很多饱受褒扬的正当防卫典型案例，例如2018年的“昆山反杀案”。

因此，道德理念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而这种影响又会影响我国法治的发展。如果道德理念的影响对法治的发展是正向的，那么我们就无须担心最终的影响效果；如果道德理念的影响已与法治渐行渐远，那么就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通过颁布《通知》《意见》或者通过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等方式来对这种现象进行纠偏。

（三）见危不救罪在未来刑法典中的规定可能性

理论上对于见危不救罪的争议是很大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见危不救行为入刑具有将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的嫌疑。对于见危不救罪入刑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来理解。对于见危不救罪的立法现状，现在一部分外国国家已经在其刑法典中规定了“见危不救罪”或者与之相关的罪名，例如德国刑法规定的“见危不救罪”或者法国刑法规定的“不阻止犯罪罪”[5]。而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将见危不救行为入刑化，与我国当下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道德发展水平具有紧密关系。从长远来看，见危不救行为入刑之所以产生了将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的冲突，还是因为我国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平没有发展到适合将这一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程度。这一方面说明一国社会的道德发展水平能够影响到一国具体的法律制度规定；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因此我们未来理想的状态是我国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平都十分高，我们能够将一部分在现在看来是违反道德义务但不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规定进刑法中。因此，当我们的刑法中已经规定了见危不救罪时，说明我国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平与现在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可见，道德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法制的发展。

四、总结

对于刑事法律制度来说，刑法中罪名及刑罚的规定直接关系着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益，因此在涉及到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处理时要格外谨慎。道德与法律的调整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这主要表现为一部分违背道德的行为也违反了法律；而另外一些处在道德调整“边缘地带”的行为，是否能被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如见危不救罪，是有充分的讨论空间的。总的说来，一国的法制建设愈加健全，道德理念在法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就越大，例如只有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有所提升，我们才能够考虑将见危不救等行为入刑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整体的道德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刑事法律能够蕴含更多体现道德、伦理的理念、精神，使各项刑事法律制度集“常识、常理、常情”于一体，最终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1]姚奕.从《唐律疏议》看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J] .法学研究, 2010(09):128-129.

[2]李鼎楚.春秋决狱再考[J]。政法论坛, 2008(03):126-127.

[3]孙倩,赵晓耕.春秋决狱一从实践出发的审 判思路[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03):69-70.

[4]刘广安。儒家法律特点的再认识[J] .比较法研究。2005(03):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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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结构

姚传德

对于儒家与道教、佛教的各自特点及其积极与消极意义，林语堂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

林语堂认为，儒家思想即便在现代社会，依旧具有很强的活力。在他看来，孔子的思想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第一，孔子学说的重点在人世间，是积极进取的。第二，孔子学说有一整套理性的思想体系。第三，孔子学说提倡知识。第四，孔子学说具有包容性。因此，林语堂认为，尽管西方现代思想对儒家学说构成了挑战，但是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林语堂认为，道家的思想虽然消极遁世，但它满足了一部分人的精神需要，同时给中国文化赋予了浪漫的色彩。林语堂说：“孔子的人文主义能否叫古代中国人十分满足呢？答案是：它能够满足，同时，也不能满足。”如果它满足了人们内心的欲望，那么“就不复有余地让道教与佛教得以传播了”。林语堂说中国中堂立轴和瓷器上的绘画，有两种流行的题材，一种是合家欢，上面画着一家男女老少，正在欢天喜地过大年或庆丰收；另一种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坐在松荫之下，体会天人合一的意境。这两种题材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念。林语堂认为孔子的学说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而由道家演变出的道教有之，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则付阙如。

总之，在林语堂看来，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偏好自然与直觉。所以，道家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思想之经典派，中国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风的生活与艺术及文学，采纳道家的哲学之思想者不少。

林语堂认为，佛教思想虽然也是消极的，但是在哲学上以及人生态度上同样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在哲学方面，孔子的哲学，只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却含有逻辑的方法，含有玄学，更含有知识论。林语堂说佛教在中国影响之大，以至于改造了孔子哲学的本质，导致了理学的诞生，尽管它没有改变中国学者的信仰；在宗教方面，“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是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处”。它可以使人们淡漠一切世事俗务，实现精神的宽慰和解脱。还有“佛教的态度”，诸如轮回转世、不嗜杀生、提倡容忍、宽待一切等，对中国人的行为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林语堂说：“一个忠实的佛教徒确比常人来得仁爱、和平、忍耐，来得慈悲。”此外在今天的中国，由于佛教寺院多在高山名胜之地，烧香拜佛还可以给人们提供旅游、欣赏风景的机会等。所以，同道教一样，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补充。

林语堂坦承中国文化存在的缺陷，他认为中国文化固有优处，弱点亦多，同西方比，“我们的社会观、人生观，至少落后人家二百年”。所以会产生这种文化，他认为主要是由于理学吸收了道家与佛教的消极因素的结果。林语堂说，儒家学说在孔孟、墨子时代还是动的哲学，孔子本人就是“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少有静观宇宙的话，注重身体力行，学以致用。到孟子时代，更讲求大丈夫之论，强调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到了宋代，由于濂溪、横渠、二程等人出入佛、道十几年，深受道家“主虚、主静、主牝、主柔、主无为、主不可见欲”的影响，再加上佛家看破世情之法，天下事越无可为了。

所以，林语堂认为只要我们驱荀韩，直追孔孟，找到儒家的中心思想，与西方比较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就可以恢复中国文化的活力。

（选自《成才之路》2008年第3期，有删改）

1.下列关于林语堂对道家思想的阐述，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

A.道教在古代得以传播，是儒家思想本身存在缺陷所致。

B.道教的人生观念是一种享乐至上的人生观。

C.道家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因此道家偏好自然与直觉。

D.中国文化存在缺陷，道家的消极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

2.下列对文章内容的分析与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儒家与道教一样都有积极与消极双重意义。

B.林语堂认为，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依旧具有活力。

C.中国理学是在道家与佛教双重消极因素影响下诞生出来的。

D.只有找到儒家的中心思想，才能恢复中国文化的活力。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回答问题。

我国传统武术的发展和演变

唐宋至明清，是我国武术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高涨时期，它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武举形成正式制度。武则天当政的长安二年（702年），下诏正式以考试方法来选拔武勇之材。从此武举制延续至明清，它为习武之人开辟了仕宦之途。

民间练武组织的出现，使武术在民间进一步扎下深根。如北宋初，由百姓自相结成的弓箭手已发展到24万多人，成为北宋末年抗金的强大力量。明清之际，民间练武组织的活动更加活跃，如反清的白莲教、及各种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都极其重视练武活动。

武术套路技术发生变化，向成型化、完美化发展，武术专著的涌现，也使武术理论体系得以建立起来。唐代武术套路吸收了外来舞蹈中的姿势动作及手眼身法等表现形式，并紧密配合技击攻防的特点，丰富了武术套路的演练技巧。当时最著名的套路表演有开元年间公孙大娘的剑舞，据说书法家张旭看了她的剑舞后，草书都大有长进。明代套路技术更是趋于成熟，并明显形成了体系。明代的大量武术专著中，还以图文记录了套路的动作招数及路线等。清代时整体观的武术理论也已形成，各拳种都编有拳谱。

拳术和器械向多样化发展。唐代已有气功、硬功、轻功的记载，表明武术已着重在功力上发展了。拳术种类也日渐增多，唐代少林拳法名噪天下，十三棍僧救秦王传为佳话；及至明代，拳种已有内外之别。内家拳在劲力击法上有其明显特点，它在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借力使力、寓攻为守、以气运力及搏人点穴上与传统的硬打硬拼的少林拳迥然不同。它虽比少林拳法出世晚，但也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以后如太极、形意、八卦等拳的创始与发展无不受其影响。明末清初，新出拳种更如雨后春笋，当时较大的拳系就有几十个，有的本身又繁衍成几个分支，如太极拳发展至近代，已由最早的陈式太极演化成杨、武、吴、孙氏等不同风格的太极拳种。各拳种间还互相渗透融合，彼此影响。当时还出现了各种分类法，如有将太极、形意、八卦划为内家，少林等多种拳术归于外家的分法；也有人按山川分拳术为武当、峨嵋、少林等派；更有人以地域区别拳种特点，如民间就素有“南拳北腿”之说。一般认为，南派武术多刚硬有力，讲究小部位动作；北派武术则以腿法见长，舒展大方，跃扑激烈。除拳术外，器械武术也在唐宋后发生较大的变化，如唐代枪术、宋代刀术发展较快，软器械如九节鞭等也相继问世。元代戏剧中始有“十八般武艺”的名称，明代时它已有具体的含义，此即弓、弩、枪、刀、剑、矛、盾、斧、钺、戟、鞭、锏、槌、殳、叉、钯头、绵绳套索、白打十八般武艺。所包括的武器有长短、单双、近远、明暗、硬软之分，其中打、杀、击、射、挡器都有，也有带钩的、带刺的、带尖的、带刃的，这也反映出器械形式的多样化。

上述表明，传统武术在唐宋后，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今天中华武术的坚实基础，并已成了我国人民引以为骄傲的文化瑰宝。

（选自《中国文化史三百题》）

1.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大刀会、红枪会和白莲教、等武术组织都是在清朝出现的活跃练武组织。

B.书法家张旭是看了开元年间公孙大娘的著名套路表演――剑舞，草书才大有长进的。

C.内家拳在劲力击法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借力使力，硬打硬拼和搏人点穴。

D.通常情况认为，北派武术以腿法见长，南派武术则以拳术见长；北派跃扑激烈，南派则刚硬有力；北派舒展大方，南派则讲究小部位动作。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唐代开始，中国武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唐代关于气功、硬功、轻功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非常重视功力发展。

B.武术专著的涌现，有利于武术理论体系的建立；清代时整体观的武术理论也已形成，各拳种都编有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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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德育 实践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9－0114－02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础和核心。虽然它的发展道路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但因其博大精深，强大的生命力却日益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关于做人、处世和治学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儒家文化的一些核心价值观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道德的基础、精神的指引和灵魂的归宿，儒家先哲为我们提供的那些精微深邃的思想仍然启示着人们。

在儒学的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与教育的关系一直密不可分，历史上的儒家圣贤孔子、孟子、朱熹等，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终身的教育家，因此，儒家思想中本身就包含着教育观，它对于今天从事教育的我们，仍然具有相当的实际应用价值。儒家学派的圣人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有一种解释就是“人”，特点是注重人的因素，突出人的地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情感的联系，即“以人为本”。随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班主任的教育角色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学生的教育者和管理者转变为学生发展的指导者和促进者。在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如何结合时代特征，从儒学的思想宝库中去寻求智慧，成为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课题。我们在担任学生管理工作的实践中，有意识地将一些儒家思想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以人为本，以儒家思想塑造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爱人、感恩、知书、达礼”。

1．爱人、感恩，是学生为人处世必须具备的基础。

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观。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因此孔子号称门人三千，其中既有颜回之类的贤者，亦有宰予之类不可雕的朽木，体现了他的“泛爱众”精神。

在今天，教会学生爱自己，爱别人，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成了我们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因此，我通过开展课外阅读、主题班会、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唤醒、发掘学生的爱心，从而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因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实践中我们还发现，能爱人，必然会感恩。感恩的“恩”字，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本来意思就是“惠”，而“惠”的意思就是“仁”，所以，感恩就是一种仁爱的精神。只有懂得爱的人才会懂得珍惜，才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用感恩的心去面对每个人，父母养育了你，亲朋支持了你，老师教育了你……我们感受到的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无一不是以感恩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感恩是建立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学会爱人、感恩，为学生具备完善的基本素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知书、达礼，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备条件。

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学《诗》，就不会讲话，不学《礼》，就不会立足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掌握知识，懂得礼节，这是一个社会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在当今的教育中同样应该提倡。虽然今天的学生所接触到的信息浩如烟海，但我们仍有必要汲取古代先贤的智慧。因此，我在班上要求学生每周至少两个早读读背古诗文名篇、《论语》等，后来又结合学校开展的学习《弟子规》的活动加强学生的礼仪规范的培养，从内（品性道德）外（知识技艺）两方面对学生进行熏陶，学生的整体面貌日新月异地得以改善。

二、以人为本，以儒家思想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教会学生“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事父母而孝，待众人则恕”。

1．以诚立身，诚信待人，这是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品德。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其中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一个诚信的问题，儒家代表的传统道德将诚信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品质。对于每个人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处世之宝。人生在世，必须不断学习知识，但仅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去指导。“诚信”精神就是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指引人们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个人以诚立身，能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讲究信用，就能守法、受约、取信于人，就能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我在班级管理中，坚持实事求是、提倡诚信、奖励诚信，对撒谎、隐瞒、欺诈、弄虚作假等行为加重处罚，树立了良好的班风。

2．事父母而孝，为培养学生的传统美德奠定基础。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论语•学而》）弟通“悌”。“孝”是父子之间的爱，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还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孝”、“悌”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师长，是孔子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是“仁”的根本。

现在的学生，尤其是一些条件优越的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他人感受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在教学中，我通过多种方式，如计算自己一个学期的花销、回忆父母为自己做过的最感动的事情、写一封家书、布置“感恩亲情，回报父母”家庭作业等一系列活动，引导学生孝顺父母，走向成熟。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许多学生都有触及心灵的体会，收效远超我的预期。

《论语》中还提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可见，在智育和德育中，孔子把后者放在第一位，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正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3．行忠恕之道，提倡学生用宽容善良的心来对待他人。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自己希望站得住，也让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行得通，也让别人行得通”。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人”，即宽恕、容人之意。“忠恕”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孔子提出的实现“仁”的方法。

人都有私心，而学生因为心理不成熟，难免会在学习、生活中存在一些心态失衡现象，心胸狭隘、互相猜忌，甚至演变成矛盾和冲突。针对这些情况，我要求学生按以下方向来努力：一是严于律己，每天反躬自问功过得失，对自己要严格要求，而对于他人，则要宽以待人，我反复强调能否严格要求自己是将来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二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对照他人的行为来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做出正确的选择；三是换位思考，充分全面地了解他人的感受，从而更多地理解别人、宽容别人。这几点措施的施行非常有效，学生之间的关系越发融洽，整个班级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

三、以人为本，以儒家思想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引导学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显于天下的人，怎么实现理想呢？首先端正思想，然后完善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它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理想的人生之路：一个人应该先对自身进行修养，以自我完善为基础，然后建立家庭，家庭和睦后才能治理国家，最后才能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不是目的，通过修己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从而更好地造福于百姓、造福于社会，这才是目的。

身处当今社会中的学生，虽面临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仍然是人生不变的理想之道，我结合时代特征对学生如此阐述与要求：“正心”，要调节好自己的心境，要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家人、为社会、为国家创造良好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心意，要有先自己（营造自己、保全自己、富强自己）、后家人、后社会、后国家的序列观，这是一个人的品格（人品）问题；“修身”，要塑造自己良好的基本素质、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是一个人的才能（水平）问题；二者共同构成一个人自身的社会客观存在，是一个人的内功问题；“齐家”，发展自己，然后惠及家庭，美满和谐的家庭是一个人幸福的重要保证，要以自己良好的品行影响人、教化人；“治国”，自己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有服务于社会公正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一个人的人品和才能发挥与社会表现问题；“平天下”，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是一个更高境界意义上的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的问题。若能如此实践，实现理想、成功、完美、和谐的人生指日可待。

儒学文化作为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础和核心，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征，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学思想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积极向上、行之有效的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理论等，这里我们只涉及到中国传统德育理念的一点皮毛，略窥门径，却已收效甚丰。当代中国的德育要想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就必须更好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起来，吸取传统德育理念的精华，将其“根”深深植入中国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里，只有根深，方能叶茂。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席秀海.略论传统儒学思想的现代意义［J］.东岳论丛，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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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骨科护理；新方向；多元文化

现代护理模式经历了以疾病为中心，以患者为中心，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三个阶段的不断发展[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迅速发展,跨国界、跨区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出现了多种文化的人共同聚集在一起的社会――多元文化社会体系[2]。于是，传统的生物护理模式很难满足当今骨科患者的需求。这就需要护士更新护理观念，掌握新的文化知识内涵，转换护士的角色向多元化角色发展，以适应不同民族、国家患者的共同需求――健康，从而适应现代骨科护理发展的要求，让骨科患者早日康复。

1 般资料

选择骨科创伤术后患者500例，年龄2~97岁，平均年龄55岁。病种包括：慢性骨髓炎、先天性髋关节脱位、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大面积皮肤脱套伤、胸腰椎等骨折；民族包括：汉族、藏族、哈萨克斯族、蒙古族、彝族、羌族等；国际包括:中国、美籍华人、哈萨克斯坦。

2 多元文化

2.1 多元文化概念 是指不同民族、人类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定历史、地域、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反映。

2.2 多元文化来源 多元文化护理无论构思多美妙，都要靠护士在工作中的实践来完成。因此，首先要提高护士的多元文化意识，除认真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外，还应自觉学量涉及非专业的不同文化民族的习惯，礼仪修养、法律知识等，提高自身素质，并应用到护理实践中，陶冶情操和规范行为。

3 多元文化在骨科护理中运用

3.1 护士的心理素质 南丁格尔说：“一个护士必须十分清醒，绝对忠诚，有适当信仰，有奉献自己的心愿，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同情心”要成为一名优秀护士，除了具有全面扎实的基础护理理论知识及熟练的临床操作技术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然而由于职业的特点、特殊工作环境压力、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相关社会因素及护士本身内在性格等方面因素，直接影响着护士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的质量[3]。因此，护士作为一个高应激的职业群体，工作对象是患者，其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工作质量及患者的康复进程有着积极作用[4] 。

3.2 随着现代科学的高度分化和广泛综合，护理学与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相互渗透，在理论上相互促进，在方法上相互启迪，在技术上相互借用，形成了许多新的综合型、边缘型的交叉学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全方位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定位，它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强调宽容博爱、豁达乐观，强调与人为善、诚信待人，强调自强不息、艰苦创业，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软实力[5]。

3.3 儒家思想运用于骨科护理 本组500例骨科患者，在护理上除采用现有基础专业知识、骨科专业知识、心理护理外，儒学文化思想也运用于其中。在护理中主要针对以下几种儒家思想：①“仁者爱人”，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就是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对知识缺乏的病人，要做术前、术后访问、耐心倾听他们的主诉、热情回答他们的提问、深入浅出地介绍手术的意义、方法、术后功能锻炼和预后等，建立良好护患关系。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只要虚心求教，到处都有老师。护理工作的对象均来自不同国家、民族、他们的文化背景包括:教育程度、人生经历、、价值观、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对健康与生命的不同认识理解，于是要不断学习多元文化，才能满足当今人类的需求。③“默而识之”指在临床工作、生活和现代化信息网络中了解其他种族、民族、人群的文化，且牢记于心，运用其中。

4 结果

骨科护士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知识、习俗、理念、技术以及儒家文化思想相结合，运用于500例骨科手术患者中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满意度为98％，护患纠纷下降为0。实践证明，多元文化护理运用于骨科手术前的病人，对手术的安全有信心，对恐惧、应激反应、怕术后疼痛、手术中出血过多发生意外、失眠、血压升高、食欲减退等影响了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及相应的并发症，能降至到最低。术后病人的运用多元文化护理能将疼痛减轻让病人感到舒适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恢复到理想的功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5 讨论

儒家文化及其多元文化护理是现代护理发展的必然方向,护理学发展的过程也是沿着这一方向去发展。因此,要开展这一更高层次的护理,需要通过在提高自身思想认识,保持良好心理健康状态，确定研究范围,加强全方位教育和护理人员培训等诸多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以加速现代骨科护理的发展,尽快与国际护理接轨。

参考文献

[1] 杨运秀，从护理学发展谈现代护理道德教育，首席医学网 2007,10,10

[2] 郝玉梅，探索现代护理的新方向多元文化护理《实用医技杂志》2006,8,5（15）

[3] 王晓艳，浅谈护士职业心理素质《中华现代临床医学杂志》2011,5,6（5）

[4] 范瑛，对现代护士心理健康状况的思考《中华现代临床医学杂志》2011,6,19

[5] 方忠敬，弘扬儒家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乡村发现网201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