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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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体育，体育思想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众多的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其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主流意识，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我国现代体育精神与儒家思想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是“仁”，历来主张修身养性，重视人、自然、环境相互之间的和谐统一，它将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强身健体等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体育文化思想融入在其底蕴深厚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中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内外兼修、文武兼备以及保健养生的观念对我国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儒家思想在传统体育思想文化中的体现

1.1重“仁”、“礼”的体育道德观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孔子的基本观念之一，其核心内容为仁爱、爱人、人与人相亲。“礼”是儒家的一种行为道德规范和基本的生活准则，是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贵贱、长幼、尊卑的一种秩序。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独特形态的思想文化体系。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儒家的体育教育思想也是追仁循礼的。 孔子在体育实践过程中也是“扬礼”的，教育学生“不知礼，无以立也”。 不遵守礼，就是大不敬，儒家思想中类似言语和行为准则还有很多。

1.2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思想

《论语・述而》曾记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意思是说，君子立志在道，根据仁德而游学欲于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中。六艺当中的射和御就很明显的属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颜元所倡导的“文武相济”、“兵学合一”思想，希望教育的人才德智体全面发展。儒家教育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类似于如今素质教育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

1.3仁者寿、内外兼修的养生观

“养生”，一直就是我国传统体育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仁者寿"的养生观点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养生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成为儒学体育思想的重要亮点。孔子认为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仁”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就能够实现长寿。[1] 儒家思想注重修身养性，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神与形看做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些思想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通过身体上的锻炼活动，促进人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调身养息， “坦荡豁达”保持健康的心态、达到锻炼意志的目的。

2儒家思想在现代体育思想中的体现

2.1“自强不息”与“奋斗拼搏”的体育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 [1]，这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正因这种奋发向上，拼搏，反抗精神， 对民族的凝集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融入了现代体育运动中，奥林匹克精神已慢慢渗入在现代体育思想意识中，如儒家思想倡导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对真、善、美的追求，把超越、进取、公平、团结作为一种竞赛原则，乃至一种竞赛精神。

2.2“正己”与“至诚”的体育道德思想

为了实现儒学中“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要培B出坚强的人格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提倡了以射习礼。孔孟认为射箭必须先要“正己”，就像射箭一样先有个“瞄准”的过程，尽管射者瞄准了目标，但仍有不中的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要怨天尤人，应从自身找原因这个过程也就是“至诚之道”。在孟儒家学说里，体育的道德意义是自我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例如现代运动员们遵守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在比赛后的心态调整一样，都需要正己和自省。

2.3“团结互助”与“共同进步”的体育思想

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礼”与“仁”，现代体育传承了儒家思想体系中强调整体性，团结互助和友爱的思想，注重集体利益，顾全大局。比如现在的很多体育项目就十分注重团队的整体利益，在比赛过程中各位队员团结协作，更需要一种大局观念和团结互助的精神，体育参与者们能形成比较和谐的团结合作精神，为集体考虑，然后共同进步，这样的配合与协作在集体对抗性项目中显得极其重要。

2.4“大同世界”与“和平友爱”的体育思想

儒家理想社会的目标是“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大同理想的提出，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和对社会不和谐现象的批判。儒家所倡导的大同世界蓝图与现代体育思想密切相连，前者通过个体的努力，共同实现大同世界的和谐社会，这与奥林匹克精神中追求世界和平与民族团结的核心内涵所属一致。儒家思想中有具体的实践措施：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等，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中以文明的道德行为方式，公平、公正、公开地参与比赛的精神不谋而合。反之，面对体育界滥用禁药，斗殴，贿赂等违反体育道德的不良行为，极力克制。正确借鉴儒家优秀的德育成果，培养人们的“仁爱、礼仪、诚信”等良好的道德素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结语

儒家思想中的体育思想观念仍然有着突出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我们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保健养生等体育思想文化的演进和发展过程中，都能够或多或少地寻找到儒家思想的存在，为中华民族的现代体育发展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营养。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养生保健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他派别的养生保健思想以及我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均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于促进现代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起着有利的促进作用。在当今的各种体育现象中，我们需要对经典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体现并利用儒家的经典思想，并赋予其新时代的精神内涵，使其在现代体育思想文化中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才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京龙.从《论语》看孔子的体育思想观念[J].体育科学，2012，32（1）：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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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靺鞨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渤海国仿效唐制，建立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唐朝一样强化王权在国家的核心地位，在国家的政治建构中，国王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军政大权，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机构；渤海国仿效唐制，实行尊卑贵贱的品阶勋爵制度，官阶以品而论，与中原王朝基本相同，各级官吏的地位、待遇以至于着装、佩饰均有严格规定，表现出等级森严的特点；渤海国还实行职事散位制，这也与唐王朝基本相同，职事官指担当具体职务有一定差事的官员，散官指只有官位品阶而无具体职事的官员，这些是渤海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还效仿唐朝，建立勋官封爵制度，按照中央制定的标准进行官僚任免，大力强化中央集权；渤海国还借鉴唐朝司法体制，唐朝的司法体制不断被输入渤海，司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有效地维护了渤海国的封建统治；渤海国还仿效唐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建立与唐王朝相似的行政机构。三省分别指政堂省、宣召省和中台省，分别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也同唐朝一样，分为府、州、县三级，一般是府管数州，州管数县等。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靺鞨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隋以来，先后内附居于营州及辽西一带的肃末靺鞨及其它靺鞨人，在长期与汉人杂居过程中，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上层人物及其子弟接受儒学教育，其他民众也不断地接受儒学灌输，儒家思想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靺鞨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他诸如司、监、台、局之类的机构名称，也多以中正、文籍、司宾、太长等字样，打上了极为深刻的儒家纲常思想烙印，这些都表明渤海国统治阶级已经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这在贞孝、贞惠二公主的“幼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长大后“孰 诗悦礼、履慎谦谦”，出嫁后“六行孔备，三从是高”，丈夫死后“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悽”的生平经历中，得到了生动而集中的体现，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考古发现，在贞惠、贞孝二公主墓所用的典故，就分别出自数十种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留学生后来官居要职，如位列公卿的李居

正，考中唐朝进士归国后任国相的乌昭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渤海统治者对归国留学生的重视程度。中原文化不仅影响着渤海国的政治，而且还影响到文化和教育，影响到人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魏国忠，渤海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王禹浪，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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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央白”是白族民间普遍存在的子嗣习俗的集中体现

据陆家瑞先生调查，每年到石宝山会期（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前后），四区八县都有婚后不孕的和有女无儿的、将要结婚的人，来向“阿央白”祈嗣。祈嗣者以香火素斋供奉，并在“阿央白”上涂抹香油，用铜钱刮石粉作“孕药”，通过敬香、供奉、吟词等仪式，把自己（祈求子嗣）的要求和愿望表达出来，传达给信息载体“阿央白”，从而得到一种满足和安慰，增加对生育的信心。在1958年出版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一书中《南诏大理国历史遗址及社会经济调查纪要》一文也同样说道：崇拜“阿央白”的多数是白族妇女，已婚妇女无子嗣，或祈求多育子女的妇女，常来焚香祈祷。从书中记录的调查资料来看，“阿央白”祈嗣活动在剑川一带白族已婚妇女中是很普遍的，但活动并不强调仪式的系统规范，也没有系统的理论，“阿央白”并非像神o一样为人们供奉，并不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它在活动形式上表现出白族原始宗教的某些特征，人们向“阿央白”祈嗣，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信息传递、情感交流的过程，目的是通过简单仪式的信息传递实现子嗣的美好愿望。

“阿央白”是白族民间子嗣习俗的集中体现，类似“阿央白”的祈求子嗣习俗在大理白族地区十分普遍。在喜洲一带，每年农历二月初八，都要到灵慧寺举行求子嗣的庙会，洱海周围十数里的村寨，只要夫妇不育的人，都双双而来求子嗣，尊奉之神俗传为大理国段氏之主，自金沙江上获一浮木所雕成的神像，认为是“有求必应”。白族求子嗣习俗在民间较为普遍崇奉的具体神是“子孙娘娘”或“痘神”，由于白族崇信佛教，所以也崇奉“送子观音”。这些神灵往往供奉在山神庙或白族本主庙的一角。有些白族村寨没有供奉“子孙娘娘”、“痘神”的，祈求子嗣的人也就在山神或本主像前行香祈祷。①

从这些活动习俗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白族民间求子嗣习俗大致有三个特征：第一，祈嗣活动有固定的崇拜祭祀对象和特殊的仪式行为，但不强调仪式行为的规范性。第二，有特殊的活动群体。祈嗣活动群体大多是已婚无子嗣的；祈求多育子女的；有女无儿的白族妇女。第三，祈嗣活动有特殊的目的性。从活动群体来看，祈嗣者不仅祈求获得生育的能力，还祈求生男，反映了当地白族的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继嗣观的一面。

二、“阿央白”祈嗣活动反映出的白族传统继嗣观

在“阿央白”祈嗣活动中，活动的主体祈嗣者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陆家瑞先生的调查中明确写道：每年到石宝山会期，四区八县有婚后不孕的和有女无儿的、将要结婚的人，来向“阿央白”祈嗣。另外《南诏大理国历史遗址及社会经济调查纪要》一文也说：崇拜“阿央白”的多数是白族妇女，已婚妇女无子嗣，或祈求多育子女的妇女，常来焚香祈祷。从两篇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到“阿央白”前祈嗣的多是当地白族妇女，这些妇女主要有三类：一是已婚无子嗣；二是祈求多育子女；三是有女无儿。这里第三类祈嗣者应特别引起重视。以往在研究“阿央白”时对第三类活动主体关注不多，通常笼统地把“阿央白”祈嗣活动的主体概括为祈求子嗣的妇女，忽略了“阿央白”活动主体承载的许多信息。第一、二类祈嗣者，她们的目的是希望获得生育或更强生育能力，而第三类祈嗣者，她们祈嗣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生育，而是要祈求生儿子，它与前两类祈嗣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前两类祈嗣者的目的反映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本能需求，而第三类祈嗣者的目的反映的不仅只是这种需求，同时还反映了当地白族的重男轻女的子嗣观念，它引申出“阿央白”祈嗣活动的一个新的文化涵义。“阿央白”祈嗣目的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概括为三个，即祈求生育、多子和生男，三者共同的目的都是子嗣，但从具体关系上来看则反映了祈嗣者生育价值观发展的过程，即首先是获得生育能力，这是一种本能要求；其次是多育能力，这是社会生产的根本要求；第三是生男儿，是较前两者更高层次的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生育价值观的体现，反映了白族传统社会组织原则和传统道德思想，而这种生育价值观主要缘于白族传统的继嗣观念。

在传统社会中，白族对继嗣这一家庭组织原则十分重视。白族以宗族为家庭单位，构成社会基本组织，形成了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族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因此，白族讲求父系继嗣，只有男子才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继承者首先是儿子，有女无子的，可以招赘女婿。出嫁妇女无财产继承权，在家庭中不能作主，社会上没有权利，处于及其卑微的地位。②白族把姓氏视为传宗接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子女通常随父姓，赘婿和养子必须改姓才能取得财产继承权，没有生儿子在白族看来就是断了香火，赘婿和养子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采取的一种弥补手段，通常赘婿的社会地位也是很低的。在传统白族家庭中，堂屋内大都供奉有“祖先牌”，象征着家族香火的延续，而祖先牌位上完全是以男子来续系的，延续家族香火的责任是由儿子承担的，在白族传统的继嗣观念影响下，重男轻女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因此，在“阿央白”祈嗣活动中，即便有了生育能力的妇女也还要到“阿央白”前祈祷膜拜，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祈求生男，可见这种影响已渗透到了白族的生活习俗中，甚至左右了白族传统的生育观。

三、儒家孝道思想对白族传统的继嗣观的影响

白族传统的继嗣观为何重男轻女的现象如此突出，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白族是一个较早接受儒家思想的民族。“在公元开始的那几年里，云南已传播儒学了”。③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阶级积极推崇儒学，如《南诏德化碑》中所记“不读非圣人之书，尝学字人之术”一样，甚至达到“本唐风化”。南诏时期，据学者考证是白族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形成的时期，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儒家思想作为汉文化的精髓因此被白族广泛接受并成为精神文化的主流是必然的选择。

孔子是儒家思想开山鼻祖，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为仁之本”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先爱其亲，才能推及于爱人，提出子女要善事父母，孔子把人生最高原理的“仁”与善事父母的一般行为“孝”连到了一起，仁不仅是孝之人性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仁”（此指个性品质修养）的实践完全是个人自觉的行为，而奉行孝道（即践履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就是“为仁“的起点。孔子紧紧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提出了丰富的重要观念和规范，完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的转化，使孝成为儒家仁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与起点。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孝”始终成为儒家思想核心内容不断升华和完善。在儒家早期经典《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倡导的“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中，“孝”的重要实践行为从善事父母具体到宗族的延续、家庭的继嗣，把传宗接代摆在首位。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要把组织家庭，生育子女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否则就为不孝，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惩罚。所以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人们“有子万事足”，“断子绝孙”则是人之最大不幸，甚至是家族乃至社会最大的忧虑。

白族传统文化在形成时期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因此白族的孝道思想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在继嗣观念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白族崇拜祖先，重视祖坟祭祀，信崇《孝经・圣治章》“父母生之，续莫大焉”的理论，家族的香火的永恒延续和生命的无限传承就是子孙的再生，子孙的生命就是父母及祖宗生命的延续，有了生命的延续，才能尊祖敬宗，善事父母，孝行天下，这也是白族传统社会组织原则的根本需要。所以，在传统家居中许多家堂屋内都供奉有“祖先牌”，象征着家族香火的延续。在白族传统孝道中，孝行首先是要有后，延续家族香火，而白族讲求父系继嗣，延续香火的责任是由儿子承担的，因此，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突出，无后为大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直接影响了白族社会价值观及家庭伦理道德精神思想的构建。由此看来，诸如“阿央白”祈嗣活动等普遍存在于白族民间的求子祈嗣习俗，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延续家族香火，活动者企望通过祈嗣活动进而得到社会的认同和价值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就是当地白族传统的孝道理论思想长期形成的继嗣观，而这种继嗣观的精神实质就是儒家孝道思想。

四、“阿央白”祈嗣活动的精神核心是对白族传统孝道思想的社会践行

我们可以说，白族传统的继嗣观的核心实质就是传统孝道理论思想的一种体现。因此，要探寻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代表的白族继嗣活动的精神实质，必须从白族传统孝道观念入手。“孝”之初始涵义除了尊主敬宗外，还有一种含义就是生育子女，传宗接代。④二十世纪周予同先生发表了《“孝”与生殖器崇拜》一文，第一次揭示了“孝”与生殖崇拜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指出“儒家的思想为其出发于‘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所以郊天祀地，祭日配月，迎妻纳妾等一套把戏，都与‘孝’有一贯关系。”“因为崇拜生殖，所以主张仁孝；因为主张仁孝，所以探源于生殖崇拜，二者有密切的关系”。⑤儒家思想把“孝”不仅视为保障人口绵延的一套规则，同时把交媾生育从人的自然本能上升为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孝”。从“阿央白”等祈嗣活动的内容看，它确实与生殖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以说是探源“孝”原始初意的一种行为方式，是一种“孝”文化行为的具体事象。在这具体事象中，活动主体即祈嗣者目的是祈求子嗣，这种目的的动因主要来源于完成传宗接代的世俗义务。当地白族妇女受传统孝道的约束和评价，把承续烟火当作实现社会价值的途径，通过祈嗣活动来体现孝行的行为，使祈嗣活动上升为行孝的一种社会行为，而这种孝行思想则构成了传统继嗣观的思想核心，在这种思想下产生的行为则形成了传统继嗣观的社会活动形式。因此可以这样说，白族传统的继嗣观是维系社会家庭的一种组织原则，“阿央白”祈嗣活动作为继嗣观表现出的行为方式，是以白族传统的孝道为精神核心的，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践行孝道。所以，“阿央白”等祈嗣活动在传统继嗣观的精神支撑下，无论环境如何改变，却始终为当地白族妇女作为孝行的社会规范所继承。虽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祈嗣活动在仪式、规模等表现形式上呈现出社会特征的差异，但在这种传统精神纽带的维系下，祈嗣活动一直为当地白族所传承，也正是到了在现代文明的社会的今天，白族民间求子祈嗣活动仍然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所在。

总之，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代表的白族民间求子祈嗣习俗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是白族民俗文化传承的载体。学术界目前对“阿央白”的起源仍持不同的观点，因此本文在论及“阿央白”时，故不论及起源问题，而仅从祈嗣活动行为的本身进行分析，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个案，对白族传统继嗣观与儒家孝道思想之间关系试作探讨。

注释：

①赵橹《石钟山第八号窟“锥状物”辨微》，《大理方志通讯》1987年3期，第72页。

②《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40页。

③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35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肖群忠著《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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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国儒家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传入到越南，但这些差异方式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说，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处。 

（一）儒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础。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础，甚至日本儒家、朝鲜儒家也如此。依笔者所知，儒家长时间在中国、越南、日本、朝鲜等国家生存下来的基础是东方国家社会经济条件，东方国家社会存在基础在于稻作农业经济与三角洲流域紧紧相连。该经济基础使社会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崇拜天地自然，社会中人尊重长辈，尊重有经验者，尊重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处等等。这是个好土地给儒家扎根生枝以及发扬自己的学说。虽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鲜，儒家都是来源于中国，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统，但是，像中国一样，在支配社会发展时，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封建社会发展。今天，儒家思想虽然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思想的标志仍然保留——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也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更具价值。在中国，儒家支配所有乡村和家庭关系、道德关系、教育活动等社会中人的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强烈地影响社会的所有活动。在越南，儒家长时间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动的指导思想系统，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别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会占据了独尊的地位。朝鲜李朝时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 phu Tokugawa）时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视儒家，儒家思想成为支配社会所有活动的思想体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会一切活动的正统思想系统，但是，儒家仍在社会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许多对当今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 

（二）经学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时，经学经典也不断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没有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国儒学经典书籍的基础上创作出越南儒学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书》和《五经》。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经学和中国经学是相似的。李朝时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为经典书籍。例如：13、14世纪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视《四书五经》以及儒家仁义思想和教育思想。他们的话和引用语都是来源于中国经学中的内容。十五世纪，越南儒神吴士连编撰了《大越史记全书》，15卷有174段评语，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诗》《书经》《春秋》《论语》等文献，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学者。十八世纪末，中代时期越南最有学问的大臣代表——黎贵敦进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视朱熹。在越南，到目前为止，越南儒士忠于传统儒家经学。越南儒家仍重视孔孟经学，程朱思想则是道学。潘珠贞、潘佩珠、黄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义上是民主）、抵抗君主专制制度的东京义塾运动都一直重视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编写《孔学登》也是提倡儒学价值意义。 

（三）思想体系相同。从诞生到发展和传播的过程，儒家和儒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并被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空间所支配；换句话说，中国历史阶段，历史背景和地域空间的不同，引起中国儒家思想不同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历史中没有一种统一和纯粹的儒家”（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中没有一种同一宗教形式），更没有一种纯朝鲜儒家、纯日本儒家、纯越南儒家。展开其观点，可看出没有确定何为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划分标准。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儒家都有异同之处，但总体来说能称它们为儒家思想。因为在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儒家都要依靠一个基础、一种不可改变的哲学体系。儒家诞生与发展于中国后才蔓延到东北亚地区，可见儒家的基础即是中国儒家。确定在丰富多样的中国儒家思想系统中哪里是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点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有三种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东北亚地区发展并支配该地区的所有活动，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统。2.汉儒思想系统（董仲舒为代表）。3.宋儒思想系统（程朱为代表）。上述三种中国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关于哲学、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鲜儒家的基本依据。无论发展在自己的家乡中国还是发展在异国（越南、日本、韩国），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可儒家仍然还背着它的基本思想内容。因此，中国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鲜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称，为“儒家”。当认识到儒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基础”和“不变”因素，我们才能了解到各国儒家的差异之处。 

二、中越儒家的差异 

除了相同之处外，越南儒家、中国儒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儒家也有许多差异之处，最凸显的是儒家学者队伍和思想风格。 

（一）越南儒士与农民和农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亲近农民，他们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紧紧相连。据史料记载，17世纪，越南都市已发展到一定的繁华程度了。升龙、蒲献、会安和顺化是越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但蒲献儒士寥寥无几，只有三贡生、没有进士，17-18世纪的会安也有如此状况。19世纪，绝大部分贡生（举人）和进士都出身于农村。比如说，自19世纪初至1919年，阮朝时期，39届考试的555位进士，47届考试的5226位举人大多都出身于农村。当官者在位时被调动到全国各地，他们退隐之后仍然选择回归农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农村儒士，农村生活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对越南儒家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農村儒士阶层当老师、当大夫，同时也将儒家传播到农村。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儒家与越南有不同之处。中国清明时期，华南地区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时教授讲到：“清明时期，商人开始当官，他们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势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观点。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环境是城市生活环境。朝鲜韩国的儒士是社会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学的专家或寻求儒学作为个人道德学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阶层生活与农村乡村生活紧紧相连，因此诸多儒家观点，特别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组织渗透进农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据黎贵敦在《乔文小录》中所统计获悉，在山南镇，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纪，考生数量猛增，朝廷必须通过指定名额来限制报考者数量，如：乙酉年届（1765）大城市考生名额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额为50名，小乡镇考生名额为40名。自红河三角洲枝清艺地区的考生数额也达到上万人。根据上述数据获悉，乡村中，系统学习儒学的儒生数量繁多，直到21世纪初。在19世纪，阮朝主张通过儒学教育、科举考试和训条加强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维风格。研究越南儒家学者的认识和思想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越南儒家与其他的国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面向实际与功利。面向实际与功利体首先体现在学习目的。绝大部分越南儒生设定自己学习目的，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享荣华富贵的生活，完成学习目标标志着结束学习过程。极少人有远大的志向，学习是为了探讨地区热门问题，学习是为了服务社会或为了国家社会文化的进步。此外，儒家学者的学术态度也是该关注的问题。客观分析可见有一些儒家学者关注学术研究工作，他们常关注政治道德问题，少讨论玄学或高级思维领域，其中隐藏在内深刻的认识和创新的能力。甚至，他们将无形变成有形，运用于实践活动中。例如：天地人关系中“天”的概念，他们不考虑作为一种自然实体、“天”的本质怎样，或不考虑作为一种精神实体、超自然实体、“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只从利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如：“天”运行得有“时”、人要知道天时、种植耕作才能丰收，或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要如何对待天才能享福，从而主张“敬天”“顺天”“奉天”等。另一个例子，《易经》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 越南儒家学者并不关心到底何为“太极”“两仪”和“四象”，而是对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感兴趣。他们关注到能带来给他们直接利益的东西。因持有如此的学习方法和思想，他们很少做出大贡献。高榜提名的成千上万举人和进士，很少有人能创作出国家和民族能记住的工程和光荣的事业。当然，越南儒家也有伟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谦、黎贵敦，阮攸。但是这是罕见的。2.习惯性地简化内容。越南知识渊博诸子在中国巨大渊博的儒家宝藏前都会有意识地简单化，选择主要内容，编辑成简单、明了又易懂的教学教材。例如，在中国已有关于某问题的完整书籍，如：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书大全》，到越南就变成“说约”（学说简约）和“约解”（简约注解）；或明朝胡广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为“节要”。该现象并不是一个朝代特有的现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四书》的简化工作，陈朝有朱文安《四书说约》，黎郑朝有黎贵敦的《四书约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书选讲》；黎郑朝裴辉壁的《性理节要》仍被阮朝视为经典教材。简单明了的优点是易懂、容易记住、容易传授和学习。简单明了却是学术的局限，因为简洁等于要删略学说的许多观点，失去许多潜在的暗示教义，删除学说中丰富多彩的含蓄内容。更不用说简略和节要很可能将核心内容减去而留下来次要的。传授知识者满足于简单明了的内容，学习者也如此，这样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创新能力。 

三、总结语 

总之，儒家传入越南后，在越南领土上存在和发展几百年了，虽然有时达到顶峰，有时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越南人民和社会。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封建阶级以其建设封建社会制度，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对原有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改变，并成功运用到处理朝廷内部事务以及抗外敌事业。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当时越南社会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领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为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相比，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存在诸多异同之处，越南儒家有着本国特有的风格，包括儒家在社会发挥的作用不同，儒家运动方向和发展动力不同，思考风格不同；越南儒家远离超形、崇拜利益的现象，越南儒家与人民实际生活紧紧相连，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为人民的利益而考虑。 

【参考文献】 

[1]潘文阁.新时代新地区背景下越南儒家之研究[J].哲学期刊，1999（3）. 

[2]潘大尹，阮玉琼.关于阮朝官制的一些问[M].顺化出版社，1998：118.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付依菱.明清社会经济历史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篇5

教育根本在立志

书院见于唐代末年，在唐代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种是中央政府设立的藏书、校书之所；还有一种是民间设立的供人们读书治学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皇权的更替，政治上新兴的科举制度取代六朝以来的门阀世族。书院文化逐渐兴盛，逐步具有讲学、祭祀、藏书之功能。以秉承师道尊严，知行合一，传承儒家思想，完善人伦道德教育为己任，无论官办、民办，皆为社会、为家国培养经世栋梁之才。今日研究与借鉴书院文化可以为当代教育提供一种有益的参照。

孔子广收弟子，创办私学，一生志在传道、弘道，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他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对象不分长幼、贵贱、尊卑。后世的书院对学生门徒也大多没有身份、地域限制，甚至能突破地域界限，成为士人、儒生之间切磋学问、相互砥砺的学术平台。一些名师、大儒主持的书院往往会吸引全国各地学子前来问学、论辩，形成了一批以书院为枢纽的文化学术中心，保持着清高的学术品质。

古代书院多建造在环境清幽的佳处，教育内容上以传道育人为目的，名闻天下的白鹿洞书院，其学规就是完全秉承封建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孔孟之道奠定了儒家学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书院文化继往开来的多是“与天地合德”的仁爱之道。仁、义、礼、智、信、忠、孝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维系着封建王朝世世代代的伦常纲理。

翻阅《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主编），纵览各大学院学规，无一不是“立志第一”。 中国几千年的儒学传统教育其根本在立志。立志的根本是志于道，天地之道、圣贤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志向远大，将来其成就必定广博。

传统书院追求的是自身修养和自我道德完善，书院对学生、门徒言传身教的是家庭孝悌之道、见利思义之理，口传心授的是立志、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时习及笃行，循序渐进的书香之气熏习和温养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儒雅气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理念培养出来的一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治世栋梁之才。

北大哲学系著名国学大师楼宇烈教授认为，传统书院精神首推为人之道，强调一个人如何立志。他说他自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就进入北大，他记得第一次进入哲学系时被老师励志要成为哲学家，教育系的学生被励志要成为教育家。那个时候不论中学、大学，师长们谆谆教导学生们是立志当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而非今日之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人生修养道德第一课为立志，立志做一个人格独立、捍卫人性尊严、追求自我完善，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谦谦君子。

从心所欲不逾矩

书院发展至今，继承发扬古圣先贤的智慧，传承与创新书院文化，对为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楼宇烈教授言简意赅总结书院教育之“为人之道、为学之方”的主旨，成为儒家精神的符号与载体。书院精神与儒家精神是同质的，不论官办、民办书院，抑或是私塾学堂，大多沿袭儒家经典为核心教材，经史子集依次研学。

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主体教学内容（后传说《乐》经被秦始皇烧毁，流 传下来只有剩下的五经）。到了宋代，朱熹又将《礼记》、《中庸》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规定为书院必读的经史读本。孔子提倡学思结合、因材施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学为本、自由讲学、问难与论辩，充分体现了以学为本位的书院精神，“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观点的提出在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动性。

“重师友、立课程、读经典、正文体”，这些治学之道、为学之方今天听起来仍然亲切，古代的儒生、士人们多追求的修身齐家，温良恭俭的仁厚品质，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读书人家都希望自己家庭或家族能成为书香门第、文化世家。结合眼下的时髦词汇，书院在理念上应该是相当先进的产物，它有着务本、创新、和谐、自由、的元素。

朱熹是承载书院兴衰的关键人物，他曾先后恢复了白鹿洞、岳麓、湘西精舍三所著名的书院，并创办了寒泉精舍、云谷晖庵草堂、竹林精舍四所书院。朱熹往来60多所学院讲学，他指导学生读书的原则、方法有6项：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急用力。倘若一介儒生能够循序渐进、不温不火将《四书》、《五经》、《六艺》斟字酌句、细细品读，那么他将终生受益，且散发着恢弘正道、高山仰止的大家风范。

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的吴国富教授，特别针对传统书院的“祭祀”功能发表精彩演讲：“天地决定了人间的道，而先圣先贤得到了天地间的道，以之统率人间，祭祀先圣先贤，就是尊重道，尊重天地。”敬先贤、敬典籍、敬师长、敬学业、敬学友为一切道德之根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只有尊重天地、尊重凝结人类智慧的“道”，才能认真去读圣贤之书。“天命”与“道”的本质内涵就在这里得到延伸。

“观古以鉴今，无古不成金”，今人学习历史的目的是能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来反观、反省自己。如果能从内涵丰富的书院文化之中，提炼与现代教育接轨的精神品质，显然大有裨益。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希望呈现在世人面前是一种温良恭俭、仁义忠厚的道德人格，面对逆境，能够安贫乐道、宠辱不惊，用生命实践着儒家文化精神，表现出富贵不、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铮铮风骨。

作者题记

篇6

【关键词】法文化；古代判词；理法结构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85-5

关于如何认识和界定中国法文化，目前学界已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通览各家观点，详加分析，皆有所据，似又失之偏颇。本文主张，中国法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还原到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也只能用中国文化原本的“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来阐释和界定。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其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当为解读中国法文化的理论基础。遵循儒学“体”与“用”的范畴中“体用一源”和“即用显体”的原理，若要阐明中国法文化的“体”即基本价值和核心观念，既可以从儒学之源头——儒家经典的研读中得出初步结论，更应该从中国法文化的“用”即古代法的适用层面——判词的研讨中得其端倪。二者互为印证。由此，本文首先对现有学术观点进行评说，继而对中国古代若干判词进行考察，分析其蕴含的法文化内涵，最后结合《尚书》等儒家经典，凸显其义理结构，发掘其解释系统，以求完整、正确地解读中国法文化。

一、中国法文化评说

如果把中国法文化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认为中国文化是“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法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在法律生活、法律制度、法律习惯和法律思想意识等诸方面形成的有关法的基本价值和中心观念。

这里将“中国法文化”概念限定在中国古代社会（即清代以前），主要是为了研究和论说方便，并不表明中国近现代没有法文化。其实，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在变化发展当中。从历史观点来看，一种文化经过漫长演变，又总会形成一定的、自在的精神和价值，沉淀为文化的特质，以区别于其他文化。清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作为历史存在，已凝聚成一种固定的历史文化现象，不是人为能够改变的。这也是我们研究历史上法文化的前提。当然，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也必然包含着它的传承性。古代表象的东西早已湮灭，而精神和价值却延续不绝，依然在近现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不时显现。中国近现代法文化在吸纳古代传统法文化的基础上，必有其新的发展和内容。

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法文化的研究探讨，涉猎甚广，从各自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总括起来主要有五种说法：一是“均平中正”说，梁启超认为中国法具有“均平中正，固定不变，能为最高之标准，以节度事物者也”的意思。受当时“西学东进”的影响，梁说的中国法包含有公平、正义理念，与西方法的语源略同。徐忠明评价道“各种法理学和中国法律史的教科书基本上蹈袭了梁启超的解释”。二是“法同刑”说，梁治平认为在中国法律史上，法与“刑”并无根本差异，法的核心意思就是刑，与正义和权利这样一些西方法的基本理念渺不相涉。梁治平突出了“刑”在中国法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令人颇受启发。三是“无讼”说，张中秋认为从法的价值取向来看，西方法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正义，中国法向往的境界是建构“无讼”的社会。显然，张说立论来源于《论语·颜渊》里孔子所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张说以儒家经典为据，乃循着以中国之言说中国之事的理路，甚为可取。四是“法”字说，此说言者均肇始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古“法”字的训诂解释，衍生出中国古代法具有“刑”的惩罚性和“平之如水”的公平性等诸多含义或理念。且不说许书在千百年来有无“篡改”或“错误遗脱”，单就法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法文化自源起，历经几千年演化，反复实践，渐进成型，绝非一时之功；法文化内涵丰富，确非汉代许慎一家之说、一“法”之解所能包揽。五是“诉讼”说，徐忠明认为中国“法”源于司法审判，与西方法通过司法达到正义结果的构图，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徐说注意到了中国法在司法审判中的意义，这种关注法的实践性的观点，值得称道。

各家之说各有所长，然皆存有不足。尤其是其中以西方法学理论系统为参照或直接照搬过来解构和评判中国古代的法，根本无法了解和认清中国法文化，更不要说发现和总结出中国的法文化传统以及法律智慧了。虽然“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命题尚待更深入地诠释和阐发，至少在研究中国法文化领域，把中国古代法还原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用作为中国文化正统代表的儒学义理来说明，才能廓清中国法文化的真面相，得到历史的真实答案。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法文化如同中国文化一样，也自有一套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中国文化“内向超越”、“内倾性格”和重实际的倾向，塑造了中国法文化“内倾”的义理结构，其性格之迥异，作用之独到，本与西方法“理性”、“形式化”和“权利”等“外倾”的理论系统相左。

中国法文化“内倾”的性格，使得通常仅从法律制度（各朝代律令）层面人手进行研究无法窥得其全貌。儒学关于“体”与“用”这一范畴的理论，则为我们引导出一条探索中国法文化的路径。儒学主张，“体”和“用”是不分的，有其“体”必有产生于此“体”的“用”，“用”不能离开其“体”而独立存在。因此，按儒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体用一源”、“体用不二”、“明体达用”、“即用显体”。中国古代判词是历朝典章律令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是法文化最真实、最重要的体现。也即是说，“即用显体”，我们能够从判词“用”的表象中发掘出法文化的“体”——中国法文化的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从而为纷繁复杂、莫衷一是的法文化现象确定一个基本坐标。

二、古代判词

中国古代判词是古代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历史文本，弥足珍贵。它体现了中国法文化多维度价值和解释系统，自成体系。由中国文化“体用不二”、“即用显体”义理所决定，古代判词既是法文化“用”的一面，必然也是法文化“体”的自在。

古代判词研究近几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成果丰硕。学者们发现，—方面古代判词并非完全“依法判决”，仅就宋代的判词合编《名公书判清明集》而言，在可考详裁判理由的判词中，判决结果与所依法律依据一致的占50%；与法意不合的占42%；另一方面“情”在判词中起到与“法”并重的作用，反映出中国传统法律实施所追求的是“情法两尽”、“情法两得”、“酌以人情，参以法意”。更有学者在深入研究明清司法实践后得出结论：明清时期的刑事审判基本上遵循“依法判决”的原则，而在民事审判中解决纠纷的基本依据是“情理”；徐忠明则进一步认为，“在裁判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时，情理相对比较明显，而法律则是一种‘潜在’的指引；在裁判命盗案件时，虽然法律得到了援引，然而情理始终是刑部法吏用来衡平罪罚的指南。”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对古代判词的解读，中国古代司法实践其实是一种复杂的机制，包含“依法判决”和以“情理”为依据两种因素。徐忠明指出了在“依法”与“依情理”二者之间的微妙的“衡平”关系，将研究推进一步。

从整个法文化领域角度来看，古代判词已经表达出中国法文化的基本元素即“理与法”，“法”的内容包含律令和典章制度；“理”的内容较为广泛，似有先秦“德”的影子，也有“礼”的规范，可能还有“情”或“人情”的因素。中国法文化浓缩提炼为“理与法”，看似有些武断，但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在法生活、法制度和法思想的种种历史现象和遗迹，特别是考虑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历史条件，这样的论断还是可以成立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理与法”的结构中，二者的各自作用是什么？它们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中国文化重实用的特性，使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从所谓的抽象理性去逻辑地推衍出“理”与“法”的定义、作用和关系，而应该在法的实践中找寻答案。

先看一则能“依法判决”的判词。清代陆稼书有一“纵妻殴姑判”，内容如下：沈某妻杨氏，凶悍异常。沈不能制，因惧而和之。尝语侵姑，姑亦顺受。一日，因儿跌出血，迁怒于姑，用棒击之，几晕。族人大愤，遂讼于法。稼书作是判。判曰：审得沈杨氏凶悍性成、侮辱尊长事。该氏蛮而无理，欲牝鸡司晨，独行其志。欺夫之懦弱，常作河东狮吼。压制其夫，已属阴盛阳衰，不成体统。……若非族人劝阻，几至命入黄泉。忤逆不孝，孰甚于此夫！……圣朝以孝治天下。若沈杨氏之所为，天诛地灭。本县虽欲减刑，以俟其后来之报，奈皇皇天谕，固不敢稍事违犯耶！沈杨氏宜治极刑，以儆凶悍。沈某姑息养奸，纵妻殴姑，理宜重惩。姑念事非得已，杖责一百释放，以开自新之路。

陆判依《大清律》：“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条款，裁决沈杨氏极刑，当属“依法判决”。我们关心的是他此判的理由，乃“以孝治天下”，也就是说断明案件是非的依据是儒家“孝”的伦理，判词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是非依据加上依法判决”，具有“理与法”的结构。

再考察一则主要以“情理”为依据的判词。宋代吴雨岩有一“母子兄弟之讼但平心处断”，案件详情未说明，大意是说许氏有二子，长子韩应之，幼子韩闳，许氏偏爱幼子，长子“不能胜，乃挟阿奴自刎之事”诬告其弟，对其母有“不是我娘”之不孝之言，当断不孝诬告之罪。吴雨岩审得“财产乃其交争祸根，今已对定”，判曰：为政者但见诬论可恶，锻炼使服，而不知此三人者，母子也，兄弟也，天伦也，奈何而不平心邪？……前申（原判决）所谓应之不合谓其母“不是我娘”，欲坐以极刑，但未审《小弁》之怨，孟子反以为“亲亲”，此一段公案又合如何断？……若使信凭断下，应之死则死矣。许氏杀子，韩闳杀兄，以刃与讼，有以异乎？许氏何以为怀，韩闳又何以自全于天地间？

吴判后言母子三人相语释疑，兄弟悔过，融融恰恰，幡然如初，不孝之罪“可置之不问”，但诬告一节，终难全恕，未明如何断处。全判强调的是“为政者先风化，刑杀云乎哉！”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长子韩应之有“不是我娘”的不孝之语，若断为不孝之罪，当判极刑，确实过矣。吴雨岩改判“可置之不问”，其依据在“理”，不过此“理”并非随心所欲，无所依凭。从吴判本身引证来看，判’词开篇说到“听讼之法”，公则平，私则偏；而所谓私者，非必“惟货惟来”也——引证《尚书·吕刑》，止缘忿嫉多而“哀矜”少——引证《论语》，所以不能作平等观。上述判词里《小弁》引证《诗经》，“以刃与讼”和孟子“亲亲”引证《孟子》，引证的还有《礼记》、《史记》和《汉书》等，皆为儒家经典和史籍。应当可以断言，以“情理”为依据的判词其实就是依照儒家人伦社会之“理”，是儒家礼义道统思想的具体化。

宋代儒者真西山曾告诫官僚居官要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淮事以勤等“四勉”，以去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等“十害”，其在《谕州县官僚》—文里重申“四勉”之义时说道：公事在官，是非在理，轻重在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枉）公法以徇人情。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瑜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逆乎天理矣！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则违乎国法矣！

真西山的“是非在理，轻重在法”可谓精辟之论，一言中的，阐明了中国法文化“理与法”义理结构的真正内涵。

三、“理与法”的义理结构

中国法文化具有稳固的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它既是统治国家和管理社会的手段，也是解决和处理纠纷的一种有效的机制。从周代初创的“德与刑”，历经秦汉，最终定型在“理与法”的结构上。这种“体”（本体）的结构是对古代社会化解民间纷争、制定典章制度、推行司法断案以及衍化文学戏剧等一切有关法的“用”（实践或物象）方面的高度概括，反映了中国法文化特有的本质和机理。

1.“法”在中国法文化中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怎么说，那种我们经常听到的认为中国传统法或法文化的价值“体现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中”或者“道德是法的精神和灵魂”的观点大而化之，值得商榷。以现在的道德观或“道德理想”说明不了传统法。在中国法文化中，“法”作为结构元素，有其独立的地位和作用。从历史渊源上看，先秦时期的“二王三代”就已有“刑”。作为儒家思想最早的政治法律经典，《尚书·尧典》的“象以典刑”，《皋陶谟》的“象刑惟明”，直至《尚书·吕刑》的“五刑”，都说明在中古社会“刑”即已存在，与后续各代沿用的“律令”一样，一直发挥着惩治和惩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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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 以人为本 管理思想现代化管理 和而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夏代算起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实际的历史可能更长。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完成了其核心思想的构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无比灿烂辉煌,缔造了繁荣、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要探索中国现代化管理的道路,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汲取我们祖先的智慧和思想。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1.从文化的渊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关注人本的伦理文化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主张争相辉映,盛极一时。到了先秦时期,儒家学说从各种学说中逐渐脱颖而出,博采众长,不断完善,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独尊”,成为“官学”。宋明以来,以儒学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思想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广为传播。

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指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几百年),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革,从殷商时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转换,继而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意识转换,中国文化逐渐开创了一个内敛的过程,专注于人的道德良知的发掘。从孔子“恭、宽、信、敏、惠”,到孟子的“四端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无不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专注于人自身的管理。通过人的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这个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关注人,强调人为帮本,强调人的修为,强调入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

2.从文化的哲学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学为基础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辨证思考。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都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

“天人合一”思想还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

既然天人合一是一体的,人就必须关注自我,强调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儒家认为“仁”也是天道,是中正之道。“仁”首先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克己安人,强调人的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根基。

3.从文化的内容和层次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和而不同”,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内涵的生命有机体

中国传统文化从创立初期到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从秦汉以后的“独尊儒术”到唐代的佛教东进,从草原文化到中原农耕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儒家、道家、佛教、法家共生共荣的一个内容丰富的生命有机体,并且充满着渗透、融合和变革,但始终是“和而不同”,保持着各自的个性和色彩。比如,儒家文化在吸收和认同道家“天人合一”的天道大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人自身的积极修为;佛教文化既满足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适应佛教的因果轮回,也体现了儒家的现实修为,提出不仅要“修现世”还要“修来世”的主张。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仁者爱人”的博怀,“克己致礼”的谦恭自牧,也有“天行健”的阳刚之美,“厚德载物”的阴柔之德,更有“日新其德”、“生生不息”的变易思维......无不闪耀着往圣前贤的睿智之光,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4.从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

管理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伦理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自我管理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自身为切入点和落脚点,通过人自身的积极修为,实现经世致用,达到管理别人,管理事和物,以至影响和管理天下的宏伟目标。这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圣贤们对本与末的哲学思考和智慧结晶,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

中国管理哲学,汉朝陆贾说得十分清楚,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的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就是管理之道。中国传统文化开创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科学的管理哲学和思想,进行了人类历史时间最长,规模和范围少有的伟大管理实践。从华夏始祖的教民农桑到秦王朝统一中华,从汉代的“文景之治”到唐朝的“贞观之治”,从元朝的中华版图到大清的“康乾盛世”,从万里长城到四大发明,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从中原文化到华夏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孕育的管理哲学和思想成功地管理并延续了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缔造了一个个历史的辉煌。中国传统文化是巨大的管理思想宝库,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和管理现代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对西方现代管理的认识和理解

1.西方现代管理的哲学思想基础来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

西方文化产生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脉。西方文化传统是一种神的宗教文化,其基点是人对神的敬畏和遵从。神是万能的,神是唯美的,人是被动的,人是罪恶的,对人的管理就如同对物的管理,就必须按神的意志制订规则和律法,实现对人的管理

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管理,其起点是对物的管理。虽然,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也开始注重对人的关注,管理学科中的行为科学也强调人性因素,但管理的根本目的仍是物的生产,对人的管理也是把人当成物来管理,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此从本源上看,西方现代管理中的人本管理是以否定人能实现自我管理为出发点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以人的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的人本管理是不一样的。

2.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历程体现着融合创新的西方文化发展模式

西方文化发展模式是一种超越的融合更新模式。希腊的浪漫主义和罗马文化的物质主义以及基督教的唯美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三种传统,是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核。中世纪末,中国儒家文化以人为本的哲学观使西方两只眼睛盯着上帝逐渐改变为一只眼睛看着上帝,一只眼睛看着人,人本主义逐渐渗透到西方的文化之中。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融合更新和变革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取代封建社会贵族的政权,导致了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思想、政治和产业的三场变革以后,到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新兴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西方。

美国著名管理思想史专家丹尼尔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根据西方管理学发展的时间顺序把管理思想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管理思想时代、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当代时代。西方管理从对物的管理,到泰勒把人当机器的科学管理,到开始关注并研究人的人际关系学派,才开启了社会人时代,再到“管理理论丛林”的当代时代,更加重视人性。西方管理已逐渐将尊重人,理解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升为现代管理思想的主流。

从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了西方管理从物到人的演变。从西方管理的不断发展更新,我们依稀看到了中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前景。

三、和而不同――中西方管理的融合创新之路

1.中国周边国家的管理实践证明中国管理思想的生命力

20世纪70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有机结合的产物。

2.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管理本土化其实质是对中国现代管理思想和文化的吸收融合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进入中国之初,由于中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异,几乎都出现了“水土不服”。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认识与理解,西方公司着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本土化”管理的革新与实践,结果证明是极其成功的。许多世界跨国公司500强大部分都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这不仅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经济魅力的吸引,更是中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成功的实践。

3.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既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也必将影响世界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这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之本,大力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和管理思想的成果,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现代管理在帮助人类实现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应当帮助人类共享美好的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西方管理不可能独自承担,必须凝聚全人类的智慧。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悠久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对这一世界潮流和趋势产生积极影响。

4.中西方管理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和而不同”的融合发展

现代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地球村日渐形成,中西方文化已完全突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但由于中西方的人文特性不同,中西方文化必将保持自身基本的合理内核和元素,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生动地体现着中国“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以及几千年的管理实践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切入点,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和核心内容。中国管理现代化应正本清源,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思想、理念和价值,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系统、变化、适中的思维习惯,大力弘扬爱国爱民,责任奉献,修己安人,信义忠诚,和谐中正等核心价值和精神,摈弃人情过重,人治过滥等弊端,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和管理中的法理文化和制度文化,探索中国现代化管理的未来。

西方现代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东方管理,中国现代化管理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中国现代管理必然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和思想,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的科学思想和先进理念,开创中国现代化管理的美好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现代化管理与西方现代管理“和而不同”,共同谱写人类社会现代化管理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赵 林: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2]张岱年 方可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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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繁衍中华文化的苗床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最为完善的国家。目前，全国有1，287所华文小学，学生642，914人。华文小学是维护民族文化传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堡垒。保持华族文化特征、培养具华族文化修养的新生代是华文教育的目标。在马来西亚，华人把华文教育和华族的生存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清楚，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之源，等于失去了民族的灵魂和民族特征，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容易被他族同化。所以除了通过华文教材传承中华文化外，塑造具有中华文化气息的校园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这能有效地弥补、辅助课堂教学中文化传承的不足。

目前，不少学校在校园内绘制含有教育意义、激励性或者发扬中华文化的壁画；在课室内的壁报栏或适当的地点展示中国古代诗词或名人语录；在华人传统节日，如华人新年、中秋节、端午节等举办制贺卡、写书法、猜灯谜、裹粽子等相关的文化活动：在校内推广读《论语》、吟《三字经》等校本活动：在校内组织中国象棋学会、华乐团、传统舞蹈学会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和展示，缔造充满文化气息的环境，加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接受，浓厚的文化底蕴能更有效地培养有兴趣、有感情并有能力且愿意去承传文化的新生代。很多华小都把上述活动或项目列为常年活动，给学生一个具中华文化氛围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

二、文化融合、团结和谐的桥梁

马来西亚各源流学校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社会实践也一再证明，华文学校的存在并不是造成种族极化或分裂的根源。华文教育置身在多元文化的环境里，在各民族文化的互相交流中一方面呈现了自己的文化优势和内涵；一方面又吸收友族文化的精华，进行自然的融合，既丰富本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又为建设马来西亚文化作出贡献。特别是在现阶段，因为华文小学在普及基础教育，提升国民素质，为国家培育人才方面均作出了卓越贡献，使它的办学方针和学校学风不仅深受华裔家长的认同，同时也获得非华裔家长的认同，他们纷纷将子女送入华小就读。据最新统计，在华小就读的非华裔学生已超过7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12％。多元民族的学生结构为文化融合、国民团结创建了极好的条件。

马来西亚建国50年，种族谅解、国民团结、社会和谐一直是国家追求的宏观目标。学校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是达致此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各民族孩子在课堂里共同学习、讨论、嬉戏和交往活动，甚至争执或纠纷，经过磨合和沟通，能让孩子学会互相理解、尊敬、接纳彼此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因为孩子的幼小心灵是单纯的，是宽容的。校园就是社会的缩影，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对社会文化起着重要的影响。有鉴于此，营造一个团结、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是必要的，比如推介各民族的传统游戏、在板报栏上展示各族的文化习俗等。

三、儒家思想传承的平台

校园文化的主体是校园人，学生、教师、领导等都是校园人。校园文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德育的建设是核心内涵。

马来西亚华小教育强调五育并重，即“德智体群美”。在五育中，“德育”最为重要。教会学生做人，让学生学习做人的道理，培养具有高尚情操和道德观的人格修养，是校园文化服务的目标。马来西亚华小校园文化德育的建设是建立在儒家思想教育上。这是华小的传统，也是华人社会极为重视的。儒家的四维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华小思想教育极为强调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有鉴于此，学校中的壁报、壁画、标语、题字等的设置是必要的。在这些平面媒体上展示积极、激励的句子，比如：“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满招损、谦受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失败是成功之母”“爱别人就是爱自己”“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等，这些标语都有启发和激励的作用，学生天天接触，耳濡目染，必受其感染教育；另外，言简意赅的校训，诸如：“仁义礼智”“礼义廉耻”“勤朴勇毅”“爱整洁、勤学业、崇俭朴、慎交游、守纪律、重公德、忠勇诚信、德智体群”“诚勤勇”“敬爱勤朴”“仁爱勤朴”“毅诚”“爱诚勤朴”“智仁勇”等蕴涵了儒家的道德价值，丰富了华小的校园精神文化。再说，华小教师的敬业乐业、任劳任怨、循循善诱、身体力行，和学生的克勤克俭、尊师重道、互爱互助也是校园精神文化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四、阅读风气培养的磁场

阅读，是教育与学习的核心，尤其是处在知识时代。透过阅读，可以跨越环境限制，穿梭古今中外；可以传递知识，可以打开孩子的另一扇窗。让孩子的智力与才华得以发挥，找到心灵的游乐场和智慧的宝库。要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提倡阅读风气，学校需要缔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在校园内设立“阅读园地”，展示课外读物；设立“阅读报栏”介绍经典读物和展示学生的阅读报告，有助于散布文字书香；很多华小积极推动各种阅读活动，如：阅报比赛、演讲会、常识比赛、名人演讲和剪报等，也有的则把阅读活动列为日程，如每天十分钟“展读－读经”计划都是构建优质校园文化的要素。处在读书声朗朗的校园氛围里，学生自然爱接触书、亲近书。

五、与社区的和谐共建

21世纪的学校要走出封闭的办学模式，走进社区、亲近社区，也要让社区走进学校、认同学校，因为学校同社区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是相互依附，优势互补的。学校是社区中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是社区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学校离不开社区，学校的建设发展必须依托社区：社区不能没有学校，社区的人文发展必须依靠学校，所以，学校既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又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受益者。只有把学校和社区互动起来，学校教育才能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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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现代产品设计

放眼20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由此而来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巨变，直接催生了新的设计理念，设计业作为一种创意产业、绿色产业、文化制造业更具优势：低能源、低消耗、低成本、低排放、无污染和高利润。对现今多元化和开放性的世界来说，中国文化元素将会是一种必然的流行趋势。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国崛起之路，伴随思想文化的创新、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国人不断意识到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性，反映、代表着一个民族、社会的整体意识和倾向，以及个性化差异设计对占领世界市场的战略性地位。

1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元素

1.1 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概念，是对昨天的艺术、思想、风俗、生活方式等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有形、无形的文明成果的体现。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历史 “原汁原味”的底色，都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特定的内涵和重要的根基，所以，我们不能总是一提到传统文化，就联想到落后。事实上，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早已把糟粕淘汰，被保留下来的是对今天和明天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的、不能被遗弃的、急切需要我们去保护并传承、发扬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上下五千年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出的“稳定为目的，家庭为核心，修养为前提”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以仁治国，形成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世代相传，无论是物质形态还是思想文化，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风俗人情，无论是衣着服饰还是绘制工艺，都以其独特的内在和外在特质，给后人留下了丰富宝贵、可供借鉴的设计资源。

1.2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它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美，题材广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流传久远，延续到我们现代生活中来，更起到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例如，在梅兰芳的演绎中，京剧的表现方式是中国元素；在吴冠中的画中，水墨意境就是中国元素……这些丰富多彩的元素，是世界认识中华文化的标志。除此之外，讲究对立统一、中庸和谐、一分为三的儒家思想，讲究无为而为、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等都是中国文化区别其它文化的范畴。

中国的中庸之道首先提倡的是适度、合适、合理、人类的造物行为也应有度、守道。继而产生了当今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线的，以自然为中心的设计思想。在设计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化的设计”应该迎来她的“春天”，由过去的“中国化制造”转变为“中国化创造”，使设计反映文化，创造文化，让中国元素活跃思维，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产品设计

现代设计文化除了在空间和时间上不同于传统文化之外，最主要地是增添了许多功能与审美、科学与艺术、经济与理念、社会与文化上的交叉渗透。

2.1太极八卦思想的应用

（1）拥抱精灵调味瓶。

这款创意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打破了以往单纯套用传统符号的设计，极微妙地诠释了“古板”与“古怪”两种不同风格的搭配。两个可爱的小精灵，一黑一白亲密地抱在一起，无论是从颜色上还是形态上都贴合了中国味的黑白太极符号，更为神奇的是创造者在设计时把动物的生动表情与使用功能结合，黑白精灵分别装的是胡椒和盐，黑色精灵的眼睛设计地比白色幽灵的大一些，这样可以让胡椒粉轻松倒出来,极大方便了人们在烹制食物过程中对调料“度”的把握。就这样透过黑白色组成的趣致平衡的图形，传达着一种温馨、轻松、自由、舒适的意境。（图2）

（2）太极核磁共振设计。

这是在华人创新设计大赛中的一款优秀获奖作品，此创意对太极符号“阴阳鱼”加以诠释，淡雅的蓝黄白色相搭配，线条柔美，简约得体，别具一格又不失大方灵活，令人耳目一新，实属难得。(图1)

（3）德国“红点”设计大奖阴阳椅。

这款由Elements设计的沙发在外观上大胆采用中国特有的太极元素，将传统意义上的“阴阳平衡”用色彩与形状和谐交织的方式极好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时尚美观，突显了德国人一贯严谨精致并擅于引导潮流的作风。其独特之处在于在人机和功能上的完善，简练的“阴阳”把青铜与白金色纤维与凹凸有致的表面恰到好处地嵌合，实用大气，无论是湖边抑或沙滩，都会感觉到别样的舒适和放松。

2.2 其他元素的应用

近年来，许多设计师不断讲求形态设计与材料、功能的结合，步步高推出的I6手机以中国传统的青花瓷图案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在我国，青花瓷有着悠久的历史，给人以素洁、清雅的优美形象，手机前后盖的下半部分印有青花图案，高贵唯美，展现时尚与传统巧妙融合。世界华人创新设计大赛上模块化插座的设计，考虑到办公桌电源的使用状况，经常需要使用很多电器，有时插口不够用，有时插口之间距离非常近，导致插口利用率不高的问题等等。而设计这款模块化插座的灵感来自于中国古代书桌摆放器具——文房四宝，造型简洁美观，使用方便，大大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集创新、制造、成本、人性、文化、技术为一体，是一个划时代的新设计[3]。TCL女性品牌蒙宝欧(MBO)“旗袍”系列手机，是意大利设计团队专门为中国女性打造的，以古典民俗的旗袍元素为核心，集合了灯笼、折扇、中国结、窗棂、丝绸等其他古典元素，女性化特色十足。手机的背面还采用了旗袍上面的盘扣式样，很是新颖独特[7]。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不仅在国内广泛受到设计师们的青睐，中西合璧之风亦将会引领设计行业的新风潮。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工业产品设计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泛滥运用传统文化元素、过多关注简单的表面堆砌、杂乱无章地乱用中西元素、为了迎合竞争无限产出等等，最终导致表面化、形式化、单调化，本末倒置，市场反应平淡，用户视觉疲劳，毫无创意可言。因此应该从符号学的角度深层次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结合产品本身的性能和特点，提炼出某种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内容，与外来元素完美融合，从而进行自然真实化情感创作。

3 结语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正如张道一先生所说：“张果老倒骑驴，骑在驴上向后看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形形，五花八门，在比较中鉴别，在现象中归纲，理出一条思路，驴儿驮着往前走，走向新的时代，不是固守于旧的迂腐不化，而是创造者去开拓新的未来。”传统文化之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设计，如鱼得水，须臾不可离。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就是新旧交融，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生存内涵和价值意义，拥有独立的设计风格和特点，传承民族精髓，让中国的设计走向多元化、独立化、世界化。

参考文献：

[1] 杭间. 设计道[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2] 李菲 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及其意义[J]. 安徽文学，2008年第10期

[3] 世界华人设计学术协会,华人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工业设计案例解析——华人创新设计华典奖作品集[J].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4] 张夫也 孙建君. 传统工艺之旅[J]. 辽宁：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

[5] 彭艳芳 陈波. 浅谈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J]. 科技促进发展，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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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字】管理思想 德育管理 儒家学校

1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信息化高度发达，国际社会、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也将更加激烈，青少年的思想意识也将更为复杂多变，德育管理工作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学生的主流思想严重缺失，思想教育活动并没有实现应有的目标，教育目标没有真正的实现，思想教育效果不能真正体现，分析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改革，在探索改革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思想理论和孔子的管理思想，从目标到方法，都对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儒家管理思想概论

2．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管理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对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礼”是儒家管理思想外在的管理规则。

2．2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社会分工之后，中国早期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儒、法、道、墨、兵、农等学说，其中儒家管理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反映了经过华夏生活的汉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愿望，上古时代的管理意识和实践通过儒家管理思想的改造、创新而走向文明社会。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孔子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应当说，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诞生初期，只是一种理性细胞，还不具备指导社会管理实践的职能。要使它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管理活动的主导思想，需要后人全面地发展和继承。这项工作，首先由孟子完成，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管理价值理论。他主张用仁义去管理经济，用仁政来发展管理，而开拓管理旨在富乐民生，仁者无敌基于管理成功。继孔孟之后，儒家管理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管理思想，但还没有真正在统治者意识中起到主导作用。西汉建立之后，统治阶级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消除各种学派间的斗争。因此，必须扶正统而废百家，以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西汉管理思想家董仲舒做为孔子的继承者，用阴阳五行的管理理论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以儒家为中心，借天道说人事，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北宋中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又再次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改造，他们以孔孟的管理理论道德学说为基础，从宇宙本源出发，来阐明社会管理行为的目的和功利准则，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较完整的管理哲学体系。总之，儒家管理思想经过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3当代学校德育管理的现状及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

3．1学校德育管理现状

德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其品德内部矛盾运动，以使其养成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现代法制等现代社会相契合及所期望的品德的教育活动。

当前当代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和向上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对德育工作普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重外延，轻内涵。一些人把德育教育简单化、表象化，认为所谓主课学好了，有了好的考试成绩，道德自然会提升，一味强调的”素质”出现片面性，其结果往往是外延较大，内涵较浅，忽略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在促进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2)学校对学生德育教育的引导不够。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不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教材滞后，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

(3)学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与家庭教育不能有机统一。

总之，学校德育管理的缺失导致学生在心理承受力，价值观念，自信心以及综合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受挫力不足、对物质生活追求畸形、自信心不足等等这种缺失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全面成长。

3．2导致学校德育管理缺失的原因

(1)学校对学生思晶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一因素。从目前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隋况看，课程教学基本上为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或其他科目授课教师兼任。思品教学人员的配备隋况不难看出思品学科在学校学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科教学交流，思品教学自始至终都是学校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思想品德教学时常被其他学科挤占、兼任领导误课现象屡见不鲜。期中期末考试前取消思品课的现象更是家常便饭。

(2)教学方法枯燥单一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二因素。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过分强调了其思想说教陛，正是这种思想性的语言上过分强调，反而限制了其思想性的真正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小学生的心理成熟时期大大提前，逆反心理愈来愈严重，传统的枯燥乏味的、脱离学生实践的纯说教式教育已被孩子们所唾弃，使得严密科学陛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了不被人接受的说教工具，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日常知识的严肃性，也失去了它的思想的可信性。

(3)教育主管部门忽视德育教育成为致命因素。德育教育应该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史，思想教育都是从儿童时期抓起。而作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对德育教育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先有人教出版社余桂元等发出否定岳飞、文天祥的言论，北京部分小学撤掉小英雄赖宁画像，后有上海市教材及人教版新教材删除了曾激励一代人成长《赖宁画像》。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不重视教材的德育教育作用，使得我们目前的学生德育教育管理不尽如人意。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现状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4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对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4．1把儒家管理思想融入到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意义

儒家思想历经几千年而依旧充满生命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活动，有着指导意义。我们在教育领域，在很多时面临着育人过程中各种困惑，在社会生活领域，也经常面临者社会风气的恶化、社会公德的缺失、在政治生活领域，也会无奈于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地淡化。所有的这些困难都可以使我们积极思考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的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工作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儒家管理思想中蕴含的哲理，从宏观上可以为当今学校德育工作提供某种方法论启迪，另一方面，儒家管理思想反映管理—般规律的合理内容，在微观匕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的操作过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创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包括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因为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而自成系统，各个方面又因为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统。我们既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孤立起来，更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对立起来，而是必须使它们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横向上相互作用，也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纵向上发展变化，永远不能停止在～个水平上。只有正确把握管理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才能不断完善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

其次，有利于创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在学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表现为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在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以及由感情融合、心灵相通而达成的行动上的配合默契。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虽然角色不同，地位各异，但处于这个统一的共同体之中。共同体融洽与否，关键取决于管理者的管理观和管理实践，《论语》强调“正己正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设身处地地为被管理者着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如果能够内化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管理者的自身素质，那么，在德育教育中就更容易营造出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

最后，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学校德育教育不同于学科教学，它具有德性教化的功能，所实施的是转变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觉悟的工程。因此，其效率和水平不宜单纯用数量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以质与量之统一的“度”作为进行德育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尺度。德育教育的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方法等需要掌握适度”标准。

另外，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以学生为核心，有利于激起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增加责任感和使命感。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中庸，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几千年之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一一分一一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着“义”。当群体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中庸来协调，使组织高效运行。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学校的德育管理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分工合作意识，杜绝自由散漫和小团体主义。

4．2对在学校德育管理中融入儒家管理思想的有益探索

儒家管理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社会等宏大的、抽象的范围，而其基本精神则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具有借鉴意义。在学校德育教育中运用儒家的管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确其适用范围，并联系实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思考。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出有助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

4．2．1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仁爱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有利于缓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并在二者之间建立和保持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仁爱有利于在管理内部各成员之问形成亲密的情感联系，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一句话，“仁爱有助于实现管理的目标。“仁爱管理是对管理主题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说，管理者要具有一种“恕道精神。所谓“恕道”，从积极的方面说，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会，在事业上成功发展，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强加给别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点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对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爱”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无指导意义。学校德育教育的对象是人，其管理具有双重指向性：既要面对学生，也是面对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学生，更要管好自己。为此，管理者必须有一颗“仁爱之心。“仁爱”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一要严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如果管理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的管理者在学生中就不会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感化、教育和说服学生，成为带动和激励学生实现学校目标的榜样。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同时也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学生。管理者能严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时必须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对于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也要正确对待，如果一见学生的缺点和错误就指责、训斥和惩罚，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那么，不仅学校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相反会造成师生关系离心离德、紧张疏远，甚至失去学生对老师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说：“宽则得众”。待人宽厚，能赢得人心，也是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严以律己的同时，还要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和作风，对德育工作中发生的问题，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检查自己并主动承担责任。

4．2．2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礼”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有了“仁”的存在就可以成为人了，但是“仁还不能单独存在，孔子认为“仁的实现必须通过“礼”来表达和实现。《论语》中有载：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人孝弟(悌)是孔子和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悌是弟妹对兄长应有的态度。“知孝悌”是孔子“礼”观念的核心内容。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管理体制的合理化。激发学生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札乐来规范学校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好学、敬人的氛围。孔子的治道强调”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顺，各司其职，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体现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也就是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要各自与其色、职务相称，也就是其”实”与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约束各成员。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氛围，敬重自己的组织角色或职司，敬重老师，尊重学生，使组织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见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组织治理。而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构建完善的学校管理体制和制度，以及营造好学氛围，具有基础性作用。

4．2．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中庸”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综观儒家管理思想，“中庸之道”颇具影响力。“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法，强调管理适当适度、恰到好处，主张管理范围合理、不偏不倚。孔子的中庸哲理，讲的是无不不及，它的实际应用，就在于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从实质上说，“中庸”就是“适度，就是要把“时中”与“权变结合起来。“时中就是原则性，“权变就是灵活性。“时中”与“权变的结合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正因如此，“中庸管理方法有利于实现管理目的它可以使人与物的管理处于合理的最佳状态，发挥最佳效益。与此同时，作为管理方法的“适度”并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使管理工作合于“度”，在方法上绝不能一成不变，而需要根据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调整。

“适度”是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一种管理艺术。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实践中，如何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至关重要。“适度”贯穿于学校德育教育的全过程，学校德育教育的正确决策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方法运用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激励机制也需要“适度。现代学校具有开放性特征，其德育教育必须考虑条件的变化。学校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在这里，能否适应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德育教育的管理方法，实质上就是一个适度的问题。可见，为了使学校德育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在管理实践中要特别注重对“适度”原则的正确把握。

4．2．4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德、“义”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论语?为政》中开篇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段话道出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巨大价值，一个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满天的星辰都会围绕着你，听从你的指挥。所以“德”是建立管理者权威的关键所在。只有制度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道德感召力。

在孔子看来，“知”体现着个人对外在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的认识程度和水平。—个人对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原则没有一定的认识，就很难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首先从社会伦理方面人手。—个人有了较高的社会伦理修养，那么他也许不会成为—个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但是他起码不会成为—个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坏人。

另外，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要以义”为核心理念，激发学生的价值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在意志上向善。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这是说利益和好处能够驱动人去做事，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但要注意“度的原则。《中庸》日：”羲”者，宜也。”义”就是受道德制约而有度的”利，这样获取的利才是善的。因此必须以有约束的”利”，也就是”义”来替代毫无约束的”利”。这对于教育学生树立用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