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来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来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因为儒家的思想符合统治者的思想，儒家思想三纲五常和皇权天授的思想恰好满足了统治者服从与和平的统治要求。自西汉以来，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建立孔庙和表彰模范行为的方式推行儒家思想。地方政府被要求建立孔庙并定期举行祭孔仪式，并树立模范典型，以宣传儒家思想，教化民众。

儒家思想的简介：

儒家是中国古代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汉武帝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使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1、独尊儒术型的儒家学派：是指恪守先秦儒家大师孔子、孟子、荀子的传统和基本精神的学派；

2、儒道互补型学派：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教思想互补，另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互补。儒家思想与道教互补的，主要有北宋濂溪学派和百源学派；

3、三教合一型学派：宋元明清四朝的大多数儒家学派，大多数属于三教合一型。理学中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学派；

篇3

关键词：德治；礼治；法律儒家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纵观浩瀚的古代历史，儒家思想从诸多思想学派中逐步发展出来，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存在对中国古代法制发展是深远的，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观点：

（一）维护礼治，要求建立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

儒家倡导的人性向善论，认为善都可以通过道德教化和法度制约的途径获得，后天的礼乐教化能让人启发善心、弃恶从善，孔子认为，社会应该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秩序，礼是维持这种社会差异最好的工具。

（二）维护德治，则倡导“以德服人”，要求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来让天下的臣民臣服。

（三）强调人治，维护人治传统

注重人治，则是儒家区别于法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孔子曰：“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这便是儒家“为政在人”思想的体现，这种“贤人政治”“视法为器”的思想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治传统。

（四）倡导和谐、无讼

儒家信奉“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力图创造一个一切合乎自然的“和谐社会”，结合古代法律，无讼便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有效手段，历来的统治阶级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不推崇运用道德教化解决民间的纠纷，一个没有纷争、没有诉讼的大同社会也是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社会。

儒家思想对于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于立法还有司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以司法领域展现的最为充分。本文重点讨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朝、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重点法律制度，具体如下：

（一）汉朝

武帝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官方哲学，他将阴阳学说、儒家学说及商周以来的“君权神授”糅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理论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基础，也利用该学说将节气和刑罚相连，实行秋冬行刑，他认为，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仁慈的君主应该养德，故在万物生长之季的春夏不宜执行死刑，而秋冬有肃杀之气，应当申明刑罚，公平决狱，施行刑杀。“秋冬行刑”在儒家理论看来是“顺天时”，实际又不耽误农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得到以后各朝代的沿用，明清的朝审、热审皆来源于此。

汉朝司法制度儒家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以儒家经典《春秋》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春秋决狱”兴盛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总之，春秋决狱既有其利处，它从主观上调和了立法和社会现实的冲突，但其主观随意也使得庞杂的汉律更加混乱。

（二）魏晋南北朝

这个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渐进时期，标志性的“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八议”、“官当”、依服制定罪以及存留养亲制度，可谓是体现。通过研究这些具体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对于制度的影响。

为了加强镇压危害封建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的行为，“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始于北齐。“重罪十条”是后世法典中“十恶”，即将直接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最严重的十种犯罪置于律首。《北齐律》所定“重罪十条”，则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予以概括，包罗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把礼法结合起来，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隋唐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八议”制度则是八中权贵人物，他们犯罪后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官府不得专断。这八类人分别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议”入律，使得贵族官僚地主享有特权，凌驾于一般法律制裁之上，为统治阶级中不法分子破坏法律打开便宜之门。

“准五服以制罪”是基于血缘关系、亲疏关系远近所制定的五种丧服制度，“五服”包括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涵盖了九族内的直系血亲和旁系姻亲，遵循着亲者服制重，疏者服制轻的原则。这是礼法结合的体现，以后历代法典均沿用此原则，明代更将丧服图冠于律首。

通过上述制度，我们看到了儒家伦理规范转化了成了具体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不仅维护专制统治，倡导礼法融合，也巩固了等级有别的观念，其影响也是利弊兼具的。

（三）隋唐

隋朝《开皇律》以北齐创立的”重罪十条”为基础，形成十恶条款，由于十恶重罪严重危害国家的统治和皇帝的人身安全，也触犯了封建的伦理道德，故被认为最严重的犯罪。隋朝也延续了“八议”制度，扩大了法律的特权，使得等级特权更加明晰。

唐朝可谓是古代中国的巅峰，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法律传统。《唐律疏议》的制定，不仅是唐代高超立法技术的体现，更是“一准乎礼”思想的概括。

首先，唐代统治者为达到长治久安，注重以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来禁锢和教化民众的思想，力图在思想的源头就消灭犯罪，故实行“德礼为政教之本”，以此维护以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制度。

其次，强调亲疏有分、贵贱有序，特别强调官僚贵族的等级特权，强调平民和官贵之间的身份差别，同罪而异罚。贵族犯罪，有“八议”“请”“减”“赎”“当”等制度，而老百姓则无此优待。唐律注重身份上的“上下有异，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贱民无独立的人格，不能从事民事上的交往。良民与贱民通婚则丧失良民身份，良人侵犯贱民，对其处罚较常人轻，贱民侵犯良人，对其处罚较常人重。

最后，唐律建立的五刑体系刑罚均为独立刑种，无附加之刑，且行刑规范，死刑仅固定为绞、斩两种，条款也较后代减省，须经三复奏、五复奏。此外，唐律还基于儒家思想中仁爱精神，对于老有病弱者，实行从轻处罚。

总的来说，法律的儒家化在唐朝更多的融汇了礼教的精神，用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导立法，使其充满了礼教色彩，总结了历代立法的经验，结束了引经断狱的习惯，使法律成为推行纲常礼教、巩固宗法等级制度，谋求封建统治者长治久安的工具。随后的宋元明清大多照搬唐律，延续了这种精神。

本文从儒家思想着手，结合重点朝代的法律制度说明了儒家思想具体对于法律制度的影响，虽然儒家思想有其赞赏之处，如强调礼教，强调德治，通过无形的道德使民众向善、遵守法律，但是它也存在着思想的弊端，如强调固化的等级观念，强调依亲疏远近来断罪量刑，这是需要抛弃的。这对于今天的立法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亦有借鉴意义，立法者的思想决定了法律的良善，故应在制定的时候就避免制定恶法，立法中也应结合道德的无形规制作用，引导人们从思想上抑制犯罪。（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 朱勇.中国法制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篇4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又称四子书，为历代儒客学子研习之核心书经。四书增删注释包括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孟子、程子、朱熹等，其编撰时间间隔达一千八百年。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蕴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华思想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精华。

作为儒家学派经书的《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精华。但《四书》中也存在着先人思想的的局限性。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一、书肇自然，天人合一的书法自然观

早在东汉蔡邕的《笔论》中，就运用形象的比喻，强调书法创作的体势应融入自然各种生动的物象。自此，历代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孙过庭《书谱》中写道：“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在这里，作者就运用了一系列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比拟钟繇、张芝和二王书法的神妙景象，从而使人获得一种感性的认识，便于领会。蔡邕《九势》提出“书肇自然”的论点，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指出文字是圣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而造。这一思想后来形成了汉字起源于自然的儒家观点。书法艺术是以汉字的书写为前提，汉字既起源于自然，那书法本源必然会受到自然万物的影响。体现在书法品藻上，其突出特征变现为，先贤通常引用自然界的物象来形容书法艺术美。如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提及“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等等。在书法史上，书家从自然中领略笔法，体悟笔势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张旭的中锋笔法“锥画沙”、颜真卿“屋漏痕”等都是由对自然的观察、领悟，进而取得的艺术上的突破。

“天人合一”是儒家的重要思想，这一观念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领域，但它所阐发的原理在艺术领域同样适用。其哲学基础是主客体统一，核心意蕴在于强调自然与人、自然与精神的内在本质属性的和谐统一。这种观念发源先秦，汉代以后逐渐被体系化，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古代思想之一。后世家董仲舒等学者将天人合一的观点发扬的淋漓尽致，形成了缜密严谨的思想体系。依据这种观点审视人与自然、主客体原本是气息相通，从而感悟出物与我、天与人的休戚与共，并进而总结和印证了外在艺术形式与内在心理结构的关系，印证了“书为心画”的命题。在儒家学者看来，书法被认为是可以反映人的心性的艺术。历代书家强调“书如其才、如其学”，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书家须“尽心”，须在修养上追求理想人格的完善与美善统一、文质彬彬的精神气质统一。项穆从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出发，提出“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书正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进而结合儒家“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描述了臻于妙境的心学历程：“故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若所谓诚意者；即以此心端已澄神，勿虚勿贰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审其得失，明乎取舍也。格物者；即以此心博习精察，不自専用也。正心之外岂更有説哉？由此篤行。至于深造自然秉笔思生，临池志逸新中更新，妙之益妙，非惟不奇而自奇，抑亦巳正而物正矣。夫经卦皆心画也，书法乃传心也。”项穆《书法雅言•心相》）

二、人品即书品的儒家品评标准

中国古代社会，为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维护社会秩序，政治的伦理观念、制度不断出现，这些政治的伦理制度、观念成为了人们行为道德的中心，约定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也约定了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书法也不例外。书法批评、技法创作、审美都留下了伦理道德的痕迹，形成了书法特有的文化性和民族性。书法批评有一个明显的文化特色，就是将书者的思想、人品、道德操守和书法一同品评，道德操守的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书家的地位，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书法被看做是心的流露，也能流露出正善邪恶，所以往往与人的品德相提并论，三国钟繇在《笔法》中提出“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社会的渗透，是较全面深入的，李世民提出“尽善尽美”；张怀瓘提出“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孙过庭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等观点，常常直接来源于儒家思想。秉承儒家的文艺观，书法传统批评的标准首先是“善”，其次是美。善是政治标准，美是艺术标准。从孔子开始，善的标准就凌驾于美之上，这也是《礼记》所倡导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被历代书法理论家多奉持。沿此思路，书者的人品成为书法审美批评的重要因素，“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东坡全集•卷九十三•书唐氏六家书后》）这其中除了包含一定为艺术原理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儒家思想道德准则的体现。清代傅山告诫其子孙：“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礼，笔墨不可补。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这种思想把儒家伦理观对书法的作用推到了顶峰，若背离周礼儒学，做人便立不住脚，其字也必有一种“小人之态”。北宋书论家朱长文在其《续书断》中就认为，一个人书法艺术的高下与他的品格修养有很大关系，并举例说：“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这实际上就是说颜氏端庄雄健的风格来自于他的高风亮节。近代书论大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更明确地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他认为通过书法不仅可以看出书家的“学”、“才”、“志”，而且可以想见书家其人。人品好书品必定好。儒家讲究经世致用，书法被作为“纲纪人伦，显明政体”的手段之一。把书法与道德教化密切联系在一起，正是儒家思想在艺术观上的指导原则。在人类理想社会建设方面，儒家强调“礼”的秩序性、“乐”的和谐性，追求“刚健弘毅”。这体现在书法观上就是对身心修养的追求和法度、规范的强调。儒家把书法看做“六艺”中的一项技能，不仅因为书法具有“书以载道”的社会功能，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书法的性质和“礼”、“乐”相仿，可以醇厚人心。把书法与礼乐结合起来，为书法打上儒家伦理主义的印记，进而倡导以书品观人品。书史上众所周知的蔡京、秦桧等辈，因人品低劣，其书法也因此不被世人推重。而颜真卿、岳飞等忠臣志士，因气节刚正，历来为书家所重。在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影响下，书法也在潜移默化中被赋予了伦理内涵，笔墨线条也就具有了伦理化的意味，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三、书法审美中的儒家思想

儒家伦理中，三纲五常是为人最基本的原则和行为规范，也是用来评判行为道德的尺度。由于有这种人格要求，也就有了对书家道德行为的关心。书法要得到承认，就必然在为人上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反之，将不被纳入接受体系。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程颐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任何事物都要居中守正。后世儒家学者不仅把“中庸”作为人生需要实现的最高道德，而且把其作为处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基本准则。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文艺美学范畴体现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对书法的“中和”作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和而不同，违而不犯”的命题，是对儒家“中和”思想在书法上的表现的进一步阐释。“和而不同”是指统一中有变化，“违而不犯”是在变化中考虑整体风格。姜夔的《续书谱》继承发展这一原则，提出了“用笔不宜过肥，肥则形浊，”又不欲过瘦，瘦则形枯。”《书法雅言》是书法理论“中和”思想的集大成者，十七章内容从不同角度围绕“中和”立论。《古今》章说“：规矩从心，中和为的。”《辨体》认为“，与世推移，量人进退，何虑书体之不中和哉”。《形质》认为，“修短合度，阴阳得宜，刚柔相济，犹世之论相者，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为端美也”。《中和》强调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圆而且方，方能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是为美善。”项穆从儒家的立场上对书法中和美作了进一步阐发，主张书法要在书体、形质、境界三个方面达到“中和”，项穆认为书法艺术要达到境界，这种境界应该是“相时而动，根乎阴阳舒惨之机，从心所欲，溢然《关雎》哀乐之意，非夫心手交畅，焉能美善兼通若是哉。”

项穆《书法雅言》中列“清整、温润、闲雅”为作书三要，这样的要求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君子之风，创作者的个性只有达到温润敦厚，无过无不及的儒家君子要求，其书风才能真正达到“中和”之妙境。其次，在“中庸、中和”的思想影响下，书家“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虞世南《笔髓论•契妙》）这就要求书家保持平和的心境，具有“冲和”之气。此外，平和含蓄的艺术境界要通过书法的外在形态来表现，在用笔上要求“笔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侧。侧竖令平，平峻使侧，提则须安，徐则须利，如此则其大较矣”（徐浩《论书》）。在结体和章法上，则讲求计白当黑，疏密，欹正等关系的辩证统一。四、儒家思想对书法理论、作品格局的影响虞世南《笔髓论•辨应》说：“心为君，妙用无穷，故为君也。手为辅，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为任使，纤毫不挠，尺寸有余故也。管为将帅，处运用之道，执生杀之权，虚心纳物，守节藏锋故也。毫为士卒，随管任使，迹不凝滞故也。字为城池，大不虚，小不孤故也。”“其先出自杜氏，以张为祖，以卫为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为兄弟，薄为庶息，羊为仆隶。（萧衍《草书状》）”这是书法理论对宗法政治文化的运用和继承，两段话分别对书法创作活动中的相关因素以及书法传承体系做出了分析。

篇6

礼起源于原始的祭祀活动，国家产生后，统治者对原始习俗进行了选择、改造，保留了其中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那部分，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些被选择、改造了的礼就成为了早期的习惯法。西周初年，在周公姬旦的主持下，以周族原有的习惯法为基础，结合现实需要，吸收夏商礼中的有用部分，制定了一套完备而严谨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后人称之为“周公制礼”。周礼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内容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大到国家的根本制度，小到人们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礼也是西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指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在用人上必须使亲者贵，疏者贱。“尊尊”指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应严格遵守上下等级秩序，不得犯上作乱。周礼所确定的原则对后世的法律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也对后来形成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法结合是指儒家法制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对法律的渗透和融合。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直接引用儒家《春秋》等经典的精神原则或事例作为判案的依据，是礼法结合的典型事例。礼法结合自汉代开始，在当时主要通过司法和法律注释的渠道实现，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开始直接引礼入律，将儒家思想作为立法的精神基础并直接将礼的内容规定为法，直到唐代实现了“礼法合一”，儒家思想的精神原则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具体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儒家的礼制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被直接确认为法律原则和制度。唐律中的不少制度都直接从儒家经典中照搬或演绎而来，如唐律婚姻制度中的“七出三不去”原则系《大戴礼记•本命》篇的内容；八议制度即来源于《周礼•秋官》的“八辟”制度，而“准五服以治罪”原则则是儒家经典中的五服制度和亲亲、尊尊相融合，经演绎而来；其次唐律的修订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再次唐律的疏议都以儒家理论为标准；最后唐律中的罪名和量刑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唐律中最重的“十恶”罪主要包括侵犯皇权和违反家族伦常的犯罪，将这两类犯罪列为重罪，从重惩处，主要还是因为它们严重违反了儒家思想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礼教。由于唐律已经达到了礼法合一，自汉朝开始的春秋决狱的审判制度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到唐代基本结束。

二、唐代法制的具体原则

在以“德主刑辅”“、礼法合一”为主的法制指导思想下，唐代又形成了一些具体的法制原则。

1.主张立法宽简与划一

宽即要求刑罚应该宽大，不搞严刑峻法；简即要求法律要简明扼要，使百姓一目了然，知所以避就，以发挥法的预测作用。在立法宽简精神的指导之下，唐高祖李渊在制定《武德律》时便废除了隋朝的一切苛法，唐太宗时期制定的《贞观律》也奉行了这一原则，废除了兄弟连坐俱死之法，并且创设了加役刑，取代断右趾作为减死之罚。唐代对犯罪的处罚比照前朝来说最为宽大，其主要表现为：重罪条款大为减少，《贞观律》中就大量地改重为轻，其中减死为流九十一条，使得唐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3]；废除了酷刑、肉刑，唐律规定的刑罚为笞、杖、徒、流、死五种，死刑又分为绞、斩两等，因绞可以保全尸，故比斩轻一等。唐代的刑罚与秦汉律中的具五刑、腰斩、枭首、车裂等酷刑和墨、宫、刖等肉刑及以后明清律中的凌迟、戮尸、剥皮实草等酷刑和刺字、等肉刑相比，最为宽平；株连范围最窄，唐律中的株连范围与秦汉律和明清律相比，株连面是最窄的。法令划一，即要求所制定的法令不能互相矛盾。法令不一，必然导致“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的弊端。唐太宗要求立法官员在立法时要仔细审核，不能出现相互矛盾的法律条文。

2.贵、良、贱同罪异罚

唐代将居民分为特权者、良人、贱民三等。特权者包括皇帝、贵族、官僚及其亲属，他们享有各种法律特权。良人，又称白丁、凡人，主要包括农民、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是人数最多的，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的承担者，除老幼病残外，既无特权、也不受歧视。贱民，分官贱民和私贱民，官私贱民的地位非常低下，尤其是其中的奴婢，相当于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随意处分，若主人犯罪，奴婢随其他财产被国家没收。官僚贵族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由来已久，尤其是西汉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以后，官僚享有法律特权逐渐制度化、法律化。西汉创“上请”之制，曹魏创“八议”之制，晋、陈立“官当”之制，隋朝又创“例减”之制，并将赎刑制度化，唐律继承和完善了上述制度。唐律规定，贵族官僚按其品级地位可分别享受“八议”“、请”“、减”“、赎”“、官当”特权。唐代贵族官僚的特权制度继承前代法律规定，但较前更加全面、系统、完备，但是官僚贵族的特权被限制在不侵犯皇权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范围内。唐代的良人和贱民也实行同罪异罚制度，根据唐代法律的规定良人杀伤贱民，减凡人一至两等治罪，但贱民杀伤良民，则加凡人一至两等治罪，相同的行为和结果，因身份不同处刑竟相差二至四等。

3.同居相为隐

篇7

【关键词】国学热；宗教复苏；儒学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247-01

国学内容庞杂，具有强大的的精神感召力，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待宗教持有的实用主义态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宗教政策的逐步走向宽松，无论是本土的传统宗教还是西方传播的外来宗教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势头。但是与其相比之下，各类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力，远不足以与有这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传统相比。

一、国学与宗教

在中国古籍中，“宗教”一词并不存在，它是一个外来词，来源于印度佛教和西方社会。

在西方，宗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复合体，对宗教的认识和定义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至今未有定论，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流派对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德国学者瓦格纳认为：“宗教是对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的把握和界说。”美国学者蒂利希认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是文化所赋予的实质，文化时宗教关心的表达自己的总体形式”费尔巴哈用人的自我意识定义宗教，认为：“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意识，意识不仅是宗教的基础也是宗教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已经丧失自己或者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一种自我意识，是现实世界在人脑子红的点到的世界观。”

中国也有学者对宗教进行界定，比较著名的是宗教学者吕大吉教授提出的宗教四要素说：一类是宗教的内在要素，一类是宗教的外在要素。内在要素有两部分，包括宗教的观念和思想，宗教的感情和体验。外在要素是宗教的体味或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一个完整的宗教是四要素的综合。他对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幻想地反映为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

二、以儒学为例，从儒学起源看谈国学宗教性

“儒教”一词，实来源于儒家的“重教”。然而“教化”的“教”，教育的“教”，“重教”的“教”，易言之，《论语》“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和宗教的“教”名言虽一，义理内涵则完全不同。

儒家是不是宗教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但是，儒家和古代宗教存在密切的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可以说，儒家的超越性，终极性和神圣性和其起源即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思想观念，规章制度存在着直接关系，而且，儒家是不是一种宗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从对儒家的宗教性的探讨中透视儒家的真面目，分清其精华和糟粕，继而吸取精华，清理糟粕，将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承载体的儒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

儒家学派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但是儒家思想的渊源却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代甚至更远。华夏文明产生在土地肥沃的黄河流域，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物质文明，氏族部落成为当时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生产工具的落后，繁重的农业活动势必要由具有较强体格的男性去从事，而女性则负责一些简单的活动。这种天然性的农业活动分配就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氏族部落的依附系统的大家族公社，在这种大家族公社部落里，男人占有绝对的权威，可以对部落的生产、生活、战争等重大事务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在家庭里男人是妻子和孩子的决裁者。这种大家族血缘关系的父系氏族公社使华夏先民非常重视人伦血缘关系，并将这种传统保留至今。

先秦时期的两部礼书《仪礼》和《礼记》也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周代的宗法内容，在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关于周朝的宗法制的痕迹。例如《礼记》的《大传》和《丧服小记》中两段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是了解周代宗法制度基本内容的主要依据。周朝强化了宗法制度，在王权上强调君臣之义，天子为天之大宗，诸侯的职责则是拱卫王室。周公确立了传子立嫡的原则，并陆续确立了传子之制，封建子弟之制，庙数之制，丧服之制等。

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天命鬼神观念，这与万物有灵论和原始图腾崇拜有关系。儒家思想的起源和原始的天神观念，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氏族社会的宗族宗法制度，卜筮制度，敬天保民思想，敬德思想，重礼重祭制度等都有关系，都可属于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们对世界和本身社会的一种看法和作为，这些无不具有朴素但却强烈的宗教色彩，有的本身就属于宗教行为，到现代社会仍可见到，有些观念也使儒家具有超越性和终极性的色彩，并成为后人发展儒家思想的一个切入点。

篇8

摘 要：中国诗歌语言从《诗经》时代开始，到魏晋发展至鼎盛的唐代，直至明清、近代，每个时代的诗歌语言特点各有千秋。其语言以质朴自然为主，但因时代不同，或，乐而不；或，哀而不伤。唐代诗明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巅峰，其语言最为完美，“华声”是其特点的高度概括。封建时代的诗歌，清时代遭遇文字狱之灾，诗歌语言不能自由发展，现代诗歌语言由于西学东渐，语言形式发生变化。中国诗歌语言形式变化，但其内在思想即使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依旧是中国诗歌的主导思想。

关键词：中国诗歌；语言；诗学思想

一、中国诗歌语言

（一）中国诗歌划分

中国诗歌分为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通常当人们提及中国诗歌是，大都想到是古代诗歌。中国的古代诗歌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两种诗歌的概念是在唐代形成的。

古体诗包含了古诗、楚辞、乐府诗，而“歌”“歌行”“引”“曲”“呤”等也属于古体诗。古体诗的语言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与古体诗相对的是近体诗，分为“绝句”和“律诗”两种。律诗的语言讲究格律且要求极严，篇有定句，句有定字，韵有定位，字有定声，联有定对。古体诗语言的自由，成就了其豪放大气；近体诗语言的讲究，将语言雕琢得玲珑有致。

（二）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美

中国人说话要求语音美，说话的内容也要美，这正是中国古代诗歌语言发展至今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成就了整个汉语。于坚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1998》的《代序》）一文里认为：汉语是诗性语言，具有天然的诗性特征和历史意识，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本世纪最后20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的。[2]可见，即便是现代汉语，古代诗歌的语言之精华部分早已烙印在其中，就像紫檀木中的金星，隐隐发光。

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美，这种美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历代诗人所遵循的韵。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美在押韵或不押韵中变幻莫测，美不胜收。为求押韵，作诗时的讲究也多，律诗是二四六八句押韵，绝句是二四句押韵，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首句均可以押韵或不押韵，例如：《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首句并不入韵，二四句押韵。近体诗在韵的追求上比古体诗更为严格，近体诗规定，只能押平声韵，这几乎是一条死规矩，事实上以近体诗的体例假如押仄声字会感到非常拗口，所以古人都能自觉遵守这一规则。同时还要求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而古诗允许中途换韵，少了一分可以，多了一分潇洒！

（三）、中国诗歌画面美

中国古诗虽然在语言上要求语音押韵，朗朗上口。但古诗的美不仅仅是听觉上的，还是视觉上的，正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视觉之美，让人目不暇接。诗歌在语言方面要达到精美，这种“精”便可以与古代律诗在音韵上的追求契合。诗人为了能找到一个字能既达意有符合韵脚，可谓是倾尽其心思。“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江南春天的无限生机跃然纸上，让读者最忆是江南！

王摩诘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连现实主义代表杜子美的诗句也能在忧国忧民的同时照顾到审美的要求。《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句诗中可以体会到杜诗的用词特点整体的画面感。两句诗出现了碧绿、洁白、黛青、火红四种颜色，“江碧”映“鸟”之白，“山青”衬“花”之红，对比鲜明，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景象就在眼前。逾白与欲燃又是一个趋临动态的词，给人以跃动的想象感，诗句顿时有了生命，值得品味。透过语言文字，诗歌的画面是丰富多彩的。

语言文字要抒发诗人胸臆，除了直接描写画面，还会运用到各种手法。用现代汉语划分词类的角度看，古代诗歌中的名词活用现象还是不少。例如李商隐《无题》中的“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镜”是名词活用作动词，其活用后的词性与“吟”是对仗的关系；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诗句“开轩而场圃”，杜牧的《江南春绝句》“水村山郭酒旗风”，等等。这些词的活用，一字生辉，又如马良手中之笔。

二、中国诗歌中的思想

（一）社会现实的体现

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诗歌这门艺术的语言是其思想的载体，字里行间表述的就是诗人所思。而诗人所思正是来源于生活，从《诗》开始，中国诗歌中所体现的思想基本都是百姓生活中总结出来，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将美好的爱情写于纸上。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唐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白和杜甫的诗句。李太白，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正体现其文思的豪放，不拘小节，让人佩服其登蜀道天险的勇气，同时也感叹时不与他。也许正是这样，才成就其与众不同；杜甫，生活在战火之中，家破国亡都在其诗歌中体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艺术手法也影响了我国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

若诗歌艺术只一味地咬文嚼字，或是远离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这些诗歌虽然对诗歌的发展还是有过作用的，但是终将被淘汰。唐初，盛行的上官体诗歌，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韵辞藻之美。事实证明这些诗歌的生命力并不强。

（二）儒家思想的体现

儒家思想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代名词，现在已经不能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它的内容太多，太广。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对中国诗歌在思想、语言、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诗经》、《论语》、《孟子》等等儒家经典，将儒学精神的内涵以及孔夫子所奠定的分析文学论著的方式、诗歌语言的方式都植入到中国诗歌中，中国诗歌深深烙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汉末魏初，“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大背景下，文人诗歌创作是“五言腾踊”时代。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等“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缔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学具有“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描写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例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诗歌。“三曹”中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七子”中最有成就的是王粲，其《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这些诗歌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核心。

篇9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同时塑造了中国人传统的道德品质。

2、“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3、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4、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消极影响：

1、等级观念压抑了传统中国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2、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篇10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设计上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构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传统一词。中国传统元素是极其繁多的，而且范围相对较广，其定义可以分为很多项来列举。在中国元素的设计领域中，建筑有着传奇且悠久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受文化、地域、气候、史实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经研究后阐述了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1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中国，传统一词是各个因素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磨合产生的结果，之后虽受印度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并未影响中国根基性的东西，传统文化依旧流传，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伟大之处。元素可称之为要素，是由一个一个的事物组成的形态，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下逐渐保留和继承下来的。同时，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国传统保留的成果。从古到今，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发展趋势，传统元素得以保留并继承，固有其存留的意义与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扬文化，使其可以在现代人们的心中上升一个高度，以便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当中。

2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才是根本。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注定是蕴含底蕴与功底的，那么中国建筑中的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必然包含本土的底蕴，以至于成为独立的一套体系。然而，并不是说每个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都要大体相同，这是个错误的理论，文化与底蕴并非一日之功，因此每个个体做成的作品，所蕴含的底蕴与意境也会大不相同。换一种说法就是，可以称建筑设计的方案是文化的延续与产物。开始，只是古人们形成的一种社会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由于沿用时间较为久远，逐渐开始演变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并且这种思想也在不断影响着当代对于建筑的设计。正是由于这种设计方案的出现，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世博会中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2.1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道家的文化与底蕴可谓是我国的本土宗教的根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在知识层面上的一种体现与表达。道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宗教的代表，道法自然，其表达的喻义也拥有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严格地遵循自然的规律，对顺其自然之法更是有相对的含义，顺应天地万物，认为万物都有自己的道，道也是万物的始端。由于道家思想中原有避世的思想，其在宫廷并不被推崇，无宜于战事。但是道家思想延续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其中很多思想观念和现代的思想观念是很多相辅相成的，如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在建筑上也能体现出来，尤其在节能减排上其并不是凑巧思想和建筑的结合，如果没有长期的底蕴存在，又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

2.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在汉朝时期，儒家文化成为典型的流派，可以说，其对我国未来在文化上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仅体现在君主治国方面，更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底蕴与造诣上，这方面在建筑上也是较为显著的。例如，如今在北京的四合院，采用了“忠、义、礼、孝”的思想，其来自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另外，“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也来源于此，再加上建筑本身构造应有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建筑构造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建筑在造型上大同小异，而西方建筑在造型上却形态百样，一方面是因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儒家文化对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不是说中西方差异在于西方要比中国先进，而是说中国建筑相比于西方建筑有着更深厚的底蕴与历史背景。经研究，在中国建筑设计遵循儒家思想，更多体现在顺其自然。例如，山体或者湖边就是遵循自然的构造，顺势而做成的，这都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体现。

2.3佛家思想

佛学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佛学并非中国本土宗教与学派，但佛学思想与文化在古代的权位之上和群众中十分有影响力，“三教并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出现过，可得知，佛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造诣是极大的。在中国古代，寺庙的形象非常多，如白马寺（公元25年—公元220年）、四百八十寺（公元420年—公元589年）等，佛学从古至今一直都被保留，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可以看出，佛学的文化仅次于儒家文化。经研究后，中国的佛学演变至今，可谓独树一帜，更多的是追求心灵上的纯净与意境上的突破，人得以升华。而这种心灵与意境上的洗礼同样也体现在建筑设计中，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拥有自己风格的建筑体系。并且，佛学有着亲近自然的喻义，将其带入建筑中就会发现，很多寺庙都是在顺应自然而没有人为所建的建筑群的地方，如少林寺以及清凉寺等寺庙。思想的几经演变，使追求意境到达了一种新的层次，多会选择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使现代的城市生活与工作所带来的压抑与不满在寺院可以解脱，有一种遁入空门的感觉。

3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在论文或是演讲上展示的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引导，国人和世界都应该重视中国传统元素为建筑设计带来的影响。本文希望能对读者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启迪作用，然后去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建筑设计讲究一定的内涵和观点，其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不同观念下的设计方案体现出的风格也不一样，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郭新，曹梓煜.现代建筑中的中国传统建筑精神探讨［J］.后勤工程学院学报，2011（04）.

［2］王文刚.中西传统建筑浅谈［J］.科技信息，2011（15）.

［3］潘谷西.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4］庄裕光.物宇霓裳：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图说［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5］吕洪波，于洪坤.图说中国建筑艺术［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6］伍联德.老照片•中华景象［M］.南京出版社，2015.

［7］雷东霞.中国古典建筑图释［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