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正统地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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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62-02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提倡礼治，在法律上主张德主刑辅，主张“无讼”。后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体系，并被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这所采纳，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
一、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自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春秋至汉初的消沉时期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属于混战时期，礼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趋势，儒家思想在当时的混乱年代必然无法得到重视。
先秦时期，李悝携《法经》入秦，秦始皇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法家思想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秦朝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致，立法上采取严刑峻法的策略，同时实行文化专制。
汉初的统治者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基础上，认识到了仁政的重要性，一味的严刑酷法会导致政权的颠覆。因此，汉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儒家的思想不断得到重视。采用儒、道、法相结合的黄老思想为指导，主张清静无为、约法省禁、与民休息、尊主安民。这一时期的黄老思想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思想后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汉武帝时期到魏晋南北朝的确立以及发展时期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将儒家思想注入维护封建统治的律法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战乱时期，但这一时期却是中国历史思想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儒家思想的封建正统思想地位得到不断的巩固，引礼入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八议”、“重罪十条”等等，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律法中的地位。
（三）隋唐到清朝的完善以及巩固时期
隋唐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得到完善，尤其是唐朝。唐朝是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经济较之前的朝代有了极大的发展，随着唐朝开明政策的实施，文化也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中华法系基本得以确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的结合不断完善并达到最高水平。
从唐朝之后一直到清末，历代的统治者都继承了前朝的律法，虽有局部的修改，但贯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却被不断的继承下来，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得以不断巩固。
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成因
汉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秦亡的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单纯的严刑酷法无法维护政权的长久统一，这就使得儒家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视，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步稳定并不断深化。儒家思想在各流派思想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被统治者重用，经久不衰，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非偶然，有其形成的必然性。我认为，儒家思想能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与封建社会的需求相契合
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以生存并不断的发展，以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存活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能够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
首先，就统治者来说，儒家思想与统治者想要实现封建大一统，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相吻合。儒家思想经孟子、荀子的修正发展到汉代董仲舒时，他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同时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捏合在一起，主张“一统于天子”，这一主张的提出正好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契合，从而使得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很多主张对于实现君主专制都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礼治，在占据统治地位后，儒生们开始致力于引礼入法。从汉代开始到清末修律之前，儒家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并使得引礼入法不断发展，礼与法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礼法的结合不断的加深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用“三纲五常”规范来维持家族秩序，强化君权、父权、夫权，运用这种道德的教化作用来解决小农经济的分散不利于管理的现状无疑是可行的。此外，虽然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在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法律作为固定的措施确定下来对于维护统治的好处是肯定的，但也认识到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和谐等观念对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以刑去刑”的主张，强调教化的作用的同时，也主张用刑罚来对付反抗的臣民，一方面用政权和法制的强制力来维持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用道德教化来驯化全体臣民为皇帝效忠，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对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再如，儒家的“无讼”思想，强调依靠有一定地位的人按照乡规民约来处理人们之间的纠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伦理纲常的地位，压制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也能够减轻国家设置行政机构的负担。
其次，就人民来说，儒家思想符合了人民大众的心理，尤其是大部分以农业为主的人民的心理。第一，以农业为主的的传统社会将农民与土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就造成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追求和谐的心理，而儒家思想正好符合广大农民的心理需求，儒家提倡礼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纠纷的解决，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套标准的行为模式，这无疑符合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的心理。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也与农民追求和谐的观念相吻合。第二，农业社会里，家族的地位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需要还是农民传统思想里对于家庭的重视都决定了家族地位的重要性，而儒家提出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对于家族秩序的维护有着极好的规范作用。一方面，家长的绝对控制权有利于家族的稳定，家族的稳定更利于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伦理纲常作为维护家族秩序的准则是能够被农民的传统思想所接受的。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儒家思想被广大农民接受并遵守。
（二）创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
儒家思想从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始到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一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存在离不开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儒家思想的不断创新。
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主张以礼治国，战国中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虽然在春秋战国这个诸侯战乱的时代儒家这种单纯的“仁政”并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用，但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发展却是值得肯定的。战国后期，看到法家学说在各国变法运动中所显示出的具大的威力和功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将法家的“法制”思想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明确提出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主张。汉武帝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对于儒家学说的创新最终使得儒家思想作为儒家正统思想得以确立。
正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的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能够在不断的探索中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从而保障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直到封建体制的瓦解才失去其生命。
（三）传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经久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不断传承。这里的传承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儒家学派的继承人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到荀子的不断完善以及董仲舒的新儒学的提出无不体现了这种继承性。其次是历代统治者对于前朝思想以及律法的批判性继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经历了诸多次的朝代更替，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选择不抛弃前朝的统治思想和律法，这一明智的做法使得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不断得以传承。
三、结语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虽然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但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在今天应该完全被否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辩证的态度去正确的认识儒家思想，既要对儒家思想中的落后观念进行否定，也要对其合理的观念进行创新性的继承，从而更好的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1〕佘经林.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6，（1）.
〔2〕王霄燕，陈凯.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J].山西大学学报，1998，（4）.
篇2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是什么？
本专题的学习要点有百家争鸣、孔孟儒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和明清儒学的发展。在封建大一统的时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导思想意味，即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因此，所谓“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前秦时期产生，这一阶段的学习要点主要是百家争鸣。关于百家争鸣，一方面要了解当时历史发展的特点，百家争鸣中主要流派有哪些；另一方面要关注后来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吸收了先秦哪些学派的哪些思想。
例1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理论由先秦法家奠定，经汉朝儒生发展而成。这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 ）
A. 荀子、董仲舒 B. 荀子、孟子
C. 商鞅、孟子 D. 韩非子、董仲舒
【参考答案】 D
【解析】 此题考查的是对中国主流思想的理解。根据材料提供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是韩非子，而汉朝改造儒学的代表是人物董仲舒，据此推论，该题正确选项是D。
二、 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各时期的地位怎样？
从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再到明清思想家，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各时期的地位怎样？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是蔚然大宗、但不受重视；秦朝时，受到压制；西汉时，处于独尊地位；魏晋至唐，三教合一；宋明时期，进一步确立正统地位；明清之际，被批判继承，焕发生机。
例2 《史记》载:汉武帝时，“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该材料主要表明（ ）
A. 汉武帝广泛吸纳人才
B. 平民将相大量涌现
C. 儒学在民间开始兴起
D. 儒学地位显著提高
【参考答案】 D
【解析】 “天下学士”跟的是什么“风”？依据材料可以看出，是效仿公孙弘研习儒学经典。这说明了“儒学地位显著提高”这一政治动向。
三、 儒家思想在西汉时为什么能确立独尊地位？
儒学在秦朝受到压制，到西汉时为什么能确立为正统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思考来理解：
1. 阅读以下材料并思考：董仲舒把什么思想融进儒家学说里？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经之通谊也。”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通过对材料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汉初儒学虽然大体承袭孔子的学说，但已吸收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阳尊阴卑，由此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地”要服从“天”，“阴”要服从“阳”，“卑”就要服从“尊”，“下”就要服从“上”，“臣”就要服从“君”，这就是“礼”。由于皇权出于天命，是不可以觊觎和窃夺的，因而皇权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了天的意志，所以，“礼”的主要原则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政治的“一统”要以思想的“一统”来完成，“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
2. 以下材料所论述的君臣关系有何变化？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论语》
“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为臣纲”。
――《春秋繁露》
阅读了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强调了等级名分、秩序，但是，并没有神化君权，他反对犯上作乱，但又否认绝对服从。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而董仲舒认为，君主是代虚无缥缈的“天”执政，完成“天”所赋予的工作。因此，当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董仲舒的新儒学改变了先秦儒家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发展了“礼”的思想，使之更适合了皇帝专制的需要。
3. 儒学在此时得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其次，董仲舒“天人关系”的理论实质是为了论证天君关系；再次，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把阴阳五行和儒家的等级名分主张附会在一起来解释封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样不仅有利于巩固君权，而且也维护统治秩序。
例3 儒家思想经过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以下言论最能体现其适应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是（ ）
A.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B. “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
C.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D.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
【参考答案】 C
【解析】 该题主要考查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中代表人物的基本主张。A是孔子的言论，他主张为政以德；B是荀子的言论，他强调“德”的重要性；D是黄宗羲的言论，反对君主专制；这些选项皆非加强中央集权。C项是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那些只要不在六艺之列的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学说，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这一主张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四、 为什么说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
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问题，在教材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实际上，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
北宋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理学后来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关注的不仅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书”，引导读书人，这就是我们教材上提到的《四书章句集注》。他还编著《小学集注》，将教育从娃娃抓起，要求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要遵从“礼”的规范，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著名古代思想史专家葛兆光先生说：“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就是《家礼》。”“朱熹对于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注意的，他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现”，他以从众、从俗的原则修改孔子推崇的礼仪，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这种将儒学原则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保证了理学所确立的原则，真正深入了社会”，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南宋有相当多的通俗教育读本，如《劝孝文》、《劝学文》、《劝农文》、《谕俗文》等。如果说汉代儒学强化了君为臣纲，那么宋代的理学不仅强化了“君为臣纲”，而且使“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深入人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4 宋代，儒学家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人间的伦理纲常。这个新的角度是（ ）
A. 从矛盾对立转换出发
B. 从天人感应出发
C. 从万物本源出发
D. 从人的本性出发
【参考答案】 C
【解析】 宋朝时，儒学家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源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五、 儒家思想为什么能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
第一，从自身来说，儒家思想嬗变，能不断适应政治与社会变化；第二，政治因素：君主专制统治者的推崇；第三，教育因素：由上而下的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使儒家人才不断涌现，学术得以不断传承；第四，经济因素：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王朝社会与同样强调稳定的儒家思想相互配合。
篇3
【关键词】儒家；君子；圣贤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任何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核心，教育目标的确立、培养与实现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希望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圣贤”和“君子”，这种教育目标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大的价值与影响。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君子”、“圣贤”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人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前就确立的希望达到并争取达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果，是实施教育活动后应该达到的状态标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认为“君子”“圣贤”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状态。儒家思想认为，君子的培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君子要有道德。道德标准是成为君子的最主要的条件，孔子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小人则是用土地钱财来衡量，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君子应该舍利取义。
（二）君子要注重修养。要成为君子，必须要注重自己的修养，养成一种道德自觉。儒家的社会政治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先修身，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孔子曾对子路说，要想成为君子，就要做到“修己以敬”，就是要修养自己，以认真对待一切。孔子还认为一个人有了这种修养，并且把这种修养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可以利国安民，就算是君子。
（三）君子要做到不说空话，而干实事。孔子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要不轻易说话而行动上却要敏捷。“君子”的品质，不仅是思想层面的，更是行为层面的。君子要做到知行统一，不仅要有道德、重修养，还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思想必须转化为行为才能真正起作用。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先把要说的话做到了，然后才跟着行动把话说出来。
（四）君子要知识渊博。“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就是指君子广泛地学习知识，用礼节来约束自己，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呀！要想成为君子，就必须博览群书，成为样样都懂的通才。孔子提倡对学生进行教学的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内容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当代价值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统治，它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儒家“君子”“圣贤”的教育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利于我国国家建设。首先，儒家的“德育”思想有利于我国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善。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我国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公民的价值取向也从一元走向多元。近几年，我国公民素质不断提升的进程中，“道德滑坡”现象也不断出现，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强道德观教育。其次，儒家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知行统一的思想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梦的实现既包括国家层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包括实现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对国家而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广大政工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把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目标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对每个人而言，要想实现个人的理想、目标，也必须做到多干实事，少说空话。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能促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更好的开展。儒家“君子”观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和任务的确立与实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德治、博学等对我国目前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四有”新人的根本任务的实现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的培养要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对受教育者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培养受教育者多方面的素质。
（三）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利于我国公民健全人格的培养。儒家注重修养的培养方式有利于我国公民健全人格的培养。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格培养上特别重视“内省”“修身”，强调内省在道德实践中的重要性。并且儒家倡导的“诚意”、“正心”正是强调把主体的道德认知转化成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儒家强调的内省、慎独正是当代社会我国公民所缺少的，健全人格的培养不仅需要我们有道德认知、知道善恶美丑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这种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没有外在的法律以及规章制度的制约下，仍然能够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君子”“圣贤”的理想道德人格，这种教育目标的培养也对我国当今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国家建设都需要从中汲取养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君子、圣贤的目标，需要我们批判的继承，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张向东，孙征.孔子“君子”人格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启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3.2.
篇4
关键词:儒学 霸权汉武帝
儒家思想是由春秋时期的孔子创立的,到西汉时,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且一直延续了整个封建社会。
一、政治转轨变型的需要
刘邦统一天下后,因国家残破、经济凋零、内有韩信、英布等异性诸侯王控制着大片土地人口,他们外托君臣之名内有敌国之实;外有北方强敌匈奴伺机骚扰。面对这种局面,这就决定了刘邦在建国之初,既不能用法家思想治国,又不能用儒家思想安邦,只能用黄老之术。
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他一定会奋然跃起,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而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于是新的思想就必然地提出了。
二、统治者治民愚民的需要
统治即又“统”又“治”。对于统治者来说,第一要务是愚民。民只有愚了,才能忠。而孔子的思想中便正好有适合统治者需要的这个东西。你看,他公开提倡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贱者劳力,贵者劳心,贵者治人,贱者治于人”。第二要务是治民。至于治理的方式,就是孔子提倡的“礼”。这个礼是要“克己”的,就是不许臣民有自己的个性和思想,一切“唯上是从”“唯命是听”“唯书为圣”,并且特别强调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得有违。正因为孔子有如此精妙的理论,统治者当然乐于尊从。
这就是封建统治者为何要独尊儒术的原因。
三、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儒家学说可以满足“社会维系基本道义价值的需求”。余英时尝谓:“儒家教义的实践性格及其对人生的全面涵盖使它很自然地形成中国大传统中的主流。”儒学的许多教义的确都是从人们的伦常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与人的生活有着必然的紧密联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参考文献:
1.汉书•卷九九[M].
2.汉书•卷十四[M].
3.汉书•卷九十四[M].
篇5
关键词：韩愈 儒家思想 道统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始终处在支配的地位，它深深地契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儒学发展史上，汉儒和宋明理学家们根据时代的社会需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是唐代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教育家。在学术思想中，他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首次提出了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和人文价值为核心的道统论，为之后的中国哲学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形式的可能性选择。历史表明，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作用，不只是历史性的，而且还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理论意义。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原道》、《原性》等作品中，本文也以《原道》、《原性》等著作为基础，概括总结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以及其历史作用和意义。
一、“抵制异教，攘斥佛老”的道统论思想
韩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套“抵制异教”，重振儒学的道统论体系。纵观中国从春秋开始之思想历史，春秋时期，孔子继承文王和周公之仁政和礼制，创立儒家学派。战国之间，各国争霸，并且进行改革，都欲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应时代的思想体系来，于是出现了儒、墨、道、法等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朝时吸取秦朝之经验教训，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确立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两汉之后，中国历史又一次出现分裂的状况，由于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随之带来了所谓的异教——佛教，而此之间道教也开始兴起，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隋唐时期，中国政治得到大一统，但是思想方面并没有统一。唐朝之初，佛教盛行，加之唐代帝王和老子同姓之缘故，更加推崇道家老子之学说，所以形成了儒、佛、道三家并立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在当时的社会之下，佛老之学能够盛行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们对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毫无疑问是很有利的。
韩愈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唐时期，当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藩镇割据、权臣倾轧的状况是甚之又甚。特别是中唐后期的安史之乱带来的影响也是特别的沉重，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政治日趋腐败严重。这是当时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当时佛教、道教势力日益蔓延，尤其是信佛佞僧风气尤为严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愈认为必须要重振儒学，强化儒家的正统地位，排斥反对魏晋以来流传广泛的佛道思潮。并且韩愈敏锐的感觉到佛教的思想里有着不事君父和不承担赋税这样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离心倾向的消极面将会越来越严重。而韩愈生长在儒学世家，父辈们即以尊崇儒学并且身体力行儒行而著称于世的，他深受其影响，所以韩愈感觉到务必要进行儒家的重振，于是他走向复兴儒学，攘斥佛道的道路。韩愈五十二岁那年，虔诚信佛的唐宪宗大张旗鼓的将凤翔之佛骨迎来长安，并且留置禁中（天子居处）三日，然后送入寺庙，于是上有好者，必有甚焉，当时的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而求供养。韩愈当朝为官看到此景，大为痛心，于是不顾自己安危，大胆向唐宪宗上《谏迎佛骨表》，痛陈这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丑事，并对皇帝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诀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患。”[1]他公开批判佛教曰：“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2]由此可见韩愈的《论佛骨表》着重从纲常伦理方面批判佛老之学。不仅是这样，而且也从佛老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面造成的消极负面的影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原道》中指出：“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3]这样出家人剧增，他们不担赋税且不牢而食，增加了社会的危机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负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二、以“仁义”为核心的道统论思想
在韩愈看来，儒家的基本原则是仁义，而仁义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样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等等，也就是人道。儒家的道德原则在人道中被赋予了充实的内容。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4]
这里韩愈给仁、义、道、德下了定义，仁义二者有其特定的内容，是儒家所特有的；道德二者的意义比较宽泛，哪一个学派都可以用，对“仁”韩愈用“博爱”释之（与孔子“仁者爱人”相通），意即对人充满关怀和热爱，始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进而推及于任何人“泛爱众”；这种“博爱”的心情必须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如得体适宜，即是“义”（与孔子“克己复礼”相通）。所以仁、义二者，一表现为内心修养，一表现为行动。按照仁义的标准去做即是“道”，不必要外界的帮助和安慰，切实具备仁义，达到自得自乐的地步，即是“德”。韩愈在这里是用“仁义”来限制“道德”，用“仁义”来充实“道德”。 “道德”是以仁义为具体内核，“其道易知，其教易行” ，能够达于四海，通于万世的“天下之公言”。而真正能体现“仁义”原则的是“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的“圣人”。韩愈弘扬仁义，给仁义道德寓于“定名”作为儒家总纲，其理论完整表现在韩愈以《大学》为纲领的儒学思想体系中，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用“将以有为也”的仁义道德，贯通内外两个方面，融二者于一体。
韩愈对历史上儒学受到多次挫折表现了极度的感慨。为了倡导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给仁义道德寓于“定名”。他创造了对后世儒学发展颇有影响的“道统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5]以此“道统”为理论依据，力图恢复儒学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同时以“道统”为人道价值标准，定名仁义道德，倡导先王之道，以存于内的“仁”到见于行的“义“来核实人道之本。
三、儒学的理论依据——“性三品说”
在韩愈与佛老斗争、重振儒学的过程中，提出来他的“性三品说”，并且把它作为恢复儒家传统思想的理论根据。
韩愈在他的《原性》中认为每个人有性有情。“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性者五，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也。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 [6]他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儒家的五种伦理道德。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级。他认为五种伦理道德在不同人身上的搭配以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这样，人性便有了高下之分；同时，他把情也分成三个品级，而高下取决于每个人对自己的情感表现不同。韩愈之所以认为如此，主要他认为情由性生决定，人的情感意志与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人性中有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但又因为情感的表现和人的禀赋能力的不同，而分为上中下。那么在现实社会伦理关系中通过情的“动而处其中”，来体现人的道德本性，人们的社会行为只有以儒家的社会规范作为标准，才能近善而远恶。
四、韩愈思想的历史地位及意义
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痛陈佛老学说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从而为重振儒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韩愈的道统思想，在中国道统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宋学道统论之先河，是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但他为了重振儒学，完全否认了佛老学说在当时存在合理性的一面，使韩愈最终走向一个极端。后来的程朱采纳了佛老学说中合理的成分，以至于儒家道统思想在宋明时期达到一个巅峰时刻。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应当承认韩愈在弘扬儒家文化，重振儒学的正统地位方面做出了积极巨大的贡献，他在道统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我们应该给予肯定。
参考文献：
[1] [5]韩愈.韩昌黎文集注释[M].阎琦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400-401，165，15，22，22.
篇6
【关键词】新课改 历史教学 感悟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有它的相似之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套而言之，平庸的课有它的相似之处，一堂好课各有各的精彩之处。一堂怎样的历史课才算是一堂好课呢？不同的人有着自己各自不同的理解。专家们的解释通常会高深莫测一些，一线的教师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实践也会有不同角度的解释。作为一名从事历史教育年限不是很长的老师，我从自身浅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和认识：
首先，一节好课必然是老师讲得很顺畅，学生学得很轻松。如果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对自己这堂课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没有清晰的课堂线索，随心所欲，走到哪歇到哪，讲完之后，学生的头脑必然是混乱的。教学效果必然可想而知。面对新课改，我们重在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思维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传递的是教学思维混乱、没有条理我们如何培养学生这样的能力。故而，一堂好课必然要条理清晰，如行云流水缓缓而来。
其次，一堂好课要详略得当。重难点突出。对于我们走上教坛不久的青年老师而言，在教学中，对于教材的取舍很难把握，往往上课时感觉总有说不完的话，下课铃响之时，我们往往行色匆匆，带着众多的遗憾离开教室。学生也是学完之后，找不到重点。时间一久，学生自然会对你的课产生疲劳感。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应该多研究教学大纲，吃透教材，学会大胆取舍教材，不要充当教学买办者。学生能自行解决的问题，相信他们，放手让他们通过阅读教材进行归纳总结。这样也能锻炼学生从教材中提取有效信息点的能力，久而久之，在考试中解决材料题的时候也能做到得心应手。一举两得，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其三 ，课堂讲述要幽默生动。历史毕竟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情。给人的感觉本来就有点老古董的味道。如果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一味地循规蹈矩，生搬硬套，表情始终如一，语言干涩。学生必然会对你的教学出现听觉疲劳和审美疲劳。学生会觉得你的课了无生趣，要让他主动配合你便难如登天。平日里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位语言幽默、知识丰富的老师学生是最喜欢的，往往他的教学成绩也位居前列。
其四，好的历史课堂应该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好的历史课堂往往离不开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我们必须营造一个生活化的历史课堂，把社会生活中的鲜活题材引入课堂教学之中，使历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连接起来，从而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历史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通过引进生活中的题材也易于学生对于一些抽象知识的理解。例如，七年级上册教材中，讲到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地位时，初一的学生对儒家思想本身接触不多更难理解儒家思想在我国的地位。可以举例，国外可以直呼长辈的名字，但在中国这是极不礼貌的，因为尊敬长辈的传统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已确立了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通过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比如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指定内容，儒家思想影响至今，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都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之下，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既消除了学生对儒家思想的陌生感，也让其体会到儒家思想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另外，孔子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对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其五，课堂讲述要深入显出。历史学科由于它自身过去性的特点，和学生有一定的时空距离。在谈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时，学生由于认知水平的有限，理解起来有相当的难度。我在讲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第三课《》时，面对《》的影响时，讲到第三条款“大沽和北京通海沿线炮台一律拆毁，允许各国在此眼线的战略要地驻兵。”我把外国侵略者比作穷凶极恶的狼，把清政府比作羊。我问学生：“羊圈是羊儿的避风港，羊圈外盘踞了很多狼，羊圈拆了会怎样？”学生的参与热情提起来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抓住合适时机，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深入浅出地将历史知识形象化、生动化，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篇7
关键词：三教；帝王政治；民间；三教融合；三教合一
一、前言
“三教融合”是在探讨和研究中国文化史上三教关系时的常见说法。此种说法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热潮中讨论中国文化主流或主干问题涉及到儒释道三教关系时部分学者所持的意见。试举几例，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中不乏关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内容。1牟钟鉴认为，中国宗教具有包容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各种宗教之间互相吸收与汇合，唐宋以后这种趋势更加发展，三教归一的思潮颇得人心。民间秘密宗教更是兼容三教，主张三教合流。”2洪修平在《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中认为，儒佛道三教是传统文化的主干，其中儒学是主流。在三教关系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三教合一”是宋代以后形成的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格局。3顾伟列的《中国文化通论》在谈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时指出，“进入宋、元、明以后，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归一’……宋明理学援佛入儒，既表明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同时也表明三教合流已成为历史趋势。”4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这些“三教合流”、“三教合一”的说法基本是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与主干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后来关于三教融合问题的论著，多以既定的三教融合为背景，探讨历史上的其他问题，将“三教融合”理所当然地作为一种历史上的“真实”来看待。只有少数论著是直接探讨三教关系的，而直接质疑三教融合的论著则甚为少见。本文基于多年来关于三教关系研究的学术史，质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三教融合”的普遍用法，探讨的主要问题则是“三教融合”与“三教合一”1如何被各种社会群体创造出来，并对三教融合与合一的说法作进一步的澄清，提示研究者对这种说法慎思慎用。
二、“三教融合”如何被创造
“三教融合”是被“创造”出来的说法。首先是被佛道所阐释，其次是被儒教阐释，其三是受到帝王政治推动，其四是民间宗教与信仰的新阐释。
（一）佛道的阐释。这是佛道出于自身发展与扩张的需要。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所倡导的三教融合，都是为了抬高自身的地位，并使其在实际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免除来自政治与世俗的排斥。最为显著的是儒教中的忠孝思想成为道教、佛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之初，在同儒教忠孝正统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吸取了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忠孝思想，而这亦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开端与重要表征。如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博所撰《牟子理惑论》以问答形式对儒家思想中的“不孝莫过于无后”、重视仪容服制、沙门弃妻捐财、终身不娶、剃发、不遵礼仪等进行了答辨，其中多引儒家经典来论证佛教教理与儒家思想不相违背。2晋代孙绰所撰的《喻道论》亦是以问答形式论证了佛与佛道、出家与孝道等问题，在强调佛教超俗儒教世俗的基础上，力主佛儒一致。其中言：“故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夫缘督以为经，守柔以为常，形名两绝，亲我交忘，养亲之道也。”“佛有十二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殷懃之旨，可谓至矣。”而且还对忠孝难两全，舍小孝行大忠进行了分析。3通篇读来，孙绰在表面肯定、附会儒教忠孝之道的背后，实际上总是在寻找儒教的缺陷，然后以佛教教理予以补充。在宣传佛儒一致的同时，实则尽力为佛教的立世与传播打通道路。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世俗忠孝伦理自其产生之初就是其宗教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著名的忠孝成仙说以及天仙不如地仙说均是对儒家忠孝世俗伦理的弥补与延伸。4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儒道互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宋末元初著名道士李道纯的内丹心性学亦是融合三教的道教学理。李道纯作为一个道教人士，其出发点与归宿毫无疑问是道教的。其融合论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宣扬道教内丹学，也可以说其诠释话语是道教的。5李道纯是在使用三教融合与合一的思想资源来宣扬道教内丹学，他并非力主三教合一，其所有理论，包括儒家、道教、佛教的理论，是有一个整体统摄的，就是道教的内丹心性学。实际上，三教均重视心性，这是三教相通之处，也是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论之所以被创造出来的内在依据。但是纵观古今中外各大，又有哪一种宗教不重视心性呢？难道能因此而将所有宗教都“合一”？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李道纯高倡三教一理、三教一致，实为最大限度地援引儒、禅，纳三教于一理。6在这里，李道纯实际上是利用了三教融合的思想资源来宣扬自己的道教内丹理论。总体来说，宋元明时期的道教对儒佛的吸收已进入成熟阶段，甚至出现了以倡导“三教合一”为宗旨的新道派，这说明到明代时，道教的“三教合一”思想已经发展成型。7这种“三教合一”显然是从属于道教的，是为道教的发展与传播服务的。
宋元明时期的高僧大德亦是延承前代僧人的做法，高举三教合一的大旗，为佛教发展开辟道路，这一时期的佛教“三教合一”的特点在于倡导三教和谐，三教一家，但始终突出佛教的优先地位。1例如晚明时期著名的佛教徒憨山德清曾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理、三圣同体等说法，这种似乎融合三教的做法实为模糊同化三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了突出佛教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佛法来释儒道，当然其中亦有以儒来释佛道的论断，以佛教的破执、无我来解释儒教的经世哲学。而用儒教的经世弥补佛教的出世之偏，则是为了更好地来宣扬佛法，为佛教的发展扫除现实的障碍。因为儒家思想始终作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在三教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佛教、道教想发展，必须从儒家思想中吸取能量，才可能创造出更顺畅的传播通道。另外，儒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的强势地位，也必然在文化保垒的塑造中担当重任。憨山德清本人是一个精通三教的佛教徒，所以才能做到三教互释，但在这种互释、会通中，他始终坚持佛教为中心的一执，其诠释大多使用的是佛教话语。这也反映了晚明学者在三教融合问题上的个体性认知与实践。2
清代著名的道教学者和龙门派传人刘一明在传播道教时亦采用了“三教合一”策略，他十分注重利用三教合一的思想资源来传道，而非重在三教关系之辨论。其三教一家、三教一体、三教合修以及三教统一于道、三教合用同求中道、三教合参成就丹道的论说都显然是以道教龙门派思想为核心而做出的“合一”解读，其中传教的目的十分明显。3
总体来看，自东汉末年以来各个朝代的佛道人士均重视对儒家思想资源的援引与利用，他们是“三教融合”与“三教合一”论调的重要“创造者”。但无论佛道，其骨子里均与儒教暗自抗衡与争宠，都在为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努力。儒家伦理对佛道的作用，可以称为儒对佛道的渗透与影响，但绝对没有达到融合，融合的基本意思是说三者互相打破各自的壁垒，其思想教义完全融合为一体。事实却并非如此，三教始终是独树一帜地存在着，其思想主张始终各有千秋，不能相互替代，而且为中国人的灵魂与信仰世界提供不同的道路选择。
（二）儒教的阐释。这是儒教自我发展以求保其正统地位的努力。儒教最大的益处是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被视为治国之道。其最大的缺陷也正在于此，由于其过分重视社会的秩序，对无序的社会状态不能容忍，显然无法为乱世苍生提供有效的关怀。社会秩序的有条不紊仅仅是社会运行的一方面，无序与冲突则代表着社会运行的另一种面相。过去曾有人批评儒家不言鬼神，敬鬼神而远之，所以它无法提供给人们无限的关怀。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儒家思想中的“孝”、“祖先崇拜”等思想完全可以为人们提供终极性关怀，它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是终极关怀实现的最佳方式，所以中国人对于“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婚姻与家庭，实际上拥有强烈的宗教式虔诚。故笔者认为，儒教是有强烈的宗教情感的。但儒教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宗教需求则是事实。儒教当中有很强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杀身成仁”等类似二分式的绝对思维，它为思想创造的选择空间是狭窄的，不是光明就是黑暗。若仅仅是在儒教的信仰之下，中国人的信仰空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无法运行。在诞生王者的背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失败而付出沉痛的代价，包括自虐、自杀、范进中举式的恍惚、错乱等精神疾病、扰乱或仇视他人与社会的极端行为。它更多地适应于治世以及顺世者。而道教的“无为”、“隐遁”，以及佛教的出家、弃世，则较之儒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人生选择，这些是儒教所无法提供的。
另外，儒教还有一个缺陷，其产生与发展主要是依托“礼”而运行，“礼”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不下庶人”，它所能影响的人群主要是依礼而行的上层达官贵族，其身份等级性是很强的。这也是它无法独自掌控所有社会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它需要不断地借助佛道的影响才能向普通民众渗透。陈宝良将之称为通俗化或大众化。他认为晚明三教的合流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加之名僧、方士参与的互相交游影响的学术思潮。而且认为这种合流进一步造成了明代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大众化。显然这种合流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合流，也就是以儒家思想融摄影响其他二教为基本模式，总体上是一种由上层帝王政权推动、学术群体广泛参与，并最终影响到普通民众信仰生活的一种兼具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综合思潮。1事实上，无论是宋明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以儒为中心，援引与借用佛道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家哲学体系，它们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不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产物”，只是在坚持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吸收了道释思想。2
儒教作为世俗王权文化的载体，其生效范围实际上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3是一套严密的关于国家统治秩序的思想言论。因而，儒教显然无法单独承负起国家运行文化支撑的重任。所以自佛教传入，道教产生，它就没有停止过借用佛道来充实完善自己的发展历程。佛教的禁欲、慈悲、好生恶杀等伦理思想亦为儒家伦理所不及。正是因为佛道的宗教伦理能够对儒家伦理有所补充与延伸，才会导致三教之首的儒教不断地对佛道二教进行吸收与利用，也才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不懈地作出三教融合甚或合一的儒化阐释。儒教对佛道的吸收为这一贵族式宗教提供了深入民众的机会，也使得广大民众更加认同儒教的伦理教化，这显然对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极为有利。如果中国古代政治与国家治理是以儒教为旗帜的，那么，包括佛道在内的其他所有宗教均是这一支柱得以树立起来的膀臂。包括王阳明及其后学、林兆恩在内的儒教知识分子提倡的三教合一论调，与佛道一样成为发展与巩固自身的一种宣传。由于这种宣传与帝王政治关系密切，所以受到帝王统治集团的嘉许与进一步推动。
（三）帝王政治的推动。这是儒释道三教外部的“融合”推动力量。纵观中国帝王政治史，三教并举成为历代统治者英明的宗教政策。三教会通，无论会通于善还是会通于治，其思想学术争鸣中都渗透着帝王的国家教化策略。4
“三教融合”论的顶端——“三教合一”与中国古代帝王政治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三教同源与三教并举在一定程度上是帝王出于政治目的对三教的调和与利用，对三教采取容忍与共同支持的宗教政策，使得三教的发展越来越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身为煌煌大国之首的皇帝敏锐地发觉在三教关系上顾此失彼或者抑此扬彼都不是明智之举，都会造成三教的斗争，甚至事与愿违，损毁佛道反而会促成它们在民间的蓬勃发展，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无法掌控的反抗政府的宗教行为，抑佛灭佛的政策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为了强化统治的需求，统治者竭尽所能宣传三教同源、三教并举，在这样的文化政策驱使下，出现了一大批御用文人专门制造三教融合或合一的文化氛围。三教并举的宗教政策实际上也是在经历多次灭佛反道事件后伴之以变本加厉的佛道兴旺的历史教训之后而得出来的。5统治者敏锐地认识到，对待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无法使用暴力取缔打压的策略，只有对三教笼络利用，给予一定的宽松空间与政治优待，才可能使其为现实政治服务。
在两千年的帝王政治之下，儒释道的发展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三教并举”政策的影响，即政治性的三教合一论对儒释道的影响颇深。而且在帝王政治时代，上层统治者的标榜立场往往会自上而下影响整个社会，三教合一论在被创造的过程中，帝王政治实则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迁善远恶的国家教化目标下，儒释道各家以及民间宗教与信仰均以各自的方式对三教融合与合一进行阐释。如宋元间三教合一论者更为强调三教同归于治，即有利于国家治理。北宋张商英就认为三教均“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1僧人契嵩首先将三教同归于善引申为三教同归于治，认为三教均为圣人之教，“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2同归于治的三教关系论，既是帝王三教并行政策推行的结果，又完全符合现实教化需要。
总之，在国家视野下考察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种思潮是在三教寻求自身发展的“利益之争”前提下发生的。它首先是在三教内部的互相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而且这种背景下的合一是“有差等的”，3即均在立足并抬高自身地位的前提下高倡“三教合一”。相互的争游反而促成了它们对其他文化深髓的吸收与利用，这样的融合显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或合一。
从外部动力看，则主要表现为帝王政治前提下“大一统”文化秩序的需要。历史上许多帝王三教同源的理论倡导以及三教并举的施政方针，成为三教融合或合一文化思潮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所以三教融合或合一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一种真实存在的历史面貌。
（四）民间宗教与信仰的新阐释。“三教合一”是民间宗教与信仰为求自身发展与招揽信徒的标语。民间宗教与信仰是在正统三教之外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当中，民间宗教与信仰作为一支潜存于民众中间的巨流，是具有多层面人格的人寻求与获得“意义”的重要手段与表达方式，它们始终与正统宗教之间存有互相交融、交换的关系。4若是尚且承认历史上存在过“三教合一”文化潮流的话，那么“三教合一”并非在三教之间达成共识，而是在更具有民众性的民间宗教的创立与发展中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民间宗教与信仰对儒释道三教的大力吸收与融纳较之三教任何一方都更为彻底，它们给“一”注入了较为明确的目标与内容，即其教本身。这也成为民间宗教与信仰适应民众需求、吸引民众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刘泳斯的研究，民间在“三教合一”文化潮流过程中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正统宗教对异端的打击过程中加速三教之间的协调；二是民间信仰为寻求自身发展，都标榜自己是“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都属于圣人教化，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民间信仰所标榜的三教合一显然与儒释道各家所阐释的三教合一具有本质区别。它不尊任何一教为核心，所以后来甚至有五教合一、六教合一之说。晚明林兆恩创立的三一教实为民间宗教形态，与正统的儒释道有很大差异，其标榜三教合一，仅仅是为了与“邪”教划清界线，以证其合理性。5
妈祖信仰与三教的交融关系亦非常明显，它是在三教合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民间信仰，与正统三教之间存在着相互交融的关系，其间既有儒释道对妈祖信仰的渗透，又存在三教神谱对妈祖神格的吸收利用。6妈祖信仰与三教之间的相互吸收与交融恰好是民间信仰与正统宗教之间相互交流与交换有关系的具体反映。
明代中叶影响广泛的民间宗教罗教在标榜三教杂糅提倡多神崇拜方面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罗教不拘泥于任何一门户，倡导三教合一，其无为教思想体系融汇了道教的创世说、禅宗的顿悟说以及儒家的纲常伦理，当然还有三教共同致力的心性论，在宗教偶像上尊三教祖师为共同神祇，其所倡导的在家自修自悟、无为、孝道等信仰内容成为吸收笼络大批信奉者的重要法宝。虽然标榜三教合一，但在具体的宗教实践中，罗教却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它基本上是以改造传统佛教的清规戒律为基础创造出一种新型佛教，众多信徒的归依与危及社会秩序的信仰活动最终导致了来自于正统佛教的打击与上层统治者的镇压。1其三教合一的主张在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与镇压中便无法真正的获得发展。
虽然从妈祖信仰、罗教、三一教等民间宗教与信仰的体系与实践来看，三教合一在此处获得了最为“真实”的意义。但民间信仰大多笼统提倡与追随“三教合一”，它仅仅是顺应上层统治者对三教施以共同的政权支持以及三教内部人士对三教融合或合一问题诠释的这种社会潮流，而并非对三教关系问题真正感兴趣，它所有的目标实际上仅仅在于为了传播自身的需要，比如罗教融摄三教的主张实际上并非真正将三教“合一”，只是借用各家而已。但这种做法却内在地适应了普通民众的功利性信仰需求，也收到了很好的传教效果。
同时，民间对“三教合一”的吹捧与追随反过来又大大推动了上层正统思想界（包括儒释道）对三教融合或合一理论的探讨，对“合一”论调持谨慎甚至否定态度。如，颜元对各种民间教派“万法归一”“三教归一”的批判，熊伯龙“未闻有合三教而为一者”的痛斥，等等。1这种来自上层思想界的研讨对于认识儒释道三教的真实关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民间宗教和信仰为了赢得广大民众的信奉，往往采取模糊、混淆的态度与做法，这恰恰适应了民众信仰的功利性取向——即以解决现实苦难，寻求精神解脱为目标，到底是何方神灵无关紧要的倾向。所以民间信仰并不着力于依附某一正统教派，而是顺应潮流，力榜三教合一，标榜自己不属于任何教派，而是融合三教的教派。这样就在发展壮大中减少了来自三教内部的阻力。要研究与评判三教融合与合一问题，民间宗教与信仰的民众文化形态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个问题在民间宗教和信仰及其与正统宗教关系当中具有更为复杂和丰富的表现与意义。
综观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大致是被儒释道三教、帝王政治以及民间宗教与信仰出于各自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这样一种刻意的、目的明确的创造是不能被视为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以来的文化发展趋势的。
三、对三教不能融合或合一的认识
中国文化以包容性而著称，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虽然也有短暂的冲突、斗争，但总体上看是和谐共存的。在以融合、包容为主要特点的整体文化框架下，对于三教关系还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
三教融合、三教一家、三教归一、三教合一等诸多说法，其基本思想均是基于“海纳百川”之中国文化内在特质而言的，即认为在包容性与融摄性极强的中国文化之下，三教文化形态之间亦是融合甚至合一的关系。但究其实际，三教无论如何“融合”如何“归一”，均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并保持了最大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三教虽然存在着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与利用的关系，但这也是中国文化各个支脉的共同特点，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三教发展趋势是“合一”，更不能认为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这或许是三教融合与“三教合一”始终停留在国家政策宣传或舆论引导层面而无法真正成为事实的文化根源，即三教都要为自身寻求发展的空间，都要树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此思想指导下，扬此抑彼、执我舍他，也就在所难免。即使如此，关于儒佛道的思想仍然在不断地丰富与加深，在这种抑扬、争论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宝库实际上是在不断地丰富。形形地民间宗教与信仰形态亦在这种融合的整体文化背景下蓬勃地发展，从而铸就了中国文化既源远流长又博采众长，始终涣发勃勃生机的特色。正是包括儒释道三教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的相互借鉴、交流、变革与共同发展，交流、渗透、吸收却从未失掉自我本真，才成就了中国文化整体性格上的博大与包容。
在这样的整体文化观察视角下，对于三教融合的阶段性个案考察越来越多。有的学者基本肯定三教融合，但认为应当对特定时期特定学者群体的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论给出全面的多方位的评判，而非一概而论。如魏月萍虽然对三教融合或合一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他详细考察了明中叶以后三教融合与合一论的衍变，指出阳明后学对于融合与合一存在着不同的想象与实践，大多数晚明学者对于合一观没有异议，但对于合一的最终趋向“源”或教则存在较大分歧，此分歧亦是三教发展与争执的核心问题，也是三教学者论断的依据与归宿。合一观的表面背后，实际蕴含着各个宗派对各自诠释话语权的捍卫与保护。2其研究的最终结果则有可能是对“合一”论的否定，因为“一”或“源”争论的核心即反映出各自的立场与观点，儒家学者显然会倾向于儒，释者会倾向于释，道者则倾向于道。每个派别都会以自己的视角对三教合一给出不同的解读，这不正说明“合一”论调仅仅是策略、手段，而非历史实际发展状况吗？
林兆恩的三一教曾经以其教名被认为是晚明三教合一文化趋向发展的顶端形式，事实上，三一教的核心性内容是儒教，力主三教归于儒，志在以孔子原始儒之纲常伦理来规范三教。1三一教实为晚明儒教自我调适、寻求更好发展机遇的表现，林氏的三教归于儒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而且三一教的名称在一之外还有三，也表明“合一”是不可能的。三一教可以如此来诠释：儒释道三者相互独立，但可以互为渗透与利用，在尊儒为正宗的前提下，释老思想尽可以为儒所用。所以无论是三一教还是阳明心学，都是以“三教合一”为幌子，借用释道来调整与发展儒教。类似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三教融合与合一论的反思与批判性认识。
亦有学者对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论提出强烈质疑。张立文曾专门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三教无法实现融合与合一。他认为，尽管儒佛道三教“相互吸收渗透，但基本上保持了各自哲学概念范畴的内涵外延和特征，建立了各自独立的哲学范畴系统”。张立文立足于三教各自独立的哲学范畴，说明了三教在哲学上不能“合一”的事实。他还指出三家在哲学观点上的本质区别，认为不可能存在一种能够共同包含三教的哲学形态。他尖锐地指出不能把一些思想史上常有的各种哲学派别互相刺激与利用的平常现象笼统地说成是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2彭琦亦否弃了“三教合一”的说法，提出“三教调和”，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三教调和亦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态势，其中有汉魏时期的佛道求自身发展对儒学的调和，有隋唐五代帝王调和三教的诏书，有宋元理学对佛道理论的吸收与排抑，有民众教化层面的三教同归于善，有国家治理层面的“三教同归于治”，还有在心性论上的三教相通。另外还存在治内治外、治心治国、治世出世的三教分工说法。调和不等于合流或合一或等同、无差别，提倡调和的背后则往往是秉执一教。3冯天瑜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化史》在谈到佛教华化时避开了“三教融合”的说法，而使用了“三教鼎立”与“三教共弘”，并认为这是唐代以后的“文化大势”。4笔者认为这种用法应该不是随意而为，而是充分认识到了“三教融合”与“三教合一”说法的不妥。
总之，无论作为哲学思想、还是治国策略，历史上的三教曾经有过相互渗透、吸收，甚至调和（有来自内部与外部两方面），但从来就没有融合过，更不用说“合一”了。5直至现在，三教还是相互独立，各成系统。三教融合与“三教合一”论，虽然并非三教关系的真实表述，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特定的国家、社会与文化土壤。时至今日，在崇尚信仰自由与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任何层面上的文化合一论或类似于普世信仰的宣传论调都无法真正吸引民众，也就无法长远地存在下去。事实上，信仰本身具有地区性、多元性，有些信仰还有强烈的民族性，所以并不存在一种普世的信仰文化，各种信仰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吸收的，但不可能做到某一种信仰将其他的信仰进行融合或形成一种将不同信仰合而为一的信仰形态。信仰均是民众在生产与生活中对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最佳诠释与探求方式，它关系到人的生死关照与灵魂安顿，不同信仰之间应彼此充分地理解与宽容，相互吸收与借鉴，才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丰富与发展，也才能更加有利于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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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特色的思想源泉。我们有必要对儒家学说中的不利因素进行剖析和扬弃,培养中华民族特有的健康向上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继承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体育 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数千年体育文化发展史里,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儒家的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的、特别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体育文化的现状,是儒家思想在我国体育文化圈内的一个现实的、根源性的集中反映。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体育行为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都有着各自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体育逐步在体育思想、体育价值取向和体育体系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一 礼、仁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是礼与仁。礼是一种正统的社会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人都要控制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行事。这也是当时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所遵循的通用规范。仁,就是爱他人,爱自己认为应当爱的人。由于过分拘泥于“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体育的竞技性特征被慢慢消磨掉了。正如《礼记・射义》中所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里礼射被当成了实践仁与礼的手段和方法,仅仅是为了“明君臣之义”和“明长幼之序”,礼射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的体育竞争精神意识,而只是用以维护礼教和等级伦理秩序。
在礼所容许的范围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有自己的发展。如在体育文化里,没有、怪异和粗野的运动,没有危险、野蛮的体育项目。运动的参与者都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实现了“礼”在“艺”先。再如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都要求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当今仍是可贵的体育文化思想。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育竞争所需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是欠缺的。其实在体育活动中所进行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野蛮的碰撞与冲突,这与儒家学说所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及等级秩序不相融合,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在儒家思想观念中,仁是有条件的,超过和违背了礼的仁是不允许的。儒家思想中的这种礼与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根本上是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的,个人的独立人格、人的自尊自爱往往得不到尊重和社会的保护,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服从,这是对人创造精神的一种压抑。其实,体育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充分地展现自己,养成自己的独立人格,用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力争上游,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改进技术,推动竞技项目的发展,这和儒家思想追求的礼和仁是有很大冲突的。
二 中庸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体育运动发展的根本在于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都充满了竞争精神。但儒家思想提倡中庸,忽视竞争,与发展体育运动的精神相冲突。中庸所崇尚的是颜回式的准苦行僧般的道德生活模式,强调如何协调宗法人际关系的协调性道德,而不是提倡个人积极向上的进取创新精神。中庸之道强调无原则的调和,安于现状,不为人先,严重制约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意识的伸张,同时也泯灭了人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力和竞争意识,结果导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缓慢、缺乏生机。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儒家崇尚中庸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从而缺乏体育特有的竞争精神,造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难于顺利发展。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把自已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高度文明,达到至善、至仁、至德、至圣的理想人物,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盛世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在儒家中庸思想影响下,和谐成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个体和谐、天人和谐,逐步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的伦理型体育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竞争、对抗和有剧烈身体运动的项目在中国传统体育方面的发展。在和谐观点指导下,中庸思想讲究人与人的友善,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反对人与人的对抗,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和对抗,而强调二者的对立统一,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体育文化体系。
三 天人合一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另一特色,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指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存在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典型的对立统一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和谐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最终追求。中国传统体育把世界的两大基本要素,即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精神与躯体看成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体育活动中随处可见。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促进精神升华,从而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以阴柔文化为特征的项目,如中国围棋、气功、太极拳等,都得到了广泛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进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人们养生、健身、内修和调节身心的体育活动,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在世界体育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重文轻武与重义轻利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义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活动、视体力活动为低贱之事的文化思想,进一步促使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并延续到今天。加上科举选仕,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视武学为下品,这样,重文轻武,蔑视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逐步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在体育活动上去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有人对自己本身精通的体育活动也不提倡。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也抛弃了文武兼备的选仕标准,而以“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为选贤标准,并要求人们以和处世,以静修身,严格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修身养性,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视为“下技末务”,主张“损人间之末务,息田猎博弈之游戏”。重智力、轻体力,把强身健体、保家习武的体育运动看成“不急之末学”,为封建士大夫所鄙夷。由于封建体育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严重制约,体育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遭受冷落。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结果从人们的需要中被排挤掉,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是止步不前的,也可以说是严重倒退的。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重义而轻利的,主张“行义,远利;义重于利,义高于利”,认为见利忘义是小人之举。《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抑制了人们对个人需要的追求,把义作为一切利的前提,追求利必须是在义的允许范围下进行的。这种“贵义贱利”的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人际间的利益关系、养成正确的价值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但这种义利观反映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是通过竞争追逐功利的,只受体育活动规则的约束,而不受道德伦理规范的制约,只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都是可以被认可的。因此,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义”就被抛弃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而“义”的原则也就失效了,这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不义之举”,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许的。所以,带有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也就很难被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家长制社会中的上层统治者们接受,带有竞争性的体育活动也就难以找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土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处处表现出这种思想的影响痕迹。
参考文献:
[1]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2] 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四川体育科学》, 2000年第12期。
[3] 唐桂黔:《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体育科技》,2004年第3期。
篇9
中国哲学自然也是以中国人的精神终极关怀为起源，以追求无限智慧为目标，以解决中华民族发展中的永恒问题为特征的。因它产生于以农业为生计手段却又文化绵延至今的大陆国度，因此它以提高人的心灵境界和道德水平培养“内圣外王”的人格为任务，而形成了它独特的兼容性与时代性。
1、兼容性。
中国早期哲学有百家之说，百家都以自己的主张去解释社会和人生，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百家思想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却也看得出它们之间存在着兼容性。如儒家哲学中以“仁”“义”为核心理念，而墨家哲学的核心“兼爱”也以“仁”“义”为主要观点，《墨子》中提到的“仁人”“义人”就是实行兼爱的人，这说明作为第一个反对孔子的人，墨子也并不是完全孔子的观点，而是有所保留，有所借鉴的。汉武帝时儒学成为国家官方学说，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当然这时的儒家思想已从其它各对立的学说中择取了许多思想内涵，而道家复兴形成的新道家不但接受了重要的儒家经典，而且也承认了孔子是最大的圣人的地位，这都说明百家学说是在相互渗透、相互接纳中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发展的。
2、时代性。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政权的更迭，战争的创作……都会令许多人从精神的角度出发，用哲学的目光去审视它，中国哲学的时代性日渐清晰。
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战乱之中，百家争鸣的局面之下，各国都需要一种思想体系指导它摆脱弱势，谋求强大，在对各家学说的体验中，法家得到了各国的认可，战国后期各国推行法家思想，变法图强。这其中对法家哲学利用最为彻底的秦国实现了华夏的首次统一，可以说这是各个国家的选择，更是时代的选择。而在汉初要废除秦的苛法与民休息的大背景下，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又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待到汉朝元气恢复，道家哲学出就不再适用，维护君子与小人区别又根据德、才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新儒学被推到汉代历史的前台，同时也被推到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当儒家哲学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以后，它的内容与深意就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完善、充实，且名声远播，倍受珍视。可以说它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2009年央视的开年大戏《走西口》中，落泊书生田青为求重振祖业，心怀以儒家思想精华汇聚而成的祖训“大忠大爱为仁，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踏上了走西口的征程。当时主人公的目标非常明确，心态非常平和，他只求通过走西口能挣到钱，让娘过上好日子，收回祖上的田家大院。所以祖上的家训就是他全部的精神依托，最稳定的世界观。当他认识了一些革命人士，接触到革命思想以后，对于革命志士为他修正的“祖训”“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他没胡反对，他接受了，并把它做为自己所开办的“志同贸易公司”的行业准则。而当他几番奋斗重归于零，引领他走上革命征程的人死于非命，面对母亲的期待的训问，他又道出了自己心中对祖训的新的诠释：“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这是主人公对于军阀混战的乱世的鞭挞，也是对祖国强大，人民自由的渴望，更是主人公人生观、世界观的真正升华。在这个升华的过程中，兼收了许多儒学以外的更为宽泛的思想内容，也体现了当时动荡时局下要统一民族思想，振奋民族精神的民族心声。
时至今天，虽然不能说已实现了世界大同，但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特征，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认识到了吸收别国优秀文化并用以创新自己文化的必要性。世界的目光瞅准了中国，盯在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百家之说上，甚至他们也如中国人尊敬地称它为“国学”。全世界掀起了国学热。儒家的《论语》、道 家的《老子》、兵家的《孙子兵法》……都成为了人们的必读书目，人们都在以自己的需求如饥似渴地汲取其中的文化精髓，以中国哲学培养自己适应时代的能力。而从国家的角度上讲，我们的治国方略讲求“以法治国”，同时也强调“以人为本”，这是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的进一步融合，它打破了中国古代“儒表法里”的模式，而是两手抓，两条腿走路。即以法家的“法”“势”“术”观点实现对社会秩序、统治方式的规范化，让人们知法、守法、用法，确立法制化社会，建立法制化国家;同时以发展充实至今的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水准，提升人们的精神意识，使人们形成并认可新时代下同一的民族精神，唤起整个民族为中华复兴而努力的信心与责任。
既然民族复兴是当今中华的时代主题，就要让应该承担这一主题或准备承担这一主题的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当如何为完成这一任务做准备。我们的职业是教师，我们承担这一主题的做法就是帮助那些准备承担这一主题的人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们就应该从中国哲学的智慧背囊中求取丰富的给养，让学生有针对地选取适合自己发展的、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价值的、能为未来承担这一主题做出最大贡献的成分，把自己塑造成为真正适合未来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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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宣传媒体和中小学教育中忽视忧患意识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的各种新闻媒体都在作大量的正面宣传,报喜不报忧。如: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等等。对历史上,特别是现实生活中的落后性、阴暗面、不足之处,不作报道,少作反映。各级中小学校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亦采取统一口径。如此一来,就让我们的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认为,我们的祖国什么都有,我们的祖国样样都好。我认为,我们的宣传媒体特别是教师在讲够我国的长处之后,要讲透我国的落后性、阴暗面和不足之处及其成因。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亦培养学生的危机感,以培养健全的民族素质。
2、当前学生们对忧患意识的淡薄
在"纪念胜利50周年"和庆祝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学生对我国近代屈辱史知之甚少。绝大多数高中生答不出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和全面的时间和标志;绝大多数学生不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制造的两次血腥大屠杀的名称;绝大多数学生答不出香港地区是怎样逐步为英国侵占的过程。这充分说明我们中小学教育中忽视或轻视危机感教育的现实。对此,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和反思。
3、当前的国际形势需要我们加强对学生的忧患意识教育。
当今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日美联合防御体系的建立,东盟国家的疯狂扩军备战,南亚的军备竞赛,越发要使我们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认识到危机的严重,责任的重大,以便更加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
4、忧患意识教育也是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的。
历史学科中,对学生进行忧患意识教育的内容既十分丰富又具体生动,具有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特征。
鉴于上述四个原因,学校教育别是历史学科中加强对学生的忧患意识教育,已刻不容缓。
二、忧患意识教育的途径
1、历史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忧患意识教育的主渠道。
(1)在讲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史时,教师首先可以尽量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及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的那样:"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使学生树立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然后向学生讲透文化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例1:我们祖先发明了指南针,西方国家学会了这一技术后,就将之用作新航路探索,而我们却把它用来看风水;我们祖先发明了火药,西方人学会这一技术后,将之用作开发矿山或制作枪炮进行殖民侵略,而我们却把它做成炮仗用来敬神。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科学技术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取决于社会环境。例2:我国的古代文化是一种无名文化,许多科技文化成果都冠以神农氏、黄帝、孔子的威名,而实际发明人或作者是谁?不得而知。这种无名文化,使当事人既得不到物质上的实惠,又得不到精神上的鼓励,这就激发不了人们的创造欲和成就感,其消极面一直影响到今天。
(2)在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时,教师可以肯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同一时代,并不晚于西方。然后问学生,为什么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呢?而东方的中国却始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落伍于世界时代潮流呢?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到:第一,要使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就必须要打倒封建专制政体,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第二,要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必须改变人们"以末求富以本守富"的陈腐观念,要把经营工商业赚来的金钱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用来买田置地;第三,要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才能互通有无,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扩大海外市场,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第四,要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就必须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先进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交流,引进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
(3)在讲到我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时,教师先可以肯定自从董忡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成为我国二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对维护祖国统一大业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然后又要指出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思想又箝制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文化。其次是讲到近现代我们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冲击,教材从正统立场出发,集中力量歌颂经过、的冲击,儒家思想受到了严重地动摇,这对解放人们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很少讲到这些冲击对我们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历史教师有责任向学生说明,这些运动对传统思想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对传统思想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扫荡。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把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己所不欲不施于人"等也扫荡殆尽。那么,我们到底要把我们的少年儿童培养成为怎样的人呢?!因此当前重提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是何等的及时!是多么的重要!!
(4)在讲到近现代世界三次科技革命时,教材用较多的事实论述了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说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与此同时,教师应该向学生讲清,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华民族都错过了,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今天还在,这对我们来说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次挑战。如果我们再错过这次机会,那么,中华民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将越加拉大,中华民族将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我常常
教育学生趁青春年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召开专题讨论会也是对学生进行忧患意识教育的重要途径 如:当我讲到的教训时,让学生专门召开一个讨论会,为什么说"落后就要挨打?"先让学生各抒己见,再由教师归纳,指出:第一,落后要成为挨打对象,第二,落后事实上就抵御不了外来入侵者。通过讨论,使学生真正理解"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从而激发为中华民族的自强、繁荣、而努力学习的自觉性。
3、举办专题报告会、黑板报、橱窗展,也是对学生进行忧患意识教育的重要阵地。
4、举办相关的知识竞赛也不失为是对学生进行忧患意识教育的一种途径。
三、对学生进行忧患意识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1、忧患意识教育要常抓不懈,不能搞过场,不能搞形式主义。
2、忧患意识教育要适应学生的身心特点,对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采取不同的深度,进行循序渐进的教育。
3、忧患意识教育要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不能作空洞的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