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08年下半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伴随着美国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破产和重组而升级为全球性质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具有相当强的扩散性和传染性。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金融危机就从美国国内扩散到欧洲、日本等地，进而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受到冲击的领域也从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迅速蔓延到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在危机影响下，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全面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然金融领域受影响有限，但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发达国家市场萎缩影响较大，也出现了不少困难。

短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范围内金融流、贸易流、资本流萎缩，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国际金融危机还远未过去，短期内国际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长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危机造成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西方国家出现“再制造业化”思考；各国争相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等。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存在深远影响，但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仍然没有改变。变与不变是辩证统一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快速调整和发展需要我们迅速积极应对，增强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而全球经济发展大趋势的“不变”又要求我们增强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因此，外经贸政策应该兼顾“变”与“不变”，即政策既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针对性，又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危”中有“机”

国际金融危机既给我国外经贸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同时也为外经贸政策调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就可以转“危”为“机”，为后危机时代我国外经贸事业的大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基础。

第一，有利于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后危机时代外经贸政策的主轴。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最近20年来，外经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进出口规模大幅下滑，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所减弱，而社会各界对于外贸地位和作用也出现了不少争论，甚至一些本来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也出现了不同意见。认识上的分歧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无法迅速地了解中央政府危机应对政策的目标与意图，从而造成政策措施出台后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和低效率。应该说，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外经贸领域今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要素，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外经贸、推动外经贸的可持续、健康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有争论是好现象，只要我们能够汲取危机的教训，更全面、辩证地思考问题，统一各方的思想认识，就有可能形成更为科学、更加适时中国实际的后危机时代外经贸政策。

第二，暴露了外经贸体制的若干问题，便于我们对症下药。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给我国外经贸带来了冲击，另―方面也暴露了我国外经贸体制的若干问题。如外经贸政策调整缺乏统一的协调主体，调控职能与权力分散；调控手段不集中且较为传统；调控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政策设计缺乏差异化，政策出台没有适应期，许多政策尚待细化与完善等。这些问题的暴露，有利于我们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整和改革，而且在危机压力下，以前某些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也有可能得以解决。

第三，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为经济更为协调发展创造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变得更为紧迫。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在于“加快”，这反映了在危机冲击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有力地推动和加快了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为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创造条件。

转“危”为“机”

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政策的基本思路主要着眼于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外贸政策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在于两个转变，即如何完成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由中低端制造业中心向高中低端全面发展的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曾经崛起的大国无一不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和贸易强国。而贸易强国与制造业中心两者相互支撑，互为前提条件。没有贸易强国地位和强劲的外需(世界市场)，就不可能形成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而没有强大的工业化基础和制造能力，也不可能取得贸易强国地位。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中低端工业产品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巨大的贸易规模也反映了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应该说，贸易强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是我国崛起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成为贸易强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基础。因此，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政策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在于如何完成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由中低端制造业中心向高中低端全面发展的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变。

上述两个转变实际上又是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体现。我国现有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1)扩大出口是靠低工资、低价格和出口退税等政策实现的，国际贸易顺差偏大，国际贸易摩擦不断，这样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格局及外贸发展方式难以持续；(2)外贸增长高度依赖物质投入，资源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扩张模式难以为继；(3)外贸发展技术含量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概括起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促进外贸“由大到强”、工业制造水平由“由低到高”，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我国外贸政策干预应“重促进、慎调控”。我国外贸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政策干预推动前述两个转变的实现。当前，我国外贸政策的干预手段主要包括贸易调控与贸易促进两个方面。贸易调控与贸易促进均属于贸易领域中的政策干预措施，两者只不过侧重点不同、干预的主体不同。一般而言，宏观层面贸易政策调整属于贸易调控范畴，主要由中央政府加以实施，涵盖促进与限制两个干预方向；微观政策调整与操作通常属于贸易促进，通常由官方、半官方、民间的各类贸易促进机构实施，干预目的主要在于促进外贸扩大和发展。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政策应该仍以贸易调控与贸易促进为主要干预手段，但干预重点应更多地转向贸易促进。主要原因在于：(1)贸易宏观调控牵涉面广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较差，不利于政策微调和适应地域差异；(2)部分贸易政策措施频繁变动降低了贸易政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不利于贸易活动的长期开展，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加工贸易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3)贸易调控措施往往集中作用于出口环节，政策传导链条又长又复杂，政策效果不易把握，且易受世贸规则限制，引发世贸争端；(4)贸易调控措施往往与宏观调控紧密相关，政府部门间协调难度较大，各部门的政策制定目标难以统一，容易出现政策冲突。相比贸易调控措施，微观层面针对企业的贸易促进措施则较为稳妥，针对性也更强。

第三，我国外贸扶持政策应从以政府让利为主的贸易政策措施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外贸的迅速发展，我国实施了加工贸易、出口退税、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措施、针对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税收优惠措施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以政府让利(减免税)为主要促进手段，其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在后危机时代，这些措施无疑存在局限性：政府让利毕竟存在极限，不可能作为促进外贸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基础。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政策应从以政府让利为主的贸易政策措施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实际上，各贸易强国在贸易扶持政策上主要以服务为主，至少是服务与让利并重。以服务为主的贸易扶持政策可以更贴近贸易企业的实际需要，更有利于政策的长期实施。

篇2

[关键词]规范　完善　课程　教学内容

《国际经济合作》课程是20世纪80年代新兴起的一门学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深入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全面接轨，与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科技、服务等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全面展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国际经济等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国际经济合作》应运而生。就实践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及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理论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学科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中的一门重要新兴学科。该课程的重点集中在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理论主要包括国际分工理论、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实践方面主要集中在法制规则、合同条款以及具体操作规则方面的研究与讲述。

一、传统的《国际经济合作》课程重点

1、吸引外资。当时中国的国情是大力吸引外资，从中央到地方，是我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工作重点。因此，将吸引外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课程中的重点章节，旨在研究吸引外资的优势和政策，以及外资进入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及坏处。

2、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在当时中国面向国外的经济合作中，其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工程承包方面，包括修建水坝、公路、房屋。劳务合作一般与工程承包相连，主要研究国际招投标过程、合同签订、风险规避等方面内容。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作为当时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也是该课程的重点。

3、国际租赁。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普遍缺少资金，国际租赁这种与信贷相结合的合作方式是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手段，深受资金匮乏的企业青睐。国际租赁作为课程的重点，主要研究国际租赁的方式特点、作用及租金的计算等问题。

4、加工装配与补偿贸易。现代的大机器生产促使国际分工发展，使各国卷入世界市场。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优势，组织生产所需零部件，集中装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交通、通讯、信息的发展，促使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迅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提出发展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经济特区，从而促进了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方便灵活的“三来一补”业务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补偿贸易因其所需外汇少，在当时中国企业外汇普遍较少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因此可以在传统课程中将加工装配与补偿贸易作为课程的重点，主要研究加工装配与补偿贸易发生的形式、特点、做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与作用。

二、《国际经济合作》课程重点调整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有了很大变化，对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新的经济合作领域不断出现，尤其是中国人世以后，对外合作的力度空前加大。因此，在《国际经济合作》课程的设置中也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传统的重点之外主要增加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和讲述。

1、中国对外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投资的特点是金额和数目都非常少，虽然不是当时中国经济的主流(主流是吸引外资)，但是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允许外资向更深和更广的领域扩展，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投资。于是产生两个新的合作重点：一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来势凶猛，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从观点上明确今天外资的进入与早期外资的进入有很大的区别即可，前者是主动吸引，后者是主动加被动；二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迅速，尤其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1990年到2000年10年之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不超过50亿美元，2001年首次超过50亿美元，2002年、2003年、2004年又趋于下滑态势，直到2005年达到112亿美元，2006年达到211亿美元，到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59.1亿美元，较2007年增长111％。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2000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2008年底，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45.5万人。2008年底，中国的12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为71.9％，在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最高，分别达到90％和81.4％。

在目前出版的《国际经济合作》教程中，约80％的课本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例如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李小北与小野寺直主编的《国际经济合作》，在该章节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生、发展、股权的参与方式及非参与方式，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北财大出版社出版的魏巍和冯林编辑的《国际经济合作》，在该章节主要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分类、投资理论、中国吸引外资等问题，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人大陈健主编的《国际经济合作教程》，在该章节主要研究国际投资的方式、发展等问题，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此外，约20％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出版物涉及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既不完善也不规范。例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赵永宁编辑的《国际经济合作》，涉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特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宏观管理及审批程序，但不足之处是涉外投资理论未提及，涉外环境评估也未谈及。人大出版的盛鸿昌主编的《国际经济合作》主要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估、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设计投资理论及宏微观管理较少。

鉴于以上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应作为重点章节出现，尤其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课程内容上应该进行相应的规范和完善。具体的课程设置应包括以下内容：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与发展分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历程(以中国为例)；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即包括发达国家的理论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直接投资面临的环境评估；国外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策略；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环境选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赢利能力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规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区域研究等。鉴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课程教学内容较多，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加大该章节课时量，作为重点章节，以8--10个课时为宜。

2、国际经济协调。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国际协调早已存在，只不过因为过去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力度不够，经济实力较弱，所以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分量不足，协调的作用也不明显。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大国地位的不断强大，协调能力的不断提高，国际经济协调作用也在逐渐提升。例如在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上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俄罗斯、萨特并列第五，通过这次改革，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方案提高了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的要求，是迈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重要步骤，是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表现，是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有力保证。伴随着外资不断进入和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需要协调的领域越来越多，协调已经作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存在。

篇3

摘要：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有正效应，也有一定的负效应，比如国有资产流失、外资垄断的形成以及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等。我国必须采取一定策略积极应对外资并购的负效应，尽可能使跨国公司履行与其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使其在我国长远发展，成为好的“全球公民”。

关键词：外资并购；负效应；应对策略

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驱动，它追求的是高额利润，必然会与我国的利益产生一定的冲突，比如外资并购可能带来垄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我国在推动外资并购业务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外资并购的负效应，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一、国有资产流失的应对策略

（一）明确界定国有产权

通过产权界定明确国有资产的归属关系和管理对象，不但有利于建立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塑造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更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界定国有资产的产权，就是要明确界定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产权的归属，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要界定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或最终归属权，把一切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界定清楚；二是要界定与国有资产所有权相关的、由国有资产所有权职能的分离而产生的其他产权。国有资产所有权的界定主要依据资金的来源渠道划清国家资金的投入数量及权益归属关系。根据“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以及我国国有资产的具体成因，主要从三方面界定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归属关系：如果原始投资主体是国家，则该部分资产是国有资产；国家原始投资增值部分是国有资产；由国家优惠政策形成的资产，包括税前还贷、减免税收等形成的资产也是国有资产。

（二）形成完善的国有资产退出监督体系

国有经济退出中完善的监督机制是保证国有经济高效退出的前提，没有监督或者监督不力都会造成外资并购时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必须构建一个高效的国有资产退出监督体系。该体系应由企业外部监督体系和企业内部监督体系构成。

企业外部监督体系是指独立于企业之外，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推动形成的国有资产退出的监督体系，它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政府监督由行政司法部门监督、审计及外派监事会监督及财政监督组成。行政司法监督主要是指国家行政管理及司法部门对国有资产的运作主体进行的工商行政监督、税务监督以及法律监督等，保证国有资产政策的落实、解决国有资产产权纠纷以及防范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审计及外派监事会监督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部门、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等在资产评估、产权界定、产权变动等方面进行监督；财政监督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内部监督。国有资产的社会监督主要是由社会中介机构在国有资产退出时进行的监督，主要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完成。

企业内部监督体系主要是在完善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下，由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内部审计进行的企业内监督。监事的监督主要是对董事会行为的监督，重点监督公司法规、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独立董事主要是监督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监督他们在决策过程中是否有不科学、不公正、侵害公司利益或股东利益的行为。内部审计是通过监督、评价和防范等职能的发挥对本单位及其所属部门实施的监督。内部审计既可以发现本单位经济活动中的错误，又可以对潜在的经济错误起到震慑作用，从而有效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二、外资形成行业垄断的应对策略

（一）设置有效的反垄断机构，构建良好的并购法制环境

2007年我国通过了反垄断法。反垄断法草案对反垄断机构的设置是所谓的“双层模式”，即“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前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法学、经济学专家组成，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反垄断工作。后者则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负责具体执法工作。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反垄断主要针对两类企业——公用企业和在华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以及消除和防范行政垄断，鉴于这些企业往往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调查难度大，尤其是行政垄断还涉及到政府的公权力，这就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必须要有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否则，法律的公正就难以保障。

但目前的反垄断法在机构设置上有其尴尬之处。假如把反垄断法的执法职能授予给一个统一的机构，这极有可能挑起法律之间的冲突，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带来重大的冲击，从而使反垄断法的执行陷于无穷无尽的旋涡和争执之中。假如目前的分散执法模式不变，那么反垄断法在不同领域、部门又无法得到一致的执行，从而会破坏法的统一性和执法的严肃性，也可能会使被规制对象想办法钻法律的空子。特别是在现有部门利益格局之下，反垄断政策目标一旦与其他政策目标冲突，极有可能使其他政策目标超越反垄断政策目标之上，这都会使得反垄断法可能被搁置，成为美丽的装饰。

由于现实经济情况的复杂性，实践中的并购行为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仅仅凭立法上的规定很难做出判断，行政机关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做出更有针对性、更富政策性的规定。另外，对外资并购的规制还需要司法的介入，因为司法手段是《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最根本保障，没有这种保障，法规政策只是纸面上的抽象规定。

反垄断一定要力度得当，反垄断的政策法规不能偏“左”，导致外资对我国市场实际垄断的形成；也不能偏“右”，阻碍合理外资并购的发生。在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时，要综合考虑市场集中度、市场容量、市场效率以及技术和产品创新等多方面因素。

（二）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监管

在对内外资企业实行同样的国民待遇的基础上，加强对外资企业生产经营各个方面的监管，加强关联交易审计、强化信息披露制度，防止其利用我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以及它们的技术资本优势垄断市场。一是要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应该在外资企业生产经营的所有领域展开，包括外方实际资金到位情况、占用土地的出让价格、中方职工权益的维护、商品进出口管理以及纳税情况等。监管过程中，要尽可能减少现在的虽有众多监管部门但仍有“监管真空”现象的出现。要加强外资并购活动的会计核算和审计调查，强化信息披露制度，防止跨国公司利用国际转移价格扭曲在我国分支机构的财务状况，防止“高进低出”、偷漏税等非法行为和不正当竞争。二是监管手段的转变。现阶段，我国工商、税务、海关、土地管理等部门集中组织的年检时监管的主要手段，监管手段应该向制度化发展，建立在公开、透明、可预见的制度之上，减少随意和人为因素，使违规成为容易被发现和代价巨大的行为，从而对外资企业形成足够的事前威慑作用。

在加强对外资企业监管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由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制度框架，促使跨国公司切实履行与其财富相匹配的各种社会责任，使跨国公司不仅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做出更大贡献，而且履行其应尽的社会义务，将自身塑造为好的“全球公民”。

三、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建议

（一）从经济开放角度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

一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程度，其根本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但是这并不否认对外开放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各国对外开放实践和经济发展成效表明：大开放，大安全；小开放，小安全；不开放不安全。大开放的结果必然是大安全，但是大开放的过程并非是安全的。安全的基础是经济的发展，开放的目的是发展经济。在开放的过程中，要与世界各国形成经济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相互依存中获得发展和安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应该积极创造条件扩大开放。就开放国别结构来讲，今后在保持和进一步扩大对发达国家开放的基础上，加速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实现我国对外经济开放外部区域构成的基本平衡，形成市场充分竞争的格局；就开放地区结构来说，今后在深化和进一步扩大东部经济地带对外经济开放的基础上，加速推进中、西部经济地带的对外开放，实现我国对外经济开放内部区域构成的基本平衡；就开放客体结构来说，由商品开放为主转向生产要素开放为主，实现我国对外经济开放客体之间“质”上的有机联系和“量”上的内在比例；就开放产业结构来说，要使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在对外开放上保持相对均衡；就开放流向结构来说，今后在继续扩大内吸型开放即“引进来”的同时，加速扩大外扩型开放即“走出去”的比重。

（二）尽快建立、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机构

首先，对目前已有的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机构的运行机制、绩效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予以改进，总结经验用于其他国家经济安全机构的建设。在顶层机构尚未建立之前，先在某些重要领域、重要区域建立有关经济安全管理机构，以弥补经济安全管理的空白。其次，尽快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制的顶层机构，对设在政府有关部门内的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的战略指导与管理。第三，在顶层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机构建立之前，可以通过加强各个政府部门内协调、磋商的方式，提高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管理的整体性。最后，根据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在政府官员知识结构和人才配置方面做出改进，使我国政府官员了解、熟悉、掌握国家经济安全事务方面的知识。

篇4

关键词：劳动价值规律；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充分就业；贸易保护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9日

我国在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情况复杂，如何把握我国经济工作的全局，推动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这需要运用科学的理论工具。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来分析我国经济的重要方面，从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和全局就是合适的。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在中国开放经济中应用的主要方面

（一）提高经济效率是经济活动的核心。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认为，商品价格围绕着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那些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就取胜；那些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将逐渐被淘汰。这一企业竞争规律在我国目前开发经济条件下是适用的。目前，我国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相通，国内外企业进行竞争，我国企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因此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最根本取决于我国的科技进步与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的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加强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强度来实现。利用各种手段主要是科技和管理手段，来提高我国经济的效率，是目前我国企业立足国内外市场的根本，这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

（二）注重产业选择，降低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取决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市场收益的取得，还涉及到产业结构升级所引起的成本分担。产业结构升级所引起的成本如何在国内外市场间进行分担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竞争力。

企业对不同产业的选择，其承担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情况是不同的。如农业、金融、保险、医疗、教育、科技等市场需求稳定，市场需求主要由市场供给条件决定，这些产业可以说不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而处在产业链高端的产业，其技术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市场需求的变化同步，甚至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引导市场需求的升级，这样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升级的成本就由消费者承担。而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品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企业之间产生恶性竞争，当市场需求稳定时，企业艰难度日；当市场需求升级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被迫升级，这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升级的成本完全由企业和社会承担。这些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包括淘汰正在使用的设备所造成的成本、技术升级所引起的成本、劳动力结构性转移所引起的成本等。这种产业结构升级是在供求脱节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没有条件让消费者承担，必须由企业自身或社会承担。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是很大的。

不同国家的产业选择和结构状况不同，因此不同国家承担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情况是不同的。如美国的农业、金融、高科技等，其市场需求稳定，产业结构变化较小，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也较小；其高端制造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由消费者来承担。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由企业和社会承担的部分较小，这种产业结构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反观我国的情况，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时间内，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生产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产业结构的升级一直被市场变化牵着鼻子走。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主要由企业和社会承担。因此，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企业和社会承担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大部分成本，这种情况现在正逐渐得以改善。

正是由于对产业结构升级成本的分担对于企业和一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该注重产业发展的选择，从而降低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具体来讲就是，努力保护我国农业发展，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医疗、金融、旅游等产业，努力使我国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做到这些，就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企业和社会所承担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

（三）把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作为各项经济政策的指针。劳动和就业是经济创造之源，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是经济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我们从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就业，为了全体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把充分就业作为各项经济政策的指针是理所应当的。现实的状况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破坏了环境，这也是损害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之基，损害了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之基。因此，我们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环境保护与充分就业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就业状况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是本国各项经济政策是否切实有效的综合衡量标尺。我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各项经济政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只有做到切实、合理，才能发挥出政策的效果，达到政策的目标。

（四）合理利用对外贸易保护手段。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我们积极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降低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主动参与全球经济的国际分工，对实现我国的充分就业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有益的。因此，积极、主动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国际自由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主基调。但由于下述原因，我们也必须合理利用对外贸易的保护手段，实现我们国内的政策目标。

1、商品满足不同的需求层次和地位的不同。如粮食和农产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处于最基础的需求地位。也就是说，人们无时无刻不能没饭吃，但人们可以不用私人轿车。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0%，如果粮食不主要依靠自己生产，全球如果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等事件，中国的粮食需求就会得不到满足。因此，即使我们要花费一定的经济代价，我们也要保证粮食的较高程度的自给。这就要求利用对外贸易保护手段来保护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

2、我国幼稚产业成长的需要。如我国的金融、高科技育种等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还没有能力与它们同台竞争。因此，我们暂时需要采取贸易保护手段，使这些幼稚产业得以发展。等到这些幼稚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对外开放。

3、我国产业关联和产业结构发展的需要。在国际竞争中，单一的产业结构不但具有较高的经营成本，而且具有较大的经济风险。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而多样。并且，我国要满足世界上约20%人口的就业，必须丰富我国的产业结构。我们利用贸易保护手段不是保护我们的劣势和落后产业，而是实现我国的产业关联效应，降低我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成本。这样，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又丰富了产业结构，从而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了条件。

4、不同的国家利益诉求和国家间力量的悬殊。国际经济交往是在国家间进行的，资本、技术、劳动力还不能完全在国家间进行自由流动。各个国家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都程度不同地对资本、技术的流动进行限制，特别是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行限制。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管制都是追求自我利益，尽量转嫁经济负担和成本。再从贸易规则来看，当前的国际经济规则是由发达的经济强国主导制定的，这些规则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强国的利益，并不是公平而科学的。这两方面的情况说明，进行必要的贸易保护是我国当前对外经济的应有之意。

上述四方面的情况说明，在推动我国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必须采取合理的国际贸易保护手段，以实现我国的产业目标和就业目标。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在中国开放经济中应用的主要方面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在当前中国经济中应用的几个方面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具体关系如下：

（一）提高经济效率和产业选择是核心。产业选择、产业结构、经济效率是经济活动的具体内容。只有内容充实、可靠，经济才有活力。产业结构决定着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结构，这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结构是消费的基础；同时，产业结构决定着就业结构，就业结构是劳动分工的具体体现，就业结构决定着劳动者技能的发挥、分工的效率、劳动者的收入等经济实质内容。

产业选择、产业结构、经济效率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一国的资源禀赋等优势的发挥就体现在产业选择、产业结构上，同时产业选择、产业结构是经济效率的具体体现。而经济效率是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综合体现，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经济的竞争力。

经济效率和产业选择是实现充分就业、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一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相比缺乏效率，它就不可能在产业选择上拥有主动权。如果一国经济的产业选择、产业结构缺乏经济效率，它就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

（二）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约束条件。如果没有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的经济是缺乏经济的实质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集中其各种经济资源，发展某些产业，让部分人安居乐业。这不是一个国家具有经济效率和经济竞争力的表现，这不是合理而有效率意义上的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没有实质性意义。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是经济活动的整体目标，实行开放经济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目标约束下的经济，必须立足于劳动和创造，必须立足于开拓产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是检验一国经济的竞争力与宏观经济管理效果的根本标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市场竞争每天都在真实地进行着，任何人也不能造假，而这种竞争力的强弱就真实地表现在一国的就业状况和环境保护状况上面。而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低就直观地表现在其失业率较高和环境保护破坏严重上面。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看一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宏观经济管理的效果，看一个指标就足够了，那就是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状况，这是对一国经济竞争力的最综合、最根本的衡量。

（三）合理利用对外贸易保护是经济的调节手段。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各国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能够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但也存在着各种贸易保护的现实条件约束。正因为有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对立，对外贸易保护要在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进行平衡。对外贸易保护不是保护本国的劣势和落后，而是基于提高本国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进行的。基于当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利益与国家间力量的悬殊，一个国家深度的对外开放与联系，必然使国家的利益和经济的运行置于国际经济的风险之中。贸易保护就是国家利益和国际经济风险的管理手段，通过贸易保护减缓国际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贸易保护是在国际经济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的。由于国际经济规则本身存在着缺陷，国际经济规则就存在着与国内经济目标发生冲突的地方，这时对外贸易保护就发挥其主动性、灵活性，使这种贸易保护既不与国际经济规则发生严重冲突，又能够实现本国的经济目标。总之，对外贸易保护是平衡国际经济关系与国内经济关系的有力手段，在这个调节过程中，不断提高本国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对中国现实经济应用所体现的科学性

（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济效率决定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在实践中应用的应有之意。但是在一国的具体实践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的承担也影响其对外竞争力的形成。另外，对外贸易保护对于平衡国内外经济关系，尤其对于本国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上述几个方面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理论在分析我国开放型经济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这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二）对内经济与对外经济指向的统一。对内经济我们把经济效率、成本、就业和环境作为经济的核心问题给予重视和解决，对外经济我们同样把这些问题作为核心给予关注和解决，这体现了我们对问题把握和分析的科学性。这种对内经济和对外经济核心问题指向的统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制定政策和策略，协调我们的各种经济行为，实现良好的经济效果，达到我们预期的经济目标。

（三）问题和指标的简洁、明确而全面。对于开放型中国经济这样的复杂问题，我们使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对中国经济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问题和指标具体、明确而简洁。我们沿着这四个方面就可以把握全局，观察我们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并据此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足以显示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统领作用，是其他经济理论所无法比拟的。

上述三个方面说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的科学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孙飞.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J].当代经济研究，2008.12.

篇5

关键词：中国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挑战；对策

中间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对外经济的计放程度将会更大人而面临的外部竞争也更激烈地意味着中国支持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时必须遵守共同的国际惯例和规则。因此在新形势下，研究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中国政策性金融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只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外进出日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新趋势

国外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进出问政策性金融在新形势下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其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发达国家都把发展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放到重要的战略高度。

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机构基本上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们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和发展中的各种挫折，可以说其适应性是相当强的。不仅如此，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真正作用，历史上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解散过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BankOftheUnitedStates，Ex－ImBank），但是后来又坚定不移地发展进出口银行，同时在70年代初期又成立了另一家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PrivateInstmentCorperation，OPIC）；近年来日本也出现过人们对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作用怀疑的现象，但是大藏省经过实际考察和论证后发现，进出日政策性金融具有不时替代的作用，随后在1999年对进出日政策性金融体制进行了重整，成立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apa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Bank）。这表明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仅仅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大力发展的问题。发达国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都对本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体制进行了全面调整，使其逐步完善。

2.各国都在进行着进出日政策性金融创新活动，以提升这一政策工具的功能和作用。

发达国家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都在根抢环境的变化进行着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可以说政策性金融的创新力度丝毫不亚于商业性金融创新、从“混合贷款”（mixedCredit）fg“网上信用评级”（＠rating），都是在商业性金融领域绝无仅有的，有趣的是这两种重要的创新活动都是出自法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法国对外贸易保阶公司（CompagnieFrancaised‘AssurancePourLeCommerceEx一terieur，COFACE）也是世界范围内仅有的一家上市公司，从这里足见法国人的远见之明和创新精神。分账户经营制度——同家利益账户和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账户分开经营——是加拿大出日发展公司（ExportDevelopmentCor-poration，EDC）的创造，在当今国际社会已经被相当数量的国家所采用，这种经营制度已经使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机构焕发出勃勃生机。

3.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呈现出强烈的开放性倾向。

各国进出日政策性金融部在法律允许和政策框架内逐步扩展业务空间，增强生存能力，加强国际交往，实施着一种开放性战略。这种计放性倾向主要表现为：在国内加强与商业性融机构的联系，对商业性金融具有强烈的诱导作用，在国际市场上，加强与国外同类机构的联系，加强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力度，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利用国际金融资源。这种强烈的开放性倾向的重要结果是把商业性金融资源巧妙地转换为政策性金融资源。把国际金融资源巧妙地转换为国内金融资源，从而对本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的执行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4.国外进出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有增强的趋势。

与世界r：其他国家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支持出口的程度相比，日本最高为36.9％，法国为17.7％，加拿大为71％，德国为5.4％，英国为4.4％，美国列第六位，为3.7％。发达国家进出日政策性金融对本国对外经济活动的支持个仅力度大而且呈现出上升趋势。如1945年《美国进出口银行法》颁布时，美国进出日银行的信贷规模为35亿美元、1951年10月扩大到45亿美元，1963年美国进出日银U''''的贷款规模达到90亿美元，1968年贷款规模又被提高到135亿美元，到1993年，美国进出日银行的贷款规模被增至750亿美元。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外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对本国对外经济活动的支持力度有日益增强的趋势。

二、中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约束

中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其发展和扩大出口信贷业务（尤其是买方信贷）面临着至少三个方面的约束条件：（1）资本金约束；（2）信贷资金约束；（3）风险承担能力和管理能力的约束。这三个约束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首先，进出口银行的资本金规模决定了其资产司扩张程度的规模和弥补损失的能力，从资本金实力来看，1994年中间进出口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33.8亿元人民币，到1997年其所有者权益达到34.89亿元人民币，到2000年财政又增加其资本到50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个数额仍然与中同的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总量是不相称的。中国进出日银行要扩大出日信贷业务，必然导致总资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地就必然要求资本金实力与相应扩大的出日信贷资产的风险相适应。作为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日银行的资本金山财政拨付，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自如的积累来加快实现资本金扩充。

其次，即使进出口银行的资本规模较大，但是如果没有充足可靠和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进出口银行也无法有效地拓展出口信贷业务，近年来虽然中国进出日银行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发行债券进行了多次融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融资对象狭窄，主要融资对象是国有商业银行，而区在某些程度上有硬性摊派的味道；二是成本较高，因为通过商业银行融资，其成本显然已经高于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这与国外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政府信誉的担保下从国际金融市场低成本融资相比其成本是较高的，这在客观上降低了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以及抵抗风险的能力。

再次，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内是保证进出；对银行保本微利、持续经营的基本前提，出口信贷风险较高的特点要求进出日银行必须高度重视风险控制。但是，进出日银行承担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不但与其风险管理的方法、手段有关，也与其资本实力、可运用资金的规模以及良好的财务结构有关。进出日银行的收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进出日银行对本国资本性货物出；河支持的力度，它表现为进出日银行的社会收益；二是进出日银行为实现保本微利经营而必须取得的财务收益。如果单纯强调降低和控制风险而在扩大出日信贷业务规模方面缩手缩脚，以至不能分发挥促进本国资本性货物出日的作用，进出日银I的保本微利、持续经营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了保证社会收益的实现，在许多情况下，进出日银行开展出口信贷业务就不能单纯执著于短期的财务平衡以及满足于低外会效益下的低风险。

以上对发展和扩大出口信贷业务约束条件的分析表明，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展和扩大出口信贷业务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可以独自解决的问题，而是政府最高决策层在增加进出日银行的资本金、扩大进出日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规模方面的决心问题。

三、中国进出日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选择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成长期相对较短，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经验相对不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也为进出日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中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如何应对国内企业日益增长的需求问题，有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处理好与国外同类机构关系问题。因此，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从全局的角度重新审视进出日政策性金融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进出日政策性金融体制。具体讲，主要应该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进出日政策性金融业务发展战略

发达同家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重点是出口信贷保险（担保）以及对外投资保险，另外，在出日信贷中有相当比例的信贷是买方信贷，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业务重点则主要集中在提供信贷支持上，当然有些国家也有保险（或担保），但是前者占的比重一般都远远大于后者。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资金供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一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自有资金相对比较丰富；二是由于我国的居民储蓄率较高，大量的消费性资金等待转换为生产性资金；三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将逐步进入中国，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外资支持。所以下一步，中国的进出日政策性金融业务也应该逐步转型，逐步增加出日信贷保险（或担保）的比重，逐步增加买方信贷业务的比重，这些业务对于促进中国的出日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再强调的一点是，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深入，非国有性质的企业将大量增加，大景的中小企业将在出日中占有示要的比重。由于非国有性质的企业和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中间的进出［］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应该加大对这部分企业的支持力度。

因此，我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必须迅速实现四个根本性的战略转变：（l）实现从以往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直接财政补贴的方式向WTO框架认计和各成员方普遍通行的异种形式的信贷形式，特别是政策性金融方式的间接支持方式的战略转变，扩大进出日政策性金融业务规模；（2）全由调整我问信贷支持方式的总量与结构，特别是政策性金融支持方式的总量与结构，提高不同信贷形式的支持实力，特别是进出口银行的资本实力和资金实力，同它承担的支持促进我M出日的重任之间，由极不相称到大体相匹配的战略转变；（3）实现出日信贷支持方式由主要通过出口卖方信贷（95％以上）到适应国际买方市场和国际通行方式主要通过出口买方信贷的战略转变；（4）实现中国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机构看重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向全面支持各种所有制类型以及各种规模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方向转变。

（二）正确处理好与国外同类机构的关系

借鉴各国进出日政策性金融的经验，我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触在这一问上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步适应进出口政策性金融领域内的国际惯例和规则。目前，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国际领域内，对进出日政策性金融进行协调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伯尔尼联盟（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CreditandInvestmentInsurers，BerneUnion），另一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两个机构在加强各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许多规则已经逐步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普遍遵守的国际惯例。这些惯例虽然还不具有国际法的硬约束力，但是在实践中，有很多国家已经自觉遵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惯例已经具有了国际法的某些特征，客观上也起到了对各国进出日政策性金融行为的规范与约束作用。有些方面，中国已经承诺自觉遵守其规则，有些规则可能与本国的法律、经济条件等有一定距离，暂时还无法做到，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逐步强大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展，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比如在竞争力方面的影响、业务的递延效应方面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都将涉及到国际关系协调问题，都涉及到规则问题。二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交往的范围将逐步扩大，经济交往的深度也不断推进，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将显得越来越重要，进出日政策性金融的业务合作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比较典型的是，发达国家的进出日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把活动边界扩展到国外，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必须认识到，中国的进出日政策性金融的国际合作进程才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尽快缩短这种差距，同时，应逐步完善自身的运行机制，以适应进出日政策性金融国际化的要求。

篇6

一、美国公司诉中国维生素C生产企业案及其启示

2005年1月26日,中国几家维生素C生产企业(包括华北制药集团下属维尔康公司、石家庄制药集团维生药业、华源集团江苏江山制药及东北制药集团),接到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送达的美国两公司(Animal Science Products和The Ranis Company)提出的反垄断诉讼传票,诉称中国维生素C生产企业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后,自2001年12月起联合操控出口到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维生素C价格与数量,“形成‘卡特尔’联盟,限产保价,操纵市场价格,使原告企业支付的售价高于加入‘价格联盟’公司所给的售价”,触犯了美国及加利福尼亚州反垄断法规,使原告公司蒙受了损失。原告表示要索取3倍的不明损害赔偿以及其他辅助赔偿。这是国外针对中国企业反垄断诉讼的第一案。

2008年11月6日,美国纽约州东区地区联邦法院做出裁决,驳回生产并出口维生素C的四家中国企业的中止请求,案件将继续审理。这一裁决对中国的被告企业来说是一大挫折,因为此案一旦败诉,可能涉及巨额赔偿,而且会引发其他出口行业的类似官司,实在是影响甚大。

中国维生素C企业集团遭反垄断诉讼案对我国政府及企业产生了以下启示:

一是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维生素C生产企业协调定价是自发的而后由政府默许的,还是在政府要求和强制下进行的。如果生产企业存在价格协调行为,其出口价格一致,美国法院就会对案件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对行为的动机和结果都无需调查取证,被诉方也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其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辩解。如果企业之间共同定价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现在的商务部)的推动下进行的,就是国家行为,属于美国反垄断法豁免的范围。此案说明,尽管外经贸领域竞争例外是世界许多国家通行的原则,但这项策略仍然潜藏着遭到贸易伙伴反垄断法指控的风险。

二是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协调会议和自律协议,成了遭受美国两家企业控告“垄断”的重要证据。维生素C从2002年5月1日开始列为海关审价、商会预核签章商品。在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牵头下,包括被告在内的中国国内维生素C企业达成了维生素C出口数量和价格方面的协议,原告认为商会组织了联合操控与共谋活动。此案说明,政府及商会管理和调节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些方式需要认真反思。

三是欧美近十几年不断加大对价格卡特尔的打击力度,特别是针对维生素市场采取了规模空前的对国际卡特尔的调查和惩罚。中国企业以协调定价来应对倾销指控的威胁,可谓自撞枪口上。此案说明,在反倾销和反垄断两道紧箍咒的束缚之下,国内原料药企业原先的那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低价+规模”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

目前,利用本国反垄断法已经成为西方各国实行贸易保护,推行贸易壁垒的新手段。而且,这类法律纠纷有可能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

二、反垄断贸易壁垒盛行的缘由及其影响

一些国家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地位,利用国家的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实施进行合理的贸易保护,并已成为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正在被贸易保护主义所侵蚀。一国如果滥用竞争政策或法规,或者对限制竞争行为采取容忍的态度或执行反垄断法的失败,都会导致该国竞争规则的反贸易效应,进而演变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工具。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所导致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国际上限制竞争的行为越来越突出,诸如出口垄断协议、滥用国际市场优势地位、国际兼并行为等垄断行为愈演愈烈,这些行为都严重的影响国际经济贸易的自由和公平。反垄断贸易壁垒(Trade Barrier of Anti-monopoly)由此产生。

(一)反垄断贸易壁垒盛行的缘由

1.各国立法状况不一是形成贸易壁垒的直接原因。竞争法或反垄断法具有规范市场经济竞争的“经济宪法”的地位,也是国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主要手段。为了维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目前约有100个国家制定了国内的竞争法或反垄断法,其中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制定的。竞争法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习惯名称,美国的竞争法被称为“反托拉斯法”,欧盟各国统一称为“竞争法”,日本的竞争法称为“禁止垄断法”,我国的竞争法则称为“反垄断法”。但由于各国反垄断规则的差距很大,有的国家已经制定了竞争法,有的国家还没有制定竞争法。在立法的国家之间,其立法目的及标准也相差甚大,从而导致一国竞争法的实施会形成对另一国的贸易保护措施。

2.各国执法力度不一是形成贸易壁垒的主要原因。反垄断法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其执法活动也有很强的政策性。条文大同小异的竞争法,在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之间执法差距很大。例如,反垄断法的先行者――美国反垄断法不仅覆盖了其国内的全部经济活动,而且在执法力度和惩治强度方面都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但现在欧盟对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公司却采取越来越严格的措施,像英特尔(Intel)、可口可乐(Coca-Cola)等公司均被指控有反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却没有对这些公司提起任何指控。正由于各国在执行政策时宽严不一,一方面允许甚至鼓励本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又严格管制外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这些都会对贸易自由化产生影响。有些国家甚至打着贸易自由化的旗帜,利用反垄断规则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在这种状况下,反垄断法就演变成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

3.反倾销蜕变成反垄断争端,促发新型贸易壁垒。制定竞争政策和反倾销制度主旨都是规范竞争。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是被用来规范一个市场内的竞争关系,反倾销制度是在规范不同市场间的竞争关系。因此,两者在许多领域内常有重叠规范之关系。因此,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价值判断的标准就在于对自由竞争经济秩序本身的维护和促进,可以有效抑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的危害,从而减少倾销的发生。另一方面,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保护的理念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通过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协调竞争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对竞争各方的合法权益都给予平等的保护,而不是偏向于某一方。而反倾销制度追求保护国内特定竞争者的个体正义,实质上保护本国的相关产业或企业免受低成本的外国生产者的竞争行为的侵蚀。因此,出口商为了避免遭受反倾销指控,往往结成卡特尔协议,共同限制销量或提高价格。Partick A Messerlin结合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曾证明反倾销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从事卡特尔活动的企业用作保护其卡特尔利益的工具。因此,出口商就会陷入滥用市场优势,扭曲国际竞争秩序的争端之中。

由此可见,为减少被他国反倾销而主动采取措施,协调出口行为,这种应对之策本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外经贸领域竞争例外原则,但实施中却潜藏着遭到贸易伙伴反垄断法指控的风险。例如,我国维生素C企业的协调会议和自律协议在美国被指控为具有价格共谋的垄断行为。

(二)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存在着被滥用情形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是目前各国反垄断法产生冲突的主要因素。所谓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是指内国反垄断法超越领土范围,适用在国外产生的但对国内有影响的一切限制竞争行为包括企业合并行为。它强调的是一国反垄断法的效力范围。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确立了域外适用制度。以美国的立场最为典型。1945年美国铝公司案开创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效力的先河,认为发生在美国境外且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精神相抵触的任何行为,不管行为者是何国籍,也不管行为发生在何地,只要该行为对美国市场产生限制竞争的影响,美国就对其享有管辖权。欧、日各国竞争法及其域外管辖制度大都深受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影响。我国现行《反垄断法》也确立了域外适用制度。2009年3月,商务部依据此制度宣布对境外发生的外资并购案件拥有管辖权,从而禁止可口可乐公司并购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实现了域外适用制度从理论研究向立法实践的转化。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究其本质,是以国内法来规范国际经济行为,因此带有经济霸权主义色彩。如果各国法律都对域外管辖行使自由裁量权,势必造成滥用,不仅对当事人的经济活动带来不确定因素和难以预料的法律后果,而且会导致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扩大。以巨型石油企业埃克森和莫比尔的合并案为例,这两个企业几乎在全球都有经营活动,它们的合并要向美国、欧盟、加拿大等12个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主管机关进行强制性的申报,多重的申报不但加重了企业负担,同时会引起各国管辖权的冲突,影响到正常的经济交往。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制度往往沦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

(三)实施反垄断贸易壁垒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荷兰集装箱企业博格引发反垄断调查,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等17家中国企业被美国两家公司诉称合谋操纵镁砂和镁制品出口价格,说明反垄断调查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保护自身产业发展的利器。反垄断诉讼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反垄断诉讼依据效果原则,只要对他国经济造成实质损害,都会成为被诉的对象。反垄断诉讼不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之内,一旦我国企业被诉,不能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只能采取其他的手段来保护自身利益。反垄断贸易壁垒持续时间长,损害程度大过反倾销。

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竞争中常常占据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地位。当跨国公司利用其竞争优势成为限制竞争的市场势力时,它们就可能给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全面均衡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例如,在国际技术贸易中,以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为主的技术许可方凭借其技术优势和丰富的知识产权战略经验,利用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急于引进先进技术的心理,实施限制性商业行为对被许可方形成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限制,以垄断并不断扩大其科技和经济方面的利益。再如,跨国公司以控制为目的并购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泉州市41家国有企业被外商成片收购,大连市二轻部门企业被外商成行业收购造成企业经济的旁落,必然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和形成垄断的现象。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跨国公司并购、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优势、发达国家滥用知识产权这三种行为,虽然其主体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但其行为后果单方面地影响了我国市场的竞争秩序,这些应该是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及反垄断主管机关关注的重要对象。

三、我国规避反垄断贸易壁垒风险的策略

反垄断规则作为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工具,由于游离于WIO的争端解决机制之外,目前又没有统一的国际公约调整各国的做法,因此,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有必要警惕国外以反垄断为借口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

第一,在WTO框架下形成一个统一的与贸易相关的反垄断措施的协议。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为了促进国际间的竞争,建立全球适用的竞争政策是必然发展趋势。而WTO又是协调各国竞争政策的最合适的场合。正如《多哈宣言》所指出那样,“我们必须在某些关键领域进行更多的工作”,各成员国应当加强国际竞争政策方面的双边与多边协调和合作,采取必要行动进一步推动反垄断措施的协议的达成,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为各国的实践建立一个统一性的标准。

第二,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从2008年8月1日付诸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贸易保护条款规定上看,对于保护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只是做出了原则性的抽象规定。有必要在未来反垄断法具体实施细则中,依据相关的竞争政策指南,紧密结合产业政策目标以及对外贸易政策与法律制度规定,对贸易保护条款的相关适用范围、程序予以明确详细的规定,从而真正实现贸易保护的立法目的,防止过度、无序的竞争,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此外,我国必须积极参加反垄断法的国际执行的合作与协调,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第三,企业通晓进口国有关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及豁免制度的规定。在缺乏统一的解决违反竞争法纠纷的机制下,建立域外适用制度,还可以制止外国对我国企业滥用反垄断法,起到威慑作用。此外,企业还应了解进口国有关反垄断法的豁免制度,一旦遭受国外反垄断诉讼,我国被诉企业可以设法寻求“外国豁免”、“国家行为豁免”和“外国强制原则”等抗辩理由,以便进行有效规避。

第四,企业应当审视自己的出口商品协调机制。之所以采取出口商品协调机制,根本原因是此类商品几乎全部属于成熟产品,没有独创的技术,企业不得不高度依赖价格竞争策略。因此从中长期看,要化解进口国对我国商品设置反垄断贸易壁垒的风险,治本之策在于企业应该尽快走到调整产品结构、提高技术含量和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行业协会或商会应指导企业避免实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应当规范自身行为,在法律、行政章程制度下对其会员企业提供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生产、营销、信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发挥协调和自律作用,开展对外贸易促进活动。另一方面,行业协会或商会应当协调行业内的有序竞争,加强对会员企业进行监督和约束,审慎灵活地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合法的经济权益。

参考文献:

[1]王先林WTO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王海峰世贸组织新型贸易壁垒法律规制及热点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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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刻的背景，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对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思考。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它具体包括：（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

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的最新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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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风险主要针对的对外贸易国家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所说的，对外贸易国家如果出现任何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都会对贸易产生极大的影响，并且这些风险存在着一定的不可以预测性。当然中小对外贸易面临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的集中风险之外，中小企业还面临着企业管理风险、企业运输风险、企业融资风险以及国际经济环境风险、国际金融货币风险等等，只是这些风险在具体的中小对外贸易过程中会根据不同的条件所产生的影响效果不同，因此在制定中小对外贸易风险防范措施时要根据影响中小企业主要的风险因素制定具体的措施。

2中小外贸企业风险防范措施

中小企业由于受到经营规模以及信息来源渠道相对单一的限制，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常常处于劣势一方，它们面对的贸易风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几年我国发生因为中小企业没有防范对外贸易风险而导致经济损失的案例非常多。因此中小企业制定对外贸易风险防范措施显得很重要。

2.1加强风险防范的体制建设

首先中小企业要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结合对外贸易的情况在中小企业内部设置专门的对外风险防范机构，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防范意识和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如果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不大或者其没有必要专门建立风险防范机构的话，其可以采取建立风险防范管理委托制度，通过委托实现企业风险的转移，规避企业的对外贸易风险；其次建立客户信息调查机制。中小企业要根据对外贸易的情况，建立客户信息调查机制，掌握交易对象的经济信息情况，及时发现交易对象的经济问题，避免交易风险的出现。

2.2加强外贸人员的素质建设

首先中小企业要积极引进高素质风险管理人才，高素质风险管理人才可以帮助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其次加强外贸人员的专业素质建设。建立和完善培训体系，提升企业员工的专业素养，保证企业员工在各个交易流程相互间协调，避免贸易流程的顺利进行受阻；最后开展专门的风险防范管理教育。通过宣传教育的形式，使企业内上至领导决策层下至普通员工都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时刻做好抵御、防范外贸风险的心理准备和措施准备。

2.3政府部门要大力确保外贸出口稳定增长

政府要确保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是妥善防范外贸风险的源泉和基础。首先，确保已出台的鼓励措施顺利实施，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对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进行适时调整；其次，通过引导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帮助企业做好融资和担保安排、支持企业参加各种展销会或者构建国际电子商务平台开拓国外市场等手段确保外贸企业出口稳定增长；第三，确保欧美等传统市场保持稳定，拉美、非洲、东盟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能保持增长。

3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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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贸依存度;财产性收益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央政府高瞻远瞩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确保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措施,然而情急之下的启动只是应急之举,从战略角度看,注重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经济学家对于大国应该有不同于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经典的研究,斯密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凭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多样的优势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在此基础上再加强和国外经济联系就能大大加强其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的“自然禀赋”远远优于欧洲各国奋力打造的欧洲统一货币区和欧盟等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钱纳里的研究结论显示:大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政策内向性越强,其经济发展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发展模式。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因为资本短缺,应该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的话,那么在中国具有一定资本积累、银行存款不断上升的今天,就应该不失时机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充分挖掘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25,616亿美元,30年增长了124倍,同时外贸依存度也从9.74%提高到58%,2005年这一指标曾高达70%。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全球平均外贸依存度为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为51%。显然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而且曾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9%。而且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启动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引进外资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初由于资金短缺,政府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到2008年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已突破20万亿元,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继续如饥似渴地引进外资,势必产生对国内金融机构放贷的“挤出效应”,并严重影响国内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当前必须逐步取消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绩考核,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国内的优惠政策,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优化国内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必然会加大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一旦世界经济出现“风吹草动”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一方面应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的多元化;一方面在外贸依存度逐渐回归的同时,积极挖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努力做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

三、优化国内需求结构

逐年增长的进出口总额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促进了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经济腾飞,但是这种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发展经济学曾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迁往落后国家,能在短时间内对落后地区的经济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落后地区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向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收敛的契机,在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否则这个黄金时期过去后,落后地区会由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涨价而陷入经济衰退。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成功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层次经济实现了飞跃,从而跃过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相反,中国企业长时期陶醉于廉价劳动力创造的利润空间,没有动力消化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自主创新,因此面对生产要素上升和美国次贷危机,企业纷纷倒闭。

面对始于2007年底的经济衰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起到了不俗的成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刺激消费和扩大投资,如政府4万亿资金投资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上,不仅能对经济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拉动作用,而且以后能长时间内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经济规律表明,如果不能将投资最终转化为消费,必然会导致生活过剩、债务增加和经济萧条。

市场经济下,消费是经市场认可后进入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最终环节,投资虽然具有拉动经济发展和增加GDP的作用,但却没有进入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也就是说,由投资带来的产品量的增加,有可能转化为最终消费,也有可能不能被消费环节接受。如果投资形成的产品不能被消费环节接受,就会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债务增加和经济萧条。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就是在外需锐减而国内需求又没有及时跟上而造成的产能过剩,说明我国启动经济的主导思想应该更多地落脚于消费,使投资服从消费。所以,如果盲目地以出口导向和投资刺激经济增长都会导致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

四、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所面临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初期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家专注于研究储蓄、资本积累和投资的重要原因,在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下,收入分配必须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由于这一阶段,投资的主体是国家和企业,这也是居民收入分配增长速度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1984年以来,我国GDP资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有时高达4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与这种高资本形成相适应,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必然重资本、轻劳动,这也是我国长期来城市居民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报酬下降的主要原因。1979～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6%,而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7%,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6.9%。1991～2005年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1.4%,同期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从21.9上升到29.6。2007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占当年GDP的15%,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持续上升,已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12%上升到现在的27%。因此,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大幅上升相当程度上是以居民收入下降为代价。

由于中国贫富分化悬殊,基尼系数已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目前的国内消费需求情况是:有钱的不消费,想消费的没钱;另外,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改革增加了居民的储蓄谨慎动机。如果说中国过去的高储蓄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形成的勤俭节约美德使然,那么现在的高储蓄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不敢花钱的结果。

五、有效启动消费需求的相关建议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关键是增加居民的劳动性收入。目前,中国最终消费对扩大内需的贡献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收入有限,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8月,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20万亿元,人均拥有量为1.5万元,扣除收入不均等因素,大多数居民的储蓄远不足以支付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

本文强调初次分配过程向劳动力倾斜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国家税收和资本所有者。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实际增幅为6.3%;农民人均收入为2,528元,实际增幅为10.0%,而2007年和2008年的政府税收增幅分别为31.3%和30.5%,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应该逐渐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家税收、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所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凯恩斯消费函数表明,决定消费的因素有自主性消费、消费边际倾向和收入,其中自主性消费决定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消费边际倾向随着居民财富的增长而下降。将收入转化为消费的关键是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而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是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家税收、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所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因此,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途径在于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和国民收入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将目前财富两极分化的哑铃型社会结构调整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结构,必须改革目前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农民和普通市民的收入水平。为此,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累进制税率对高收入者进行征税,然后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对低收入者进行补偿,以便在降低基尼系数、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提高社会的总福利。但很难把握这种劫富济贫经济政策的均衡点,因为随时都有可能降低高收入者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我国现行经济发展阶段调整居民收入关系和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提高低收入者水平,使低收入者不断向中等收入群体转移,进而形成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中坚力量,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雏形,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自动稳定器”。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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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外交系统分析系统评价目标排序

经济外交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运用经济、贸易手段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的外交活动。经济外交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表示经济是某一国家外交特别强调的侧重面,另一种则表示经济是某一国家外交所使用的特殊手段。其实质性内容包括:由一国政府或代表本国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以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同时,经济外交决不仅仅局限于外交活动,还包括指导经济外交活动的政策,如一个国家通过外交活动促进进出口的政策也属于经济外交。在当今国际交往中,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经济上的联系和交往,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之间最主要的交往和联系,经济外交愈来愈受到各国的重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各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协调与发展,而经济外交正是各国追求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

经济外交是经济与外交的辩证统一,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已从“以经济促外交”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国外交部门、地方的经贸部门、大型集团型企业、民间部门都在全力促进对外经济合作,大力加强经济外交工作。经济外交的主体不同,其活动的目标也就不同。经济外交不但要突出重点,还要兼顾其他,这就需要对其目标进行排序。

一、系统目标的设定

利用专家决策系统,采用系统因素分析法,对所研究问题构成系统的目标进行设定。为防止偏差过大,覆盖不全面,可首先取定一个在系统中上下层关系较多的,或与其他元素联系较多的元素Si,找出相应的关系集合:A(Si)没有回路的上位集,指Si与A(Si)中的要素有关,而A(Si)中的要素与Si无关;B(Si)有回路的上位集,指Si与B(Si)中的要素相互有关系;C(Si)无关集,指Si与C(Si)中的要素完全无关;D(Si)下位集,指D(Si)中的要素与Si无关,反之不成立。

由于目标集合的取定必须涉及决策人的效用函数,不便进行具体的分析,但现实中对外经济工作紧紧围绕下述宏观目标展开。

一是推进周边外交,切实做好中国与周边地区及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外交。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其国际利益主要集中于周边地区。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50%集中于周边地区,应加大周边外交的力度。

二是参与多边外交,大力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三是更好地发挥对外援助的政治效应和经济效应,重点是择优援建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标志性项目,提供紧急救灾援助,派遣医疗队,扩大人才培训规模。

四是加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合,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和优势,与不同国家进行了科技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工农业生产等形式多样的多、双边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我国和平发展赢得充足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供给,赢得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五是处理好同东盟的关系,这将有利于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对抗,并有利于的最终解决。在东北亚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可以实现中、俄、日、朝等各方利益的均衡,并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

六是要巩固和发展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建立和启动救济机制,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纠纷,积极组织应对国外的反倾销案件,切实保护好我国企业的利益。

由于我国的经济外交范围比较广泛,包括金融外交、能源外交、发展援助外交、对外投资合作、区域合作、服务贸易等多个方面,经济外交的主体不同,其活动的目标也就不同。当经济外交的主体是具体的实体集团或部门时,其活动的目标就应更为细化和实际,如在如何利用境外资源、引进外国技术与资金、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开展服务贸易、扩大工程承包、扩大进出口贸易规模等目标集中进行排序和选择。但所有目标的大前提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并且如何通过这种“经济外交”使中国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参与建设者”和“负责任的大国”。

国家的经济外交的基本国策可以几十年不改变,指导经济外交活动的大宏观政策可以不变,但具体实施经济外交活动的目标的设定应该是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即目标的设定是动态过程。并且应该保证目标设定的动态一致性,即目标不仅在行动的初期选择期是最优的,在行动的执行过程中也是最优的。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外交活动目标的设定和排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二、影响目标的因素分析

对每一个目标,应对影响目标的因素进行分析。在当今经济社会,面对信息爆炸的局面,用传统的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等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已不可能,可尝试直接从数据中学习并生成贝叶斯网络的方法进行系统分析,这里的系统可以是经济研究的大系统,也可以是处理模型的小系统。即需对上面提到的每一个目标的A(Si)、B(Si)、C(Si)、D(Si)集合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经济系统是个动态随机系统,应采用动态贝叶斯网络进行分析。动态贝叶斯网络是复杂随机过程的图形表示形式,是动态系统建模和状态估计的方便工具,也是进行预测、原因推理等的重要工具。它是为了解决动态的不确定性问题而将贝叶斯网络扩展成带有时间参数的网络而形成的,可用于解决动态的不确定性问题。具有非线性、可解释性、可扩充性强等优点,可通过进行因子分解来提高在统计和计算上的效率以及精确和易理解的概率语义等。和传统的贝叶斯网络一样,动态贝叶斯网络的联合概率分布由变量的条件独立性假设来确定。

从数据中学习动态贝叶斯网实际是寻找和训练序列集匹配度最高的动态贝叶斯网。一个动态贝叶斯网可以展开成一个长的贝叶斯网,扩展贝叶斯网的学习算法处理动态贝叶斯网学习的做法是从训练序列中学习到两个贝叶斯网结构:初始网B1和转换网B2。给定先验和转移网络,可表示出一个任意长度的动态贝叶斯网络。通过引入一个评分函数,评价初始网B1和转换网B2定义的动态贝叶斯网反映训练序列的准确度,然后由搜索算法寻找最好的动态贝叶斯网,即寻找最好的初始网B1和转换网B2的组合。

另外,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必须涉及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具备完善的评价功能、监测功能、预测功能。问题不同,背景环境不同,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也应不同。要根据国别情况有的放矢。一方面,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而许多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一定适用;另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及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社会人文条件、自然资源禀赋及环境状况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建立不同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外交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服务。

三、隶属函数的确定

人脑作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对于自然现象的反映往往都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有来自于客体自身的模糊性,也有认识角度的模糊性,关于隶属函数确定的研究不但需在模糊信息的处理上做工作,也需要涉及主体对隶属度确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系统隶属函数的确定确定方法还停留在经验和实验的基础上。几种常用的方法有模糊统计法、例证法、指派方法、二元对比排序法等,但各种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最简单的方法是借助于指派方法的思想来确定隶属度函数。将目标落实到数量分析时,目标按不同的类型可分为效益型目标、成本型目标、固定型目标、偏离型目标、区间型目标。效益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大越好的目标,成本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小越好的目标,固定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接近某个固定值?琢越好的目标,偏离型目标是目标值越偏离某个固定值?茁越好的目标,区间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接近某个固定区间(a,b)越好的目标,如果只按照线性隶属转化显然不合实际。可根据问题的性质套用现成的某些形式的模糊分布,然后根据测量数据并借助于其他的数学方法,比如最小二乘法、集值统计与随机集落影等方法确定分布中所含的参数。思想仍是采用初步确定粗略的隶属函数,然后再通过学习和实践检验逐步修改和完善,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和调整隶属函数。常用的模糊分布有矩型、梯形、k次抛物线型、Г型、正态、柯西、岭形等;每一种分布又分为戒上型、中间型、戒下型三种形式。

由于对于同一模糊概念,不同的人会建立不完全相同的隶属度函数。如何寻找与之最为接近的隶属函数,或者说更逼近地反映评价指标所表达的客观实际内含,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其所呈现的状态特征,值得重点探讨。

四、目标评价

在完成目标的设定、影响目标的因素分析、隶属函数的确定等工作完成后,目标评价及排序可采用量化的方法来进行。根据问题的不同,可选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灰色理论、层次分析法、最大可能―满意度法等系统评价的不同方法建立评价模型。

协调的总体相关程度,一般由模型所具有的耗散结构、耦合体系和概率分布的特征来加以确定;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综合水平,建立系统协调性评价的非线性多目标模型;将数据包络分析理论应用于区域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中,采用多个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关联分析,建立了基于目标规划的系统多目标综合集成评价模型等。

由于量化方法存在共同的缺陷:以单目标为优化前提,精度低、可解决问题的维数少(即所容纳的问题复杂度低),动态性分析程度差等。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目标集合中各个目标要基于其重要性划分优先级;在动态模型中引入正负偏差量使方程具有一定弹性,以增加求可行解的机会;建模过程中可以先做必要的简化处理,忽略次要因素,但当被忽略的因素对决策有重要影响时,会危及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应做有效性分析;当模型的解出现多个最优时,预先对变量定界,或在得出最优解后对某些变量赋予上下界进行数量分析。

在我国,虽然政府和中国外交部门、地方的经贸部门等都在大力加强经济外交工作,但学术界相关于经济外交的体系理论研究尚属于发展阶段,尤其是关于经济外交活动的目标排序问题探讨更少。本文初步探讨在对经济外交活动的目标排序这个复杂系统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整体框架。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是深入到具体的背景,如结合具体的地方经贸部门,对其涉及经济外交活动目标进行实时排序,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何中顺: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

[2] 杨福昌:经济外交[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