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觉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族意识的觉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国产动画；民族艺术形式；视觉艺术；创新性

在国产动画的发展成长历程中，曾经一度在国际上享誉“中国学派”的美誉，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动画影片获得了大奖，其成功优秀的作品都是根植于民族文化与传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化、本土化的动画作品仍然是当今国产动画追求的目标，据我国首部动漫蓝皮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1）》指出，在2011年全国制作完成的国产动画片共435部，国内动漫产量已高达22万分钟，成为世界第一动漫生产大国。同时蓝皮书也指出当前我国动画产业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虽然动漫产量巨大，但是整体水平并不高，能够让人记忆犹新的作品也不是很多。怎样使得中国动画跻身世界动画强国，坚持走“民族化之路”，借鉴与创新民族艺术形式，挖掘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动画元素”与现代动画技术手段相结合，才能顺应世界动画发展方向，创作出的国产动画片才能够深入人心、经久不衰。

从动画的艺术特性上讲，动画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包含了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而视觉艺术是动画影片的主体，探寻具有独特视觉感官的民族艺术元素，建立全新的视觉感官创新，是国产动画坚持“民族化”道路的关键，也是未来发展的新契机。

一、视觉感官创新――角色造型

动画角色造型设计，在动画创作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动画影片的基础，也是动画影片的“灵魂”。一个成功的动画角色形象，可以直接影响一部动画作品的成败。优秀的动画角色造型，可以为动画影片带来持久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同时也具有强烈的视觉感官力和独特的视觉符号，能够折射出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

（一）形创新

动画角色造型设计中，主要分为外在造型设计和内在角色精神设计两部分，换句话讲就是形和神。形主要是动画角色的外形，包括五官、身型、服装、道具以及角色动作造型等。在一部国产动画片创作中，民族艺术元素的应用和风格化的确立，主要体现在动画角色“形”的民族化特点上。“形”的创新性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好的动画角色，不仅可以带来全新的视觉感染力和冲击力，同时也具有民族化的视觉符号特点。在借鉴和运用民族艺术元素的国产动画角色中，《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可以说是成功案例，张光宇先生在设计时，将中国传统的绘画元素和中国戏曲的脸谱艺术结合在一起，设计出的孙悟空形象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和写意性，身型和动作设计方面也借鉴了中国的京剧元素，一招一式、动作打斗、各种亮相都拥有程式化和舞蹈化的特点，加上孙悟空造型的独特色彩配置，一个活灵活现、经久不衰的动画角色形象呈现给了大众。经历了许多年后，孙悟空的形象仍然深入人心，始终是国产动画角色的代表作，也是国产动画角色形象符号化的认可。而随着中国动漫近些年的迅猛发展，让人受关注的动画角色形象并不是很多，在2011年的杭州动漫节上，国产动画片中的角色形象除了孙悟空、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几个经典形象以外，就只剩喜羊羊和灰太狼了。如何进行国产动画角色创新性设计，建立起具有个性鲜明和特征化本土化的角色造型，是一部成功国产动画片的关键。

在动画角色“形”的视觉感官创新中，创造有民族风格的本土化动画“明星”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最为核心的部分。我们可以采用创造性思维方式来进行动画角色设计，借鉴和运用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动画元素与现代动画技术结合，迎合世界动画主流发展趋势，符合大众审美特点，寻求全新视觉感官的国产动画角色形象。例如，在创作动画角色造型时，可以将五官、身型、服装、道具、色彩等设计不同程度上的加入民族艺术元素，像五官设计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丹凤眼、柳叶眉、樱桃小嘴等都可以与现代动画角色形象相结合，服装道具也可以运用中国传统绘画元素来点缀，戏曲、武术、舞蹈、民乐等民族艺术元素配合角色动作设计，使得设计出来的国产动画角色在现代美的作用下，能够渗透着中华五千年的民族艺术文化与传统。

（二）神韵似

国产动画角色创作里，神韵似，是指在现代动画角色绚丽多姿的外衣下，要具有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神韵。动画角色的“形”是主体，而“神”是我国民族艺术文化用作塑造形象的最高表现，又称作为“神似”或“神韵”。如何有效地“取神”――把握和表现角色的内在精神，成为成功塑造形象的关键。一个成功的国产动画“明星”不仅需要外形的创新，还要拥有一个有魅力的人格，在塑造角色的内在精神时，需要渗透着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如宫崎骏笔下的日本动画，强烈的民族意识非常厚重，他通过动画影片中角色、场景、主题、语言等多种形式折射着日本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结。

在设计时，观察、默记、传神、写心等创作方法都可以运用到角色设计当中，细微观察角色，记录下来角色的点点滴滴，才能充分地发挥想象力，运用到角色造型中做到传神、写意、写心的目的。例如在对五官设计中，眼睛是传神的重点，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有关眼睛的画法很多，眉弓、眉宇、眼皮、眼珠的画法都可具有东方神韵，有效地借鉴和运用，使得现代动画角色中能够流露出民族元素的神韵。除此以外，身型、动作设计也具有传神、写心的作用，民族艺术宝库中的戏曲、舞蹈、传统绘画等都可以借鉴到角色当中，达到神韵似的境界。

篇2

民族之殇的演进

2004年，《太极旗飘扬》在韩国上映后得到了观众空前的热情追捧。影片以朝鲜战争为背景，书写了一曲骨肉决绝的暴力挽歌，浸透了死人的倒影和血腥的颜色。影片中，张东健饰演的镇太和弟弟不幸同时被征调入伍，为了保全弟弟，镇太不惜主动请缨，只希望能赢得一枚军功章让弟弟复员。于是，他从一名热爱生命的小鞋匠逐渐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而当未婚妻英善被诬蔑为奸细处决后，镇太又毅然决然地倒戈相向，将刺刀对准了昔日的战友……

《太极旗飘扬》中的战争场面固然磅礴惨烈，而那一个个在战争中被扭曲的灵魂，更令人哀婉而感伤。记得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韩国老兵曾回忆说：“战争爆发时我们都没文化，部队选的都是我们这种大老粗，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死就死，让上就上，就是这样保卫了国家，但是现实太令人难过了。”虽然其间评论界也有人批评镇太的形象过于“神话”，但不管怎样，《太极旗飘扬》作为“历史上最有利可图的影片”被铭刻到影史之柱上，

静静地等待着新的记录的诞生。

更重要的是，韩国人在触摸到那段无法回避的民族痛楚后，近乎偏执的爱国情感得到了又一次实实在在地迸发。而电影制作者也在尝到甜头后，进而将目光觊觎于下一个“民族热点”上。不是么？细细想来，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韩国大片大多采用了相当的笔墨去展现朝鲜半岛所遭受的外辱内患。从1999年的《生死谍变》，到后来的《共同警备区》《双重间谍》《2009：失落的记忆》《实尾岛风云》《台风》。可以说，韩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已经成为支撑本土电影业的重要资本。而2006年《汉江怪物》的票房成功，算得是在“战争大片”的模式外开创了新的科幻类型模式。但即使如此，韩国大片中的民族情绪却始终挥之不去，并成为促进影片商业宣传的有效催化剂。

掉转枪口向美邦

韩国大片意识的觉醒与本土工业逐渐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有关。当面对美国人承诺的“最惠国待遇”和加入WTO的诱惑，韩国政府没有更好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进口商除非附带拍摄韩国电影，否则无法得到电影进口许可证。这一法规在1985年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电影法》。结果，影片的进口数大增，从1985年的27部飚升至1986年的50部。1987年7月1日，在这部法令的修正案中，更允许外国公司可以脱离合资生产而直接在韩国境内制作、发行影片。于是，在1987年到1988年间，引进的影片数由84部跃至175部。到1990年，进口电影占据了90%的韩国国内票房。正是这段时间，“大片”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端。

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感觉到好莱坞的强大压力后，通过“配额制（Screen quota）”放映的影片成为了本土电影“惟一的屏障”。这种配额电影虽然不用进口，但必须宣传推广才有人看。到1996年，每年中有106天（最高时为165天）必须放映本土电影。美国为了消除韩国这一保护条令，在1998年到1999年韩国欲加入世贸组织之际，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谈判。起初，韩国政府已经表示退让。但是消息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大批电影人削光头发，在大使馆面前静坐，甚至开展绝食示威反对配额制的终止。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后来出现在曹杰洪1999年拍摄的纪录片《射日：韩国保卫配额制的斗争》中。韩国电影界的元老林权泽对此也慷慨声言：“为了保卫韩国电影，我们甚至可以去死。”

正是在这种民族情绪下，韩国大片复苏了本土电影工业。当还没有中国影片能够接近《泰坦尼克》（1997）在中国创下的3.6亿元人民币票房的时候，《泰坦尼克》在韩国的观众纪录470万人次很快便被1999年本土动作大片《生死谍变》打破，它吸引了大约576万人次的观众走进电影院，超过本土电影平均观众人数的20倍。同时，《生死谍变》也被哥伦比亚公司购买，成功打入美国市场。2000年，这一纪录很快又被动作片《共同警备区》刷新。这些高预算的韩国影片制作精良，目标直指市场。因此，在1993年韩国电影市场份额跌至15.9%之后，1999年这一数字则已上升至35.8%，2000年为32.8%。作为除法国以外国内票房份额最高的占有者，韩国配额制实际上已经意义不大。

这种本土化的胜利还伴随着出口的顺利进行，1999年韩国电影出口额是1998年的10倍。《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在韩国电影的出口价格上都刷新了亚洲的新纪录，超过了昔日的电影大国日本，前者为130万美元，后者为200万美元。《生死谍变》甚至还史无前例地打破了一项纪录：在香港电影票房榜榜首盘踞了三周。当然，这还无法同好莱坞相比，与好莱坞占领全球观众的高投入娱乐方针相比，它还仅仅是一个很初级的模仿。近几年来，随着缩减电影配额制的试行令改进案的进行，韩国电影产业出口额呈整体下滑趋势，加之欧美电影的竞争压力，刺激了韩国电影人紧绷的神经，因此本土卖座电影都脱离不了被抹上政治色彩的干系，前有《欢迎来到东莫村》和《台风》，后有刷新韩国影史无数新纪录的《汉江怪物》，明里暗里都把枪口瞄准了美国。美国――韩国事实上的宗主国――成了如今韩国电影人最大的心魔。

偏执情绪何处来？

韩国大片的成建制涌现让它们叫板世界有了“资本”：10年前还籍籍无名的韩国电影人如今便有野心“争创世界第五电影大国”，进而染指国际电影市场；有了这些资本，韩国电影人便可以对中国电影的“软豆腐”工程指手划脚、哂笑不已；有了这些资本，韩国电影人便越发地能与昔日的“死敌”日本在电影产业上平起平坐。其实，韩国的民族意识又何止体现在电影产业上呢？他们强烈抵制进口工业品，拒开外国汽车；他们改变了沿用几百年的惯例，将汉城的汉语名改为“首尔”；最近几年，为了“独岛”的归属权他们又掀起了一轮轮的反日浪潮，甚至有人不惜生命自焚于大使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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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主义；思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4-0017-03

生发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引起中国民众的共鸣，并且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融，逐渐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高校聚集着一大批思想活跃、富有探究精神和远大志向的大学生，他们的这些特质和自身的成长需求也决定了大学校园必然成为民族主义思潮传播的重要场所。如何客观评价民族主义思潮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进而研究应对策略，便成为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全面认识民族主义思潮

1.民族主义的定义。目前关于“民族主义”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中国学界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理解：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和思想观念，是由民族性培育出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其次，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由民族认同感和忠诚度而产生的对民族利益的追求，形成捍卫民族独立和平等的信仰原则；最后，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在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共同作用下，自然产生的在一定意识指导下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

2.民族主义思潮产生的根源。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社会逐渐取代自由主义，成为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具有深刻而广阔的社会、时代和国际背景。一是全球化对中国的波及和影响。全球化直接导致世界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颠覆，中国也真切感受到了压力和挑战。二是长久以来的民族压抑感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而迫切地需要释放，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不断增强。三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重大外交事件容易激起国民为维护民族利益而与西方对峙的情绪。

3.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复兴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初期崛起。批判全球化，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成为其思想基础。第二阶段为激进阶段。1995年《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国青少年政治观、国际观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青年的民族意识正在复苏。《中国可以说不》等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是中国青年人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民间民族主义开始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并呈现激进化趋势。第三阶段为理性阶段。虽然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仍有潜在的激进化倾向，但从长远来看，自2005年起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激进民族主义将会退潮，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将会成为主流。

4.民族主义思潮的基本诉求。概括起来，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五大基本诉求：一是反对全面开放，主张适度开放；二是推进区域化，建立亚洲经济圈；三是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四是全面清理和抵制西方文化、话语霸权，建构民族新文化；五是发展中国自己的战略产业。

二、民族主义思潮带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思想开放、思维活跃、易于接受新观点，但政治上又不够成熟的群体，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关注和参与热情较高，是民族主义最积极的追随者、参与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在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所持有的思想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契合，但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使大学生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不断高涨，对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充满信心，在国家面临危难时，在敌对势力破坏国家独立、损害国家和尊严时，义无返顾地站出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独立、完整和尊严；另一方面也在大学生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民族主义思潮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机遇，还有巨大的挑战。首先，传播技术迅速发展，使网络、影视等成为学生接受并传播社会思潮的重要途径，学校难以监控。网络给大学生提供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打破了时间、空间和身份的界限，也打破了理想和现实的界限，迎合了青年学生崇尚自由和个性的特点。他们在使用网络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网络上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隐性而持久的，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因此，网络在社会思潮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影视作品将本属于社会各阶层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整合了形形、纷繁芜杂的信息，使本应局限在小范围的问题公开化，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社会思潮通过这些途径，迅速贴近青年学生，使其形成较深刻的认识并迅速内化，产生持久影响。其次，非理性因素在大学生接受民族主义思潮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处于身心发展关键阶段的他们不仅有物质利益的需要，更有解疑释惑的需要、精神满足的需要及政治参与的需要，同时思维能力、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也发展较快，对事物的敏感度非常高，其情绪情感具有鲜明和强烈的特点，容易受到外界的负面影响而产生不满、厌烦、抵抗等比较激烈的情绪，不轻易接受意识形态。最后，民族主义本身就具有情绪化、非理性、应激性的特点，实质上是对西方大国长期打压的不满和反击的表现，在外交上的摩擦和冲突以及由此积累的反感和愤怒使其逐渐强化，所以，民族主义运动并不能客观、深刻、理性地为民众所理解，这给民族主义的良性传播和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民族主义渴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情怀的新秩序，显得很有说服力和鼓动性。由于大学生尚未形成稳定的政治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缺乏客观理性的认识，在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时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的特点，容易依据情绪和肤浅的心理感受得出偏激的结论，被一些看似大快人心、酣畅淋漓实则偏激、极端的言论和行为所感染，甚至表现出政治冲动，做出非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在表达爱国感情时，过分强调本民族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及全人类利益，容易走向“狭隘民族主义”，对待国际争端表现出过激反应，对西方文明盲目排斥、全盘否定，容易被别有用心者的言论所煽动和利用，爆发。

三、积极探索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由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民间自发产生的，因此在民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有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抵御外部入侵的凝聚剂，时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候又会变成海洛因，使吸食它的人变成狂热分子。而且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就是强化中国，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大学生受阅历、学识和经验的不足所限，难以分辨是非，容易受影响。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认清新形势下民族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认真审视面临的挑战，及时转变观念，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机遇，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战斗力和渗透力，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民族主义思潮。

1.大力加强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有调查数据显示，民族主义思潮对高校教师的思想影响是较为突出的，教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同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其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将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坚持理性民族主义，努力提高高校教师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回避也不迎合某些教师的错误言论，积极引导学生主动纠正错误认知，大力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民族观教育，这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肩负的神圣使命，也是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处理民族情感的前提和基础。

2.重大事件专题分析，引导大学生理国。尽管民族主义思潮处于理性阶段，但它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自发性和盲目性并存，也会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反面教材，比如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能理解国家坚持“韬光养晦”、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战略策略，经常批评我国的外交表现，认为“太软弱”、“没有民族气节”、“只会严正抗议”，进而引发强烈的社会舆论，大学生通过读书、看报、上网等方式很容易了解到，往往在知之不全、悟之不透的情况下盲目认同这些过激言论，甚至采取游行、罢餐、罢课等行为给学校和政府施加压力。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很少关注和研究非主流的社会思潮，而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广泛，这些信息的流入直接导致教育效果被极大削弱。这种情况下，不能绕着走，必须直面问题，尤其在发生影响较大的外交事件后，要通过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深入剖析事件的背景和意义，引导学生正确评价我国的外交表现，深刻理解外交政策，真正做到理国。

3.积极抢占网络阵地，牢牢掌控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越来越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并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些学生认为网络是民主表达的重要阵地，网络言论有时甚至可以影响到国家决策。在一定意义上，互联网是民族主义得以迅猛发展的催化剂，互联网应用的快速普及和发展是大学生滋生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土壤。面对网上流传甚广的民族主义言论，一味打压和放任自流都行不通，必须在坚持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各种言论争鸣。第一，要唱响主旋律，占领网上舆论阵地。充分发挥主流网站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通过真实、充分、及时的信息曝光、互动交流和教育引导，使其成为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舞台和大学生思想交流的精神家园。第二，要，坚决打击具有煽动性和目的性的恶意言论。一方面积极鼓励和引导网络言论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份；另一方面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稳定和恶意挑起争端的错误言论。只有积极抢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实时关注网上舆论动态，才能牢牢掌控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健康有序地运行。

参考文献：

[1]Carlton J.H.Hayes.Essays on Nationalism [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

[2]陈学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综述[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1）：104-108.

[3]马立诚.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J].同舟共进，2010，（1）：23-28.

[4]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J].《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权利、责任与国家，2006，（9）.

[5]焦金波，王海艳.本科院校“90后”大学生经济观政治观状况调查分析[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17（4）：112-113.

[6]陈翔，邹媛媛.论青年学生的理性民族主义教育[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1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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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

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产物，也是中国民族意识日益复苏背景下的产物。室内设计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本土意识越来越强烈，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探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研究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对促进中国本土化室内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1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及意义

1.1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内涵

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内涵侧重在“新”与“中式”。“新”是相对于“旧”而言，从时间角度来看，“新”明确了新中式室内设计的时间范畴，它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这体现出新中式室内设计在纵向设计上的深度，新中式室内设计具有极大的开拓性和前瞻性；从设计风格来说，“新”既是一种继承，更是一种创造。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不是对传统的复制，也不是对现代的临摹，而是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基于当前国民文化、心理、审美、情感等营造出的室内环境。“中式”是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重要内涵，它规定了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本质属性，它以“中国味”为设计的主元素，主格调，无论是从外在表现形式还是在内涵上，都体现出“中国风”元素。概言之，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内涵在于继承与创新，它以继承中式风格为基础，但是又不拘泥于传统，它极大地折射出中国元素，体现出中国味道；但是新又赋予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以新的内涵，它是中国风格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向世界展示出中国人独特的室内设计个性，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个性背景下的新探索与新实践。

1.2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意义

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它的格调意义与时代意义。格调是室内设计的一个重要属性，它体现出新中式室内设计的艺术品格与设计者的思想情操，是设计者综合素养的体现。在室内设计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显示出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同时也折射出国人的现代生活态度，追求优雅，崇尚庄重，同时又不乏时代感；从时代意义来分析，它体现出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折射出现代人的生活态度。新中式室内设计既尊重室内设计的一般规律，又注重室内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性，有机融合现代元素与传统元素，营造出符合国情、又彰显个性的室内设计意境，带给国人以文化、思想、情感的归属感，在文化交互频繁的今天，对于重塑国人“中国文化”意识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2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思考

2.1体现民族文化认同感

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要体现民族文化认同感，因为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本身就是基于国人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在长期的室内设计实践中，室内设计风格更多地被外来文化、外来设计风格所俘虏，丧失了自身设计的风格。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国力大幅度提升时代背景下，国人民族意识被唤醒，尤其是中国举办的奥运会，激起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中国元素的魅力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室内设计风格要进一步体现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帮助国人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回归，从传统复制设计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风格。

2.2融入时代人文因素

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新”，这就需要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要融入时代人文因素。当前人们的家居理念实现新的重塑，从注重功能性向注重功能、环保、生态等转变，建立起具有时代特色、富有时代人文因素的新理念。这就需要新中式室内设计能够关注室内设计的人文因素，体现和谐共生的思想理念，更注重人文性，从而形成既遵循室内设计科学又富有审美个性的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

2.3渗透现代技术因素

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新”不仅在于设计理念之新、风格之新，还在于设计技术之新。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要充分展示现代科技在设计中的运用，包括新材料、新技术等，进一步提升设计者的设计能力、设计理念，从而丰富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表现手段，更好地通过运用科技手段实现最优化设计表达，实现新技术在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落地生根，成为一种现实，而不是停留在“技术”层面。

2.4关注现代审美意识转变

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发展与人们审美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要体现人们现代审美意识的转变，尤其是人们多元化审美需求。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要将艺术风格要注重设计的的文化内涵，从传统的追求形式美，向注重设计风格的内涵发展；要凸显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美学价值，室内设计不仅要考量设计的功能性，还要关注设计风格是否带给人们美感享受；最后要将新中式室内设计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等有机融合起来，形成和谐的、统一的意境，以极大的包容性凸显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多样性。总之，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研究对推动我国室内设计风格的多元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设计者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动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路径，不断丰富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内涵，促进我国设计艺术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罗炳华.浅析新中式风格与现代室内设计[J].艺术科技，2014（0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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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死场；小说；话剧；人物形象；表演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53-01

萧红小说人物形象单一、人物关系杂乱，田沁鑫重新编排架构故事脉络，对人物关系进行大幅调整，强化了矛盾冲突，使剧情愈发凝练集中。成业形象更是做了颠覆性的变动，一改原著中他婚前婚后的悬殊表现，不再展现他作为一个欺凌压迫女性的人性恶的代表，而成为一个热情负责的正面男子汉――村里最早宣传革命的人。遭家人反对后他带着金枝私奔，这样处理强化了情感因素，同时引出他当兵的经历，创造性地赋予成业一个革命领路人的身份，从而填补了村民由被动转入抗日的剧情空白。此外，话剧删减了月英惨死、金枝进城被等情节，男性给女性带来的伤害让步于民族大义。

在麻木愚昧的生存环境中，田沁鑫弱化了王婆在男权社会中遭压迫的一面，着重塑造了她刚强英烈的英雄形象。原著中王婆虽然烈性，但她的思想性和抗争性并不明显，若说原著中王婆的形象是“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子形同的尊严”[1]，那么话剧中她却成了全剧唯一有思想、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敢于鼓动赵三杀二爷，当赵三误杀小偷向二爷讨饶时她看清了丈夫骨子里的奴性，精神支柱在王婆心中坍塌了，遏制不了的愤恨和失望促使她果断服毒自尽，剧作张扬的民族大义和抗争精神得到升华。特别是金枝未婚先孕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时，只有她站出来保护女儿。在目睹了日本兵肆意屠杀村民时，她悲怆地嚎叫“死法不一样啊”，这一声哀嚎激起了群众抗日赴死的决心和勇气，同时牵引剧情步入。王婆的母性光环和她对地主、日本兵的仇恨与反抗精神，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剧作刻意选取赵三和二里半两个家庭来展现人们面对生和死的麻木与冷漠，以及人们在心灵和肉体感受上的巨大差异，展示人们过着虽生犹死的乡土生活。话剧删减了大批人物，重新搭建人物P系，把民族矛盾、阶级冲突、夫妻关系、男女冲突等矛盾集中在这两个家庭中，展现当时下层劳动者的蒙昧和懦弱。“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2]犹如剧中二里半，他热情招待日本兵“你是早来呀”；老婆被日本人后二里半无奈，只能往死了的老婆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当金枝生下女婴后，赵三摔死婴孩以泄愤，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这样成了平复两个男人内心怨恨憋屈的牺牲品，二里半由此获得内心平衡――“赵三咱俩两清了。”

话剧中自卑的二里半自说自话，与羊为伴，影射了像他这样一大批人无处诉说苦难的凄凉，他的凄凉里浸透着“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3]成业回家向他借羊，二里半面临着被剥夺唯一所有权的风险，他爆发了，把所有的愤恨都集中在“它老实你就欺负它呀”这句台词中，字字撞击着观众心灵，使得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剧作的思想内涵得到更有力的表现。最终二里半投身革命，赵三最后也声嘶力竭地召唤大伙“年轻的爷们儿们你们救国呀”，这些创新之处是一个民族重新崛起的缩影。

田沁鑫摒弃舞台上的刻意美化，把浓郁的乡土气息灌输到话剧内容、人物表演和服饰中，粗糙朴素的土灰色衣裤有一种凝重感和压抑感，与全剧所表现的乡土生活十分协调，可以说服装帮助演员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在道具方面也别有新意，四方的桌子就是菜肴，长椅就是监狱，两根绳子拴着女演员就象征着生育。同时，这个戏的布光也契合了剧情氛围，冷色的调子衬托着当时沉闷黑暗冰冷的生存环境，黑场的频繁出现给人一种压抑窒息感，直到最后全村人奋起反抗，伴随着人们的觉醒，暖调灯光出现，民族精神崛起，扣紧了所要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

此外，该剧台词粗糙原始，具备鲜明的民间地域色彩。麻婆被日本兵侮辱后愤力吼叫简洁而有力度，表达了她这样一个东北女人的刚健粗糙和原生态。王婆的台词更加生动鲜活，她鼓动丈夫去杀二爷，说赵三“是树高高的，是河长长的，是江，大大的江，松花江”。简洁生动的台词充满生气和力度，刻画了她敢于反抗的性格，烘托了戏剧的氛围。这类口语化的台词充满了野性，彰显着那个时期东北鲜明的地域特色，揭示了穷乡僻壤中人们闭塞原始的生存状态。

话剧《生死场》既有小说精髓的诠释，也有话剧艺术大胆的再创造。它借助紧凑的人物关系、鲜明的戏剧冲突、出色的表演，着力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编导田沁鑫的才气与大气。毋庸置疑，话剧《生死场》作为一出经典剧目，时时切中爱国情怀，成为自文学至话剧再创作的成功典范。

参考文献：

[1]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篇6

文化价值观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深受文化传统影响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其实，不同民族文化产生的文化价值观也不尽相同，即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深受民族传统文化影响，它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继承。另外，在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传播下，文化环境所处的时代性也深深影响文化价值观，它主要批判、吸收、改造和发展传统文化及外来文化。因此，为了消除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冲突，使其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调适问题。

一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现状

1重视个人价值、权利和利益

尽管人们的物质化文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漏洞百出，他们缺乏自我认识，缺乏对社会的理解。新时代下，大学生往往趋于独立化和个体化，大部分学生崇尚于寻找自我，偏执或走极端现象接连不断。这些学生忽视了社会和他人的价值评价，过分强调自我感受和需求，通常只考虑个人价值、利益和发展，而忽略他人价值及社会利益，即社会责任感急剧下降。当然，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所以，我们必须及时引导和教育，以便纠正这种不良文化价值观。

2形成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格局

当前社会，各种风气盛行，中国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失去了昔日的稳定，绝对一元的文化价值观已经消失了，大学生在价值评价标准与选择上更加趋向于多元化特征。进一步讲，承认大学生价值评价标准，以及价值选择的多元化，这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的集中体现。但是，现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决不能完全提倡，由于某些多元文化价值观也会让社会生活无序，甚至暗含生活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格局，引导大学生走正确之路。

3思想观念由保守向现代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非常明显，最突出表现在“重金钱，轻道德”方面。现代社会，大多人极趋向于金钱观念和实利意识，金钱主义盛行，而泛道德主义和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绝对价值尺度受到极大冲击。与此同时，竞争、进取、效率、富裕等文化价值观却得到充分肯定，比如：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等现象越来越普及；与世无争的思想意识在大学校园内渐渐淡化；依法治国和依法行事观念渐渐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以言代法和以权代法”的落后思想；大学生开始关心社会和世界，充满了积极参与的热情，轻视一切“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的腐朽思想等等。

二新媒体下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1政治意识淡薄

在全球化经济的迅速发展的时代里，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国也不例外，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活跃，各种各样的思想潮流聚集在一起，万事万物似乎都围绕着社会新思潮运转。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高等院校出现了前所未所的革新态势，特别是大学生文化价值产生了巨大变化，主要由于多媒体教学的深入，网络化一举成为高校的新型教学模式，而网络所带来的社会文化也渗入到高校，从而淡化了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政治信仰及意识形态。在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明显表现为生活冷漠，态度消极，政治意识淡薄，缺乏精神信仰。

2民族意识纠结

新媒体视域下，外来文化大肆向我国文化市场进军，而这些外来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成了中国大学生的奢好。在高等院校，大学生都热衷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各种影片、服饰等，形式上看是商品，但也属于文化载体，传播着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它以一种“商品化”形式图谋文化霸权。对于中国80后和9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这群青年愿意为祖国贡献力量而倍感光荣，却又无法抵制外来文化的诱惑，崇尚外来文化，将“外来文化”作为最流行的一种时尚元素，从而陷入民族意识纠结的情形之下。从二者权衡来看，大学生文化价值观选择代表价值取向，主宰着我国文化发展的生命力。

3价值取向模糊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自我意识也渐渐觉醒，网络的普及丰富了他们的个性世界，同时也埋下了西方利己主义思想的种子。毫无疑问，现代大学生开始注重个人价值、权利和利益，确实有利于大学生独立意识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但是一部分高校学生却忽视了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他们过分崇尚自我价值的实现，强调西方文化的个性张扬。尽管有的大学生也能认识到社会和集体对于个人生存与发展起的重要性，但他们集体和国家对个人的尊重与满足，从而淡化社会责任感，缺少集体协作观念和服务奉献精神。也就是说，在新媒体视域下，部分大学生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失衡现象，其文化价值观发生冲突，有着极强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形成了价值取向模糊的不良现象。

三现代大学生文化价值观冲突的原因

1全球化与网络的双重影响

现阶段，受全球化与网络的双重影响，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盛极一时，文化全球化也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所谓全球化，指的是地域、国家和民族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的整个过程，经济发展和信息科学技术推动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使其向内在化和深层次方向发展。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后，人们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深受影响，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起到空前的影响。在网络普及应用的今天，网络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双重影响下，对于现代大学生来讲，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和文化价值观都将发生冲突与碰撞，并且愈来愈频繁。

篇7

关键词：少数民族；刑法保护；权利

一、少数民族权利的内涵

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最早是在17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国家之间建立条约来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由于其不确定性导致这些规定并没有形成国家法的原则。1930年，国际常设的法院在咨询意见中指出：“条约规定的少数民族社群是指生活在一个国家或是地方的人群，该社群具有自己的种族、宗教、语言和传统，依据这种种族、宗教、语言和传统的认同，该社群成员之间彼此团结，互相帮助，并主张保护他们传统和宗教，确保依照他们种族或民族的传统和精神抚养和教育他们的女子。”[1]在我国，少数民族是指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我国拥有56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种类虽多，但是数量很少，规模较小，所以被称之为少数民族。在19世纪中期，中国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民族意识逐渐开始觉醒，建国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保证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激发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少数民族权利的内容是社会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少数民族的权利国际上未能形成统一观点。按照国际社会的观点，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根据‘平等’原则和‘不歧视’原则，少数民族有权与多数民族一样平等的享有各项平等人权；二是依据‘特殊保护’原则，根据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赋予少数民族一些特殊的权利，以期达到少数民族在事实上与多数民族一样平等享受各项基本人权。”[2]我认为少数民族权利的内涵是一个包含多元权利内容、有层次的综合性体系。

二、湘西州少数民族权利刑法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新刑法在对少数民族的特殊保护上更进一步，具体表现在刑法的总则和分则上，且刑法修正案（八）也对少数民族的宽容制度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根据张文山教授的观点，我国的民族立法，只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为实施专门法而制定的行政法规和细则。刑法总则规定刑法适用效力范围上，少数民族属于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部分地不适用于刑法规定，而刑法分则中规定专门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利的单独罪行条款。我国刑法第9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自己变通。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比较多，且各方面条件不一致，比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等传统，因为刑法授权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变通或是补充的规定。依据当地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变通，如，对于一些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采用非诉的方式，对于一些应当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一般从宽处理，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也可以根据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来进行适当变通。在司法实践中，每个民族有其本民族发展的特点，少数民族有的传统习惯和刑法的某一规定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该地区或是该民族自治州适应了民族习惯。如，刑法规定，人民法院享有审判权，但是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的首领即苗王或是土司，却有权利单独或是参与案件的处理，甚至运用风俗习惯来解决案件。这些风俗习惯已经成为苗族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强硬的想要改变，也许对其少数民族来说并不是好事，可能会伤害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目前我国155个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74个法律变通或补充条例没有一部刑法变通或是补充性质的条例，导致所有民族自治地方在开展以刑法保护、宽容实践的主要内容的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刑法对接工作时没有任何法律指引。”[3]

三、少数民族权利刑法保护构想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应当是无所不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面临着少数民族权利如何保护的问题。我们应从立法入手，使少数民族权利法制化，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保护的范围，以此来构建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护制度。用法律的手段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实现，使少数民族权利法制化，是少数民族权利得以最终实现的最佳途径。从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现状分析得出，其中制度原因占主要，就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确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目标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实施的正当法律机构和具体的规定。从我国民族工作的现状出发，我国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是一项比较复杂的过程，很多因素阻碍，我们应该从司法保障、执法保障出发，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配套单行条例等等。少数民族权利的刑法保护不是一个纯操作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一部法律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每个环节进行规范和更好的执行、监督。

参考文献：

[1]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权利的国际司法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2]阿地力江・阿布来提.少数民族权利刑事法律保护问题研究[J].中国政法大学，2009.

[3]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正大大学出版社，1997：15.

注：该文章系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Jdy12029）。

篇8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 语言政策

独立前，由于苏联时期的语言政策，以及国内操俄语民族比例过高，俄语在国内的普及程度及使用范围已相当高。但苏联解体后，由于操俄语的民众大量迁出，再加上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把哈萨克语确立为国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哈语，因此哈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俄语在哈国内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总的方面来看，哈推行的是一种语言多元化的政策，即从法律上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选择语言的权利。根据哈所通过的系列有关语言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纲要文件，可把哈语言政策演变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

该语言法是在苏联尚未解体的情况下颁布的，规定哈萨克语为国语，俄语为族际交际语，并保证俄语与哈语同等自由使用。此外，该法律还规定，哈萨克语和俄语并不能影响其他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由此可以看出，1989年版的《语言法》是一部相当民主的法律，虽然每种语言被赋予了不同的法律地位，但这主要是基于当时国内的语言现状及民族成分构成这一因素。该法律还确立了作为国语的哈萨语及拥有官方地位的族际交际语俄语之间的平衡。

第二阶段：1997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

独立后，由于民族意识不断觉醒，因此国内要求提高哈语地位、削弱俄语影响力的呼声不断，再加上操俄语的民族人数逐渐减少，而哈萨克族所占的比例逐步提高，成为国内占主体的民族。在此背景下，哈萨克斯坦于1997年通过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该法律规定，哈萨克语是国语。在国家机构和地方自治机关中，俄语同哈语一样同等正式使用。

同1989年版的《语言法》相比，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俄语地位的改变。在1989年版的《语言法》中，俄语被确定为族际交际语，并以法律条文确保俄语具有同哈语相同的自由使用的权利，但在新版的《语言法》中却去除了族际交际语这一概念，俄语的地位只是同哈语一样同等正式使用。

第三阶段：《1998年至2000年语言使用与发展国家纲要》

《1998年至2000年语言使用与发展国家纲要》旨在为发展哈萨克语及其他民族语言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即提供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支持以使民众学习掌握哈语，大力发展哈语，分阶段将公文翻译成哈语，以及创造条件使民众能够使用母语，并自由选择语言。此纲要为期仅有三年，这主要是由语言发展及国内社会经济局势所要求的，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要完成系列语言发展措施计划，实现新版《语言法》中初期阶段的主要目标。因此，新版《语言法》和此纲要的通过表明哈语言建设的法治基础已开始形成。

第四阶段：《2001年至2010年语言使用与发展国家纲要》

在《2001年至2010年语言使用与发展国家纲要》的框架下，哈语言政策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扩大和巩固哈语作为国语的社会交际功能;二是保持俄语的社会文化功能;三是发展其他民族语言。同时在这一时期，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还提议实施“三语政策”，即发展哈语、支持俄语、学习英语。要达成此纲要所设定的目标，必须要完成以下任务：保证哈语作为国家治理使用的语言;保证哈语作为公文处理使用语言;为公民提供学习哈语的渠道;保证俄语的使用;为其他语言的发展提供支持等。

第五阶段：《2011年至2020年语言使用与发展国家纲要》

此纲要旨在发展其他民族语言的前提下，确保哈语作为巩固民族统一的重要因素得到最大程度的使用和发展。该纲要的目的如下：一是哈语应成为民族统一的重要因素;二是哈语应得到大范围的使用;三是建全语言文化;四是丰富哈民众的词汇。此外，在纲要中还设定了以下具体的目标，如截止到2020年，成人中掌握哈语的比重要达到95%，掌握俄语的比重要维持在90%，民众掌握英语的比重要达到20%。

篇9

关键词： 武侠文化 美学肌理 成因

将“武侠文化”纳入学术范畴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但是纵观中国的文化史，从民族文化思想发轫的东周、先秦到现代科技发达的今天，数千年间都不乏武与侠的文化表述。“武侠文化”在中国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已成长为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已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不同时代、地域的人们对此种文化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兴趣。武与侠的文化心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已经悄然扎根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审美习惯之中。应以武侠小说、武侠影视和武侠网络游戏等形式将“武侠文化”广泛传播。不夸张地说“武侠文化”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迭起的现状折射与反映出中国人历史文化道德、审美心理等诸多文化事项。

一、民族根性的内容编码

梁启超在其《中国之武士道》中说道:“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武侠文化分析，需要深入到精神基因层面才能做出足够深入的分析。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每一个民族文明时代的精神起点都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区间。”在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中华民族形成了独有的民族意识，成为民族精神的源头。也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区间，儒家文化成型，在这次蒙昧人性的觉醒将“仁”作为一个坐标提出，仁爱精神在民族生命意识的注入，决定了民族的精神结构，也成了中国武侠文化的基因源头。

“仁”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一种生命伦理学的逻辑起点。武侠文化之所以被推崇，跟其间的侠义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能产生伦理道德上的认同有很重要的关系。而“仁”即是侠义精神、侠义伦理之于武侠文化内涵的价值核心。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孔子看来，仁爱与否取决于主题的主观愿望和主观修养。正因为这种“仁”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的存在，对仁的恪守和强调既是现实伦理的标准又是审美标准。而这种标准同时被千年中国人奉为道德圭臬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以“仁爱”为基础所派生出的“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道德标准，一直以来，被作为武术思想的核心，使武术这一战斗的力量、伤人的手段被纳入道德伦理的法规之中，使武术不仅成为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仁”的文化注入让武的行为有法可依，也使得武者有了一种审美的视角审视自己，这种深刻有力的影响催促习武者为达到“仁”的精神境界不断进行主观修炼，最终达到缺乏了“仁”的精神在场就会不安的地步，侠义精神作为侠文化的基本内核，成为侠之为侠永恒的行为动机，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仁”所产生的不仅是道德实现而且是情感愉悦，也就是说在追求最高境界的努力中，审美的精神境界要高于技能境界。这正是历史上诸多不武而可称侠的文化根源。儒家的美学精神是一种功利性、社会性、伦理性、道德性的显性人生美学。孔子认为人生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主观意识的修养的终点是乐，这么一种充满理想化期待的审美尺度。

二、“故事”意识——武侠文化的“远景”生存

如果说音乐的载体是音符、旋律、节奏，雕塑的载体是线条、造型的话，那么武侠文化传承千年的载体为何呢？我想那应该就是故事。美国传播学家斯蒂芬·李特约翰在其《人类传播理论》一书中说：“讲述故事和交流修辞远景是共同的，也许是普遍的人类活动。信息传播和说服故事的功能也因此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从这句话可以判断，故事不仅是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人类活动、社交修辞手段，更是一种信息传播的修辞方式，这种传播方式的特点是具有丰富的“远景”意义，这是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美学呈现。相比冷漠的现代工具比如广播、电视、电影，武侠故事的口口相传却体现了极富生命知觉的冲动，又有着可以追溯久远历史的永久性。区别于中国诸多其他传统文化理念的抽象存在，无论是历时的传承还是共时的传播武侠文化都是以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人物作为载体存在的。一提到武松的勇武，人们的脑海中立刻会出现“三碗不过冈”、“醉打蒋门神”、“喋血飞云浦”等一连串的故事加以佐证，以及“一箭双雕”、“桃花岛招亲”、“血战襄阳”等故事也与武侠郭靖的形象融成一体被记忆和传诵。

之所以说故事意识对武侠文化生存有着“远景”意义，不仅是因为通过这种最基本、最本源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传达，故事思维作为一种文化生存的基本形式也具有工具性的品格与符号的意义。以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的话就是说：“故事就是解释世界——即对这个世界中万物的发展、本质和价值可信的解释。”从文化的本源上讲，传说、故事是为了回答人类对宇宙万物、自然世界神智包括人类自身的来源和因果关系的追问才被创造出来的。人类对未知世界提出追问，并尽其所有的科学知识与诗性智慧做出尽可能完美的回答。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因之一。武侠文化的载体武侠故事也因为蕴含着社会、历史、人生、宇宙的种种追问而变得深刻，成为“远景”的人生哲理的依据。用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话说，这“人类诗性智慧”的反映和表达，使武侠文化成为具有最高诗性色彩的传播现象。

三、“势”的修辞传播推动

篇10

李徽昭在其作品《退隐的乡土与迷茫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文学的乡土透视》中，从乡土意识、乡土省思和乡土穿越三个板块来深入剖析，并且围绕乡土的退隐与现代性迷茫两大主题而展开论述。实际上，这也是当下乡土文学所面临的两大困境。著作中依次选取了同一地域不同时代的三位作家，他们对乡土叙事的变迁清晰地展现了乡土写作意识的流变。事实上，任何一个作家都以自身的视野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因此这就对乡土题材有着不同的姿态和规定。老一辈作家高晓声1950年代初登文坛，激起了乡土写作的一个浪潮，其笔下的陈奂生形象更是凝聚了农民的多重性格。出生于1960年代的作家韩东及1970年代末的新锐作家徐则臣给予乡土写作的式微。

作家们对乡村题材的捕捉和书写，充满了乡土人文的关怀。高晓声作品中的陈奂生人物形象带有某种典型性。从“漏斗户主”到进城及后来成为采购员再到出国一系列的角色转变，事实上寄托了高晓声对陈奂生形象从写实到理想的升华，也代表了他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以来创作思想的转变，即乡土人物的觉醒意识。

李徽昭在本部研究论著中另辟新路，提出了新的分析视野，他认识到乡土意识这个概念是揭秘乡土文学的一把钥匙。乡土意识一词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它包括了乡土情结、民族意识和精神家园意识等。本部论著对于高晓声作品的分析基点就在于乡土意识，这样可以把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历史的风云变迁关涉起来，从而挖掘深层的社会心理意识结构。很明显，在高晓声的作品中，由于他本人的多重身份（农民、知识分子和党员）的底层生活经验，也会不自觉地闯入作品中来，事实上是一种明显的自我意识的强烈表达。即倾注了乡土意识的高晓声让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从迷茫走向觉醒，这可以说是对那个时代缩影的恰当概括。但在后来的乡土写作中，乡土意识升入到了乡土省思，这类反观式写作展示了新的写作视角和思考方式。

乡土写作的作家大部分都带有离乡─返乡─再离乡的模式。丁帆曾说到乡土作家是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精神上进行二度体验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张力中找到新的视点。正如李徽昭所言，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意识内涵主要是脱离农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还乡。韩东在童年时候随父母亲下放到农村，后来的返城，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暂居者的身份。韩东的小说《扎根》以下放干部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寻求暂时生存之根，融入之根，可是却无法扎根，最终还是返回到了城里，这是一个文化悖论。另一作品《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主要讲述了生活在贫瘠县城下放户的三位孩子，他们各自怀揣梦想，多年之后，主人公命运各异，留下的是一个失落的记忆。同样在小说《知青变形记》里，来自城市的罗晓飞成了知青。生活在生产队的他接受了冒名顶人的命运，随后一次次努力想回城，但却未能实现，终于有了返城的机会，他却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纵观韩东的乡土写作历程，是冷静的隐退与克制，因为在这些被观察的乡村人物身上也有着一种投射。它同其他作家对于知青、下放到农村的视点不同，这种反差却使得寻根投射更加鲜明。他对乡土的写作是一种记忆与理解的重构，写作的姿态是站在乡土界外，他观念中的乡土是一种断裂，代表的是一个知青作家的省思与批判。

现代化的进程中，随之引发了人类存在的普遍焦虑，主体无处寻找心灵的栖息地。于是返乡情绪、怀旧情绪、精神港湾的寻找在现代人的心灵中逐渐萌生。与喧嚣、浮华的都市生活相比，田园式的乡村生活是理想的精神家园归宿地。在徐则臣的作品中，主人公成为一个理念符号体，是位孤独的游离者，漂泊在城乡中经历着不同的文化冲突。这种反叛和逃离的意义标志着新一代青年人从物质、精神在现代都市文明的融入，得到社会的认同，但是却失败了。

作家徐则臣的系列作品中隐含的部分主题是孤独的漂泊者，或者被称为京漂小说。主人公进入城市后的尴尬与失落，心灵上遭受的无奈不得不去追忆乡村中的人和事。他的散文随笔集《到世界去――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小说《夜火车》《午夜之门》和《跑步穿过中关村》。在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生活在北京的三位边缘人物敦煌、边红旗和王一丁，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靠贩卖盗版碟、办假证和经营小店为生。他们更没有北京户口，处处受到限制。原本打算干出一番事业，却发现面对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是京漂一族中的小分子。在小说《夜火车》中，主人公陈木年一直幻想着出行，现实生活中，在一系列事情的捉弄后改变了他的命运，最终踏上了逃亡的不归之路。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出走，是自我的放逐与逃离。可以说，在徐则臣作品中，乡土意象在隐退，乡土成为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意象。

作者在本部论著中重点阐明了徐则臣写作中渗透的哲学的思考和批判以及诸多意象的运用。他认为空间意象和人物意象是小说叙事的焦点，并且寄托了作家文学与理想的抒发。这在赵树理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写作中可以看出转换的端倪，不再注重于表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文化的书写，而是逐渐转移到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更是从浅层到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剖析，赋予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寓言。

作者在本部著作中说到，不管是上世纪的农民的迷失还是知识分子的迷茫，代表了一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李顺达的“跟跟派”本性，那只是简单的盲目崇拜与逆来顺受而已。老陶一家五口人的扎根却未能扎根的疏离。作为知识分子陈木年的“漂泊”与“出走”。然而在现代性面前，普通人的社会心理结构早已变的复杂至极，不单单是对生活的迷茫，而是在精神存在状态上的孤独与迷惘。这是人类普遍悲剧，都市与乡村共同面对的命运。

在中国当下每一个乡村的角落，都似乎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城乡结合的发展势如破竹，交通枢纽延展到尽可能触及到的地方，强拆乱建有增无减，小村落已被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和封闭，不论是在江南一隅还是在西部山村。广大依赖于土地的农民早已离开了祖辈们生存的黄土地，更多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已渗入到各个大中型城市，加入到进城打工的队伍里，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但他们处于边缘的位置，扮演的是“底层形象”，需要得到身份共识和地位认同。

在消费语境下，消费式欲望推动着生产力，全民陷入商品拜物教式的泥淖，这对于乡土经验本身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消解。反思现代文明与大自然之间的冲突淡化，隐藏了乡土的本真。乡土离我们而去，存在的仅是遥远的记忆，甚至乡土成为一种奢求。或许是我们出游时的农家乐体验，或许是我们在影视剧里的一次唏嘘体验，而这些行为已被商业、消费、娱乐所华丽包装。影视传媒业发展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乡村类题材的讲述，往往会走向两类对立面。一面是偏离乡土故事的讲述，在视角或内容上都属于另一个社会；相反地，另一面会紧扣乡土的现实，对人物和事件进行相当敏锐的、引人深思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