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专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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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新设本科专业 日语专业 评估 教学质量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等学校的本科办学规模在迅速发展。为了保证新设专业的教学质量,湖南省教育厅近几年陆续对省内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新设专业进行了评估。而新设专业能否顺利通过评估,不仅关系到其新设专业能否继续生存,甚至直接影响到新设专业的发展。我校日语专业于2008年5月底将接受此项评估。通过迎评的准备工作,日语系老师对本科新设专业评估有了更深的了解。
一、高校本科新设专业建设评估的意义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新设专业评估工作,是保证我们专业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其目的是为促进学校进一步明确办学指导思想,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学基本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提高管理水平,确保新设专业的健康发展。评估工作贯彻“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原则。
作为我们新设日语专业,是从零开始,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尽早完成从形式到内涵的统一。所以我们本科新设专业承载着新设专业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新设专业的评估是新设专业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流产,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将直接动摇新设专业尚未立稳的根基。在时常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所有高校都面临着平等的但更加激烈的抢夺生源,抢夺人才和其他社会资源,抢占就业市场份额等方面的较量。只有高度重视本科新设专业的评估工作,重视新设专业教学质量的提高,才有可能使新设专业在日益庞大的本科院校中站得住,立得稳,否则只能日益萎缩乃至淘汰。
二、深入理解湖南省普通高校本科新设专业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要求
1.从今年进行的湖南省普通高校本科新设专业评估的实际情况来看,5个一级指标和1个优势指标,既是定位与规划,师资队伍与学科水平,教学改革,教学条件与教学管理,教学质量,优势项目。还分别有18个二级指标,47个评估等级标准。对我们教学型大学而言,应当培养学生熟练掌握当代科技发展前沿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使之成为合格的专门人才,需要教师不仅应具备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平,同时还应具有实践经历和具有熟练的专业实践经验。在这一点上,我们新设的日语专业在专任教师中有博士1人,有硕士学位的教师6人,学士学位的教师3人他们都在日本留学生活过的,占教师的71.43%,在全省来讲都具有优势。
2.从指标体系的侧重点来看,比较重视教师队伍状况和教学基本建设。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该指标体系侧重于教学基本过程的评价。其实本科新设专业评估的最终着眼点是应该保证本科新设专业的教学质量,但是对于教学质量的评价历来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涉及到的因素非常多非常细,很难用若干个指标来说明问题,所以将考察重点放在教学基本过程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也是各本科新设专业需要不断加强的重要环节。一般来说,任何事物发展变化都遵循相应的客观规律,只要把握住了发展的基本过程,其结果通常是能够预见的。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通过考察教育过程保证教育结果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科学的。我们新设的日语专业必须高度重视教学基本过程,这是不断提高保证教学质量的根本所在。
三、正确认识本科新设专业的评估
我们要非常重视评估的目的。评估的目的在于为改进高等教育管理提供依据,从而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通过评估,指出我们在实现教育目标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为今后改进提高我们专业教育质量奠定科学依据。如果我们迎评专业没有重视评估目的,未把压力变动力,仅仅做表面文章,片面追求评估结果,那么评估的意义将荡然无存。
新设专业应变被动为主动,建立内部评估机制,树立长远目标。质量是我们新设日语专业的生命线,评估只是帮助我们诊断问题,找出差距和不足,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手段而已。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根本所在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机制和保障体系,如建立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教学质量内部评价机制,定期开展教学质量评价等活动,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采取切实有效的促使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变被动受评为主动参与。
四、评估结果的分析
通过我们新设日语专业迎接评估工作的情况来看,此次评估意义重大。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院各位领导,教师都高度重视,为本科新设专业能顺利通过评估而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工作。
1.本科新设专业教学工作评估的影响与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对于新设专业的发展更具有指导意义,对教学改革和管理改革都有促进作用。因此,新设专业在发展中要特别重视评估的作用,在迎接评估中进行改革并教育教学和管理人员转变观念,努力将评估当作发展的机遇,将评估转化自身素养提高,办学资源优化的重要手段。
2.通过对评估的准备,新设专业办学条件最能有效改善的有:一是师资队伍质量的提升注意新设专业为了达到高职称,高学历的教师比例,将出台一系列的教师培养制度,不仅会加强人才引进力度,也会加强内部在职人员的培养力度。不仅增强了学校内部人才兴校,也会增强教师主体的意识。
3.从实际上改善教师队伍的结构,更使教师队伍获得一个持续性发展的好环境。
4.通过评估,学校专业建设,教材建设与管理,课堂教学,考试管理,实验室建设与实验管理等工作都将做到规范化,而日常教学方面的投入会增加,教学仪器设备质量也会得到全面提高。
5.教学育人环境会得到极大的改善,教育质量,学风建设水平会有很大的提高,进一步转变教学观念,从思想深处树立立足本科教育理念。
我们新设日语专业验收评估迫在眉睫,我们以积极饱满的工作热情,为新设日语专业四年来的工作作一个全面的、公正的总结,迎接专业验收,借专业验收的东风,把新设日语专业教学质量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冯向东.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J].高等教育研究,2002,(3):69.
[2]陈广桐.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评估[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302.
[3]刘春惠.大学评估: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的比较[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7,(9):1.
[4]孙建山.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导向作用与高校发展建设[J].黑龙江教育,2006,(6):81-83.
篇2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古工作进行得越来越顺利,大批的古代珍惜文物相继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得以欣赏和研究,但是伴随而来的是长期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也急剧损坏,由于人为的破坏,考古学家不能够清楚地揭示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考古及对地下文物的调查、勘探、鉴定和保护工作,继续划定并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的建设,坚持先勘探发掘,后进行建设的原则,在旧城内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时,依据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 ,加强考古调查、勘探工作,从而把考古工作列为文化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阻止文物被损坏,相应的法律法规应该被完善,加强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更根本的是切实提高保护意识.遗址考古的核心是保护,应尽可能不发掘或仅进行小面积发掘来解决学术问题 .应将文物保护作为考古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的必要内容,确保重要遗迹和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获得妥善保护.应充分考虑遗址整体保护和科学展示的需要,按照最小干预和永续保护原则开展考古工作.应根据考古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提出遗址保护,展示的意见和建议.并让他们懂得历史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保护文物遗存是每个人的责任.同时应该创新举措,完善遗址考古工作保障体系,具体办法如下:
(一)省级文物部门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为遗址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在政策、经费、人员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规划和设计单位应联合考古单位共同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展示方案,考古单位应积极参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保护方案制定、保护和展示工程实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在诠释遗址内涵、认定遗址价值、评估遗址保存和保护现状、划定遗址保护区域、选择遗址保护和展示方式、确定遗址展示对象和展示方法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
(二)遗址所在地文物部门及遗址管理机构应主动加强与考古单位的合作,在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日常管理中,支持考古单位严格执行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遗址管理机构应委托考古单位在有关工程施工现场进行考古监理,确保文物安全.施工单位应配合做好工程前期考古和施工过程中的考古监理和文物保护工作.施工结束后,考古单位应向遗址管理机构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考古监理报告,内容包括施工时间、施工区域、文物保护措施执行情况、现场新发现文物情况和处理措施等.考古监理报告应作为工程监理报告的一部分,并作为工程验收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科技和设施保障.推进遗址考古的数字化和标准化建设,建立遗址考古数据库和科研平台:不断改善遗址考古工作条件,逐步建设完善文物标本库、考古工作站等基础设施.
(四)加大投入力度.在充分保障连续性遗址考古工作经费的同时,遗址管理机构还应将结合遗址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开展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出土文物保护,以及工程文物影响评估和工程施工考古监理等工作所需费用列入工程预算.
(五)加强大遗址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和引进,提升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努力创造条件,保持专业队伍的相对稳定.努力吸纳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参与遗址考古工作,提高工作的科学性.
(六)国家文物局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加强遗址考古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与验收,检查、验收结果作为项目考核的重要指标.对拒不执行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国家文物局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或终止遗址保护项目的立项和审批,或取消相关资质.
二、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作为东方历史古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在亘古以来的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中,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从未间断,而各个历史时期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了不为后人所知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考古工作正是通过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等科学手段及科学仪器,以历史实物印证历代文献的记载和丰富史籍内容,探索祖国历史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向世人揭示中国在以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水平.
多年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大致包括对许多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文明要素进行探讨等等.这些探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考古勘探对了解中华古老文明的发展和它对人类的贡献,深刻认识自然、人类的发展及其历史的关系,预见我国未来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史为鉴,科技考古对古代遗址、古代气象、古代地理、人文条件以及遗物的科学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古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发展历程.
考古勘探工作也是认知遗址文化内涵的基础.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一系列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中国历史上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远远超出所有文献的记载甚至人们的想象,通过考古发掘所展示的社会历史文化,能使世人更为全面地领会到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文化.
三、形成良性循环,保护文物遗存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能力限制,也有社会的限制,然而历史文物遗存却深厚悠久,不一定也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代内就能够完全完成整个文物发掘,造成这样的局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对于那些不可抗性因素,人们不能做什么,只有通过考古勘策调查为后人留下足迹,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完成文物的发掘和保护,让人类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文化,传承历史发展.通过向公众展示向遗传考古工作的过程和成果,积极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充分发挥考古工作的教育与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增强遗址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促进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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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所进行的一切考古发掘和水下考古活动。
第三条国家文物局统一管理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一切考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章资格审定
第四条考古发掘实行团体和个人领队负责制。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可申请考古发掘项目,具有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个人经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指派,担任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
第五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直属考古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考古系(专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文物考古机构及有条件的地、市所属文物考古机构,具备下列条件者可申请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
(一)具备一定数量受过高等学校考古专业训练,能从事考古发掘的专业人员,其中具有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的专业人员不得少于4人;
(二)具有受过专业训练、能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科技人员;
(三)具备必需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设备;
(四)具备从事一般性文物保护处理的实验室;
(五)具有保证文物安全的文物库房和整理场地。
第六条申请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的专业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大学考古专业(含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后,从事考古发掘工作2年以上;
非考古专业(含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后,从事考古发掘工作2年以上,经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培训班或国家文物局委托指定的考古研究单位考核合格者;
(二)具有独立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能力,胜任《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规定的领队职责,并能组织编写考古发掘报告;
(三)作为组织者之一或主要参加者,完成过一项以上较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执笔完成年度考古发掘简报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中型考古发掘报告;
(四)在组织和实施考古发掘过程中,熟悉考古学某一领域的前沿问题,能根据学科发展趋势选定并研究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课题,撰写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
第七条由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组成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负责考古发掘资格审定:
(一)申请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需提交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申请报告,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后,报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评议;对评议通过的单位,由国家文物局审查批准并颁发证书;
(二)申请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个人,需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申请书》一式两份,并提交1-2篇田野发掘简报和代表性学术论文;由所在单位推荐上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古发掘资格初评组签署评议意见;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研究同意后,报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评议;对评议通过的个人,由国家文物局审查批准颁发证书;
(三)考古发掘资格审定工作原则上每一年一次,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对申请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和组织考核。
(四)经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评议,国家文物局可注销不称职的单位和个人的考古发掘团体和个人领队资格。
第三章项目申请和审批
第八条申请考古发掘项目必须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申请书》,由考古发掘单位经发掘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
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申请书》包含下列内容:
(一)申请单位的名称及负责人姓名;
(二)发掘对象的名称、时代、级别、具体地点、面积和范围;
(三)前期准备(包括调查、勘探)情况;
(四)年度发掘点的具置和面积(附图);
(五)年度发掘的时间或期限;
(六)年度发掘的学术目的、计划;
(七)发掘经费的来源和数额;
(八)领队人员的姓名、专业职称、主持完成的发掘项目和代表性学术成果;
(九)主要业务人员的姓名、专业职称、在该项目中承担的任务;
(十)对可能出现遗迹现象的保护措施和出土文物保护的技术准备情况;
(十一)连续性项目的年度报告完成情况;
(十二)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条考古发掘单位为科学研究而进行的主动发掘申请,申请书应在每年第一季度末以前按程序上报,同时必须提交立项说明书,内容包括发掘的学术目的、立项机构、发掘计划、完成时间等。
第十一条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每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初,集中对当年各项考古发掘申请进行审议,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
第十二条考古发掘单位配合经济建设工程的考古发掘申请,应在发掘前三十日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但因工程建设中意外发现文物或者文物面临自然破坏危险,需抢救性发掘的遗址和墓葬,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可以先行发掘,自发掘开工日起十五日内补报发掘申请书。
第十三条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或古墓葬受到自然或人为破坏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先将受破坏的情况和拟采取的保护措施,向国家文物局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后方可实施。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项目,应同时填报发掘申请书。
第十四条未取得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文物考古机构,若需对因工程建设意外发现或面临自然破坏的遗址或墓葬进行小规模抢救性发掘,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指派或聘请有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的人员主持进行发掘工作,同时经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上报发掘申请书,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考古机构审议后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上报发掘申请书。
第四章项目执行和监督
第十五条考古发掘单位和主持发掘项目的领队人员,应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严格执行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计划,确保发掘质量和文物安全。
第十六条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发掘单位应事先提出保证出土文物和重要遗迹安全的保护措施。对发掘中发现的重要遗物和遗迹,应及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十七条考古发掘中如有重要发现,考古发掘单位应在对社会公开发表之前,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报告。
第十八条国家文物局对考古发掘工地实行检查与监督制度。国家文物局可组织对考古发掘工地进行检查,内容包括《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执行情况、领队人员的工地日记、遗迹照片和绘图记录、经费使用情况及发掘工地的安全措施情况等。
第十九条对于重大的考古发掘项目,国家文物局可组成专家小组或指派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赴现场指导发掘工作。
第二十条年度考古发掘项目结束后,考古发掘单位应及时将发掘经过、收获和经费使用情况,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文物局提交书面报告,并尽快编写年度考古发掘报告。
第二十一条考古发掘项目完成后,考古发掘单位应向国家文物局提交结项报告,内容包括发掘经过、主要收获、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发掘现场及拟保留的遗迹现象处理保护情况、对遗址的保护建议、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计划等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五章考古资料与发掘报告
第二十二条考古发掘领队人员在该项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应及时、认真地做好出土文物、各类标本、有关资料(包括文字记录、各种登记表格、照片、图纸)的整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出土文物和各种资料归国家所有。考古发掘领队人员在考古发掘项目结束后应将有关资料(包括文字记录、各种登记表格、照片、图纸)及时交本单位资料室保管,出土文物和各类标本按出土时的登记表向库房移交。考古资料移交时要有专人负责核实、接收,文物移交时要填写入库登记表。
第二十四条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要在发掘结束后的3年内完成。年度发掘报告应在当年完成编写工作。
篇4
耶稣墓并无耶稣遗体遗物随葬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随法国考古学家们的脚步来到了耶路撒冷,对耶稣墓内的建筑结构、保存状况和宗教功能作了一个系统的考察。
耶稣墓建筑结构历经多次修葺改造,现存的建筑结构形似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套娃。根据希伯来圣经记载,耶稣被钉死后,被安置在一山洞内的石质台子上,该山洞是山崖上开凿出来的。耶稣的尸体在石台子上安放了数日以后,使徒们再次来到山洞之时,发现墓穴是空的,耶稣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圣经《路迦福音》记载了天使借着坟墓向妇女们见证耶稣复活的信息:“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是耶稣最后显示的“复活”神迹,表明耶稣已经复活升天,“空墓穴”也成为了基督教重要的信仰象征。由于耶稣墓属“空墓穴”,并无遗体遗物随葬,考证耶稣墓的难度非常大。因此,耶稣墓的确切地理位置在历史上也疑云重重,争论不休。
耶稣死后约300年,公元326年,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派遣其母海伦娜为代表前往耶路撒冷,确认了耶稣最后埋葬地的确切位置。君士坦丁皇帝在埋葬耶稣的山洞之上,建造了一个小型神龛。这个神龛也被称为“圣神龛”。
耶稣墓现今由3个宗教组织管辖,即由希腊正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和亚美尼亚正教会这3个独立的基督教分支教会组织共同管辖。3个宗教组织对圣墓教堂所在的土地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以色列政府无权对该地进行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这也是耶稣墓迟迟未进行专业考古发掘的原因。
考古发掘让耶稣停尸石重见天日
长期尘封地下的耶稣墓,为什么要现在打开呢?事情起源于在耶稣墓周边进行考古发掘的希腊雅典国立科技大学考古队,他们认为打开耶稣墓迫在眉睫。该考古队发现耶稣墓停尸石,被一块巨大的大理石板所覆盖,覆盖时间为1555年,或许年代更久远。打开耶稣墓,揭开耶稣停尸石神秘的面纱,对于考古界和宗教界来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2015年,以色列国家考古委员会,对耶稣墓整体建筑结构进行了一次常规性检测,发现建筑结构已经极不稳定,有濒临坍塌的危险。以色列国家警察部队随后出于安全考虑,临时封闭了耶稣墓。耶稣墓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和修复工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3大教会组织对耶稣墓的考古活动终于开了绿灯,耶稣墓于2016年6月正式开始科学的考古发掘。
考古工作进展顺利,大理石板被移开以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下面的一层考古碎片层。考古学家们完成了对这层碎片的清理之后,看到了耶稣停尸石原本的面貌。专家介绍,这是一块灰色的大理石,上面还留存有一处12世纪的十字架雕刻装饰,石板中部有被打碎的裂痕,石板下方还有被洗白的痕迹。
篇5
关键词:计算机技术;数字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作者简介:柴轩治,女,毕业于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现就职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元中都博物馆(陈列研究部),研究方向为馆内网站及陈列设计
数字博物馆顾名思义是将数字技术与传统博物馆各项功能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的新型博物馆形式,其是博物馆在科技水平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的伟大进步与必然结果。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中应用广泛,其有效地促进了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加速了数字博物馆各项职能的完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博物馆的发展。
一、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中的应用
1、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博物馆藏品收藏方面的应用
计算机技术帮助数字博物馆完善收藏职能的工作主要体现于数字博物馆藏品数据库的建设上。我国的博物馆种类繁多,其覆盖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历史以及综合类等四大方面,其给数字博物馆的藏品收藏工作增加了较大的难度。公众浏览数字博物馆的主要目的是便捷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而由于数字博物馆所要收纳的藏品数量庞大,因此其需要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建立合理的数据库,然后将藏品信息分类存入数据库中,依靠计算机技术编写相应的检索程序,从而能达到使得用户方便准确地搜索到自身所需藏品的目的。另外,通过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中的应用,人们能方便地浏览藏品的图像、动画以及视频等信息,这就大大提高了用户在数字博物馆中的参观体验[1]。
2、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博物馆文化传播方面的应用
数字博物馆担负着传播先进文化知识的重责,而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中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数字博物馆传播文化的工作。由于数字博物馆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文化传播形式,因此比较容易获得公众的关注。其次数字博物馆中的藏品信息往往通过各种深受人们欢迎的如游戏、动画、视频等形式展现给受众,因而其具有引人注意的优势,并且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长足发展,如今的数字博物馆能在较短时间内传递大量的藏品信息,极大地满足了公众对文化信息的需求,其促进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精神文明的建设工作。
3、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博物馆文化研究方面的应用
我国的博物馆有着众多的职能,其既是传播先进文化的主力,同时也是协助文化部门开展考古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而考古人员在进行相关的考古工作时,通常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例如考古队在进行古代墓葬的考古活动时,一般需要查阅墓葬所处年代的基本信息,在有关的文物出土时,考古队员在必要情况下还会查阅类似已有记载的物品资料,从而确定其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在此过程中,数字博物馆便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考古人员可以将数字博物馆中部分藏品的信息与出土文物进行比对,从而能较为全面准确地了解出土文物的各方面信息。另外,考古队员通过数字博物馆还能了解其他地区考古队的考古工作,从而借鉴其考古经验,进而能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2]。
二、我国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博物馆应用方面的问题及对策
1、计算机人才问题和解决对策
计算机技术能在我国的数字博物馆建设中大放异彩,其得益于计算机技术人才的刻苦钻研与不断学习,然而目前我国的计算机人才数量虽然巨大,总体质量却不高。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对计算机人才得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有关人员若没有充足的专业知识储备与过硬的业务技能,则无法适应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因此数字博物馆行业应当积极提高计算机人才的综合素质,可以通过与高校合作培养计算机人才的方式以获得数字博物馆建设所需的高素质人才,进而促进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工作中发挥更为显著的功效。
2、计算机技术管理制度不完善和解决对策
互联网模式下的数字博物馆在显现其巨大优势的同时也面临这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严重的便是计算机病毒攻击。数字博物馆中有大量的重要藏品信息只供内部人员查阅,因此一旦其受到病毒攻击,则可能会造成重要信息的泄漏,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而我国的数字博物馆相关的计算机技术安全制度建设不尽如人意,对此,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完善数字博物馆安全保障制度,进而降低计算机病毒攻击数字博物馆的风险,提高数字博物馆运行的可靠性[3]。
3、云技术应用范围不充分和解决对策
互联网模式下的数字博物馆对于云技术的运用仍存在地域上的局限性,很多小城市、县城虽然建设有实体博物馆,但由于信息、科技以及技术上的不足和局限无法加入和开展数字博物馆项目。对此,就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机构能够深入到小城市、县城进行调查研究,并给予有意愿加入和开展数字博物馆项目的实体博物馆适当的支持,以扩大数字博物馆的覆盖范围。
三、结语
数字博物馆的出现对于博物馆行业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上的应用对数字博物馆各项职能的完善与升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为此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加强高素质计算机人才的培养工作、完善数字博物馆的安全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王宁,李罡.关于数字博物馆展品数字化展示技术的研究[J].科技通报.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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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鉴定”为何物?
目前陶瓷鉴定主要使用的大致就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专家鉴定,俗称“眼学”。即专家基于自己的学识和经验,通过眼看手摸等手段确认藏品的新老、年代、窑口、真伪和价值。另外一种鉴定方法就是科技鉴定。除专业考古实验室使用碳14测定年代之外,目前比较实用的科技鉴定方法有三种:一是热释光,可以准确地检测陶瓷的烧成年代,但是由于需要取样,对文物会造成破坏。二是无损检测釉的脱玻化系数,用这种方法对付高仿瓷器有效,但是它的局限是只能检测带釉的瓷器。三是以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EDXRF)为代表的无损检测藏品胎釉的化学成分及微量元素,通过与数据库的对比分析断定其年份和窑口,这种方法对数据的要求较高。
我们需要认清一点:无论是哪一种技术形式都不是针对“鉴定热”抑或是“专家热”应运而生的。任何一种高科技手段的成熟都经历过从设想到理论,从理论到应用的漫长过程。以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技术(EDXRF)为例,从1895年德国科学家伦琴((Roentgen W.C)首先发现了X射线,到1913年,莫塞莱(Moseley,H.G.J)发现X射线光谱线的频率与原子序数间的关系,奠定了X射线光谱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到1929年,施莱博(Schreiber)首先应用了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技术,再到1938年第一台商业型X射线光谱仪问世。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技术发展迅速,现已成为国际标准(ISO)分析方法之一。由于它是非破坏性分析,分析成本相对较低,国内外已经利用它作了许多考古研究。在我国,对考古样品的分析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此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陶瓷考古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主持的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自1982年以来已召开了8次,会上半数以上的论文涉及陶瓷的化学组成,又如由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主持整理的中国古陶瓷成分数据库方面已经全面通过验收等等。如此说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古陶瓷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手段。
鉴定需要科学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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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考古发掘现场;分析体系
中图分类号:K8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1-0051-05
1 前言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主要承担中小型博物馆及发掘现场的文物测绘、保护、修复和运输工作;随后,加拿大推出了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计划,推动了博物馆和考古发掘现场保护研究工作的进步;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也建立了本国的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解决了考古发掘现场测绘和文物保护等相关问题,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发展。近年来,欧盟推动的“Eu-ARTECH”计划,通过在欧盟下属机构设置和运行各种分析调查设备,致力于改善欧洲艺术品研究和保护中的相关设备的使用。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将尽可能多的文化遗产研究设备引导到同一个领域,使欧洲的使用者能方便地使用高性能设备,利用欧洲各国现有的先进仪器设备,为欧盟各国的文物保护项目提供技术服务。欧盟移动实验室(MOLAB)搭载的便携仪器包括中红外光纤光谱仪、μ-拉曼光谱仪、紫外-可见荧光光纤光谱仪、可见-近红外光纤光谱仪、X射线荧光光度计、EUREKA-Mouse核磁共振仪、反射式红外扫描成像光谱仪、激光μ-光栅投影三维轮廓测量系统、紫外荧光成像系统和钻孔电阻测量系统等。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将便携设备有选择地搭载在移动实验车中,完成现场的分析和监测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和进步[1-6]。
基于国外对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研究探索,结合当前我国田野考古的需求,2006年10月,敦煌研究院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共同申报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文物出土现场移动保护实验室研发”,经过三年时间,研发出集成多种便携设备、实现多种功能组合、基本可以满足考古发掘现场信息提取和保护需求的车载平台,并进行了相关的现场应用研究,由此初步建立了我国首个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研究和保护的移动实验室。在此基础上,以敦煌研究院为主体,联合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文物研究机构的研究团队继续开展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应用支撑研究,通过对我国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的10处考古发掘现场的技术支撑和示范研究,不断优化和完善移动实验室相关技术单元,建立和完善了移动实验室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从技术和应用层面上实现了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的五个单元技术体系的构建,即发掘现场空间信息提取技术、发掘现场环境动态监测技术、文物出土状况和评估调查分析技术、发掘现场脆弱质文物和遗迹现场提取与保护技术、考古预探测技术。应用研究证明,基于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技术体系和应用方法,对解决我国田野考古发掘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升考古发掘工作的科技水平、文物保护研究、揭示相关考古学问题等方面有较好的技术支撑作用。
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技术是移动实验室整个技术体系中重要的技术单元,涉及了多种分析方法的应用,本文就该单元分析体系的构建进行详细的阐述。
2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
分析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长期处于封闭的埋藏环境中,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文物处在一种腐蚀和劣化的过程中,腐蚀和劣化的程度因文物和埋藏环境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埋藏环境逐步稳定,导致文物腐蚀和劣化的因素得到抑制,反应速度缓慢甚至停止,埋藏文物与引起腐蚀及劣化的因素处于脆弱的平衡之中。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埋藏环境的骤变打破了文物保存相对的平衡状态,由此造成许多文物不可逆转的损失。由于文物出土时的状态最接近埋藏中的状态,这一时刻也是新环境下劣化的初始阶段,时效性较强的分析调查对于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至关重要,移动实验室现场的实时分析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长期以来,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多数是在文物出土很长时间后在文物库房或实验室进行的,这种习惯模式忽略了最佳研究时机,造成了大量文物信息的缺失,也割裂了文物本体和埋藏环境之间的联系。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出土文物现状和评估技术结合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文物保护研究的客观规律,将文物埋藏环境研究和文物本体现状、病害调查方法研究作为本技术单元的研究方向,通过两个方面的调查分析结果综合评价文物的保存状况和病害成因[7]。
埋藏环境的现场分析包括:针对文化层土壤的分析,确定主要调查指标为土壤的含水率、酸碱度、可溶盐含量以及粒度;发掘过程中如存在水,对其酸碱度和可溶盐进行分析;空气及埋藏环境中微生物的培养和初步鉴定。埋藏环境的调查和分析不涉及文物本体,均采用现场取样、即时分析的方式进行。
针对文物本体现状和病害的调查分析涵盖了文物表面形貌、元素组成、物相以及文物本体的组成结构和探伤,采用的分析手段为显微分析、X荧光分析、各种光谱分析以及X光探伤调查。常规情况下均采用无损的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在发掘现场或移动实验室内开展相关调查和分析。
出土文物现状和病害评估的分析方法是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多数相关分析紧密围绕考古现场即时进行,立足于快速分析。对于一些复杂问题和特殊需求,如有机质分析、年代测定、土壤的物相分析、稀有元素分析等,在不影响文物本体、对分析的时效性要求不高、能够获得分析样品的情况下,可在专业实验室进行延伸分析和深入研究,更好地为考古发掘提供技术支撑。
3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
分析体系的构建
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文物病害分析体系构建为两个方面,即和文物埋藏环境相关的土壤、水、微生物的取样分析,文物本体的原位无损分析。两个方面在分析手段上虽然不同,但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文物的出土状况和病害分析体系。
3.1 仪器及性能
(1)埋藏环境分析仪器
含水率测定采用日本Kett FD-720型红外水分测定仪,量程 35g;可读性 0.01%;传感器精度1mg;重复性初始样品重量≥1g时±0.2%,初始样品重量≥5g时±0.05%;红外暗场热管(金属加热器)加热源,全自动分析模式。酸碱度测定采用雷磁PHSJ-5型pH计,仪器级别为0.001级,温度补偿。可溶盐分析采用戴安ICS-2500研究型离子色谱仪,阳离子分析条件:分析柱CS12A,淋洗液20mmMSA(甲烷磺酸),淋洗液流速1.0ml/min,系统压力1320psi,抑制器电流65mA;阴离子分析条件分析柱AS14,淋洗液Na2CO3 (3.5mm)/NaHCO3(1.0mm),淋洗液流速1.2ml/min,系统压力1219psi,抑制器电流24mA。粒度分析采用微纳Winner2308A型激光粒度仪,可对小于2mm直径的土壤进行分析,可进行干湿一体全量程测量,干法测量范围为1-2000μm,湿法测量范围为0.05-2000μm,准确性/重复性小于3%,激光波长为632.8nm。微生物鉴定采用常规的实体显微镜。
(2)便携式原位无损分析仪器
便携式数码显微镜为KEYENCE VHX-600K数码显微镜,配备可拆卸式镜头和长距离延长线缆,放大倍率十至五千倍。便携式X射线荧光仪为Niton XL3t型手持式荧光仪,金阳极射线管激发源,最大50kV,50μA,Peltier半导体致冷高分辨率SI-PIN X射线检测器,分辨率195eV,带高性能6滤光片系统。便携式拉曼光谱仪采用Ocean Optics QE65000科研性光谱仪,量子效率90%,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和快速的信号处理能力,附带的RIP-PA-SH型探头可以滤掉瑞利线。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采用LabSpec5000光谱仪,在50nm-2500nm的可见光和近红外光谱范围内对样品进行无损分析,秒扫描时间0.1秒的快速分析接近于实时监测。便携式可见光谱分析采用荷兰AvaSpec2048FT光谱仪,该仪器配置有300线/mm光栅,可测光谱范围200-1100nm,分辨率4.3nm,对称式光学平台设计,配置光电二极管阵列探测器,可以对整个光谱进行快速扫描而不必移动光栅。X光探伤采用德国K-200型便携X射线探伤及数字扫描系统,可对不同材质文物的内部结构,腐蚀及保存状况进行调查。多光谱摄影系统和OURSTEX 100FA型高性能便携式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分析系统[8]为研究团队搭建的系统。
3.2 分析功能的实现
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分析涉及多种方法和设备,将这些设备和方法应用于复杂的发掘现场面临较多问题,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应用支撑研究通过大量的方法研究、应用实践、方法调整和完善,逐步实现了各种分析方法的功能。
首先,通过前期大量的实验室工作,全面了解各种设备,确定最佳的分析条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样品和器物的分析,积累经验,提高复杂条件下的分析能力。通过应用研究和方法归纳,编写了各种分析设备的操作手册。
其次,通过大量的应用实践,深入了解考古发掘现场对各种分析方法的需求,将多种分析方法进行集成,确定了相对合理的工作模式和分析流程(图1、图2),科学、合理地解决发掘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最后,归纳和整合分析结果和数据,全面解读各种分析方法获得的信息,揭示埋藏环境与文物保存现状和病害之间的关系,同时解释相关的考古学现象和问题。
3.3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的构建
基于对各种分析方法、分析仪器的研究,结合不同考古发掘现场的应用实践,完成和优化了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工作的流程和工作模式,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文物现状和病害评估的分析体系(图3)。
4 结语
基于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平台、针对考古发掘现场埋藏环境和文物本体调查的分析方法,经过不断改进、优化和完善,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分析体系,该分析体系能够为考古发掘现场相关研究和文物保护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通过体系构建和应用支撑研究确立的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该分析体系集成和优化了多种分析方法,并建立了合理的工作模式,能为文物病害评估和研究、埋藏环境调查、考古现象的解释及其他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2)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构建的分析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应根据区域差异、发掘现场的特点、相关研究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架构;同时也要结合相关技术的发展,引进新的方法和手段,提升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
(3)移动实验室平台的各种技术单元体系构建和研究在我国尚属首次,分析技术的集成和分析体系的构建也是首次,相关的技术和方法还需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C. Miliani, F. Rosi, B.G. Brunetti, A. Sgamellotti. In situ noninvasive study of artworks: the MOLAB multitechnique approach, Acc. Chem. Res. 43 (2010) 728-738.
[2]C. Miliani, F. Rosi, A. Daveri, B.G. Brunetti. Reflection infrared spectroscopy for the non-invasive in situ study of artists’ pigments, App. Phys. A 106 (2012) 29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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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 Vagnini, C. Miliani, L. Cartechini, P. Rocchi, B.G. Brunetti,A.Sgamellotti.FT-NIR spectroscopy for non-invasive identification of natural polymers and resins in easel paintings, Anal. Bioanal. Chem. 395 (2009) 2107-2118.
[5]A.Gianoncelli,J.Castaing,L.Ortega,E.Dooryhée, J. Salomon, P. Walter, J.L. Hodeau, P. Bordet. A portable instrument for in situ determination of the chem-ical and phase compositions of cultural heritage objects, X-Ray Spectr. (2008) 418-423.
[6]A.Romani,C.Clementi,C. Miliani, G. Favaro,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a powerful technique for the non-invasive characterization of artworks, Acc. Chem. Res. (2010) 837-846.
篇8
在此基础上,以敦煌研究院为主体,联合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文物研究机构的研究团队继续开展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应用支撑研究,通过对我国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的10处考古发掘现场的技术支撑和示范研究,不断优化和完善移动实验室相关技术单元,建立和完善了移动实验室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从技术和应用层面上实现了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的五个单元技术体系的构建,即发掘现场空间信息提取技术、发掘现场环境动态监测技术、文物出土状况和评估调查分析技术、发掘现场脆弱质文物和遗迹现场提取与保护技术、考古预探测技术。应用研究证明,基于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技术体系和应用方法,对解决我国田野考古发掘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升考古发掘工作的科技水平、文物保护研究、揭示相关考古学问题等方面有较好的技术支撑作用。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技术是移动实验室整个技术体系中重要的技术单元,涉及了多种分析方法的应用,本文就该单元分析体系的构建进行详细的阐述。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长期处于封闭的埋藏环境中,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文物处在一种腐蚀和劣化的过程中,腐蚀和劣化的程度因文物和埋藏环境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埋藏环境逐步稳定,导致文物腐蚀和劣化的因素得到抑制,反应速度缓慢甚至停止,埋藏文物与引起腐蚀及劣化的因素处于脆弱的平衡之中。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埋藏环境的骤变打破了文物保存相对的平衡状态,由此造成许多文物不可逆转的损失。由于文物出土时的状态最接近埋藏中的状态,这一时刻也是新环境下劣化的初始阶段,时效性较强的分析调查对于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至关重要,移动实验室现场的实时分析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长期以来,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多数是在文物出土很长时间后在文物库房或实验室进行的,这种习惯模式忽略了最佳研究时机,造成了大量文物信息的缺失,也割裂了文物本体和埋藏环境之间的联系。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出土文物现状和评估技术结合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文物保护研究的客观规律,将文物埋藏环境研究和文物本体现状、病害调查方法研究作为本技术单元的研究方向,通过两个方面的调查分析结果综合评价文物的保存状况和病害成因。
埋藏环境的现场分析包括:针对文化层土壤的分析,确定主要调查指标为土壤的含水率、酸碱度、可溶盐含量以及粒度;发掘过程中如存在水,对其酸碱度和可溶盐进行分析;空气及埋藏环境中微生物的培养和初步鉴定。埋藏环境的调查和分析不涉及文物本体,均采用现场取样、即时分析的方式进行。
针对文物本体现状和病害的调查分析涵盖了文物表面形貌、元素组成、物相以及文物本体的组成结构和探伤,采用的分析手段为显微分析、X荧光分析、各种光谱分析以及X光探伤调查。常规情况下均采用无损的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在发掘现场或移动实验室内开展相关调查和分析。出土文物现状和病害评估的分析方法是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多数相关分析紧密围绕考古现场即时进行,立足于快速分析。对于一些复杂问题和特殊需求,如有机质分析、年代测定、土壤的物相分析、稀有元素分析等,在不影响文物本体、对分析的时效性要求不高、能够获得分析样品的情况下,可在专业实验室进行延伸分析和深入研究,更好地为考古发掘提供技术支撑。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的构建
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文物病害分析体系构建为两个方面,即和文物埋藏环境相关的土壤、水、微生物的取样分析,文物本体的原位无损分析。两个方面在分析手段上虽然不同,但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文物的出土状况和病害分析体系。
1.仪器及性能
(1)埋藏环境分析仪器
含水率测定采用日本KettFD-720型红外水分测定仪,量程35g;可读性0.01%;传感器精度1mg;重复性初始样品重量≥1g时±0.2%,初始样品重量≥5g时±0.05%;红外暗场热管(金属加热器)加热源,全自动分析模式。酸碱度测定采用雷磁PHSJ-5型pH计,仪器级别为0.001级,温度补偿。可溶盐分析采用戴安ICS-2500研究型离子色谱仪,阳离子分析条件:分析柱CS12A,淋洗液20mmMSA(甲烷磺酸),淋洗液流速1.0ml/min,系统压力1320psi,抑制器电流65mA;阴离子分析条件分析柱AS14,淋洗液Na2CO3(3.5mm)/NaHCO3(1.0mm),淋洗液流速1.2ml/min,系统压力1219psi,抑制器电流24mA。粒度分析采用微纳Winner2308A型激光粒度仪,可对小于2mm直径的土壤进行分析,可进行干湿一体全量程测量,干法测量范围为1-2000μm,湿法测量范围为0.05-2000μm,准确性/重复性小于3%,激光波长为632.8nm。微生物鉴定采用常规的实体显微镜。
篇9
关键词:叶家山古墓群;遗骸牙齿;龋病;牙齿磨耗
Abstract:Objective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etiology of dental caries by observing the teeth of the remains of the Yejiashan Ancient Tombs. Methods 259 teeth of remains of Tomb M27, M84, M91, M110, and M111 were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and the tooth positions were marked. The dental caries and the degree of wear include the wedge-shaped defect were observed visually and recorded, and the dental samples were classified by their lesion degree. Results In 259 teeth, there is 1 case of shallow caries; 0 cases of wedge-shaped defect; and a total of 155 cases of tooth wear accounting for 59.85% of the total tooth-digit which including 53 cases of grade 1, 60 cases of grade 2, 25 cases of grade 3, and 17 cases of grade 4. Conclusion The teeth of remains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have a high wear degree of teeth and a low caries prevalence rate.
Key words:Yejiashan Ancient Tombs; Teeth of remains; Dental caries; Wear degree of teeth
被誉为“湖北省30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和“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湖北省随州市叶家山古墓群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在墓地考古发掘中一期、二期共发掘墓葬139座,发现了比称为“世界第奇迹的”曾侯乙早500多年的编钟。现研究表明它是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最为重要的一次西周考古发现,也是首次对一处完整的西周早期曾国墓地进行全面科学发掘,堪称为改变教科书的考古发现。叶家山古墓群位于湖北省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近郊,埋葬着西周早期至少两代曾候。从2013年3月6日二期考古发掘开始到2013年7月28日煞尾,叶家山墓地考古队共清理42具遗骸。死者年龄多在24~35岁,其次为36~55岁。
1 资料与方法
收集整理了M27墓、M84墓、M91墓、M110、M111墓遗骸牙齿,把比较完整的259颗牙齿标明牙位。肉眼观察并记录每颗牙齿的龋病及磨损程度、包括楔状缺损。龋病的标准采用临床上最常使用的诊断标准系按病变程度分类进行[1],共分为:①浅龋:浅龋位于牙冠部时,一般均为釉质龋或早期釉质龋;②中龋:当龋病进展到牙本质时。③深龋:龋病进展到牙本质深层时为深龋,临床上可见很深的龋洞,易于探查到;楔状缺损按缺损程度分:浅形、深形和穿髓形三型;磨耗程度按标准采用Smith和Knight牙齿磨耗指数分度法[2],共分为5度;0度:牙釉质表面特征无丧失,牙颈部外形无改变;1度:牙釉质表面特征丧失,牙颈部外形少量改变;2度:牙本质暴露,面积少于牙面的1/3,牙颈部缺损深度2 mm。
2 结果
259颗牙齿,发生浅龋1例;楔状缺损0例;牙齿磨耗1度53例、2度60例、3度25例、4度17例,共计155例,占总牙位数的59.85%。提示:西周早期遗骸牙齿磨损程度高,患龋率低。
3 讨论
龋病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距今3000多年前,我国殷墟甲骨文就有关于龋病的文字记载[3]。它是造成人类失牙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的威胁着人群的口腔健康。如何预防龋齿至今也一直是口腔界研究的热点。西周时期龋病发生率低,这对我们研究古代人类的医疗科技发展水平提出了一系列的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周早期遗骸牙齿患龋率低说明古代时期的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掌握着相当高的医疗水平和技术,已知道注重口齿卫生和保持口腔清洁的方法。同时也提醒我们要重视研究中国史前发达的古代科技[3]。近几个世纪以来,有关微生物致龋机制的研究最受关注。广泛认为与龋病密切相关的是变形链球菌群,但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却发现有的龋损处菌斑变形链球菌并不高,而有些牙菌斑内虽有大量的变形链球菌群存在,牙齿却不一定发生龋坏[4-5]。尽管目前龋病的预防在利用生物替代疗法、氟化物、窝沟封闭及免疫学方法防龋均取得了一些进展[6]。但我国的龋病仍以其特有的发病特征显示出较高的患龋率,龋病的群体防治仍处于较低水平[7]。这次,我们叶家山古墓群部分遗骸的牙齿进行研究,虽然样本比较少,时代久远,但牙齿属于人体骨骼中最坚硬的部分,它保留和传递着人类活动的大量的信息。我们以期为龋病病因研究和龋病的预防提供新的启发。
另外,都知道刷牙是保持口腔清洁,减少细菌一种最简便易行有效的方法。也是发生楔状缺损的主要原因。因此,有人将楔状缺损称为刷牙磨损[1]。本研究没有发现楔状缺损的牙,究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研究对象的低患龋率和高磨耗度要引起我们对龋病发生过程中除了细菌外其它相关性因素的思考和重视,即食物在龋病发生过程中的决定因素。粗糙或富含纤维性食物在咀嚼过程中导致牙釉质慢性磨耗,但咀嚼过程中所产生的摩擦力却有清洁牙面、按摩牙周,促进牙齿自洁和牙周局部血液循环的作用,增强了牙齿健康及防龋功效,说明食物对龋病发生影响很大,也包括牙齿本身的磨耗。近几年,研究发现有些食材本身就含有天然的防龋元素。古代先民是否已掌握着保护牙齿的食材和清洁口腔的卫生习惯?目前,我国学者还尝试利用天然物质、生物大分子、中药或食物中提取的有效成分控制牙菌斑[6]。古代是否先民已先一步对一些天然食材抗龋活性物质的筛选、提取以及应用?是值得我们进行科学鉴定,相信也会成为龋病预防研究的又一热点。
2013年10月,由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八次牙体牙髓病学临床研讨会达成共识,健康人群口腔核心生物是一种持续存在,低数量、高丰度的菌群,它们在人群中普遍存在,为个体之间所共有,对维持口腔生态平衡和生理功能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8]。这表明研究龋病发病因素、发病机制,应结合我国龋病的流行特点,疾病风险性评估及生态预防,特别是围绕牙齿发生、发育、牙冠形成、颌面裂沟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并对食物作用的分子机制,龋病的生物学防治作进一步探讨。食物在龋病发生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将在龋病学研究仍受到极大关注[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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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樊明文.我国牙体牙髓病学的发展与展望[J].中华口腔医学杂志,2011,46(12):70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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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介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等脊椎动物以及软体动物和甲壳纲等无脊椎动物。微型动物是指以上各类动物中个体较小的种类,如蜗牛、昆虫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利用动物是主要内容,如以动物为食;用动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体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进行劳作和运输,用狗协助打猎、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动物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图腾等观念。动物考古学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
二、 动物考古学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简略回顾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美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器物分类和描述,动物遗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者完成;之后,研究环境的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动物遗存,他们研究动物的分布、灭绝的种类、骨骼形态特征和病理学,也有学者推测人类行为并收集、鉴定并测量骨骼。20世纪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加工的骨器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骨骼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动物考古学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随后,最小个体数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动物考古学成为一门可认知的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动物考古学不断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目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怎样获得准确的数据?二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人类的营养需求、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和家畜起源等问题;三是生物学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动物的生长、自然环境的面貌等。
三、 动物考古学的背景知识
动物考古学研究首先应具备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作者在第三章对生物学知识进行介绍。在分类学方面,动物考古学借用生物学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力图将出土骨骼鉴定到种或属。在解剖学方面,提到动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为摄食、运动和保护三种,功能的不同导致骨骼形态的不同。分布地域、季节和人类行为等外因和个体发育、年龄和性别等内因导致个体在骨骼上的差异,动物考古学家利用这些差异区别不同种属和年龄阶段的动物。生物不断与外界物质发生交换,体内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含量有变化,生物自身蕴含遗传信息,因而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这类科技方法也被应用于动物考古学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绍了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生态学知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每种动物都有特定的生态位和生活史对策。生态位是指生物与其所在的环境发生的所有关系;生活史对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变化,它包括动物的繁殖、生长和发育、性成熟、照顾幼崽和衰老等方面。这对古代人类的狩猎活动很有帮助,可以被动物考古学家用来推测人类当时的行为。在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食物网、生产率、丰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是群落生态学要研究的问题。关于均匀度,我国有学者对其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介绍(1),还有学者用分异度和均衡度分析遗址周围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探讨人类的生业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讲述动物骨骼在人类使用遗址时、遗址被废弃后、考古学家发掘及整理时发生的埋藏学变化。骨骼发生的埋藏学改变分为初期变化和后续变化两种。初期变化发生于动物被捕获、人类利用动物、骨骼被掩埋的过程中;后续变化是发掘和整理资料时造成的变化。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是一级改变的原因,如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肢解、烹饪、烧烤、制作工具等。我国学者曾通过实验观察人类吸髓与动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动物的一些行为,如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大中型动物踩踏等,以及气候、温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诱因。除需要注意初期变化,后续变化对动物考古学家进行解释也有影响。以发掘方法为例,是否采用筛选法或浮选法,对发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和结论。
四、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谈到怎样从众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应该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将这些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鉴定骨骼直接获得的信息,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重复观察;另一种是衍生资料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原始资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种属、数量、表面痕迹、病理现象、年龄和性别的解剖学特征、测量数据和重量等。这些内容最后都要输入电脑,以便进行各种计算。在鉴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资料,准备当地的动物标本。鉴定过程中要持谨慎的态度,使用解剖学语言描述骨骼的具体部位、特征和保存状况。反映年龄的特征主要有头骨缝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的程度,反映性别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态。可鉴定到种属的骨骼数量和不可鉴定的骨骼数量都要统计。观察骨骼表面痕迹要记录骨骼断裂的位置、断裂面方向、断裂口的形状。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态不正常的牙齿或骨骼以及牙齿是否发生釉质发育不全的现象。比较完整的骨骼需要测量。由于原始资料是衍生资料的基础,所以需要熟练的人员从事鉴定的工作。
如何获取衍生资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估算个体大小、建立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计算各种动物的相对比例和骨骼的出现频率、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迹和病理现象等。
了解动物的个体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类喜欢捕猎哪种体型的动物、被捕捉的动物群是否存在狩猎压,也可以评估肉类在食物中的比重。复原个体大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骨骼与实验室的现生骨骼标本比较,大小基本一样的标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动物大小。测量值也可为区分动物个体大小提供标尺,还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在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年龄特征可以反映个体大概的死亡年龄,多个个体的死亡年龄可以建立这一种动物的年龄结构曲线。生存曲线可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死亡年龄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线提示人类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以反映动物的性别,成年的雄性个体往往大于雌性个体。同年龄结构一样,性别比例也提示人类行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选择的一种结果。
通过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能够计算遗址内一种动物占所有动物的数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类经常利用哪些动物。如果某种动物占的比例极大,那么这种动物就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计算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化,怀特(White)认为可以利用左右两边对称的骨骼来估算最小个体数,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边的数量多,其值就是最小个体数。随后有学者将年龄、性别、骨骼大小这些因素补充到计算最小个体数的考虑要素中。例如,发现2块猪左侧的下颌(1块1岁,1块2岁),1块右侧的下颌(3岁),可见右侧的那块下颌与左侧的2块都非一个个体,因此最小个体数应该是3。此外,可鉴定标本数也是统计数量的方法,它是由计算分别属于各个种属的全部动物骨骼数量得来的。与最小个体数不同,可鉴定标本数有时容易受到一块完整骨骼破碎成多个碎块的影响,应而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各个种属的动物数量时,应综合两者进行分析。
计算骨骼的出现频率要先将骨骼归纳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锁骨;也包括多块骨骼连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学部位,如前肢、脚;还包括人类屠宰动物经常肢解的单元。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数量,最大值就是这个遗址预期收集到的值,每个部位发现的数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发现值与预期值的比例。我国已有学者对遗址内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现的频率做过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数也是研究骨骼出现频率的一种方法。
有两类方法从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第一类方法是估算一个完整个体的肉量。怀特(White)通过文献并结合具体实例考证鸟类身上的肉量占总重量的70%,哺乳动物的占50%。用每种动物的体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这种动物的肉量。一个个体的肉量乘以最小个体数,可以求得这种动物对古代人类肉食贡献的总量。第二类方法由里德(Reed)发明,根据出土骨骼的重量复原肉量。我国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计算方法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⑤。
骨骼表面痕迹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病理现象可以提供人类行为的信息。出现在关节连接处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动物时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现象可能是劳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可以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难看出每种方法可以解决相对应的研究问题,因此研究方法应与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谨慎的、客观的推断。
五、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别谈了动物考古学中比较重要的三个研究问题,第八章探讨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狩猎形成的动物遗骸和人类的生存策略。人类在捕猎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约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种动物资源、用多少、什么时候找、到哪找、由谁找等问题。这一模型的本质是古代人类在获取动物资源时花费的支出和最终的收益之间寻找平衡。古代人类选择居住点、进行捕猎等生存活动需要考虑是否受限于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我国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围内持续捕捞对贝类的生长造成捕捞压⑥。当人类狩猎成功后,他们选择价值高的部分带回居住区,开始制作食物。这个过程会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迹,也会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质等微小物质。人类还会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装饰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隐藏在可以观察到的动物遗存的背后,还有当时与人类狩猎活动有关或是因狩猎活动形成的交换系统和社会地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动物考古学家试图用物质遗存来探寻这些背后的联系。
古代人类驯养家畜的活动也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问题。第九章主要讲人类驯养家畜、利用家畜的行为以及怎样初步鉴定家养动物。狗是一种独特的家养动物,它被驯化的时间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态可以与野生祖先相区别,而DNA研究显示家狗起源的时间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卫居住地、帮助狩猎、陪伴人类,还能帮助人类看守家畜。其它的家养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动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的原料,动物的粪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还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动物牺牲等。多数家养动物的体型逐渐变小;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发生变化,如猪的鼻子变小。骨骼测量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另外,还可以在测量的基础上计算骨骼的长宽之比。数量比例、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病理现象也能够提供人类驯化的信息。羊毛纺织品、家畜和栅栏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类成功驯化并利用家养动物的佐证。我国学者依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实践,提出了考古遗址出土家养动物的系列鉴定标准⑦。
用动物遗存重建古代环境是动物考古学中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动物考古学发展之初,古环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开展了这方面研究。用动物遗存复原环境的理论基础是均变论,即“将今论古”。在了解现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推知古代的动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遗址出土的物种复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例如,竹鼠现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竹鼠的骨骼,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⑧。这一过程要区分遗址当地的物种和外来的物种,复原遗址周边环境时应排除外来物种。小型动物对环境变化敏感,提供的生态学信息较多。寄生虫还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种种群内部若干个体的体形大小和年龄可以判断当时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动物生长。古代人类不断向自然环境索取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最显著的行为就是动植物的驯化影响到原来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也是复原环境的一项研究内容。
六、 结 论
第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列出埋藏学、营养和饮食、动物资源的利用、技术、交换系统、社会等级、驯化和古环境八项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资料、衍生资料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简明地表示了从骨骼获取信息与进行考古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研究者应持谨慎的态度和方法,使用与研究目标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实验和重复的方法,将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作者指出,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动物的用途和社会含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学的应用将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合这些研究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
这本教材从动物考古学研究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入手,分别讲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帮助读者对动物考古学有一个初步了解。然而,《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以美国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为主,没有收录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资料,不利于初学者掌握我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动物祭祀和随葬是我国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现象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现象可能与社会分化有关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规格遗址祭祀用牲的种类是不同的(11),该书对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为一本入门指导的教科书,《动物考古学(第二版)》值得初学者精细地研读,从而掌握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做好我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
我在学习动物考古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导师袁靖先生要求我阅读英文版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还要求每读完一段话,要用中文记录下这段话的大意。经过一个学期,我终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阅读和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动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认识,在随后的鉴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这些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谢袁靖先生带我走进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谢《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著者编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正好赶上《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阅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译本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 胡松梅:《分异度、均衡度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吕遵谔、黄蕴平:《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杨杰:《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锟宇、蒋成、陈剑:《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c.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⑨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及随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