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利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经济的利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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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生产；公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国家消亡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2-0060-02

1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的逻辑缺陷与实践危害

自20世纪90年代，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里的主流认识。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和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的历史条件下，个人的能力差别导致个人利益要求的差别；进而导致不同生产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利益要求的差别；这种利益差别要求不同生产者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即以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作为交换的标准，这种等价交换的唯一方式就是商品买卖。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在实践上极其有害。

第一，这种理论忽视了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必然有一部分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得到完全实现，甚至完全不能得到实现的事实。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商品生产者“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收回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一旦生产者的产品部不能卖出去，生产者的个人劳动便不能转化为丝毫的社会劳动，其个人物质利益要求得不到实现。这就意味着商品买卖只能直接实现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那一部分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在竞争中失败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将被竞争中的优胜者所掠夺。因此，不同劳动能力的个人物质利益要求完全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保证每个生产者的产品都是社会所需要的、都能够卖出去，即整个社会的生产是有组织的。这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实际上是个人利益的弱肉强食论。

第二，这种理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产品经济理论”，歪曲为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和分配标准的“鼓励懒汉”的理论。“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将商品买卖作为实现等价交换的唯一途径，是因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就是直接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和分配的价值标准，这就完全抹杀了因劳动能力不同所导致的个人利益要求的差别。这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严重歪曲。恩格斯讲得很明确：“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强调每个人的个人劳动，总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而不是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分配的依据。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理论，是一种严重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

第三，这种理论是现实改革实践中要求全盘私有化的主要理论基础。当前关于如何深化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激烈争论中，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已经成为了私分国有经济、排除一切行政干预等论调的主要依据。这在实质上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于现实社会主义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但他们关于商品生产的起源的理论思想，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现成的理论钥匙。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的起源时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他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经济不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范围内被消除；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无论其生产力水平发达与否，都不可能长期地独立或被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

因此，无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多少国家取得了胜利，只要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首先是国家之间的产品交换只能以商品买卖的方式来实现，进而决定其国内的生产也必须是商品生产。否则，由于无论政府还是生产企业在不能确切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等的情况下，企图实现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并消除商品生产，必然造成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我们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根源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方式，或者说是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资料分属于不同国家或所有者的状况。由此还可以直接得出结论：

第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不要求“全盘私有化”。商品经济不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率先被消除，意味着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公有制，生产企业也必须以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存在，这直接表明私有制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的所有制基础。我国当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在于适应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结构，以及对外开放需要等。

第二，完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否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一方面，在企业之间的国际经贸往来，首先是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适当的行政干预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另一方面，只有恰当的政府干预才能既保证公有制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又保证其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为主要生产目的。

现实中存在的国有企业凭借其行政垄断地位与民争利等问题，是行政性干预是否得当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践要求是不断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不是取消政府的行政干预。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商品经济理论的历史一致性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完全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为历史出发点或前提的，他们的理论设想不否认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关于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消除商品经济、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等的设想，能够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范围内首先实现。由此，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预见是科学的逻辑结论，其历史出发点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为历史前提的。现实社会主义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形式的社会主义。正如关于国家和阶级消亡的理论，不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必要性，他们关于国家消亡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形式的理论，根本不否认商品经济在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必要性。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依然存在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要性，不否认商品经济将被完全的计划经济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商品经济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依据和理论逻辑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商品生产固有的属性，这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消灭经济危机，必须消除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整个社会生产的完全的有组织、有计划性，代替企业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商品经济。赋予生产企业以一定的生产经营自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这决定了当下我国的商品生产者，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等。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近些年我国越来越多的生产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存在着产能过剩现象和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并同样以经济危机等形式表现出其对生产资源的浪费，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依然存在。对于这种对立性质，辩证唯物主义者应有认识是：事物之间的对立性质，不否认二者结合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只是表明旧事物必将为新事物所代替。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不否认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对立性质的存在，更不否认市场经济将被更高级的计划经济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国家作为存在形式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的经济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经济理论则是国家完全消亡之后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必然的经济体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2

“把不懂的业务全部包出去，我们只做我们熟悉的。”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管理思潮。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显然先知先觉地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他曾指出“在10-15年之内，任何企业中仅做后台支持而不创造营业额的工作都应该外包出去，任何不提供向高级发展的机会和活动、业务也应该采用外包形式”。于是，人力资源外包公司首先迅速在海外蔓延。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外包的概念以及人力资源外包服务逐渐被我国的企业接受并认可。

然而，人力资源外包在我国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力资源外包经历了从萌芽期到主导期，从不成熟到逐步完善的阶段。

1979年，作为中国人力资源外包行业的第一家企业――FESCO在北京成立，标志着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正式在我国作为一个行业出现。在随后整个的80年代，人力资源外包在中国以类似人力资源派遣的“提供中方雇员”方式为中国人力资源外包行业积累着宝贵的经验，为后来人力资源外包行业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到了90年代，人力资源外包行业进入起步期。这一时期，“提供中方雇员”继续发展；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继出现，人才也开始小范围流动，各地人才交流中心和职业介绍中心开始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基于人事档案的劳动用工手续的服务，人事事务外包终于揭开了它的面纱。此外，由于外资企业进入和先进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引进，我国部分企业从人事管理概念转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特别是一些发展快速的高科技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打造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专家，这些人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纷纷成立人力资源管理顾问公司，开始推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外包市场形成。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力资源外包行业进入发展期，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外包先行一步，不但向规范化、专业性发展，还出现了市场细分，人事事务外包由于众多跨国企业在华业务的发展、分支机构和人数的增多，纷纷开始由其在华总部牵头，将其人事事务统一外包出去。此后，规范化、专业性、市场细分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开始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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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授独立董事；外部市场环境；企业避税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6-0016-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6.03

一、引言

为了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权益，证监会自2001年起推行了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内部任职，且与公司没有重要的业务和专业联系，并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判断的董事。独立董事能够从一个专家的角度为企业提出指导和建议，提高公司管理层的经营决策水平，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独立董事的背景作为中国上市公司聘任独立董事的参考，对独立董事监督作用的发挥有着很强的重要性。

税收对企业来说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日常活动，税收成本是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作为一个盈利机构，都希望通过税收筹划手段有效地规避这一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企业普遍会进行避税，使得一部分税收从国家转移到企业，达到其降低赋税的目的[1]。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坏消息的披露导致资本市场不稳定的现象时有发生，企业的严重避税行为作为利空消息的一种，一旦披露在市场中就会引发强烈的反应[2]。因此本文对独立董事背景和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在不同的外部市场环境下，独立董事背景和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认识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的又一视角。

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教授独立董事背景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外部市场环境下，独立董事背景对企业避税之间关系的差异。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有以下两点：首先，丰富了独立董事的研究内容，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独立董事是否会提高公司价值这方面，而没有涉及到独立董事背景和企业避税这方面的研究；其次，扩展了企业避税的研究领域，本文首次将企业避税和独立董事背景联系在一起，考察了不同外部市场环境下独立董事背景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从而为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提出了又一新的认识。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有关独立董事的研究起初主要集中在董事会的独立性增加是否会提高公司价值这方面，大量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与公司绩效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5]。之后的研究涉及到独立董事背景的方面。研究发现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独立董事越多，公司绩效越好。另外，有政治关联或者来自银行的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7]。张慧（2005）等发现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学历分布与公司绩效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8]。张爱平和凌定胜（2010）发现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对公司绩效有正面的影响，这说明了独立董事的阅历和经验对公司有着重要的影响[9]。

避税从广义的角度定义为税收减少，但后来的研究一致用会计与应税差异来衡量企业避税程度[10]。近些年，很多研究将避税放到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下进行，从委托的角度来对避税进行讨论。有研究提出避税观，认为风险中立的股东要求风险规避的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以避免财富流出企业，但股东很难将管理层激励报酬与避税程度相联系，导致管理层利用避税攫取私利或更高的薪酬，这时企业做出的避税决定反映了管理层的利益[11]。另外，股东对避税的重视程度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控制管理层的行为，他们认为复杂的避税交易可以为管理层提供机会管理行为的理由和手段，而激励能够改善这种问题[12]。在存在委托的情况下，管理层会建立复杂的公司结构来将避税所带来的好处转移给自身，并通过不透明的避税行为掩盖其利润操纵等行为，侵害股东利益[13-15]。

已有大量文献表明，教授背景独立董事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因为其大多在高校和研究所工作，具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与很强的科研能力，他们会注重个人的声誉，并且在公司治理方面能够提出很多建议，因此有能力来帮助公司做出重大决策，从而改善公司治理。很多文献已经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促使企业减少避税行为，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授背景的独立董事可以减少企业避税的行为。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上市公司所在地的金融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对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会有一定的影响。在较高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下和较好的法律环境下，上市公司面临的外部监管力量越强，这可能会使教授独立董事更好的发挥出其对公司的治理作用，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授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企业避税的治理作用只在市场化程度高和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存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包括2004年1月至2014年12月之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我们手工整理了独立董事教授背景的相关数据，其他主要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所得税率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同时，文中还使用了樊纲、王小鲁（2011）的2009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数[16]，以考察差异化的外部市场环境对聘用教授独立董事与企业避税关系的影响。回归分析中需要控制行业因素，本文采用申银万国公布的行业分类代码，将上市公司分为28个行业，并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机构的上市公司；（2）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资不抵债的公司；（4）剔除ST或者PT的公司；（5）为消除离群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本文得到了前后11年共计9538个样本观测值。

（二）相关变量说明

1. BTD

本文借鉴Manzon & Plesko（2002）的观点，从所得税税基的角度来反映避税[17]，即使用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之差的百分比来衡量避税的程度。这一指标包含了制度因素和避税两方面内容。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BTDt=100 （1）

其中，Bincomt是指t期的税前利润；Taxpayt是指应税所得额，等于所得税费用减去递延所得税费用然后除以名义所得税，即Taxpay=；Assett-1指t-1期的总资产。

2. DDBTD

借鉴Desai & Dharmapala（2006）的方法，本文将该指标定义为

BTDi，t=？茁1TACCi，t+？滋i+？着i，t （2）

其中，TACC是指总的应计利润，等于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然后除以前一期的总资产，即TACCt=。回归后计算的残差DDBTD作为避税指标，代表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部分。

3. TAXAVOID

为了使结果更加稳健，本文借鉴Kim（2011）的方法，对BTD和DDBTD两个指标提取主成分，计算得出TAXAVOID，用来衡量避税程度。

4. PROFNUM

PROFNUM为公司聘用的具有教授背景独立董事的人数，我们从上市公司年报、各高校网站和新浪财经中手工整理了关于上市公司教授背景独立董事的相关数据，教授背景是指在高校或研究所工作的教授或副教授。

5.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本文首先控制了公司层面的基本特征，包含公司规模（SIZE）、成长性（GROWTH）、盈利能力（ROE）、资产负债率（LEV），并控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董事会规模（BSIZE）和总经理职权的两职合一情况（DUALITY）这些因素。此外在模型中加入年份虚拟变量（YEAR），以排除因年度差异对企业避税产生的影响。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

（三）基本模型

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1，并考虑到公司个体因素可能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且在模型中加入年份虚拟变量，以排除因年度差异对企业避税产生的影响，模型具体如下：

TAXVAR=？茁0+？茁1ProfDmy+？茁2SIZE+？茁3LEV+？茁4GROWTH

+？茁5ROE+？茁6TOP+？茁7BSIZE+？茁8DUALITY

+？撞YEAR+？着it （3）

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2，我们使用樊纲、王小鲁在2011年的2009年中国地区市场化指数，将金融市场化指数大于75%分位数的省份定义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将法律环境指数大于75%分位数的省份定义为法律环境的地区，用进行分样本回归，从而考察差异化的外部市场环境对教授独立董事与企业避税之间关系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主要包括样本数、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数和最大值。从衡量我国避税程度的指标（DDBTD）的标准差（8.21）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避税程度差异较大，这与我国税法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有着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关。另外，PROFNUM的均值为2.25，说明在所观测的上市公司的12421个样本中，每个上市公司平均有2个教授背景的独立董事，这表明本文关注独立董事教授背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控制变量来看，我们发现ROE的均值为0.0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产收益率低且收益普遍有待提高。

（二）相关性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教授独立董事和企业避税的实证结果

表4报告了教授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第（1）、（2）、（3）列分别使用了不同的避税指标，第（1）列使用的避税指标是DDBTD，回归结果显示PROFNUM的系数为-0.152，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企业聘用教授独立董事越多会导致企业避税的减少，同样，第（2）、（3）列的结果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即聘用教授独立董事可以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这说明了教授背景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方面能够提出很多建议，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从而减少企业避税的行为。

2. 金融市场化程度与法律环境对教授独立董事与企业避税之间关系影响的实证结果

上市公司所在地的金融市场环境会对教授独立董事的行为与企业避税有一定的影响，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上市公司面临的外部监管力量越强。为了研究教授独立董事在差异化金融市场环境中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我们使用樊纲、王小鲁（2011）的金融市场化指数，将金融市场化指数大于75%分位数的省份定义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并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1）、（2）、（3）列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教授独立董事人数与三个避税指标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在金融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企业聘用教授作为独立董事可以减少其避税行为。从（4）、（5）、（6）列可以看出，在金融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教授独立董事人数与企业避税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法律环境同样会对教授独立董事的行为造成影响，法律环境越好，上市公司面临的外部监管力量越强。为了研究教授独立董事在不同法律环境中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我们使用樊纲、王小鲁（2011）的金融市场化指数，将法律环境指数大于75%分位数的省份定义为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并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1）、（2）、（3）列可以看出，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独立董事人数和避税指标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聘用教授作为独立董事可以减少其避税行为。（4）、（5）、（6）列可以看出，在法律环境差的地区，教授独立董事人数与企业避税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这支持了我们的假设2，说明不同的市场化环境的确影响了教授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企业避税的治理作用，从而导致这种作用只在市场化程度高和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存在。

3.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本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1）改变控制变量的衡量方式；（2）用剔除所得税成本小于零的公司来代替剔除资不抵债的公司；（3）在模型中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上述的调整都没有使本文的结论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教授背景独立董事与企业避税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教授背景的独立董事可以减少企业避税的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相关关系在市场化程度高和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更为明显，这说明教授背景独立董事对于公司治理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企业应更多的聘用高校教授作为其独立董事，从而提高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孙刚，陶李，沈纯.企业避税与股价异动风险的相关性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2）：53-64.

[2]Hutton，A.P.，Marcus，A.J.，Tehranian，H. Opaque？ Financial reports，R2，and crash risk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

[3]Slemrod，J.The economics of corporate tax selfishness [J]. National Tax Journal，2004.

[4]Peng，Mike W.Outside Directors and Firm Performance dur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4.

[5]王跃堂，赵子夜，魏晓雁.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否影响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6（5）：62-73.

[6]魏刚，肖泽忠，Nick Travlos，等.独立董事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7（3）：92-105.

[7]郑路航.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J].当代经济管理，2010（11）：20-25.

[8]张慧，安同良.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学历分布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6（1）：37-43.

[9]张爱平，凌定胜.独立董事个体特质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0（3）：192-196.

[10]Kim J B，Li Y，Zhang L.，2011.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Firm-level Analysi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

[11]Chen， K.-P.，Chu，C.Y.C.，2005. Internal control versus external manipulation： a model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vasion [J].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

[12]Desai，M.，Dharmapala，D.，2006.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

[13]Frank，M.M.，Lynch，L.J.，Rego，S.O. Tax reporting aggressiveness and its relation to aggressive financial report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

[14]Hanlon，M.，Heitzman，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

[15]Chen，S.，Chen，X.，Cheng，Q.，Shevlin，T.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

篇4

通讯作者：万宏伟

【摘要】 目的 探讨神经内科脑卒中患者长期鼻饲出现食物返流的相关因素及护理对策。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神经内科2010年1月～2010年12月的150例脑卒中患者鼻饲过程中出现食物返流的15例患者的原因，并进行护理方面的分析。结果 脑卒中患者鼻饲出现食物返流发生的原因与患者的病情、年龄、不当、留置胃管技术和鼻饲量、鼻饲时间及鼻饲液的温度等有密切关系。结论 对不同患者进行原因分析，不断总结经验，制定相应的护理对策，采取预见性护理，从而减少食物返流的发生，在临床工作中十分重要。

【关键词】 鼻饲； 食物返流； 原因； 护理对策

神经内科脑卒中患者常因严重的意识障碍或吞咽功能障碍而不能自行进食，需要长期留置胃管，来保证营养支持和药物治疗，但个别患者由于种种原因出现食物返流。据报道,大约有50%～70%的患者误吸多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发生，误吸48 h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为10%～43%不等，并可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致死率高达40%～50%［1，2］。为降低误吸引起的吸入性肺炎发生率，首先应避免食物返流的发生。针对这一现象，现将2010年1月～2010年12月150例脑卒中患者行鼻饲过程中出现食物返流的15例患者进行原因分析。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2010年1月～2010年12月在本科住院昏迷行鼻饲的患者150例，其中男113例，女37例。年龄46～91岁，平均71.5岁。行鼻饲时间大于半年者8例，小于半年142例。最长达8个月，最短6 d。留置气管切开套管的1例，其中6例出现明显的食物返流，9例经拍胸片发现有肺炎表现，做痰液培养有大肠杆菌生长。经对症处理症状减轻好转13例，2例因病情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2 原因分析

2.1 与患者病情及年龄有关 脑卒中昏迷或吞咽障碍的患者及老年患者，由于胃肠功能低下，食管下括约肌松弛使食管体部收缩能力下降以及胃排空延迟等均会导致食管返流。昏迷患者一旦食物返流，造成误吸窒息的危险更大。同时，长时间留置胃管易引起食管炎症或逆蠕动，胃内食物易返流至食道内。本组有11例患者由于脑出血昏迷造成的延髓功能受损，咳嗽、吞咽反射减弱甚至消失。

2.2 置管不当 张庆玲等［3］研究表明，平卧位是胃内容物吸入的潜在危险因素。持续仰位或平卧位及床头角度过低都会增加返流物流入呼吸道的机会。患者取仰卧位时，不能吞咽唾液与分泌物，且不利于食道对返流的胃内容物进行清洁。本组有5例患者平卧喂流质，导致食物返流。

2.3 置管过浅，鼻饲管头端位于食管 常规插管长度是从发际到剑突（45～55 cm），但一次性硅胶胃管第一节侧孔距尖端约8 cm，若按常规置管深度，此孔可能会位于贲门以上的食管内，当注入流质时鼻饲液易返流于咽喉部发生误吸。

2.4 与喂鼻饲技术及护士经验不足有关 本组有3例由于个别护士经验不足，注食时忘记抽胃液，未判断有无胃液潴留，再注入流质或速度太快，引起胃潴留加重，出现返流。同时，注入渗透压过高且不易消化的流食及流食温度较低，引起患者不消化而出现返流。

3 护理

3.1 积极治疗原发病，合理安排各项治疗和护理时间 针对脑卒中昏迷或吞咽障碍的患者，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原发病，加强医患沟通与合作，合理安排各项操作时间，使雾化吸入、吸痰、翻身、扣背等各项操作尽量在鼻饲前进行，以免引起胃内容物返流。

3.2 使用鼻饲 每次注食前除常规检查胃管是否在胃内，还应抬高床头30°～45°，患者保持右侧卧位，以利于胃排空。约1～2 h改为专科，可防止胃内容物返流。

3.3 适当加长胃管置入长度 有研究发现，胃管进入越短，越易发生误吸。莫海花等［4］建议应将胃管向胃内延伸8～10 cm，使胃管前端侧孔在胃体部或幽门部，则注入的食物不易返流。对鼻饲患者，妥善固定胃管。在胃管外露部分做好标记，每次鼻饲前检查胃管位置，并进行班班交接。防止患者因翻身、躁动等原因导致胃管脱出，尤其是昏迷患者反应不灵敏，胃管误入气道后果非常严重。

3.4 规范鼻饲操作，注意鼻饲液的量及温度，加强年轻护士培训 为减少胃潴留发生，鼻饲前要进行抽吸，尤其是年老体弱消化功能差的患者，先确定有无胃潴留，同时记录潴留量，分析原因，暂停进食或给予助消化药物，继续鼻饲者宜半量100 ml，鼻饲温度在40 ℃左右。喂流质时间由每2 h延长为3～4 h一次。每次注入时间为20～30 min，可有效减少食物返流。

4 小结

神经内科脑卒中患者病情重、年龄高、卧床时间长，不能经口进食，加之气管切开等因素导致患者体质差，留置胃管鼻饲成为这类患者摄取营养最有效的方法。但因神经内科的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变化使气管敏感部位的反应性降低，食物清除功能异常，胃排空延长。加之气管分泌物增多经常需要雾化或吸痰，刺激咽喉部而发生食物返流，针对以上情况，需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插胃管延长置管深度，鼻饲时抬高床头30°～45°，符合食物在消化道内运行的方向［5］。同时加强年轻护士的培训，做好家属的心理指导和健康教育。针对发生反流的原因进行分析和采取护理措施，降低食物返流率，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参考文献

［1］ 陈少华, 卢少萍, 林文英.高龄鼻饲患者误吸原因及护理进展.现代临床护理,2008，7（3）: 60.

［2］ 秦环龙. 管饲喂养误吸的危险因素及预防. 肠内与肠外营养, 2003, 10（4） : 244.

［3］ 张庆玲，刘明华.机械通气患者与胃液反流和误吸关系实验.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04,26:1321-1322.

［4］ 莫海花.危重患者置管鼻饲反流误吸的原因与预防2例.实用护理杂志，2003，19（8）：66.

篇5

 

关键词：政府  管理  创新  市场经济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政府再造、政府管理创新成为一段时期内各国政界、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政府管理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任务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背景，然而我国的政府管理创新并非一帆风顺，在管理创新的重点、方向、步骤和目标的选择上，表现出敏感性和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原则进行分析。

    一、政府管理创新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政府管理创新是指由于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的变化引起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政府政策法规、行政体制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1]。从总体和一般的角度来考察，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是，经济上的每一点相对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政治运行状态乃至改变政治运行规则，而政治上的这种良性回应也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党的以来，随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改革，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在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历史阶段之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确立到完善在探索中朝着成熟的目标不断迈进。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决定了政府管理必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管制运行状态中解脱出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对接，建立服务市场主体的“亲市场”的现代政府，而市场经济本身也给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启发。其实，综观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改革，莫不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同时也无不广泛借鉴了市场经济的诸多原则和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我国的政府管理创新同样是以市场经济的深人为逻辑起点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建立市场制度，而政府管理创新是建立市场制度的关键。从管理创新的总体趋势来看，削弱管理职能，加强服务职能是一个大方向和总体目标。政府管理创新在于:首先，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市场机制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能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很好地坚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和走共同富裕之路。因此，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方向，这也是社会主义政府管理创新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理论上讲，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各有利弊。“市场与政府之间的选择并非是一个在完善与不完善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不完善的程度和类型之间、在缺陷的程度和类型之间的选择。在许多情况中，它们可能仅仅是一个在不合意和无法容忍之间的选择【2]。从实践上看，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所选择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点是不同的，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纠正市场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3]。基于对政府与市场二者缺陷的理性认识，理智的选择不是追求完善的市场机制或者完善的市场干预，只能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之间，构建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  寻求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以实现政府与市场二元机制的最优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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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利与弊

民间工艺美术的市场化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果，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同时其作为民间美术传承的一部分，对我国民间美术研究和民俗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其存在的弊端也逐渐的暴露出来，并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民间工艺美术的市场化有利有弊，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的利与弊，这样才能推动民间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

一、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的利处分析

（一）推动市场经济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在不断的提升，因此人们对于生活的追求逐渐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次转移，此时民间工艺美术品就成为了人们收藏的最好选择，极大的推动了民间工艺美术的市场化，增加了市场经济的份额。另外，民间工艺美术品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其蕴含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其以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备受很多游人和收藏家的喜爱。中国作为几千年的大国拥有着丰富的物质资源和精神文化，因此民间工艺品能够吸引很多崇尚东方文化的外国人，成为民间工艺美术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二）维护民间工艺美术自身的生存

民间工艺美术品的市场化导致很多珍贵的工艺品由收藏家手里转向了市场，也催生了很多民间工艺品生产作坊。虽然市场中很多的民间美术工艺品并非具有十分名贵的意义，但是从其做工和外观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缩影，更是对中国历史的传承，其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外在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因此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使得民间工艺品的存在更加的具有价值，另外，手工作坊是民间工艺品的重要生产方式，因此民间工艺美术的市场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间手工艺品失传的窘境，这对于民间工艺品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三）拓宽民间工艺品的传播途径

我国作为文化古国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古代社会时期我国的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经济发展十分落后，民间工艺品在这一时期传播的机会十分渺小，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民间工艺品更加具有时代特色，很容易进行分辨。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工艺品的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传播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不再受地域和文化的制约，逐渐成为了市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旅游城市，民间工艺品更是琳琅满目。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货币交易，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文化的一种传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工艺美的市场化对拓宽民间工艺品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的弊处分析

（一）制造质量降低，缺乏工艺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物质水平的追求不断提高，同时在经济利益的趋使下，很多的民间工艺品商家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了粗制滥造的现象，为了节约成本，在制作的过程中减少材料的使用，滥竽充数，使得现代的工艺品质量不断下降。民间工艺美术作为一种文化，其工艺技术是十分精湛的，但是现代工艺品的制作对工艺技术的运用十分牵强，并且缺乏工艺技术的创新，导致现代的工艺品只能在数量上占据优势，重复现象十分严重。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民间工艺品也逐渐的采用了半机械化生产的形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使工艺品的生产品质造成影响，也会导致工艺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失真，这对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缺乏地域特色，商业化严重

民间工艺品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展示，所以不同区域的工艺品是存在不同特色的，并且这种特征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例如：杭州的丝绸绣花手帕，丝绸和绣花风格的独特都是杭州所特有的。但是在杭州的旅游商业街中我们又会看到安徽的磨、俄罗斯的套娃等不同的工艺品。由此可见，不同地域工艺品在杭州商业街中的出现，是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最为突出的表现，过于严重的商业化气息使得民间工艺品逐渐丧失了地域特色，渐渐的被趋同，这对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民间工艺美术技术的传承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

（三）市场迎合过于严重，文化蕴含失真

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必然会导致工艺品生产者出现严重的市场迎合现象，只有制作出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工艺品，工艺品企业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因此工艺品文化蕴含的失真是必然的。民间工艺品之所以可以从古代流传至今，除去其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之外，就是其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工艺品创作内容的世俗化其必然选择，所以民间工艺美术的市场化很有可能会导致民间工艺品彻底的变成工艺品，而不再具备民间特色，这对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弊处较大，民间工艺美术的市场化使得民间工艺美术变成了纯粹的美术工艺品，而与民间文化渐渐脱节，虽然其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拓宽文化传播途径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严重的市场化也使得民间工艺美术失去了存在的真正价值，因此在民间工艺美术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积极的鼓励民间艺术家在传统工艺上进行技术创新，并加大对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的管理，使得民间工艺品真正的达到传播中国文化，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云.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化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J].大观,2015,(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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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市场调控机制,其作用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差异性;调控信号是包括工资、利率、产权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与产品价格等在内的一系列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调控方式是各微观经济主体在获利目标的驱动下,根据变动着的价格信号所提供的市场供求信息,对自身经济活动作出调整,进而引起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简言之,市场调控机制作用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所表现出的整体的合目的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由于价格信号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时信息、短期信息,便决定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结果具有即时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质。

政府调控机制,其作用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调控信号是政府、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计划部门发出的各项行政指令与法律部门的各种法律条文;调控方式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认可与维护,按照政府部门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对自身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整,进而引起各种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政府是作为一个凌驾于一切微观经济活动之上的国民经济总体利益的代表者实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协调与控制,因而政府调控机制不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而是一种外在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非自我调控机制。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使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则必然离不开事先设定的调控目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府调控是一种事先的自觉调控。由于政府调控目标是事先设定的,这一目标不过是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的预测与自觉意识的外化,故政府调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长期调控,而非即时调控、短期调控。

市场调控机制本质上是各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关系,经济资源宏观配置均衡是这种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因此,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调控机制,虽然伴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市场调控机制的完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曾一度减弱,并退居为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场调控机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调控机制的结论。历史的辩证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阶段的发展,市场调控机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政府调控机制得以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条件与手段却日趋成熟。人类的经济生活正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的补充,从而实现二者有机的辩证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补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从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二者作用的最终结果看,二者都是实现经济资源宏观优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不可替代性,才决定现代经济的调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也正是因为两种调控机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个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与配置问题。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选择,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组合的选择。

二、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选择与配置的标准

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依据的标准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必然存在差异。我国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推崇政府调控机制,贬低市场调控机制,其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经济调控机制的评价与选择,依据的不是经济标准,而是政治标准或伦理标准,认为市场调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有悖于广大劳动阶层的利益,故必须摒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人们逐渐认识到,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必须符合经济的本性及其发展要求,依据政治标准或伦理标准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选择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由此人们开始从对经济发展利弊得失分析的角度去寻找选择经济调控机制的依据。这种做法显然是正确的。但由于这种利弊得失的分析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次,未能深入到定量分析层次,故仍难为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提供科学明晰的依据。

笔者认为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科学选择与合理配置的依据,只能从经济调控活动相关的成本与收益量的对比分析中去寻找。人们要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均衡,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宏观经济效率。由经济调控活动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可视为是经济调控活动的产出或收益。进行任何经济调控活动,都要有一定的投入,这种投入是为获得经济调控收益而支付的经济调控成本。经济调控收益扣除经济调控成本后的余额,即为经济调控净收益。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科学选择与合理配置的实质,就在于找到一种经济调控机制组合,通过其运行,使所获得的经济调控净收益最大。

为了进行经济调控成本与收益分析,有必要引进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三对范畴。

市场调控成本,即采用市场调控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市场调控机制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均衡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市场调控成本必然包括各微观经济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比如纯粹流通费用、信息费用与契约费用等)和市场调控损失(比如由信息的不完备性、短期性与调控时滞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波动性损失,由市场的过度竞争所导致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浪费等)。

政府调控成本,即采用政府调控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付出的代价。政府调控活动是一种通过行政指令而实施的调控活动。就某一调控活动的全过程而言,政府调控成本包括指令的拟定与费用;指令的传递与接收费用;对指令执行的监督、协调控制与激励费用;指令执行反馈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费用四大部分。政府调控成本还应包括政府调控损失,比如由于政府官员的主观原因或决策信息的不完备而错误指令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指令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或不能正确地被理解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指令的强制性而对指令执行者创造性、主动性的抑制所造成的经济效率的损失等等。市场调控收益,即采用市场调控机制对实现经济调控总体目标所作的贡献。

政府调控收益,即采用政府调控机制对实现经济调控总体目标所作的贡献。

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之和为经济调控总成本。在经济调控总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市场调控成本、政府调控成本分别与市场调控力度、政府调控力度正相关,故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的此消彼长,便意味着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此消彼长。假设总调控成本为E,市场调控力度为X,为维持单位市场调控力度的成本支出为a,政府调控力度为Y,为维持单位政府调控力度的成本支出为b,则Z=aX+bY。等调控成本线就是Z=aX+bY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投影,亦即经济调控总成本既定前提下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不同组合的轨迹。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可以有无数条互相平行的等调控成本线,等调控成本线越远离原点,总调控成本额越高;反之,等调控成本线越接近原点,总调控成本额越低。

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之和为经济调控总收益,即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综合运行对经济调控总目标实现所作的贡献。等调控收益线,就是在总调控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不同组合点的轨迹。经验事实表明,市场调控收益(或政府调控收益)与市场调控力度(或政府调控力度)呈非线性相关变动。具体说来,随着市场调控力度增强(在经济总调控力度既定的情况下意味着政府调控力度减弱),其边际市场调控收益递减(边际政府调控收益递增);反之亦然。故此,等调控收益线是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的曲线。这条曲线的斜率-family:"TimesNewRoman"">ΔY-family:"TimesNewRoman"">ΔXΔY表示政府调控力度增量,-family:"TimesNewRoman"">ΔX表示市场调控力度增量)是处处不相等的。它表明对应于不同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组合,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具有不同的相互替代率。随着市场调控力度(或政府调控力度)的增强,单位市场调控力度可替代的政府调控力度(或单位政府调控力度可替代的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大);反之亦然。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同样可以有无数条互不相交的等调控收益线。等调控收益线越远离原点,总调控收益越高;反之,等调控收益线越接近原点,总调控收益越低。

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经济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最佳组合。所谓最佳组合,或者是可使获得等量调控收益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最小,或者是可使支付等量调控成本所获得的总调控收益最大。根据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的关系,可找到这一最佳组合点。经济调控目标一经确定,所要获得的调控收益值及等调控收益线也就随之确定。这条等调控收益线必然与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的无数条等调控成本线中的一条相切,其切点就是使既定经济调控目标得以实现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最佳组合点(见图3)。

在图3中,R为等调控收益线,它与等调控成本线C1、C2分别相切与相交。E2与E1点由于位于同一条等调控收益线上,故其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两种组合均能实现所设定的调控目标,但E2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无疑高于E1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E3与E1点由于位于同一等调控成本线上,故其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两种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是相等的,但E3组合所获得的调控收益却低于E1组合所获得的调控收益。唯有等调控收益线R与等调控成本线C1的切点E1所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组合,才是以最低的调控总成本实现预定的调控目标的最佳点。设市场的边际调控成本与边际调控收益分别为MCm与MRm,政府的边际调控成本与边际调控收益分别为MCG与MRG,维持单位市场调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为ACm,维持单位政府调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为ACG,总调控成本为C,则最佳组合点E1满足下列条件:ACmX+ACGY=CMRmMCm=MRGMCG线性也就是说,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最佳组合点是在总调控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增加支出一单位货币所获得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相等的点。

在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经济分析时,应该注意由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类型经济活动因其自身的性质与所依存的环境条件的不同,对同一力度的市场调控或政府调控,往往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换言之,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类型经济活动的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是各不相同的,进而两种调控机制调控力度的最佳组合点也是各不相同的。有鉴于此,在对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作用的利弊得失进行评价与对其组合作出选择时,切忌一概而论,而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同类型经济活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作出具体分析。

三、几点结论

1相对现代经济活动而言,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是两种既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经济调控机制,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就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互斥选择,而只能是对二者调控力度最佳组合点的确定。

2无论是市场调控机制,还是政府调控机制,都有其利弊得失。它们既不是只获益无需支付成本代价的,也不是只有成本代价而无益处的。因而,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应树立经济观念,严格遵循经济合理性原则,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选择的依据只能是使达到既定的调控目标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最小,或支出既定的成本代价所获得的调控收益最大”。背弃经济合理性原则是不科学,不足取的。

篇8

目前的特色小镇可以分为两种：建制镇和非建制镇。2016年7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指出，特色小镇原则上为建制镇（县城关镇除外），优先选择全国重点镇。从这方面看，《通知》中提到的到2020年要培育的1000个特色小镇，其实是建制镇。后者以企业为主导，浙江地区数量较多较集中，目前比较成功的乌镇、西塘、云栖等都属于这一类。

《通知》还指出，县级人民政府是培育特色小镇的责任主体，制定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整合落实资金，完善体制机制，统筹项目安排并组织推进。镇人民政府负责做好实施工作。而且还明确规定，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建设基金，中央财政对工作开展较好的特色小镇给予适当奖励。这说明，培育特色小镇应该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行为。

政府主导优势凸显

政府主导型的特色小镇建设，整体上也是按市场经济原则来进行资源配置的，但是政府强有力的计划和政策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影响，能够迅速实现某种短期和长期增长目标。

一方面，政府拥有巨大的可供自己直接配置的资源。在财政收入上，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征税的能力越来越高，掌控的财力也越来越多，这是政府可以直接支配的最直接最大宗的资金来源。金融方面，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等资产，包装出一个资产负债指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并用政府信用给予隐形担保，获取贷款，投向政府想做的项目。财政借款方面，债务意味着政府的借债支出，构成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当期支出，也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庞大债务，亦构成了政府可以支配的资源。此外，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可支配的重要资源。

另一方面，政府还掌控了制定各种政策的权利，可以为特色小镇建设创造经济发展环境，行政审批制就是其具体表现。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各项政策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许多微观主体也存在生杀予夺的直接效果。在我国人口资源东西部分布不平衡的情况下，老少边穷地区想要完全依靠市场经济自发成长起来，形成优越、成熟的投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在政府强力的作用下，才能有效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厘清界限，整合发展

政府主导建设也会存在诸多劣势。首先，容易产生政府目标偏差。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服务，进行宏观调控，不主张政府成为市场主体。其实在中央政府搞的特区、自贸区中，各地政府搞的开发区、特色小镇中，县里搞的招商引资中，各级党委书记实际上就相当于董事长，各级政府首脑相当于总经理，这种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弊端，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也极易产生政府目标偏差。因此，要推动政府转变职能，防止大包大揽，要尊重市场，尊重企业，尊重一切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容易产生。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政府集经济资源和权利资源于一身，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特权阶层，滋生寻租腐败，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土壤。

篇9

关键词：价格战 利弊分析 非价格竞争 市场营销

随着市场的演进，企业间竞争的程度日趋激烈，一场场价格战席卷全国，其激烈程度也日趋上升。但随着市场的成长和成熟，价格战已难以发挥往日的威力，这迫使企业重新认识价格战，重新认识竞争，以便采取更积极而有意义的竞争策略。

一、价格竞争的利弊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可以分为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两种方式。价格竞争是指企业运用价格手段，通过价格的提高、维持或降低，以及对竞争者定价或变价的灵活反应等，来与竞争者争夺市场份额的一种竞争方式。长期以来，价格竞争一直深受商品生产者、经营者重视。甚至一谈到竞争，就会想到削价。在一定条件下，价格竞争是必要的。但是，把价格看成决定交易成败的唯一因素，难免会造成价格竞争的泛滥。事实上，单纯依赖价格竞争，有很多弊病：(1)价格竞争是竞争对手易于仿效的一种方式，很容易招致竞争对手以牙还牙的报复，以致两败俱伤，最终不能提高经济效益，在国际贸易中还可能导致反倾销；(2)纯粹以削价为手段来招揽顾客，虽然可以吸引顾客于一时，但一旦恢复正常价格，销售额也将随之大大减少；(3)商品定价太低，从表现上看价格便宜，可吸引顾客，其实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往往迫使产品或服务质量下降，以致失去买主，损害企业声誉；(4)价格竞争往往使资金力量雄厚的大企业能继续生存，而资金短缺、竞争能力脆弱的小企业将蒙受更多不利；(5)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价格越便宜的商品就越有人要，主要是物有所值。因此，价格竞争必须慎重，要综合权衡利弊。

二、非价格竞争将成为市场营销主流

从市场营销环境看，经济、技术各方面的发展，也为非价格竞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经济的发展，消费层次的提高，使得购买者的注意力并不仅仅停留在商品价格上，不再是价格越低的商品越畅销，而是越能满足某种特定市场需要的越好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与消费者能够更有效地从商品自身构造包括质量、功能、商标、包装、服务等上区别竞争商品。

所谓非价格竞争，是指企业运用价格以外的营销手段，使本企业产品与竞争产品相区别，并使之具备差别优势，以推动产品销售的竞争方式。非价格竞争策略主要有：

1.差异化竞争策略

与无序的价格竞争相反，差异化竞争容忍对手的存在，通过提供与竞争产品在造型、花色、性能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来争取消费者选购的差异，以扩大本企业产品销售。差异化竞争策略并非无中生有，它建立在科学的市场细分基础上，而市场细分又是建立于顾客需求的差异上。推行差异化战略要求企业具备更成熟的营销技巧，有足够的实力影响和调节市场需求。同时，企业应从本行业的特点出发，选取为顾客特别重视的几个特点，加以发挥，使本企业处于别出心裁出奇制胜的地位，从而建立差异化，形成企业别具一格的创新形象，以获取高额利润，创造企业效益。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把质量与别具一格混为一谈，认为质量好就是别具一格；二是差异的实施对成本驱动的影响；三是过分追求差异而忽视整个价格链。这些都会造成企业的重大失误。

2.战略联盟

所谓战略联盟，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为了达到某些共同的战略目标而结成的一种网络式联盟，联盟成员各自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相互合作，共担风险，在完成共同的战略目标后，这种联盟一般都会解散，其后为了新的战略目标，公司又可能与新的合作者结成新的联盟。战略联盟反映了一种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的新型竞争观念，它以一种合作的态度来对待竞争者。通过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借助对方来加强各自的竞争力，在合作的基础上展开竞争，从而不断提高竞争的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

3.情感营销策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技术、高价值、高档次不断增加，产品的差别化、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不仅包括质量、价格等理性层面的理解，而且越来越强调以文化知识、个性、品位等为主要内容的情感因素，消费者的情感性消费不断增加。现代营销应适应消费者从“量的需求阶段”和“质的需求”阶段向“情感”需求阶段的转变，从设计、包装、商标、广告、公关、服务、环境等方面进行情感设计，把传统经营活动引入到一个全新的情感营销领域。对于企业家和经营者来说，应有针对性地推出产品或改变销售方式，提供超值服务，使产品散发出来的气氛、情感和趣味与众不同，从而达到促销产品的目的。

4.商业科普竞争策略

商业科普是以高知识含量为特征的服务过程。它通过把商品知识传授给顾客，使顾客产生认同，从而实现以知识创造市场。

企业通过科普活动实现以知识创造市场，是一个贯彻于经营管理活动始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可以采取各种形式提高营销活动的知识含量，同顾客建立结构性的层次关系。

商业科普的形成，应从商业科普环境、商业科普服务、商业经营科普、商业管理科普、社会公益科普等方面，提高消费者的科技素质。商业科普策略的运用，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篇10

【关键词】市场经济；医德嬗变；利益意识；危机解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必然使社会各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医院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在变，医务人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也在变。层出不穷的医患纠纷，凸显了当前我国医德危机的严重性，传统的医德观念正经受着巨大变革的冲击而产生嬗变，这种以人格理论为特质的传统医德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其有效性却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1]。医务人员产生的道德失衡、道德失范、道德失调等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医德嬗变

医德作为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深受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传统医德源自儒家文化。要求“始终清醒地自我控制，维护各方面完美无暇的善于处事的人的尊严”，寡欲被提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2]。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冲击，这种对“私欲”极为漠视的传统医德也就开始了嬗变。其具体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益意识的觉醒——医德失衡。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追逐合理利益和维护自身的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已成了社会的普遍共识。因此，作为社会实体得人，医务人员对自我利益的渴望也是非常强烈的。而介于我国目前的医务人员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医务人员获取的报酬与其所创造的价值加上培训自身的耗费相比并不多[3]，另外，“治病救人”实际上还是一项风险颇高的职业。这也就是说，医务人员追求自身的合理利益并非过错。同时，另一反面无法回避的是，受利益的驱动，部分医务人员的是非观、利弊观、尊卑观也随之发生变化。医院的服务宗旨毕竟是减少疾病、救死扶伤，不能单纯以营利为目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既要讲求社会效益，又要讲求经济效益，二者一旦处理不当，必将导致见利忘义、医德失衡现象发生。而这恰恰是“克己禁欲”的传统医德无法解决的问题。

2、价值实现的越轨——医德失范。默顿认为，文化生产目标，社会结构决定到达这些目标的手段，取得成就目标的合法机会并不能同等地分配给每个人，如果接受了社会倡导的成就目标，但又缺乏合法的手段，结果就会失范与繁盛各种形式的越轨[4]。就我国当前的文化态势而言，要想达到这种文化所设定的生活标准，较为丰厚的薪水是最基本的前提，但如今政府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对医院实行差额补贴的同时又使医院物质市场化，价格的涨跌使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受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个别医务人员在遇到通过正当途径而利益得不到实现时，就会在“创收”思维的惯性下，寻求非道德补偿追求经济效益。医方提供超出患者实际需要的医疗服务，包括用费用昂贵的高精尖技术代替简单方便的适用检查技术；治疗中用高档药品代替适用的普通药品；用高级昂贵的技术材料代替普通安全的技术材料。把一些保健药品和营养品推销给患者，这些均增加了患者医药费用的负担，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医疗行业的形象[5]。

3、道义效益的碰撞——医德失调。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医院建设和发展由依赖型向经营服务型转轨。医院在考虑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经济效益。但是，医疗服务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直接衡量。而对患者，医院既有择优治病救人和救死扶伤的道义，同时又有承担医院运行成本不断增加的负担。在政府补偿不足的情况下，在具体实施中难免使二者产生碰撞。

二、危机解决的途径

医德作为一种医院发展的内生性资源，是确保医院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之一[6]。因此，寻找解决当前危机（传统医德所面临危机）的途径乃是当务之急。

1、强化自身素质。在现实生活中，医务人员功利思想是合理的，不过功利思想不能成为医德的主导思想，一旦功利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医务人员就容易唯利是图，其行为将与良好的医德医风相违背。如果医务人员的医德功利意识能及时得到正确引导，从业人员在现实工作中能正确把握好医德与功利的关系，用良好的医德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用健康向上的功利思想使自身不断进步，这样一来，当医务人员遇到功利意识与职业道德发生冲突时，功利思想会自觉服从人道思想。由此“以病人为中心”，以业务强、技术精为追求的目标，自身的服务意识亦将在医务人员的实际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2、从人格伦理走向契约伦理。文化对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也提供了创新和变化的重要契机。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既不是一个听凭个人之间‘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也不是一个俯首于指令性计划的社会；既不是一个空想的个人主义社会，也不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有机结合、和谐发展而精心各种探索的社会。正如霍布豪斯在其名著《自由主义》中所说的，这种社会‘把和谐概念作为解决问题的线索，始终如一地按照共同利益来确定个人的权利，并按照构成一个社会的全体个人的立以来考虑共同利益。’” [7]

换句话说，医生月患者之间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利益攸关者”，即医患关系之间是可以通过契约来达到互惠共赢。这意味这一位人员通过积雪是可以同时满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当然，医患建立这种契约关系仍然必须以人格伦理为前提。

3、加大医德伦理的量化研究。既然传统医德对医务人员的约束力已经大不如昔，加大医德伦理的量化研究就势在必行。这种量化研究的最大优点就是，有助于用制度来界定医务人员的合理利益和非合理收入。不过，这种制度的有效性以及能够发挥多大效应，取决于这些政策是否得到了充分沟通和协商，即医务人员代表、公众代表、患者代表、学界代表以及政府相关部门能否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讨论与协商。

4、加大公共卫生伦理意识的宣传力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共伦理是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重要依据。但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之间国家，不见社会，公共领域的却是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公众的公共意识严重缺乏，社会参与意识极其低下，为了将传统医德追求的个人约束转为社会约束，加大公共卫生伦理意识的宣传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结束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出来的医德嬗变还有很多，但最主要，影响最大的还是上文提到的三点；而对于本文提出的四条对策，它们是否能发挥作用，一种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即政府只是公共卫生的服务者，资金的投入者。

【参考文献】

[1]吴英恺.谈医德医风问题[J].中华医院管理，1999（15）：386-388.

[2][德]马克思·韦伯著，王荣芬译，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93-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