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与区域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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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规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根据国家较权威的定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城市规划是研究城市的未来发展、城市的合理布局和管理各项资源，安排城市各项工程建设的综合部署。在我国，城市规划通常包括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从上述概念中不难看出，城市规划与发展密切相关。

1.1良好的城市规划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城市规划必然涉及基本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拉动区域经济增长这一点十分明显，从而为实现城市资本的竞争优势提供保证。良好的城市规划的结果是合理、完善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和地区人民消费，再加之政府投入，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肯定的。同时，良好的基础设施将大大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实力，在吸引就业、引入外资等诸多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当然，如果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性，就容易导致“短寿建筑”的现象产生。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25~30年。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有多座“年纪轻轻”的第一高楼被拆除。2007年1月，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爆破拆除，而建成仅仅只有13年；2009年12月，广西柳江路2号22层公寓进行爆破拆除。造成高楼短寿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规划部门目光的短视和节约意识的匮乏。

1.2合理的城市规划完善区域经济结构

合理的城市规划通过设计新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通常，合理的城市规划会考虑当地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是说如果一个地区在本地区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地区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地区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合理利用比较优势，能够制定出适合地区经济结构的发展规划。近年来，通过对地区经济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规划，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在进行城市规划时的重中之重。比如西昌作为卫星发射中心之一，就有“加速城市地区的新城和卫星城建设”的规划。又如，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方案中提出的，台州市域城镇体系空间发展结构为“一个发展核、三条发展带”，具体为“一个发展核”——指台州城市群，是台州城市与产业发展的核心地带，包括椒江、黄岩、路桥及温岭市区等重点发展城区“；三条发展带”——城镇群空间的联系轴。通过良好的城市规划，政府可以以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合理利用城市规划，进行三大产业比例的调整和引导，从而完善区域经济结构。

1.3节约型城市规划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节约型城市规划主要是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理念进行整体规划。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逐步形成，并已得到全世界的共识。城市规划作为指导城市发展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必然要贯彻循环经济发展的思想。美国诸多地区在制定地区规划过程中，都会依照节约型城市规划的理念进行。越来越多的城市建立自己的生态数据库，数据库中包含“环境承载力”“、生态循环”“、生态功能分区”等理念，同时引入生态学理论与分析方法，综合制定城市规划。而结果是，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都比较迅速、有效。这种较为成功、成熟的方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区域经济良性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反馈效应

2.1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为城市规划实施提供基本的保障。无论从地方财政或者人力资本上看，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都为城市规划从设计到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地区经济水平较低，良好的城市规划即使制定出来也无法实施。二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对城市规划造成影响。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因此，在制定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人口增长的影响，要从发展的角度制定合理的城市规划。三是经济发展带动的工业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工业结构的改变往往对城市规划影响巨大。近年来，由于一些原因，如技术的开发，高素质技术工人的培养等，部分日本工厂离开中国，重新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这就造成了本国城市和外国城市的重新规划的问题。以经济发展与城市交通为例，交通运输是生产的继续，对城市规模的影响重大。具体为对工业性质与规模有很大影响——它既是发展因素也是制约因素。其次，对工业的性质和规模有很大影响——城市贸易、旅游活动必须有交通保证，而大量人口是城市形成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十分全面。因此，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2.2区域经济对城市规划的影响途径

区域经济增长得益于良好的城市规划，反过来，也通过诸多途径影响城市规划。下面将从时间与空间和需要与可能两类途径进行分析。区域经济发展，除了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外，必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经济波动周期、经济加速期等等，不同时期对城市整体规划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从时间上看，对城市规划造成影响；同时，由于区域规划是一定地理空间的规划，因此经济发展下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也就从空间上影响着城市规划。经济如何发展、由什么样的产业带动增长、如何合理调整等一系列问题要求城市规划者在空间上做出适合的选择。以城轨交通网为例。现代城市需要有一个与其相适应的现代化交通体系，需要形成一个与城市发展布局相协调的综合交通格局。很多城市在做好与城市交通量基本相应的道路网络系统同时，有机配合好综合交通规划，扩展空间、利用条件、重点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网络，逐步改变以常规公共交通为主的客运方式，引入大、中客运量的地铁和轻轨交通方式。逐步实现了多层次、多平面、立体化的城市交通网络体系，大部分地区实施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分流行驶，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建设管理，保障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地区差异性。有的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有的地区经济发展较慢，因此，在制定城市规划过程中如果照搬，而不考虑地区的需要与可能该途径的影响，可能会制约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有其规划的需要，但必须考虑规划的“可能”。也就是说，要客观分析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和社会经济效益，不能盲目地规划谋求经济快速增长。

3成渝经济开发区中的城市规划问题

3.1成渝经济区介绍

2009年7月，国家发改委在成都召开了编制工作会，会议初步讨论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规划将涵盖重庆的31个区县和四川的15个市，总面积约20.61万平方公里；2011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成渝经济区规划。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成渝经济开发区的规划中，具有许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统筹城乡改革，提升发展保障能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等诸多方面得到体现。规划的目的之一是促进经济区经济发展。提出了要以重庆成都两个特大城市为龙头，以重庆1小时经济圈的23个区县沿高速公路、快速铁路、黄金水道的市和成都及绵阳等为载体，共同争取成渝经济区列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共同争取国家编制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将成渝经济区建成国家新的增长极。

3.2成渝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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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集中；城市化；连接线空间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2)01－0001－05

一、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

关于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的布局模式问题，理论界已有各种讨论与观点，综合起来，无非有以下三种比较一致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应当坚持长期推行平衡增长的空间发展模式，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认同与肯定且在政策实践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和执行，但实际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而且相对地拖延了经济增长的时间，比较多的事例已经证明，平衡增长的空间发展模式往往过于理想化，但在实践中却是无法实现的经济空间布局逻辑；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应当推行不平衡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观点现为世界主流的学术界所认同和肯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超越自然地理空间的实然情况而能够达到平衡发展的理想状况，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集中用于某些特定的地域构造出经济增长的先进地区，再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联系，最终达到公共服务全民享用均等化的发展目标，对于小国而言，这种经济的空间发展布局模式特别适合其地理区域狭小的特点，因为狭小的地理区域决定了其无法将本来极其有限的资源用于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发展，相反是小国通过这种不平衡的经济空间增长模式而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实现全民共同发展的目标；第三种观点是认为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当推行一国区域局部的不平衡增长与空间整体的相对平衡增长模式，认为强调绝对平衡增长的模式和强调绝对不平衡增长的模式都有失偏颇，特别是对于某些有着广阔的国土地理面积和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应当因地制宜地把区域性不平衡发展的经济空间布局和在整体上相对平衡发展的空间经济布局相结合在一起，这样既能够发挥不平衡模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也能以平衡模式来解决大国的所面临的长期地区分化与分裂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大国有足够的地理空间、人口数量和其他资源来为这种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式提高所必须的基础。

在后面两种模式中，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充分利用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空间模式的优势来发展特定区域的经济。所谓不平衡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式优势在于持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即认为在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可以根据特定国家的特定情况推行空间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推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法在有利于形成聚集经济的地区发展形成本国经济的若干个增长极，利用增长极的辐射和吸纳的带动作，促进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本国经济的发展基础和财政收入基础，然后再通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在经济增长极所带来的发展成果的分享方面，以和谐性发展为主线，在全民和全区域范围内推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享，最终实现经济集中和全国居民生活水平趋同并行不悖但又看似矛盾的结果。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经济集中是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手段，公共服务均等化分享和生活水平的趋同是发展的目标。因此，不平衡增长的经济空间布局模式在其终极的发展思想方面，并不是以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化来造成社会福利的空间分化，而是以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化来实现社会福利的空间趋同，其最终的发展目标是为了能够实现全民平等地享有社会福利。

二、区域经济集中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的聚集或集中在本质上表现为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聚集，相对于经济在空间分散现象而言，人类在地理空间区域上的类聚和类居行为体现了人类的原始本性，经验的或实证的研究表明，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能够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带来诸多的好处，因为集中能够创造更大的消费和生产需求，扩容并深化了市场；集中也能降低经济交易的成本和费用，节约了资源利用并同时加大了商品和要素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还能使人类引发产生新的思想和知识，加剧了人类的创新活动；集中同时会使社会分工得到更大程度的深化，使贸易形式更加多样、贸易活动更加频繁；最后集中能够充分实现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溢利的好处，使单项经济活动所产生外溢利不至于在空间上白白耗散。

经济聚集或集中在地理空间上可以表现为多种程度的状态，从小城镇一小城市一中等城市一大城市一城市群一都市圈，集中状态在空间上接连起伏，当经济聚集的空间表现以在特定地理区域范围内出现城市群或都市圈的现象时，可以把这种城市群经济或都市圈经济视为经济发展在空间中的增长极，增长极的形成表明经济在空间上形成了聚集的中心或重心，是经济在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最高集中形式。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一般来说，经济集中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通过不遗余力地推行城市化发展，合理地减少农业和农村人口比例，充分释放土地的经济功能和活力，改变自然与分散的经济空间状况，是经济形成聚集的根本途径。在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选择一些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市场力量发展充分且规模比较大、在地理空间上又很接近的特定地区推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以更进一步加剧集中并放大城市经济本身的聚集效应和城市经济之间的聚集效应，通过经济一体化发展所表现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效果，进一步提高经济发达区域对欠发达区域的辐射和吸纳力量，同时增加经济要素资源的流动性，而通过要素资源流动性的提高，可以达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并增加本国居民收入的效果。当然，经济集中还可以通过国家之间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使集中的程度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强化和提高，地区经济一体化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的地理发展空间，但现代增长极聚集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活动扩展能力和生产要素吸纳能力还需一个更为宽广的外部国际空间相依托，而在地理空间上的相邻国家进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合作构造是拓展一国之内经济聚集外部空间的重要途径，是聚集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破除国家分割阻碍并得以长期维持、深化、广化的重要动力。

根据以上述及的观点，经济在空间布局的模式选择方面，不平衡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是常态的选择模式，不平衡的模式必须通过经济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中或聚集来实现，而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性途径是通过城市化来进行，但城市化不可能一

蹴而就就能够实现，城市化的阶段和水平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也对经济在区域空间上的集中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为使经济能够在区域空间上实现集中，应当根据城市化的阶段和水平来适当地选择空间政策工具组合，重视政策工具组合的空间响应效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效果。

三、城市化与连接性空间政策的问题

按照世界银行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观点，处于城市化不同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为实现经济的集中在政策选择方面应当有所不同，首先，对一个城市比例不足1／4、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政策重点应当首先促进地区的经济密度，但政府应当对不同地方保持中立态度，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城市化战略主要是实行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包括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建立市场制度、法律和秩序、保障财产权、高效运作土地市场、健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对于收入水平低的国家，不应当采取明确针对地区的的政策来发展经济的密度区。其次，对一个城市比例介于1／4～3／4的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政策组合受到两重挑战，即如何提高密度和如何缩减落后区域与经济高密度区域的距离的两重挑战问题。两重挑战要求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反应，即一方面要求继续建立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另一方面要求对连接地区的基础设施实施投资，以消弭地方化经济可能带来效率的堵塞问题。最后，对于一个城市比例超过75％、处于城市化高级阶段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城市化应当强调城市的适居性、创新性，应当努力推行城市社会一体化，政策组合面临三重问题挑战，即如何提高密度、缩减距离、消除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分割问题。政策的推行应当继续以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和对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高密度和缩减经济距离，同时以针对特定地区的干预性措施应对分割问题，把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进行和谐应用。

按照上面在理论上提出的以不平衡增长的空间经济模式为指导，通过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实现经济的集中并最终在某些特定地区形成经济的增长极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达到公共服务实现全民均等化分享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进行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提高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水平，需要针对特定区域的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情况，合适的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等特定的政策工具组合，但这样的理论能不能在实践中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作比较可靠的实证分析来印证这种理论上的实际效果。下文以重庆市作为例子来对上述理论和政策建议作一些实证分析。

重庆市为我国目前4个直辖市中农村人口最多的城市，因为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情况，承受着带动广大西部地区的艰巨发展任务，要实现该任务，首先必须要不遗余力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化的程度，实现经济的集中和聚集并最终在西部地区形成经济的增长极。在这个过程中，提高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和程度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集中的关键环节。但因为历史上的原因，重庆市城市化的初始性的基础水平比较低，在1997年中央决定对重庆进行直辖管理以来，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表1为重庆市近13年以来的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数据变化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13年以来，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农村人口减少了近600多万，相应地城镇人口增加了600多万，城市化比例从29.5％提高到近50％，正好处于城市化的中级阶段水平，在这样的阶段中，面临着如何提高经济密度(集中度)和如何缩减落后区域与经济高密度区域的距离的两重挑战问题。但是，从表1关于常住人口的数据栏中，我们看到重庆市的常住人口在近13年中并没有发生多大程度的变化，甚至在绝对数量上减少了近36万，这样的现象说明了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在近13年来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对重庆市以外的周边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人口集中并没有产生什么聚集效果，而只是在重庆市辖区之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了较大程度的数量转移，市辖区内的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集中效果，这种在区内有人口集中效果而对区外无人口集中效果的现象说明，经济集中对于改变西部广大落后地区人口向先进地区的转移并没有产生较大的积极效果，但这还不能说明这种人口流动现象中没有起到经济集中的效果作用，因为经济在空间中的集中不仅体现在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体现在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集中与流动，而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集中与流动可以通过连接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利用的程度体现出来，为进一步考察重庆市的经济集中度的情况，我们可以从重庆市的空间连接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作进一步的分析。

从表2的数据中，可以反映出以下信息：在连接性的基础设施投入方面，重庆市为缩短落后区域与先进地区的距离，在港口吞吐能力和公路的运载能力等方面在近13年来作了较大的投入，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同时，重庆市在近13年来的对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情况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这说明通过空间的连接政策贯彻和实施，无疑会为区域的生成要素、商品、人员的流动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使经济在区域的集中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表2中所体现出来的各项业务数据指标的连年递进表明：通过现代连接性的空间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来克服距离的问题，对区域的经济集中发挥了正向的效应，起到了较为积极的效果。

四、结论

以上通过重庆市近13年以来的城市化过程的例子分析表明：城市化虽然能够促进经济的集中，但若不采取可行的连接性的空间政策进行交通和信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不一定会真正实现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和集中，即使某城市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区域内的人口转移，但不会对该城市区外产生人口吸纳的力量，从而使得经济的聚集的外溢效果只是在区内发生作用，对改进区外落后地区向区内先进地区的人口迁移状况并不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对于人口稀疏但经济落后的区外地域而言，这种经济的集中和城市化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正向效应，而对于人口稠密但经济落后的区外地域而言，连接性的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是唯一可以传递城市化所带来的空间福利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藤田昌久，雅克一弗朗科斯?蒂斯，聚集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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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区的核心和重心，同时也是增长极的城市对周围地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通常把城市间的相互引力作为衡量影响城市间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把它作为经济区划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基于由空间相互作用原理产生的引力模型来量化计算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它是根据距离衰减原理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构造出来的一个模型，其公式为。式中：Pi、Pj分别为i、j城市的总人口；Gi、Gj分别为i、j城市的经济规模（用GDP总量衡量）；Dij为i、j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Rij为i、j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引力模型只考虑了影响空间相互作用的少数因子，仅能粗略地估算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力，即以人口和GDP作为城市质量的度量方法显然存在较大的缺陷，无法完全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全貌，因为城市发展程度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决定的。事实上，目前许多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区域综合发展质量评定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此外，对模型建立过程中城市间距离问题的确定，起初很多学者简单地使用直线距离，但随着道路网络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简单地采用两点间的直线距离为标准，就会出现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交通便捷的地方，道路直线距离已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两地间到达的最短的时间距离进行代替。式中，Rij代表两个区域间的空间经济吸引力；Mi、Mj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质量”，代替人们常用的人口与GDP的乘积来衡量区域城市发展的质量；Dij表示两区域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本文采用google地图软件测度两城市间的时间距离；k为经济引力系数，为简便起见，本文取k＝1。本文借鉴已有参考文献有关城市发展质量以及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相关指标［15－17］，以综合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为原则，将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4个维度和24个指标（见表1）。

二、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构建的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2年的指标数据为分析对象。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2013》，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整理而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城市质量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变量数据进行最佳综合简化的多元统计方法。一般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后计算其R阵、R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根据主成分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最后合成计算各主成分得到综合评价值。利用SPSS软件对所选择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各评价维度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通过SPSS分析软件的因子分析功能对表2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矩阵，见表3。如表3所示，方差贡献率累计是85．920％，根据累计贡献率需大于85％的原则，提取第一主成分F作为新的变量指标来计算各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由此，计算出江西省各个城市的城市质量，见表4．

（二）江西省城市联系度的测算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根据Google地图搜索得出城市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见表5。

（三）结果分析从城市质量计算结果（表4）可以看出，江西省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群中的要素基本流向了南昌市、九江市和赣州市，它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城市，其中以南昌最为明显。另外与前人简单以人口和GDP等指标进行测量相比，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采取指标进行测量，其结果更加全面和准确，更加真实反映了江西省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表6）中可以看出，以南昌作为核心城市而言，其对九江、抚州、新余、鹰潭的吸引力最大，这几个城市可以被看成一个以南昌为首的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作为赣南的赣州，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但是它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有限，仅对周边城市吉安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大。处于赣西的宜春、萍乡、新余三市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城市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也较为有限。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也可看出。以时间距离来代替直线距离，更能反映当前的交通发展现状，其结果也更加直观［21］。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2011年10月，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构建“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为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依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大力构建多极支撑、多元发展的区域发展升级新格局。然而，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江西省依托两大国家战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江西省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以南昌为中心，呈现出明显的中心空间结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进一步完善江西省的区域发展格局，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快推动昌九一体化建设南昌与九江城市发展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要实现龙头昂起，进一步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必须要做强南昌，做大九江，加快推进昌九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一方面要重点推进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其经济发展质量以及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度都较高，所以应积极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积极推进南昌大都市区建设，加快形成南昌一小时经济圈，充分发挥南昌对省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与南昌经济联系强度最高的九江，应积极推进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充分发挥门户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临港产业开发，积极发展商贸旅游业，把九江建成具有鲜明赣文化特色的赣北区域中心城市、现代化港口旅游城市、区域性物流枢纽和长江沿岸重要工业基地。总的来说，要推动昌九一体化发展，两地应进行规划统筹，实现规划上的一体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接轨，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按照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产业结构推动双方产业调整，实现产业的互补对接、积极推进金融、通讯、公共交通一体化；实现服务一体化，最终实现昌九同城效应。

（二）积极支持赣东、赣西区域发展从城市发展质量和联系度来说，赣东、赣西地区城市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城市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所以应以沪昆线为驱动轴，加强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优化两翼的区域生产力布局。具体来说，应根据两翼地区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来推动各个区域的发展。处于赣东地区的鹰潭市可依托龙虎山这一世界自然遗产优势，打造文化旅游城市；另外国内最大、世界第三的江铜冶炼基地落户鹰潭有利于该地区打造“世界铜都”和相关产业的物流节点；上饶市光伏、光学、先进装备制造业相较于江西其他地区基础比较好，可以发展成江西整个地区发展这些产业的基地；景德镇市作为“世界瓷都”享誉海内外，依托该产业可以进一步发展瓷文化旅游观光等等。另外，应加快推进昌抚一体化进程，推动抚州的发展，同时实现南昌乃至江西省与海西经济区的无缝对接，承接东部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享受国家支持海西经济区建设的政策溢出效应。对于赣西地区，从萍乡、新余、宜春三市的经济联系度可以看出，三市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应推进新余、宜春、萍乡的城镇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同城化发展，加快打造钢铁、新能源、新材料、锂电、生物医药等产业集聚区，逐步形成一批特色优势产业板块，另外拓宽西部城市与长株潭城市群的合作对接，真正实现两翼齐飞，促进江西省内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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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性节事活动是相对于全国性节事活动而言，对促进区域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有双重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提高区域开放度和影响力、实现区域资源的合理利用、改善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区域内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淡季导致投资浪费、基础设施压力增大等方面。因此，探究区域性节事活动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有助于正确利用其积极影响，规避或克服消极影响，实现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区域性节事活动；城市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8000802

1 区域性节事活动内涵

1.1 区域性节事活动界定

在西方事件及事件旅游（Event & Event Tourism）的研究中，常常把节日（festival）和特殊事件（special event）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在英文中简称为FSE（Festivals & Special Events），中文译为“节日和特殊事件”，简称“节事”。我国著名学者吴必虎（2001）指出，节事活动是指城市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或事件，包括：节日、庆典、地方特色产品展览会、交易会、博览会，会议，以及各种文化、体育等具有特色的活动或非日常发生的特殊事件。

节事活动根据范围划分可分为全国性节事活动和区域性节事活动。本文认为，区域性节事活动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和资源为载体，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能够带动该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长的各种节庆活动和特殊事件的总称。

1.2 区域性节事活动特征

（1）文化性。文化是节事活动的灵魂。举办地通过挖掘历史文化元素，并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创新，进而打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节事活动，使区域性节事活动成为展现城市历史，体现城市文化，彰显城市个性的平台。如今，区域性节事活动所具有的独特地方文化已成为举办地吸引力的源泉。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成功与南宁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紧密相连，同样慕尼黑啤酒节也与其几百年经典的啤酒文化密不可分。

（2）综合性。区域性节事活动具有综合性，主要体现在活动内容综合性、产业综合性和目的综合性等多个方面。内容综合性是指各区域性节事活动内容所表现的地方特色不同，多种多样，如文化、民俗、资源、特产等；产业综合性是指举办区域性节事活动涉及旅游、餐饮、酒店、娱乐、医疗等多个产业，有利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目的综合性是举办区域性节事活动能够满足庆祝目的、旅游目的、区域形象塑造目的以及经济发展目的等。

（3）效益性。国内外的实践证明，节庆活动既可以作为一项休闲旅游活动发挥直接的经济作用，同时又能够为举办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联动效益和社会效益。社会效益体现在弘扬地方文化、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增加就业、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经济效益体现在带动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城市发展的资金需求等方面。同时，区域性节事活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又会促进节事活动本身的发展，有利于塑造品牌节事，形成良性循环。

2 区域性节事活动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因素

城市经济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区域性节事活动为出发点，主要从节事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角度来分析（见图1）。

2.1 内部因素

（1）品牌力度。目前我国区域性节事活动数量众多，但是形成品牌节事的却屈指可数。大多数区域性节事活动由于没有注重品牌培育，总是举办一两届就夭折，导致大量区域资源浪费，不利于城市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节事组织方应加强节事品牌塑造力度，注重发展长远效益。

（2）节事规模。区域性节事活动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形成规模效应。若活动规模过小，节事吸引力不足，则区域经济影响力就较小；若活动规模过大，城市资源承受力不足，反而会对城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需要控制节事规模，最大限度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3）活动内容。区域性节事活动内容形式是否多样、内容是否新颖，直接影响节事活动对其利益相关者如赞助商、观众的吸引力。因此，区域性节事活动在内容的选择上要采用多种形式，创新活动内容，多与城市旅游、经济等有利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项目相结合。

2.2 外部因素

（1）管理力度。区域性节事活动飞速发展，在各地城市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管理。管理力度弱、管理不到位直接影响区域性节事活动的顺利开展，导致活动预期效益无法实现，并有可能阻碍城市经济发展。因此，节事活动组织方应加强区域性节事活动管理力度，保证节事活动顺利开展。

（2）宣传力度。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在激烈竞争的今天，这类传统思想已被时代所摒弃。“酒香”固然重要，但若不注重市场宣传和扩大影响面，也发挥不了“酒香”的作用。“酒香”就好比区域性节事活动，需要加大宣传力度，运用正确的宣传方式才能让更多的观众知晓节事活动，提高区域性节事对观众的吸引力。

（3）竞争力度。随着会展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地城市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都认识到举办区域性节事活动的重要性，特别是能够给举办地带来诸多的积极效益，因此各地纷纷举办节事活动，呈现区域性节事活动众多，各区域性节事活动激烈竞争的现状。如何在众多的节事活动中脱颖而出，这就需要加大正当竞争力度，这样才能占据有利地位，才能更好的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3 区域性节事活动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区域性节事活动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国内大多数专家和学者在研究中，往往把重点放在节事对城市经济影响的积极作用方面，对消极作用的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则从区域性节事活动对城市经济影响的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同时进行阐述。

3.1 积极影响

（1）提高区域开放度和影响力。

区域性节事活动对举办城市的开放度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节事活动这个平台，展现举办城市各种资源、民俗风情、人文环境等，让更多的国内外人士了解、认识该城市。节事活动结束之后，参与观众会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信息传达给身边的人，实现“一传十，十传百”的宣传效果，从而举办城市的信息就会以“点到面”的效果迅速传播，进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对城市开放和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重庆（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为例，重庆市永川区紧抓精神文明建设、文明礼仪培训，提高了市民的综合素质，树立了良好的城市形象，使更多的国内外游客感受到永川的茶竹文化，城市面貌和人文精神。在该节事活动举办期间，吸引了包括来至美国、泰国、俄罗斯等国外30万人次游客，并邀请多国驻华大使及夫人参会，对重庆塑造内陆开放城市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2）实现区域资源的合理利用。

区域性节事活动以当地特有的各种资源为载体，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又构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举办节事活动就是合理利用举办地各种资源，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区域资源包括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各种资源所占比例不一，开发、运用存在很大区别，这需要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才能实现区域资源的合理利用。举办区域性节事活动涉及多种区域资源，需要对举办地各种资源进行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利用，才能打造出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区域性节事活动，从而促进城市经济良好发展。

（3）改善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

举办区域性节事活动，有助于当地政府发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短板，从而有针对性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城市交通、水电、绿化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以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为例，该市借助节事活动打造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品牌，推动全市森林资源保护和森林公园建设，如完成了景区索道改造升级、景区污水处理厂建设、景区游道提质、景区环保厕所改造升级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4）拉动区域内相关产业发展。

据专家估计，节事活动的产业带动系数为1.9，其长远效益巨大。举办区域性节事活动可以带动城市餐饮、住宿、旅游、娱乐、购物等产业的发展，众多与区域性节事活动主题相关的产业都可以在节事活动中获得经济收益。如青岛国际啤酒节，自1991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22届，形成了庞大的青岛啤酒产业，并促进了与啤酒相关的产业发展。啤酒产业是青岛的优势产业，青岛国际啤酒节是青岛倾力打造的加快啤酒产业发展，加速由“地方产业”向“国际产业”迈进的重要平台，国际啤酒节已成为拉动青岛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5）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

如今，区域合作已成为推进现代会展的重要内容和支撑，现代会展业已成为区域合作的实现载体和途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节事活动属于会展业范畴，聚集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商品流，有效促进区域间的文化、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重组，促进区域投资和贸易迅速增长，并以区域性节事经济合作为纽带，促进不同区域间展开全方位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3.2 消极影响

（1）淡季导致投资浪费。

节事举办期间，大量节事参与者拥入举办城市，会产生“蜂聚效应”，城市原有的配套设施和资源承载力无法满足超额参与者的需求。为保证节事活动的顺利开展，满足广大节事活动参与者的需求，举办城市大量兴建饭店、宾馆等相关旅游配套设施。此举在节事活动举办期间确实能够应对大批客流，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在节事活动结束之后或旅游淡季时，游客数量锐减，导致大量设施闲置，造成投资浪费，从而影响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

（2）基础设施压力增大。

举办节事活动有助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节事期间大量参与者涌入举办城市，旅游人数骤增，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和管理容量，增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导致基础设施出现磨损、变旧，甚至破坏的情况，增加了城市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从长远来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3）城市之间恶性竞争。

我国区域性节事活动“遍地开花”，雷同节事比比皆是。各举办城市都期望利用节事活动来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为实现这一目的，各举办城市互相攀比、恶性竞争、广批上马项目，大量资金盲目投入，导致节事举办成本加大，资金、资源浪费等情况，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恶性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甚至会严重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

4 结语

通过举办区域性节事活动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前一种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但是，对于举办城市而言，区域性节事活动不仅可能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有时还会导致消极的负面影响。因此，节事组织方应注意处理好区域性节事活动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尽量消除负面影响，实现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储祥银.会展与城市经济间关系研究：以北京为例[J].商业研究，2009，（9）：123125.

[2]周健华，朱雷雪.基于区域经济学视角的节事活动品牌塑造探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34）：202203.

[3]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管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4]卢晓.节事活动策划与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佚名.中国城市节庆活动的现状及发展[EB/OL].中国网，20070619.

篇5

关键词：经济重心；城市物流效率；中原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25 文献标识码：A

一、 问题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称为“第三利润源泉”的物流活动在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01到2010年，我国GDP实现了年均107%的增速，物流业增加值实现了年均148%的增长速度。北京、上海、郑州、武汉等全国和区域物流节点城市在土地、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不断加大对物流业的投入，努力提高城市物流效率，把城市物流水平做为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城市物流活动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城市集聚-扩散机制效应的大小，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变化又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城市是区域活动的核心，区域内各种经济力相互耦合与递进形成了区域经济重心这个相对均衡点，区域经济重心的演变是城市经济增长的一种空间指示。物流是要素实体在城市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转移的活动。城市物流效率是分析城市物流活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分析城市物流效率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作业成本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现有的关于城市物流效率的分析主要是运用相关的分析方法，设定投入和产出指标，分析物流活动效率。将重心的概念引入经济研究领域最早始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沃克用重心的研究方法分析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此后这一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人口、产业、投资、环境污染等诸多领域，用来分析经济重心、产业重心和人口重心轨迹的变化关系。已有的城市物流效率的研究只是分析城市物流效率的高低，没有将物流活动与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城市物流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传递路径。已有的关于经济重心的研究，重点分析经济重心和其他产业重心轨迹的重叠或背离，简单地从宏观经济方面解释重心移动的方向和距离。查阅已有文献，发现以城市物流效率和经济重心为视角，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变动关系，解释物流活动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尚属空白。

本文关注的是要素空间转移活动的效率与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大规模投入中，城市物流效率是否提高；城市物流效率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何种影响；城市物流效率中的哪些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密切。本文试图以城市物流活动为切入点，为城市和区域的互动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 研究方法

（一）城市物流效率的测度方法

篇6

关键词：经济联系隶属度 经济联系总量 引力模型

研究范围与方法

（一）京津冀城市圈经济发展概况

京津冀城市圈以北京和天津作为两个经济增长中心，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和唐山八座城市，打造“8+2”模式。2004 年11月，正式启动编制京津冀城市圈区域规划，这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各城市发展整合带来了机遇和挑战。2007-2011年京津冀城市圈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逐年递增，但北京和天津远快于其他城市的发展，城市圈中河北省的八个城市，只有唐山和石家庄在绝对量上发展势头快于其他城市（见图1）。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乔旭宁、杨德刚、毛汉英，2007；欧向军、顾晓波、李陈，2010；郑良海、邓晓兰、侯英，2009；周一星，1998；孟祥林，2009），研究北京、天津对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特征。

（二）京津冀城市圈经济联系强度测度方法

运用牛顿万有引力公式，研究城市空间结构得到普遍应用，许多学者在其最初形式上进行不断修正（乔旭宁、杨德刚、毛汉英，2007；欧向军、顾晓波、李陈，2010），在指标的选取上也不断修订。衡量城市发展的综合实力可以选取地区生产总值（GDP）、城市非农业人口、专业技术人员、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进行测量，本文选取城市人口数量、城市面积和GDP三个方面来分析。构建都市圈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如下：

（1）

在公式1和公式2中，Eij代表经济联系强度，Pi、Pj代表城市人口，Gi、Gj代表地区生产总值（GDP），Dij代表两城市间交通道路最短距离。

衡量区域内较低一级城市对其周围高级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程度（郑良海、邓晓兰、侯英，2009），即该指标能反映各城市接受中心城市辐射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2）

公式2中，n代表接受城市圈中心城市辐射的城市个数。

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测算每个地区与其它所有地区的经济联系量之和，即为该地区的对外经济联系总量，表达式为：

（3）

式中：Ei为i地区的对外经济联系总量，反映该地区对其他地区经济联系强弱的疏密程度。

数据来源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

鉴于京津冀城市圈中北京和天津作为两增长极、河北少数地区已承接了北京、天津的个别产业，同时查询数据时一些年份人口统计里无非农业人口数据，为了计算口径的统一，文中选取全市人口（万人）、全市GDP（亿元）去代表城市发展的规模，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年鉴》（2012），两城市的最短交通距离（公里）采用两城市间实际货物运输公路实际距离代替，数据来源于物流中国网。

（二）京津冀城市圈联系强度测算

根据前文所述方法、指标，查询《中国城市年鉴》（2012），选取截面数据，计算京津冀城市圈经济联系强度值，即城市经济联系量，并且对城市间经济联系隶属度也进行测算，计算结果见表1。

京津冀城市圈协议打造“8+2”经济模式，北京和天津就是“8+2”中两个经济增长极。通过表1可见，从绝对联系度上看，北京对廊坊的绝对联系量最大（1211.14），对天津的绝对联系度次之（803.25），对秦皇岛的绝对联系程度最低（29.76），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1181.38，最大值是最小值的40.37倍；从经济隶属度上看，北京―廊坊经济联系隶属度高达40%，说明廊坊市接受北京辐射的强度最大，廊坊在接受京津冀城市圈中经济增长极的辐射效应方面占绝对优势，因此，北京―廊坊目前是京津冀城市圈中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通过表1还能看出，北京在发挥涓滴效应时，其辐射效应大小依次为廊坊、天津、保定、唐山、沧州、石家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

再从天津对其他城市联系强度考察，从天津与其他城市的绝对联系强度看，天津与北京的联系强度最大（803.25），其次是唐山（391.75），在京津冀城市圈中，天津对张家口的绝对联系强度最低（21.63），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781.62，最大值是最小值的36.5倍，相差值与天津对承德的绝对联系强度相当（23.35）；从经济隶属度上看，在接受天津的经济辐射时，其他城市接受到其辐射的大小依次为北京、唐山、沧州、廊坊、保定、石家庄、秦皇岛、承德、张家口，天津―北京的经济联系隶属度最大（36.54%），低于北京对廊坊的经济隶属度（40.12%）（见表1），因此，天津―北京目前是京津冀城市圈中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

另外，当把作为京津冀城市圈经济增长极的北京和天津分别对其他各城市的辐射作用的大小进行横向比较时，不难发现北京对该城市圈内其他地区经济联系强弱的疏密程度较天津大，北京（Ei=3018.46），大于天津（Ei=2166.86），由于均值极易受极端值的影响，在此，可从北京和天津分别对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的标准差与变异系数去辨别城市圈内其他城市能够接受到这两个经济增长极的辐射差异，通过表2可见，天津对其他城市辐射作用相对北京均匀。

周一星（1998）指出城市的实体地域会沿着它的对外联系方向延伸，会偏重于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发展；城市沿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发展的基本原则是最小努力原则。根据此理论，结合北京、天津两个经济增长极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看，如果按经济隶属度排序，按其他城市接受北京和天津的辐射力大小排序，可得出京津冀城市圈联系强度在空间格局上的特征为：以北京―廊坊―天津、天津―唐山、天津―沧州为联系轴线，呈顺时针旋转90度后的“Y”字形，以及以北京―廊坊―天津、天津―沧州、北京―保定为轴线的“门”字形（见图2）。此外，从经济联系隶属度还可以发现，从地理位置上偏离北京、天津的石家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在城市圈中接受到的辐射较小。文中的分析也证明了京津冀城市圈发展中形成了京津冀区域内向东南发展快于向西北方向发展的非均衡空间布局（孟祥林，2009）。

（三）北京、天津对京津冀城市圈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动态分析

选取2007-2011年数据，带入公式1、公式2和公式3，经计算发现从经济联系总量上看，2007-2011年北京和天津对其他城市的联系强度都在逐渐增强（见图3），但2009年出现拐点，这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全世界受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各城市的经济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联系绝对强度的大小。从图3，还可发现北京对外经济联系强弱的疏密程度小于天津，这说明，北京对京津冀城市圈内其他城市的联系强度弱于天津对其他城市的联系强度。

为了研究北京对其他城市经济联系隶属度和天津对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隶属度的动态与趋势，分别计算了各城市接受北京和天津2007-2011年的经济辐射的程度，即经济隶属度（见表3、表4和图4、图5）。

从表3可见，天津、廊坊两市接受北京的经济辐射较强，并且都在2009年出现了拐点，但特征则不同，天津在接受北京的经济辐射中2007-2011年呈“倒V”字型，而廊坊在此期间则呈现“V”字型，2009年后接受到的经济辐射甚至超过了天津（见图4）。天津在接受北京的经济辐射中于2009年达到高点后回落到2008年水平附近，而廊坊则相反，在2009年跌入29.86%的谷底，随后反弹到2007-2008年水平附近。

从表4发现其他城市在接受天津的经济辐射与北京呈现的特征有所不同，从数值上看，北京、唐山、沧州、廊坊接受天津的辐射较强，但呈现“倒V”字型、“一”字型和“V”字型（见图5），不过只有北京“高高在上”。

由此，可以发现四个特征：第一，北京和天津作为京津冀城市圈的两个经济增长极，综合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廊坊市相对其他城市而言接受到两个经济增长极辐射的力度更强，北京、天津与河北省其他几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较弱。第二，北京对天津的辐射小于天津对北京的辐射，结合图2、图3所示，北京对其他城市联系程度小于天津。第三，从发展的趋势看，廊坊接受到的辐射越来越强，其次是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越来越强，但缓于廊坊接受到辐射力度，这说明经济增长极正在发挥其“涓滴效应”。第四，城市圈内各城市接受北京、天津经济辐射大小与其距离北京、天津的实际交通距离有正相关关系。

测度结果简要分析

（一） 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区域经济联系

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区域经济联系通过图3和图4可见，天津对北京的辐射强于北京对天津的辐射，这一特征还得从北京的特殊地位分析。从行政划分角度看，北京拥有首都行政优势，天津拥有直辖市优势，两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政策优惠，因此，两个具有较强吸引力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吸纳到许多优质资源，使得城市发展的软、硬条件都优于河北省其他城市，进而在产业发展中优厚要素禀赋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

从北京与天津在发展过程中的产业联系方向与主要领域角度研究发现，北京的优势产业主要是第三产业，2011年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5%，其中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技术研究是重点发展的产业；天津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5153.88亿元，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相为40.9%，为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天津市不断改善投融资环境，截至2011年底，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40.9%，同时天津利用其港口优势，大力发展以国际物流为重点，区域物流和城市配送物流为支撑的高效运转的现代物流体系和现代金融。天津与北京在城市基础建设上具有相互吸引力，因此，二者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联系较为紧密。

（二）京、津与廊坊区域经济联系

从前文的分析可见，河北省8个城市中廊坊市是发展的比较快的一个城市，也是接受到北京和天津辐射最强的城市。廊坊因其区位优势明显，位于京津两大国际都市之间，平均距离北京、天津不到60公里，素有“连京津之廊、环渤海之坊”美誉。而今随着动车和高铁的开通，从北京南站乘坐动车到廊坊站，只需要21分钟；而由天津南到廊坊，最快只要18分钟。河北省政府在京津冀城市圈及打造环首都经济圈框架下，也提出了打造河北省环京津增长极的发展战略，即将素有京津冀走廊之称的廊坊作为战略的突破口，因此政策的倾斜与距离北京、天津较近的地理优势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也为廊坊承接北京、天津的产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廊坊在发展过程中当然也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北京、天津的辐射，还主动改善融资环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北京、天津甚至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向廊坊转移。廊坊的固安县、大厂县、三河市等地在承接京津产业、布局高端产业、产城一体、产城融合发展等方面，已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已形成各种产业园区，目前，廊坊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城郊都市型农业，成为京津冀城市圈中最活跃的经济地带，截至2013年4月，廊坊市充分发挥京津走廊的区位优势，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利用科技孵化器、通过产业政策支持等手段，推动开发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相继吸引25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

（三）京、津对其他城市经济联系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知，河北省只有廊坊、唐山、沧州、保定这几个城市与北京、天津的经济联系强度高一些，当我们从地理空间位置去分析时，不难得出结论，廊坊、唐山、沧州、保定这几个城市距离北京、天津较近，这说明地理位置与经济联系强度有较高的相关关系，但各城市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基础建设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京津冀城市圈协议下，北京的定位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天津重点发展港口产业，河北省主要为北京、天津地区服务，并且根据城市圈驱动机理，北京、天津、河北应该形成良性互动，但现状是各种产业发展快，产业定位高，但河北省相对偏低，形成产业“悬崖”。一方面，北京、天津转移到河北的产业相当少，即使有一部分产业到河北，也是在面临着巨大的环境、资源等压力的情况下转移的，同时往往转移到河北的产业都是低技术、高污染的产业。在配套产业发展中，河北也并未真正发挥“京津产业发展后花园”的功能，京津的汽车产业比较发达，但汽车的零部件80%左右都来自于京津冀城市圈之外的地区。当然，从河北自身的硬性条件来讲，河北承接京津产业的能力较弱，城镇化率低、城镇规模小、城镇基础条件差等致使其主动吸引京津产业转移的能力相当弱。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北京、天津对京津冀城市圈内其他城市的联系程度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综合程度来看，廊坊是河北省八个城市中最强的一个城市，北京对廊坊的经济隶属度达40%，然后是沧州、唐山；第二，从中心城市的辐射程度的差异来讲，天津比北京好，天津对各城市经济辐射的差异小于北京；第三，从动态联系程度看，美国金融危机后，廊坊接受北京与天津的经济辐射在逐年递增，而其他城市始终较为缓慢。究其原因，不仅有各城市自身发展与资源禀赋的原因，还有政府博弈的原因。但无论哪一个城市，根据城市圈驱动机理、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城市群理论等，京津冀城市圈各城市在初期可以优先为两个经济增长极服务，但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经济增长极需要发挥其涓滴效应，将部分产业、技术、人才转移至周边地区，分工协作，共生共赢。可由于北京的首都优势以及天津的直辖市优势，形成了京津与河北省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势差，京津与河北省在城市发展政策、吸纳人才和其他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在京津的所有周边省份中河北省受京津的影响最大，所以需要综合考虑京津冀的行政区划，鉴于河北省呈南北条状分布，各地区受到京津的影响程度有差别可以对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做出重新设计考虑。

参考文献：

1.乔旭宁，杨德刚，毛汉英等.基于经济联系强度的乌鲁木齐都市圈空间结构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07，26（6）

2.欧向军，顾晓波，李陈等.基于经济联系强度的徐州都市圈空间重组分形研究[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2）

3.郑良海，邓晓兰，侯英.给予引力模型的关中城市间联系的测度分析[J].地理科学发展，2009（2）

篇7

中心城市是内蒙古加快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中期由工业化拉动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过程中，中心城市是城市化的主导力量。在中心城市的带动下，派生出以中心城市为主的大都市区、城市带（圈）的结构体系，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对经济社会能量的集聚力。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的方向，也往往是以中心城市为主。

加快内蒙古经济发展，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必须把非均衡的发展作为基本战略，构筑若干发展极。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先进，交通便利，信息畅通,文化发达，人才资源丰富,人口聚集，市场容量大,产业发育较快，有利于分工协作，因此，把中心城市作为最重要和最现实的区域发展极是最为合理的。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当前，内蒙古县域经济以农牧业经济形态为主，92%的旗县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背景下，必须善于借助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走上快速和跨跃式发展的道路。

内蒙古中心城市需要加快发展

总的来看，内蒙古中心城市应当具有的集聚扩散效应不强，在全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与带动作用不够明显。其主要表现在：

经济总量小，经济实力弱。作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龙头，包头市2003年GDP（不包括市辖县，下同）仅为450.19亿元，仅及广州的13％，深圳的15.7％。作为省会城市，呼和浩特市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为21.37亿元，只为深圳的7.3%，广州的7.7％。由于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小，实力弱，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都比较有限。

区域性中心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东西部按照年底非农业人口（不包括市辖县）划分，目前内蒙古22个设市城市中，特大城市只有1个（包头市），大城市2个（呼和浩特市、赤峰市），中等城市4个，大中城市数量只占城市总数的26％。

城市体制僵化，机制不灵活，缺乏强有力的内在发展动力。机制上受传统计划经济束缚严重，已无法适应当前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新形势。因此，进一步解决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中心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强。根据国内有关专家的研究测算，目前两大主要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均低于全国200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水平，其中呼和浩特城市综合竞争力位居第74位，包头位居第100位。东部重要城市赤峰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只排到150位。

以上情况表明，目前内蒙古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经济，由此抑制了中心城市经济效益的提高，也使其难以发挥应有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因此，现阶段应把发展中心城市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首要环节，努力构筑经济强劲增长的载体。

内蒙古中心城市发展的思路和措施

未来内蒙古城市化发展要选择发展基础好、潜力大、条件好的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率先突破，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构筑若干经济区，进而带动全区整体经济发展。从全区整体发展的角度看，无论从现有基础还是辐射能力来考虑，首先要进一步突出包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三个中心城市的发展，进一步构筑带动自治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金三角”，成为自治区“走进前列”的主要支点。其次，应努力增强赤峰、通辽市的竞争力，发展成为自治区级中心城市，成为自治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特别是要努力把赤峰做大做强，使之成为我区东部地区的核心城市。同时，也要研究其它中等城市的发展，发展特色经济，逐步增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

加强中心城市的规划。要增强发展中心城市的战略意识，宏观指导更加明确，工作重点更加突出，机制更加灵活。制订中心城市发展重点专项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增强规划对新区开发、旧城改造、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公共建设的指导和控制。引进国内外高资质高水平的规划设计队伍，引入竞争机制，高起点、高标准编制中心城市的详细规划和专业规划。结合壮大中心城市，规划一批大型项目，并配套相应政策，促进项目开发。

把中心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交通、通讯、能源等方面进行超前建设，促进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增长极。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加快中心城市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竞争力。中心城市主导产业的发展，要为增强中心城市竞争力服务，为提高带动辐射能力服务，为吸纳农牧区剩余劳动力服务。要因地制宜，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类型。如：呼和浩特市应充分利用科技、教育、人才优势和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以外向型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密集型第三产业、旅游业为主导的产业，扩张城市经济实力和人口容纳水平，建设成为具有较强跨省竞争力的现代化城市，进一步强化在全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金融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包头市是我区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之一，科技实力强、产业基础雄厚，要突出发展对国民经济带动能力强的稀土科研生产、冶金、工业、机制工业，突出城市功能扩张，成为全区开放度最高、市场发育最全、辐射带动能力最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地区。赤峰市是内蒙古东部重要的工业和农牧业基地，要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重点做大做强农畜产品加工业和加大能源矿产开发，以特色主导产业带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用产业支撑城市加快发展，把赤峰市建成百万以上人口的中心城市。

努力提高城市间的横向联合效率。在区域上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地带”，系统地发挥出城市化区域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农村牧区人口，带动农牧区经济改造和升级。重点在全区推进形成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为中心的城市群，以赤峰、通辽为中心的城市群和以海拉尔、满洲里为中心的城市群。

篇8

【关键词】 城市圈 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 转化 区域发展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利益主体，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大战”），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营的三个阶段。

参考已建立的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区域精进联合体，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分工和合作，发挥“1+1>2”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圈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创。城市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团式发展战略在不同层级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推广城市经济圈理论的。虽然对城市经济圈的概念颇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经济圈定义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其有经济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城镇，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

与城市圈有关的名称还有很多，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不过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但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带的一个概念。从空间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块状分布，一般只有一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带则呈带状分布，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带则主要是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现象，使两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轴线，通过扩散作用形成都市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带都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带是由城市圈发展而来。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的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的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围次级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该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自然地理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圈（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城市圈发展中行政区划引发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的行政区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因其过渡性质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阻碍了跨省都市圈的发展。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紊乱。

在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六大经济区”的概念，80年代也曾划分过经济区。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以省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区大多跨省，因此这个思路很难贯彻下去。之后，国家改从产业方面制定发展计划，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协调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和从前同样的行政分割的问题。地区间的疆界仍然无法逾越，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而发展速度则是衡量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便采用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干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等等，隔断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以保护本地市场与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行政区分割现象表现得十分严重，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行政区经济进一步强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态势是我们必须阻止的，因为这非但不是在进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从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城市本来就具有扩张性，行政区经济理应向经济区经济发展。新区位理论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研究成果，从交易成本的观点对企业的生产组织进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斯科特（1988）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采取组织和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即向外扩散的趋向。但组织与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质的条件下，企业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围内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这些区域和城市，而这些地区的工厂不断地从市区迁往郊区，它们都是在寻求空间上的分离或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分离的最佳生产方式，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费用、联系费用的增加，这种分离的组织方式在空间上不可能离得太远，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围内集聚。可见，正是在这种分散与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渐形成连绵城市向腹地扩张，即形成城市群。从中不难发现，跨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之间存在不小的冲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自然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过程。城市群是一个集合体，是多层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从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发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发展必然导致跨行政区现象的出现，与行政区划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跨界的区域性需求项目也随之增多。我国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虑和解决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很少考虑提供跨界需求服务。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开发、发展政策，使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加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一些区域通基础设施和工程因缺乏统一协调而进展缓慢，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

除区域发展理论上城市发展跨界的特点之外，城市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企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市场运行的主流将是经济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城市行政区的直接经济职能将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难对地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和封锁。随着我国全面加入WTO以及许多跨国公司的入驻，大都市圈地区的市场肯定是一个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统一区域市场，市场和企业的跨界扩张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网络化程度日趋明显，相互依存度强化。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适合这开放、自由环境的决策。从实践规律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三大区域快速发展更加验证这一点：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区际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大趋势。在这合作大势之中逐步显现出一条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三、城市圈整合发展的新思路

针对中国跨省都市圈内部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行政区划的大一统来考虑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问题，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统一的行政区划”――“上海省”、“特别经济区”、“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大上海行政区”等观点。这种随意变动现有省区边界的区划调整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当今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行政区划的兼并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刚性整合，减少区域内耗，但当前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市场法制体系不甚健全、区域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格局下，各级省市政府实际上依然占据着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应有的区际经济联系。所以说，在跨省都市圈范围内，大一统的行政区兼并，虽然是一种空间整合的刚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

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与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内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市民社会的转型，切实转变省市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回归其政权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积极借鉴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经验，通过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规划、公共参与等综合制度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体，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变“计划”为“规划”。“复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颇具价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角度，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近年来给予了许多关注与支持。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发改委职能也从以往的审批为主，转变为目前的规划先行。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十余个区域振兴规划，超出之前4年的总和。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专家认为，“计划”改“规划”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因为后者不仅更加重视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治，也强调了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职能从审批到规划的转变。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一系列区域规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该人士还指出，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但今后还会继续“通过规划和政策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整体为重，注重区域分工。政府应着眼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以“零合”和“竞争”为基础的区域竞争思想，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理念；把产业发展、城市体系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的规划。一要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从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另外，政府应当将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在第三和第四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和对外联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如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东海岸城市圈和英国大城市圈中心的纽约、东京、伦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产业则不够发达，不但不能与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还落后于自身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只有香港才具备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所以，中国上述大城市圈中心应该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第四产业。

2、强化跨省区域治理，建立专门机构与体系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者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制度创新，树立“区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区域治理体系”，才是真正推动“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

多个行政区之间自觉的区域一体化，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调、多个相关地方政府的参与，需要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决策与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市场为不同行政单元所分割的现实特征，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处理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区际冲突和相关问题，并通过这种协调管理机构寻求一种每个地区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地区间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城市群。该城市群由伦敦大城市经济圈、伯明翰城市经济圈、利物浦城市经济圈、曼彻斯特城市经济圈、利兹城市经济圈所组成，英国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此，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又是这一巨大城市群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1964年，英国创建了“大伦敦议会”，专门负责大伦敦城市群的管理与发展问题。1980年初期随着大伦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议会的废除，几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准或赞助的区域规划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没有协调性的管理。依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实际是通过当时的环境部承担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职能。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公共政策领域提倡依靠市场规律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战略性，结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项目规划无法实施，投资无法加以协调，环境无法得以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势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伦敦地区又先后引入了战略规划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维持整个城市群战略规划的一致和协调。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机构与体制对区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非官方的合作组织

根据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大都市圈内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谦逊、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诸多非政府组织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门。它们与当地城市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部门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快各种行政化非政府组织的脱钩和改制，让其回归为真正的自治民间组织；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统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发展规划，逐步组建和完善覆盖跨省都市圈范围的大型跨界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联合商会、跨省都市圈主要行业协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服务中心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领导之间已经建立了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共同处理产业协调、基础设施、环保等重大问题；长江三角洲所有成员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活动；所有成员城市自愿组建了联合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重大事项的相互协调；许多非政府组织，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中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合作论坛（浙江大学）等均已经成立，并且成为向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施加社会影响的重要组织。

4、为城市圈发展创造契机

除去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或者说契机也可以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在大都市圈内积极开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项目，能使区域中的各个城市变被动型合作为主动型合作。例如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设、长江河道统一整治、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已经给江浙沪三省市带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带动了各省市相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支持，这是目前解决我国大都市圈行政区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世博会的举办都能推动以举办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而最终形成的，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带造就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辉煌；英国伦敦世博会促成了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沿泰晤士河扩展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的产生；芝加哥世博会紧密联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托莱多的玻璃工业。“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筹备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上海在优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发展微电子、装备制造、会展、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长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术、资金等诸多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商机溢出效应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加速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不仅仅是旅游，在展馆工程建设、世博礼品生产等等世博衍生的领域，这种各城市“共荣”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浙江嘉兴多个企业中标世博会定点生产合同，并成为世博会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之一；江苏南通市的建筑企业一举包揽了英国馆、爱尔兰馆、中国航空馆等场馆的建设等。可以预见，世博会这块“大蛋糕”将为长三角经济科学整合创造更多增量。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推进器，为地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共办、共享，世博带给长三角区域的不仅是发展的“量”的提升，更有发展的“质”的突破。

四、结语

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能否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国内也需要十分重视、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发展是必须以摒弃陈旧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成熟的经济区经济为前提的。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城市圈的全面、优质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分工协作，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调整政府角色，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方向发展。只有有效地实施这些改变方案，才能为实现城市圈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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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区位；主导产业；潜导产业；支柱产业；区域联合发展

一、引论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

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经济落后地区在发展初期建立的产业一般是进一步发展经济所需的消费品、原材料工业。由国外投资兴建的产业在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初期会极大推动当地发展。但是，投资动机往往是自身利益，它们常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

随着经济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汇率及地价、工资等要素价格会提高。当其达到一定程度时，原主导产业会变得没有竞争力而萎缩，转移至更便宜的地区；效益更高的产业会出现，成为新主导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随着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将不断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培育劳动生产率、效益更高的潜导产业是关键。若这个过程中产业结构没有适时升级，产业空心化现象会出现，经济发展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主导产业的更替有内在规律。从产业层次看，依次是第一、二、三产业；从内容看，依次是原材料工业，组装、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从性质上看，呈重工业化趋势；从加工程度来看，呈高加工度化趋势。

（二）经济规律对金华市经济发展的启示

金华区域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遵从以上的经济规律是必然的。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优势选择主导产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积极培育潜导产业，使主导产业更替顺利进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二、对金华市区域经济的宏观分析

（一）区位分析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中西部，与长三角经济区毗邻，近温州市。当前，长三角及温州市处于工业化后期的转轨时期（上海已进入后工业化），以先进制造业及服务业为重点，向周边地区加速产业梯度转移。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因此，金华市发展有机遇也有挑战。根据胡佛的总结，一个区位的相对优劣主要取决于四类区位因素：地区性投入、地区性需求、输入投入和外部需求。下面就这四点分析金华市区位。

1、地区性投入。金华市及浙江省资源匮乏。矿产资源缺乏，以非金属矿产为主；水资源较丰富；土地资源相对少，为丘陵盆地。基础设施较完善；医疗水平总体不高，地区、城乡差异大；教育体系完善，技术资源较充裕，但职业教育相对落后。

2、地区性需求。现有加工业对不易转移资源需求较大。其次，对基础设施、医疗设施需求大。再次，随经济发展对第三产业尤其是技术、人才需求越来越大。

3、输入投入。交通便利，加上临近省份资源丰富，可转移投入供应较丰富。同时，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地理位置吸引大量资本、技术、劳动力；但劳动力以低层次居多。

4、外部需求。由于金华市与周边地区形成了产业梯度结构，临近省份、省内及市内对可转移产出需求大；加上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好，国外对部分产业产品的需求仍较大。

因此，总体来讲，金华市的区位利益较好。

（二）三次产业结构分析及经济发展水平定位

2006年，金华市人均GDP27108元，为同期宁波市的52.7%。三次产业已形成较完善的产业体系。GDP按三次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占5.5%，为历史最低，形成层次较高的农业体系；第二产业占53.9%，产值在2003年开始回涨；第三产业占40.6%，逐年上升；但发展不足，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不强。从以上指标判断，金华市处于工业化阶段。

从工业产业结构看，各种技术密集型产业出现并迅速发展。由此判断，金华市工业已进入技术密集化阶段，重工业化、加工化程度提高，处于工业化后期初期阶段。

（三）区域产业结构总体评价

产业之间协调性较好，主导产业关联效应大，结构性效益较好，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产业规模不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尤其市区经济规模小，规模、集聚效应不大，经济辐射力小。

区域经济水平较高，非国有经济活跃。但人才大量被吸引至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相当缺乏。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发展比较困难，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不佳。

三、对金华市区域经济的微观分析

总体上，工业产业结构2006年同2005年相比产值前15位的产业未变，仅顺序有变。在对产业从产业性质、效益和增速三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下列结论：

（一）主导产业

主导产业按轻重工业划分为两类，六个产业：

1、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这两个产业为轻工业中的主导产业，产值大，分列第七、第八，效益高，与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等产业关联大；能有效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并相互促进。从长远看，不断提升产品层次，重视品牌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附加值，是它们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加上义乌现有的集聚、规模优势，相信这两个产业会有很好发展。

2、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均为加工度高、技术密集、效益高的产业。近几年尤其是2006年前三个产业发展速度和产值增长很快。通用设备制造业总体产值虽减少了，但市区、兰溪、武义都有增长，且它为装备制造业，为其他部门提供设备，因此也是主导产业。以上主导产业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产业的关联度大，可带动这些产业发展。同时，关联产业规模大，能有效支持主导产业发展。两者的集聚发展可降低生产成本。

（二）潜导产业

1、医药制造业。技术密集型产业，效益高；关联效应较大，发展较快。但目前对经济推动作用还不大。同时，医药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因而发展前景好，故列为潜导产业。

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为信息产业部门，技术密集型产业，效益高。关联效应大，有本地高校技术资源支撑，发展很快；同时，它可提高产业信息化水平。虽然现在产值还不大，但很快会成为主导产业之一。

（三）支柱产业

1、纺织业。金华市纺织业产值第一，主要是国际、区际贸易及区内需求拉动。该产业特点是所需资金少、技术要求不高，单位效益不高。需求主要是要素低成本驱动。而随着人民币升值、工资、地价提高后，产业优势会减弱。所以当前时期，将纺织业定位为支柱产业。

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该产业产值大、增速较快，与一系列下游产业关联大。原料供应虽省内资源缺乏，但临近安徽、江西的金属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故可输入投入大，成本低。但属于原材料产业，层次低，故定位为支柱产业。

（四）优势产业

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为原材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依托当地资源优势）产业层次低，为原材料工业；同时，其产值较大，发展较快，有一定优势，故定位为优势产业。

四、对金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探讨

（一）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提高其支撑作用

第三产业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好坏。虽然当前金华市的第三产业体系较完善，但层次较低，对经济支撑作用不大。因此，要加快第三产业建设。大力发展商业服务业，为产品流通提供更好的商业环境；发展金融业，为资金流通和利用提供金融渠道；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各类人才；发展生活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增大城市吸引力。

（二）扩大市区经济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尤其第三产业中心

目前，市区经济中心地位不强：产业规模偏小，第三产业发展不够。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应从三方面来提高经济辐射力：在现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加大投资，着力发展主导产业，增强竞争力。扩大产业规模，实现经济规模、集聚效应，提高经济凝聚和辐射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信息传输业、金融业、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使之成为金华地区的第三产业中心。

（三）实行区域联合发展

从产业地理分布看，各地产业存在一定互补性。但在对2005、2006年各地工业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工业呈现出空间上的聚集趋势。大体上分为三个相对集中的区域。

1、市区-兰溪统一发展体。两市产业结构都向高层次、重工业化发展；产业结构大体相同，尤其是地区主导产业发展趋同；同时，两市地理上接近，资源相似度大。但市区各产业比重大，兰溪受市区工业经济及第三产业的辐射大。因而，可考虑以市区为主体，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加快向两地结合部的产业梯度转移，推进该地区城镇化；提高两者间通达性，加速各类要素流动和经济活动，尤其要发挥市区科技资源优势，以实现产业规模、互补发展，成为较大的技术密集型经济体。

2、东阳-义乌-浦江统一发展体。产业结构上，义乌和浦江相似度较高，与东阳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大。其中，义乌经济最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最好。故可将三者形成以义乌为中心的区域统一体，并分为义乌-浦江经济体和义乌-东阳经济体。（1）义乌-浦江区域经济体。浦江与义乌工业产业结构相似度很高。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均为两地主导产业，2006年产业总值占全市同业比分别为81%和60%。同时，主导产业的关联产业发展较好，原料支撑也很好；纺织业产值占全市66%，其中义乌占48%。两者地理位置近，义乌对浦江的影响力最大，带动其相关产业发展。因此，可将两者发展统一起来。也可以两者城乡结合部为切入点。加快产业梯度转移和工业发展，优先推进该地区的城镇化；加速各类要素流动，以实现主导产业规模发展，成为区域最大的轻工业经济体。同时，浦江应继续发展与义乌互补的产业群，以支持经济健康发展。（2）义乌-东阳区域经济体。两者工业结构大致成互补型，主导产业不同：义乌为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东阳为医药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和产业互补性，两地可实现产业分工，互通有无。加快两地结合部的城镇化建设，增加经济往来；将两者更大区域的市场统一起来，形成自身优势产业更大的需求市场，使产业获得规模发展和集聚效益。

3、武义-永康统一发展体。两者地理位置接近，资源类似，尤其是家具业：两地产值总和占全市同业比高达77%，且发展很快，是这两个地区的支柱产业。两地工业均为重工业结构，主导产业及关联产业群高度一致；非主导产业存在互补性。但经济总量永康有绝对优势，对武义影响大。综上，可将两地发展成区域经济统一体。加大两地之间的经济活动，要素流通，统一产业群发展；相似度大的产业可发展成产业集群，发挥规模和集聚优势，如家具业、金属制品业，以成为全市重要的家具业和金属类产业基地。

（四）以当地资源优势带动磐安经济

磐安县以中低山为主，交通不便。地理特点决定了其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工业。农业发达，2006年农业产值占本地总产值高达16%。同时，境内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开发前景广阔。可以在当地优势资源基础上，以效益农业和旅游业两个产业群为中心发展磐安经济：发展加工配套工业和第三产业，以建立完善、高层次的农业、旅游产业体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具体来说，农业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产业链，提高加工度和附加值。实现规模、品牌经营，形成有影响力的农业品牌，成为区域重要的农产品加工基地。旅游业上，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完善境内及旅游区旅游设施；增大宣传力度，提高景区知名度；发展旅游服务业，形成完善的旅游产业，成为区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旅游地。

参考文献：

1、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崔功豪.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篇10

【关键词】地方政府 长三角经济圈 成渝经济区；建议

一、府际关系

府际关系包括纵向政府间关系即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横向政府间关系。这里的横向政府间关系一般指一个国家内部地域相邻、级别相等的不同地方行政区域政府间关系。政府间关系包括权力关系、财政关系和公共行政关系。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主要体现为纵向的政府间关系， 而公共行政关系不仅存在于纵向政府之间，也存在于横向政府之间。成渝经济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横向政府间关系， 这种关系主要是一种公共行政上的关系。横向政府间关系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 而是主要表现为治理区域公共事务上的协调、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二、长三角经济圈区域合作的特点

（一）地方政府联合推进，形成多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

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联合推进的区域协调机制已经形成。这一协调机制主要采取领导定期会晤制度的形式，也代表着三个层面地方政府的区域合作。

（二）区域共同市场初步形成。

以上海的全国生产要素市场为核心，江浙的商品市场为两翼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推动了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

（三）地区产业分工已经初步形成。

以电子产业为例，上海周边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上海拥有较高水平的芯片设计、生产、封装、测试产业链，苏州拥有笔记本电脑、显示屏的产业链；无锡偏重通信和PC相关零部件的生产；宁波建立手机生产基地。

（四）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取得很大进展。

首先，围绕城市间的现代化交通网络建设，加快公路网基础设施一体化。其次，磁悬浮将使长三角形成1小时的交通圈，提高浙江与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交通出行效率。

三、建议

针对成渝经济区的情况，总体思路为两地合作优势互补的同时又良性竞争，提高成渝经济区整体生产效率。在借鉴长三角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做法如下：

（一）树立主观意愿。

川渝政府要真正转变观念谋求共赢而不是作秀，川渝两地都要有换位思考的意识，要多为对方考虑。川渝两地可以先在各自政区内拿出一些合作的实际行动，如重庆可在渝西、渝东北、渝中与成都去做几件共赢的事情。

（二）构建协调机制。

借鉴长三角的做法，将协调机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川渝两省市的书记、省（市）长共同组成决策层，负责川渝两地重大协调事务的决策；第二个层次，川渝两省市的副省（市）长共同组成管理层，负责贯彻决策精神，落实到各个相关职能部门执行；第三个层次是执行层，由川渝两地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组成，负责执行具体事务。这样的协调机制能更紧密地将川渝两地联结在一起，取得好的效果。再如，构建成渝经济区各城市主要领导联席会议制度，成立“都市联盟”，统一形式跨界职能。

（三）推进基础工作。

1.消除行政壁垒，完善监督与约束机制

在构建成渝经济区区域政府合作的进程中，两地政府间常会出现由于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高等问题的存在而产生的地方政府的自我消化，是被动发生或者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共同提供区域内公共物品的激励而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两地政府可以以制度性的合作规则来保证两地政府间所达成的共识或出台一些法律条款如地区关系法等来约束或保障成渝经济区地方政府间关系从而从制度上来促进各级地方政府间的合作。

2.实现政策对接

成渝经济区之间缺乏统一的政策，区域内部不同利益主体存在大量的冲突和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制度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从而严重制约成渝经济区的协同发展。川渝两地政府要清理和废除妨碍经济区建设的旧政策和制度，在户籍、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制度等方面加强协调，联手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和实施细则，从而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3.加强交通和环境建设

成渝经济区要提高综合交通系统开放程度，一方面要加快区内网状交通体系和点对点的快速通道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区对外交通通道的建设步伐，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对外开放。在环境方面，不能以牺牲对方的利益发展自己，比如四川沿江沿河部分处于重庆上游，必须要考虑到下游重庆的环境问题。再如，需要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需要适当抬高企业进入市场的生态门槛，控制环境污染转移。

（四）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区域优势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从渝蓉合作的大局出发，加强该区域内交通设施建设，缩短成都与重庆的空间时距，重点强化经济走廊沿线城市的发展，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效举措。另外，渝蓉发展轴线上的节点应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依托渝蓉、甘当配角、错位发展，积极参与渝蓉的产业分工、市场对接和城市功能互补，充分利用区位和交通优势，在错位发展中实现经济实力的壮大。

2.优化成渝城镇群发展，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首先，优化区域城镇空间布局，形成梯度集中的城镇发展模式。其次，强化城镇吸纳作用，转变城镇增长方式，促进城镇集约紧凑发展。此外，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力。

参考文献：

[1]陈瑞莲，张紧跟.试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J].中国行政管理，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