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意识形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少数民族意识形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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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包括家庭、宗教、生活环境对藏族大学生个人性格和信仰的塑造。客观因素包括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

1、主观因素

首先大学生处于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成长叛逆期，作为少数民族，在高校的学习生活中会遇到学习压力、生活习惯、情感困惑等各种问题。其次，由于成长环境和家庭影响，藏传佛教文化深植于藏族大学生的思想中，形成了藏族学生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主观因素，使藏族学生形成了自身特定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和接收模式。

2、客观因素

藏族大学生作为藏族同胞中的高素质群体，对社会环境、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等相对比较敏感和关注，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域的领导配置等，都会影响到藏族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自身的归属感。同时，科技的发达使具有现代化知识的藏族大学生掌握了更多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对外沟通渠道，一些负面的声音也会对藏族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产生干扰和负面影响。

二、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高校政治思想工作情况的调查和了解，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

1、政治思想和理论知识有待提高

藏族大学生由于语言和文化习惯的不同，部分藏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国家政治的关注度不够。表现为对国家政治机构、社会事件、政治体制改革等不够了解，思想中对西方国家宣传的人权与民主存在模糊的认识。其原因是政治理论学习和政治参与度不够，认为政治远离自己的生活，对政治学习的积极性低于文化课的学习，加之网络流传的负面信息，对藏族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造成困扰，影响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

2、对我区 政策的理解

我区的教育政策、 大学生分配情况等，是藏族学生非常关注的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团结精神。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在教育、经济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大力的扶持和政策倾斜。大学生初入社会，人生阅历较浅，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有时会缺少客观、理智的思考，政策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负面现象会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

3、对经济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

对于经济的认同可以影响意识形态的认同。藏族大学生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和权利意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会冲击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很多藏族大学生认为少数名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尽管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普遍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民族经济政策来扶持少数名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尽快缩小贫富地区之间的差距。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会导致人的挫败感和不如意，而这种消极的情绪会在少数民族团体中蔓延和相互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藏族大学生逐渐跳脱出先辈漠视物质的价值观，受到繁华物质世界的影响，关注自身利益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经济发展的认同严重影响到其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增强高校藏族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的有效途径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我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密切关注藏族学生的思想动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创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引导作用，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平等的民族交往政策，向学生介绍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扶持政策，结合实际，用具体的事例使学生了解国家（兄弟省市）对（西藏）的关心和援助。培养藏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明确西藏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的目标。培养藏族大学生科学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树立科学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正确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加强对藏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2、尊重藏族大学生的文化特性，加强藏汉主流文化教育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的相互尊重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藏族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是藏族大学生的骄傲。尊重藏族文化，将藏族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增强藏族大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高校中可以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藏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展演活动，通过多民族学生的共同参与，加强文化的融合与互通。同时，加强藏汉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鼓励藏族学生参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西藏高校文化氛围由藏汉文化共同构成，多元文化教育，可以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化碰撞，将藏文化的民族精神与汉族文化的精髓更好地融合，大学生通过对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彼此尊重与认同，最终将各民族优良的文化得以更好的融合与传承。

3、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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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少数民族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者来说，要想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好,首先取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认可与接受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有博爱的素养，真正在内心深处热爱各少数民族，尊重他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教育者也要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要做到“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同时，要拥有广泛和深厚的专业知识，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视野以及优良的人格品质。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而言，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最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个人素质是的“五观”素养：要认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少数民族的历史、民俗和文化传统；要充分把握和正确理解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上这些方面统称为的国家观、历史观、宗教观、文化观和民族观，“五观”教育是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标准和要求。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客体的特殊性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客体，这些客体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由于居住地和生活区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状况、风俗习惯，形成了他们较为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素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具有特殊性

长期的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为自尊与自卑同时并存，心理上存在过度自尊与自卑相叠加的状况。少数民族学生大多都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也就是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强烈，而且非常关注本民族的生活、发展、兴衰、荣辱、权利、得失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对民族问题较为敏感，思想情绪也较为外露。进入大学后的生活中，由于接触其它的民族，尤其是汉族，不可避免地要比较“民族”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民族意识也会愈发强烈。同时，少数民族大学生有心理相对封闭性的特征，因为长期受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的熏陶和影响，使得他们更容易与本民族同学交往，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排斥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同学，这种相对封闭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导致他们很难融入大学的集体生活。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性格和思维方式具有特殊性

熟练掌握本民族的语言，不容易正确理解和把握汉语，这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语言思维上特殊性的主要表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大部分来自我国的各个边远地区，那里相对较为闭塞，经济文化和教育环境与内地比有很大的差距。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离开家乡进入大学之前，与外界了解并不多，进入大学后，在面对专业知识学习的时候，需要很强的语言能力，共同的语言和心理素质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里既有好的方面，也存在陋习；由于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生长于辽阔的边疆地区从小就接触到了辽阔的草原和沙漠，铸就了他们淳朴忠厚、真诚勇敢、热情好客等独特的民族品格。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民族性格、特长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同时，与汉族学生相比，大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形象思维能力较强，而逻辑思维能力较弱；因此，在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媒介的特殊性

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手段即为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思想教育的媒介，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要求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上要从民族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

（一）教育内容上要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我国的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历史，各少数民族和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样为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后人所铭记。在我国的边疆地区至今还有30多个少数民族是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会受到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周边国家截然不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不断采取各种办法诸如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来破坏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千方百计分化和瓦解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所以，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重要内容。将爱国主义教育落实到维护国家统一的教育中，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保证他们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保持忠诚的情感，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保障作用。我国各少数民族因为长期受本民族地区社会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自的独特的民族风俗和文化习惯以及各自的语言，不同地域的民族之间通过了解和沟通,就会形成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证明，民族团结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心所向，是我国历史前进发展的主流方向，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大团结努力的结果。现如今，我国已经实现各少数民族共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平等互助、友好合作的关系。我们要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到：只有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国家才能强盛安定；国家分裂和民族内乱，国家必定会衰弱。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让少数民族大学生牢固树立各民族应该团结的思想意识,使这种民族团结的思想观念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要把民族团结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来抓。

（二）教育手段上要突出民族性、地区性特点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比较艰苦的自然条件，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因此，要发展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和实现现代化，这个重担不可避免地要落到一代又一代年轻的民族大学生身上，他们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要教育大学生立志于献身边疆事业，不畏艰难险阻，在建设本民族地区的事业中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唤起他们建设家乡、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他们培养成为热爱边疆、富民固边的建设者。要培养民族大学生的使命感就要将教育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相结合，通过对民族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活动和相应的实践活动，使他们亲身感受和体会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增强他们建设本民族地区发展的决心和自信心。除此之外，要根据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宝贵的民族财富，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应在高校文化建设活动中利用这一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加强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学习，为此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不断营造民族团结的氛围,使他们融入和体验到各民族大团结的家庭氛围,愈发增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这种教育工作方式可以消除思想道德教育的陌生感，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四、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环境的特殊性

思想道德教育的环境,是指与思想道德教育有关的、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的自然条件、生活水平、民族习惯、民族观念等方面都具有独特性,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环境存在特殊性。

（一）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滞后性从地理环境上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位于祖国的边疆地区，自然环境复杂，分散而居住,交通条件不便,信息相对比较闭塞和落后。尽管我国党和政府一直实行民族优惠

和特殊的照顾政策，但由于先天不利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经济上的贫穷与落后、教育文化建设匮乏和教育质量较差从根本上仍未得到改变。

（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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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地方课程

中图分类号：G7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5―0157―00

“公民”作为一个从西方传人的概念，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化进程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公民教育是泛指培养年轻一代建立一种自省、自律的公民责任的教育。其目的是提升公众参与民主过程的能力和意愿，使公民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决策者。并愿意以理性、沟通、妥协的方式形成共识，解决问题，促进社会的改革和健全发展。使个体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是民族国家对个体发展最基本的期望，也是教育最基本的目标。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由各种文化塑造出的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密切。他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方式进入共同生活。伴随这一过程，对抗性的矛盾也出现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以后，不同民族、种族的文化冲突、价值观冲突所引发的民族危机，促使各国进一步重视培养具有多元文化意识、能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相互尊重，和谐共存、共处，进而促进国家和谐发展的公民教育。意图通过公民教育帮助各民族人民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与他文化，学会理解和尊重他民族文化、培养文化共存意识以及与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的能力，成为多民族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重要性

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中，文化和人口占相对弱势的少数民族个体会因为社会环境的意识导向以及主体民族的意识和态度，形成不同的民族同一性。民族同一性主要包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关于本民族群体与主流社会文化以及其他民族关系的认识。教育家福特(Ford)提出了民族同一性有六种不同类型：自卑的民族意识、封闭的民族意识、民族同性的确立、双重的民族意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意识、全人类的民族意识。福特的研究着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并且发现，在绝大部分学校中，都存在其中五种类型的学生，第六种类型作为一种理想还不普遍存在。其中，自卑的民族意识和封闭的民族意识，往往会造成少数民族对于本文化的自卑体验，进而排斥、拒绝他民族文化。而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意识、全人类的民族意识则能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以及他民族文化，在多民族国家中能相互理解、适应和分享他民族的价值观、习俗，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责任感，形成国家凝聚力，并能形成积极的民族、国家和人类观念，具备在本民族文化和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文化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当前的国际全球化背景以及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正确认识、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并和其他各族人民和谐相处的公民。我国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地区，一些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如维、藏、蒙、回、哈萨克等集中居住和生活于此，受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道教等几大宗教影响较大。同时，西北地区是我国文化异质性程度较高的地区。一方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另一方面，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强的民族文化认同。再加上西北地区位居我国边疆，周边与多国为邻，许多少数民族同时还是跨境民族，民族宗教关系复杂。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各民族人民形成怎样的民族同一性对于不同民族关系的形成以及西北地区的稳定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极具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

个体的民族意识、民族同一性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家庭和教育条件下社会化的结果。之所以表现出某种类型的民族同一性，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原因，要改变或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民族同一性，对本民族文化和他民族文化形成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就必须改变这个民族所处的社会文化条件。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作为社会文化背景的一个方面，在帮助少数民族儿童建立良好的民族同一性中是有所作为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础教育作为普及性的国民教育，在培养未来社会公民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把培养合格的公民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目标或第一目标，得到学者们的共识。其中，万明钢教授指出，培养公民是一切教育目标表述的基础，也是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公民教育的目标一定要明确地包含在基础教育的目标中，公民教育的内容也一定要渗透在相关的课程之中。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课程实施分析

丛立新教授在《公民教育与小学社会科》一文中强调，学校教育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实施公民教育，而实施公民教育的最主要的载体就是社会科课程。世纪之交，我国开始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标第一次明确规定社会科是进行公民教育的课程，其目标是培养合格公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实施的主渠道也将通过社会科课程实现。然而由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公民教育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仅仅通过这一渠道还将难于有效达到目标。

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在社会文化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民族文化形式上的多样性，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同一性。这要求公民教育把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认识、理解、沟通作为重要任务，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形成积极的、开放宽容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同一性。

然而，笔者通过检视我国西北地区(新疆)公民教育课程实施，发现公民教育课程从多种文化角度进行阐述的内容极其有限。教材编订者缺乏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倾向于说教、且以“他者”的眼光看待解释文化现象，忽视对不同学生文化资源的利用。教材内容表述倾向于知识化，忽略了学生的知识基础。课堂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部分脱节。同时，受学校知识以及教师潜在文化观念影响，汉族学生不但在学习过程中不会主动的去了解他民族文化，相反，少数民族的学生也因缺乏体现民族文化的学校课程，对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疏离。由于本民族交际工具的缺失以及文化心理的影响，这样的教育形态下培养的学生面临着进入本民族文化群体以及他民族文化群体的双重困难，由此产生文化边缘、文化隔离现象。为此，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实施有必要正视这一现实问题，在实施层面进行积极探索。

面对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实施公民教育，国外多元文化公民教育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

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承认和包容多样化为主题的多元文化公民教育模式成为西方公民教育的主流取向。多元文化公民教育强调，承认、理解和尊重是现代公民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要求。文化之间的相互承认和尊重是多元文化公民教育理论的基础。基于这样的公民教育理念，多元文化取向的 公民教育在教育目标、内容、手段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要培养未来公民健全的人格特质，包括开放的自我，对待他人的宽容态度，与他人共享价值的能力，多元而不是一元的价值取向。在教育内容上，公民教育课程内容既要强调普适伦理，即一种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以人类基本道德生活、特别是有关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道德问题为基本主题而整合的伦理理念。同时，也要呈现多元的文化，使学生在公民认同上，既能达致共同的国家认同，也能理解独特的族群文化认同。在多元与一体之间保持张力。在教育权利上，要考虑到族群成员的差异性，给予族群特殊的权利保障，使族群不同的利益、文化经验、生活态度得到公开展示的机会。在教育手段上，公民教育课程既要积极改进传统的教育手段，又要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使教育形式多样化，能够更有效地展示文化的多样性，提高教育效果。

从国外关于公民教育的做法可以看出，多元文化背景中公民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排除文化差异，相反，是要肯定文化样性，把不同文化当成值得保存和延续的资源，帮助所有学生由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认识他人，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发展能够容忍差异、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能力。

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地方课程的提出

公民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单纯考虑普适性文化而忽略其他文化，无形中增加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认识本民族文化的困难。无法正确地认识本民族文化，形成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也就无法更好地认识他民族文化，进行文化间的共同交流与发展。教育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文明、延续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了解多元文化的主要途径。学校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要传递社会共同的文化和价值取向，而且也应该能够呈现多元的文化，把各种文化差异呈现出来，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尊重差异，善于处理矛盾、冲突的未来公民。根据我国著名学者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应该是“多元一体的教育”。这里的“一体”就是指中华民族几千年所形成的融合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它以汉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为主体，但不是唯一，它是中华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文化知识。这里的“多元”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知识都有可能进入国家课程之中，尤其是在各民族地区，应在课程中集中地、综合地反映出来。因此，在多种文化成分并存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面对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价值选择，公民教育课程既要注重课程的普适性，又要突出民族性、地方性。然而，面对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价值选择，以学生文化背景、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为起点，科学整合多元文化，合理构建既注重课程的民族性、多元文化性、地方性，又符合多元文化背景中独特教育需求的课程体系，仅强调国家课程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惟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课程开发主体与课程空间的扩展来实现。

新一轮课程改革试图建立“三级课程”管理体系，从国家课程政策层面强调分级负责，给地方、学校留有课程空间。目的是解决国家课程很难满足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学校、不同学生需要的现实。其中，地方课程是在国家课程基本精神指导下而进行的。其目的旨在满足不同地区发展、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要，更好地达到或实现国家课程所确定的目标。地方课程能紧密结合本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现状，充分利用本地的课程资源，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地方课程的提出，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课程兼顾普适性与差异性提供了平台。

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地方课程开发的思考

根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公民教育的任务以及地方课程的特点，如何用好课程改革赋予的课程平台，切实有效开发地方课程，实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目标，有许多需要探索的领域。诸如地方课程谁来开发、如何选择课程资源、以何种方式进入学校课程体系等若干问题都有待研究和思考。在笔者看来，在地方课程开发中至少应体现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课程开发主体的“本文化”性。

地方课程总是与地方知识相联。地方性知识指某一区域的人民或民族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包括以文字形式保存的地方文明和以非文字形式保持的地方民俗、习惯、信仰和思维方式。著名文化人类学者马林诺斯基曾经指出，理解地方文化必须借助“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因为文化即意识形态，自有其“语法”，“文化的语法”不仅仅是以语言、认知写成的，也是以神话、宗教、艺术、民俗乃至天文历法、丧葬典仪等文化文本和文化话语写成的。所以，为了制定出准确反映地方文化的公民教育地方课程，地方社会科课程只能由本土人，也就是由各民族地区的“本文化”人来开发，使课程开发者与课程消费者达成一致，避免“强势文化”现象出现。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受经济发展以及教育水平的限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能够对本土文化具有充分体验，并具有课程开发意识、能力的人还很少，因此，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教育地方课程的开发还须借助外在力量，如高校课程专家等。为了帮助“本地人”有效的开发地方公民教育课程，不仅需要学校和教师的积极参与，也需课程专家、学科专家、地方行政人员、教研人员、社区人士组成强有力的支持系统。

其次，课程资源选择的多样性。

课程资源是指富有教育价值的，能够转化为学校课程并服务于学校课程的各种条件的总称。作为课程资源的各种事物，除了可以直接转化为学校课程的课程资源，还包括能够为课程的实施提供良好条件的课程资源。

地方所具有的文化资源并非都以现成的、完好的资源状态等待着我们顺利将其纳入课程领域。这些文化资源未经教育学深加工，只能是“准资源”或“备选材料”，还不能直接走进地方课程。另外。课程容量的有限性与课程资源的丰富性也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纳入所有文化资源的课程是行不通的，这将导致课程负荷过重。因此，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课程要根据公民教育的总体要求和多元文化背景中社会发展、学生发展对教育的特殊要求以及地方课程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把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资源有机地融入课程。

另外，文化的体现既可以是物化的载体，也可以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融为一体，以传统、习俗的形式表现。因而，在公民教育地方课程资源的选择上，关注学生多样的生活，从不同民族学习者的经验出发，将学习的科学知识落在学生可能的建构范围内，并与学生的经验紧密结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不同文化背景学生带到教室里来的课程资源，对学生个人及他们身边各团体成员的一切细节深入了解，使这些文化资财转化为可用的资源。从学生生活中提取可利用资源，尤其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自己说”，给不同文化视角与观点“发声”的机会，引起学习者有意义的学习。

另外，革新主义的课程指出，教师、学生是具有内生性课程资源的开发主体和重要载体。课程资源利用不是一件产品，或一件事件的呈现，而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本身就 是最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这一资源的利用状况取决于教师的素质状况。他们对多元文化教育的态度，是影响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教师在实际的工作中可以通过洞察学生及周围的人与事，在不断与学生和社区的交互学习中实现自己的专业成长。

再次，地方课程教材内容的丰富性。

教材是课程内容的文本形式，它对于课程的实施具有指导和规划作用。地方教材，是以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和民族状况等材料为内容的教材。地方教材与国家教材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对教材内容的选择方面将充分反映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和民族状况等。

“地方课程、地方教材的提出就是为摆脱文化霸权的影响，针对主流文化资本的分配，反映多种文化，提出的一种呼唤和要求。”通过开发反映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特点的地方课程教材，将地区丰富的课程资源整合进教材之中，这对于国家教材会是很好的补充。将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语言、生活习惯、风俗等方面在教材中得以表现，对于民族学生正确全面地了解本民族文化，他民族学生了解别的族群的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需要注意的是，地方课程教材所要呈现的不仅仅是肤浅的、表面的文化内容，更不是对于民族文化知识的简单陈述，应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化内容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第四，课程形式的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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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语境；边疆民族电影；身份认同的塑造；市场困境；边疆稳定与团结

身份认同(Identity)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①。我国边疆民族电影（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政治、历史与生活题材的电影，简称边疆民族电影）以独特的少数民族语言、记忆、地域、习俗、服饰、景观等构筑一个指认性的身份场景，界定自我、区别他者。但是，在当前主流文化的影视传媒强势化语境中，边疆民族电影中民族身份指认越来越处于剧烈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摩擦中，出现身份模糊、认同焦虑。边疆民族电影不得不游离于表现民族文化、大众文化的夹缝中，在商业、政治、艺术多重权力纠葛中艰难徘徊，身份认同日趋分裂、多元。当代边疆民族电影呼唤民族身份的塑造与认同，身份认同对于解决边疆民族电影的市场困境、发展民族文化、巩固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团结有重大意义。

一、 边疆民族电影身份认同的塑造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除了电影所属的共性（观赏性、娱乐性、大众性）之外，边疆民族电影所特有的属性和功能就在于其民族属性和民族心理功能，在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现。边疆民族电影的民族性涉及到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电影的内容即题材，少数民族电影的题材内容必须反映少数民族文化，这是界定少数民族电影最根本的原则。真正的边疆民族电影应当是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品格的作品。

但是，从当代边疆民族电影的实际内容来看，很多创作者往往忽略或歪曲了“民族性”的根本性质。有的以“猎奇”和满足观众窥视为目标，对少数民族文化中一些贴有民俗标签的东西进行夸张和渲染，严重影响了受众审美的、长期的市场消费能力。有的则从“汉族视觉”出发，只捕捉到一些“皮毛”，没有深入到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等深层文化，这样的作品缺乏少数民族自我的体验和表达，不利于边疆民族电影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导演章家瑞说：民族电影的成功应当是从一个民族自身出发触摸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一部好的边疆民族电影将成为弘扬民族文化、打造民族认同感的良好途径。

其次，从影片中民族形象的塑造来看。边疆民族电影中民族自我形象的建立不仅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宣传功能，还进一步影响到我国多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统一体的构建和稳固。健康、良好、充满民族力量的荧幕（荧屏）民族形象对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传播民族文化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而落后、愚昧、无知的荧幕（荧屏）民族形象则会引发民族反感、影响民族团结、民族文化的宣传。边疆民族电影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我国“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个持续性的文化建设项目，往往被赋予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凝聚族群认同的任务；对外，作为我国影视的一部分，以其题材本身的敏感性成为国际观众注目的焦点，既是政治的焦点，也是文化的焦点，由此无形中成为国家形象的表征。因此，在国家宏大叙事的前提下，在自身族群文化的诉求中，如何在影片中塑造边疆少数民族群体形象，表达少数民族文化，是边疆民族电影民族认同的重要内涵。

再者，从演员的民族身份来看。由于语言的障碍、心理素质的陌生、以及民族情感之间的距离，汉族演员很难深入表现民族深层心理，更多塑造的是建立在虚构想象之上的民族形象，并赋予了大量汉文化意识形态；少数民族演员塑造的民族形象则更接近于真实的民族面貌，也更为自觉地凸现族群文化标识。而汉族观众和本族观众对演员的民族身份便会产生认同差异。

所以，要获得边疆民族电影的民族认同，最关键的还在于坚持对民族文化的根本追求，平衡族内和族外受众文化接受心理差异，正确定位创作视角。也只有拍摄真正意义上的边疆民族电影，才能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

二、边疆民族电影身份认同的塑造与市场困境的解决

目前，边疆民族电影的消费市场十分薄弱，其原因有很多，如创作困境、融资难题、发行渠道不畅、专业队伍缺乏等，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缺乏民族认同。边疆民族电影的“民族认同”就是其民族身份的认同。从市场层面看，电影的民族认同包括产业主体方面的民族认同、消费主体方面的民族认同、及管理主体方面的民族认同，三者缺一不可。相对于一般影视剧，民族电影中少数民族主体的介入使得三方博弈变得更为复杂。这多方的力量唯有达到一定的平衡，才能获得有效的“民族认同”。其中，消费主体方面的“民族认同”又是这多方力量中最为重要的，可以说，受众的“民族认同”直接决定了边疆民族电影的市场消费。受众的“民族认同”既包括少数民族本身的“国族认同”和“族群认同”的统一，又包括本民族认同和他民族认同的统一，只有在边疆民族电影中求得两个统一的共同实现，才能真正获得观众的认可，反之，两个统一关系没有搞好，则会出现不同层面观众的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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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两名从小生活在城市杂居区的侗族大学生为个案，从他们的主观感知和对客观的侗族文化环境或事物的认识两个维度调查了解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状况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状况，分析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族文化认同；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个案研究；教育人类学

引言

中华大家庭各民族绚烂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各民族优秀文化一直是国家倡导的重要民族政策。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少数民族从农村走向城市，其子女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少。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在青少年，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无疑是必要的、紧迫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前提是培养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是其民族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各民族对共享的、普遍的国家共同体文化的接受、认同则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引发了当代大学生不同程度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1]民族认同本身带有强烈的跨文化色彩，不同民族的民族认同、同一民族在不同成长环境下的民族认同情况都不一样。那么，在城市环境背景下成长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民族认同状况如何，在表现上呈现出怎样的差异，影响这些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因素是什么，应该怎样进行自我反思？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国外学者Geertz认为：“一个人出生在某个宗教社区、语言社群，以及其生长所在地的社会习俗，这些与生俱在的共同文化构成其认同的基础。”[2]简而言之，语言、血缘、宗教、种族、地区、习俗等，都是群体文化认同基础，这些共同的文化和认同的基础，形成一种无可言喻的力量，将群体成员集结在一起。Phinney是美国民族认同的重要研究者之一。在她的文章中提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对民族的积极评价，以及对民族活动的行动卷入。[3]有国内学者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心理进行研究，认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相应的行为倾向处于积极状态，大学教育要注意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民族认同，改善学生的行为应对方式。[4]还有学者以海南省彝族学生为例对散杂居区民族学生族际交往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其族际交往呈现族际关系和谐化、交往态度理性化、族际认同地域化的特征，并从文化、区位以及民族认同等因素来进行分析。[5]

文献梳理发现，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愈来愈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当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研究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现状，对于在城市杂居区成长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经历、状况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主要从研究对象的主观感知和对客观的侗族文化环境或事物的了解两个维度对两位侗族学生进行深度访谈。一是研究两位侗族学生对侗族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主要包括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学习的途径、遭遇的尴尬境地三个方面；二是研究两位侗族学生对侗族文化（事项）的接触了解，主要包括语言掌握情况、民族服饰穿著情况、对侗族大歌及建筑的了解情况、对民族风俗习惯的了解情况这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对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现状和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次研究对象主要选取来自贵州城市地区的两位侗族同学，现均在M大学就读，基本情况如下：

Z同学，女，侗族，22岁，来自贵州省凯里市，现就读于M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三，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公务员，从小生活在城市地区。

G同学，女，侗族，22岁，来自贵州省铜仁市，现就读于M大学教育学院，大三，母亲是教师，从小生活在城市地区。

（二）研究方法的实施

1.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主要是指无结构式的访谈。[6]它并不依据事先设计的问卷和固定的程序，而是只有一个访谈的主题或范围，由访谈者与被访者围绕这个主题或范围进行比较自由的深入交流。本文通过对Z同学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她对于侗族文化的了解情况以及关于民族认同的看法等。

2.口述史研究

口述史是研究主体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对研究对象（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是自己）进行访谈或回忆，根据口述历史的方式搜集资料、运用资料的研究过程和方法。[7]

本文将采用以上研究方法对研究者本人以及研究者的侗族朋友进行访谈，通过从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心理感受等方面进行剖析，探讨生活在城市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研究者于2014年12月对Z同学先后进行了两次深度访谈，同时，请室友对自己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整理出约8000字的访谈记录。

二、主要访谈结果

（一）对侗族文化身份的认识

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因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两位同学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进行探讨。

1.民族意识淡薄

Z同学：其实关于民族的概念我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但是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Z同学在外地上的初中），当时我们班就我一个少数民族，但是当时也只是说说，也没觉得我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同学们也没有觉得奇怪。

G同学：有民族的意识应该很早吧，小时候爱国主义教育，但是真正的这种本民族意识应该是从大学才开始，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是少数民族汉族一起的，没什么差别，也就懒得问大家都是什么民族，也记不得。

对于两位同学的民族意识我们可以追溯到她们的家庭背景以及家族史来进行分析。从进一步的访谈中我们得知两位同学的家庭都不是单一民族家庭，而分别是和苗族、仡佬族通婚而组成的民族混合型家庭。Z同学的母亲和奶奶是苗族、爸爸和爷爷则是侗族。与之相似，G同学的外婆是仡佬族，其他家庭成员都是侗族。从两位同学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来看，基本没有关于民族的事项。而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两位同学都只是接受了中华民族这个大背景下的民族意识教育。但是，针对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显然并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也没有设置相应的课程。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民族教育的发展已然成为我国教育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2.民族文化学习途径单一

Z同学：我主要是在上大学之后加入了侗年筹备会，通过这个筹备会的一些人我接收到的民族知识很多，经常跟他们聊天，他们也会告诉我一些有关侗族的知识，我自己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也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一些观点，就是我们侗族的文化真的非常的美好，非常值得传承下去，我自己也会献一份力。

G同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侗族，我们学校的侗族也没有像广西三月三这种社团，所以我了解侗族文化知识的途径非常的窄，都是从网上呀、侗年晚会呀什么的，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太主动的缘故吧。

通过对两位同学访谈，发现两人都是在进入M大学学习之后才逐渐开始对本民族的文化知识感兴趣。同时，她们在了解本民族文化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主动性，Z同学会主动去参加相关的社团活动，而G同学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这与她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有关。通过进一步λ们的家族史进行挖掘，我们发现家族的民族历史因素对后代的民族认同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Z同学家是其太爷爷辈从天柱县（贵州省东部）搬迁到现居地，而天柱县是一个典型的侗族聚居地，其长辈都会说侗语，但是随着语言环境的流失，他们的民族语言能力也逐步退化。G同学的家族史又与之不同，她所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少数民族杂居区，据了解该地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过一次民族成分认定，因此这让G同学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一度产生怀疑，其民族认同感也不高。

3.民族认同处于尴尬境地

Z同学：你所说的尴尬境地是指被别人问起自己的民族文化吗？

这肯定会有啊，别的学校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民族大学，能歌善舞的同学非常多，当我说自己是侗族的时候别人就会问我关于侗族的各种问题，但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多少，这个是时候就会特别的尴尬和羞愧。

G同学：有，这个有，特别是第一堂课上，大家都要PPT展示自己的民族，然后我就从网上找了很多资料，读得非常熟，然后上去讲，结果老师的一些问题就把我问傻眼了，毕竟自己知道的东西只是从网上找的一点点，所以就答不上来了，就特别尴尬，还有就是高考加分让其他没有民族加分的同学觉得我们好像占了很大的便宜才跟他们坐到一起，很伤心。

上文提到，Z同学和G同学都是就读于M大学，而M大学是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这里汇聚着众多来自天南地北的少数民族学生，因此民族身份是一个重要的标签，也正是因为如此，Z同学和G同学她们在学习生活中都遇到了不少尴尬的事情，例如访谈内容中提到的自我介绍、被问关于侗族的民族文化等。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得知，也正是因为这种尴尬的经历让她们更加地想要了解自己的民族，提升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想要做一个真正的侗族人。

（二）对侗族文化（事项）的接触了解

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具有极大的稳定性，是维系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8]对侗族文化的接触了解是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两位同学的认知情况进行探讨。

1.基本不掌握本民族语言

Z同学：不会说，一点不会，我爸也不会说。后来上大学之后，听别人说过，还在咱们那个侗年晚会上学过一句。

G同学：不会，听不懂，上大学之前都没听过。

2.很少穿着本民族服饰

Z同学：我有一套侗族的衣服，还挺贵的，是当时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看了要求，说少数民族同学可以带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了一套带过来，从来没穿过。

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只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还挺好看的呢。

G同学：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关注侗族的，所以那时候就从网上找了好多资料，侗族的服装应该是以青色为主，女生的是裙装，男生的是裤子，侗布好像特别有名，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没见过，听说好几年前咱们还有侗布的展销会，可惜没赶上。

我自己没有侗族服装，据说一套好一点的得一千多块钱呢。

3.对侗族大歌、建筑感兴趣

Z同学：我听过侗族大歌，也是在上大学之后，特别的原生态，讲究多声部合作。我不会唱。

建筑的话像鼓楼、风雨桥这些我都知道。

G同学：我知道，侗族大歌被称作东方的天籁之声，特别的好听，但是我自己不会唱，是在网上搜来听过，还在课上给大家介绍过，曾经我还想做关于这方面的社会实践的，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侗族建筑我知道鼓楼、风雨桥，好像每个侗族村寨里面都有一座鼓楼，而且每座鼓楼都是单层的，绝对没有双层的，不信你去数数，这也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知道的。

4.了解一些侗族风俗习惯

Z同学：风俗习惯有侗年，咱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的，但是之前我真的没有听说过哎，宗教好像没有吧，对了我之前跟一个侗族研究生师姐聊天，她告诉我，侗族有试婚的传统，女方先到男方家住一段时间，如果合适就结婚，如果不合适就回家去，还有以前侗族男的可以娶很多个老婆，现在就不知道了，这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侗族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G同学：好像有斗牛、抢花炮、侗年，我之前搜过好多，现在都忘了，不过侗年在我们学校每年都有，而且我们侗族学生的手机号他们都有，每年都会给我们发短信去欢聚侗年，聚餐，我第一年去过，后来两次都有事儿耽搁就没去，晚会挺好看的，就是有侗族大歌呀、侗族乐器表演呀之类的。

通过这两位同学的访谈，我们可以看出，她们在上大学之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是知之甚少的。不管是从语言方面、服饰方面还是对侗族风俗习惯文化遗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她们的原生家庭已经失去了本民族语的语言环境，取而代之的是现居地的方言。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压迫也使得民族地区的人逐渐从着装上面与主流社会接轨，民族服饰被搁置一旁无人问津。最后是两位侗族同学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建筑以及侗族的风俗习惯的了解情况都是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和了解，而了解的途径主要是课堂以及媒体网络资源等等。通过对两位同学的访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她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都知之甚少，但是在进入民族大学之后，她们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逐步开始去了解和接受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民族认同感深化和强化的表现。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文中对Z同学和G同学的访谈内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同，生活在城市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重构的过程。刚到学校时，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处于基本不了解的状态，但是随着与其他民族同学的交往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危机，从而产生去重构自己民族文化知识的意愿。这种认同危机一般发生在人生的转折期或是环境发生很大改变时，通过不断刺激体现出来的。在面对“他者”时，“我是谁”的问题才变得突出，[9]在和异文化的交流中，更刺激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离开主流文化环境，来到多元文化环境中求学，这期间必然要遇到文化冲击、文化震撼等问题。另一方面，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他们也意识到增强自身民族文化认同的紧迫性。在文化交融中，他们深刻意识到了认同危机的产生。但是，认识本民族文化的途径却使他们的认识产生了局限性。他们通过网络、交流等方式对本民族的历史、传说、宗教、价值观、世界观的了解又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人云亦云式的。针对该问题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建议

第一，充分认识到杂居区少数民族学生民族认同的特殊性，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课程。

散居区少数民族的孩子从小生活在汉族文化背景下，由于大环境下主体民族是汉民族，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都倾向于汉族。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孩子对于自己的民族都相对陌生，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都知之甚少。因此，在当代学校教育中可以开设民族文化课程，将民族文化知识带进课堂，让所有的学生，包括汉族学生都能够了解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让他们形成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观念，从而产生更深一层次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兴趣，这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

第二，拓展历史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能力。

“文化自觉”是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面对经济全球化下文化的激荡，对待文化的正确态度应是启发文化自觉，即继承传统文化，改进落后文化，吸收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学校可以通过团学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增加各种形式的有关中华民族传统及其民俗知识的教学，以此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认知度，激发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认同。

第三，积极引导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观，拓宽民族文化知识获取渠道。

民族认同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功能的发挥、对于民族团结、对于地区和国家稳定有重要意义。[10]大学生是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只有不断提升和优化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才能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才能为大学生将来投身祖国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注入强大动力。但是，由于当前城市散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知识知之甚少，他们的家庭并没有民族传统，因此，要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本民族文化的知识就必须拓宽其渠道，学校内部可以开设有关选修课，开展社团及民族节日活动等，让学生获取到更多的民族文化的相关知识。通过参加民族文化活动，不仅可以减轻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本族语言文化势微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和文化失落感，而且还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11]

参考文献：

[1]陆学杰.文化认同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J].广西社会科学，2009，（07）.

[2]f明钢，杨宝琰主编.西北民族地区青少年文化认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190-191.

[3]Phinne，J.S.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J].Psychology Bulletin，1990，（3）.

[4]史慧颖，张庆林，范丰慧.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7，（02）：32-36.

[5]李海峰.散杂居区民族学生族际交往的特征及影响因素[A].钟海青主编.文化多样性与教育研究[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490-497.

[6]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J].社会学研究，2005，（05）.

[7]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2版）[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8]陈沛照.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72-76.

[9]曹月如.内地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与心理和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03）.

篇6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最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着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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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佛教翻译 基督教翻译 比较

一、引言

简单来说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所传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翻译对于两种文化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经常被比作文化交流的桥梁。当外来文化传入与本土的文化相接触时，翻译活动就自然而然的频繁起来。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翻译与宗教传入密切相关，即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本文着重于从宏观的角度比较这两次翻译。

佛教传入中国后就迅速掀起了我国的佛经翻译的，并延续几千年。在此期间出现了一大批翻译大家，如罗什，玄奘等，中国的翻译理论也不断发展。佛经翻译还对中国文化也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反观基督教的传入，仅流行数十年即告中断。无论是从翻译的数量，经历的时间，还是参与的人数和被广泛接受的程度上来说，都不能与佛经的翻译相提并论。我认为可以从中国不同的社会背景来研究造成这巨大差异的原因。

二、佛教与基督教传入时的社会背景之比较

首先，佛教的传入正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东汉末年政府的腐败和紧接而来的战乱，广大农民生活无着落，看不到摆脱社会苦难的现实出路，这时佛教的适时而入正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正如列宁在《社会主义与宗教》里作了关于宗教流传的原因的论述：“被剥削阶级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张道振，2004：167）另外，当时在中国社会，统治阶级也迫切的需要一种宗教力量来安抚大众。统治者大力的宣传和支持佛教的传播使得佛教更快地被百姓接受。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都由少数民族统治，他们企图利用外来的佛教来消除汉人的民族意识。而在南朝，帝王也大都信奉佛教。最为著名的是南朝的梁武帝，他将佛教奉为国教，极大促进佛教的传播，进而推动佛经的翻译。

其次，当时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本身并不完善，给了佛教可乘之机。儒家思想虽然维持了政治秩序的支持，但不能解决广大百姓对人生和个体生命的问题。三国时期，当时的文人崇尚清谈之风，当时社会上有名望的竹林七贤就过着隐遁山林，批判礼法的生活。人们对怪力乱神的事也大感兴趣，喜欢探究超自然能力，希望长生不老。在这种背景下，强调个人对生命的追求的佛教就逐渐从外部渗入了中国。佛教所提出的因果循环给关于生和死的概念就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了。

反观基督教的传入，与佛教大不相同，对翻译所做的推动也十分之小。

首先，由于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文化交流不像汉代或者唐代那么频繁，社会对外来文化抱有一种防备的态度。几千年承袭下来的古老文明传统养成了中国人盲目自大的心理。大明王朝的君主自视为世界最高主宰，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代表，其他国家都是夷狄。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各传教会是历尽千辛万苦和无数挫折之后才打入中国的，而这么多教会中，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思想交流的教会是少之又少，更不用说高质量，大规模的翻译活动。

其次，在明清之际，宋明的程朱理学仍然占统治地位。中国当时受儒教影响崇拜的是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中国是一个宗教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结构高度融合的国家。在当时，这个以儒家扮演意识形态主角，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扮演意识形态配角的有机结构具有高度的历史合理性、稳定性乃至同化力。它的存在既规定了天主教传播的形式，也限制了其传播的速度和规模。（阮炜，2002：3）。

而且在当时中国僧侣的地位很低。传教士要想抬高天主教的影响，只能改变初衷，采取“学术传教”的形式，通过大量的翻译活动，向中国引进了许多科技知识，如天文历法等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发现了西方和中国在科技上的差异，认识到国家要强大必须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在空虚的唯心理学和无用的八股文中找不到任何出路”（陈福康，2000：52）。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是为了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才加入了基督教会。他们与西方的传教士合译了介绍西方科学的作品。如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氏等人合译了《同文算指》等书。于是西方的科技翻译而不是宗教的翻译在中国掀起了又一次。

三、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翻译都是源于宗教的传入，第一次佛教的传入掀起了佛经翻译的，并且佛教文化很好地与中国文化融合起来。第二次的基督教传入，掀起了西方科技翻译的，但基督教的文化并没有像佛教那样中国化，也没有掀起圣经翻译的。从两者传入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汉末开放对外政策，统治阶级和人民百姓对外来宗教的需要都为佛教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反之明清之际，闭关锁国政策等社会因素都给基督教的传入造成困难。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交流，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是由于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才兴起的，翻译的发展也是随着两种文化交流的深入而发展的。反过来，好的翻译又能促进文化的交流。翻译是不能脱离社会这个大背景，只有满足社会需要的翻译，才能最终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1]张道振.佛教翻译与中国本土需求[J].中州学刊，2004，（5）.

[2]张荣明.中国的国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阮炜.西方与中国宗教、文化、文明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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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宗教; 法治建设; 作用

中图分类号: D920.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3-0007-02

一、宗教与法的关联

法与宗教是两个有着明显区别的社会现象,这是不容混淆的。但不能由此就对宗教文化全盘否定,尤其是宗教的法律意义更不容忽视。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只鸟儿的话,那么宗教和法就如同鸟的双鬓,缺一不可。

1. 法与宗教都是一种社会规范

在人类社会中,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很多,例如社会舆论、政党的纪律、道德规范等等,宗教和法律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两种,也就是说宗教和法律都是一种行为规范。只不过法律侧重规范人们的外部行为,而宗教不仅重在规范人们的外部行为,更重在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

2. 宗教对法的产生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中,宗教曾对法律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法律和宗教是一个浑然未分的整体。原始社会中的习惯,本身就是包括法律和宗教在内的多种规范的集合体。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萌芽又是在对习惯尤其是宗教习惯进行鉴别、取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法律与宗教教义关系密切,有的国家承认某些宗教教义具有法律效力,成为法律的补充。法律中一些观念正植根于宗教的某些理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定阶段,宗教不止一次地与法律发生相互融通的现象。如在印度的婆罗门教就直接影响了印度法系的形成和发展,以至最后构成了印度法系的法律基础。考察国家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法的主要渊源其中之一就有宗教的教义和戒律。因此,宗教在法律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3. 宗教的部分教义与法的精神是相通的

法律和宗教都注重价值的判断,在不少方面,法律和宗教有息息相通之处。实际上,几乎在所有的正统宗教里面都有对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利益和人类发展的关切。将宗教文化和法律制度进行比较,两者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及规范手段。宗教强调对于道德的遵从,对秩序的维护,而这方面与法律是相通的。法律与宗教紧密相连,其目的是建立并维持一定的秩序,因此宗教的价值对于法律价值、原则的确立不无裨益。例如,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万物之主,万物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不分上下、贵贱。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最终成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渊源。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法律,否则不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会受到宗教的谴责。此外,基督教的宗教精神是自由、平等、博爱和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精神无一不渗透到法的价值取向之中,成为法所追求的目标。这些精神已被视为法律的本质精神,并为法律的发展及广泛普及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宗教对西部法治建设的消极作用

当然,我们说法与宗教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不意味着这二者就没有区别,事实上,法与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两个不可混淆的社会现象。宗教文化中包含有大量的不符合历史合理性的、落后的内容,应该被人们所摒弃。因此,我们在讲宗教对西部法治建设的作用这个问题时,首先要强调它的消极作用。

1. 宗教对西部地区群众的法律意识有着消极影响

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特征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由于历史、地理的影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宗教传统深远,宗教意识突出。西部地区民族传统千差万别,这些文化传统有着人对于自然的朴素认识,其中也包含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对现代法治存在一定消极作用。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已经深深融入民族意识中,并与法律制度相映照,形成具有宗教文化特征的法律观念。在宗教法律观中,有的认为符合宗教习俗的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可罚性以及通常的社会危害性,这种以宗教对行为是否违法进行区分的观念在部分民众中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阻碍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建立。在西部民族地区,动用私刑在部分信仰宗教的民众中被接受,而这不可避免损害现代法治精神,破坏法治原则。同时,顺应这种思维趋势,强调民族宗教习俗在法律中的重要地位,有可能导致削弱法律的公信力、强制力,在民众的意识中形成错误的法律观。

2. 宗教对西部地区法律的实施有着消极影响

其实我们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对不合理、有碍社会进步的部分宗教习俗已经进行了限制,但是,宗教习俗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在法律的实施领域,不管是司法活动还是执法活动,宗教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影响国家法律的落实。宗教习俗在法律实施的实然状态上,与国家的各法律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宗教与法不断引起冲突。在部分民众的中,当违背宗教教义时,所采取的处罚方式则与现代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大相径庭,影响到法律的施行。如某些违反法律的行为,基于宗教文化的处理,以处以驱逐等手段为其显著特征。这种处理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与法治精神相背离,排斥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并非严格遵照法律的程序。这就很容易造成公众对于法律处理方式的淡漠,不关心司法中如何对待此种违法犯罪行为,而是往往进行私下解决,造成新一轮的违法,甚至犯罪。

三、宗教对西部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

宗教和法历来都不是两个格格不入、难以结合的领域。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是宗教文化为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没有宗教的铺垫,法律制度的发展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因而必须重视宗教在法律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1. 宗教能够慰藉心灵,指引人的行为,对于西部法治建设具有正面作用

宗教中的戒律,不仅是对人内心的指引,也是对人的外部行为的约束。当这种戒律与法治精神暗合,则会促进法治原则及精神的确立。如在佛教的影响下,信仰它的民众形成了因果报应观念,导致思维中对于犯罪的憎恶,无疑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

2. 合理科学的宗教习俗有利于矛盾冲突的解决,可以节约司法资源

很多的宗教教义普遍倡导谦和、忍让、甚至牺牲,这非常有利于缓解矛盾冲突,有利于信众的和谐相处,如在矛盾的解决中,因为佛教影响,纠纷等采用和解方式,劝解人息诉,如民间谚语“和好一个家庭胜造一座佛塔”便是其体现。部分案件靠民间调解解决,从降低诉讼成本,合理配置诉讼资源角度,具有积极性,可以提高法律资源的利用效率,防止司法资源的耗费。同时,也可以缓解社会的矛盾纠纷,避免形成僵化的处理方式,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3. 处理好宗教问题,能为西部的法治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宗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具有长期性,同时又具有群众性,为什么说它具有群众性呢?因为宗教的信众很多、很广泛,西部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是全民信教,例如藏族基本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回族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这么多的信众,处理不好宗教很容易变为冲突因素,但处理好了它就是和谐因素。因此,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处理好宗教问题,对西部的稳定与繁荣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进而会为其法治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4. 宗教能极大促进西部地区的环境资源法制建设

在西部,宗教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有着比法律更广泛的影响力,在中国己经传播、发展了近二千年的佛教,它蕴涵着丰富的环境思想。佛教追求生态和谐的理想天国,所以生态和谐就成为众生解脱成佛的必备条件,由此又衍化出佛教中尊重一切自然物、珍惜生命的思想以及“不杀生”的戒律。再如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其强调道法自然,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维护宇宙自然的和谐发展,以教化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于是则可窥探出宗教文化中所包含的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意义。西部少数民族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与我国的法律的精神是一致,甚至比现行法律更全面,更容易落实,因此可以说,宗教是西部的资源环境保护法方面的有力补充。

四、调动宗教积极因素促进西部法治建设的路径思考

1.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宗教问题

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在人类社会中将长期存在,必须承认和允许它的存在。在这一方面,我们国家一直都做的很好,我国实行自由的政策并从各方面尤其是法律制度方面加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总之,在我国,自由信仰宗教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

当然,宗教文化中的内容自然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必须以辩证的眼光去对宗教文化加以分析、鉴别。对于那些不符合人类发展趋向的内容要坚决予以抛弃,而对于那些符合历史合理性及人类发展规律的内容,充分发挥其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作用。

2. 在法律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宗教因素

法治建设有其内在的客观基础,受社会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制约。但宗教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也会对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起到延缓或促进作用。考虑到在西部民族地区,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因素,在社会公众中有较大影响,因此,相应立法进程中,在西部民族地区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坚持立法的导向性同时,注意法律制度的确立要考虑当地民众的宗教观、价值观,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尊重当地的宗教习惯,要根据宗教的习俗,在法律大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相应的政策,设立变通的法律制度。但是宗教习俗从根本上讲,具有排他性,对于与其教义不相符合的规范保持抵触的态势,对于宗教观念中与法治精神相背离、冲突的部分,在制定法律政策过程中则要仔细考量。在这种相互作用过程中,制定法受到宗教文化习惯的作用并适时变通,其适应性更突出,针对性更强;同时,制定法在其形成这一过程中,也反作用于宗教习惯,对于其发展变化起着塑造、引导作用。

3.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有效利用宗教文化

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它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是有限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有多种,如政策、道德、宗教、纪律等等。此外,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运动之中,而法律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所以法不可能包罗万象,更不可能时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有时甚至是落后于时代的。在这时,就需要其他规范来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宗教就是一种有效的规范手段。西部法治建设能否取得重大进展,有效利用宗教文化尤为重要,这方面其实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尝试,并取得不小成就,例如,宁夏西吉县由于聚居的回族较多,计划生育一直以来是个难题,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冲突,伊斯兰教不允许在人的身体里放入金属,也不允许切除人的部分器官,因此,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很抵触计划生育,工作很难做,有些干部就考虑做阿訇的工作,阿訇在回族中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阿訇的工作做通了,这个工作就好做了。再例如,宁夏石嘴山惠农区园艺镇安乐桥村,当地居民多为回族,司法所在工作过程中就很注意考虑民族宗教因素,调解工作不好做,于是工作人员就请当地的阿訇或者有威望的回族老人参与调解,很多当地的回族居民还是很尊重或者很信服阿訇或者那些有威望的老人,这样,一些平时很难解决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效果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1] 汪琴.论原始宗教对罗马私法的影响――以人法为考察对象[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3).

[2]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三联书店,1991(8).

[4] 雷亮,张树兴.关于宗教文化对环境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作用的研究[R].2004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律研讨会.

[5] (英)梅因.古代法[M].商务印书馆,1959.

篇9

[关键词] 民族民间文化 文化生成环境 文化自觉 文化多样性

民族民间文化，既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写照，又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保护和传承各民族民间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在现代化程度日益强烈、范围日益扩大的形势下，对全世界日益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现实关照，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现代性灾难”的深刻反思。所以，在社会文化变迁剧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尊重与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世界各族人民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关键是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成环境

要保护和传承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关键就是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有好的赖以生长发育的土壤和环境，即文化生成环境。要保护好民俗这块土壤，必须让民众从民俗活动中感受到生活的愉悦、快乐和乡情亲情，让他们在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感受到独特的文化情致和魅力，感受到传统文化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如果有了这一点，各种乡土艺术、民间信仰等，都会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凯里东南27公里的苗岭腹地有个美丽的村寨——郎德苗寨。这个村寨和周围的一些寨子都保持着非常浓郁的本地传统的民俗文化，其中很多民俗活动都离不开鬼司，他们至今仍沿袭着传统的祭白虎神（自然神）的仪式。传说白虎神给了他们这片土地和吃的粮食，寨民们许诺要世世代代年年供奉白虎以保平安和丰饶。本寨的鬼司经常在一些丧葬、取名、结婚、占卜、建房等活动中被邀请去寨民家中做法事。

笔者曾经见过朗德苗寨的鬼司主持的祭白虎神的仪式。这种仪式通常在某人或某家有了什么灾难时进行，鬼司如果认定是因为触犯了白虎神，便会举行仪式，用供品向白虎神告罪。在这个过程中，鬼司会不断的念密语，意思是与白虎商量、讲道理，让白虎神帮助他们的生活，而不是毁坏。鬼司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培养的，除了要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和感知力，还要具有身心的超敏感能力，村寨的人对寨子的鬼司都很敬重，参加这个仪式的人都很虔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传统的生态伦理道德和信仰的场景。

现在很多比较原始的地区还沿袭着这种祭祀的活动，如果用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去解读这种文化，朗德苗寨的鬼司肯定会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化的宣扬者，祭祀活动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的糟粕，这样的活动肯定是要予以破除的。然而，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这种文化事相，苗寨寨民的日常生活意义都深刻的根植于这种祭祀仪式之中，一个简单的仪式蕴涵着苗寨人对天地人神的理解和认知，也是解决个体和家族之间矛盾纠纷复杂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毫不夸张的说，这种被现代人视为荒谬的仪式，正是维系着苗族人千百年来繁荣有序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如果朗德苗寨的日常生活被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逐渐同化，祭祀仪式渐渐消失，那么其民族文化的根基也就逐渐丧失了。所以，要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就要保证各种民族民间文化有一个良好的生存土壤和载体，各种民俗一旦消失或者被外来文化和主流文化所同化，那么人们也就不再会有这样的民俗文化活动的需求了。

一种文化的生成环境与很多因素密切相关，一种民俗活动也会随着社会的、文化的变迁而产生变异。政府、媒体、以及权威机构的评价和态度是影响民族民间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来自政府层面的推动和支持，会促成传统民俗活动的恢复、发展和繁荣，有了民俗活动这块土壤，文化传人就有了显身手的空间和发展传承的条件，反过来，民间文化生成的土壤也自然有了富足的养料，能滋养出优秀的民间文化传人。

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关键是强化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概念，最初是由我国著名学者先生提出来的，先生将文化自觉归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其他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

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应该是指拥有和传承着一种文化的民族、社区或者个人，一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能冷静地看待自己文化的利弊，并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来保护它、发展它。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地处黔东南州雷山县，被誉为“苗族民族文化艺术馆”，是苗族文化历史研究的“活化石”。西江苗寨的寨民们也曾经受到城市建筑时尚的影响，纷纷拆掉自家传统的土木干栏式建筑，而改建成砖瓦水泥房，寨民们认为像城市里的人一样，住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才是好生活的体现。政府部门还曾经计划“改田造景”，把大片的梯田改造成庭院楼阁等颇为现代化小高层建筑景观，把中原地区的新农村建设的经验移植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让西部落后地区共享中原经济发展地区的成果。值得庆幸的是在很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严肃考据和强烈建议下，政府及时调整了改造方案，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发展需要，避免了破坏性建设导致的文化灾难。“新西江改造”充分考虑到寨民的生活需要，在建筑风格上也体现了苗族文化的生命力，很多外出打工的苗寨青年纷纷返乡建设村寨，原来很多苗寨青年都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都不愿学习手工刺绣、蜡染和苗歌等传统艺术文化，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正是可以供养他们的生活手段时，日渐消亡的苗族文化再一次焕发了勃勃生机，现在的西江千户苗寨已经成为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一张王牌。

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另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是否要强调文化的本真性。无论是官方机构、大众传媒还是民俗学者，大都把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原生态和本真性作为一个基本的工作原则来强调。事实上，这样的倡导是违背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民俗最大的特征就是既有传承又有变异，在不同的时空下，传统民俗文化总会发生变化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只有这样，它才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代代相传。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苗寨13年一次的苗年祭祖仪式，从最初只是自己村寨的一个内部活动演变到现在，已经成为由政府主办，有众多民众和媒体参观的一个大型表演活动。这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对本真性和原生态的过分宣传和渲染，造成的大众对民族文化原生态的盲目追求所导致的。笔者认为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对边缘文化的过度追捧主要是出于一种务实的策略，它实际上变成了多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共同参与、共谋利益的一项运动。

三、文化的多样性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观的确认

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认为，文化和文化之间，美德和美德之间如果要想去除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独断性和单一性，可以借助一种“想象力的洞见”，理解的“进入”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中，正是“人之为人的东西”使得这种自由选择和沟通成为可能。在不同的文化和冲突的价值体系之中自由选择是“进入”对方的前提，而理解和沟通承认了各种价值存在具备同等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使得我们可以，从多元的比较中，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到我们的差异和个性并不一定构成我们无法逾越的鸿沟。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每一种文化都提供一系列评价人类行为的范畴和标准。文化作为人类行为选择的标准体系，既是人类行为的直接结果，又是人类行为的指针。一个民族所共有的选择标准，就是这一民族的价值观。每个民族的价值观，决定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出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拢聚着民族的凝聚力，因而占据着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文化价值观及价值取向既有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共性，又有每一个民族的个性。

价值观是不能强加的，文化多样性保护，前提是尊重传承文化的主体价值，而不是以客体的价值尺度去强加的同一性。我们必须看到：少数民族传统价值观属于非主流文化，表现出文化性，而非政治性，与我们国家主流的政治价值观没有冲突。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有许多在现代社会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还没有很好的发掘。在昔日被打成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经过学者们负责任的价值评估，今天人们已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意义。抢救、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对各种文化现象给予更多的尊重和更积极的关注。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

篇10

一、教学中形象、生动语言的使用

高中历史课本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叙述史实简略、概括，如果教师照本宣读，单纯地解释概念、原因、过程、影响等内容，使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变成晦涩、僵硬的文字，必然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而适当使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注意语调、节奏的变化，使教学过程充满感彩，效果就会大不一样。

首先，关于历史人物。通过讲述其生平经历启发学生，这样，可以使历史人物呼之欲出，形象感人，亲切自然。例如在必修三专题七第三、四课，讲解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建立“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时，可以结合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生平经历，拉近学生与历史人物的距离，使他们感悟到，生活的艰辛更能激发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再如讲授专题八19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时，可使学生联系自身，体会贝多芬30岁前后失聪经历的困惑和磨难等等，进而理解他的坚忍性格，及《第九（命运）交响曲》反映的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其次，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概念。目前的高中历史教材限于篇幅，单纯强调通过三维目标达到“平地起高楼”、“洼地起高楼”的效果，或对一些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处理，或将原本生动的史实浓缩成抽象枯燥的概念，不仅增大了教学难度，也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教师能联系实际，对课本中的原有表述进行转换，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将那些抽象的数理概念或文字语言，转变为学生身边触手可及的实例，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和积极投入讨论，才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我在讲授必修三专题七第三课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时，首先以动力问题作为切入点，以提问形式，对瓦特小时候受到火炉上壶盖被蒸汽冲开跳动的现象的启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蒸汽机进行几次改良进行讲解，以此说明科学家受好奇心的驱使，坚持科学实验精神的难能可贵；之后，我对蒸汽机的应用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稍作讲解，即解决了动力不足问题、带动了生产领域大批工厂的建立、交通领域汽轮和蒸汽机车的广泛使用。

二、用比较法、联想法调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

挑选恰当、鲜明、可比性强的内容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点燃其灵感的火花，使他们主动参与，而且可通过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促使学生积极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产生，以达到提高记忆能力，发展智力的目的。如通过对商鞅与张居正这两位古代改革家的比较，我们会认识到要成就事业，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大刀阔斧的精神；通过对司马迁和司马光两位伟大的史学家编撰史书的情况的比较，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通过对玄奘与鉴真的比较，我们一定会为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坚持不懈的执著精神、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和友好交往的国际主义精神等这些早已融进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之中，成为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课程改革的影响下，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有了很大的改观，内容也更能适应中学生的认知需求，但受到课时和篇幅的限制，在有些地方显得比较抽象，往往是经过浓缩的书面语，其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师生之间的情感对话与交流，情感就像催化剂一样，有力推动着联想和想象的发展，与此相对应，当联想和想象递升到一定高度时，又会反过来促进情感向更高的阶段攀升。“情以物兴”、“物以情观”，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情感与联想和想象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