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文物的保护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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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文物保护；铁质文物；表面封护
[中图分类号]G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4-0056-02
一、 铁质文物的腐蚀因素
（一）内部因素
铁质文物容易受到腐蚀与它的内部结构紧密相关，我国古代制造铁器通常使用铁碳合金，分为三种：其一铁素体。它的内部结构成海绵状气孔，许多有害离子很容易进入铁器内部，所以抗腐蚀能力较差。其二，铁素体+渗碳体。由于渗碳体在铁素体中分布不均匀，形成微裂间隙，故它的抗腐蚀能力差。其三，铁素体+石墨体+渗碳体。由于石墨结构为层状，层与层之间存在间隙，因此它的抗腐蚀能力差。
可见铁器内部结构存在间隙，再加上铁器表面不同的金属组织，在地下埋藏或馆藏过程中很容易引起化学和电化学反应，这些都是造成铁器腐蚀的内部因素。
（二）外部因素
铁质文物无论在埋藏过程还是在馆藏过程中，影响它腐蚀的外部因素比较复杂，它们的腐蚀现象常常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影响其腐蚀的因素主要有湿度、大气污染物、尘埃颗粒物等。
铁器在保存过程中很容易在表面形成水膜，由于铁本身的物理不均匀性和电化学不均匀性，其表面上必然存在着大量的活性阳极，同时大气中的氧极易溶解到铁表面的液膜中，因此在铁表面很容易发生电化学腐蚀，其反应如下：
4Fe+2H2O+3O24FeOOH
Fe（OH）2+O22FeOOH
铁在中性或者碱性水溶液中发生化学反应时，其阳极主要是溶解还原反应，其反应如下：
Fe2+ +1/2O2 +3H2O2（r-FeOOH）+4H+
化学活泼性相对减弱的羟基氧化铁（FeOOH）存在多种晶体形态如a-FeOOH 、 b-FeOOH、r-FeOOH等。根据学者研究，这种在潮湿环境中的腐蚀首先形成r-FeOOH，以后再部分的或全面的变成a-FeOOH。①铁器腐蚀生成的都是疏松多孔的结构与铁基体，附着性差，而事实上腐蚀产物起到了一个储备水和氧气的作用，不具备阻止腐蚀的能力，此时主要发生吸氧腐蚀，腐蚀速度主要由氧气扩散至铁器基体的扩散速度控制。在潮湿的环境中，一旦腐蚀开始就很难停止下来。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这对铁质文物的危害日趋严重，大气污染物主要有硫化物、氮化物、氯气、氯化氢等气体。它们都给铁器文物的保护带来了严重的困境。
大气中含硫化合物主要有SO2、SO3、H2S、硫酸盐等，这些含硫化合物在潮湿的环境下与铁质文物发生较强的化学腐蚀和电化学腐蚀，反应如下：
SO2+H2OH2SO4 H2SO4 +O2H2SO4
H2SO4 +FeFeSO4+H2 FeSO4+H2OFe（OH）2
FeSO4+H2SFeS+H2SO4 Fe（OH）2+O2FeOOH
在潮湿环境下，硫化合物与铁器表面发生上述化学反应，且不断循环反应直至铁器被完全腐蚀。
大气中的氮化物与硫化物一样属酸性气体，是一种强腐蚀性气体，在大气中与水和氧结合不断与铁器发生化学腐蚀和电化学腐蚀，反应如下：
NO2+H2OHNO3+HNO2
Fe+HNO3Fe（NO3）3+NO+H2O
生成的NO又与大气中的氧反应生成NO2，生成的NO2与铁器不断循环着上述化学反应。
在潮湿环境下，氯气和氯化氢气体首先与大气中的氧气在铁器表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稀盐酸，稀盐酸进一步与铁器发生复杂的循环化学反应，反应如下：
CL2+H2OHCL+HOCL Fe+HCLFeCL2+H2
Fe+H2OFe（OH）2+HCL Fe（OH）2+O2FeOOH
当铁器存在着可溶性的氯化物时，腐蚀会变得更加容易和剧烈，■电负性小，优先于OH■，被铁选择性吸附。在腐蚀电池产生的电场作用下，■不断向阳极区迁移生成FeCL2，FeCL2容易水解，释放出■或者生成FeCL2，与水膜中的OH■反应生成Fe（OH）2，同时也释放出■，新的■又向阳极区迁移带出更多的Fe2+。如此循环反复对铁器腐蚀起到了催化作用和阳极去极化作用，促进了铁器的局部腐蚀，特别是当铁器表面存在结构缺陷和表面的水膜呈酸性时，容易形成点腐蚀的活性中心，在这种小阳极大阴极的腐蚀状况中，集中在小阳极的腐蚀速度会变得更加显著，孔内的电解液相对于孔外的电解液呈滞留状态。随着腐蚀的进行，一些腐蚀产物结垢在孔周围沉积，使得孔内外的物质交换更困难，■在点蚀部位被浓缩，这种浓缩的■溶液使孔内的铁保持活性状态。且由于氯化物的水解作用，孔内的酸性不断增加，使得阳极铁溶解速度进一步加快，再加上重力的作用，在铁器表面腐蚀成小孔，甚至锈蚀穿孔。
尘埃颗粒物主要是指活性碳粒，包括碳化物、氮化物、硫化物、硅酸盐等。这些尘粒沉降到铁质表面，首先，对铁质表面造成机械磨损。其次，活性碳和碳化物吸附空气中的SO2和水蒸气，使得铁器表面发生化学腐蚀和电化学腐蚀从而加速铁器锈蚀。尘埃颗粒物也会在铁质表面上形成微缝隙，而这些毛细缝隙处易被水蒸气湿润，并发生氧浓差缝隙腐蚀。盐粒具有很强的吸湿作用，它能使铁表面湿润时间大大扩展，加快腐蚀速度。
二、铁质文物的保护措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铁器的腐蚀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但是它的发生离不开氧和水的参加，②所以在铁质文物保护过程中，只要能做到除去其有害锈，阻止铁器与氧气和水接触，就可以遏制铁器的进一步腐蚀。具体措施包括除锈、脱盐、磷化、钝化、表面封护。
（一）除锈
在除锈之前，要对铁质文物进行详细记录：摄影、测量、X射线锈层分析。然后开始除锈工作，主要的除锈方法有：其一，机械除锈。借用刀、钻、凿、锤子、剔针等工具，用剔、挑、剥、凿或锤震的方法，去除铁器表面较厚的锈层或锈块。对于较厚的锈层我们可以先采用化学试剂剔除。其二，化学试剂除锈。一般采用酸性溶液配酸洗缓蚀抑制剂来处理，如10%的醋酸溶液添加少量铬酸盐溶液对铁器文物进行浸泡处理。
（二）脱盐
脱盐主要是对铁器表面和内部的污物附着物，如可溶性盐分、疏松锈蚀物、油垢等去除。这些附着物会促进铁器的锈蚀，是诱发腐蚀的重要因素。同时，附着物的存在对后续防护措施产生不利影响。在脱盐工作中，可溶性盐分中的氯离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腐蚀因子，许多清洗工作都是围绕着氯离子来进行的。脱盐方法有蒸馏水煮沸和碱性溶液浸泡两种，针对馆藏铁质文物的腐蚀和保存情况来讲，最好方法是采用蒸馏水煮沸方法清洗，清洗时水要浸过器物，反复多洗几次，在清洗煮沸过程中要不断的用1%的硝酸银溶液检验水中是否含有氯离子，直到水中检验不出氯离子为止。清洗完成后要及时进行干燥处理，以免铁器再次腐蚀。
（三）磷化、钝化
铁器发生钝化是在阳极电化学腐蚀过程中生成一层完整、连续的不溶性氧化物钝化膜而使得阳极电位升高，起到了阳极极化的作用，阻断了电化学反应的进程，这样铁几乎处于完全稳定的钝化状态，腐蚀速率趋近于零，钝化膜溶解和修复达到平衡。铁器钝化后再用碱金属的磷酸盐和磷酸混合溶液对铁器进行碱磷化处理，用硝酸钠作为催化剂，磷酸控制酸度。磷化处理过程中：随着铁锈溶解反应，会产生可溶性的二价铁离子，铁器表面的酸度降低，当达到难溶磷酸盐的溶度积后，则自然发生磷化成膜反应，最后生成不溶性的稳定的三价磷酸铁。一般钝化、磷化的常用试剂有亚硝酸二环乙胺、碳酸环乙胺、亚硝酸二异丙胺及氨水等气相缓蚀剂。③丁艳梅、许淳淳将有机胺A与乌洛托品以1：1制成一种新型的气相缓蚀剂，缓蚀效率达到96.5%，并用这种缓蚀剂对真实铁质文物进行缓蚀保护，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广西博物馆对汉代铁骑进行修复时，使用了苯并三氮唑作为缓蚀剂。④杨植震等以低碳钢模拟铁器文物，在3.5%的NaCl 溶液中用苯并三氮唑等缓蚀剂进行缓蚀效果比较，发现苯并三氮唑有较好的缓蚀效果。⑤
（四）表面封护
表面封护是铁质文物保护的最后一步，即将涂有缓蚀剂的铁质文物与大气隔离，使缓蚀剂发挥长久作用。表面封护也是关键一步，根据国内外封护材料的研究现状来看，可采用氟碳涂层，其具有良好的耐候性、抗腐蚀性，作为文物封护材料在氟碳涂料中添加纳米二氧化硅和采用复合涂层方法可有效长期的保护室外铁质文物，二氧化硅的加入提高了涂层的热稳定性，从而达到了铁器文物的保护要求。
三、结语
总之，造成铁质文物严重腐蚀现象不仅是由于其自身的化学性质决定，也与人为的保护环境有紧密关系。随着岁月的流失、环境的变化，铁质文物的品相越来越差，保存数量越来越少，很多铁器文物都不同程度受到腐蚀，如果再不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不久的将来这些珍贵文物最终腐蚀成一堆铁锈渣，失去它们应有的文物价值。
[注释]
①黄允兰、林碧霞、王昌涎、李京华：《古代铁器腐蚀产物的结构特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6年第1期。
②王惠贞、朱虹、宋迪生：《秦汉铁器锈蚀机理探讨及保护方法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年第1期。
③魏书亚：《化学原理与方法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篇2
[摘要]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历史研究价值。保护文物就是为了历史文化的传承，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经过岁月的风雨洗礼，流传至今的文物相对来说很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文物还在消失，所以，文物保护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公众视域；文物保护；文化传承
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先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文物保护的意义
（一）文物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
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历史研究价值，保护文物就是为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就是保护历史遗留下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金钱买不到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文物正在消失，能够流传于世的文物会越来越少，所以，文物的保护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没有众多的文物史迹，文明古国也就名存实亡，失去其传统的风采和内涵。
（二）文物保护的价值
文物古迹重在保护其价值，通常理解文物价值就是文物所蕴涵的历史价值，文物工作者的任务和职责就是保护好它。不仅如此，文物保护的意义在于使之能够发挥其社会价值，即潜在的研究、教育、商业、旅游、文化、经济等价值作用。
（三）文物保护观念的创新
文物保护应认真研究、总结，借鉴国际上文物保护和建设发展的先进经验，解放思想，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更好地贯彻文物保护法确立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实现文物从单纯的保护到保用结合这一发展方向的转变。保护措施的确定首先要明确保护的目的，不仅要考虑到如何保护好文物，同时也要考虑到发挥文物古迹的社会价值。
二、如何保护文物
（一）金属文物
以金、银、铜、铁为主要成分的文物，因材料不同，据其腐蚀速率程度而采用不同的保护方法。金器一般只能用2%NaOH或1%HNO3清洗表面的石灰质、沉积物，对镏金金器则用酒石酸钾溶液溶去内层浮起锈，浮起严重者必须在显微镜下手工剔除。银器锈斑中有AgCl、Ag2O、Ag2S等，严重黑膜者用软布蘸CaCO3-水浆或NH3.H2O-C2H5OH、稀Na2S2O3等擦洗,然后用浸过10%Pb(OAc)2的绢绸隔绝空气保存在温室下，无H2S、O3的环境中。铜器上铜锈成分较复杂，常包括Cu2O、CuCl、CuCO3、Cu（OH）2、CuCl2.3Cu(OH)2、Cu2（OH）2CO3等。可采用NH3.H2O、碱性甘油（12gNaOH、4mL甘油、100mL水组成）、碱性酒石酸钾钠（5gNaOH、15g酒石酸钾钠、100mL水组成）、H2SO4-K2Cr2O7、六偏磷酸钾钠、EDTA钠盐等物质中任一种除铜锈；也可用10%NaOH和适量的Zn、Al粉调为糊状敷于锈蚀部位，还原后洗净，表面刷上苯骈三氮唑，在铜表面形成“何尊”。铜器经此处理效果良好。铁器的腐蚀尤其复杂，锈的成分有氧化物、硫化物、硫酸盐、磷酸盐等。出土时手工清除大锈块，进一步用10%HOAc并加入0.1~1%的CrO42-、Cr2O72-、PO43-、吡啶、乌洛托品中任一种做缓蚀剂以除锈。如H3PO435份，丁醇5份，乙醇20份，对苯二酚1份，水39份组成的除锈剂同时还兼有表面磷化防锈功能。也可用草酸钠、EDTA钠盐、葡萄糖酸钠等有机络合剂除锈。如果铁器出土时很脆弱，则先用30%~40%的聚丙烯酸树脂乳液在10~20mmHg下浸渗，固化加固，进行表面处理，其方法有四种：第一，缓蚀保护法：亚硝酸二环已胺10份，碳酸环已胺10份，水5份，HOAc 160份，聚乙烯醇缩丁醛5份调配而成的缓蚀树脂涂刷。第二，磷酸盐保护法：用10%H3PO4浸泡。第三，鞣酸盐保护法：鞣酸200份，乙醇150mL，水100mL混合液反复涂刷6次。第四，表面封护：经上述任一方法处理后，浸入熔融的微晶石蜡中，不冒泡为止。取出用毛刷沾石墨粉擦去表面蜡质。
以锡、铅为主要成分的文物锈蚀较轻，一般锡器表面呈暗灰色、白色，即SnO、SnO2锈。以Zn、Pb作阳极，10%NaOH作电解质还原即可，同时表面封护采用蜡封处理。铅器表面氧化膜结构细密，同时也是保护层。如要特殊处理，先用1.2mol.L-1HCl浸泡至不冒泡，再用蒸馏水（煮过）浸泡数次，浸入25倍体积的1.2mol.L-1NH4OAc溶液中1hr。取出后再用蒸馏水浸泡数次，然后用乙醇、丙酮溶剂干燥，表面封护同样采用蜡封处理。
（二）无机非金属文物
石刻、石雕、壁画等非金属文物的保护主要是及时修复受损的纹理、字迹、画面等，恢复文物的原貌。然后，涂上防紫外线的保护膜，多用不饱和聚酯树脂。对已受损、开裂的文物应该用树脂粘合、加固，如采用聚甲基丙烯酸树脂，聚醋酸乙烯酯乳液，聚乙烯醇缩丁醛乳液等。陶、瓷器皿一般不受腐蚀，受损残片可用环氧树脂粘合。
（三）有机质文物
绿色植物标本：
侵入10%的Cu（OAc）2-HOAc溶液中，加热升温到85℃ ~90℃。待标本变绿后，取出漂洗干净，用5%甲醛或70%乙醇保存，也可干制保存。对薄嫩的叶、茎，则浸泡在由乙醇100mL，水100mL，36%~38%的甲醇11mL，甘油5.5mL，乙酸5.5 mL ，CuCl 222g所组成混合液中3~5天即可。其结果是在处理好的绿色标本涂上CMC-Na+膜加以保护。
纸制文物：
出土时须经过脱酸、杀菌、涂膜后才能收藏保存。脱酸的方法较多，分为湿法脱酸和干法脱酸两大类，湿法脱酸是将纸质品浸入碱性溶液中，或将碱性溶液喷洒在纸质品上。常用碱液有Ba(HCO3)2、Ca(HCO3)2、Sr(HCO3)2、Mg(HCO3)2等饱和溶液。干法脱酸是碱性物质熏蒸。如NH3、碳酸环已胺、吗啉、二乙基锌等。常用量为：NH3：H2O(1:10),密闭24~36hr。纸质品pH降为6.8~7.2，碳酸环已胺浸在药纸上每隔50页插入书中，密闭两周；吗啉则用真空熏蒸10min；二乙基锌的使用也在真空中，用于大量处理，但必须注意安全。脱酸处理常常同时起到杀菌作用，只需在纸品表面喷上CMC-Na+液膜，即可提高机械性能和耐光性能。
竹、木、漆器：
出土时由于自然干燥会发生干裂、收缩变形，须用化学方法脱水定形。常用方法有醇醚法、聚乙二醇法、硅有机聚合物法等。醇醚法最简单，先用乙醇连续浸泡文物，不断更换新鲜乙醇，使其中乙醇浓度升高，H2O比例下降。再用乙醇浸泡换出乙醇，乙醚易挥发，不致引起细胞壁的溃陷。最后，用如乙酸乙烯酯渗入器壁，在60Co放射源的照射下，聚合加固，再用环氧乙烷、CS2等熏蒸杀虫、杀菌即可保存。
纺织品文物：
保护包括清洗、漂洗、除虫、糟朽加固等步骤。先用过硼酸（1%）清洗，其过程为：NaBO2・3H2O・H2O2NaBO2+3H2O+H2O2释放出的H2O2不超过0.7%，不会损伤织物。其次用还原性的Na2S2O4、Na2HSO2・CH2O・2H2O（甲醛化次硫酸钠）结合5%HOAc漂用环氧乙烷熏蒸除虫，作用于细菌、害虫体内的蛋白质中-SH、OH、-NH2、-COOH等活性基团，起到杀虫、杀菌效果。最佳使用条件为：相对湿度为25~50%，温度54℃。最后，选用5%尼龙的乙醇溶液、2%聚甲基丙烯酸甲脂甲苯溶液、5%聚乙烯醇缩丁醛乙醇溶液等涂刷保护层加固。皮革、骨片文物的保护方法和步骤与此类似。
（四）古建筑保护
古建筑大多采用修复加固法而非重建法。一般用不饱和聚酯配成加固剂使用。如十三陵中的长陵棱恩殿的加固即是用307#树脂和181#树脂按3:1混合后，加入2%的O.P.（过氧化二苯甲酰）、0.2%的萘酸钴调配好后可使用于整个建筑部件。固化后，用地板黄、土粉调入环氧乙烷树脂，刷在表面，保持原色。该处理还兼有防潮、防白蚁、防火的作用。
总之，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目的是将祖先留下的文物更好地、更加完善地保存、传承和发展，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篇3
[关键词]陶瓷；库房及框架；设计构想
陶瓷是博物馆展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如果站在数量的角度上来看，其在博物馆当中的馆藏量相对较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现象，而这种展品和 其他的展品相比有着非常明显的弱点。其非常的脆弱，易碎，同时在保护的过程中和其他的展品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所以在博物馆的日常工作中一定要重视陶瓷器皿的保护。
一、陶瓷器皿的发展和演变
在西汉的中晚期，开始出现了砖墓，所以很多有机物都已经消失，而金属器皿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氧化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属器皿自身的完整性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证，铁器成型也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铜器因为其本身的质地并不是很厚，所以在保存上也存在着非常大的难度，但是陶瓷器皿保存的完整度要比上述两种器皿保存的完整度都要高，三国之后出土的文物当中数量最大的还是陶瓷器皿，很多博物馆在陶瓷器皿的馆藏量上都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普遍都超过了20%。陶瓷器皿当中很多都是生活必需品，所以其应用的范围也比其他种类的器皿更广。陶瓷器皿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其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集中性的反应。在唐宋时期，人们还将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加入到了陶瓷器皿的制作当中，这样一来也就使得其艺术上的价值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在唐代，我国的文化进入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陶瓷器也开始大量的销往国外。因此说陶瓷也成为了古代社会、艺术和生活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二、陶瓷文物保管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博物馆日常工作中，保管陶瓷文物的整体目标一方面是保证陶瓷文物的完整度，同时还要保证其不能出现丢失的现象，此外还要保证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能出现使其发生贬值的情况，陶瓷器皿在制作的过程中会经过多道工序，成品的质地硬度相对比较大，同时其外表的光亮程度较高，但是其比较容易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外力作用的损坏，所以就会出现一定的碰撞现象，如果博物馆所在的位置发生了地震或者是滑坡的现象就会使得整个博物馆的陶瓷器皿都受到非常显著的影响，甚至还能使得馆内80%以上的馆藏都出现严重的损坏情况。给当地的博物馆和国家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和文化损失。
其次就是陶瓷藏品对温度不是非常的敏感，所以一些人经常存在陶瓷文物对环境要求不高的误区，所以在对陶瓷文物进行保管的时候，对其所处的环境并不是非常的重视。实际上，陶瓷藏品在受到一些自然因素的影响时在短期内确实看不出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其会受到自然因素的侵蚀，尤其是灰尘这一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因素，灰尘累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陶瓷器皿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使得陶瓷器皿出现十分明显的损伤情况。另外一些釉彩瓷器很多都是由于低温煅烧才完成了上色这一重要的流程，彩和釉结合的紧密程度不高，所以在长期受到自然因素或者是认为因素的影响下会出现剥落的情况，这类器皿在保管的时候不要擦拭。
三、陶瓷保护工作的要点
1、要按照便于保护、便于使用、便于管理的原则，对藏品重新排序归类。原来陶瓷文物分散很厉害，分别归入出土库、流散库、民族民俗库、近现代库，在提质改造中，首选应将所有陶瓷器藏品集中，以质地、时代、窑口、来源、器形分类，在排序归类中，应突出本地特色，同类的文物相对集中放置在一起，其余的陶瓷文物按年代来放置，同一时期的陶瓷器按器形进行分类。从而使库房特色突出、脉络清晰，便于学者们在研究时或举办文物展览时取用方便。
2、要按新的分类重新设计制作柜架。对文物柜架的改造则首先要从文物安全角度考虑，同时要考虑到在提用文物时方便、快捷。陶瓷文物库房的柜架可以用金属结构制作，特殊器形和超大器形应该测量好文物的尺寸以后做成四面可以拆卸形式的囊匣，并在四周配置提手。这种囊匣同时也实用于青铜器等一些大型笨重的文物上。有的博物馆将放置碗、碟、杯等小件文物的柜架设计制作成了抽屉的形式，可以将碗、碟、杯等小件器物，倒扣在抽屉里面，并在抽屉中制造一些隔断。但是将文物固定在抽屉里面会带来很多不利后果。第一，一个抽屉里面肯定要放很多数量的文物，那么在抽出和关闭抽屉的时候如果文物没有固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发生文物与文物之间的碰撞，而且有外力震动的话，放置在这样的抽屉里面的文物是无法得到令人放心的保护的。第二，陶瓷文物最怕的就是受到外力的撞击，在使用中抽屉会经常抽动，如果有的抽屉出现了故障，没有及时的维护、维修，也很有可能导致文物出现损伤情况。第三，陶瓷文物也怕灰尘的侵蚀，很多地区灰尘比较大，放置在抽屉里面的文物比较容易受到灰尘的侵蚀。因此，主张用囊匣而不用抽屉放置陶瓷类文物，才能解决陶瓷器藏品增加抗外力的保险系数。
3、动态电子档案。在做好陶瓷器藏品归类、入柜的同时，要按照文物号顺序做好分类账，将每件文物的年代、窑口、出土时间地点、完残情况及文物所在位置，详细记录在分类账本上，只有账物相对核实清楚，才能证明陶瓷藏品的安全，在取用和归还陶瓷藏品时，做到一目了然。同时还应将文物信息录入计算机系统，在网上建立查询系统和电子档案，使管理工作更加规范。这样只要有分类账目和电子档案，都会使家底十分清楚。
四、结语
在文物中，陶瓷器是非常重要的类别，所以在博物馆日常的工作中，一定要搞清楚陶瓷器保护当中应该做好的一些工作内容，对不同的陶瓷器保护方法都要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对陶瓷器进行保护，提升博物馆工作质量。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基层博物馆；藏品保管；文博工作
[中图分类号]G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105-04
作为文物和标本的收藏、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博物馆在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博物馆藏品具有重要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是国家宝贵的科学文化财富。
人类创造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化遗存，大部分已经毁灭，保存下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保存好这些人类文明的见证物，是博物馆工作的核心，也是博物馆开展业务活动的基础。只有科学管理、保护藏品，才能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为陈列展览提供精美的展品，才能将展品蕴涵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以陈列语言的方式展示给观众，让观众从中受到真、善、美的教育，从而达到博物馆社会教育的目的。充分发挥其效益，对藏品进行的科学管理，要求做到制度健全、帐目清楚、鉴定确切、编目详明、保管妥善、查用方便。形成专业的藏品管理工作体系，是现代博物馆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全国各类博物馆中，基层博物馆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2/3。基层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事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们虽然在规模、藏品数量、质量方面和国家级、 省级博物馆没法相比，文物保护环境和条件也远远落后于国家级、省级博物馆，但其收藏的文物中不乏国家一、 二级珍贵文物。长期以来，由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等原因，基层博物馆藏品的科学管理和技术保护工作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致使一些文物由于保护措施不利、管理不当或库房条件得不到改善，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一、基层博物馆藏品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文物藏品发生病害腐蚀既受内部因素影响，也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因为文物藏品自身材质的缺陷性，器物历经埋藏环境的长期影响，本身结构已经十分糟朽、脆弱，出土后即使在博物馆较好条件下保存，也会发生自然腐蚀损失。此外，加之器物出土时或者出土后缺乏有效的科学保护措施和管理手段，本来病害严重的器物在自然干燥过程中受到更大的损害，甚至有时器物一被触及，即碎为数块或粉末。即使是传世品，也会因为文物自身材质或其他保存环境的改变，造成藏品的自然腐蚀损失，甚至消失。
（一） 基层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不健全，致使藏品管理工作不规范
文物藏品的管理工作是一项认真细致且又扎实的基础工作，工作中的规范化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文物的保护、利用及研究等。规范化、科学化管理， 要求藏品从接收、鉴定、登记、编目、建档、入库、管理、提用、统计、注销等方面形成整套的科学化、系统化管理程序。大多数基层博物馆都能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如保管人员工作职责、库房管理制度、 藏品出入库管理制度等，这是藏品管理工作走向规范化的前提条件。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往往出现脱节现象，基层单位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不能做到认真、坚决地执行， 加之保管人员变动， 新上岗人员大多未受过正规训练，专业知识掌握不足，造成藏品管理缺乏规范性、科学性。具体主要表现在：藏品账、卡的登记工作方面存在定名不准，文物入藏时不登记来源，或来源不清，藏品登记只记总账、账目内容欠缺，计件混乱，账物不符等现象。有的单位为了应付检查，突击登记，随意填写内容，出现重号、错号、无号现象。在文物鉴定和级别划分方面，存在很大随意性，缺乏全面、细致的研究。在文物提取方面， 很多保管员不懂文物安全操作规程，常常不知道藏品怎样拿、怎样放，拿什么部位，不知道雨天、大风天、冰雪天、大雾天藏品不宜出库，特别在潮湿季节，藏品库房绝不应该打开。
（二）基层博物馆藏品保护环境不达标，致使藏品得不到妥善保护
当前，许多基层博物馆，藏品保护环境不达标。一是文物库房设备简陋，缺乏必要的空气自动调节和控制设备，缺乏最基本防尘、除尘和防日光紫外线设施，不能对库房的温、湿度，空气质量，光照等自然因素进行有效控制。基层博物馆对馆藏的保护管理还停留在简单的仓库式保管上，只能基本满足保证文物不被盗走的需要。文物出土或征集入馆后，只能从日常方面予以保管，做到移置时小心谨慎，放置稳妥，也没有条件防止文物的自然损害。二是文物库房不达标，陈列和库房建筑基础陈旧老化，不适合文物存放。文物库房面积不足，文物堆放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文物藏品的保护。三是展厅设施简陋，不具备文物保护环境和现代化的展示条件，藏品保护意识薄弱，存在“重陈列、轻保护”的现象。
（三）基层博物馆藏品养护技术落后，致使藏品自然损坏现象严重。
在基层博物馆，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和错误观念，即文物入藏以后，只要不被盗就是完成保管任务，往往忽视了对文物藏品的养护和管理工作。文物在进入博物馆之后， 虽然人为损坏因素相对减少了，但它们却仍多处于自然状态下，一些自然破坏因素还在持久地、无时无刻地侵袭着文物。这些自然破坏因素包括气候变化、阳光辐射、 空气污染、虫蛀霉变等。在这些自然破坏因素的作用下，青铜器极易被有害锈侵蚀而断裂，书画、纺织品因潮湿霉变、虫蛀等现象时有发生。各类文物都在不断发生内在质量变化，逐渐向衰败、毁坏方向发展，对文物寿命造成严重威胁。这些事故的发生，除客观原因外，还与库房保管人员缺乏必要的保管知识和文物保护技术应用不足有关。基层博物馆的大部分库房保管员不知道铜、铁器的有害锈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常常将铜、铁器与其他文物堆放在一起；征集来的文物在入库前也没有进行必要的除尘、去锈等清洁工作，有时怕文物丢失、 被盗，把珍贵文物紧紧包裹起来，锁在保险柜中，长期不动，从而导致文物受潮生锈，遭到严重人为损坏。
（四）基层博物馆藏品保护人才奇缺
基层博物馆藏品保护工作的不足还体现在专业保护人才奇缺。基层博物馆没有设置从事藏品保护的专职人员岗位，都为从事陈列、仓库保管、文物征集等工作人员兼职。这些从事文物保护的人员没有参加过专门系统的藏品保护知识和技能培训，在保护藏品时，采取的是工作中摸索出的一些方法，只是在藏品入库前对其进行简单清洁，或者对部分藏品进行简单消毒。至于这些保护措施是否科学，是否会影响藏品寿命，是否破坏藏品内部的化学结构，根本没有去验证和检验。另外，在工作中经常存在不科学性和随意性。如有的博物馆不管什么质地的藏品都用樟脑来防虫，其实，樟脑对有机合成、化纤制品不宜使用，也不能与对二氯苯并用。有的博物馆进行文物修复和保护时，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既没有反复探索试验，也没有专家鉴定确认。同时，基层博物馆在用人体制上普遍存在问题。
（五）基层博物馆文物藏品保护资金匮乏
《文物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然而，在基层博物馆藏品保护经费的实际运作中却很难兑现。很多县级博物馆工作人员除了人头经费外，业务经费很少，自身的创收能力也较弱，无法支撑起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使得一些相关工作无法开展。
二、基层博物馆藏品保护的主要措施
藏品的保护，基本要求是创造一个适合的环境，做到恒温、恒湿、防尘、防霉、防虫、防光、防人为损伤。大型博物馆资金充足，可以建立封闭式库房，采用先进的保安系统和温、湿度调节系统。对于基层博物馆而言，由于条件和经费有限，则必须因地制宜，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尽量消除不利因素，改善不利的保存环境。
（一）创建适宜的保护环境
在藏品库房的选址上，要尽可能考虑藏品保护的相关因素，选择良好的环境。不要建立在临水的地方，减少湿度的影响；也不要建立在交通要道、闹市和工矿区，减少灰尘和废气的影响。库房建好后，应根据周围的环境情况，种植适宜的植物，利用植物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吸附粉尘，净化空气。
在库房设计建设中，要尽量创造温、湿度相对稳定，干净整洁，空气清新的环境。将库房的温、湿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藏品能长久保存的最重要手段。目前，国内外已有空气调节器、滤尘器、吸潮器和加湿器等先进设备，可以控制温、湿度，光照强度和空气的流通。但中小博物馆往往不具备购置所有设备的条件，藏品库房即使装备了空调系统，一般也无法做到全封闭无间歇运行。所以，在对藏品库房进行设计和装修时，要考虑如何减少室内外热湿源对库房环境的影响以及通风和防尘等要求，做到库房墙壁保温、防湿性能良好，门窗防护气密性能良好，这一点对中小博物馆尤其重要。为阻断室外热湿源传入，库房最好建在地下。如果在地上，在设计上可以采用回廊式结构，即在库房外设置回风走廊，或增加墙壁的厚度，并用防水防辐射涂料粉刷外墙。库房如有屋顶，应设计成带可开闭式通风窗的顶棚或吊顶。库房内侧墙面最好加装防护墙板，或用亚光防水涂料粉刷。地面应选用具有温、湿调节作用的材料，如木地板或传统的青地砖。柜架最好用硬木做成本色，不用油漆和涂料。在设计上还要考虑如何实现自然通风，对采用回廊式结构的库房最好不设外窗，只开内窗，利用内窗进行自然通风。为减少灰尘，库房的门窗要求密封良好，窗户应采用双层结构，对于外窗要加具有防紫外线涂层的窗帘。此外，库房还应具备防火、防盗设施及警报装置和相应的工作照明设施。
（二）妥善保管入库藏品
登记总账是藏品管理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凡确定了产权并经过初步鉴定，认为有收藏价值的就应办理入藏手续，并及时登录总账。登记总账要由专人负责，总账管理和文物库房保管实行专人分管，坚决杜绝一人兼管，必须遵循账、物分开的管理原则。文物入藏时，一般要以《入库凭证》为有效依据，同时要核对卡片和实物，无误时可登入总账。登记时首先需要把藏品所应编写的号码与账、卡、凭单上的号码核对一致，再对器物上书写的号码进行复核，确认无误时方能送交库房排架。要达到账目清楚，除字迹清晰外，主要是登账的内容要准确无误。藏品如有外拨和注销时，必须以书面凭证为依据，并在总账中予以注销。
所有记账凭证都应编页号后装订成册，它与账簿同样重要，应妥善保存。必须坚持认真填写库房日记，严格出入库制度。文物和工作人员特别是非库房工作人员要严格审批和登记，确保藏品万无一失。
对入库藏品妥善放置是藏品管理中的重要工作。第一，严格遵守《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藏品应有固定的专用库房、专人管理”规定。第二，库房建筑和保管设施要求安全、坚固、通风、防潮、防虫、防尘、防有害光线、抗震。藏品管理是博物馆保管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其主要目的是防火、防盗、防止藏品自然老化或损毁。要加强藏品安全的防护措施，研究和应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如安全报警、闭路监控等。第三，保管工作应认真贯彻“以防为主，重点保护”的原则。应对藏品的存放环境进行定期检查，及时发现不利因素和漏洞，把工作做在事故发生之前。藏品的保护是根本，利用才是目的。所以，要根据藏品的级别、材质，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保护，其中有的需要装匣，有的需要做软囊盒，有的需要装保险柜，有的还需要专设库房。珍贵藏品需要建立特殊档案，必须严格控制提用。第四，藏品摆放要井然有序，方便查检、提取使用。博物馆藏品的归放地主要是库房。库房中的藏品关键是排架，使藏品都能合理又整齐地存放在固定的位置上，对藏品的排架顺序要采用流水号，考虑到藏品安全，可以把小件放在上面，大件放在下面。如果条件好的话，可单设大件室，以便单摆独放。至于藏品之间的距离，要松紧适宜，以免取用时相互碰撞，造成损失。在藏品库房排架定位之后，要把它所在的库别、柜架层编号用笔标在总账和卡片上，只有标记了准确存放位置才便于查检、提取，外用退还时才能准确归放原位置 。
总之，要尽量从多方面为藏品创造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独立的文物环境。
三、基层博物馆藏品保护的主要对策是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
（一）加强藏品的日常管理
第一，健全规章制度，实行科学管理。博物馆的制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安全保卫，主要是指防火、防盗和日常值班等制度；另一方面是藏品保管业务，主要涉及从藏品搜集、接收、鉴选、登记、编目、定级、藏品入库、保管、提用、统计、注销的一整套对藏品的管理过程。《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保管工作要做到制度健全、帐目清楚、鉴定确切、编目详明、保管妥善、查用方便。要实现藏品的科学化管理，必须要建立一套完整、严格的规章制度。同时，要明确保管部门的责任，做到责任到人、分工明确。藏品保管大多是重复性和规律性工作，比较枯燥单调，保管人员容易产生麻痹、厌倦情绪，造成工作失误。因此，要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完善保管制度，不断整改提高，逐渐形成文件化、程序化、标准化的管理体系，并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落实，通过完善的规章制度制约和监督保管人员履行职责，真正做好藏品的管理工作。
第二，因地制宜，据实际情况制定措施。各博物馆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本地区的气候条件、经费情况、技术水平制定相应的措施，合理、有效地使用经费，达到保护藏品的目的。保管人员应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制定保养计划，选择适宜的气候进行自然通风、抖凉除尘、消毒清理、投药检查，达到防虫、防霉、灭菌、调节库内空气的目的。可以购置一些简单的调温通风除湿设备，使库房相对湿度达到稳定。
第三，注重藏品的修复和日常养护。修复是保护藏品的重要手段，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对文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对藏品保护环境的损坏难以避免，对此，应根据损坏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加以保护。藏品保护环境的修复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在修复藏品时，必须以不改变原状为原则，否则宁缺勿滥。对重要藏品修复，要谨慎行事，应由领导、专业研究人员和修复人员共同制定方案，再动手修复。
第四，要做好藏品的信息化管理工作。《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博物馆必须建立藏品档案。”建立藏品档案可以使文物更好地得到保存和利用，并已逐步成为藏品保管工作的一项经常性的业务工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博物馆藏品管理的信息化势在必行，也是藏品管理科学化、标准化的必然趋势。各博物馆应尽快建立藏品信息化管理系统，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也便于资料共享，从而充分发挥藏品的作用。
（二）建立称职的保管队伍
第一，重视提高保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中小博物馆人员少、工作量大，更要培养保管人员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保管人员确实认识到文物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价值和作用，增强保管工作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明确保管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和标准；提高全员的法律意识，对文物、博物馆的法律法规要熟悉掌握和运用，以法律法规来指导自己的业务工作。
第二，提高保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藏品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物的保养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要求保管人员不能光有热情没有素质。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文物保护问题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这对保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提高文物保管的专业技术水平，关键在于人，因为技术和设备都需要人这个主体来使用和操作。对中小博物馆，一方面，要善于开发现有的人才资源，鼓励保管人员岗位成才，对现有岗位人员积极组织参加各项专业技能的培训，加强岗位的继续教育，提高保管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注意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要吸引外来的技术和人才，可以借鉴国内、国外同行的技术，也可以考虑从外单位聘用一些专家、学者担任顾问。
第三，以人为本，尽量为藏品保护专业人才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首先，通过高水平管理，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使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团结一致，真诚合作。其次，尽可能创造条件，留住现有的人才。博物馆的成长离不开专业人才，要培养一些热爱博物馆工作，致力于博物馆事业的从业人员。另外，要改善工作环境，改善库房的设备和设施，激发保管人员的工作热情，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三）开辟筹资渠道，多方争取资金
归根到底，困扰基层博物馆藏品保护的瓶颈是资金问题。作为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基层博物馆事业发展主要依靠各级财政拨款，因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困难地区要提供足够资金用于博物馆藏品保护也不太现实。加之有些地方领导往往只追求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没有认识到文物本身潜在的价值，不能把文物资源、文物环境当作生产力加以保护和发展，而是将目光停留在其经济价值上，对博物馆事业发展支持、重视力度不够。为此，要保护好基层博物馆的藏品，就需要想方设法争取本级领导和上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多汇报多争取，确保事业经费有保障。一要充分利用《文物保护法》中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的规定，争取博物馆事业发展经费进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二要积极通过举办特色陈列、临时陈列、扩大宣传来增加观众，吸引观众，引起领导的重视。三要借鉴西方博物馆生存发展之道，想方设法争取企业资金赞助，并给予企业以宣传回报，形成一种博物馆与企业互惠互利的局面。四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通过尝试文物商店、小卖部的承包，特色纪念品的开发，输出展览，有针对性地举行各类讲座，依托各大型博物馆举行联合展览等方式来增加事业收入。
（四）实行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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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山国铸铁炉边发现的骨料，不是为铸铁增加含磷量或用作燃料，而应该是用来降低冶炼熔点的熔剂。中山王墓出土的木皮铁杖与《吕氏春秋》所载铁杖虽同名为“殳”，但用途各异，一为步战之兵、礼仪之器，一为车战之兵、实战之器。中山国的半倒焰式馒头形陶窑并非独创，而是战国时期陶窑的流行式样。灵寿城出土的炊器陶在燕国考古中也有发现，并非中山所特有，另一种炊器陶则更具中山国特色。中山国的货币存在仿铸现象，但非民间仿铸，而应该是官方仿铸。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河北大地上一个重要的“千乘之国”，文献记载的缺少使得这个国家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北省文物部门的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灵寿都城大型王墓和城址的发现，使得其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分别在1995年和2005年出版了有关中山国王墓和灵寿都城的两本大型考古报告《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以下简称《墓》）和《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灵寿城》）。这两本考古报告为研究中山国历史提供了最丰富翔实的资料，直接推动了中山国史的研究。但笔者在利用它们进行中山国史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些许问题，愿与各位学者共同探讨。
一、炉边骨料作何用
考古发现在灵寿城址六号遗址二号铸铁炉作业坑边上，堆放着不少废骨料和部分制作中废弃的骨器半成品。《灵寿城》报告分析认为，这反映了在铸铁中可能加入一些废骨料，以增加铸铁的含磷量。另一可能性是以废骨料作燃料[1]。笔者以为此两种可能都值得推敲。含磷量高会使铁发脆，容易断裂，而用作燃料似乎显得杯水车薪。
这些骨料堆放于铸铁炉旁，毫无疑问应与铸铁有关。清人卢若腾《岛居随录》（卷下）“制伏”条中说：“铸铁不销，以羊头骨灰致之，即消融。”[2]可见冶炼时加入羊头骨灰是为了让不易熔化的铁矿石“消融”，而且类似方法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不知其由……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今夫子作剑，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干将曰：‘昔吾师作冶，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一书中指出，《吴越春秋》所记载的冶炼宝剑的传说并不是凭空虚构的，所说“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虽然带有神秘性质，但也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并进一步引用丁格兰（F.R.Tegengren）《中国铁矿志》第2编《中国之铁业》部分的解释予以证明[3]。以现在观点来看，冶铁不熔是因为炉温不够，莫耶跳进去后，人骨中的磷起了添加剂的作用，降低了熔点。我国直到解放前，冶炼时还有往炉里放头发指甲，或是放只雄鸡的“秘方”，其实都是起到这样的作用。灵寿城铸铁炉边的骨料应该就是此类用来降低冶炼熔点的熔剂。这一考古发现证明，战国中山国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二、此铁杖非彼“铁杖”
在中山王墓二号车马坑出土了一件木皮铁杖，杖身八棱状，制作工艺十分考究，是中山国很有特色的一件兵器。《吕氏春秋·贵卒》记载：“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墓》报告很自然地将考古中发现的木皮铁杖和文献记载中的“铁杖”对应起来，并且引《周礼》、《说文》及《毛诗》等文献分析认为，此木皮铁杖无论形制、出土位置，都与兵车上的五兵之一——殳相符，只是长度较短[4]。然而笔者以为，此铁杖非彼“铁杖”，此“殳”非彼“殳”也。
《吕氏春秋》中记载的中山“铁杖”，即《周礼·夏官·司兵》中所言之殳，乃车战之兵、实战之器。《周礼·考工记·庐人》中也记载，殳是车兵的五种长柄兵器之一。《释名·释兵》云：“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于车上使殊离也。”殳作为车战中必备的实战兵器，用于砸击敌人和推挡对方战车，长度约合今276厘米左右。青铜制的殳在考古中也有发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7件青铜殳，长327～340厘米[5]；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出土的殳，已残断，残长270厘米[6]。中山国吾丘鸠所操铁杖应该就是这种长兵器，因为质地坚硬，在砸击对方战车时才能“所击无不碎”。《贵卒》篇所述“赵氏攻中山”之事，《国语·晋语九》中亦有记载：“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可见乃为战国早期赵襄子时事。战国早期的中山国屡屡遭到晋国威胁，所以重视军事装备的精良化是很正常的，同时在与近邻晋国的交往中便于学习其先进的铁器制造技术，因此中山国能拥有如此精良的铁兵器，在铁兵器数量较少的战国早期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山王墓出土的木皮铁杖也可称殳，但它是步战之兵、礼仪之器。此殳比较短，只有159厘米，比一般战士身高略矮。仅从长度判断，这件殳并非适合车战的兵器。考古发现也有类似长度的铜殳，如陕西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铜殳，长约1.44米[7]；长沙楚墓出土一件八棱筒形殳，长1.64米，考古报告认为“此当为徒兵所用”[8]。中山国这件木皮铁杖与之相比虽然长度接近，但制作更为精美，铁心外包木皮，木皮外密缠丝线并涂绛红色漆，两端有错金银纹饰的铜帽和铜，绝非一般徒兵使用。由文献记载可知，殳除了用于实战，还是诸侯贵族的仪仗和侍卫武器。《诗·卫风·伯兮》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描述了西周时王公出行，前导卫士执殳开道的情形。《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楚王急召太子。楚国之法，车不得至于茆门。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驱车至于茆门，廷理曰：‘车不得至茆门。至茆门，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须无潦。’遂驱之。廷理举殳而击其马，败其驾。”很明显，这里的殳既是实用武器，又是权力的象征。中山国这件木皮铁杖出于国王墓葬的车马坑内，置于先导的一号车旁，应为中山王的侍卫使用，是保护其安全且带有仪仗性质的器物。
三、陶窑结构很独特吗？
在灵寿城四号遗址共发现6座陶窑，平面形状有的近似圆形，有的椭圆形，有的则为长圆形，但它们的结构都是一样的，《灵寿城》考古报告称这种窑为半倒焰式馒头形窑，认为采用这种窑是当时一种较为先进的烧陶技术。这种半倒焰结构的陶窑，烟囱由窑顶移到窑后，是陶窑结构的一项重大改进，在战国时期无疑是一项先进技术，但绝非如考古报告所称“战国中、晚期的燕、赵遗址内至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过这种陶窑”[9]。
事实上，战国时期各地发现的陶窑，基本都是采用此窑门、火膛、窑床和烟囱由前往后直线排列的结构。如秦都咸阳故城发现的三座陶窑[10]，武安午汲古城发现的战国陶窑[11]，江陵毛家山窑[12]，洛阳东周王城内战国中、晚期窑[13]等等，在结构上都很相似。此类陶窑结构的显著改进，是战国制陶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灵寿城四号遗址陶窑的发现，说明战国中期中山国的陶工也掌握了这一先进技术。上举几座陶窑形状基本为近圆形或椭圆形，从陶窑面积看，灵寿城四号遗址内保存较完整的一号陶窑，底部南北长2.55米，东西宽2.2米，残高1.5米；秦都咸阳故城二号窑，窑床长2.15～2.35米，宽1.85米；武安午汲古城陶窑，通长2.27米，宽1.4米，残高1.65米；江陵毛家山窑，南北长约1.5米，东西宽1.2米；洛阳东周王城十四号窑，窑床长2.08米，宽2.18米。中山国的陶窑与上述几处发现的陶窑比较，面积上也较为接近。可见，中山国的半倒焰式馒头形陶窑并非独创，而是战国时期陶窑的流行式样。
四、陶比陶更个性
陶和陶是灵寿城出土的两种日用炊器。《灵寿城》考古报告认为中山国出土的陶“在燕、赵文化中尚未发现”[14]。但是笔者认为这5件中山国陶并非如此独特，陶才是真正有中山国特色的炊器。
据笔者了解，陶在燕文化中并不少见。燕下都的郎井村13号作坊遗址，东沈村6号、8号居住遗址出土的战国早期陶器中都有陶，依口沿不同，分为素沿和弦纹沿两种。老爷庙台Ⅴ号地下夯土建筑遗址，25号、27号建筑遗址，郎井村13号、30号、10号作坊遗址，东沈村6号居住遗址，北沈村8号居住遗址和西贯城村9号居住遗址等处出土的战国中期陶器中，也均有陶或陶残片的发现，陶质基本都是夹砂红陶，口沿亦分素沿和弦纹沿两种[15]。可见，陶在燕下都各遗址中使用普遍，存在时间长，器形较为固定。中山国的陶出土数量少，存在时间短，或是受燕文化影响而出现的。
和陶相比，陶是比较有中山国特色的炊器，在灵寿城遗址出土15件，其中官手工业作坊遗址内出土最多。形制基本相同，仅大小有别。质为夹砂灰陶，折沿、平唇、圜底。标本E6T1③∶22，通高18厘米，口外径42.2厘米；标本E4T1③∶76，口径48厘米，高22.5厘米[16]。陶在中山国盛行，而在邻近的燕、赵同时期遗址中未见发现。
五、仿铸是“奸冶”吗？
在灵寿城九号遗址发现5座小型冶铜炉以及埋在坑内的3个大陶瓮，瓮内存放着完整的6个“蔺”布币石范和2副“”刀币陶范。《灵寿城》考古报告将其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中山国“作巧奸冶”民风的记载相对应，认为“这应属中山民间盗铸币”[17] 。中山国存在仿铸货币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种仿铸是否属于民间行为呢？笔者根据相关材料并参照他国仿铸现象，认为中山国的仿铸应该是官方仿铸，而非民间仿铸。
首先，战国时期韩国的货币仿铸就是官方仿铸。战国时期的韩国也有仿铸相邻的楚国和赵国货币的现象。1983年11月，郑韩故城东城大吴楼铸铜遗址出土“当忻”陶布范四块合为两套[18]。“当忻”布钱是楚国的货币，郑韩故城遗址中发现“当忻”范，应是韩国仿铸楚国的货币。1992年8月，在大吴楼铸铜遗址南部发掘出“蔺”圆足布面、背范32件，“离石”大圆足布陶面范残块1件。“蔺”和“离石”布是赵国的货币，郑韩故城中发现“蔺”、“离石”陶范，无疑是韩国仿铸赵国的货币。韩国仿铸楚国“当忻”布币和赵国“蔺”、“离石”圆足布的范模，均出于新郑大吴楼铸铜遗址内，此乃春秋战国时期郑、韩两国的官府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可见韩国的仿铸行为为官方仿铸。
其次，官市负责铸造钱币的情况，在文献中也有记载。《周礼·地官·司市》载：“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由此可知，官市确有铸造货币的职能。春秋时期的大型平肩桥足空首布，面文作“市东小匕（货）”，似为市府作坊所铸。战国古币中又有一种“市平”圜钱，也可能是官市的铸币。市场是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中心，由市府来铸造货币颇合情理[19]。《后汉书·第五伦传》载“署伦为督铸掾领长安市”，可见汉代市府仍兼营铜器制造、铸钱等手工业。
中山国的仿铸作坊遗址位于灵寿城“市肆”遗址中大型夯土建筑的南端，从位置上看，应在市管理机构控制之下。中山国对灵寿城的市有着严格的管理，即使存在“作巧奸冶”的私人铸币行为，也不应在此闹市。在区域经济交往和联系增多的战国时期，中山国仿铸邻国燕、赵的货币，既是区域性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区域性经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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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4][16][1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7、35、95、97、39页。
[2] 清·卢若腾：《岛居随录》（卷下），载《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984年，第87页。
[3] 《地质专报》甲种第2号，地质调查所1923年出版。文曰“盖铁矿石及炼铁所用的木炭，其中所含之磷皆不甚多。在古时所用之铸铁炉，实不易发生相当温度，使铁充分熔融，须加相当磷份，熔融方易。中国古代虽未能有关于磷之化学知识，但从经验上发现融铁吸收骨质后较易铸作，则甚可能。《吴越春秋》‘干将作剑，……于是干将之妻莫邪乃断发剪爪投入炉中……’此可见古代确屡试加入有机物质，而以为有若何神秘作用。近者日人村上板藏氏曾于辽阳安山铁矿发现一千年前炼铁遗址，留有兽骨，足见契丹人亦尝用此矣。”
[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98页。
[5]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93-295页。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9页。
[7]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8]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10]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勘察小组：《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1期。
[11] 河北省文管会：《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中的窑址》，《考古》1959年7期。
[12] 纪南城文物考古工作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年3期。
[1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内的古窑址》，《考古》1983年3期。
[1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94、491、530、51、66、75、100、203、258、501、537、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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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井盐的最早开发和利用，过去的盐业史研究者多根据文献记载，将其推定在战国末期的成都平原。例如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撰《四川省志•盐业志》说：“早在先秦时代，巴蜀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利用自然盐泉和在第面的岩盐。2300余年前秦统一巴蜀后，随着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和大批移民入蜀，带来了中原的凿井技术和人才，西蜀地区经济逐渐有了长足的发展。公元前311年，秦以张若为蜀守时，由于盐铁商业已具规模，故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管理盐铁交易。战国末年，在今双流地区开凿了广都盐井，揭开了中国井盐生产的序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公元前247年）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钟长勇《中国盐业历史》在叙述井盐的发现和井盐工业的起源时也据《华阳国志•蜀志》说：“井盐以凿井取卤制盐而区别于海盐、池盐和湖盐。中国井盐生产始于战国末年李冰穿广都盐井。”只是钟先生认为李冰为蜀守、穿广都盐井的年代在周灭后的秦昭王51年以后的公元前255～前251年之间（钟长勇2001）。可见迄今为止，流行的认识都认为中国的井盐业发端于战国后期，最早采用凿井制盐的地区是四川西部的成都平原。
不过，目前流行的关于四川乃至于中国井盐业起源的推断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它既不符合四川盆地的盐业资源状况和有关早期盐业传说的分布状况，尤其是与目前已知的盐业考古材料相抵触。自1997年三峡库区地下文物的抢救保护工程开始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渝东地区已经发现和发掘了多处先秦时期井盐工业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最早已经可至商代晚期，这为我们探索中国井盐工业的起源提供新的考古学例证。尽管这些盐业遗址和与盐业有关的考古材料大多尚未发表，但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材料，结合渝东地区盐矿资源的埋藏情况、渝东地区与盐有关的远古传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中国早期制盐工业的应当起源于渝东地区，秦灭巴蜀以后才扩展到川西成都平原地区，随着凿井取卤技术的发展又才发展到川中丘陵地区。我们下面就根据上述三方面的材料，简要陈述我们提出的“井盐起源于渝东说”的理由。
首先，从盐矿资源的自然分布来看。
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在距今约两亿年前的中生代三叠纪，我国地形还是东部高西部低，今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地区尚是浩瀚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这期间，由于气候干旱高温，海水蒸发，盐化海膏泥沉积，形成了渝东下三叠系盐层。到了三叠纪晚期以后，由于印支造山运动，我国西部地区地壳上升，海水从盆地西南退出了大陆。这时的秦岭地槽上升，黄陵背斜耸起，四川盆地基本形成，存留在盆地内的海水和积水成为一个内陆湖“巴蜀湖”。在“巴蜀湖”形成的同时，在四川盆地以外的西南和东面方向上还形成了一系列有水道连通的湖泊。在西南方向，“巴蜀湖”、“西昌湖”、“滇池”自成一体，湖水沿着海退的路线从西南方向的南涧海峡流入古地中海；在东面方向，“秭归湖”、“当阳湖”、“鄂湘湖”等彼此相通。经过了漫长侏罗纪炎热和干燥气候，四川盆地这个深广的内陆湖及盆地周围的一些湖泊相继蒸发缩小，盆地内只剩下了川西的“蜀湖”。在这个过程中，盆地湖地除了沉积了大量的紫色沙岩外，川中和川西等地也沉积有较厚盐卤结晶。侏罗纪末兴起的燕山运动，使得四川盆地东部边缘褶皱隆起，形成了渝东地区一系列平行的褶皱和逆断层，并在盆缘形成了七耀、巫山、黄陵三处背斜，背斜上出新一些相反流向的河流，河流的下切作用使得这三处背斜的低洼处越来越深，一个四川盆地的缺口正在形成中。白垩纪中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北部地区的逐渐抬升，以及盆地南部的拗陷，在盆地南部形成了“巴湖”。先前就已经形成的“蜀湖”在此期间的沉积，形成了川西地区和川北地区的盐层。白垩纪末开始的喜马拉雅运动，长江上游地区剧烈上升，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形成，上升的云贵高原及青藏高原堵塞了四川盆地积水的西南出口，“巴湖”在汇集了盆地诸水后，经盆地东南边缘七耀、巫山及黄陵背斜低洼处的河流下切地带夺路东泄，形成了壮丽的长江三峡。在四川盆地形成过程中，海水和湖水中的浓缩盐卤结晶的盐层等矿物沉积了下来，被埋藏在地下，成为岩盐岩和盐卤这种重要的矿藏（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1996；李晓波2002；陈可畏2002）。
四川盆地的盐矿蕴藏量十分丰富，地质储量居全国首位。“东到万县、石柱，西至洪雅、盐源，北到仪陇、阆中、江油，南到长宁、江津等县”，都有盐盆的分布。这些盐盆厚度大，夹层小，“主要的盐盆有威西、万县、垫江、南充、成都5处。”（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盐矿有盐岩和盐卤两种形式。固态的盐岩通常都深埋地下，只在个别地点也有盐岩露头，可以加水熬煮成盐。值得注意的是，较早古书记载的盐岩露出地表的地点，除了岷江上游边远山地的汶川县外（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就是渝东长江边上的云阳县了。王隐《晋书•地道记》记朐忍县（今重庆云阳县）汤口的可以煮盐的石头说：“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液态的盐卤是自然露头较多、最容易被人们认识和开采的盐矿，这种盐矿资源在盆地分布十分广泛，盆西的乐山、邛崃、蒲江等县市，盆中的自贡、蓬溪、盐亭等县市，盆东的宣汉、云阳、奉节、巫溪、开县等县市，都有矿化度较高的盐卤分布，许多地方还有天然盐卤露头（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
在四川盆地这些盐矿资源中，渝东地区的万县盐盆最值得注意。四川省第二地质大队〈关于提请部向国家推荐云阳建设50万吨?年盐化工基地的建议〉书中这描述万县盐盆说：云阳、万县一带有一巨大盐盆，深埋于万县复向斜中3000米左右，盐盆大致呈北东至南西向展开，西南端起于忠县拔山寺以南，东北端止于云阳以西，西北和东南分别以云阳黄泥塘、云安镇背斜和大坪山至方斗山背斜为界，延绵长度近100公里，宽20～30公里，盐体展布面积2700平方公里，盐盆盐岩地质远景储量为1500至1600亿吨。（《云安盐厂志》引）由于万县盐盆位于盆东平行岭谷地区，属于盆地边缘褶皱断层地带，盐盆呈窄长条形，盐盆的盆底埋藏虽然深达3000米，但盆缘则非常浅，不少地点因断层和和水下切作用，地下盐卤在河床边自然露头。这些地点有忠县的甘井、涂井，万县的新田、长汤井、龙驹坝，云阳的云安等。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渝东地区自然露头的盐卤相当多，即使排除掉可能是人工凿井取卤的“盐井”这一类名称，诸如“盐泉”、“咸泉”等自然露头的盐卤也还不少，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记，就有夔州路涪州武隆县乌江边上的“咸泉”、黔州彭水县的“盐泉”、南州军盐井江岸的“盐泉”、大宁监宝山的“咸泉”。我们知道，《舆地记胜》缺佚颇多，位于今天万县盐盆中心区的忠、万诸州的应当有多处盐泉。上述万县盐盆地质报告附图所举的忠县、万县、云阳的自然露头的盐卤，在文献中被开采和利用的记载也相当早，至迟在汉魏时期这里的取卤制盐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故《汉书•地理志》记巴郡所设置的惟一的盐官就在今云阳县（原文作：“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有橘官、盐官。”）《华阳国志•巴志》记临江县（今重庆忠县）“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也家有盐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华阳记》作：“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溪水沿注江。”）
从四川盆地盐矿的自然分布状况可知，渝东的万县地区，盐矿不仅蕴藏量较大，而且埋藏较浅，自然露头较多。这在尚没有发明和广泛使用铁器的远古时期，这里的自然露头的盐卤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人们优先利用的对象。井盐生产以钻井和取卤最为艰难，井越深难度越大。南宋祝穆《方舆览胜》卷五一成都府路成都府“总论蜀盐”条说：“《朝野杂记》有龙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军之?U井，皆大井也。若隆、荣等十七州则皆卓筒小井，用力甚艰。推（惟？）大宁之井，咸泉出于山窦间，有如飞瀑，民间分而引之。”（此条不能断句作“用力甚艰推大宁之井”，有如飞瀑自然涌出的大宁盐泉，应当用力甚省才是）这种容易发现、省力省物的自然露头的盐卤，当然就会成为四川地区人们最早利用的对象。四川井盐业由渝东地区发端，这是盐矿资源状况这种自然环境决定的。
其次，从古代文献记载的与井盐有关的传说来看。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有关井盐的传说中，最古老的当推巴人祖先廪君与盐神的传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此传说道：“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具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性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后汉书》记载的这个与巴人起源有关的传说，本自战国时期成书的《世本》，《世本》记载的先秦时期各地贵族的谱系又有更早的文献和口碑渊源。传说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 “盐阳”、“盐水”、“盐神”之盐是何种盐，但从该传说流传的巴郡和南郡是以后井盐分布地域，以及盐神是以盐为名的河流（盐水）之神来看，该传说反映的应当是渝东及其邻近地区远古时代的人们利用自然盐泉或凿井取盐卤以熬盐的历史背景。
重庆巫溪县大宁河上游的大宁盐泉也是很早就已发现并利用的自然露头的盐泉。早在《汉书•地理志上》中，就有南郡巫县“有盐官”的记载，其利用盐泉和凿井为盐的年代可能还早于汉代。《文选》〈蜀都赋〉“滨以盐池”，刘逵注：“盐池出巴东北新井县，水出地如泉涌，可煮以为盐。”大宁河古称“盐水”，河流应当因盐泉而得名。《水经•江水》记大江“又东过巫山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北魏•郦道元《注》：“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溪水导源梁州晋昌郡之宣汉县东，又南迳建平郡泰昌县南，又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所资也。盐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盐水之称也。”大宁盐泉是盐水涌出如泉的天然盐井，该井不知何时发现，但至迟在汉代就已经被人们认识和利用，所以才有“盐水”和“盐池”之名。据宋人文献记载，巫山县衙有东汉永平七年款识的煮盐牢盆，并有“汉永平七年尝引此泉于巫山，以铁牢盆盛之，水化为血，卒罢其役”的传说（《舆地纪胜》卷一八一引《舆地广记》、《图经》、《旧志》）。关于宝山盐泉的发现，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一大宁监记“宝山在监北一十七里，宝山半有穴如瀑泉，即咸泉也”，该泉有白鹿故事，“故老相传云：宝山盐泉，其地初属袁氏，一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酌泉知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人也。”大宁盐泉尽管位于大宁河上游人烟稀少的地区，但该盐泉至今仍像瀑布一般挂在河边，人们沿河行走很容易看到并品尝到盐泉。因此，从自然条件上来看，该盐泉应当是三峡地区最早被发现和利用的盐泉，其开始制盐的年代或许可能早到先秦时期。
翻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他所记载的长江上游沿江的重要盐井，除大宁河上的北井外，其余产盐地几乎都集中在万县盐盆一带。顺江而下首先就是今忠县的甘井，“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溪水沿注江。’”然后就是今万县的长滩井，“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于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于江，魏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阳溪口。”再往下就是云阳县汤溪盐井，“江水又东迳瞿巫滩，又谓之博望滩。左则汤溪水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在这几处汉晋时期就已形成规模的制盐作坊中，忠县的甘、涂二盐场尤其值得注意，这里的盐井据传说是开始于东汉的著名人物杨震（字伯起）。明•曹学荃《蜀中名胜记》卷之十九上川东道忠州条：“按涂溪在州东八十里，发源蟠龙洞，来经涂井，井神为汉杨伯起。《井庙碑》云：‘神尝刺史荆州，溯江至此，憩于南城寺。谓人曰：“江北二三里间，安得有宝气耶？”至蟠龙洞，见周柱下史丹炉，曰：“此地有龙无虎，宜其丹不就也。”至涂山，见白鹿饮泉，曰：“宝气在此矣。”土人从所指处，凿磐石而得盐泉。’庙在治东一里。”忠县城郊的井神庙不知建于何时，《井庙碑》所记的井神杨伯起也无疑属于附会。杨伯起是东汉弘农人，除一度任邻近巴地的荆州刺史外，没有在巴地当过官。他为官清廉，禀性刚直，其生前身后都有灵异，颇受时人景仰（参看《后汉书•杨震列传》），将忠县的涂井神附会在这样一个与巴地无关的人物身上，可能是东汉或蜀汉时期的事情。忠县甘、涂二盐泉的开发和利用应当远在东汉以前。
其三从与制盐有关的考古材料来看。
盐业考古学家们都认为，在人类采用金属容器熬制食盐以前（这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新石器时代没有金属容器，青铜时代也因为青铜器相当贵重而不大可能广泛用作制盐器具），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采用陶器制盐。因此，凡是陶器制盐时期的熬盐工业遗址，其堆积景观都相当特别??通常这类遗址很像后来大规模的陶瓷窑址一样，有很厚的以陶器残件为主体的堆积层，陶器绝大多数都制作不精，器类往往都是单调的尖底、圜底、小圈足等容器，在这些陶器残片的下面常常可以见到灶或者窑等遗迹。在四川的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许多古代产盐或古今一直产盐的地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大量陶片堆积的先秦遗址，只见到有像四川蒲江县盐井沟唐代制盐遗址那样的由熬盐燃料留下的炉灰、少量日用器具和极少的熬盐铁锅残片组成的“山丘”（侯虹2002）。而在渝东古今都产盐的重庆忠县一带，我们却发现了多处文化堆积由大量陶器残片组成的遗址。这些遗址大多集中在盐泉自然露头或盐卤埋藏很浅的地点，即长江北岸两条小河甘井沟及涂井河（汝溪河）下游的万县盐盆边缘的隆起褶皱地带，也就是这两条河刚刚流出峡谷处。其中位于甘井沟边及其附近的遗址有羊子岩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哨棚嘴遗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三峡考古队等2001）和瓦渣地遗址，位于涂井河边的有李园遗址（孙华1997），以及位于长江边上的邓家沱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最著名的要数瓦渣地遗址和羊子岩（中坝）遗址，这两处遗址的基本情况是：
1、瓦渣地遗址 瓦渣地遗址位于长江左岸的二级阶地上，遗址东临长江，北隔选溪河与甘井河口的哨棚嘴遗址相望，范围约15000平方米，海拔高度约145～165米。遗址表面散布大量以花边口沿的绳纹圜底釜残件为主的陶（瓦）片，故名。通过历年调查、发掘和研究，我们了解到该遗址主要有哨棚嘴文化和商周代遗存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末期哨棚嘴文化时期的遗址性质还不能确认，但商代末期至春秋中期的遗存是以大量中口釜、尖底杯的陶片堆积为代表，并有圆形的窑灶一类遗迹，符合陶器制盐工业遗址的特征，应当与制盐工业有关。这一时期的遗存目前已经划分为连续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为西周前期前后（上限可以到商代末期），第二段为西周后期左右，第三期为春秋前期或稍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3）。春秋中期以后，该遗址的制陶（这里指为熬盐烧制的专用容器）或熬盐在春秋中期停业，以后再没有恢复。瓦渣地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制盐遗址之一，该遗址的第三期遗存与下面要提到的羊子岩遗址东周遗存中的较早阶段的文化面貌相同，从而可以将两个遗址连接起来，作为考察渝东地区古代盐业发展的一条线索。
2、羊子岩遗址：羊子岩遗址又名中坝遗址，遗址位于甘井河内的旧甘井镇边（三峡工程兴建后，该镇已经搬迁），距离长江口约4千米。遗址位于甘井河两岸的台地上，遗址中心区因河流的切割侵蚀作用已脱离河的左岸，成为一座河中小岛。岛上的堆积主要有四个时期：最下面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老关庙文化遗存，其上是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遗存，再上是大量的东周时期前后的遗存，最上面是汉至唐宋时期的遗存。东周以前的遗存，其遗迹和遗物缺乏制盐遗址的特征，其遗址性质还不能判定；汉以后的遗存虽有窑灶证明其与制盐有关，但这时的熬盐容器已经是铁器而不是陶器。只有东周前后的遗存是由很深厚的单调的中口釜、尖底杯等陶器残件组成，并有储卤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1，原报告称作墓）、窑灶等典型制盐遗迹，属于制盐遗址应当没有疑问。羊子岩制盐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该遗址从东周以来，制盐工业基本上没有中断，直至近代，这里还在使用传统工艺制盐，这为我们探讨古代渝东盐业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盐矿资源状况、有关盐的史料记载还是古代盐业遗址的现状来看，认为四川盆地的井盐业至迟在商代就已开始于渝东地区，秦灭巴蜀以后才发展到成都平原的边缘，这应当是可以初步肯定的一个结论。当然，目前我们的盐业考古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这些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开展的工作是：
1、目前我们对渝东地区古代陶器制盐阶段盐业遗址的判定，主要还是根据三点：一是这类遗址的堆积景观类似国外的陶器制盐遗址，其二是这类遗址的出土器物与国内外其他被推测为盐业遗址的出土陶器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其三是这类遗址均靠近盐卤资源产地。这些根据，实际上还是基于经验的一种可能性推测，缺乏确切无疑的可以论定的证据。并且，对于渝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大量流行如小底或尖底的陶缸，因为缺乏类比材料，目前也不能推测其是否与制盐业有关。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引人一些仪器分析手段，对可能是陶器制盐遗址的陶器及其周围的附着物（如泥土等）进行微量元素分析，然后将这些分析结果与当地盐卤中的微量元素进行比对（当然同时还要分析和比对当地同时期的非盐业陶器和普通土壤中的微量元素），看看二者是否有共同的盐卤有的微量元素。如果这些推测为制盐用陶器及其附着物中有盐卤有的微量元素，那么这些陶器就可以肯定与陶器制盐有关。
2、渝东地区已经发现的很可能与先秦盐业有关的重要遗迹之一的窑灶，其窑灶的主体形态有斜坡底近园形、平底长方形、斜坡底长条形（似龙窑）三类，第一类如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瓦渣地遗址的窑灶，第二类如忠县李园遗址的窑灶，第三类如羊子岩（中坝）遗址的窑灶。从年代上看，第一类窑灶流行的年代范围在商代后期至春秋前期前后，后两类窑灶的流行年代却在战国至西汉前期；从分布状况来看，第一类窑灶除了在这些陶器制盐遗址有发现外，在其他普通遗址也都有分布，第二类窑灶则还没有在其他遗址中发现。渝东地区已经发现的可能与熬制盐有关的陶器主要也有三种，即尖底杯、束颈釜、船形器。在这三种陶器中，尖底杯出现最早，延续时间也很长，从商代后期的十二桥文化一直延续到战国前后的巴蜀文化，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李园遗址还有大量尖底杯发现；束颈釜的出现略晚于尖底杯，但在西周时期已经在四川盆地（尤其是渝东地区）大量流行，并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船形器发现较少，目前只在重庆忠县的哨棚嘴遗址、邓家沱遗址，丰都县石地坝遗址曾经出土。这三种陶器都在陶器制盐遗址中出土，它们的使用时间又有重叠，不少遗址出土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这类陶器，如哨棚嘴遗址2001年发现的同时期的两座窑灶，窑灶内的遗物一为尖底杯，一为船形器；瓦渣地遗址的早期堆积，尖底杯与束颈釜共存；丰都县石地坝遗址的西周时期的堆积中更有尖底杯、束颈釜和船形器三种陶器。那么，这些陶器以及前述窑灶在制盐工艺流程中担当何种角色，这些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考古的手段方能够得到证实。
3、在四川盆地，除了那些位于盐卤产地附近的典型陶器制盐遗址外，还有许多普通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尖底杯和束颈釜，据目前掌握的部分材料，出土尖底杯的普通遗址有万州中坝子(西北大学考古系等 2001)；涪陵区镇安(重庆市博物馆 1992)、成都十二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87）、指挥街（四川大学博物馆等1987）、金沙村（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新都水观音（四川省博物馆1959）、彭县青龙村、雅安市沙溪（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90）、阆中县坪上(胡昌钰、孙智彬1991)，出土束颈釜的遗址更多，计有江津王爷庙(重庆市博物馆 1992)、巴县干溪沟(重庆市博物馆1992)忠县老鸦冲，万州麻柳沱(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2001、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1999)、云阳太公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明月坝(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东洋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2001a)、李家坝(马继贤1998;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2001b)，巫山双堰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刘家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韩家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等遗址。这些普通遗址的尖底杯和束颈釜，其功能是否与那些典型盐业遗址相同？如果它们是装盐的容器，它们是否来自那些典型的制盐遗址？关于这些，除了可以采用陶器微量元素对比分析的方法外，还应当采用中子活化的分析手段进行考察。这些方法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陶器制盐遗址的盐产品的销售范围。
4、盐业生产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即使不考虑钻井等工序，陶器制盐也需要烧制陶容器，熬煮盐卤需要采集和运送燃料，制成的盐需要输送到其他不产盐的地方，从事各种相关工作的人员需要有食品供应，这些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工业系统。为了维持盐业工业的生产，汉代以后的国家政府往往在产盐地建立盐官，并施行了一系列控制盐业生产和销售的盐政措施。先秦时期的成规模的盐业生产，也应当受到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古代国家的极大重视，并有一套维持该工业系统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因此，考察渝东地区的先秦盐业状况不能只考虑盐业的生产，而应当考察盐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四川盆地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成都平原始终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尽管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阶段，整个四川地区的文化开始逐渐走向统一，但从商代末期开始，渝东地区的文化面貌与成都平原地区又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典型的十二桥文化在渝东似乎没有超过丰都县，而这时正是重庆忠县几处典型的制盐作坊开始发展的时期，这种盐业工业的崛起与四川盆地东、西部文化差别的增大，其间是否有必然的关联，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到了东周时期，楚文化开始逆长江西上，其文化因素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四川盆地，但目前发现的单纯楚文化墓地（应当就是楚移民的墓地）最西的分布地点就在古今产盐的忠县甘井沟两侧，这就需要考虑当时的楚国大举入侵巴国这种历史现象后面的动机问题了。楚国深入巴国的腹地，移民留驻巴国产盐地区，这很可能与楚国为了获取盐业资源、保卫食盐产地和护卫食盐东运有关。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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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甲种第一号，第209～243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云阳县明月坝遗址试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1990年。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盐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地理志》上册，成都地图出版社，1996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忠县涂井永兴、李园两处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5第3期，第63～66页。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甲种第一号，北京，559～60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孙华、曾先龙：〈尖底陶杯与花边陶釜〉，《巴渝文化》 1999年第4期，第59～78页。
篇7
[关键词]甘肃;文物考古;文化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来源基本都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各类文化遗址复原了历史的风貌,然而考古学是这一切的基础。前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关于古物、古代遗存的研究和记载,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和记载其实也就是考古学的萌芽。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整套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传统的对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称之为金石学,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在欧洲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称为古物学,古物学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自产生以来,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在19世纪初期,北欧一些博物馆专家提出三时代法,即把历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时代法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考古学的开始。考古学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是1926年,中国人开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当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正式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80多年,在中国考古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80多年的考古发现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领土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我国的考古学起步晚,但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作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现代考古学自建国以来,发展异常迅速。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所有各种学科中发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学科之一。现代中国考古学从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使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存在差别,即始终和历史学密切结合。外国考古学,特别是欧美的考古学,经常是与美术史、人类学相结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清晰地阐明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配合。
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县的建制早于省的设置,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已达2000余年。甘肃省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的发展较早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万年的镇远县姜家湾和寺沟口的原始遗址以及距今3.8万年的武山人遗址的发现,表明陇右地区是远古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甘肃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区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发生的地区,这里古文化遗址众多,类型多样。因此,国内外文博考古界始终极为关注甘肃的考古发现和成果。
以来,甘肃考古事业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珍贵文物进入了博物馆。大地湾遗址、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先后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60年来,甘肃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为全面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已经建立起比较清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诸多重大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前文化的发掘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鲜资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谜团逐渐被破解,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成果则展示了甘肃独特的丝路文化风貌。
建国以来,甘肃省的文物考古发掘成果按文化遗址的时间序列共分为7个部分:
一、文明曙光,绚丽彩陶――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甘肃考古成果丰硕。建国以来,先后正式发掘了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兰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地,不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和动物骨骼,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刀。基本理清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肃是我国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边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时期
甘肃是我国早期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掘了广河齐家坪、灵台白草坡、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等一批遗址或墓地。夏商时期的甘肃青铜文化,虽然不像中原那样跨入了国家的门槛,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陇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摇篮,西戎故土――春秋战国时期
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是因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县发生了大规模古墓盗掘事件,而后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秦文化遗物。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发生盗墓事件而被发现的。该墓地出土了大量装饰精美的随葬车马器和金银饰品,对研究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关系和当时陇东南地区与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册页留香,木雕朴拙――秦、汉、魏晋十六国时期
秦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考古,有着引人注目的发现以及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马滩、居延金关、敦煌悬泉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状况之完好,均居全国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汉代木雕,雕刻技法朴拙,具有奔放粗犷、雄浑刚健的艺术感染力。高台地埂坡仿木构之墓葬形制则为甘肃地区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见惟一的西晋时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风,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赋役较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相继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当时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甘肃在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有庆城穆泰墓和秦安叶家堡唐墓的发掘。葬于唐开元年间的庆城穆泰墓,虽经两次被盗,但出土随葬品异常丰富、精美。而1965年发掘的秦安县叶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佣、镇墓兽等,形体硕大,釉色艳丽,是国内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荟萃,熠熠生辉――宋、西夏、金、元时期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从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权并立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得到了空前发展,各项手工业规模扩大,尤其是制瓷业,无论质地、釉色、式样,还是生产规模及出口数量,都远胜前代。宋、西夏时期的甘肃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儿湾西夏窑址和天水王家新窑宋墓等的发掘。
七、佛光佑护,众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区考古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洞窟492个,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遗存。北区石窟群崖面长700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243个及原编号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北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形制及其性质。
篇8
人生就是一段段经历与回忆，每个人都会珍藏着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它们也许包含了儿时的美好回忆、朋友真挚的情谊、家人温暖的牵挂……每每我们观察、描摹这些物品时就会唤起一个个温馨的故事。
描摹就是“添枝加叶”，使一棵孤树变得枝繁叶茂；描摹就是“添油加醋”，使一锅淡水变得有滋有味。那么如何描摹物品呢？一是要认真观察描摹对象，抓住特征；二是要确定清晰的写作顺序以及合适的表达方法；三是语言表达要讲究分寸，遣词用句要生动形象，能充分表达出所要抒发的情感，并力求达到表达的多样性。
经典回放
鼻烟壶
小雁塔
收藏界有句行话：北方人赏鼻烟壶，南方人玩紫砂壶。这话道出了南北古玩人的文化趣味，同时也折射出鼻烟壶一如紫砂壶是古玩杂项中的一种雅俗共赏的藏品。
鼻烟壶为盛鼻烟的容器，清代文物。鼻烟是一种烟草制品，系将烟叶烘烤、去茎、磨粉、发酵并加入香料配制而成，用鼻嗅服。17世纪前期鼻烟在欧洲开始流行，后期传入中国。
鼻烟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但鼻烟壶却是地道的中国发明。明代时，鼻烟开始从国外大量流入我国，一般是用大玻璃瓶装的，重量从四两至一斤不等。国人为了携带和吸食方便，一般把鼻烟放在盛药的小瓶中。到了清代初年，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以硬木、贵重金属、珍贵野牛角制作的鼻烟壶。由于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满族、蒙古族等一些少数民族野外生活的时间很长，所以要求鼻烟壶必须坚固耐用，强调实用性。这也是早期鼻烟壶的重要特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鼻烟壶逐渐由实用品发展成为工艺品和欣赏品。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成为鼻烟壶生产的鼎盛时期。书中记载，当时不仅内府制造贮藏鼻烟的玻璃瓶，而且在民间也大量制造，只是称之为“瓶”而非“壶”。清朝的康熙皇帝思想解放，胸怀博大，乐于接受和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他在与那些有真才实学、懂科技的外国传教士接触交往中，学会了吸闻鼻烟，并成为嗜好。
如今，鼻烟壶的收藏价值不仅决定于它的质地，更取决于其工艺水准。如漆器鼻烟壶的材质很普通，但因存世太少，而制作工艺又都很精美，所以价值也相对较高；套料鼻烟壶的制作得使用多层烧结技术，让深浅不一的色料经过高温融合后极富层次感，从而产生凸雕的效果；内画鼻烟壶，即以特制变形的细笔，用技巧在壶的内壁上反画出纤细清晰的人物、山水等图案。若是名家制壶，其价值就更是高昂。鼻烟壶一度曾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如今却早已成了大众的藏品。鼻烟壶集多种工艺于一身，它体积不大，可赏可玩。传世精品较多，正以其小巧玲珑的造型、丰富多彩的纹饰吸引着众多藏家。
（选自《国学》2009年第7期，有改动）
【阅读感悟】
方寸之物、只手可握的鼻烟壶，竟然使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成为其生产的鼎盛时期，它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我们跟随作者走进鼻烟壶的世界。通过阅读本文，我们了解了鼻烟壶的作用、发展历史以及关于鼻烟壶的皇族逸事，了解了它的不菲价值。
鼻烟壶的制造凝结着伟大的匠师们卓越的艺术才能和辛勤的汗水。它作为华夏文化的浓缩，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历史中的一件瑰宝。
美文欣赏
司南迷雾
赵洋
一说起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人们通常会想起“四大发明”。在这四大发明中，以指南针的历史最为悠久，其形象也最深入人心――方盘上的勺状司南――这个形象不但出现在各大博物馆的陈列中，还作为科教节目的标志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但是，真正的司南可能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甚至，它是否存在也是学术界正在讨论的问题。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回忆道，小时候第一次看到指南针，“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想方设法要知道它为什么总指着一个方向”，并由此激起了对科学的兴趣。看来，对磁学一无所知的人要发现天然磁石吸铁的现象并不困难，但要发现磁石的指极性，就难多了。今人如此，古人亦然。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磁石能吸铁的文献记载，当推《吕氏春秋》中所写的：“慈石召铁，或引之也。”后来，秦朝的工匠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制成阿房宫的大门，鉴别暗藏铁器或铠甲的刺客，其作用类似于今天机场的安检门。
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篇》记载：“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杓”就是勺子，“地”指托着勺子的地盘，“柢”是勺柄。从这段话中可知，做成勺子样式的“司南”，放置在坚硬光滑的“地盘”之上，它的柄便自动指向南方。
20世纪50年代，著名文物学家王振铎正是根据这段记载，参照汉代勺子的样式，提出司南样式的复原方案。司南用天然磁石磨制而成，其大小形状类似家用汤勺，只是勺底部呈球形。青铜地盘中央光滑，四周刻着四维、八干和十二地支共二十四个方位。将司南轻放于地盘中央，如果摩擦很小，它就会转动起来，直到与地磁场方向基本一致为止。这时它的勺柄指向就是地磁场南极。
这个司南的复原方案很快就深入人心，但是，它作为指南装置却并不那么成功，甚至，连制作都成了大问题。其原因有三：一是磁石磨成勺状，相当困难，成品率很低，需要找有经验的玉工做；二是磁石在磨制的过程中，磁性减弱，指南的效果变差；三是它的底部和地盘的接触面较大，摩擦阻力也相应加大，转动不灵活，影响了指南效果。后两点恐怕是所制成的司南不指南的原因所在。
虽然，对于这件文物的鉴定与复原方案有太多臆测的成分，但目前，国际上多数研究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是中国人首先发明了指南针。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已详细记载了指南针的使用；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有诗云：“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这些足以说明宋元时代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无论今后的研究表明司南存在与否，都不能抹杀中国人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选自《中国青年》2008年第1期，有删节）
【思考练习】
1.联系全文理解下列词语。
深入人心 臆测
2.本文的结构方式是_____________。
3.通读文章回答，“司南迷雾”指的是什么内容？体现司南形状由来的是哪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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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布艺彰显艺术魅力
张川闽徐尚和
不久前，一位回屏南老家省亲的马来西亚老华侨，在逛屏南县城童装、鞋帽店时，如获至宝地捧着一双手工制作的虎头鞋说：“还能买到虎头鞋，真的太让人高兴了。这回我可以让孙子们真真实实地体会一下中国古老的民俗艺术了。”
虎头鞋用布料制作，鞋头上绣缝着憨态可掬的虎崽头，在民俗中具有护生避邪作用。在屏南，最常见的布艺品有虎头鞋、虎头帽、肚兜、围嘴、背褡以及香包、荷包等。布艺品绣制的图案和造型基本上保留着原始艺术图腾，如龙、凤、虎、狮、猫以及石榴、莲花、瓜果、花草等，这些无不包含着人们祛灾避邪、繁衍、护生、延寿、祈福的愿望。
屏南传统布艺制作有四个步骤，即设计造型、剪裁、绣花及缝制点缀物。这里面包含着构图、剪纸、绘画、刺绣等基本功，所以，要做成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布艺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布艺的造型典雅考究，颜色简洁明快，形象逼真可爱，天然成趣，不仅具有实用性，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馈赠亲朋好友以及男女之间定情的礼品。如：花卉、虫鸟、植物等是祈盼吉祥；福、禄、寿是祝愿老人健康长寿；儿童用品的老虎等图案，取避邪镇恶之意；而鸳鸯、莲花莲子、石榴之类，自然象征新婚夫妇家庭美满、多子多福；蝴蝶飞舞、香囊飘香，针针线线隐含着姑娘的爱慕之情。
上世纪60年代，屏南农村妇女几乎人人都会制作布艺品，正如那位老侨胞所言，孩子们都是穿戴着虎头鞋、虎头帽长大的。后来，由于皮革、塑料制品的大量上市，以布为原料的手工艺品的实用性能逐渐减弱，且手工制作成本高、利润小，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近年来，白水洋旅游热的升温，给屏南手工布艺带来新的生机。一批老艺人也努力呵护着千年乡土文化。他们热心传授，一些年轻人潜心学习，使得传统布艺作为民俗文化的载体，又在岁时、节令和人生礼仪中频频出现，显示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2008年5月，10多名屏南民间艺人共同创办了“村奶奶布艺坊”，专门制作并传授布艺。屏南县妇联、农办等单位将这一项目列入“阳光工程”，积极发动家庭妇女参加，并建立起布艺产品稳定的销售渠道，为她们找到一条就业新路子。
一件件体现传统工艺、又流露现代气息的新布艺品，为屏南的文化旅游增添了新风景。古老而崭新的虎头鞋、虎头帽、肚兜、围嘴、背褡以及香包、荷包等饰物，留住不少游客的脚步，他们争相为心中之爱购买礼物。
（选自“新华网”2010年5月20日）
【阅读感悟】
一件民间艺术品，往往蕴藏着很深的传统文化，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载体和民族特征的重要体现。
民间艺术的魅力核心是情。像虎头鞋，它除具有驱邪镇恶的作用外，还有祝福孩子虎头虎脑、虎虎有生气之意。
篇9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创造、发明并对农业工具进行改进和改良，在制作材料、造型、使用功能、动力和机构等方面由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发展。同时，人们发明创造了大量造型丰富，适合各地地理、地质、气候条件的农具类型，与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农业产区生产要求以及当地物产条件想匹配。其中既有以曲辕犁、龙骨车、耙、耖、耘荡为代表的适合水田稻作的工具，也有耧车、麦钐、麦绰、麦笼、耙耱等适合旱地麦作的工具，有以、稻床、连枷、等为主的收获农具，以砻磨、碓为代表的加工农具，也有与滨海地域风力资源丰富等自然条件相适应的风车机械，与水网密集相适应的筒车灌溉工具，还有适合淡水养殖、捕捞、水上运输等农业生产活动相适应的鱼船、渔网等渔业生产工具，适合陆地运输的板车等。此外，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创造发明出独特的农业生产保护辅助工具，如秧马、竹马甲等。概而言之，中国传统农业工具经过长期的发展改进，基本形成了北方以旱地耕作为主的耕－耙－耢农业工具体系，南方以耕－耙－耖为主的水田农业工具体系。同时，在西部多山地区林业工具类型品种较多，在北方畜牧业发达地区分布有丰富的畜牧业工具，在沿江、沿海及水网密集的江南地区则发明使用了大量的淡水渔业工具、海水渔业工具。按照其功能和使用范围，实物形态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大致可分为17类(表1)。
二、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其不屈不挠改造世界的精神，具有重要文化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机器大生产的发展进步虽然让传统农具在生产中走向衰落，逐渐退出舞台，许多传统农耕器具被废弃、毁坏、消失，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此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却不会因为其逐渐远离农业生产而有所削弱，相反，它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宝库里散发出愈加迷人的光彩。它们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又具有良好的艺术审美价值和经济、教育价值。
(一)历史文化价值
传统农业工具的发明和进步，反映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状况、生产力发展状况、科技发展水平，反映出人类认识水平和创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夏、商、西周时期，农业耕作逐步摆脱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进入粗放耕作阶段，人们发明出了木榔头、石刀、杵臼、青铜犁、锸、耒、耜、铚、镰、铲、锛、钁、斨、桔槔、戽桶、吊桶等。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逐步走向精耕细作，制造农具的材料从非金属转为金属，铁制农具以其特有的坚硬、锋利、易造型特点，逐渐取代了木、石材料的农具。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农具的种类增加，全铁农具代替木心铁刃农具，出现旱地整地工具耱、耙、碌碡、石磙，中耕的锄、铲，收获的钩镰等，功能不断细分和专业化，形成比较完善的农具体系。西汉时，发明出世界上最早的条播工具———耧车、碓和磨替代杵臼成为重要的加工工具。工具的发明使得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被应用到生产加工过程，出现了辘轳、龙骨水车、借助水力转动轮轴汲水的高转筒车等。宋元之后，中国农业工具的发展在动力的利用、机具的改进、种类的增加、使用的范围等方面日趋成熟。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详细记载的农具达105种。农具进一步细化，出现了适应区域耕作的的专门工具，如江南水田平土用的刮板和中耕农具———耘荡，播种和施肥联合作业的下粪耧种，由麦笼、麦钐、麦绰3部分组合成的收割作业农具，高效的耧锄，以及一机多用的水轮三事等。一些农具附件的发明扩展了农业的动力来源，使得畜力、水力、风力在灌溉、排水和农产品加工中得到普遍运用。明清时期，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程度愈来愈高，农具得到新的改进发展，一方面，发明出新的精细区分功能的工具，如明末的代耕架、北方的露锄、南方的塍铲、虫梳和除虫滑车等。另一方面，随着钢铁冶铸技术的发展，既有的农具相关部件的质量也不断改进。早期简陋农具的发明让人类告别依靠采摘和渔猎生存的生活方式，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时期的精细农具则让人类的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农业工具不仅适应了精耕细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聪明与智慧，是记录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提高繁衍生命能力，形成人类文明的重要记忆载体，这类农业文化遗产积淀深厚、内容丰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艺术审美价值
人类为生产而发明的农具同样也体现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认同。在各类展览馆、博物馆中，无论是古代的壁画、画像砖、陶器表面的纹饰，或是绘画、诗歌、文学作品，或是缩微工艺品等，大量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艺术美感被广泛运用，给人们带来视觉和心理的美好感受。一方面，农具丰富的造型、材质、色彩、工艺、功能等，体现了其所在区域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其简练优美造型、美观大方的样式，与当地的文化风格相吻合，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美感。另一方面，农具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生活方式紧密联系，与各地区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相适应，代表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具有强烈的乡土审美取向。如江南地区木质的水车、风车、船型的秧马;中原旱地农业区的三脚耧车、木质平板车;山区的水磨、水碾、水碓等，无不具有鲜明的地域美感。《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器用编·工具卷》中收集有大量农具实物图片，较为全面地记录和反映了农具的美学鉴赏价值。农具体现出朴实、低调、不张扬的美，它与现代文明的时尚美、潮流美不同，内敛而沉着、质朴而灵动，它象征着农耕时代人们恬静、自足的生活状态，能使人体会平静、悠远与和谐的心境。
(三)文化旅游价值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参与体验性、农耕象征性等，与旅游活动的“游、购、娱”三要素充分契合，体现出丰富的文化旅游价值。传统农具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展示农耕文明、参与农事操作等，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和多彩的旅游体验。例如灌溉用的脚踏水车、手摇水车，整地的曲辕犁、铁搭，平整水田的耙耖，插秧的秧马，除草的草鞋耙，保护用的竹马甲、蓑衣斗笠等，不仅制作精巧、造型独特、富含智慧，也适合作为旅游活动的参与项目进行开发，这也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优势资源。利用农具优美的造型制作旅游购物品，丰富旅游购物活动是农具文化旅游价值的又一体现。农具象征着与人们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农具造型的工艺品具有良好的纪念价值和审美价值，开发与农具文化遗产相关的工艺品，可以使传统技术能得到传承，产生经济效益。如，山东临沂一家传统农具工艺品厂，把过去的农具按照比例缩小成微型工艺品，然后推向市场，让这些土掉渣的传统农具工艺品走向了全国。［1］一些微缩农具还可以作为幼儿玩具、教具、收藏品、旅游纪念品、展品等等，成为进行传统文化宣传、教育、研究、保护，以及弘扬当地农业文化的良好载体。旅游业是文化与经济相交融的新型产业，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实现其重要经济价值的领域。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无论是有形文化遗产，还是无形文化遗产，都应该在确保文化遗产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进入市场，并通过切实可行的市场运作，完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潜能的开发”［2］。通过开发利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价值，可以实现保护和经济开发的良性循环。
(四)教育传播价值
传统农业时期，农具充分考量了特定历史时期农业生产的宏观环境、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社会的审美旨趣、使用人群的生理特征以及农具自身发展的历史等诸多综合因素，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科学知识、艺术审美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传播价值。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历史文化遗产为客观载体，是弘扬民族精神活力不竭的源泉，以传统农具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农耕文化，凝聚了传统农业文化的精华，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通过参观历史文化遗产展览，认识掌握传统农业工具的使用方法，可以从中了解历史、陶冶情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劳动人民创造的精巧农业工具文化可以广泛用于个体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传统农具的设计理念，精巧构思可以为启发现代农业科技教育提供思路。近代以来，随着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现代大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工具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实际功能已经逐渐衰退甚至消失，一些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贡献的农具，如风车、水车等，由于体积庞大、功效有限，很难跟上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步伐，在生产中逐渐淘汰，但仔细考察农书著作，如《耒耜经》、《王祯农书》以及相关其他考古记载，人们发现中国古代农具设计蕴含着朴素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在设计制作上表现为追求易于使用、从已经认识的自然界中寻找动力代替或减轻人的劳动、就地取材、仿生设计、融入自然等一系列“天人合一”的理念特点。［3］所有这些传统农具中体现的低碳环保理念、广泛的材料和动力源利用思路等，都可为人类设计制造出新的科学、环保、高效的现代农具带来启发，提供借鉴，其现代教育传播价值依然丰富。
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式
目前，收藏和展示农具实物、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作农具艺术品、在相关的节庆活动中展示利用等，成为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与利用方式。
(一)博物馆、农具馆、私人藏馆收藏传统农具
实物类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分散在“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村)”“馆藏文物”等各个彼此不同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博物馆及园区展示式保护是目前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利用方式之一。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和乡村集体等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建设主体。除中国农业博物馆(约有藏品10000余件)、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有古代农业生产工具1000余件)外，政府和集体在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等省、区建立了10多个生态博物馆［4］，同时还建有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文化生态园、农具博物馆、农具展览馆等项目(表2)。其中，农业发展较早、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农具收藏保护机构较多。这些机构通过建造博览园、文化生态园等方式集中保护和展示农业文化遗产，把农具展示与旅游休闲活动紧密结合，将“固态”的农业文化遗产加以“活化”。此外，在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过程中，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个人积极参与保护，其中既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也有关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社会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收藏家，还有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农民个人，他们在全国各地收集、保存了大量农具实物，并开展专题性遗产展示(表3)。如，农业考古和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江西婺源上晓起村发现并建立了传统水力捻茶机园［5］，江苏盐城风车展示园复制展示已失传的16部大风车、牛车、踏水车等传统农业生产工具，让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得到从实物到制作和使用技艺的系统保护和传承。
(二)政府部门将部分农具制作技艺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多个省市区的文化厅、文化局设置非遗处、非遗科，并在下属机构设立非遗保护中心。一批有关农业工具的制作工艺被列入全国及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蒙古族勒勒车、拉萨甲米水磨坊、兰州黄河大水车和竹编、柳编、木船制作、马具制作等农业工具制作技艺入选名录(表4)。此外，入选各地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传统农具制作技艺还有:木船、乌篷船、渡水腰舟、木帆船、桷蓬、桦树皮船、哈萨克族“独木船”、羊皮筏子、撒拉族皮筏子等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及船模;柳编、竹编、草编、篾编、蒲编、藤编、竹芒编、柳荆编、条编、杞柳编、苇编、蒲苇编、瓷胎竹编、竹麻编扎、旺草竹编、竹木编、朝鲜族稻草编、玉米皮编织、麦草编等编制农用工具;鱼簖、渔网、鱼叉、渔灯、船用绳结等渔具;风车、水车、龙骨水车、戽桶、手摇水车、吊乌、维吾尔族库甫(水瓮)、水力机械、天车等工具;斗笠、马尾斗笠、瓦寨斗笠、凉帽、蓑衣、草鞋、棕衣等劳动保护工具;木垄、木犁、谷桶、麦梗、麦梳、耙、箍蓝、桑杈、飏车、石碾、水磨、石磨等农业收获加工工具;太平车木制四轮车、古马车、大轱辘车、风匣、俄式马车、木轮牛车、达斡尔车制作、爬犁等陆上运输工具;马具、驼具、畜力车套具、驴套具、马鞍具;镰刀、双王镰、猎刀、阿昌刀、藏腰刀等刀具。一些富有地区特色的农业工具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莛子编织、麻绳制作、藤甲胄编织、鱼囤子编织、糜子笤帚扎制、麻鞋编织、箍桶技艺、风箱制作、铁器铸造、橡木酒桶、酒篓制作、弹棉花工具、匏器制作;糊仓技艺、竹扎技艺、制缸烧造技艺;连杆、扬叉、钎棍，扁背、短打杵，塘窝、簸箕等。广西南宁市隆安县的那桐农具节、山西繁峙耕作工具交易大会、云南保山市丙麻犁耙会有三大农具节也被列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对传统农具进行艺术品制作
农具艺术作品的制作体现了普通民众的创造力，也是对农耕文化的记录，主要包括实物或微缩农具模型制作、农具工艺品制作、农具绘画、农具的制作使用专题记录片、农具图鉴绘制等。小农具模型制作是指以模型的形式将传统农耕时期使用的农具进行缩微艺术制作，既可用木、铁，也可采用其他工艺品材料如竹、芦苇、稻草、铸铜等。通过制作微缩农具模型，一些地方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如海宁市将小农具模型制作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浙江平湖市新埭镇鱼圻塘村退休老教师于照发利用编织条、稻草、竹子等废弃物精心制作70多件农耕器具模型，自发办起一个古农具模型展，传承农耕文化。重庆市合川区退休工人刘池明制作千件农具模型予以集中展览。另外，通过绘画或视频的方法，将一些传统农业工具的结构、使用方法、美术和工艺价值等进行完整的展示和呈现，这些画作和专题片成为一种新的农具文化遗产的保护载体和方式。如山东济宁市农机所周昕编绘的《中国古农具图鉴》百米长卷，在“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进行了展览，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和好评，被誉为科技与艺术合一的巨幅古农具科技图谱画卷。深圳地区的老木匠文业成在空闲时间把自己用过、做过、见过的老宝安地区的传统农具样式及其制作方法一一绘制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材料收集，制作出一部分老农具，举办农具展览。2011年“农业遗产的启示”专题片中也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制作使用的动态展示。
(四)通过节庆活动对传统农具进行活态化保护
农具是生产工具，与农民的生产、生活高度关联，百姓在农具的制作、卖卖、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地方习俗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内容，单独举办的农具文化节庆，或与各地农耕文化节庆、开耕节等结合起来的农具节庆活动等，均成为对传统农具文化进行活态化保护传承的主要形式。各地开展农具节庆活动的内容、方式和重点各有不同。始于唐代的广西桂林灌阳“二月八”农具文化节，起初民众只是相约二月初八到灌阳县城赶庙会，并借此机会进行各种农具交易。随着参加庙会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演变成农具及农副产品交易会，农具节也因此形成并于清朝达到顶峰，形成灌阳一道独有风景［6］。农具文化节上，不仅有专门的农具实物展示，还有农具使用竞技活动，如扭扁担、板鞋竞速、挑担子比赛等。广西隆安县那桐“四月八”农具节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古骆越人举行“石铲祭祀”活动的延伸，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该节庆活动集民俗、文体、商贸活动于一身，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7］。农具节上安排独特的“祭石铲”“祭稻神”“招稻魂”“驱田鬼”“求雨”等一系列娱神文化活动，将稻作农具的使用与稻作文化融为一体，成为节日的核心活动。云南纳西族棒棒节是丽江的传统节日也是竹木农具的交流会，各种竹、木、铁农具品种繁多，既展示了当地的农具文化，也促进了农具的进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的农耕文化节中，农具文化遗产的区域特色展示成为重点内容，如北京密云农耕文化节、甘肃庆阳农耕文化节、湖南耒阳农耕文化节等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节，这些农耕文化节有各自的区域代表性，展示的农具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密云以北方农耕文化为主，庆阳以西北农耕文化为主，耒阳以南方农耕文化为主。再如，浙江云和举行云和梯田开犁节，有大量江浙地区的农具实物和农具使用的展示，反映出云和梯田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历史遗存，提升和丰富了云和梯田的文化品质。随着时代的进步，农具节活动也增加了现代元素，如浙江余姚农机博物馆每年举办农机文化节，有百米长卷现场作画、农机文化探源及体验实践、农机知识竞赛、收割机操作技能大比武、“农机杯”中国画大奖赛、“农机杯”征文比赛等［8］。这些都是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活态化保护传承的新方式。
四、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改进
近年来，政府和公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开始关注农业文化遗产，有关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调查和研究也正逐步展开。文化主管部门、科研机构、旅游经营管理单位、村镇集体、村民个人等，都在不同层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保护活动，推动了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然而，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存在途径方法单一、缺乏系统性等问题，突出表现在保护对象偏重器物层面，开发利用形式过度依赖旅游业。提高对此类遗产的保护利用的能力和水平需要从工具收集、制作到理清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入挖掘其历史和区域特色，同时，要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入到农业遗产保护的整体体系中，多途径、多方式开发利用，避免过度依赖旅游。
(一)深入挖掘时代和区域特色
中国传统农业工具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农具造型、功能各有千秋。从石制农具到铁农具再到风力、水力、畜力工具;从点播棒到三脚耧车;从杵臼到碓臼再到石磨;从“二牛抬杠”到直辕犁再到曲辕犁，中国传统农具的改进发展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这其中包含着大量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值得深入挖掘和梳理。在区域特色方面，中国南北农具、水旱农具特点鲜明，如，南方农具经过长期的改良发展，逐步适合江南水田耕作的地理、地质、气候条件，发明了江东犁、龙骨车、稻床、连枷、砻磨、风车等，种类齐全、数量众多，自成体系，极具典型的区域文化特色。而北方旱地农具、滨江滨海地区的渔业农具、草原牧业农具等都同样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区域特色明显，但由于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异，原本突出的特点和优势也逐渐消失。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摆脱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众多传统农具被现代生产所淘汰和丢弃，在生产中难寻其踪;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温室、保护地生产技术的发展，现代农具的改进使用等都使得农具的区域特色不再明显。目前，各地的农具文化的保护和利用由于大多停留在器物层面，缺少与农具发明使用地区区域文化的结合，因此，保护和利用好此类农业文化遗产，需要深入梳理挖掘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时代和区域特色，还原和再现农具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制作、使用、改进和传承，在注重农器实物的收集的同时，对制造工艺、名称演变、使用范围、使用特点、对区域农业价值，以及人们在使用农具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信仰进行同步的整理、提炼，才能达到系统保护利用的目的，从而让各地的农具文化的光彩再现。
(二)多途径、多方式保护利用，避免过度依赖旅游
篇10
[主题词]针灸学，文化，针刺疗法
针灸是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9个传统医药项目之一，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她所包涵的文化精髓和诊疗技术在民间可谓耳熟能详，包括经络、腧穴、针刺、艾灸、拔罐、刮痧、气功等。作为一种医疗手段，针灸在中华民族的防治疾病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种文化，针灸堪称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支奇葩。然而，传统的针灸疗法发展至今，已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引入，针灸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容，如电针疗法、激光针灸、穴位注射、腧穴药物贴敷、腧穴磁疗、腧穴红外辐射等等，这些治疗方法的配合使用，提高了针灸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针灸传统技法和经络腧穴相关的治疗方法已越来越少地被现代针灸医生所运用，各种散落在民间的家传针刺技法、绝技也大多后继乏人，逐渐濒临失传、绝迹的危险，亟待继承、保护和进一步整理研究。
1 经络理论
经络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复杂的人体功能调节规律的高度概括，是中国先贤在长期临床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和哲学思辨的产物。它形成于战国至汉代年间。《黄帝内经》详细阐述了有关经络的组成、循行分布、功能和经络病候以及临床治疗等理论，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中医学认为，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气是构成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气的运动变化表达了人的生命活动；而血是运行于脉中的红色液体，其基本物质主要来源于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对全身脏腑组织有营养和滋润作用。
经络系统在内部联系五脏六腑，外部联系筋、骨、皮、肉，主要包括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五络脉等。经络运行气血，协调阴阳，抗御病邪，反映病候，具有传导感应、调整虚实的治疗功能。
经的出现促进了经络理论的发展。早在隋代，古人就绘制了经(明堂图)，宋代医官王惟一编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附有经脉三人图各一幅，并于1027年铸成铜人针灸经穴模型。自宋代始，历代都有经、经脉图存世。
虽然构成经络知识的文字信息部分，通过历代学者的著述得以保留至今，但是经络循行路线，特别是自隋代开始，早期绘制的经络图、人体经络模型等资料绝大部分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濒临失传，以致于人们对经络的循行路线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2 腧穴理论
腧穴是人体经络脏腑之气输注而聚集于体表的部位，也是针灸治疗的作用部位。针灸治病，必须在一定的体表部位施术以疏调经脉气血，才能达到祛病健身之目的。
汉代医家在系统总结包括《内经》在内的汉以前医书中针灸内容的基础上，编成了第一部针灸腧穴经典――《黄帝明堂经》。《黄帝明堂经》收载的穴名数较《内经》中的163个增加186个，达349个。此后，经历唐宋元明清历代，穴名总数逐渐接近365个。其间，北宋医官王惟一编修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根据前人及当时名医的针灸实践，增补了一些腧穴的主治病症，同时突破了传统的正、侧、背三人平面“明堂图”方式。铸成针灸腧穴铜人模型2具。此次腧穴总结工作成为当时针灸腧穴方面新的国家标准，宋代的针灸教育及临床取穴皆以此书为准绳，并且宋以后乃至于现代的腧穴归经也以此为标准。然而，由于年代久远，传抄遗漏，经穴脱落，铜人丢失，加之有些经文只言穴位部位，不言穴名，各注释家理解不一，现已难考其详。
腧穴的命名具有很积极的临床意义，如少阴心经的神门穴，为神所出之门，而心藏神，该穴主神，故其主治为神经系统的疾病(神志病)；再如足阳明胃经的梁门穴，为“纳粱(在古代，粱与梁通)之门户”，内当胃脘，主治饮食不思、完谷不化。可见，穴位之名是有特定意义的，与穴位的位置和主治功能相关，对于学习者能起到由表知里、顾名知用、见名求位的作用。若只采用穴位编号的形式，虽然记忆起来方便，但与其含义脱节，并不利于针灸学术的发展。
因此，腧穴的临床价值和腧穴命名是古人在长期诊疗实践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失去了腧穴之名将改变中医的特色本体，故腧穴穴名应该加以保护。
3 子午流注针法
中医学主张天人合一，人的生活习惯应该符合自然规律，即每日的12个时辰是对应人体12条经脉的，不同的经脉在不同的时辰有盛有衰。子午流注针法便根据自然界变化对人体的影响，推算每天气血运行盛衰与经穴开阖，进行针灸治疗。
关于子午流注针法的论述首推《内经》，提出了以干支顺序推算来取穴的方法；《难经》在此基础上，又作出了全面的说明，宋、金两代是子午流注针法的鼎盛时期，子午流注由理论趋向临床实践，并出现了许多专著，如《子午流注针经》《针经指南》等；明代对针法的运用和机制作了赋予新意的论述，载于这一时期针灸著作中的“子午流注逐日按时走穴歌”，对子午流法的开穴，提出了简明合理的方法。
子午流注运用于针灸取穴，其取穴精要，疗效显著，早为世人所肯定和推崇。如将其延伸应用于对生命科学、疾病认识等方面，就会给整个医学、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以新的启发。现在有人根据子午流注理论按时投药、按时按摩取得了明显效果。近年来，随着国外“生物钟学说”的兴起、“现代时间治疗学”的发展，子午流注这门古老科学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关注。
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整理和保护，有些人认为以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等为基础的子午流注针法具有唯心论色彩；同时由于理论深奥，推算复杂，甚至一度被排除在针灸学教材之外，加之后继乏人，所以有失传之虞，亟待保护、发掘、继承、发挥和合理利用。
4 毫针刺法
毫针为中国古代“九针”之一，因其针体微细，故又称“微针“小针”，是针灸临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针具。目前临床广泛使用的毫针多由不锈钢制成，也有用金、银或合金制成的。毫针刺法泛指毫针的持针法、进针法、行针法、补泻法、留针法、出针法等完整的针刺方法，是各种针法中的主体。
毫针的前身是“砭石”。《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砭石”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最初是用来刺脓、排脓、放血的工具，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针灸治疗的工具。古代针具除了砭石外，还有骨针、竹针。夏、商、周时代，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又有了金属针具。如青铜针，《内经》中记载的“九针”就是萌芽
于这个时期。春秋时代冶金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出现了铁器，自战国至秦汉，砭石才逐渐被九针取代。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针灸名家，在山东济南市大观园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的扁鹊像上，扁鹊被雕画成人面鹊身，手中举着一根针正准备给人治病。
随着针具的不断改革，针刺的方法也不断发展，在《内经》中就总结了上古以来的针刺方法。在刺法方面提到了九刺、十二刺和五刺等；在补泻手法上提到了疾徐、呼吸、捻转、迎随、提插、开阖补泻等，为后世复式手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唐宋时期基本继承了《内经》的针刺手法，至金元时期《针经指南》创立了“针刺十四法”；明初陈会的《神应经》提出了“催气手法”；徐风的《金针赋》对复式补泻手法“烧山火”“透天凉”做了系统论述。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针灸发展的早期历史已经被岁月尘封，诸多的器具、技法等业已逐渐销声匿迹。如《内经》记载的“九针”早已失传，其中的“九刺”十二刺和“五刺”等手法现代已很少有人能掌握其精髓，“烧山火”“透天凉”“苍龙摆尾“白虎摇头”等传统技法也越来越少地被现代针灸医师运用；各种家传的针刺技法、绝技也大多后继乏人，故需要保护和进一步整理研究。
5 艾灸疗法
艾灸疗法是以艾为主要施灸材料，点燃后在体表穴位或病变部烧灼、温熨，借其温热、药物的刺激作用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先，人们在用火的过程中，发现身体某部位的病痛经火的烧灼、烘烤而得以缓解或解除，经过长期摸索之后选用易燃而具有温通经脉作用的艾作为灸治的主要材料，于体表某些部位点燃施灸，从而使灸法亦和针刺一样，成为防病治病的重要方法。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是目前最早记载灸法的医学文献，说明先秦时期已有艾灸。《黄帝内经》中有很多关于灸疗的记载，为灸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载“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故灸者亦从北方来”，北方一带天寒地冷，因而灸法源于此而盛行。到了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中明确叙述了灸疗法的适应证和禁灸穴，葛洪将灸法作为急症、危症的抢救措施，开辟急症抢救用灸之先河。南北朝时，南方也开始盛行灸法。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千金方》载有多科疾病的灸疗内容，他将灸法用于一些热证，注重灸量，并将药物与药灸相结合。到宋明时期，灸疗论著丰富，大大推动了灸疗学的发展。及至清末，重视汤药，轻视针灸，针灸科被废止，但灸法仍在民间流传。
在临床实践中，灸和针各有所长，而在一些方面，灸效却远远超出针效，能补针刺之不足。但受现代医学的冲击，加之人们对灸法的不同认识，如操作过程中有特殊气味、容易烫伤等，使灸疗的方法和技巧难以推广和传承，所以必须加强灸法的认识与运用，使灸法与针法同被重视。
6 刮痧疗法
刮痧疗法是在中医经络理论指导下，用特制的刮痧板和介质，在人体皮肤表面相应部位进行由上而下、由内向外的反复刮摩，直到皮肤出现红色斑点或瘀血斑块，以解除病痛、治疗疾病的方法。刮痧疗法对治疗疼痛性疾病、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和神经、肌肉、血管性疾病等，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刮痧法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时代，是砭石疗法或刺络疗法的一种，一直在民间流传应用。唐代文献中有用苎麻刮治痧症的记载，元、明两代已比较广泛地流传用汤匙、铜钱蘸水或油刮背部治疗腹痛等症的方法和经验，如宋代王裴《指述方瘴疟论》、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迨至清代，刮痧疗法大为盛行，因而编撰刊行的刮痧专著甚多，如郭志邃的《痧胀玉衡》、王凯的《痧症全书》《痧症要法》、释普净的《痧症指微》、孙纪的《痧症汇要》、徐子默的《吊脚痧方论》、陆乐山的《养生镜》等10多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回归自然疗法的热潮中，刮痧疗法由经验刮痧发展成为中医针灸经络理论指导、循经走穴、内病外治的辨证刮痧。在实践中扩大了刮痧疗法的应用范围，由原来的治疗痧病发展到内外妇儿等科近400种病症，并涉及到消除疲劳、减肥、养颜养容等养生保健领域，并从活血化瘀、免疫调节、改善新陈代谢等方面进行作用机制的研究。国家为了保护和发展刮痧方法，已将刮痧与针灸、按摩、拔罐等方法一样列为公费医疗、医疗保险的特色项目，如今又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列为职业劳动技能。
刮痧疗法以其简、便、廉、验、速和易学会、好操作、安全、效果好的特点，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受现代医学的冲击，如今人们对刮痧法缺乏了解，以致于很少人愿意接受其理论和方法，加之刮痧的手法技巧需要通过口传心授和广泛实践，故无论在民间和医疗机构中均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和渐渐消亡的危机，为防止再度出现由于失传而发生误传、误治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整理、继承、保护和推广利用。
7 拔罐疗法
拔罐疗法是以罐为工具，利用燃烧、抽吸、挤压等方法排除罐内空气，造成负压，使罐吸附于体表特定部位(患处、穴位)，产生广泛刺激，形成局部充血或瘀血现象，而达到防病治病、强壮身体为目的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
拔罐疗法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祖国医学非药物民间疗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医书，也是迄今所知先秦时期使用拔罐疗法治疗疾病的最早记载。由于古人起初采用动物的角作为治疗工具，所以又称为“角法”。在唐代，拔罐疗法作为一门比较完整的方术，成为独立的学科而得到唐代政府的重视。唐太医署设医、针、按摩、咒梵4科，又将医科分为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和角法(拔罐疗法)5科，且角法一科的学制定为2年，是理论、操作和临床应用比较完善的一门学科。至清代，吴谦的《医宗金鉴》、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吴尚先的《理瀹骈文》均记载了当时罐具的制造、拔罐的应用，说明拔罐疗法已经比较普及，已从单一的外科发展到内科病证的治疗，表明拔罐疗法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了更高层次的发展。
拔罐疗法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发展为中医辨证、循经选穴配方的有效治疗方法，具有疏通经络、调节气血、补虚泻实等作用，不再只是针、灸、药、按摩等方法的辅助手段，以其简、便、廉、验、速、无副作用等优点，成为单独治疗疾病的有效方法。但是，受现代医学和人们认识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拔罐疗法同传统医学其他疗法一样，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科学研究上没有足够投入，缺乏学术带头人，民间传人屈指可数，接受的人也越来越少，导致这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防病保健方法渐渐萎缩，因此需要进一步整理、继承、保护和推广利用。
8 气功
气功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调畅人体经络、气血、精神、思维和意识等活动，以防病治病、保健强身为目的的一类具科学
性和实践性的保健治疗方法。气功强调心理、呼吸和身体的协同训练，是导引、吐纳、行气等训练方法的统称。
气功自出现之日起，就与人们的保健目的密切相关。据考证，其形成之初与原始舞蹈有关，其形成后又受到了先秦哲学心斋、坐忘，宗教的坐禅、内丹等影响。先秦时期，气功已具雏形，《吕氏春秋》《乐记》《山海经》等书载有导引、吐纳等方法。战国时期的文物《行气玉佩铭》更是详细地记载了气功训练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内经》时代，随着中医理论的建立，气功的理论也亦随之形成并初具规模，原始的锻炼方法亦完善为强调心理、呼吸、身体协同训练的气功，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言“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标志着气功功法的完善。汉唐之间，适合各种保健和治疗目的的气功纷纷出现，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导引图》载有各种练功图式，《诸病源候论》及《医心方》等书亦把气功作为重要的保健治疗手段而收入其中。宋朝以降，气功的发展更为具体化、实用化，出现了医、儒、道、释、武等各种流派的气功。
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完整的医学理论内核而又受古代哲学思想指导的锻炼方法，气功已越来越受到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及练习者的重视。气功被中国各地人民所习练，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广泛性。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传统的气功功法并各具特色，如八段锦的古朴自然，六字诀重视五脏和吐气发音的关系，气功太极十五势遵法阴阳而充满哲学思维，五禽戏模仿动物而形神兼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