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培养方案范文
时间：2023-10-19 16:06:0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培养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国考古学学科中“田野学校”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设工程，而考古部门则积极参与了诸如三门峡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等珍贵的考古遗址，从而使考古发掘和文化保护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与我国近年来发现的大批珍贵遗址相比，我国考古学科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力量却远远不能支持和满足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因此，坚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外同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使中国考古学更快走向世界;坚持把考古发掘同遗址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自觉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这两方面内容近几十年来都积累了基本经验，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予以传承和弘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1994年以来，它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考古研究部门和高校合作开展中国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还派遣考古发掘队前往德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田野考古活动。目前，该所已与日本、韩国、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等国的相关高校及考古机构，签署了近20个长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协议项目。这也体现了田野学校这种交流手段已被国际考古学界接受，并在我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一)“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考古学是文理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国内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培养研究生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生教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除了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的力度，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创建国内一流的考古学专业实验室和一套完备合理的教学体系，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参加及举办田野学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其所取得的成绩，具体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师生7人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阿穆尔州的伊凡诺夫卡进行了考古发掘［5］。经过40天的野外作业，发掘面积共计250平方米，使用高技术手段测绘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图与平面图。同时，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属耳环、马具、武器、青铜带具、石器等在内的一批对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遗物。针对此次考古田野学校的实践，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说:“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两位研究生赴罗马尼亚参加由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罗马尼亚皮特雷特遗址的联合考古项目［6］。1943年，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曾对其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自2002年始，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瓦西里•帕尔万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此次考古发掘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发掘作业。其发掘的目的是复原当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当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社会分化进程。此次发掘的领队为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的汉森教授，田野学校的成员包括来自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芬兰、美国、中国的30多位考古学、地理学专业的学者及研究生。田野调查主要由考古学和地理学两个团队完成，其中，考古学团队负责遗址的发掘、土壤的浮选以及地磁探测等;地理学团队主要负责大面积的钻探、取样，以及勘测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进行的同时，室内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统计、拼对、绘图、摄影等，负责室内工作的队员同时也负责考古队的后勤事务。另外，特殊的遗物亦有学者专门负责，并进行同步研究，例如对燧石核、石叶的分类，以及微痕分析等。通过参加此次的田野学校活动，使得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国、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考古发掘方法和研究理论，并与西方年轻学者建立起了联系，为促进日后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学习搭建了平台。3．2010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参加由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Peabody)博物馆组织的夏季田野学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馆此次在科潘遗址举办的田野学校内容丰富，包括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重要遗址参观、西班牙语和玛雅文字的专门教学、知名学者讲座、阅读与讨论等诸多内容。除了上述活动外，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在发掘环节中还和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组进行探方发掘，并参与了撰写报告和整理陶片。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实习，使学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遗址的历史、发掘现状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研究生参加了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田野学校［8］。此次夏季田野学校发掘的均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别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个遗址。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学习活动，使中国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不仅学习了中亚地区较为独特的考古发掘方法，还对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遗址文化面貌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对晚更新世末期石叶技术在欧洲—中亚—东亚地区的传播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学校”的特点及其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据国际考古学专业田野学校的一些主要活动情况，我们可以对田野学校的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着重培养了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学相长;三是与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相结合，并贴近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同时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考虑到未来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学校应该纳入我国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之中，最终成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落实高校固本培源以及着重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办学特色的主要途径。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其发掘和研究的进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技术所推动。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状况的差异尽管有着社会制度、历史情况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阅读相关专业文献获得全面的认识，但仍然可以通过采取使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参加田野学校的形式进行了解，并为今后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提供很多借鉴。由此可见，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田野学校形式多样，培养了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巩固了其专业兴趣;三是搭建了与国外考古青年学者及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为其毕业后可能存在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实行“田野学校”培养模式的思路及方案
篇2
关键词：美术考古 专业资料室建设 地方高师美术
从学科划分上看，美术考古学是属考古学，但又与美术学科尤其是美术史联系极为密切，它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美术遗迹或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史学立场出发，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进行历史分析研究和艺术分析研究。与美术史相比，都是以美术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都需要图像解读和艺术分析研究，从这一点来看两者是一致的。只是美术考古学研究的美术品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所得，而美术史研究的美术品主要是曾经文献记载的或已有的现存实物——当然，这现存的实物也有可能是曾经或刚刚通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所得。所以，从美术研究的角度看，美术考古可以作为美术史研究的基础研究和重要方法，它可以为美术史研究寻找最新的一手资料，也可以是美术史研究的特殊角度。
由此可见，高等院校对大学生美术考古能力的培养不能仅限于考古学专业，对美术专业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美术专业，把对学生美术考古能力的培养纳入其课程计划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美术考古能力的培养在地方高师美术专业教学中的地位
地方师范院校的办学特点与发展活力在于“地方”二字，即要立足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实际，围绕地方基础教育的要求，确立办学指导思想与发展定位。地方高师美术专业作为地方师范院校的一个专业，不仅要考虑专业自身的特点，更应该考虑到它还是地方师范院校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专业自身的特点与“地方”的结合才是其特色发展之路。
从基础教育来看，早在2000年，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就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先后推出了《国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并于2004年开始在全国推广试行。新课程标准着重改变以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课程的思路和方法，以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为旨归，致力于学生综合探索能力、研究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于是“研究性教学”成了新课改在方法上的必然选择，立足于地方实际的校本教材是各地新课改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善于寻找和发现具有地方特色的美术课程资源，而且还要对这些课程资源有研究，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对学生身边的地方特色的美术品进行研究的示范能力。
从具体的教育策略上看，在毕业论文写作这一教学环节，引导学生把自己家乡的文物或其他美术资源作为选题进行考察、分析、研究，不仅能有效避免抄袭、体现原创，从而保证论文质量，而且可以为学生搜集并研究地方特色的基础教育新课程资源，尽快适应当地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打下基础。
所以，美术考古能力的培养不仅可以使学生适应地方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研究抢救地方文化遗产的需要，更是适应地方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当然，从自身来看，也是地方高师美术专业特色发展的策略。
二、“研究性教学”与美术考古能力的培养策略
事实上，美术考古在现行高师美术专业教育中是没有地位的。多年来，开设这门课的专业主要限于历史学，即使是美术史论专业方向的，也只是有师资的个别学校按选修课开设，绝大部分学校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师资也没有开这个课程的理念。所以作为课程的开设是有难度的。
面对这一现实，以“研究性教学”为理念的“高师美术基础理论课程改革与教学实践”，即以有梯度的理论课程设置为主线，以适当的外出考察研究为基础，以相应选题的毕业论文训练为主要手段，引导并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的美术考古能力应该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首先，在基础理论教学过程中，可以选取若干知识点作为研究选题，通过研究示范不仅使学生熟悉并逐渐掌握相关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可以启发学生对包括技法形式在内的美术相关问题的研究兴趣，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
其次，以外出考察研究为基础把学生探究的目标引向现实，引向对身边或自己家乡的美术遗物的关注，并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训练把这种关注明确为毕业论文选题。
最后，以毕业论文选题范围为研究内容，以研究探索为动力，以学术论文的写作程序为规范，培养学生初步的美术考古能力。
当然，最终学生不一定能写出地道的美术考古论文，但最起码通过这一系列训练能够熟悉甚至可能掌握美术考古的相关方法，初步具备美术考古能力。 三、专业资料室建设在美术考古能力培养中的关键作用
高师美术基础理论课程改革尤其是指向培养学生美术考古能力的改革并非易事，这是一个复杂而且具有较大难度的系统工程，尤其是没有专任教师、没有专门课程。在这种情况下，专业资料室的相关文献建设将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相关研究资料可以给学生一个很直观的示范，二是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给学生以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启发，三是相关记载可以给学生提供文献佐证依据。
但中国美术考古学所研究的美术遗迹和遗物涉及的领域太宽，既可以是被遗忘的或被忽视的在当时曾经代表主流的官方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现在仍然存在的或即将消失的民间美术，涉及建筑、雕塑、绘画、碑刻、工艺等美术样式。对于一个地方师范院校的美术系而言，短期内备齐相关资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学生毕业论文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购置相关专题文献资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以“不求齐全，但求够用”的原则，根据学生确立的地方美术考察方面的毕业论文选题所涉及的范围，征集购买文献资料。
在具体的毕业论文写作教学实践活动中，一方面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选题提出相关推荐文献目录，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去寻找相关文献，在自我探究过程中可以找到老师没有推荐过的更好的文献，而这些文献资料一般情况下资料室是没有的，尤其是最新资料，是需要添置购买的。资料室可以鼓励教师和学生自行购买。买回的图书及时到资料室登记编目再行借阅；没有买到或不易购买的文献资料，可把目录清单汇总由资料室统一购买。同时，已经完成的学生毕业论文也可以作为下一届学生的参考文献。
这样，滴水成川，慢慢积累，随着一届又一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领域的扩大，相关资料建设也会越来越完备。从忻州师范学院美术系近三年（2008-2010年）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分析数据来看，有关地方美术考察类选题占毕业论文总数的比例，由2008届的4.1％增加到2010届的26.4％，其中每届良好成绩以上均占本选题的55%以上，并且都有优秀论文产生。
由此可见，不开设课程，没有专任教师，通过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美术考古能力是可行的，而美术专业资料室的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注：此文系山西省2009年普通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高师美术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杨泓，郑岩.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
[2]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db／ol].htt.comp://202.205.178.7/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4/201001/xxgk_80348.html,2005-03-21.
篇3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历史悠久、文字发达、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流传，而且从未间断，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自豪。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商汤灭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还清楚地记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两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证实，说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怀疑的。
可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时期，它已处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说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编写历史时，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估算，常常写上一个"约"字或在年代之后打个"？"号，表示有关年代的不确定性。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当然也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学者对三代的年代进行研究。以后，历代的学者仍孜孜不倦地对三代年代进行探索。到了近代，还吸引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行列之中。他们在利用历史文献的同时，还尝试引入天文学的方法对天象材料进行计算，试图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中取得突破。不过，过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凭个人的力量进行研究，难度极大。虽也提出了各种结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备，缺乏必要的证据而不能形成共识，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决。
中国古代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与天文历法及天象的资料，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这些材料进行年代学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考古学获得飞速发展。对三代遗存的研究、特别是对三代物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遗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虽然它们只说明遗存间的相对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从这个分期序列中采选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就可得到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这就使原本反映相对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个个年代数据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将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与高精度测年相结合，为我们找到了另一条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径，使三代年代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近20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使精度大为提高；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因此，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条件逐渐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为可能。
1995年秋，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请在京的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从事碳14测年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座谈，提出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问题。与会学者也认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学科学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备了进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条件。继而就"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对重大学术课题进行联合攻关的项目。它的目的在于发挥各学科的优势，把200余位学者组织在"工程"设置的9个课题之中，用不同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将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来。"工程"的实施，改变了过去以单一学科或单一手段进行研究的状况。采用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形式，以期对中国历史上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三代年代学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一大段，为进一步开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过4年的努力，"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各自进行的研究中，在一些关键点上获得突破，建立起三代的年代框架；并对商后期和西周列王的年代进行推断，在年代学研究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表。根据夏商周时期各阶段积累的材料不同，确定以下具体目标：
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 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三、为实现上述目标，"工程"采取哪些研究途径？设置哪些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史学、天文学、考古学、碳14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它的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
1. 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 对有典型意义的三代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含碳样品，进行常规(液闪)和AMS(加速器质谱计)法的碳14年代测定。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途径及其它方法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三代年代学年表。
"工程"设置9个课题，最初设置36个专题。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需要又增设了8个专题，共计44个专题。这9个课题是：
1. 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2. 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3. 夏代年代学研究；
4. 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5.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6. 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7. 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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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9.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
四、碳14测年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一技术来解决三代年代？
自然界存在3种碳的同位素，它们的重量比例是12：13：14，分别用碳-12、碳-13、碳-14来表示。前二者是稳定同位素。碳-14则有放射性。它在大气中存在，在大气高空层中，因宇宙射线中子和大气氮核作用而生成。它在大气中与氧结合成C4O2分子，与二氧化碳(CO2)的化学性能是相同的。因此，它与二氧化碳混合一起，参予自然界的碳交换运动。它因光合作用而被植物吸收、并贮存在植物之中。人和动物需要食用植物，于是也在人体和动物体内存留。生物在存活期间，他们不断地从大气中获取这种放射性碳。但是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一旦死亡，它就停止吸收，而且会使存留体内的这种放射性碳不断减少。大约在5730年间，它的含量可以衰减一半。因此，物理学家将5730年称为"半衰期"。由此可知，只要用仪器测出树木、谷物、人骨、兽骨等生物遗骸中现有的碳-14含量，与它原始的碳-14水平相比，就可以推算出它们在多少年前死亡，进而可以推断与它们共存的遗存(诸如建筑遗址、墓葬或其它遗物)距今已有多少年了。
在考古界用于测定年代的方法有好多种，如古地磁断代法、钾─氩法、裂变径迹断代、陶器热释光(TL)法断代等。但它们的精度不高，误差较大，不能用于历史时期的年代测定。碳14测年技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因技术改进、精度得到提高，使历史时期的年代测定成为可能。在"工程"启动之前，我们一些同志就在考虑利用考古学分期成果提供的年代信息，采用碳14测年技术对三代年代进行研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藉考古信息所作的碳14测年，在三代年代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构架夏商周年代框架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碳14测年技术几十年前就已出现，为何到近年才用于三代年代学研究？
碳14测年技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中国在60年代引入这一技术，并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第一个碳14实验室。最初测出的年代数据公布以后，立即受到考古界的普遍重视。诸如当时围绕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孰早孰晚的争论，因测定的年代作了客观的说明，自然而然地平息下来。到了70年代，测定的碳14年代数据越来越多，各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几乎都测有一批年代，使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在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得以建立。这一成果非常重要。碳14测年技术引入考古学，被认为是史前考古的一次革命。
可是，当时的碳14测年技术的精度还不够高，误差比较大。史前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文化面貌的变化都较缓慢，这些误差在测定史前时期的遗存时，并不显得很突出。但历史时期的情况就不同了。一个历史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每个事件都需要用一个准确的绝对年代来说明。如果就这个事件给出的年代，误差达100年甚至更多，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测年的精度还不具备研究三代年代时，这项研究就不可能被提上日程。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碳14测年技术有了很大改进，精度大为提高。"工程"实施期间，常规碳14的测年精度已达到0.3%。加速器质谱计的测年精度达到0.5%。另外，采用系列样品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使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换算成日历年时，也提高了精度。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三代年代学研究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六、什么叫树轮校正曲线？怎么进行校正？
树木在地球上生长时，它的树杆每一年都长一轮，称为树轮或树木的年轮。每棵树的截面上，都可以看到一圈又一圈的年轮。从树心到外缘数出多少个年轮，即可知道它的树龄有多少年。如果找到一棵大树，在它的断面上数出5000个年轮，说明它的树龄有5000年。不过，实验证明，从这棵大树的不同年轮取样作碳14测年，所得的碳14年代与树轮的实际年代是有差别的，它们的实际差距从2000年内基本一致，到五、六千年前偏近约800至1000年。因此，各国的科学家们在准确测定树木年轮的年代之后，将碳14年代与精细的树轮年代学方法进行比较，从中找到了误差的规律，并用树轮对碳14年代作了精确校正，这就是树轮校正方法。现在已经可以用近万年的树轮，去校正碳14测定的年代。经过校正的年代代表了被测物质生长的日历年代。
出现上述差异是由于大气中的碳14浓度并非一成不变。诸如太阳黑子爆炸、火山喷发等各种因素，都可以使大气中的碳14的浓度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在碳14年代与树轮年代的校正的坐标图上，出现的是一条曲线(如果碳14的浓度一致、没有变化的话，出现的应是直线)。建立碳14年代的校正曲线，是很繁重的一项工作。1965年问世的树轮校正曲线几经改进，综合1000多对由不同实验室测定的数据，建立了统一的曲线和表。1998年建立的高精度树轮年代──碳14年代校正曲线，目前被确认为国际通用。
过去在将含碳标本测得的年代数据作树轮校正时，往往是单个数据与曲线拟合。由于曲线的一些部位作锯齿状，拟合时的范围较大，因而误差也较大。这次改用系列样品测得的若干年代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效果就不一样了。由于若干个成系列的数据的连线也是曲线，将它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成了曲线与曲线的拟合，这使校正误差明显缩小。"工程"中测定了数百个碳样，并用上述方法进行拟合。实践证明，用考古学家提供的、早晚成系列的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将这些年代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其误差比过去大为缩小。这就确保了所得日历年代的准确性与可信性。
七、能否以实例说明上述方法在解决年代方面的作用？
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西周时期年代，是"工程"中采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重点之一。"工程"实施过程中，北京房山琉璃河墓地依墓葬所分的三期六段，提供了系列样品。三期代表了西周时期的早、中、晚期，分段是指每期遗存中还有相对早晚的遗存。它们的年代跨度从西周初至西周末。这些含碳样品用常规碳14方法测年，得到了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一致的年代序列：
西周早期(1) 1040─1006B.C.；
(2) 1015─950B.C.；
西周中期(3) 960─918B.C.；
(4) 935─850B.C.；
西周晚期(5) 852─810B.C.；
(6) 820─750B.C.。
从上述年代可以看到：西周时期的年代约当1040─750B.C.。这三期的年代早晚有序，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对应、没有矛盾。
诚然，就西周年代而论，靠一个地点测得的年代，还不足以作为西周年代立论的依据。因此在陕西长安的丰镐遗址、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乃至琉璃河遗址的居住址等相关的西周时期遗存，也依它们的分期作了碳14测年。鉴于这几个地点的早中晚期能够对应起来，所得的年代与遗址的分期一致，也与琉璃河墓地早中晚期测得的年代一致，由此可以说明，依遗存的分期成果而构架的西周年代框架是可信的。
当然，上述年代之准确性，还需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衔接而得以确认。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中的8号墓的测年解决了这个问题。
晋侯墓地的8号墓中出有晋侯苏编钟，钟铭上刻有"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纪年。从随葬物品可以判断该墓为西周晚期遗存。但西周晚期诸王中在位超过三十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那么，此墓究竟是厉王还是宣王呢？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
从墓中采选的木炭和骨头用常规碳14测年，经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后得到的日历年为808±8B.C.。这一年代与琉璃河墓地所分第三期(西周晚期)的年代范围没有矛盾。按《史记·晋世家》记载，晋侯苏死于周宣王16年，即公元前812年，与测年结果十分接近。但这一结果的价值，不只是解决了晋侯苏钟上所记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乃厉王之纪年，从而平息了一场争论；它还把"工程"中测得的西周年代框架与公元前841年自然地衔接起来。这就把"工程"建立的三代年代学框架，落在841B.C.这个基准点上，三代的年表将以此为基点往前延伸。足见碳14测年得到的年代，其可信度是很高的。
八、武王克商的年代涉及商周分界，这个年代碳14测年能解决吗？
武王克商的年代在三代年代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涉及商周两代的分界。两千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研究，力图对这个年代有个准确的说法。但因以往的研究受材料与手段的局限，虽然提出了至少44种说法，均因证据不足而未能形成共识。这44种说法中，最早的为1130B.C.，最晚的为1018B.C.，前后相差112年。
"工程"启动以后，将这个问题作为重点，专门设有一个课题，组织各学科的学者进行攻关。根据考古学提供的年代信息，常规碳14测年提供的第一个日历年就是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
1997年在丰镐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组可以分期的典型文化层。最下层的窖穴(编号为H18)中出土许多文化遗物及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从陶器等遗物可判定是先周文化晚期遗存。它的上面分别叠压有西周初期的文化层(T1第4层)、西周早期的两个窖穴(H16、H11)、西周中期的两个窖穴(H8、H3)和文化层(T1第3层)。由于H18与第4层之间没有发现因自然原因堆积的地层，表明H18与第4层是当时的居民在此活动期间持续形成的。它们形成的时间应在武王克商事件的前后，或者说，武王克商事件发生在使用H18这个窖穴与第4文化层堆积形成的年代范围之内。考古学家从这一组单位中分别采选含碳样品，用常规碳14方法测得的年代、经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了它们所跨的年代为1050─1020B.C.，提出武王克商的历史事件，应在这一年代范围之内。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系统工程。一个年代范围的正确与否，除了看这个年代的立论依据是否可靠外，还要看它与之相关的年代是否与之衔接或不矛盾？对此，可将它与相关专题测得年代进行对比，在比对中予以检验：
安阳殷墟第4期(商王帝乙、帝辛时期)的年代为1080─1040B.C.；
琉璃河西周初期的年代为1040─1006B.C.；
天马──曲村西周早期的年代为1020─970B.C.。
由上述不同地点测得的年代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前后衔接、没有矛盾。说明为解决武王克商的这一事件而测得的年代范围是可信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整合过程中，曾有人提出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只有30年是否短了一些？为此，碳14课题组的同仁专门进行复核，先后提出了30多个假说进行演算，结果证明这个年代范围是不可推移的。
利用考古学家提供的年代信息，经碳14测年获得的武王克商的年代，虽然不能确指在哪一年，但给出的年代范围把原来的112年缩短为30年，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成果。
九、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的根据是什么？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范围的确定，为最后推定商周分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绝对年代的提出，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克商时的天象记录、由天文学家计算而提出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陕西临潼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利簋)的铭文中，记录了武王征伐商纣的事迹。"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明确记录了克商的那一天是甲子日，证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克商那一天的干支"甲子"是正确的。"朝"字指早晨。"岁鼎克闻夙有商"句中的"岁"字，张政教授认为是岁星，即木星；"鼎"作"当"解，指岁星正当其位，即周的星土分野鹑火。
《国语·周语下》记有伶州鸠的一段话："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把克商时的天象记的很清楚。天文学家根据所记的日月星辰的位置进行计算，得出了武王克商发生在1044.1.9B.C.和1046.1.20B.C.两个结果。这两个结论均有合理之处，差别在于对金文中使用的纪时词语(习称月相)的理解不同。鉴于1046B.C.说与推定西周王年时对纪时词语的理解一致，选用了这一结论。
武王伐纣是商周两代的分界，应有一个绝对年代来表示。在1050─1020B.C.这一范围内，可以选为武王克商年的还不止这两个年代。例如，有一种算法是取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西周积年257年说，由平王东迁之年、公元前770年上溯257年，得公元前1027年为武王克商之年。这一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综合各种条件，特别是考虑到西周列王研究中的一些条件，选择1046B.C.说是几种说法中相对较好的一个。如果将来有新的材料证明其它说法比这个结论更为合理，届时可予以变更。
十、西周列王的年代是怎么推定的？
西周列王年代的推定，也是多学科交叉协作的产物。由于要对每个王世的在位时间有个具体的年代；而每个年代的确定，又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这项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上面提到的北京房山琉璃河、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等西周遗址中，根据考古分期采选的碳样所作的碳14测年给出的年代，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每个王的年代，但早中晚期的划分也涉及王世。如西周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个周王；中期包括穆、共、懿、孝、夷五个周王；晚期为厉、共和、宣、幽诸王世。所以上述年代对具体王年的推定也是有意义的。
具体王年的推定，主要依据西周有铭青铜器中的纪年铭进行历日推算而给出的，有的则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天文学研究而确定的。前者是在考古学家对西周青铜器进行分期研究的基础上由天文学家进行演算后推定的。
在西周的有铭铜器中，有不少铜器都记有年、月、干支(日)和纪时词语等内容。但并不是每器中都记有这四个内容，只有约60件铜器的铭文中，有年、月、干支、纪时词语这四项内容。这次就以这些"四要素"齐全的铜器为素材，在分期的基础上推定王世、再作历日推算，以检验推论的可靠性并推算其年代。
在这"四要素"中，年、月、干支(日)是不难理解的，但加上"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四个纪时词语，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了。以往将它们都称为月相，理解为每月中人们看到月亮时月面盈亏不同而分别用四个词称呼之，所以出现了四分说、定点说、二分二点说等不同解释。"工程"实施过程中按这些说法排入历谱进行推算，发现均有不合理之处。后据西周晚期铜器铭文进行归纳，提出以下认识：
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
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均为月相，"既"表示"已经"，"望"即满月，"霸"指月球的光面。既生霸指新月初见至满月；既望指满月后月面尚未明显亏缺；既死霸指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目前推定的王年，就是按上述理解将四要素俱全的铜器铭文进行历日推算而提出来的。不过，上述理解虽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但仍有三件铜器排不进去。是铭文中的干支记错了还是上述解释有缺陷？只能留待以后发现新材料后再作进一步研究。同时，铜器铭文中记述的某王多少年，只说明他至少在位多少年，却难以断定他的实际在位年。但因无法搞清他的实际在位年，因此目前推定西周列王的在位年中，有的王年可能因新资料的出土而在未来的岁月中会有变动。不过，由于多学科协作而对各种可能作了详尽的研究与计算，它比以往的研究有不少改进、结论也更趋合理。其中，有些年代的推定还是有依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系统工程，年代框架的建立，当然要有若干基点作支撑。
例如：古本《竹书纪年》中记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内容。所谓"天再旦"是指天亮了两次。有人认为是在天亮之际发生日食而引起的，并推算出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郑地在今西安附近，距西周时期的都城丰镐不远。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发生本世纪最后一次日食，在新疆北部正好是天亮之际。为此，"工程"组织天文学家在那里布网实地观测，看到了日食前天色已明、日食发生后天色转黑、日食结束天色复明的全过程。从实地观测证明："天再旦"为日全食记录的说法是可信的；西周晚期懿王元年在郑地看到的天再旦天象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全食的推算是正确的。这样，将懿王元年定为公元前899年是合理的。这一年代的推定，可以作为西周王年研究中的一个支点。
再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晋侯墓地中8号墓的年代的确定，可知晋侯苏钟所记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乃厉王的纪年。它说明厉王在位不会少于33年，可证《史记·卫世家》和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厉王不足30年是错误的。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为37年。另有一件善夫山鼎，它的铭文中铸有"唯三十又七年"的纪年。由这件铜鼎的形制、纹饰与颂鼎相近，属厉王时器，可证厉王37年说可信。今取共和当年称元说，厉王37年为841B.C.，则厉王元年为877B.C.。
此外还有一些支点，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十一、商后期的年代学研究中，甲骨文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主要依据殷墟文化分期(四期)和甲骨文分期(五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从每期遗存中采选系列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所得年代数据经过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两个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由于这两个分期序列中所断的王世可以对应起来，所以在两个年代序列的比对中，不仅可以建立商后期武丁至帝辛的年代框架，也可为推定武丁至帝辛的王年打下基础。
在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建立的甲骨文分期，每一期都可与商代王世对应起来：第一期为武丁时期；第二期属祖庚、祖甲时期；笫三期为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期为武乙、文丁时期；第五期为帝乙、帝辛时期。根据安阳殷墟发掘的文化遗存进行的分期(四期)，因一些单位中出有可以推断王世的甲骨卜辞，因而可推定其相应的王世：第一期的早段约当盘庚、小辛、小乙时期，晚段因伴出组、午组卜辞而推定为武丁早期；第二期遗存中出土铸有妇好、子渔等宾组卜辞中的人物，推断为武丁晚期，下限可到祖庚、祖甲二王世；第三期地层中出有康丁、武乙的卜辞，故推断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同时；第四期则与帝乙、帝辛时期相当。因此，只要取样合格、测年的精度得到保证，所得的两个年代序列例应对应起来。"工程"实施过程中，在殷墟文化四期遗存中采集的碳样用常规碳14测年，得到的日历年代为：
第一期早段：1370─1260B.C.；
第一期晚段：1261─1239B.C.；
第二期 ：1255─1200B.C.；
第三期 ：1205─1070B.C.；
第四期 ：1087─1036B.C.。
依据甲骨分期所采的107个碳样，目前只测了三分之一，数据太少。由于制样方面的原因，有的数据还出现明显偏早的现象。所以，有关商王在位年的推定，还需等到测年工作全部完成后才能研究。不过，现已提供的年代序列，与常规碳14测定后建立的年代序列还是一致的，有关廪辛至文丁的年代与上述第三期的年代基本吻合，说明依据殷墟文化分期、用常规碳14测年方法建立的商后期年代框架，是合理而可信的。
十二、天文学家利用天象记录在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天文学在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天文学家依据宾组卜辞中记录的五次月食，为推定武丁的年代作出了贡献。
宾组卜辞中记录的五次月食，都属发生后记录的验辞，它的可信度在学术界是公认的。宾组卜辞比组、午组卜辞略晚，其年代约在武丁时期或晚至祖庚之世。近二十年来，古文字学家在对甲骨文进行分期、分类研究方面有不少新进展，对这五次月食的先后次序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些看法在一些学者中相当接近。这次在古文字学家的参与下，天文学家依以下排序而计算的年代最值得重视。这一组月食的年代为：
癸未夕月食 1201.07.12B.C.
甲午夕月食 1198.11.04B.C.
己未夕皿庚申月食 1198.11.04B.C.
壬申夕月食 1189.10.25B.C.
乙酉夕月食 1181.11.25B.C.
按这一组年代，可以推断武丁之世的年代范围为：
1. 1239─1181B.C.(即假设这五次月食都发生在武丁之世)；
2. 1250─1192B.C.(即为一些学者主张的壬申、乙酉两次月食发生在祖庚之世)。
由于月食发生的频率较高，世界上每个地方几乎每年都能见到一次月食，所以用月食计算年代比用日食计算年代的困难大得多。对上述五次月食的排列，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次序，必然会得出许多种不同的结果。为此，有关专题组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一一作了研究与计算。此外，己未夕皿庚申月食中的"皿"(向)字的释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等等，这都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不过，武丁是个有名的君王，文献中对他在位59年多无异议。任何排序组合的年代范围只要超过59年，即可排除在外不予考虑。按文献记载，盘庚迁殷至商纣灭亡的总年数有273年、275年、253年、251年诸说，那么武丁至商纣的年代必少于275─251年。上面推定的武丁年代的可信度，将由克商之年上溯，少于上述总年而得以论定。再说，在1400─1160B.C.这一期间安阳可以看到的月食，其干支为甲午的月食最早为1229B.C.。因此，即使不采用新的甲骨分类排列月食次序，这五次月食中推定的年代即使只有一、两次是对的，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以武丁时期的遗存进行测年换算成日历年后，其年代与月食计算所得的年代是一致的。前面已经谈到，武丁早期的一个年代为1250±11B.C.，武丁晚期至祖甲时的年代为1255─1200B.C.，说明用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用天文学计算所得的年代是可信的、准确的。
武丁年代的推定，不仅解决了这一古代君王的在位年代，而且可以推定盘庚迁殷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300年。它还证明用文化分期提供的信息测得的武丁至帝辛的年代框架是合理的。这一年代框架的建立为武丁至帝辛诸王在位年代的研究确定了范围。
十三、除了上述方法，历史学家在商王年祀的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历史学家依据甲骨文中黄组卜辞和晚商青铜器中记有时王年祀的材料，对晚商时期的周祭祀谱作了复原研究，就商代末年的文丁、帝乙、帝辛这三个商王的在位年作了推断。这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探索。
近二十年间的研究表明，黄组卜辞是文丁、帝乙、帝辛时期的遗物。研究者以有关材料中年祀、月名、干支、祀典名、祖先名齐全的的那部分材料为基础，将没有年祀，但有月名、干支、祀典名、祖先名或单记其中一项内容的材料都收集一起。利用这145件资料，对商末三王的周祭祀谱作了复原研究。
从甲骨卜辞的内容可以看出，商代王室、贵族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他们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这种祭祀还一个王世接着一个王世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在甲骨卜辞中记录下来。黄组卜辞中以五种祀典对祖先轮番祭祀一周需要36旬或37旬(二者基本上是相同安排的，但有时也有错漏或连续进行的)。由于两个周期与两个太阳年的时间相当，因此，利用卜辞等有关材料排出周祭祀谱，算出某一王世举行了多少个祭祀周期，理论上是可以推定某王的在位年数的。
经过排谱研究，得到了文丁时举行过11个36旬型周期、11个37旬型周期，总计22个祭祀周期，因而推测文丁在位22年。帝乙时也有11个36旬型周期和11个37旬型周期，共22个祭祀周期。但帝乙22祀与帝辛元祀不能接合，他的在位年当大于22年。帝辛时举行了13个36旬周期、21个37旬周期，合计34个周期。这里，36旬周期与37型周期的数量不等，原因何在，尚需研究。但34个祭祀周期的存在，提供了帝辛在位年或为34年的可能。
历史文献中对上述三个王世的在位年也有记载，如文丁有3年、13年等说；帝乙有9年、37年说；帝辛有33年、52年等说。但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较晚，资料来源也不甚清楚。甲骨卜辞和金文材料均为商代遗存，是当时的记录，其可信度显然比前者要高。所以，借这些宝贵资料去研究商王的年代，应是我们研究时的首选方案。
甲骨文和金文中记载的某王几祀、月份、干支及祀典名等内容，其"隹王几祀"是指某王在位的第几年。商人使用的是阴阳合历，月份是大小月相间排列的，大月一般为30天，小月是29天，有连大月和闰月。在上述三个周祭系统中有的相当紧密，如帝辛二祀至十一祀的材料。已知这一期间没有十三月的记载，而有年中置闰的证据，表明月份与季节基本上是对应的。因此，为进一步检验上述推论的准确性，用天文方法将有关材料排入具体的历日之中，看看能否排进去或哪些年份的材料可以放进去。假如能够排入具体的历日之中，可以提供有关王年的具体日历年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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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祭周期、干支周期与月份周期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所以两个祀年、月份、干支、祀典名和被祭先祖名齐全的材料之间相距的日数、闰月和闰旬数都可以推算出来。推算帝辛周祭系统的可能年代时，以十一条祀年、月份、干支、祀典名和被祭先祖齐全的材料为基点，对二祀至十一祀周祭祀谱在历日中的位置作了推算。推算结果，在1100─1050B.C.之间，帝辛元祀的可能年份有1100、1095、1090、1080、1075、1070、1065、1060B.C.等8个。基于克商年选定为1046B.C.，帝辛元祀为1075B.C.的话，则帝辛在位为30年。
用同样的方法对帝乙与文丁的材料作了推算。结果得出帝乙在位26年或36年两种可能。今取帝乙26年说，则帝乙元祀为1101B.C.。文丁在位年的推算，因材料较少，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年代。
总之，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经天文学家的检验，使有关结论更具说服力。这是多学科合作中提出的一条新思路。尽管用不同方法得到的结论在表面上不甚一致，但用排入历日的方法──即使排入的是一小段(如帝辛二祀至十一祀)──那也是说明问题的。因为它印证了所排的周祭祀谱是合理的(哪怕是一部分合理)。目前虽还不能给出在位多少年的明确结论，但从设定的条件下算出若干个年份可供参用，实际上已经排除了许多不合条件的年份。所以，只要对所用材料的年代判断正确；运算的方法科学、精确；对相关条件的设定符合商代历法的实际情况，其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十四、商前期和夏代的年代为什么没有像商后期和西周那样对王世有较明确的说法？
这是由于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在商前期和夏代年代学研究中，没有商后期中可以利用的大量甲骨卜辞；也没有西周时期有一批可供分期断代的有铭铜器和"四要素"齐全的铭文材料。这一状况，就决定了在商后期和西周年代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可能在夏代或商前期的年代学研究中使用。
夏与商前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也做得不少，有关分期基本上也被学术界同仁所认同。但是有两点与商后期和西周时期的考古是不同的。
1. 虽然夏代的世系(十四世十七王)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得很清楚；商前期自成汤至盘庚诸王世系在《史记·殷本纪》中也交代得很明白，但因夏与商前期考古遗存中缺乏上面提到的可以推断其王世的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资料，使有关分期不能像商后期或西周时期的那样，与王世直接联系起来。由此而来的是，依据文化分期提供的含碳样品在作碳14测年、换算成日历年代后，这些年代也不能与王世联系起来。
2. 对考古学文化的属性和某些分期的认识在学术界未获共识。诸如：是根据文献中记载的夏、商古都去推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进而推定哪些是夏文化、哪些是早商文化？还是用考古方法从已知的考古学文化中进行分析，去划分夏商文化的分界，进而去论定哪种考古学文化是夏代文化？夏代文化与商代文化是同源还是各有源头等等，目前都存在分歧。在缺乏文字等实证的情况下，这些分歧无法得到统一。在夏代和商代的分界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就它们的王年等开展研究。基于上述原因，在"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中，有关夏代和商代前期在年代学研究中的目标与要求，跟商后期和西周的目标与要求有所不同，就是这个道理。
十五、目前公布的夏代与商前期年代框架是怎么推定的？
为了保证碳14测年的高精度，物理学家们对古代遗留下来的的树木，按年轮取样后分别进行测年，其最外缘的年代应为该树死亡的年代，借此可推定与它共存的文化遗存的年代。由于从古代树木的年轮中取样，它的系列样品与建立树轮校正曲线的依据同为树木之年轮，拟合时的精度高，所以它的年代可视为年代框架的重要支点。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中所用木椁的椁板外缘测得的年代就是一例。在郑州商城发掘的一口水井中用作井架的古木，因长期泡在水中，古木的保存情况极佳，有的部位还能看到树皮。采集后用不同树轮的样品作碳14测年、经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判定古树的砍伐年代为1400±8B.C。根据考古分期，水井属二里岗上层一期。这样，用这口水井井架测得的年代，可以推定二里岗上层一期遗存的年代。它作为商前期年代的一个基点，对检验其它年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学术界对在河南偃师和郑州发现的两座城址均属商代前期的城址的认识甚为一致，所以把这两座城址作为研究商前期年代的对象是不错的。"工程"实施过程中将这两座城址列入专题，对它们的文化遗存作了分期研究，并分别采选系列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测年组将碳14年代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了两个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郑州商城的年代为：
二里岗下层一期：1580─1478B.C.；
二里岗下层二期：1485─1415B.C.；
二里岗上层一期：1429─1392B.C.；
二里岗上层二期：1390─1210B.C.；
偃师商城的年代为：
第一期一段：1600─1560B.C.；
第一期二段：1532─1486B.C.；
第二期一段：1500─1461B.C.；
第二期二段：1467─1387B.C.；
第三期 ：1380─1260B.C.。
这两个商城的分期是相对一致的。即从考古分期的角度判断，偃师商城第一期二段至第三期，与二里岗下层一期至二里岗上层二期遗存的面貌、特征相对一致，它们的年代也应相当。这样，它们的年代与分期是否一致，可以在比对中进行检验。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这两个年代序列与分期是相对一致的，因而都是合理的。
作为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测年结果也已给出，它们的年代为：
第一期：1780─1730B.C.；
第二期：1740─1590B.C.；
第三期：1610─1555B.C.；
第四期：1564─1521B.C.。
上述三个城址的年代都已给出，它们的年代早晚已经清楚，有关夏商的分界应在那里划分的问题就摆在面前了。
关于夏商的分界，学术界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这些看法涉及夏代文化的内容，即哪些遗存是夏代文化的问题。目前对夏商分界的看法有：
1. 二里岗下层一期为商文化，二里头一至四期为夏代文化；
2.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至三期为夏代文化；
3. 二里头三、四期和二里岗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为夏代文化；
4. 二里头二至四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期为夏代文化。
鉴于上述看法的不同，有将夏商文化的分界有划在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岗期之间的；有的划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间；有的划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间；也有人划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从上面的年代可以看出，三个地点的年代是合理的；那么夏商分界以第3种意见为合理，即应在二里头文化的第二、三期之间划分夏商的分界。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遗存的年代已进入商代纪年，1、2两种看法的立论，显然缺乏年代学依据。
但因种种原因，对此没有形成共识。因此，目前的夏商分界是以1046B.C.为基点，用文献所记的商代积年上推、取整估定的。商的积年有576年和496年等说，取前者为1622B.C.；取后者则据《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缺帝乙、帝辛二王。按商后期年代研究课题组推算商末这二个君王的年代为26年和30年，合计为56年，则商积年为526年。由1046B.C.上推526年为1572B.C.，现取整估定为1600B.C.。
夏商分界不能解决，夏的年代就更难推定。目前采用的年代是从1600B.C.上推，加上夏的积年来估定。夏代积年有471、472、431、432年等说法。后两种说法有人指出系未计羿、寒浞代夏的"无王"阶段所致。故取471年说，为2071B.C.。取整估定采2070B.C.年说。应该说，无论是1600B.C.还是2070B.C.，这两个年代都是估定的。它们虽有合理的成分，但还需在今后的年代学研究中继续探索研究。一旦夏商分界的问题得到解决，对夏代文化的认识有了共识，那时将会提出更合理、可信的年代学结论。
十六、历史学与天文学在夏代年代学研究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在开展夏代年代学研究时，也设立专题对文献中记载的仲康日食和夏时五星聚的内容进行研究。
关于仲康日食，《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记有当时的天象：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史记·夏本纪》和《尚书·胤征》也记有此事。长久以来，这条记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自梁代虞邝认为这次日食发生于仲康元年以来，已有13种说法。"工程"设有专题对这13种说法进行了复核与验算，发现都有问题。经计算，在2250─1850B.C.之间，在今河南洛阳地区可以看到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其中2043.10.3B.C.、
2019.12.6B.C.、1970.11.5B.C.、1961.10.26B.C.这四次均可作夏初年代的参考。
关于禹时五星聚的记载，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有学者计算1953.2.26B.C.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工程"设有专题对此也进行了核算，证实这一天发生的五星聚会是迄今5000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在这一年2月中旬至3月初的黎明时分，每天都在东方地平线上排成一列。1953.2.26B.C.这一天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小于4度，是难得一见的奇异壮观的天象。大概这一天象在古代先民的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因而被流传后世。因此，上面推算的年代，对估定夏初年代也有参考价值。
由于这两条记载均出自后世文献之中，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价值自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工程"没有将它作为推定夏初年代依据的原因。
十七、应该如何看待"工程"建立的三代年表？
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无不受各该时代的局限，尤其受该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局限。当科技发展水平不太高的时候，很多问题虽然也有人在探索，但往往难以解决；当科技得到发展、使一些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时，就具备了攻关的条件。两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三代年代问题在今天被提上日程，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获得突破性成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为解决这个难题创造了条件。例如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使我们找到了一种在文献之外可以研究三代年代的途径：藉三代文化遗存中可以分期的系列碳样作碳14测年，利用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换算成日历年代，进而去研究三代的年代。同时，也只有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碳14测年技术得到改进、测年精度获得较大提高、计算方法更加快捷准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此外，历史学家对古文献的研究也更深入；古文字学家对甲骨卜辞和金文的释读与研究也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天文学家对天体和天文历法的研究成果、快速的计算技术等等，使计算更加精确。在长期的交流与交往中，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也趋于成熟。有了这些因素，使"工程"中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成为适时而合理。各专题的研究才能自然而默契地进行，联合攻关中各学科之间才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目标。这是在四年间能够取得这些成果的重要原因。
如果从个别年代看，年表中有的年代早就有人说过。但这个年表并不是将前人研究的年代学成果简单地"凑合"而成，而是多学科在"工程"设置的课题、专题中联合攻关的结果。在"工程"设置的44个专题中，有37个都是多学科交叉进行研究的。"工程"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按新的思路进行探索，创造性地开拓新的研究途径，而且在学科结合上达到相互渗透的情况。这是前人没有做过、也不可能做到的。这是"工程"开展三代年代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诚然，我们的认识也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诸如对古代文献所记的内容，特别是甲骨文、金文所记的有些内容的认识与理解(虽然这些认识是对前人的各种说法作了认真的分析与考辨的基础上产生的)，还不能认为已做到准确无误。就现在公布的阶段性成果而论，这个年表比起前人的工作显然前进了一大步，但仍有不完善之处。如因夏商分界的问题没有解决，使夏商分界的年代不能准确推定；考古学上有关夏文化的问题没能取得共识，夏代的年代自然不能推定；即使商晚期与西周的年代框架有较多材料可证其合理、可信，但具体的事件或有的王年，很可能因新材料的出现或新的研究成果而在未来的岁月中予以修正。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篇4
关键词 研究型教学 历史学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evelopment Path of History Graduate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in Research Teaching Perspective
SHAO K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Abstract Under continuous deepening reform of university teaching background， many universities research teach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and goal-oriented reform， professional history is no excep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is innovative model， practice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istory teach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it is often a mere formality rather difficult to produce utility. Only the same time force from univers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ree levels， the formation of active benign interaction， can only reflect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research teaching will become possible.
Key words research teaching; history; practice teaching
1 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在研究型教学中的地位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①
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
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③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核心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 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④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
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及后续的收尾工作。所以作为指导教师而言，既然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就要认真履行职责，不辱使命。其三，学生层面。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即使是方案和计划制定得非常完美，如果学生不积极参与进来，一切都只能是零。作为学生来说，应该珍惜每一次实践教学活动，积极走向田野与社会，确保教学“情境化”的生成。⑤在经费相对有限、实习环境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学生要“吃得苦、耐得烦”，配合实习方案组织实施，积极参与互动，更要在这其中树立主体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培养才干，增长见识，提升综合素质。
基金项目：湖南吉首大学教改项目（重点）“《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研究”（2011JSUJGA08）的成果
注释
① 董宇艳.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海导航（2001-2005督学撰写材料选编）[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6：310.
② 刘凡丰.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透视[J].高等教育研究，2003（1）：100-104.
③ 王文举，王传生，赵慧军.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509.
篇5
关键词：计算思维；融合
doi：10.16083/ki.1671-1580.2017.04.03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4-0104-03
一、介绍
计算思维是人类在思维过程中参与制订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一种思维模式，通过这种方式能快速、有效地进行信息处理，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计算思维几十年来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定义。1962年由Alan Perlis最早提出，同时阐述了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在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编程入门课程。基于他的研究Seymour Papert在1980年使用编程语言进行数学概念的教学，正如所望，程序性的思维（即“像计算机一样思考”）被认为是构成整体思维技能的一部分。直到2006年，JeanetteWing在ACM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发表了“计算思维”这篇文章，从此，计算思维得到了新的定义。Wing提出计算思维不只对计算机这门学科的专家有用的一种技能，而是任何人在解决问题和发现计算解决方案时都能使用的心理过程。在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计算思维可视为一项与所有学科有关的技能，不仅仅是计算机科学。
Denning提出了计算思维本身是否是科学探究的一个方面、问题或延伸，事实上可能被纳入更广泛的科学原理的架构问题。计算科学出现在其他科学中，不是作为一个流动的概念，而是一个来自科学本身的概念。计算思维被看作是这种科学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计算思维与各学科的融合
计算思维与各学科专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分析“计算”与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关系，依据专业需求和学生特点来设置相应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教学和学习方法的创新中，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思维的培养取决于跨学科的兴趣和延伸。Rob.errs等人设计了计算思维与自然和社会科学方面进行交叉的训练方法并进行了拓展。Curzon等人提出“最美的计算是工程、科学、艺术；它没有明确的边界，并涉及到每个学科。这种跨学科的方法给了我们机会来提高学生除计算机以外的兴趣”。通过计算机与非计算机学科之间的交叉培养来提高学生的计算思维，将计算这种思想与各专业相结合，以促进专业的学习。
（一）计算思维与STEM领域的融合
在大学教育中，关于计算思维的实践教学研究主要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中。目前，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之间已经出现了交叉重叠的概念。Navlakha和Bar-Joseph提出了如何在系统生物学和计算思维的各种概念交叉点上进行融合。值得注意的是，从计算思维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出现在“传统”（基于图灵）的概念中，例如神经网络的概念。他们主张进一步融合两个学科，将提高对生物进化的理解，同时也能改善各种算法的设计。秦红设计的基于计算思维的生物信息学课程得到了学生积极的回应，但由于各种因素，比如学生在学习更多的计算机技术的不适应，如Linux，以及计算机实验室设计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表明需要进一步改革教学环境与方法。
在物理学方面，Caballero，Kohlmyer and Schatz使用VPython编程环境引入计算思维概念介绍力学课程教学。他们发现“解决一系列计算作业中的问题之后，大多数的学生都能够成功塑造出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学生未必能建立一个成功的模型，但通过对质量问题分析和调试技能的额外关注，性能将会得到提高。
Hambrusch等人研究并创建了儆诳蒲Ф非特定领域的计算思维主修课程。此课程能够满足一般的计算要求，大学中应用编程和计算思维概念处理物理学、生物学和统计学中的问题。从学生的进入和退出统计中分析，在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编程中学生的完成度有所增加。
计算思维在STEM领域中的交叉及应用使学生通过计算思维的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
（二）“计算”概念在非STEM领域中的不确定性
将计算思维方法纳入非计算机科学和数学领域之外的学科是很困难的。一是由于“计算”概念的不确定性，二是因为计算思维是仅限于使用一个封闭的、基于图灵模型的计算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观念。
例如，通过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应用使得考古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它现在能通过计算构造出详细的3D可视化考古遗址，包括人工分布以及放射性探测等资料。基于Agent的建模已被用于探索史前环境与人类互动的假设。但简单地将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加入到考古发掘中（或甚至只是对人进行复杂的硬件或软件使用方面的培训），并不意味着“计算思维”已经成为整个领域的主要内容。
过于扩大“计算”作为形容词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计算机作为工具和计算思维也有可能造成混淆。“计算考古学”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在考古界的学术领域，它描述了应用程序的计算机工具、网站分析和集合的工具。在基因学研究领域，它是一套分析物种之间的基因水平转移的方法。这种缺乏精度的术语使它更难确定计算思维在高等教育中的实际应用。
三、交叉学科的融合障碍
计算思维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并不广泛，虽然在个别机构对此做出了研究。例如，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将计算思维的各元素应用于文学作品中，从计算思维借鉴来的应用图理论对威廉・莎士比亚、红楼梦等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网络分析。然而，人文学科的构成问题使用“传统”算法（图灵型）可能会难以解决。计算思维在文学研究的应用，并非不重要那么简单，而是因为被分析的数据也是含糊不清，而且计算分析文本的困难将随着语义维度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难。
此外，在人文学科内还有在某些情况下很难使用分析技术，因为其含义有可能被简化。人文是致力于解释，作为知识的概念来理解现象、社会、文化的世界，是通过构想和制定的行为，没有机械或自然主义写实表示的预先存在的、明显的信息。Papert指出当考虑科学知识时，创建“命题性的知识”和“程序性知识”是存在二义性风险的。例如，自然语言理解一直是计算机专业领域所研究的重点课题，其中所涉及到的语义网络、本体映射等都是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范畴。而研究的一些成果已经有大量的应用，若从此来看人文学科与计算机的交叉意义已非分析那么简单。
尽管如此，在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依然有一些算法被提出。例如，在政治学领域，Frohock观察到算法思想的线性和基于规则的性质可能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的必要条件。Turkle和Pap.ert指出纯粹的形式主义计算模型的影响，他们还进一步提出除了计算问题方法的不同之外，还可能通过关于学生性别和思维方式等社会假设进行强化。但是，许多反对在人文和艺术中应用计算思维的人假设计算思维是闭合的、有限的的理论和方法；重点是新兴的计算模型和计算机科学家跨学科培训可能鼓励计算思维方法的发展更适用于人文和美术的“开放――终结”问题方面的研究。
在音乐表演领域，Edwards提出音乐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合成。他将计算机应用到二十世纪中叶起源的音乐作品中，使用计算机程序塑造人声部分并与音乐进行合成，而这一应用印证了合成音乐的算法的有效性，是人机协作的完美体现。我们认为人类情感思维的不确定性和计算思维融合扩大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扩展力，而计算思维则推动了交互计算的新模型的发展。
将计算思维加入到人文与艺术领域的主修课程中，需要适当的介绍计算思维的原理。Cortina指出“非技术性非专业的严谨和细节需要正确编写计算机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对此他提出制定一个新的课程作为编程入门的替代课程。其重点是无需任何实际的编程算法和计算思维原理，而不是编写代码，学生用流程图模拟器创建简单的计算机游戏。soh等人提出更为详细的跨学科计算思维课程，这个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提出的计算项目，并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进行通用。这一项目跨越了计算机、工程、人文和美术等多个学科。该项目提出了多种途径，通过一系列的专门根据工程、科学、艺术或人文为主要研究I域的学生设计计算机科学课程，学生还将参与协作学习活动，不同的学生群体将分配到跨学科项目中的不同工作中。
篇6
关键词：动态；植物景观设计；可持续发展；湘湖
1 理论和实践
1.1 理论
植物造景不同于山石、水体、建筑景观的构建，是区别于其它要素的根本特征，也是它的生命特征，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植物从栽植后就有不断地生长过程，园林植物中有的种类还有动人的香气，创造诸如“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意境。植物景观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所以在进行植物景观设计初期，需要对建成后的景观效果进行积极预见，使整个群落的特性能够按照即定的方向发展。
1.2 传统
世界风景园林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园林的内容、形式以至于园林植物的种类都有很大变化。在人类由原始社会阶段进入农耕文化阶段时期，栽培植物就成为主要劳作，而把园林植物作为一种配置艺术则体现了人类的文明。
2 湘湖实例
2.1 湘湖现有植被状况
湘湖主要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现存植被以次生林为主。景区内大部分地带植被状况良好，但季相变化不明显。缺乏植物景观类型多样性，风景林景观质量还不够高；没有很好注意植物的生态学特性及景区独特的环境和立地条件，还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带性植物景观；经济林的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达不到预期的景观效果；湘湖物产丰富，主要有莼菜、菱、杨梅、茶等特色物产。
2.2 湘湖植被总体规划
①必须严加保护景区的动植物资源和地形地貌等，特别是古树名木和大树群落，要立牌介绍和设立保护标志。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植物群落演替的研究工作；②风景林的植物配备，应注意季相效果，掌握常绿林与落叶林、观叶植物与观花植物、乔木与灌木的比例，注意群体的前后排列与组合，突出树木季节中的个体与群体美特性。采用特色树种和植物，营造景区特色，景观林有其植物资源特色和景观特色。③在核心保护区内应制定高标准的森林经营方案，积极而又慎重地将人工林和次生灌丛，逐步改造成针阔混交林，最终向阔叶林过渡。④在一些山坡地，可以营造风景林与经济林相结合的风景经济林体系，因地制宜地发展以果树为主的名特优经济林，形成风景经济林景观，如杨梅林、茶园等。⑤在生态林抚育区规划中，可以在原有植被基础上栽植适量香樟、栾树与山毛榉科的建群树种，定向抚育快生树种，加快次生林演替，尽快形成群落结构稳定、生态功能强大的森林群落。⑥湘湖湖区应做好退耕还湖工作。在湘湖芦苇荡处可通过栽植耐湿性强或水生的植物，如池杉、落羽杉、乌桕、枫杨、芦苇和蝴蝶花等，营造丹桕盈盈芦花飘飘的湿地植物景观。
2.3 湘湖植物专类园规划
2.3.1 构思。植物园和一些天然的风景区都是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向群众宣传的重要场所。规划把自然景物（变化中的植物景观）作为作品特色的主基调，旨在提供人们亲近自然、感知生命的一个场所。所以分类系统不同于常规专类园的分类体系，而是强调一种能动性，提供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识别植物类别的方式，设计中应该多运用乡土植物，尊重场地上的自然再生植被。
2.3.2 表达。①植物长廊。在植物长廊中超越一般活植物的展出范围， 将现代植物与考古学中发掘的出土文物有关的内容一起展出。将一些曾经在这里生长过的植物化石或图片资料加以收集展出，让人们真切感受植物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轨迹。②进化园。月季因花期长、花色多、有香气，而被誉为“戒指上的宝石”，所以在进化园中可通过种植月季加以表现，表现出同属的野生种。可以同时展出一些野生的蔷薇属植物，游人从中可学习到生物进化的轨迹及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规律。③四季家园。春花园：上木可选择玉兰，中木以紫荆、蔷薇科花木如桃、梅、李等为主角，再配上同期开花的地被连翘、绣线菊等；夏景园：上木选择鹅掌楸、广玉兰，中木选择紫薇、石榴等，地被可选择夏鹃、南天竹等；秋色园：上木选择槭树、银杏等，中木可选择山楂、枸橘、枸杞等；冬景园：上木选择枇杷，中木选择腊梅、紫竹等地被。④映射园。透过植物，人类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可以找寻相应的生命印记。生长、开花、结实、衰老，这一切的新陈代谢也可以从人类自身找到印证。所以该园的设计初衷，是希望人们能够在这里真切地感受到植物的价值，找寻生命的印记。⑤光影世界。从景和人所处的植物空间角度，而非单纯从植物的角度，来探讨一种植物景观的效果，强调一种场所的体验。所选植物以落叶类，树形比较优美的高大乔木为主，同时结合常绿植物。
篇7
关键词：民办高校 音乐专业 专业命名
一、我国民办高校音乐专业课程名称设置现状
随着音乐教育的国际化，我国民办高等学校的音乐专业教学不断地受到挑战与冲击，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出现了发展 “瓶颈”状况，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点：课程名称设置和教学内容与教育目的不吻合，单一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
民办高等音乐教育的课程内容要根据高素质音乐教师的特点和要求设置，要充分体现出音乐多元化的特征。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分配渠道呈多样性，单一的培养目标和由此形成的培养方案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二、音乐专业名称命名重要性
民办高校课程需要的是一个易写、易读、易记的名称，一个具有可以看得到的专业前景的名称，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和开拓精神的专业理念的名称。例如，专业名称音乐学（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就有很大不同，了解二者的培养目标和专业主干课程方向对高校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授课都至关重要。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培养的是有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音乐教育工作者，而音乐表演专业培养的是从事表演、教学以及研究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主干课程应该突出师范教育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音乐教育教学能力，相比音乐表演专业的主干课程为表演技能的学习有很大区别。
高考生填报志愿时也常常遇到专业名称混淆的情况，音乐专业名称、内涵、课程和就业前景要展现出专业的特色，并容易理解，这样才能避免在填报志愿中出现决策失误，也能为音乐专业输送优秀的人才。
三、民办高校音乐专业方向命名的确定和方法
（一）如何确定民办高校音乐专业的设置和命名
专业是学校和社会的联系点，专业设置是专业建设的第一环节，是学校教育满足社会需求的切入点。名称的差别只是一个符号的不同，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在制定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也应该与传统的教育有着根本区别。所以，确定民办高校音乐专业的设置和命名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民办高校的学科专业必须面向市场、适应社会、节约经费，这是民办高校专业发展的基本方向。2.民办高校要办出自己的专业优势与特色，提高思想，明确认识，在我国这种以国立高校为主体的办学体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空间。3.民办高校在科类结构上不能盲目向公办高校看齐，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办学方向。4.民办高校应具有对社会和市场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这也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一项重要诉求。
（二）民办高校音乐专业命名方法
1.新型专业的名称设置
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音乐类专业还是以声乐表演、器乐表演和音乐教育的传统专业为主，只有少部分重点院校开设了一些边缘的音乐学科，如音乐社会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心理学、民族音乐学等。
北京民族大学于1984年创办，其综合实力位居北京市民办高校前列，建校之初就有艺术这一门类，艺术学院的音乐制作（MIDI）专业主要是培养具备较全面的音乐创作知识、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要求能制作声乐器乐伴奏谱，并能制作舞蹈音乐作品、影视连续剧音乐作品的专业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专业团体表演工作，也可在企事业单位的文化部门从事演职工作，或从事音乐制作工作，市场调查表明，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十分看好。北京民族大学走在音乐文化产业市场的前沿，开拓视野，大力发展市场需求的音乐制作专业，力争占先机。
2.推动特色专业名称的定位和升格
在专业设置上，民办高校应针对社会需求和有潜在需要的专业进行设计和命名，重建音乐教育市场边界，全力推动特色专业的定位和升格。
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把学生的培养目标锁定在传统艺术教育很难跟进的、目前国内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型专业领域，着眼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现代艺术人才的巨大缺口。学院音乐制作专业是专门培养流行音乐创作、制作人才的专业。在教学上，具有明确的学年教学目标，一年级为专业基础教学阶段，二年级为创作、编曲基本能力培养阶段，三年级为创作、编曲技术应用阶段，四年级为作品指导及毕业作品辅导阶段。由于学习课程全面、有序，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毕业生就业面大、选择性高，相比具有同专业名称的其他大学专业性更强，为学校的发展和招生带来了巨大的正效应。
3.优化现有专业名称设置
民办高校在初创阶段，多以投资少、见效快、弹性大的专业为主，虽然有利于前期的发展，但后劲不足，并且竞争十分激烈。民办高校在后期专业设置和定位需力求不再重复开设与其他民办高校同一类型的专业，即已有的，我们不再跟进，减少资源的浪费。
四、结语
李江源先生说过：“高等学校的自身计划只不过是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宏观计划的分解，高等学校只需对政府及主管部门的计划负责，从而削弱了高等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与公立高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办高校从一诞生就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对音乐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学科综合和从传授技能到传播文化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过程。民办高校音乐专业的课程设置必须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是学校教育满足社会需求的切入点，民办高校音乐专业命名对音乐专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篇8
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妄想借助管理大师、策划大师、高级顾问之手，追求企业管理的完美、追求完美的组织架构、完美的制度、完美的产品、完美的员工。企业中完美存在吗？这样的追求有意义吗？其实在企业中，就象美神维纳斯一样，残缺才是美丽的，才是长久的，才可以给员工平台和空间。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残缺才是美。
以前做过一个保健醋的策划。对方雄心勃勃，想以深圳市场为出发点，进入全国市场。在产品上市的初期，老板就开始“招兵买马”。设立了财务部、市场部、销售部、市场拓展部、行政部等部门。开策划会议时，相关部门经理都来参加，各个西装笔挺，人模狗样，老板也前呼后拥很是风光。表面上看来，组织架构非常完善，但事少人多，有些人就开始无事生非。不知不觉中销售部、市场部、市场拓展部之间的配合出现了问题，职责不分，企业已经患了大企业病。企业的“头”已经很大，但“身子”很小，经营起来晃晃悠悠，每个月卖醋的收入还不够发工资。支撑了不到半年，终于宣布倒闭了。
组织架构的设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更有效率地完成公司的任务，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好用。所以对待组织架构，规划做得完善是需要的，老板要做到心中有数，但不能完全按照规划的来做。要给老板留下回旋的余地，给员工留下想象的空间。
微软的软件每次出来都有很多“臭虫”，难道微软不能做出完美的产品，再推出来吗？它能！但它不！它先推出测试版，用户用着不满意，提出很多修改意见，这样它的下一个版本的软件就有了很好的基础。也就是说用户站在实用的立场，帮微软进行免费测试。
作为市场决策者，要知道市场机会之门可能只打开半年，不抓住，就永远失去机会。错过了推出的时机可能遭到竞争对手的封杀。为什么不早点推出来封杀别人呢？或利用不完善的产品来完成原始的积累呢？
我国VCD行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外没有VCD行业。但有这方面的技术，国外大公司认为VCD是过度产品，因此都不重视这个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中国企业发现了这个市场机会，同时看到中国广大的消费者可以支持这个市场，中国丰富的盗版光碟可以催化这个市场，于是纷纷上马这个项目。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残酷的淘汰，培养出了步步高、金正等大企业。现在这些企业已经转向DVD产品，开始与国际大公司竞争。如果没有VCD阶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音像制品市场，也不可能和跨国公司竞争。这就是典型的发展“残缺”产品占领市场，进而不断完善的例子。
不完美的制度才好“用”
还要认识到，制度是企业的软件，企业不可能做出完美的制度，而只能是测试版，员工帮助企业调试，永远在调试，没有完成的时候。国内大多数企业处在“用人”管理的阶段，一些跨国企业已经可以“用制度”来管理了。因为跨国公司的人是职业人、事情已经标准化、内部的流程是现成的，职业人是螺丝钉，生活在制度的缝隙中。国内的企业是处在业务的增长时期，变动快，竞争激烈是常有的事。因此不完美的制度才好“用”。而经理们就是用来填补规章制度的漏洞，或是不完善之处的。
对老板来说，有缺点的人是最安全，因为这样的人，可以被老板看透，老板放心。而只有老板放心，员工才能发挥最大价值。如果老板发现员工没有缺点，非常完美，这时员工的处境就可能很危险。
我的一个朋友诉苦：“你看我，要学历有学历，要能力有能力，工作态度也认真，为什么老板不重用我呢？”正好我听到一个类似的故事：
年轻人面露喜色，期待老板的嘉奖。“我认为我要对得起我的工资和您的重用。我也喜欢学习。”
“所以，”老板说，“我不得不炒掉你。”
“天哪，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
老板笑着说：“我这里已经有过好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刚来的时候他们拼命工作，拼命学习，成长得很快，后来他们都成了行家，然后突然跑出去自己办公司，拼命想挤垮我们，和他们竞争，我损失惨重呀！”
年轻人：“哦，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非常忠诚的，我不是那样的人。”
老板笑着说：“哈哈，你的忠诚我是了解的，但是万一出事，怎么办呢？你还是走吧。如果用你，我的风险太大了。我当年也是在这样起家的。”
老板一旦这样思考，这个人就没有了发展前途。所以有时，要展示自己的缺点给老板看，保证老板完全了解自己。让自己在老板面前“透明”,只有这样才是最佳策略，才可以赢得信任。有明显缺点的人,公司可以给他提供培训、提供事业平台，这样的机会他会珍惜，他和公司同步成长。
不完美的老板才好“跟”
篇9
杨羚爱艺术，更爱行走，她于旅途中最爱听许巍那首《曾经的你》，开头一句“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每每让她热血沸腾，只是行遍天涯路的最后，她选择了回到梦想最初的起点――成都•金沙。
与艺术结缘
并非人人皆可艺术家
采访杨羚是在金沙剧场，当她穿着粉色高跟鞋踏着轻灵的步子翩然在前引路时，她色彩明艳的宽摆长裙似乎可以瞬间点亮阴凉的走廊，她引我走入装着大大落地窗户的办公室，煮咖啡，聊金沙，聊自己。暮色里她脸上有淡淡的倦意，却不肯换上更为舒适的拖鞋，始终端着神采奕奕的饱满状态示人，看得出，这是一个不肯轻易示弱的女人。
杨羚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年纪都比杨羚年长10岁左右。在杨羚出生之前，父母一直以为打妈妈的大肚子里会蹦出一个聪明矫健如羚羊的男孩儿，并对这个想象中的男孩寄予了厚望，没想到等孩子呱呱坠地，还是个女孩。父母把心里曾对那个想象中的男孩寄予的深情和厚望，统统移情放到小女孩杨羚头上，在她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任她在适合男孩子的宽松环境中自由生长。杨羚现在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有多皮，翻房子，偷桃子，放鞭炮……什么调皮事情都做过，直到在母亲的影响下，渐渐接触到艺术的美。
即使是在多年以后，杨羚依然可以清晰回忆出母亲年轻时候的样子，美丽，开朗，充满幽默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母亲时时将小女儿带在身边，带她旅行，让她很小就开始领略河流山川人文风物之美，给她讲徐霞客的故事，温柔地告诉她什么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年之后的杨羚常常说，应该感谢母亲的影响，是对美的认知让有几分男孩儿性格的杨羚渐渐变得沉静下来，向艺术靠拢。杨羚学了5年画，拥有了对色彩的敏锐感觉和判断力，最终却因为艺术专业的老师笑言这女孩笑声很有花腔的华彩，转而改学音乐。
在四川音乐学院读书的几年，杨羚跟艺术前所未有地接近，她学了声乐，学了钢琴，却最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声乐家、钢琴家。这个发现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来说，是多么的难得，即使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也是中年之后才认识到，人到中年不仅要妥协于人生际遇的贫瘠，也要妥协于自己天赋的有限。可杨羚在人生的大道在她的脚下展开伊始，就已经对自己的才能和人生有了清醒的认知，她明白，目前为止，艺术对于她而言，仅仅只是一种熏陶和爱好。那么，多年对于艺术的学习能够带自己走到何方呢？她明白自己不是当明星当演员的料，也不是一名合格的艺术教师，更不可能彻底重头开始去从事一门与艺术完全无关的职业，比如公务员。就在杨羚开始思考艺术能不能带给她更多的时候，2000年，杨羚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是进了成都演艺集团。
杨羚后来常常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会让你发现：啊，原来自己天赋里还有这样一个可开发的未知领域！对于杨羚而言，这个生命中的贵人，一开始是母亲，让她这个假小子接触到艺术和美；再是自己的专业老师，让她从静态的艺术转而学习表演艺术；而时光发展到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之后，杨羚遇到的贵人是成都演艺集团的“大佬”业丹。
1999年，业丹应邀出任成都艺术中心（后改制为成都演艺集团）总经理，开始了成都艺术的市场化进程。成都演艺集团成立之后，陆续引进了上千场叫好又叫座的国内外高水准商业演出，他的这些举措，让麾下的新鲜人杨羚见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杨羚发现，爱艺术绝不仅仅局限于从事艺术本身，引进和宣传，为国内外优秀的艺术家们搭建平台，同样也是既与艺术相关又相当有意义的事情。她从最基础做起，洽谈艺术项目，宣传、营销、后勤，每一个环节都亲历亲为，终于发现了自己学就的艺术并非毫无用武之地。
与《金沙》结缘
太阳神鸟引领我归来
杨羚的办公室书架上挂了很多小照片，好几张都是《金沙》的舞台照。杨羚一一指点，讲起《金沙》的历史来，如数家珍。2005年，音乐剧《金沙》在北京首演，她作为舞台总监，见证和参与了第一部中国原创音乐剧的诞生。之后她去了北京，去了，去了好多好多地方，没想到在4年之后，冥冥中的缘分引领她从北方归来，一手一脚重铸《金沙》神话。她笑笑说：“就像剧中金牵引沙一样，这就是我和这个剧的缘分吧。”
说到《金沙》的缘起，相传要追溯到2003年那次著名流行音乐人三宝来成都采风。时任成都演艺集团的总经理业丹，陪三宝一道参观了成都西郊刚发掘的金沙遗址。在这个被学术界誉为“惊人的考古发现”面前，三宝和业丹萌生了合作的念头。半个月之后，一个以金沙文化为背景的大型音乐剧策划方案诞生了，方案完全借鉴美国百老汇的运作模式，舞台及音响器材要全用国外进口的，整个预算要近2000万元。江湖传闻，那一年，业丹把自己的公司卖掉，捧出180万元现金，成为了这台音乐剧的第一个股东。
有了资金，在搭建起目标宏大的平台之后，剧组人员很快就到位了：音乐是三宝、剧作是关山、男一号演员是沙宝亮。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杨羚，成为了最后一个进入剧组的人，人小“官”却大，担任的是舞台总监，要指挥60多位男手下呢！这些人中，有的比她年龄大，有的比她资历深，当老板问她敢不敢接受这个职位时，杨羚答应得非常爽快：“没问题，你敢交给我，我就敢接！”
杨羚之所以敢于干脆利落地许下海口，自然也是有自己的底气，在演艺集团工作的3年多以来，她熟悉了剧组工作的所有流程，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她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最好。
事实上，杨羚的确做得很好。在《金沙》剧组的4个月里，她甚至没有逛过一次街，没有出门花过一次钱，每天，从早晨8点到凌晨2点，她力求做到比别人来得更早、走得更晚，没有少花心思在里面。2005年4月8日，音乐剧《金沙》成功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第一场就获得了空前成功，杨羚又仿佛变成了那个对于美敬畏有加的小女孩，紧张兮兮地从头看到尾，直到确定没出任何岔子地演完全场了，一颗心方才放下来，这时候她听到导演三宝在台上叫出了她的名字。4个月里，她任劳任怨地做着幕后，从来没有想到剧终的谢幕自己居然也会有份参与，可三宝老师分明叫的是她的名字，对她微笑着说：“没错，就是你，出来吧！”杨羚按捺住雀跃得仿佛要跳出嗓子眼的心，走到台前，和主创人员们一起接受了观众的喝彩。那一刻，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回票价了。可杨羚是一个O型血的女孩，可杨羚有一个从小给她讲徐霞客游记的母亲――这一切的结果是造就了杨羚骨子里的不羁，总是觉得外面的世界会更精彩，总是想应该走出去，闯一闯，看一看。于是杨羚在获得小小的成绩之后，抛开了故乡的一切，留在了北京。她愿意尝试生命里别的多种可能性。
杨羚在北京依然从事与演艺相关的工作，筹备文化演出，做经纪人，其间也回过一次成都，应朋友之邀回来做了一部大型音舞诗画《羌风》，旨在保护在地震中遭受损失的羌族文化遗产。但在剧一做完之后，杨羚依然回了北京。
从最开始的水土不服，到其后的如鱼得水，杨羚在北京渐渐扎下根来，有了一份自己得心应手的工作，甚至还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取名叫藏羚羊生活馆。自父母被姐姐接去广州同住之后，成都已经渐渐定格成乡愁的所在，记忆里依稀熟悉的光影，却也仅此而已。偶然也有被碰触到的时候，比如在德国看到WWF（世界基金会）的熊猫标志时，心里就像有很多只小爪子在挠啊挠啊，她于是自豪地对别人说：“熊猫的家乡就是我的故乡哦！”所谓故乡，似乎总是被我们抛诸脑后的地方，尤其是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精彩要看，就如她总爱听的那首歌里唱的：“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2009年6月，杨羚取道成都赴贵阳开会。在双流机场等待转机的百无聊赖间，她遇到了一个完全没想到会遇到的人――业丹。在这个领她走上专业道路的恩师面前，杨羚略微有一点小小的尴尬，毕竟4年前是她翅膀一硬就飞了，她没想到恩师居然毫无芥蒂，与她交谈甚欢。更巧的是，他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去同一个地方赴同一个会。交谈的时候，业丹告诉杨羚，音乐剧《金沙》自首演以来呼声很高，准备落户金沙遗址博物馆重新演起来，只是他们一直苦于没找到合适的人手，没想到会在这个当口遇到杨羚，他问杨羚有没有兴趣重新参与打造《金沙》。对于昔日的恩师，杨羚想也没想过要拒绝，她一直感激他给予了自己那么多的培养和鼓励，给予她成长的空间和机遇，如果没有他，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一领域大展拳脚，她觉得自己报答恩师的机会来了。而且，是《金沙》啊，这部在她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带给她成功喜悦和成就感的剧，在她的生命中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既然这部震后停演的音乐剧要重振旗鼓，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做，当仁不让。
当天晚上，杨羚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日期，2009年6月27日，她回到了成都，住进了演艺集团旗下的酒店，一直到那一年11月12日《金沙》重组之后再次首演，她只在中途回北京拿过一次衣服。
与工作结缘
兴趣是你最好的老师
杨羚的书柜里很多书，领域覆盖相当庞杂，除了艺术类书籍以外，甚至有很多考古学专业书籍。她一边喝着不加糖的咖啡，一边表示自己最近正对学考古相当有兴趣，她笑着说自己是一个兴趣非常杂的人，就像贯穿我们聊天时她电脑里随机放着的歌曲，一会儿是民族歌曲，一会儿是歌剧选段，一会儿又是流行歌。
杨羚是一个兴趣很广的人，爱说的一句话是：“兴趣是你最好的老师。”比如她喜欢统筹舞台，头一天剧场里空空如也，第二天便景也有了，花也有了，灯光也有了，一切就绪等演员上台。这在年轻的杨羚眼里曾是多么魔幻，她愿意一睹究竟，于是常常通宵通宵地去看灯光师和布景师工作。得益于这份兴趣和钻研的劲头，她学到了很多课本里不会有的知识，也正因为此，当年的《金沙》剧组敢于将60多名比她资深的员工交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孩手下，让她统筹舞台。
因为对行走感兴趣的缘故，杨羚对于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如鱼得水，经常一两个月都在飞机上飞来飞去，不知道自己打一个盹之后会在哪个城市的酒店里醒来。她曾为了名剧《猫》进入中国，考察了全国所有一线城市的剧场，对每一个城市的剧场了如指掌。她说自己每到一个城市，总是会一大早起床，去菜市场看看那个城市的人们吃些什么，然后去当地著名的早点铺子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如果公事之后尚余闲暇，她会去那个城市的商场购物，为自己添置衣服，晚上再去那个城市著名的夜店泡吧。――杨羚爱用这种切入其筋骨的方式，去经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杨羚去过很多有趣的地方，认识很多有趣的人，也愿意做一点有趣的事情，于是她在北京开起了一个小小的咖啡馆，取自己名字的谐音，为它取名叫藏羚羊生活馆。这不仅是一个喝咖啡的地方，更兼营衣服、首饰、植物……你所有能想到与不能想到的跟生活有关的东西。
2009年11月12日，音乐剧《金沙》重新成功上演之后，杨羚收拾行装，再次准备出发。可这一次，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王馆长发出挽留，问她是不是愿意
留下来做音乐剧《金沙》的“掌门人”。杨羚问自己：“杨羚，你到底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始终漂来漂去在路上？小咖啡馆老板？没有压力的生活固然惬意，可这真的就是你想要的吗？”她听到自己内心里有另外一个自己在说：“世界的繁华已经领略得七七八八了，为什么不能留在家乡像恩师业丹一样，像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一样，做一点真正推动成都文化发展的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杨羚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留了下来，留在了成都•金沙这个梦想起点的坐标。
音乐剧《金沙》成功重演，在住了4个月酒店之后，杨羚把北京的东西全部收拾打包，真正搬回了成都。
与WHO结缘
快乐的单身也是一种好状态
当记者问及杨羚的感情状况时，杨羚哈哈大笑，反问：“做演艺的能没有爱情吗？”她坦承自己经历过非常美好的爱情，但过去的统统成为了过去，此时的她恰好单身。
年少时的杨羚不是没有为爱做过疯狂的事，比如千里迢迢跑去有恋人在的城市，只为与他在机场匆匆见一面。她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有如小猫咪般地温顺，会亲手为他准备可口饭菜、熨烫衣服，百分之百地顺从。曾经的恋人对她说：“是在你身上，我才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杨羚总结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粗略计算后说：“60%给了工作，40%留给自己。”在留给自己的这40%里，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拥有一屋子的书和花，还有一阳台亲手种植的植物，冰箱里总是塞得满满的，加班之后踢掉高跟鞋，在那个自己一手打造的叫做家的港湾，身心可以全然得到休憩。有空的时候，她喜欢亲自去菜市场填充冰箱，打打高尔夫，练练瑜伽，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父母总是打来电话催她嫁人，她总是笑笑说：“我也想啊，可是那个对的人在哪里？”
杨羚现在依然对爱情抱有憧憬和渴望，她说真爱虽然可望而不可及，但自己从来不曾怀疑爱情的存在，也从来不曾停止追寻爱情的脚步，但如若一直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目前快乐的单身生活已经是极其让她满意的状态。
杨羚小讲堂>>>
女人一定要注重仪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很重要，因为你不知道会在哪天出门遇到对你的人生来说很重要的人，也许是事业上的伙伴，也许甚至是恋人。即使是面对下属，你良好的状态更能获得别人的信任。
篇10
关键词：多元一体；体育教育；融合
1.前言
随着“以当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就读为主”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在公办学校中农民工子女所占的比例快速增加。上海市2010年秋季招生的47.05万新生中，有33.60万人为农民工子女，占招生总人数的71.41%。原有招收本地子女的公办学校由于农民工子女数目的急剧增加，本地子女与农民工子女之间、农民工子女与教师之间以及农民工子女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如何化解碰撞后产生的矛盾，这是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必须解决的问题。
体育教育是一个发展身体，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教育过程；是对人体进行培育和塑造的过程；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此，
2.“多元一体化教育”的由来
1988年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先生运用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方法，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综合性地分析，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1]。之后，教育理论工作者通过借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逐步生发为有关民族教育的“多元一体文化教育”理论[2]，然后有学者把它推广至不同文化群体的教育[3]。
3.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多元”与“一体化”的具体表现
3.1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多元”的表现
从文化的角度，在招收农民工子弟的公办学校“多元”首先表现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并存。城市文化是由城市理念、性格以及气质所表现出的城市生命，是城市历史积淀的具体与直接的显现，包括城市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与此相对应，农村文化是农村理念、性格以及气质所表现出的农村生命，是农村历史积淀的具体与直接的显现，包括农村的风土人情、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等。由于自然风貌、聚集方式、生产方式的不同，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招收农民工子弟的公办学校中，教师、本地学生所显现出的是城市文化，农民工子女或多或少所显现出的为农村文化。
3.2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一体”的表现
招收农民工子弟的公办学校“一体”首先表现为：“共享同一片蓝天”。“共享同一片蓝天”不仅是指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享受平等的教育权，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长大之后都要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应具有一致性，这就要求必须由一体化的教育来实现。
招收农民工子弟的公办学校“一体”第二个表现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农村是城市文化的根，城市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要从根上吸取营养，如果断了根的联系，城市文化就必然衰败。由此看来，农民工子女和本身学生也并不是独立的两个团体，他们所在社会的文化联系将他们连在了一起。
4.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实现“多元一体化体育教育”的现实意义
4.1有助于利用城乡文化资源，培养城乡学生的健全人格
采用“多元一体”体育教育策略，建设一种体现宽容、平等、相互尊重、和谐共存等理念的学校体育文化，使农民工子女获得平等、有效地发展，有利于促进他们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并较快的融入城市生活。
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子女学生为城市公办学校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群体，带来天南地北的农村信息，在言谈举止中透露出农村特有的质朴、坚忍、勤勉、吃苦耐劳等品质，这些都是难得的资源，城市学生能从中体育课的接触中得到弥足珍贵的“营养”。
4.2有助于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教育教学工作
在公办学校反映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中，学生行为和学习习惯不好占第一位，其次是农民工子女学生家长对孩子学习要求不高。这反映公办学校教师与农民工子女学生及其家长、农民工子女学生与本地学生的文化冲突真实的存在，而且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学校的管理与教育教学了。如果采取“多元一体化”体育教育策略，充分发挥体育的群育功能，就能使不同类型的文化和谐共处，进而缓解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5.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实现“多元一体化体育教育”的构建
5.1改变观念，去掉“有色眼镜”，正确看待农村的异域文化
诚然，农民工子女由于其所受的教育以及所处的家庭、社会的影响，其生活、行为、学习等习惯乃至其身上所表现出的文化特质与本地学生有所差异，农民工子女的某些行为习惯往往被放大，掩盖了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好的方面。
体育教学因其具有区别于其他教学的特殊性，它多是在室外进行，同学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所以在体育教学中，观念的转变尤为重要。“多元一体化体育教育”的构建首先要公办学校的领导、老师改变观念，平等地对待各种类型的文化，尊重农民工子女身上所携带的文化特质以及与之俱来的异域文化，去掉将农民工子女看成“乡下人”的“有色眼镜”，把城市学生、农民工子女都作为中华文化大家庭的一员，认可不同文化存在的独特价值，这是“多元一体化体育教育”实施的基础。
5.2完善体育教育的目标
上海市“二期课改”的体育教育的目标包括：身体发展，能力发展，心理发展，品德教育四个方面。
本研究提出：随着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比例的增长，在原有体育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应在“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方面明确“提高农民工子女适应环境的能力”；在“塑造健全人格”方面提出“培养本地学生与农民工子女相互接纳、包容、开阔的胸怀，相互吸收城乡文化的精华，塑造健全的人格”。
5.3设置完备的体育课程
体育课程设置中，要协调城乡文化的关系，既要考虑农民工子女原所在地的农村体育课程的开设情况，又要结合城市现在的学校体育发展的要求，设计出既符合城市学生特点又有利于农民工子女在所在城市发展的新型体育课程。
利用体育课这一比较特殊的课程手段尽可能的满足城乡学生的差异化需求。加强农民工子女的体育基础，增强农民工子女的体质，弥补城市学生对农村体育文化认识的不足，促进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的交流和融合，真正实现多元一体化的体育教育。
5.3.1采用适当的教学内容与方法
要实现“多元一体化体育教育“的构想，在体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要把握准确，教学内容的选择要体现多元，也就是要将农民工子女所在的农村文化和城市学生的城市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可以汲取农村的一些传统体育项目作为授课内容，如：舞龙舞狮、龙舟、花毽、打沙包、跳竹竿、扭秧歌、踩高跷等等，这些都蕴含了农村质朴而自然的文化气息。
在教学方法上，要立足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的文化差异和体育上课方式的差异，开展有针对的教学。
5.3.2完善体育教学评价体系
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能调动学生学习体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合理的教学评价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也可以增进师生之间情感和学生之间的情感，让学生获得信心，有利于实施科学化的教学管理。
在体育教学评价上，要尊重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文化差异的现实，探索差异化的、发展性的评价方案，构建符合体育课实际的、富于激励的教育评价方案。在评价方式上，要采取教师评与学生评相结合的评价方式，重视学生之间的互评与自评，特别是要重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鼓励他们看到对方的闪光点。
参考文献：
[1].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