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质文物的保护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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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

一、总则第一条为落实《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和《北京皇城保护规划》（以下统称《保护规划》），保护古都风貌，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凡本市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迁入保护区人口数量控制、居民住房条件改善等相关工作，执行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保护区是指市政府批准公布的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

本规定所称房屋包括不可移动文物、房屋、院落等地上物。

本规定所称保护区居民是指在保护区内有本市常住户口和正式住房，并且长期居住的居民。

第三条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体现历史风貌为宗旨，坚持科学规划，有效保护，有机更新，合理利用，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逐步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保护规划》要求，拆除违法建筑，降低人口密度，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对符合历史风貌的房屋进行保护和修缮，对不符合历史风貌的房屋按照与保护区历史风貌相协调的原则逐步进行改建。

第四条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原则是：

（一）保护和恢复保护区的整体传统风貌，保护历史真实性，保存历史遗存和原貌。

（二）落实《保护规划》与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相结合，坚持统一规划、市政先行、有机更新、循序渐进。

（三）保护区保护与旧城外开发相结合，修缮保护与综合整治、加强城市管理相结合，降低人口密度。

（四）政府投入和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合理负担相结合，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多方面积极性。

（五）由区政府结合各保护区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推进实施。

二、落实《保护规划》的重点和原则第五条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规划要遵循《保护规划》，其他规划如与《保护规划》存在矛盾的，以《保护规划》为准。

第六条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保持与保护区的空间格局、建筑体量、尺度、形式、色彩等传统特征相协调。

（二）保存胡同肌理、传统四合院的原有格局。

（三）保存不可移动文物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及建筑构件等历史遗存。

第七条保护区的各类建筑应按照《保护规划》分类，采用不同方式进行保护和整治。

（一）文物类建筑应依据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和法规对其进行严格保护。

（二）保护类建筑只可按原有建筑格局和建筑形式进行修缮，不得拆除、改建和扩建。如确需对其内部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应保留原有格局和外貌。

旧城内被确定为保护院落的，按照保护类建筑进行管理。

（三）改善类建筑应以修缮为主。属国土房屋行政主管部门鉴定的危房，可按历史格局和外貌翻建。

（四）保留类建筑原则上应该保留，需要改建时应恢复传统建筑形式。

（五）更新类建筑应严格按重点保护区的空间格局、建筑体量、尺度、形式、色彩等传统特征拆除改建。

（六）整饰类建筑应按照保护区传统特征进行整饰或改建。

第八条保护区应保持原有的胡同格局，原则上不得对胡同进行拓宽，确需贯通或拓宽的，应按《保护规划》实施。

第九条保护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胡同内布置市政管线时，应保持该保护区的传统风貌，原则上不得改变原有胡同的尺度和走向。

（二）在原有胡同基础上布置市政管线时，原则上应按规范要求实施，胡同宽度不够、难以达到规范要求的，经技术规范制定或管理部门确认后，可以采用相关技术措施予以解决。

第十条保护区园林绿化的规划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须保护历史名园及其遗存。

（二）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注册挂牌的古树名木和《保护规划》确定的“准保护类树木”，须按《保护规划》落实保护责任。

（三）应采取传统的绿化形式进行绿化。

第十一条在保护区内，不得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牌匾标识、标语及宣传品，不得擅自架设各种管线。

三、组织实施第十二条区政府负责组织实施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主要职责是：制定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计划；依据《保护规划》编制保护区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以下简称《规划方案》）和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组织拆除保护区内的违法建筑，积极争取和运用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专项资金，组织建设或筹集保护区定向安置用房，落实居民外迁等工作；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第十三条保护区周边及区内主次干道、胡同等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要按照《保护规划》和保护区风貌保护要求一次完成，由市、区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其中，保护区外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电信等管线，分别由各专业单位负责落实。保护区内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电信等管线及非主次干道整修、绿化等附属工程建设费用及所涉及房屋的拆迁补偿费用（以下通称附属工程费），由区政府负责落实。区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实施方案》中参照以下原则和标准确定附属工程费的分担办法：

留住的产权人现住房面积部分，可减半分担附属工程费；在规划允许的前提下，留住的产权人修缮后增加的不超过10平方米的厨房和卫生间部分，减半分担附属工程费；除上述之外的其他住房面积，全额分担附属工程费。

第十四条各区政府组织编制的《规划方案》应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执行。

各区政府组织编制的《实施方案》应包括：房屋及人口现状，逐幢、院、片的规划设计及房屋保护和修缮措施，外迁人口数量及相应定向安置用房的位置和规模，留住和外迁政策等内容。在《实施方案》审定前，应邀请有关方面专家论证，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居民代表意见。

《规划方案》和《实施方案》经批准和审定后，应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原则上应统一组织实施。在实施之前，应先进行非主次道路整修、市政基础设施和绿化等附属工程建设，为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创造条件。在组织实施时，可结合各保护区实际情况，以院落或者若干院落为单位进行，也可以采取土地置换或整合的方式。

第十六条加强保护区综合整治工作，拆除保护区内违法建筑，落实产权人的保护和修缮责任。由区政府根据保护区居民外迁情况、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实际需要，负责具体组织落实。

第十七条自本规定之日起，保护区应实行迁入人口数量控制性管理，由市公安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具体办法。

自本规定之日起，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保护区房屋出租出售市场管理。对出租出售的房屋，应依法征缴相关税费。原土地属于划拨的，须按规定补交土地出让金。

第十八条市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区政府开展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结合各区的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计划，按年度向各专业单位下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保护区居民及其所在工作单位和房屋产权单位，要积极配合和支持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

保护区居民属于廉租住房对象的，可不参加摇号排队，给予优先配租。

四、降低保护区人口密度的措施第十九条建立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专项资金。在2008年前，根据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年度工作安排，市、区分别按年度安排相应资金，主要用于降低保护区人口密度。其中，市对区的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办法由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第二十条保护区下列单位或住户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迁：

（一）需要腾退后对社会开放的不可移动文物内的单位或住户。

（二）为引入市政基础设施或道路整修需要拆除房屋的单位或住户。

（三）恢复建筑物原用途需迁出的单位或住户。

（四）按照《保护规划》需要拆除、改建房屋的单位或住户。

第二十一条根据保护区外迁居民人数、家庭结构情况，各区可申请提供定向安置用房或专项建设用地，涉及有关税费缴纳和房屋销售管理等按照本市经济适用住房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各区政府可以结合本区或者各保护区实际情况，根据以下规定确定每片保护区降低人口密度的具体政策：

（一）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在购买保护区四合院后，落实对所购四合院的保护和修缮责任。具体政策按照市国土房管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历史文化保护区四合院若干规定执行。

鼓励公有住房的产权单位按照《保护规划》和经审定的《实施方案》有关规定，迁出现住居民，修缮后自用或出租出售。

（二）由区政府组织实施降低保护区人口密度，落实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异地外迁的居民可参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京政办发〔2000〕19号）第八条规定购买安置住房。具体优惠办法由各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在《实施方案》中明确。

保护区居民人均原住房建筑面积不足5平方米，并且在保护区外无正式住房的，外迁购买定向安置用房时可按照人均5平方米认定原住房面积。

外迁居民放弃购买定向安置用房的，区政府可参照《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市政府第87号令，以下简称87号令）规定给予货币补偿。

（三）在有利于保护文物，恢复和保持历史风貌，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住房条件的前提下，各区政府要积极创新工作方式，可采取政府组织、由投资人参照87号令外迁保护区居民等方式。

区政府在审定各保护区《实施方案》时，不得重复使用优惠政策或扶持措施。

五、保护和修缮责任第二十三条保护区内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修缮，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进行管理。

第二十四条不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非住宅房屋，由产权人承担保护和修缮责任，承租人应积极配合和协助。

第二十五条不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住宅房屋，由产权人按下述规定承担保护和修缮责任，承租人应积极配合和协助。

（一）保护区的私有住房，由产权人按照《实施方案》承担并履行房屋保护和修缮责任。产权人可以出售其住房，出售时同院其他住户有优先购买权。购买房屋后居住或使用的居民和单位应按照规定对房屋进行保护和修缮。

（二）保护区的直管公有住房，可由留住的承租人按本市房改成本价及有关优惠政策购买后，作为产权人承担保护和修缮责任。产权单位可以收购承租人的公有住房使用权。经申请产权单位同意，承租人也可以出售公有住房使用权，出售时同院其他住户有优先购买权。

（三）属于单位自管公有住房的，可以参照直管公有住房有关规定处理，也可以由产权单位按照《保护规划》统一对房屋进行保护和修缮。

第二十六条保护区留住居民应当按照《规划方案》和《实施方案》对房屋进行保护和修缮。

第二十七条保护区留住居民按本规定购买住房涉及的有关税费，按照职工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规定执行，颁发经济适用住房房屋所有权证。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颁发商品房房屋所有权证。

第二十八条 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应做到改善生态环境，优化能源结构。保护区房屋修缮后，必须使用清洁能源。有关工程项目可享受本市改用清洁能源的优惠政策。

六、拆除房屋的处理第二十九条为落实《保护规划》需要拆除房屋的，被拆迁单位和居民应在规定期限内搬出。拆除住宅房屋内的居民可以按照本规定购买定向安置用房，或申请货币补偿。拆除非住宅房屋的，按照87号令规定给予适当补偿。

第三十条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中拆除交通、公交、绿化、供电、供水、排水、供气、供热、电信、邮政、环卫、消防等设施用房，以及当地房屋维修管理用房，应按照有关法规、规章及规划设计方案安排迁移、还建或者给予适当补偿。其中，拆除热源时，组织实施单位应按照供热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将热用户并网或新建其他热源。在还建的用房交付使用前，应先建临时用房，确保修缮、改建区毗邻单位和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第三十一条在拆除保护区房屋时，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有价值的建筑构件，应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有关单位收存保护。

七、保障和监督第三十二条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支持区政府组织实施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三十三条建立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机制。市、区规划、文物和国土房屋等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保护区房屋保护、修缮、转让等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对未履行职责的部门和单位，要依法追究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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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田野石刻;自然损坏机理;防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0-0055-03

西安地区是田野石刻文物保存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由于石刻保存的特殊环境及自然条件,这些石质文物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侵蚀和破坏,或者风化严重,或者酥碱粉化、断裂、残破,或者霉菌、苔藓滋生蔓延,或者伤痕累累、裂缝条条,或者溶盐析出结晶……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石质文物的长久保存。为了改变田野文物常年自然损坏的现状,本文以明秦藩王朱尚炳墓前石刻为对象,对田野文物自然损坏机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并采取了一些试验性的保护措施,取得了预期效果。

一、 石刻基本情况

朱尚炳墓位于西安市南郊少陵塬上,长安区大兆乡东伍村以北500米处,是明朝第二代秦藩王朱尚炳的墓葬。墓葬前现存石刻12件,分东、西两列排布,其中麒麟2件、石马6件、石人4件。

二、 石刻侵蚀情况

这批石刻建成年代在明朝初期,距今600年左右,长时间的野外暴露,遭受了很大程度的侵蚀和破坏。首先,苔藓、霉菌滋生普遍,严重影响石刻外观。其次,由于石刻下半部分长期埋藏在地下,使石刻表面部分被土锈及可溶性盐覆盖,石马和麒麟的腹部尤为严重。再次,石刻的裂缝较为普遍,几乎每件都有,小则1～2毫米,大则10毫米,威胁着文物安全。

三、 石刻损蚀机理分析

对于石刻,特别是露天保存的石刻,损蚀的原因主要有石质本身的性质、物理作用、化学作用、生物作用等几方面。

(一)石质本身的性质

这是损蚀发生的一个直接内在因素,因为石质的种类不同,所以,它们的化学成分、孔隙率和胶结构类型也不同,对文物的影响也就不同。对这批文物我们做了取样并进行X衍射测试,对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这批石刻的主要成分为方解石,还有极少量的粘土矿物,伊利石与白云母相似,但多镁、铁和蒙托石,因而极易风化。

由于石质的孔隙率相对较大,所以,机械强度小,而易于吸收酸、水及有害气体,又因其泥较多,遇水发生水化,使石质文物微粒增大,造成石质膨胀,因而造成文物表面出现裂缝和剥落。

(二)物理因素

这里的物理因素包括温度、水、盐分的物态变化。

1.温度

这批石刻暴露在少陵塬野外,而这里地处温带半干旱气候,冬春日温差平均在15℃以上,夏季昼夜温差在10℃以上。由于温差大,加之石质文物各组成部分的膨胀系数不同,所以,白天经过暴晒表面石质迅速膨胀而内部影响较少,到了夜间温度迅速降低,石质表面比内部收缩冷却快,因而造成石质内层与表面平行的裂缝。由于石质表面成分也不同,同样会造成垂直于表面的裂缝,如此反复,裂缝的宽度和深度日益加深。

2.水

这批石刻中的粘土矿物和碳酸盐混在一起,具有可塑性、吸水性。吸水时强烈膨胀,所以,水渗入石刻后,在冬季温度降至0℃以下时结冰,体积增加1/11,对裂缝两壁产生600公斤/平方米的巨大压力,使裂隙加大,温度升高时,冰又变为水,继续深入渗透,填满空隙,反复结冻融化,使石质文物损坏。

3.风

少陵塬海拔600多米,四周全无遮挡,秋冬季风速较大,平均风速5米/秒。同时,风还携带黄土高原的粉尘以及颗粒状砂土,对文物进行磨损破坏,经过长时间的摩擦,会造成石质文物细部漫漶模糊。

4.盐

由于这批石刻部分埋于地下,所以,岩石空隙中含有盐分。前述石刻表面有白色盐类以及红褐色难溶物,我们对这些盐分取样进行分析,经过溶解、过滤、浓缩烘干、称重、计算后,得出不溶物的比例为92.83%,溶盐的比例为9.175%。

对溶盐进行X衍射测试,分析得知其中石膏占98%,还有少量碳酸钙。白天温度升高时,孔隙中的水分蒸发,盐分增多,浓度增加至饱和,结晶体积膨胀,对周围产生压力,形成裂缝;而在夜间,吸入水分(主要是大气和土壤中的水分)形成溶液,渗入石质深处。

(三)化学因素

化学因素主要指有害气体等使石质文物化学成分发生改变,引起石质酥粉。

(四)生物作用

生物风化对石刻有机械作用,也有化学作用。苔藓、藻类生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分泌出各种有机酸、硝酸、碳酸、亚硝酸、草酸、柠檬酸等,进而对石刻进行腐蚀。

综上所述,这批石刻的损蚀主要是以物理和化学作用为主,而这些作用不是简单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交替进行的。

四、石刻保存环境的评估

这批石刻位于半干旱的黄土高原上,多风、降雨集中在夏季。

从四季变化看,经过测定,二氧化硫的含量在冬季最高,而在夏季较低。而以上各值均在二氧化硫含量最低时的夏季测定,所以,数值较低。如在冬季测定,且受西北风的影响,它们的数值会大大增加,对石刻的损坏也将更严重。

随着西安地区经济的发展,大气污染日趋加剧。以酸雨为例,1983年西安的酸雨的平均值为PH值为6.13,而6～8月酸雨最高值时,PH值为5.38。1997年4月,经过对少陵塬进行酸雨测定,PH值最高值为5.10,平均值为5～6。

虽然自2000年以后,随着万亩生态林的建设,少陵塬的大环境有所改善,但石刻的保存环境还是不容乐观,在这批石刻的东北方向为马腾空垃圾场,西北方向为三兆殡仪馆,西南方向为一家水泥搅拌厂和家具厂,这些场地所产生的粉尘、颗粒、有害气体等,时刻对石质文物产生着威胁。

五、石刻的保护方案

前面我们分析了石刻的损蚀机理、原因以及杜陵周围大气污染、酸雨、污染源等情况,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拟从以下几方面对杜陵石刻文物进行保护:

(一)清除土锈

对长期与土壤接触部分所形成的土锈和溶盐,我们先用蒸馏水清洗,再用草酸清洗,最后用EDTA煮沸纸张涂敷法贴在石质上面吸出溶盐,反复几次,用相关溶液检验,直到不含氯离子为止。

(二)苔藓、藻类的清洗

先用机械法进行剔除,然后用50%的丙酮清洗。最后用蒸馏水洗干净,再进行表面封护。

(三)霉菌的清除

按上面的方法,用10%～15%的氨水进行杀菌清洗,再用0.4%的霉敌乳剂封护。

(四)裂缝的加固

这是一项难度较大的保护工作,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石刻的组成、渗水率以及裂缝的大小和石质的温差膨胀情况,所以,先对裂缝进行清洗后,选用合适的丙烯酸酯类粘合剂及填料细砂进行注射加固。

(五)封护

为更好的保护石刻,选用4.2%聚乙烯醇溶液加霉敌2号乳剂0.4%加入0.65%羧甲基纤维素的混合溶液进行表面封护,使其表面形成一个既防水又抑菌、杀菌而且透气性好的保护层。

(六)改善石质文物保存环境

为改善石质文物保存环境,可采用植草固沙、植树防风等方法;同时,建造围栏以防人为破坏。

六、石刻保护操作

石刻保护操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表面清洗(包括灰尘清除,霉菌、苔藓、藻类的清除,溶盐的清除);表面加固,主要是断裂联接和表面加固;表面封护和周围环境的改善等。

操作的顺序一般是按清洗、粘接、清除有害病变、杀灭有害生物、缓蚀、加固、表面封护等程序进行。到实际工作中可以视具体改变情况。

石刻底座和腿部土锈的清洗可先用软质毛刷将其表面的浮尘轻轻刷去。一般是在天气较好、温度较高时,用蒸馏水配以刷子进行刷洗。经过20分钟的清洗,石刻已基本露出原来的本色,而留在石刻上的蒸馏水会很快蒸发,不然会渗入而破坏石刻。对难溶的铁锈,可采用草酸轻轻刷洗,除去难溶物。这样石刻就可以渐渐恢复原来的颜色。

苔藓、藻类、霉菌还有一些地衣等是混合生长形成一个共生体,很难分块清除。所以,要先用竹签进行机械剔除。在剔除时,一定要把握好力度,以免在石刻表面留下划痕或者是剔除不完全。再用毛刷刷掉剔除物和灰尘,后用水清洗;反复三次后,用丙酮刷洗,经过几遍清洗,基本上就干净了。最后,用蒸馏水清洗干净。

裂缝加固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由于裂缝所处的位置宽窄、深度不同,所以,在加固过程中所选用的方法不同。在加固前,我们做了实验,得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固化时间大约是10分钟。我们先用注射器向裂缝中喷射蒸馏水,洗干净裂缝,待干燥后,吸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使针头尽可能插入裂缝深处,慢慢推入加固剂(切记一定要慢),使加固剂渗入裂缝。之后用吹管向裂缝中吹入细砂,使砂子和加固剂混合,并填充裂缝,反复操作,直到裂缝完全充满。稍干之后,再和点水泥,薄薄地涂抹在裂缝表面,以使其加固后裂缝颜色和石刻一致、协调。

上述工作完成之后,进行表面封护。在操作时一定要注意涂抹的速度和厚度,尽量避免产生泡沫和涂抹不均匀。操作的要点是用刷子蘸取聚乙烯醇溶液慢慢地 从上到下同方向刷涂。操作完成后,要尽可能地改变周围环境,对不利于文物保存的环境进行改造。

七、 结果与讨论

在处理和保护石质文物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文物保护之前,一定要进行深入、仔细分析,搞清楚损蚀的机理,然后再选取相应的保护材料。在选材上要注意选用重复性较好的材料。

第二,要注意修旧如旧。我们用的聚乙烯醇和羧甲基纤维素不但能很好做到这一点,封护之后外表看起来给人以古朴典雅之感,而且具有很好的透气性,使内部的水分可以蒸发出来,而外部的水分不能渗入进来,是比较好的封护材料。

第三,保护完成之后,一定要避免病变复发。所以,在封护剂中,我们还加入了0.4%的霉敌,能很好地达到这种效果,既可以杀死未除干净的霉菌,又可以防止霉菌的产生和蔓延。

第四,在裂缝的加固问题上,有很多方法不恰当,所选用的化学材料不是易老化就是强度不够,而且选用的填料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经过反复比较,我们认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和细砂是较为理想的材料。在选择填料时,考虑到细砂颗粒较小,这样就可以和石刻之间形成很多的伸缩空间,这些空间在应付由温度变化而引起的膨胀时,具有很好的作用。我们还对细砂的膨胀系数作了分析,这种材料和石质的膨胀系数比较接近。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和细砂来作为实施的粘接、加固的材料。

第五,在操作时,要注意在天气晴好、无风的条件下进行。事前做一些简单的固化时间的测定,这对操作的顺利完成,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西安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电子工业部西北地区保护所.西安市生活垃圾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书[M].1987.

[2]宋迪生.文物与化学[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 [3]程德润.环境和化学[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篇3

［关键词］激光清洗技术；石质文物；修复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G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119-02

一、激光清洗技术简介

激光技术在众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工业制造、医疗、军事、科学探测、商业、娱乐业等。国外在20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将激光用于艺术品表面清洗，随后尝试用于文物表面杂物的清洁，一般在石质文物方面用的较多。当前，许多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希腊、意大利等，都开展了激光技术在文物修复方面的运用，我国还处于起始研究阶段。

目前，国外在激光清洗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方面，其技术参数和机理方面的研究逐渐减少，技术应用的研究占了主导地位。在实际应用中展示了激光技术的优越性，同时，激光清洗的配套设备也比过去更加完善，其中YAG 激光器在文物修复和艺术品保护方面的应用明显多于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传统的清洗方法包括机械清洗法、化学清洗法和超声波清洗法。通常，这些清洗方法在环境保护和高精度要求方面受到限制，如机械方法无法满足高清洁度清洗要求，而化学清洗方法容易导致环境污染，获得的清洁度也很有限，特别是当污垢成分复杂时，必须选用多种清洗剂反复清洗才可能满足表面清洁度的要求。尽管超声波清洗法清洗效果不错，但对亚微米级污粒的清洗却表现得无能为力，同时，清洗槽的尺寸也限制了清洗对象的范围和复杂程度，而且清洗后的文物需要快速干燥亦是一大难题。令人欣慰的是，激光清洗技术以自身的许多优点弥补了传统清洗方法的不足。

二、激光清洗技术的工作原理及机理

激光清洗技术是采用高能激光束照射物体表面使表面的污物、锈斑或涂层发生瞬间蒸发或剥离，从而达到洁净化的工艺过程。激光器通常由谐振器、光源发生器、冷却器三部分组成，其工作原理为：由激光器发射一种单色性很强、能量高度集中并朝着单一方向发射的光，再由谐振器引出臂式或光缆式连接激光头，清洗工作主要通过调整激光头完成。因为激光是一种单色性和方向性都很好的光辐射，所以通过镜组合可以聚焦光束，把光束集中到一个很小的范围或区域中。正确掌控激光光束即能显现清洗效果。

下文以石质文物为例，具体说明激光清洗的工作机理。因为石质文物表面的污物和石材是以弱化学作用力和物理作用力结合的。弱化学作用力包括氢键和电荷转移形成的键能等，物理作用力包括范德华力（包括静电、诱导和色散作用）以及毛细作用力等。此外，石材比其他材料更难清洗的原因是由于天然石材存在的大量微孔隙，微孔隙的毛细作用力不仅使污物与石材之间的各种结合力得到了增强，同时，其包裹作用也使各种清洗的外力难以发挥作用。

当激光束射于物体表面，至少可以产生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会在固体表面产生力学共振现象，使表层或凝结物碎裂脱落；二是会使表面垢层受膨胀而克服基体物质对污垢粒子的吸附力而脱离物体表面；三是在瞬间使污垢分子蒸发、汽化或分解。激光清洗技术就是利用激光脉冲的振动、粒子的热膨胀、分子的光分解或相变三种作用或联合作用克服污物与基体物质表面之间的结合力，使污物脱离物体表面而达到清洗的目的。

根据被清洗基体物质与污物的光学特性分析，又可将激光清洗机理分为两类：一是利用基体物质与表面附着的污垢对某一波长激光能量的吸收系数的差别，使激光能量充分被附着的污物所吸收，从而受热膨胀或汽化挥发，并被汽化形成的蒸汽流带动脱离基体物质而达到清洗的目的，其要求是基体物质对激光能量的吸收系数要小，使表面污垢受膨胀后而克服基体物质对污垢粒子的吸附力而才不至于被损伤。因此，实现安全高效清洗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激光波长并控制适度的能量密度。二是对于基体物质与表面附着物对激光束的吸收系数差别不大，或者表面附着物受热后会产生有毒物质等情况的清洗，通常是利用较高频率和功率的脉冲激光冲击被清洗的表面，使部分光束转换成声波，声波在冲击中下层硬表面以后返回，其返回的部分与激光产生的声波发生干涉，从而产生高能共振波，使污垢层发生微小爆裂，造成粉碎，易于脱离基体物质表面。

三、激光清洗技术在文物修复中的应用

激光清洗是利用激光光源来将物体表面的物质除去使其剥离（消溶）。通常用于文物清洗的激光器有三个波长：1064纳米、532纳米、355纳米，有序地选择光波的长短能避免物体表面损害，正确方法是选择激光的参数。

在具体操作时，应先在文物样品上选择试验点，可以运用化学方法、机械方法，再用激光方法作对比。在进行激光清洗时，要明确先清洗部分和后清洗部分，在同一个地方试用一两个脉冲，还要调整能量。比如石质上的色彩部分激光脉冲参数与石质材料不同，应当考虑激光能量大小和要面对文物材质的承受力。此外，对存留在文物上的信息应当保留，若确定继续使用激光有损文物本体时应停止操作，从而避免文物不受伤害。下文以战国时期青铜礼器鼎腹部的残片、青花碗残片和大理石基座为例，具体谈谈实践操作方法。

例一，战国时期青铜礼器鼎腹部的残片激光清洗。残片铜质尚好，呈黄铜色，长约70毫米,宽约26毫米；因常年埋藏，器物表面腐蚀生成黑色的氧化铜和蓝绿色的碱式碳酸铜。首先，将样品分成两个试验区，分别采用传统清洗方法和激光清洗方法进行对比。在传统清洗区域选用机械方法，用小号手术刀在器表轻轻刮试，将蓝绿色锈层剔除。激光清洗的区域选用波长1064纳米激光、能量175兆焦频率20赫兹的dive 5进行清洗。从清洗后的效果看，使用激光清洗后，锈层薄处效果较好，锈层较厚处清除很慢，配合传统清洗方法为宜。

例二，青花碗残片激光清洗。残片表面附着有大面积沉积结壳，硬度较高。同样将残片分为若干区域，在传统方法清洗区先用酒精、丙酮浸湿擦拭，然后用15号手术刀清除较薄结壳，不容易剔除的结壳处敷15%的碳酸氨30分钟，用手术刀清除，清洗后整体效果很好。激光清洗区分三个不同的能量区域，采用波长1064纳米，能量180兆焦耳、190兆焦耳、200兆焦耳，频率20赫兹的dive 5，去离子水润湿，清除很慢，效果不好。采用波长1064纳米、能量210兆焦耳、频率20赫兹的dive 5，去离子水润湿，效果较好。采用波长532纳米、能量 210兆焦耳、频率20赫兹的dive 5，去离子水润湿，清除速度较波长1064纳米、能量 210兆焦耳快，效果较好。

通过对三种波长及不同能量的测试，使用波长532纳米、能量 210兆焦耳、频率20赫兹、dive 5激光清洗后的效果较好，但是表面还是残留有很薄的污渍。

例三，大理石基座激光清洗。由于基座表面覆盖黑色沉积物，另有少量白色结壳。直接使用激光清洗，用胶条分出三个试验区域，每个区域再分成A区和B区。

在使用波长1064纳米的激光清洗区域，A区使用能量 170兆焦耳频率、20赫兹的dive 4，去离子水润湿，用激光均匀清洗，清除较快，但颜色偏白。B区使用能量 175兆焦耳频率、20的赫兹dive 3，去离子水润湿，用激光均匀清洗，清除较快，但颜色偏黄。

在使用波长532纳米的激光清洗区域，A区能量 175兆焦耳、频率20赫兹的dive 3，去离子水润湿，用激光均匀清洗，没有明显效果。B区能量 190～195兆焦耳、频率20的赫兹dive 3，去离子水润湿，用激光均匀清洗，清除不彻底。

在使用波长355纳米的激光清洗区域，A区使用能量 180兆焦耳、频率20赫兹的dive 3，去离子水润湿，用激光均匀清洗，没有明显效果。B区使用能量 200兆焦耳、频率20的赫兹dive 3，去离子水润湿，用激光均匀清洗，清除不彻底。

通过对三种波长不同能量的测试，采用波长1064纳米、能量 175兆焦耳、频率20赫兹的dive 3，激光清洗后虽然颜色稍有偏黄，但整体效果还是较好。

在使用激光清洗过程中，为了充分利用激光的作用，加强激光的清洗效果，可事先在被清洗基体的表面人为地涂上一些水或水与甲醇或乙醇的混合液体。当激光照射到液膜上时，液膜因急剧受热，会产生爆炸性汽化，爆炸的冲击使基体表面的污垢松散并随冲击波飞离基体的表面。另外，有些污垢需要使用激光使其松散后，再用非腐蚀性的化学方法去污。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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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十八陵；数字化技术；修复；保护；开发

1唐十八陵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古代社会，修建帝王陵墓是国家最大的工程，修建一座帝王陵往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一座帝王陵规格的高低，往往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浓缩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唐陵是大唐帝国的一个缩影，集中反映了唐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是留给当代乃至后世难得的历史财富。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曾经辉煌的帝陵建筑因战乱、风化、偷盗和人为毁坏等被蚕食殆尽，受损情况严重，现状不容乐观。

1.1损坏严重

1300多年来，露天分布的唐十八陵在受到雨蚀、风化、地质变动、微生物、环境污染等地质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恶劣影响后，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表层出现裂隙、层状风化、鳞片起翘等，这些损害不仅影响美观，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导致这些石刻整体结构失稳，进而变形甚至倒塌。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大面积破坏文物的盗窃事件，唐陵也不例外，五代时期耀州节度温韬的盗掘活动影响极深，对唐陵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唐昭陵内“昭陵六骏”中的两骏—“飒露紫”和“拳毛騧”于20世纪初期被倒卖到美国，现存放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内①。此外，一些历史原因也对唐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早些年国家分配土地后农耕对唐陵产生很大的破坏，陵区面积一般较大，划分土地时很多雕塑散落在耕地中，当时文物保护的普及度不高，为了能够顺利地农耕，大多数农民不会顾忌这些文物的价值，对一些妨碍务农的文物直接推倒或者摧毁，导致大量的雕塑破损。

1.2保护受限

目前我国文物保护主要运用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两种修复方法。基于物理方法的保护主要是填充加固、封堵裂隙、空鼓注浆等，这样虽然有利于修复文物，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填充物与原材料不相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以化学方法为基础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对文物进行病害调查，然后用材料试验，遵循相容性、安全耐久、环境协调的原则选择合适的修复材料。例如，将化学层涂覆于文物表面，虽然这样可以避免石质文物发生表面氧化反应从而导致腐蚀，但是透气性差，容易引起石质的化学反应。②这些修复手段可以暂时起到保护文物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文物终会受损。唐陵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些偏僻，多在山区、农家地和村落附近，而且面积过于广阔，又大多伫立荒野之上，基础设施不完善且标识也不是很明显。在大量需要保护的文物面前，对应的专职保护人员却远远不够，难以周全地保护这些文物，保护经费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人文保护可行性低，保护工作面临很大考验。

2唐十八陵的数字化保护

近年来，我国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人们开始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珍贵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数字化技术指的是将许多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以这些数字、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数字化模型，把它们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引入计算机内部，进行统一处理，这就是数字化的基本过程。①文化遗产数字化具有虚拟现实性、智能化创新性、低成本复制性等特点。唐陵的数字化保护以复原、模拟、修复、仿真为理念，对唐陵文物进行文物信息数据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进行数字化修复和保护。

2.1采集文物数字化信息，建设文物数据库档案

2.1.1数据采集数据采集主要是对唐陵进行实地调研考察，通过拍照对其形状、色彩等方面进行记录。然后通过特定的软件和设备来采集数据，主要是通过三维扫描测绘将唐陵石刻信息转换成计算机能够识别和处理的二进制代码，对唐陵资源的数字化进行可视化信息采集。②采集过程主要使用的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将激光照射在物体上，照射点与两台发射器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可以将被扫描的物体密集的三维坐标信息以及反射率信息反馈出来，形成点云模型。点云数据可以对文物的实际尺寸和色彩纹理信息进行采集并反映出来，结合GPS设备将点云扫描数据完整地放置在同一坐标空间中，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准确地捕捉和再现文物的形状和基本颜色与纹理。③2.1.2建立模型数据库采集文物信息之后，借助二维数字图像、三维模型形式，整合文物的各类参数数据，建立模型数据库。云计算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存储功能可以将文物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存储，其迅速备份恢复的功能也能够保障唐陵数字信息的安全性，这些永久保存的数据可以用于3D打印、全息投影等。

2.2安全监控预警围栏，数字技术保障文物安全

2.2.1监测文物保护系统为了尽可能降低自然因素对唐陵石刻的影响，进行预防性保护，可采用基于传感器技术的数字监测文物保护系统。该系统涵盖大气环境检测、空气质量检测，以数据引擎为接口，借助基于温度、湿度、风速传感器组成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进行预警和防护，形成大型关系数据库管理空间数据，可实现对景区历史文物的监控管理。这种传感器可以对景区的气象环境进行实时监测，通过ZigBee技术和硬件系统相结合对气象信息进行管理，对收集到的气象信息进行整合处理，然后录入数据库当中。④警报信息管理系统对景区的各项气象指标设置门限值，当该景区的气象发生很大改变，传感器监测到的气象信息达到设置的门限值时，就会在该景区范围内进行警报，以便工作人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护。2.2.2安防预警分析系统虽说近年来随着保护手段的完善，偷盗的现象大幅减少，但仍有这种情况出现，安装安防预警分析系统，建立保护警报机制可以起到预警作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安防预警分析系统主要包括采集文物的基本信息，保证文物芯片编号和所在位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建立文物路径追踪，保护景区环境以及文物安全。此系统可以对唐陵文物的信息进行查询和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查询，利用文物的信息采集结果查询文物的状态。一旦文物丢失，系统阅读器检测到该历史文物的芯片发生了位置的改变，就会启动自动报警功能，这样工作人员便可以及时地追踪文物当前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遗失的路径，节省人力和物力，保障文物的安全。

2.3数字化修复文物，科学探索保护路径

2.3.1缺失部位复原虚拟修复的主要过程是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将收集到的高精度点云数据进行去噪、配准、取样等操作，再通过三维重建技术根据处理后的点云数据构建出文物三维网格模型，使用高分辨率相机采集到的纹理进行纹理映射，最终得到文物的高精度模型。⑤在高精度三维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模型预处理，对由于在三维激光扫描过程中的反射强度及文物几何结构复杂而无法被扫描到的死角导致的漏洞进行修补，同时去除该文物模型上包含的文物表层伤害。然后进行模型处理，判断石刻的缺失情况，寻找石刻缺失部位的修复依据，利用曲面融合和曲面重建技术，在充分考虑同时期、同类型造像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论证、史料记载、相似器物参照等对文物缺失部位进行虚拟复原。2.3.2碎片拼合对于破碎的石罐，通过数字化手段获取碎片的表面、纹理、材质等数据信息，对碎片反复比较，对对比结果进行评估计算，得到每对碎片之间的相似度，得到拼接模块选择方法的输入值，之后再通过场景数据采集、融合、模型网格化以及纹理映射等对原始发掘现场进行重建与展示，然后根据特征匹配完成自动有效的虚拟拼接，实现交互式碎片拼合。①在文物修复过程中，通常寻找相同的文物作为参照，将完整的数字化数据依附于残破的文物数据之上，再运用软件进行复制，应用这种数字化技术手段对修复的过程进行反复模拟实践，再从结果中进行比较、筛选并得到最终的优化结果，即修复方案的最优化。

3唐十八陵的数字化开发与传承

对于唐陵现有资源的开发与传承，可以丰富那些被储存下来的数字化信息数据的展呈方式，将数字化技术与现存的文物保护方式相结合，更好地利用科技手段去最大限度地使文物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现如今对于文物的传承我们更要注重文化产品在异质化、细分化、创新性方面的发展，从而对其进行传播、传承、活用。

3.1划分等级保护区，唐陵细分化发展

鉴于唐十八陵各陵保护开发现状和实际地理环境，各陵开发的潜在难度与保存完整程度不同，将其规划分为三个侧重点不同的等级保护区。一级包括乾陵、昭陵、献陵、建陵、茂陵五座陵区；二级主要是桥陵、定陵、泰陵、元陵、崇陵五座陵区；三级主要是剩下的几座地理位置偏远、开发难度大的陵区。对不同等级的陵区有针对性地分别采用不同的开发方案，基于三维技术对复杂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结合人机交互的虚拟现实理论与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展示。

3.2开发文旅＋IP，户外沉浸式唐陵体验

文旅IP属性之一是要拥有独特性，拥有特有的文化内涵、精神价值，在设计上体现着独特的旅游主题、风格、内容等。②陵墓旅游文化在我国发展尚未繁荣起来，这便是唐陵的独特之处。打造唐陵IP首先要找准定位、创造内容。唐十八陵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我们可以将其与唐陵本身最优的石刻、壁画资源相结合，真正体现其价值。唐陵博物馆可以与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相结合，广泛地和社会优秀的文化机构、创意团队相结合，开发层次丰富、品类多样的唐陵历史文化衍生品，满足各层次受众群体的不同文化需求。

3.3建立电子展馆，手机App激活唐陵石刻

篇5

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岁月变迁，广州南越王宫内的古井仍有活水。自去年7月份，南越王宫免费开放三层陈列展览后，龙年春节期间，南越王宫博物馆再次对局部遗址进行试开放，原址展示南越国和南汉国食水井、南越国地下排水渠道等遗迹。市民可在每日9：30和12：00两个时间（周一闭馆），到博物馆西门(北京路财厅前)领取门票免费参观，每天限800人，15：00起停止进场。

一口古井，井水汩汩而出2000多年，至今仍未枯竭，你信吗？不信！请到南越王宫博物馆看看他们的镇馆活宝——南越国食水井。日前，南越王宫博物馆设计方案中的第四部分亦是最后一部分——“饮水思源——广州古代水井文化”揭开神秘面纱，在这个整座博物馆唯一原址展示文物的展馆里，你不但可以看到至今仍有活水涌出的千年古井南越国食水井真容，还可以在历史图片与真实文物之间穿越千年，读懂广州的水井文化。

—— 镜 头 ——

历经2000多年井水依然汩汩流出

南越王宫博物馆新开辟了“饮水思源——广州古代水井文化”专题展馆，最为吸引观者眼球的当属展馆最底层的南越国食水井，它被称为博物馆中的活宝藏，历经2000多年，井水依然汩汩流出，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最深的汉代砖井。

展示现场，往井中探头望去，可见井水将及井深五分之一的位置，水面有一层浅乳白色漂浮物。工作人员称，目前可断定井水是地下活水渗流，2000多年未见枯竭，“为了展示井的深度，每日开馆之前要用井壁新装的水管将井中之水抽干。到下午，井水又涨上来，涨到大概五分之一的位置。在未设抽水水管之前，井水水位常年保持在井壁中段位置。”

南越国食水井打造工艺之精细，在当时世间罕有。它的井壁以弧扇形砖错缝叠砌而成，井底铺砂岩石板，井壁与井坑壁之间用纯净的山冈土夯实，以隔阻地表污水渗入井内，确保井水清洁。

—— 文 化 ——

古代水井“隐身”南越王宫博物馆

观众除了可看到原址展示的南越国和南汉国食水井、南越国地下排水渠道等遗迹外，还能生动系统地了解广州古代的水井文化。事实上，自宋代起，每个朝代的羊城八景中都有水井景观，最为闻名的莫过于“大通烟雨”。

展厅中的一幅《南越国宫署遗址水井分布图》，以不同颜色的圆点标示各个历史时期的水井遗迹所在，图上可见从秦代到近现代各种用途的水井星罗棋布在南越国宫署遗迹之中。

“广州古代水井天然博物馆就‘隐身’在南越王宫博物馆内。”工作人员说，由于博物馆内水井分布广泛，难以集中展示，而且有些水井是民间用井，其井壁材质是木或竹，存在开掘或保护难度。因此，这次选择了最具文物价值的三个砖井原址展出。本次展览还采取了全新的尝试，为观众近距离接触文物设计了一组由历代砖瓦、陶瓷标本镶嵌而成的展示墙。市民可以透过这堵景观墙体，感受广州两千多年来发展的历史轨迹。

据考古发现，自1995年以来在此共发现500多口水井，年代从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在国内大遗址里极为罕见。

—— 疑 问 ——

木、石、土、陶共处一室，如何保护千年古井

工作人员介绍，广州地区空气干湿变化较大，对展厅内的文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馆内使用了空调，湿度减少会否让土质文物龟裂？如果在室内加入水雾，增加湿度，又能否保障木质文物不受影响？”在展示之前，各水井中已经预先埋放了抽水泵，“因

为在枯水期与丰水期，井内的水位差别非常大，我们暂时无法确定处于哪个水位是对文物保护最有利的，保护方案仍待制定”。

此外也存在人才缺乏的困境。馆方表示，单独对某个材质的文物进行保护，在业内已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方法，但是对如此复杂的材质保护，在世界范围内也比较罕见。今后，馆方或会与国外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寻求技术方面的支持。

文保专家介绍，目前南越王宫署遗址的保护，面临着一个“世界难题”。遗址中木质、石质、土质、陶质以及砖瓦等文物共存，“保护了这种文物，可能又会损害另外一种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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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砚雕刻工艺；绝窍；雕琢技法；石品花纹的文化独特性

曾在2007年6月，“传统岭南手工端砚雕刻工艺”被纳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六七年来，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各阶层对该项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挖掘保护之下，该项手工技艺文化得到完善和创新式的发展。下面笔者将向大家浅谈近几年中对这一门手工技艺的实践学习和认识。

“传统岭南端砚雕刻工艺”至今已有千年的发展和传承的历史，自古以来该项传统手工工艺的制作，在追求一种实用与工艺美的统一，就作品而言，自唐始至今工艺大师们都在追求自己的作品，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那么在这门手工技艺里底蕴含着什么绝窍来支撑这些工艺大师，通往这一境界？在几年的实践学习和研究中逐渐探寻出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总结出以下三点：

1 端溪砚石材料选材与维料的目的和意义

（1）选材（又称相石）。端砚石料种类很多，关于端砚的古代和现代的文献里大量记载石料的石品花纹、石质的赏析和叙事也不少，比如《端溪砚普人》宋代人所著，在这篇文献中详细论及到端砚石料的产地，分析端砚石料的石质，并且书中对各种岩砚石料的优良加以剖析，比如《硯史》是宋代书法家米南宫所著，书中介绍26种硯的历史，对端，歙硯的记述只集中于石质，石才产地以及实用性的赏析和论说，指出好硯石应以容易发墨为判断标准；因此笔者不再过多叙述。而在此，笔者主要谈论关于选材与围料的目的和意义。

一般传统砚雕大师们在选材时都会细品手里的这些砚石材料，观察石质特点和石品花纹等诸多方面，自古以来端砚文化独特性体现在端砚所拥有与众不同的石质和石品上，并且端砚石质与石品的特性对端砚设计和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设计制作过程中将石质极佳的位置设为砚堂的制作区域，以此为中心来构思这块石料适合雕刻的装饰纹样和刻画的题材，但有些材料并不完美，总会有裂纹和石疵，因此在选材过程中大师们就会根据这些石疵和石品花纹进行联想构思，在设计最终的构图时就会尽量利用一些巧妙的纹样来加以升华，使砚雕作品达到实用与美观的最佳效果，增加作品的市场收藏价值。

（2）维料（璞料）。将石料裁切初培打磨成型的过程，过程中需要把石料的相对的两面打磨平整使石料放稳在台面上，保留材料的最大利用范围，保持触摸感圆融，不割手等等。（如图1）

在维料的过程中被加工的这块石料也会出现新的石品花纹的变化，如果比之前出现的石品特点要好，就会考虑改变设计构图，重新构想方案直到方案与所选的石料相匹配为止。

2 端砚石料特点与砚形结构设计的关系

随形花式砚的砚形结构设计，大多要考虑石料特点。下面将举例说明这种关系的主要体现。

坑仔岩出产地广东肇庆市羚羊峡端溪斧柯山至北岭一带，根据地质调查资料显示，该砚岩为泥质板岩是泥质岩石的变种，颜色主要是深灰色和深紫色，其中石品花纹种类也很多。

坑仔岩的石品特点在端砚雕刻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决定了雕刻制作过程中尽量保留这些石品花纹的观赏价值，保持端砚作品自然美的欣赏性。比如坑仔岩石品中鱼脑冻、蕉叶白必有火捺围之，有细缕围之。丝丝如理发者，谓之马尾纹，其外有紫气围之艳艳若霞者，谓之胭脂晕等等，这些特点都是砚堂区域的设计要素。在传统端砚雕刻工艺观念里，砚堂区域的设计必须体现天然石质美和端砚的石品独特性。

针对石眼的设计也很重要，根据现存的宋代端砚文物来看，早在宋代时期的端砚就十分重视突出石眼的设计装饰。现在石眼设计的方法就更灵活，根据本身的石眼的自然放置来设计，将石眼和石料本来的形态结合，创作出拟人的生动形象。

由于石料的稀缺，石料的利用方式多采用随形花式的设计方式，这种设计方式关键是打破固有砚形构造的组合，使作品保留砚形构造的主要元素（砚堂，砚岗，砚池等）即可，但更重要的是作品凸显天然的石品花纹的特点，有时碰见一块上好的石料其中石品花纹很美，就干脆不雕任何纹样，只在石料上打磨出平整的面作为砚堂。因此端砚石料的石质和石品特点对砚形结构设计起着很重要的决定作用。

3 端砚雕刻的具体雕琢技法

端砚作品的完成是离不开具体的雕刻技艺，根据民间从事砚雕的师傅和工匠们的口述“端砚的手工雕刻技艺是以（打凿手法）为主的雕石工艺”这种砚雕技艺是从古代砌石凿打技艺中演变而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门手艺的国家非物质传承人，程文师傅的刻砚手法，这种雕刻手法的关键是一气合成，直接用凿刀刻画形象而且生动，运用刻刀如用笔刻画一般。

根据图2中的作品可以看出这种技艺对凿刀运用的精准度要求极高，并且对所刻画的纹样要熟记在心，才可以达到心刀合一的状态，所做的作品浑然天成，因此这种特有的砚雕技艺才是传统端砚雕刻工艺传承的重要核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一定要建立在实践学习的基础上，才会更有力度。能够从以往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和保护的方式中进行新角度的探索，因此笔者的这篇浅析主要在对传统端砚雕刻技艺的实践体验和认识的前提下，将传统技艺进行分解和提炼性的思考后得出的结果，它可以使传统硯雕工艺中技艺理念得到自由应用，丰富传统硯雕工艺的表现内容。由此，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对手工技艺的“活态传承”思想内容。

参考文献：

[1] 《端溪砚普》页一.刊《美术叢书》.

[2]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广东省地方标准DB44端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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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潼南大佛，大足千手观音；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理念

一、前言

自1964年《威尼斯》诞生以来，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后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圣安东尼奥宣言》《西安宣言》等文件更是将遗产价值辨析、遗产保护、遗产利用等方面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传统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尽管同样遵循着价值保护、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却逐渐转入实验室，成为了文物保护科学家们研究的范畴。

虽然传统的文物保护同样被纳入遗产学讨论的范畴，而文保方案的必备内容即是对于文物价值和修复理念的描述，但仅在笔者对于文物保护专业的学习以及些微的文物保护实践过程中，笔者认为现有的大量遗产学理念原则却并不足以成为文物保护具体工作的思想基础，更难以对文物保护的处理过程进行有效的指导。比如，对于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而言，作色往往是必备技能之一，而在作色过程中，真实性原则并不在考虑范畴以内。。又比如对于预防性保护，笔者所了解到一位文物保护专家就仅仅持有观望的态度，认为预防性保护绝不能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主体。

笔者认为更为实际的问题在于，对单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本身就无法与遗产学层面对所谓真实性、完整性的讨论完全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前者更多体现了修复者的意志，观者多为观看而获得体验，保护的结果体现了科学与美学的作用。然而，遗产作为一种自身和群体信念的再现，是过去的文化物证，也是个人和团体认同的选择性建构。遗产保护更多关注于与参观者的互动、对遗产使用者的影响，保护的过程较少涉及自然科学，而更多与工程学科相关。

在潼南大佛和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笔者认为髹漆贴金过程本身更类似于一种文物保护实践，而与遗产学保护有所区别，仅仅从遗产学角度进行完整性等问题的讨论，或许并不能揭示这一过程的本质含义。然而在查询相关文章时，发现我国对于文物保护思想基础的讨论却仅停留于哲学分析的阶段…，并未深入至例如Cesare Brandi先生的《文物修复理论》，S.M.Vinas先生的《当代保护理论》等著作的层次之上。因此在下文中，笔者也想从这两例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尝试对当下文物修复理念的思想基础作一解释，而不仅仅对这两项文保工程的对与错进行浅层的评判。

二、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髹漆贴金过程回顾

从遗产类别上看，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均属于巴蜀地区典型的摩崖造像，与保护造像的建筑一起构成了印度石窟寺传人中国后发展最后阶段的见证。前者始凿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就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造像巨大。后者始凿于南宋淳熙元年至淳佑年间（1179-1252年），为整体规划形成的宏大道场，反映出摩崖造像发展过程中更为繁荣的阶段。在保护工程中，髹漆贴金过程的研究思路包括历史调查、装饰工艺及材料分析、病害描述、保护修复四个步骤，以下首先作一回顾。

（一）历史信息整理

对贴金层历史信息的收集包括历史调查及实地观察两个部分，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两件造像都存在多次贴金的现象。根据碑刻所记，潼南大佛共经历四次妆金，时间分别为宋绍兴22年（1152年）、清嘉庆7年（1802年）、清同治9年（1870年）以及民国10年（1921年），在大佛左肩处的局部揭取实验同样证明了这一事实，且可以观察到每一层使用的均是土漆粘贴金箔的工艺。对漆膜厚度及漆皱现象的观察可以发现，民国10年的妆金过程中对大佛身躯进行过打磨和多次髹漆。有关千手观音像贴金的最早记载为洪熙元年（1425年），其后隆庆四年（1570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均进行过重妆。《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中指出，千手千眼观音造像0层贴金时间在清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0层以上至少又经历了4次贴金，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金层保存状态的角度，由于古代对贴金层的重妆并非去除之前的金箔后彻底重新贴金，而是在原有的金层上方覆盖粘贴。后代的贴金对于之前的贴金层就具有了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环境因素对前代贴金层的破坏。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两次贴金间隔时间显然对金箔和金胶的保存状态具有直接影响，即贴金时间间隔越短，金层保存状态越好。

（二）装饰工艺及材料

对潼南大佛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为材料分析、文献梳理及采访学习。据此可知，潼南大佛妆銮层的结构由内到外分别为石质胎体、底灰层/地仗找平层、漆层、金箔层。其中，髹漆的主要作用为封护胎体和粘结金箔，采用多层叠加并打磨的方式增加附着力，并存在“擦漆”工艺。

对于大足千手观音像工艺的研究方法则包括历史文献查询、实物工艺考察及科学检测分析几部分。与潼南大佛相比，该研究过程拓展至整个四川地区，并且包含了对贴金工艺以及佛教艺术“身金色相”较为细致的历史调查，由此反映出造像本身所具有的历史、艺术及宗教价值。结果表明，千手观音造像的地仗层以石膏为主要成分，其上附着有黏结剂和金箔，保持了明清时期的贴金工艺特征，手法变化不大，与《髹饰录》中基本吻合，地方特征为金箔面积较小。

总结起来，千手观音的贴金工艺具有两项功能，即“将石质胎体完好的包裹起来，以达到保护的作用……满足宗教表现艺术的需要，金箔自身的稳定性与大漆相结合，实现了封护与审美的双重功能”。而造像多层贴金的主要因素则体现了佛教表现艺术的效果和宗教教义在信徒中反应的两方面需求，这一“概念重复”反映出更多的社会、宗教问题。多层贴金在艺术效果和文物的图像性质上没有区别，而从物质性出发，贴金层的材料配比和修复时的原则确定问题起到决定作用。可以认为，“历史上的多层贴金现象与千手观音的历史价值有关，而采用传统漆工艺的贴金技法与艺术价值有关”。

在前期研究中，还首次开展了对大漆修复工艺的系统研究。试验的重点在于宗教表现艺术价值的保存，其次为历史工艺信息的保存、材料的适应性，以及原始和回贴金箔的封护。试验流程包括旧金箔的处理、回贴、效果处理与封护三步。此外，工艺程序设计还包括贴金层的处理工艺、地仗的材料与工艺、回贴的“镶嵌法”设计、胎体透气性工艺设计、金箔固色与封护等。

具体实验中，贴金层的处理流程为清理、分层、熨平、清洗；封护材料选择10%梨子地漆和90%松节油混合；对旧金箔的回贴实验发现，以黄色漆为衬色底漆，按照贴金层的自然形状回贴，接缝处有孔隙，露出衬色底漆的效果最好。

（三）病害描述

潼南大佛金箔漆膜复合层的病害类型包括表面附着物（灰尘及油烟）、点状片状脱落、起翘、分层开裂卷曲、水渍、空鼓、开裂，共224平方米。其中卷曲、起翘和脱落均由“泡状起甲”产生，“泡状起甲”下部可见金箔漆膜复合层与胎体之间存在白色粉末状物质，应为盐害导致。大佛躯干处的病害具体分为碎裂、孔洞状脱落、整体开裂、残破缺失四种，占总表面积的47.7%。经过清洗实验后，发现表面金箔层脱落面积超过70%。大足千手观音的金箔病害类型包括脱落、点状脱落、地仗脱落、分层开裂卷曲、空鼓、起翘、崩裂、尘土、烟熏、涂覆、生物病害，最主要集中在手臂处。同时，由前期病害情况记录可以发现，金箔的风化程度呈现区域性，右侧、上部破坏程度更为严重，原因可能与造像东部的外部水源加速酸雨破坏有关

（四）保护修复

在潼南大佛的修复中，对表面金箔的清洗先后采用毛刷、日本纸、棉签及乙醇与水1：1溶液、丙酮与乙醇1：1溶液、2%AC-51水溶液等工具和试剂。对于油污、泥土顽固性附着物、生物残迹和风化残存物，分别采用修复刀剔除、棉纸焖蘸、贴敷法、高温蒸汽及化学灭杀、毛刷清扫等方式去除，并配合上述混合溶剂使用。同时，对“泡状起甲”严重处的表面漆膜进行揭取，采用日本纸贴敷尽可能使可溶盐浓度降低到加固剂要求的浓度以下。

对于大佛面部保留的原始金箔漆膜复合层，将卷曲起翘金箔直接回贴。首先采用硅丙乳液预加固金箔，然后利用乙醇、乙酸乙酯等溶剂，以及高温蒸汽喷雾软化金箔，之后利用丙烯酸乳液粘合，并适当添加牛胶增加柔韧性和黏结性，空鼓处采用丙烯酸白灰浆进行底灰修补和灌浆处理。此外，对保存状态及历史信息相对完整的大佛双耳，作为保存历史原貌的遗物进行留存。

对于金箔已脱落部位，设计“加层法”保护思路，在现有旧贴金层表面直接髹漆贴新金箔，将历史信息在不同层位上最大限度保留下来。在实际操作中，由内而外分别涂刷生漆、漆灰、生漆、熟漆及金胶漆，其中漆灰成分为生漆与水1：1溶液，金胶漆成分为生漆与熟桐油1：1溶液并加入占总量20%的银珠。贴金过程采用“薄贴法”，选定金箔规格为93mm及45.3mm两种，具体过程包括贴金、补金、刷金、压金、走金、封护六个步骤。。

在大足千手观音的中期修复加固试验中，采用ZB-WB-J-1（15%）、ZB-WB-J-2（20%）作为薄、厚金箔回贴加固专用材料。修复步骤为：去除表面污物及尘土，岩体渗透加固，起甲金箔修复，金箔脱落处修补，彩绘及手指的加固、修复、泡状起甲处理。其中，起甲金箔首先对多层金箔进行软化分离，之后采用ZB-WB-J-1（15%）、ZB-WB-J-2（20%）胶黏剂回贴，金箔脱落处采用大漆调制成的黏结剂涂刷，快干时用新的金箔吹贴。

在前期金箔回贴材料的研制过程中，选择材料的目标为具有软化、黏合、耐老化特性，且无不良影响，不改变文物风貌，因此选定类型为溶剂型有机黏合剂。通过对黏合聚合物、溶剂、固体含量、黏合改性剂、添加剂的选择，确定最终材料以醋酸纤维素为黏合物，醋酸乙酯、醋酸丁酯、芳烃为溶剂，固体含量15%-20%，硅烷偶联剂2为改性剂，并加入0.1%-0.3%消泡剂和0.02%防老化剂，经固含量、表面张力、乳液黏度、渗透性、附着力、透气性、吸水率测试，以及户外暴露、耐湿热、冻融、人工紫外老化试验，扫描电镜观察，认为该加固材料效果良好。在2008年的试块修复加固试验中，还采用了牛胶进行金箔回贴。

三、贴金工艺的科学分析与文物保护的科学化

无论是在潼南大佛还是大足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对文物的科学分析都成为了保护工程的重要基础。在潼南大佛的前期工艺研究中，通过金相显微观察、扫描电镜、XRF、XRD、红外仪器分析可知，表面漆膜层的主要成分为桐油、大漆和朱砂，金箔层的主要成分为Au（约87.9%-100%）、Ag（0-12.1%），金箔层厚度约1.5μmm，贴金存在多层叠压现象，最多可达5层。而在千手观音保护工程中，不但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XRD、XRF、IR等仪器的分析结果被大量用于贴金层工艺、病害等方面的描述之中，老化实验、吸水膨胀实验等实验方法更是在病害调查、修复材料选择、修复效果检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病害分析中，有研究者利用XPS检测发现，金胶漆的降解产物及无机盐沉积使得样品表面碳、氧比例上升，金胶长链分子断裂为小分子产物。表面层金箔的金含量较低，可能与近代酸雨腐蚀严重有关。利用红外光谱分析金胶有机成分，可以确定金胶内含有生漆和桐油，同时大量金胶受到不同程度的矿物污染，主要污染物为石膏类物质。通过吸水膨胀实验可知，金胶在不同湿度下的收缩膨胀，伴随盐类物质的存在，进一步导致了贴金层病害。老化试验亦可验证湿度循环对于金箔起翘开裂的影响，以及地仗材料失效或崩裂引起的贴金层破坏。可见，科学手段已经渗透进入文物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新型色差仪的引入使得修复效果的评价也同样可以通过科学数据表示，而代替人眼观察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历史上，科学却似乎并非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比如在Cesare B randi先生的《修复理论》一书中，就难以找到与现代科学直接相关的部分。笔者认为，甚至可以说，将科学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做法本身就反映出了社会思潮变革的影响。与非科学的传统修复相比较，这一行为会带来更好的保护效果，但对于效果的检验却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而同时与社会思想的变化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修复（restoration）的概念先于保护（conservation）产生。修复行为大量出现于启蒙运动时期，对艺术品外观的改变或出于社会及审美因素，或与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有关，其中虽然同样包含了若干技艺的元素，但却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进行利用。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保护作为一个名词才走入了人们的视野。1888年，柏林皇家博物馆首次设立了化学实验室对文物进行分析检测，1930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罗马举办了题为“科学方法用于艺术品分析及保护”的国际会议，二者被视为文物科学保护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对文物材质破坏状况的分析，则为科学介入文物保护领域提供了突破口。一方面，大量产生的工业污染加速了各种艺术品的老化，对文物腐蚀、保护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化学分析则成为了老化机理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西方，科学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直接反映在两项早期准则中，分别由ICOM于1984年以及AIC于1994年提出。前者提出，“对艺术及历史物品的干预必须遵循于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文物的意义则潜在于“人们破解物品的科学信息并因此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对历史遗物的保存并不仅仅具有保护意义，更代表着对新知识的获取。一方面，科学分析过程使人们了解了过去的工艺方法，另一方面，保护过程则为保护者积累了更多处理文物的经验知识。AIC准则将科学与艺术均包含在保护领域之中，采用一个章节特别强调，科学分析“奠定了保护专家全部行为的基础”，并且，修复者应当“遵循可被接受的科学标准和研究方案”。

然而，文物保护的科学化过程则并不仅仅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知识，而更体现出一种思维范式的彻底转向。如Pearce先生所述，现代性带来了元叙事和整体性的发展，以此定义和表达出客观现实及内在真实。在深层次上，则反映出对于客观现实存在以及人类个体能够认识客观实在这一命题的信仰。这就使得科学知识和理解成为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方式，而博物馆同样将这一方式作为首要原则。当传统修复依赖于经验技艺以获得符合预期的效果，现代的科学保护则以理性精神关注到文物保存状态恶化的真实原因和解决方法。可以说，科学走入文物保护的过程与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过程密不可分。特别是，启蒙运动使得科学进入了所有研究领域，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绝对信任。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类型的存在，Pearce先生就将其称为一种“道德高地（higher moralground）”。

伴随着现代科学逐步占领社会，科学研究走入文物保护领域的过程或许正可以借用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阐述的“范式”理论进行解读。从传统技艺修复到现代科学保护，现代科学所代表的范式的改变，实质上可以被称为一种科学革命，背后反映出人们世界观的改变，文物保护科学家们则组成了这一全新的科学共同体。同时，一种理论称为范式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解决了旧范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开拓了新的认识领域，扩大了和深化了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第二，它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疑点”，而科学保护范式的产生恰恰符合于上述两个条件。其一，与传统修复相比，科学保护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文物的破坏规律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或处理，其二，由于文物保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化学对文物保护的介入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特别是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科学手段成为重中之重。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的科技文献就可达到20篇之多。其中针对贴金层的状态研究就包括《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金箔显微结构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多层金箔成分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金箔表面变色原因探讨》《从一片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表面金箔分析获得的信息》共五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的研究机构，全部采用极为细致且几乎相同的仪器分析方式，从不尽相同的角度对金层的组成和结构信息进行了分析，为后续的病害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信息。其中部分文章确实为金箔病害问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释，但也有少部分文章似乎仅仅是为写而写，缺乏有意义的目的和结论。

当文物保护同样加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之中，其研究人员往往来自于高校或研究所之中，科学研究成为了这一科学共同体成员获得认可的手段和工具，由此往往激发了对文物本体更加深入的认识。在当下所有领域科学化乃至数学化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也反映出现代文物保护理念与传统修复的主要区别，更进一步暗含了我国传统修复手段与西方保护语境之间产生的矛盾。四、贴金保护过程与文物保护实践的基本理念

尽管在遗产学领域，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文物保护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总原则却必然会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甚至成为了乌托邦式的设想。M.L.Clavir就将文物保护过程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博物馆语境、文物价值、科学语言三个部分，如果将其转述为文化意义、真实性、科学观点，笔者认为这三个因素实际上也代表了决定大多数实际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理念。

（一）文化意义

对于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博物馆藏品而言，展览品的文化意义往往直接影响了参观者的体验，文物本身则成为了文化的象征符号，具有无形的意义。在本质上，所有经过人类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制造的物品显然都可以反映出制造者、使用者、持有者的个人思想，更进一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思潮。如Macdonald先生所言，“对遗产物的保存并不以其自身作为最终目标，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获取物品信息的途径”。，这一观点就更进一步与当代博物馆展示而非说教的理念相联系。因此从展示的角度，笔者认为，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同样在于对文物信息的呈现，这一呈现可能包含知识、美学、情感等等方面，但根本目的是使得观者能够获得文化上的体验。

对于潼南大佛或千手观音而言，其造像本身就具有宗教文化的内涵，属于密宗佛教造像。为了使普通参观者能够在体验历史的同时获得直观的佛教文化体验，文物本身就必然应当处于较完好的状态。如Weersma先生的分析，“神圣物品的腐蚀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价值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宗教性物品仍然需要，或者说至少更应当处于相对美好的状态，缺少装饰性内涵的保护过程可能使得它们不被信仰行为所接受”。

在千手观音金箔回贴的问题上，最终的做法为在旧金箔回贴后找平、并以新金箔协色。不可避免的是，这一处理方法导致大部分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之下，而对新金箔未采取做旧处理更导致整个造像金光闪闪、焕然一新，甚至遭到了众人的否定。但笔者认为，在文化意义上，造像保护后的状态反而真实再现了历史上妆金后的真实状态，使得观者获得了与古人相似的文化体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否定的原因则来自于这一妆金行为背后并没有普遍的支持。也即，对于大多数无的参观者而言，千手观音造像只能作为文化上的他者，人们无法对其产生文化上的归属感，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件古物，在使用历史价值的标尺进行评价时也必然会产生不适。

（二）真实性原则

对于文物价值而言，真实性原则似乎已经成为了价值保护关注的核心，对文物的真实状态，所代表的实际现象与准确数据的探寻也同样反映出物质主义元叙事的立场，而这一观点无疑与近代科学的产生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认为物质可以反映意义的观念，使得我们相信物质实体即具有价值，可以代表一种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同理，文物也代表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保存。

在保护工作中，潼南大佛保护工程将对传统材料、工艺的研究和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文物本体历史价值与历史信息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材料的稳定性已经过了历史的验证”。而潼南大佛的真实性则被定义为“数百年来的工艺延续”，也即将大佛表面的多层贴金均视为造像的原初状态。从大佛的面部也可以看处，四层金箔的完整保留一方面体现了妆金行为本身具有的宗教仪式性质，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视为历代工匠对佛陀所代表的宗教精神的敬畏和对前代工作的尊重，以及对历史遗存价值的肯定与保护。这种理念也正契合了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理念。

在“真实性”原则的指导下，千手观音保护工程则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回贴可利用旧金箔的干预方式，实现对历史信息和材料最大限度的保留。该工程将真实性具体总结为“本体保存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干预材料采用与本体同种材料的真实性、修复工艺采用传统工艺的真实性和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在具体实践中，历史信息、干预材料、传统工艺的真实性通过旧金箔回贴、髹漆贴金工艺得以体现，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则似乎仍然有待研究。

上述两个实例表明，在文物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对文物真实性的强化实则可以被视为保护过程的最终目的，S.M.Vinas教授就将其称为“强化真实性的行动（truth-enforcement operation）”。在意大利的一次地震后，有研究团队费尽辛苦收集了超过100000片残片来试图复原圣方济各教堂的壁画。由于壁画位于20米高的屋顶，参观者其实并不能区分碎片复原与彻底重绘壁画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一过程却真实体现了被S.M.Vinas教授称为“恋物癖（material fetichism）”的理念。在千手观音的保护中，对旧金箔的揭取和回贴同样成为了关键问题。尽管在新金箔的衬托下，普通参观者或许已经难以区分出旧金箔的存在，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对于造像的保存以及效果的呈现并没有直接影响，对于原物的保存却直接反映出保护者对承载于物质材料之上的真实性原则的尊重。

但在实际的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却不得不受到大量的争论，笔者认为对文物真实状态的讨论往往集中于一个主要问题，也即我们应该将文物恢复到它的使用状态，抑或经历千年沧桑后的历史状态。这一讨论的最佳实例或许就来自于青铜器的除锈过程。对于一件满是土锈的铜灯，我们会试图将其土锈清除至黑漆古露出的状态；而对于一件表面鎏金的编钟，我们却会不假思索地将全部锈蚀去除至金层露出，即便这一除锈过程已经对鎏金部位造成了损伤。对于同一种文物类型，前者保留了“岁月的痕迹”，后者却将文物恢复到了使用过程的状态。又比如，西方的青铜器修复习惯于将锈层几乎全部清除，但保护后闪闪发亮的状态在中国人看来却难以接受，甚至完全背离了我们的思维观念和审美习惯。在实际的文物修复中，这些问题似乎都难以在遗产保护理念中直接找到答案。

在当代保护理念中，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以“可读性”。替代“真实性”原则，以尝试解决上述对真实性的争议。所谓“可读性”并不仅仅将真实性与物质状态相联系，而是强调文物对于自身携带信息的表达，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选择需要传递给观者的信息。例如，一件沉积了灰尘的画作会被认为是历史的象征，而清理至崭新的器物则具有使用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做法似乎也是对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争议的一种可能解答方式。在造像贴金保护的过程中，采用新金箔协色以及仅回贴旧金箔两种方法实际上反映出保护者对信息传递的不同选择。前者向观者传达了造像使用过程中的信息，给予参观者宗教意义上的震撼。而对于后一种选择，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变迁则成为了保护者想要传递的信息。由于修复过程由保护者直接参与，普通民众无法进行评价而只能在工程结束后被动接受，对于文物信息的选择也就成为了研究者们自身意志的体现。

（三）科学观点

由于保护工作的目的在于保存物质的真实，而真实性寓于物质要素之上，为进一步了解文物的物质要素，在真实性原则的引导下，科学成为了文物保护的必备要素。

对于保护实践而言，Clavir先生就曾将科学对文物保护的影响总结为经验主义、决定论、范式、数学语言四项基本原则。近来，预防性保护的大量出现或许已经表现出一种范式转换的前奏。如上文所述，现代文物保护的诞生与科学的引入密不可分。对于一件文物，考古学家或许会关注于其上承载的文化信息，然而文物保护科学家却会关注它的腐蚀状态与劣化规律。在海昏侯墓玉器的修复中，考古学者为了保存更多的原始信息，反对黏接加固，而希望制作底托展示文物，但文物保护科学家却关注于残块的断茬如果不加以黏接则极易丢失而造成文物本体的损失。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尽管科学似乎具有绝对客观性的特征，但科学研究本身却会受到研究者主观意图的影响，而必然具有主观性。如Winter先生就曾提出过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悖论，“虽然将科学手段作为有效理解文化及人类行为的方式毋庸置疑……（这一做法）实际上包含了价值判断”。Weil同样提出，“即便他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判断和价值也必然地包含于每一位保护者的实践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保护实践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解读过程基于对实践过程在客体、科学事实、美学/历史/经验方面的理解”。

更进一步，科学对于文物劣化过程的评判本身也会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如Hodkinson所述，画作的变化“部分来源于物理化学状态的改变，但更多来自于人们观察过程的转变……一幅画作处于一种持续性的物理及形而上学的转变中，这也同时改变了它对于其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历史意义”。可见，由于文物保存状态的不断改变，人们对于它意义的理解同样在发生着变化。洁白的雕塑为人们带来了古希腊自然主义的遐想，而恢复到使用过程中的多彩状态反而破坏了人们的审美习惯；青铜器上斑斑的锈蚀和黑漆古、绿漆古的底色暗含着历史的沧桑，而除锈至青铜明晃晃的基体反而与中国人对古物的欣赏理念相悖。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虽然为保护行为提供了前期研究的基础，却并非是这一过程的唯一影响因素。

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前期研究中，文保工作者首先尝试利用15%ZB-WB-J-1和20%ZB-WB-J-2两种化学材料对起甲金箔直接回贴，但效果较差。考虑到造像材料的安全性、稳定性，直接加固旧金箔的方案被基本否定。鉴于此，研究者决定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对保存状态较好的金箔进行回贴的方式进行修复。而在回贴材料的选择中，传统大漆的优势逐渐显现。大漆最初被选择的原因为“千手观音造像本身的贴金工艺所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大漆贴金工艺；其次，大足石刻周边的四川和云南地区是我国漆树集中分布的地区，从就近取材的角度来看，使用传统大漆也具有优势；再次，使用造像装饰的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进行修复试验，对于文物非物质层面的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传承也同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工艺试验过程中，化学材料的选择、材料保存的稳定性检验体现了科学客观性的意义，而选择大漆作为黏接剂则表现了研究者主观性工艺研究的一面，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造像最终的保护方式。

尽管文化意义、真实性原则与科学观点三种因素各自都对造像的保护过程产生了影响，但当三者共同作用于同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时，矛盾和争议不可避免。文化意义要求造像金层的美观，科学保护要求不稳定金箔的揭取，但对于材料真实性的关注却意味着旧金箔的回贴。对于长远保护而言，大漆的使用未必优于化学材料的研发和利用，但对于髹漆传统工艺的复原却体现了历史真实性，并为同地区其他造像的修复提供了基础。在千手观音的试验思路中，修复人员认为多次贴金与造像的图像效果无关，但引发了严重病害，甚至破坏了造像的艺术效果。因此在修复中，应去除对千手观音物质保存与图像效果有害的贴金层，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与艺术价值。为了从根本处理病害，采用“减层法”工艺流程，但其缺点在于历史信息损失较多，部分金箔无法再利用，不能保存多层金箔的不同历史信息。可以说，这些问题都难以简单地采用以Brandi先生《文物修复理论》和《威尼斯》为代表的现代修复理论进行合理地解释，而需要结合现实，在当代文物保护理论中寻求答案。

五、直面争议、意义至上

――保护理念的当代转变

在《文物修复理论》一书中，Cesare Brandi先生提出了文物修复的两条基本原则：只修复艺术品的材料、修复应当旨在恢复艺术品的潜在统一性，由此得出了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文物外观以及可再处理性三条规则。这一理论代表了西方上个世纪的主流修复观念，也同样正在影响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然而随着《巴拉》的通过，层面对“可逆性”原则等经典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同时，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盛，遗产保护领域也必然产生了新的思想和理论片段。

在《当代保护理论》（Contemporary Theorv ofConservation）一书中，S.M.Vinas教授对当代文物保护理念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将其与传统保护理念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当念强调艺术价值、风格、色彩、形状、材料等等均包含了不同意义，它们因为具有的对人的意义而被重视，而并非仅仅与真实相关”。因此，意义成为了指导保护实践的标准。如S.M.Vinas教授所言，纸张保护中“整体的最终目标并非保存一张纸张，而是保留或强化它对于人们的意义”。保护者的清理、加固、黏接、封护、整形等种种行为本质上都是为了文物的意义服务。这一意义至上的理念或许也可以采用李格尔先生的历史价值和年代价值理论进行解释，如他所言，“如果19世纪是历史价值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似乎是年代价值的世纪”。历史价值为我们带来了对往昔真实性的追求，然而年代价值则侧重于将文物视为一类媒介，使观看者获得与自我相联系的感受。

无论是潼南大佛还是千手观音像的修复，其保护行为本身或许已经违背了Brandi先生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原状以及可再处理性的原则。保护者所谓“虽然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下层，但是由于旧金箔本身细碎、厚度大的特点，使它在轻微覆盖后仍在视觉、触觉上得以显示可以识别回贴操作”。的说法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新金箔的黏接改变了文物的原有状态，对石质本体的加固、髹漆过程、大漆黏接过程更使得这一保护行为已经永远留下了印记。然而正如在后现代史学家的眼中，历史由“真实”变成了文本化的叙述，保护者们对遗产的选择和修复或许亦不能代表一种真实的过去，而只能代表一种当下的记忆，是对历史的“转译”与“再书写”。

从近代以来科学分析手段的应用、科学沙文主义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主导地位，到科学手段中主观因素的必然存在、科学与文化以及真实性因素的矛盾，再到当代，科学作为一种工具，承担了保护者“转译”行为的技术支持，这一逐层深入的过程或许也反映出文物保护理念从近代到当代、由客体向主体的变化，甚至，也暗含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转变。在潼南大佛的保护中，研究者评价其保护方法是“针对文物艺术价值、历史信息保存和恢复造像宗教功能两方面需求所采用的一种折中做法，旨在恢复造像妆銮层的视觉完整性，同时在层位维度上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其中笔者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对艺术、历史信息以及宗教功能的强调体现出当代人的价值判断，也只能代表当代保护者对于造像意义的一种释读。放弃客观权威，承认文物保护行为的相对性或许也可以带给我们一种谦卑的姿态，为后人留下更多诠释的空间。

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保护理念显然更具有弹性和可适应性，这一理论和行为被S.M.Vinas教授称为“适应性伦理（adaptive ethics）”以及“协商性保护（ne～otiatorv conservation）”。在可适性伦理中，文物对于不同人群的意义、决策者对资源分配的意愿，与科学研究共同决定了文物保护实践。保护过程是为了满足来自不同人的，多种不同的期望和需求，因此采用单一标准进行评判往往适得其反。对于修复者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则是“在显示、调查、保存之间取得平衡，并找到最为伦理性的解决措施”。为决定保护过程，协商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了诸如研究者、参观者、使用者、后代人在内的不同利益持有者。其中，无论是文物保护或是考古、历史、艺术领域研究者的观点或许会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其他利益持有者的观点同样不可忽视。协商过程或许意味着更多的争议和讨论，但正是这一特点造就了现代保护理念高度适应性的特点。

篇8

关键词：文物保护；水下考古；文化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即将全面铺开，海南作为拥有全国最大海域管辖权的省份，南海段考古义不容辞。海南将以文化视角全面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牢牢把握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海南机遇，实现东盟文化交流的互通互赢。

海南与东盟和南海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双方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在海南省管辖的南海岛屿、礁盘等浅水域共发现136处水下文化遗存，所发现的文化遗产数量为全国之冠。

一、南海段水下考古成果丰富

海南在历次的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和勘察过程中，已对沉船遗址、遗物点进行了科学标记，同步采集文物标本。目前，采集的文物标本主要有瓷器、陶器、石构件、金银器等，时代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清至近现代。窑口主要有福建的德化窑、漳州窑、磁灶窑、闽清义窑，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广东的潮州窑等。

海南岛地处海上丝绸之路要冲，至今保留多处古港遗迹，许多古码头沿用至今，在三亚一带还发现多处唐宋时期的伊斯兰古墓群。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考古成果丰富，无不折射出古代丝路的繁荣活跃与合作共赢的和谐景象。

中国水下考古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6年7月，我国首次水下考古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讨论了制定水下文物保护法规与建立水下考古机构问题。1987年，由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随后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此后二十多年间，国家和地方不断强化投入与支持力度，我国的水下考古逐步向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方向转变，工作领域亦逐步从近海扩展到远海和内陆水域，“国家主导，部门协作，地方参与”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格局开始逐步形成。

水下考古是一门有机融合了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考古方法的新兴学科。二十多年来，我国水下考古的技术方法不断创新，工作流程日趋完善，潜水、扫描、探测、测绘、摄影、摄像、通讯、定位、监控、保护、水下考古机器人、水下考古专用船等现代科技装备的陆续应用，以及《水下考古工作规程》的颁布试行，有力推动了我国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向前发展。

例如，“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于1996年由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的渔民发现，多次被盗掘，以青瓷、青白瓷为主。199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工作研究室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出水文物1800余件；2007-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西沙水下考古队开展两次抢救性发掘，出水船板511块，文物6000余件。

近年来，水下考古人员在西沙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没有发现船体，遗址以石质建筑构件为主要堆积，还发现有少量青花和白釉瓷器碎片散落在遗址表面，调查发现遗址现存大小石构件274件。根据出水的瓷片和石构件特征分析，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的时代为清代晚期，石构件大多数为祠堂和庙宇的建筑构件，为一艘专门运输石构件的远洋运输船。

海南省政府已获得国家批准，正在加紧建设国家南海博物馆，可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技术条件设立东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馆，拟展示东盟各国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各成员国秉承以文物互存、互换的展示交流方式，在藏品征集、陈列展示、文物保护等方面深化文化互信，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文化遗产研究，各成员国要突破地域界限，在考古发掘、信息互通、物探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二、文物保护势在必行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优美而独特的资源。这种文化遗产资源是垄断性资源，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不可替代。从这个意义上，“保护为先”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永恒主题。我们愿意与东盟和所有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国家的专业机构密切合作，充分利用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平台，致力于水下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及数据库建设、认知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研究，在联合实验室建设、联合展览、传统技艺传承与创新等方面通力合作，充分发挥考古研究、文物保护、世界遗产、信息技术等多学科各自优势，带动丝路全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和展示水平的整体提升。

海南海洋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聚居在琼岛东部的远洋渔民族群，因海而生，世代以南海诸岛礁为传统作业渔场，耕海牧渔，形成了独特的南海渔家文化，这片海域被因此渔民称为“祖宗的海”。 《更路簿》便是记载渔民到西沙、南沙的方位和航程的一本航海书。

明代中期以前，就有海岛渔民在南海的南沙、西沙群岛上建造房屋、从事农耕和捕鱼等活动，冬去夏返，海上作业时达数月。部分渔民常驻群岛上，盖草棚或珊瑚石房居住，下海捕鱼，建庙祭神，世代相续，辛勤开拓。

世居南海边的渔民，海水晒盐、海洋捕捞、海洋养殖是他们亘古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接受着海洋的馈赠，依海而生，形成特色鲜明的渔家文化――从原始先民的独木舟楫、唐宋元明的远洋帆船，揭示了以环中国海为中心、起讫于东南沿海的、历史悠久的东方航路，曾持续延伸至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是中国古代海洋社会经济与人文繁盛的标志。南海诸岛的水下文化遗产管窥了南海浩瀚博大的海洋文明，展览再现了云帆济济的海外贸易文化交流历史盛况。

目前，海南的海上大遗址的初步形态已经基本形成，将会围绕北礁、永乐环礁、华光礁、玉琢礁4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开展大遗址的保护工作。海上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公布国保单位有3处（北礁沉船遗址、甘泉岛唐宋遗址、华光礁沉船遗址），省保单位4处（南沙洲沉船遗址、珊瑚岛沉船遗址、浪花礁沉船遗址、玉琢礁沉船遗址）。

三、创新文化遗产线路研究

文化线路作为一种全新的遗产概念，为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理念和重要的启示。海南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始于1990年文昌保陵港水下考古调查，20多年来，海南水下考古工作者遍访南海诸岛，确立各级文保单位，发掘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遗址，有效推进南海大遗址保护区建设。我们愿意共享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研究成果，引领各成员单位互相联动，深入研究丝绸之路相关基础理论，推动构建自成体系的海上丝绸之路学，尽快建立文化遗产信息数据库，建立数据动态更新、分享机制，设立相关研究专题，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例如，海洋出水陶瓷器和船板在海底沉积的过程中容易被海洋附着物附着，而且文物本体由于长期浸泡在海水中，导致大量可溶盐渗入其中，这些在文物出水干燥后容易结晶析出，对文物本体造成破坏。对于出水陶瓷器和船板的保护修复主要是指将文物中的可溶盐和表面附着的难溶附着物去除、拼接补全和恢复原状的过程。

考古修复力求还原文物的“真实性”，根据文物出水时破坏情况拼接好并修补缺损部位，所修补部位必须与原物有差别，粘接部分和补缺部分不能随色，保留修复痕迹。

经过保护和修复后，首先，文物本体在日后保管与展示过程中不会遭可溶盐结晶破坏；其次，保护修复后的文物更加直观地反映文物的原貌，更具观赏与展示价值，并为日后的文物研究工作提供基础。

篇9

关键词：内乡县衙 古迹 环境保护

近年来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文物古迹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对文物古迹实行有效的保护，使文物古迹实物遗存及其历史环境，真实、全面的保存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也成为了文物保护工作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编制保护规划时，寻求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促进城市发展两者之间的平衡，始终是关注的焦点。

河南省内乡县衙保护规划的编制，在保护文物遗产真实性的大前提下，以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采取一系列环境整治措施，力求兼顾文化遗产的历史环境保护与促进城乡经济发展。

1 内乡县衙概况

内乡县衙属南阳市，位于南阳盆地西缘，即河南省西南部。于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保单位衙署类建筑当中唯一的县级衙门。内乡县衙始建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之后随朝代更替，历经三毁三建，却都在原址之上进行，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甚至在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也曾在此办公二十余年，期间，县政府局迁至此处。因此，内乡县衙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

2 历史环境的整体保护观

考虑到内乡县衙与原住民的情感关系，在保护规划编制的过程当中，以民为本，重视环境的处理，运用了整体保护的观念，以保护为根本，将展示利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相互融合，最大程度的修复了内乡县衙原生环境风貌。

所谓历史环境的整体保护，就是要充分考虑到文化遗产的空间构成、空间与建筑肌理、文化内涵与特色。其范围不仅仅是其本体，还涉及到对其具有一定影响的周边地带，通常就是对于保护对象所划定的保护区划。环境整治的成功与否，从一方面来看，决定着文化遗产是否能与其所处的区域城市化发展相适应。因此，内乡县衙的环境整治定位于防止对于遗产的外力损伤，保护遗产生存环境，展示遗产及其历史环境风貌，提高遗产合理利用价值的综合措施。其中会有三个“环境”：生态环境――大气质量与环境卫生状况；看不见的“软环境”――噪音、人流及行为威胁等；看得见的 “硬环境”―― 人工构筑物形成的历史环境质量及景观环境质量等。由于内乡县衙周边环境较为复杂，因此本次规划中更为关注“硬环境”的整治措施。

A、内乡县衙本体环境整治

即内乡县衙院落内部的环境整治。内乡县衙院落格局分为东路、西路、中路三部分，其中路为清末县令章炳焘时重建建筑（最后一次重建），东西两路以1997年后根据历史资料修复的建筑为主。根据对其历史沿革的了解及考证，东西两路修复建筑与章炳焘时重建建筑略有不同。其模式为拆除、迁移、恢复、修复、遮挡、改造、清理、限制、统一等九种。

1）拆除：拆除与内乡县衙文化属性及历史环境有较大冲突的建筑及构筑物。包括：县衙院落内后期加建临时展棚、戏台、寅宾馆内水泥池、班房院内水泥台、主簿衙内雕塑；

2）迁移：县衙外东南角变压器迁移至院落内东南角配电室；围墙西侧保护范围内居住建筑、行政办公建筑进行拆除后，迁移至内乡县城东部新区；迁移大门前停车场、广告牌、公交车站，恢复内乡县衙门前历史氛围。

3）恢复：恢复内乡县衙内部除膳馆、监狱、大堂院、夫子院、三堂院、县丞衙、西账房、东花厅、西花厅外的所有院落历史场景，做原功能展示；恢复内乡县衙保护区植物类型及品种面貌；恢复现县衙大街清代街名。

4）修复：修复传统路网，依其区域及功能分为三个等级：县衙内一级道路、二级道路、三级道路。现有中轴线一级道路为青石路面，保存良好；为方便游览展示，增加院落内部二级道路、三级道路；二级道路宽度1.5米，三级道路宽度1米，使用青砖路面。去除县衙门前水泥地面，将内乡县衙现地面降至清代原地面高程，修复传统形式青砖质地铺装；

5）遮挡：在内乡县衙照壁及东、西榜房的两侧、南侧种植本地木本长青植物，对县衙南侧广场景象进行遮挡；在内乡县衙东、西、北围墙外侧种植本地木本长青植物，对县衙外部景象进行遮挡。

6）改造：将县衙内现有公共厕所改造为仿古风格并提高内部卫生设施级别；

-将现有垃圾箱改造为木质传统样式；

-露明的水电线路，各种管道、线路统一规划，尽量埋地处理。基础设施调整时注意与遗产整体环境的和谐性，并不能伤及文化遗产。

7）清理：

-清理衙神庙、土地祠中的宗教组织、宗教人员、易燃设施和宣传栏，作原功能展示；

-清理县衙院落内堆放的建筑材料及县衙外东、北台地边缘堆放的垃圾。

8）限制：

-限制燃放鞭炮、烧香拜佛拜神行为；

-设置遗产防护设施，杜绝观众触摸文物行为；

-限制旅游旺季人流数量。

9）统一：统一设计说明牌、指路、休息座椅、垃圾箱等。

B、内乡县衙外部环境整治

1、地形地貌保持

保持内乡县衙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的地形地貌特点及雨水排放方向；

2、建（构）筑物整治

内乡县衙建设控制地带建（构）筑物整治模式为拆除、保留、改善、更新、改造、遮挡、控制七种。

1）拆除：按本规划图拆除内乡县衙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的建筑与构筑物，优化内乡县衙的历史环境，提高其安全系数；拆除内乡县衙照壁南部广场上的现代雕塑、小品，清除视觉污染，维护内乡县衙门前历史环境氛围。

2）保留：保留并整修建设控制地带内东2区23号、东3区4号、南2区4号、南3区10号、11号、西2区13号传统风貌民居建筑。

3）改善：完善民居建筑区域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周边社会公众生活质量。

4）更新：按本规划图更新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西侧部分建筑，更新建筑必须符合本规划保护区划中建设控制地带的管理规定。

5）改造：按照本规划保护区划中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改造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的部分建筑与构筑物，尽可能修复内乡县衙周边的清代历史氛围。

6）遮挡：种植当地品种长青树遮挡县衙南部城市广场及西南部停车场。

7）控制：控制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的无序增加和建设活动及大型公众活动；控制区域商家经营品种（防火、防爆、防污染等）；控制建设控制地带内人流、车辆、噪音。

3、街巷整治

1）清理县衙东部历史巷道；

2）保留建设控制地带内除县衙大街、菊潭大街以外街巷的宽度，在修整两侧建筑时注意修复清代街巷空间尺度；

3）结合拆、整，保护街巷的历史格局，确定红线宽度时，在维持原有街巷宽度的同时，满足消防车辆通行的基本需求，并分流高峰期的车流与人流；

4）保护建设控制地带内清代街巷、道路的空间尺度和传统界面信息，修复街巷青石质传统道路铺装。

5）保留避道巷、柏井巷历史名称；恢复建设控制地带内街巷的历史名称。

4、绿化整治

1）保留内乡县衙建设控制地带区域内当地品种特色的大树；

2）进行绿化时，应尽可能恢复历史风貌，避免因城市公园化等现代园林手法配置而损害遗产环境。

5、建筑附属设施与小品整治

统一设计建设控制地带内附属设施与环境小品、传统牌匾、装饰、灯具风格、座椅、垃圾箱材质、风格、各类标示物、指示牌、说明牌、导游指示牌、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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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石窟寺；水害治理；文物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4-0108-03

石窟寺是历代人们进行以佛教为主的宗教活动的场所。我国石窟寺院大都依山傍水，环境十分优雅。石窟寺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立体艺术宝库，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石窟及其周围环境不断受到自然与人类活动的破坏，产生多种病害，其中水害是影响石窟长期保存的重要因素。水害的形成既与石窟载体自身性质有关，又受各种不同类型水的直接影响，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产生多种形式的病害。我国许多著名石窟，如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均长期深受水害影响。由于水害对石窟危害严重，病害成因复杂，防治难度较大，目前石窟水害防治已经成为石窟文物保护中的重点和难点。目前，国内对于石窟水害的治理方法都是通过具体工程进行的，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总结和归纳。本文试图通过对大量工程案例的总结，对石窟水害的治理方法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和归纳，希望能对以后的石窟类文物保护工程提供参考。

一、石窟水害治理理念

（一）重视地质勘察

石窟赋存的地质环境是其产生水害的内因，对于石窟水害的治理，首先要通过详细的地质勘察了解石窟各种类型水的储存和运移规律，然后据此有针对性地设计治理方案。一般需要首先调查清楚石窟载体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石性质等，然后运用水文地质相关理论进行水害成因分析。对于石窟载体的地质勘察，常采用现场调查测绘结合现代物理探测技术进行，并对调查结果进行计算机模拟与分析。如在龙门石窟潜溪寺的岩体构造研究中，采用地震折射层析法、高密度电法、地质雷达等物探手段，结合实地调查结果进行反演和综合分析，证实了窟顶南侧坡体由于节理裂隙发育、岩体风化严重，岩体相对比较破碎，导致各种物理数值差异，据此证明这一区域是导致潜溪寺窟内渗水的主要水源区之一。

（二）对石窟本体尽量减少干预

少干预是一切文物保护工程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石窟水害的治理，要尽量减少对石窟本体的干预，优先考虑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治理或对载体的干预来达到治理的目的。如果必须干预，则尽量采取对石窟本体伤害最小的工程措施或隐蔽性工程措施，注意石窟原状的保存。所有工程措施都必须以不危害文物为前提，并注意对石窟周围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

（三）多种手段综合治理

由于石窟载体自身结构和地表水、地下水、凝结水等储存与运移情况的复杂性，治理石窟水害要采取多种手段，发挥多种方法的协同作用来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既要排，从根本上减少水的来源；还要堵，减轻水患。排和堵的中心目的都是减少窟内各种类型水的总量，减轻石窟水害。排可分为窟外排水和窟内排水，、堵可分为堵来源和堵出口。根据龙门石窟渗水治理经验，不应将窟内封堵作为首要的治理措施,它对于渗水严重的洞窟只能起到短期减缓水害的效果,而从长期效应来看，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对石窟形成新的破坏。因此，建议首先采取外部封堵、外部疏导和内部疏导的措施,待渗水量明显降低后再考虑内部封堵。由于“堵”总会使水从其它薄弱环节出露，所以要以排为主，以堵为辅，多重防护。

（四）动态治理

石窟崖体内各种类型的水是活动的，不断变换运移路线，想要一次性将渗水根治是不现实的。因此，要有动态治理观念，加强日常监测，及时进行维护治理。龙门石窟在20世纪80年代治理窟内渗水时初见成效，以后多年未见渗水，但近年来窟内渗水又严重了，原因是灌浆及防渗材料老化，温差应力又将裂隙拉开。对大足北山及宝顶山两处水患经40多年不间断的治理，部分地方还在渗水，只能起到很大的改善作用，做不到根治。

二、古代石窟水害的治理方法

古人在开窟造像时不仅考虑到了石窟建筑形制的美观，而且为了其能够长久留存还专门设计了一些保护性设施。尤其在降雨较多的南方和中原地区，一些构造精巧的排水设施至今仍为我们后人惊叹，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治理石窟水害提供了经验和灵感。

（一）窟顶开凿排水沟

石窟一般开凿于崖壁，雨季强降雨产生的地表径流常汇集起来沿崖面下泻，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必然会影响到洞窟的安全。古人在修建洞窟时已经考虑到了窟顶的排水问题，他们根据窟顶地形和洞窟形制设置排水沟，减小降雨所带来的水患。如龙门石窟奉先寺大佛，开窟时因规模太大采用了像龛形式，如此势必会造成降雨时山坡汇集的地表径流不断冲刷佛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设计者在像龛顶部山体上修建了两条“人”字形排水沟，排泄坡面汇集的雨水。

（二）修建防雨窟檐

窟檐是古代石窟造像中最常见的防雨设施，主要有三种作用：第一，防止窟顶雨水直接冲刷造像，减少崖面雨水浸润；第二，防止窟内温湿度剧烈变化,保持窟内环境稳定；第三，装饰美化洞窟。古代石窟窟檐多为木构建筑，因常年风吹日晒或毁于战火留存下来的很少，仅在一些崖面上残存部分梁孔、柱洞和石质构件等。古代修建的防雨窟檐大致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开窟时先开凿窟檐，在窟檐内开凿洞窟，窟檐不作任何装饰，深度一般在0.5米以上，这是唐代的盛行做法；第二种是在洞窟外壁上部雕刻出仿木屋檐，这种窟檐一般较浅，深度一般在0.5米以下；第三种是在窟外架设雨棚，即在洞窟外壁上部开槽，将石板嵌入槽内，为外壁遮风挡雨。

（三）其他排水方法

排水是为了保护洞窟，但古代工匠们并不满足于简单将水排除了事，他们善于根据地形，结合造像内容，加以巧妙安排。例如在大足石刻宝顶山圆觉洞内，洞窟上层渗水通过壁面的排水沟进入左壁上层雕刻的一条龙内，龙头伸向一托钵僧的钵内吐水，水从僧人手臂中的管道泻入岩壁内的暗沟，最后注入地面正中的地下排水沟排出洞窟。乐山大佛在凿刻时工匠们精心设计了两套排水系统，将佛身地下水和表面降水排出。佛身由于岩间裂隙形成了地下水通道，为克服山体地下水下渗，在大佛背后开凿了三层排水廊道将水导入岷江。对于佛身表面降水，排水系统位于大佛头顶至右臂，它很好地排出佛身胸部以上的大气降水和深处的地下水。其中头部发髻造型构成两层排水渠道，而胸部的袈裟造型与排水沟有机结合，将来水导入右腹部排水沟，最后通过大佛右脚外侧直接导入岷江。

三、现代石窟水害的治理方法

水害是我国石窟普遍存在的一类病害，关于石窟水害的治理也是石窟保护中的技术性难题,近年来，国内在石窟水害治理方面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和工程实践。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一些石窟水害治理案例，对石窟水害的治理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归纳，分为排和堵两方面进行介绍。

（一）排

1.窟顶坡面上修建排水沟，减少整个窟区因降雨带来的水源补给

排水沟的位置、走向、坡度、形状等应根据地形灵活设计，保证最大降雨时排水通畅，注意要与石窟周围景观保持协调。对于不影响观赏的大部分山体，可考虑采用导水明渠、硬化地面等措施将降水迅速疏导出，减少积水时间。对于不宜修建导水明渠的区域，如石窟分布区，可以结合地形合理设置导水暗道，将局部地区的积水导出窟区，减少雨水的下渗量。浚县千佛寺石窟曾对石窟岩顶作封护处理，采用环氧砂浆补砌岩顶低洼处，并做出西高东低的缓坡，使雨水在岩顶由东壁流下，减少了雨水对西壁摩崖造像的冲蚀。在石窟崖体上部修建排水沟也是拦截、阻断山洪对石窟冲刷的有效手段，龙门石窟曾在宾阳三洞和潜溪寺上方修建了一条排水沟，排水沟沿坡面走势，南高北低，将坡面汇集的雨水引至潜溪寺北侧，保证了这些洞窟不再受山洪冲刷。

2.窟前或窟内修建地下排水暗沟或排水井，疏导窟内渗水

窟内有地下水出露或窟底有基岩裂隙水运移时，可采取此项措施将地下水及时排出，减少地下水在窟内的滞留时间，降低窟内环境湿度。甘肃庆阳北石窟曾在窟前距崖壁3米处挖了一道深4米、宽1.6米、南北向长60米的渗沟，疏导窟下基岩水，减少了地下水积聚上渗反潮，从而降低了窟内湿度。沟底设置5°的排水坡，在盲沟北端修建积水井，同时在积水井底部设置仰斜排水孔，将地下水排出石窟区，达到降低窟前地下水位，加速基岩裂隙水的运移和排泄的目的。

3.岩体层间裂隙水或地下水位附近设置仰斜排水孔，或通过隧洞排水

此类方法可以排出洞窟深部基岩裂隙水或赋水层内水，从而减轻洞窟渗水来源。排水孔的布设须在查明岩体裂隙发育和裂隙水存储、运移路径的情况下，根据对窟内渗水裂隙渗水量长期监测之后才能进行专门设计。张掖马蹄寺石窟为降低7号窟所在岩体附近的地下水位，从而减轻洞窟的潮湿问题，曾在7号窟外的斜坡处设置了6个仰斜排水孔，孔径110毫米，孔深50米，仰角4°，方向垂直于崖面，内置PVC排水花管用以汇集和排出岩体内的裂隙水。在岩洞堆积体处也设置了5个仰斜排水孔排出地下水，单孔深30米，孔径110毫米，仰角10°。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曾与大足石窟艺术博物馆合作，针对北佛湾渗水病害严重地段设计了排水隧洞。该隧洞全长约100米，距石刻立壁前缘8米，与立壁走向大致平行，隧洞南北两端均向东转折。隧洞采用自流排水的方式，顶部补打了140余个放射状钻孔，提高了排水速率。观察结果表明，排水隧洞有效地拦截了地下水沿裂隙的侧向渗流，降低了该地段的地下水位，使地下水位低于石窟底板，石刻立壁不再渗水。

4.垂直越流井群排水疏干

即在同一含水岩组中打漏水井，疏干上层滞水。在垂直地下水流方向上打一排排水孔，排水孔孔深要求打穿上层岩体含水组与下伏层岩体含水组之间的区域隔水底板，使上覆高水位岩层中的地下水垂直越流，漏入下伏低水位岩体含水岩组中。通过自然排水，降低上层岩体中的地下水位 ,使之形成疏干漏斗群 ,改变地下水流场。此方法可改变石窟区地下水的渗流场，从整体上降低窟区的地下水位，但排水孔孔深一般较大，工程量大，对石窟的整体环境会有一定影响。

5.负压井调节岩石包气带湿度

在石窟后缘一定距离内打一定深度的井排，利用真空泵对井排造成负压，使岩石包气带内形成一个负压区，使石窟陡崖后缘岩石中的水汽不断向负压区聚集，并通过排气装置使之散失，这样就增加了石窟岩体的干燥度。由于地下水受地温蒸腾作用影响，形成的水汽被封闭在地下，不能向地表散失。如此，岩石中的水汽必然向石窟陡崖临空壁面运移，与大气形成交替带，此交替带会形成凝结水而对窟壁岩石产生破坏。通过负压井井排这套设施，可以改变岩石中水汽的运移方向，使之向负压井排的负压区运移，并通过排气装置使之散失，降低岩体湿度，减少或阻止石窟陡崖区岩石中凝结水的形成和聚集。

6.崖壁冲沟整治

石窟崖壁冲沟是自然形成的排水通道，应当进行适当整治，在不破坏石窟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排水功能。对于规模较大且局部发生塌陷的冲沟，应选择合适的持力层进行土坯或岩块砌补，砌补不宜过量，保持与崖体的原貌协调，然后进行汇水区和水流通道表面平整，形成一定的坡度以利于排水。如果有条件可选择适宜的防风化加固材料，对冲沟表面进行加固，提高冲沟表面的强度和防渗性能。

（二）堵

1.修筑防洪堤

我国大多数石窟都紧邻河流，在洪水季节河流对石窟崖体坡脚会产生冲刷掏蚀破坏，使崖体上部悬空，或者泡软岩体使石窟崖体底部承载力下降，最终都会影响到石窟的整体稳定性。此外，还有可能发生河水上涨淹没或於埋洞窟，对窟内文物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修筑防洪堤防止洪水对石窟的破坏是很有必要的。在防洪堤设计时，首先要保证其功能性，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洪堤的外貌要与石窟周围环境相协调。近年来，榆林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炳灵寺石窟等都曾设计建造了防洪堤阻挡洪水。

2.修复窟檐雨棚

窟檐不仅起美化装饰洞窟的作用，更主要的目的是遮挡大气降水，防止雨水直接冲淋侵蚀窟壁和石窟造像。此外，窟檐还利于保持窟内环境的稳定。因此，对部分洞窟窟檐雨棚进行修复是有必要的。然而对于窟檐的修复一定要把握好保持文物原状的原则，根据现存的遗迹现象和考古资料进行设计，窟檐的形制要与石窟周围整体环境相协调。

3.窟顶修建防渗层

洞窟顶部防渗层可阻止降雨及其产生的地表径流直接下渗，减少大气降水带来的水源补给。对于防渗层的设计，要通过现场测试及模型试验研究清楚洞窟顶部覆盖层的覆盖物成分、渗透性、厚度分布等，确定需处理的地段，选择适宜的防渗处理措施，并结合排水进行。榆林窟曾于1995年揭取了窟顶原有的混凝土防渗层，新建三合土防渗层，西高东低进行找平，并与洞窟向东30米处平行于崖面的排水沟相连。此项工程不仅能将雨水及时排出，渗入地表的雨水也能很快蒸发，而且很好地保持了石窟原貌。敦煌研究院也曾对北石窟部分窟顶上部坡面岩体喷涂PS材料进行防水防渗处理，以保持岩体内部干燥，具有一定效果。

4.注浆封堵渗水裂隙

注浆对石窟裂隙起加固和封堵作用，它可以根据需要在岩体中形成防渗层和封堵裂隙水入渗或出渗，达到阻水目的。一种堵的方法是堵入口，治理的关键在于对主要入渗部位的层面裂隙及卸荷裂隙进行封堵。另一种堵的方法是堵出口，主要针对洞窟内部的可见裂隙,特别是渗水裂隙进行灌浆、封堵。注浆材料、压力、注浆孔布置等必须通过类似场地的实验研究来确定。在龙门石窟渗漏水治理工程中就采用了此方法，当时效果良好，但现在由于灌浆材料老化、裂隙发育等导致渗水问题又出现。

四、结语

解决石窟水害治理这一技术性难题，首先，要在文物保护原则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保护理念。其次，总结归纳古代和现代已经成熟的保护方法，并进行新方法的探索，不断提高研究深度。最后，在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借鉴成熟的保护方法，从排和堵两个方面采取合适的工程技术手段去实现保护目的。

［参考文献］

［1］李最雄.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肖碧，王逢睿，李传珠.石窟水害成因分析及治理原则［A］.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区域研讨会论文集［C］.2008:170～174.

［3］严绍军，方云，孙兵，等.渗水对龙门石窟的影响及治理分析［J］.现代地质，2005，19（3）：475～478.

［4］黄克忠. 石窟寺保存修复的理念与技术［A］.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保护卷：22～27.

［5］高东亮.龙门石窟古代的保护方法及其借鉴使用［J］.雕塑.2008，（4）：44～47.

［6］吴宝燕，张爱国，朱丽君.云冈石窟水害及其治理措施［J］.地下水，2008，30（3）:116～118.

［7］余蔚茗，李树平，田建强.中国古代排水系统初探［J］.水与社会，2007，（4）：51～56.

［8］杨华南.浚县千佛寺石窟病害原因及保护措施初探［J］.中原文物，2003，（5）：82～84.

［9］宋文玉.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病害分析及防治对策［A］.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保护卷，2005：116～121.

［10］孔德刚，王逢睿.张掖马蹄北寺石窟病害成因分析及治理工程［A］.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区域研讨会论文集［C］.2008：426～433.

［11］方云，魏海云，王金华.隧洞排水法治理大足石刻渗水病害［J］.现代地质，2001，15（3）: 351～354.

［12］张红梅，马国栋，速宝玉.大同云岗石窟文物渗水病害防治方案探讨［J］.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4，（5）：64～67.

［13］满君.柏孜克里克石窟崖体稳定性及加固措施［D］.兰州：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