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固定资产

一、关于固定资产增值税的新规定

(一)对于取得固定资产(包括接受捐赠和实物投资)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08国务院令第538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08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及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的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内(不分地区和行业)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包括接受捐赠、实物投资,下同)或者自制(包括改扩建、安装,下同)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而我国在2008年12月31日以前对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处理是分为纳入试点范围企业和非纳入试点范围企业两种进行区别对待的。这就使得一般纳税人在纳税地位上不平等,不利于公平竞争,而新规定对全国范围内的纳税人都采用一样的政策,有利于公平税负。

(二)对于销售固定资产的有关规定

财税[2008]170号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以下简称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区分不同情形征收增值税:

1.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9年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2.2008年12月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8年12月31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3.2008年12月31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在旧规定中,对于销售固定资产时,无论一般纳税人是否已经纳入转型范围,在销售时,均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这就使得已经纳入转型范围的一般纳税人,在取得固定资产时已经按17%抵扣了进项税额,而销售时只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在税率上导致不匹配。而新规定将一般纳税人销售旧固定资产分为上述三种情况,其实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如果一般纳税人取得固定资产时已经抵扣了进项税额,则销售旧固定资产时按适用的税率征收增值税;二是如果一般纳税人取得固定资产时未抵扣进项税额,则销售旧固定资产时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这样的处理能够使增值税进项和销项进行适当匹配,便于理解和计算。

二、新规定下固定资产增值税会计处理

(一)取得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财税[2008]170号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包括接受捐赠、实物投资,下同)或者自制(包括改扩建、安装,下同)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记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根据该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时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实收资本、营业外收入)

(二)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时,根据计算的应交增值税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然而,由于2008年12月31日前,对于固定资产增值税的处理是分为纳入试点范围内一般纳税人和非试点范围内一般纳税人区别对待的,对于纳入试点范围的一般纳税人,其会计处理相对较复杂,需设立“应交税费――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明细账户,并在该明细账户下设“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已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等专栏,而未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由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因此只需核算销项税额。对于试点范围内企业,由于新规定出台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可以直接抵扣,因此,只需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和“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中核算,原来的“应交税费――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账户不再需要,因此根据财税[2008]170号规定: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其2008年12月31日以前(含12月31日,下同)发生的待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期末余额,应于2009年1月份一次性转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因此如果存在未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会计分录为: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

三、实例

在以下实例部分,将把一般纳税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固定资产取得和销售业务均发生在2008年12月31日

后的企业;一种是固定资产取得业务发生在2008年12月31日前,而销售业务发生在2008年12月31日后的企业。(至于固定资产取得和销售均发生在2008年12月31日前的企业在此不举例。)

(一)固定资产取得和销售业务均发生在2008年12月31日后

例1:某企业为一般纳税人,2009年1月8日购入生产用设备一台,不含税价20万元,增值税3.4万元,全部价款已经支付。其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200 00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 000

贷:银行存款 234 000

2010年2月5日销售该设备,取得总价款14万元。由于销售该设备时必须缴纳增值税,金额为140 000÷(1+17%)×17%=20 341.88(元)

其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40 000

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0 341.88

固定资产清理119 658.12

(注:计提折旧与减值准备业务会计核算省略,以下实例处理与此同)

(二)固定资产取得业务发生在2008年12月31日前,而销售业务发生在2008年12月31日后

1.2008年12月31日前已经纳入转型范围的企业

例2:某企业2005年纳入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2005年1月8日购入生产用设备一台,不含税价为20万元,增值税为3.4万元,价款已付。取得时的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200 000

应交税费――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34 000

贷:银行存款234 000

2009年1月1日,假设固定资产未抵扣进项税额还有2万元,全部转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会计分录为: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0 000

贷:应交税费

――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20 000

2009年2月15日销售该设备,取得价款14万元

根据新规定,应交增值税为:

140 000÷(1+17%)×17%=20 341.88(元)

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140 000

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0 341.88

固定资产清理119 658.12

2.2008年12月31日前未纳入转型范围的企业

例3:某企业2005年未纳入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2005年1月8日购入生产用设备一台,不含税价为20万元,增值税为3.4万元,价款已付。取得时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234 000

贷:银行存款 234 000

2009年2月15日销售该设备,取得价款14万元。

根据新规定,应交增值税为:140 000÷(1+4%)×4%÷2=2 692.31(元)

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140 000

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 692.31

固定资产清理 137 307.69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08国务院令第53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08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

篇2

哈彻寻宝

水下遗产屡遭劫掠

英国人迈克尔・哈彻是一位职业寻宝人，曾打捞出“二战”时期的军舰和古代沉船80多艘。1984年，哈彻在中国南海发现一艘古代沉船，从中打捞出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瓷15万件，以及总重约45千克的金锭。这些文物在荷兰嘉士德拍卖行拍卖，成交额达2000多万美元。1999年，哈彻发现泰星号清代大型沉船。这是一艘从厦门开往爪哇的巨型帆船，行驶至中沙群岛时，不幸触礁沉没。泰星号出水中国清代德化青白瓷和牙白瓷100多万件。然而，为了提高价格，哈彻竟然下令敲碎其中60多万件相对普通的瓷器，将剩余36.5万件精品运往德国拍卖，最终总成交额高达3000多万美元。

哈彻打捞中国古代沉船的事件，引起巨大轰动，更坚定了中国大力发展水下考古的决心和紧迫感。只有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事业，迅速掌握中国海域的水下文物分布，才能及时阻止更多的海底文物流失海外，更好地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存。

沉睡800年

宝船重出水面

四面环海的海陵岛位于广东省阳江市西南端，曾被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之一”。阳江的渔民世代以打渔为生，然而数百年来有一块水域却几乎成为捕渔，只要在那里撒网，渔网就会被划破，水下似乎埋藏着巨大的秘密。28年前，秘密终于被揭开，这里的水面之下横亘着一艘800多年前的南宋古船。

1987年，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荷兰图书馆和航海图书馆查到一条名为“YHRHYNSBURG”的东印度公司古沉船，资料显示该船长42米，装载白银6箱、细锭385.5吨。当年8月，中英双方进行联合海上调查，但传说中的宝船并未现身。然而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另外一艘古代沉船，当时打捞出瓷器、铜器、锡器、镀金器等共247件。这就是国内发现的第一艘沉船遗址――南海一号。

同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南海一号成为中国水下考古队关注的第一个发掘项目。但由于该水域风浪较大，水下能见度极差，南海一号的打捞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直到2001年，水下考古受到空前重视，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专门的南海一号水下考古队。此后，工作人员进行了数次水下探摸和试掘工作，全面掌握了沉船的规模、堆积和保存情况，同时打捞出大量精美瓷器，进一步肯定了南海一号的巨大价值。2007年，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海，移驻于海陵岛上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之中。

文物产地

揭秘古船行踪

截至2014年年底，南海一号共出水金、铜、铁、瓷等各类器物近7千件、古代铜钱近2万件，估计整船文物数量有6万至8万件。船上文物以瓷器为主，包括产自浙江龙泉、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等南宋几大名窑的瓷器，品种超过30种，其中不乏精美绝伦的珍品。这艘船满载中国货物，无疑是一艘从中国运载商品出口国外的远航货运商船。南海I号的船头指向西南240度，表明其目的地很可能是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或中东地区。结合船载货物及南宋航运历史来看，其出发地很可能是当时享誉世界的东方大港泉州或广州。

流彩异宝

揭示主人身份

南海一号运载大宗的外销瓷器，昭示着其主人非凡的财富和实力，那么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商人呢？虽然他的名字还不为人所知，但船上出水的一系列遗物，已经透露出与其身份有关的蛛丝马迹。南海一号曾出水一条长1.8米的阿拉伯风格鎏金腰带，另有一枚比大拇指还粗、直径比碗口还大的鎏金手镯，表明其主人身材高大壮硕。此后，船上陆续出水金器122件，包括项链、臂钏、戒指、胸佩、耳环、页片等。不少金器造型精美，做工精细，且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此外，船上还发现两具眼镜蛇骨。根据这些异域珍玩推测，南海一号的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富商，也可能是深受东南亚异域文化影响的中国商人。

福船？广船？师出何处

虽然南海一号仍保存在铁箱之中，通过一系列前期工作，学者对其造型、结构已经有了大体了解。这是一艘南宋时期的商船，船体长24.5米、宽9.8米，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船只。

自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日益纯熟，但各沿海港口所造船只的结构、性能有所不同，有所谓广船、福船、沙船、鸟船四大船型。南海一号发现于广东阳江海域，兼有广船、福船的一些特征，其建造地一度引起热议。

广船是建造于广东地区的古代著名船型，它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期技术发展趋于成熟。它的特点是：首先，选材上乘，主梁、横梁一般采用铁犁木等东南亚珍贵木材，船身坚固耐用。其次，船体结构头尖体长，上宽下窄，线形瘦尖底，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远洋航行的广船长度可达30多米，宽10米左右。第三，广船多使用多孔舵，这种舵面积大，舵向好，舵孔的菱形设计可以减小阻力，方便操纵。第四，广船的水密隔舱既可用来存放货物，又可分隔舱位，阻止和延缓舱位进水，提高船只的安全性能。

福船主要是指福建、浙江一带建造的尖底海船，多采用松木或杉木建造。闽浙地区造船历史悠久，尤其三国以后，这里的海事活动日益频繁，积累了丰富的造船经验。南宋开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泉州逐渐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造船技术也日益精湛。直到明清时期，许多远洋船只均为福建建造。

据研究，南海一号的造船木材主要是松木和杉木，且其造型更符合相对饱满的福船特征。从已经暴露的船体表面来看，船舷部分由多重木板紧密叠合而成，这也是南宋福船的结构特点之一。另外，从船载货物来看，南海一号上的货物多为来自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瓷器，这与福船建造地的推测保持一致。然而，南海一号却发现了广船特有的水密隔舱，这或许是南宋时期人们对福船结构的一种改善。

水下遗珍与海上丝绸之路

篇3

关键词：埃及；本土埃及学；埃及考古

埃及学，从其诞生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经过世界各国众多学者努力才逐步发展起来。尽管埃及学诞生在欧洲而非埃及，但是埃及的学者对埃及学的发展、繁荣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笔者依据埃及学自身发展规律以及社会背景，将本土埃及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是本土埃及学的酝酿期，以塔哈塔维、穆巴拉克为代表，他们受到欧洲思想文化的影响，呼吁重视古埃及文明，倡导古物保护，组建古物保存机构，改变了人们对古埃及文明的负面看法，促进了埃及学的传播。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为本土埃及学的开拓期，以古代语言学校培养出第一代埃及学家卡马尔与纳吉布为标志，本土埃及学正式发轫。但是，在垄断埃及古物部门的法国人的阻挠下，本土埃及学发展缓慢，这种状况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逐渐得到改观，卡马尔与纳吉布进入古物部门工作，进行一些考古发掘，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与此同时，卡马尔开办埃及学培训班，培养出了以萨利姆・哈桑为代表的第二代埃及学家。第二代埃及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研究范围也较宽广。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50、60年代，在埃及独立与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的刺激下，民族主义者要求在埃及学领域实现民族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学的发展。开罗大学设置了埃及学系，培养出一批埃及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送出国深造，成为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的骨干力量。本土埃及学的实力发展迅速，出现了享誉世界的埃及学家，成为埃及学研究殿堂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第四阶段，20世纪50、60年代至今，努比亚的抢救性发掘的契机使得国外埃及学研究机构、考古队伍重新进入埃及，但是埃及古物部门对埃及考古资源的占有优势，以哈瓦斯为代表的第四代学家在考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本土埃及学的研究领域也日益拓宽。

学界对于埃及本土埃及学的研究是近年来才开始的。里德的专著《谁的法老？》、论文《本土埃及学：一个专业的非殖民地化？》，以及科拉的《冲突的古物》，从反殖民主义的语境出发，论述本土埃及学在西方列强的竞争夹缝中艰难的发展历程。1伍德的论文《现代埃及民族主义中对法老历史的使用》，论述近代埃及的法老民族主义者，如何利用法老历史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文中对埃及本土埃及学发展有所提及。2我国学者金寿福的《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论述了以卡马尔为代表的早期本土埃及学家在欧洲列强的夹缝中艰难起步。3

一、本土埃及学的酝酿

自中世纪以来，改信伊斯兰教的埃及人，对古埃及文明并不感兴趣。而学者们通常将阿拉伯兴起之前的埃及历史，视为异教徒多神崇拜的羞耻历史，这样就使得埃及人对埃及古迹古物、古埃及历史漠不关心。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状况逐渐改观。

1822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标志着科学埃及学的诞生。西方世界解读埃及文明的努力，使得“埃及人对古代埃及的兴趣逐渐浓厚了起来”，他们开始少量收藏古埃及文物。4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古埃及文明产生了兴趣，留学法国的里法阿・塔哈塔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法国留学期间（1826―1831年），塔哈塔维起初受到了埃及留学团的负责人、《埃及记述》的编者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的一些影响，进而受教于东方学家西尔韦斯特・德萨西以及其他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学者，对古埃及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在欧洲引起的激烈论争，给塔哈塔维留下深刻印象。他写作的《巴黎游记》描述了法国保存古物的机构（可能是卢浮宫），并提及该机构收藏的木乃伊、丹德拉黄道图，介绍了欧洲人对金字塔的看法。受法国保存古物机构的启发，他认为埃及人应保存古代文物，特别指出将方尖碑送给法国是不妥当的，埃及人应该“将祖先留下的装饰物和作品保存好”。5

1835年，埃及统治者・阿里采纳了商博良在1830年所提出的建议，颁布了文物保护条例，规定“政府占有的或将来挖掘、探查所得古物都要存放在开罗的特定地方”，强调“将来所有古物禁止运往海外”。6当年，埃及成立古物局，任命一名政府官员为古物监察官。1836年，阿里任命塔哈塔维建设古物收藏馆，塔哈塔维将收集到的文物收藏在位于开罗艾斯贝基亚区的一座建筑中，后来这些文物由于安全原因又被存放在萨拉丁城堡。7但是，阿里的诏令如同一纸空文，西方挖掘者继续将文物运出埃及，而塔哈塔维创建的博物馆，藏品寥寥无几，惨淡经营，正如一位西方观察者所言：“许多年过去了，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博物馆，只是开罗的一个空空的走廊而已，因为我不会将那里存放的半打毫无价值的石头视为核心藏品。”8在这种情势下，博物馆于1855年被迫解散。一部分藏品被阿巴斯赠送给了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而赛义德将剩余部分赠送给了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安。1

塔哈塔维不仅倡导并实践文物保护，还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埃及学。1838年，塔哈塔维及其学生翻译了法国的古代及史著作《远古入门》。在参照马里埃特以及其他法国学者的著作的基础上，在1868―1869年用阿拉伯语写作了《论埃及的故事》，介绍了从古埃及到阿拉伯征服埃及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以法老历史而不是“世界的创造”或“穆斯林征服埃及”作为叙述的开端，在古埃及部分采用了曼涅托的王朝体系框架，并着重指出了金字塔、方尖碑和斯芬克斯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他说：“埃及与各民族的祖先竞争……在文明方面、法律领域以及民法审判方面，没有一个民族能超越埃及，各个民族无不受益于埃及的科学。每个国家或王国都在寻求埃及的光芒，”“在法老时代，埃及是世界民族之母。”2有学者认为，塔哈塔维的《论埃及的故事》不仅标志着埃及历史著作的转折点，而且也标志着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3

另外一位积极传播埃及学的人是阿里・穆巴拉克。他编撰的著名的《地理志》中，参考了古典学者的记载、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以及当时欧洲埃及学家的著作，对古埃及各种纪念物进行了介绍，还对金字塔的功用以及建造者的身份进行翔实的分析，呼吁埃及人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他说：“对我们祖国的无知不适合我们，漠视我们祖先的遗迹同样不适合我们。”4他的著作《埃及尼罗河管理的最好蓝图》认为古埃及文明是最伟大的文明，他从耕地面积、人口、灌溉技术等角度入手，指出古代埃及所取得的成就是衡量当代埃及进步与否的标准。5此外，他的小说《阿拉丁》劝说人们要关注古埃及文明。小说的主人公阿拉丁对科普特、伊斯兰埃及有着渊博学识，但他在欧洲游历时却不能回答英国东方学者关于古埃及的问题。6小说显然是对当时埃及人的古埃及知识缺乏的反映，显示了穆巴拉克对古埃及文明的关怀。

除了塔哈塔维和穆巴拉克外，一些学者开始身体力行进行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曾经与塔哈塔维一起筹建博物馆的约瑟夫・海卡克雅受到西方人的影响，逐渐对埃及古物产生了兴趣。他为英国人发掘了赫利奥坡里斯、孟菲斯，在埃及考古史上率先应用地层学的方法进行挖掘。1863年，他根据尼罗河洪水数据、圣经和曼涅托的记载，出版了《论西里迪克建筑的年代》。7埃及天文学家马哈茂德・法拉基，挖掘了古代亚历山大城，复原了古代亚历山大城的地形。8他在埃及研究院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并用法语将自己的成果发表出来。9

二、本土埃及学的开拓

随着法国埃及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主持埃及古物局和布拉格博物馆，法国在埃及古物部门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而在欧洲，继商博良之后，德国人在埃及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普鲁士的埃及学势力的上升，普鲁士寻求在埃及古物部门占有一席之地，而这是法国不愿意看到的。对于埃及而言，列强的争斗客观上为本土埃及学的起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869年，普鲁士的海因里希・布鲁格什在埃及教育部长穆巴拉克的支持下，开办“古代语言学校”，为埃及培养本土埃及学家。但是，在法国的阻挠下，语言学校在开办了5年之后被迫关闭。由于马里埃特的阻挠，语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中的大多数未能进入古物局和博物馆工作，而是转行进入政府部门。1但是，毕业生艾哈迈德・卡马尔、艾哈迈德・纳吉布坚持埃及学研究，这成为本土埃及学的宝贵火种。加斯顿・马斯帕洛接任古物部部长后，开始放松对埃及人进入古物机构的控制。在埃及首相里亚德的帮助下，1881年卡马尔担任了布拉格博物馆的专译文秘，与布鲁格什一起清理了戴尔・巴哈里的秘密墓室。1891年，卡马尔升任助理馆员。21892年，纳吉布出任行省古迹巡查长。31904年，卡马尔因其在埃及学方面的成就入选埃及研究院，之后参加了古物局组织的上埃及、三角洲地区的一系列小型考古发掘，撰写了这些地区遗址的发掘报告。4

卡马尔与纳吉布用阿拉伯文进行创作，以此来传播埃及学。他们先后出版了11本阿拉伯语的古埃及书籍，其中2本论述象形文字，7本为历史书。1916年，卡马尔单独编撰了《埃及语阿拉伯语大词典》16卷。卡马尔在埃及报纸上写作文章，论证了古埃及语与闪米特语，尤其是阿拉伯语言的亲缘关系。5另一方面，为了取得西方同行的认可，他们开始用法语进行写作。卡马尔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39篇，6参加马斯帕洛组织的开罗博物馆馆藏目录的编撰工作，编写了《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石碑》与《供桌》。此外，卡马尔参加编撰了埃及古物部年鉴29个条目，纳吉布参编4个条目。71907年，卡马尔出版了专著《古埃及人的宇宙观》。权威的《埃及考古学杂志》将卡马尔称为“是在国民中第一个对他们国家古物产生兴趣和热情的人”。8

卡马尔为培养本土埃及学人才积极努力，他的呼吁得到了教育部长穆巴拉克的回应。穆巴拉克要求古物局负责人马斯帕洛支持卡马尔举办埃及学培训班。在1882―1886年，卡马尔在布拉格博物馆开办埃及学班，培养埃及学学生，最初为5名学生，后来增加到15名学生。最初的5名学生毕业后出任古物局的古物检查员。在卡马尔和穆巴拉克的努力下，古埃及历史进入了学校的课堂。1906―1908年卡马尔在高级中学俱乐部创立了演讲论坛，1908―1909年间卡马尔在新成立“埃及大学”，讲授“古代埃及和古代近东史”。1910年，卡马尔说服教育部长赛义德・扎格卢勒，在高等师范学院（Dar al-‘Ulum）开设了埃及学课程，1912年第一届7名学生毕业。但是，由于马斯帕洛认为所培养的学生质量太低，不能胜任古物局的工作，这些毕业生纷纷转行，只有萨利姆・哈桑、马哈茂德・哈姆扎、萨米・贾卜拉继续从事埃及学研究。1914年高等师范学院的埃及学课程停办，毕业生多数进入中学从事教学工作。91921年，卡马尔向埃及苏丹福阿德建议为开罗博物馆选拨和培训3名助理馆员，而民族主义者塔哈・侯赛因建议从高校中选拔毕业生出国留学。最终，选拔了萨利姆・哈桑、萨米・贾卜拉、马哈茂德・哈姆扎三人前往巴黎和利物浦学习，1928年学成归来进入古物部工作。1这样，经过卡马尔的努力，终于培养出埃及的第二代埃及学家。

第二代埃及学家中，佼佼者当属萨利姆・哈桑。1928年哈桑进入开罗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31年出任埃及学教授，这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埃及人。1935年，哈桑在赫尔曼・云克的指导下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埃及学博士学位。在埃及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发展埃及学学科，为开罗大学设立埃及学学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28年哈桑在云克指导下在吉萨进行学习型发掘。不久，他获得了在孟菲斯―萨卡拉地区的发掘特许权，率领开罗大学考古队进行考古发掘（1929―1939年），在大金字塔周围，发现了至少200座坟墓以及成千上万件文物，还有哈夫拉儿子的坟墓以及哈夫拉随葬船坑；在大斯芬克斯地区，他挖掘了阿蒙霍特普二世庙宇，发现了阿蒙霍特普二世在宗教仪式上进行跑步的运动铭文；2在萨卡拉，他发掘了第五王朝的河谷庙以及乌那斯金字塔过道。320世纪50、60年代，他担任努比亚抢救性考古发掘的顾问。哈桑以其在埃及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成为国际知名学者，用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出版了53部（篇）著述，4国际科学院在哈桑去世以后对他的贡献予以追认。克特・威克斯将哈桑列入“提升人们对埃及的了解以及有助于提升考古研究品质”的15位考古学家的队伍中。5

卡马尔的另外两个学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马哈茂德・哈姆扎发掘了甘提尔、奥马里遗址，6将其成果发表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此外，他还写作了有关埃及语法、埃及地名、埃及古物等著作。萨米・贾卜拉在戴尔・塔萨、图拉进行过发掘，对中埃及的图那・加巴尔的希腊罗马时代墓地进行了长达20年的发掘（1931―1952年），在1957年还挖掘过达赫舒尔。7贾卜拉用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图那加巴尔的研究成果，包括挖掘报告、出土的阿拉米亚书信、绘画与壁画、遗址的托特崇拜、动物崇拜等物证。

除了卡马尔所培养的埃及学家外，还有一些人对埃及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哈基姆・阿布―塞尔夫、苏卜希・约瑟夫・阿里夫在上埃及、中埃及进行发掘，阿里夫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发表了4篇论文。8奥马尔・图桑1905年发掘三角洲的阿布基尔，1933年对阿布基尔进行水下发掘。9解剖学家艾哈迈德・马哈茂德・巴达维曾参加沃尔特・布莱恩・埃默里的努比亚发掘（1929―1934年），研究了萨卡拉、达赫舒尔发现的人类遗骨，参与了对西沙漠绿洲、法尤姆、西三角洲的探查。10

埃及地理学家穆斯塔法・阿米尔挖掘了马阿底史前遗址（1930―1935年）、赫里奥坡里斯（1950年）、瓦迪・迪格拉（1950―1953年）。11

三、本土埃及学的发展

随着1922年埃及的独立，尤其是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民族主义者要求在埃及学领域实现非殖民地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学在埃及的发展。1923年，埃及政府在埃及高等师范学院再次设立了埃及学学校，并且任命卡马尔出任负责人，同年卡马尔去世。面对如此变故，极度缺乏埃及学人才的埃及，只好聘请外国人出任埃及学教授。从1924年起，俄国人弗拉基米尔・格列尼谢夫出任埃及学教授，从此，“在诸如格列尼谢夫与纽伯里这样的权威的教导下，年轻的埃及人开始起步”。1

1925年，埃及学学校转入国立的埃及大学，升级为埃及学系。埃及大学的埃及学系成为培养第三代埃及学家的摇篮。

1928年第一届埃及学学生毕业，优秀的毕业生被送到欧洲深造学习，归国后进入开罗大学、博物馆和古物部工作。从1928年到1933年间，毕业生中有一些人到西方攻读博士学位。其中，有3人在德国获得了埃及学博士学位，另有3人留学欧洲攻读博士学位，但因二战爆发而中断学业回国。后来，还有8人在开罗大学获得了埃及学博士学位。2这些人成为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的骨干力量，出现了享誉世界的埃及学家拉比卜・哈巴什、艾哈迈德・法库里、科普特学家帕霍尔・拉比卜。尽管“他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国际承认和赞许”，但是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埃及的考古学家的人数可能仍然较少”。3

拉比卜・哈巴什是“20世纪成果最为丰硕并被国际承认的埃及学家”。4早在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期间，他就开始了考古工作。毕业后他在古物局任职30年，在埃及和苏丹许多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埃勒凡塔的古王国时代地方官员的神庙复合体建筑，研究并临摹了阿斯旺地区塞亥尔岛上的古代铭文，1941―1942年挖掘泰勒・达巴遗址，首次将培尔―拉美西斯与希克索斯人首都阿发里斯建立起了联系，51939年、1943―1944年发掘布巴斯提斯，他在卡那克发现了著名的卡摩斯石碑。从古物局退休后，他出任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努比亚远征队的考古顾问。他在世界上很多机构担任学术职务，先后写作了170多部（篇）著述，6其中他的专著《埃及的方尖碑》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至今仍然是研究方尖碑的重要著述。

法库里开创了沙漠绿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7西方埃及学者将尼罗河谷与三角洲作为考古和研究的重点，而广阔的沙漠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仅有个别学者对西沙漠个别绿洲进行了考察。1937年，法库里将挖掘重点转移到了沙漠绿洲，先后发掘了西沙漠的巴哈里耶绿洲、锡瓦绿洲、哈加绿洲，也考察了东沙漠的胡迪干河。此外，他还在达赫舒尔墓地发现了弯曲金字塔的河谷庙以及一千多件文物，他的发掘及研究“是近年来对我们了解古王国艺术与建筑的最重要的补充之一”。8到1956年，法库里出版专著12部、论文80余篇，9鉴于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权威的《埃及考古学杂志》这样评价他：“艾哈迈德・法库里无疑是埃及学领域最受人尊重的领军人物之一。”1

埃及学家卡马尔・马拉赫，在1954年发现了胡夫太阳船。这个发现轰动了世界，被列入埃及学的十大发现之一。1954年，他率领埃及考古队发现了两排巨大的石灰石，1955年在石灰石下面发现了太阳船部件。胡夫太阳船的出土是20 世纪中叶埃及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对于研究古埃及造船、航行以及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2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埃及学家是・扎卡里亚・朱奈姆，他曾经协助萨利姆・哈桑发掘吉萨和萨卡拉。1951年，他在萨卡拉发现了法老塞凯姆凯特的未完成的金字塔，他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埃及古王国历史，尤其是金字塔建筑的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发现与马拉赫发现胡夫太阳船并列为20世纪50年代埃及最为重大的两大发现。此外，法老塞凯姆凯特这个国王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古代的王表中也没有提及，3因此，朱奈姆的考古发掘校正了第三王朝的王表，进一步补充了学界对于古王国历史的认识。

埃及的科普特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最早对科普特学进行研究的是托戈・米纳，他对亚历山大附近的圣梅纳斯修道院遗址、底比斯地区的修道院遗址进行尝试性发掘。米纳在1937年出版了学位论文《阿帕・埃皮马的殉教》，1948年著有《努比亚的科普特和希腊铭文》。4杰出的科普特大家帕霍尔・拉比卜，自幼学习科普特语，1934年获得德国弗雷德里克・威廉大学的博士学位。1935年，拉比卜回到埃及后，相继担任开罗大学讲师、埃及博物馆保管员、行省博物馆主任等职务，1951―1965年间出任科普特普博物馆的负责人，将这个博物馆发展成为世界科普特学研究的中心。他还挖掘了西沙漠的阿布・默纳以及下埃及的遗址。后来，还担任纳格・哈马底文献委员会的秘书、副理事长与理事长，1956年将部分文献整理出版，1976年在开罗首届国家科普特研讨会上，提出纳格・哈马底文献中的哲学源于古埃及而非古希腊。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创造“科普特

学”一词的学者之一。著有《科普特博物馆的科普特语诺斯替纸草》、《科普特艺术》，与他人合撰

《纳格・哈马底抄本》。

除此之外，其他埃及学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马哈茂德・安瓦尔・舒凯里、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贝克尔、艾哈迈德・巴达维，他们都进行了考古活动，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埃及学研究中的知名著述。5其中巴达维成功劝说文化部长对努比亚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6为埃及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做出了杰出贡献。

与此同时，本土埃及学的研究范围也在扩大，有些学者从事语言文字、建筑艺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吉尔吉斯・马特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在20世纪40、50年代研究了牛津、巴黎、柏林和开罗所收藏的世俗体陶片，长期致力于赫尔摩坡里斯世俗语法典的研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著述。7此外，穆斯塔法・・阿米尔也挖掘了众多遗址，著有《底比斯出土的一个家庭档案》。8在建筑艺术方面，亚历山大・米哈伊尔・巴达维是研究古埃及建筑的重要学者，著有《古埃及人的建筑绘画》、《埃及建筑史》、《古埃及建筑设计》等书。9在古埃及医学研究方面，保罗・埃利亚斯・加利昂吉医生通过研读埃伯尔纸草等古埃及医学文献，对古埃及的医学和巫术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世界上古埃及人是最早将医学从巫术中分离出来的民族，著有《古埃及的巫术与医学》、《法老埃及的外科医学》等著作。1

随着本土埃及学的成长，在博物馆、古物局以及大学埃及学讲席出任职务的埃及人多了起来。1937年，吉尔吉斯・马特成为开罗大学的讲师。1939年，萨米・贾卜拉担任埃及大学考古系的主任，这是第一个出任此职务的埃及人。2法国人控制的埃及古物局的构成人员也逐步发生了变化。随着执掌埃及古物局的法国人皮埃尔・吕西安・拉科逐渐接近退休年龄，埃及民族主义者要求埃及人出任下一任古物局局长一职。但是，由于法国不甘让出古物局，最后，萨利姆・哈桑只能出任古物局副局长。在民族主义者・侯赛因・海卡尔出任教育部长时期（1938―1942年），试图控制外国人掌握的埃及四大博物馆。1942年，马哈茂德・哈姆扎出任埃及博物馆馆长。从1952年开始，埃及政府的古物局职务和开罗大学的埃及学教学研究工作全部由埃及人承担。3

四、本土埃及学的繁荣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随着埃及的民族独立，西方人在埃及的埃及学研究领域的势力被驱逐出去，埃及的本土埃及学发展势头喜人。很多大学都设置了培养埃及学人才的专业。开罗大学的考古学院下设埃及学部，亚历山大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系下设埃及学班，明亚大学设立古代史和考古系，坦塔大学文学院的考古系下设古埃及文明专业，扎加齐格大学的古代近东研究高级研究所下设埃及文明专业。依托于这些研究机构，以阿布・贝克尔、马特、法库里等埃及学家为培养团队，培养出第四代本土埃及学家。此外，以努比亚的抢救性发掘为契机，国外的研究机构、考古机构再次进驻埃及，纳赛尔恢复了过去的五五分成制，即凡在埃及考古发掘的外国考古队，可以获得一半的发掘物。国外高水平考古队的进驻，促进了埃及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与进步。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的埃及学取得重大发展，硕果累累。在考古方面仍然以吉萨地区和西沙漠为重点，并且首次组织了全部由埃及人组成的考古队对帝王谷进行了发掘。同时，也发展起了新型考古学分支学科――水下考古。这些学者积极利用现代科学为埃及学服务，运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检测、研究木乃伊。除了考古学外，埃及学家们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涉足了古埃及的建筑、法律、军事、宗教等众多领域。

在从吉萨到达赫舒尔的金字塔分布区，埃及的考古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吉萨地区，考古队在1980年发现了哈夫拉金字塔港口，1993年又发现了胡夫金字塔的港口。41985年，埃及古物委员会与《美国地理》杂志联合组建考古队，采用氨塞装置来探测胡夫的第二个太阳船。5哈瓦斯率领的团队，1990年在吉萨地区的大狮身人面像的东南，发现了第四王朝时期的金字塔建筑者的墓地。6这些坟墓出土的劳动者的尸体上出现了曾经受到长时间的扭伤和重压的痕迹。7这个发现以及此前金字塔建筑者居住地的发现，可以彻底解决关于金字塔建筑者的身份问题。1991年，哈瓦斯领导的考古队在胡夫金字塔东南25米处，发现了一些以前未知的附属（或称卫星）金字塔，增加了人们对金字塔建筑群的认识。11999年，哈瓦斯重新发掘位于狮身人面像和哈夫拉金字塔之间的岩石层内的奥西里斯衣冠冢，最终探明了此竖井坟墓为三层结构，其中第三层的结构状如埃及语中“房子、住所”的符号，这与吉萨的古埃及语名称“奥西里斯之家”相合。2这个发现对于了解奥西里斯崇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了解吉萨金字塔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2002年两次利用机器人对胡夫金字塔的王后墓室的通道进行探测，后一次探测全程通过媒体向世界直播。3在萨卡拉地区，2008年，埃及考古队重新发现了200多年前普鲁士埃及学家列普休斯在萨卡拉发现的编号为29号的“无头金字塔”，哈瓦斯将其确定为第五王朝门考胡尔的金字塔。同年，在萨卡拉发现了第六王朝帕辟法老母亲赛西西特王后的金字塔。

在西沙漠，埃及的考古成就非凡。1996年，在巴哈里耶绿洲意外发现了罗马时期的木乃伊墓地（镀金木乃伊谷）。1999年开始全面发掘，当年就清理出木乃伊160多具，考古学家估计这个墓地共有1万

多具木乃伊。4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木乃伊属于公元1、2世纪，他们大多数是罗马化的埃及人。”5这里还发现了第二十六王朝时期巴哈里耶总督家族的陵墓，西沙漠考古的开拓者法库里曾苦苦寻觅此墓而未能如愿。6这些新发现对于研究后埃及时代的历史以及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埃及与耶鲁大学联合考古队，在哈里杰绿洲的乌姆马瓦基尔地区，发现了最早追溯到第二中间期的古城，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主席哈瓦斯在声明中说，这座古城位于埃及与苏丹达尔富尔之间的商道上，居民可能是行政和服务人员。7这座城市的发现，对于研究埃及与非洲经济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在帝王谷，埃及的本土埃及学也开始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从2007年开始，以哈瓦斯为首的埃及考古队，开始考察帝王谷，这是首次全部由埃及人组成的考古队对帝王谷进行考古挖掘。他们重新发掘了卡特曾经发现的陵墓建筑工人的窝棚区，发现了记载工人食物的铭文以及休闲娱乐的美女招贴画，这个发现对研究古代埃及工人的生活有所帮助。在帝王谷的西谷进行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四处石头地基。这次考古发现了一个名叫瓦瑞特的王后的名字，其头衔为“神之妻”。还发现图特摩斯三世与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并列的王名，这可能会修正学界对两位法老关系的某些看法。2008年7月的“守护埃及网”对哈瓦斯采访、当年10月的哈瓦斯的博客以及当年12月哈瓦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讲中，宣布发现了两个新陵墓的入口，8哈瓦斯这两个陵墓称为KV64、KV65。2009年2月，哈瓦斯在博客中论述了寻找KV64的经过。同年9月表示将在10月进行考古挖掘。9在水下考古与研究方面，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与巴黎的欧洲水下考古研究所合作取得成效，为了推进水下考古，1996年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下设水下考古部。埃及目前的水下考古主要有：亚历山大海底考古、绿洲水下考古与尼罗河水下考古。在亚历山大城，联合考古队从1992年起对亚历山大海底遗迹进行水下考古，1将地图绘制与水下打捞结合起来，采用了核磁力仪、声纳定位仪、侧扫声纳定位仪、GPS全球定位仪等先进设备，先后在亚历山大东部港湾、卡特巴堡等海底进行探查，2

1996―1997年发现托勒密王朝晚期的王宫，1999年发现了亚历山大灯塔遗迹，2000年发现了古代埃及的曼瓦提斯城和赫拉克里昂城，共发现了20000多件文物，并在2000―2003年绘制了古代亚历山大城地图。绿洲水下考古方面，2008年联合考古队对锡瓦绿洲进行水下考古，32010年开始对法尤姆绿洲的加龙湖进行水下考古，希望确定湖底玄武岩石的位置，以揭开金字塔石块来源之谜。在尼罗河水下考古方面，2008年联合考古队首先在象岛附近进行水下考古，发现了克努姆神庙的一些遗物，计划在2009年在靠近阿拜多斯的地区进行水下探查。4

木乃伊研究是埃及近年来研究的重点之一，主要是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对木乃伊进行检测，破解古埃及历史上的一些悬案。在人类木乃伊方面，哈瓦斯领导的埃及木乃伊工程在2004年启动。2005年用CT扫描图坦卡蒙木乃伊，确定了图坦卡蒙死亡年龄为19岁。2008年，通过DNA检测图坦卡蒙坟墓中未成年孩子木乃伊，确定其为图坦卡蒙未出生就夭折的双胞胎女儿。2010年包括图坦卡蒙在内的11具木乃伊进行DNA检测和电脑断层扫描，初步确认KV55中的木乃伊为埃赫那吞，KV35的年老女子木乃伊确认为泰伊，而图坦卡蒙是埃赫那吞与KV35中年轻女子木乃伊的儿子，而泰伊为这个年轻女子的母亲。特别重要的是，学者认定图坦卡蒙死于疟疾及并发症而非头部创伤。5

埃及木乃伊工程另外一项成就是认定了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特的木乃伊。2007年，通过电脑断层扫描，从四具木乃伊中初步确定了女王哈特舍普苏特木乃伊。6在动物木乃伊上，萨利姆・伊克拉姆领导的团队对开罗博物馆动物木乃伊进行X光扫描，以便确认动物的身份，编撰开罗博物馆动物木乃伊目录，实现研究古埃及宗教、木乃伊制作技术、古埃及的畜牧业、古埃及的兽医学、古埃及的灭绝动物等科学目标。直到2003年，该工程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的任务。7

另外，考古队在上埃及其他地区，也有令人惊讶的新发现。1981年在上埃及的埃赫米姆城东北角发现了希腊罗马时代的部分神庙区。1991年在希腊罗马时代神庙旁边、现代墓地下发现了刻有拉美西斯二世名字的雕像底座以及古墙，这其实是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的神庙一部分。2003年在吉萨高原古物总检查员曼苏尔・布雷克领导下开始发掘这个神庙。8考古学家认为，这个神庙好像要比卢克索神庙更大，可能是迄今所知道的古代埃及最大的神庙。发现频道将这个发现列入“埃及的十大重大发现”之一。

除了这些重大工程与成就外，一些埃及学家也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艾哈迈德・马哈茂德・穆萨在1964年挖掘了萨卡拉的克努霍特普和尼安克克努的坟墓，1977年发现了描述古埃及士兵100公里长跑的铭文，由此在埃及出现了100公里法老马拉松赛跑项目。赛义德・陶菲克・艾哈迈德参与了1966―1972年的埃赫那吞神庙工程，写作了一系列研究阿马尔那时代的论文，1984年主持开罗大学考古系在萨卡拉的发掘。1贾巴拉・阿里・贾巴拉先后在最高古物委员会、开罗博物馆、开罗大学工作过，2005年获得了“社会科学国家奖”。贾巴拉参加了开罗大学在吉萨墓地考古发掘，主持开罗大学在孟菲斯的考古发掘。

埃及的埃及学者继续拓宽研究领域，涉足了古埃及的建筑、法律、军事、宗教领域。・谢哈塔・阿达姆写作了《埃及建筑史》。2伊布拉姆・哈拉里为法律专业出身，后对古埃及法律感兴趣，创建了“古埃及法律研究国际协会”，发表了至少8篇有关古埃及法律的文章，著有《埃及古王国司法程序研究》。3艾哈迈德・卡德里・马哈茂德・埃尔米参与努比亚抢救性发掘以及保护，4发表若干论文，出版了学位论文《新王国的军官与官员》，使用阿拉伯语写作了2卷本的《帝国时代的军事组织》。

五、结 语

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与埃及的政治、文化气候密不可分。阿里王朝的近代化改革，欧洲文明对埃及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及学从欧洲传入埃及。接受过欧洲教育的塔哈塔维、穆巴拉克的活

篇4

在七个大洋的海底，由于飓风、洪水、地震或者水位上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有相当多沉没的城市、聚落、港湾、岛屿等。

1、推罗遗迹：东方文化交流地

推罗位于黎巴嫩的地中海沿岸，海底沉没着曾是地中海最繁荣的城市和巨大的港口。

推罗原是一个岛屿，这里繁荣的城市中心在古代就已消失了。据说，城市建于公元前1195年，当时在海面的两个岛上有造船厂，公元前950年前后修筑了连接两岛的海堤和砦堡，使推罗作为当时的要塞港口而名闻遐迩。

在公元前333年前后，推罗人向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军投降，在此以前是其发展的鼎盛期，其后逐渐衰落，在罗马的统治下又再度繁荣，但其港口的具置及大规模建筑方法均一无所知。

法国著名考古学家普瓦德巴尔神父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团，对这一遗迹进行了考古工作。普瓦德巴尔利用航空侦察和水中勘查的两栖方法对遗迹进行了主体调查。以固定在水面的玻璃做光源，用装在水下密封箱内的相机进行摄影，确认了海底35米深的推罗港口遗址，防波堤宽8米，深入海中200米，接着是第二道长250米的防波堤，在这里可以分辨出船舶的出入口痕迹。此外还了解到，这里还配套的货场、造船厂、码头等遗迹。于是，这座公元2世纪前后罗马殖民城市才开始为人所知。普瓦德巴尔认为，这座港湾城市是因贸易而达到极度繁荣的，它对东方文化在地中海沿岸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奥纳弗罗斯特于1970年在推罗的北方西顿港口内，发现了腓尼基的另一重要港址。

2、最古老的古希腊海底城

在利比亚班加西北200公里的东部海岸，有古希腊建设的阿波罗尼亚港。大部门沉没于大海之中。阿波罗尼亚港是古希腊最大的殖民地之一。

剑桥大学考古调查团探明这座古港湾城市规模、设施等，于1958、1959年对这一被淹没的遗址进行了调查。潜水员们利用平板测量的原理，绘制出了由于地壳下沉或海水上涨而半埋于海底的这一港湾的第一张实测图。由实测图了解到，在水深4米左右的海底，有船体、码头、仓库、望台、围墙等港湾设施，港口分为内、外两港，内港修建了城堡，其上设置了望台，周围以围墙护屯，特意修建的狭窄的水路等设施，具有抵御敌船入侵加强团结防卫的意义。阿波罗尼亚发现的遗物之一是石锚。锚上部有直径约为10厘米的楔形孔，下部有与上孔相接的两个孔，这是船锚最原始的形式。

1967年，发现了希腊的海底城市埃拉弗尼索斯(毛莱半岛南端)。第二年，弗莱明克进行了调查。从海底发现了迈锡尼时代的街道、房屋群、石棺以及古希腊青铜时代的钵等遗物。由此分析，这一城市在古希腊青铜时代初期即已建成，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海底城市，它是输出沃泰加湾周围富饶沃野所出产农作物的重要商业港。埃拉弗尼索斯这一地名，曾在古希腊《地志》一书中出现。

关于水下古代城市最新的例子，是在苏联的里海的曼库伊西拉克发现了传说中的古代城市遗迹。苏联考古学家们在这一海底发现了中亚地区传统的粘土制成的陶器及居住址、玻璃装饰品、铸造物等。这座城市似乎即为14世纪时与中亚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在地图上标出的“拉埃迪”。这一发现提供了目前正在后退的里海海岸线在脘的古代急速变化的珍贵资料。

3、韩国的海底王陵

篇5

不过，发生在2013年3月的一次发掘事件，无论花钱规模还是纪念品的规模，都让这些爱好者们的收藏活动显得相形见绌了——亚马逊公司创始人、亿万富翁杰夫·比索斯雇佣了一批深水打捞人员和一条大型深海作业船，前往佛罗里达外海数百千米处，打捞1969年运送“阿波罗”飞船进入太空的“土星”5火箭残骸。而且，他们真的把火箭发动机捞上来了。

F-1发动机是一种液氧煤油发动机，用于“土星”5火箭的第一级，5机并联。“土星”5是阿波罗计划的基础运载火箭，F-1也因此而成为世界航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且F-1有一项关键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它是实际投入使用的、推力最大的单喷管液体火箭发动机。F-1的空重为8300多千克，高5.79米、直径3.76米。让这个大家伙飞上高空显然是一个奇迹，要把它从5千米深的海底捞上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比索斯是商界巨子，成名已久，生意遍及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但是说起下海捞火箭这件事，他还是挺兴奋的，像个圣诞节前夜被带到玩具柜台前的孩童。在3月20日的博客里，这位亿万富翁写道：“这是一次何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我们正在‘海床工人’号的甲板上，向着卡纳维拉尔角航行，经过3个星期、水下4.827千米处的工作，我们的发现如此丰富。我们发现了一处水下的奇迹之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水下花园般的场所，一对F-1火箭发动机矗立在海床上，向我们讲述着它激情四射的故事和结局。我们拍到了很多漂亮的照片，而且把发动机的主要部件打捞上来了。每个零件都让我想起当年，数千航天工程师日夜奋战，完成了一件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零件上很多原始的序列号已经被海水腐蚀掉了，这给我们的鉴定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宇航零部件那令人赞叹的工艺水平。”

比索斯这次动用的打捞工具本身也是相当了得，从技术本身的复杂程度来说，可能一点都不亚于阿波罗计划。打捞动用了深海机器人在水下5000米处工作，机器人看到的景像用光纤传回船上，而船上电站要以4000伏特的电压为机器人供电。由于海水的浮力，机器人在水下有些类似于失重的效果。深海的海底没有近海那样丰富的动植物，有机器人传回的监视画面基本是一片漆黑，偶然有一些深海鱼类打破宁静。

当然，经过高空飞行和高速溅落，发动机已经不再完整。打捞队是把这些零件一个一个捞出海面的，因此，所谓的两台F-1实际上是“能拼出两台F-1的一堆零件”。比索斯为这次打捞投入了多少钱，还没有公布。但从他雇佣的打捞团队来看，这绝对是一次烧包的行动。比索斯自己把打捞队称为“A级团队”，除了队长戴维德·孔卡农，还有以下高手：搜索员罗利·戈登，擅长在阴暗的深海环境中寻找锈蚀的零件，他也是第一个发现泰坦尼克号主螺旋桨的人；深海打捞专家文斯·卡彭，做事有条不紊；约翰‘布罗德沃特，博士考古学绘图专家和文物鉴定专家，几乎从来不睡觉；声呐操作员麦克‘科里，具有“在草垛里发现缝衣针”的本领，经常能直接发现下一个目标；机器人操作员汉斯·布里格菲尔德、拉里·艾德、凯·罗文、米切尔‘麦克罗德、奥利‘易登、罗尼·哈格兰德、锡恩·格利逊、斯特瓦特·克鲁克山克、特拉夫·摩恩和托里·罗内，他们操纵着机器人在水下“飞行”，在海流和昏暗的淤泥间穿行，这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绝非易事；水下摄影师罗什·伯恩斯坦和伊万·科瓦克斯，拍摄了大量高清照片，供后续研究人员使用；医师肯·卡姆勒，由于打捞顺利，他这次并没有出手；甲板吊车操作员阿里德·奥尔森和奥德瓦·塔克塞斯，发动机的燃烧室、喷管、涡轮泵都是他们操纵吊车从水里放到甲板上的；厨师奥古斯都·帕拉斯带领的火头军，比索斯这样的富翁即使在海上也要享受精美的餐饮。

当然，也少不了“海床工人”号的船长阿尔弗-托雷-克里斯托弗尔森、大副道格·斯科特等人。

比索斯的全家也在船上经历了打捞的全过程。

打捞成功后，美航宇局局长博尔登发出贺电，一方面庆祝比索斯捞得文物并希望他尽早对公众展示，一方面却揭示了比索斯此举的真正意义。他说“比索斯和他的蓝色起源公司正在帮助我们进入商业化太空探索的新领域。美航宇局相信，与蓝色起源公司的合作可以很快获得成果，利用私人企业提供的服务把人送入太空，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并促使美国在创新和探索上保持全球领导地位。”这两个发动机用于1969年7月16日发射的那枚土星-5火箭，当时乘坐在火箭顶端的正是阿姆斯特朗等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陆外星的任务组。

篇6

关键词：湖湘文化；断裂与整合；楚文化

关于文化，其内涵是人类主体通过各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现对社会和自然客体的适应、利用和改造。[1]因此，文化是自然系统对社会系统；历史条件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文化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共识的结果。

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势力的扩张所带来的楚文化，对湖南地区的文化形成有着深远影响。直至战国后期的楚国灭亡，巴人的进入所带来的巴人文化。此过程为早期的湖湘文化的分裂与整合。

一、春秋时期湖南文化的分水岭

湖湘文化发展过程早期追朔至尧、舜时期，当时已然存在着当时势力及广阔活动范围的“三苗”国部落集团。禹将三苗国瓦解后建立夏朝，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500年间再无三苗国记载，直至商朝晚期，湖南地区出现了于三苗国有传承关系的“荆蛮”部落，越人的出现也为楚文化的进入打下基础。

1. 三苗部落的分布与灭亡

我国在尧、舜、禹时期曾在现湖南地区存在过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三苗”或称为“三苗国”。所谓“三苗国”名字的来源，古人在数字排序中常以“三”为多，故所谓“三苗”，多指此部落集团包含了许多氏族、胞族和部落。孔安国传云：“三苗，国名……为诸侯”。《帝王世纪》载：“诸侯有苗氏”。《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日：“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典籍中提到的如“苗民”、“有苗”均为氏族部落的名称。而将称为“国”、“诸侯”，则是说明其占据了一定地域范围的部落集团。

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三苗集团的分布情况和活动区域记载较多，但大多说法不一。综合资料及考古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三苗国”，其分布及活动范围大致处于江汉、江淮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南北、洞庭、彭蠡二湖之间地域内，而湖南是“三苗”集团分布和活动的重要地区。

由于尧、舜、禹在位时，为巩固其地位而不断地且大规模的征伐，“窜三苗于三危”、“放O兜于崇山”在这过程中，三苗集团被打垮而以瓦解告别历史舞台。禹传位启后，建立了夏朝，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夏朝统治的五百年间，诸多古书及记载中并未曾发现有关“三苗”或“三苗国”的相关记载。

2、越人文化与荆蛮部落

在商朝晚期于周朝初期阶段，出现了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或“荆楚”的庞大部落集团。

“荆蛮”其主要分布在古荆州地域。而古荆州的位置大致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与之毗邻的河南、安徽、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毛诗正义》云：“蛮荆，荆州之蛮也”。指的是分布于荆州地域之内的“蛮”。这正是三苗部落集团“左洞庭、右彭蠡”、“汶山在北、衡山在南”的的主要分布区域。由此可见，“荆蛮”与“三苗”在分布与活动范围方面相吻合，可以说明荆蛮与三苗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

湖南当时为“荆蛮”地域，到商周时代，湖南地区分布着大量越人。越人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初具特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周时代的越人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出，湖南境内的越人是构成“荆蛮”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楚文化之前的分水岭文化现状

1、西周时期的文化融合

西周时期，楚国对南方“荆蛮”地区的多次用兵，虽战乱纷飞，但同时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南传与南方土著文化的交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几个族名徽记多次出现，如“凤”、“戈”，以及凤鸟。考古学界考证，这些青铜器可能是商未周初中原以“凤”、“戈”和凤鸟为族徽的氏族，一部分人南下带来的。[2]这说明，西周时代，不仅中原文化在继续传入湖南。而且某些华夏族成员也开始南迁。中原文化同土著的“三苗”、“荆蛮”文化在西周数百年间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为湖南地区越人青铜文化的发展和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基础。

2、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

春秋时期湖南境内依然分布着大量越人，并且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1982年在长沙县金井茶场发掘了一处越人墓地。出土青铜器共七件，其中有匕首和鼎，与中原的作风不同，又与楚器迥异，可以说是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产物。说明长沙一带在楚人进入以前，仍为越人活动和分布的地区。此外，近几年来，湘江流域的平江、湘乡、衡南、资兴等地也都有春秋时期的越式铜器出土。这都为春秋时期湖南古越人的分布提供了证据。

三、楚国的扩张与楚文化的进入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当中以楚国势力强大，在当时已成为雄踞大江南北、称霸中原地区的大国。

1、楚国势力的大规模扩张

楚国势力在春秋时期曾扩张扩张进入湖南，一条线路在春秋早期，沿洞庭湖西向湘西北地区扩张，第二条线路在春秋中叶，沿洞庭湖东，经岳阳、长沙到达五岭地区。楚国势力的扩张带动了楚国文化进入湖南，与湖南本土文化的融合并发展。

战国时代，楚国再一次大规模扩张，西线拉长过贵州直至云南。东线拉长至广东、广西地区，楚国版图变大，楚国的文化传播影响变广。

（1）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一次扩张。

在春秋早期，楚国势力已进入湖南地区。其中据考古资料表明，楚文化的传播主要有两条线路。其一是沿洞庭湖西部，经湖北的松滋、公安，先由水路过松滋河、荆江，再由陆路逾过现湖南张家界地区的天门山，武陵山，进入洞庭湖西部和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区，即现在的湘西北张家界、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常德等区域。从考古来看，湖南在洞庭湖西部澧水下游的澧县发现春秋中期楚墓和楚文化遗址，还有沅水中游麻阳和辰溪之间九曲湾铜矿遗址，经考古鉴定是春秋时代楚人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处。这都说明春秋时代楚国的势力和楚人已由西线进入了湖南。

而楚文化的另一条传播路线由沿洞庭湖东部，进入（今称）岳阳、长沙地区后继续向南扩展，直达五岭地区。但其年代稍晚于西部路线。从史料看，楚文王（公元前689-676 ）徙罗子国于现今岳阳、汨罗一带，为楚国势力由东部路线进入湖南之始。然后是楚成王（公元前671-626年），征服南方“夷越”，拓地“千里”[3]。近几十年来，湖南考古工作者已在长沙、湘潭、湘乡、衡阳、资兴等发掘了大批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楚墓。这反映了楚国势力自春秋中叶以后，由北而南逐步进入洞庭湖东南部和湘江流域的史迹。

（2）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二次扩张

战国时，楚国势力向湖南又有两次大的扩张。一是楚悼王时（公元前401-381 ）“吴起相悼王，南并荆越，遂有洞庭、苍

梧”。[4]即从洞庭湖地区直达五岭南北，均进入了楚国的版图。另一次，是楚威王（公元前333-329）遣大将庄F溯沅水而上，扩地黔中以西，进入现今贵州东南部，以至云南。

近些年来，湘南地区以及广西恭城、平乐，广东清远、广宁等地，先后都发现了战国时代的楚墓群。出土的文器物与长沙楚墓，甚至和河南、安徽的楚墓中的器物都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也就表明了战国时代，楚国和楚人进一步向南拓展的结果。

（3）楚文化的进入与当地文化的结合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和楚国势力日益扩大，但在原“荆蛮”地区内同时仍存在其他民族酌先民和氏族部落。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蛮”、“濮”。或许是因为其氏族部落众多，又称“群蛮”和“百濮”。“濮”实际上也属于“蛮”。故韦昭云：“濮，蛮邑……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5]。“蛮”、“濮”原本同楚人一起都包括在“荆蛮”集团之内，只是其发展落后于楚人。

进入湖南的楚人，同湖南部分土著“蛮越”民族以及殷商、西周进入湖南的华夏集团中某些氏族的融合，构成了后来湖南民族的最初先民。

四、战国后期湖南巴人与巴文化

巴人进入湖南是在战国后期。唐梁载言《十道志》载：“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辰州，蛮戎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或曰巴子兄弟立为五溪之长”。说明了“巴人”在国灭之后所残留的人民中有一部分随战乱移民流入湘西地区。所谓“楚子灭巴”，应是始于楚国占领巴国的国都――枳。在《战国策》中记载“楚得枳而国亡”[6]。即楚占领巴国国都――枳之后不久，秦就攻克了楚都――郢。

巴人进入湖南，同时带来了不同于“蛮、濮”族和越族文化的“巴文化”。根据四川发掘的大批巴人墓，所挖掘出的文物与湖南湘西的沅水中下游和澧水中上游的战国墓中多有雷同。1985年7月发掘的益阳一座楚墓中，出土了“巴式戈”。这也就反映了巴文化同楚文化的交织和对它的影响。

战国以后，关于湘西地区民族成分的史料中，确实也还有“巴”人的记载。如《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载：“武陵蛮”中有“巴、醴、由、诞（蜒）邑侯君长”。这里所说的“巴”，应是指流入武陵五溪地区的巴人。正是这部分生活在湘西及邻近的川东、鄂西地区的巴人，长期保存了‘巴文化”的特色，并同在其进入之前已分布于这一地区的“蛮、濮”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秦汉以后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征的民族，即今天的土家族。强势文化成为主导文化。推动了信巫蛊、敬鬼神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

湖湘文化既包括光辉灿烂的远古青铜文明和中古时期的湘楚文化，还包括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为核心的湖湘传统艺术，以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的人文精神。在楚文化进入湖南前的远古时期，湖南主要以“三苗国”和“荆蛮”部落为主导，生产力低下。中古时期的楚国势力扩张带动了楚文化的进入，说明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带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何介钧，《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湖南考古辑刊一》第二辑。

[3]《史记・楚世家》。

[4]《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夷传记》。

[5]《国语・郑语》注。

篇7

四川井盐的最早开发和利用，过去的盐业史研究者多根据文献记载，将其推定在战国末期的成都平原。例如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撰《四川省志盐业志》说：“早在先秦时代，巴蜀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利用自然盐泉和裸露在第面的岩盐。2300余年前秦统一巴蜀后，随着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和大批移民入蜀，带来了中原的凿井技术和人才，西蜀地区经济逐渐有了长足的发展。公元前311年，秦以张若为蜀守时，由于盐铁商业已具规模，故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管理盐铁交易。战国末年，在今双流地区开凿了广都盐井，揭开了中国井盐生产的序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公元前247年）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钟长勇《中国盐业历史》在叙述井盐的发现和井盐工业的起源时也据《华阳国志蜀志》说：“井盐以凿井取卤制盐而区别于海盐、池盐和湖盐。中国井盐生产始于战国末年李冰穿广都盐井。”只是钟先生认为李冰为蜀守、穿广都盐井的年代在周灭后的秦昭王51年以后的公元前255～前251年之间（钟长勇2001）。可见迄今为止，流行的认识都认为中国的井盐业发端于战国后期，最早采用凿井制盐的地区是四川西部的成都平原。

不过，目前流行的关于四川乃至于中国井盐业起源的推断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它既不符合四川盆地的盐业资源状况和有关早期盐业传说的分布状况，尤其是与目前已知的盐业考古材料相抵触。自1997年三峡库区地下文物的抢救保护工程开始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渝东地区已经发现和发掘了多处先秦时期井盐工业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最早已经可至商代晚期，这为我们探索中国井盐工业的起源提供新的考古学例证。尽管这些盐业遗址和与盐业有关的考古材料大多尚未发表，但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材料，结合渝东地区盐矿资源的埋藏情况、渝东地区与盐有关的远古传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中国早期制盐工业的应当起源于渝东地区，秦灭巴蜀以后才扩展到川西成都平原地区，随着凿井取卤技术的发展又才发展到川中丘陵地区。我们下面就根据上述三方面的材料，简要陈述我们提出的“井盐起源于渝东说”的理由。

首先，从盐矿资源的自然分布来看。

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在距今约两亿年前的中生代三叠纪，我国地形还是东部高西部低，今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地区尚是浩瀚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这期间，由于气候干旱高温，海水蒸发，盐化海膏泥沉积，形成了渝东下三叠系盐层。到了三叠纪晚期以后，由于印支造山运动，我国西部地区地壳上升，海水从盆地西南退出了大陆。这时的秦岭地槽上升，黄陵背斜耸起，四川盆地基本形成，存留在盆地内的海水和积水成为一个内陆湖“巴蜀湖”。在“巴蜀湖”形成的同时，在四川盆地以外的西南和东面方向上还形成了一系列有水道连通的湖泊。在西南方向，“巴蜀湖”、“西昌湖”、“滇池”自成一体，湖水沿着海退的路线从西南方向的南涧海峡流入古地中海；在东面方向，“秭归湖”、“当阳湖”、“鄂湘湖”等彼此相通。经过了漫长侏罗纪炎热和干燥气候，四川盆地这个深广的内陆湖及盆地周围的一些湖泊相继蒸发缩小，盆地内只剩下了川西的“蜀湖”。在这个过程中，盆地湖地除了沉积了大量的紫色沙岩外，川中和川西等地也沉积有较厚盐卤结晶。侏罗纪末兴起的燕山运动，使得四川盆地东部边缘褶皱隆起，形成了渝东地区一系列平行的褶皱和逆断层，并在盆缘形成了七耀、巫山、黄陵三处背斜，背斜上出新一些相反流向的河流，河流的下切作用使得这三处背斜的低洼处越来越深，一个四川盆地的缺口正在形成中。白垩纪中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北部地区的逐渐抬升，以及盆地南部的拗陷，在盆地南部形成了“巴湖”。先前就已经形成的“蜀湖”在此期间的沉积，形成了川西地区和川北地区的盐层。白垩纪末开始的喜马拉雅运动，长江上游地区剧烈上升，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形成，上升的云贵高原及青藏高原堵塞了四川盆地积水的西南出口，“巴湖”在汇集了盆地诸水后，经盆地东南边缘七耀、巫山及黄陵背斜低洼处的河流下切地带夺路东泄，形成了壮丽的长江三峡。在四川盆地形成过程中，海水和湖水中的浓缩盐卤结晶的盐层等矿物沉积了下来，被埋藏在地下，成为岩盐岩和盐卤这种重要的矿藏（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1996；李晓波2002；陈可畏2002）。

四川盆地的盐矿蕴藏量十分丰富，地质储量居全国首位。“东到万县、石柱，西至洪雅、盐源，北到仪陇、阆中、江油，南到长宁、江津等县”，都有盐盆的分布。这些盐盆厚度大，夹层小，“主要的盐盆有威西、万县、垫江、南充、成都5处。”（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盐矿有盐岩和盐卤两种形式。固态的盐岩通常都深埋地下，只在个别地点也有盐岩露头，可以加水熬煮成盐。值得注意的是，较早古书记载的盐岩露出地表的地点，除了岷江上游边远山地的汶川县外（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就是渝东长江边上的云阳县了。王隐《晋书地道记》记朐忍县（今重庆云阳县）汤口的可以煮盐的石头说：“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液态的盐卤是自然露头较多、最容易被人们认识和开采的盐矿，这种盐矿资源在盆地分布十分广泛，盆西的乐山、邛崃、蒲江等县市，盆中的自贡、蓬溪、盐亭等县市，盆东的宣汉、云阳、奉节、巫溪、开县等县市，都有矿化度较高的盐卤分布，许多地方还有天然盐卤露头（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

在四川盆地这些盐矿资源中，渝东地区的万县盐盆最值得注意。四川省第二地质大队〈关于提请部向国家推荐云阳建设50万吨∕年盐化工基地的建议〉书中这描述万县盐盆说：云阳、万县一带有一巨大盐盆，深埋于万县复向斜中3000米左右，盐盆大致呈北东至南西向展开，西南端起于忠县拔山寺以南，东北端止于云阳以西，西北和东南分别以云阳黄泥塘、云安镇背斜和大坪山至方斗山背斜为界，延绵长度近100公里，宽20～30公里，盐体展布面积2700平方公里，盐盆盐岩地质远景储量为1500至1600亿吨。（《云安盐厂志》引）由于万县盐盆位于盆东平行岭谷地区，属于盆地边缘褶皱断层地带，盐盆呈窄长条形，盐盆的盆底埋藏虽然深达3000米，但盆缘则非常浅，不少地点因断层和和水下切作用，地下盐卤在河床边自然露头。这些地点有忠县的甘井、涂井，万县的新田、长汤井、龙驹坝，云阳的云安等。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渝东地区自然露头的盐卤相当多，即使排除掉可能是人工凿井取卤的“盐井”这一类名称，诸如“盐泉”、“咸泉”等自然露头的盐卤也还不少，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记，就有夔州路涪州武隆县乌江边上的“咸泉”、黔州彭水县的“盐泉”、南州军盐井江岸的“盐泉”、大宁监宝山的“咸泉”。我们知道，《舆地记胜》缺佚颇多，位于今天万县盐盆中心区的忠、万诸州的应当有多处盐泉。上述万县盐盆地质报告附图所举的忠县、万县、云阳的自然露头的盐卤，在文献中被开采和利用的记载也相当早，至迟在汉魏时期这里的取卤制盐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故《汉书地理志》记巴郡所设置的惟一的盐官就在今云阳县（原文作：“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有橘官、盐官。”）《华阳国志巴志》记临江县（今重庆忠县）“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也家有盐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华阳记》作：“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溪水沿注江。”）

从四川盆地盐矿的自然分布状况可知，渝东的万县地区，盐矿不仅蕴藏量较大，而且埋藏较浅，自然露头较多。这在尚没有发明和广泛使用铁器的远古时期，这里的自然露头的盐卤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人们优先利用的对象。井盐生产以钻井和取卤最为艰难，井越深难度越大。南宋祝穆《方舆览胜》卷五一成都府路成都府“总论蜀盐”条说：“《朝野杂记》有龙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军之淯井，皆大井也。若隆、荣等十七州则皆卓筒小井，用力甚艰。推（惟？）大宁之井，咸泉出于山窦间，有如飞瀑，民间分而引之。”（此条不能断句作“用力甚艰推大宁之井”，有如飞瀑自然涌出的大宁盐泉，应当用力甚省才是）这种容易发现、省力省物的自然露头的盐卤，当然就会成为四川地区人们最早利用的对象。四川井盐业由渝东地区发端，这是盐矿资源状况这种自然环境决定的。

其次，从古代文献记载的与井盐有关的传说来看。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有关井盐的传说中，最古老的当推巴人祖先廪君与盐神的传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此传说道：“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具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性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后汉书》记载的这个与巴人起源有关的传说，本自战国时期成书的《世本》，《世本》记载的先秦时期各地贵族的谱系又有更早的文献和口碑渊源。传说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 “盐阳”、“盐水”、“盐神”之盐是何种盐，但从该传说流传的巴郡和南郡是以后井盐分布地域，以及盐神是以盐为名的河流（盐水）之神来看，该传说反映的应当是渝东及其邻近地区远古时代的人们利用自然盐泉或凿井取盐卤以熬盐的历史背景。

重庆巫溪县大宁河上游的大宁盐泉也是很早就已发现并利用的自然露头的盐泉。早在《汉书地理志上》中，就有南郡巫县“有盐官”的记载，其利用盐泉和凿井为盐的年代可能还早于汉代。《文选》〈蜀都赋〉“滨以盐池”，刘逵注：“盐池出巴东北新井县，水出地如泉涌，可煮以为盐。”大宁河古称“盐水”，河流应当因盐泉而得名。《水经江水》记大江“又东过巫山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北魏郦道元《注》：“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溪水导源梁州晋昌郡之宣汉县东，又南迳建平郡泰昌县南，又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所资也。盐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盐水之称也。”大宁盐泉是盐水涌出如泉的天然盐井，该井不知何时发现，但至迟在汉代就已经被人们认识和利用，所以才有“盐水”和“盐池”之名。据宋人文献记载，巫山县衙有东汉永平七年款识的煮盐牢盆，并有“汉永平七年尝引此泉于巫山，以铁牢盆盛之，水化为血，卒罢其役”的传说（《舆地纪胜》卷一八一引《舆地广记》、《图经》、《旧志》）。关于宝山盐泉的发现，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一大宁监记“宝山在监北一十七里，宝山半有穴如瀑泉，即咸泉也”，该泉有白鹿故事，“故老相传云：宝山盐泉，其地初属袁氏，一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酌泉知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人也。”大宁盐泉尽管位于大宁河上游人烟稀少的地区，但该盐泉至今仍像瀑布一般挂在河边，人们沿河行走很容易看到并品尝到盐泉。因此，从自然条件上来看，该盐泉应当是三峡地区最早被发现和利用的盐泉，其开始制盐的年代或许可能早到先秦时期。

翻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他所记载的长江上游沿江的重要盐井，除大宁河上的北井外，其余产盐地几乎都集中在万县盐盆一带。顺江而下首先就是今忠县的甘井，“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溪水沿注江。’”然后就是今万县的长滩井，“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于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于江，魏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阳溪口。”再往下就是云阳县汤溪盐井，“江水又东迳瞿巫滩，又谓之博望滩。左则汤溪水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在这几处汉晋时期就已形成规模的制盐作坊中，忠县的甘、涂二盐场尤其值得注意，这里的盐井据传说是开始于东汉的著名人物杨震（字伯起）。明曹学荃《蜀中名胜记》卷之十九上川东道忠州条：“按涂溪在州东八十里，发源蟠龙洞，来经涂井，井神为汉杨伯起。《井庙碑》云：‘神尝刺史荆州，溯江至此，憩于南城寺。谓人曰：“江北二三里间，安得有宝气耶？”至蟠龙洞，见周柱下史丹炉，曰：“此地有龙无虎，宜其丹不就也。”至涂山，见白鹿饮泉，曰：“宝气在此矣。”土人从所指处，凿磐石而得盐泉。’庙在治东一里。”忠县城郊的井神庙不知建于何时，《井庙碑》所记的井神杨伯起也无疑属于附会。杨伯起是东汉弘农人，除一度任邻近巴地的荆州刺史外，没有在巴地当过官。他为官清廉，禀性刚直，其生前身后都有灵异，颇受时人景仰（参看《后汉书杨震列传》），将忠县的涂井神附会在这样一个与巴地无关的人物身上，可能是东汉或蜀汉时期的事情。忠县甘、涂二盐泉的开发和利用应当远在东汉以前。

其三从与制盐有关的考古材料来看。

盐业考古学家们都认为，在人类采用金属容器熬制食盐以前（这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新石器时代没有金属容器，青铜时代也因为青铜器相当贵重而不大可能广泛用作制盐器具），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采用陶器制盐。因此，凡是陶器制盐时期的熬盐工业遗址，其堆积景观都相当特别――通常这类遗址很像后来大规模的陶瓷窑址一样，有很厚的以陶器残件为主体的堆积层，陶器绝大多数都制作不精，器类往往都是单调的尖底、圜底、小圈足等容器，在这些陶器残片的下面常常可以见到灶或者窑等遗迹。在四川的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许多古代产盐或古今一直产盐的地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大量陶片堆积的先秦遗址，只见到有像四川蒲江县盐井沟唐代制盐遗址那样的由熬盐燃料留下的炉灰、少量日用器具和极少的熬盐铁锅残片组成的“山丘”（侯虹2002）。而在渝东古今都产盐的重庆忠县一带，我们却发现了多处文化堆积由大量陶器残片组成的遗址。这些遗址大多集中在盐泉自然露头或盐卤埋藏很浅的地点，即长江北岸两条小河甘井沟及涂井河（汝溪河）下游的万县盐盆边缘的隆起褶皱地带，也就是这两条河刚刚流出峡谷处。其中位于甘井沟边及其附近的遗址有羊子岩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哨棚嘴遗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三峡考古队等2001）和瓦渣地遗址，位于涂井河边的有李园遗址（孙华1997），以及位于长江边上的邓家沱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最著名的要数瓦渣地遗址和羊子岩（中坝）遗址，这两处遗址的基本情况是：

1、瓦渣地遗址 瓦渣地遗址位于长江左岸的二级阶地上，遗址东临长江，北隔选溪河与甘井河口的哨棚嘴遗址相望，范围约15000平方米，海拔高度约145～165米。遗址表面散布大量以花边口沿的绳纹圜底釜残件为主的陶（瓦）片，故名。通过历年调查、发掘和研究，我们了解到该遗址主要有哨棚嘴文化和商周代遗存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末期哨棚嘴文化时期的遗址性质还不能确认，但商代末期至春秋中期的遗存是以大量中口釜、尖底杯的陶片堆积为代表，并有圆形的窑灶一类遗迹，符合陶器制盐工业遗址的特征，应当与制盐工业有关。这一时期的遗存目前已经划分为连续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为西周前期前后（上限可以到商代末期），第二段为西周后期左右，第三期为春秋前期或稍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3）。春秋中期以后，该遗址的制陶（这里指为熬盐烧制的专用容器）或熬盐在春秋中期停业，以后再没有恢复。瓦渣地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制盐遗址之一，该遗址的第三期遗存与下面要提到的羊子岩遗址东周遗存中的较早阶段的文化面貌相同，从而可以将两个遗址连接起来，作为考察渝东地区古代盐业发展的一条线索。

2、羊子岩遗址：羊子岩遗址又名中坝遗址，遗址位于甘井河内的旧甘井镇边（三峡工程兴建后，该镇已经搬迁），距离长江口约4千米。遗址位于甘井河两岸的台地上，遗址中心区因河流的切割侵蚀作用已脱离河的左岸，成为一座河中小岛。岛上的堆积主要有四个时期：最下面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老关庙文化遗存，其上是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遗存，再上是大量的东周时期前后的遗存，最上面是汉至唐宋时期的遗存。东周以前的遗存，其遗迹和遗物缺乏制盐遗址的特征，其遗址性质还不能判定；汉以后的遗存虽有窑灶证明其与制盐有关，但这时的熬盐容器已经是铁器而不是陶器。只有东周前后的遗存是由很深厚的单调的中口釜、尖底杯等陶器残件组成，并有储卤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1，原报告称作墓）、窑灶等典型制盐遗迹，属于制盐遗址应当没有疑问。羊子岩制盐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该遗址从东周以来，制盐工业基本上没有中断，直至近代，这里还在使用传统工艺制盐，这为我们探讨古代渝东盐业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盐矿资源状况、有关盐的史料记载还是古代盐业遗址的现状来看，认为四川盆地的井盐业至迟在商代就已开始于渝东地区，秦灭巴蜀以后才发展到成都平原的边缘，这应当是可以初步肯定的一个结论。当然，目前我们的盐业考古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这些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开展的工作是：

1、目前我们对渝东地区古代陶器制盐阶段盐业遗址的判定，主要还是根据三点：一是这类遗址的堆积景观类似国外的陶器制盐遗址，其二是这类遗址的出土器物与国内外其他被推测为盐业遗址的出土陶器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其三是这类遗址均靠近盐卤资源产地。这些根据，实际上还是基于经验的一种可能性推测，缺乏确切无疑的可以论定的证据。并且，对于渝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大量流行如小底或尖底的陶缸，因为缺乏类比材料，目前也不能推测其是否与制盐业有关。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引人一些仪器分析手段，对可能是陶器制盐遗址的陶器及其周围的附着物（如泥土等）进行微量元素分析，然后将这些分析结果与当地盐卤中的微量元素进行比对（当然同时还要分析和比对当地同时期的非盐业陶器和普通土壤中的微量元素），看看二者是否有共同的盐卤有的微量元素。如果这些推测为制盐用陶器及其附着物中有盐卤有的微量元素，那么这些陶器就可以肯定与陶器制盐有关。

2、渝东地区已经发现的很可能与先秦盐业有关的重要遗迹之一的窑灶，其窑灶的主体形态有斜坡底近园形、平底长方形、斜坡底长条形（似龙窑）三类，第一类如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瓦渣地遗址的窑灶，第二类如忠县李园遗址的窑灶，第三类如羊子岩（中坝）遗址的窑灶。从年代上看，第一类窑灶流行的年代范围在商代后期至春秋前期前后，后两类窑灶的流行年代却在战国至西汉前期；从分布状况来看，第一类窑灶除了在这些陶器制盐遗址有发现外，在其他普通遗址也都有分布，第二类窑灶则还没有在其他遗址中发现。渝东地区已经发现的可能与熬制盐有关的陶器主要也有三种，即尖底杯、束颈釜、船形器。在这三种陶器中，尖底杯出现最早，延续时间也很长，从商代后期的十二桥文化一直延续到战国前后的巴蜀文化，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李园遗址还有大量尖底杯发现；束颈釜的出现略晚于尖底杯，但在西周时期已经在四川盆地（尤其是渝东地区）大量流行，并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船形器发现较少，目前只在重庆忠县的哨棚嘴遗址、邓家沱遗址，丰都县石地坝遗址曾经出土。这三种陶器都在陶器制盐遗址中出土，它们的使用时间又有重叠，不少遗址出土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这类陶器，如哨棚嘴遗址2001年发现的同时期的两座窑灶，窑灶内的遗物一为尖底杯，一为船形器；瓦渣地遗址的早期堆积，尖底杯与束颈釜共存；丰都县石地坝遗址的西周时期的堆积中更有尖底杯、束颈釜和船形器三种陶器。那么，这些陶器以及前述窑灶在制盐工艺流程中担当何种角色，这些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考古的手段方能够得到证实。

3、在四川盆地，除了那些位于盐卤产地附近的典型陶器制盐遗址外，还有许多普通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尖底杯和束颈釜，据目前掌握的部分材料，出土尖底杯的普通遗址有万州中坝子(西北大学考古系等 2001)；涪陵区镇安(重庆市博物馆 1992)、成都十二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87）、指挥街（四川大学博物馆等1987）、金沙村（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新都水观音（四川省博物馆1959）、彭县青龙村、雅安市沙溪（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90）、阆中县坪上(胡昌钰、孙智彬1991)，出土束颈釜的遗址更多，计有江津王爷庙(重庆市博物馆 1992)、巴县干溪沟(重庆市博物馆1992)忠县老鸦冲，万州麻柳沱(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2001、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1999)、云阳太公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明月坝(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东洋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2001a)、李家坝(马继贤1998;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2001b)，巫山双堰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刘家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韩家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等遗址。这些普通遗址的尖底杯和束颈釜，其功能是否与那些典型盐业遗址相同？如果它们是装盐的容器，它们是否来自那些典型的制盐遗址？关于这些，除了可以采用陶器微量元素对比分析的方法外，还应当采用中子活化的分析手段进行考察。这些方法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陶器制盐遗址的盐产品的销售范围。

4、盐业生产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即使不考虑钻井等工序，陶器制盐也需要烧制陶容器，熬煮盐卤需要采集和运送燃料，制成的盐需要输送到其他不产盐的地方，从事各种相关工作的人员需要有食品供应，这些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工业系统。为了维持盐业工业的生产，汉代以后的国家政府往往在产盐地建立盐官，并施行了一系列控制盐业生产和销售的盐政措施。先秦时期的成规模的盐业生产，也应当受到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古代国家的极大重视，并有一套维持该工业系统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因此，考察渝东地区的先秦盐业状况不能只考虑盐业的生产，而应当考察盐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四川盆地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成都平原始终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尽管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阶段，整个四川地区的文化开始逐渐走向统一，但从商代末期开始，渝东地区的文化面貌与成都平原地区又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典型的十二桥文化在渝东似乎没有超过丰都县，而这时正是重庆忠县几处典型的制盐作坊开始发展的时期，这种盐业工业的崛起与四川盆地东、西部文化差别的增大，其间是否有必然的关联，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到了东周时期，楚文化开始逆长江西上，其文化因素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四川盆地，但目前发现的单纯楚文化墓地（应当就是楚移民的墓地）最西的分布地点就在古今产盐的忠县甘井沟两侧，这就需要考虑当时的楚国大举入侵巴国这种历史现象后面的动机问题了。楚国深入巴国的腹地，移民留驻巴国产盐地区，这很可能与楚国为了获取盐业资源、保卫食盐产地和护卫食盐东运有关。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注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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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华、曾先龙：〈尖底陶杯与花边陶釜〉，《巴渝文化》 1999年第4期，第59～78页。

篇8

“海上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跨文明、跨文化线路，它是东西方文明的汇聚处，各民族人民的文化长廊，它所连接的港口、庙宇、城市、村落、建筑、墓葬、水下沉船等是古代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近年来，泉州、南京等9个城市提出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最庞大的一个系列遗产。

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沿。海南陆地与海洋现已发现的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既有历史文献、水下遗存，也有考古遗迹、历史建筑。现有标示和登记的水下文化遗存136处，已经确立的海上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1]。华光礁一号遗址发掘已完成，2011年由海南博物馆推出的“大海的方向――华光礁一号沉船探秘”专题展，曾先后在北京、新疆、浙江、甘肃、日本东京等地巡回展出并获得巨大反响。本岛的一批古代港口、古村落、古窑址、古墓葬、古建筑正在发掘、修缮和整理。此外，谭门渔民出海更路薄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将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以达到两者的互动发展，正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搜集和整合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综合体，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中相互影响、吸收和融合，显现了包容性、变异性和发展性的文化特质。为了全面展示其文化特性，我们不但应该重视现有历史文化遗迹的整理，更应该关注对其丰富的人文价值和精神的挖掘。可以通过网络、报纸、参观展览、现场调查等多种途径，收集与丝路文化相关的文字、图片、音像等不同类型的资源。具体如下：

文字资料：通过网络、书籍和报纸，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的发展背景、现状。

图片资料：通过网络、书籍和观看展览，研究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概况、艺术特征。

影像资料：通过实地考察，采访丝绸之路文化遗迹的相关专家、当地居民等，拍摄音像资料。亲身体验丝路文化历史遗迹的风貌、现存状况，还可激发学生的情感。

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的整合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研究一般包括资料整合和筛选、本体研究两方面。

（一）资料的筛选和整合。“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积淀着历史、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各种各样的文化内涵、价值和信息。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大致可分为“海洋文化”：如目前已发掘完成的华光礁一号。“南洋文化”：海口骑楼老街、文昌铺前老街、琼海博鳌蔡家老宅等；“伊斯兰墓葬文化”：三亚的藤桥古墓、梅山古墓群、大蛋古墓群、回新拱北古墓群和陵水的干教坡古墓、土福湾古墓群。古港古码头：海口白沙律、文昌清澜港、琼海潭门港等。古村落：三亚藤桥凤凰镇的回辉村、回新村等；古窑址：海南岛东部的福安窑和西部的碗窑村窑；更路薄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多且零散，但具体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时，只有那些能唤起大家共鸣，即有一定审美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内容才能引入其中，且要依据创作主题和文化历史脉络的主线，最终显示的是具有故事情节、文化价值、发展脉络的统一体。

（二）资料本体的研究。资料本体的研究包括横向比较、纵向比较、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联结三个方面。

1.横向比较：横向比较是指不同地域历史文化遗产的比较，关注其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如三亚藤桥古墓的“双墓碑”现象，就不同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的穆斯林墓葬形制，体现了不同地区的差异性。[2]

2.纵向比较：纵向比较是指“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的变迁和发展，如三亚藤桥古墓的墓碑纹样就体现了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在艺术形态上的差异性，早期的花纹粗犷，中期的墓碑纹饰则以文字组成的“长生鸟”为主，装饰性变强，而花纹图案却变小，体现了在时代变迁中艺术形态的变化。

3.与文化价值的联结：“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包含了诸地域、历史、人文的信息。类似史前艺术研究者对史前?^面纹饰岩画的文化内涵的发掘。[3]诸如三亚藤桥古墓群中的圆月纹饰，象征着真主独一无二、完美无缺的宗教观念，宝瓶圣树纹则象征着生命之水。这些图腾寓意无不反映了穆斯林群体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审美精神。

只有将“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置于完整的时间和空间下，才能形成整体的历史文化脉络，显现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选择承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视觉图像。“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要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第一步就是要寻找承载这些文化的视觉图像[4]。如华光礁一号古沉船的船体、瓷器的造型、材料、色彩、花纹等都是可直接转换的视觉图像，而它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信息，只有联系具体的历史和人文社会背景，才能显示其特殊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此，其视觉图像的资源就不仅仅是残存的船只和瓷器等货物，还包括了更深层的人文价值、历史故事等的表达和诠释。

无论是有形的物质资源，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资源，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视觉图像符号，因为只要是人类创造的任何一种文化，必然具有一定的生活情境，生活情境本身就是一种图像[4]。因此在美术教育中，通过挖掘这些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其显现出来的图像作为学习的材料将相当丰富，有利于学生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并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获得知识和经验。

（四）图像转化与创作。视觉图像的寻找是前期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这些视觉图像是否适合课程主题，怎样利用和表现图像，选择何种艺术表现形式（绘画、雕塑、绘本、数字媒体）等，要依据学生的年龄、接收程度、兴趣爱好等因素，也只有当这些资源真正进入教学活动中并得以实现时，其资源的转化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无论选择何种艺术表现形式，都是文字、图像和创意结合的统一体，所以它绝不是视觉图像的简单拼凑。这就要求教师主动寻找美术与各学科的结合，引导学生在创作中注重整体文化的研究和挖掘。

三、关于课程与教学

（一）实施策略。本教学设计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主轴，结合创意形式发展具有美学特征的图像作品，例如“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的相关故事、造型、色彩、情境等，并拓展其外围产品的开发。

实施架构是通过图像、文字、创意三方面的课程设计，让学生了解创作的过程，掌握文化符码的译码和编码能力、实践能力。在创作完成后，一方面举办设计成果展，从中选择优秀的作品，与出版社合作印刷与发行；另一方面，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注册微信公众号，将整合后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资源、创作成果以及创作过程等编辑为微信订阅号文章，此种方式低廉、快捷，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可以有效地达到促进丝路文化传播和影响力的效应。另外，也可以投放于相关论坛、旅游网站、教育网站等，以此来实现社会人员的共享，以扩大教学成果和推进丝路文化的传播。

（二）课程与教学。1989年，美国当代课程理论家威廉?派纳在其《后现代课程观》中，将课程作为一种文本，置于广泛的社会、政治、民族、文化等背景下来理解，联系个人深层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体验来寻找课程的意义，以后现代课程观理论指导本次丝路文化资源课程开发的具体实践，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变为一种课程文本。我们改变局限于文本表象的研究，对这种“文本”资源建立在不同时期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背景及不同民族信仰和审美精神上来理解，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理解和创作，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更地的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还有利于学生更全面地感受和认同丝路文化。本计划课程与教学研发的重点包括：

（1）结合校内外资源协同教学：实现校内外资源共享，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和校园，有目的地到现场考察，利用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作为教学的辅助，有利于学生获得亲身的体验和感受。

（2）跨领域课程的整合：以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迹作为课程资源，引导学生进行文化、历史、生态与艺术跨领域课程的整合，实现跨学科知识的互动与促进学科间对接的可能，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3）发展学生学习辅导的机制：首先是课程前学生能力的了解，针对不同学生的兴趣、专业能力和素养，如有的学生擅长手绘，有些擅长摄影，确定学生擅长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次是过程中的反馈，及时有效地把握学生学习情况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4）制定多样化的评价指标：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布卢姆认为，评价不是为了区分而是为了改善。

因此，增加阶段性评价，将教学过程分为若干个时间段，进行不同时间段的评估，有助于师生共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做出细节的调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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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猜想：泰坦尼克号可以不沉、缓沉或不死人、少死人。

三、 引发猜想的历史背景

1、英国泰坦尼克号邮轮的沉没

1912年4月14日深夜，从英国南安普敦首航出发，驶往美国纽约的超级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以每小时22.3节（约每小时41.26公里）接近全速地在风平浪静、冰冷漆黑的大西洋洋面上兼程航行。11点40分，当了望员弗利特发现正前方约500码（约457米）的地方迎头出现越变越大的冰山时，迅速拉响了驾驶室的警钟。大副默多克立即下令减速、左满舵、停船并倒车，但泰坦尼克号终因航速太快而躲避不及与冰山的死亡之吻。船右侧底部触礁冰山，16个水密舱中的5个涌进海水，但泰坦尼克号承受漏水的最大极限只为4个水密舱。当史密斯船长从随船首航的造船工程师安德鲁斯那里得知“这艘船没救了”，并且最多只有两小时时，他立即指示发报员菲利普斯与毕特连续不断地用老式CQD与新式SOS电码发出求救信号，与首副及大副紧急分工并制定救生艇分配与逃生过程中维持秩序的方案，并向乘客与船员宣布海难与准备弃船......当第一艘救生艇被放下海面时，船上相继发射的9枚遇险火箭照亮了寂静的大西洋夜空，带着一簇簇闪亮耀眼的白色火焰缓缓落下。当最后一艘折迭式救生艇被放下时，一直在演奏乐曲的船上乐队奏出了“与主更亲近”的乐曲，陪伴与安抚包括乐手们自己在内的1500多名没有分配到救生艇，注定将要葬身大海的人们。2点10分，一直坚守岗位的菲利普斯与毕特接到船长可以离开的指令，勇敢的菲利普斯坚持发完最后一封呼救电报后才离开逃生。2点17分，海水涌入中央电力控制室，引发短路而全船灯光熄灭。2点18分，伴随一阵巨大的断裂声，船身断为两截。在冰山触礁事故发生2小时40分钟后的2点20分，被誉为“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邮轮的船头开始沉入海中......此后1个小时10分钟后的3点30分，英国籍船舶卡帕西亚号最先赶到现场展开救援。这场举世震惊的海难悲剧的最后结果是：2227名旅客和船员中705人生还，1522人遇难。

2、美国3D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震撼与感召

泰坦尼克号这场举世震惊的海上悲剧尽管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但因其悲惨、壮丽、凄美与遗憾而一直长久地被世人研究与纪念，并多次被搬上荧幕；众多航海学家、海洋地理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争相研究与分析这次海难的准确技术原因；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与各类科学家不惜耗费巨资从3900多米深，每平方米54.25吨压力的海底打捞出部分残骸与5000多件文物......世人无法忘却泰坦尼克号事件，对它的探讨与研究至今还在继续。

获得奥斯卡第70届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等11项大奖的美国3D电影《泰坦尼克号》2012年4月初在中国放映，我带着不久前类似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与记忆，带着不同于普通观众的心态与视角在深圳的电影院观看了这部轰动全球的影片。观看后的当晚，我因噩梦而在梦中，两次被爸爸叫醒。虽然我没有乘坐过泰坦尼克号邮轮，没有经历过它的那场海难，但整个《泰坦尼克号》影片所真实重现的那种天寒地冻，四面漆黑，举目无援但死亡步步逼近的无奈无助的境况，正是不久前我的切身经历与苦难体验。还有影片所表现的对生存的渴望与对生命的尊重，所再现的人在求生本能与死亡恐惧的碰撞下，把生存的机会留给他人的崇高人性，深深震撼了我的灵魂。可以说，是《泰坦尼克号》电影的震撼与感召，是协和号邮轮的死里逃生经历，给了我完成本猜想的勇气与灵感，激励我大胆地去思考去探究真实的泰坦尼克号海难背后的一切。

四、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原因

根据一百年前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等世界权威媒体的一致报道，根据美国与英国各种类型的泰坦尼克博物馆、展览馆所陈列与展出的各种文献资料，根据海难后调查与采访泰坦尼克号幸存的船员与乘客所形成的第一手资料，“冰山――是泰坦尼克号死亡的罪魁祸首！”（见图三）

根据维基百科刊载的泰坦尼克号的航行日志，仅1912年4月14日这一天，泰坦尼克号就先后9次收到过附近不同船只发来的冰山警告，但警告并没有引起泰坦尼克号当事者们的重视。或者说他们虽然重视了，但并没有对泰坦尼克号的航速、航向等相应方面做出充分的足够的调整：

上午9时，泰坦尼克号收到自卡路尼亚号发出的冰山警告，冰山位置在北纬42度，西经49～51度之间。

11时40分，泰坦尼克号收到荷兰邮轮诺丹号对以上位置存在“大量冰块”的警告。

下午13时42分，泰坦尼克号收到波的号的冰山警告，距泰坦尼克号250纱Φ谋蔽41度51分，西经49度52分有“大量冰场”。

13时45分，泰坦尼克号收到德国邮轮亚美利加号北纬41度27分，西经50度8分存在“大型冰山”的警告。

晚上7时30分，泰坦尼克号收到加州人号三个有关冰山的警告（北纬42度3分，西经49度8分），此时泰坦尼克号距冰山只有50伞

21时40分，泰坦尼克号收到美莎巴号发出的“巨型冰块及冰山”警告（北纬42至41度25分，西经49至50度30分）。

22时55分：加州人号于距泰坦尼克号以北19纱Φ谋场前面停下，船长罗德下令停止航行，抛锚过夜，并向附近的所有航行船只发出警告，当无线电冰山警告抵达泰坦尼克号时，却被粗鲁地回应：“勿搔扰！住口吧！你已经干扰我的信号了！我正向纽芬兰发电报！”11时30分，加州人号电报员关掉了电报机休息。

23时30分，泰坦尼克号t望员发现船远处有雾状物接近。

23时40分，正当泰坦尼克号仍以22.3节（约每小时41.26公里）接近极速前进时，t望员弗利特发现一座约55～60英尺（约16.8～18.3米）高的冰山骇然出现在正前方约500码（约457米）的范围之内，他立刻拉响了驾驶室的警铃并同时对讲：“冰山，就在前面！”

需要指出的是，当泰坦尼克号右侧底部触礁冰山，导致5个起浮力作用的水密舱进水后，其动力系统、方向系统、通讯系统、电力系统均未立即受损，仍然可以工作。也就是说，该船并没有因触礁而立刻失去动力与控制，更没有立即沉没。

五，弃船逃生的方法

被嗤为懦夫引为耻辱的意大利歌诗达协和号邮轮的船长斯凯蒂诺，在三分之二的乘客与船员仍在严重倾斜与不断下沉的邮轮上与死神博斗，正需要一位权威、统一与专业的船长来指挥他们逃生的时候，他竟然裹着一床毯子擅离岗位，跳上一条救生艇自己逃生去了，弃船决定也是他在离船上岛后才决定的。

与之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令人尊敬的英国泰坦尼克号邮轮的史密斯船长，当船触礁冰山发生海难时，他临危不惧，忠实地执行着海上船舶遇难后的常规规程，操作与处理了一位船长应做能做的一切，恪尽职守地指挥到该船沉入海中的最后一刻。

凌晨2时17分，当勇敢的菲利普斯发完最后一封呼救电报后离开发报室逃生时，史密斯船长对大家说：“现在各位要依靠自己（逃生）了”，之后他泰然步往舰桥，勇敢地等候着与泰坦尼克号沉入大海。2点20分，被誉为“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邮轮载着它的船长和其他没有救生艇的1500多人沉入大海。

史密斯船长选择了弃船逃生，这意味着他选择了船沉海底，选择了三分之二没有救生艇的1500多人葬身大海。本文没有丝毫责怪这一选择的意思，因为弃船与三分之一的人获救，总比不弃船全部人随船葬身大海要好。在这一层意义上，弃船逃生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

六，弃船逃生并非唯一方法

本猜想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弃船逃生并非唯一的方法。当然，在时间允许，救生艇充足的情况下，弃船逃生的方法是可行也是可取的。但当时的情况正好相反：时间紧迫，救生艇严重不足，即便泰坦尼克号船上配备的16条救生艇与4条折叠式机动救生艇全部都满位（前者64人/每艘，后者40人/每艘）用上的话，也只能为2227位旅客和船员中的1184位提供救生位。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每个人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救生艇的分配上，而救生艇又严重不足。因此每个人求生的本能与救生艇不足的矛盾导致了场面复杂混乱，人的情绪绝望慌乱。由于这种混乱与慌乱，真正被分配到并且登上了救生艇的只有651人而浪费了宝贵的5百多个生存的空位，最后获救的705人中有54人是跳海之后被救上或爬上救生艇的。

非常遗憾的是，尊敬的史密斯船长没有想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的变通：“冰能撞舟，亦能救舟！”如果他想到了这一变通，泰坦尼克号邮轮的命运与邮轮上全体人员的命运就会大不一样。

七，“冰能撞舟，亦能救舟”方法的实施

在“冰能撞舟，亦能救舟”的理念下，利用泰坦尼克号触礁后并没有立刻失去动力与控制的状况，第一时间将船返回到不远处的那座冰山。同时向大家宣布，利用船上的20条救生艇，只需要往返运送两趟，就可以将靠近冰山邮轮上所有的人全部送上冰山，利用冰山巨大的浮力暂时避难，等待即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船。当大家听到自己的生存机会再也不取决于救生艇的分配，而是取决于短暂地利用救生艇摆渡上冰山的方法，每个人都会因有了生存的希望而感激这一方法，万众一心地促成这一方法实施。人们再也不会因无救无助即将葬身大海而绝望慌乱，再也不会不听指挥而耽误时间与逃生的效率。在实施过程中，借助于船上众多训练有素的船员与水手的专业力量，借助于船上完备优良的各种工具设备，借助于大家因见到了生存的希望而迸发出团结协作服从指挥的凝聚力，充分利用船上20条机动灵活的救生艇来回运送人员，必要时可以绕行冰山，从容找到低缓易靠易爬处，组织与帮助大家上冰山避难待援。

需要特别想到的是，鉴于泰坦尼克号邮轮在减速左满舵的情况下并没有顺利无障碍地通过冰山，鉴于该船通过冰山时受伤的部位不是船头，不是船尾，不是甲板，也不是船体的两正侧，而是船右侧的底部起浮力作用的水密箱，这足以说明该座冰山的水下有构成船舶触礁或搁浅的充分条件。此外，大副默多克除了下达减速、左满舵的指令外，还下达了停船并倒车的指令，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泰坦尼克号邮轮在触礁时就已经搁浅，不然是不需要倒车的。因此，本猜想的另一救生方法是船上的人甚至不用下船上救生艇，而是径直将船驶向冰山，促成该船在这座冰山的水下部分再次搁浅，借助冰山的巨大浮力，泰坦尼克号邮轮就有可能不沉！在这种情况下，赢得时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搁浅越早，起浮力作用的水密舱的进水就越少，需要借助于冰山的浮力就越小；反之，水密舱的进水就越多，需要借助于冰山的浮力就越大。需要指出，如果搁浅不能成功的话，邮轮上的人再上救生艇上冰山也不迟，并没有被耽误一分一秒，再从容有序地实施前一种方法：两种方法并行不悖，互补互应！

综上，如果临危不乱，思维清晰，决策果断，组织有序并且指挥得当，泰坦尼克号就有可能不沉，死亡的人数就会大幅减少甚至完全可以避免死亡。

八，“冰能撞舟，亦能救舟”方法的评估

在“冰能撞舟，亦能救舟”理念的指导下，在回到那座近在咫尺的冰山的过程中，就局面与效率来讲，它不可能象实验室做实验那样的整齐划一，但大致来分，不外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第一趟的人刚运出，还没有上冰山邮轮就沉没了。第二种可能是第一趟运出的人上了冰山，但还没有来得及接到第二趟人邮轮就沉没了。第三种可能是接到了第二趟的人，但还没有将人送上冰山邮轮就沉没了。第四种可能是第二趟运送的人上了冰山，邮轮沉没了。在以上四种逻辑的假设情况中，无疑第一种情况是最糟糕的。但即使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获救的人数仍然远比“弃船逃生”方法下的705人要多得多：首先，人们因有了生存的希望而不会象“弃船逃生”方法下那样绝望那样慌乱，相对会从容一些，默契一些，救生艇会井然有序地坐满或者尽量坐满，上艇的人即使不满员也会接近1184人。其次，除了登上救生艇的人能够获救外，没有上艇的人也不会眼看邮轮就要沉了还无动于衷地坐以等死，他们会在船方的帮助与组织下，穿上救生衣跳海游向冰山。其中年纪轻、身体好或者说运气好的人必定能存活一大批......在第二、第三与第四种假设下，情况只会更好，不会更坏。

在“冰能撞舟，亦能救舟”理念的指引下，本猜想提出一个作为水下冰山搁浅方法的补充方法：在搁浅不成功的情况下，如果当事者决策果断，时间争取得好，船到冰山时水密箱的进水不多，船向下的沉降力就不大，因此所需要借助于冰山的浮力也就不大。利用船上各类专业人员的知识与经验，利用船上各种岗位绳索与备用绳索及各种设施设备，利用冰山水上水下的形状、地势与特性，因地制宜地将船“系”、“挂”、“圈”、“钩”、“锚”或“捆”在冰山上。比如，用一根或数根受力绳索的一头固定在靠冰山一侧的船的某处或某几处，另一头由一条或数条救生艇携带着绕这座冰山接近一圈后回到船侧，在适当的位置固定拉紧，这样就使船与冰山形成了各种连接。随着船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在有一定程度的下沉，然后船与冰山就会由相互连接变为相互拉紧与固定。这与船在四面没有任何依靠与帮衬物的大海中，船的沉降力与下沉速度是大不一样的。

因此只要操作处理得当，即便船搁浅不成功也不会沉，即使要沉也会大大延缓下沉速度，从而为等待救援船赢得宝贵时间。

九，该猜想的科学原理

完成本猜想必须回答几个问题：北极漂移入大西洋的冰山与南极漂移入南太平洋的冰山有什么不一样？海里漂移的冰山有多少在水面上？多少在水下？冰山有多大浮力？冰山的强度如何？冰山可不可以靠近与攀爬？

按照地理常识，南极是大陆，北极是海洋，南极的平均最低气温为摄氏零下60度，北极的平均最低气温为摄氏零下30度，因此两极形成的洋流与冰山的形状是很不相同的：南极漂移入海的冰山体积高大，形状多为桌形或板形，即水上水下呈垂直状（见图四、图五）。

由北极格陵兰南漂进入大西洋的冰山体积相对矮小，形状总是呈金字塔状，即水上水下呈缓坡状（见图六、图七、图八）。

造成泰坦尼克号触礁的正是这类冰山（见图三）。这张由维基百科提供的一百年前由当时赶往现场救援船上的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据报道该冰山一侧的吃水线上有从船体表面刮下的红色油漆痕。

按照常识，任何一座海上漂移在海上的冰山，其浮出水面的部分大约只有该冰山的十分之一，它的十分之九藏在水下。这一数据是按照冰的密度（0.9克/立方厘米）与水的密度（1克/立方厘米）之比计算出来的，即冰在水中的浮力系数。用“大约”来表述是因为海水不是标准水，比标准水的密度略大，比标准水的浮力略大。

按照常识，漂浮于海上冰山的冰，其强度不如砖石的强度，砖石的强度不如铁的强度，铁的强度不如钢的强度。一座能把以每小时41.26公里行进中的自重为46328吨（没有泰坦尼克号自重的资料，但它的排水量为46328吨，而排水量=浮力，浮力=物体总重，物体总重=货和船的总质量，所以排水量>船的总质量。）的海上巨无霸邮轮撞沉的海上漂移冰山，其体积一定是巨大的（这意味着其浮力也是巨大的），否则它不足以使动能如此巨大邮轮水密箱的特质钢板被撞破而进水，而只会被它碾碎、撞开或推走，这是牛顿第三定律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我们今天无法也没有必要计算出这座冰山究竟有多大，但是我们根据泰坦尼克号邮轮的质量与触礁时的行进速度所产生的动能与动量，根据该动能与动量可以计算出它的冲击力，再根据该冲击力可以计算出该座冰山不能小于的最小体积，即小于这个体积就不足以以其反作用力撞坏水密箱的特制钢板。然后再根据该冰山至少具有的体积可以计算出它至少具有的浮力。从而为本猜想中“冰山搁浅”的方法提供数据支持。

顺便一提，大自然中任何一座海上漂移的冰山，其冒出海面部分的形状，不可能象工厂产品一样是正正方方，正角正圆，而应该是高低相见，陡缓相形的；其强度也不可能是铜墙铁壁，刀枪不入的，而应该是可以靠近，可以接触，可以攀爬的，尤其是泰坦尼克号邮轮所遇到的那座北极南移的金字塔状的冰山，更应该如此。

十，结语

在方法论上，本猜想采取了逆向的思维方法。这必然要打破传统与常规的由因到果的思维方法，逆向地由果找到因，由此找到最佳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比如当船撞冰山或触礁后，常规与传统的思维方法是，赶快逃生，赶快逃离（遇害现场）。本猜想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和常规不同的逃生方法：不是盲目逃离，而是让船借助冰山的强大浮力，让船利用冰山巨大的水下部分搁浅，这样或可以不沉，或可以大大延缓沉船的时间，还可以让人们登上冰山等待救援，为救援赢得宝贵的时间。这种不仅不逃离，还要利用冰山的思维方法就像司马光砸缸：有人掉进了大水缸，常规的思维是“救人离水”，而司马光面对紧急险情，果断地用石头把缸砸破而“让水离人”，从而救了小伙伴的命。

除了逆向的方法，本猜想还采取了递推的方法。即按照因果关系与层次关系，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原因产生结果，这个已经产生的结果又是另一个将要产生的结果的原因，环环相扣地形成因果链。如：失了一颗铁钉就丢了一只马蹄铁；丢了一只马蹄铁就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就损失一位将军；损失一位将军就输掉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就亡了一个帝国。但注意，这种环环相扣所形成的因果链必须是良性循环而不是恶性循环，否则就无递推思维可言，就会一团糟。因此，走向良性循环因果链第一步的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走错了就意味着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就意味着走得越远离目标更远。在泰坦尼克号海难逃生的方法上，只要想到了“冰能撞舟，也能救舟”的变通道理，就能朝着把船驶向冰山的方向迈进，就会由此派生出许许多多环环相扣良性循环的逃生方法与逃生局面。

篇10

随着时展和社会的进步，未成年人的精神需求在不断提高，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正处于一个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过渡时期，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思想体系也正处在形成之中这一特点，纪念馆作为一个重要的引导环节，要努力探索，与时俱进，创新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发挥引导孩子进入纪念馆，了解纪念馆，体会纪念馆体现的爱国精神的阵地作用。

一、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地基础设施建设

参观环境是吸引游客走进纪念馆的先决条件。纪念馆作为独立的文化机构，需要通过优美、舒适的参观环境，让游客产生参观欲望，进而通过多样的展览手段，刺激受众的感官，取得价值取向的一致性，达到教育功能。因此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为例，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定期投入资金，对纪念馆主体建筑进行修缮，改善建筑外观。同时在展陈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定期更新展陈内容，根据游客需求，对展厅展柜、灯光等进行改进，保证展示内容的时效性；在参观和园林休闲区加装温控设施，增加参观舒适性；设置服务区，为游客提供免费参观咨询引导，扩大休息区，方便容纳大规模的团体参观，尤其是未成年人团体参观，并在休息区设置数字博物馆触摸屏、海战资料展示架等，加强纪念馆与游客的互动性。

针对未成年人参观特点，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顺应时展，探索多样化的展陈模式。降低晦涩的奏折、朝廷指令等的纸制品展示；提高历史图片、对比图表的展陈比例，配合简明扼要的文字说明，增加海战实物展示，特别新设可以为游客触摸的陈列品；将多媒体手段运用于展陈中，在2015年的改版中，在展厅内增加了3D投影技术和短片播放器，吸引孩子们的眼球；开放了视频展示室，在休息区提供符合未成年人的读物。希望通过以上手段将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到纪念馆想要表达的历史事件和海战体现的爱国情操上来，而不是勉强地走进来，匆匆走过场，将纪念馆当成游乐场。

二、提升软件服务，打造基地教育品牌

顺利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要让孩子们自觉地参与到纪念馆的教育过程中，光靠纪念馆的硬件的提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软件服务水平的加强。

（一）提升讲解员的业务水平

作为同游客沟通的重要桥梁，讲解员的业务水平，直接决定了静态的展陈，能否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游客面前，使他们的思想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为了更好地为游客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讲解服务，定期组织员工培训，根据受众年龄层不同，细化讲解词分类，方便讲解员根据实际情况因人施讲。大力培养小小讲解员，通过同龄人的视角为来馆参观的未成年人提供无缝对接。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基地活动因其趣味性和知识性的高度融合，成为吸引未成年人主动参与的重要手段。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多年来坚持探索“请进来，走出去”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结合“三贴近”工作，做好“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的三进工作。利用节假日、特殊纪念日邀请学生团体、家长与孩子一同走进纪念馆，通过志愿服务活动、祭扫活动、重温入队（入团）誓词活动、夏令营活动、小小讲解员培训等方式，走近马江海战这一历史事件，深入挖掘福建水师将士们为全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的爱国精神。积极外出举办校外课堂、道德讲堂、社区宣讲、互动体验式的知识竞赛等活动。当这些活动有了小小讲解员的加入，意义更加非凡。培训合格的小小讲解员经常跟随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下基层小组，走进乡村、走进部队，走进学校，宣传马江海战知识，弘扬爱国精神，为更多的群众了解马江海战提供了契机。

（三）注重纪念馆的自我宣传推广

因为纪念馆的公益性特点，对自我宣传力度重视不够，这样就使游客甚至当地人对纪念馆了解不够。所以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积极配合和协调好与旅游部门、文物部门、新闻媒体部门的合作关系，注重利用网络平台，通过旅游推介会、各类文物培训、讲解员比赛、特色活动报道、网络知识竞赛等方式积极参与推广，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拓宽推广纪念馆的渠道，打造教育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