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中国文艺学 日本近代文艺思想 中间人

历史上，日本一直是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着自己的文化。但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却发生了逆转。近代日本在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点。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学领域内，日本对于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完成都起到了传播西方思想和学说之“中间人”的重要作用。

“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形态的学科，在我国虽然是在20世纪中、后期才得以建立和发展，但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以及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文艺学科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艺学西学东渐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西方耶稣会士东来及其“学术传教”活动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学术界称之为第一次西学东渐。这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契机，但两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此后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

在日本，西学的传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40年以前的南蛮文化和此后的“兰学”。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现在、社会思想和伦理观念方面。南蛮文化时期大量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地理学、航海术等经过曲折的发展，为日本近代文化的产生作了准备，并在此基础上兴起了“兰学”。兰学时期，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学基本持肯定、欢迎态度，而且不遗余力地进行翻译和宣传，对兰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幕府统治者对西方文化在采取了长期的反对甚至镇压政策之后，也逐渐认识到兰学对于发展生产和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因此，19世纪初，兰学成为被统治阶级所承认、为政权服务的“公学”，得到幕府的保护和支持。这些积极的外部条件使得兰学能够在日本得以长期稳步地发展并不断得到普及。兰学通过近百年的科学研究活动，加深了对西方科学内涵以至社会原理的体系性理解，并形成了一个独立从事西方科学研究的社会群体。由此，“兰学”成为日本社会与西方先进文化联系的纽带，为“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制度上、科学上以及思想上的坚实基础。

而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日渐衰败，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然而事实上，不论是在科学技术层面、社会制度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中国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840年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内忧外患的情境之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不仅仅以科技层面的声光电化之知识、坚船利炮之技艺为满足，还要求进一步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学说。可以说直到这时，中国人才开始真正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学说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思想开始广泛传入中国，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热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带来了近代形态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古典形态的文艺学来说，也同样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启蒙。西方近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输入推动了中国的文艺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这一转变涉及其性质、内容、形式、方法、体例及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从而使中国文艺学的近代化成为可能。

文艺学西学东渐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来，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状况达到了空前的。明治维新之后的“文明开化”运动使得日本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便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二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功也刺激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愿望。但当时从中国直接去欧美以及翻译西文著作比去日本并翻译日文书籍相对困难得多，而且日本已经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经过了筛选和消化。因此向去芜存菁的临国日本学习，比直接向西方国家学习要简便有利得多。当时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1](《游学第二》)“我取径东洋，力省效速”[1](《广译第五》)。可以说，中国人把通过中日文化交流的渠道来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看作了一条可以事半功倍的捷径。而向日本学习的主要途径就是派遣留学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多达五万余人。大批的留日学生为传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日本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并通过翻译日文书籍将这些新文化介绍到国内。

西方近代美学和文艺思想同样大多是由留日学生根据日文书籍或西方原著的日译本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文艺学由古代到近代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在学科体系、范畴、观念、方法等方面都已充分吸收、融合了西方思想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可以说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化学科的性质。文艺学领域内日文书籍的大量翻译和广泛传播，对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促使中国的文艺学开始向近代化学科转变。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翻译日本文艺学著作的数量不断增加，水平也不断提高。因此，郭沫若在评论中日文艺学关系时认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2](P33)可以说，中国文艺学近代转型的过程。主要是一个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中国近代文艺学的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日本的影响。

日本文艺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近代文艺学美学概念和范畴的引入。日本人在接受西方新思想、新学说时，除了用日语直接音译西方外来语之外。还利用汉语的意译法创造了大量新词汇。文艺学领域内的许多重要概念 或范畴如“哲学”、“美学”、“文学”、“美术”等，最初都是日本学者借用汉语翻译西方著作时确定下来的。由于这些用汉语表达的概念或范畴大都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艺思想的内容与特征，因此中国学者在翻译日文书时也都普遍沿用了这些表达方式。关于这种情况，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王国维曾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作过较为公允的评价。他说：“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新增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3](P387)这些新学语的普遍使用，表明了西方先进的文艺思想已经进入中国文艺学的视野之中，成为近代文艺学所表达的内容。

由日本传入的新学语的接受和使用一方面使许多基本范畴和概念在中国文艺学中确定下来，为中国近代文艺学体系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美学和文艺观念的更新，促进了中国文艺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变革。

表达方式的变革在话语特征上体现为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表述更加准确和规范。中国古典文艺学的话语表述特征是诗意化，思想家们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日本新学语的引入，使中国古典文艺学向近代形态的转换有了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上的支持。这对于近代文艺学所要求的清晰、精确的逻辑分析话语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表达方式的变革在外在形式上体现为文体表现形态的转换。中国古典文艺学以“诗话”、“词话”为主的文体形态受到冲击，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文体”逐渐被接受和运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留日学者借鉴日本经验，主张冲破中国传统的文体规范，变革旧的文体形式，开展了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文体解放”运动。

由日本传人的“新学语”带来了大量的新知识和新见解。对于正处于启蒙时期的中国文艺学来说，新知识意味着新的思想内容，新见解则代表着新的文艺观念，而这些都远非中国旧有的“词章”、“典故”所能包容。因此。表达新的思想内容和新的文艺观念的需要带来了文学体裁的变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梁启超“文体改革”的主张直接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他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其灵感就是来自于对日本明治时期的政论家德富苏峰作品的阅读感觉。“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4](P191)所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引进“欧西文思”，即要在诗文中表现西方的新思想、新精神。要达到这一目的，新文体的语言就应该力求通俗化，做到通俗易懂，平易畅达，并“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4](P191)，以便彻底冲破古文规范的限制，更自由地表达作者的情感。作为文体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梁启超不仅提出理论上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广泛借鉴并学习日本新文体的风格。他在作文章时“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5](P220)，努力尝试各种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日本化的新文体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此稍稍变矣。”[6](P95)

日本近代文艺思想的大规模引进与吸收，不仅使中国文艺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思想材料和新的表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艺学具体的学术存在形态也在日本近代文艺学的强劲影响下自然而然地开始了由古典向近代的转换。这种转换以方法的更新为依据，以体系的建构为目标，以各种新的文艺思潮、流派的引介为具体内容，在文艺学原理、艺术史学、文艺理论和批评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中国文艺学中关于美学和艺术原理的基本体系，主要是受到日本艺术理论家黑田鹏信的影响。他的《艺术概论》一书是一部系统讲述艺术一般原理的著作。其内容包括从艺术的本质特征到艺术的创作欣赏、从艺术分类、艺术起源到艺术内容形式和风格流派等，包含了艺术理论中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艺术理论的书籍，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不仅在当时为中国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了范式，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今仍沿用在中国艺术概论的教学过程中。此外，黑田鹏信的另外两部著作《美学纲要》和《艺术学概论》也被译成中文。这三本译作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基本原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

在艺术史论方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日本美术史家木村庄八和板垣鹰穗等人的系列西洋美术史著作的译介，是当时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板垣鹰穗所著《近代美术史潮论》对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本书将近代美术如何演进到现代美术作了全面的阐述，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思潮发生的根源和必然性。这本介绍西方近现代美术史的演变过程的著作，不仅为中国美术界提供了近代新的艺术及其思潮的信息，而且也为中国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使中国近现代美术思潮的产生有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当时，学习和借鉴日本的成果成为开展近代意义上的艺术史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许多后来很有成就的艺术史论家都曾翻译过日本学者的著作，并借鉴其内容、方法及体例等进行近代艺术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显著。“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彻底摆脱了封建文化的制约。开始全面吸收近现代新的文艺思想并应用到文艺创作和评论当中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都是留日学生，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他们在倡导新文学的同时还翻译了很多日本书籍，其中以厨川白村的影响最大。他的代表作是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在引言中，鲁迅先生给予这部作品如下的评价：“……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7](P296)厨川白村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达十四种之多，他的文艺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准绳，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艺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许多艺术家、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也都是留日学生，他们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新的文学和艺术思潮，写作了大量理论文章，内容涉及艺术本体论、艺术创作欣赏及批评理论、艺术思潮与当代艺术评论等诸多方面。他们对近代文艺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思考，使从国外学到的思想和理论真正融入到中国文艺学之中，为中国近代文艺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可以看出，中国文艺学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是在日本这个“中间人”的作用下发端、开展并逐步完成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因此，在绘制中国现代文艺学发展史的构图中。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添加“日本”这个板块，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更好地进行东西方文艺学领域的交流，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劝学篇・劝学篇书后，冯天瑜、尚川评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沫若文集》第10卷，桌子的跳舞，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中华书局，1898年版。

［5］，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文集3》，欧理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诸宗元，译书经眼录序例，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7］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篇2

【关键词】梁启超；目录学思想；佛经目录

A Study of an Article by LIANG Qi-chao

the place of the Catalogue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inese Bibliography

WANG Li-ying SUN Xiao-mei YU Li-na CUI Jian-wei

（Liaocheng University Librar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After reading the place of the Catalogue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inese Bibliography by LIANG Qi-chao， I was deeply moved by his spirit， attitude and courage when doing research. The article also makes an inquiry into LIANG Qi-chao’s bibliographical thoughts.

【Key words】LIANG Qi-chao； Bibliographical thoughts； Catalogue of Buddhist Scriptures

梁启超先生的《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以下简称《位置》）一文，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为佛教目录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梁启超以其深厚的佛学功底，在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上，第一个较系统地探讨了元以前的佛经目录。《位置》一文列出了元以前出现的49部经录，对其中的29部进行了或祥或略的研究，对中国佛教目录的重要之作一一提其旨要、评价得失。《位置》一文不仅体现出梁启超先生深厚的目录学功底，更让人赞叹的是其治学精神、态度和勇气。

1 梁启超先生之治学

1.1 治学之精神――妙手偶得之

梁启超先生从前期主要从事西学新书目录的编纂活动，转而至后期从事中国传统目录的编纂和对佛经目录的整理研究上。梁启超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集中研究了中国传统目录学和佛经目录。据余绍宋回忆：“六年前（1925年），予避乱居天津，与任公梁先生过从最密。时任公方撰诸家书目提要，陈数十种薄录之书于案头，朝夕讨论。”[1]十年间他完成了中国目录学史方面的研究。梁启超先生对佛经目录的研究始于他对中国佛学史的研究，先生对于佛经目录学的研究并非刻意为之。

由此，笔者想到现如今学术研究中的功利性问题。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许云和教授在其所著的《汉魏六朝文学考论》的前言中写到：“本书不是对汉魏六朝文学的一个概论，也不是对汉魏六朝文学的某一个问题的专门研究，笔者只是就这一时期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感兴趣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件，感兴趣才能有热情，有热情才会“享受”学术研究的寂寞，这大抵是许多有作为的文人学者最为珍贵的品质。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却颇多功利色彩，很多学者做研究的出发点并不在兴趣，研究中的应景之作不在少数，可真正能够启迪后人学者的却寥寥无几。

1.2 治学之态度――不人云亦云

对于佛经的起源问题，梁启超并未采信众人的说法，而是认为“经录盖起于道安”，“则安公之作前无所承可知”，[3]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乃是佛经目录的开山之作。而对《安录》之前有记载的经录尚有七部：《古经录》、《旧录》、《汉时佛经目录》、《汉录》、《众经录》（竺法护）、《众经录》（聂道真）、《赵录》。先生经过系统的考辨，认为这些经录或是伪书，或是古人厚古薄今，将近书误认为是古书。

梁启超在考辨《安录》之前的几部经录的真伪时，不敢苟同世人已普遍认同的观点，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将相关文献中的信息联系起来加以考量，在抽丝剥茧之后得出结论。先生未曾对任何已有结论妄下断语，真或假、对或错，自然需要有理有据的评辩，其间先生严肃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见一斑。

1.3 治学之勇气――敢为人之先

佛教在汉代开始传入中国，从东汉到隋唐的几百年间，它在我国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佛经是随着佛教的盛行而日渐丰富起来的，众多种类的佛经目录由此而自然而然的得到发展，历代出现的佛经专科目录也至七十七部之多[4]。我国的佛经目录时代久远，卷帙浩繁，体系完备，著录精良，但长期以来，目录学家深受“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对其的研究始终无人问津。在“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下，儒家文化被无限放大，成为社会的正统文化，儒学占据统治地位，这使得佛教文献尽管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基本被排除在官方文献之外。也正因为如此，佛经目录一直被排斥在我国目录学家的视野之外，对其在中国古典目录学中的作用也多有忽略。

梁启超先生于1920年欧洲游历回国后，开始集中系统地研读佛经，他对上起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以来的各种重要经录作了较为系统的发微性质研究。先生在学者耻于探讨经录的风气之下，敢为天下人之前，以科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研究佛经目录，实难不教人佩服其治学之勇气。且对于佛经目录之研究，先生以前并无人涉及，因此先生的研究可说并无可参考之物。面对浩繁的佛经，要整理、辨伪、提要，实属浩大的工程，但梁启超先生并未产生半点推诿退缩之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佛经目录的整理当中，这种如黑夜之中无指引地追寻光明的历程，确是多数学者没有勇气开始的。

2 梁启超先生之佛教目录学思想

《位置》一文亦表达出梁启超先生的目录学主张，分类与提要是目录学中两件要紧事，故笔者仅就这两个问题略表一点薄见。

2.1 分类

梁启超历来重视佛录在图书分类上的发展变化，《位置》一文中用大篇幅阐述了佛录在分类上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将一些在分类上做的比较优秀的佛录以图表的形式将其分类情况详细列出。通过对历代佛录分类方法进行细致系统的梳理，梁启超先生亦将佛录分类方法的历史变革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得出结论：佛录的分类“极复杂而周备”[3]。

梁启超先生经过系统的梳理，共总结出五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佛录分类方法。（1）收录当时所有佛经的经录。“《安录》（《综理众经目录》）是将当时所有佛经之全部加以整理有组织有主张的一部创作。”（2）“专记一人或一派之著述者”。[3]起于晋聂道真的《众经录》，其后《菩提流支录》和《灵裕法师译经录》也属于此类。（3）“专记一朝代或一地方之著述者。”[3]首开其绪的是十六国姚秦时释僧钡摹抖秦录》，专记一朝译经；又有无撰人姓名之《庐山录》，专记一地方的译著。（4）按经录是否按照大小乘进行分类。（5）按经录是重分类及真伪还是重年代及译人，可把经录划为二大流派：“一专注重分类及真伪，其二专注重年代及译人。

2.2 提要

所谓提要，就是用简短的语言介绍文献的内容旨趣、学术价值、作者生平、学术沿革、校勘经过、版本优劣等内容特征。提要融入了作者对文献研究的心得体会，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来备受学者推崇。[6]但我国经录长期缺少提要而仅有小注。经录完全意义上的提要仅有元代王古《圣教法室标目》。王古的解题深得梁启超先生的好评，梁甚至认为其是“极有价值之经录”。但此后的诸经录却并未沿袭该传统，实乃经录史上的一大憾事。也有学者认为，其实经录大多不备提要是由佛教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作为一种宗教，佛学不是诉诸人的理智，而是要求盲从，佛经更是被视为神物，只可意会，不可言教；而众多教派存在的现实也不允许对佛经内容有某种定论，故经录多无提要是可以理解的。[7]

梁启超先生之所以如此重视经录提要之价值，与其提出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目录学原则“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是不无关系的。梁启超认为题解是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以尽量少的笔墨勾画出所录书的主要内容，使人不见书而知其大意费时少而收益大，帮助学人进行学术研究。

梁启超的为读者顾问是对目录学职能的重新界定，表述了目录学的最重要职能，具有创新价值。它突破了古典目录学的理论体系，构成了近代目录学的理论内核。它的提出，标志着由以文献整理为中心的古典目录学开始向以读者为中心的近代目录学的转变。[8]

3 小结

梁启超先生以其深厚的佛学功底，坚持不懈的学术精神，将一千多年的佛教目录史进行系统的梳理。梁启超先生开我国佛教目录学研究之先河，其后佛教目录学才逐渐为学者们所关注，从而拓展了目录学研究领域，丰富了目录学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余绍宋.饮冰室藏书目录序[M].见：夏晓红.追忆梁启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许云和.汉魏六朝文学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A].饮冰室合集.专集六十七[C].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李杰，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初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86-91.

[5]转引自：李杰，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初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86-91.

[6]刘明铛.读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浅析梁启超目录学思想[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0，27（6）：98-101.

篇3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学统；嬗变；赓续传统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7）02-0063-06

Abstract：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it expla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and its traditional way and regeneration of modern dualistic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in ancient times， cultivated the spiritual power of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re-adoration in the cultural soil of pan-morality， and took both the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 and the concurrency of study-think as the learning way to inherit the academic tradition. For a wide range of mass found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learning in the world between the two-way interactions， it promoted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ousands of years to show a strong vitality. In the modern times， under the tide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the western academic ideas. In the face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hoices of the new era， we must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sports ontology to promote the China traditional sports regeneration， so that we can make it more brillia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cademic tradition； evolution； persisting in tradition

中传统的思维模式注重统绪，学统指治学的传统，是一门学术体系及其传统的传承。方朝辉认为，所谓“学统”，是一种独立的学术传统，包括一门学问所具有的独特的运作逻辑、意义世界和研究范式等[1]。学统是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生命”之系统，民族传统体育是具有丰富内涵与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它的塑造、传承与发展与中国古代学统息息相关。近代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在经受到西方体育系统的冲击后发生嬗变，其传统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用西式的学术眼光解读中国传统体育，导致其内外兼修、形神兼备的传统特色丢失，进一步导致现代中国体育在精神上无家可归。

成中英认为：“传统是历史性的存在，尤其具有现实的影响力，构成伽达玛所谓的‘有效历史’。因之，它不必只是历史，而有或多或少的规范权威，但其规范力量不一定来之理性自身的说服力，而是来自人的群体情感与习惯[2]。”历史之赓续，兴灭继绝，慎终追远，党的十以来多次提出复兴传统文化。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大多数学者开始意识到立足于本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性。而民族传统体育的根本精神、最高理念与终极意义是什么，需要从古老的学统精神中去探寻，正如邓曦泽所说，有效的学统不仅是赓续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开拓未来的必要条件――学统是学术积累与创新的自觉有效的组织形式。一个不能赓续历史的文化是绝不可能创新而开拓未来的，在学术的历史与未来之间，最有效的连接就是学统[3]。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界都在赓续旧有学统，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与实践均未涉及这一方面，追问学魂、重构学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优秀传统再生、守护民族体育的独特性具有重要作用，促使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获得技术进步与精神旨趣的同步发展，找到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让国人感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真正的意义之源，自觉承担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责任。

1 述古：古代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的学统文化

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4]。传统使得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连续性与统一性，是决定文化形成、延续、发展或停滞的相对稳定的内在要素。中国古代的“学统”以儒家为宗、以经学为源、以子学为流，各个领域“同宗孔孟”，而民族传统体育是通过身体活动展现出来的、对传统文化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和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治学方法、技艺传承上也充分体现了蕴含孔孟之道的治学传统，表现出丰富的人文情感性与社会价值观。

1.1 文化土壤：情感连带和重礼崇德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力量

社会中的人设计出各种活动和动作形式，氏族公社成员在生产实践、政治、宗教和艺术活动中受教育，利用游戏、竞技、唱歌、跳舞、记事符号进行教育，利用神话传说作为材料和手段[5]。可见，民族传统体育自古就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孔子著书设教，提倡学习要务于下学上达，通过学习人情事理，修养德行，以求通达于仁义，“君子六艺”中的射和御就是古代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内容，“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其目的不在竞技，而在修身知礼，强健体魄为修外，知仁义礼制为修内，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与”礼“为核心的教化体系贯穿民族传统体育的始终。同样，产生于劳动生产、原始宗教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多是集体性的活动，带有明显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参与者通过情感连带获得情感能量，因而其活动更注重表演、娱乐、养生，从而具有怡情养性的效果，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坚持和谐、宽厚、礼让的价值取向的体育运动。

民族传统体育以肢体动作为载体，将形而上的伦理价值转化成为实体动作与团体活动。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写道，“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抵地”，投壶的活动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中正观，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即是“大中至正”的学问。在程阳侗族抢花炮项目中每年的胜者来年要进行还炮仪式来酬谢神恩，整个仪式中体现了严谨的社会秩序，在活动中要求人们遵循道德规范，尊重老人，遵从传统，自觉履行义务，倾注了人们对抢花炮仪式的情感。厚德载物，内外兼修的传统观念、对宗教神灵或是祖先的崇拜及信仰、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思维意识在民族传统体育中得以体现。

朱熹说：“《大学》之条目，圣贤相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纤悉。”（《朱子四书或问》，《大学或问》卷一）他强调做学问以《大学》为先，其三纲领八条目是修学明德的根本。文以彰德，武以显德，在民族传统体育中一门技艺的传承，首先要考察徒弟的德行，少林《拳经拳法备要》中就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枪法》也有：“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弟子入师门，也先要遵守一系列戒规，所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道德的审查在整个传承过程中不会中断，许多门派在传授拳术中讲究“口德、手德、身德”[6]，以此磨砺心性，正己修身。武德使人具有“内圣外王”的侠义精神，在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实行王道仁义，这也是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提倡的教育目的。

1.2 学统传承：形神兼备和学思并行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方式

古代学统的追求除了上文提到的主体精神的涵养，更需要真才实能的精益求精。“一层功夫又一层，层层深进，层层入细。由显至隐，由粗如微，彻头彻尾，逐层向里”[7]。形而上者为体，形而下者为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即无形之道体，形而下哲即万事万物的象与形，道是所有器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无形之道存在于有形之器。因而，熟练博学是治学的基本功，深造自得的境界来自炉火纯青的功夫，“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只有通过长期反复的苦练，才能体会到传统体育某项技术的精髓，感悟其内涵。

孔子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学思兼进者为圣[8]。思想独立为学统之本[9]，中人向来强调以学养思、以学促思、思融于学，学统也是思统[10]。学武的关键在于“悟”，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西方人擅长逻辑推理，而中国人则讲究悟性高深，悟性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之一，武学一途，勤学苦练固然重要，但不管是套路还是心法，都要在无数的体悟中，窥其精要。“道可受兮不可传”（《楚辞・远游》），中国传统的传承方式不可以言语传之，不可以照本宣科，而需要心领神悟，学与思并用，自思自得。

古代民族传统体育的传习方式以经验为主体，尤其注重心传心悟的学统模式，以心传和神传为核心，师徒之间具有高度的同频共振，这不仅是知识的延续，更是生命的延续，即是中国传统的性命之学，生命之间的学习传递才能保持知识技艺最鲜活最本真的状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习讲究神韵的模仿与体悟，这就是用一个生命去读另一个生命，技术是一座桥梁用以搭载文化的传承。

1.3 社会基础：民族传统体育的群众需求与致用机制具有双向互动性

文化活动具有其原本功能和自身的社会使命，儒家文化的致用传统，就是学问与社会关系紧密结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盖在有益于社会，有用于国计民生”，旨在提倡学术要有用于社会民生，在某个地域人民的社会实践中，民族传统体育成为教化当地民风、牵系民族情感的重要方式，与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民族传统体育因其具有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而有了经世致用的原则与学习目的，也因为这种致用机制维系大众情感而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一种良性的双向互动，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从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来看，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于其实用价值。其与劳动生产密不可分，如射箭发明于原始狩猎，“乌号弓者，柘桑之林，枝条畅茂，乌登其上，下垂著地。乌适飞去，后从拨杀，取以为弓，因名乌号耳。”（《四部备要》）原始战争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的萌生，蹴鞠最早便是为了训练军士，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创造出来的，“蹴鞠，黄帝所造，在练武士，本兵势见。”（《四部备要》）与生产、抗灾等有关的活动，如由古代鲜卑等族射天仪发展而来的较射、瑶族的播公鼓舞、侗族的哆毽、高山族的竿球、黎族的跳竹竿等。原始部族通过这些仪式化的肢体运动来实现自身与主宰自然的某种神秘力量之间的交流、互渗，从而获得某种力量、结果或实现某种角色认同，这便是民族传统体育最初的实用价值。

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身体活动行为，在动作技能的形成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化通过所在社区的各种民俗活动实现，这就使得知识与技能相结合，我们往往能从一个地域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中看到它的生活概貌、文化特征、民族性格等，这就是笃行与治学、践履与修身相结合。朱熹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11]。民族传统体育是技艺之学，是一种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行为方式，在肢体动作中展现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

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来看，人们有意无意创编的体育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进入阶级社会，逐渐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带上社会心理，越来越成为促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在儒家学统的影响下，古人不仅关注道德自律的内在超越，而且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责任及使命感，这也是孔子所说的“内修身克已，外齐家治国平天下”，把道德修养之事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将修身的成果贯彻到外在的治平实践之中，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臣武将的最高理想，文治与武功皆是治国安天下的必要手段，甲骨文中“武”的本意是一个人拿着兵器进攻，通过军事训练防身御敌，以此获得“下武精技防侵害、中武入窗采硇摹⑸衔涞玫榔教煜隆钡墓δ埽所以尚武精神与国家强盛关系密切。

2 嬗变：民族传统体育学统的断裂

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文化也随之渗透不止，而中国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客观状况又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一时“西学东渐”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中国文化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几千年的统绪也就此打断，传统的学统无法摆脱对西方学术的依傍而自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治学的传统被打破，民族传统体育几千年来的一些传统特征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外源式的近代化进程无疑是二元性的，即民族传统体育的转型又要延续传统的生命价值，又要在短期内承受西方体育学术系统的影响。20世纪初，以““为背景的“土洋体育”之争愈演愈烈，现代体育就是在这种从“抗争”到“融合”的情况下转型。传统体育中的学统裂变，西方的艺术体操与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技击内容相结合，其学习方式、教学方法以及竞技思想也纷纷灌注于民族传统体育之中。

2.1 传统体育表现方式的转变：性命之学走向外化之学

西方学术是建立在名词、术语、逻辑、概念之上的文化系统，受古希腊先哲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想影响，做学问注重逻辑思辨，正如哈贝马斯所言：“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12]”由此，在理论研究方面，武术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核心学科，在此领域过于侧重竞技、术法等方面研究，并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由于西方现代体育思想的制约，大部分武术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技术、规则、竞赛等技术方面的实用研究，忽视了对武术内在理论价值的研究，忽视了武术蕴含的极大的文化资源[13]。

在动作形态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开始注重套路的严整性与技术的规范性，对动作技术的理解必须有高度的客观性，同时追求高难新美的外在形态，着力提升动作的难度与美观等表演特色。舞狮原是在民间节庆时期开展的一种娱乐性体育活动，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许多民族传统体育的发掘和弘扬，舞龙舞狮项目也被总结和整理出来，赋予其规定的套路和难度，登上竞技场，走向竞技化，比赛的分值多偏向于技巧和难度动作，一味追求动作的高、难、险而忽视了狮子应有的狮型狮态。例如在以往的北狮项目上教条于比赛的人数和道具、音乐和套路等形式，这种带有西方学术特点的概念化、知识化的学习是生命之外的传承，与内在的骨血生命很难融为一体，因而也就缺乏了真正的传统韵味和艺术感染力，这是与中国传统“性命之学”相对的“外化之学”。

2.2 传统体育传承方式的转变：彻底的理性主义

西方学术以学制教育为载体，科目明确，条分缕析，正如钱穆所说“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他们崇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条，“把论证进行到底”的思辨精神和彻底的理性主义。受西方分科教育的影响，将体育学列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其下设的二级学科，传统的师徒关系也转为教练员与运动员或者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学术及其传统的传承是学统的重要方面，师承是古代文化延续的主要方式，在封建社会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原则让师父对弟子有着绝对的权威，拜师学艺的艰辛更是让师道尊严不容侵犯，师父的言行对弟子有极大的影响，弟子也十分尊崇师父所传授的“道”。而受到西方学制教育以及现代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影响，一门技艺的传承不再因封闭而充满神秘感，新建立的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的讲究合作的人际关系，师生之间的内在传递性消失，缺少了心传心悟的呼应与关联，不再传承生命而是传承知识，不再以心传心而是传承书本，教学上追求名词、概念的传递，缺失了对传统体育中神意气韵的阐述，学生需要用逻辑去理解而不再用“道”的思维体悟。

2.3 传统体育社会价值的转变：民族认同感缺失

在方法论上，西方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所谓的“价值中立”（valuefree）原则，也就是主张客观知识与主观价值的相对分立，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保持“无动于衷”的价值判断[14]。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技术与内涵逐渐分离，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成为赛场所特有的竞技项目或只有少数人参与的舞台表演。

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通过技艺切磋来健身强体，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国龙舟运动源于对原始图腾龙文化的崇拜、先民的生产及军事活动等，后来被赋予纪念屈原投江的含义，龙舟竞渡始终具有对宗教情绪的虔诚、对祖先英烈的崇拜，人们通过这项团体活动来抒发感情，它凝结了氏族部落群团原始文化心态有的观念意识与情感意志[15]。民族传统体育注重情感的抒发，以此来维系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它们源于社会、发展于人民群体中，因而总会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而西式思维打破了中国传统修齐治平的学统，民族传统体育也不需要再有以武安天下的治世之用，其社会参与度逐渐降低，维系情感的功能减弱。以龙舟竞渡为例，随着现代经济、科技的发展，对宗教、祖先的崇拜情w逐渐低沉，其中很多传统习俗也随之减少或趋于商业化，因而民族认同感较以往而言有所缺失。

3 赓续：当代人文教育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再生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独特的话语基础，用西方式知识眼光解读传统学问就失去了传统体育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民族传统体育虽然由于各种历史与社会原因发生嬗变，然而其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一些根本原则不能废弃，否则将不符合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周积明所说，特定的价值倾向乃是从文化模式形成的进程中积淀而生，是经过人们尤其是文化精英反复感知和思考并用文化制度固定下来的集体意识，只要产生特定价值倾向性的文化土壤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定的价值观念也就必然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延续性与普遍性，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衍生出不同形态而已[16]。民族传统体育的嬗变并不是危机，这个阶段正是传统与现代文明交融的磨合期，代表着民族传统体育在曲折中前进的发展方向，当代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也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再生带来了新的契机。赓续民族传统体育中的学统，结合现代社会的客观情况，就是重建民族传统体育尊道求道、内外兼修、求真务实的传统特色。

3.1 “尊道求道”：回归传统体育的本体精神

中国的“士人”没有西方的来安顿生命，而是在所谓的“道”的光辉之下安身立命，“道”与现实生活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坚持道义、坚持真理是中华文化的特征，而儒家传统中的“道”与“学”本来就不能截然两分，学统“是儒学在现时代得以存活与发展的基础”[17]，学统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道”，使“道”通过治学体现出来。随着现代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性越来越突出，其内意与外形逐渐分离，“道欲明者，当先明学”，所以，重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尊道求道的传统是赓续学统的首要内容，将技术文本转化成文化文本，突破名词概念的表象，寻找体育活动背后最鲜活的内涵。对道的追求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人生存处事的核心原则，是其内心深处终其一生恪守的东西，这就是“道”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根本之处，也是民族传统体育人文教育中的必要之处。

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上，尊道求道的传统要求尊师重教，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道”的直接传承者，而学生需要通过师承和心悟来体道，而不是拘泥于书本和固有技术套路。而古今两种传承方式各有长短，要有选择地继承传统，古为今用，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民主教育的优长，在两种方式之间取得一个“中庸”的状态。

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上，不能盲目地追求难度、美观的动作，而忽略了对内在神韵的领悟与外在感情的抒发，每一处细节都应体现出它的传统意义与社会价值，还原该运动的本质形态。民族传统体育代表了人类的智慧与文明，传统体育的魅力不在于“高难美新”的人为设计，而在于简单质朴的动作中蕴含的道理，大道至简，无为无待，这是一种品心静气超凡脱俗的道德观念，一种内化的宗教关怀和人文精神。传统体育秉承着中国学统的“内明之智”，以肢体活体传承着人类文明的灵魂，这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本体精神。

3.2 “内外兼修”：继承传统体育践行者的本质素养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 述而》）是先秦儒家所倡导的进德修业之法，其中的“艺”指陶冶性情是文艺活动，也指锻炼身体的体育运动，如御、射等等，然而身心皆娱的同时都不得游离于“道”“德”“仁”的大原则。武术精神是代表着中国人文精神，而武德武礼是武术精神的核心，也是一个武者素质的集中体现，拳谚有云“拳以德立，无德无拳，心正则拳正，心邪则拳邪”“拳品如人品”[18]，武德教育是从古到今武者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学统文化在武术领域的重点要求。身修而根本立，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学习如知识、器物、技术等形而下的领域，完成形而上的人格的塑造，把武德修养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和价值认同，从而实现自我完善，达到德才兼备的境界，对知识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去践行，这就是习学成德。新时代的武德教育应该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且贯彻到武术技术教学过程中，以培养社会需要的武术之才。

除了对武德武礼的重视，内外兼修还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情感、气韵的抒发，比如太极拳富有极强的表意性和隐喻性，以神意为先带动肢体行为，把自然现象、生活哲理灌注到拳势中去，太极拳文化符号注重内外的联系，即思与身的协同，是融思想与身体为一体的整体行为[19]，如果只学习其肢体动作将其体操化将失去太极拳的精髓。对民族体育传统的复兴即是回归项目的本质，对身体活动内在神意继承发展，如北狮竞赛从2015年起加入传统项目，在保持公平与规范的同时突出“传统”，从竞技性过渡到艺术性，把人民群众所熟知的传统故事、民俗特色等编入其中，更加注重狮子的神韵形态，使得北狮运动大众化、通俗化，主题鲜明新颖，不再拘泥于形式，不再仅仅是刻意的竞技而是回归舞狮的本质内涵，这也是传统北狮发展的正确趋势。

3.3 “求真务实”：重塑民族体育的民本价值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传统思想文化改变，冷兵器时代湮没在一次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新技术不断应用，民族传统体育的实用价值面临新的挑战。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是以军事武艺为主干，以保健养生为经络，进而形成各地村落中汉族民间乡土游戏与类似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两大特色[20]。可见，传统体育具有实用至上的观念。发展到今天，武术、摔跤等活动由军事技击转化为健身之技，古代的民俗艺术、宗教祭祀等活动多以娱乐、表演的形式展现出来，因而民族传统体育的实用价值已经演变为娱乐、健身、经济、竞技、表演等等。

然而，当今操化的、用于比赛和表演的民族传统体育是远离人民群众的，这种精英型的文化形态无异于孤芳自赏。发展竞技体育的价值与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检验一种活动发展优劣的最主要标准，是自愿自发参与其中的人口数量。民族传统体育以其信仰向心力、情感倾诉性与经世致用的普世价值成为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大众化运动项目，我们必须把传统体育这种代代传承的文化魅力继承下来，扭转传统体育发展的形式化趋向，并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潮流结合，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重新植入古老而又崭新的文化内涵。把人民群众的文化财富还原到大众生活中去，让民族传统体育成为一种实用性文化，逐步渗透到人民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利用其实用价值使民族传统体育更好地为大众服务，保持其具有的雅俗共p、老少皆宜、功能多样、自娱自乐等文化特质，以功能复合与精神愉悦的结合来提升群众参与度。

除了实用价值外，民族传统体育得以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在于其精神价值。社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传统学统意识的弱化是毋庸置疑的，但那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普世价值观至今仍积淀于民族传统体育人的心中，运动员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情感坚守着这份精英型的文化形态，秉承着为国争光的态度走向竞技场，传承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诉求，也不是满足当下现实的功利性的需要，而是永恒的价值理想，民族传统体育也应在此基础上继承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传统，由超越走向永恒，藉升华成为不朽。

4 结语

鲁迅在《华盖集》中写到：“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古为今用”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古代学统下学上达、学思并行、经世致用的特点使得民族传统体育表现出重礼崇德、形神兼备、维系情感的传统特征，在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面对西方竞技体育的压力，民族传统体育的一些传统与文化内涵被逐渐边缘化，民族传统体育由传统的“性命之学”走向“外化之学”，传承方式具有了西方彻底理性主义的性质，社会价值转变导致民族认同感缺失。此时，重视文化根源性、重视学统、重视传承显得尤为重要，传承学术传统以为时用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发展有重大意义。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理念与情感归宿仍作用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即使在现代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状况下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深刻思考民族传统体育在中国古代长期传承经久不衰的原因，赓续学统，重建尊道求道的传统以回归传统体育的本体精神，重建内外兼修的传统以继承传统体育践行者的本质素养，重建求实务实的传统以重塑民族体育的民本价值，发展多功能性的、形神兼备的、雅俗共赏的民族传统体育，追求历史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的统一，以此守护中国传统体育的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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