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10-18 17:39:5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
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本文作者：张倩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济渎庙管理处）
篇2
[关键词]中医古汉语；教学效果；学习兴趣；自主学习
从事教育工作几年来，一直进行的是古汉语的教学，严格来讲，是中医古汉语的教育教学。对于学习中医专业的学生来讲，中医古汉语是基础课，更是工具课，其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为后续专业学科，譬如《伤寒》、《金匮》、《内经》等中国传统医学的学习扫除一些文法上的障碍，七年制教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还要同时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其实无论其目的如何，作为教师来讲，对学生进行讲授，所关注的就是一种教学的实际效果和学生的真实接受程度，而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往往达不到其目的的教学效果。或者效果甚微；学生接受牵强，以考试过关为目的。细想下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值得认真思考。
由于文言与现代汉语相差太大，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学生产生“难学”、“厌学”的情绪，在思想上认为古汉语是少数文史专业学生的“专利”，不利于大众阅读与理解。但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古汉语始终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一切重要的文献均以文言文为书写符号，政治、科技、地理、医药、农业等各种成就都以古汉语作为表达方式。换言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里，古汉语扮演着权威的叙述者角色。这就表明古汉语学习的必要性，尤其对于学习中医的学生来讲，不学习它，我们就无法领略前人借助之创造出来的灿烂辉煌的医学文化，势必对今后的学习造成巨大障碍。但是如何解决这种矛盾，首先要从教学方法上，现在的教学主要采用的就是老师传授，学生接受，造成结果枯燥、乏味，这种教育方法对于任何课程来讲，都是应该被踢出历史舞台的，对于中医古汉语就更是行不通。几千年前，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倡“教学相长”，即教与学不是两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对密切联系的实体，他们是互动的、发展的，这个理念应该贯穿于中医古汉语教学的始终。而如何实现，在我看来，兴趣就至关重要了。
我们都知道，人们做某件事。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为了完成任务。二是对该事情感兴趣。由此，我们不难清楚，前者是被动的，故而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对其结果仅满足于完成任务，达到要求：而后者则相反。因为他感兴趣，所以首先表现在态度上的是主动投入、热情参与，理所当然的。对于结果，他们则期待着“更上一层楼”。经过对比，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就教师而言，首先要引导的是蕴涵其中的人文精神。从绚丽多姿的古代文献里，我们可以读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信守承诺、大公无私、机智勇敢、忠于朋友等等，这些美德古今相通，生生不息，至今仍有教育意义。在教学中融入曲折生动的情节、感人至深的教育，这样会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现在的社会趋于浮躁，大学生在特殊的年龄时期，思想趋于成熟但却容易偏激，现在的百家讲坛应运而生，并且大行其道，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的精神世界需要一种指导，需要一种慰藉，而古典文献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人们的一些困惑，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可以让学生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从而更坚强。
其次，可以引导学生体会到美。古人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中不乏很多美文，譬如大家都熟知的王羲之的《兰亭序》，王勃的《滕王阁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这其中，蕴涵着意境美、形式美、语言美等各种美，教师指导学生用心去感受，去体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聆昕“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无形中，会令兴趣增长。
再次，教师应该触类旁通，善于找到古代汉语与其他学科或相关技术的结合点，以此来打动学生，让学生体会到任何知识结构都是相通的。“诱使”他们进入预定的教学轨道。现在的教学状况就是。学生重视专业课，重视外语学习，认为这些对于以后择业的好坏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这其实不能不说是教育的一种片面性，但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我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和学生所讲的就是，无论现在所学习的任何看起来不重要的一门学科，对于我们日后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不分伯仲的。也许同学们现在很难理解这样的话，认为人生有轻重，但知识却是不分轻与重的，等到人生达到一定得阅历自然会体会到这些知识的重要性，它会大大指导我们人生的很多抉择。我们可以看见在很多中医古典文献中就融入了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相关内容的融合，并不是就是简单的字词句语法的组合。转贴于
篇3
因此，从对高校整体水平的评估，转变为对高校下属学院（或系、所）的评估，是有效的应对之举。
“悖论”何生
对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指责之一是评估指标体系的齐整化，或者说大一统性。
对此，教育部有理由申辩，指标体系明明把办学指导思想列为一级指标，还兼顾了特色项目，怎么说是齐整化？更何况，与水平评估方案配套，2002年又对医药、财经、政法、师范等类高校部分评估指标做出调整；2004年8月，对医药类院校部分评估指标进一步调整；2006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又印发《对部分重点建设高等学校及体育类、艺术类高等学校评估指标调整的说明》。
从纵向比较来看，2002年之前的评估实际上考虑到了各个高校的实力，并加以区别对待。始于1994年的合格评估主要用于1976年以后新建、本科教育历史较短、基础比较薄弱的学校；始于1996年的优秀评估主要用于100所左右本科教育历史长、基础好、工作水平高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学校；而针对介于上述两类学校之间的普通院校，则于1999年开始采用了随机性水平评估。合格评估和优秀评估都针对不同科类进行了分别评估，在考虑到各类高校实力的基础上，还兼顾了各类高校的特色。而在2002年的方案里，地方高校要与重点高校接受同一套指标体系的切割和审视。2006年9月，教育部认识到了这一点，对部分重点建设高校的评估指标进行了调整。而此时，至少有412所普通本科院校已经接受了评估。
现行本科教学评估方案是以2001年随机性水平评估方案的调整意见为基础，将合格评估、优秀评估和随机性水平评估三种方案合并而成。作为一个整合体，2002年方案指标体系的设计理念简单明晰，突出重点，适用于各类普通本科院校。应该说，这是试图简便高效地对本科院校做出评估的一种努力。出台该评估方案的现实背景，则是高校合并导致的综合化以及高校的趋同之势。后者体现在学科专业设置上的趋同。尤其是高教扩招之后，随着办学资源日益吃紧，高校合并，趋同之风日烈。既如此，分科类分实力来进行评估似乎没有必要。
高校趋同带来的是高校无特色。可以说，高校趋同为评估指标体系的齐整化提供了现实背景，而评估指标体系的大一统性，无疑反过来强化了这种趋同。说到底，本科教学评估的落脚点应是本科生的培养质量及其就业出路，而在现实操作中，评估却人为加剧了人才无特色化和平庸化，这不能不说是评估的一大悖论。
一种颠覆
如果我们低调地把评估的性质界定为合格评估，那么，它所遭受的指责可能会小得多。因为，优秀意味着在某个范围内的不平庸、少数和特色，这是一个个性化和相对化的概念。
如果要对全国700余所普通本科高校进行优劣高下的评定，显然是目前所用的大体相同的标准无法胜任的。
2005年4月，教育部公布了2004年接受评估的54所高校的评估结果：其中30所高校“优秀”、19所高校“良好”、5所高校“合格”。如此多的“优秀”，不仅与我们对高校现状的直观感觉有不小差距，更是对优秀内涵的篡改。
当评估的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时候，随后被评估的高校所面临的压力就越来越大。竞优已经从一决雄雌的决心，转变为对颜面不保的担忧，从对卓越的努力攀登，转变为翻越底线的苦苦挣扎。其结果必然让翘首以待的民众和高校失望――它似乎什么都没有说明，但另一方面，它似乎又说明了一切。当无法从评估结果中读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真实状况时，我们有理由比评估前更加困惑。
要找回评估已然失去了的严谨性和权威性，目前的本科教学评估应低调地回归到合格评估，将目前我国本科教学评估结论从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转变为通过、待考察和不通过三种。合格评估意味着对高校办学能力底线的判断，这种判断并没有阻止高校朝自己的发展方向努力，其所产生的齐整化和去特色化的弊病要少得多。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将淡化评估作为官方排行榜的影响，减少高校的造假行为和形式主义之风。
考虑到目前我国高校现实，合格评估的有效实施，也需要在技术设计层面上加以推敲。随着高校合并、扩招及办学资源日益吃紧，多数高校纷纷上马热门专业。以传媒相关本科专业为例，2006年，设立新闻学的本科院校有229所，设立广播电视新闻学的高校有158所，设立广告学的高校有262所，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的高校有127所。此外，新兴的交叉专业，如动画、数字媒体技术、录音艺术等不断涌现，这种高校内部各类专业交叉、衍生的现实，已经使任何一种分类显得含糊而笼统――无论是按学校的学科分布特点分为综合性、多科性和单科性院校,或者按学校功能特点分为研究型、教学科研型和教学型院校,或者按学校的实力和办学历史分为重点院校、一般院校和新升格的本科院校。这些分类，包括目前对医药、财经、政法、师范、体育、艺术类普通本科高校进行的小幅指标调整，都显得过于简单。
更可行的做法是，从对各个高校的评估，转变为对高校的各个学院（或系、所）的评估。作为各学院（或系、所）的联合体，一所大学的水平，取决于学院（或系、所）的水平。从对高校整体水平的评估，转变为对高校下属学院（或系、所）水平的评估，要求制订出学院（或系、所）的指标体系，组织相关领域的同行进行评估。由此取代对医药、财经、政法、师范、体育、艺术类普通本科高校进行的小幅指标调整。
对学院（或系、所）进行评估，是对目前高校评估方式的颠覆。这意味着评估工作量的加大――首先必须打破以高校为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制订出高校各个学院（或系、所）的相应指标体系。
但是，此举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有三：其一，评估指标体系的针对性提高，从而将原来的大一统性减少到最低；其二，每所学院的评估者是该领域的同行或专家，他们今日是该学院的评估者，明天可能就是该学院同行的评估对象，评估者自始至终都与评估对象密切合作与交流，保证了评估的专业性和互动性；其三，调动各个学院（或系、所）的积极性，使评估成为一种全校的共同价值的创造过程。另一个附带的好处是，它可以清除当前高校内部普遍存在的学术山头主义和部门主义，优化学科设置，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做好评估需权力下放
尽管本科教学发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但目前我国本科教学评估基本上还是政府和高校上层领导之间的互动。
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学学院（或系、所）本科教学评估本质上是一种学院认证和专业认证。这也必然要求评估执行者具有专业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是校长或教务处处长的行政权威，而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学术权威。
从一开始，中国高校的教学评估就是由教育部牵头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2004年8月，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成立，作为教育部直属的正司级行政性事业单位，其性质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1994年成立）一样，都是政策指导类机构。我们看到在教育部价值预设下安身立命的评估中心，并没有使本科教学评估摆脱中央管制的模式，也无助于提高评估结果的公信力。
官方评估的利弊得失不可一概而论。至少，明智的校长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把官方评估作为提高办学质量、争取资源的重要途径。但是相反的情况似乎更加普遍。在评估过程中，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的严重程度有目共睹。
根据教高评中心[2006]1号文件规定，专家组进校考察评估，原则上只抽查在校学生近一年的试卷、实验实习报告和调阅最近一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针对教师教案的抽查，也以教师的当年教案为主；2007年4月份下发的《关于严肃评估纪律进一步提高评估工作实效的通知》（教高评中心[2007]2号），明确指出“不搞迎评演练等有可能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活动”，“保证教学数据与教学文件的原始性与真实性、不虚构、不编造。不得修改及补做以往的考试试卷和毕业设计（论文）。”这表明，在评估过程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已是普遍现象，最后需要用正式文件进行约束。
这也说明官方主导的评估行为本身极容易遭受后现代式的攻击和逆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无论姿态主动与否，大学已经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只能依赖教育部准则行事的尴尬处境中。
事实已经无数次地告诉人们，仅靠行政杠杆根本撬不动中国高校这块巨石，不恢复高校原有的自组织能力，高校的事就不可能办好，而高校的自组织能力只能靠学者和学者社团自身力量一点一滴地复原，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力量。
我国本科教学评估，期待由政府主办转变为政府委托专业学会或民间团体来负责实际执行。评估的有效展开，有赖于评估中介机构的真正独立。
篇4
【关键词】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增强体质
浙江省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学生的身体素质全面下降，在速度、下肢爆发力、耐力和力量的各项身体素质中，耐力下降最为明显，尤其是13～22岁学生，近10年持续下降。那么，我校学生的体质状况又如何？学生和家长对体育锻炼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对此，我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
现象一：体育课时，800米跑下来就呕吐、晕倒的人大有人在。在开会的时候，有的学生站立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轻则脸色苍白，重则晕倒。3月份，我校被区防疫站确认为乙型流感爆发，过去两周每天上报的病例最多达300多人，接近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最严重的班级达到半数之多。
现象二：师：平时体育锻炼的时间有多少？生甲：不太多，一周才两节体育课。师：平时自己锻炼吗？生乙：作业多得很，晚上回家都是在屋子里。生丙：我平时几乎不怎么锻炼，就是体育课锻炼一会。问：锻炼时间少的原因是什么？生丙：有的时候是学习作业多，也没时间锻炼；有的时候是懒得很，就不想动，想动也不知道动什么；父母对锻炼也不强调，家长也不关心体育，学习好就可以了。
现象三：我校现有30个教学班，1300余名学生，学校有一个300米标准田径场、九个标准篮球场，12个室外乒乓球桌，器材室各种器材一应俱全；但这些场地器材的使用率都不高，下午课后只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几个学生在锻炼，显得很冷清。
现象四：在毕业班课时紧的情况下，作业量不断增加，加之模拟考不断袭来，体育课更是被忽略不计，常变成语文课、数学课等，进行相应的补习。学生无奈地说，本来上了初中以后，体育锻炼的时间和机会就比较少，体育课几乎成为了惟一可以比较正规系统锻炼体质的时间，现在就连这么一点时间都被挤占了。
当一个个胖墩或“豆芽菜”从眼前滑过的时候，令我感到更加担忧。作为祖国的未来，这些中学生能承受建设祖国所需要的体力和精力吗？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中学生的身体素质呈下降趋势，造成学生体质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一：由于高考、中考的竞争，家长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看重的是分数，轻视的是德育，丢掉的是体育。大量的配套读物、各种音响教材、没完没了的试卷练习，使学生整天忙碌于题海之中，甚至双休日也奔波于各种补习班、培训班，学生的睡眠时间得不到保证，学生的活动时间几乎为零。据调查，平均每天锻炼时间在30分钟以下的学生占84%，40分钟以上的只有16%，且从初一到初三的体育锻炼时间呈递减趋势。
原因二：学生的体育意识和健康意识淡薄。由于认识上的偏见，行动上的误导和影响，使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下降，大多数学生对体育的需要仅仅是建立在精神或是在感官的刺激上，宁可做体育竞赛的观众而不愿意做体育锻炼的参与者。据调查，中学生对体育意识支配下的体育行为发现，被动参与型、消极参与型居然占人数的65%。
原因三：学校组织下午第四节上课，下课就已经4点30，5点清校。学生一下课就急着值日打扫、等车回家。造成运动场场地面积与学生人数比重严重失调，从原来的人多地少到现在的地多人少；且体育活动器材学校怕丢失，怕难管理，只限上体育课使用，不借给学生。
原因四：相当多的体育教师仍然是唱着课程改革的赞歌，教着过去规定的内容，没有按新课标“目标统领内容”去选择教学内容，使学生感到体育课枯燥乏味，失去兴趣，有的甚至厌恶体育课。
学生体质下降该怪谁？学校教育和体育，不能承担全部责任，但也绝对摆脱不了自己的责任。
对策一：学校要通过座谈会、讲座等方式，让家长在子女养育、教育问题上应走出“重营养，重学习，轻运动”的误区，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育活动，并从体育活动中逐步培养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对策二：学校要更新教育理念，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增强学校体育投入，改善体育场地设施，保证运动场地和器材建设。加强宣传力度，培养学生对体育的自觉意识，完善规章制度，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比赛，增强学生的体育兴趣及参与意识，提高其参加课外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使学生选择和接触更多的体育项目。
对策三：教师大力推广培养学生的耐力、速度和艰苦意志品质的体育运动项目。学校体育教育不仅是要进行学生感兴趣的体育活动，更应该大力推广培养学生的耐力、速度和艰苦意志品质的体育项目。
篇5
【关键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资产评估
一、资产评估课程简介
资产评估课程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经济管理类（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必考课，是为培养和检验自学应考者的资产评估基本理论和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一门专业课程，是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维护产权交易各方权益，保证资产运营机制有效进行而建立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学科。该学科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产评估活动为主要研究领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权活动所涉及的资产评估行为中的基本理论及其变化规律为基本研究对象。
资产评估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从资产评估的工作目的来说，是通过资产评估操作，最终获得评估结论，即资产评估价值。影响资产评估的价值因素多种多样，大的方面有两个：一是资产评估价值类型，二是资产评估方法。因此，本课程除了前两章阐述资产评估基本理论和方法，后两章阐述资产评估报告和资产评估准侧与行业管理以外，其余各章分别就不同类型的资产阐述其评估的方法。资产类型不同，评估过程中表现出的差异就较大。把握这些差异，研究这些特点，有助于全面系统地掌握本课程。
二、教师教好资产评估课程的方法
资产评估是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完善而产生和发展的新兴学科，学习本课程，除了要掌握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础知识外，还应具备会计学、财务管理学、统计学方面的知识。因此，该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教师主要应从以下几步做起：
1、深入了解自学考试大纲。大纲是对课程内容的浓缩和提炼，明确了课程学习的知识点及深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的范围和考核标准，是自学考试课程命题的重要依据。
2、认真研究教材。教材是翔实掌握本课程知识内容和范围的依据，其内容是大纲所规定课程的知识和内容的扩展。课程内容可以通过教材对知识点的介绍和举例而更加清晰和全面。
3、明确考核的主要内容。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其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的掌握程度，即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
4、亲自做历年自学考试的真题并从中总结出规律。在做好前三条的基础上，教师还应该把最近几年的自考真题，认真仔细地做一做，把所有的真题都标在书上，最好总结在电子教案中。这样，教师对全书知识的重点难点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考试的规律就自然而然地握起来，讲课时就会主次兼顾，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5、认真地做好课件，简单明了的书写教案。自学考试多以课本上的例题为主，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现代化的教学工具。把教材的知识点和考核点整理在课件上放映，让学生边学习边观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正确处理好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能力之间的关系。教师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注意利用现代化的教学工具，多列举一些生活和工作中的资产评估案例，引导学生把基础知识和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应用能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7、从专业口径上进行掌握，自身具备一定的资产管理的知识。
窄口径的资产评估，即是对企事业资产价值进行评定和估算。具体资产评估方法包括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三种基本方法及企业整体价值评估中使用的资产基础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三种基本方法（大部分属于自考内容）；中口径的资产评估，除包括所有窄口径的资产评估内容外，还应包括企事业之外的各种类型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汽车、珠宝首饰艺术品等）的鉴定与价值评估，税基评估等；宽口径的资产评估将扩展至所有的金融资产的评估和分析。对金融资产及其组合的评估分析必须具备现代金融学投资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理论，如投资组合优化、风险度量和控制和期权定价模型等知识。其中，如对银行资产的评估必须具备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知识，对保险资产的评估需要具备精算知识等。
资产管理的第一层次是一般工商企业的资产管理，即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投资的管理。第二层次将涉及金融资产的管理，如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公司、投资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第三个层次是资本市场的业务，如企业的改制、上市、兼并、收购、剥离、分立、产权交易、托管和租赁资产证券化等。这三个层次的资产管理与资产评估都是相关的。
8、围绕省考试中心的要求，做好过程性考核的准备工作。根据省考试中心的要求，主办院校对学生的过程性考核分几个部分：一是平时作业，原则上要求作业必须写在A4纸上，一次四张，共四次；二是平时考试，有期中和期末两次，试卷格式以自学考试格式为准，严格按照自考要求批阅；三是手写论文，结合本课程特点，可要求学生通过深入资产评估事务所或大型投资公司进行社会调查或网络调查写出实践调研报告，或针对资产评估某个环节写出评估计划，或对教师指定的某项具体资产完成完整的评估过程，写出资产评估报告，严格要求调研报告，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字数不少于3000。
9、授课过程中注意把握好学历考试与职业考试衔接问题。教师授课要围绕自学考试大纲，教好资产评估课程，同时把学历考试与资产评估的职业资格考试相衔接。给学生一个充分的想象空间，鼓励学生努力学好资产评估基础知识已备考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
三、学生如何学好资产评估课程
1、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核知识点，在此基础上突出重点，切勿片面猜题押题。本课程内容涉及资产评估的各个方面，各章节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生要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的各章节，记忆应当识记的基本概念，理解基本理论；把握各章节之间的联系，注意区分相近的概念和类似的问题，并掌握它们之间的联系；要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掌握重点，有目的地深入学习重点章节。
2、各部分内容掌握程度由低到高来进行：先是了解，再是理解，进而是掌握，最后是熟练掌握。对相应的四个能力层次要求上，也要由低到高：先是识记；再是领会；进而是简单应用；最后是综合应用。识记要求学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或识别；领会要求学生在识记的基础上，能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简单应用要求学生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综合应用要求学生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学过的本课程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稍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3、注意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部分，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变化内容所占试题分值比例约为10%～15%。
4、自己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树立信心，创造压力，进而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大学课余时间多，学习环境好，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较多，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考试。学生要做好充分准备，给自己制定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并付诸于行动，持之以恒。
5、做历年真题。每年考得知识点是很相识的，对于一些不会或不熟练的内容，仔细查阅课本或看答案的详细解析，并把知识点写在题的旁边，下一次做题时再温习一下前一张试卷的内容，这样能加强记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增强信心。临近考试时，重点看经常犯错的知识点，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下来，对自己充满信心，沉着应战。
参考文献：
[1]刘玉平.资产评估[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版.
篇6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2-0554-02
随着核电事业的不断发展前进，核应急等配套应急措施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完善核事故应急救援系统，提高核应急救援的执行力，本文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公众和救援人员的防护、救援人员培训及核应急响应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1 背景
现阶段安全发展利用核能是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我国中、长期电力能源缺乏的必由之路。虽然在核电史上发生重大核事故的几率较小，但万一发生往往比较突然，发展迅速，释放出的多种放射性核素可以以不同途径、不同方式对人体照射，影响范围广，涉及人数多、作用时间长，会造成较大的社会和心理影响[1]。人们对核电站开始运转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多宗核电站安全事故[2-3]至今记忆犹新。中国是未来核能大国，如何做好由于自然灾害、不可抗力或操作不当引起的核事故医学救援工作，在发生核事故时，如何保护公众健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医学应急救援准备必须适应当前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2 核应急医学救援准备
目前这些准备主要包括：①基础资料的收集；②对核应急救援人员培训；③核应急响应系统设计；④核应急管理与宣传。
2.1 核应急基础资料的收集
2.1.1 中国的核反应堆主要分内陆型和海洋型两种，且各有特点，为此在制定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准备的时候，必须做好应急资料的收集工作：对反应堆各自的特点、设计参数、设计源项等资料要有充分的认识，同时对反应堆的建设规模、建设地点以及周围地形、地貌、交通等环境情况和周围人群的分布、职业、生活习惯、饮食等相关资料也要掌握；
2.1.2 了解周围人群分布及健康状况，掌握周围环境样品的放射性水平；
2.1.3 对环境样品的测试：在核事故发生后，通过对环境样品的测试，可以与日常的监测数据作比较，为评价事故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提供依据[4]；
2.1.4 建立数据库：将收集到的这些基础资料记录备案，进行系统的总结，建立专门的数据库以便于查询，方便发生核事故时，争取时间上的优势。
2.2 对核应急救援人员培训工作 建立一支强大的医疗队伍对核事故的救援尤为重要。对核反应堆资料及时的掌握为核应急赢得了时间，如何实施快速、有效的救援是救援工作的核心内容。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无论在和平时代还是战争年代，都显得刻不容缓。相比较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在核事故救援工作的培训上还有较大差距。在应急救援人员培训工作上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在核事故发生时，救援人员如何进行高效、正确的救援和注意自身安全的防护，必须进行培训和指导，我们可以借先进核大国在普及和提高核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核应急培训模式；②借鉴、参考发达国家成熟的核应急培训模式、形成自己的培训体系，在当地进行课堂教学，同时也提供在线教学，以方便不能参加课堂教学的学员学习。在线教学主要依靠自学，按照规定的方案主讲一天的核知识基础课程，现场提供培训需要的全套资料，学员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采用灵活的手段掌握相关培训知识，使培训工作高效化[5]；③核应急人才培训对象的要求要达到专业化和层次化水准。针对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人员其设置的培训内容侧重各有不同，按照行业性要求培训学员，就能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也能为科学合理地设置培训班次打好基础；同时，他们的培训手段更具有灵活性、实战性与先进性[6]。不同国家之间由于文化，专业知识水平和国力等的差距，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学习先进管理水平的同时要针对自身的特点，培养适合自己核能应急的专业人士。
2.3 核应急响应系统设计 核应急响应系统的设计应以基础资料的收集和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基础。要实现系统功能的全面性和操作的方便性。核应急响应系统要能接受、传递和显示上级应急指挥中心和下级应急指挥中心等应急响应的有关信息，并进行分析和评价，为专家咨询和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同时可以为核应急响应提供通信联络手段，以及为核事故医学应急专家及应急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环境，保障应急响应活动顺利进行；在平时开展应急值班、应急培训、应急演习、数据库应用和现代化办公等工作[7]。目前我国现已开通了与国家核应急办、中国疾控中心、以及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应急组织的通信联络，建立了通信联络制度，有关应急人员配备了移动电话。完成了核事故医学应急技术支持系统硬件平台建设，包括计算机网络系统、数据通信系统、会议显示系统、数字会议系统，可与国家核应急响应中心、卫生部应急指挥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应急响应中心实现网络连接[8]。这些医学应急通信联络系统和核事故医学应急技术支持系统能够很好地指导核应急救援，增大救援的效率，减少损失。
2.4 核应急管理与宣传
2.4.1 核应急管理 核能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业。随着石油和煤炭资源的枯竭，核能在未来社会解决资源短缺发挥重要作用，它将慢慢走入大众视野，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所以对核能资源的管理与宣传是人们利用和认识核能的有效途径，也是核能应急的必要工作。目前我国出台了《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和《国家核应急预案》等法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核工业制定一个行业的基本法很有必要，它使得政府、企业、公民在核安全事务中公共安全更有保障[9]。
2.4.2 核应急知识宣传与普及 对于公众核安全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也尤为重要。任何核事故均可引起不同程度的公众社会心理反应，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损失[10]。通过普及核基本知识，消除公众担心和疑虑，以便再次出现紧急状态时，人们知道如何正确地行动[10]，因此公众培训是执行我国《核安全法规》的环节的重中之重。通过培训和宣传，能够使人们在核事故中有效地保护自身和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并能积极参与核应急救援工作，减少核事故造成的人民和财产损失。核知识的普及和人们认识觉悟的提高，对进一步合理利用这项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核应急演练能够更深入地掌握医学救援任务的技巧和增加熟练程度，明确响应程序、行动方法及协同事项。在核事故发生时，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人群转移和救援，提高核应急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3 核应急医学救援响应
3.1 核事故的危害性及核应急医学响应的必要性 实施事故应急响应是利用核能过程中必要的保障环节，响应不及时，必将造成更大的事故后果；其次，人员损伤也不会不断加重；第三，核设施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如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气体、烟尘和废水等排出，会大范围内造成空气、土壤、水源放射性污染等损害自然生态环境。而如果实施迅速、有效的救援，不仅仅可以减低人员伤亡，控制自然环境污染范围，这两方面都会大大减轻事故后果[11]。
3.2 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队分工和医疗救治任务 在发生核事故时，核医学应急救援合理的分组、明确的分工能够提高救援效率。一般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三级”救治梯队分别是：现场救护（现场医疗机构）、地区救治和专科救治组成[12]。这“三级”救援梯队承担不同的救援职责，其工作的程序和侧重点也不同。
3.2.1 现场救援队的基本任务是 早期医学处理包括现场救治、可延迟处理伤员的处理和去污等。事故地点辐射剂量较大时应将伤员立刻转往安全地带并进行简单的医学处理，包括伤口污染表面处理、外伤缝合等对可疑使用抗辐射药物、稳定性碘剂对已经吸入或误食放射性物质的人员实施阻吸收和促排措施；收集受照人员基本资料，根据初步分类诊断，将急性放射损伤患者转送往市级以上救治医院，将急性放射损伤、放射复合伤以及体内有严重放射性物质污染者送往专科医治单位[12-13]。
3.2.2 地区后备救援的基本任务是 全面检查、鉴定分类。对放射性损伤较严重而体内不存在误食、误吸情况的患者进行全面去污处理，并给予抗感染及辅助治疗，对于放射性物质体内存留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及急性放射损伤和放射复合伤的伤员进一步检查体内放射性剂量，对体内或伤口有放射性物质污染者须彻底清创、缝合、抗感染等采取相应医学措施[13]。
3.2.3 专科救治基地的基本任务是 对不同类型、程度的放射损伤和放射复合伤做出确定性诊断，并进行专科医学对症治疗；对严重体内、伤口或体表放射性污染的人员进行放射性剂量残留检查[14]，确定残留放射性物质的组分和污染水平，估算人员受照剂量，并进行全面、有效的医学处理[15]。
不同梯队按照各自的任务进行救援，能够使救援工作开展的更顺利，救援任务完成得更全面。各个梯队相互配合，积极合作能使救援工作及时高效。
核事故医学救援准备与响应密切相关，随着我国民用和军用核设施的增加，核事故发生的概率性也随之增加。如何做到核事故高效响应救援，准备工作必不可少，在收集基础资料的基础上，对公众和救援人员的防护、救援人员培训、核应急响应系统设计等可以进一步提升核应急医学救援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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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渤海国 滨海地区 考古概况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渤海国（698年―926年）是我国唐朝时期，北方古老的H族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始建于公元698年（武则天圣历元年），初称“震国”。 七年后（公元705年）归附于唐王朝， 十五年后（公元713年）被册封为“渤海国”。公元926年被契丹国所灭，传国十五世，历时229年。
渤海国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全面效法唐朝封建文明，依靠渤海人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繁育了发达的民族经济和灿烂的渤海文化，促进了东北边陲的进一步开发，丰富了中华大统一的历史涵量。创造了“海东盛国”的辉煌。
渤海的疆域，初限于H的部分故地，至第10代宣王大仁秀时大体上在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国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区等广大地域。海全盛时期，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鞑靼海峡沿岸及库页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是当时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的强国。居民以H人最多，高丽遗民占有一定的比例，还有汉人以及少量的突厥、契丹、室韦人，H中又以粟末H为主。
前苏联考古专家和学者对苏联远东南部的中世纪进行有计划的考古研究，始于1953年A・ ・奥克拉德科夫领导的远东分院考古勘察队的组成，以及1954年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和民族志学研究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城的创建。 ・ ・沙弗库诺夫便着手于渤海文化遗存的发掘工作。他们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发表了恰皮戈乌河（乌苏里斯克地区）两座佛庙的资料，在这里曾经进行过渤海墓葬的发掘，为了确定渤海墓葬的年代，当时对尼古拉耶夫斯克、楚古耶夫斯克、塞巴尔斯克、南乌苏里斯克、克拉斯金斯克等渤海古城进行了勘探发掘。
1965～1966年在 ・ ・沙弗库诺夫领导开始对新戈尔杰耶夫古城址多文化层的发掘工作（圆丘，阿努奇地区），在这里划分出渤海年代层。从1970年到1973年 ・ ・谢缅尼钦科继续在这里工作。1973年进行了对古城址的测绘，同时开始了对距古城址东北300米处古道旁边的新戈尔杰耶夫斯克遗址的工作（1972～1974年）。
从1975年，发掘工作转移到其它的渤海古城址――位于米哈伊洛夫地区的尼古拉耶夫斯克Ⅱ、尼古拉耶夫斯克Ⅰ遗址。80年代进行了下列渤海遗址的工作：克拉斯金斯克和旧列钦斯克古城址、科尔萨科夫村落遗址，1986～1987年又返回到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古城址。玛丽扬诺沃古城址：地处米哈依洛夫卡地区，距乌苏里斯克市东北50公里。
截止到二十世纪末，在滨海边疆^地域内共发现了145处以上、时间在8～10世纪期间内的遗址，这个时间范围亦即是渤海国存在的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属于渤海考古学遗存上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考古学考察。在1994年，国立远东大学的专家们与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们一起进行对渤海遗存的考察研究工作。韩国和日本的考古学家也参加了一些遗址的发掘。在滨海地区的南半部发掘了包括渤海时期在内的古城址、村落遗址、祭祀建筑等在内的遗迹，其中有克拉斯基诺、西涅里尼科沃、戈尔巴特卡、南乌苏里斯克、尼科拉耶夫卡、马里亚诺夫卡、阿乌罗夫卡古城遗址，康斯坦丁诺夫卡-1、阿布里科索沃村落遗址，以及科尔萨科夫卡、科佩京斯克和阿布里科索沃寺庙等祭祀遗址和克拉斯基诺、切尔尼京斯克古墓地。
参考文献
[1] 王承礼《渤海史》91页
[2] 《1994～1998年对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考古学考察研究成果》108页《北方文物》2005年第4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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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为背景，通过对一校两区教务管理工作“协作多、头绪多、人力不足”的特点及校、院两级教务管理队伍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一校两区教务管理工作应稳定教务管理队伍、优化人员结构，加强教务管理工作研究、向管理要效益的建议。
检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国初期的单科高校阶段;改革开放初，单科高校不断增加学科设置进而逐步形成多科大学，个别高校同时获得办学层次升格阶段;20世纪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成为高校的奋斗目标，众多高校进人了合并重组、强强联合办学阶段。在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三阶段，国家出台了扩招政策，各高校的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加，大部分高校原有校园面积与发展空间受限等各类问题不断凸显，促成了各高校在原校区基础上开办新校区，形成多校区办学的格局。其管理大致呈现出三种形态:在核心校区的统一管理下，分校区作为一个或多个学院相对独立，有各自独立的体系;核心校区统一管理，分校区作为其下属学院所在地，教学组织及其管理统一安排;分校区作为部分年级学生所在地，设专门管理机构，依照核心校区的统一部署进行管理。
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了缓解因扩招带来的办学空间矛盾、改善办学环境，盛乐校区于2005年9月正式启用，2005级新生人驻盛乐校区。于此，学校拉开了一校两区的办学序幕，也对教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例，对一校两区教务管理工作的特点、教务管理工作的基本情况进行粗浅分析，并对内蒙古师范大学盛乐校区教务管理工作提出自己的一点拙见。
一、一校两区教务管理工作的特点
1998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始扩招。扩招前，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人数最多时为4 000余人。扩招第一年即1998年，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为5 072人。，扩招第二年即1999年，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为5 436人。截至2009年7月(含2005级毕业生)，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已达21 967人(其中本科生20 978人、专科生989人)。在校生数的增加和一校两区办学的实际，使得教务管理工作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均面临着“融合、发展、完善与科学化”的挑战。这些问题既是在一个高校框架下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在两校区并行管理模式下独立运行的个体。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要厘清一校两区教务管理工作的特点，加快两校区管理的融合，最终实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与效益的目标。工作特点是由工作任务决定的，与单校区相比，一校两区的教务管理工作可以概括为“三多一不足”。
第一， 协作多。所谓协作，是指许多劳动者在同一劳动过程或彼此联系的不同劳动过程中，依计划协同地进行劳动的劳动形态。协作可以缩短劳动时间，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节省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z7。协作是两个及以上的人或单位，以良好的协调与配合为基础的。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的木桶原理，即“决定木桶盛水量的不是它最长的木板，而是它最短的木板”，可以触发我们对协作重要性的思考。任何组织的各个构成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决定组织综合实力的恰恰是劣势部分，木桶的每一块木板代表一个人或一个部门，相对薄弱的个人或部门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成效。在一校两区的教务管理工作中，同一项工作，在两个校区可能分属不同的科室、不同的管理人员;也可能由一个科室或同一个人员管理，但要协调两校区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给予协助、配合;也可能某个校区有工作需要安排布置，而具体工作人员在另一个校区因有工作或空间距离无法及时落实;也可能某个校区的工作人员需要向有关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而领导在另一个校区处理、安排工作等等。这些就决定了管理工作中协作是时时进行、处处存在的。
第二，头绪多。头绪指事情的条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书说:“讲学而抚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n}z]头绪多不是坏事，而是理不清这些千头万绪，找不出哪些是其中关键。一校两区的教务管理工作头绪繁多，很多工作直接涉及教师和学生的切身利益。如考试安排工作，需协调两校区考试时间统一，监考教师合理调配，及时调整发车时间，甚至教师的就餐、住宿等均为一校两区后教务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因此，对于一校两区工作头绪多的现状，无论是常规性的还是临时性的管理工作，都应设置明确的完成时限，工作人员应该对各项工作的主次、先后心中有数，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若千头万绪杂乱无章，既影响师生的正常工作、学习，也会耽误整体教务工作的周转运行。
第三，任务多。教务管理主要面对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涉及考试与成绩、学籍与毕业等多项工作，这些工作原则性强，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差错。一校两区的教务管理工作，虽然增设了一些科室和机构，但工作人员编制并未增加，同一项工作往往要在两校区同时开展并分属不同的科室和人员。在一校两区工作人员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工作人员负责的工作项目数量是开展工作的基本途径，这样，原来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现可能需要两个人在各自校区分头开展、协作完成;或虽一人完成、但因需协调两个校区的部门、人员而工作量增加，这与单校区教务工作运行相比，工作人员精力相对分散，工作任务明显增多。
第四，人力不足。人力指的是人力资源。广义的人力资源强调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是现实人力与潜在人力的统一;狭义的人力资源更为侧重质量，主要是为组织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本文所说的人力资源既包含广义的人力资源，又包含狭义人力资源。一校两区的教务管理工作，在管理人员数量和质量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教务工作协调内容增多、协作完成工作增加、工作任务加重，人力资源不足现象是显而易见的。
二、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务管理工作现状
(一)教务管理工作基本情况
学校教务处设立有宏观组织、微观运行和支持保障等机构。宏观组织机构主要开展制定教学发展规划、编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习基地建设等教学管理工作。微观运行机构主要开展招生考试与录取、学籍管理、成绩管理、毕业与学位管理等教务管理工作。支持保障机构生要开展教学设备采购与维修、教材采购与发放、教室调配等工作。学校在总结多年教学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学分制管理的实际、形成了“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统一、全面建设与突出特色相统一、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相统一、制度管理与个别指导相统一”的“四统一”管理模式。学校教务管理工作曾先后获得国家级、自治区级等多项荣誉奖励。
科学合理的教务管理模式曾在学校的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一校两区的办学过程中亦发挥着和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获得的各级各类荣誉与奖励便是最好的证明。但也应看到，一校两区办学实际需要教务管理模式自身进行不断调整、不断适应新情况，还需要广大的教务管理工作者共同努力、积极参与，为教务管理更好地服务一校两区办学献力献策。
(二)教务处管理队伍基本构成
学校教务管理队伍主要由学校教务处工作人员及各学院协助院长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教学秘书构成。学校教务处现有工作人员30名，其中女性10名，占33.3%;少数民族9名，占30%;拥有高级职称者5名，占16. 7%;研究生(博士、硕士)学历者6名，占20%;具有10年以上教务管理工作经验者17名，占56. 7%(见表1)，
截至2009年5月，已有16个学院整体搬迁至盛乐校区。盛乐校区各学院的教务管理工作主要由各学院协助院长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和教学秘书负责。盛乐校区各学院协助院长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均为本学院的业务骨干，由一批高职称、高学历且年富力强、乐于奉献的教师组成。16名分管教学的院长中，女性4名，占25%;少数民族8名，占50%;拥有高级职称者15名，占93. 75%;研究生(博士、硕士)学历者11名，占68. 75%;具有1一3年教务管理工作经验者6名，占37.5%;具有4一5年教务管理工作经验者6名，占37. 55(见表2).
盛乐校区16个学院共有教学秘书19名，其中，地理科学学院、外语学院、文学院三个学院各有2名，其他学院均为1名。盛乐校区19名教学秘书中，女性11名，占57.9%;少数民族6名，占31. 58%;拥有高级职称者2名，占10.5%;研究生(博士、硕士)学历者9名，占47， 37%;具有1-3年教务管理工作经验者13名，占68. 42 %(见表3)。
三、对盛乐校区教务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稳定教务管理队伍，优化人员结构
教务管理在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务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通过对表1、表2、表3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学校教务处工作队伍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较合理，具有相对稳定性;盛乐校区分管教学院长年龄结构合理，职称、学历较高，但一部分人员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时限偏短;盛乐校区从事教务管理的教学秘书大部分较为年轻，从事教务管理工作多在3年以内、且以参加工作1-2年的人员占多数，部分人员无职称。就教学管理队伍的结构、稳定性等情况看，学校级管理队伍优于学院级管理队伍，学院级管理队伍中教学秘书队伍人员结构不够合理、稳定亦较差。 学校应对现有的教务管理人员，尤其是各学院教学秘书队伍，从“配备、使用、培养、晋升、待遇、激励”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与措施，使基层教务管理人员安心从事、乐于从事、积极从事教务管理工作。针对教务管理人员尤其是基层教务管理人员，制定合理的考评和奖励机制，对在教务管理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管理人员，通过评比给予表彰与奖励。
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知识结构等素质是队伍优化的基本内容。现有人事制度，短时间内不允许大量引进教辅人员，短时间内大量引进教辅人员也不符合高校人才引进规律。因此，高校教辅人员素质提高、结构优化的最有效途径是通过对现有人员的培养与培训来逐步改善，学校为教务管理人员尤其是基层教务管理人员提供学习、交流与研讨的机会，使他们掌握教学管理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提高教务管理人员的教学管理水平及业务能力，使其在政治理论、政策法规和管理知识、教育理论及现代管理手段等方面不断得到培训与有效提高。
(二)加强教务管理工作研究，向管理要效益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学分制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是自治区第一所实行学分制的高校，现已形成一套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体系。学校依照“宽口径、厚基础、适应性强”的需求，构建了“加强基础、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突出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尤其是2003年以来，学校在全国高师院校中首次提出双学位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即师范生在四年内完成专业和教育学两个学位的学习，师范类专业学生毕业时，不仅获得专业学士学位，还可以获得教育学第二学位。这种培养模式适应了师范院校的发展趋势，提高了教师教育的专业化程度。
先进的培养模式与完善的规章制度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二者的有效执行与落实是保证人才质量的关键，而有效的管理则是具体执行与落实的根本保障。管理是指管理者在特定环境下对组织的各类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便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其中管理者可以分为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基层管理者，本文此处所谈的管理者主要指基层管理者。
管理职能主要有“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项。所有管理者都要执行此四项基本职能，但处于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在这四项职能上运用的时间有所不同。随着管理者职位的变化，其从事计划工作和直接领导工作的时间也随之发生变化，高层管理者要以更多的时间考虑组织的发展战略，而基层管理者则要更多地考虑如何激励下属或成员(见表4)。
管理学相关专家研究表明，一般的管理者大部分时间从事传统的管理工作，成功的管理者大部分时间从事网络联系工作，有效的管理者大部分时间从事沟通工作。成功的管理者与有效的管理者虽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对从事沟通工作的时间均有大比例分配(见表5)。
篇9
作为学科名称，“音乐考古学”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虽然目前经常使用此词，但会造成误解。首先，不能总以为有一个特定的“音乐”概念存在，这对于无文字资料的社会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一种特定的音乐概念可能已经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乐美学通常是未知的。当今诸多社会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为“音乐”的组成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希腊术语mousikē的本义，即“缪斯的艺术”，这其中也包括诗歌)。其他社会甚至没有使用音乐和舞蹈的同义词：阿兹特克人跳舞时“祈祷”或“伴随着脚步歌唱”，然而器乐和声乐则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艺术”③。“声音的考古学”④(或“声音考古学”⑤)是一个更客观的、可替代的名称，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资料未必是考古学的。从文献资料来研究音乐传统，基本上属于文献学(旧大陆)或民族历史学(新大陆)，因为许多音乐传统植根于历史之中，所以民族音乐学和民族志的资料可以象考古发现那样做相关研究。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作为“音乐考古学”⑥的变体，“考古音乐学”⑦的名称曾受到过批评性的讨论⑧。有时也见到其他的名称，如“古乐器学”⑨、“民族音乐考古学”⑩、“音乐文献学”(11)或“考古声学”(12)，它们与音乐考古学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关，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研究领域。“考古舞蹈学”(13)或“舞蹈考古学”与音乐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但一般不将它视为音乐考古学的分支。
然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对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架构予以讨论(见下文)但对该领域研究理论的探讨却相当缺乏。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论是研究方法的基础，所以需要高度关注。这一问题，直到最近才受到学科发展史研究的较多重视。在本文中，我想讨论音乐考古学方法论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与人类学学科有关的理论思考。在我看来，民族音乐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与这些理论思考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将有助于构成方法/理论的背景，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架构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范式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赞同，音乐考古学由一系列多学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组成，其具体方法则由研究主题所依赖的资料所构成。如前所述，这些研究资料具有多样性，它包括与音乐相关的发现和涉及音乐的历史记载，有时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乐传统。由人类过去的遗物可知，这些资料在类型和内容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重要的是，为获得实证性的结果，所有资料均应考虑以互补的方式加以比较。换句话说，这些资料均应予以同等对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分析方法的多样性还表明，最佳的研究结果乃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所获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显示，音乐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这主要基于应用的资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总体目标上，可从音乐知识(包括“文化知识”、“乐器学知识”、“律学知识”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声音(16)，也可从音乐表演(17)到音乐文化(18)。根据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见下文)，以及上述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我将研究的总体目标界定为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音乐考古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对过去的音乐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后者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阐述(19)，随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过进一步探讨。虽然大多数音乐考古学家倾向于研究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包括与依然存活的音乐文化做比较，但后者仅作为一种辅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家虽然对考古和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更倾向于研究现状并探寻其中尚存的过去的踪迹，从而将历史科学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有价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对其交互关系的探究目前则所见不多(见下文)。
如果将现存的所有资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式。这可用一般的范式来表示(见图)，并可作为世界范围内个体研究的结构框架。这个范式由两个同心圆围绕总体目标构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为独立研究的课题。外圈联结着四组音乐考古材料(发声器、音乐图像、音乐文献资料以及存活着的音乐传统)，内圈是一些主要的学科，分析模式通常即从中产生(音响学、乐器学、考古学、音乐图像学、民族音乐学、民族历史学和文献学)。
音乐文献资料 文献学 音响学 发声器 乐器学 民族历史学 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考古学 音乐图像 存活的音乐传统 民族音乐学 音乐图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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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况各自不同，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意义，重要的是每种方法要针对不同的个案研究。最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只能在每项资料具有足够的信息时才能获得(23)，这意味着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特殊的原始资料及其互补性。材料经常是残缺不全的，但也要作为研究的课题，因此以一种或几种方法去处理它们通常是不够用的。音乐传统的年代越久远，研究就会变得越困难；文献资料越丰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础就会越好(24)。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可能性确实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遥远的、仅遗留有极少物质资料的音乐文化时尤其如此。
音乐考古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
比较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出现。十分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科学(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来受到严厉批评的假设和臆断之外，它与音乐考古学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标。在研究的课题领域中，比较音乐学家重视音乐的起源，他们认为这在当今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可以进行考察，并可从单线进化朝着“文明的”方向来分析音阶构成和乐调体系(26)。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历史问题包含其中，民族音乐学被视为音乐人类学(Alan Merriam)，重点研究音乐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在音乐与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过音乐和乐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历史科学如考古学和民族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有价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学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乐和社会形态是特定文化认知过程的产物，在音乐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之间具有牢固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解，音乐文化依赖于人类组织和声音模式，声音的生成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结果(28)。Blacking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研究文化结构及其音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文化与人为组织起来的声音是相互依存的。近来推断，对音乐结构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认研究文化样式与音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音乐从未与它的创造者的个人经验相脱离，音乐的创造者深入地参与到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进程之中(30)。
当探索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适用性时(31)，两个学科间的一项重要结构差异便显现出来。音乐考古学最明显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声机的发明为转折点)，过去的所有音乐都消失了。然而，音响考古学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这个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乐谱形式，它们很难被解读，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译(多数例子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仪式歌曲和圣咏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历史文献中，表演实践、演奏技术乃至音响风格都是相互关联的(从不同程度的主位与客位角度观察)。现存的描述显示了乐器的种类和特有的演奏姿态(遵循着不同的艺术习俗和规则)，乐器的发现至少能帮助我们重建创作音乐的构成元素(例如基音频率、和声、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拥有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结果仍是有限的，因为在大多情况下，过去的音乐在节奏和旋律结构方面均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见下节)。
另一方面，音乐表演和与其产生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考古学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课题。事实上，有时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从有关音乐发现的考古学背景，到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过去的音乐文化。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研究课题，由于资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异，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尽一致，但从研究目标来看，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一致的。就音乐考古学而言，在将过去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面貌呈现在面前的同时，过去的声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复原。
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20世纪60年代早期，传统考古学受到所谓新考古学的挑战，新考古学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传统考古学将出土文物的描述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Binford和其他人转向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模式，将物质文化的解释作为一种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形态范围(32)。从考古人类学(Lewis Binford)引发的问题，关注考古学人工制品的生产技术以及它们的特定社会文化功能。即便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但这种方法对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适用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公认(33)。依我来看，新考古学有两种方法对于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研究至关重要，即：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
如果将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的比较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学则是通过对当今民族事象的研究，来了解过去的文化样式。Hodder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考古学与民族志器物如各种工具的形制比较(关系类比)；过去与当今技术处理相似性的比较(形式类比)(34)。在民族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历史研究法，当具备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条件时，直接比较便成为可能，而一般比较法则无需这样的链接即可构建其相似性(35)。当对不同文化资料的解释做多样性考察时(36)，应用民族志类比方法来理解考古资料的主观风险便可降低。
民族志类比方法对音乐考古发现的解释相当重要，这说明它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关系密切。确实，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可以作为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桥梁，但在探索它们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获经验并不多。直接历史研究法在众多个案研究中得以应用，如西班牙统治前的美洲音乐文化与当今美洲土著音乐传统的比较(37)。但间接的比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猎采集社会与史前音乐文化的比较(38)。
尽管音乐考古学的解释有其优长，但与后世时间跨度较大的文化做比较研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对音乐传统做时间跨度和历史深度的考察，在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中是最具挑战性的分析研究。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常常是静态的，音乐考古学的解释反映出这种问题，在原始材料不足时尤其如此(39)。少量乐器或图像的发现，并不一定代表一种特定的音乐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内部和跨文化之间长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即使像乐器那样的器具，在很长的时间 内可能会保留它们的形态，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环境之中，因此会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功能和意义。一种特定的乐器形制可以传留数千年时间，如东亚的琴筝类乐器和东南亚的弓形竖琴。但用这些乐器演奏的特定音乐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义，均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在追索音乐传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对文献和图像资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关注过去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义方面尤其如此。
实验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研究旨在运用复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样式的手段，并通过与过去的比较，来从事考古学研究(40)。与民族考古学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诠释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学家转而成为行为人，通过他或她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比较实验的价值。在被称为模拟实验的方法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系列与过去的经验类似的技术变革。常见的研究课题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术对考古发掘物进行实验性的复制。对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显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能够发出与劳动相关的特殊而有节奏的声音。一些燧石拥有动听的石制板体乐器的音响，即使它们不具备音乐功能，但在过去至少应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显然，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是适用的。有关音乐考古发现的乐器学和声学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如今在音乐考古学中更是必不可缺。有两种分析方法最为常见：第一，复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实验性制造；第二，复制品的实验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话，演奏发声器原器。这两种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发声器的实验性复原，往往是实验性演奏的前提。实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通常是与乐器制造商和音乐家共同合作来实现的。
实验制作过程提供了精确的乐器学信息，其所需前提条件往往是对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对材料的产地、处理以及工艺的考虑，常使用直接目测观察和考古测量的方法(光谱学、X光照像技术、材料研究，等等)。这些分析还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识，以及制造完成后乐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迹。此外，也能够了解乐器独特的声学原理。实验方法还可通过仿真模型得以实现，即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必使用原材料来复制乐器(如气鸣乐器)。
对古乐器或其复制品的试奏，能够考察乐器的演奏技巧，并能显示特定乐器的音响性能(若几种乐器发现于同一考古环境当中，或图像中描绘的是一组乐器，就要考虑它是独奏或合奏所用)。发声器在保存状况较好且可演奏的条件下(如陶响器、陶笛、螺号、陶号、石制板体乐器，等等)可以用作实验研究，而乐器残品以及不宜演奏的乐器(如古代弦乐器)则需以复制品来进行实验研究。与此相关的是音响空间和音响性能的研究，其中声学模化软件和3D应用程序也被应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势和技巧以及出土乐器的声音特性，都能通过实验来加以重建和检测。当涉及气鸣乐器(例如带指孔的骨笛、排箫或螺号)以及成套的体鸣乐器(如编磬和编钟)时，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实验性的演奏在音乐考古学中属于最困难的研究方式，因为我们往往并不掌握过去音乐的特殊结构及其重要信息。再者，虽然文献与图像资料的有关信息有一定价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势方面，从特定发声器的人体生理学角度看，也会限制其演奏技巧和声学性能，因此其真实性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笛子为例，实验性演奏的结果不能视为特定音阶或调式的证据，因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还可通过呼吸控制技术以及指孔的部分闭合等来改变音响(41)。例如，如果只是给出乐器尺八(同上)，人们可能完全不晓得日本尺八音乐，这同样也适用于旧石器时代由禽鸟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这只不过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学案例而已。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复制品上奏出与公元前33000年乐器同样优美的旋律。事实上，正如Nettl用一些显著的例子所论证的那样(42)，重建古代音阶体系以及其它音乐构成要素，仍然带有很大的推测成份。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过定量分析，来帮助获得验证的结果。然而，在大多情况下，发声器的声学研究并不能揭示出过去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方面的足够信息。在声音的再现技术产生之前，过去音乐的音响全都消失殆尽。
以往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制造乐器并用来发音的问题，较之过去音乐的构成问题，在音乐考古学中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学研究中的局限，属于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臆测或即兴发挥。显然，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乐家的想象，它相当于对音乐史的艺术化阐释，只是简单反映了目前我们对过去音乐的看法。
本文译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释：
①我基本采用两个早期的释义：“通过古物遗存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Olsen 1990: 175)，“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考古学”(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为：archaeology of sound，译者注。
⑤原文为：sound archaeology，译者注。
⑥原文为：music archaeology，译者注。
⑦原文为：archaeomusicology，译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⑩Olsen, Dale A. Music of El Dorado: The Ethnomusicology of Ancient South American Cultur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篇10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1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杨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单位即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在这次发掘中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初战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考古学的理解很彻底全面。因此，李济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下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因而第二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盘统筹之下，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既有经济上的资金不足，又有政治上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殷墟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 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理惑论》“近有掊得龟甲骨，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贸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着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注：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强有力的联系，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汉(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极大关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注：张光直：《安阳·序》，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1937年“七七”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所撰著的《殷历谱》。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从卜辞中整理出商王按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谓“五种祀典”制度。这种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傅斯年慧眼识英才，多次劝勉督促董作宾写印《殷历谱》，并亲自筹划印刷出版事宜。董作宾回忆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见询，此书其若干字，印若干页，需若干纸，曷早为之计，物价且飞涨也。”（注：董作宾：《殷历谱·自序》，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关注下，董作宾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历谱》，并手写石印出版。傅斯年为这部不朽的巨著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董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董作宾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顺序。最后他写道：“必评论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董作宾字彦堂）；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注：傅斯年：《殷历谱·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就《殷历谱》的学术价值而言，这种评价是丝毫不过份的。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铭有极中肯的评述：“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注：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傅斯年不仅在考古实践上有突出贡献，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兰克(Ranke'L'von)派史学观点盛行之际。兰克学派的主要理论是提倡“科学的史学”，深信史学可以而且必须客观化，其中不能掺入一丝一毫个人的主观见解。在兰克看来，史学最后可以发展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高度的科学性，落到实践的层面，则是借重语言学的知识从事考证，以史料学为史学在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考订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期间，在主修哲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尤精于科学方法论。他受到两种科学空气的影响：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二是德国历来引以为荣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中山大学和顾颉刚一起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个分工”。（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关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这无异是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宣言书，兰克学派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结尾处，更可以明显地地看出来：“一，把些传统成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确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基本见解。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重“申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点。”。（注：原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实证主义二者的总汇。诚如台湾学者赵天仪所作的评价：“（傅斯年）把史学当作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一样，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以确切的方法、材料和证据来从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说是把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史学等部门，从国故的故纸堆中引到更广大的田野工作上，而获得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注：见《傅斯年思想纲要》，收入《中国前途的探索者：中国思想家》第八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中的史料一词包涵的范围极广，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古籍之外，还包括田野考古报告（如《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报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汇编》二种），以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考古人类学方面的原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创立到1948年迁往台湾，共出版了大量历史、考古人类学、语言研究考著和论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项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载的考古学论文外，还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1-4册）、《中国考古学报告（1-4册）、《城子崖》等发掘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论的意义。无独有偶，李济曾发起编写一套《中国上古史》，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系统地说明了编撰这部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列举了编写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种材料：第一种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第二种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的文化遗址”；第四是体质人类学；第五是“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于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第六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第七是“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注：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人的共通之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这种建立在考古发掘资料之上的史料学思想，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曾著有《史学方法导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这里所说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在报告中，傅斯年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注：参见《考古学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讲的考古学新方法，并不是传统金石学家所推崇的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等项，而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方法，这在总体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语言考据学是兰克学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严肃谨严的方法与乾嘉考据大师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兰克史学中应用历史语言学批判考订史料的实证主义同乾嘉考据学两派融汇起来，构成“科学的史学”的基础。应当说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仅是兰克学派的部分观点，其他如兰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则鲜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学术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如宣扬的实验主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等。傅斯年受到严谨治学精神的训练，提倡先从专题入手，搜集、考订史料，经过排比之后，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出来。这种风格与考古学所要求的科学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学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傅斯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学问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视野开阔的集中体现。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时，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争，各学皆然，旧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目广也”。（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处在世界学术潮流影响下的中国考古学，更不能抱残过守阙，固步自封，而要采纳新方法，引入新理论，方能开拓考古学的美好明天。
三、余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