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化遗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文化遗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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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考古 文化 遗产 保护 发现 发掘 研究 开发 利用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实物史料即各种遗迹和遗物，大多数埋藏在地下，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它们，进行研究，阐明古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复原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和少数民族古代历史，考古学有其特殊的作用。”[1]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保护作用，而这种保护作用又具体体现在许多层面，其中主要有以下三大层面，我们分别进行论述。

一、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首先体现在它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上。因为发现发掘是基础与前提，只有先发现发掘，然后才谈得上保护。如果没有发现发掘，保护又从何而来呢？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作用在发现发掘作用体现的实例，不胜枚举。例如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之一，因该遗址遗物中有彩陶，故又称“彩陶文化”遗址。又如1927年首次在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经古地磁法测定，其绝对年龄为距今约70—23万年，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至今共发现40余个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个体。

由此可见，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是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作用的基础与前提。

二、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作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只是第一步，而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与关键，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首先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其中主要是对文化遗址与文化遗物的保护。例如仰韶文化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就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是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其中主要是文化遗物——文物的系统化、科学化研究。例如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为商代后期都城遗址，商代自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共达273年，是我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第一个都城，也是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而在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甲骨等，有关专家都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甲骨刻辞，早在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此首次发现，后于1928年开始考古发掘，先后出土多达10万余片，上面的甲骨文为我国最早的文字，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共计4500字左右，已认识的有1700字。历代专家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细致的研究，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甲骨学，包括甲骨文历史、甲骨文流传、著录、卜辞内容研究、龟甲兽骨种属等。其中重要著述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等。又如1972—1974年先后两次发掘的湖南长沙东效马王堆汉墓，对其文化遗物印章、印泥、套棺、木炭、白膏泥、男尸枯骨、帛书、帛画、彩绘、丝织品、乐器、漆器、完整女尸、竹筒等，也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证明这些文物，为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与当时手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实物资料。

当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除国家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以外，还与国力的强弱弱有关。例如北京猿人化石共40余个，但在1941年大部分落入美国人手中，至今不知去向。而建国后发现发掘的文化遗迹与遗物，则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完好的保护。

三、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消极封闭、被动静止的，而是消极开放、主动动态的。其中的重要之点，就是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这方面成功的例证很多。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系著名的明清宫廷建筑与宫廷史迹，也是古代艺术博物馆，珍藏历代艺术品和明清历史文物多达100多万件。现在已对外开放，供游人观赏。又如1978年出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经考古专家与音乐专家合作，对全套曾侯乙墓编钟音乐进行了全面研究，并进行了复制。由湖北博物馆、湖北艺术学院组成编钟乐团，并和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交响乐团合作，于1984年建国35周年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曾侯乙编钟音乐会，演奏了《楚商》、《春江花月夜》、《秦王破陈禾》、《满江红》等曲目，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向当代观众展现了2400年前的编钟等古乐器的风采。”[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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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特殊的地域文化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西安的古文化，洛阳的古文化，北京的古文化，是历史上某一个时期中国文化的代表，虽然属于某一地区，但是人们不仅仅将它看作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是视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作为能够代表一定时空一定族群的文化，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研究对象特殊性与普遍性共存，这就是地域文化研究的魅力所在。

有的地域文化同时具有上述两种特征，而且特征十分鲜明。湖北随州的文化就是这样。

随州文化首先是独特的。震惊中外的随州青铜编钟，虽然带有周代礼仪文化的普遍要素，但毕竟只是一个不大的诸侯国的文化创造，因此同样具有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古时流传至今的随州歌谣、故事，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随州的考古文化和民间文化有太多独特的东西，其珍稀遗存和传世作品都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

随州文化又有普遍性的文化特质。首先，这里是炎黄文化的重要一支——神农氏的故土，炎帝文化的家园。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祖先，经过数千年的积淀，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这里是文明发祥的圣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这里的文化对于华夏文化而言，当然是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除了炎帝的传说，此地流传的民间故事，不少都和尧舜鲧禹有些关系，仿佛这里是文化中心一样。

从随州发现“九鼎八簋”这样的天子葬礼模式看，随国人是有天下之志的。这个汉东大国的实力可能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从音乐上讲，它是音乐之都，好比今天的维也纳。能够制作那样技艺高超的编钟，其制造业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先进的。随国的天文水平也是当时最高的，出土于这里的二十八宿最早的图像，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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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蒙古区域岩画；考古学方法；艺术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156-01

蒙古族有一句谚语：与其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

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区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地貌而产生了不同的奇异风光。通过内蒙古草原世代祖先的不断努力，在蒙古高原的群山峻岭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岩画。

根据目前的考古学发现内蒙古区域的岩画已经近万幅以上，从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赤峰市的敖汉旗，从巴丹吉林沙漠到阴山区域①，内蒙古区域作为我国的北部边疆区域，到了蒙元时期才开始有自己的文字和历史记载。而对于远古时代人们所存在的生活状况、文化内涵以及意识形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成为一种难解的神秘。由此，留存在内蒙古大地上上万幅的岩画就变得更加弥足珍贵。那雕刻在岩石上散发着神秘色彩的岩画不仅仅反映岩画画面上直接的内容，不仅仅是内蒙古区域原始社会文化的简单记录，也与社会生产技术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如何看待内蒙古区域的岩画遗存？如何去阐释内蒙古区域的岩画遗存？如何去发掘内蒙古区域的岩画遗存对于草原民族的文化价值？成为一个不断被思考的问题。

由于内蒙古区域的岩画首先是历史遗存。岩画作为古代人类遗存，与考古文化息息相关，因此，运用考古文化以及考古学中类型学的方法对内蒙古区域岩画进行分类研究是岩画研究方法之一。事实上，我们运用考古学研究岩画的时候，却不能用完全的考古学方法来套用岩画的研究，当我们承认岩画遗存与考古学的重要关系时，我们也要承认，利用考古学观察岩画存在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仅仅使用以往的考古学研究。

“第一是揭示过去存在的形式，即对复原的物质遗存进行描述和分类。这种对形式的分析有助于考古学家勾勒出古代社会遗存的时空分布。第二是确定功能，即通过分析复原的遗存形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揭示它们反映的古人行为。第三是了解文化的过程，即通过研究古代遗存说明它们如何以及为何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最后一个目标是试图从考古遗存中获取有意义的解释。”②

内蒙古区域岩画遗存作为考古遗存时，因为年代的不确定性，无地层文化遗物出现而无法进行考古学的全面研究。因此岩画的研究就如文化过程主义对于考古学第二种主要方法的发展所提出的，研究岩画遗存的文化过程既要解释一个大致的时间点上文化各个组成部分如何发挥作用，也要解释文化如何随时间的流逝而变迁。因此，研究内蒙古区域岩画遗存，考古学对于岩画的影响不仅仅是传统考古学的内涵，也包括文化过程、文化生态的种种内涵解释，才能达到一种客观的状态。

作为刻画在岩石上的岩画同时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因此运用艺术学的方法也是岩画研究的方法之一。岩画作为艺术作品，有着自身的存在意义，并显现出史前艺术独有的卓越性，即便是刻画岩画的工具是最“原始的”，但是这与岩画艺术的卓越性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岩画所代表的具有历史性的艺术成就和岩画画面本身的卓越性是技术发达的现在所达不到的。就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指明：

“人的存在是被限制的、有限性的东西，人是被安放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状态，而常陷于矛盾之中。美或艺术，作为可以从压迫、危机中回复人的生命力的东西，并作为主体的自由的希求，是非常重要的”③。

因此，岩画作为一种艺术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困难、灾害等等生存问题时所创造来反映人对于生命的美好愿望及情感的寄托。面对岩画遗存的人类学研究这一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学研究有两种模式，内在文化模式和外在文化模式，由于内在文化模式与外在文化模式的双重作用下，岩画的人类学研究也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成的，内蒙古区域在石器时代开始有着发达的经济文化，之后出现畜牧和游牧的社会经济形势，再到中原与游牧民族之间相互迁徙、入侵和征服等融合过程，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内蒙古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之中的，而内蒙古区域的岩画遗存是整个内蒙古区域历史长河的一环，其生成、成熟到最终消亡都无法脱离内蒙古区域人类学的研究过程。

注释：

①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区域的岩画仅有少数发现，赤峰市的敖汉旗是红山文化所在地，是我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区域，红山文化的人面像岩画具有原始宗教的内涵。巴丹吉林沙漠岩画与阴山区域岩画的内容非常相似，作为内蒙古草原文化的发祥地，阴山区域岩画中人与动物形象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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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国清史、中国古器物研究和鉴定、博物馆管理学、陈列展示学、古代建筑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卓有成就和颇有建树。他主编和著作有：《沈阳故宫》、《金枝玉叶》、《大清开国秘史》、《清代宫廷篇联》、《中国建筑艺术全集》、《清宫大政殿》、《清前历史文化》、《满族历史与文化》、《清代皇帝一家人》、《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明清卷）、《文征明醉翁亭记》等十多部，有三部获国家和国际一等奖，他撰写的有价值的论文有：《明清建筑与艺术》、《沈阳故宫百年史话》、《从满族崛起统一全国看正确处理民族的重要性》、《清前期皇宫建筑艺术风格与满族文化的发展趋势》、《沈阳故宫与清朝建筑》、《关于皇宫遗址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展示的研究》、《论欧阳洵的书法艺术》、《康乾二帝东巡御制诗研究》、《成亲王永瑆仕履位望及其书法艺术》、《武当掌门張三丰是辽宁人》等数十篇，有4篇获得全国一等奖，2篇获得国际奖。

他不仅在学术上成就菲然，对辽宁省和沈阳市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做出重大贡献。在他的建议下沈阳市政府复建了盛京路古文化街；怀远门和抚近门；沈阳西塔和延寿寺；盛京古城西北角楼；成立了沈阳考古研究所；建立了沈阳铁西工业博物馆等。使沈阳市的文物得到有效地保护。特别是在“一宫”、“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作出突出贡献，被辽宁政协和沈阳市人大授予优秀委员和代表、被市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特殊贡献奖。他领衔研制的《古建彩画清污除尘技术》，填补了我国在古建彩画保护技术上的空白，获辽宁省科技发明一等奖，获国家科技发明奖。

他曾应邀随中国科学院赴比利时参加世界第二十届科学历史大会；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以专家身份访问美国，共同交流博物馆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还曾先后赴美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业务交流。他的业绩和科研学术成果，被收录到国家人事部人才杂志社出版的《中国专家人名词典》、被收录到《世界杰出专家名典》、《中国世纪英材大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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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司城；价值；价值形态

遗产价值是指遗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效用，即遗产对象的功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遗产作为全人类科研、教育、游览和启智等精神文化的活动场所，是人与大自然精神联系的理想胜地，是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它的价值原生性是一种自然遗存，是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一种重要力量，也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写照。老司城文化遗产的价值是老司城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及历史条件下，土家族居民世代相传、800多年土司制度代代延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价值，包括土家族的形成，土家居民的生活、气质、习俗、礼仪、土司制度以及土司王朝等，具有不可移植、不能复制、不会再生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价值形态：

1、存在价值

老司城文化遗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是具有独特性的存在价值，因为它是土家族之源，毕兹卡之根，土家族发祥之地，是一部土家文化遗产的经典，一部土家族历史文明的总汇，是土家族文明发展进步的象征和源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指出，任何一项遗产的毁灭和消失都将造成世界各民族遗产之有害的缺乏，保证传之于后代是“当前和将来文化的丰富与和谐发展的一个源泉”。保持遗产完整真实地存在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怎样估计其存在价值都不会过分。土家族世代生存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创造出这样宝贵的文化遗产，包括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出的智力成果，形成了有效的传统知识和独具特色的文化表达，这些文化遗产是土家族世世代代的文化艺术创造和科学技术发明的结晶，为我们后人的创造发明提供无限丰富的灵感源泉。土家族传统的建筑、砖雕、语言、音乐、美术等都是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因此它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存在价值。

同时，老司城遗址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最具典型的民族古文化遗存，不仅具有物质特性，更具有精神特性，在它身上体现了前人的精神品格和精神力量，通过有形的遗产表达了无形的精神，是土家族历史文化的见证，是研究民族形成和社会发展的实物载体，是探索古代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典范，对研究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白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些文化传统往往成为人们为维护各民族的独立、尊严以及复兴奋斗的精神支柱。文化遗产体现了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它既是本民族顶礼膜拜的广义之图腾，也是其他民族崇敬或借鉴的对象。文化遗产对一个民族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激励作用。老司城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蕴涵着弥足珍贵的文化信息，这是不复再生的，是毕兹卡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凝结。

2、历史价值

历史文化价值主要指的是人文古迹旅游资源的历史价值。老司城历史价值指老司城这种文化遗产作为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而反映出的与其自身密切相关的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研究土家族这个群体的文化史或土司制度、土司王朝的发展史等相关方面，从而达到真实还原历史的目的。

随着土家族进步发展产生的自然或社会的遗迹、遗物、传统与艺术等反映了当时土家族的自然生态状况，具有历史价值；见证了中国800多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历史的产物，这些文化遗产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传递了丰富的土家族特有的文化信息。在老司城的发展史上，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和历史资料，例如土家族的织锦，就具有民族浓郁特色的传统工艺，当土家族的祖先出于当时的直接需要而制作它时，根本不会想到它对后代有何意义。但今天作为土家族文化遗产来看待，就成为土家族历史发展的见证。

老司城历史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遗留下来的抗倭精神与民族大融合理念的文化内涵；二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民俗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古迹（如祖师殿、土王祠、溪州铜柱、子孙永享牌坊、石马、造像雕塑等。），特别是土家族文化的精华如茅古土斯、打溜子、织锦、服饰、梯玛神歌、哭嫁歌、摆手舞、巫文化、节日文化、西兰卡普文化等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进行产品化挖掘，向品牌化发展。通过对老司城遗址所保存的历史信息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可以了解到老司城的兴衰，能够客观地反映出毕兹卡的社会生活面貌，将毕兹卡创造的物质文明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由此而折射出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同时透视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和地方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的状况，对土司制度乃至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处理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能够通过这些研究和探讨，达到部分或完整的还原历史真实的目的及在今天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处理好各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其历史价值无法估量。

3、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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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至平山县境内，太行山地貌越来越清晰，层峦叠嶂，刀削斧砍般壁立的巨大山石，强烈凝重的色彩，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扑面而来，而水帘洞遗址所在地水景区就在巍巍太行的脚下。

平山县的沏沏水之所以被称为太行山最美的地方、“北方的九寨沟”，披挂在悬崖上的大小瀑布功不可没。一进景区，山色水光，交相辉映，空气温润清新。一袭瀑布从天而降，瀑布所在的山体中段，写着“水帘洞”几个大字，洞口就在几个字中间，隐约可见。

2008年，沏沏水景区的负责人帅超，发现了瀑布后面的这个天然洞穴，计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为一个游人可以进出的景点，并给它起了一个神秘的名字――水帘洞。开发中的一天，当打开一个洞口，一束光线由外射入，眼前的景象让帅超和随行的人惊奇万分，在洞里的土层中，镶嵌着星星点点，闪烁着玉石般光泽的物件儿，随行的粱勇是我省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断定，这个洞穴非同寻常，于是，帅超停止了开发，取出了一袋“宝贝”上报文物部门。

按照帅超最初的想象，这里也许是一处古墓，那些密密麻麻的“宝贝”肯定是珍贵的玉石，他万万没有料到，那些“宝贝”是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动物骨髂化石，而他无心叩开的，却是解疑“我们从哪里来”这扇久远历史的门扉。

水帘洞的秘密

2010年5月，当水帘洞考古队队长王法岗被派驻水帘洞进行考古发掘时，他和他的队员只带了有限几个考古手袋。虽然有过很多的遗址发掘经验，但水帘洞遗址文化遗存的丰富还是大大超乎了他的想象。

“水帘洞遗址”正面的洞口位于瀑布水帘后方，已经被暂时封堵，留下右侧有一个约30厘米宽，1.5米左右高的洞口进出。洞内有20多平方米的面积，很不规则，并且不断有积水从顶部滴下来。就是在这不足4平方米的发掘现场，王法岗和他的队友发掘整理出了近十万件遗存。在一个临时用来整理和展示考古标本的实验室里，大大小小的动物骨骼化石、石器摆满了简易的展示架，地上几十个考古袋子也都装得满满的。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谢飞说，水帘洞遗址文化遗存的丰富不但省内第一，在国内也很罕见。

那么，我们的先人想通过这些遗存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个经过久远变迁，已经和当时面貌不一致的洞穴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从古人对生存环境的选择考虑，水帘洞洞穴遗址几乎具备了人类生活居住所有的要求，甚至达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其背风、向阳、面水、藏风纳气，堪称风水宝地。现在保存文化遗物的洞穴不是水帘洞的主洞，而是支洞之一。

综观水帘洞遗址发现的数万件动物遗骨，发现以羊和鹿类最为丰富，说明先民的狩猎行为非常成熟，专门措取羊和鹿类为食，还有鼠、獾、牛等，其中野牛体形硕大，人们措杀它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所占比例较小。

考古专家从遗址地层内的孢粉分析和现在遗址附近植物种类两个方面人手，发现植物中板栗、胡桃、榆树和荨麻很多，板栗、胡桃营养较高；榆钱在娇嫩时期也非常香甜可口；荨麻则被先民们用来获得天然纤维，缝补衣服或捆绑东西。水帘洞一带还出产瓜果梨桃等多种水果和植物根茎，这些也应当是水帘洞人按季节采摘的食物。遗址周围还生长着其他多种植物，这些植物种子成熟之后，也是他们经常采集的食物资源。

在遗址现场，发现多处用火遗迹，包括多处灰烬层、大量的烧骨及炭粒等。由此可以推断，水帘洞先民的用火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其中一处灰烬层从上到下2米左右高，说明先民在此处的活动非常频繁。

对于水帘洞遗址的年代问题，从发掘的堆积层来看，人类生活的年代跨度比较大。“这个遗址距今大约有2到3万年的时间，但这不是绝对的。只有等到发掘结束，对标本进行分析后才能确定具体的年代。”王法岗这样说。

至此，水帘洞的秘密已经被逐渐破解，在第四纪晚更新世晚期，滹沱河支流险溢河边水帘洞一带水量充沛，植被茂盛，动物成群，水帘洞人过着较为舒适的定居生活。水帘洞人很懂得利用自然环境，他们在水帘洞外较远的地方拣选合用的石料，运回洞内制造工具；女人们在附近采集植物种子或根茎，男人们则外出狩猎。猎物在洞中被剥皮、肢解、刮肉、敲骨、吸髓、烤肉、进餐。“石家庄先民”的生产、生活，犹如一幅生动的图画，延续并传承着滹沱河的文明、人类的文明。

水帘洞人：北京山顶洞人的“邻居”?

从出土的各类器物看，水帘洞人应该和著名的山顶洞人做过“邻居”。水帘洞遗址还透露出很多他们有“亲戚”关系的信息。

对此，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考古专家谢飞解释说，两处遗址都位于太行山东麓，在地理位置上成为“邻居”。同时遗址年代相近，出土石器都是典型北方小石器，特别是都出土了大量石英石器，可见两者在切割肉类时都喜好用石英石来做工具，并且都采用“砸击法”的打制技法。“这些都说明他们是在一个相同的文化脉系里相互模仿、传承。”

“水帘洞人同山顶洞人一样属晚期智人，其长相也相似。”谢飞表示，水帘洞遗址区也不排除发现水帘洞人头盖骨的可能性。

“水帘洞遗址出土文物遗存极为丰富，说明曾有大批先民在洞穴内生存。然而正在发掘的洞内只有10多平方米大小，仅能容纳十来个人。”谢飞解释说，一则从水帘洞的洞口形制和十层分析，该处曾发生过大面积塌方，主洞已经坍塌，被水冲毁，现存部分仅是支洞。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自然条件等适合古人类生存，很可能出现先民多点聚居的情况，周围或许存在“遗址群”。 在后期的考古调查中，将增加对水帘洞遗址的调查，届时文化迁徙脉络将更加清晰。

在华北地区典型的小石器文化传统中，最早的是泥河湾马圈沟遗址，著名遗址还有小长梁、东谷坨、飞梁、马梁、北京猿人、侯家窑、板井子、西白马营、山顶洞、田园洞、二道梁、虎头梁，再就是这个水帘洞遗址。于是，一条文化传统的起源和传播路线已经清晰呈现――源头是泥河湾，桑干河孕育了小石器文化，顺流而下发展到下游永定河，产生了更加灿烂辉煌的北京猿人文化。这一文化传统在周口店一带扎根后，又顺着太行山东麓向南传播，并沿燕山南麓向东和东北发展。其中向南传播的这支到达了拒马河流域、滹沱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水帘洞遗址附近的井陉县，这一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二三十万年以前，在距今二三万年前后，水帘洞文化开始绽放，成为华北地区和滹沱河流域的重要文化代表。

河北公众考古处女秀

公众考古，让考古走出象牙塔，让更多的公众了解考古，这样的活动在国内其他省市已经有过成功的先例，但在河北、水帘洞却是第一次向公众开放的考古遗址，而我省的这次公众考占处女秀可以说非常成功地达到了主办方(河北省、石家庄市文物局和文物研究所)预期的目的。

水帘洞遗址的发现不仅在考古学上意义重大，更为石家庄市增添了含金量较高的文化名片。2010年中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文化遗产，在我身边”。石家庄在打造文化大市，这种历史文化的代代传承无疑能够增加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归属感和自信心。同时，彻沏水景区气候宜人、环境优美。可以说，这次公众考古活动从开始就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专家学者、公务员、大学生……通过媒体征集，来自社会各界的考古爱好者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被命名为“石家庄先民之家”的水帘洞遗址。而文物部门更是为这次公众考古活动煞费苦心，设计了一些别开生面的环节。比如复原了先民居住的地方――王法岗用古代方法亲手搭建了几个树枝房屋；现场还有几个穿着兽皮的“先人”在教公众打制石器，石器加工厂的石料是考古队员们按照先民走过的路线，在距离水帘洞遗址5公里的险溢河下游的塔崖村搬运回来的；还有在筛选现场，公众可以观摩并参与到标本的筛选。

当然，最让公众受益匪浅的是参观结束后，谢飞和王法岗给大家献上的考古文化大餐――一场深入浅出、趣味十足的讲演。谢飞把考古语言与大众语言结合起来，针对水帘洞人吃什么、穿什么，有什么天敌，水帘洞人爱美吗，吃同胞吗等十六个有关水帘洞遗址的问题用幻灯片进行了演示，考古与公众的距离瞬间被拉到最近，这让所有来到水帘洞的人感到新鲜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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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堆；堆文化；解读；宝贵；文化遗产

■堆”，《辞海》中并无这一词，在解释“”字时说：（gu）河堤。今多用作地名。如龙、冉（都属于山东省菏泽市）。山东出版的《学习字典》加了堆一词：堆，大土堆，用于地名，在整个菏泽市和济宁市的西、北部，分布着许多“堆”，有500多处。在鲁西南的方言中“堆”就是土岗子，“堆”一词在普通话中很少用，在方言中运用的却很形象。

一、堆的形成与消失

菏泽的■堆有档案记载的151处，以“■堆”命名的村庄有100多个，占全市”■堆”的三分之二，在这广大的平原上为什么会形成一个个高大的“■堆”呢？这应与当时的地理环境和黄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菏泽市地处黄河下游，古有黄河、济水、濮水、沮水在此地流经，并有大野泽、菏泽、雷泽等水域，其地势低洼，汛期泽水横溢、黄河主流多次在这一地区泛滥。据文献记载：两汉四百年，黄河决口达16次之多，尤其是两汉之交为甚，所以两汉遗址和墓葬在地表以下8-10米的地方。为了躲避水患，古人自然选择高地作为村落居住地，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有时候可能因为洪水太大而将高地上的房屋冲垮，人们只好待洪水退去后，在原来的基址上继续加高村落居址的地面，也就渐渐形成了高达数十米的■堆。后来因河流得到治理，湖泊淤为平地，人类自然也就不必择高而居了，这又是■堆废弃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堆的分布和古人类的居住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古以来，菏泽就是黄河危害最大的地区之一。据文献记载，济水河道在这一带经常为黄河所夺。岑仲勉先生考证：自河南孟津县以东，东北至黄河入海口划一条线，东南至淮、泗入海口划一条线，自古黄河则在这一扇面形地带经常来回滚动，或北或南，菏泽都居要冲，直到现在黄河固有的河道，仍处在这一三角洲的中间地带。在古代，黄河无有堤防，多道主流，漫无边际的滚动，尽管不至于象后来那样，黄河一旦决口，洪水汹涌澎湃，奔腾无羁，人们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但抵御能力极为低下的原始居民们必受其大害。他们为了在这一土质疏松、土地肥沃、易于耕作的地区生存下来，不得不与洪水灾害作斗争。一次洪水到来，人们被迫离开旧居，洪水退后，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在旧址上重建新的家园。在一次次与汛期泽溢、黄河改道等洪水灾害搏斗中，逐步积累了将居住面增高可以避免洪水侵袭的浅显道理。千百年来，逐次增高，渐渐形成了这些高达数米、形若山丘的“■堆遗址”，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堆”。也留下了人类生产生活的足迹，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物证。

三、众多堆成就了菏泽独具特色的堆文化

菏泽的■堆遗址，其土色一般都呈黑色或黑灰色。黑灰土层中包含着大量的陶片、蚌器、骨器、动物骨骼及少量的石器等遗物。在每一个■堆上，一般都能采集到龙山文化和商代的遗物，有的■堆甚至存有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等各个时代的遗物，可见堆延用时间较长。这些堆上，还多发现有灰坑和房基等遗迹。灰坑有圆形、椭圆形、袋形、不规则形等。现将境内具有代表性的堆简介如下：

1、安邱堆遗址：位于菏泽市城区东南方向12公里，开发区佃户屯办事处曹楼行政村东偏南约100米，因其上曾建有安邱寺而得名。现堆高约3米，长、宽各50米，四壁陡直，上部略成椭圆。四周断壁均暴露文化层，土质为深灰色，结构紧密，铲探得知，文化层厚约5米。■堆的东南部断层可以看到灰坑、红烧土等。从采集到的标本看，该遗址包含有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四个时代的文化内涵。大汶口文化有泥质红陶、夹砂红陶鼎。以龙山文化最为丰富，陶器以灰陶为主，兼有一定数量的黑皮陶、褐陶；纹饰以素面多见，另外还有方格纹、绳纹、蓝纹和附加堆纹。从其表面的标本看，方格纹多饰于罐，绳纹多饰于蓝纹、多饰于瓮。常见器形有夹砂中口罐、夹砂深腹盆形分裆泥、质黑皮陶敞口大平底盆、泥质磨光黑皮陶小平底碗、泥质灰陶小口高领广肩瓮、泥质灰陶浅盘弧腹高细圈足豆，炊器中不见鬲器。生产工具以蚌器居多，常见长方形穿孔蚌刀和弯背曲刃蚌镰。1969、1976年两次试掘和1984年正式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岳石文化的发现，填补了岳石文化在鲁西南地区的空白，填补了鲁苏豫皖地区夏代考古学的空白，对于研究夷夏分界等一系列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证据。其重要价值是填补了鲁西南地区考古学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缺环。安邱■堆遗址是证实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象征之一，也是一处布局严格、房址密集、最具有代表性的聚落遗址。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官■堆遗址：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县城西北约6.3公里，仿山镇姜楼村南400米处，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的古文化遗址。又是汉朝兴起的发源地，公元前203年汉高祖刘邦在此登基称帝，成为汉朝第一代国君，故名“官■堆”，又称“受命坛”。官■堆遗址是菏泽市现存古文化遗址中最高、保存最好的一处，距今约5000多年。文化层堆积约13米，文化层暴露较明显，从■堆顶向下依次为周文化层，商文化层，岳石文化层，龙山文化层。文化内涵较丰富，发现并采集了龙山文化时期和商周文化时期的大量遗物，计有石刀、石斧、石镰、骨锥、蚌器、陶器等。

3、该遗址1957年由菏泽地区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196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高广仁、胡秉华同志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1979年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在官■堆遗址调查时，采集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文化遗物。经铲探得知遗址南北82米，东西80米，总面积6560平方米。70年代，邓集公社组织附近大队社员拉土垫地，使■堆遭到严重破坏。现顶部南北15米，东西仅8米，底部南北30米，东西15米，高出地表8米。西部陡直，从其断壁看暴露有灰坑，蚌壳坑、烧土面、灰层、陶片等。灰陶居多，有方格纹黑灰陶罐片，蓝纹灰陶罐片。红陶白陶片。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计有石镰，穿孔石刀、石斧等。陶器以夹粗砂红陶和泥质灰陶为主，绳纹居多，清晰规整，器形有陶鬲等，还有骨锥，三棱形骨簇，圆锥形骨簇等。该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从上至下约13米，最上层为周文化层，3―6.5米为商文化层，6.5米以下为岳石文化层，龙山文化层。该遗址突出的表现了周文化、商文化、岳石文化，龙山文化多个文化时期的不同特征。在研究古代社会演变，中华文明起源等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官■堆遗址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1992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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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地域性特色；科学研究；经济开发

中图分类号：F1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3－0068－02

引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在历经五千年华夏文明传承与发展，华夏大地上留下了灿若星河的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遗产。作为先辈留给我们后代的宝贵财富，它们大多经历历史和战乱以及人为破坏因素，很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残缺不全，甚至面目全非，特别是在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有效地保护它们，使其科学研究、艺术鉴赏和经济开发等诸多价值全面的得到有效开发和研究利用是新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甘肃虽地处祖国西北腹地，经济不是很发达，自然灾害也频繁，但是它仍然作为华夏文明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甘肃独特文化遗产辉煌灿烂的一面。丰富而又独具本土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甘肃省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当前，如何对它们的现状加以有效地勘察、保护，如何使它们中一些濒临失传的民间手工技艺得到传承，如何使它们的艺术鉴赏、科学研究以及旅游资源经济开发等价值行之有效地得到最大化开发和利用是眼下迫切而又艰巨的课题。在当前以低碳环保为主的旅游资源开发背景下，非物质文化牌――旅游文化搭台，经济开发唱戏这一策略必然是适合甘肃省实际的。借助非物质文化这些典型的省文化符号名片，既能起到宣传甘肃省文化形象，又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一、玉雕绝唱――酒泉夜光杯(传统手工技艺)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酒泉“夜光杯”历史悠久，自汉代就享誉国内外，早在周穆王时，西域曾向朝廷献“夜光常满杯”。酒泉夜光杯采用优良的祁连山玉精雕细琢而成，造型独特，式样精巧，分传统夜光杯和仿古夜光杯两大类。传统夜光杯有大、中、小高脚杯、平底杯、啤酒杯、微型杯、三泡台玉盖碗；仿古杯有爵杯、凤杯、觞杯、牛头觥、双凤杯、双龙海棠杯及酒具、茶具。玉雕旅游工艺挂件有八十多个品种。

随着现在玉料的日益稀缺，夜光杯的前景也从长远上让人感觉到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重要性。

二、西北鼓魂――兰州太平鼓(民间舞蹈类)

甘肃兰州太平鼓舞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素有“天下第一鼓”之称，流传于兰州、永登、酒泉、张掖、靖远等地。兰州太平鼓呈圆筒形，鼓身高70－75厘米，鼓面径长45－50厘米，鼓重19－22公斤，双面蒙牛皮，绘有二龙戏珠等图案，鼓带较长，可挎在肩上，便于击打，同时又可将鼓抛向任何一个方向。兰州太平鼓舞是群舞，有“大轿迎宾”、“黄河儿女”、“擂台比武”等多种表演形式。鼓队有24至48人，多的达到108人。鼓手在领队的号令下击锣伴奏，队形不断变换，一会儿是“两军对垒”、“金龙交尾”、“双重突围”，一会儿是“车轮旋战”、“跳打”、“蹲打”、“翻身打”、“岸打”，等等。兰州太平鼓经过几代民间艺人和艺术工作者的编排、加工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低鼓”、“中鼓”、“高鼓”三种基本打法，在此基础上糅进戏剧架子功技法和武术技法，加强节奏的变化，单一的太平鼓击鼓节奏衍出轻、重、缓、急的不同打法，队形变化也更加流畅。鼓、锣、钹新技法的编排使兰州太平鼓更加音乐化、美术化、舞蹈化和性格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合理的发展。

兰州太平鼓的传说由来已久，一说：起源于古代的祭祀礼仪，意寓迎春而震动地气；一说：是古代的屯军遗俗，旨在发扬蹈厉，催人振奋。为纪念胜利，祝愿永世太平，人们便给这又粗又大又长的鼓命名为“得胜鼓”、“太平鼓”。

三、石洞中尘封的奥秘――敦煌文献(民间文学)

光绪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16窟北壁发现砌封于隐室中满贮从三国魏晋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约5万余件。文书内容有佛、道等教的教门杂文的宗教文书，文学作品、契约、账册、公文书函等的世俗文书。敦煌艺术的发现，名闻中外，它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是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敦煌学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不仅在学术、艺术、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敦煌艺术之美、文化内蕴之丰富以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自藏经洞被发现后，随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篆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四、佛教雕塑瑰宝――麦积山石窟(石窟艺术类)

麦积山，地处天水市东南方50公里的麦积区麦积山乡南侧，是西秦岭山脉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总面积215平方公里，包括麦积山、仙人崖、石门、曲溪四大景区和街亭古镇，麦积山石窟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其他三窟为：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

麦积山为典型的丹霞地貌，因形如农家麦垛而得名，山崖拔地而起，高80米，山势险峻，周围绿树成林，环境清幽。这里松桧阴森，横云飞渡，烟雾团绕，碧水长流，“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石龛千室”，荟萃着后秦、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的塑像7200余尊，壁画1300多平方米，分布在194个洞窟里，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一样，有着珍贵的艺术宝藏。如果就艺术特色来分，敦煌侧重于绚丽的壁画，云岗、龙门著称于壮丽的石刻，而麦积山则以精美的塑像闻名于世。正如我国雕塑家刘开渠所赞美的：麦积山是“我国历代的一个大雕塑馆”。由于麦积山山体为第三纪沙砾岩，石质结构松散，不易精雕细镂，故以精美的泥塑著称于世，绝大部分泥塑彩妆。全部窟龛开凿在山崖峭壁之上，分布于东、西两崖。

五、黄河水魂――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传统手工艺类)

黄河水车是甘肃境内非常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它

又名“天车”、“翻车”、“老虎车”，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兰州人段续中进士，在云南任道御史时，曾宦游南方数省，他发现木制龙骨筒车可汲水灌溉，便观察其构造原理，绘成图样，后归甘肃故里，悉心研究实践，于1556年研制成功了历史上第一轮水车。很快黄河两岸盛行起来，至清末时兰州已有水车157轮(据1891年统计)。到解放前后，上至青海贵德，下至宁夏中卫的黄河岸边共有水车350多轮。1952年，兰州有水车252轮，黄河两岸更是水车林立，总提灌面积达10万亩。当时兰州市的水车之多是号称“水车之城”的叙利亚哈马市水车最多时候的8倍，成了当时世界上真正的“水车之都”。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

水车自诞生以来，一直是黄河沿岸著名的提水灌溉工具，为甘肃农业文明和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现代水利设备的使用，水车已被提灌机械所代替而退出历史舞台，只保留了为数不多的水车，既点缀着黄河两岸的风光，又给我们在回忆中留下了遗憾。随着老制作艺人的离世，使得水车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窘境，好在政府部门的保护和支持下，已经使得水车制作技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地保护和传承。

现今，黄河水车已经成为兰州的名片，兰州的水车制造工艺日前进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这让古老的兰州水车焕发了生机。

六、传统手工艺类――太昊伏羲祭典(民俗类)

人文始祖伏羲是传说中人类文明的始祖，被尊为“三皇”之首，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始画八卦，取火种、都陈等。甘肃省天水市是我国古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始祖伏羲的诞生地。天水伏羲庙祭祀活动自明成化十九年(1483)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各个历史时期在祭祀规格及内容上都有差别，最兴盛于明代，由朝廷颁发祭文，采用太牢规格，一年两祭，一祭三日，隆重而神圣。到了清代，简化了祭祀程序，仪礼简略。民国时期更为简略，由民间祭祀组织上元会主持祭祀。后，逐渐恢复了清代的祭祀规格，祭祀日期改为正月十五日至正月十七日，一祭三日，一迎礼，二大典，三送礼。天水太昊伏羲祭典包括民祭和公祭。

现今，伏羲公祭大典已经成为广大海内外华夏子孙梦寐以求的谒祖朝圣盛世，每年的公祭盛典都盛况空前，体现出了华夏祖先精神文化遗产的巨大凝聚力和广泛的群众号召力。

结语

现今，在华夏文明影响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加强这一强劲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报工作的认识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这些悠久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后，我们逐渐认识和体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弥足珍贵，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和传承发扬光大它们，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去做好研究和开发，根据不同性质、不同门类有针对性的采取有效地保护措施。一方面使得这些宝贵的财富得到有效保护和继承，另一方面开发出它们所蕴含的巨大的价值为我们后代造福。

参考文献：

[1]陈舜臣，西域余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聂铎，敦煌莫高窟[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3]蒋季成，莫高窟敦煌国宝劫难记[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4]麦积山文物保管所，麦积山石窟[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5]张鲲，中国水车之都兰州[M]，甘肃省集邮公司，2005

[6]藿进善，三皇之首太昊伏羲[M]，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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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太阳神鸟 日鸟 历法 古蜀文化

金沙遗址的发现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古蜀国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发现对于人们了解古蜀文明，揭开古蜀国的神话般的历史兴衰更替的面纱具有重要意义。金沙出土的文物多达3000多件，其中最具代表性和独特风格的发现是“四鸟绕日”金饰的发现，即“太阳神鸟”。它是一件镂空的圆环形金箔，厚度仅只有0.02厘米，重量却有20克，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外观看起来很像一件工艺精美的剪纸工艺品，其中心图案是一个12条弧形齿状纹饰，成顺时针旋转的状态，很像一个喷射出12道光芒的太阳。外层有四只飞鸟，很像神话传说中的“负日金乌”，这些都与太阳崇拜有关，所以被命名为“太阳神鸟”因它的神秘的象征意义，四鸟绕日的图案造型而神秘。

一、“太阳神鸟”和古蜀国的日鸟崇拜

“太阳神鸟”金饰呈现的图案的设计源于古蜀先民“崇鸟敬日”的习俗，古蜀人认为，太阳哺育万物，是天神的居所，人类的衣食住行均来太阳神的恩赐，而鸟儿是唯一能够飞上天与天界沟通的使者。《山海经》中也有关于“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太阳之所以会起落，是因为里面住着一只金黄色的的三足乌鸦，它负载着太阳往来于天地之间，所以才产生了日出日落。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并非在金沙文化中才有，在比这更早的三星堆文化中也有关于太阳崇拜的文物出土。如三星堆文化所独有的青铜“太阳形器”和青铜“太阳神树”，其中青铜神树与《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十日神话”的传说很相符。

此外，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也有许多关于日神的神话传说，印证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淮南子》中关于尧时十日并出害人的记载 “ 葩 ”，都是把太阳当成有意志的神灵来看待。既然是神灵，就要祭祀。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崇拜日神的记录。《礼记・祭义》记载：“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暗。” 舛 可见夏至商周，日神是被作为主宰上天的神来崇拜的。文献中关于“羲和生十日”和“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等“十日神话”传说的记载，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神树”是可以互相印证的，都是三星堆文化中“太阳崇拜”的直接有力的证据。而“太阳神鸟”所表现的“日鸟崇拜”现象，是对三星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是古蜀文化太阳崇拜的有力证据。

二、“太阳神鸟”和古蜀历法

所谓历法，就是安排年、月、日的法则。历法一般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古蜀的历法，首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自身就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每只鸟对应3个月牙（或者说是火苗，或者说是象牙），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恰好说明每只鸟代表一个季节，4只飞行的神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四时的知识，能够根据四时的不同特点而适时地安排农作。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规律和原因，已经知道“岁”与太阳运行有关，“月”与月亮运行有关，一年有12个月，使用的是阴阳历。

虽然很多考古文化中都有太阳图案，但是刚好是12个的却很少见，如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罐上的12个太阳的图案，甘肃动向出土的一件双肩耳罐，也画了12个太阳，这些不仅与太阳崇拜有关，也与历法相关。由此可见，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也是有一定的联系与交流的，这也是古代文化融合的一个表现。

关于太阳神鸟的象征意义还有很多，这里就简单的分析两点，“太阳神鸟”金饰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宝贵的文物奇珍，而且承载了古蜀先民的信仰与崇拜的古老文化。当然对它的解读不仅仅限于图腾崇拜，金沙时期的先民已经进入西周时期，那个时期民智已开，既然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图案，就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日鸟崇拜的层面。希望对古蜀文化的解读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

参考资料：

[1]张明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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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遗产；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发展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1、文化遗产的概念阐述

文化是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地域环境、一定的人类种群的一种生存状态、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反映。文化是一条历史长河，从远古流到现在，从现在还要流向未来。文化发展尽管千变万化，但是作为特定的文化，总保留着祖先的基因。

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创造和积累，积淀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贡献。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对过去文化、智慧的继承和总结之上，通过文化遗产，人们才能够认识自己从何处来，认识祖先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由此更加清晰地了解人类的追求，明确我们如何走向明天，走向未来。 1（1）

本文“文化遗产”主要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概念，等同于我国的“文物”概念。它包括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可移动文物指器物、典籍、手稿、艺术品、化石等。不可移动文物指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画、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性建筑、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历史遗址，以及周围环境。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浦东地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研究文化遗产，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状态，研究人的过去和未来。浦东新区地面文物的保护与统筹发展，对于弘扬浦东地区的文脉，培育浦东精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保持浦东地区的文物特色，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保护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当今社会的崇高责任，也是时代赋予文保工作者的责任，是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造福于人类的千秋功业。 2（2）

二、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近年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理念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也进入了国际视野。不可否认，在管理理念、科研水平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发掘上，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不少差距。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将相关概念引入，并逐步掀起一股“遗产热”，使文化遗产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城乡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也促使建筑学、考古学、规划学等学科的学者将研究方向调整到文化遗产，以便共同应对新的变化和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等院校的教育悄然发生变化。

首先，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项简单的、短暂性的建设和经济行为，而是一项高层次的长久性的文化活动。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必须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对文化遗产的维修要坚持可读性、可识别性和可逆性原则。

我们理解，之所以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遭遇难题，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重商轻文的观念在作怪，这里不仅有利益驱动，人们过分看重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更有大量的急功近利的过度开发，从而使遗产原本浓厚的文化气息被忽略，从而不可挽回地造成文化传承链条的失真和断裂。

文化遗产有其经济价值，由文化遗产而引起的旅游产业，可谓是其生命力的佐证。文化遗产所在地利用文化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导致近几年来申遗的功利性原因之一。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更多城市意识到文化遗产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各地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热情高涨的同时，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也抱有巨大的热情。虽然在《条例》中对名城的条件作了严格的规定，但城市政府仍然提出申报，愿意承担保护的责任。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个别有利用名城搭台，只为经济唱戏的想法，但还是应该因势利导，宣传正确的保护理念，提出正确的保护方法，引导到积极正确的方向。现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已经有111个，可以说大部分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城市已经囊括其中。

在新的名城申报中，他们以新的保护观念，深入研究城市文化遗存，认识它们的价值，从而扩大保护的要素，如工业遗产、近现代建筑遗产、乡土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它们丰富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内容，提升了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为申报成功创造了条件。

利用名人故居建立的博物馆是全国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也是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要宣传机构，博物馆通过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展览，为观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将文化遗产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收藏进博物馆，并不是保护工作的终极目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子子孙孙永葆用”。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就要挖掘文化遗产潜在的文化内涵，经济价值和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使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发挥起更大作用。

其次，文化遗产保护缺乏完善的体制制度保障。

诚如单霁翔所言，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问题。政府财力远远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目前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量相对较少，应当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3（3）当然，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人才、技术比资金更为重要。

目前上海地区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文博系、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从事博物馆及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单位和部门，对此并没有足够的意识，因而其实践性不强，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博专业人才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文化遗产属于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部门管理，由于体制所限，很难划归到文化或者文物部门统一管理，管理部门各自为政，保护标准各行其是，不利于遗产的长效保护，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格局，难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联席会议制度是近年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的一项制度创新，是政府依法行政、民主观和民主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有鉴于此，在各级政府层面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十分必要。在遗产保护管理协调沟通机制建设上，可以考虑的另外一个方案是：建立文物信息管理系统。 4（4）#p#分页标题#e#

我国目前已经加入了五个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即《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5（5）。

三、浦东新区有形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发展思路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着力于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在近代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对重要的单体文物古迹的保护；第二阶段则扩大对文物古迹周边环境，以及对以某个历史建筑群为主体的历史街区，历史区域乃至某个古城镇的保护；第三阶段就是由物质文化遗产扩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6（6）。浦东新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基本与此相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浦东新区，包括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要致力于单体文物、重要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发掘。如1954年修建位于浦东新区高桥的烈士墓，1959年将老宝山城遗址作为上海市第一批乙级文物单位。1979年12月12日，北蔡镇金星村（原北蔡公社金星大队）十二生产队所属三宅头黄家宅南的一段川杨河河床中发现唐代古船。这一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思路基本就是如此。

直到1985年12月5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85）沪保办字第476号文通知：“故居现状不得有任何改变，并暂时划定故居周围三十公尺内为保护范围”。这一文件意味着对文保单位的保护进入了区域的范围，开始关注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的环境保护了。

浦东新区新场古镇和高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正是在具有群体古建筑的基础上开展。新场古镇拥有大量的明清时代的古建，整体风貌保存较完好，阮仪三教授曾经说过，新场古镇是上海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镇之一。而高桥历史文化名镇以高桥仰贤堂等一系列代表性建筑，构筑了历史建筑群的保护和利用思路，不仅实现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实现了名城名镇的历史价值。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提出了“历史建筑”的概念，它指的是有保护价值但没有（或不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类遗产。这就是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的一项重要的补充，对“历史建筑”可以保存外观，改善内部，这为继续利用提供了方便条件。《保护条例》规定省、市一级可以公布“历史建筑”，浦东新区充分利用这个新的法定概念，深度挖掘，把那些有保护价值又必须继续使用的建筑遗产保护起来。

博物馆、纪念馆同样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阵地。浦东新区利用名人故居和纪念馆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工作，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点故居纪念馆和上海市市级文保单位黄炎培故居纪念馆均位于浦东新区，纪念馆很好地保存了重要的文物，也成为了浦东新区文化软实力的城市名片。

陈桂春住宅，又称颍川小筑，是浦东新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浦东新区宣传部立项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修缮后被用作浦东新区吴昌硕纪念馆，将文化名人与具有历史韵味的建筑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这一纪念馆具有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观众在参观中无一不为之惊叹，为之感到心灵的震撼。这是一次较为成功的案例，充分地利用了文化遗产，致使其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2008年底，浦东新区启动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这一工作历时五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初步统计，共完成611处不可移动文物的现场调查工作，其中复查文物点305处，新发现文物点167处，消失文物点139处，涵盖5大类25小类。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摸清了浦东新区全区的文物家底，及时抢救保护并挂牌一批有价值的文物点。

在三普中，作为国家文物局将工业建筑及其附属物归为近现代重要历史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子类，予以明确。这表明了政府将工业遗产保护列入了议事日程。上海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把新发现的工业遗产作为三普普查工作的重中之重，浦东新区也是如此。

经过深入细致科学的普查，上海市新发现了200多处工业文化遗产，并对这些点的历史时期、地域分布、产业类型、建筑特色等等做了详实的登录工作。最为人瞩目的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世博期间成功变身，体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宏愿，在世博结束后，再度变身，改建为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群，成为上海市的新亮点。上海的成功示范，为我国工业遗产与城市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做出了榜样。

浦东新区在这一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致力于工业遗产的深度挖掘和普查，经过2006年的工业遗产专项普查以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现已整理出《浦东新区工业遗产初探》等成果，初步共计96处，包括江海北关、江海南关（安记栈）等一批具有价值的工业遗址，不仅在文物形态别具一格，具有浦东的地域特色，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笔者在参与普查的过程中，深为浦东新区拥有众多的工业遗产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同时，对工业遗产的后续利用和保护，是浦东新区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在日新月异的浦东，保存历史，还原记忆，需要勇气、胆识和眼光，因其不可再生、不可复制，这一工作就显得任重而道远，刻不容缓。

四、结束语

一个不重视文化的民族将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重视文化的民族同样是没有个性的民族。

浦东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文物破坏事件屡禁不止，文博单位防火任务还十分艰巨，馆藏文物安全隐患依然存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还比较淡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