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入门知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入门知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偶然看到走廊处有巨大的展板，

展出北大文史哲等名家为所上的通识课程开的阅读书目。

这十二名教授每人推荐2～4本书。

推荐人：孙庆伟教授

所授课程：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孙庆伟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早年参与了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挖掘工作，后来多年在周原遗址奋战。孙老师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报告――李济先生撰写的《安阳》，此书在外研社曾经出版中英文对照版。另外一本是中国最早的上古史课程讲义――《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此书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是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派最初开宗明义的讲义，有着诸多的开创意义。

我个人认为，孙庆伟先生撰写的《追迹三代》一书，系统论述了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研究史与学术史的历程，是目前最全面的中国考古学术史著作之一。

推荐人：吴国武副教授

所授课程：国学经典讲论

吴国武老师是古籍文献研究的专家，他推荐了三部著作，不少主流学者认为《老子》思想应为中华文化最原始、最本真的思想来源，吴老师推荐的楼宇烈的注本是对传世《老子》的精研本，而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是对出土文献中老子文献的诠释。楼宇烈与高明都是北大出身的文史名家，此处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的方式，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潮流。

吴国武老师推荐的另外两本书的配图与原书并不匹配，或许这也是中国古籍的一个常见问题，当我们阅读古代经典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分隔，造成了语言的隔膜，需要借助古今中外名家的注释版本来阅读。像吴老师推荐的《韩愈集》在别的出版社出过单行本，但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马其昶先生校注、马茂元整理的《韩昌黎文集校注》这个版本最为经典。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学习古汉语的学生入门必读书目，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字典。现在，《说文解字》最权威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最近中华书局又出了注音版，但是页码发生变化。岳麓书社曾经按照中华书局的版本重新修订，以同样的页码注音，非常实用。

推荐人：邓小南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作为北大历史系出品的精品课程，由阎步克与邓小南两位权威学者讲授，可见北大对于本科生通识教育的确是尽心尽力的。邓小南先生的父亲是现当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邓广铭先生，父女先后担任宋史研究会的会长。邓小南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北宋政治史领域。此处的推荐书目，她却能跳出自己的研究，推荐其他名家的作品，可见其深厚的功力。

她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祝总斌先生的书。祝总斌先生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学者，一辈子的学术成就都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虽然本书绝版多年，但无论是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研究，还是中古时期任何政治史领域的研究，都无法逾越祝先生的“这座大山”。在北大诸位魏晋史研究的学者阎步克、罗新、陈苏镇，或是叶炜的课堂上，你都能听到他们讲祝先生与田余庆先生之间有趣的掌故。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是北大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有关其研究的唐代西域文化的最新论文合集，荣新江教授是目前中国唐史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学者，其学术着眼点主要在丝绸之路唐代中亚、西域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如今，这无疑与“一带一路”的治国理念完美契合。其代表作《中古中国与中外文明》一文，2011年三联书店再版，值得一读。

《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作者是余英时，话说当年余英时应邀为台湾一位宋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写序，一不小心序言写了18万字，后来干脆扩充，成了这本皇皇巨著。想要研究一个思想家，应对其身后的历史世界有详实的理解，才能对其思想成就有着明确的认知。

推荐人：孙玉文教授

所授课程：大学国文

北大中文系古汉语方向现有的一批老师是出身于湖北大学的，其中的佼佼者是孙玉文先生，以古汉语语法词例见长，他推荐了三本书。钦立先生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是以一己之力编写的，可以媲美《全唐诗》《全唐文》的浩瀚巨著。本部书籍是中国上古、中古时期文学研究，乃至是文史研究的参考必备书目，研究汉乐府、魏晋文学、玄学研究等都是必读书目。不过，逯钦立先生此套书目由于篇幅宏大并不利于通读，在此我推荐两部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学生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语言问题》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先生，（如今清华大学文科图书馆一层大厅摆放的钢琴，就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捐赠的赵先生生前珍爱的钢琴）本书是作者1950年代在台湾的讲座合集。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天才，在美国读了博士之后，回国结合中外语言特点，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知识难度很高，并不好懂，近年来上海中西书局推出《中西学术名篇精读系列》的第2卷《赵元任、李方桂卷》，选取了赵元任先生的经典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洪君教授详细解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阅读，入门赵先生精深的学术要义。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畅销近半个世纪，也是今天《论语》研究最为经典的入门读本。大家仍以初学入门读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深入研究读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为治学法门。

推荐人：阎步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阎步克教授是当今两汉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大牌学者，先生研究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官阶制度两个层面，他面向北大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一直是北大的明星课程，场场爆满，我当年也听过全程，经常看到两三百人的大教室最后有一排站着听完全程的同学。

先生推荐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其早年研究汉代官僚政治结构的三大著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乐师与史官》中的代表作，首版于1996年，再版于2015年。后来，“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这门课程的讲义被编辑出版为《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

阎步克先生推荐的另一本书是北大魏晋文学研究宗师级人物――王瑶先生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以此足见文史不分家，想要做好魏晋史学研究，对于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必须有所了解。

推荐人：干春松教授

所授课程：现代中国的建立――制度、思潮与人物

干春松教授早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近年来有诸多著作问世，自己是康有为思想研究的名家。故而在此推荐的萧公权先生的这本《康有为思想研究》，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干春松老师的思想着眼点之所在。

李剑农先生也是一名学术成就卓越的学者，其在政治史领域与经济史研究领域均有极其丰硕的开创性成就，《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繁复多变的风云际会必读书目，另外他的作品《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中任何一个断代部分的必读参考。

汪晖教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其被再版过无数次的代表作，该书以中外对比的角度，看待中国近现代思想萌发和转变的背景与历史。汪晖老师早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本书是其核心思想的阐发。

推荐人：刘勇强教授

所授课程：古代小说名著导读

刘勇强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明清小说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在这里推荐的三部著作均是海内外名家有关明清小说研究的代表作。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其少有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是鲁迅当年在厦门大学国学院短暂的教书生涯中的课程讲义。

《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是前两年才去世的夏志清先生，先生是北美汉学领域研究中国小说的扛鼎级人物，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无出其右。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读经典，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最为畅销的学术著作之一。

《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的作者吴组缃先生是刘勇强教授的导师，也是明清小说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自己有诸多的小说作品创作，作家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为其提供了研究作品的多重视角。以经典文本出发，以写作经验入手，独具匠心。

推荐人：张帆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史（下）

张帆教授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是国内元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在此他一共推荐了四部著作，基本囊括了其讲授的这一阶段历史。北大的中国古代史课程分为上、下两部分讲授，上从上古讲到唐代，是阎步克先生讲授，下便是由张帆教授授课了。

蒙思明先生是经史名家蒙文通的长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是其1938年在燕京大学历史学部的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文库”系列曾经再版收录，本书载誉史坛七十载，值得阅读。

《辽金史论》是前两年英年早逝的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的代表作，刘浦江教授是辽金史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去世给辽金史学界带来了巨大打击。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是邓小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北宋政治史研究的必读书。

《清代地方政府》的作者瞿同祖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其在法律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成就，很难有人企及，其学术研究从两汉一直贯穿到明清，其代表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及的“法律儒家化”问题，至今仍旧是中国法制研究反复探讨的议题。

推荐人：吴晓东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讲

吴晓东教授是当今中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授课态度之认真，授课内容之详实为北大学子称道，这从其有关西方文论研究的讲义――《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就可见一斑。

近年来，吴晓东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多有造诣，此份书单当中的《围城》与《野草》两部，基本上是所有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耳熟能详的必读书目。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应该是其近年来在北大讲授沈从文研究课程时的重点参考书目。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也是可与鲁迅先生的《野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等并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而沈从文先生非凡经历的一生，更值得学者去研究。

这份书单的第一本书却是独具匠心，亦如之前点评阎步克、邓小南时指出的那样，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一般所涉猎的书目都不仅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理查德罗蒂的《筑就我们的国家》是探讨美国经典研读意义的著作。

推荐人：朱孝远教授

所授课程：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

朱孝远先生是当代欧洲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名家。《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是朱先生在其最重要的学术领域的研究性通论，便于学生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全貌。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是本次书单唯一涉及的英文原著。作者鲍斯玛（William Bouwsma）先生是朱孝远先生的恩师，近年来鲍斯玛先生的诸多藏书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或许朱先生希望借此机会推荐不为人知的好书，传承学术精神。

丹纳的《艺术哲学》是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早年我在北大艺术研究院的朱青生教授和翁剑青教授的课上都曾被要求必须阅读，丹纳的著作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欧洲文艺复兴在艺术理论与哲学文化层面的成就。

另外，早年我精读过朱孝远先生编著的《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它是国内少有的系统介绍入门世界史的书目。该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孝远老师在推荐西方学术经典的同时，推荐了许多中国历史研究的经典书目。所谓学贯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厚功力大致如此。

推荐人：吴国盛教授

所授课程：科学通史

吴国盛教授是当代科技哲学领域的学术名家。其代表作《科学的历程》是国内畅销多年的科学史入门书目，也是清华大学本科生精品课程《学术之道》的推荐必读书。

在这份书单中，《技术与文明》的作者芒福德是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研究、考古类型学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其有关技术与文化的讨论是研究传统文化与技术革新的冲突与发展的必读书目。

优秀的学者善于挖掘并不常见的好书，善于打破固有的学术偏见。人们常说“黑暗的中世纪”是科学的黑暗，但是格兰特的《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让人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科学技术的变革。

吴国盛先生推荐的最后一本是“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科术革命》。“牛津通识读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面对大学生出版的一系列由欧美名家写作的通识读本系列，在国内由外研社和译林社先后出版过一部分，广受好评，中文版兼有中英对照，对于学子入门西方学术，可以一窥门径。

推荐人：姚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篇2

2007年，《中国史前史红山文化古玉器概说》一书，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9年，《红山文化古玉器鉴识与欣赏综论之鉴识理论篇》和《红山文化古玉器鉴识与欣赏综论之鉴识研究篇》二书，由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短短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四部关于红山文化古玉器著作专著问世，犹如一枚集束炸弹，抛向了红山文化研究领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从此，人们认识了一位年轻有为的红山文化研究学者――刘永胜。

1955年，刘永胜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十多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无依无靠的母亲无力养活一家人，就被同母异父的大哥接到了鹤岗。为了填补家用，他高中没念完就下了煤矿。年纪弱小的他，承受着一般人承受不了的体力劳动。但他从不叫苦，因为他必须为贫穷的家庭出一点力。可谁知天不从人愿，在一次事故中受了轻伤。伤好之后的当年，他参军入伍，当了一名野战军战士。退伍后他又回到鹤岗，在鹤岗二轻局当了一名宣传报道干事。勤奋加富有灵性的刘永胜，凭着一股自学精神，很快掌握了新闻报道的脉络，他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报纸、电台上，在鹤岗，俨然成了一个“名人”。

一次，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到鹤岗选拔记者，事先，他们先从学历、文笔等几个方面框定了一个范围。经市委常委会讨论，推荐了两个人。新华社的领导经过考察，一个都没有相中，就准备起程回哈尔滨。这时，市委宣传部长跟他们说：“我们这还有一个人，名叫刘永胜，不符合你们定的条件，但他的文章写得好，从发稿的数量来说，在鹤岗没有人能比得上。”这倒引起了新华社领导的兴趣，决定留下来见见这个年轻人。他们把刘永胜找来，先给了出他一个“命题作文”，考考他的写作能力和反应能力。他很快就把“作业”完成了，思路清晰，干净利落，新华社领导十分满意。就这样，他成了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驻鹤岗的地方记者，他的工作也由二轻局调到了市委政研室。

一个没有受过新闻专业专门训练的“草根”，凭着自己的能力，竟然杀入了新闻行业，成了一名骨干。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先后任职于《东北经济报》《工人日报》《中国市场经济报》《中国经济时报》等记者站，先后担任过记者、主编、站长等职。由于业绩突出，后来，他正式调进《人民日报》驻黑龙江记者站。这些我国顶级媒体的身份，让许多人眼红。可在2000年，刘永胜竟出人意料地办了“内退手续”，离开了《人民日报》记者站，那是因为红山文化。因为当他接触红山文化之后才发现，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仅靠业余是远远不够的，一边当记者，一边搞红山文化研究，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他决定摆脱一切与红山文化无关的事情，一门心思地来从事红山文化的研究。

自从红山文化被发现以来，研究著作及理论文章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但专门从事红山古玉器文化内涵的研究，并且成系列成体系地进行研究，应该说刘永胜是第一人。刘永胜从研究红山古玉器入手，可谓执了红山文化的牛耳。因为一提到红山文化，人们自然就会想到那件造型优美的C形玉龙，它已经成为红山文化的标志。玉器是人们认识红山文化的入门向导。

刘永胜与红山古玉结缘，实属偶然。

说起来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对当时的情景，他仍记忆犹新。1994年，刘永胜任职于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那年9月的一天，他在外地采访，一位朋友拿了几件玉器，让刘永胜给看看是什么年代的，干什么用的，有没有价值。可那时在刘永胜的头脑里，玉是一张白纸，他拿着这几块玉，十分尴尬，难为情地说：“我找人给看看。”

刘永胜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找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文物局的古玉专家，两位专家先后拿着这几件玉器，翻过来调过去地看，看了半天才说：“这是红山文化古玉器。”当向专家求证探索古玉器承载的深层次宗教内涵时，二位专家说：国家宗教文化研究所的专家，在这个领域才是行家。为把握起见，他们把刘永胜介绍给了中央民族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的专家吕大吉。吕先生一眼就认出了这是红山古玉器，并说这是十分珍贵的古玉器。当时，吕先生刚刚完成了《史前宗教文化》系列巨著的编撰工作，书虽然完成了，但仍有遗憾，那就是对古玉器的论述，因实物太少，谈得极不充分。他对刘永胜说：“红山古玉文化内涵领域的研究是个空白，你有时间的话可研究研究。”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刘永胜迷上了红山古玉。打那以后，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能够动用的资金，都用在了红山古玉上。所有红山文化的遗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凡是出现红山古玉的地方，他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那里。同时，他还拜访了许多红山文化研究专家，收集了大量的红山文化著作和论文。这时他发现，摆在面前的虽然是一枚红山古玉，但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块玉，它涉及到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美学等诸多学科，要想啃下红山玉研究这块硬骨头，光靠热情、干劲、理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实实在在的基础理论装备。面对着庞大的红山古玉文化研究工程，对于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刘永胜来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从1994年第一次接触红山古玉，到2004年出版第一部著作《红山古玉文化研究》，前后只用了10年时间，之后其他三本专著又陆续跟进，使刘永胜的红山古玉文化研究，形成了一个系列。

许多专家曾这样评价他的《中国史前史红山文化古玉器概说》一书：“这本专著，就其内容而言，属于考古与博物的专业领域。通过具体撰写，我们发现它又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如古玉文化与宗教研究，虽然它本身是考古与文博的学科，但在研究中必须运用与深入涉及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古文知识。所以，它又交叉到古汉语文学科领域。又如古玉造型、纹饰、沁色等鉴识研究中，必须应用美学与工艺美术领域的知识，由此它又涉及到美学、艺术、音乐等交叉学科。如此等等，在全书研究与撰写过程中，大容量的多学科交叉渗透实属必然，多学科必须最终整合归结在古玉文物研究这一特殊对象身上，因此说，这部专著填补了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学术空白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对红山古玉的研究，刘永胜都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方式。比如在《红山文化古玉器鉴识与欣赏综论之鉴识理论篇》中，对螺蜗形玉器的论述，就运用了这种方法。作者先是考证玉的产地，然后分析它的沁色，这属于考古学的范畴。通过对玉器形制特征的分析，由螺联系到累祖，由蜗联系到女蜗，由动物崇拜、宗教崇拜到先祖崇拜，让人们看到了这件古玉器上所承载的厚重的文化信息。通过对纹饰的分析，让人们看到了“在螺体表面，还运用了平行凸棱纹与隐回纹，使玉器犹如注入了生命活力一样，富有立体感的艺术效果”。这属于美学研究的范畴。接着又分析这件玉器的磨工技术，这又属于工艺学的范畴。可见对红山古玉文化的研究，没有多学科知识的储备，是根本不行的。

玉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许多古遗址中都不同程度地出土过古玉器，但像红山玉器形之多，功能之多，数量之多，则是很少见的。其中表现出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天体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等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也是不多见的。从出土的红山玉来看，有乐器、佩饰、随葬器、冠饰、仪仗器、军徽、印信等，这种丰富的器形实属难得。另外它表现出的材质美、造型美、纹饰美、曲线美、韵律美、创意美等审美内涵，也都是出类拔萃的。正因为红山古玉器有了这样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内涵，才会让刘永胜着迷，才会让他放弃一切，集中精力专门从事红山古玉器的研究。因为刘永胜在红山古玉器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被内蒙古民族大学请去做专题学术报告，并先后被吉林师大东北文化研究院特聘为客座教授，被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分院和东北农业大学成栋学院特聘为教授，有的大学担任课题研究任务，为黑龙江大学考古专业、黑龙江江南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讲授了红山文化古玉器专题课……根据刘永胜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还后晋升为文物研究员和教授两个领域的正高职称。

篇3

关键词：新时期 档案管理工作者 素质

一、档案管理工作者

所谓的档案管理工作者就是直接从事与档案管理或档案管理相关工作的人群。在中国几千年的档案管理历史中，从事档案管理的历史人物即没有显赫的官位，也没有值得炫耀的社会地位，他们大多的是宦官或是下等文官，但他们却给我们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人文、文化等各方面的详细记载。悠悠几千年，到如今的新时期下，档案工作者还在社会分工中扮演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在信息时代和新人力资源的冲击下，档案工作者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管是从专业知识角度、还是从社会地位等方面，但身为一个档案管理工作者还都保持着一个基本素质，忠诚于党、服务人民的崇高思想；守护历史、传承文明的神圣使命；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严谨细致、艰苦拼搏的顽强作风。

二、档案管理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做为新时期的档案工作者，档案管理的基本素质是不可缺少的。

（一）忠诚于党、服务人民的崇高思想，做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忠诚于党是每个公民必须要做到的基本素质，对于一名档案管理工作者更是要做的更好，档案管理不同于其它的工作，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但却有很多的保密级别，在不同级别下，只能管理和查阅你权限范围内的相关数据和资料。服务人民，这更是一个档案工作者的基本素质，不是你的权限有多大，而是应该在权限范围内尽量给所需要帮助的人一定的帮助，热心服务人民这个也是必要的素质。但就是这样的权限给许多人带来了职务之便，为自己和他人以谋求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查阅，虽然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经济或其它方面的方便，但却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档案管理基本条例，甚至上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危害。

（二）守护历史、传承文明的神圣使命，详细、正确的记录、整理、储存相关有价值的信息是一名档案工作者的基本工作，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有无数的档案工作者就是以一支笔来为我们后人记录着当时的点点滴滴，到今天我们才能在世界中自豪的说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这些历史不光是靠今天的考古，而更多的是靠着每个时期档案工作者们给留下的宝贵历史资料。在档案管理工作中，记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实可信，在现代人看历史时，什么是正史，什么是野史，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办法去用考古证实的，只有靠以前的档案管理工作者的记录。然而，在新时代里，很多的档案管理者却没有了古人对档案管理的守护和传承，在利益的驱使下，擅自更改档案等做法屡屡皆是，这让我们的后人还怎么相信这个时代？

（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谈到这个的时候，有很多人想问，什么是高尚情操？其实这四个字表达了太多的意思，从字面的意思理解就是崇高的情感和行为操守。如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留给我们的情操，但做为一名档案管理者，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可能更是我们坚持的情操。历代的档案资料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东西是多么的珍贵，但又有几个人能知道是谁记录和整理这些东西的，让它得以留存到后世呢？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简单的八个字，但是要坚守住这八个字又何其容易。很多从事档案管理的人就是无法忍受这八个字，而选择放弃，或另投他处，如果说有更好的地方可以说还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说是人往高处走了。可是有很多人，做不到这八个字的时候，就怨天尤人，不仅耽误了工作，而且耽误了自己。

（四）严谨细致、艰苦拼搏的顽强作风，顽强的作风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特别是党的教育下，这种艰苦拼搏的顽强作风更是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做为一项发展了几千年的事业来说，严谨细致是这个行业的入门要领，从档案的记录、整理、排码、归档，到后面的录入、查阅等，每一个环节上都要细致，有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影响到整个档案和真实性和准确性，所以做为一名档案管理工作者每时每刻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艰苦拼搏的作风来迎接每次的工作。

三、档案管理工作者基本素质的发扬

（一）大力加强高校档案管理专业的学生基本知识和职业素质培养。从中国近代史上恢复高考第一届学生开始到现在，中国高校中只是在培养档案管理救专业人才，但这些人才有多少人真正的走上档案管理工作？这是中国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也是这个专业的一种损失。

篇4

本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在世局艰困的大环境下起步，凭着少数学者的学术自觉与抱负，从传统诗文评的基础上，建立了学科的规模格局，而为数不多的大学，相继设立文论史以至文论专书的课程。透过建制，树立学科地位，更有效培养研治古文论的专门人才，普及有关的学科知识。当今中国古代文论在中文系知识结构中比重日益增强，是抗战前的草莱状态所始料不及的。由于古代文论是中文专业的重头戏，近年来，“教程”或“选读”这类讲义式读物和补充教材如雨后春笋，反映社会对有关知识的入门指导需求甚殷，显示古文论已经是中文系课程结构中理所当然的部分。港澳地区专业院校中文专业无不开设文论史或文论专书如《文心雕龙》等必修或选修课，一直维持1949年前国内大学的课程架构，未受国内和台湾这样那样的外来干扰，学术问题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讲者尽情发挥，悉性解读，没有官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亦当然不存在外来的扶持，所以一切精彩皆尽在课堂的教学，如徐复观之在新亚研究所，苏文擢之在中文大学，陈湛诠之在岭南学院，他们的讲论，各自展示精彩的生命演绎，文字撰作反而不显真面目。所以，若计较学科文字成果，港澳地区实无足观，根本不可和大陆及台湾相提并论，但薪火相传，于言传身教的过程中，令学科宗绪不坠，有赖于是。因此，于总结大中华古代文论研究，不能一概以文字成果来衡量。

学科的格局规模已根本确立，当下只有补充与修正，但不表示修补的功夫次要，其实同样耗费学者精力；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经过代代努力，方能令学科达至比较成熟的状态。学科的发展犹如生命体，新陈代谢，势所必然；而遗传基因，亦令生命体代代保存其独特面目。尽管学科内容有更新补充，亦不会令古文论的学科格局面目全非。因此，学科前辈不必因后起之秀的冲击而耿耿于怀，而秀出学者亦不必以一时创发而盛气凌人，甚至党同伐异。近数年司空图和《诗品》的论争是一例。无论怎样说司空图和《诗品》，都不足以影响一门学科的格局，若学界目光紧盯着此，反酿成不必要的意气之争，由此而导致的偏颇，加深了中国学术界的门户之见，这实非文论研究之福。因此，学术胸襟在未来古文论学科发展至为重要，古文论的学术生命，兴旺与否，实有赖坦诚的治学态度，以宽容互赏相激励；宽容是对不同见解的肯定，互赏不掩善；不因人废言，亦不以一眚掩大德。方今很多研究重复“劳动”，原因实不全在学术消息的不灵通，更多的是有意抹杀。这只会导致学术研究在原地踏步，甚至萎颓不振，对学术的新陈代谢极为不利。因此，既需尊重权威，也要重视无名后进，同时更需要独立思考判断。文学研究含强烈的个性特点，能独立思考，不囿成说，是显露研究个性的起步，学术生命始见苗头。至于视学术为公器，研究者以公心对待学问，则尊重个性特点的同时，可免于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的走火入魔的地步。因此，新世纪的古文论研究，应该驰骋广漠，学术格局恢宏，而造境精微，各尽其才，各展所能，带领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步伐，尽现轩昴的生命活力。

古文论的研究带有综合的性质，既主导文学才情的舒展，也包容哲学浩博精微的造境，亦蕴含史学通鉴全局的识见，至于文献考索等求实的朴学功夫，自不可免。现今藏上海博物馆的先秦楚简，知情人士相传有先秦儒家诗学文辞，若传言属实，则大可补充先秦至汉一段时期的文论内涵，而更重要的是令学术界正视儒家在文论构建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从学术思想深处慢慢矫正百年来文学研究界简慢儒学的积弊。不过这批竹简文字久不刊布，未知是否独占材料的私心作祟。材料固然重要，但对古文论这门学科而言，其大体规模已定，即使材料完全公布，亦属补充性质，不可能改变学科的外延和内涵，因此，对这些出土新材料亦不必寄予厚望。反之，在传世文献中，还存在多不胜数的材料留待发掘整理，就以明代文论及古代文体论来说，黄佐的《六艺流别》便久遭忽略；至于唐宋儒家著述中的文论材料，亦多不受重视。若不先存简慢之心，以求真备全的态度治学，则传世文献中文论材料的整理，犹如对新世纪学科的“基础建设”。整理材料，解释材料，若先入为主，适足以入主出奴；因此，通鉴全局的史识至为重要，以识力驾驭材料，真伪自可鉴别，轻重自有鉴裁。若死守当今学科的分类领域，便不可能开出恢宏的学术生命。 畛域分明，是当今学院派学术的特点，但对古文论研究来说，无疑筑墙自困。古文论研究和学术思想及哲学的关系至大，古文论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的哲理性省察，像孔子以《大雅》中“思无邪”一语概括《诗三百》，引诗以说诗，背后便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若草率地以泛道德论来解说，再任意引申为儒家重道轻文，则与原意相违不啻千里。若把“思无邪”放在向重“中庸”的儒家义理来理解，结合《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的批评，便不可能率意妄断。因此，罗宗强教授力主文学思想的研究，实深得学科三昧!复旦大学中文系主持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已完全刊布，在世纪结束前为学科的总结奉上珍贵的献礼；至于《原人论》等三部专著，从三个方面树立古文论的大旗，学术之功甚伟。新世纪初期，文学思想的研究和整理应提上日程，透过文学思想打通艺与道的畛域，重新接上艺道并存的文学传统。

篇5

“珠光宝气，极尽奢华。”一位刚刚参观过展览的观众感叹道。

然而，就在不久前，故宫才刚刚因“盗窃门”卷入舆论漩涡，涉及的被盗展品，亦并非文物，而是出自卡地亚、爱马仕等品牌的奢侈之作。

奢侈品何以登堂入室？国家级博物馆又该如何权衡商业化的边界？

市场化的尴尬起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博物馆的经营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

第一个被抛出的疑问就是：财政“养”着的博物馆，为何要去跑经营？

一位财政系统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博物馆进行市场化改革早已不是近几年的事情了，而改革的动力则是源于博物馆自身。“由于长期依赖财政拨款，而与其他强势部委相比，财政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向来就处于弱势。全国大多数的博物馆普遍存在运营经费不足的问题，更无力筹办高水准的展览。”该人士称，“尽管财政是出钱‘养’着博物馆，但普遍‘营养不良’。”

以政府投资、博物馆进行藏品保护与展示、相对封闭运作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博物馆经营理念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更无法和国际上知名的博物馆媲美。本着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育功能的良好愿望，博物馆开始全面“转身”，探索一条开放式经营之路。

一些博物馆率先开始引入市场化机制，寻求多元化的经营收入。例如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策展，增加门票收入；开发周边产品，进行特许经营；运营餐饮休闲场所、出租场地；转让文物保护技术和科学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等。

市场导向给许多博物馆带来了活力。经营管理的理念被引入，一些博物馆开始面向社会需求，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商”不起的特展

在众多的商业运作中，最惹人争议的即举办与博物馆传统“身份”不符的奢侈品特展，最近几年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早在2009年，故宫博物院就在其设施最完善的午门展厅举办了“卡地亚珍宝艺术展”，展品共346件，涉及珠宝、腕表等高档饰品。

两年后，两依藏博物馆的多件分属于卡地亚、爱马仕、蒂凡尼、梵克雅宝等奢侈品牌的现代工艺品又让故宫“开门迎客”。

无独有偶，刚刚修缮一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开放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筹展了LV“艺术、时空之旅”，共展出路易威登各类展品近200件，涵盖旅行箱、服饰等。一时舆论哗然。

据该展览策展人介绍，展览展出了路易威登自1854年创建以来，影响旅行历史的代表性原创与体现艺术情感的各种设计，也包含未曾对外展出的文献手稿与名人物件。

据介绍，博物馆对各类展览设定了准入门槛，首先由参展方主动申请举办的展览，另外需要参展方自行支付与展览有关的一切花销。策展人向记者介绍，国博的展览从策划到布展，每一个环节都是上报到文化部的，只有得到文化部批文，海外展品才能入关。

当记者质疑几件现代LV箱包成品时，该策展人略带遗憾地称，“在最初的策划中，所有展品皆是经过时间凝练的古董箱包，但由于部分展品涉及到稀有物种，因此没有得到国土资源部的批文，展品无法通过海关检查，而重新上报国土资源部也为时过晚，所以只得用现代展品作为替代品展览。”

一位故宫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透露，文化部有《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管理办法》，依照办法“引进展览须与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和任务相适应，应以展示古代、近代文物为主”；至于现代艺术品，则必须满足“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条件，才可“适当考虑”。

此前，收藏界对于故宫两依藏展品的艺术价值就颇存异议。在“文物”被盗后，曾有在保险公司负责文物风险精算的人士称，这些展品多数距今不过六七十年，只是一些奢侈品牌的精选品，并非文物，亦谈不上是艺术品，远远无法按文物的标准来衡量其价值。

LV“艺术、时空之旅”策展人向记者讲述道，舆论对这样的展览不理解，认为博物馆是在乱用纳税人的钱，替奢侈品公司办展览，“新闻会当天，第一个记者就质问，‘办这次展览，你们收了多少钱？’。的确，按照规定路易威登公司是承担了全部展览费用，并且向博物馆支付了一笔不小的筹展费。但公众不知道，博物馆如果光靠国家的拨款完全不可能办好，甚至发工资都有困难！”

“这次引进LV展览，使博物馆形象上显得更鲜活、更有时代气息、更有包容性，是艺术与商业的结合。”该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在外国博物馆的运营经费来源是多途径的，有国家拨款、基金会资助、企业和个人资助，把所有力量整合在一起做文物保护。“即便是这样，国外的博物馆一样在筹办此类展览，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精华展也刚刚进入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至于究竟国家博物馆从此次展览中收取了多少筹展费用，该人士表示不方便透露。而对于该笔资金究竟是否全额纳入博物馆预算之列，由博物馆自行安排使用，还是上缴国库，这些公众不得而知，更不要谈监督了。

经营边界何在

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适度的商业运营，本也无可厚非。但“适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公共文化资产的保护和经营之间、公共性与商业化之间，究竟能否找到一条平衡之道？

在法律上，已经对博物馆等公共设施进行商业运营有着明确规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规定，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可以将设施出租用于举办文物展览、美术展览、艺术培训等文化活动。而《博物馆管理办法》中也明确说明，国家鼓励博物馆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自身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博物馆，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也都有一定的商业经营，且自身经营获得的收益是博物馆运营资金中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正如国家博物馆的策展人所言，亚历山大・麦昆的展览能够顺顺利利进入大都会博物馆，而未遭任何质疑的原因，正是由于在发达国家，博物馆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和完善的管理与监管模式；而在中国，公众、媒体的质疑是由于商业运营规则和收益的分配始终处于监管盲点，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博物馆是否会为了追逐利益而冷落了其本应承担的文化职能的担忧。

篇6

关键词：博物馆；管理；策略；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1

博物馆不只是一种开放式、公益性的公开场所，而且，因为馆藏文物，其自身具有不可再生性，比起省图书馆来说，在管理上需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更加精密的保护，不只需要做好基本的资料整理和馆内清洁，还要特别注意，防止文物生虫、氧化，甚至被盗窃。这样，不仅是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也使国家的历史文化失去最基本的实物研究基础，所以，加强博物馆的管理，是博物馆的最基本任务。

一、文物托管和博物馆托管的含义

文物托管主要是针对民间文物，是指民间文物的所有者为了使文物受到更好的保护与博物馆签订相关协议，将文物以免费的形式搬到博物馆中进行管理和保护，文物的所有权依然属于文物的所有者，但是负责保护文物的博物馆可以对这些文物开展研究和展览。

博物馆托管主要是针对民营博物馆和国家的小型博物馆，是指上述两种类型的博物馆将管理工作委托给国家大型的博物馆，而受委托的博物馆要具备较强的文物管理能力并且可以承担一定的管理风险，此类托管形式属于有偿管理，博物馆托管改善了民营博物馆和小型博物馆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情况，对博物馆事业长久、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博物馆管理途径

（一）博物馆管理员自身的素质培养

管理员是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管理员肩负着多项工作任务，主要负责博物馆的日常管理工作，收集、整理文物资料，并对其进行归档和保管，接待参观者，并对其进行讲解；负责收集、整理、保管、利用与文物、博物馆事业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建立、管理、维护文物资料信息库等。对于博物馆来说，他们除了要完成以上一些基础护理工作外，还要学会鉴定藏品、文物等，并及时对其进行保护和修复，清洁馆内环境、展柜，做好对展品的防虫、防潮和防霉等工作等。那么，博物馆管理员该如何更好地完成自己的重任，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呢？

首先，管理员要多读书，充实自己的理论基础，加强自身的专业，使得自身逐步走向学术化，比如历史建筑保护工程、文物保护、博物馆学、博物馆管理学、材料化学、考古、历史、文博类。鉴定藏品和保护文物，是博物馆管理员的基本任务之一，所以，管理员不仅要做好督导和管理工作，还要不定时地对馆藏文物进行检查和修复。鉴赏文物是一个要求十分缜密、专业素养极强的过程，管理员在这里不应该只是一个业余的古玩家，要不断地猎取相关知识，将自己从门外汉的行列中剔除出去，励志将自己变为一个文物“行家”。因为博物馆馆藏文物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殊性，所以，博物馆管理员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博物馆文物藏品与展品的安全，避免其因为某些原因而被破坏，甚至被偷盗的可能性。关于文物鉴赏的书籍有很多，比如说《辽宋金瓷器（北京文物鉴赏）》《古钱币――北京文物鉴赏》《中国金银器鉴赏图典（中国文物鉴赏大系）》《瓷器（上下彩图版）（精）/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明清金银首饰――北京文物鉴赏》《古玩谈旧闻》等都是很专业、很实用的文物入门书籍。在选择书籍的时候，出版社和作者也应该的管理员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关于文物保护和文物鉴赏的专业出版社主要有龙图腾出版社、艺术家出版社、知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

其次，博物馆管理员可以将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操守，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任劳任怨，有奉献精神；有责任心和良好的服务意识，团结协作，服从安排；具有较好的文字、口头表达能力。根据工作的需要，对展场展出的藏品进行拍照或复制，监督有关人员不得使用闪光灯，对照明灯具必须距文物2米以外进行拍摄。

（二）完善相关法律，加强法制建设

现代社会中，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强有力工具，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规范和调整关系是法律的基本功能。这种功能不能只依靠道德来实现。从伦理学体系的构成来看，“规范”是前提，占有首要的、主要的内容和地位；而“道德”则是结论、结果，占最后的，次要的、极少部分的内容。结论远没有前提复杂、重要，而前提比结果更为根本，更加具有决定意义。所以，加强博物馆的立法建设，可以使博物馆运营得更加健康、合理、高校，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除了要根据国家立法外，博物馆要根据自身的特色，制定更为具体、科学的管理条例，政府要帮助扶植，使得各馆的管理条例走上受国家和政府保护的道路。立法方面从摄影到故意破坏等方面都要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要醒目化，是每一位参观者能够注意到并认真阅读。

（三）健全博物馆管理制度，细化相关管理措施

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是好事，但管理不到位，好事也会变成坏事。这其中制度缺失将是一个瓶颈。许多博物馆规章制度还不健全、不完善，有的博物馆甚至还没有制订免费开放的各种安全工作预案和紧急处置办法。过大的人流量会给参展质量和文物保护都带来压力，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无法及时有效应对，后果难以设想。博物馆必须制订有关免费开放的各种安全工作预案，专门设立应急事件处理办公室和观众投诉接待室，随时解决因免费开放游客大增而随时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单霁翔.进入服务时代的博物馆管理[J].敦煌研究，2013，（3）：31-39.DOI：10.3969/j.issn.1000-4106.2013.03.010.

[2]慕容肇玲.分析市场理论与博物馆管理[J].科学时代，2013，（9）.

[3]王晶晶.浅谈我国博物馆管理[J].改革与开放，2012，（12）：42.

篇7

关键词：文科大学生　阅读　“博观”

“博”与“约”，是专业阅读中一定会遇到的一组矛盾。从学术层面来看，阅读中的“博”与“约”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组矛盾。“博”与“约”的指向，虽然有学科与专业内部层面的，也有学科与专业之间层面的，但不论是哪个层面，“博”观与“约”读都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其次，在“博”与“约”并取的前提下，对于是重“博”还是重“约”，或是先“博”还是先“约”，学者们可有见仁见智之别，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对于初步学习专业阅读的文科大学生来说，由于学养与阅读经验的不足，他们对于阅读中的“博”与“约”处理常常会感到顾此失彼，手足无措。目前文科大学生在阅读中存在的问题是，普遍重视专业精读，而对跨学科、跨专业的博览则重视不足。关注不够。可见他们普遍对“博学”的意义与价值认识不足。这种过于狭隘的阅读观念，对于他们开阔学术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人文素质、培养创新能力等方面，无形中已经起到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其消极影响将是深远的。基于这种不良的阅读倾向与消极的阅读后果，笔者认为，文科大学生的阅读应该加强“博观”意识，加大“博观”力度，延长“博观”时间。

对于专业阅读来说，一般而论，“博”是前提与基础，是求得知识面的宽广，而“约”则是目的与归宿，是为了学习与研究的精深。“博观”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专业与学科的局限。构建扎实的知识结构，培养宽阔的学术视野，融汇不同学科的学术方法，从而为自己的学术创新打下一个雄厚而坚实的基础。并为以后学术研究多方向的发展提供知识储备与理论支撑。也正因如此，古今学者于阅读。多是主张先“博”后“约”、由“博”返“约”的。如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日：“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全文同)唐代杜甫有诗句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现代学者陈垣先生在《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届毕业生谈话纪要》中说：“这就是有博，有约，有涉猎，有专精，在广泛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又对某些书下一些功夫，才能作进一步的研究。”又说：“不管学什么专业，不博就不能全面……只有得到了宽广的专业知识，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全面解决问题。……博和专是辩证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二者要很好地结合，在广博的基础上才能求得专精，在专精的钻研中又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在《读书》中说：“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他论述博读的重要性时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他总结“博”与“精”说：“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无人能及。”所论极为精辟、简要。朱光潜先生在《谈读书》中道：“……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其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可见，唯有先求博大，方能最终精深，先“博”后“约”是大学者论读书治学的通识。

大学之道，首在其大。鲁迅先生给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许世瑛开的一个书单是：《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历代名人年谱》、《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唐摭言》、《抱朴子外篇》、《论衡》、《今世说》。这十二种书中，有总集，有笔记，有诗话，有传记，有哲学，有年谱，有书目等，真正是不拘一格，由此可见鲁迅先生指导读书治学的独到眼光。我想鲁迅的书单，即使对于半个世纪后的大学生来说，仍然具有极强的指导价值。

文史哲不分家，是古代治学之道。古代学术大师们往往是由小学人经学，然后又由经学人史学、子学，并兼及文学艺术，其学术成就也常常是横贯经史子集，非某一个领域所能限制。在现代学者中，将博大与精深发挥到极致的，钱钟书先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如其《管锥编》共梳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转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十部古籍。此外，赵一凡还总结出此书共涉猎英、法、德、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外文书籍二千余种，其中议论则兼及文、史、哲、社会、政治、心理、语言、考古、民俗等十余门学科。(《课后提示：钱钟书的通学方法》)由此可见其阅读面广博之惊世骇俗。其博学不仅古今打通，而且中外打通，真可谓前无古人。钱钟书先生读书治学的意识与方法，对于当代学者来说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现代中国，要求学者读书治学不仅要面对中国，还要面向世界。以后想做真正有所成就的大学者，其读书不仅要精通传统经史子集四部，还要涉及外国文化，以求融汇中外，打通古今。也正因如此，杨义先生在钱钟书读书治学的启示之下，在《古今贯通方法论》的讲演中提出中国学术应该具体包含“三四之学”：传统的按经史子集排列的“四库之学”；与“四库之学”相对的存在于民间的“四野之学”；由于西学东渐而传人的“四洋之学”。如此，方能求得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使学术研究体现出“能大始贯”、“有识方贯”、“知性求贯”的文化原则。这个议论极有见地，为我们新时代的学术发展指明了方向。当然，这个目标也很是高远，可能很少有人能最终达到这个标准，但在思想上必须有这个意识，因为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青年学子在读书治学上讲求“博学”。是责无旁贷的。

专业精读是必须的，而学术视野则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对于主要从事基础阅读的大学生来说，应该如何具体处理“博”与“约”这组矛盾呢?根据大学生的阅读实际，笔者以为要遵循一个主要原则，那就是阅读要以“约”为主体，以“博”为拓展，换言之，“约”读中要能体现出“博”观来。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学子们大学期间的阅读主要是一个固本培元、夯实基础的阶段。因此，通过阅读构建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尤为重要。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从不同学科或专业选取几部最为基础的经典著作精读。烂熟于胸，这样就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底子。此乃精读中又涵博观之意。如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曾论治学道：

篇8

关键词： 陶瓷； 观音造像； 信仰民俗

观音信仰约在魏晋南北朝传入民间，经过本土化的调适，杂糅了儒、道思想和多种世俗文化因素，在“中国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至宋代几乎已经妇孺皆知，此后更成为我国民间信仰神系中的耀眼之星。在此背景下，陶瓷观音造像经历了一个由梵形神貌逐渐中国化的变革。本文通过宋至清代陶瓷观音造像及其演变，研究探讨中国观音信仰的发展脉络。

一、 宋金元明清的陶瓷观音造像

宋至清代的陶瓷质地观音造像在出土和传世品中都比较多见。按照这些造像本身的质地和装饰特征，可以大致分为宋金、元、明清三段。

1. 宋金陶瓷观音造像

北宋观音造像在总体上尚处于对同期泥塑、木雕、石雕等其他质地造像的摹仿阶段，有素胎和施釉两种，而以素胎无釉烧成后再施彩绘者居多，产品以潮州窑和景德镇窑为主，湖田窑址曾出土过素胎观音瓷塑的残件①。此外，瓯窑、耀州窑、南丰白舍窑等也有生产。此期观音造像仍留有唐代遗风，如头戴花N冠、顶出高髻，袒胸跣足、璎珞严身等都明显具有唐代石窟造像常见的特征。多见水月观音题材，典型的游戏坐姿尤为盛行。有代表性的出土品有以下几例：

“刘永之造”瓷塑观音，1979年江西高安出土②，素胎无釉，裙褶中尚能看到残存的铁红色彩绘痕迹。观音形体修长，袒胸露腹，细腰跣足，璎珞披挂。左腿自然下垂，右腿屈踞，左手撑于身后，右肘置于膝上，右手轻抵脸颊。头戴花N冠，双目细长，微向下视（图一）。

瓯窑青釉观音坐像，1964年温州市郊白象塔出土③，胎色灰白，通体施青黄釉。观音头挽高髻，华饰宝冠，项佩璎珞宝珠，身著草花长裙。袒胸跣足，右膝踞起，右臂搭放在右膝上，左手掌心撑地，半跏趺座，斜倚于须弥座上（图二）。

青白瓷观音像，四川绵竹城关窖藏出土④，通体施青白釉，明净莹澈。头戴花N冠，高髻盘立在顶端正中。半袒上身，以璎珞装饰。左腿盘坐，右腿自然踞起，右手腕轻搭于右膝，手指自然垂下，左手撑于身后，呈游戏坐姿（图三）。

南宋观音造像在整体风格上仍未完全摆脱同时期其他质地彩绘造像的影响，但数量和品类较北宋明显增多，景德镇青白瓷造像名重一时。此期观音造像在发髻、佩饰等形态上仍保留有北宋的特点，仅雕琢更趋精细；服饰方面的改变比较明显，强调女性形体特征的半裸造型或因与理学纲常审美观念冲突而不再延续，变为褒衣博带式的袈裟宽袍。此外，在造像坐姿、体态及手印等方面也衍生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素胎加彩造像依然很多，涩胎部分以蓝、金等彩绘装饰（多已脱落），还有些在衣襟、璎珞及宝座等处加施青白釉。

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影青观音坐像⑤，高25.6厘米，大部分素胎，仅在衣襟、袖口和璎珞等处施青白釉。观音束发戴冠，冠台上塑一佛以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身着广袖通肩式外衣，胸配璎珞串珠。面庞丰腴，双目微启下视。底部有墨书“大宋淳v十一年辛亥”题记（图四）。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观音坐像⑥的发冠、衣着及佩饰均与上海博物馆藏影青观音类似（图五）。

1978年常州出土的观音造像⑦，通高22.6厘米，素胎，服饰及宝座施青白釉，观音头戴化佛冠，胸佩璎珞飘带；内穿僧祗支，外披广袖通肩大衣。双手结定印，善跏趺坐于镂空须弥座上（图六）。1964年北京丰台瓦窑1号塔基出土的南宋青白釉观音坐像⑧，高29.5厘米。像身通体素白无釉，仅于外衣边缘施青白釉，露胎处原有金彩装饰，已脱落。发髻饰以镂空状宝珠花冠，中有化佛；体态丰腴，袒露上身，胸佩璎珞（图七）。

金代耀州窑的观音瓷塑已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故宫博物院藏耀州窑青釉加金送子观音像⑨，通高15.8厘米，发髻高盘，头披长巾，正中有化佛像。双目下视，端庄慈祥。身著长衣，长裙委地，胸前佩挂长命锁，左手怀抱一婴儿，右手置于膝上，赤足危坐。这类送子题材的观音造像在宋以后渐趋增多。

金朝统治下的北方还有彩绘观音造像，以黑、红、绿等彩料分别描绘宝冠、发髻、五官和衣饰等处，具有民间乡土艺术的淳朴、粗放之风格。目前考古发现的金代红绿彩观音造像均以男相特征出现，如天津市武清区齐庄遗址出土的白釉红彩观音像⑩，高32.2厘米，头戴如意花冠，发式前分后髻，肩披长巾，胸佩璎珞（图八）。

2. 元代陶瓷观音造像

景德镇在元代开始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瓷器生产地，由于采用“二元配方”，提高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减少了焙烧过程中的器物变形，为大件瓷塑的烧造创造了条件。此时的观音造像已基本摆脱了早期彩绘造像的影响11，施釉面积加大，通体施釉的瓷塑精品屡见不鲜。

首都博物馆藏1955年北京市西城区定阜大街出土的青白釉观音坐像12，高65厘米。胎质洁白细密，通体施青白釉，观音头戴宝冠，上身披宽袖长袍，下著长裙，璎珞严身，腕带花钏。面容端庄，神情安详（图九）。

相同风格特征的青白釉观音像在元代颇为流行，故宫博物院13（图一）、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工艺博物馆14（图一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等都收藏有类似瓷质造像。这些造像均颜容婉丽，以游戏坐姿居多，通体满饰璎珞华N，富丽华美。1973年景德镇市郊元墓出土的童子拜观音像15（图一二）、1978年山东茌平元代窖藏出土的影青观音像16（图一三）等，属于胎质稍粗者。

1978年杭州市文三路后元至元丙子（1336年）墓出土的青花观音像，是一副平民化的女性形象。观音头戴凤冠，身着广袖长襦，足登履，坐于海涛座上。其花鬓天冠已远不及宋代的华丽夸张，也没有化佛贴塑，代之以当时贵妇所戴之凤冠，其余衣饰也无异于贤淑端庄的贵族妇女形象。若没有善财童子与龙女手托供品胁侍左右，已难以确认其为观音造像（图一四）。

元代龙泉窑也盛烧观音造像，并且特色鲜明。龙泉窑瓷塑观音的脸、手、足等肌肤部分均不施釉，呈赭红色；衣、冠等其余部位皆施青釉，呈青绿、粉青等色，温润如玉。武义县博物馆藏观音坐像17（图一五）、龙泉青瓷博物馆藏龙泉市出土的观音坐像18（图一六），造型与之相似，皆头戴宝冠，披帛随身，璎珞环绕。左腿自然下垂，右腿踞起，呈游戏坐姿，有明显的世俗情调。造像中其他元素也是统一模式，都于观音右侧立瑞鸟，左侧供净瓶，左前有童子跪拜行礼。

龙泉窑观音造像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部分造像带有背龛。背龛一般以山石祥云或如意纹等堆塑成顶罩，以海水浪花等装饰莲台底座，两侧壁台上分置宝瓶、钵盂或瑞鸟。这类造像还往往有胁侍侍者、跪拜弟子及供养人，以童子拜观音最为典型，所占比例也最大。如上海博物馆藏青釉坐龛观音像19（图一七）、吉林省博物馆藏青釉坐龛观音像20（图一八），都有胁侍有善财、龙女，各自手捧贡品立于龛柱两侧。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中出土有青白釉观音龛像21，只是形体略小，且不见龛柱两侧有胁侍者。龙泉窑坐龛观音像的烧造一直延续至明代（图一九）。

元代北方陶瓷观音造像的烧造主要集中于磁州窑，以白地黑花装饰多见，仍见男相观音。如吉林省博物馆藏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观音像22、苏州文物商店藏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观音像23（图二），皆以男相示人。这类风格的观音造像，均长眉阔面，唇上三缕黑色卷须显示男性特征，元以后男相观音已基本不见。

3. 明清陶瓷观音造像

明清两代陶瓷观音造像的瓷雕技艺精湛，产品种类丰富，造像的题材、样式、风格均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明清时期福建德化窑白瓷塑像最享盛名。明代德化窑白瓷观音胎体细密，釉色乳白如凝脂，胎釉浑然一体，雕塑技艺娴熟精妙，形神兼备，尤其面部刻划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瓷塑名匠有何朝宗、林朝景、张寿山、陈伟等。上海博物馆藏明“何朝宗”款渡海观音像（图二一），发髻高束，肩披长巾；双目微垂，双手拱于身前，跣足而立，足下浪花翻滚。何朝宗以娴熟的技艺表现了观音菩萨妙相庄严和端庄娴雅的女性特征，诠释了大士慈悲仁厚、福德具足的内心世界。据记载，清朝慈宁宫内大佛堂西配殿中曾供奉何朝宗款白瓷观音一尊24。

清代德化窑瓷塑胎体逐渐变薄，杂质增多，釉色多白中泛青，与明代作品相比，造型略显僵硬，或刻划繁缛或雕工钝拙25。

明清时期景德镇多种彩瓷和颜色釉品种相继应用于佛教造像的制作，实现了景德镇窑瓷塑观音从单一釉色向多彩、多色釉的转变，青花、五彩、粉彩、素三彩、霁红、豆青以及窑变釉等装饰方法都曾运用到观音造像的创作，精品叠出。首都博物馆藏明三彩观音坐像，除面部和胸部外，通体施绿、黑、黄和茄皮紫色釉。发髻高盘，发丝细密，面庞圆润，修眉细目；身著坦胸式宽袖大衣，胸饰璎珞。神情沉静肃穆，面容中性（图二二）。

故宫博物院藏明成化狮吼观音像26，是一尊家庭供奉或供养的观音造像。通体以黄、绿两色琉璃釉装饰，沉静庄严。观音头戴化佛冠，胸饰璎珞，结跏趺坐（图二三）。背部有发愿文：“功德主胡明，黄氏妙，长男胡应、胡应林、胡应山、胡应朝，男妇妙果、妙镇、妙缘、妙全。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吉日造。”

明清磁州窑类型瓷塑观音造像，仍以彩绘见长。明代禹州窑出产的白底黑花褐彩观音像27，五官清秀，弯眉，细目，小口（图二四）。装饰风格与前述2件元代磁州窑白地\花观音像一脉相承，民间气息浓郁，但唇上卷须已不见；在诸多方面较之金元造像更具女性之柔美。此外，彭城窑也曾生产白地黑花观音造像，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白地黑花送子观音像28，发髻盘起，头戴风帽，怀抱婴孩，游戏坐于莲花座上（图二五）。

清康熙素三彩、五彩瓷塑的成就最为突出。故宫博物院藏康熙素三彩观音像29，通体施黄、紫、绿三彩，发髻高盘，项戴佛珠，双手置于膝上，右手持一如意，结跏趺坐（图二六）。康熙五彩观音像30，通体以五彩装饰，观音双手施禅定印，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图二七）。下承方台，座前有墨书“信士弟子刘桂生敬请观音大士壹尊，祈保合家清吉，福寿康宁，人财兴旺。康熙丙申年仲冬月吉旦。”

晚明景德镇还烧出了一件大名鼎鼎的“窑变观音”，文献中叙述颇多：“明神宗时，李太后崇礼大士，欲得一瓷相奉之，举念间，景德镇窑中诸器化一庄严法象，绿衣披体，晏坐支颐，两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轮梵字，篆法宛然。献之阙下，懿旨命供于报国寺，俾都人咸知敬礼。今京师所谓‘窑变观音’是也”31。清代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也有一则关于福州司道迎请窑变观音像，诵经祈雨，得偿所愿的记述。

明清宫廷中有多处佛堂，为满足皇室供奉需要，景德镇御窑厂曾奉旨烧造各类佛教造像。如天津博物馆藏“唐英敬制”款白釉观音坐像（图二八），是由乾隆十二年（1747年）皇帝亲审木样，命唐英烧造而成。造像通体白釉，黑发高髻，游戏姿态安坐，垂眸浅笑，慈悲端庄。背后有“唐英敬制”四字篆书竖款。此尊造像内装佛珠、经咒、宝石及香料等佛教宝物后底部全封，应该是依仪轨装藏加持后供奉于宫中佛堂。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所载，乾隆皇帝曾多次降旨烧造此类造像，但成功之作甚少。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太监胡世杰交观音木样一尊、随善才、龙女二尊，传旨：交唐英照样造填白观音一尊，善才、龙女二尊，尽力烧造，窑变更好。原样不可坏了，送到京时装严安供。于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将烧造得，观音一尊，随善财、龙女持进。”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初十日，太监胡世杰传旨：著江西照现烧造的观音菩萨、善才、龙女再烧造一份，得时在静宜园供。”六月二十三日，唐英觐见皇帝，面奉谕旨：“著烧造青花五彩观音菩萨一尊，随善才、龙女”32。

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朝曾定烧相当数量的藏传佛教用器，包括粉彩、五彩及金彩等藏传佛教观音造像。首都博物馆藏清乾隆粉彩莲花手观音坐像，观音一面二臂，头戴单叶宝冠，葫芦形发髻。双手自然下垂，各持一莲花茎。袒胸跣足，宽胸细腰，结金刚跏趺坐于仰覆莲台上。肩披帛带，胸前斜披仁兽皮，下著红色僧裙。身体为藏传佛教仪轨中观音显寂静相之白色身（图二九）。釉彩鲜艳明亮，与菩萨之庄严相映生辉。此像虽然是依照藏传佛教要求制作的，但明显融入了部分汉传佛教因素。

清宫旧藏中这类带有明显藏传佛教色彩的瓷塑观音像在数量和品种上都非常有限，除官窑外，民窑亦不见生产。其原因，首先是藏传佛教仅流行于宫廷以及青藏高原、四川和西北地区，对内地各省的影响有限，百姓少有供奉藏式佛像之需求；其二，由于瓷器在制作工艺方面的局限，只能以塑造寂静像的佛、菩萨为主。密宗里大量呈现忿怒相的明王、本尊，一般多手多足、足踏各种魔怪、手印持物多变，造型复杂，烧造难成。这也是瓷质密宗造像品种远不及铜造像丰富，未能表现庞大神系构成的重要原因。

除德化、景德镇、磁州窑盛产观音造像外，明代的龙泉窑，清代的漳州窑、石湾窑等窑场也烧制观音造像，并且不乏精品。整体看来，清代陶瓷观音造像在宗教神性上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形制更趋小巧，装饰性、观赏性增强，有些甚至成为怡情遣性的清供文玩，或点缀居室的工艺制品，其庄严神秘的宗教内涵被进一步褫夺。清中叶以后的民窑观音造像，造型和装饰普遍流于浅显媚俗。

二、 陶瓷观音造像出现及流行的原因

1. 陶瓷材质的优势

唐末以来供奉于寺院室内或家庭佛堂的小型佛造像的需求量激增。但宋辽金时期铜禁颇严，金铜佛造像的生产受到影响。据《宋史》记载：“开宝三年，……民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33。金代曾要求民间“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之半”34；严重缺铜时甚至太庙中的祭器也以陶瓷类代替，“奉始祖以下神主于随室，祭器以瓦代铜”35。由于“铜不给用”，而“渐兴窑冶”36。陶瓷佛教造像由此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占领市场。

宋金制瓷工艺日益精湛，装饰品种日益丰富，为烧造不同风格观音造像提供了技术保证。同时，陶瓷原料成本低，而且具有耐酸碱、耐腐蚀、可塑性强、适宜批量生产等优势；除铜禁因素外，陶瓷之质地、釉彩色泽等方面的独特美感也比金铜造像更盛一筹。因此，陶瓷观音造像相对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

2. 观音信仰的普及

陶瓷观音造像盛行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观音信仰的普及。东晋来自印度的高僧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观音信仰随之在社会上逐渐广泛传播。经南北朝至唐代，大量有关观音信仰的佛教经典译出，观音信仰为各宗各派普遍接受，至宋代，观音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佛教宣称：无论男女老幼、贫贱富贵，甚至不分是非善恶，只要一心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音便会循声救苦，使之灾厄立解，烦恼顿消。如《妙法莲华经》所说：“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威神之力巍巍如是”37。观音以其慈航普济的悲悯情怀和简单易行的修持法门，赢得了世人、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百姓的心理信赖，成为世人摆脱疾病灾难、脱离现世苦海的精神寄托。

元明清时期，各种宣传观音身世的宝卷、有关观音“感应”和“灵验”故事和传说，不断修改完善、定型，并在民间广泛传播。这些内容与佛教经典虽然有出入，但以其适宜大众传播，对观音信仰的普及影响极大，其信众上至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下至富商巨贾、庶民百姓，甚至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3. 对造像功德的认识与追求

佛教信徒认为：佛像为法器之身，能令众生生起对三宝的信心，见相而生信，因信而入解脱门；证得涅，成就无上菩提。如佛所开示：“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BJ赤白铜，白n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严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38。

就普通世人而言，塑造诸佛菩萨造像亦能消灾禳福，灭昔日之罪，获世间福德利益。《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云：“作佛形像其福无量，无穷无尽不可称数，如是四天下江河海水尚可升量，作佛形像其福甚多，多四天下江河海水出过十倍。后世所生常护佛道。作佛形像，死后不腿氲赜畜生饿鬼道中，死即升天，天上寿终蜕世间势福之家，如是受福不可称数，会当得佛涅之道”39。《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亦云：“若有众生宿造恶业，当受种种诸苦恼事，所谓枷锁、械，打骂烧炙，剥皮拔发，反系高悬，乃至或被分解支节，若发信心，造佛形像，如是苦报皆悉不受”40。

出于对造像功德的认识，佛教信徒将塑造佛像作为一种方便的修行法门和礼敬佛陀的殊胜供养，即在没有能力开窟造像、塑绘金身时，以虔诚敬畏之心烧造陶瓷造像同样可以积累善业功德。陶瓷相对金、银、铜等材质而言廉价质优，适应普通民众的经济能力，容易得到信众的广泛欢迎和接受。

三、 陶瓷观音造像的题材

宋代以来，观音信仰与世俗利益的多方位趋同，催生了中国化观音的33种变相，中国陶瓷观音造像的造型和装饰因而千差万别，常见题材有以下几种：

1. 水月观音

通常认为，善财童子到普陀洛迦山向观音菩萨问法是水月观音艺术形象的来源。据《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记载：善财童子“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萦映，树木葱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41。这段经文中记载的童子所见月亮、泉水、树木、山石等要素，在历代水月观音造像中持续出现。

尽管在正统佛教经典及观想仪轨中，没有任何与水月观音直接有关的内容，在民间宝卷、灵验传说或朝山圣地中，也未出现有关水月观音的描述，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最受艺术家偏爱的观音形态之一。据说唐代周P“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丰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42。宋元瓷塑观音造像中水月观音题材占有相当的比例，元以后则不再盛行。但宋元水月观音玲珑精巧的造型对后来瓷塑观音的影响极大，尤其是自在闲适的游戏坐姿，多被借鉴到送子观音、白衣观音等造像中。

2. 送子观音

“重生”、“贵生”的思想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早生贵子，是人生幸福的一种企盼。人们也把希冀得子的愿力寄托在大慈大悲、有求必应的观音身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中也明示观音有“送子”的法力：“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43。

观音送子信仰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流传于坊间的各种求子遂愿的故事，这类故事不胜枚举，形式也多种多样，礼敬、诵经、布施、塑造佛像皆为常见的求子行为。如《观音慈林集》就记载有因供奉观音造像而得子者：“何隆五十无嗣，乃奉千手千眼大悲像，朝夕虔礼”，结果“梦大士授红儿，连举三子”44。

宋金时期开始出现送子题材的陶瓷观音造像，至明清两代已成为最为常见的陶瓷观音造像题材。其造型为观音怀抱男婴、或置男婴于膝上，还有的是男童依偎在观音身旁，形如人间母子，充满了世俗情趣。

3. 鱼篮观音

鱼篮观音，亦称马郎妇观音。明初宋濂在《鱼篮观音画像赞》序中描述了这种“以色设缘”的观音应身：“《观音感应传》：唐元和十二年，陕右金沙滩上有一美艳女子，提篮鬻鱼，人竞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经，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余，辞曰：‘一身岂堪配众夫，请易《金刚经》。’如前期，能者复居半数，女又辞，请易《法华经》，期以三日，惟马氏子能。女令具礼成婚，入门，女即糜烂立尽，遽瘗之。他日有僧同马氏子启藏观之，惟有黄金锁子骨存焉。僧曰：‘此观音示现，以化汝耳。’言及飞空而去。自是陕西多诵经者”45。

鱼篮观音以其美丽、慈祥和浓厚的传奇色彩，深受民众笃信敬仰，成为明清时期常见的一种陶瓷观音像造型，通常为一位手提鱼篮或将鱼篮置于身旁的渔妇，神情、衣饰均如平民女性，这种观音形象与当时流行的戏曲、小说等民间文艺形式有一定的关联。

4. 白衣观音

白衣观音，又名“大白衣”、“白处观音”，以圣洁立名。《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曰：“半拿缚悉宁，译云白处，以此尊常在白莲华中，故以为名。亦戴天发髻冠，袭纯素衣，左手持开敷莲华，从此最白净处出生普眼，故此三昧名为莲华部母也。……白者，即是菩提之心。住此菩提之心，即是白住处也。此菩提心从佛境界生，常住于此，能生诸佛也”46。

白衣观音形象始见于晚唐，此后成为感应故事和艺术作品中常见的观音题材。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后晋天福四年，僧道翊结庐山中，夜有光，就视得奇木，命孔仁谦，刻观音像，会僧勋从洛阳持古佛舍利来，因纳之顶间，妙相具足，钱忠懿王梦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寤，乃即其地创佛庐，号天竺看经院，咸平初，郡守张去华以旱迎大士，至梵天寺致祷，即曰雨，自是遇水旱，必谒焉”47。陶瓷白衣观音造像数量可观，明清德化窑观音多取白衣造型。手中所持法器或印契多种多样，有的持莲花、柳枝，有的持般若经箧，有的席地而坐，有的立于莲台。其形象与水月观音、送子观音、南海观音等相互融合，重叠，甚至在一定背景下相互转换。

5. 童子拜观音

瓷塑童子拜观音造像通常是观音左侧立一童子，取材于善财童子参谒观音受教化一事，有些造像还有龙女及宝瓶、白鹦鹉等元素，为元明清时期常见题材之一。善财童子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中福城长者的五百童子之一，因他出生时有七种宝藏涌现，遂以“善财”名之。后经文殊菩萨点化，舍弃人间福报，向南求法。经历百余城，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听受种种法门，于普贤菩萨道场修行圆满、证入法界。唐代般若所译《四十华严》认为观音是善财童子参访的第二十八位“善知识”，曾在普陀洛迦山茂林空地的金刚石座上为善财说法。

龙女源自《妙法莲华经》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中“龙女成佛”的故事。她是“二十诸天”中第十九天之婆竭罗龙王之女，八岁时已善根成熟，深入禅定，于刹那间发菩提心，在法华会上当众示现成佛。“与会大众，都见到龙女忽然之间变成男子，具菩萨行，即往南方无垢世界，坐七宝莲华，成等正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普为十方一切众生演说妙法”48。为辅助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龙女由佛身示现为童女身，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右近侍。

《阿弥陀经》描述鹦鹉、迦陵频伽、白鹤、孔雀等诸众鸟演说种种佛音，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49。后经世俗化演变，鹦鹉改头换面成为《鹦哥宝卷》的主角，以为母献身的勇气和孝心感动观音，助其双亲往生善趣，白鹦鹉乃跟随观音到普陀山修行并最终获得正果。

童子拜观音题材造像在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都有生产。童子拜观音在图像、形式上同样也与其他题材的观音造像多有重叠之处，有时甚至是随意择其所需，无有定式。如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收藏1尊17世纪带龛白衣鱼篮观音，旁边还有善财、龙女，鹦哥、宝瓶。这种重叠显示观音信仰更加世俗化。

明清时期，随着观音信仰“俗神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民间文艺作品的影响，陶瓷观音造像作为菩萨造像本身的教化功能和膜拜意义更加淡化，演绎出更多具有民俗化、戏剧化意味的新题材。德化窑观音瓷塑品种最为丰富，除上述题材外，还有坐岩观音、渡海观音、立荷观音，披坐观音、祥云观音、持经观音、坐地观音、坐浪观音、妙善观音、杨柳观音、持莲观音、一叶观音、合掌观音、洒水观音、哈蜊观音及十八臂观音等。这些题材的依据，大部分显然不是正统佛经，而是本土经典、通俗文学、传说及感应故事，虽然有一些佛教经典中观音形象的影子，但却更多杂糅了世俗成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典与义理的偏失。

正统佛教教义认为：诸佛菩萨尊像之形态、手印、服饰、坐式、比例、尺度等要严格遵循宗教仪轨及造像度量标准的限制，按照“三经一疏”50的要求制作。“量度不准之像，则正神不寓焉”51。诸如鱼篮观音、祥云观音等基于世俗信仰创作、脱离宗教仪轨的观音造像，通常不见于寺院供奉。

四、 从陶瓷观音造像看观音信仰之演变

1. 从“猛丈夫”到“善女人”――观音的中国化变相

在印度早期佛教壁画和相关典籍中，观音菩萨均作为阿弥陀佛的胁待菩萨之一，示现“男猛丈夫”梵相52；当其初入中原，亦以男相度人。《悲华经》云：“往昔过恒河沙等阿僧祗劫，此世界名刚提岚，劫名善持，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主四天下，时空藏如来出现于世。王有千子，长名不”53。《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颂偈云“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54。《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也中称其为“善男子”55。此外还有《观世音菩萨授记经》中的“莲花童子”说56，《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中的“千光王静住如来”弟子说57等。

中国早期的观音造像多参照印度佛教经典中的男相观音形象。大约在公元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出现女性化的观音形象58，公元7世纪后期更为多见。北宋以后，妙善公主的传说开始在民间流传，讲述妙庄王妙善，因修习佛法拒绝婚嫁而被父处决，幸得山神庇护，潜心入山修行。后来又自愿牺牲双手双眼，以救治罹患重病无药可医的父亲；于双亲面前示现千手千眼之形象，随后示寂。妙善传说可追溯至蒋之奇（1031～1104年）根据方丈怀昼所示文本创作的《大悲菩萨传》；元初，赵孟\之妻管道升（1262～1319年）在此基础上编成《观世音菩萨传略》，故事情节趋于完备；最后在明代完成的《香山宝卷》中进一步加工完善。至此，观音在中国的女性化形象演变圆满完成。

通过前揭各例不难发现，历代陶瓷观音造像的形象演变和观音在中国女性化形象的演变过程几乎同步的。宋以后的陶瓷观音造像主要以女相示人，金元磁州窑等窑场的红绿彩、白地黑花瓷塑中虽然有男相观音，但多为面颊丰腴，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口，仅以唇上三缕卷须显示男相，明显有别于早期石窟造像及壁画中所见之“伟丈夫”形象。元以后，带有胡须的男相观音基本消失，观音造像更多以平民女性乃至劳动妇女的形象出现。

按佛教义理，观音本无男女之区分，如《法华经普门品》所言“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59。就包括观音菩萨在内的一切诸佛菩萨而言，都具备慧、定二德。主慧德者，作男形，主定德者，作女形。因此，观音菩萨有随缘应化，循声救苦的誓愿，女性化只是观音显定德之像，以慈悲母爱来救度众生，以平等心爱一切众生如子。从世俗角度来看，观音以此平易近人的女性形象、有求必应的慈悲情怀以及纯孝感人的身世，不但符合大众社会心理，而且符合国家利用伦理道德巩固统治的需要，同时规避了男女授受不亲教条的限制，有助于女性信众队伍的扩大，有利于佛教的传播。

2. 从佛国到凡尘――观音的“俗神化”趋势

从历代陶瓷观音造像的题材、形式、风格的演变中不难看出，观音信仰自传入中国起便不断经历着本土化的调适。

以送子题材为例，尽管《普门品》明言观音有送子神力，但由于普通百姓更多关注于解救生存困难，因而在中国早期观音信仰中，送子的职能并不突出；在早期的感应录中，求子也明显不是重要主题。因此，宋以前的陶瓷送子观音造像罕见。随着观音信仰日渐普及，观音菩萨不断与民众的心灵渴求相契合，与本土传统文化相交融，其送子之功能渐趋突出，最终演变成为观音信仰的主要功能之一60。明清时期送子题材的瓷塑观音纷至沓来，形态十分丰富。除送子之外，百姓也赋予观音其他更多的神职功能，祈雨、治病、灭罪、得福、求财、避害、延命、度生死等世俗利益无所不包，并且这些职能都趋向具体化和感性化。再经弹词、戏剧等通俗娱乐及民间文艺、小说等推波助澜，使得陶瓷观音造像在样式的选择、形象的塑造以及背景故事的处理上，都与印度佛教本初所重视的观音之般若空性渐行渐远。

卸去了天竺灵光，穿上了中土妇女的长裙祆褂，世俗信仰语境中的陶瓷观音造像逐渐脱离了佛教教义仪轨所规定的本来面目，随着凡俗的需要，忙而不乱地演绎着各种“善巧方便之颜”，最终成为完美的、中国化的接凡女神。

注释：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199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9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 刘裕黑、熊琳：《江西高安出土的宋代瓷塑观音》，《文物》1987年第9期。

③ 徐定水，金柏东：《温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报告》，《文物》1987年第5期。

④ 宁志奇：《绵竹宋代瓷器窖藏》，《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

⑤ 李辉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8宋（下），第304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⑥ 崔成实：《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第11期。

⑦ a.陈丽华：《宋影青瓷观音像》，《文物》1991年第11期； b.李辉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8宋（下），第303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⑧ 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第27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⑨ 冯永谦：《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9）辽西夏金，第304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⑩ 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2）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第16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11 吴明娣：《中国古代陶瓷佛教造像述略》，《佛学研究》，2002年第11期。

12 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第6期。

13 故宫博物院：《故宫经典：故宫观音图典》，第167页，故宫出版社，2012年。

14 汪庆正：《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11元（下），第33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15 黄云鹏：《元代影青釉童子观音瓷雕》，《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1期。

16 刘善沂，李盛奎，孙怀生：《山东茌平县发现一处元代窖藏》，《考古》1985年第9期。

17 朱伯谦：《龙泉窑青瓷》，第248页，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

18 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9）浙江，第216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19 汪庆正：《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10元（上），第10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20 朱伯谦：《龙泉窑青瓷》，第247页，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

2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22 钱芳，王淑玲：《奇特质朴淳风盎然――元代磁州窑白地黄花观音像》，《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9日第3版。

23 何荣兴：《元磁州窑彩绘观音像》，《文物春秋》1997年S1期。

24 王建华：《故宫珍藏的德化窑观音瓷塑》，《文物》1994年第7期。

25 a.宋良壁：《介绍几件德化窑带款白瓷塑像》，《文物》1987年第8期；b.戴翠华：《伦敦大维德中国美术馆藏何朝春作德化瓷观音像年代与作者再鉴定》，《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

26 故宫博物院：《故宫经典：故宫观音图典》，第224页，故宫出版社，2012年。

27 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第72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28 故宫博物院：《故宫经典：故宫观音图典》，第259页，故宫出版社，2012年。

29 故宫博物院：《故宫经典：故宫观音图典》，第257页，故宫出版社，2012年。

30 故宫博物院：《故宫经典：故宫观音图典》，第258页，故宫出版社，2012年。

31 （清）周家楣等：《光绪顺天府志》（十六）左笑鸿等标点本，第51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2 傅振伦，甄励：《唐英瓷务年谱长编》，《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2期。

33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中华书局，1985年。

34 （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十八・志第二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

35 （元）脱脱等：《金史・卷十四・本纪第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

36 （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十六・志第二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

37 （后秦）鸠摩罗什译长行，（隋）^那崛多译重颂《大正藏No.266・卷09・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第198页。

38 （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正藏No.262・卷09・妙法莲华经》第8页。

39 失译：《大正藏No.0693・卷16・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第788页。

40 （唐）提云般若译：《大正藏No.0694・卷16・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第790页。

41 （唐）地婆诃罗译：《大正藏No.0295・卷10・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第876页。

42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205页，上海美术出版社，1964年。

43 （后秦）鸠摩罗什译长行，（隋）^那崛多译重颂：《大正藏No.266・卷09・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第198页。

44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宋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9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5 （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一》，万有文库本，第881页。

46 （唐）一行：《大正藏No.1796・卷39・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五》，第579页。

47 （元）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十》，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

48 （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正藏No.262・卷09・妙法莲华经》，第35页。

49 伊维德（Wilt L. Idema）在“改头换面的孝鹦哥――《鹦哥宝卷》短论”（出自《文学、文化与世变》，第469～489页，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一文中，从明成化刊本《鹦歌孝义传》出发，认为《鹦哥宝卷》是“用秘密宗教的教义对一个民间传说的一次改头换面的重写”。

50 “三经一疏”是对古代所译四部佛教造像典籍的总称，分别为《佛说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画相》和《佛说造像量度经疏》

51 （清）工布查布译解：《大正藏No.1419・卷21・佛说造像量度经解》，第939页。

52 龚钢：《观音造像由男变女的文化阐释》，《兰州学刊》2007年第12期。

53 北凉・昙无谶译：《大正藏No.0157・卷03・悲华经》，第167页。

54 （唐）实叉难陀译：《大正藏No.0279・卷10・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十八》，第336页。

55 （后秦）鸠摩罗什译长行，（隋）^那崛多译重颂：《大正藏No.266・卷09・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第198页。

56 （宋）昙无竭译：《大正藏No.0371・卷12・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第353页。

57 （唐）伽梵达摩译：《大正藏No.1060・卷20・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第105页。

58 据《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音菩萨为救度众生，化现三十三种应身，其中有七种是女身，即比丘尼、优婆夷、长者妇女、居士妇女、宰官妇女、婆罗门妇女及童女。《楞严经》列举观世音菩萨三十二身，其中比丘尼、优婆夷、皇后、公主、贵妇及童女等六种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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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家口市；申奥成功；经济发展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0023

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北京申冬奥宣传片循环播放，这是张家口第一次在国际亮相。彼时的北京和张家口正在为申奥成功做最后的准备，在超强对手面前，所有人谨慎应对；在635天的艰难申办中，所有人拭目以待。《长城谣》优美的旋律入耳，伴着漫天雪花，长城丽影、故宫角楼、滑雪赛道依次展现，这是人们初次知道在北京周边还存在这样一块冰雪胜地。通常，能申办奥运会的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张家口带着市辖十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标签，经济发展缓慢，却以天然的生态环境和卓越的旅游资源成为这次申办冬季奥运会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转身可谓华丽。

1经济现状

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省会，煤、风、水、重工业一应俱全，是交通中心和经济重心。但现在，尚属三线以外城市，下属十三县有十个国家级贫困县。根据河北省统计局数据，自2012―2015年张家口市GDP在河北省11市中均排行第八，2014―2015年张家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排行第九和第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排行第十和第十一。张家口一直艰难地走着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生态发展路线，历史变迁遗留的贫困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近些年，张家口关停大量命脉企业，为北京、天津等省市做好生态屏障工作，为其提供优质资源和良好环境，但却没有为自身留出足够的发展基量。制度落后、知识匮乏、市场意识淡薄，是制约张家口经济发展的主观因素。

2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1内在需求：加快产业形式转变

据冬奥申委张家口运行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春生介绍，2005年张家口就提出了申奥“三步走计划”――准备先申办全冬运会，再申办亚冬运会，最后才是申办奥运会，但如今却跳过前两步，直接走上第三步。为成功举行2008年夏奥会，北京市投资建设工作提前10年开展，对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的投资达到3000亿元，致力于打造国际体育中心城市，圆满的结果更被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称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对北京的压力不大，因为其基础建设比较完善，不需要大规模兴建其他设施。但张家口经济基础大不如北京，在服务接待、酒店住宿、交通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若想成功举办这次冬奥会，重中之重就是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变，这既是内在需求，也是冬奥会带来的压力效应。北京对张家口的定位是走生态路线，京津冀一体化中对河北省的支持也多限于生态建设，但纯生态经济效益较低，无法满足市区发展的需要，因而得进行产业内部调整。原来的传统工业需要改造，同时还要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生态农业和风能建设，以崇礼滑雪为中心将服务业向外辐射，发展冰雪项目，休闲旅游，弘扬张垣文化，推广特色品牌。张家口景点胜在淳朴自然，致力建设成一个低污染、低能耗、高技术的低碳奥运专区。市内重工业产业极少，蔚县境内生产煤炭，崇礼有矿石资源，但即使有优质资源却不能有效利用。其实重工业和高污染并不等同，若拥有污染处理技术和绿色排污设备，重工业带来的副作用会大大降低，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目前，张家口已建设高新区，按照规划，高新区将建设绿色、低碳、高效和循环的“智慧绿谷”，可惜目前处于“虚有其表”的尴尬阶段，没有实质性进展。不仅为承办奥运会，也为将来考虑，张家口应着手学习技术，推动科技进步，服务于政治经济等方面。

22外在包装：提升城市知名度

北京申冬奥宣传片中展示了张家口大境门、崇礼县滑雪赛道等标志性景点，使张家口以优质、健康、绿色、积极的形象呈现在国际面前。人们认识了这个原主城区面积只有86896平方公里的边缘小城。媒体关于张家口的报道一夜激增，遥远的历史、曾经的繁华、现在的衰退被翻开，它的发展堪称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可见，申奥成功可以有力提升张家口的知名度，对其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转变产生有益的外部效应，通过产业链条进行内部转化，形成从表到里再从里到表的创新型改革。以天然环境和优质资源为品牌，将绿色环保作为标签，打造一座生态经济双向发展的国际城市。冬奥会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营销平台，利用得好，国内国际关注度增加，各方面信息技术大量涌入，机遇和挑战增多，相信未来的张家口会改变过去如干瘪海绵的状态，充分汲取革新精华，借冬奥会这一契机实现质的飞跃。

23运输路径：改善交通设施条件

曾经的张家口大境门作为保护北京的北门，是连接边寨与内地的交通要道，是长城著名边关隘口之一。1905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即张家口北站，给张家口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商埠林立，繁荣盛况空前。2014年7月1日，拥有长达105年历史的张家口北站将只保留售票业务，意味着这个见证了中国铁路百年沧桑的“活化石”将正式退居二线。现在所有路线均从南站出发，从张家口到石家庄车程长达七小时，到北京长达五小时，多年没有高铁，交通不便利。申奥成功会加快京张高铁的建设，预计2020年年底建成。该铁路以“高速度，高效益”为目标，为解决交通瓶颈贡献力量，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此外，结合汽车客运站、张家口宁远机场，形成铁路、公路、航空三位一体的交通运输网络，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4文化推广：推动旅游业发展

近年来北京、天津等地来张家口旅游的人数增多，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两项指标增幅连续四年保持全省第一。旅游业是张家口可以重点发展的见效最快、收益最高的产业，申奥成功更促进了文化旅游和文化创意的诞生。借崇礼滑雪产业推动交通、酒店、建筑和装修业的发展，并向外推广其他知名景点，弘扬张垣深厚文化，形成良性循环。阳原县“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按照国家5A级标准开工建设，传播远古文化，全景式反映人类文明进化的场景；涿鹿县扎实推进“中华三祖文化旅游开发项目”，弘扬炎黄蚩三祖文化，吸引海外同胞、港澳台人民祭祖观光；蔚县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剪纸，近年来远销海外，形成链条式发展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崇礼县建设奥林匹克冰雪文化谷项目，打造滑雪赛事旅游品牌。另外，大众体育文化成为潮流，2014年12月，张家口首届冰雪季在长城岭开幕，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冰雪项目，让更多人走出户外，亲近自然，了解冰雪比赛的规则，从入门到入行；2015年“奔泰体育杯”康保草原国际马拉松吸引各地长跑爱好者共聚一地，体现“全民健身，绿色运动”。

3综述

笔者在张家口生活了二十多年，深知它的辉煌、衰落、隐忍、倔强。当申奥成功时张家口所有人民欢呼雀跃，这是一种家乡自豪感，是一种扬眉吐气的舒畅。对于申奥，张家口万般努力，仿佛在悬崖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失去这唯一能够华丽转身的机会。在新形势下，希望张家口抓住机遇，发展经济，从根本提升自我，不仅为奥运，也为后代的子民，创造一个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靳强2022年冬奥会申办成功对张家口发展的影响[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4（10）

[2]雷士武京张申奥成功 张家口“落寞之城”将变“繁华之都”[N].中国经营报，2017-07-31

[3]李中文，郑铁，马剑第三次“握手”――写在北京联合张家口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之际[N].人民日报，2015-08-01

篇10

问：2000年为什么把《地理知识》改名为《中国国家地理》？是否拷贝了美国《国家地理》？

答：“国家地理”是一个媒体类型，这个媒体类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校的教材里就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近年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书里也有对这种媒体类型特质、要素方面的研究。当时觉得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媒体类型，美国、德国、法国等许多国家都有，而且办得很成功。《中国国家地理》与美国《国家地理》是不同的，美国《国家地理》大的选题方向是13大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地缘政治，中国则把自然地理放在第一位，人文地理列在第二位，没有涉足地缘政治的内容。

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主打内容是什么？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可读性的？

答：《中国国家地理》的主打内容中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一半。作为一家地理传媒，根本上需要把握的，也最重要的是差异之美，而不是共性。一种自然现象、地理过程，只有这个地区有，为什么只有这个地区有，因为它有独特的地理条件、自然背景，这才是地理杂志要做好的事情。这本杂志吸引读者主要靠选题，我们讲过，地理是差异之美，选题就要强调这种差异之美。如果描述的是从山底到山顶的景色，你会大开眼界，正如古诗说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为了保证读者能够看懂我们讲述的科学问题，杂志采用了多种手段，通过语言风格、照片、地图等呈现给大家，照片、地图和插图的完美结合在阐述科学知识方面非常重要，这是媒体能做成功的地方。

问：作为科学传媒的《中国国家地理》的目标读者定位在什么层面？它的读者市场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答：随着媒介市场竞争的加剧，读者市场更加细分化了。对某些媒体来说，年龄相差三五岁，阅读习惯消费习惯就不一样，纸质媒体在这个时候更应该明确追求读者的细分化。《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读者共有的特征是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良好的工作，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成年人。个人的生活态度健康积极向上，已经实现阶段性的人生设计，依然对未来抱有理想。这个读者群很忠诚。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读者群，他们绝大多数都是60年代出生，现在已经有家庭有孩子的，他们的孩子处于初、高中阶段，对我们来说这是读者群的自然延伸，所以，我们还要做少年版，只有在内容、形式、图片、设计风格上不断创新，媒体才有活力。

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描述与展示，不仅是美，更重要的是思辨

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对图片有什么要求？所用的图片都有哪些来源？是原创的还是引进的？

答：我们对图片的要求，除了要符合摄影三要素之外，还要有科学的思辨。换句话说，就是除了自然之美所留下的惊叹号，更多的还要有个问号，落脚到对人文的影响。图片不仅要有实用性、科学性，还要有艺术性。地图、插图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仅仅包含一方面是不够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所用的图片没有引进的，因为我们没有跟境外进行版权合作，也没有购买别人的版权，我们采用的是国际上通行的签约制。主要的图片由签约摄影师拍摄，我们担负编辑图片的角色。我们的编辑手里有大量选题，只要签约摄影师能接受我们提供的经费，并且保证到时候能做出来，我们就交给他去做。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做得那么好。签约的办法能够保证图片的质量和效率。尽管签约的投入高，我们认为还是值得的。做云南、大运河的题目，徐霞客之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朝圣之路，都是请专家带着作家、摄影师做的。去年投入了170万，今年投入了200万，我们的签约已经制度化了。

问：您认为报刊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在哪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有什么资源强势吗？

答：我认为报刊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人，也就是从业者队伍的素质和能力，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如果人员的素质层次低，再好的机制也会被破坏。美国也有大量失败的媒体，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人的差异。目前，中国缺少的是一批职业化的媒体运行管理者、制作者，以及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没有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就不可能带领专业化的制作操作团队。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资源上的强势主要是人才与信息方面的优势，它是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联办的杂志。尽管这样，我们的团队成员只有进入专家圈子，才能利用科学家和科学积累。否则，就不能得到科学家最重要的、最能吸引读者的东西，这对专家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中科院地理所的资源很庞大，但它是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问题是怎样用它，所用的东西能让读者感兴趣，这就要求团队成员具有专业素质，要懂得某一方面的科学问题。同样的专家，1998年我们也请过，由于那时候杂志社的工作人员素质不高，科学家不知道你要什么，更不要说给读者提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石

问：正如在前边您说的“人才是报刊业成功的关键”，《中国国家地理》是如何进行自己的团队管理的？

答：传媒业团队要认同一个统一的文化价值，要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国家地理》的制度和规范是刚性的，我们鼓励成员去突破它，这样才能有创新，成员觉得有发展前景，甚至认为没有希望实现的也有可能会实现。比如说我们的编辑、选题规定这是合适的，那是不合适的，或者这一章节是对的，那个不对，这样的理由让人信服。当个人有成就感时，就会对整个团队产生示范效应。这是鼓励每个人去创新，鼓励尝试，不怕失败。在团队的管理上我们强调三个方面：第一，员工要具有对工作的忠诚度和敬业精神；第二，员工要有能胜任自己岗位或职位的能力；第三，员工要有协作、沟通能力，如果你忠诚、有能力，但是不能和其他人合作共事，同样不是合格的员工。这三条不能倒过来，协作沟通不能放在第一位，否则会造成员工只会讨好他的上级，而没有工作效率，有些类似无效政府的行为。

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是国内少有的比较成功的科学传媒，它靠的是什么样的经营理念和组织文化？

答：《中国国家地理》的经营理念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是创新，不断地创新，杂志的每期都要创新。第二，实实在在，本本分分地按照做科学工作的一些标准、程序去做媒体。我相信，以这样的态度做其它事情也会取得成功的，简单说就是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媒体是最需要企业文化的社会组织，但是许多媒体在竞争的压力下走入了一个误区，在市场上表现得比较浮躁，幻想一夜成名一日暴富，为此目的就不断去炒作自己。科学传媒作为文化文明的载体和传承者，如果没有核心的文化价值、文化取向、文化标准、文化精神，它怎么可能做好做大做强媒体呢？《中国国家地理》的核心价值除了创新，就是实实在在，本本分分，这是最核心的价值，无论做事还是做人。员工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去胜任一份工作。

问：《中国国家地理》目前在日常运作中采用的是什么样的采编机制？您认为它的效果如何？

答：在采编机制上，《中国国家地理》实行的是采编合一，这种机制的效率比较高。从个人发展方向考虑，今天让记者做这种类型的选题，明天让他做那种类型题目，这对个人发展非常不利。而在采编合一基础上，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发展方向，当某种类型的题目固定下来都由他做之后，慢慢地他就会成为专家。《中国国家地理》中做考古、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方面的编辑记者在圈子里的口碑就很好。在专业领域我们不能跟科学家相比，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外行，地理科学家们认为我们已经入门了。尽管学中文的、学新闻的、甚至学哲学的，从学科的角度与地理科学还隔着一层，但是慢慢的他们得到了专家的肯定，这是不太容易的。采编合一的机制能使某个题目做得更精准、更漂亮，因为这个编辑或记者从策划方案到编辑制作甚至到后期制作他都一直关注。采编合一有助于员工的专业化，只有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科学传媒才能和科学家实现真正的对话，才能知道哪些是最新的发现和进展，从而获得前瞻性的信息。

环境健康、定位准确、内容精彩是实现集团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