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面临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物保护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文物保护法

中图分类号：TV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176-02

一、目前的管理模式

所谓管理模式，就是根据各个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同情况而采取的管理方式。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和一般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文物保护单位级别多，具体情况又千差万别，因而管理模式，成效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目前所采取的管理模式可归纳为如下几种：

（一）机构管理模式：即国家针对某一具体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对其实施有效的保护和管理。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该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管理、维护、修缮、藏品保管、宣传陈列和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对文物保护单位的最佳管理方式。

（二）直接管理模式：即由当地的文物管理机关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直接的管理。该模式通常适用于地面无明显标志的纪念遗址、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由于无具体的使用单位或使用者，由文物部门对保护单位进行监督或监探管理，或由文物部门直接聘请专人，专职或兼职作为文管员，进行日常管理看护，定期向文物部门汇报情况，遇有紧急情况立即报告。文物部门则给予文管员一定的补贴。

（三）部门管理模式：即由非文物系统的其他部门管理的模式。因产权和管理权不在文物部门，只能由使用单位或部门与文物管理部门签订使用合同，明确保护责任与任务，并指定法人代表或责任人为文物保护负责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文物保护单位的权属关系比较复杂，因而在各管理模式中，该模式占有相当比例。

以上三种管理模式，从管理效果来看，由于采用专门的机构管理或直接进行管理，减少了各种干扰，故而第一、二种管理模式效果较佳。第三种模式的关键是监督管理。各使用者对文物的认识水平不同，在使用或维修的过程中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因而加强监督与管理，依法履行合同尤为重要。委托管理模式相对松散，若能与第二种模式互相结合，也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从各县市区来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管理模式上不尽相同。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建立文物管理组，利用离退休人员及其他人员进行日常管理，文物部门对其进行监督管理，不承担相应的经费，日常开支自筹解决；有些县市区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情况，聘请兼职文物管理员，每个文管员负责一处或几处文物保护单位，由所在乡镇发给一定的补贴，解决了一些文保单位管理难的问题；多县市区鉴于境内文物较多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或成立专门机构，或直接管理，或投专管人员，或签订使用合同；其他县也根据自己的情况，结合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采取了适合自己特点的措施和管理模式。虽然各县（市）及各文保单位的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但只要认真实施，加强管理，不断完善，均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只采取一种管理模式，或推行一刀切来对情况各异的文保单位进行管理是不切实际的，也无法做到有效的管理。

二、当前面临的问题

现在的管理模式，是在《文物保护法》及其相关法规的指导下，各地多年探索的结果，对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然而，在新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仍面临很多问题。一方面，由于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涵盖面广，各单位情况不一，不可能都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将所有的文物单位都纳入文物部门的直接管理之下。另一方面，地方领导、部门领导对文物工作的认识、重视程度不一，也影响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特别是近几年经济建设的发展，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上的问题日益突出，旧的矛盾未彻底解决，又出现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目前，困扰文物保护单位的问题有：

（一）现状经费的矛盾：经费短缺一直是困扰我们文物工作的一大难题，其中最直接反映在文保单位的管理上。由于经费缺乏，很少文保单位的管理、维修能够真正得到落实，有的只能任其损坏，甚至倒塌。僧多粥少的现实矛盾，使得文物保护中“先革命，后治病”这一起码的政策也难以真正落实。在保护维修经费中，上级的补助经费往往是唯一来源，地方上难以筹集。

（二）重视与落实的矛盾：随着文物在经济建设以及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的增强，文物保护工作得到普遍的重视，地位得以提高。但这种重视与文物单位的管理显得有不和谐之处。其一是以加强管理为名，随意将之纳入景区管理或旅游管理部门，有的成立综合管理机构，但结果几乎都是削弱了文物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其二是只重视特殊的、经济效率好的文保单位，这种片面重视根本上无法改变文物单位的困难局面，也难已解决文保单位管理中的诸多问题。

篇2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先生。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先生对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难了解透彻，也为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长远发展费尽心思。这一点从他话语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体会到。

《文物天地》：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2005年第三届理事会成立后，如何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马自树:2006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通过理事和相关专家的努力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处于恢复草创阶段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完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同时，按照既定宗旨稳步拓展业务领域。在思想建设方面，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基金管理条例》等，保证资金来源及利用透明。

组织建设则在继续扩大基金会顾问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团队、完善基金会组织机构、人员配置的基础上，又聘请了法律顾问；在原有资金筹集部、事业发展部、培训部、那迦文物研究中心等基础上，又组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古陶瓷专业委员会和专项文物保护基金的筹备机构等。完成了基金会网站建设，2006年6月试运行至今，已两次更新栏目，不断增添内容；第三次大型改版已经准备就绪。改版后的基金会网站将新增文物保护知识讲座、媒体视角、文保法规、理事之窗、在线捐赠、推荐新的文物保护项目等新的内容。

制度建设则是起草完成了基金会各类规章制度十余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2006-2010年发展规划纲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基金管理办法》、《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关于项目管理的暂行办法》、《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受赠及管理办法》、《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条例》等已经通过理事会审议；基金会内部的机构设置及管理制度也在完善中。对基金募集和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基本设计思路是鼓励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简化程序，统一模式，公正公开，提高办事效率；为大规模、集群化推进基金会事业，并实现网上募资与海外募资打好基础。

《文物天地》：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资金来源途径有哪些？

马自树: 主要来自国内较知名企业的捐赠。广州力讯投资有限公司以保护城市文脉，保护传统文化底蕴，构建和谐城市社区为目的，于2006年8月与我们洽谈合作，捐赠100万元专门用于保护古建筑。首批30万元款项已入基金会账户，另外70万元将于2007年10月底前到账。相关宣传、保护工作已在北京、成都、广州、佛山等地启动。

基金会通过策划、参加义拍义卖活动等筹集善款，探索多渠道募集资金，已通过参加《传世藏书》义拍活动募集资金近十万元。为筹备中的“中国文物之春－当代书画名家（文物保护）义展义卖”公益活动征集到欧阳中石、文怀沙、傅熹年等书画名家的佳作数十幅。

通过举办展览、开办网站等活动，加强宣传，提高公众文物保护意识。为提高公众文物保护意识，推进公益募集工作，2006年开展了一系列展览、展示、论坛、培训等公众活动如在深圳博物馆举办“宋金彩瓷展览”，展示目前全世界范围内质量最高、数量最大、种类最丰富的一批珍贵宋金彩瓷；与古源斋文化公司联合举办了文物鉴赏联谊活动，受到了文物鉴赏人士的热烈欢迎，到会者纷纷希望继续开展相关活动。

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基金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启动。在首批518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漆艺项目共计8项，基金会为此设立的漆艺传统工艺保护研究基地，已在福建厦门揭牌，这个基地将成为传承7000中华漆艺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载体。

《文物天地》：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篇3

心存危机的乾陵人，这两年一直在寻求突围。

2007年6月初，由乾陵博物馆、乾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西安联合举办了乾陵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考古、历史学、经济学研究、旅游、规划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在乾陵进行了详尽调研、考察后，又聚集西安，就如何打造乾陵品牌形象，以及如何加强乾陵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等诸多问题把脉会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乾陵科学保护与和谐发展的积极建议和创新思路。

保护面临新挑战

在乾陵实地考察中，专家们对近年乾陵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表示赞赏，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乾陵开发的唐装表演、直观展示乾陵文化的数字电影《神秘乾陵》等旅游项目。然而，当听完乾陵博物馆馆长樊英峰有关乾陵目前面临的问题介绍后，专家们心情变得有些不轻松了。

樊英峰说，乾陵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开发利用的空间十分广泛。五十年来，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从文物、文化遗址保护现状的要求来看，还存在许多急需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与难题。

首先是遗址遗迹的有效保护有一定的难度。他说，乾陵是唐十八陵中的典型代表，也是唐文化遗址保护中最重要部分。现在的乾陵包括外城封域在内，在行政区划上，位于乾县城关镇、阳峪镇和阳洪镇管辖范围，其中主陵范围属于城关镇四个行政村。由于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乾陵遗址区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赖以生活和生产的基地，农民生活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渐显突出，特别是主陵区的遗址上现在分布着四个行政村、十个自然村和两个事业单位，农业人口约0.5万人，占全镇总人口的6.5%。乾陵主陵区总面积为700万平方米，其中村居、道路占地65万平方米，耕地占地220万平方米，林区占地70万平方米，城垣遗址面积115万平方米。

十个自然村和两个事业单位内均有重点遗址保护区。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种植苹果已成为当地农民最普通的致富手段。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农事耕作与文物保护便成为一对矛盾。而且遗址内村庄的规模和人口数量仍在不断扩大，使文物保护与农业生产、农民的切身利益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文物保护的需要，遗址内的生产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例如不能在遗址上搞建筑、不能深挖土层等等，这使生活在遗址区内的十个自然村、5000多农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当地农民因生产、生活活动而破坏遗址保护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这种矛盾在当今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民急于致富的大潮中有逐渐加重之势，这必将对文化遗址的保护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作为首批国宝单位，至今没有划定明确的保护范围，乾陵文物保存环境和旅游环境治理也受到制约。”

文物资源开发深度不够

樊英峰说，对乾陵文化资源的开发目前也仅着眼于表面现象，层次较低，对文化资源展示手段过于传统和呆板，仅是最传统的博物馆展览方式，缺乏创新形式，未能实现资源的深层次挖掘和产品的多样性，内涵和外延均未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与现代大众游客的需求趋势有很大差距。

乾陵现有文化景点的展示手段多是静态的，缺少立体和充满情趣的、可参与的动感性活动。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以往那种将游客与景物隔开的静态观赏游览方式，已越来越失去吸引力。现代旅游者不仅要看，更多的则要求亲身参与和操作，要融入景物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员，获得一种精神愉悦。但是乾陵目前几乎所有景点都是静态式的陈列，游人的整个游览过程犹如一部分缺少的戏剧，平淡无味。如此以来，景点的吸引力大大下降，游客兴致大减。

文化旅游弱态渐显

樊英峰说，另外从乾陵文化旅游在陕西省旅游格局中的地位来看，乾陵文化遗存虽然丰富，学术性和文化价值较强，也有一定的观赏性，但可参与性差。另外，虽然是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但旅游形象至今没有树立起来。在强手如林的旅游市场地位平平，已陷入相对落伍滞后的地步，给人以陈旧、停止不前的感觉。近年以来，乾陵周边地区的一些景区发展却很快，其中不乏大手笔、大动作。如秦俑馆投巨资建设的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秦俑馆馆前服务区建设项目；华清池强势推出了大型历史舞剧《长恨歌》；汉景帝阳陵又完成了高规格、高档次的地下博物馆；法门寺吸纳社会巨额资金，拟打造相当规模的法门寺文化坛。另外，从空间区位来看，西安西边有汉阳陵、法门寺和乾陵三处大景区，而汉阳陵和法门寺正好处在乾陵左右两侧，两处景点都经过了最新包装和精心打造，成为势力很强的旅游产品，而乾陵作为一个效果比较弱的产品，正处在这两个强势产品的夹缝当中。因此，如何在夹缝中突围，是乾陵文化旅游面临的严峻现实。另外，从目前开发、利用的效果看，特别是从陕西省内几种文化产品及几个文化旅游区的对比来看，乾陵文化旅游的开发力度、市场影响力、以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都相对较小，与其他几种文化类型的旅游产品的开发效果相比，处于相对弱势。如何由弱变强，产生积极效应也是面临的又一个现实问题。

产品配套开发不足

樊英峰说，在乾陵文化旅游产品配套开发方面，也存在诸多弱项。一是现有的接待服务设施缺乏特色，特别是缺乏具有唐文化特色和元素符号的接待设施；接待设施档次较低；服务水平不高，尚未进入行业标准阶段。二是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处于自发状态、未能形成规模化生产，现有的纪念品品种少，设计制作粗糙，包装简单，没有设计出主导性、代表性的旅游纪念品，地方特色、文化特色不明显，没有形成代表乾陵文化形象的旅游商品。

专家建议“退耕还陵”

针对乾陵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危机，尤其是陵区保护与农业生产及农民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学者积极支招建议，文化遗址应该划出明确的保护范围，把农民从陵区遗址内迁出，这将有利于农民生活改善、有利于发展旅游、有利于文物保护。也有教授提出，开发农民生产的工艺品，让农民参与旅游，使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保护文物与农民致富相结合。张锦秋院士在对乾陵认真考察后说，乾陵在陵墓位置的选择上“依山为陵”，体现了中国对生死观、永恒观的新的表现，以大自然的造化体现伟大的永恒，这在建筑史上独树一帜。因此她建议说，在当前时期，乾陵也要“退耕还陵”，恢复坡地、遍植柏树。

“申遗”是对乾陵最好保护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著名学人张岂之则从“申遗”角度，提出了乾陵保护与开发的新思路。他说，必须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把乾陵推向世界，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对其最好的保护。他认为“唐陵之冠”的乾陵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是留给人类的重要文化资源，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乾陵文化遗产资源也日益彰显出它的重要性。要把乾陵推向世界，让人们通过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去了解中国盛唐时期的灿烂文化。

陕西省是我国文物资源最为丰厚的省份之一，在静止文物变活的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张岂之认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也是加强学术研究的过程。文化遗产要利用必须有基础，基础就是学术的理论研究，没有学术研究，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应用就没有生命力。

由于体制、人才等制约因素，乾陵目前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面仍存在一些困难，遗址遗迹的有效保护有一定的难度。张岂之说：“只有不断地解决问题，才能够前进和发展，虽然有问题，要把问题变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而不是前进的阻碍，这就更需要研究。”

篇4

文化遗产是人类千百万年来积累起来的最丰富的连接历史记忆、应对未来挑战的发展资源。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作为惟一没有中断、连续50XX年发展至今的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留下了数不清的珍贵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于这些依附着民族魂魄的珍贵文化遗产，尤其需要我们倍加呵护，依法保护，这样才更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化的继往开来。

作为长期活跃在文化遗产保护一线的民间志愿者，我们目睹了全国各地在大拆大建中迅速消失的历史文化遗产，深感责任在肩。为了唤起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切实的落实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作为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奖和年度贡献奖获得者，我们发出如下倡议：

第一，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坚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持依法保护、科学保护，克服阻力、排除困难，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呼吁尽快修订、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加大对破坏文物的刑责惩处力度。

第二，停止对历史文化名城核心老城区的大拆大建。将文物保护纳入政府的城市规划中去，对历史城区、街区实施成片保护。设立历史城区、街区保护委员会等机构，以应对非法拆迁对文物的破坏。

第三，对暂时不具备文物身份的历史建筑，采取谨慎处理、保护为主的方针。

第四，加大对文物日常维护的投入。对文物的修复，实行严格监督，杜绝肆意篡改、拆后重建等有悖于文物保护精神行为。

第五，大力扶植各类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机构。鼓励民间团体和个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研究不可移动文物的开发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鼓励民间团体及个人参与监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唤醒全民文保意识。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鼓励设立私人博物馆，鼓励将私有文物捐献国家，化私为公。

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让我们共同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最大限度地留住承载着数千年中华文明史精髓的物质和精神!

文化遗产保护倡议书

天地造化，日月精华，孕育了神州的山河大地;广土众民，毓秀钟灵，创造出五千年灿烂的文化。这山川与文化交相辉映，共同织就了锦绣中华。她的集中代表，就是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与文化遗存。这些自然珍萃、文化瑰宝，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面对这些自然与文化杰作，我们在惊叹自然造物之神奇，祖先创造力之伟大的同时，对祖国的挚爱会愈加深沉、博大。

新的世纪已经到来，现代化的浪潮必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广之势席卷全球。在市场与技术力量的无情扩张面前，传统的世界己渐行渐远。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己成为日益紧迫和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遗存丰厚的大国，尤其如此。

目前，全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存27处，申报待批的还有几十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5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千多处，地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万处，而登录在册的文化遗存更是多达40万处。据文化部的统计数字，1999年全国文物保护经费总计支出7.29亿元人民币，如果平摊到全国县级以上的6万多处文物保护单位头上，每单位所得不过1万出头，而在实际上能够得到上述保护经费的不过三、四千家。经费的不足，使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严重的问题。 对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己感不足，而国家发展日新月异，随着经济开发和建设的深入，未来还将有大量新的文物出土，其发掘、保护和研究对于人、财、物力之需求也会非常巨大。凡此种种，显然己非政府所能独力承担。文化遗产，为全民族之共同财富;其保护，也不仅只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的事业。

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规定，凡由于保护不力或过度开发等人为原因损坏的自然与文化遗存，将被取消“世界遗产”资格而列入“濒危遗产”名录。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该遗产所在的国家和民族将是巨大的耻辱，其将有何面目面对自己的祖先、后代与世界呢

我中华文化素有天人合一之境界，民胞物与之情怀，慎终追远之传统，尤其重视人与自然及社会之和谐共存。当代中国人自应高扬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使祖国的天长蓝，水长绿，山长青，鸟兽孳盛，万物欣荣，将锦秀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这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神圣义务，也是功在当代，泽及子孙的伟大事业。

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力虽微薄，但有志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事业，我们深知非有全民全社会之警醒与努力，不足以成此大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同样如此。只有持久不懈地进行文化遗产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使之深入人心并最终成为全民族之自觉意识和行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否则即使一时保护住了，也还会坏掉。

北京乃大国之都、首善之区与政治文化中心，这项事业自应从首都做起，从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实事做起。爱护古迹遗存，维护古都风貌，率先垂范，带动全国。这是首都各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倡议并发起建立中华文化遗产专项基金，主要用于文化遗产的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文物保护人才的培训，兼及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项目。

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是我们民族的血脉，智慧的源泉和精神的家园，文化遗存则是世代先民们智慧与创造力的载体和丰碑。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的大业，赤县神州，四海内外，风我炎黄子孙，与有责焉!我们坚信，凡我同胞，必会以其良知和对祖国的热爱，向这一事业投入自己的一份关注和爱心。我们亦真诚期待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通过全社会与全民族的不懈努力，使我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在新世纪中建设起一个繁荣富强、堪为全球表率的绿色中华、文化中华!

文化遗产保护倡议书

文化遗产是人类灿烂文明、辉煌历史和非凡创造力的集中体现与智慧结晶，是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记忆，是后人传承历史、继住开来的文化渊源，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化遗产就在你我身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文化遗产是一项与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密切相连、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薛城，千年古城，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是中国造车鼻祖奚仲故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唢呐)、中国百家红色教育基地、中国汽车越野赛新兴城市。勤劳智慧的薛城人民创造出了无数优秀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崭新的工作，我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走在全市前列。现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省级7个、市级43个、区级61个。同时，奚仲造车传说正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目前，奚仲造车传说、洛房泥玩具、薛城唢呐、缝绣技艺、庞庄麦秸手编、骨牌灯、人灯等7项非遗项目被山东省政府列入省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高派山东快书、鲁南大鼓书、冯谖的传说、仲虺的传说、渔鼓、薛城婚宴礼俗、正月十五蒸面灯、木杆称的制作技艺、薛城糁汤的熬制技艺、薛城烧鸡的烧制技艺、薛城铜勺制作技艺、薛城杜塘凉粉制作技艺、斗鹌鹑、中陈郝庙会、送 祝米、范蠡隐居传说、许由泉的传说、唱瞎腔、抽陀螺、滚铁环、虎头鞋帽、枣庄刺绣、种庄漏版印花、薛城张氏竹雕、奚山扣碗、薛城石雕、奚山刘氏辣汤、打春公鸡、二月二围仓龙、千山头庙会、挎包火烧制作技艺、蔡古楼粉皮制作技艺、邹坞柳编等43项非遗项目被枣庄市政府列入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薛城潘庄蓑衣、茅蓊篓子、薛城丧俗、泰山石敢当、卧牛石的传说、大成拳、烫伤民间治疗土方、铜杆唢呐、顾家唢呐、烙画、面塑、托前雕刻、笙的制作技艺、仿古陶瓷制作技艺、铁炮的制作技艺等61项非遗项目被薛城区政府列入区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

我区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邹坞镇中陈郝古瓷窑遗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沙沟五村遗址、牛山孙氏宗祠、奚仲造车遗址、安阳故城、南常故城、墓山墓群)，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处(西仓古桥、孙氏故宅等)，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9处。由薛城区文广新局主编的《薛城文物与遗迹》、《古薛瓷窑》两本书籍，已顺利出版，并纳入区委宣传部组织编纂的奚仲系列文化丛书，另外还编纂出版了《中陈郝古瓷遗珍》，为我区文物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篇5

关键词：古建筑；保护与利用；措施

古建筑一般是指古人留下来的具有较长历史年代的寺、庙、殿、塔、楼、宫、陵等建筑，它是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历史资料，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瑰宝。古建筑作为体现古代建筑风格的唯一遗产，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城市发展与古建筑保护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主要是：现代生活方式与古建筑的矛盾；现代社会价值观与古建筑的矛盾；现代城市发展与古建筑的矛盾；人口增长与古建筑的矛盾。这些都是古建筑保护与利用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的重大意义

古建筑的存在，已远远超出了其作为建筑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它将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哲学、美学、考古学、民族学乃至旅游学等不同学科的价值集于一身，是民族文化的综合体。

1）古建筑的历史价值。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建筑不论在结构上，还是有形式风格上，始终是承前启后、一脉相传，保持着一贯完整的建筑体系，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征，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独树一帜，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2）古建筑的社会价值。中国古建筑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明显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做好继承和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势在必行。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越快，古建筑文化就越需要得到切实保护。建筑作为凝固的艺术，承载着大量而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对各个古建筑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艺术，政治等等各方面历史问题等到详尽的研究和了解。所以对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是重要的且需不断坚持，不断完善的一项重要的文物保护工作。

二、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的主要原则

1）要从城市全局和城市整体发展来做好古建筑保护与利用。2）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改善，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3)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对古建筑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4）研究分析古建筑的特色，充分挖掘和继承历史文化内涵，促进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5）保护修缮、整治和恢复应使其“整旧如故”、“以存其真”，文物古迹和古建筑的保存应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

三、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的内容

（一）古建筑的保护。主要包括类别众多、零星分布的古建筑、古园林、历史遗迹、遗址以及古代或近现代杰出人物的纪念地，还包括古木、古桥等历史构筑物等。

（二）历史地段的保护。历史地段包括文物古建筑地段和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地段是由文物古迹集中的地区以及周围环境组成的地段；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构筑物且风貌相对完整的生活地区。

（三）古城风貌特色的保护与延续。涉及的内容具有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特征，在实践过程中主要包括古城空间格局、自然环境及建筑风格。

（四）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主要包括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如传统艺术、民间工艺、民俗精华等，它们和有形文物相互烘托，共同反映着城市历史文化积淀，共同构筑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四、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的方法

（一）古建筑保护方法。1）冻结保存。将保护对象原封不动的保护起来，允许必要的修缮和加固，但必须以不改变原貌为前提，并且修复和增添的部分应该是可以识别的，即修旧如旧原则。特别是对具有较高考古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在修复工作中，强调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古历史研究，一定要尊重原始资料和确凿的考古学证据。2)重建。历史上一些十分重要的古建筑由于各种原因已被损毁，但由于其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对其进行重建。但重建必须严格谨慎，因为重建必然失去历史的真实性，在更多的情况下保存古迹更有价值。

（二）历史地段保护方法。1）博物馆式保护。其主要是指将地段的古建筑进行复原和修复之后，将从前的生活方式也一起保护起来，作为供人参观、学习和观光旅游的重要设施。2)拼贴式保护。这种方式是针对有价值的古建筑比较分散的城市而言，其中可迁建的古建筑可以按照环境的要求择地集中在一处，创建一个“历史地段”，尤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改造的地段和历史建筑，这种方式较为可行。

（三）城市整体空间环境保护方法。城市整体空间环境保护反映了古城的整体风貌与特色，它一定要从城市整体出发，采用整体性与综合性措施对城市整体空间环境进行保护与控制，一方面要对体现城市传统空间特色的原有因素实施保护，另一方面要对影响城市风貌特色的新建因素实施控制与引导。

古建筑保护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保护与发展本就是城市发展变化中的一个全方位可持续的矛盾和统一的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注意对古建筑的建设性保护，使城市化建设与古建筑保护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保护与发展的整体协调。

参考文献：

[1]刘乃涛，试论中国古建筑保护理念[J],文物春秋，2008.

篇6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篇7

［关键词］北石窟寺；渗水漏水；文物危害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058-02

))一、北石窟寺环境概况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东部富饶辽阔的陇东黄土高原的西侧，蒲河和茹河交汇处东岸的覆钟山崖壁上。受河水冲刷沟壑切割形成的覆钟山，山顶坐标东经107°32＇00“，北纬35°36＇35”，低于董志塬，基座为白垩系砂岩，上覆黄土，因形似巨钟而得名。其山四周为环山梯田，下为荒坡，植被良好。北石窟寺所在地属中温带亚湿润气候，海拔高度1064～1083米，年平均降水量为561.5毫米，降雨集中在7～9月份，雨量为210多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63％；年平均气温为9.9℃，年最高气温37.2℃，年最低气温－20.8℃，温差58℃。年总日照时数平均为2400～2600小时，年日照率为55％，太阳年辐射总量每平方厘米为135千卡。

北石窟寺是陇东地区一处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文化遗存，创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大小窟龛308个，石雕造像及彩塑2429尊，壁画彩绘90平方米，石碑8通，阴刻和墨书题记152方，清代建筑遗迹3处，古建戏楼1座。

二、近几年对石窟岩体渗漏调查情况

现存的308个窟龛全部分布在覆钟山下高20米、南北长120米的崖面上。石窟洞窟漏水是主要病害之一，据日常观察，石窟所在的岩体裂隙纵横交错贯通，每年的7～9月为雨季，洞窟严重渗水，开始由岩体顶部纵向裂隙渗入洞窟中的雨水出现，随着时间的推延，水由远近不同距离向洞窟的各种裂隙扩散，并在洞窟壁面的出漏点流出，渗流时间有的达数月，有的长年出现渗漏。北石窟寺的精华165窟西壁明窗上部在以前只是浮雕飞天上部有时在降雨量大的情况下出现局部渗漏，从2009年至今渗漏的面积逐渐增大，如在2010年的7月底，连续几日降大雨，窟顶西坡浮雕飞天上部出现了漏水，造成窟顶渗湿面积为100厘米×60厘米。北坡的浮雕飞天处有渗水现象，渗水面积120厘米×70厘米。西坡的西北角浮雕处有渗水，渗水面积约为450厘米×220厘米。而且整个洞窟非常潮湿，湿度98%，长达20天左右，造像上及窟内铁栏杆上挂有水珠，窟内水雾肉眼可见。西南角长年潮湿，造成造像风化严重。165窟栈道上部及南北两侧渗漏长达数月，而且栈道南侧的崖壁目前酥碱严重，下雨时从165窟上部漏下的雨水直接流在门边天王造像上，雨水中CI-、SO42-等离子及大气中CO2、H2S等气体浓度的增加，加剧了对造像的溶蚀。特别是一些能直接淋到雨水的窟龛风化破坏作用则日趋严重。

222窟的西壁及西南角渗漏非常严重，从2010年至今渗漏长达1年多，而且时常有水珠浮挂在壁面，窟内西壁甬道南侧造像由于长时间受到渗水的浸蚀，上面的色彩大部分脱落，窟顶西北角时常有大小不异的岩块坠落，曾经在2010年5～6月之间连续有重45.5公斤和110公斤的石块落下。32窟整个洞窟出现渗水，最严重的是中心柱和窟内西壁。据我们观察，造成32窟渗水的主要原因，可能是32窟正上面三台有一水渠，而三台地面防渗层因多年失修，在遇到下雨时水渠的水沿着缝隙渗到32窟的西壁和中心柱内，造成窟内长年渗漏。35窟整个窟长年渗漏，导致北壁造像酥碱、风化严重。而且雨水中的有害成分通过裂隙渗入到洞窟内，对碳酸盐岩层产生溶蚀。溶蚀病害除直接破坏石窟艺术雕刻品外，还在石窟雕刻品表面产生碳酸钙沉淀物，覆盖雕刻品，使石窟艺术丧失其原有的价值。267窟西北壁中部及263窟西北壁，以及20、17、18、19、9、1、267、262、等窟龛及娘娘庙的西南壁都是常年在雨季过后出现渗漏。到第二年开春之时，造像及崖壁上出现无机盐析出，造成崖面酥碱。由于崖壁长年潮湿，在潮湿地带出现堆积物，内常有苔藓、霉菌等各种病害滋长，严重损伤了文物。

236、237、218、219、220、215、228、227、222窟及西壁从2011年7月底出现渗漏而且非常严重，甚至227龛和219龛的局部有水珠悬挂。从外部观察，渗流是从上部237窟顶部向南斜向渗流最后流向215龛，导致渗流如此严重的主要原因是在219龛和209龛之间有一纵向裂隙，此裂隙曾经在2004年进行过填充注浆，但现在重新出现问题，可能是受到2008年的地震和2011年7月18日下午的风暴雨加冰雹的影响，现在渗流面积很大，至今存在。

造成渗水漏水的主要原因是岩体内裂隙纵横交错及雨水的冲刷而形成的，因此，对岩体裂隙与危岩的治理及雨棚的修建极为关键。

篇8

关键词.武当山；遇真宫；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遗产真实性

一、缘起

南水北调工程是继三峡工程之后，我国又一项跨地区、跨流域的水利工程，是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大型水利工程，分为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线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通过加高丹江口水库大坝（从162米加高到176.6米），提高正常蓄水位（从156米提高到170米），增加库容从而实现向华北地区调水。根据工程设计，中线工程建成后，水库水位上涨，将对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造成影响，其中位于武当山下的遇真宫面临被淹没的危险，必须对其实施抢救性保护。

二、武当山古建筑群及遇真宫的遗产价值

武当山地处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武当山古建筑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古建筑群在明代早期逐渐形成现有规模，包括9宫、9观、36庵堂、72岩庙。武当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统一规划建造，其建筑体系从地形勘测、规划设计到兴建营造等，都有周密筹划，具体建筑设计具有浓郁的建筑韵律，达到了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其建筑规模大、等级高，构造严谨，装饰精美，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武当山的古建筑对宗教、民间艺术和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建筑类型多样，用材广泛，各项建筑的设计、构造、装饰、陈设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和艺术成就；武当山以道教为中心的宗教体系，对区域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武当山建筑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朱棣皇帝特别下谕要求对山体不要有分毫修动，这也是武当道教建筑群的又一个特点。

武当山古建筑群代表了中国近千年最高的艺术和建筑成就，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中的（i）、（ii）、（vi）条评估标准，199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遇真宫是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武当山山麓，海拔高度为1 60.1米，坐北朝南，背依凤凰山，面对九龙山，水磨河从宫前向东绕行。明初著名道士、武当拳创始人张三丰在此结庵修行，名日“会仙馆”。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为纪念张三丰，以“遇真”为名敕建道观，历时5年建成，主体建筑由周长857米的宫墙环绕的中宫、西宫和东宫三部分构成。现存东、西宫遗址和中宫宫门、宫墙、龙虎殿、配殿等建筑30间，建筑面积1 459平方米，总占地面积56780平方米。

根据《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对文物价值的论述，遇真宫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四个方面：遇真宫是武当山明代皇家道教建筑的宝贵实物遗存，是明代道教繁荣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遇真宫建筑院落宽敞，优雅静穆，早在明代就被誉为“香霭亲霞楼，仙乐空中流”的“灵境”；遇真宫选址严格按照古代堪舆理论选址布局，体现了中国传统朴实的规划理论，是研究明代建筑特征的实物；遇真宫是道教文化的物质载体，在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方面具有特殊地位。

三、遇真宫保护方案的论证

遇真宫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因工程建设的影响涉及到的保护级别最高的文物，也是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第一次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工程建设的影响，实施重大保护措施的一次实践，对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及省市文物主管方面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慎重组织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及多方面专家进行多次论证，以确保遇真宫得到安全、有效和真实的保护。

（一）保护原则和策略

遇真宫是南水北中线工程涉及的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备受各界关注。为尽可能地保持这处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国际、国内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要求，湖北省文物局委托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等机构编制了《遇真宫保护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遇真宫保护工程的原则为：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不改变文物原状，减少对文物的干预；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保护与文物本体相关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并以此为标准，通过对遇真宫文物价值的分析，明确了遇真宫保护工程的策略：一是对遇真官文物建筑群可延续的保存，通过各类工程技术手段，保证文物本体不会受到可预见影响因素的侵害；二是最大限度保持所有信息的真实性，以考古发掘和大量历史文献考证为依据对文物建筑原貌加以认定，尽量保存现有建筑及遗存构筑物，在完整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提出复原方案，并在设计中考虑新旧构筑物的可识别性；三是尽可能保持现状文物本体及环境的整体性，对遇真宫周边山形水势等地理环境应尽量保持，尽可能避免施工对文物建筑本体、考古遗址以及潜在文物要素的损害；四是保护方案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综合考虑工程费用、相关技术及施工组织难度以及后期运营、日常维护管理的相关费用和难度等各个方面。

（二）遇真宫保护方案的编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立项后，为科学做好遇真宫保护工作，湖北省文物局于2004年4月组织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湖北省文物保护规划》，对遇真宫的保护初步提出了围堰、抬升、搬迁三种保护思路。随后，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根据前期确定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策略，湖北省文物局先后组织并委托具有相关工程资质和实践经验的单位制定了围堰、抬升、搬迁三个保护方案。

为了将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对遇真宫保护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记录遇真宫的历史原貌，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对遇真宫保护方案的意见》（文物保函[2005]1187号），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机构，先后对遇真宫西宫、东宫、中宫及山门前的附属建筑遗址、遗迹进行了大面积考古调查、清理和发掘，总面积达1.95万平方米，系统掌握了遇真宫内外的建筑布局和详细的基础数据，进一步明确了遇真宫的保护内容、范围等，第一次全面地掌握了明清时期遇真宫的建筑规模及兴废过程，为遇真宫的保护论证提供了考古依据。在此基础上，组织方案编制单位先后对围堰、垫高、搬迁三个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设计文件。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制定的围堰方案，分大、中、小三种，其中围堰方案通过在遇真宫前方200米处，建立自西南向东北的隔水围堰以确保文物安全，围堰由防护堤、排水闸、泵站、截洪沟、排水沟组成，防护堤设计堤型为粘土心墙，砂卵石层采用塑性砼防渗墙进行垂直防渗，透水性较大的岩层采用灌浆处理。在高程171米附近开挖截洪沟，拦截汛后来水，以减小泵站装机容量。在防护堤后顺堤轴线方向开挖排水沟，汇集区内来水，通过闸、站排出区外。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编制的顶升方案，通过将遇真宫由原址向上顶升约17米，高于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以达到保护的目的。保护方法有两种：原地顶升和原地垫高、复建。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编制的搬迁方案，是按照“原拆原建”的原则，将遇真宫搬迁至其西侧2.6公里处。工程内容包括施工建档、文物解体、搬迁、文物复建等。

（三）遇真官保护方案的比选确定

2006年5月，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再次就三个方案方案的比选召开论证会，专家从对文物价值的影响，对武当山整体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施工技术的难度及可行陛，投资运行管理等方面进行比较。

工程防护（围堰）方案，不改变武当山古建筑群相互的位置关系，可以对遇真宫小范围环境原状保存，对文物本体破坏最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遇真宫建筑的空间位置及周边环境，但存在堤坝对武当山整体环境景观造成一定影响、堰内积水外排及环境潮湿等问题。

搬迁方案，改变了遇真宫建筑在整个武当山建筑群规划布局及风水格局中的位置，对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原真性有颠覆性的破坏，且解体、构件运输和复建中，不可避免地对文物共建造成一定损失。

顶升方案，只在三维空间上一定程度地改变了遇真宫所在的垂直位置。工程实施后遇真宫将成为一个三面环水的宫殿区，该区域原有的景观、生态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相互位置关系不变，可以完好地保留武当山总体布局乃至风水格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但工程内容多，组织实施复杂，一次性投资大。

与会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工程防护方案在保护建筑与环境方面优点更为突出，符合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高标准要求。会后，湖北省文物局将专家意见上报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关于报送南水北调工程武当山遇真宫文物保护方案的请示》，鄂文物发[2006]58号）。2006年7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湖北省文物局上报的三种保护方案进行评审后做出批复，同意采取工程防护的思路对遇真宫进行保护（《关于武当山遇真宫保护方案的批复》，文物保函[2006]789号），要求湖北对工程防护方案进行充分研究，确保实施方案对遇真宫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遇真宫保护方案的调整完善及最终确定

在采取防护的思路开展方案编制工作的过程中，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在对方案进行充分研究分析并从不同的角度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时，很多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防护（围堰）方案技术是可行，但综合考虑仍存在潜在的较大风险，如南水北调工程蓄水后防护体内内涝、潮湿环境的影Ⅱ向，尤其是防护工程如遇极端天气和事件，无法保证遇真宫万无一失，且后期维护经费无法估算等。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对此高度重视，经充分沟通协商，为确保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对遇真宫的保护做到万无一失，双方同意对按工程防护（围堰）思路编制的方案进行了全面的风险评估。

2007年7月，河南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清华大学等单位分别接受委托，就遇真宫防护方案运行管理风险、超标准洪水淹没及汛期排涝风险、物理环境变化影响风险等方面对防护（围堰）方案分别开展论证评估。

2009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武当山遇真宫防护方案风险评估论证会”。会上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水库蓄水后遇真宫处于周边高内部低的“盆”状地形底部，常年处于雨水和山体坡面流水汇聚的低洼地内，必须常年采用水泵向堰外排水，初步估算仅此一项每年就将产生100多万元（每年随着物价指数递增）的费用；围堰后形成潮湿的小环境，将对古建筑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更为致命的是如遇百年以上一遇的洪水或特大暴雨，围堰设防或暴雨产生的内涝将使遇真宫面临灭顶之灾，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同时考虑到建成后项目运行管理的难度和费用，建议该方案不宜采纳。会后，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汇总编制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根据有关方面专家和文物部门的综合论证意见，就遇真官防护工程技术及管理运行风险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提出“建议放弃防护，重点研究采用垫高或顶升保护方案”。2009年12月，湖北省文物局将论证会专家组意见、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意见和武当山特区管委会提出的抬高复原保护遇真宫的请求一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2010年2月，“武当山遇真宫文物保护方案论证会”在北京召开。经充分论证，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遇真宫保护工程的意见》，同意采取原地垫高方案保护遇真宫，并要求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有关资质单位制订切实可靠的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方案。湖北省文物局于同年3月7日在北京召开“武当山遇真宫原地垫高施工设计专家咨询会”，广泛听取古建、考古、水利、顶升工程等方面专家关于原地垫高保护施工设计方案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原地垫高保护方案设计，制定科学、规范的施工蓝图。

原地垫高保护遇真宫的保护方案，保护内容包括基础垫高、局部顶升（山门及东西宫门明代砖石建筑）、修缮、环境工程、保护与展示设施设计等。垫高保护中的局部顶升，虽然顶升体积和重量巨大，但有大量成功的先例，从逻辑上推论其技术难度在可操作范围。相对防护（围堰）及搬迁方案而言，顶升方案虽然投资较大，但对文物价值的改变和影响较小，特别是对体现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建筑灵魂之所在的武当山古建筑群总体规划理念、布局和风水格局没有改变，对最难以原状保护与传承的砖木结构的三个门实施顶升，体现了对文物建筑的最小干预、原真性保护的原则。顶升方案，技术完善且容易操作，工程后期维护简单，不会产生过多的日常维护的经费负担和运行管理风险。

2010年10月，在对遇真宫原地垫高工程范围内地质进行了勘察，查明了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和不良地质作用、地质灾害，以及垫高工程天然建筑材料分布位置、储量、质量、开采和运输条件的基础上，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接受委托开展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

2011年4月，经过专题论证，最终垫高保护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同年6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正式确定遇真宫现存地面建筑、东西官遗址、宫墙将整体拆除，待垫高工程竣工后原样复原，其中山门和东西宫门实施整体顶升。7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下发《关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武当山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核定遇真宫保护工程概算投资18524.11万元。

四、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的实施

为确保高质量做好遇真宫原地垫高保护工程，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移民局、十堰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遇真宫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工程责任主体单位武当山特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以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为目标，保护遇真宫的真实性为最高标准，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启动了各项具体工作。

（一）文物资料信息全面留取

为使遇真宫的真实性得到充分保护，高水平保留遇真官原始详实数据，将垫高工程对文物的影响降低至最低程度，继2006年对西宫考古发掘的基础上，2010年4月至11月，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遇真宫东宫、中宫及宫外附属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全面掌握了遇真宫的整体布局和结构；2010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委托科洛博（上海）数字科技顾问有限公司对遇真官进行三维扫描和建模，采用数字激光扫描仪对遇真官正门、中宫、东宫、西宫及宫墙等现有建筑进行精密扫描，同时采用全息相机拍摄遇真宫全景及各部分照片，形成3D建模并绘制了2D图纸，为恢复重建提供详细的点位依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结合考古工作也采用数字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对遇真宫考古清理后展现出来的建筑遗址、遗迹进行了精密扫描测绘记录，这些工作为遇真宫及其建筑遗址的真实性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前期准备工作

1.高标准确定保护工程实施单位。2011年9月，经公开招标，确定文物解体及复原工程由国家文物保护工程一级施工资质单位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承担，山门及东西宫门顶升工程由国家文物保护工程一级施工资质单位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承担，垫高工程由土石方垫高和建筑施工双一级资质单位湖北新七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2.完成了文物库房及项目部建设。为保证解体文物建筑构件安全合理堆放，经过平整、碾压和排水渠道建设，开辟了一块70亩的场地，作为临时文物库房和砖石构件的分类堆放场地，并在此场地内修建了工程项目部的生活和办公用房以及两栋临时文物库房，库房总面积2304平方米，用以存放解体的木质构件和砖石雕刻构件。

（三）有序推进保护工程的实施

1.精密实施文物解体

文物解体工程是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实施的第一个重要步骤，2011年10月10日动工，2012年2月30日完工。在遗址保护方面采用建筑学和考古学结合的方法，按建筑学方法测绘记录，确定空间尺度关系，再结合考古学方法对遗址进行分块划分，用定位坐标确定各块范围及周边关系，再测绘拍照记录，确保复原遗址的过程中在坐标系中进行分块放样并精确复原。整个过程按照复核一测绘一编号一拍照一清理一拆除一运输一存放的工作顺序，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东西宫遗址、宫墙、中宫所有建筑、院落、甬道、崇台、地墁金砖等各类砖石木构件的解体工程，并按编号顺序运往料场，分类堆放入库。为确保各类构件安全以及复原施工时的原位恢复，工程实施过程中，采用了每个单体构件测绘编号、构件写号、挂牌编号、原件拍照的方法，详细记录了文物信息，建立数字化资料库，所有信息录入计算机便于管理查询。同时，积极筹备文物复原工程，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已解体的文物构件，对拆除的各类砖、石、木构件进行了排查，对现有木构件进行了挖补、粘接加固，对保存基本完好的木构件进行防白蚁处理，对残损的砖、石构件进行了粘接。同时对需要补配的材料及构件，按照质量要求进行前期准备。

2.科学推进顶升工程

顶升工程是对山门和东、西宫门实施的原位整体顶升，采用密布孔桩、箱梁贯穿、浇筑预应力混凝土，形成基础托盘，设置钢筋混凝土防倾柱的方式实施，顶升高度为15米。2011年12月进场前期准备，首先对选择的山门和东西宫门进行全面测绘记录，对文物本体进行加固，确保施工过程中建筑本体的绝对稳定性。

三座门均为砖石结构，其山门底层面积分别为520平方米，宫门底层面积为154平方米，三门的基础部分用大城砖铺作，基础上部均采用整体大型青条石砌筑，地面上部为青石须弥座，座上采用明代官式雕刻手法，即阳雕卷草纹饰。墙体上部略有收分，屋面椽、望等按照天圆、地方的明代官式做法，三门屋面与屋脊设计出流动性效果，看上去十分优美，具有较好的韵律，使人赏心悦目，它们是武当山明代建筑的代表之作。在顶升前，为确保文物的绝对安全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如在建筑本体外部采用型钢加固三道，型钢与文物本体接触部位采用橡胶皮垫固定，使文物在加固过程中不遭受到破坏。建筑顶部屋面部分用尼龙网包裹，预防顶升过高，使原来环境改变，或受风力影响，防止屋面松动造成瓦面脱落等。

遇真宫山门重量近5000吨，东西宫门重量为1400余吨。整个门分别用122个液压千斤顶互换顶升，其中48个供临时互换使用，50个永久安装在门下。每个千斤顶可顶重为200吨，顶下分别用直径25厘米、50厘米和75厘米的三种钢墩垂直上升；遇真宫三座门顶升工作自2011年12月开工，历时14个月完成。分别采用了地勘、井点降水、设冲击桩（73根，直径80厘米，深1 8米）、顶进箱梁、掏梁、浇筑、预应力张拉、安全柱、防倾柱、连梁、地下土回填与密实度夯实等多道工序。为了保证三座门升起后保持水平，先用仪器进行纠偏，最终四周均定位在同一水平线上，以山门为基准点，均由监控仪器和全站仪操平。201 3年1月，遇真宫山门顶升到位，由于措施得力，顶升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经全面复查墙体没有裂纹，歪闪，瓦面没有出现脱落和松动，意味着顶升成功。

3.高质量实施垫高工程

在施工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顶升区域外的设计垫高区域首先完成清表、清淤、清渣工作，再按严格的土石方配比实施土石方铺垫、逐层碾压到设计高程；在顶升工作进行到一定高度后，对顶升区域开始特殊施工，即剪力墙内人工回填夯实，确保夯实强度符合设计要求。在垫高区域东西两侧设3个排水箱涵，护坡基础用毛石砌筑，护坡表面采用特殊设计的植生块铺设。

五、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文物保护影响评估

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实施的是基础垫高加局部顶升的方案，就是通过把遇真宫及与其有关的周边地区在原高程基础上垫高15米，对三座独立的砖木结构建筑（山门及东西宫门）原状垂直顶升15米，其它现存的建筑及建筑基址按照文物保护的原则拆除后，在垫高的原址上，按原布局、原结构、原工艺、原材料完成复建和复原归安，工程对文物的影响是在可控范围内并尽可能降到最低。

（一）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官文物价值的影响

当年张三丰在遇真宫所在地修炼，明成祖为纪念他，在原址以“遇真”为名建造道观，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同时，在武当山古建筑群整体规划格局中，遇真宫位于古神道之上，是古人登临武当山进入“治世玄岳”牌坊后，上山必经的第一宫，因此遇真宫所在位置是其文化价值的重要见证和载体。垫高保护工程实施后遇真宫在整个武当山建筑组群中的平面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有对其文化价值造成不利影响。

遇真宫选址按照我国传统的堪舆理论，周围山形水系都是其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垫高保护工程虽然在立面层次，局部改变了建筑与周边山形的相对关系，但从平面上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其建筑空间位置，复建后的遇真宫与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平面位置与文化景观的互动关系没有遭到破坏和产生不利影响，将保护工程建设对文物价值的影响降低至较小程度。

（二）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宫文物本体真实性、完整性的影响

工程实施过程中，虽然由于需要拆解，不可避免地对一些建筑构件造成损害，但遇真宫中宫现有建筑拆解严格按国家有关古建筑保护的规定，做好文物的实测与各种文物构件的记录、编号、存放，并将按照文物修缮的原则进行复原修缮；对于东、西宫建筑遗址和宫外与其相关的建筑遗迹等，则按照三维定位、分区分类编号、单独包装、清理加固、原位复原的程序操作。因此，基本确保了文物的原形制、结构、工艺、材料，将工程实施对文物本体真实性影响降至最小。

特别是针对最能反映文物历史风貌和艺术价值特色的山门和东、西宫三栋砖石结构建筑的保护，在现有最高技术水平条件下，克服自然地质等不利影响，采用整体顶升保护，在顶升前对本体进行加固，顶升过程中进行全程检测，已经安全顶升到15米的设计高度，施工中没有对本体造成影响，确保了文物本体的真实性。在垫高的设计中最大程度地考虑了遇真宫门前的视线关系，保持了120米的开阔区域，而且对遇真宫周边与其相关的泰山庙、神路、遇仙桥等建筑同时进行了垫高保护，充分考虑和保持了遇真宫的完整性。

（三）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宫周边环境的影响

垫高保护工程实施后，随着丹江口水库水位的抬升，遇真宫垫高并按原状复建，复原后建筑群及其周边垫高区域将会形成一个占地达8.5万平方米面向水库的自然台地与遇真宫后的山地相连。为减缓保护工程建设对区域景观的影响，台地迎水坡将采用亲环境植生块护面，并采用互补的图案形式进行植草，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优化遇真宫区域的景观格局。

垫高工程两个料场距离遇真宫较远，且处于隐蔽处，周边没有文物。取土实行分片开挖方式，取土时先将表层土临时堆放在料场附近，并采取相应的拦挡措施；取土完毕后及时平整土地，并将原表层土覆盖在上面，撒播草籽固土绿化。因此，对武当山整体环境影响较小。

六、余论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对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遇真宫的保护论证，以遇真宫真实性得到充分保护为原则，综合考虑了多方面因素，非常审慎和认真，可谓一波三折。这项工程的充分论证与顺利实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文物保护理念、文物保护技术手段、文物保护管理、复杂文物保护工程协调组织实施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阅。目前这项工程的基础垫高和三个山门的顶升工程已经完成阶段性验收，文物建筑的复建和考古遗址的复原已经启动，预计2016年底完成，虽然全面评判该工程的效果和得失还为时尚早，但就工程方案的论证和有效实施而言，确有很多值得总结和反思之处。

一是在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前，文物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对接，提前开展对工程中可能涉及文物保护的重点项目开展预研究非常重要。南水北调工程项目立项后，在开展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即对工程涉及武当山遇真宫的保护进行预研究，提出三种保护思路，做好引导和应对，引起工程规划和涉及部门的关注，为保护方案的充分论证打足提前量。

二是方案的确定以文物的原真性保护为第一要务，以把对文物本体、环境风貌、历史及文化价值的影响降到最低为原则。在此原则基础上对可能实施的保护措施进行综合、慎重比选论证。我们对遇真官进行围堰、抬升、搬迁三种保护思路都进行一定深度的设计，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方面比选，对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遇真宫的保护，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对遇真宫本体真实性的保护，而是要综合考虑，对其采取的保护方式会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带来什么影响。在论证中我们首先放弃的是搬迁保护的方式，我国三峡水利工程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飞庙的保护，就是采取搬迁的方式，在总体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和再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憾，就是搬迁后建筑选址等无法再现原山地格局及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后期存在滑坡风险等。遇真宫的保护级别更高，对其采取搬迁方式，且不说武当山下很难再找到一处有这么大面积的平地安置，仅从搬迁遇真宫将造成武当山建筑群总体布局被改变这一点就应该合弃，搬迁对“武当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统一规划建造，其建筑体系从地形勘测、规划设计到兴建营造等，都有周密筹划，具体建筑设计具有浓郁的建筑韵律，达到了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产生的将是颠覆性的破坏；而围堰方案如仅从一般方面考虑，看似对遇真宫没有任何的扰动，但从周边景观和微环境方面看，壮观的挡水围堰坝体破坏了遇真宫前面开敞平坦的山水空间，使其变成看不见山望不到水的“盆景”，整体上改变了遇真宫原有环境的真实性，更为严重的是水利部门和工程业主方面都提出限于围堰工程无法保证遇真宫在围堰建成、工程蓄水后受自然极端天气等复杂因素影响，围堰工程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在充分分析各种潜在风险后，我们建议放弃防护思路，再次论证。

三是大胆设想、慎重论证、科学决策至关重要。遇真宫的保护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在提出保护思路的过程中，各方可谓集思广益大胆设想，三种保护思路中除搬迁方案只有一种外，围堰方案还曾提出了大、中、小三种子方案，三个子方案之间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分析利弊，选择弊端最小的进行深入设计。垫高方案中也提出对所有地面建筑进行大顶升的方案和垫高与局部顶升结合的方案，此外清华大学还针对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提出了三个比选方案。其一是新建一个地下空间，中宫建筑地下空间作为阐释遗址的博物馆，东西宫将地处海拔160米的考古遗存不做任何扰动、原状放置在地下，在地下空间体的顶部地面上复制遗址的台基和矮墙体，原遗存和模拟展示共存，同时可避免真实的考古遗存免受风雨侵蚀。其二是在垫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遗存，同时在其上方分别搭建防护棚。其三是在垫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遗存并补配缺失砖石构件，露天展示。后经组织专家论证比较，认为方案一、方案二虽然可以保护考古遗存免受风雨侵蚀，但方案一的工程量及造价都非常大，且东宫、西宫与中宫的相对高度将永久改变，方案二的多个保护棚对整体景观环境有不利影响，最终决定采用方案三安置展示考古遗存。

遇真宫的保护论证也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虽然我们对遇真宫保护论证是审慎的，但由于过程相对较长加之地方经验不足，这个论证过程和选择确定的保护方式，没有及时向世界遗产报备，引起了世界遗产的担心和关注，将武当山纳入反应性监测对象。此外，目前对东西宫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方式并不十分理想，建地下空间展示应该是相对最好的，但限于一些原因不得不放弃，这或许是一个缺憾。我们不能不说对遇真宫的保护论证是相对最慎重的，论证中一些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也确实存在理想的保护方案和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诸如施工周期、保护经费等方面的制约，这确实是一种无奈，但也是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

通过一系列充分的论证，最终选择的对遇真官实施原地垫高加局部顶升的保护方案，是在多个保护方案中选择的可以做到相对最大程度地保护遇真宫真实性的方案，把南水北调工程对遇真宫的影响降低到相对最小程度。2014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有关方面专家专程到武当山进行反应性监测考察，详细听取了遇真宫保护工程情况汇报，实地考察了遇真宫保护施工现场和文物构建保存管理仓库，审查了有关技术文件和观看工程各环节影像资料，对这项工程的保护论证和科学实施中系统性的记录、存档、工程信息管理以及对此处遗产的真实性保护所做的积极方面的努力等给予了肯定，对垫高后的台地形状和绿化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表示持续予以关注，这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已经做了认真积极的回应并将在下一步的工程实施中严格地加以完善。

篇9

【关键词】昙华林；历史街区；城市文脉

引言：

昙华林历史街区集中了数十处百年以上的历史遗迹和建筑，其中有教堂、医院、学校、民居、公馆、领事馆、老城墙遗址等。这些建筑虽历经百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基本风貌未有大的改变，它们再现了武昌当年的旧城风貌，并承载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俗等多方面的历史片段，是研究武汉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城市和建筑不可多得的实证。

一、昙华林历史街区的形成

昙华林是武汉市武昌城区东北角一条长约1.2公里的东西走向的街道。以前此处有三条街：从得胜桥到马道门为游家巷；从马道门到戈甲营名正卫街；正卫街以东称昙华林。早先，昙华林的街名只是指与戈甲营出口相连的以东地段。1946年，地方当局将戈甲营出口以西的正卫街和游家巷并入统称为昙华林。现在所说的昙华林通常是指东起中山路，西至得胜桥，包括昙华林、戈甲营、太平试管、马道门、三义村以及花园山和螃蟹甲的两山在内的狭长地带。

二、昙华林的近代历史建筑的历史形态特征及设计手法分析

爆发后，随着帝国主义大规模的入侵，中国大范围的商埠城市开放，西式建筑也随之传入中国。西式建筑传入中国主要有三种渠道：教会传教――随宗教的传入而进入中国的教会建筑；早期通商――随早期中西通商事业的发展出现的主要商埠城市的殖民式建筑；民间传播――通过民间组织传入中国的西式建筑。

昙华林的很多建筑是通过教会传教而建成的。昙华林的教会建筑各具特色。花园山天主教堂是典型的西方宗教建筑，肃穆而庄重。教堂的平面是三廊型巴西利卡式，室内装饰华丽，气势磅礴；教堂的正面装有日晷一具，用以观察日影，代替时钟，颇具特色。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是意大利教区的一部分，延续了花园山天主堂庄重肃穆的风格，但作为女性专用的教堂，规模要小很多，从细部来看也体现了女性的阴柔之美。文华大学圣诞堂是教会学校建筑的一部分，整个建筑散发出一种典雅之美。圣诞堂的柱廊设在教堂的外部，正面入口有门斗，礼堂上空木架承重，铁瓦屋面，带有明显的希腊神庙建筑特征，教堂墙身中部沿柱廊铁瓦披檐，其重檐的做法又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征。戈甲营崇真堂是早期教堂中中西合璧风格的典型，中国传统建筑的马头墙与入口处的中式披檐与英式教会的建筑的融合。

除了教会建筑，昙华林的民间建筑也同样表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夏斗寅和徐源泉的公馆就是典型的例子。徐源泉公馆现存的三栋建筑，其中一栋为四面坡屋顶的西式建筑，二栋是悬山屋顶的中国传统建筑。三栋是将中西元素融合在一起，表现出当时对新建筑形式的一种探索。

三、昙华林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利用对策研究

1.街区现状和保护面临的问题：

昙华林街区历经百年风雨和战火的摧残，特别是近代城市的发展，许多建筑被人为的拆除和破坏，整个街区已经在岁月的侵袭下显得的衰败不堪。沙湖多半被填，沿着螃蟹甲而建的武昌老城墙已经被拆，武胜门也已经不存在。街区内人口密度增加，巷道狭窄，交通拥挤，基础设施落后，居住环境差。街道两旁竖立起仿古建筑，已修缮的老建筑的部分墙面被崭新的涂料覆盖，花园山山顶的小礼拜堂被安装了防盗门窗，如此的改造，已使昙华林失去了浓郁的的历史厚重感和地域特色。

2.如何保护和利用昙华林历史街区

“历史街区的保护应当是一种使其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及物质空间相融合的、综合性的完整保护理念”。作为武汉市文脉的承载者――昙华林，在未来城市的发展中构成独特的武汉风貌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应该根据特定的地域文化资源，分析武汉商业格局的变化，以延续、发展地方文化为目的，因地制宜、物尽其用地设计昙华林街区的“再生”方案和再利用方向，赋予旧建筑以新的使用功能，使之能够更好地与城市的现代文明融合。

首先，切实做文物普查是保护历史街区的重要任务。只有找到那些鲜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的有价值的历史建筑，才能针对其历史、地理的现状特点，采取正确的修复和保护措施，使其得到应有的身份及保护。加强宣传文物保护知识，只有广泛向大众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使更多人具有保护文物的意识，才能减少对文物建筑的人为破坏。

其次，对于已经公布为“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文物的保护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和技术保障，除政府应增加保护经费外，还应多方募集资金，鼓励境内外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投入。历史建筑的“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关于古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1964），对历史建筑的修复工作应坚持以科学的方法、专业手段去重现建筑的本来面貌。

再次，在实施建筑保护与开发的同时，着力引进新的生活形态，利用邻近湖北美术学院的地段优势，吸引和培育如设计、展示、文物、艺术品拍卖、书店、演艺、娱乐等各种文化商业，并特别注重其小型化、多样性、高品位和商业性。老建筑的历史感和新生活形态的文化品位结合在一起，使文化享受达到新境界，使昙华林历史街区得到新生。

最后，城市的内在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在进行保护和利用时，要结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开发过程注重建筑设计与环境协调，绿化措施相配套，通过绿化，美化、亮化昙华林历史街区的环境，提高自身的价值，形成环境优美、人际和谐的文明社区、精品城区。在进行再利用的过程中要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要尽量合理利用就的建筑材料和构件，在新建单体的设计上要满足各项节能的要求。从宏观规划到微观设计、具体技术的采用都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要求。大多数老建筑均为没有保温隔热措施的砖墙，在改造时，要为墙面添加保温隔热层。门窗选用保温隔热效果好的型材，同时要保证外观与建筑历史风格相一致。

结语：

武汉三镇中，武昌的历史最为悠久，也最具历史文化特征，保护昙华林文化街区，就是让年轻人能亲身游走在老武昌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中，了解武汉的深厚历史底蕴，提升武汉的文化品质，和城市形象。

参考文献：

[1]张维亚《国外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研究综述》金陵科技学院学报 ，2007.

[2]建设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规划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建规[2004]36号

[3]杨秉德、蔡萌 《中国近代建筑史话》，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4]傅欣、王瞻宁《武汉历史民居――里分建筑现状调查》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4.

作者简介：

篇10

[关键词]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95-04

一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已经开始，而真正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还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事情，进入21世纪后，先后分五批将181个建制镇和169个村庄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虽然有了上述一些村落受到了保护，但比较起广大而丰富的乡村资源，保护的力度和数量远远不够，而且被作为历史文化名村、镇保护的许多地方大多关注了其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对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不多，因此，许多的村落文化遗产遭受着因为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巨大破坏。中国广大的民间文化就存在于民间，村落几乎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最后屏障，如果村落没有了，那么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是个严峻的问题。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失去对其生存空间的保护，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冯骥才先生早在2006年4月27日的《古村落是最大的文化遗产》一文中就指出：“古村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注入现代科技的生活含量，也需要改建甚至重建。新建和重建的关系主要是注意文脉上的联系，要注重原汁原味。我们讲原汁原味，实际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美。”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了新农村运动可能对传统村落造成破坏，提出了保持乡村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这对当时的村落保护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古村落保护在所有文化遗产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古村落这个遗产是最大的。首先，它悠久而博大。历史地看，我们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从村庄式的小聚落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农耕时代每一个村落都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一个文化的容器。第三，我们的古村落不仅有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欣赏价值，多方面的价值，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它的精神价值。我必须大声说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农村，文化的根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农村，少数民族的文化全部在农村。无论从规模、内涵还是价值来讲，古村落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遗产”。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近10年的今天，行走在一线的保护工作者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非遗后时代”②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果任民间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村落继续衰败下去，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在2006年和2007年的政协会议上，冯骥才先生先后提出两个提案：《关于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提前注重文化保护问题的提案》和《关于建议重要的古村镇抓紧建立小型博物馆的提案》，在提案中，他已经前瞻性地意识到古村落或者传统村落可能遭受到的命运，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艰巨性。2011年9月6日上午举行的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同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的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共同对话古村落保护问题，冯骥才先生关于紧急抢救和保护传统村落的呼吁得到了总理的高度重视，2012年4月16日，国家三部一局《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

那么什么样的传统村落值得保护，该怎样保护，冯骥才先生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考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关于古村落或者传统村落的标准有四条：第一，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都被村落记忆着；第二，应该有较完整的一个规划体系，比如较完整的村貌、建筑、街道以及庙宇、戏台、桥梁、水井、碑石等，应该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体系；第三，应该有比较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包括各种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第四，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它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按这些标准确定是古村落了，就一定要保护，绝对不能破坏，这是原则。③这个标准基本上涵盖了传统村落的重要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而且重要的是过去的古村落保护着重村落的文物保护价值，这次的传统村落扩大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也是为了防止在对村落进行保护中导致村落的“空巢化”现象。④因为，中国的传统村落千姿百态，要想对每一个地方的传统村落采用统一的保护方法是不科学的。所以，需要政府和专家学者要经常亲临现场，掌握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从而为当地规划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后沟古村位于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因浓缩了黄土旱塬农耕文明的传统，保存了中国北方汉民族自给自足的传统文明，2005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古村落调查保护示范基地。经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的调查和奔走呼吁，特别是后沟古村被确定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唯一的古村落调查范本后，这里逐渐蜚声海内外。”⑤经过学者和政府的合力，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村落获得了新生，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而后沟村保护的经验也同时启发我们，实地考察和科学规划的重要性。在对山西传统村落的走访中，冯骥才针对山西晋城地区的传统村落又给出了不同的思路。冯骥才在对晋城皇城相府、郭峪古城、上庄古城、砥洎城的现场进行考察后认为，皇城相府是通过一个传统村落进行开发利用的，它本是清代康熙年间名相、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编纂陈廷敬的故居，当地政府在将原有村民迁出后，进行旅游景区的开发，充分挖掘这里原有的历史文化和民俗内容，吸引了游客，既解决了村民的就业，同时也让村民更加爱护自己的村落，热爱自己的文化，形成了全村人对自己村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这是一处保护和利用非常成功的传统村落。而且这里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传奇色彩，建筑大多是明清古建筑，石柱、石雕、砖雕、木雕、牌楼都保护完好，特别是豫楼、河山楼，无论文物价值还是其中蕴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都非常高。皇城相府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自己祖先的遗产，也走出了一条健康发展之路。上庄村是明代吏部尚书王国光的故居，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村落在保护和利用方面缺少方法，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损伤和危情。冯骥才先生认为，这类传统村落属于有很好的资源却缺乏保护方法和力度的一类。只要科学论证，全面整体规划，传统村落的价值会让更多的村民们受惠。他提出在发展旅游中，要结合实际，发挥优势，与周边景区相衔接，相互搭台唱戏，互为促进，相得益彰。

另一个传统村落可以位于晋城市泽州县山河镇洞八岭村的谢家大院为例。冯骥才仔细察看了谢家大院珍贵的明清风格建筑，详细了解当地的民俗民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尽管当地的民间文化工作者满怀豪情想通过呼吁获得政府的关注和投资，恢复谢家大院过去的繁华，但大院里存留下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已经不多。谢家大院建于明末清初，过去，村中有19个古院建筑群落，形成一套严密的防御网络体系，各院都体现了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道德观念，层楼叠院，错落有致，集古代传统民居、庙院宗祠、书院学堂、防御工事于一体，建筑风格独特。然而经过抗日战火，被破坏得很严重，已经无法修复，即便勉强修复也不可能复现原本的风貌，况且很多文物都已被文物贩子盗走，目前，村中也只剩下十户人家。针对这种曾经在历史上有过较大文化价值的遗存，冯骥才认为可以建立一所“古村落消亡博物馆”。“谢家大院几乎已成为废墟，但这废墟有一种苍凉美。可能很多人看不出这种苍凉美，只觉得是一堆破房子。可是破房子跟破房子是不一样的，有的东西残破得有历史感，就像断臂的维纳斯。谢家大院就有这样一种特别的美，而且它还有历史的见证意义。”⑥在以非常现代的建筑语言把谢家大院围起来，里面原封不动地保留其废墟状态，任其中的建筑在岁月中倒塌，让人们看到一个村落消失的过程和现场。

二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许多村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村镇历史文化遗迹处在放任自流状态，能自觉主动做保护规划的毕竟是少数，致使许多保护规划为申报而做，流于形式而缺乏实际指导意义。目前，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诸多问题。

不关心村落中的人和他们的生存及相关民俗文化，是传统村落保护之一弊。“把关注焦点放在古村落的物质遗存上面，不关心与古村落物质遗存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关心古村落居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发展利益等，这种兴趣和思路显然是有偏颇的，按这种思路进行古村落的保护则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完善的，不能使古村落获得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也不能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完备的开发和展示。完善的古村落保护，不应只重视保护、修复古建筑的物质层面，也应该完整展示、合理传承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⑦学者在对著名传统村落浙江落苍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因为着力于对建筑本身的保护而忽视其中的人的生存以及整个村落的传统文化，导致了保护工作的不利。

虽然有很好的文化遗产，但缺少持续不断的保护资金投入是保护工作第二大弊。本来作为传统村落保护成功典范的山西榆次后沟村 2011年仅参观的中外游客达8万多人次，后沟古村旅游有了收益，村民生活也有了改善，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每年文化遗产的维修费用没有着落。尽管政府分20%多的收益，个体老板有60%多，村里有10%多，但实际上村里拿不到。“政府如果不增加投入的话，就把开发古村落的初衷给忘了”。⑧

更有虽然挂了保护的门牌，却不加保护或者空置的村落，此为保护的第三弊。这实际上更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渎职。比如“当前徽州古建筑情形最切实的描述就是人走楼空：随着居民的离去，房屋就丧失了其使用价值，建筑就逐渐失去了生命力。诚然，对于现代诸多快餐式或者火柴盒式的建筑，变换内部用途是经济、合理的利用途径；但是对于蕴涵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徽派建筑来说，任何不加保护地利用或空置，都是对古建筑原有价值的破坏。”⑨

没有经过专家学者的论证和科学规划，随便拆迁和重建导致传统村落面目全非，此为第四弊。过去因为穷，楠溪江古村落被保存了下来；但随着经济发展，当地人富了后开始拆旧屋建新屋，导致一些本来整齐划一的传统村落建筑中时常出现一些小洋楼和其他现代建筑，破坏了整个村落的格调和风格。另外，一些被拆除重建的房屋完全被设计师按照自己的理念规划，完全不考虑该建筑过去的风格和风貌，用个人的眼光取代历史。真正的传统村落保护应该是修旧如旧，是不断地加固，防止倒塌和继续破坏，不是制造假古董、假村落或者假的历史。

在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利益分配时，作为村落主体的村民和开放商等的矛盾也是保护之弊。“在开展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同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保护压力。受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发展阶段，江西旅游发展在处理好古村落保护与改善当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时，又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2011年7月，婺源以古村落文化和田园风光为主打的几个核心景点——李坑、江湾及汪口景区相继关闭，而更深层次的矛盾却来自长达数年之久的门票收入分红不公、账目不公开等问题，使旅游公司与地方利益纠葛不可调和并最终爆发。此事件的发生也是在旅游的发展阶段一些旅游社区随着当地旅游产业的日益发展日趋要求增权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这些古村落，古村落保护政策因限制村民原有权力的行使和部分权利的丧失，限制了村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引起村民与政府的冲突。古村落保护不仅没有带来村民的自豪感，反而使村民以古村落为障碍。由此，古村落，保护在实践中耗损了古建筑遗产、耗损了政府权威、耗损了村民的社区自豪感，造成了政府行政成本和村民建宅经济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村民的社会去权。”⑩由此可见，即使在一些已经开始成功运营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也时时会遇到新的困扰。这些困扰在保护工作之初会被各方的热情所掩盖，一旦到了利益分配的时刻，因为对各自利益的需要，而导致的各方较力，损伤的恐怕只有保护工作本身。所以，未雨绸缪地认识到一些问题，在保护之初就将可能出现的矛盾处理到最小，也许是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应该汲取的经验。

三

明白了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以人为本”应该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基本原则，应尊重村民权益，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保护传统村落要让村民们意识到，保护它是为村落今后的发展提供平台，会为未来村落发展带来收益。不仅能为当地村民开辟财源，同时也能使当地村民对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和资源保护有新的认识。只有让村民主动地参与到村落的保护行动中去，才是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发展的可能。目前，许多传统村落已经古旧，住房条件很差，村民们渴望改善生活条件，住上更为舒心的新房子，这样的情况普遍可见。但如果不进行合理规划，很有可能破坏过去的村落格局。如何能既改善村民生存环境同时又能保护好传统村落的建筑格局和风貌，浙江温州岩头镇的经验值得学习。这个镇经过多年摸索，村里实行“村外建新村，村内搞整饬”。“所谓整饬，就是将倾倒的扶正，将新的改‘旧’，将高的‘削矮’。如今，全镇岩头丽水街、芙蓉、苍坡三个古村落的安置新村，诸如对芙蓉古村、岩头镇试行的是股份制公司经营体制。”村与旅游局联合经营模式既保护古村的古典风韵，也保障了居民的住房现代化需求。11村民住在村落附近，同时成为村落风景区中的工作人员，照常生活、工作。这样不但人气没有散，当地的人文遗产也得到了延续。

另外，必须厘清一个概念。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新农村建设工作并不相悖。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新农村建设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目前的村落在建设中有些地方已经成功地实行各项现代化建设，遵循适度、隐蔽、环保的指导原则，以不破坏原有的景观风貌为前提。山西平遥的经验就值得学习。

必须面对的是，当前许多的传统村落保护都或多或少地和旅游结合起来。当地政府和学者也都意识到，村民们是依靠自己的土地生存的，如果要保持村落原貌同时又不能让村落成为空巢就必须留住村民的心。否则，因为生计到处打工导致村落再度成为毫无生计的遗留物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初衷。为此，需要各方从保护的角度同时为村民的未来做安排。提高村庄的知名度，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是村落吸引人并能在未来带给村民利益的基本手段。王宁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增权（empowerment/empower），是指一定组织的个人或群体为了提高自身内在能力的确认和自立自强的行动，通过外部的干预或帮助充实或提升其权力或权能的过程，向获取权力的社会采取行动并导致社会改变。”将增权概念用到当前的传统村落保护很有借鉴意义。保护是为了“增权”，是为了提高村落的知名度，借此提高村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因为在村落保护工作中，让村民们享受到保护工作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并从中获得实惠是很重要的。所以，“旅游增权的本质，就是为了探寻可增进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促进旅游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各种有效途径，而不是仅追求短视的表面繁荣景象。因此，考察权力与旅游的内在联系是任重道远的，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实践研究。适宜的改革与创新尝试，不是单纯用政府或市场替代社区，而是应当通过制度增权、社会增权和信息增权等具体可行性措施，增强古村落适应市场经济的社区能力，真正促进古村落旅游产业健康持续发展”。12保护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传统村落的文化文明继续传扬，为了让人类获得生存的尊严，所以，首先，要考虑到当地村民的利益。在保护他们村落的时候，应该让他们成为保护工作中积极的参与者，要多方征求村民的意见，不能让村民的村落成了知识分子或者政府想象中的样子。其次，在抢救和保护的同时，还要兼顾村民今后的生活出路，不能在挂牌和论证之后一走了之，那样的论证并不能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持续发展有任何作用。再次，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从内心深处唤醒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感情，让他们自觉参与到传播和保护生养自己土地的工作中，并成为常态。当然，仅仅是精神的唤醒还不够，还可以从旅游增权的角度，让村民在保护工作中看到村落今后美好的未来，这非常重要。

[注释]

①③冯骥才：《古村落是最大的文化遗产》，《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这是2011年11月在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上，冯骥才面对媒体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近10年后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将面临着新农村建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的强烈冲击。

④冯骥才在《文化空巢及其对策》一文中指出：在我们为那些不知不觉就会被推土机推去的古村落与城市的历史街区心怀忧患之时，是否知道它们已经出现了可怕的“文化空巢”？这些历史形态犹存的村落与街区，远远看去，似是不错，古建筑一幢幢优美地立在那里，可是如果穿门入户就会发现，历史只是在它的躯壳上，并不在其中。里边的家具什物早都面目全非，看不到任何地域特色和文化细节。历史内含已然不存。

⑤⑧王学涛：《山西后沟古村：古村落保护的喜与忧》，《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3月26日。

⑥根据2012年4月5日岁冯骥才先生一同进行田野作业时的现场录音整理。

⑦黄涛：《古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温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作者在文中指出：“著名古村落苍坡村的古建筑景观呈现珍贵的宋代风貌，是传统社会耕读文化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苍坡古村成为该地区重要旅游景点，村中古建筑也得到了以当地旅游部门为主导的保护和开发，但近年来该村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深入探讨。古村落不仅是古建筑遗址，也是现代农村社区。在保护、展示古建筑的同时，不能忽视、损害古建筑主人即村民的活态文化和生存利益，应该合理传承、完整展示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而且古村落的保护工作应该由当地村民作为主要实施者，政府管理部门应承担指导与资助责任，而不能代替村民成为保护工作的主体。”

⑨杨乔伟、李保民：《徽州古村落保护的人本思考》，《工程与建设》，2010年第6期。

⑩陈庚：《以居民为核心主体的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基于婺源李坑村的实证调查分析》，《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