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治安管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社会治安管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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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认真贯彻学习集团公司制定的《有限公司基础管理建设工程实施方案（质量、计量和标准化管理部分）》。车间紧紧抓住《方案》中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工作目标，通过多种形式展开对基础管理建设工程方案的学习。

车间领导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将其主要精髓通过例会和班组活动的形式传达给车间的每一名员工。让大家真切的了解《方案》在实际生产中产生的有效作用。并在班组活动中与员工积极讨论、学习，联系现场操作，制定出提高现场标准的质量要求，完善生产过程中计量与自动化系统，仪表与控制系统的检定，进一步加强了生产标准化管理水平。

车间作为产品的最终质量控制工段，根据方案中加强过程质量控制出版报宣传，对生产装置严格按照工艺指标进行质量控制，平稳操作，确保表活剂产品一次性合格率。生产工段的特点就是多种原料按一定比例注入反应釜，这对每种原料的质量要求更是严中有细。操作人员对生产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时进行调整，避免出现质量事故，全面提升产品质量。   按照分公司的要求,车间出色的完成了公司安排的生产任务，截止2012年9月24日，生产128批次，756釜，累计生产15521.94吨。其中使用5#酸替代B段烷基苯生产63次，累计消耗5#酸12358桶（平均每天抽取50余桶），生产成品4780.59吨，创历史新高。

为强化工程建设质量控制，技术员及安全员制定工程质量培训教案，对每一个班组进行质量培训，考核指导活动。今年车间多处检修同时展开，车间领导确定建设工程的质量要求，制定并实施质量控制措施。每一名现场监护人，认真把握质量控制点，要求与措施，严格监督施工程序，确保施工建设质量。

通过开展本次方案，车间从产品质量和工程质量两大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开展质量管理，技能提高、安全知识等培训，提高队伍操作水平，为公司的安全生产平稳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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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促使人口流动的同时，还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治安问题，如城市中的群体性事件和各种违法犯罪问题，从而给城市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针对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治安问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城市的宏观调控，保证人口的合理流动，还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城市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妥善处理城市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而促使我国城市的和谐稳定发展。

论文关键词 城市化进程 社会治安 问题

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社会治安问题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重要问题。针对城市中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和城市犯罪问题，城市中的公安机关等部门必须加强对城市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并积极动员全体公民参与到城市的治安管理中，从而从根本上化解城市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加强城市中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仅可以维护城市的稳定与和谐，还可以改善城市自身的发展环境，从而为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本文主要从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和解决对策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维护城市的社会治安秩序，推动我过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一、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

城市中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关联。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和过分集中，再加上城市治安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从而使得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治安问题。

（一）城市化发展与社会治安问题的关系

一般来说，由于城市是人口、财产和各类物品的聚集地，因此，因为侵害人财物而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和灾害事故的概率均高于农村地区，而且常常表现为城市越大，各种社会治安问题就越显得复杂。城市中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其基本上包含有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出现的各类犯罪活动。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涌入，还加速了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出现，从而对城市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造成了威胁。

大量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一方面促进了新城镇的形成，另一方面还扩大了城市的用地空间，改变了城市原有居民的生活环境。就城市的治安防控来说，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过分密集，使得人们的心理空间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随着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的土地利用也更加紧张，人们在住进高楼大厦的同时也更疏于往来交流，从而使得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更为淡薄和陌生。其次，人口的频繁流动和大量增加也使得城市人口住房和就业难度的增加，相比于农村来说，城市中的人们更显得陌生、自私、麻木和缺乏责任心，这也使得城市中的社会治安问题更为严峻；最后，由于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娱乐场所和繁华商业店铺，这就为各类犯罪活动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此外，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就业困难、环境污染和交通拥挤等问题都会导致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

（二）城市化进程发展中社会治安问题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1.城市各类犯罪活动不断增长

据资料统计，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城市中各类犯罪活动的发案率在全国的总数中不断攀升，其中1985年我国城市中的犯罪发案率达到全国发案总数量的39.56%，而在1990年城市中的犯罪发案率又上升到了47.51%，1995年上升为57%，到本世纪初我国城市中的犯罪发案率占到全国总数的63.35%。同时我国社会科学院在在2010年出台的《法治蓝皮书》中强调指出，从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中的各类犯罪活动一直处于较平稳的态势，但在2009年城市中的犯罪活动与往年相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财产犯罪和各类暴力犯罪增长幅度较大。

2.城市中外来人口犯罪活动高发

在城市的各类犯罪人员中，由外来人口引起的犯罪常常成为影响城市社会治安的一项重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中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已成为城市犯罪率增加的主要原因。以上海为例，据调查显示，2000年上海市的外来流动人口总数目为387.11万人（指居住一年以上的外来人员），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相比增长了2.65倍，其中外来流动人口占上海常住居民的比重也由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11.2%增长到了23.6%。同时，据资料显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期，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率一致保持在50%到60%之间，而从本世纪初期以来，外来流动人口的犯罪率又达到了60%以上，其中在外来人口的聚集区域犯罪比率高达70%，有些区域甚至达到了80%之多。

由上海市外来人口的流动量和犯罪率的日益上升看出，城市中外来人口犯罪活动的高发与城市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案例的频发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表现在：外来人口大都以青壮年为主；外来流动人口来城市之后主要以事务工经商为主，他们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外来流动人口的户口基本上都为农村户口。由城市外来人口的犯罪活动可以发现，在外来流动人口犯罪人员中，未婚者的犯罪率常常要高于已婚者，而且犯罪活动的高发区域为城乡结合部，犯罪人员以农民为主。外来流动人口从事的犯罪活动主要为盗窃、凶杀、抢劫和诈骗等，而在这些犯罪形式中以流窜作案给城市社会治安带来的危害最大。由此可见，城市化的发展为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提供了方便，但也是导致城市犯罪活动增加的重要原因。

3.城市中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数量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指在某一阶段或某一时期内因为某种利益而结成联盟的人群，其包括有群体性暴力事件，如打斗、争执和对抗活动等，而群体性非暴力事件主要有群体性的集会、游行、上访和示威罢工等。当前在城市中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以非暴力事件为多，大都表现为各地群众的集体上访事件，并且规模和数量也在不断的扩大。如在1993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8700起，而到2003这一数字增长到了6万起，到2006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高达9.4万起，而有些城市甚至在一天之内发生多起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由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在短短的13年间全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长了10多倍，而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也从最初的几十万人增长到了300多万。而从事件发生的起因上来看，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群众自身的利益诉求问题在长时期内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而造成的。

此外，与以往自发型、松散型的群体性事件相比，当前城市中的群体性事件更趋于多元化和组织化。如一些城市中的群体性事件在行动之初会成立自发型的组织，并且有幕后的指挥人物来进行周密的策划。在区域和空间上，当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大都是跨区域的联动和串联，并且持续事件长，参与人数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的同时，城市中出现的各类破坏性和暴力性群体性事件也在逐渐增多。近年来，城市中的群体性事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化和过激化倾向，从而使政府和城市治安部门的治理难度加大。城市中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对城市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二、城市化进程中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对策

（一）增强城市的治安防控意识，做好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对于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类影响社会治安的系统性风险，在城市的日常治安管理中，政府和公安机关等部门要增强城市的防控意识，积极部署城市的治安防控工作。城市化作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其在带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问题，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共同问题。针对这种状况，我国可以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城市治安防控经验，并在结合我国城市发展自身情况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以确保治安防控工作效率的提升。

在外来人口的管理方面，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人口管理机构，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流向、流量和流速的管理和控制，并积极协调不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供求数量和供求矛盾，同时还要制定人口跨区域流动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保障外来人口的合理流动和正常就业。此外，政府还要与公安机关、劳动部门以及保安公司等部门和组织之间加强配合，建立多方参与的治安管理网络，并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户籍管理，从而保证外来人口流动的合理化和有序化，以减少违法犯罪活动的产生。

（二）加强城市的治安防控管理，建立健全治安防控体系

加强城市中的治安防控管理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公安机关以及城管部门等部门的强力配合，还需要积极动员和组织城市全体公民的参与，增强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首先需要政府加强对相关部门具体职责的划定，并在执行的过程中对各部门工作的开展进行监管和治理，以切实保障公众的人身安全，维护城市稳定与和谐。

此外，政府和公安机关等部门还要建立相应的城市防控组织，以健全和完善城市中的治安防控体系。当城市发展中出现违法犯罪和群体性事件等威胁城市居民安全的治安问题时，防控组织要积极进行城市的治安布控，以降低城市居民面临的风险。加强源头上的化解是对城市中系统性风险防控的有效措施。在当前的城市化发展中，政府和公安机关等部门要增强从源头上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意识，建立健全城市治安防控体系，并加强对城市居民的安全意识宣传，鼓励全体公民积极地参与到城市的治安管理中，以避免或减少各类治安问题的出现，从而有效地保障城市的和谐与稳定。

（三）扩宽治安防控渠道，妥善处理城市发展中的各类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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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 居住形式 治安管理 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深刻变革，城市流动人口随之增多，特别是在一大批沿海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和积聚。2012年8月，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巳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使得流动人口几乎成了除了市民、农民之外的第三大人口群体。

应该清醒看到，流动人口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为发展注入了“人口红利”，带来的是机遇；另一方面出租房乱象等治安管理问题不断增多，流动人口犯罪率上升相对较快，带来的是不稳定因素。余姚市作为副省级城市宁波市下面的县级市，在开明开放和“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四连冠的大环境带动下，流动人口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余姚市作为中小城市，随着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多，居住问题已成为影响当前治安管理的一大因素。因此，改善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条件，有助于促进社会治安管理，是推动社会和谐稳定、构建以人为本社会、打造幸福城市的大势所趋。目前对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所存在缺陷研究、管理模式创新研究和社会管理体制研究等方面，通常建立在基层政府行为基础之上，而对于流动人口居住与治安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参考和借鉴优秀研究成果与论文的前提下，主要从城市流动人口居住与治安管理的视角人手，通过对余姚市的实证分析，深入挖掘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对治安管理的影响与原因分析，切实为当地有效解决“成长中的烦恼”提供理论参考。

一、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对治安管理的影响

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给流入地，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承载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要求和挑战。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居住问题。有数据表明，上海非本地户籍人口犯罪率达到了70%以上，杭州、深圳的非本地户籍人口犯罪率甚至趟过了90%。2013年第二季度，余姚市破获刑事案件317起，查处治安行政案件562起，刑事拘留流动人口559人，行政拘留723人，强制教育61人；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34人，其中流动人口559人，占67.54%；抓获“两抢一盗”涉案的流动人口213人，七类恶性案件涉案的流动人口48人。

1 流动人口居住场所的复杂性亟需不同的治安管理手段

我国流动人口在居住方式上包括“村落型”聚居、集中居住在单位或工棚、分散居住等三种类型。流动人口居住以出租屋为主，涉及面广量大、分散，租住人员复杂。少数不法分子主要在城乡结合部出租屋藏身，这部分人员属于“黑色群体”，是治安防范和打击的重点。

从2013年3月余姚市阳明街道流动人口居住区域分布及居住时间分析。从区域分布来看，居住在建城区范围的有37568人，占43%，居住在建城区外农村的有50289人，占57%（见图1）。从居住时间来看，居住6个月以下的有22123人，占25%；居住6个月至1年的有28978人，占33%；居住1年以上的有36756人，占42%。由此看出居住一年以下的人数相对居住一年以上的人数较多，流动人口的不稳定性较高（见图2）。

2 流动人口集聚和高犯罪率对治安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随着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导致社会控制减弱，犯罪率升高。流动人口违法犯罪人数在全部案犯中的比例直线上升，从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来看，流动人口犯罪数量也在逐年增多。大量流动人口往往通过亲朋好友、老乡关系介绍来到此处，因而流动人口带有浓厚的地域和乡土观念。在犯罪活动中，这些人往往利用同村、同乡、同县等较为有利的地缘、亲缘，拉帮结派组成团伙相互壮胆进行犯罪，形成盗窃、抢劫、诈骗、流氓、贩毒等团伙来危害社会，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的正常秩序。余姚的流动人口大都来自安徽、贵州、河南、湖南、四川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其中安徽籍12.4万人，占余姚流动人口23.3%；贵州籍11.1万人，占余姚流动人口20.8%；河南籍5.5万人，占余姚流动人口10.3%；湖南籍5.1万人，占余姚流动人口9.6%；四川籍4.5万人，占余姚流动人口8.4%。上述籍贯的流动人口总和，占余姚市全部流动人口53.3万人的72.4%（见图3）。

3 流动人口的流窜作案增加了治安管理的难度

流动人口的流动特性决定了其犯罪的流窜性和犯罪目标的随机盲目性。从流动人口作案的地域看，大范围的流窜作案呈递增之势。同时，由于流动人口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治安管理松散而薄弱，因而这些区域成了流动人口犯罪的多发区。而从作案的场所看，旅馆、娱乐场所、建筑工地是流动人口居住的密集区，因此，这些场所也就成为流动人口作案的集中地。由于流动人口的活动规律难以掌握，一旦其落脚点发生变化，原暂住地掌握的各种信息很难被其他地区共享，容易导致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动态治安管理失控，使违法犯罪人员有机可乘、逃脱法律的制裁。同时，从业场所和职业的多变，致使流动人员的居住地频繁更换，居住在余姚市城区的流动人口变更多，注销率高，流动性比农村的大，给动态治安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据统计，余姚市29个城中村流动人口数量激增，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达到1.7：1，“反客为主”现象明显，极易引发“抱团式”，形成各类不安定因素隐患（见表1）。

二、流动人口居住形式影响治安管理的原因

1 工作及生活方式差异极易引起社会冲突

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内发生的很多侵财型案件主要由犯案人员务工方式的特点而引发。而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在思想观念、文化背景、言行习性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从而导致流动人口因生活方式差异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流动人口本来就对城市缺乏归属感，与城市社会的隔阂使其难以形成本地居民应有的道德规范和法制观念，而流动人口不同的生活习惯易引发本地居民的不满情绪，他们又由于本地居民的偏见和歧视而更加产生疏离感。同时，部分流动人口有着对高生活水平的向往和仇富心理，看到周围人的富有，而又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自己所期望的财富，容易产生不公正感，乃至采取违法犯罪手段来夺取财富。加上许多出租屋的房主都不在本村居住，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增加了治安管理的隐患。从而不同人群都缺乏安全感，最终导致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

2 治安管理力量不足，经费保障不到位，防控机制薄弱

基层公安机关是流动人口管理的根基。目前普遍存在警力不足、存在治安盲区的现象，既要做好辖区内常住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又要负责冶安和刑事案件的查处及侦破工作。重打击、轻防范的思想依旧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使其防控流动人口犯罪的功能未能体现出来，打击流动人口犯罪处于被动状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缺乏必要的财政预算工作经费作为保障，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开展中进展不顺利，工作积极性难以有效发挥。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内在的协调配合机制，信息资源整合和共享十分有限。同时，基层公安机关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治安防范功能未能得到真正发挥，导致流动人口中各类治安问题目趋严重，违法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增多。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各部门间相互协调问题突出，“条”、“块”矛盾比较明显。

三、改进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对策措施

1 创新工作思路，实现由管理控制型向高效服务型转变

一是注重信息共享。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核心在于全面而准确地掌握流动人口信息。稳定信息采集员这支队伍，在确保城市流动人口居住信息完整准确基础上，加强流管办、公安、计生、劳动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和交流，提高流动人口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率和综合利用率。健全完善分工合作机制，形成信息共有、资源共享和责任共担的联动体系。二是注重普法教育。通过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定期对城市流动人口发送普法教育短信。街道（镇）派出所会同综治办、司法所等部门，定期组织机关干部和社区民警深入辖区流动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工地和企业等居住地，同时利用培训班、座谈会、广播电视、横幅、发放资料等方式，加强对流动人口普法宣传，对即将入住的流动人口进行专项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文化修养。调解各类纠纷，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三是注重引导预防。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模式创新的核心是构建新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核心体系。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制定科学合理的流动人口落户政策，加快推进居住证制度和“积分”制度，使流动人口能安心就业、安定生活。同时，对一些居住在辖区内有前科的流动人口，做到经常性的走访见面，了解其就业等基本情况，采取“警钟常敲”的方式预防其再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从长远来看，以服务推动管理是未来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大趋势，代表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2 强化队伍建设，实现由分散粗放化向集中精细化转变

一是加强保障管理力度。加大对公安队伍建设和警务保障工作的支持力度。始终把公安队伍建设和警务保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从优待警，抓好协警、保安队伍的专业化培训和管理，适当提高协警相关待遇，加强对派出所的支持，切实提高派出所的战斗力。同时，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的原则，实行弹性和错时等工作制，形成责任明确、联动运作、集约高效的管理模式。按照“分级管理、分级承担”原则，把流动人口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实行单列。二是加强专职队伍建设。按照精干、效能的原则，对流动人口综管员采取“三结合”的方式，即上岗前培训与定期培训相结合、定期例会与每月考核相结合、工作业绩与奖惩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工资奖金福利同所负责区域外口管理工作实绩捆绑计发，提高其工作能力和积极性，着力构建一支综合素质过硬的专职流动人口综管员队伍，筑起治安管理的“篱笆”。三是加强各类资源整合。进一步完善治安防控机制，联合有关单位，加强流动人口落脚点与活动点等重点场所的管理，将打击和预防流窜犯罪作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重点。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实行属地化管理模式。把市街道（镇）村“三级”流动人口专管员和出租屋综治管理服务人员整合成一支队伍，将服务、管理、维权、执法等各项工作融入到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从而解决领导交叉、职责重叠的问题，为城市流动人口实现服务均等化提供有力保障，共同编织出一张“安全防范网”。

3 改进管理方法，实现由单一行政式向多元合作式转变

一是联合部门，推行“服务式”管理。建立多层次、多主体的服务管理模式，加强流动人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积极探索“以外管外”，吸收部分在余姚时间长、威信高，热心为群众办事的流动人口参与服务管理。探索建立由流动人口代表、村干部、派出所民警、镇外口办、司法所、劳动保障中心和规模企业相关负责人组成的和谐促进联谊会，成立以信息员、宣传员、调解员、服务员、监督员“五员合一”为特征的和谐促进员队伍，提高居住信息收集率。同时，强化对城市流动人口相对集中，治安问题频发有关区域和场所，比如城乡结合郎、出租房、建筑工地等实行定朗的治安管理整治行动，对那些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及无正当工作或经济收入等“三无”流动人口开展及时清理、同时对他们给予关爱，开展合理疏导与帮扶。二是联合企业，推行“委托式”管理。依托用工单位居住地建立“流动人口员工之家”，由用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兼任“家长”，严格落实用工单位负责制。由每个用工单位指定一名流动人口管理员，负责单位内部流动人口居住的登记、办证、教育等工作，做到“用人登记、人走销户，实时统计、实时上报”。三是联合房东，推行“名册化”管理。流动人口的管理，离不开其所居住的房屋。改变管理办法，实现由传统的“以户籍管人”、“以证管人”向“以房管人”方向转变。建立以出租房为依托的模式，把服务管理融入到房屋中居住的流动人口。通过“公安主管”与“房东协管”有机结合，推行出租房屋流动人口“名册化”、“旅馆式”管理模式。将房东确定为“户主”，一户一册建立出租房屋“流动人口户”，要求“户主”及时登记、申报户内人员情况及变更情况，提高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的登记率，保证“人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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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农村社会治安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生产水电等生产设备连年遭受破坏，尤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变压器、电线等。盗窃的主要有变压器、电线、通讯线路、拖拉机、耕牛等。不仅直接对当事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加重了农民负担。虽然县公安局连年来多次进行专项治理和集中打击，并加强了防范措施，但由于销赃渠道等难以控制，使一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继续作案。

（二）由于意识开放管理职能变化，基层农村干部受报复现象也在上升。一方面是由于群众对某些村干部所做所为不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职能在农村没有完全实施，尤其是偏远农村，同时村干部伤害百姓的事也时有发生，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报复基层干部形式由打伤干部及其人亲属到毁林、毁青、纵火破坏、投毒伤害牲畜，方式各不相同。此类案件隐蔽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给破案造成很大难度。

（三）执法难，农民法律意识淡薄。表现在不懂法，不守法，甚至与国家执法人员发生对抗，围攻、殴打，自以为法不治众，认识不到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

二、当前农村社会治安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一）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而农民物质需求都在膨胀发展，即经济增长缓慢性同物质需求膨胀性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经济由封闭、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农民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生活观念也由“成家娶妻生子”向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转变，但由于农村基础条件薄弱，基础文化素质、科技知识等同城市的差距，使农民生活水平基本解决了温饱，尚不能满足高消费、高享乐的需求，贫富分化更加剧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犯罪这种“捷径”便成为一些人快速致富的“法宝”，他们抱着“马无夜草不肥”的观念，能偷便偷，能抢便抢。

（二）农村法制教育、法制宣传工作落后。农民法律意识淡薄，这同农民文化水平低、个人素质不高具有一定联系。我国现在正在走法制化道路，我国的法律规范在一步步地完善，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法制宣传不够，农民不知法，不懂法，更谈不上遵法和自觉维护法律。

（三）基层基础工作薄弱。有些地方由于历史或现实原因，基层政权瘫痪，出现了“真空村”，村组织长期一盘散沙，百姓各自为政，有的地方工作落实不了，班子威信低，政府形象差，没有号召力，这直接导致了基层治安防范工作落实不了。群众有问题，有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从而引发更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

（四）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的需求同落后的农村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农村也需要物质生活同精神生活相结合，农民也需要娱乐、享受，也需要生活富明情趣，但现阶段在农村落后的生活方式短时间是改变不了的。农闲时间，农民除了谈天，看电视，偶尔看场电影，看场戏外，基本上没有其它娱乐方式，精神生活的贫乏更易受赌博等刺激的诱惑，继而引起违法犯罪。

（五）对农村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不够，治安管理职能薄弱。较长一段时期，公安机关主要把精力、警力放在城市，忽视了对农村警力投放，导致出现部分治安控制薄弱环节，当然，做为农村派出所来讲，经费紧、警力不足，条件差，交通不便也是实际困难。农村派出所普遍存在经费不足，每所平均干警在4名之左右，根本无经济能力承办治安管理和查处各类案件的双重繁重任务。再者治保会、联防队建设适应不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农村治安管理失控状态相当突出。打击不力，不仅不能及时遏制犯罪，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长此下去，等于助长了歪风邪气。

三、维护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执法症结及对策

（一）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最终目标。

要做好新世纪、新形势下的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构筑农村社会治安防范工程，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服务群众、维护稳定、发展经济为中心，以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为桥梁和纽带，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形成“社会治安社会管”的态势，具体工作中，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上，把保护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做为我们基层基础工作的重点，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广泛地参与社会治安群防工作。

（二）把打击恶势力作为农村社会治安工作的突破口。

农村恶势力是影响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的主要根源。他们有的逞恶扬霸，伤害无辜；有的侵占资源，敲诈勒索；有的聚众斗殴，暴力抗法；有的撬门别锁，偷偷摸摸。严重危害了农村生产经营的正常秩序，危害着一方百姓。大量司法实践证明，农村恶势力的产生和发展与少数基层组织的松散和基层工作的不得力有关。因此，铲除农村恶势力必须从基层抓起，实行标本兼治。首先，要加大对农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对危害一方的恶势力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迁就姑息，以保证农村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二是加强对基础政权的建设。基层政权组织工作人员，要转变思想观念，明确管理责任，建立起适应新形势下治安管理工作的新规范、新制度。三是要努力加强治安管理和民事调解工作。基层派出所要广泛收集信息，改变以往“不出大事不管”的状况，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四是要大力加强基层思想工作，把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针对农村社会治安工作的特点，研究、探索新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的有效方式。

（三）把群众参与作为农村社会治安工作的基础。

依靠群众，引导群众，充分发挥群众在治安防范中的作用，是实现农村社会治安稳定的必由之路。治保会是群众性的合法的群防群治组织，要做好农村的治安防范工作，就应该充分发挥治保会的作用，提高治保主任和治保委员的素质。首先，要加强对农村治保会的组织管理和业务管理，包片民警要加强工作的指导性和主动性，把治保会的业务工作置于公安机关的领导之下。要规范治保会的日常行为，确保人员政治合格，业务精通，使其成为公安机关在农村基层收集信息、治安防范、基层工作的一支重要辖区力量。其次，由派出所定期对治保主任和治保委员进行法律培训及巡逻防范业务培训，提高群众防范工作的能力，加大初发事件的调解力度。对于违法违纪的人员，要坚决从治保队伍中清理出击，使治保会成为一支组织严密、行为规范的治安防范队伍。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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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3-0162-01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新时期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也引发了新的社会治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为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公安机关必须立足于社区警务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预防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合，有效的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

关键词：社区警务；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

一、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

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 2008 年, 农民(主要是35 岁以下的农民工) 犯罪人数达到52.96万, 占生效判决罪犯总人数的52.58 %，自2004年来农民工犯罪年平均递增4.88 %。据统计,流动人口犯罪占整个上海市犯罪的50 %以上,在广州则高达80 %, 深圳竟高达97 %。即使在内地大城市如成都, 近年来由流动人口引发的刑事案件一直占犯罪总数的83 %以上。[3]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公安机关必须立足于社区警务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预防。

二、社区警务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中的地位

社区警务（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也叫社区导向警务，其原则是：预防为主、警民合作、社区导向、综合治理。[2]

犯罪学理论认为，一切违法犯罪的根源于社会，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证明解决违法犯罪问题必须立足于社区，依靠社区群众是解决治安问题的出路。举全社会之力与警方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产生的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虽然知识文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是受到当前充斥社会的各种有害价值观与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开放活跃，违法犯罪的手段智能多样，管理难度加大，但是共同一点就是他们在大城市中处于社会底层，往往栖身于工地和城中村，甚至有的地方形成了农民工专们聚居的社区，犯罪学理论认为所有的犯罪行为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那么解决违法犯罪也离不开社区这个小环境。充分重视落实社区警务战略，并及时了解农民工中的社情民意，引导身份融入，发现违法犯罪问题，化解矛盾纠纷，进行情绪疏导，解决实在困难，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目标。

三、社区警务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社区警务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区警务室没有发挥服务管理流动人口的基础职能。

公安部要求全国各地每个社区都必须设立警务室，在农村可以几个村共同设置一个警务室，另外警务室大多建立在社区中心位置，并且和街道社区其他管理单位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政务大厅，各个单位工作联系方便，尤其是对出租屋和暂住人口以及人口信息的管理提供了便利，但是因为警力不足，建立社区警务室后，又需要民警常驻警务室工作，而派出所警力调配上捉襟见肘，除了本身的所内工作还要处理各种治安案件，民事纠纷，社区警务室建立后社区民警又要往返于警务室和派出所之间，从已实行的省市看，社区警务室长期效果并不明显，现在很多警务室，已是“物是人非”公安民警基本不到岗。

2.公安机关对新生代农民工聚居的建筑工地宿舍存在管理盲区。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改造项目较多，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为了赶工追工程进度，长期吃住在工地一线，动辄数百人，同时建筑工地多处于空旷地带，安全防范薄弱，多发建筑材料失窃案；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民工之间会因为一点小事发生摩擦口角继而引发武力械斗，甚至有个别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民工会触及违法违纪的事情；施工方也可能因为拖欠工资、工程承包等问题与农民工人发生纠纷甚至引发等等社会治安不稳定诱因，长期以来建筑工地一直是治安隐患较多的区域。

3.公安机关不注重在管理中主动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违法犯罪情报信息。

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的根源在社会，那么公安机关了解和掌握本社区和企业工地内重要情报信息就显得格外重要，通过走访群众，可以了解社区和企业工地治安状况、人口情况、特别是工作对象信息，了解了他们的现实表现和近期动态就为预防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情报工作本身是一个枯燥、乏味、短期内难以见到实效的基础工作，很多民警在思想上不重视，体现在：第一，编造假情报。社区民警为了完成信息采集工作要求，提供自己过时甚至是自己编造的假信息。第二，不认真分析，民警得到情报后往往简单化，主观化处理。第三，办事拖拉，情报具有时效性，时间越久，其应用价值越低，基层民警得到信息之后，可能认为等等再上报也没什么影响，往往贻误战机。

（二）社区警务战略视角下的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对策。

1.公安机关推进社区警务室扎根社区、进入工地。

社区警务室和社区民警是公安机关与百姓接触最为直接的窗口和桥梁，它具有宣传教育，业务指导，安全防范，震慑犯罪，就近接警的重要职责。因此公安机关要认真负责，推进警务室扎根社区，为了适应新形势，可以在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建筑工地上建起 “警务室”，派驻民警和辅警以及抽调工地保卫干部，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工的安全防范意识，深入摸排化解矛盾纠纷，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大型工地的治安秩序。警务室扎根社区，进入工地，不仅完善了治安防控体系，也延伸新生代农民工管理触角，真正做到 “零距离”服务新生代农民工。

2.公安机关可探索组建专门农民工社区。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分散，底数不明，管理困难的局面，参照城市成熟社区管理模式探讨建成农民工社区。并以社区民警为主，以辅警、流动人口协管员、治保干部、保安人员、农民工中的治安积极分子、信息员等社会力量为辅的新型社区警务模式，构建起农民工社会化服务管理网络，由分散化管理向集约型服务、管理转型。

3.公安机关应建立和完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报工作机制。

公安机关要正确预警案件就必须从情报的搜集、分析、研判、指导破案等过程下功夫，其别重视情报工作的中心，也就是情报的研判。首先，要加大公安情报分析队伍的建设，提高情报研判质量。第二，建立预警机制，可以通过警务室和社区及工地公告栏一些案件预警信息，特别是一些案件的规律和特点提示有关人员重视安全防范。

参考文献：

[1]张兆瑞，张建明，杨瑞清.社区警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2]刘兴华.社区警务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3]周东平. 犯罪学新论[M]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4]王俊岭.《浅论社区警务与校园安全》. 吉林：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注：本文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级课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治安影响的研究》（项目编号：11SKS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1.王俊岭（1984-），男，河北唐山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治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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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城乡结合地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及治安管理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矛盾纠纷和治安管理漏洞。原因主要有警力不足、制度措施落实不到位，基层基础工作薄弱，普法宣传教育滞后等。针对以上问题，治安工作重点除加强巡逻，及时处理各类纠纷和案件，还应该转型完善和规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

关键词 城乡治安 突出问题 防范对策

随着城市的扩建，乡村的发展，企业的选址建厂生产经营等，使得城镇乡村的土地利用从农业转变为工业、商业、居住区以及其他职能，造就了许多城乡结合地。同时流动人口的增加，各部门追求的利益化，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力等因素，导致城乡结合部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及治安管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的社会矛盾纠纷问题出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入驻企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涉及群众利益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民间纠纷也逐渐增多。纠纷类型除了传统的邻里、家庭等方面外，还涉及土地征用、水电供给、环境污染、合同承包及其他经济纠纷。

（二）基层基础工作薄弱，治安管理还有许多漏洞。近年来经过一系列的整治，治安状态总体上呈现安定稳定的局面。但刑事案件、重大案件时有发生，尤其是“两抢一盗”的可防财案件占比例较大。

一是盗窃现象比较严重，职工群众缺乏安全感；二是赌博现象成为一大公害，因赌博而引发的盗窃、诈骗、抢劫、拐卖妇女儿童等问题，占了社会治安问题相当大的比例，因赌博结怨记仇，还造成新的矛盾和纠纷；三是邻里纠纷普遍存在；四是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对立；五是在公路、铁路沿线、矿区周围，盗窃国家物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止；六是随着职工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休闲娱乐场所开始在城乡结合地出现，有些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七是不少城乡结合地缺少文化娱乐设施，部分职工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往往用喝酒、打牌等活动消磨时间。因为缺乏自控能力，以致于由小磨擦引起大事端，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八是职工群众法制观念欠强，遇到矛盾纠纷时往往采用蛮干的方法，由争执升级打架，使一般的民事纠纷发展成治安、刑事案件，扰乱了治安秩序；九是侵财型案件居高不下，主要为盗窃和诈骗案件，对象是现金、家电、金银手饰、摩托车等便于携带和价值较高的物品；十是伤害案件呈上升趋势，外出务工返乡人员违法犯罪不容忽视。

针对以上问题，治安管理的工作重点除了平时加强巡逻，及时接警处理各类纠纷和案件，还应该逐步完善和规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加强流动人口排查及服务管理，稳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形成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社会防控网络。

1.完善矛盾纠纷排调机制。一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职能部门对辖区前一个月的纠纷调处、治安状况等情况进行总结，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安定因素进行分析排查，促进矛盾纠纷的有效调处。二是建立预防机制，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建立信息、排查、回访等预防机制，变事后处理为事前化解，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预防。

2.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强协管员队伍建设，预防和打击流动人口中的违法犯罪活动。辖区单位加强流动人员的登记和管理，基层派出所联合综治部门强化对出租房屋的排查和落实服务措施。

3.强化基层基础建设，广泛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充分促进各单位综治办组织协调的作用，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形成以公安警力为骨干，以群防治保队伍为辅助，以集镇为中心，以交通要道为重点，以城乡结合地为基础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4.地企各综治办、保卫部门要发挥主力军作用。地企联合，加大综治经费投入，划定明确巡逻区域，加强巡逻频率，努力遏制街面、路面犯罪，真正做到警力向一线倾斜、向防范倾斜，提高群众见警率，提高群众的安全感。

5.进一步完善群防群治网络。充分依靠各行政村，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社区和村联防队、企业保卫和派出所联防为主的多层次、立体式群防群治队伍。

6.解决群众纠纷突出问题，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积极创造和谐的治安环境。要针对不同时期的治安特点，适时组织开展各项清理整治活动，主动、精确、有效打击各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从源头上排除各种社会治安隐患，坚决铲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

7.加大对职工群众普法教育的力度，通过对身边人、身边事的普法宣传，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使他们知法、守法、依法办事。同时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提高职工群众遇到问题依法自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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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包内容范围的困境：治安防范承包VS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承包在中国推行了近十年，涉及的区域范围由农村逐渐扩展到了城市，但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使得其模式、/为您整理内容和具体操作也有所不同。从实践来看，在承包内容上，治安承包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治安防范承包；二是治安管理承包。实行治安防范承包的省市比较多，如自1999年以来，泰安市委、市政府以“治安防范职业化承包责任制”形式解决了城乡不少治安问题。此后，治安承包的内容逐步扩大到一部分治安管理权，如宁波余姚市牟山镇从2005年就开始推行治安承包责任制，将治安巡逻以及村内的私房出租管理、暂住人口登记等管理权一并承包。各地的治安承包行为对于承包的范围没有一个规范的统一规定，造成了公共治安承包中治安防范和管理行为的类型与幅度不统一。

(一)治安防范承包

治安防范是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的方式之一，也是全体公民的一项责任和义务。这一责任和义务，既可以要求全体公民在没有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为社会公共治安安全尽义务，也可以将其与经济利益挂钩，承包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治安防范承包具有合法性。治安防范承包中的承包内容虽然一般属于私权范畴的事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治安巡逻等，但其中的治安巡逻却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又属于私权的范畴。治安巡逻是指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依法组织实施的一种巡查警戒活动；在我国进行治安巡逻工作的既有专门巡警队伍，又有由各种民警、武警和派出所抽调的警力等组成相对固定的警察队伍，还包括由民警组织和带领的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由此看来，治安巡逻虽属公权力的内容，但实践中承包的事项仅限于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所实施的事项(又称为治安巡防)，为一般管理权范畴，对于属于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并没有纳入承包范围。因此，对于治安防范承包内容的范围界定应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治安巡逻；二是治安巡逻之外的治安防范内容；对后者进行承包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对于前者中的治安巡防(即群众性治安巡逻)进行承包并没有牵扯到警察权的市场化，也不违法。因此，在此基础上的治安防范承包就能作为社会治安防范群防群治的一项新举措，其存在也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二)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管理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职能，是指公安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和法规，依靠群众，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具体的治安管理职权有治安管理命令权、治安处理决定权、治安强制权、治安处罚权、治安调解权、治安奖励权等。治安管理是国家警察机关的权限，涉及公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也就是说，治安管理是一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活动，是具有执法性质的公权。根据法治原则，任何一项行政权力的取得与让渡都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这就使治安管理承包内容的合法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但笔者认为：首先，法律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的特点，现行的法律虽没有给予治安管理承包以合法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治安管理承包从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其次，法治原则的依法行政并不仅仅是指恪守现行的法律、法规的现成文本规定，还应包括这些法律所体现的立法精神与法律原则。治安管理权中的一些具体权利如户籍管理、暂住人口的登记和发证、房屋出租管理以及治安调解权虽属公权力，但不属于国家强制管理权，是具有业务性的管理权。将其承包并没有改变公权力的性质，只是对该权力进行必要的社会授权调整，并没有造成“公法向私法的逃遁”。执法权依然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治安承包人只是通过行使这一部分非强制性的管理权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辅助力量和补充，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行政权的灵活性优势以及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热情，进而实现公共管理的多元共治。

二、承包协议性质的困境：民事合同VS行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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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治安承包的协议性质，理论界并没有作很明确的界定。大部分学者将公共治安承包协议笼统定义为行政合同，殊不知根据承包内容的不同，其协议的性质也应作不同的诠释。

(一)民事合同

从上面看来，治安防范承包的承包内容除了治安巡防具有双重属性外，其他的都属于私权领域。而对于治安巡防以外的治安防范内容承包合同应看作民事合同。所谓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承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而达成的一种合同；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不涉及公权力，主要包括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和奖惩；发包方与承包方都属于平等主体；合同也是基于双方合意而签订的；因此，此类合同当属民事合同。

(二)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又称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的意思一致，所缔结发生行政法上法律关系的合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防范中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等；从合同内容来看，承包人和发包方的权利、义务都围绕着“公权力”(如登记出租房、外来人口登记、治安巡防等)而存在，而这些权利和义务具有行政属性，要受行政法原则的约束，不能随意免除和放弃；签订该种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实现特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合同是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合同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主要表现为签订合同的选择权，如宁波泗门镇治安承包的承包人三分之一是党员，一半是退伍军人。这就是派出所运用签订合同选择权，通过招标的形式，选择特定签约对象的结果。这充分说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在本质上属于(准)行政合同。

三、承包签约主体的困境：公安机关VS民间主体

在公共治安承包的实践操作中，公安局、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均可在不同的条件下作为对外签订主体。至于在何种条件下和何种合同中，谁能作为发包方，成为对外签订主体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如浙江嘉兴的嘉善县出现了由警署将治安防范承包给民警个人，再由民警挑选保安人员进行防范的模式。治安防范承包分为治安巡防承包以及之外的治安防范承包，二者由其内容性质不同，导致对外签订主体必有差异。因此，随意地确定发包方可能会引发合法性质疑。

(一)祛除治安巡防中治安防范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这类合同的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等)，合同性质属于民事合同，其发包方既可以是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等民间组织，也可以是公安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所机构。因此，此类合同的签订主体一般不存在多少争议。

(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行政委托是指基于管理上的需要，某一行政主体委托另一行政主体或其他组织及个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代行其职权或者其他事务，其行为效果归属于委托人的法律制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8条第1款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因此，当承包方为个人的时候，这类承包是否属于行政委托关系呢?《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4款明确提出，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此款已将个人行使公权力纳入可能情形之一，承认个人也能作为行政主体。笔者赞同陈新民教授的学术观点，即行政任务的委托可以依法律或其他法规，甚至经由行政合同来委托及授予执行权限。由此看来，治安管理承包与治安巡防承包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委托关系。另外，又由于此类合同属于行政合同，签订主体的一方必须为行政主体，因此，公安局以发包方的身份出现，直接参与此类承包合同的签订没有任何异议。但是，问题在于公安派出所是否也能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发包方?在行政委托关系中，委托方必须是行政主体，非行政主体不能成为行政委托法律关系中的委托方当事人。根据行政法学的行政主体理论，公安派出所作为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只要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或者权力机关对其作了某种专门行政授权，且当其行使这种职权时，公安派出所就可以成为行政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以及《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公安派出所享有法律、法规设定的关于暂住人口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方面的行政职权，因此，公安派出所可以凭行政主体身份对外签订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

以上对公共治安承包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进行了标准定性，但笔者认为，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合同的签订可以不让公安机关直接参与，而是由公安机关以外的民间组织或个人与承包方自行签订，公安机关只是在受邀请的情况下，以承包合同的居间者面目出现，负责业务指导和监督合同履行，这样有助于减少众人对该合同性质的误解，体现该类承包合同的民事性及主体地位的平等性。而治安巡防承包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的签订则必须由公安机关直接以发包方的身份，直接参与合同的签订，以保证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与合同履行的公正性。

四、承包合同当事人角色定位的困境：发包方VS承包方

(一)公安机关(发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公共治安承包是应公共治安需求多样性与提供单一性的矛盾而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公共治安的多元主体提供方式。虽然这一新尝试以契约的方式提高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但同时也引发了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问题。

有人认为在公共治安承包中，公安机关是在向社会转嫁和转移自己的法定义务，与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当好“守夜人”、管理好公共事务的趋势是相悖的。治安承包是满足那些安全需要较高的组织或个人而展开的，是公安机关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安全服务以外的一种补充形式。当前，行政权力正逐渐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转变，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治安防范和治安管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给付公共产品的服务行政。法律并不禁止公安机关根据民法规定通过与特定公民、法人签订治安承包合同的方式来履行职责。但不管是治安防范承包，还是治安管理承包，公安机关都不得以治安承包合同存在为由而拒绝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或为治安管理失职进行辩解。如果实行承包后，公安机关将不再向这些地区提供安全防范和管理服务，这就有可能在公共治安承包者的承包失败以后，使那些本想获得较高安全需要的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更大损害的风险。《人民警察法》第6条规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职责。因此，公安机关不应该在该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被承包以后而成为“甩手掌柜”，而应当是给这块承包区域加上双保险，确保发包人享受到高于一般区域的公共治安服务。

当承包人履行合同侵犯了其他公民或组织的权利而使社会治安出现了问题时，公安机关是否仍须按公法承担相应责任也成为了角色定位的困境问题。公共治安承包的合同分两种：一种是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另一种是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后者属于行政委托关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7条的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若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就说明在后一种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仍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因为《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对公安机关的约束不可能因为公安机关自身与特定公民、法人之间签订的一纸合同而被解除。但前一种合同(即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这类合同中的公安机关勿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当其作为此类合同的发包方时，负有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若因其附随义务的缺失而导致承包人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权利时，公安机关应承担民事责任；当其只作为此类承包合同的居间者出现时，公安机关只承担监督者的责任。

(二)治安承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至于治安承包方同样也存在着相应的角色定位困境。首先，承包方在合同中代表谁工作，应对谁负责，这是一个困境。在治安管理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与承包方之间是一种行政委托关系，此时，承包方是代表公安机关来工作，并对其负责；在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中，不管公安机关是否作为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承包主作为民事主体不存在代表谁工作，但他却应对合同另一方，即“发包方”负责。其次，如果这些承包人在履行合同时出现了伤亡现象，由谁来承担责任以及是否算公伤也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在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合同中出现的伤亡可以算工伤，而不能算公伤。公伤是指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公务造成的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此时责任应由公安机关来承担。而在民事合同性质的治安承包合同中，承包人出现的伤亡不能算作工伤，责任应由自己承担。第三，承包方在巡防时要完成承包任务难免会对有嫌疑的人进行盘查或检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也就是说，盘查属于警察刑事权的一部分，承包方无权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如果随意盘查过往车辆及人员，显然是侵害了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有悖于《宪法》在内诸多法律的规定。因此，如何确定承包人角色的法律定位直接决定治安承包是否合法。第四，承包方进行巡防的场所没有进行明确界定。若其将巡防的场所扩大至公路时，则牵涉到上路执法权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安全管理工作。由此看出，上路执法权只属于极少数的特定行政执法机关，民间组织或个人都不具有。而深圳市福田区首批160名民防队员于2003年3月25日开始上路巡逻。这种巡逻主体和巡逻行为是否合法，不禁引人深思。

五、承包经费来源的困境：财政资金VS社会资金

对公共治安进行承包，其初衷之一就是为了解决政府财政拮据的问题。根据笔者对公共治安承包具体实践事例的总结和概括，其经费来源共有以下四种形式：1．村民或居民自己出钱；2．完全由财政部门划拨；3．完全由企业出资；4．由居民或村民出一部分，由财政部门出一部分；5．由居民或村民出一部分，由企业出一部分。虽然各地采取多种方法来提供承包经费，但主要目的却是相同的，即“治安承包，百姓掏腰包”，也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就相当于把政府的财政紧张转嫁给了公民，让公民来承担这一部分差额。所以，一直有人质疑治安承包经费来源的不妥，即既然公民已经通过交税方式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治安这种公共产品付了费，如果再另外交费，就交了双份费用。治安承包这一模式沿袭了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将“公民”看作了顾客，采取了“使用者付费”的方式，忽视了“公民”模式的权利诉求，加重了“顾客”模式的利润色彩，导致经济上的贫穷者和政治上的贫弱者得到更低劣的服务，甚至得不到服务。此外，治安承包还有一个“谁主管，谁负责，谁出钱，谁受益和花钱保平安”的理念，即是说如果在某个区域中，有些居民没有出钱，而有些居民出了钱，那么没出钱的居民是不是就不能享受到治安承包服务或者享受的程度不一样?再或者外地的人到了这个区域，是不是也要交钱才能完全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有悖于公共服务分享的无差别性及安全平等性，有一种变相歧视的嫌疑。所有这些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对公共治安承包公平性的拷问。同时，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6款的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实践中，公共治安承包十分混乱的经费来源形式导致有些经费来源并非是村民或居民自愿缴纳，而是带有强制、半强制的性质，有些甚至违法。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其经费只能由财政拨款，不能凭借“谁受益，谁出资”的规则向公众收取；对于不含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其经费来源应依发包方不同而定：一是若公安机关为对外签订主体，则由公安机关承担主要经费，村民或居民承担小部分经费；二是若发包方为公安机关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则可按其区域性进行划分，由受益者自筹经费，政府根据需要和可能只适当地提供补贴，而纯商业区域的治安承包可完全由店铺自筹经费；在一般的居民小区(非富人小区)，则由居民自筹经费，政府只针对特殊情况的困难群体(如贫困户、残疾人等)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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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协同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内涵是要求无论政府还是其他社会组织不仅要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责任，更应该注重建立相互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的良性协调与互动合作关系。涉及治安管理领域，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我们应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与阐释。对治安管理社会协同理论的提出与总结梳理有益于在实际工作中落实社会协同的理念。

一、社会协同理念的提出

对社会协同内涵的认识，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当代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是治理的主体。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大一统的时代对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清晰正确的认识，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不合理局面，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完全是政府的附属品，统治的意味更为浓厚，造成的后果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微弱，政府权力过大、管得过多过死，但在社会治理某些领域中政府并不能发挥完全的作用，而社会组织在更适合其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却完全无所作为，这样不仅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治理效果。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要形成互动、加强合作，该模式的优点是将社会至于与国家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现实局面下，合作模式的构建恐怕还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三是“社会协同”模式。“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目标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时首次提出的。十报告在论述社会管理体制时又再次强调了其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予以法制保障保证其落实。现在看来社会协同模式是更适合我国现实的一种模式，为什么如此说呢？在这一社会管理体制中，公众参与是基础，社会协同是依托，法治保障是根本。在我国的现实是政府治理能力较高，公民社会发育不足。我们还处在培育公民社会的阶段，自然不能与西方国家一样在短期内实现两者的合作关系，更适合我国当前现实的是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和帮扶社会组织的成长，使其逐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与制度保障是协同治理机制形成。

二、国外关于社会协同的相关理论

目前，世界各国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的许多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多中心理论、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与我国的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存在着共通的地方，应充分借鉴先进理论、尊重我国现实，形成适合我国治安管理工作的社会协同治理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主要观点是针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现象，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灵活的特点来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1]。根据这个理论，警察公共服务同样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目前在西方国家非常发达的私人警务如保安、私人保镖等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公共事务的一种现代经济理论。其基本内容是：不同种类的物品和服务可以通过两个特征――排他性和消费性来进行整理和分类，分类的结果确定了政府和社会（非政府组织）在物品和服务提供中所扮演的角色[2]。一般而言，纯公共物品（服务）由政府提供，纯私人物品（服务）则由社会和市场提供，而准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物品）既不能完全由政府提供，也不能完全依靠社会和市场提供，而应该通过政府和市场、社会的竞争、合作来提供。

（三）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也称善治（Good Governance）理论、治道，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公共事务解决之道的理论。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掌舵”但不“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的事务管理之间[3]。关于治理的特征，虽然学者概括并不完全相同，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罗西瑙所说：“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4]

（四）多中心理论

当代美国学者E.奥斯特罗姆根据多中心社会秩序、公共选择、公共物品等理论，在长期实证研究公共事务（尤其是警察服务）的基础上，主张公共事物自主治理，提出“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为特征的“多中心理论”，以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供给”思路[5]。

（五）国家――社会互动理论

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但其流行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互动理论主张：关于国家、国家制度及社会、社会制度等的研究，不能单从国家一元的单向的角度来认识，而应该从国家―社会二元的、多向的角度，从国家、社会的互动来认识。即：要批判那种“自上而下的”一元性“国家”分析范式，建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轨型“国家与社会”互动范式。简言之，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按照这个理论，警察制度、治安制度也应是国家与社会组织互动的结果。

（六）社会资本理论

该研究视角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力量在治安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作用的缺失及对策作以探析。社会资本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在社会治安管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往往能够倍增治理的绩效，这也是治安管理自增强机制的动力所在。

上述理论，因为主张政府之外的市场、社会也要提供公共服务，与以往由政府完全提供公共服务的旧理论有很大差异，所以也被合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警务研究，其结论自然就是重视市场、社会在警务中的作用。譬如，自20世纪70年代始，西方国家提出了“private policing”（或privatizing policing、private police）的概念，对社会组织参与治安工作及如何增进社会组织与警察机构的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英国艾莉斯?韦克菲尔德的《Selling Security：The private policing of public space》，提出了“安全被”（security quilt）理论，认为：不同的城市空间场所需要由不同的管理力量参与的各种安全管理模式；不同的管理力量和安全管理模式组织起来，就组合成为覆盖城市任何角落的“安全被”；在构成“安全被”的力量中，既有代表国家与政府的警察，也有单位与社区的专有安全保卫人员，既有市场化的保安公司，也有各种志愿者和警察辅助力量。

三、我国治安管理“社会协同”的相关理论

（一）治安综合治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我国逐步提出了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强调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民众的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的稳定。

治安综合治理理论强调治安问题的根源在社会，治理治安问题的力量在社会，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也在包括政府、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多种主体。

（二）治安主客体关系理论

治安主客体关系理论，是指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多重关系，一般而言，公安机关是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或主要力量，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其他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公众也会成为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

（三）治安、警务（国家警事）社会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当时的治安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治安工作社会化”的观点，也有的称公安工作社会化、治安管理社会化。即公安机关不应承担维护治安秩序的全部责任，而应当将一部分工作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近年来，国内学者将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等引入，又提出了“警务社会化”或“国家警事社会化”。强调公安机关要按照市场运行的客观要求，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安行政管理体制，在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同时，实现“社会的事社会办”；强调警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增进公共安全、提升警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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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

(1987年9月23日国务院批准　1987年11月10日公安部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一条　为了保障旅馆业的正常经营和旅客的生命财物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经营接待旅客住宿的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客货栈、车马店、浴池等(以下统称旅馆)，不论是国营、集体经营，还是合伙经营、个体经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不论是专营还是兼营，不论是常年经营，还是季节性经营，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开办旅馆，其房屋建筑、消防设备、出入口和通道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有关规定，并且要具备必要的防盗安全设施。

第四条　申请开办旅馆，应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经当地公安机关签署意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准开业。

经批准开业的旅馆，如有歇业、转业、合并、迁移、改变名称等情况，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后3日内，向当地的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备案。

第五条　经营旅馆，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设置治安保卫组织或者指定安全保卫人员。

第六条　旅馆接待旅客住宿必须登记。登记时，应当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按规定的项目如实登记。

接待境外旅客住宿，还应当在24小时内向当地公安机关报送住宿登记表。

第七条　旅馆应当设置旅客财物保管箱、柜或者保管室、保险柜，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工作。对旅客寄存的财物，要建立登记、领取和交接制度。

第八条　旅馆对旅客遗留的物品，应当妥为保管，设法归还原主或揭示招领;经招领3个月后无人认领的，要登记造册，送当地公安机关按拾遗物品处理。对违禁物品和可疑物品，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处理。

第九条　旅馆工作人员发现违法犯罪分子，行迹可疑的人员和被公安机关通缉的罪犯，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不得知情不报或隐瞒包庇。

第十条　在旅馆内开办舞厅、音乐茶座等娱乐、服务场所的，除执行本办法有关规定外，还应当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管理。

第十一条　严禁旅客将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和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带入旅馆。

第十二条　旅馆内，严禁**、宿、赌博、吸毒、传播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三条　旅馆内，不得酗酒滋事、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旅客不得私自留客住宿或者转让床位。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旅馆治安管理的职责是，指导、监督旅馆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协助旅馆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业务知识的培训，依法惩办侵犯旅馆和旅客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分子。

公安人员到旅馆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证件，严格依法办事，要文明礼貌待人，维护旅馆的正常经营和旅客的合法权益。旅馆工作人员和旅客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开办旅馆的，公安机关可以酌情给予警告或者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未经登记，私自开业的，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六条　旅馆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可以酌情给予警告或者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旅馆负责人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其所经营的旅馆已成为犯罪活动场所的，公安机关除依法追究其责任外，对该旅馆还应当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十一、十二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处罚有关人员;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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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流动往往是无序的，大规模无序人口流动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对社会治安和稳定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治安管理问题相较于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有着更高的犯罪率，这就造成了较大的治安管理问题。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状况主要是因为流动人口品流复杂，受到的约束比较少，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违法犯罪很容易被触发。一些社会的丑恶现象比较在流动人口群体中蔓延，诸如黄赌毒在流动人口中比较高发。

2、城市管理困难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并非十分完善，现在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往往并不是十分完善，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城市超负荷运转，无论是供电供水、交通运输，还是物资供应、优生优育、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形成了“城市病”。

3、劳资矛盾突出从事经济活动的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早期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时候往往会将其看作是包袱，对其态度也十分恶劣，常常以管、卡、压的措施来对其限制，相关的培训和保护措施则十分不到位，随着流动人口管理的逐渐完善，流动人口才得到了正确的审视，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工人等身份，其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虽然很多企业对于流动人口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流动人口的待遇和福利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仍旧有一些外资企业处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流动人口打工者的合法权益置之不顾，且屡禁不止。

4、盲流现象严重有序化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然而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无序的人口流动仍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所谓的盲流，这里所说的盲流也就是所谓的“三无”人员，他们没有合法证件、固定经济来源以及住所，为了生存期往往做临时散工或是捡破烂。大量这种盲流的存在，使得城乡社会秩序被扰乱，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建设和治安管理也遇到了很大难度，只有不断加强对这些“三无”人员的管理，提出相关的治安管理措施，才能更好地维系稳定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

二、对策和建议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是当前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应严格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工作方针，完善体系，健全制度，创新方法，加强管理，优化服务，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助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思想理念同城化。要牢固树立“流动人口都是新居民”的全新理念，以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胸襟，实现由排斥向接纳的转变，不断提高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认同感，努力使他们享有与本地居民同城待遇。

2．一是加强法制教育。要把流动人口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六五”普法规划，依托基层司法所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所(站)等，建立法律培训点，大力宣传与流动人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二是强化技能培训。要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支持、个人自愿、社会参与的培训机制，探索订单式培训、集中式培训和上门培训、就地鉴定等多种培训方式，创新利用广播电视和远程教育等现代手段，向流动人口传授就业知识，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生存本领。

3．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着重抓好《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暂行规定》等相关政策待遇的落实，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居住服务方面，要建设一批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点，鼓励多渠道筹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逐步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当地居住一定年限的流动人口纳入供应范围，积极探索市场化路子，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流动人口公寓建设领域。就业服务方面，要完善就业服务平台，实施与本地居民统一的就业政策，通过举办综合性、专题性和网上招聘会等方式，实施劳动力交流周市、月市、季市等形式，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便捷和平等的公共就业服务。

4．权益保障制度化。要畅通诉求渠道，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一是加强法律援助。健法律援助网络建设，根据需要在流动人口集居区设立法律援助服务站，就近为流动人口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法律援助。二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做好流动人口党、团员的信息采集工作，及时把流动人口中的党团员纳入企业和社区党、团组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