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物的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文物的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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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田野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田野文物就是指那不可移动并且分布地在住宅区之外的古文物,像古建筑、古石刻、古石窟、古壁画等。由于分布的地形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导致田野文物的保护工作非常困难,其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分布广、数量多

    田野文物分布无规则是田野文物的特点之一,因此为管理保护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例如:近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民勤县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的单位就有192余处,而在录不可移动文物多处,并且大多数都存在于野外,因此,文物保护工作非常艰难。

    2.保护经费不充足

    在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除了国家级与省级的文物能够得到相应的保护经费,市县级以下的田野文物保护单位很少能够争取到保护所需经费,因此文物保护工作难以顺利开展。缺少经济上的基础,很多田野文物保护区没有进行专人管制,没有看护房,更不要说监控管理的设备了。

    3.文物收藏热致使保护工作更加艰难

    受到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的文物市场行情变迁等影响,造成文物价值急剧上升,人们对于文物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认识越来越全面,在暴利的驱使下,很多人跳出道德底线,铤而走险,实施田野文物盗窃行为。

    4.执法力量偏弱

    很多地区在文物保护管理方面缺少人力资源,缺少专业的对文物保护进行执法的队伍,再加之上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政府布置下的任务繁重,导致地方单位无法分心于正常的保护巡查工作上。部分部门甚至没有配备巡查车辆,对巡查力度和效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5.少数地方政府对于文物价值和文物保护法规不够重视

    为了加快城市规划或项城建设,少数地区政府无视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公然实施破坏行为,兴建房地产和规划所需设施,造成田野文物损失严重,遭到不可修复性破坏,为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二、对田野文物保护工作提出的几点建议

    1.加强建设文物保护工作的执法队伍

    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过程中执法队伍的建设一定要重视起来,加强对执法工作者的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加强保护工作的巡查力度,配备巡查车辆,为执法提供设备上的方便,有效的震慑文物盗窃分子。

    2.加强对于文物保护意识和文物价值的宣传,防止各媒体上歪曲性的报道

    现阶段多种文物鉴定节目、鉴宝报道频频出现天价文物,拍卖会上千万的成交价格也是屡见不鲜,这对于文物盗窃分子的诱惑是非常大的,导致他们将田野文物确定为盗窃目标,屡屡发生文物失窃案件。因此,加强文物价值上的正面报道与宣传,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措施如下:

    (1)通过考古工作,提高宣传力度。例如:在进行正常的考古工作过程中,对于考古所在区域的百姓进行文物保护宣传,提高百姓的法律意识,并道明盗窃文物受到法律制裁的后果。同时可以召开考古成果的会,利用各种媒体为大众贯彻文物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了解文物对古老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知道其是一个国家文化底蕴的一部分,主动地配合考古人员进行文物挖掘工作。

    (2)通过与文物相关的节日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在举办文化遗产日的同时,大力宣传文物保护工作,并将在考古方面取得的成果通过展览的方式展现出来,加强对文物文化底蕴的渲染,使人们通过文物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与辉煌,进而提高他们的荣誉感,提高民众保护意识,通过这样的办法降低文物盗窃行为的发生。

    (3)通过网络、媒体、新闻宣传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网络是现今传递消息最快、传播范围最广的手段。利用网络对文物保护进行宣传,对于全民普及保护意识,提高文物保护在民众心目当中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再辅助于新闻媒体这样比较正规的节目进行宣传,加大对文物盗窃行为打击力度的宣传,让所有人都知道盗窃文物受到法律制裁的严重性。提高文物保护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田野文物的保护工作是艰难的、是枯燥的、是长久地。为了古老的文化传承,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文化保护当做自己的责任。而文物保护的管理工作人员也应该提高警觉性,加强管理监察工作,不断的完善保护手段和巡查措施,有利地从宣传和准备工作上震慑和打击盗窃者的犯罪心理,提高田野文物的保护效率,尽最大努力去延续田野文物遗产的生命。

    参考文献:

    [1]袁保明.基层田野文物保护初探[J].才智,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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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滑坡治理

1 大孤山古建筑群简介

大孤山位于丹东市西南100公里的东港市境内，属长白山脉老岭支脉，总面积42平方公里，主峰海拔337.3米。

古建筑群分下庙和上庙两部分。下庙由天后宫、地藏寺、文昌宫、财神殿、关帝殿和戏楼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上庙建筑由三霄娘娘殿、龙王殿、药王殿、观海亭和石佛塔等组成。上下庙一条中轴线贯穿圣水宫、天后宫和古戏楼，使上下庙既互为映衬.又连为一体，形成局部的独立与整体的构成，别具一格。大孤山山上古木参天，巨柞银杏，夹道成荫，生长着松、柏、槐、杨、柞、等上百种树木。丁香、玫瑰、杜鹃、樱花等灌木种类繁多。300年以上的古树有2000多株，构成了层次分明的森林景观。

1979年9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了大孤山古建筑群文物管理所；1991年8月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2 大孤山上下庙存在的滑坡隐患

近些年，由于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大孤山山体的植被和土层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部分山体岩石暴露，土质疏松。特别是上庙建筑群所处的位置，距南部峰顶大约20米处。由于海拔高度、气候条件等诸多原因影响，部分山体由于没有植被的保护，造成岩体暴露、凸凹不平，土层松动。上庙龙王殿北面山体暴露情况最为严重，如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灾害，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本题的研究对象是对大孤山古建筑本体周围岩体可能出现的滑坡灾害，为避免破坏植被和古树的原则下，采用预防性保护理论进行研究治理。

3 国外预防性保护和滑坡监测防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预防性保护一词源自“Preventive Conservation”的直译。文物建筑遗产领域应用预防性保护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上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是比利时鲁汶大学雷蒙德・勒麦尔国际保护中心（RLICC）。该中心联合文物古迹看护机构于2009年3月成功申请“关于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监测、日常维护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我国预防性保护起步较晚。2010前后开始将预防性保护作为一门文物遗产保护的新课题。国内成功的案例最典型的是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相关管理部门对保护工作也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进行转变。通过预防性保护的相关原理和理念最大限度地减缓壁画彩塑的衰退，使莫高窟的艺术价值得以完整的保存和延续。滑坡灾害的监测与防治己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西方国家应用监测技术对滑坡灾害进行治理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目前滑坡监测技术的发展趋势是朝着高精度、自动化、实时化发展。

4 运用预防性保护理论治理滑坡灾害的方案

4.1 短期治理

短期治理，即现阶段需要对文物建筑周边已经出现和可能存在滑坡隐患的区域进行治理。包括以下方面：

4.1.1 改善排水

滑坡灾害诱因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地降雨量大且较集中。导致土体短时间水量过多，超过土质正常含水量，引起滑坡灾害的产生。因此，滑坡治理首先要考虑改善大孤山山体排水问题，建立整个的排水系统，主动将水引流出去，从而消除水对边坡地带的威胁。治理方法如下：第一，设置排水盲沟。在大孤山山体设置环形的排水盲沟，既可以在滑坡灾害发生时对滑坡的坡体进行堵截，一定程度减少滑坡灾害范围扩大，也可以起到排水作用；第二，植被覆盖。根据国家级森林公园原有植被情况，依据国家森林公园管理要求，在容易出现滑坡的地面种植符合要求的植被，加强土体的稳固性，减少水对土体的侵蚀；第三，充分利用原有排水设置。对文保单位滑坡区域内原有的自然的沟渠进行充分利用，与以上排水设置共同改善山体排水。

4.1.2 力学防治

力学防治也是滑坡工程治理过程中常用一种方法，是通过减荷反压增强滑坡地区的抗滑能力来实现滑坡灾害治理的。根据现场勘探情况。大孤山上庙在力学防止滑坡方面已经采取了以下两种办法：（1）减重。保护单位管理人员采取减重方法已经将上庙后山体，由于滑坡滑落和可能再次产生滑坡的部分土层挖走，这样可以为山体滑坡提供一个安全距离，使滑坡灾害得以小范围控制，当上庙后山发生滑坡时，不至直接冲到上庙建筑物。缺点是上庙后山出现山体表层断层，部分植被根部侧漏，影响景区美观等。（2）挡土墙。保护单位对上庙建筑群可能出现滑坡灾害的文物建筑后砌筑了一道岩石砌筑挡墙，高度1.2M。该墙体为普通挡土墙，不是抗滑挡墙。抗滑挡墙与普通挡土墙的区别在于：墙高不能任意假定，应作越顶检算；墙基必须埋入滑面以下1.0-2.0M；合力作用点高，倾覆力矩大，胸坡缓。因此，现有挡土墙可以起到一定防止滑坡的作用，但还没有达到治理滑坡的目的。

因此，根据力学要求，应用力学平衡原理，根据勘探报告和现场治理需要，目前可以采用锚索挡墙、反压的治理办法。

（1）锚索挡墙。锚索挡墙相对于工程造价较高抗滑挡墙有较大幅度的减小。此外由于挡墙基坑开挖较小，对滑坡的扰动较小，施工速度较快，特别适合山体，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无法使用等条件较差的滑坡治理工程。（2）反压工程。对大孤山上庙建筑群后已减重地带实施反压+减重非常适合现阶段对上庙建筑群的滑坡灾害的治理。反压工程适用于滑体前方地势较为开阔处，前方没有防止抵抗滑体的控制性结构物，且滑体前缘地势相对较为平缓的治理滑坡的工程中。其优点是对滑坡灾害的治理工期短、造价低，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4.1.3 对滑坡区域进行加固处理

根据勘察报告情况，可以对山体进行加固处理，防止雨水期由于土层含水量过大造成滑坡灾害。对软土加固的方法，可以采用预压法，有效地提高土壤的牢固程度。对古建筑群周围灾害区域的山体进行加固处理，由于山体坡度斜率较大，根据勘察报告结果，最终确定预压加图土体的方法，当土层的厚度小于4米时，应采用天然地基堆载预压法进行处理。另外，还可采用网格法，将粘性较大的土体填充到滑坡灾害所在的岩石的缝隙里的方法，来提高边坡土层的紧密性。另外，在岩土勘察报告的指导下，针对滑坡灾害可以采取植被覆盖、截排水等方法进行预防。

4.2 长期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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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保证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振兴民族的重要动力。而文物作为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的浓缩，是不可多得的不可再生资源。想要保证中华民族这張厚重的文化名片能在现代社会中得到良好的弘扬与保护，博物馆必须切实加强文物保护的工作力度。其中，博物馆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来吸引人员参与进文物保护工作中不是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一、文物实行群众保护的理由 

（一）文物保护隶属于国家 

文物是先人智慧成果的体现，在不断的渊源流传中得到得到了弘扬与发展，同时中国的世世代代也伴随文物的历程不断繁衍。文物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在流传过程中，其思想精髓不断的滋润了每一位后辈[1]。国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家庭，每一位人民在这个大家庭中都应充分发挥主人公的意识，切实来维护国家的利益，对于文物这般有利于我国提升中华儿女精神与人文水准的产物，中华儿女必须要切实的发挥自身的力量保护文物能够不断的流传下去。 

（二）文物分布的广泛性 

针对不能移动的文物分布单位来说，我国省级的保护单位有7000余家，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6万多家，其在全国的分布具有分散零散的现状，对于博物馆的保护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要求。相对于繁重的文物保护工作来说，全职与兼职的文物保护工作人员数量寥寥，唯有积极的吸引群众参与进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工作中，才能起到众人拾材火焰高的效果。 

（三）《文物保护法》决定了每位群众的义务 

我国在2002年中颁布了有关规定即一切组织、组织与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正是这样的规定，明确了每一位工作中人员对文物保护应该承担的责任，换言之，文物不仅仅需要群众观摩与学习。还需要观众切实参与进文物的保护工作中来。 

二、吸引群众参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方式 

（一）增加公共教育服务空间 

想要积极的激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博物馆应该合理的设置其展示与服务空间。博物院是群众城市生活中的一片幽静之地，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与文化。但是往往流于表面的文化交流很难与群众产生深刻的互动，为此工作人员切实需要在博物馆的展示空间与收藏空间之后，建立公共服务空间，保证读者突破时间与地域的限制，通过多种便捷在线媒介来了解博物馆文物的不同面层，来提高群众对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的向往与热情。 

（二）开辟文物修复空间展示 

文物由于保管不当或所处环境的影响会产生霉变与腐蚀的现象。这些潜伏的危害对文物的价值造成了严重的损毁，为此，文物修复人员也为文物保护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经过最近风靡中国的“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可以看出，我国群众不单单对文物的参观与展览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对文物的由来以及修复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为此，文物修复记录片经过广泛的传播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参与进文物修复的工作中来[2]。通过为群众开辟文物修复的空间，对于吸引群众参与进文物保护工作当中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博物馆可以通过展示青铜以及陶瓷等珍贵文物的修复流程，使群众能深刻感受到文物的来之不易，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增加群众的责任感，并不断的感化越来越多的群众，来推动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 

（三）举办多种活动吸引公众 

博物馆日常的气氛往往过于单一、刻板，为了有效提升人们对博物馆的关注力度，博物馆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开展与文物有关的主题活动，通过与群众相互交流互动的方式，来保证群众转变对文物保护的刻板认知，在丰富的文娱活动中加深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正确认知，从而在社会中形成蔚然成风的文物保护风气。例如，博物馆可以根据当下热播的古装电视剧为基点，开展对应年代的文物展示活动，并对影视剧中任务穿着的服饰等元素进行展示与剖析，通过这样的方式拉近博物馆文物保护与群众之间的具体，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发群众文物保护的主观能动性。 

（四）与学校合作 

为了有效激发学生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热情，博物馆可以积极的与学校进行合作，引领学生在课余生活中走进博物馆，通过展示博物馆文物的深刻内涵，来加深学生对文物的认识。同时，学校为了提升学生对文物保护的热情，可以将历史课程转移到博物馆中，通过对某一文物的历史背景进行讲述，来引申出更为复杂的历史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学生对文物保护的热情。 

结语：庞大的文物保护工作对国家以及博物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为了切实提高文物的保障力度，博物馆需要切实激发群众的热情，通过展示文物的修复过程、设定特色主体开展文娱活动、积极与学校合作的方式全面激发每位群众对文物保护的热情，保证文物能在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得到良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刘楚珊.浅谈如何吸引大众参与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J].大众文艺，2016，04：51. 

[2]王丽敏.浅谈文物的社会保护问题[J].文物春秋，2009，06：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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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追索非法流失文物；民间外交

文物的保护，就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保护；一个民族文化的保护，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储蓄。当今国际大环境是和平、有序、文明、有爱的，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欠发达国家，都深刻认识到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很重要的。国家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是文化话语权的基础，而追索非法流失的文物就是重建文化尊重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中国的大量珍贵文物因为殖民侵略、盗墓走私而流失海外。据中国文物学会不完全统计，外流的中国文物就超过1000万件，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0余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表明，在藏有中国文物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i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家日益重视文化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日趋重要和紧迫。中国民众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使得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文物追索的工作中。

一、现有非法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存在的问题

从权利主体角度看，现有非法流失文物追索方式存在两极化现象，不是国家公权主导下的追索方式，就是以商业回购私权主导的追索方式，而缺少一种民间力量主导的非商业化的文物追索方式。公约中规定的追索方式的弊端是公约本身的效力问题，非缔约国不受公约约束；公约溯及力问题，公约中的保护文物指在武装冲突、二战、偷盗、非法进出口流失海外的文物，而不包括殖民侵略中被掠夺的文物，也不包括在他国领海海底打捞发现的文物。软法性规范中救济规定的不足是国际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仅仅是原则性指导，缺乏强制约束力。实践中的商业回购是最有效、最快速地文物追索方式，但是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太高。对于经济欠发达的文物原属国是不现实的，紧张的财政支出若用于文物回购而不用于国内经济建设，将会引发民众反对职责，面临社会安稳危机；个人也不会斥巨资回购文物。而且如果鼓励商业回购，会造成国外文物拍卖市场的炒作，故意推高拍卖底价，诱发更多文物流失。捐赠方式常是国外文物占有者将文物捐赠给其国籍国政府或个人，而不是捐赠给文物原属国。无偿捐赠形式要求捐赠者有极高的国际社会责任感、民族认同感，，在物欲拜金时代，现实中实例很少。

二、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民间外交途径的优势

民间外交是“通过非官方渠道、非正式途径”开展的对外交往活动ii，是民间层次的外交活动，即非政府行为主体之间进行的对两国关系产生一定影响的交流和活动。以民间外交途径来追索非法流失文物是指在官方外交进行文物返还谈判，签订文物返还双边协议或备忘录的途径之外，以民间力量作为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的对话谈判主体，这是非法流失文物追索方式的创新。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民间外交途径与已有的文物追索方式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

（一）更广泛的主体参与文物追索工作。民间外交参与主体是指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具有自主管理、独立决策权能，不受政府控制干涉的非国家行为体。这冲破了官方外交合法主体单一的禁锢，是外交成为一种对话方式，而不再是政府的垄断职权。民间外交的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协会团体、城市、宗教组织等，这就拓宽了非法流失文物追索的渠道。

（二）更灵活的方式参与文物追索工作。民间外交追索非法流失文物是跳出政治思维，以日常交往方式进行对话交流。民间外交不会有严肃的礼仪管束，开展交流的形式多样，交流成果的形式多元。例如积极开展文化外交，旅游外交、宗教外交等，使国际社会更深入了解文物原属国的历史、文化，使国外民众增强对文物原属国的文化认同。灵活的组织形式，使民间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资源成为活动资源，而不需要大肆动用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极大节约了成本。

（三）更稳定长期地推进文物追索工作。文物追索不是一项短期工作，由于非法流失文物数量不确定、流失文物转移地域不确定、流失文物证据缺失，使文物追索工作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传统官方外交机制追索非法流失文物，易受国际关系变化或国际形势转变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民间外交途径追索非法流失文物旨在通过民间力量主导下的交流对话，逐步构建和提高文化认同，形成一种隐性而持续的观念转变效果。民间外交途径从民众、团体这些基本的政治社会组成要素着手，通过平等交流，使政治社会的成员形成一个共识，即将文物返还文物原属国，使文物获得归属，是保护文物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的最好方式。而民间外交达成的共识，为官方外交、诉讼方式追索非法流失文物创造了积极条件。

三、中国如何利用民间外交途径追索非法流失文物

中国有开展民间外交的传统，具有良好的民间社会基础，对于追索非法流失文物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引导，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中国政府要认识到民间外交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重要性、可行性。重视民间外交活动的机制建设。健全科学、有效可行的民间外交活动制度，是保证追索非法流失文物工作展开的重要制度保证。民间外交形式灵活多样，极易形成松散化组织，为了凝聚更多的民间力量，形成合力，需要建立一套专业的、有组织的工作机制。为了保证民间外交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可由民间外交主体共同参加，形成一个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制度下，民间外交活动主体与文物局、外交部、文化部等机构有紧密的横向联系，政府部门可以将文物非法流失的最新信息和国际形势传达给民间外交主体的联席会议制度。

（二）改善民间外交主体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主体适格合法是主体行为效果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前提。中国在外交上的法律规定仅局限于官方外交，尚未建立规范民间外交的法律法规。这就是个人、团体组织参与外交活动的主体地位受质疑。对于以民间团体组织形式存在的民间外交主体，政府要修改双重管制体制，完善注册登记制度。对于致力于非法流失文物追索的民间组织，政府要为其登记给予政策优待，为其发展和开展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规则和程序。

（三）规划发展民间外交。民间外交途径追索非法流失文物不是“立竿见影”的方式途径，而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长期性、系统性工程。要有步骤、有规划地发展民间外交。从当前着手文物追索的民间外交，是为了日后能有更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返回中国奠定民间社会基础和文化认同。其次是与文物占有国的民间外交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以此为媒介，来搜索中国文物信息。最后在积累了文化认同感后，使民众认识到文物需在文化原属地才能真正实现其文化传承的作用。文物追索民间外交主体与文物保管的个人、博物馆进行协商谈判，使拍卖行不再承接非法流失文物的竞拍事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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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馆藏文物 管理保护 利用 思考

基层博物馆处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最前沿，对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负有科学管理、科学保护、整理研究、公开展出和提供使用的责任。2016年3月4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文物保护，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博物馆作为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展览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加强馆藏文物的管理保护，使之长久地保存下去，留传给子孙后代，并利用这些馆藏文物开展社会教育，造福社会百姓，促进博物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做好文物征集，丰富馆藏内容

博物馆的基本职能是收藏、研究和展示，而文物藏品是博物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馆的社会地位和影响的重要标志。博物馆只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物、资料、标本，才能更好地进行陈列展览和科学研究。目前，许多基层博物馆普遍存在文物藏品质量较低、珍贵精品文物匮乏的问题，难以为社会公众提供精品荟萃、内容丰富、吸引力强的展览陈列。因此，要做好藏品的征集工作，通过征集文物，为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创造良好的基础。

（一）征集重点。为丰富馆藏，基层博物馆应结合实际做好文物藏品的征集工作，确保征集文物、资料、照片的质量。藏品征集的目标要从单一的精品文物扩大到一般文物、近现代文物、革命文物及民族民俗文物，特别是那些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现代及当代重要实物。基层博物馆尤其要做好能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及人物掌故的碑、志、牌匾及资料；以及反映当地百姓在仕、农、工、商、衣、食、住、行、婚、丧、喜、庆等方面民俗文物和反映当地历代名人的文物、实物及资料的征集，以此充实和丰富基层博物馆文物藏品，展示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征集方式。征集馆藏文物是项系统的工程，要鼓励基层博物馆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征集。主要方式：一是捐赠。接受个人、单位捐赠，由博物馆颁发《捐赠证书》或《收藏证书》，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奖励；二是暂存。对于民间收藏者不愿出售和捐赠的文物藏品，可在其自愿的基础上，采用适当支付一定费用，所有权不变的借展方式暂存；三是购买。私人和非管辖系统单位（文物商店、拍卖市场、旧货市场）出售的文物、藏品，可按相关规范和程序购买；四是复制或仿制。对于捐赠、暂存、购买等方式无法获得的文物，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复制或仿制。

二、加强文物管理，保护文化遗产

馆藏文物是博物馆可持续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重要资源和物质基础，博物馆的一切工作都建立在馆藏文物保护的基础上。然而馆藏文物由于其脆弱性、偶发性和不可再生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藏品，需要特殊保护。当前，许多基层博物馆“库房”简陋，加上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员相对比较匮乏，馆藏文物的管理保护现状十分严峻。而加强馆藏文物的管理保护，是我国宪法与法律赋予博物馆的职责。基层博物馆要坚决执行国家的文物法规和法令，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收藏和管理保护好馆藏文物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强化管理和保护工作，使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长久地保存下去。

（一）加强基础工作。基层博物馆最基础性的工作，一是要建立馆藏文物的账目及档案，健全文物登录制度。账目和档案是馆藏文物征集、鉴定、登记、管理、保护、研究、使用等一系列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博物馆各项业务活动的基础和依据，要按照《文物藏品档案规范》和系列文物修复档案记录规范等技术标准，开展馆藏文物建账建档和管理工作。二是要开展博物馆库房环境达标工程，推动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实施，努力改善藏品保管条件。三是要加强馆藏文物安全防护，完善馆藏文物防火设施，控制文物保存环境，把文物存放在较适宜的地方，切实降低馆藏文物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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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 文物保护 文物收藏热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数千年来，先民们用博大精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辉煌。斗转星移，大浪淘沙，在这些历史的不断更替中，遗留下了众多颇具时代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地上地下文物。这些文物都承载着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科技、文化、民俗、资源、生产力等各类信息，是不可再生的人类宝贵的财富。

随着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经济腾飞，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盛世收藏”——各地区文物收藏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文物收藏活动多种多样，方式方法也各有不同。特别是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工农业生产建设用地规模持续增长，更使得田野文物的保护工作面临严峻的考验。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了广大文物保护工作者不得不进行深入思考的新课题。

一、关于“文物收藏热”的思考

新《文物保护法》第五十条明确指出，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下列方式取得的文物：①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②从文物商店购买；③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中购买；④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⑤国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除了以上几点还附加说明，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藏的前款文物可以依法流通。由此可见，新《文物保护法》的颁布，为广大文物收藏单位和私人文物收藏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物收藏热潮，各类文物收藏协会、私人文物博物馆陆续出现，显示了“文物收藏”的勃勃生机。然而，在这大好的文物收藏新形势中，个别地区和偏远山区也同时出现了少数不法分子，他们萌生了利用文物发家致富、爆发横财的梦想，正如在他们中间流传的一句口头禅说道：“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暴发户”，于是有些不法分子置法律于不顾，挺而走险，以身试法，昼伏夜出，展开了盗挖古墓葬和古遗址“寻宝”之路。

笔者认为：立法是执法之本。文物的法律法规是有效实施文物保护管理的基础和保障，也是文物工作者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有力武器。建立健全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对于加强文物保护法制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极大的推动作用。各级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与《文物保护法》相配套的法规、条例和细则，制定出与新形势下相适应的新的文物保护工作的法规、条例、细则，进一步健全加强文物保护的法规体系。

对于当前文物收藏行业炙手可热的现状，相关各级人民政府更应尽早制定出文物收藏品“问源”性质的法律文件，要对文物收藏团体，私人购买或收藏文物时，以法律规定的程序形式做详细的“文物问源”调查，凡是通过盗掘古墓葬、古遗址和破坏不可移动文物所得来的文物，一律坚决拒收，并将情况通报给公安机关和相关的文化部门，对隐情不报，编造虚假文物来源的收藏单位或收藏个人制定相应的法律处罚条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堵截和破灭个别不法分子通过“盗掘挖宝”幻想发财的通道，才能真正促进文物收藏行业依法健康的发展。

二、关于野外文物保护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工农业生产建设以及旅游开发用地占地在逐年增加，一些地区古墓葬古遗址和田野不可移动文物，面临人为的破坏，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新课题。

发展的整体协调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精神实质就是要在强调发展的同时确保各方要素的协调和良性互动。文物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在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工农业生产建设征地占地方面，各级政府的相关各部门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实施创新工作机制，大力宣传和认真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使全民真正做到知法懂法并自觉遵守法律。同时，还需在全面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好“文物保护执法前置”制度，制定相关文件，使“文物保护执法前置”不流于口头形式。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开展野外文物的保护工作：①在土地被征用和占用之前，其生产建设部门必须严格依法向文物部门申请进行文物勘察，在取得相关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后方可占地征用；②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在基本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注重对文物的保护工作，促成二者之间高度的和谐和统一；③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城市的建设工作绝不能以损毁祖先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必须把文物的保护工作放在首位进行统筹规划；④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许多旅游开发可能其初衷就是要利用文物这块“亮点”牌，但必须加强这中间的管理，文物资源开发必须是保护性质的合理利用，只有将保护和利用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人类瑰宝”文物遗产得到永恒持久的传承，泽被今人，惠及后人。

三、关于文物保护管理队伍建设的思考

做好文物保护工作需要有优秀的文物保护队伍作为强有力的支撑，要加快文物保护方面人才的培养，为他们提供创造优越的学习、深造机会和社会实践机会，提高他们在新形势下能够制定有效的文物保护安全预案和驾驭新形势下处理应对文物保护工作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的能力，以便更好的适应新时期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要求。

总之，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新形式下加强文物保护更是践行科学发展的具体表现。加强对文物相关社会现象的观察、完善文物保护法规和建立起优秀的文物保护管理队伍，是促使文物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的可靠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国哲.如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J].大众文艺，2011，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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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旅游;文物古迹资源;一步到位开发方式;分步到位开发方式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0-03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的文物古迹旅游资源应该说是相当丰富。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无疑对更好地实现其本身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中的一些过度开发行为却又严重地影响到了文物古迹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事实上也正是有鉴于此，现阶段在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展开对文物古迹旅游资源开发方式选择的博弈分析也就有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对两种有代表性的文物古迹旅游资源开发方式利弊的简要剖析

尽管实践中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式有许多种，但相对而言，影响大和应用广的却属“一步到位开发方式”和“分步到位开发方式”这两种具体模式。既然如此，在深入剖析文物古迹旅游资源开发方式选择这一问题时，我们就从上述这两种开发方式的分析入手。

1.1 文物古迹旅游资源“一步到位开发方式”的利弊分析

在乡村旅游旅游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一步到位开发方式”主要是指在对文物古迹旅游资源进行资源审查、开发条件论证的基础上，在科学规划文本的指导下而对文物古迹旅游区的项目设置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所进行的一种一次性的投资开发运作方式。实践中，当投资者的资金与技术条件良好、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且同时又能够对市场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时，对乡村的文物古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一般就会倾向于选择这样的一种开发利用方式。

在“一步到位开发方式”下，由于其能借助于科学的规划文本来对景区的开发范围、开发强度、开发内容进行严格的界定与限制，由于其能对相关的保护性项目和开发性项目进行系统的和相对完善的投入，因而实践中其也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相关的文物古迹旅游资源。不仅如此，在“一步到位开发方式”下，由于其采取的是一次性的投资方式，因而实际运作中就又有必要将文物古迹资源的实体与内涵都进行展示；而恰恰是这样的一种行为，无形中就十分有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及其内在价值的充分体现。此外，在“一步到位开发方式”下，由于相关的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及其他方面的制度条款的相对完善，因而又必将会有助于大大地提高景区以后的经营与管理效率。尽管如此，考虑到在“一步到位开发方式”下相关的项目开发资金与技术需要一次性的投入，因而实践中对于相关政府（尤其是乡村政府）与开发商来说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解决自身的资金与技术压力，应该说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对于一些资源级别较高的文物古迹旅游区的开发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

1.2 文物古迹旅游资源“分步到位开发方式”的利弊分析

在乡村旅游旅游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分步到位开发方式”主要是指开发商对于文物古迹旅游区的开发项目采用分步到位、逐步完善的开发方式来进行开发；实践中当投资者受制于自身的资金与技术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同时又不太容易对市场的发展作出准确的预测时，采取这种开发方式往往就能较好地规避投资风险。

相比较而言，在乡村旅游旅游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分步到位开发方式”的主要优点便是开发过程中的资金与技术问题容易得到解决，因而对相关政府与开发商的压力就不会太大。尽管如此，“分步到位开发方式”的不足之处也是相当明显的：在“分步到位开发方式”下，由于相当部分的旅游资源不能完整地展示给旅游消费者、由于许多的旅游配套设施难以及时跟上，因而最终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及内在价值的充分体现，而且也难以真正有效地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旅游景区的经营管理水平；在“分步到位开发方式”下，由于相关的旅游配套设施难以及时跟上、尤其是景区内的相关保护及防污处理设施的欠完善，因而实践中势必又会对文物古迹资源的有效保护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

2.影响乡村文物古迹旅游资源开发方式选择的因素探讨

由于“一步到位开发方式”与“分步到位开发方式”在实践中各有优缺点，因而实际开发过程中，相关开发主体往往就会依据具体情况来灵活地加以选择。从总体上看，文物古迹开发方式的选择在实践中主要会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文物古迹资源的开发理念、文物古迹资源的属性与价值、相关开发主体的资金及技术实力、文物古迹的开放程度以及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投资风险等等。上述的影响因素尽管涉及面较广，但从实际的影响情况来看，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文物类型、文物古迹的开放程度以及所需投放的资金与技术这三大因素对乡村旅游资源中的文物古迹开发方式选择的影响（具体情况见图1）。

在图1中，假设文物的敏感性为坐标轴Z、文物的开放程度为坐标轴X、资金与技术的投放度为坐标轴Y，于是就有三者间的函数关系为：Y=F（x）;X=F(z)。这样以来，这三者间的关系就又可以表述为：文物古迹的类型决定了文物古迹旅游区的最大容量（也即是文物古迹的开放度），而文物古迹的开放程度又决定了文物古迹开放所需要的资金与技术投放；与此同时，资金和技术的投放以及文物的开放程度也对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及完整性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开发风险、开发资金及开发技术拥有度这二大因素对乡村旅游资源中的文物古迹开发方式选择的影响。实践中，当经营者拥有充足的资金与技术，同时市场的开发风险又不大时，其往往就会倾向于加大资金投放力度以便借此最大限度地获得投资收益；反之，实践中当经营者缺乏相应的资金与技术、同时市场的风险又显得比较大时，经营者往往就会减少资金的投放力度并进而借此以规避风险。此外，实践中资金与技术的拥有度还会影响到投资者的开发理念。

3.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文物古迹资源开发方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在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文物古迹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由于“一步到位开发方式”与“分步到位开发方式”在实践中各有优缺点，因而经营者往往就会依据这两种开发方式的具体的投资收益状况来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在这里，由于不存在其他博弈方的决策及行为选择的作用与反作用，因此，这种博弈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单人博弈模式，属于实践中的最优化问题（也即是获得了经营权的经营者如何去进行决策的问题）。

3.1 乡村文物古迹旅游区经营者开发方式选择的博弈模型的构建

3.1.1 博弈模型的行为主体与相关参数分析

在这种比较典型的单人博弈模式中，博弈的行为主体应是获得了文物古迹资源经营权的经营者（由于文物古迹旅游区是实行管理式经营还是转让式经营将会产生不同的经营主体，因此，实践中获得经营权的主体便可以是地方政府、非利润组织以及旅游开发商等），博弈中的战略决策选择为“一步到位开发”与“分步到位开发”，博弈中参与人的支付为“一步到位开发”的所得收益与“分步到位开发”的所得收益（由于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实践中任何一种开发方式就都会面临着一定的开发失败的风险；相比较而言，采取“一步到位”的经营方式的经营者如果开发失败的话，将会比采取“分步到位”开发方式的经营者损失更大）。

3.1.2 博弈模型中支付矩阵分析

在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文物古迹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假设“一步到位开发方式”的开发收益为X：X=A-B（其中，A为一步到位开发方式的所得收益，其主要包括开发过程中的直接收益、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因保护资源而产生的长期收益以及方便日后管理所节省的开支等；B为一步到位开发方式的具体支出，其主要包括相关的投资成本、筹资成本以及为延长文物古迹使用寿命所投入的日常维修保养成本等），“分步到位开发方式”的开发收益为Y：Y=C-D（其中，C为分步到位的收入，其主要包括项目的直接收入和其他方面的收入；D为分步到位开发的支出，具体包括在开发过程中所造成的资源破坏成本、由于相关设施不完善而造成的日后经营管理的支付成本以及由于资源未充分利用而造成的损失）；而文物古迹的开发风险或说是开发失败率则分别为-B和-D（-B为一步到位开发背景下的开发所造成的投资成本，-D为分步到位开发背景下的开发所造成的投资成本）。“一步到位开发方式”与“分步到位开发方式”的具体得益矩阵见表1。

由表1中可以得知，在这种博弈模式下，开发商与市场无形中构成了两个博弈方；开发者有一步到位和分步到位这两种开发策略可供选择，同样其相关收益也出现两种情况。矩阵中的4个元素分别代表开发者在4种可能的情况下具体收益（成功收益与失败损失的值）。

不仅如此，上述的“一步到位开发方式”与“分步到位开发方式”的具体得益矩阵还可以用拓展形法来进行更清晰的了解（如图2）。在图2中，第一个信息集为博弈0，也即是市场的选择节点。由于博弈方1（经营者）在决策时无法准确地了解市场的选择与需求，因而尽管市场的选择道路涉及两条路径并分别达到两个不同的节点，但博弈方1仍然只有一个信息集（也即是意味着只要作出一个选择）；只是在这里，博弈方1的两种策略却会对应着四种结果（也即是对应开发风险所对应的四种策略）。

图2 开发方式扩展形

结合图2中的相关情况，我们不难得到开发者一步到位时开发商所应获得的期望收益为：（A-B）×k＋(-B)×(1-k)=A×k-B×k-B+B×k=A×a-B；而开发者分步到位时开发商所应获得的期望收益为：（C-D）×k＋(-D)×(1-k)=C×k-D×k-D+D×k=C×k-D。由于实践中各经营者会倾向于选择能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战略，因而当一步到位开发的期望收益大于分步到位开发所获得的收益时（也即是：A×a-BC×a -D），开发者往往就会选择一步到位的经营方式。这时又有：（A-C）×a（B-D），a（B-D）/A-C。显然，当开发商的成功率大于（B-D）/A-C时，开发商一般就倾向于选择一步到位的开发方式；反之，开发商就会倾向于选择分步到位的开放策略。考虑到一步到位开发与分步到位开发均与市场的开发成功率息息相关，而开发的成功率又与一步到位开发及分步到位开发的收入之差（A-C）、一步到位开发成本与分步到位开发成本之差（B-D）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就又不难得出如下的几点结论：一是文物古迹开发的成功率越高，那么开发者选择一步到位开发方式的可能性也会越大；二是如果一步到位的开发方式所得之收益比分步到位开发所得之收益越高，那么开发者选择一步到位开发方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三是如果一步到位开发方式的支付成本比分步步到位开发方式所支付的相关成本高出许多；那么开发商选择分步开发方式的可能性也就会越大。

3.2 文物古迹开发方式战略选择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激励

根据上述的博弈分析结果不难发现，实践中开发商在选择自己的开发方式时一般会受到开发成功率、一步到位所得收入与分步到位所得收入之差、一步到位所支出成本与分步到位所支出成本之差等因素的影响；既然如此，实践中在开发方式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激励的实施方面也就应充分考虑到上述各因素的综合影响。具体说来，对于那些能够一步到位开发的景区，采取一步到位的开发方式相对于分步到位的开发方式就应是更有利于文物古迹资源的保护及有效地利用的；而对于那些因技术或资金等方面的原因无法满足对整个文物古迹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和保护的，采取分步开发的运作方式就不惜为一种更明智的选择。

考虑到一步到位的开发方式对技术、资金及管理等方面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为有利于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实践中充分抓好如下两方面的工作是有相当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一是经营者必须要加强开发条件的论证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降低开发风险。为此，一方面开发商应切实做好包括投资环境、客源市场、区域旅游产品竞争力等方面的论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文物古迹旅游开发的规划质量；另一方面还必须要注重文物古迹旅游产品开发的地方性和特色性，在尽可能地完善相关旅游配套设施和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的同时，突出对文物古迹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休闲娱乐功能的完善以及整体旅游环境的塑造。二是要强化政府对文物古迹旅游资源开发的监督管理职能，确保一步到位开发目标的有效实现。为此，政府一方面应加强对文物古迹旅游资源开发方案的审查监督，建立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标准及有效的奖惩制度；另一方面则应适当增加文物古迹开发者的经营转让时限，切实提高旅游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同时，政府还应通过提供诸如贷款担保、分期支付经营权转让款、提供技术支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来进一步地降低一步到位开发商的开发成本，并最终培育起一种有效的一步到位的开发偏好与开发预期。

与一步到位的开发方式有别，分步到位的开发方式除了应做好与一步到位开发相关的市场论证、旅游开发质量把关以及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外，政府还应下大力气加强对景区建设项目的管理及审批。由于受资金及经营者自利特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分步到位的开发方式下，开发者往往倾向于选择将投资的重点放在能给自己带来较高收益的项目开发上；相反，对那些暂时与自身的获利无关或是关系不大、甚至在短期内表面上看还会带来些不利影响的项目（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项目）则往往投资积极性不高、甚至是不加理会；为此，在文物古迹旅游项目的审批及开发建设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就一定要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和对此类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定其保护性的标准。事实上，也只有如此，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开发才能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BJY137）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杜江.旅游管理硕士论文文库（2004）［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

［2］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

［3］徐嵩龄.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管理体制改革［J］.管理世界，2003,（6）：45-51.

［4］张进福.经营权出让中的景区类型与经营主体分析［J］.旅游学刊，2004,（1）：22-26.

［5］史晓玲.探析景区产品的市场化问题［J］.旅游学刊，2003,（6）：75-79.

篇8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正文】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外围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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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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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新招

“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可从以下方面实施。

首先，将以众筹的方式实现文物的修复。以文物建筑传统村落为例，一般而言，传统村落的修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互联网众筹的方式不仅能够缓解修缮的资金压力，而且聚集了金融、文化、政策、农业、保护、建筑、生态和互联网等多领域的专家，还可以吸引一批驻村创客。他们作为村落的“股东”，积极参与各项专家测绘、设计研发、村民培训等一系列行动，并通过社交网络将其宣传出去，让古村落焕发出新生机。

其次，博物馆的数字化。毫无疑问，博物馆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文物的场所，而数字博物馆则是互联网与传统博物馆的“联姻”，是博物馆职能的延伸和拓展。将文物“搬”入数字博物馆，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人流压力，避免观赏引起的文物磨损，而且能通过与古建筑、文物藏品亲密交互为游客带来比参观实物更丰富有趣的观赏体验。在数字博物馆中，文物可以通过标签来向参观者“自我介绍”。越来越多的实体展馆、展厅利用数字技术为文物制作了属于它们自己的二维码标识。只要用手机轻轻一扫二维码标签，文物的历史变迁和相关知识就会显示在手机里。有了这位“数字讲解员”，参观者不仅不再需要导游现场解说，而且还可以把文物的历史故事带回家慢慢欣赏和分享。

最后，用互联网的方式进行推广和宣传。要使文物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不能仅靠传统说教。例如，在视频网站获百万点击量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引导观念的成功范例。通过观看纪录片，观众认识了文物修复师这个群体，也对文物有了更多直接、感性的认知，而这无疑会在更大程度上让更多人加入到文物保护的行列。更多人对文物感兴趣，文物保护的前景将会更加光明。此外，《经济》杂志《地平线》系列报道中，对文物修复师的深入访谈经过经济网和官方微信的传播也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互联网”并非简单叠加

可以看出，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科技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文物保护的管理运营、公众服务、陈列展示、藏品保管、安全保卫等工作都因为网络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是数字敦煌、数字颐和园等资源库，还是通过文物的三维数据扫描和结构分析等建立的文物信息采集大数据；无论是网上数字博物馆的建立，还是博物馆微博、APP、微信公众号等的创建；无论是网上预约订票系统，还是物联网框架下从藏品保存环境到观众参观的动态监测等，都是博物馆紧密联系社会，不断走向大众，满足观众需求的举措。

但是“互联网+”的展示思路，并不仅仅意味着拍一部陈列展览的宣传片或者开启一个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而是让博物馆通过科技支撑更好地开启社会服务的技术路径。因此，与其说是“互联网+博物馆”不如说是“博物馆+互联网”，或者是将互联网的管理模式和思维方式融入博物馆的各个岗位。

具体该如何实施？国家文物局科技司的李娟向《经济》记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是网络化。基层博物馆尤其是市县级博物馆，首先应做好博物馆及其相关内容的网络化，应该有自己的网站或者APP等对外宣传平台，让观众在网络上能看到博物馆的主要陈列、对外开放时间等基本信息和博物馆开展的各项活动。综合性博物馆应该承担起展示当地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祠堂的作用，将市（县）域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博管理机构、当地优秀历史文化以及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情况告知受众。

其次是数字化。中大型博物馆，省、市级博物馆或者专题类博物馆，应该做好博物馆管理、建筑、陈列、藏品的数字化工作。在藏品管理方面，可以在可移动文物数据库建设和可移动文物普查电子数据基础上开发符合自身特点的藏品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博物馆陈列展示方面，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关注、二维码语音导览、文物三维数字展示、AR全景虚拟展示等方式，达到陈列展览趣味性与科技性的结合。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壁画、帝王陵墓等专题类博物馆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图像技术，对文化遗产的原貌进行图像、视频、音频等数字化复原展示。李娟表示，她在参观部分博物馆时发现，二维码扫描的语音导览方式多为年轻人所青睐，但有的博物馆与公司合作设计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却是设计公司的公众号而非博物馆的公众号，这就没有起到长期宣传博物馆的效果。

最后是智能化。省级博物馆或者有条件的博物馆，应该在已有网络化、数字化的基础上，运用物联网技术，利用二维码、RFID、GPS、GIS技术等科技手段，实现博物馆库房与展厅、博物馆观众与工作人员、人与物之间的智能化管理，构建智慧博物馆体系。如由秦始皇陵博物院牵头实施的“博物馆公共安全管理与服务物联网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是目前国家科技惠民计划中唯一一个支持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项目，它将通过网络通讯技术、传感器技术、视频采集技术、云计算技术、数据库技术、大数据聚合技术、图像识别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混合定位技术等技术与服务的应用，搭建陕西智慧文博云平台，研发出集文物保存环境监测子系统、文物本体监测子系统、文物及资产管理子系统、人员行为管理子系统、观众导览服务子系统于一体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综合应用系统。

打开新思路

“互联网+”不仅可以应用在博物馆，更能以小见大，将其作用发挥在更广阔的领域。全国首家“互联网+智慧景区”龙门石窟就是一例。

龙门石窟是我国首家推行“互联网+”的旅游景区，从购票到检票、参观，景区各项旅游服务都实现了网上网下互动。《经济》记者电话采访了龙门石窟的景区工作人员王栋，他介绍道，2016年是龙门景区与“互联网+”牵手后迎来的第一个年头，景点运作至今，口碑良好。“在各个洞窟景点前，游客不仅可以通过手机享受优质的导游讲解服务，还可以在手机上查看3D图像，洞窟内的角角落落尽收眼底，给游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听旅游盛宴。”王栋表示，用手机扫一下景区中的二维码，就可以听到很多历史故事，既不需要让游客挤在导游四周，也让景区免受了嘈杂之苦。

可以看出，龙门石窟作为传统历史文化景区，通过与互联网融合，运用现代科技信息手段，“活化”洛阳历史，为游客带来全新旅游体验，符合新常态旅游产业发展规律。此外，它以“互联网+”为契机，在内部管理、业务流程再造、产业运营等方面实现了质的提升，拉长了旅游链条，塑造了全新的品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