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篇2

一、手工绘图依旧是取得考古现场第一手资料的基本方法

我国20至21世纪的考古工作与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表明，迄今为止，我国考古绘图主要依赖手工完成。不仅贯穿于考古发掘的全过程，也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从我国考古学建立之初，传统手工绘图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不仅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时期，全部考古图录主要靠专业工作者手绘完成：“要亲自动手，文物一旦露头，……必须完成当天的考古记录”，即使在考古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考古绘图工作已经加入了新的技术因素，大量在现场依照实况和器物实体手工绘出的图纸，作为现场采集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临摹、修改、复制、打印等后续而成的二手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在摄像与电子技术高度应用于考古学领域的今天，人工对遗址现场的全景、地层、地形、遗迹及其分布的实测与绘图，仍是保留现场信息的必要步骤，方格网等方法依旧被作为最基本的测量和绘图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遗址和器物的原貌。现场示意图、剖面图是考古遗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骤。以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为例，所做的大量对遗迹的结构、分布、地层堆积、坑底细部情况绘制的平剖面图不仅是对现场的第一手记录，也是后续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对结构复杂的各墓葬、窑址等清晰的绘图，是动态发掘过程中不可遗漏的重要证据。对其深浅层位进行精确的测绘，明确遗物的出土位置、叠压关系，对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证，具有极重要的证明意义。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场合，现场绘图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绘图不断运用于考古新领域。2010年“南澳I号”的沉船船体和文物发掘中，绘图工作是在水下数十米深处与现场发掘同步进行，现场对考察“南澳I号”复杂的遗址堆积状况的记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学界揭示南澳岛水下的遗址群的概貌、探讨南澳岛作为海上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义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传统考古绘图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少数匆忙开发的遗址，由于缺乏专业绘图理念，未能遵循正确的绘图原则，往往造成第一手绘图资料的缺失。如某些遗址的发掘，由于忽略了现场绘图记录，不仅缺乏宝贵的现场记录资料，也为后续的叠压关系研究、器物鉴定、排序与研究造成困难。

绘图软件的大量应用，一方面带来绘图工作的便捷和细致，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即便没有绘画能力，各种软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绘图工作。这导致传统绘图方法被忽略，手工绘图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应由专门人员完成的原始资料图由技术工人，将绘图视为现场的简单记录。

问题的出现是考古工作中对绘图工作的理解出现误差。事实上，考古绘图并不是单纯图录备用，而是将现场复杂信息整理、筛选和保存的过程。特别是对地下遗物多、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的遗址，准确保留第一现场的必要信息，将叠压的复杂关系正确传递给后续研究，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完成的。

我国长期考古工作的经验表明，传统手工绘图无法取代。它不仅贯穿于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并且会在21世纪的考古发掘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使考古绘图有着广阔的发展领域。在承担野外调查、现场发掘任务之外，考古绘图贯穿于器物整理、考古报告、现场复原全过程，并且正在不断深入影响考古学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遗址报告中，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绘图也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梳理和陈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几乎所有的考古学报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图录，阐述考古过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发掘特征，提出新的观点。武汉考古所等为盘龙城宋窑与商墓遗迹所做的大量清晰绘图，清晰地表明了黄陂盘龙复杂的多层文化，为学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的附图包括遗址示意图、探方图、地层堆积剖面图、各个时期的器物图、纹饰图等数百幅。而记录600座楚墓，反映东周文化的考古报告《江陵九店东周墓》，正是其图绘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学界的批评。

器物的修复整理，往往需要对原物预先绘图，特别是对彩绘器物的修复，必须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详细记录描述器物各个部位的彩绘颜色、范围和保存状况”，“采用多种颜色进行绘制，详细记录描述每层彩绘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在对秦俑一号坑新发现的断裂数块的彩绘陶俑进行抢救性处理前进行的保存原样的绘图，就是修复器物的规范做法。

图文并茂是考古学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苏秉琦以北首岭出土双唇口、壶罐形口与姜寨壶罐形口的比较图提出关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论点，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述论》，以数十幅历代城池遗址图、地形图论述中国都城考古的发展成就，都显示了我国考古学家图文并长的研究功力。

篇3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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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篇4

关键词：阐释性呈现；考古电视新闻报道；价值解析

作者简介：张殿元，男，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73-05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创造。我们的先祖们曾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它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但正像培根所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在考古知识的多种传播途径中，电视媒体成为最受公众欢迎、接收考古知识和信息最多的渠道。近年来，文物考古方面的新闻报道颇为引人关注，2000年至今，就有十多场考古类电视新闻直播和数百项考古新闻报道。然而在越来越热的考古报道背后，考古工作者对电视媒介的认识和电视工作者对考古项目的了解都还非常不足，一些好的考古项目苦于找不到出口，没有好的宣传和普及。一些被重点宣传的考古项目，因受到报道者对考古项目了解的局限，没有做到最充分的解读和表达。如何借助电视媒体报道考古项目、传播考古知识，不仅是考古工作者也是电视新闻人迫切需要的，更是受众所期待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就已提出“公众考古学”这一概念，旨在将考古学大众化，使大众理解、支持、参与考古和遗产保护活动，并做出了相应的尝试，比如建街边博物馆，文物修复透明化，创办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期刊等。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也有如《故宫》、《中国博物馆》等精品，但更多的是像《鉴宝》这样的节目，娱乐性尚可，但严重缺乏内涵。如何借助电视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广播电视艺术学、传播学和考古学的架构中，思考考古学大众化的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普及和提高：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呈现

电视出现之前人们对考古的了解主要通过对纸质媒体的阅读以及民间的口耳传播获得的，这种信息的传达由于受到人们文化素养和媒介自身的局限，在考古大众化的过程中影响仅限于少部分人当中。电视的出现是传媒史上的重大事件，多种传播符号的聚合让最大多数人卷入到了电视传播构成的世界里，即便是像考古这样并非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节目也在电视的放大效应下不断走进千家万户。经过多年的节目设计，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包括考古节目在内的文化类传媒产品成了各电视机构开发的热点。

当下电视对考古学及考古活动的传播从题材上看包括三种类型，一类是传播国家有关考古方面的重大研究项目，如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在这些科学研究项目中考古发掘工作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观众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关心，这让考古类节目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多次播放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片子，收视率很高；第二类是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级电视台，经常播发各地考古发掘的收获，甚至搞考古工地现场直播。如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河南林州东周墓的发掘，湖北枣阳战国墓的发掘，江苏泗阳汉墓的发掘，还有水下考古的报道等等；第三类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的报道。大的诸如长江三峡工地、黄河小浪底水库工地、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小的如老城区改造等。由于这些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古物发现和发掘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有的就发生在现实生活里，因此在民间的影响也非常大。

近年来出现的比较多的有关考古发现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的专题节目，在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古老文明的关注度的同时，也对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发掘的报道，文物单位直接同基建部门、老百姓打交道，利用考古发掘现场讲解文物知识和公民的行为规范，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此外，电视机构的大量考古信息的传播，也直接影响了老百姓对文物的价值判断，并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意识，强化了文物是国家民族公共财产的心理，改变了处理文物的态度，最后让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保护历史文物。文物保护宣传抑或电视新闻的考古报道，专业性强，而我们面对的主要宣传对象是基层的百姓，知识鸿沟以及兴趣上的障碍很明显。电视媒体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响人、教育人，如何将文物保护的宣传民生化，在贴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是电视媒体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好看和时效：电视新闻报道与考古大众化的价值错位

考古报道热产生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但考古学和电视新闻报道的特点，也决定了电视新闻报道和考古工作之间存在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电视首先要好看，考古的判断关键是价值，好看的未必有价值，而有价值的常常又不好看；新闻传播要求快，再重大的考古项目错过了宣传的时机就不再是新闻；考古研究要求严谨，新发现之初，往往不希望新闻报道，因为在大多数考古学者的意识中，考古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学者潜心去努力，只有尽可能摒弃杂念，才会从考古第一手的资料中读懂或者接受比较完整的古代信息，更何况轻易下结论有出错的风险。具体而言，目前中国电视考古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视作为一种理解模式无法深入解析考古活动

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它的诞生是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关于远古神话、传说的想象和思辨加以匡正的结果。相对于考古挖掘的器物而言，对考古器物的解析更重要。对考古发现的理解模式是多元的，相对的，可选择的，但并非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好的理解模式能够把更多的考古证据联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广泛地解释人的社会活动过程。考古学理论的进步不仅表现在证据的积累，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解模式，把尽可能多的已知证据联系起来，对已知的和未知的过去事件，提出更有说服力、覆盖范围更为普遍的解释。

理解模式有许多种，如考古学、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等等，新闻传媒既可以再现这些理解模式，同时也是对考古的一种新的理解模式，但这种理解模式容易重蹈“镜像论”的误区。电视对考古的报道严格遵循真实性的原则，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考古活动的全过程，这种记录性质的报道体现出来的文化进化的主要证据，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艺技术的改良和进步，但这些证据充其量只是证明了物质文化的进步，在社会组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信仰体系等“观念文化”的层面，史前时代是否比以后的时代更简单、更低级、更落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解释文化遗物的更科学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遗物本身。

考古报道的复杂性体现在通过器物思考史前人们的思维方式，而史前人的思维并不是简单地对包括器物在内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其一；其二是史学家对考古发现的思考，也是结合了自己的史学理论能动化地解释眼前的器物及其所代表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电视在报道考古发现的时候，往往找个别的专家和学者就自己的研究来向大众讲解发掘的器物所代表的古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其三，不管有多少机位，电视对考古挖掘的再现都是有选择的，这种用镜头对考古事件所做的选择性报道，无法还原考古事件的本来面目，演播室的专家更无法依次来完整解析古人的思想观念等深层的内容。

（二）考古电视新闻报道无法反映“过程考古学”的实质

面对考古发掘出来的遗物，即使我们知道了它们的文化特征和类型，也常有“见物不见人”的感慨，要真正做到“透物见人”，就必须借助考古学以外的学科的知识，赋予考古遗物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这样它们就不再只是物质文化的载体，而且与上古史记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等事件相对应，重现史前各部落集团的生活和历史。而电视的考古新闻报道多半都是以少于2分钟的短消息的形式出现的，记者将复杂的考古活动用10几个镜头记录并报道出来，观众只是通过这些镜头了解了一个简单的新闻事件，那些硬邦邦的器物所代表的也只是一段已经“死去”的历史，有关那段历史的丰富意义无法在大众的眼中呈现。

“新考古学”强调研究人类活动的过程，也被称为“过程考古学”。它通过考察各地、各种族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过程，做出跨文化的概括。对考古证据的科学解释更加重视文化遗物的社会意义，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观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个片段，社会模式把一个个片段联系在一起，使它们重现过去人类活动的过程，使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读。而串联起一个个片段的社会模式无法从简单的一次考古活动中概括出来，需要一个超越时空的宏观观照，但考古新闻报道并不是基于考古学的原则生产出来的，它不会考虑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考古发现的内在联系，这种零碎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割断了作为“过程的”考古学。

（三）考古电视新闻报道容易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在普通大众的眼里，考古挖掘的报道不过是一个新闻事件而已，但在当地政府的眼里，考古挖掘特别是可能与历史名人扯上关系的考古挖掘就成了一件关涉到旅游和财政收入的大事件。这样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相关的政府部门、有关的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社会舆论都牵涉其中，进行有关历史名人归属的大辩论。新闻媒体本来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应该有自己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判断，但是当事件本身成为一个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时，媒体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大肆进行报道炒作，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赚取广告收益，这时候的电视机构也便成了博弈的一方了。媒体的主动介入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出来发声，以至于事件越闹越大，作为事件的推波助澜的媒体最终让自己站在了事件的风口浪尖上，成为被利益集团利用的工具。2009年关于曹操墓的考古挖掘的新闻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9年12月27日，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联播》报道了河南安阳地区考古挖掘的“疑似曹操墓”。但当晚《新闻联播》与第二天CCTV-4的跟踪报道称，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会，专家宣布在河南安阳发现的西高穴墓地，其墓主人已经确认为曹操。毗邻安阳的河北邯郸，人所共知是曹操邺城所在，曹魏文化源远流长.却眼见着曹操墓现身河南，颇有些不平静，除了质疑河南方面外，也宣称曹操墓可能在邯郸一带。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据说也不排除开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严肃的考古成果，不期引来大讨论，掀起大波澜，着实让河南方面有些手忙脚乱。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强调此次考古的专业、科学和审慎，其遭遇的网络阻击就越强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方面组织文物专家集中答疑释惑，试图将口水仗平息在2009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网民乃至社会公众的疑问，并没有因为专家措辞简练的几条意见而消失。后来，国内某著名高校拟启动现代DNA基因调查技术，专辟科研课题，寻曹氏后人比对遗传信息，参与遗骨甄别，寻求新的信息支撑。在这场旋风中，一些利益集团包括少数专家学者不失时机地利用先验的“学养”信息优势，利用手中控制的不对称信息资源很“内行”地炒作自我，操弄话语权，成为眼球经济时代的名利双收者[1]。

此种情况下，受众与电视传媒或许反被舆论所牵引，成为睁眼瞎，不知不觉中为人作嫁而提供免费论坛和广告。事实上，面临复杂的事件，电视媒体只是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还不够，有时还需多一份审慎的保留，要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使新闻报道更具可操作性、调控性和纠偏性，把握舆论导向的主导权。否则，盲目抢位，向受众兜售本质上并不客观的新闻，必然损耗媒体的公信力。

三、阐释和责任：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回归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众考古学开始成为考古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的出现既是适应考古学大众化趋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进入21世纪，公众考古学的发展更加迅猛，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强大，我国考古学的大众传播近年来也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现代传媒在促进考古学大众化的过程中虽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或多或少带有金钱化、庸俗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大众，使大众对考古学的认识与猎奇、探险等联系起来，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考古学的社会作用等等。虽然有CCTV的“探索”、“走进科学”、“国宝档案”等专业考古栏目的设置，在大众中享有较高的收视率，但作为普及范围最大的电视传媒领域，仍缺乏精品，大多数考古类的节目多流于形式而失去了节目的真正价值。要将公众考古学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仍需一段时间，但中国考古学家已开始凭着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迈出了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步伐，相关科普类读物相继面世，考古学家也开始与传媒合作，而时下考古电视报道的策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

（一）超越电视考古报道的技术逻辑，解释比描述更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文化遗物，来认识人类过去的历史。在史前时代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活动遗留在地下或洞穴里的器具或痕迹是我们现在唯一可知的证据。考古学在创立时的主要任务是寻找这些证据，重现史前时代的事件。通过考古证据的积累，可以对越来越大的范围和越来越长的时间中的原始文化做出越来越普遍的判断。随着技术的进步，考古挖掘和考古发现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少，现代的考古技术和仪器，让被发掘的遗物的数量不断增长。

但是，考古学的目标是对过去的事实和事件做出解释，而不单纯是对过去的描述。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原始文化的要素，如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仪式活动、社会层次和价值系统等，需要通过对原始社会中的人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考察，才能被认识或理解。考古学发掘的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主要与物质文化相关，但这些无生命的物件不足以揭示原始人群的意识和行为模式。

电视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全方位记录的现场感是任何其他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但与纸质媒体相比，影像无法进行思辨和逻辑演绎，电视代表的是肯定文化，而纸媒代表的否定文化。当我们要对考古的过程做全面描述的时候，电视的优点就可以发挥作用了，但我们要对考古发现做进一步解释的时候，电视的缺点就表现出来了。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利用电视节目制作积累的经验和提供的平台，尽可能超越电视的技术限制，通过专家解读和电视深度报道的形式对考古发现做更精细深入的阐释。

（二）避免零散报道造成的历史隔断，利用考古新闻宣扬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融合，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自上古时代起，就生活着众多不同的部落，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这些部落之间的征战、联姻、合作，慢慢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完整格局。电视考古报道特别是那些篇幅较长的考古电视直播报道，应该在具体的某一地区的考古报道中，利用专家的讲解将这一地区的文化和其他地区的关联讲清楚，让广大的电视观众科学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不要让观众看了这些报道后，产生“非我族类，与我无关”的想法。

能够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史的考古理论包括“上古三大集团”理论和“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学者徐旭生在分析先秦时期传说的史料基础上，得出结论：“我国古代的部落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这三个集团相遇以后，开始互相争斗，此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将来的汉族”[2]（P3-4）。苏秉琦根据中国各区域发现的史前遗址的器物的整理、分类和概括，把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分为六个区系：以燕山北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以洞庭湖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中的三个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三个属于环太平洋文化圈[3]（P120，69）。这两个理论的结论是等值的，两者相互对应，相互参证。“上古三大集团”的理论使我们见到了不同类型文化遗物的属主，他们是一些部落集团。仰韶文化是华夏集团的创造，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属于东夷集团，而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苗蛮集团的势力范围，龙山文化和后来的中原龙山是混合华夏和东夷文化的文化类型。考古学家严文明说，这六个文化区的关系好似“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个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它与古史传说中各个部落集团经常迁移、相互交往乃至发生战争的记述是相呼应的。”[4]（P258）

对考古发掘的器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模式，如果是专家学者私下的个人研究，很难分出这些模式的高下优劣。但是，当这些考古的研究通过电视媒体被放大到观众面前时，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传媒呈现看成是精英考古学和大众考古学区别的话，那大众考古学理解模式的好坏就应该在通俗之外秉承文化传承和能否发挥教育功能的标准，前面的两大理论就是符合这种标准的理解模式。目前中国的电视考古报道还缺少这样的大局观，在以后的节目策划特别是直播节目找嘉宾学者时，应该遵循这样的选择标准。

（三）强化电视考古报道节目的文本意识，新闻生产要对历史负责

新闻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即今天的新闻将是50年后的历史，因此，新闻人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当新闻对现实的记录涉及考古之类的历史命题时，这种使命感就更强烈了。

我们知道，对于考古学而言，实物本身并不是经验，它们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能成为经验证据。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对于我们的经验有着同等重要性。但是，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这两种经验都不是独立于命题的，在此意义上，两者又都是“文本”。当今的“解释考古学”认为，考古发现的遗物和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文本”。文本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文本的语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融合的“视域”。从“视域融合”的观点看，史前的遗物不仅是那时候人的思想活动的产物，而且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环境或“生活世界”的理解，他们的理解既是对过去的解释，也被他们之后的人们所解释。理解活动代代相传，每一时代的解释都不能离开相传至今的过去的解释，现在进行的解释也向未来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报道的考古也是一种可供考古研究的文本。一方面，电视考古报道对考古挖掘过程进行全方位记录，强烈的现场感真实完整地呈现古人的生活场景，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将来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别是那些超大型的古迹，无法挖掘出来在博物馆保存，研究者不便于经常光顾考古现场，电视记录的影像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考古现场直播中专家的讲解和电视人查阅大量资料编辑制作的节目都是对考古发现的一种理解，这种对器物和历史的解读也必将被后人所再次或多次解读。同样是文本，前者是对古人生活的记录，要对历史负责；后者是今人对古人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未来开放的，要对后人负责。

参考文献：

[1] 张君安，汪开海.论新闻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曹墓考古引发众声喧哗的启示[J].新闻前哨，2010，（4）.

[2] 徐旭生.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篇5

关键词:福柯 理性 主体

在法国旺多佛尔小公墓里有一座朴实的墓碑,上面刻着“保罗-米歇儿・福柯,法兰西学院教授,1926～1984”。保罗-米歇儿・福柯是谁?仰望20世纪思想的星空,群星闪烁,灿烂夺目。但我们一眼就能发现一颗极其闪亮的星星,那就是米歇儿・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是当代一位引人注目的思想家,被称为是萨特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福柯这个名字已经是我们在涉及20世纪西方文明、思想、学术等方面时不能不提到的名字。他对于整个法国和当代西方思想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当代各种思想流派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各门学科,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可以避开他的思想光芒的照射。就像美国著名学者克利兹曼所说:“福柯之死在法国知识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像他那样对历史学、哲学、文学和文学理论、社会科学乃至医学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①甚至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宣布:这个世纪将被称作“福柯时代”。

福柯是一位反传统和反西方正统文明的思想家,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始终不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归属于任何一个流派,甚至拒绝给他的思想标上一个特定的标签。然而,他毕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模式及其方法论,甚至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所以,人们往往将他列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甚至被奉为后现代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福柯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批判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福柯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另外,在他看来,西方传统思想体系致力于抹杀各种差异,建立一种整体历史、统一的世界观、统一的价值体系和统一的文明。这种思想体系在哲学上有两种互补的方面:一方面把人的意识当做一切历史发展和一切行动的原初主体,另一方面是把历史说成是连续性的进步。因而,福柯的历史哲学主要批判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包括对历史理性、历史主体、历史总体化和连续性即线性进步的否定。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反对理性权威

福柯把现代性分成两个时期:(1)古典时期(1660年～1800年);(2)现代时期(1800年～1950年)。在古典时期,一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类的方式开始形成,并且在现代时期达到高峰。恩格斯对这种现代性特征有过一段经典式描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理性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标志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此,理性作为历史隐蔽的“元力量”被一切文化学者所服从。

福柯认为现性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古典时期,人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它试图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重建社会秩序。18世纪以来,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被整合到现代话语实践的帝国之中。启蒙的任务就是伸展“理性的政治力量”,并且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福柯揭开了现代性的假面具。原来,理性求真的精神将会带来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信条,其实名不副实,它不过是异于前现代社会的另一种传统制度罢了。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通过对疯癫现象进行考古学研究,揭示了在西方社会中疯癫是如何被历史地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进而被打入冷宫。他首先发现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656年之间的某种历史中断。在1656年之前,西方社会和文化尚能接受疯癫现象,但是当1656年巴黎“综合医院”诞生时,疯癫现象完全被作为异己和“非理性的危险”而被排斥。由此,反对和压抑癫狂现象的话语结构和社会制度同时被建立起来。古典的和现代的话语实践中,心智健全与精神病、正常与反常之间的界限首先被确立起来。理性通过排斥、拒绝、禁闭、阻碍、隐藏等非理性方式给理性与非理性划界,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理性就是这样通过这种否定性的机制成功地实现了对非理性的控制。

否定历史主体

主体和理性都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发明,正如现代科学取代了宗教一样,理性个体取代了上帝。现代概念无论是科学的、政治的还是历史的都是随着主体的定位而得到定位的。因此,消灭主体同时也是消灭了与它相联系的所有现代观念。可以说,主体成了对现代性进行总批判的一个工具。福柯以现代性的反对者面目出现,他继尼采喊出“上帝之死”之后,宣布了“人之死”。

在《词与物》中,福柯着手对现代人文科学进行考古学分析。他研究了现代人文科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定的话语结构和规则,详细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内在规则、前提和规范程序。特别是,他分析出“人”是随着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兴盛而诞生的。简言之,“人”是现代时期推论出来的产物。具体来说,随着古典时期表现模式的解体,人类第一次不仅成为求知的主体,而且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不过从一开始,“人”这个概念就十分矛盾,它身兼两职,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被经验科学研究的对象,即它是“构成者与被构成者”的混合体。但是,随着20世纪的到来,各种新科学相继问世,诸如“精神分析理论”、“语言学”和“人种学”等,使得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岌岌可危,主体不再是认识和主宰对象的出发点,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因而“人”也就随之死亡。

质疑线性进步观

现代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在时间纬度上逐渐积累式的进步,它一劳永逸地抛弃了倒退的、停滞的观念,树立起乐观主义。福柯对这种传统的历史线性进步观进行了批判的质疑。线性进步观是假定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是不断进步的,理性历史的自我转换就像生物学家构想种类历史的进步一样,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是辩证地向前推动的。福柯强调这种幻想“不是科学这样说,而是科学史这样说,此外,我并不是说人性不进步,我想说的是,提出诸如‘我们是如何进步的?’这类问题是一种坏方法。问题是‘事情如何发生?’而且现在所发生的并不比过去发生的更好、更先进、更好理解”。③

福柯认为历史进步是一种先验的目的论,它预设着一个人们持之以恒地向之运动的事先给定的目标。这种目标又是在线性的编年史时间中展开,因此编年史时间是对经验作形式化处理的不加思考的一种背景或一套先验的框架。它具有魔法一样的功能,一方面,仅仅由于时间的先后就有了新与旧、创新与模仿的区别和不同价值等级的区别;另一方面,无论是怎样矛盾、不相容、断裂、模糊、不可越的现象,一旦被纳入这套框架中被重新组合和装配后,历史就变成了理想的、连续的,从而具有了生命。合理性变成人类的命运或目的,并且运用一些先验的话语单位维护这种目的。

福柯的系谱学和考古学方法中断了思想史的先验目的论的连续过程,抛弃了乐观主义的历史发展论。它认为,并不是任何事情都会一天天变得进步起来。实际上,事情将更多地与其所处的具体的环境和形势有关,而不是被捆绑在一种必然性上面;事情将更具有一种随意的性质,而非不言而喻的;事情将更为复杂,更有临时性和历史性,而不是由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常数来决定。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进步观念与疯癫、犯罪一样都是特定社会话语和非话语实践建构的,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意义。历史是知识――权力体系的转换,它又会在一定条件下打破它,重建另一个知识――权力体系,我们不能抽象地说这种转换是否存在着由低向高的进步。

拒绝历史总体化

福柯反对理性、进步的矛头直指启蒙以来现代性有关总体性、压抑性的宏大话语霸权。理性的求真精神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人类解放、进步主题,只是另一种控制性力量而已。自启蒙以来,理性通过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力量。福柯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扰乱它,恢复话语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给予被排斥、遗忘、边缘化的主题如疯癫话语、惩罚话语、性话语、街头野史、不入流的作品足够的关注。他用这些微观话语对抗宏大话语的霸权,取消整体历史优先权。如果说在历史元叙述中,抽象的宏大叙事占据了历史叙述的讲坛,历史成了大写的历史的话,那么,福柯的学说则是排除了传统的历史讲坛的微观叙事,把单数、大写的历史拆散成众多的、复数的、小写的历史。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坚决反对总体化的观念史,并描述了观念史上发生的突变带来的革命性后果:“它已分离了由意识的进展、理性的目的论或人类思想的发展构建的漫长系列;它已质疑了汇聚和完成这两个论题;它已怀疑了总体化的可能性。它导致了不同系列之个体化……”④总体历史观念是一种目的论,即认为人类是有目的地朝着某个预先决定的目标从低到高前进的,而福柯则要表明,由意识发展和理性目的论提出的总体化是不可能的。

福柯反对史学家和哲学家使用世界理想类型和时代精神这样的文化总体性的范畴,他要用系列、界限、偶然来质疑目的论和总体化。他主张用通史来取代总体史。因为总体史“设法重构一个文明的总体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原则,一个时期的所有现象所共有的意蕴,说明这些现象的连贯性规律,即人们用隐喻所说的一个时期的‘面貌’”。⑤而通史则讨论系列、区分、界限、断裂、起伏、变化、转换、差距、年代学特征等特殊形式、可能的关系类型。因为总体史把所有的现象都压缩在唯一的核心,即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总体形式的周围。而通史正好与此相反,通史将展现无主体的、分散的、非中心的、充塞着各种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

总体历史观是把大写的理性、大写的主体确立为原则和核心,并进而用这样的抽象原则和核心来统领所有的文明现象。福柯对总体历史观的批判,是通过清算以往哲学中的总体化哲学理论来进行的。福柯批判位于现代历史意识和历史核心处的康德的总体化的人类学中心主义,因为康德把贫乏的、有限的主体的构造力转变成了所有知识的先验条件,把历史看做连续的进步和久远的集体意识;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典型的总体化历史主义。福柯不仅反对康德有限主体的总体化,而且也反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总体化;福柯批判了马克思那样的总体化理论思考和总体化分析。福柯认为理论是实践,是局部的、地区性的和非总体化的实践,是用来构造适于读者使用的工具的,而不是用来构建具有永恒真理的体系的。

总之,福柯的研究成果对当代西方历史学和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福柯的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他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论述历史上大哲学家的思想,也不讨论传统的哲学概念,而是通过一些从未被哲学家注意的边缘领域如疯癫、疾病、犯罪、性等的历史考察来分析哲学问题。福柯就是这样将哲学主题引入历史中,表层是历史分析,深层是哲学思考,在历史研究中包含着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福柯运用考古学、系谱学方法严厉地批判了传统的历史主义,打破“历史神话”,重塑“真实的历史”,并对传统的西方历史理性、主体、进步、总体化等问题提出挑战,瓦解了传统历史观念的根基,为我们研究历史和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从而也造就了福柯哲学无与伦比的魅力。

注释:

①刘北成:《当代法国思潮变迁与福柯》(前言),载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转引自余章宝:《散乱的历史――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1(1)。

③王利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从系谱学看福柯的历史社会观》,《社会》,2000(12)。

④⑤转引自莫伟民:《论福柯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载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3)。

篇6

关键词：音乐艺术；图谱学；图像学；书籍学；文献学；相互补充；互为关联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历史文化的转型和学术思潮的风起云涌，各种学术思想、方法和学科概念不断翻新变化。如以科技文化为唯一标准发展阶段，所有学科层层剥离，新学科概念汗牛充栋，而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回归，相近的学科嫁接交融、合而为一等，又成为一种全新的时代风尚。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关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的古今关系与现实意义问题，就是这一时代文化背景下不得不重新提及和需要认真探讨的学术命题，要分辨二者长期以来的互为关系，及至和相关学科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我国历史文化、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与接续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一、历史文明接续关系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传承发展的进程中，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的形式，相互接续，相互映衬，形影相随，不离不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笔者将其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图像文明时代、图文接续时代、图文并存时代、文盛图衰时代和图像时代的回归。

其一，图像文明时代。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曾经历过图像时代，即在我国语言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先民们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时代，故图像文化应是早于语言文字而独立存在的中华早期文明之一。而当语言文字逐步取代了其功能和地位后，图像则又转化为一种艺术文化的形式，并在学术文化研究的平台上得以绵延传承。如《通志》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生；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生。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1]

伴随着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时代等历史期的变迁，图像文化的形态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如青海大通出土新石器时代彩陶盆上的舞蹈纹[2]，江苏省苏州市中吴区江陵山出土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葬的透雕冠状舞蹈纹玉饰[3]，包括分别见于甘肃大地湾、云南沧源、广西花山、内蒙古阴山、新疆昆仑山等地的岩画、地画图像，以及全国各地出土后世各个时代的各种图像，足以反映出这种图像文明永恒的生命活力。

其二，图文接续时代。据考证，作为具有中华文明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字，是由先民们勾勒勾画的表现世间万象的图形图画渐渐地演化而成。如“象”字的产生，即缘于人和大象密切接触的历史基础。上古时代，商人驯化大象，役象代劳，并根据象的形象创造了“象”字。“象”在汉语中最初是名词，以后才引申和转化出“现象”、“象征”、“想象”等意思。[4]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甲骨文中，可见“象”字的初始形态“”。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气候变化等多种原因，象在中原地区绝迹。如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5]也因于此种历史的缘故，位居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简称“豫”字，主体框架为“象”，其详细字义为：形声，从象，予声。本义：大象。如《说文》说：“豫，象之大者。”[6]中国字则被称之为“象形”文字。关于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考古发现最早的遗存，是安阳殷墟出土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已初步定型的文字――甲骨文。这种“象形”的文字，应是我国图文接续时代的有效见证。

其三，图文并存时代。世上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形式的出现，都要经过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磨砺和体悟的过程，而一种文化形式取代另一种文化形式，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包括一方的渐兴、二者重叠和另一方减退等过程，图像与文字两种文化形式的交替，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渐进的接续关系，而且二者之间肯定有着一个较长时间的并存期。

关于我国古代的图谱图像与书籍文献长期并存与发展的历史，在先秦时代的古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周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7]这段在古人长期的口头文化传播基础上的文字记载，将图像文化和书籍文化这两种先后生成的文化形式并置为同一源头，虽有一些夸饰、捏合的成分，但却并非子虚乌有的凭空想象或神话传说，而是以一种高度集中概括和精炼生动的比拟手法，奇特传神地把我国历史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朽的历史印迹连缀在了一起，简约而又翔实地记述了我国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曾经并存发展的历史信息。

其四，文盛图衰时代。随着自汉以来我国古文字的逐步简化和定型，人们渐渐地用简约的文字文献取代了图谱图像的实用功能，以至于逐步呈现出文字繁盛、图像日衰的发展趋势。如《通志》说：“……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远，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堕良材者，皆由于此。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1]上文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图谱之学”和“书籍之学”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及至汉代文字通行，著书立说只用文字不用图像，导致“图谱日亡，书籍日冗”现象，预示着文盛图衰时代的出现。

其五，图像时代回归。20世纪以来，鉴于古文献记载已不能满足现代学术研究之需的原因，图像研究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在世界范围内兴盛蔓延，西方国家较前一步完成了作为现代学科属性的图像学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睿智与敏查，海德格尔于1938年就宣布到了“世界图像时代”[8]的到来。

通过数十年来的发展蔓延，海氏预言已经在学术实践中得到了有效验证，世界各国、各民族及其诸多相关学科，都广泛地运用读图、说图和研图的方法，从而全面呈现了图像时代历史性回归的壮观景象。当然，图像时代回归的另一含义，是指以现当代科技文化高度发达为标志的视频、视像，以其直观、逼真和富有色彩的生动画面，再次撼动了以文字为载体书籍文献之学的一统地位。

二、史学研究互为关系

对于古代历史学、文化学的研究，我国学人长期以来探索实践了多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最具影响力的是自汉以来以书籍文献为主体史学研究的方法，其次是以图谱图像和北宋时代肇始的“金石学”，以及近现代引入西方国家考古学、图像学等以实物考据为主体的研究方法，它们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互为关联。

1.书籍文献史学研究

书籍文献史学研究，在我国学界素有文献考据之说，指对古代文字记述的史料进行考证、辨析和阐释解读的一门学问。由于文字记述有着比图形图像简便快捷的突出功效，自汉以来它逐步发展演变成为著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之故也。”[9]在古代，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记载；献，指见多识广，熟悉历史的贤人。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说：“文，典籍也；献，贤者也。”认为“文”是经史、会要、传记等书本，可以互相参证史事；“献”是学士名流的言论纪录，可以用来考订典故、史传的是非。[10]简言之，文献是指典籍记载与学士名流的言论。

我国古代将古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叫做“校雠”，故有校雠学之称谓。传统文献学正是在校雠、目录、版本诸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指研究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方法（如分类、目录、版本、辨伪、校勘、注释、编纂、辑佚等）及利用的一门学问。其宗旨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于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11]这充分反映出，作为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尊重史实、重视传统的优秀品质，也为后世学人治史、证史和论史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理论基础。

总之，采用古文献考据的方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史”部分，它们构成了历代史料文献的主干，“证经补史”即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其优长和不足之处分述于下。

其一，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优长。

自《史记》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部国家史典问世以来，之后的每个朝代都有以此为例的官修史书，其中多有《礼乐志》《乐志》《艺文志》《音乐志》等记录宫廷乐文化发展状况和具体活动的部分。历代官史文献中的内容，分别以记述帝王之事、王侯及特殊人物、年代世系和人物、典章制度、人物民族及国外诸事等为主体，是在所谓国之大事即时性在案记录基础上的编纂整合，故被尊为“国史”、“正史”，其余私人著述的此类书目则被称作“野史”。后世学人一般认为，“正史”中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采信度，故历代“正史”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载，即成为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其二，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不足。

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学人们不断发现古代书籍文献中存在着较多的遗漏、不实和自相矛盾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如著名音乐学家黄祥鹏先生所举《乐问》[12]百题，就是由于官史文献的不详或自相矛盾，造成后世学人的困惑和无所适从，以至于逐步形成了许多千年死结。“正史”文献中的不足之处，大概有如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文字记载的简约和多义性特征，致使后人无法读懂其意；二是同一历史事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留下不同的信息；三是同一事象在口口相传过程中，难免出现演绎夸饰成分，形成一些虚假信息；四是基于王权文化一统地位政治的诉求，有计划和有目的地虚捧抬高或诋毁打压某一历史文化主体，造成盖棺论定的虚假历史信息；五是鉴于古代文字记述方式的单一，包括甲骨文、金文、木牍、竹简等文字载体，传承和流通都存在着较大困难，极易丢失和损毁，造成史料文献遗失现象严重；六是历代官史中主要记述宫廷乐事，广大社会的音乐生活则较少涉及，这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系统研究来说，无疑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2.图谱图像史学研究

所谓图谱图像，最初仅指人类文明肇始以来通过绘画、雕塑等方式，记录保存社会万象的图形图像和铭文等，近现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图像学，渐渐地把研究范围扩展至出土相关实物的照片等。

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由于史料文献的不足、艰涩与语义不详等原因，我国历代学人一直十分看重图像的史学研究价值。肇始于东汉时期的“古学”就包含有图像研究的成分，魏晋以来金石图像考据之风渐盛，至北宋时期形成了以“证经补史”为宗旨的“金石学”的学问，并在清朝成为显学。关于金石学，朱剑心认为：“‘金’是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那么，‘金石学’则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13]可见，金石学研究包含有音乐的器物和图像；金石学的宗旨目的，除“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外，还有着辨章学术、艺术审美之学等十分宽泛的内涵和外延。关于金石学的学术方法，“大约不出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13]（p.20）应该说，这里面特别值得珍惜和弘扬的是，我国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学术文化理念。

其一，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优长。

遗存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艺术图像，有着直观展现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基本形态与风貌的突出功能，尤其是如和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在上古时代建立起崇高地位的乐舞文化，本身具有瞬间即失的令人遗憾的属性，历史上所保留下来的只有文字的表象述说，而无乐舞艺术本体的东西留驻于世。在近现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地下遗存中，见有大量以乐舞为主体的综艺图像和一些乐器实物，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我国古代乐舞艺术包罗万有的形式形态，以及一些乐器当时的形制规格、放置与演奏方式、组合方式、艺术表现等鲜为人知的内容，这些弥足珍贵的带有直观性的图谱信息，相对于十分简约的古文字记载来说，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参考价值，而且这种艺术的图像既有着长久持续传播的纵向连续性，又有着广布于社会的横向普及性，形成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宏大体系，从而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密切关注，成为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二，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不足。

图谱之学及现代的图像学作为一种学术的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它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有着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对于音乐形态的研究，它只能有效展示演奏、演唱与表演的形式形态，却无法准确证明乐器的具体规格，不能还原音乐的乐调和声响；另如自汉以前的艺术图像，虽被学界誉为写实性艺术，但毕竟存在夸饰、想象的成分，需要通过其他资料予以互证；再如因当时图像载体材质和表现手法等的局限，画面细节漶漫不清，或由于画工常识欠缺或技术失误等原因，造成画面上乐器形制的失真、变形或演奏形态的不一；特别是即便我们通过深入细致地考证研究，理清了其所有的环节之后，这种研究依然不能够复原古代音乐的本体形象，故图谱图像的研究也和书籍文献的研究一样，存在着先天的局限和不足。

总而言之，在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和文化发展衍变的过程中，图文两种文化现象从无到有，续断蔓延，盛衰起伏，变幻无常，既分别从不同角度为后人勘验历史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佐证，又分别显示出其难以逾越的不足之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不要拘泥于某一局域或某种单一的学术方法，而应放开眼界，破除禁锢，从“多元文化”的宏观视野入手，把所有的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汇集到一个平台上，全面实现传统与现代学术文化的接轨，方能在多种资料和成果的互证下，全面揭示古代艺术文化发展史的面貌。所以笔者认为，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在中国古代艺术史、文化史研究的平台上是一种互为的关系。

3.学术网络体系关系

如前所述，自汉以来我国进入文盛图衰和以文字著述为主体学术文化发展期，而由于历代学人并未放弃“图谱之学”在学术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可视性作用，使得图、文两种学术方法得以并存互惠，相得益彰。面对全球性图像文化回归的历史潮流，二者顺其自然地复原其本元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学术网络体系。

三、本源性学术网络关系

鉴于我国古老悠久的“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在历经数千年传承接续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中，呈现出如江河之水一脉流贯、混溶交互、永无止息的永恒性特征，在学术研究及学术文化发展衍进的过程中，也必然地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元文化属性。虽然说自汉以来“书籍之学”渐居统领地位，但历代学人沿袭保留下来的“左图右书”和“上图下文、下图上文、前图后文”等学术习性，足以证明远古先民们孕育创造的图像文化非但没有就此消失，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志・图谱略》：“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也。……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14]这充分说明，历代学人在学术理论理念的天平上，从来没有放弃“图谱之学”的重要学术地位，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总会将“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进行必要的比照研究，从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二者之间牢不可破的本源性学术网络关系。

1.本元性学术网络关系

在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从北宋“金石学”的勃兴，到具有现代学科定义的考古学、考据学、古器物学、图像学等相关现代学科的确立，学术研究的视角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学术的理论和方法也随之得到升华。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理念不断翻新。从对以科技文化为中心“一元论”文化发展理念的质疑，到后现代诸多新理念的问世，学科交叉理论成为一种新趋向，致使杜威的“多元文化论”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性浪潮，并成为国际学界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最具前沿性的新理论、新视点和共同的学术取向。

目前，多元文化理论及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日渐盛行，如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和艺术学诸学科之间产生密切交融，生成了许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展示着新时期多元学术文化的繁荣景象。诚然，这种在学科切块基础上的学科交叉并非绝对完美，甚至于某种程度上仍存在着“远交近分”的特征，即仅在远距离间的学科之间寻求接合点，而对于本来就有着密切内在关联的各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尚缺乏应有的眷顾。然而，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多元糅杂、兼容并包是数千年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如上古至中古时期融歌、诗、乐、舞、杂技、武术、幻术、绘画、田猎、宴飨等为一体的“乐”文化体系，近古时期以来包容更多文化形式的戏曲艺术的精神理念等，至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价值与取向。历经近百年来的学科切块分割而理念尚存，足以反映出这种民族文化根脉深邃隽永的存在价值。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回归，必然形成多元交织的学术网络体系，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音乐文献学，与在“古学”、“金石学”学术文化传统基础上吸纳西方考古学精髓的中国音乐图像学，必将在这个网络体系中起到骨架作用。

2.交融性学术网络关系

如前所述，兼容并包是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它所呈现的是多元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状态，彰显的是中华泱泱大国海纳百川、吞吐四方的文化精神。在数十年来学科分割的状态中，较多呈现的是各学科、各专业之间的奇风异彩，甚至于在同一专业领域也会出现轻重量化的差异，比如音乐的史与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在学术发展的历程中，却曾出现“重史轻论”或“重论轻史”的选择，提出过“以史代论”、“以论代史”或“论从史出”等不同主张。

故笔者认为，学科交叉仅为表象上的一个环节，学术交融才是实质性的进展，而有效地打破原有各相关学科（或曰专业方向）之间的森严壁垒，方是实施学术交融的基本要件。如音乐史与论的研究，本来同属音乐学的范畴，一味地细分彼此，极易陷入你高我低的内耗之中，学术创新将受到影响。同时，过多的强调特殊性，就等于陷入了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自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坛破碎之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均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保护与弘扬，人文社会学科再次受到应有的重视等，均为全球性学术文化的实质融营造了相对平等与和谐的氛围，在此种大文化背景之下，书籍文献之学与图谱图像之学二者形成良好的交融性学术网络关系势所必然。

四、结语

在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文化传统中，“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一直成为著史与论史的两大支柱，作为具有现代学科定义的图像学与文献学，仍应是史学研究多元学术体系的主干。而由于当今的学术观念异彩纷呈，许多时候会构成学术角色的转换与互融，许多新问题、新关系都需要我们一一关注和妥善处理。

1.学科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不同学科，实际上仅是殊途同归的学术研究的不同方法，它们之间往往会形成较为复杂的关系。如传统的音乐考古学将音乐文物的实物和图像作为一体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构成了其共同的研究目标，而由于这两种材料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渐渐地又形成了两类各有所偏的研究成果和学人群体。音乐图像学在西方国家的异军突起，等于从整体上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结构和形成了学理关系上的新矛盾，而音乐图像学不断地拓展其研究的范围，如旅美学者韩国介绍说：“凡举一切和音乐有关， 可以用图片呈现出来的都能作为研究对象， 这就包括了乐器、人像、手稿、文件、建筑（如音乐家的生活及表演场所）、风景（和音乐家之创作和文化背景有关者）及一切含有音乐主题的美术作品等等的图像或照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15]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当代学术肢体细化分解之后再度交融的新趋势。

2.古今关系

从图谱之学到古学、金石学、考古学、图像学，形成了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系统链条，具有上千年学术发展史的金石学，应该说既是现代考古学、图像学的前身，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坐标。然而，实际情况如有学者说：“由于西方新学科的引入与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从科举到办学堂，金石学的发展反而越来越离开主流学问而日趋边缘化……在这种学术分类的转型过程中，综合的金石学遇到了意外的窘境。原有的金石学所包含的学术的内容，被分别归入了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它的分支越来越强大而自成体格；而它本来的母体‘金石学’，却在被稀释、被分化、被零散化细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①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则必须在“金石学”中找到立身之本。

3.中外关系

1997年初，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命题，该主张启发引导了我国学界开始了寻找逝去的珍贵文化传统的努力。如有学者将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三层次”理论[16]与中国“金石学”传统范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发现，这三个层次与中国汉画像研究的金石学的范式、考古学的范式与文化艺术学的范式，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类比的逻辑关系。”[17]另有学者针对音乐图像学领域里的偏颇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所以我们在音乐图像学研究方法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洋，更不能将西洋学者的说法当成标准，否定自己的成绩。”[16]同时，许多学者极力倡导金石学的现代学科价值，认为金石学与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在研究目标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如果只强调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而忽视传统金石学的传递作用，中国考古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如有学者在美学领域提出颠覆性新主张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美学，只有心性文化体系中‘天人一体’、礼乐交融的乐学。”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美学误入歧途，忽视了中西美学在学科形态上的根本区别。所谓中国当代美学，应称为‘西方认识论美学在中国’。”[18]此观点虽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切磋认定，但其历史的、现实的和学术的价值已经昭然彰显，且对于中国艺术学诸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来说，亦不无启示性、建设性意义。

4.图文关系

《周易》关于“河图”、“洛书”之说看似荒诞，实则铭心刻骨地记录了古代学人对待图、文两种华夏文明遗存的深厚情结，从一个侧面呈示展现了我国图文并重的学术文化传统。虽然从表象上自汉以来文字文献渐成为著述主体范式，而图像作为延绵古今的传统文化形态，足以弥补国史文献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活记录的空白和不足，二者还可以起到互证与互补的作用。同时，我国不同时期的图像遗存，有着量大面广、持续传承的典型特征，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立学术系统。如有学者说：“图像决不是文献的视觉化，图像的象征内涵和意义也不是文献的意义可以包容的。图像本身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确定图像本身的意义就是图像学要达到的目的。”[1]

总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文化振兴的系统工程，没有文化的自觉，就不可能产生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出现文化自强，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构建和谐发展新理念是第一要务。故无论是在我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承接续的文化传统中，还是在多元交织的现代学科与学术文化网络体系中，各种不同的学术理论和方法，既有着各自的独立性意义，又同时反映出本源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学术文化特征和密切关联，由来已久的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将永远是一对相依并存、和谐发展的互为关系。（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ZK（#]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1939年）、《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1951年）、《早期尼德兰绘画》（1953年）、《视觉艺术的含义》（1955年）等著作，奠定了图像学方法的基础。[ZK）]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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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吴高泉.中国没有“美学”只有“乐学”――评《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03.

Illustrated Iconography and Literature Philology

LI Rong-you

（Department of Musicology， Zhejiang College of Music， Hangzhou， Zhejiang 310002）

篇7

现状简析

关于艺术学门类下相关一级学科的设置，最初国务院学位办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提出最好设置3个一级学科的意见。应该说，从传统的学术文化循序渐进发展的角度，此意见无疑有着深厚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为了解决多种因素而形成的各种矛盾，经不同层面的多番研讨和论争，最终突破了这一限制，通过了艺术学科评议组提出的艺术学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艺术学、美术设计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的议案。之后，为了兼顾相关学科的需求和要求，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又将美术设计艺术学一分为二，成为美术学和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共计五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确定后，我们亟待解决的是艺术学理论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艺术学作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建设，属于史无前例、无从参照的新事物，这就只有依靠艺术学理论界集体的智慧，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审时度势，迈好关键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要遵循和秉承传统学科发展完善的理论理念及其长期实践的经验，兼容并蓄、提炼升华，客观科学、扎实有序地实现传统与现代接轨这一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命题。在此用“史无前例”一词，可能会遭到质疑，因为百年前西方国家就有了艺术学的学科概念，中国的艺术学也是得益于西方艺术学理论理念的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学科。但若进行系统地分析即可看到，处在不同地域和国度的中西方艺术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定义、对象、范围及其精神实质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如贡布里希所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艺术这个名称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3］

比如说西方人口中的“艺术”惯性指向于美术，中国的“艺术”则包含所有的艺术门类;西方的艺术学仅仅作为造型艺术的一般性理论，中国的艺术学则包含着多个艺术门类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的实体运作系统。故此“艺术学”与彼“艺术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属于世界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不仅要尊重二者之间永恒的共性特征，又要尊重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起步之脚才能踏向实处。在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设置的酝酿过程中，如凌继尧先生所强调，大约遵循了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传统的原则，第二个是现实的原则。所谓传统的原则，即根据传统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学术名称、研究对象、范畴、命题、概念、术语和问题域等设置相关二级学科。现实的原则，即拟设置的二级学科，一是能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并且确有很多理论问题值得研究;二是在现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经存在，并且取得一定的业绩，我们应该给予它合法的地位，从而促进它更好地发展;三是这个学科涉及多种艺术门类，而不仅仅涉及某一种艺术门类。根据以上关系准则，提出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学两个传统意义的基础理论二级学科，以及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创意和艺术管理”应用理论二级学科的主张。［4］目前统一的学科设置标准尚未出台，不过据了解，在各高校自主设置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中，已经涉及了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教育、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学等多个相关二级学科。

些许思虑

负责任地说，艺术学独立为学科门类，既是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艺术学科确立自身价值的大好机遇，又是对中国艺术学人的智力、魄力与理智的严峻挑战。因为学科建设是百年大计，起始阶段尤为重要，最要紧的是要选准方向、定好目标，迈出关键的第一步。仲呈祥先生在2011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2011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暨对策研究高端国际论坛”主题发言中也再次强调:“作为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学应该为民族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以体现中国社会、时代的文明水准，改变当下令人堪忧的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的现实情状。”［1］8并谆谆告诫老师们“千万不要去抢地盘”，不要“为了整合资源，把人家人文学院的、历史学院的、哲学院的等其他学院的老师全部拉过来申报。本来就是独立门户了，要以我为主了，结果又反客为主，这不行”。“有的时候，本校校内的资源的共用也是可行的，这得有个度，不要搞成了拼凑。”［1］14然而，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等多种矛盾的存在，在截至目前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已经出现了如仲呈祥等学者担忧的一些抢地盘、拼资源等现象。比如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在现行的普通高校办学水平评价机制中，拥有硕士点、博士点的数量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故各高校无不希望借此机会扩大自己学科点的数量，以致在学科设置过程中出现“化整为零”、东拼西凑现象。更加值得深刻思考和检讨的是，艺术学理论本是旨在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以此贯通各门类艺术的共性内容与本质特征，探索体现各门类艺术共同性发展规律的一门基础学科和学问。这一学科的突出特征是综合性。

按照传统的一般性学理结构原则，人们常有“史、论、评不分家”的说法，因为三者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内在关联。而在这个学科尚未拧成一股绳的初级阶段，就简单化地将其拆解开来，或者更多地将一些本来的三级学科(专业方向)强化为所谓的“特色性”二级学科来建设，极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学界都以崇尚学理规范、学术规范等为基本标准的时代，在作为“百年大计”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起跑线上，中国艺术学界需要清醒头脑，谨慎从事，不能够让暂时的利益冲破了理智的防线，因为这个天平一旦倾斜，矛盾和困难不但不会消减，而且会纷至沓来。目前值得思虑的核心问题约有以下几点:顾名思义，艺术学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艺术理论，也是学术文化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规律支配下，经我国许多代人共同努力而开创的一个新局面，二、三级学科的设置更应体现综合性原则。然而，倘若我们在做法上继续沿袭已经过时了的“科技文化为中心”模式进行切块分割，则恰恰是违背了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理念和学科宗旨，形成了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走向。我们可以草草地算一笔账，比如艺术学理论的二级学科可设置六到八个，音乐舞蹈学等一级学科则可设置十四五个，那么，同一所学校如若同时建设艺术学的五个一级学科，起码要建50余个二级学科，按每一个二级学科设一个三级学科(专业方向)需3位教授计，至少要有150余位教授，而在我国普通高校传统建制的音乐、美术及至新建的设计院(系)中，能达此指标者恐怕寥寥无几，必然出现空巢现象，这就势必要做那些拉郎配、拼资源等不应该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战国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5］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据悉，在关于学科设置问题的酝酿过程中，艺术学差一点被取消了资格。除诸多客观原因以外，本学科在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较多地关注表象上的繁荣，缺乏学科内聚力的夯实打造应是内因所在。中国是个文明的国度，自古就有“礼乐之邦”“礼仪之邦”等美誉，西周时期就制定了国之礼仪“五礼”，截至如今，许多传统的伦理纲常，依然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人们的理念之中，成为约束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保持社会群体间井然有序的基本砝码。艺术学理论一、二、三级学科的设置，理应遵循一个基本的伦理关系准则，不能够成为无“礼”取闹，如若伦理关系错位亦将贻害无穷。#p#分页标题#e#

荐言要议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制定了有关优化学科结构、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首要步骤，就是要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开展基础性工作。有学者指出，“艺术学理论需要在面对质疑和自身检讨中推进学科的发展”，它“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6］23。仲呈祥先生反复强调“营造氛围说”，警示老师们千万不要盲目地去“抢地盘”，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均需要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坚实的学理基础和长远发展的科学性目标定位，应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综合吸纳、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精髓为基本理念，以扎实稳妥、循序渐进、精益求精、质量第一为立学准则，必须恪守学术规律，讲究学术规范，遵循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路径，让其循序渐进、天工雕琢，不能陷于盲目和盲动。在这里需说明的是，“抢地盘”等行为一般并非普通老师们乐行与可行之事，它往往会成为一种地方性行政指令让你被动地接受，别无选择。当然，学界同仁并不能因此而推脱或放弃应尽的责任。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专家组组长仲呈祥先生的信任和重托，笔者有幸曾参与起草《艺术学学科简介与博士硕士培养要求》的工作，在此仅将自己通过初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核心观点和参考性意见作简要汇报，敬希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百年前，先生主张“尚自然，展个性”，倡导美育教育，提出德、智、体、美相融并举的育人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推行沟通文理的学科设置，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等举措。而今看来，以上举措仍可作为我们教学与治学的基本准则。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综合性、高阶性和理论性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包括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等，它体现了实践性品格、理论性思维和精神性价值等多重特征，旨在以各门类艺术的实践总结为基础，以各种艺术现象的宏观梳理与综合分析为铺垫，最终形成用以表征人类艺术文化发展之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概念范畴、价值论和方法论等知识系统。具体而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研究对象既包括各门艺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共通性的主体创作、造型设计、表演展示、鉴赏评论、教育传播等艺术文化实践活动，也包括古今中外人类对艺术现象、艺术史、艺术价值、艺术精神和艺术思想的认知经验。进而言之，各艺术门类之间必然存在着共通性的价值理念、思想坐标、理论基础、知识结构和认知路径。艺术学理论属于综合性、交叉性人文艺术学科，其研究方法包括三大维度:一是用以分析并完善那些能够涵盖各门艺术基本概念的艺术知识学方法，涉及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评论、审美范畴学、语义哲学等相关学科;二是用以解释人类表达与感知各门艺术的形态特征，实现与体验它们的审美价值等艺术实践规律的艺术现象学方法，涉及艺术学与相关学科交叉生成的艺术哲学、艺术美学、文艺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民俗学、艺术社会学等相关领域;三是用以揭示并预见那些能够整合各门艺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用以建构人类艺术创新精神的理性范畴，用以阐释人类以艺术之道把握主客观世界的价值真理的艺术之学的理论方法，涉及心理学、精神科学、美学、意识认知科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

二级学科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实体，一级学科的宗旨目的及其各项具体的指标能否顺利地实现，关键在于二级学科设置的规范性和实施运作过程中的合理性。审视任何一个传统学科和现代学科的构架体系，无不把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作为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故我国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应遵循继承性、科学性两个基本原则。继承性原则。注重广泛地继承与借鉴世界各国艺术学优秀学术理念、方法和成果，重点强调继承与弘扬中国艺术文化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民族精神特质，以期在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进程中强力凸显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坚定信念，在此基础上实现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学科构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科学性原则。倡导和尊重科学规律，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党和国家及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历来秉持的发展观。科学性是一种极具世界包容性、人类本体性和时代进取性的现代学术理念，处在重大转型起始阶段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如何更好地体现科学性原则，这是对艺术学理论界群体智慧的重大考验。具体来说，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首先需要基于人类据以内化—转化—外化艺术文化的审美价值规律，其次是需要基于人类用以认知艺术文化和创造审美产物的心脑科学规律，再次是需要基于艺术家用以构制艺术造型的形式法则、感性之道与技术规范。

根据上述基本原则，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学科范围，可包含艺术基础理论、艺术应用理论两个二级学科，下辖相关的若干研究方向(或三级学科)。艺术基础理论。艺术基础理论，主要涉及文化主体对艺术文化世界这个艺术本体系统的观察、分析、判断、评价等对象性的艺术认知基础理论。具体包括传统学科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评论等三个主干研究方向。(1)艺术史:含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以及艺术考古学、艺术图像学、艺术人类学等交叉学科专业方向。(2)艺术理论:含艺术原理，艺术美学，以及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教育学，艺术宗教学等交叉学科专业方向。(3)艺术评论:含艺术鉴赏学(传统艺术鉴赏、现当代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学(传统艺术批评、现当代艺术批评)等。艺术应用理论。在当今时代，“全球审美化”“经济基础审美化”“物质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学术理念不断影响着艺术理论的更新。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再次产生巨大的变异，首先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与艺术创作的思维范式，倡导生活审美化的艺术理念，艺术已经渐渐地远离神圣的象牙塔，回归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本真的层面，也即实现了由人类的生活提炼升华成为以“美”为核心的艺术，再由艺术的“美”熏染提升人类生活的一个博大的理论命题，“审美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策略”。当然，上述艺术理论的流派及其理论，并非构成对传统的和现当代其他艺术理论流派的取代，而是形成了一种并存与互补的发展关系。从大局上看，上述变化有助于破除“艺术神圣”“至高无上”的象牙塔情结，让艺术回归现实，服务于社会生活，无疑是艺术理论研究造益人生的一大进步。我们再从人类艺术文化演进发展历史的视角来看，从艺术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共同源头(源于生活)，到艺术与生活的渐行渐离(高于生活)，及至艺术再次回归到生活中来(创意生活)，总体上符合事物循序渐进的基本轮回及普遍性发展规律。因此，设置艺术应用理论二级学科既合乎规范又通于情理。艺术应用理论，主要包括20世纪末以来在我国热兴的艺术管理研究和艺术创意研究两大主干研究方向。(1)艺术管理学:含艺术文化管理、艺术产业管理、艺术市场与营销管理、艺术展演与策划管理、艺术产品与传播管理，艺术品抵押与信托管理(艺术品抵押、艺术品按揭、艺术品信托、艺术品基金、艺术品“股票”)等方面的研究。(2)艺术创意学:含艺术文化创意、艺术产业创意、艺术传播创意、艺术经济创意、艺术科技创意等方面的研究。#p#分页标题#e#

篇8

袁从万（1988-），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

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和在体育学中的学科位置、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体育人类学与人类未来的发展几个方面阐述了体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并对体育人类学学术研究进展进行一定综述。只有从人类持续发展角度把握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体育与人类才能更好的互补发展，从而中国体育的发展也需要体育人类学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和科学理论支撑。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学术进展，综述

体育人类学是在体育领域研究人类发展的一门学科，它揭示体育过程的内在结构，在不同形式的体育过程和与之相似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共同的规律。因此，体育人类学是涉及体育与人类的各个方面，从人类起源、生存、发展的宏观意义上去认识体育，在探索体育的起源和发展方面，在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方面，在研究人种差异与高水平竞技方面，在探索人类体质状态连续进化方面，从而进一步准确地把握体育的本质，以便使体育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体育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将成为各国经济文化领域的重要产业。[1]

1.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体育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探讨人类进化过程中身体结构和运动方式的变化，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来判断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体育状况，居于更高层次，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立足于体育对人类学的整体需要，体育人类学涉及到游戏、竞赛、锻炼、舞蹈以及人类身体运动的许多方面。[2]

体育人类学对体育原理的研究，为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民族体育，对民族体育进行科学的挖掘、整理和改良，筛选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部分，不仅保护了民族文化，也为增强全民族的体质健康提供最充分的理论依据；竞技文化的研究，使人类从单纯追求人体极限的误区中解脱出来，强调种族平等，竞技场上的成绩高低，不应该用以概括种族的优劣；人类的发展，为体育的未来制订了坐标，把握体育的未来发展轨迹，考虑到人类体质和健康的终极效果，探讨社会的异化导致的体育特殊需求，揭示体育与人类未来的发展。

2.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然要借鉴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根据体育领域的实际需要加以调整，主要有以下几种：

2.1野外考察

“田野工作”的程序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野外考察的准备、野外资料收集技术、野外适应、野外资料分析。田野工作—特别是参与观察方法，重视人的行为，是人类学最基本的途径，也是体育人类学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2.2人体测量

体育与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都有密切关系，无论是检验人体发育或健康水平，还是衡量运动锻炼或训练效果，为开展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提供量化依据，都离不开人体测量方法。但应该清楚体育人类学并不一味采用研究人体标准类型的测量法，也不主张静止地去研究人体常态。

2.3其他

人类学家必须保持一个视野的宽度，也就是说养成在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范围内来观察事物的习惯，因为他们要遵守人类学研究的两大原则一一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不仅如此，研究体育和竞技活动的历史需要考古学，在对民族体育的比较和评价中，经常也需要使用考古学的成果。

3.体育人类学与人类未来的发展

一般而言，人类学着眼于人类的过去和现在，但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未来。基于现实：生存空间的异化、适应的极限、脑体背离。体育人类学特别关注文明进步给人类体质带来的负面后果，促进人类的体质健康与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未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鉴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应该是绿色的、生态的。

健康，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基本关怀；体育，是体现这种基本关怀的最佳执行者。追寻健康，体育应该是：最积极的休闲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娱乐方式。体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绚丽多彩的身体运动方式来源源不断生产健康，未来的体育将是最积极、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径[3]。

4.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学术进展

4.1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1999年，我国第一本“体育人类学”专著出版（胡小明，广东人民出版社），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此后，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席焕久等，2001）和云南大学出版社（饶远、陈斌，2005）先后出版了“体育人类学”专著。

人类学研究更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及差异性，以及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其发展演变。因此，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也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杨世如对2009年由华南师范大学与贵州民族学院19位专家学者组成两校联合调查组以苗族独木龙舟竞渡为调查对象的实践活动进行阐述，从研究方法上释义体育人类学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理论空间[4]。杨海晨等在《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关系》一文中为田野调查法资料的客观性提出一些建议[5]。

4.2民族体育的人类学视角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有关民族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武术研究；2、通过田野工作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考察；3、民族传统体育多元文化研究；4、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6]

胡小明、李吉远、钟海明、万义、胡建文、杨世如等学者对民族体育的研究，有力的推进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许多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就是体育的原生态，反映了体育的根，反映了体育最本质的东西。斗牛、龙舟、摔跤、秋千、跳月、跳虎等在起源时都与自然力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着对自然的关怀、对生态的尊重；堆沙、打陀螺、跳竹杆、独竹漂等则是粘着土、连着泥，沐浴在自然和风里的。民族体育的发展趋势主要与体育比赛、旅游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相结合，才能有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结语

体育人类学是新时期我国体育意识重新构建的关键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兴学科。新兴学科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研究新的对象，开拓新的领域，发现新的规律，为人类认识体育提供新知识，为人类发展体育提供新的认识工具。当然，新兴学科又大多是正在形成中的学科，这决定了它的不成熟性。因此，从学科的成长期来看，体育人类学仍然处于童年，从人类发展的需要来看，体育人类学前景广阔。（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洪.体育运动与人类发展的渊源[J].湖北体育科技，1999（4）：45-47.

[2] 卢元镇主编.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5-151.

[3] 胡小明.体育人类学进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3）：289-293.

[4] 杨世如，韦佳.原始礼仪竞技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10，31（5）：64-68.

篇9

关键词：比较史学；价值；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077-02

一、浅析比较史学

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和重要领域之一就历史的比较研究，它也是比较史学的基本特征和雏形。早在史学的萌芽阶段，历史的比较研究就开始出现，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指出，对历史的研究如果想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应必须通过比较研究，“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则指出：“凡天下事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

在西方，随着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史学家们逐渐在对历史的比较研究之中总结出了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这一独立的学科领域。西方公认的比较史学之父，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其1928 年发表的《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一文中，提出了较系统的比较史学的理论。他认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提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

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并不等于就是比较史学，比较史学有整套相对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所以说，在理解比较史学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要掌握比较研究的类型、程序、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比较史学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可比性原则，它是能否正确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关键。可比性的判断是基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而非表象的判断。

二、比较史学在研究中的价值

比较史学对于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很大意义，“由于这类比较方法能够更好地对近似点进行严格的分类和论证，就有可能希望得到对事实做出假设少得多而精确程度却高得多的结论。”

第一、有利于通过对各种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察其异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比较史学最主要的功用在于，通过比较考察，探求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发生、发展与消亡的共同之理，探求各种历史现象发生与消亡的特殊规律，并进而探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史实。差异性决定着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但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往往把历史进程中某种制度、某种思想、某种社会现象等局限于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片面地割裂了各种史实之间的客观联系，难以把握各种史实之间的同异关系。比较史学可以很好的揭示事物间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历史研究中的偏向。侯外庐学派认为，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应当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这启发了我们应当从中国思想和社会这两个维度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和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联系及其特点，从而提炼出值得继承的精华部分。

第二、有利于深化对历史的研究。

陈国庆教授在《史学与科学》一文中指出，在学术研究中,或许有若干种不同的观点, 但是, 研究者们最起码在史实的判断上不至于发生歧义。从另一个角度讲, 历史研究者不应当以单纯的从事于史实的重建为满足, 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史料学的阶段, 而应当在充分掌握史实的基础上, 采用当代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力量与模式分析史料, 进一步解释史实。例如, 将许多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史实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研究, 以考察分析其异同和关联, 从而对史实作部分或全部的归纳与检讨, 进而从更高层次上衡量该史实在整个历史主流中所发生的意义, 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当代中国史学大体是在影响下的史学体系, 但前苏联的一套史学研究体系, 也给中国当代史学的正常发展带来过麻烦。通过中外近代史学的比较研究, 把中国近代史坛不时受西方诸种史学思潮撞击情况及其引起这些撞击的各种社会背景发掘出来, 可以引起青年人作更深入的扣心反思, 通过中外当代史学的比较研究, 把国门打开后, 西方史学方法的大量引进和对当代中国史学变革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揭示出来。

第三、有利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根据人们获得知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划分为三类，即理论、实践和鉴别的知识。而鉴别的知识是靠比较获得的，比较的长处就在于能认识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比较史学的兴起，正是因为它不仅可以推进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而且还可促使新思想观点的产生，从而扩展研究的视野，甚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杜维运认为,只研究中国史学,倾毕生之力写成的中国史学史也只是地方史,不足以跻身世界史学之林。他 “居于世界渐几于大同的今日,应胸襟广阔,眼光远大,以比较史学的观点,阐述中国史学的出现,成立与发展,同时涉及世界其它地区出现的史学,比较其异同,衡量其得失。如此则中国史学的世界性出现,其价值将弘扬于世界。”

陈国庆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创新》第二部分——近代专门史研究需要拓宽和深化中指出“对经济史的研究越深入, 人们感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越多。从目前的学术进展看, 有的学者从宏观角度, 对中国工业化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有的学者从中外历史比较的视野, 对近代中外经济史进行比较研究。”这启发了我们，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历史的史事上，还应将其投放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与世界历史的背景相结合、比较，这样往往可以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结论。

三、比较史学的发展前景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史学学科建设中应当大大提升比较史学的地位。目前根据教育部的学科设置目录，历史学学科门类下设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但纵观这三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都没有比较史学的位置。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使用两种方法解决：一是在中国史、世界史下分别设置中国比较史学、世界比较史学；二是参考经济学的学科设置，将历史学分为史学理论、中外通史研究与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并在史学理论下设比较史学二级学科。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设置，比较史学本来就是世界范围的比较，如果按第一种方案，中国比较史学的存在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但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本来就不仅仅是世界史研究中所必须的，中国史的研究也应当采纳。但鉴于第一种学科设置不至于对刚刚调整完毕的学科设置再做大的变动，也可以供决策者参考。无论怎样，我们都应当重视比较史学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杨豫, 胡成. 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5.

篇10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哲学

图书情报学认识存在学科体系

[分类号]G250

1

引

言

用哲学化的视野观察科学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揭示科学研究与知识、社会存在和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促使我们用更为合理的方法得出更真实反映社会存在的理论…。图书情报学理论和实践中对自身理论基础和身份的迷惑正是缺乏学科哲学观照(philosophicalcounterpart)的反映。在此研究需求下，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索图书情报学哲学层面的解释和理论基础”。]，其中后现代主义哲学解释下的图书情报学研究不乏深入见解。

本文在回顾图书情报学哲学研究渊源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哲学(也有“后现代哲学”的说法，本文采纳冯俊教授的说法，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转向，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后现代社会的社会特征、知识特征、文化特征、心态和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在理论上的反映)与图书情报学的关联研究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图书情报学若干问题的一种解释。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被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涵盖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态度，以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化为特征。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对图书情报学现状具有映射价值，并能够为其发展提供可能的方向和观照。

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图书情报界的研究者基本认同图书情报学与哲学的天然内在联系。约赫兰德(Birger Hjrland)曾总结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如下哲学假设，包括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经验主义(empiricism)、女性主义认识论(feministepistermology)、解释学和现象主义(hermeneutics andphenomenology)、历史主义(historicism)、哲学(marx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范式理论(paradigm―theory)、后现代主义和后建构主义(postmodernism andpostconstmetur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realism and critical re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系统论(systems theory)。随着哲学层面上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哲学①、社会认识论、信息哲学开始进入研究视野。

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图书情报学的关系开始引起关注。主要分为后代主义哲学与图书情报学研究本身的关系以及对图书情报学学科环境的观照。

密苏里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巴德教授(John M，Budd)是较早开展图书情报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关联研究的学者，认为经过修正的认识论可以解释图书馆的本质和人在图书情报学实践中的认识状态，并强调解决问题可以有多种途径和方法，即用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取代以理性和绝对正确为代表的现代性理论。1998年，莱德福德依据福柯的论文“The fantasia of li―brary”，运用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对图书馆、图书馆实践、图书馆员以及读者的认知和理解进行重构，提出“图书馆的目标是使读者和作者自由建构自己的知识，而不是理解外界强加的知识排序”。此后，福柯的观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者关注。200B年，莱德福德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探讨图书情报学中的“管状视野和盲点(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即图书情报学中的话语成规何以成为问题，这种话语成规如何阻碍图书情报学研究多样化以及如何利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促使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者进行反思，并促使新的话语规范的形成。这种运用后现代主义哲学典型理论方法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活动本身进行的思考，推动了图书情报学哲学研究的严谨化和深入化，并促使图书情报学展开跨学科思考。

与此同时，美国情报学家维思格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知识变迁的概念，包括知识的非个人化、可信度、零碎化和理性化，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学应该成为一门后现代科学，即不应完全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英国情报学家穆迪曼提出图书情报学的教育背景不再是informatin society能够表述的，应该用“复杂的、片段的和后现代”来表述，图书情报学关注公共知识社会变迁的管理视角已不再适用。霍巴则把书目指导和学生教育联系起来，提出传统的书目教育应该汲取后现代教育理念，图书馆应是一个在话语背景下的学习中心。

国外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为图书情报学提供了研究帮助：①为关于图书情报学本质的思考提供新思路，比如福柯的观点、后现代认识论；②为图书情报学研究提供了多种研究方法，比如解释学的方法、话语分析的方法等；③为图书情报学学科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解释，以此帮助研究者重新认识图书情报学的社会存在。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哲学层面的图书情报学研究，一方面是引进介绍西方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用本土话语来解释本土现象，或用西方话语来透视本土现象。傅荣贤认为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向个体存在敞开的，表现出与科技相对的哲学性。金胜勇等人提出用科学哲学的判断标准来对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进行观照性研究。王知津则对情报学中的哲学基础理论、哲学方法应用、哲学理论应用进行综合分析。

其中，国内学者运用后现代主义观点和方法对图书情报学展开研究较晚。蒋永福明确提出中国的图书馆学具有后现论特征：价值多元主义、权利话语取向、工具理性盛行。王建冬论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情报学基础理论的影响，包括波普尔现代本体论思想、库恩科学历史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在情报学理论中的显性引入与启发以及新解释学和社会建构主义两种取向的作者、读者与文本关系的后现代解读方法对情报学认知观和领域分析等基础理论的影响。王知津认为情报学中表现出的非表达特质、不确定性、多元性和去中心化等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而情报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报学后现代主义趋势的表现。俞传正认为后现代主义阶段的科学哲学对“语境”的关注会对情报学的发展和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赖鼎铭分析了后现代社会对图书资讯服务的冲击，包括对经典作

品的解构、数字化技术对教育和学习体制的虚拟化冲击以及数字化技术对图书资讯服务的质量、可得性和可用性的新要求。叶乃静提出后现代社会的图书馆学要从传统的精英视角为大众服务。此外还有对后现代图书馆的描述。

国内学者对图书情报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图书情报学研究和实践现状的分析上，并没有涉及研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以及对研究本身的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内容较为浅层。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开始探索深层次运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关注国内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与实践，比如俞传正在其博客中提到国内图书馆事业的后现代转型，即从事业转向职业，藉以改变国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瓶颈，并提出如何借助话语分析方法对图书馆用户进行分析。

3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图书情报学现状的解释

3.1　技术的地位

技术要素在图书情报学发展中的地位不言自明。从讨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对技术、方法和管理技能的忽视开始，美国学者一直关注新技术的出现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以及情报学之间关系的影响。萨瑞塞维克认为情报学与信息技术有密切的相关性，约赫兰德认为“一门学科必须由其研究对象而不是使用的工具来界定”。欧美研究者承认信息技术在促进情报学出现和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研究对象本身，连萨瑞塞维克也提出情报学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忽视用户和人，只专注于技术。

如何看待技术在图书情报学中的地位?一方面，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技术既不是拖着我们尾巴随它而走的独立力量，也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非价值的工具集合，每一种新技术的目标和设计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图书情报学中的技术应该成为学科价值和方向的体现和实现手段。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认为技术是知识体系理性的表现形式，是现代社会最能展现理性实力的手段。现代性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正是用技术证明人对社会存在的掌控以及其在学术群体中的尊严地位。图书情报学中普遍存在的工具理性被人们质疑，其解决之路又在哪里?①在于对技术的重新定位，即技术为理论、实践和价值服务，而不是技术本身是理论、实践和价值；②在于技术适用范围的确定，并不是所有问题都适合用技术解决以及在方法选择表中的排序。非理性主义中对工具理性的发难、强调情感思维和感性方法可以作为突破口。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扎根理论，也能促使图书情报工作的改善并提供新的思路。

3.2　多种声音的存在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多种声音同时存在。有人统计国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末有五六十种之多。该特点一方面体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本质和基点的固执追求；另一方面又表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正愈来愈显现出后现代主义哲学非中心化、非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视角主义的特征。表现为：①抛弃“普遍性知识、总体化语言”，图书情报学的总体总是不完全的，需要增补，这种增补有赖于认识的深入以及认识对象本身的发展；②图书情报学的客体和主体都是非中心的、非封闭的，只有正确认识图书情报学认识对象和认识活动的位置与空间，才不会局限于“机构”与“非机构”、“大图书情报观”与“小图书情报观”之争；③图书情报学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和永恒的框架，即不能对任何观点抱以绝对化或力求学界统治地位的想法，也不能将追求真理与追求绝对等同；④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应脱离固定界限概念限制，传统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推崇的是概念分析，但其分析对象往往是抽象的和静止的，忽略了对象本身的动态发展和复杂性，图书馆学所关注的“图书馆”正是如此。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倾向于找到学科研究基点，试图通过明确学科基点和学科体系的建立来指导实践并确立其科学地位的做法体现出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碰撞与冲突、坚持与突破。

3.3　身份危机

关于图书情报学身份的迷惑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但又不愿直面的问题。学科的地位以及由于现代性理论中对理性、地位的尊崇使得我们一直陷入“术”与“学(道)”争论的怪圈中。从图书馆专业(1ibrarianship)、图书馆研究(1ibrary study)到图书信息学(1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y)，这些变化可以显示此学科研究取向的范式递变，图书信息学的研究与学科本身也从录音带、影带、光盘到网络，不断学习调整，以求跟得上技术变迁的脚步，但却面临名称的争议、学院归属、失焦的教育目标、核心课程的难产、学生来源狭隘、本土性教材、研究工作等方面的困境。后现代主义哲学能够为这种身份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困境带来什么改变?首先是思想的转变，图书情报事业不再是最初现代性中维护自由与公平的宏大事业，在其合法性危机、技术导致的生存危机的背景下，需要从现代性时期的一项事业转而成为后现代时期一项普通的职业；其次转变方法，比如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即关注用户使用图书馆的目的及图书馆对他的帮助是什么。现代性指导下的用户研究由常态模式看用户，因此，在某一时空背景下，某一群人的行为是一样的，和个人的信息需求情境没有相关性。建构主义认为使用者是在建构环境，而不是适应环境。所以，预测及了解用户如何使用信息，必须先了解其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进而了解用户是在怎样的情境下使用图书馆。图书馆若能由意义建构理论来了解用户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并提供帮助，图书馆使用率必能提高，图书馆存在的意义得以体现。

4　后现代主义哲学指引下的图书情报学未来――一种可能

4.1

图书情报学的存在环境

图书情报学的诞生与知识和信息传播及利用密切相关。利奥塔对后现代社会知识和科学状况的考察展现出社会知识的深层特征。①知识的信息化(量化和可操作化)，以计算机运用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迅速改变知识的性质，只有将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信息量，才能被生产者和使用者获取和使用。②知识的商品化。知识和认识者之间不再是单纯的外在关系，而是为了价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求关系。如此，知识的获得(包括研究)和知识传播(包括教学)都发生了改变。图书情报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知识的信息化要求那些传统载体形式的知识必须改变，否则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可能性；知识的商品化使得人们获取知识的动机、知识流动的方式、知识的生产都将与利益、价值和金钱紧密相关，那么纯粹的阅读、文化的教养与熏陶、知识的提供，乃至传统的保存和继承都将受到金钱的制约与改变，传统的图书馆使命和情报机构的工作该将何去何从?

4.2

图书情报学的认识与存在

对认识和存在关系的重新解读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影响和解释下的图书情报学认识和存在的关系表现为：①图书情报学的认识对象(存在)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即社会存在的变化。从最

初施莱廷格以图书馆整理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开始，图书情报学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所谓的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机构到知识信息的过程。这一变化正是由认识对象变化引起，即从最初的图书整理、简单的图书资料提供，到近现代的信息检索和提供，图书情报学的认识对象在不断扩展、丰富。于良芝也认为随着信息职业的细化，图书馆职业和情报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巨大变化。②图书情报学的认识与存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统一于科学知识对存在的解释中。即研究者自身的立场、文化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决定着其对存在的解释，正是这种理解的历史性使得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必须建立在解释的基础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客观立场。因此，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必须出现多种声音，即视角的多元化、解释的多元化和意义的多重性。同时，这种解释性的认识表示我们认可的学说和观点也是建立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即研究群体的共识。③图书情报学的认识对象只有变化、复杂，没有绝对的唯一和本质，试图找到各种现象和存在简单化的努力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④图书情报学的认识本身是开放的、多元的，且仅仅是对存在的一种解读。⑤单纯的概念不能解决图书情报学的问题，固定界限的图书馆概念不能把握庞大复杂且流动着的图书情报学认识对象。

4.3

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

传统的图书情报学学科体系大多以线性的、单一的、封闭的模样出现，并试图囊括所有认识存在。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解构主义、利奥塔的知识合法性判断等观点指引下，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应具备以下特征：①开放性，即学科体系的逻辑解构容许新内容的加入；②非确定性，学科体系不能成为宏大的“元叙事”，即不能试图成为解释一切的标准统一语言，也不能试图规定研究群体的话语，话语的多样性以及学科知识的话语叙述倾向才是学科的发展趋势；③非线性，即学科体系的各要素间充满差异且彼此互补，逻辑结构体现的是多向性，而非直线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