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笔者有幸聆听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的两节同题异构课，两位执教者同样出彩，更重要的是，两节公开课以不同的解读角度设计课堂，呈现出迥异的教学风格，引发了众多听课者对古典诗歌教学的新思考。

思考一：古典诗歌教学意义何在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宋词元散曲各领数百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余秋雨先生是这样评价古典诗歌的：“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的长廊。”

确实，古典诗文是中华民族灵魂的寓所，而诗歌则是灵魂的最深处，它常响彻于你的生命，愉悦心灵，传递情感，寄寓思想，教育后人，令人无法自拔。当我们研究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时候，不能不把目光聚焦到这汗牛充栋如繁星般美丽而深沉的古典诗歌上。

即使从教学层面看，诗歌教学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恢复高考后的1985年的高考，“诗歌”题正式进入全国语文试卷。尤其是2002年《考试说明》增设诗歌阅读专项要求以后，诗歌题由知识型客观题向能力型主观题不断发展变化——考查知识，品味语言，欣赏意象，评价情志，鉴赏风格……命题深度层层推进，测试难度节节攀升，审美特色日益显著。可以说，高考语文命题推出诗歌鉴赏题，高举起“诗教”大旗，不仅优化了语文试卷的结构，提升了语文教学的境界；而且对学生国民素质的培养，对中华文化的建构，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基于此，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我们要“培养学生鉴赏诗歌的浓厚兴趣，丰富自己的感情世界，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学修养”，引导他们“借助工具书和有关资料，读懂不太艰深的古代诗歌，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诗歌名篇。学习古代诗词格律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积累”，此外还要指导学生“学习鉴赏诗歌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中外诗歌的艺术特性，注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不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因此，我们教师需要通过古典诗歌的教学，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延续民族血脉，光大民族伟业，这是每一个语文老师的沉重又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思考二：应如何制订古典诗歌的教学计划

1.充分了解生情学情，谋定而后动

在这次公开课中，郭、涂两位老师都未在诗歌字面义上花太多时间，只是点到即止。这是了解学情生情的表现。学生早已具备了借助文下注释和工具书梳理字词的自觉性和能力，所以这部分内容可弱化，不必占用课堂时间。但对于层次较低的学生而言，恐怕就不得不在这方面狠下功夫，毕竟，鉴赏的基础还在于字面义。如果不解决这个拦路虎，学生必然会在这里摔跤。

除此之外，知识的连贯性也应成为教学重难点定位的考虑因素。就诗歌阅读而言，学生在必修阶段，特别是初中阶段，已经学过数量较多的古典诗歌，且对其内容特点已经拥有了初步的鉴赏基础。上到高中，老师既需要调动学生在“必修”时所学到的有关基础性内容，让学生在某一个方面去发展对诗歌的认识，使得“共同基础”与“个性发展”在教学中得到有机的结合。同时，也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情况作出相应的补救措施。

2.准确定位，构建知识能力模块

高中的学习重点不在感知，而在“类”化。老师要注意引导学生积累整合背诵一定数量的诗词名篇，将单篇的、局部的、零散的知识进行勾连，进行“类”的总结提升，构建关于诗的知识能力模块，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能力体系。同时，也要适当联系高考，让学生在理解诗作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方法力争得分，给学生一把解读诗歌的钥匙，授人以渔，并且培养他们鉴赏诗歌的浓厚兴趣。

总之，高中古典诗歌教学的计划制订要考虑“承前（必修、选修）启后（高考、终身）”，一方面关注与必修选修的联系，盘点必修选修学过的知识、掌握的能力，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关注高考的能力考查的要求和方向，积极备考。同时，也必须超功利性地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

思考三：应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古典诗歌鉴赏活动

1.披文入情，登堂入室

诗人创作的过程，大致概括为“生活积累——选材立意——艺术构思——语言表达”。观赏者“沿波讨源”，可从“语言表达”入手，追溯到诗人的“艺术构思”、“选材立意”和“生活积累”。即先从作品的“语言形式”入手——谓之“披文”，进而探讨其他——艺术、情感等。

从操作层面看，“披文”都是鉴赏的前提。当然可以从诗题入手，从具体的意象入手，也可从整体印象入手，但终归都要过语言关。然而，诗词用语与散文不一样，既有韵律的限制，要求精炼、含蓄，留下“空白”，又可在叙述时跳动进行，因此诗词的结构是特有的。如果用散文的眼光去读诗词，可能会摸不着头脑，甚至是忽略作者的用心，不能正确理解诗人的意图情感，自然也体会不到它的好处。

概括来说，诗歌的语言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精炼含蓄有味，其中有很多地方需要填补；二是跳跃性（形象、情感）；三是要突出形象。教学过程中，老师首先要让学生了解“诗家语”的特点，从字词句入手，关注意象的固定含义，“因文施教”，才能为下一步的鉴赏作好充分的准备。

叶嘉莹先生认为：“在一个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的民族中，有些语言的符号经过长久的使用往往形成了某些固定的联想，而且只有属于这一文化传统之内的人，才熟悉这种联想。”所以，老师要抓住“意象”，向情感深处漫溯。

意象是蕴涵作者思想感情的形象，是解读诗歌的一把钥匙。诗歌的阅读鉴赏，必须以解读诗歌的意象为突破口，以熟知诗歌意象为突破点。平时就应让学生养成分组分类整理意象及所表达的含义的习惯，同时，注意教给学生评点意象的方法。如：（1）抓住修饰意象的词语进行评点；（2）体会修饰词语描述出对象的什么特点：颜色、动作、神态、心理、质感、层次等；（3）可以用其他修饰词语替换，运用比较法来对修饰词语进行体会感悟和评价。

“披文”之后就要“入情”，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准确把握诗人的情感变化。“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古典美学在情感表达方式上主张含蓄，不主张情感的直接宣泄，往往要通过一定的形象、景物来表达，因而，古人特别重视情与景的关系。“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一语道破了古人与自然景物的关系。历代诗人更是从与山水的感情交流中领略山水风景丰富多彩的美，激发人们人世沧桑的浩叹，以及关于时光永恒的思考。从手法上看，中国古典诗歌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就是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从《诗经》到《楚辞》，从陶渊明到“建安七子”，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诗人在与自然的对视中获得一种生命的体悟，他们借山水洗涤世俗的尘埃，消除胸中的块垒，从中启发进取的意趣。正因如此，诗歌鉴赏最难过的就是“入情”关，学生常常烦恼自己无法准确把握具体而微的情感，总觉得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把自己与诗人阻隔，对面而不相识。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充分调动学生的联想与想象能力。有时，即使不是太理解某个字词，但如果能利用已知充分联想想象，将文字转换成一幅幅连续的画面或场景，融入到诗人所创设的意境中去，现诗中未尽之意。也就意味着“读懂”了诗歌。

2.以读促学，授人以渔

“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中，要令学生与文本对话，重要手段就是读，朗读，默读，略读，浏览，精读，诵读……不一而足，不同的读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学生只有经历这些读才会读。不同的授课内容对读有不同的要求，但最终是要让学生具有独立阅读能力，学会多种阅读方法。

诗词欣赏是各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交织，有时是从生理——心理，有时是从感性——理性，有时是从情感——思想，有时是从社会——历史……反正，“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在不同形式的读中，学生走进、投入、品味语言，咬文嚼字，感受文章的字字珠玑，继而领略、倾听、感受、认识、了解、发现，从而受到愉悦、陶冶或得到启示，拓宽自己的视野。这次郭、涂两位老师的课堂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注重“读”，整个课堂书声朗朗，尤其是涂老师，以身作则，全情投入，大声吟诵，极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朗读热情，营造出高昂的课堂氛围。

只有在反复读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的内容，领会诗歌的主旨，进入诗歌的意境，感知诗人的情感。语文教学应该激励学生多读，给予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让学生自主读书，使其读有所得。学生爱阅读、会阅读，才会带来语文教学的碧海蓝天。

篇2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考古学;音乐学;音乐学学科体系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譬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三、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较之于其他音乐学科而言，音乐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其一，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是指向于过去，研究历史上的音乐事项，以了解古代的音乐社会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时期，音乐考古学研究是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后，有关音乐的考古实物和文献典籍是音乐史研究的两大史料来源。具体来说，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学的作用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300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4000年左右。从300万年前到4000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夏后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25支骨笛，据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8000—9000年;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这方面的音乐考古发现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埙等。可以说，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史前音乐历史，考古实物是唯一的途径和手段。它不仅是我们了解史前音乐历史的不二法门，也对其后有文字记载的音乐历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2］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诗经•大雅》:“鼍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015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3．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4．扭转了用文字描述音乐史非直观形象的不足

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也是一门声音的艺术。撰写一部有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直是音乐史学家的追求，从杨荫浏“音乐史是不能没有音乐的历史”［3］的治史观到黄翔鹏“曲调考证”研究的身体力行，无数学人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着;但我们同时也应知道，音乐生活的画面并非仅有声音组成，在三维空间里尚有乐器的形制、乐队的组织、器乐的编排以及乐人的服饰和奏乐的场景等，考古出土的遗迹、乐器实物以及音乐图像，包括绘画、画像砖、编织图、乐舞俑、洞窟壁画、器皿饰绘、墓葬壁画、画像石、石刻、书谱等，则可以直观地以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现历史上的音乐画面。例如，文献中有关先秦瑟的形制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有分歧之处，我们如若仅仅通过文献并不能对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关先秦瑟的实物，则能立即给予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官认识: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再如，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通过对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汉朝音乐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了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乐器的类型、特征等，并可以对不同省的出土乐器进行比照，揭示其间的异同之处和源流动向。可以说，考古史料让音乐史的研究具有了现场感和亲切感，让人如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之中。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其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于珊珊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总论•序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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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考古学 主体 整体 历史性

“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的形式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己有，恢复对他们的支配，并在他们中找到我们可以成为主体意识场所的东西。” [1]在主体与“人”可以化等价的时代，人总是试图以自身的需要阐述历史，以此构造人为的历史，塑造人的历史性主体地位。针对思想界存在的连续性地“总体历史观”，福柯指出，“总体历史观”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总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精神——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以及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以至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裂”。[2]

一、主体的迷失

现代哲学通常是现代实践的指导意见，同时也接受现代实践的印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然而这种实践观通常是以人作为主要实行者。以此而形成的对实践观的认可，从而陷入了主体哲学的盲目崇拜。然而人始终是有限性的存在，主体的存在受制于人的具体活动、生命以及语言的阐述，也就是说人表现为一个有生命的，说这话的存在。由此，现代哲学陷入了一种‘人类学沉睡’。这种沉睡的根源在于主体迷信，这种主体迷信使现代哲学等价为主体哲学。“福柯对主体与主体哲学的解构正是为了把现代思想从这一沉睡中唤醒”[3]。

在主体性哲学建构的过程中，由于是以实践观作为参照标准，试想一下，此时作为实践的主体站在什么角度？在发展和充实的过程中，似乎整个体系都是彰显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能动性，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人在确定主体性的同时，丧失了主体地位，成为以主体性为目标的构造活动中，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的机器，处于建构和被建构这一双面性中一个自以为是主体实质是客体的矛盾体。对于这种主体的丢失，或者说主体的被奴役，“我们要做的是分析具体的理性，而不是总是引出一般的合理化过程。”[4]

二、话语分析理论的考古学

总体历史观的主体的迷失，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开始对陈述整体进行倒推式的反思，这一反思从话语单位，也就是陈述的基本单元开始，这是对话语甚至是对整个历史进行根本上的颠覆，由此形成的话语分析理论。

“首先应该完成一项否定性工作：摆脱那些自以为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5]福柯在对话语的单位的开始阐述中，对人习惯的表达，指出其在日常表述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联接单个事件的关系网络，甚至对于连续性本身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并不是盲目，毫无理由的束之高阁，正如福柯所说的“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最终把他们摒弃，而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某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他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规则，并对它做验证，为了确定在那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6]。在这里的表述中，福柯尽力避免掉进自己的理论客体中，不否定一切事件，然而在处理话语的单位之后，福柯谈到了陈述的形成，“强调陈述本身不是一个单位，只是一种功能，当命题、句子和表达行为符合一定的规则，发挥一定的功能，才能进入陈述空间”[7]。

话语对象是通过“在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整体使这个形成得到保证”[8]，由此考古学话语对象不是指明哪些是对象，而是对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以此来确定对象，同时指明对象在何处出现，如何相互区别和对象“分离、对比、联系、组成、分类和派生”的规则。主体相对于对象而言，主体的地位是由不同的对象的范围来确定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时常由于时代的变迁而转变，主体要表述事件，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不能随心所欲。

三、反主体认识论的考古学

按照考古学的理论，所谓的人的知识属于话语实践。对于知识，福柯认为：“这个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构成的并未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 [9]福柯强调知识是组成科学的要素，但是不一定是科学。知识并不是都局限在科学之内，是一种认识论场地，也就是说除了科学知识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知识。由此，从福柯的观点出发，所谓的知识开骨血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认识论——“知识论乃是对一些话语的描述，而这些话语是在一特定时刻的社会中，作为科学的话语而发生作用，同时又作为科学的话语而被制度化的。”[10]

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反连续性、反主体性，而连续性最终会被归结为主体性，所以考古学是一种反主体的理论。而福柯的在《知识考古学》中的反主体性直接表现为反历史连续性。他写道：“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而历史连续性主题就是“为了反对一切便宜，挽救一切主体的至高地位，挽救人类学与人文科学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11]换句话说，历史的连续性是与主体性联接在一切的，对历史连续性的批判也就是对主体的反叛。。所以，知识考古学“确定一种超脱了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确定一个无任何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12]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3

[2]【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3

[3]刘永谋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 中国人民大学. 2005

[4]福柯. 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附于【美】L·德莱弗斯 保罗·拉比诺. 张建超，张静译. 超越解构主义与解释学【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274.

[5]【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21

[6]【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26

[7]刘永谋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 中国人民大学. 2005

[8]【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41

[9]【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206

[10]【法】米歇尔·福柯 《言与文》，转引自冯俊等. 《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44-445

[11]【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13

[12]【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17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篇4

刘庆柱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学科评审组专家。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

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德国考古研究院、瑞典东方博物馆、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墨西哥国立人类学研究所、秘鲁国立历史博物馆、埃及开罗大学、印度国立博物馆、巴基斯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越南考古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海外著名大学、学术机构进行学术讲演、访问研究。

曾先后参加并主持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秦汉栎阳城遗址、西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等考古勘探、发掘。已出版考古学专刊、专著、论文集十余部，二百五十多篇。

专业介绍

考古学（本科）

门类：历史学

学制：4年

授予学位：历史学学士

简介：考古学就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按照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对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的不同，考古学可具体划分为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及各种特殊考古学等分支。本专业培养具备考古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从事研究、教学、管理等实际工作的考古学高级专门人才。学习内容包括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考古学多学科交叉发展趋势和世界考古学发展概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接受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博物馆学、文物学理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古代汉语、史料学、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古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根据阳光高考网的统计数据显示，该专业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性别比例：男47%：女53%；近几年全国就业率区间：2010（85%～90%），2011（80%～85%）；该专业全国报考硕士较集中的专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科学技术史等。

打开电脑，输入“刘庆柱”进行搜索，关于刘老个人经历的介绍性文字不多，更多的是他那一长串的研究成果。9月初的一天下午，记者带着众多读者对考古专业的好奇，敲开了刘老的办公室。“请进。”随着一声底气十足的回应，刘老起身，笑容满面地招呼我们进门，桌上早就备好了茶叶、水杯。

刘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很多，面色红润，腰板挺直，精神矍铄，言谈间思维非常敏捷。两个小时的谈话，刘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的大门，让我们体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穿越，考古，原来如此神奇！

大学招生指南：您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怎样的科学？

刘庆柱：考古学是研究时间的科学。考古学所研究的时间，跟物理学研究的时间有差异。物理学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从物质结构角度来研究时间，而考古学则是以时间为轴，研究以人为对象以及和人相关的环境的科学，是一个更大的时空人文概念。因此说考古学也是人学，研究人的科学。人类通过考古了解自己从过去几百万年，几十万年一直到现在，历经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何种因素引起的。比如现在的各种疾病，以前就有吗？还是以前没有，现在变异了？找出发展变化的因素，就能为现在各种疾病的治疗提供有力的参考。

19世纪中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门大学科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考古学，因此考古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它的很多方法论都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却不单单局限于物品本身，而是透物见人，通过所发掘的物品，推断当时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机构、主流的思想文化，等等。

大学招生指南：我们该怎样理解考古学所研究的范围？

刘庆柱：如果划定一条时间分界线，分出古代和现代，分界线一侧的古代时空范围都是考古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人类的历史大约是200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按中国来说才4000多年，不到整个人类长河的百分之零点几。因此要想弄清楚历史，必须要通过考古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的问题都要考古学来解决。

我总说我这一辈子越干越觉得有点失望，失望在哪儿呢，好多东西越弄越不清楚了，越干越没头绪了。我总对我的学生说，你们年轻赶紧写，别到了像我这个年纪，前怕狼后怕虎总感觉没说透，下笔总有犹豫。但后来我也考虑，对于没有完全说透的东西也要辩证看，要是所有东西都说透了，那就没有科学了，科学就结束了。我能把科学做到头吗？不用说科学，就是科学的一个方面我也做不到头，因为它是滚动式的，发展的。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否定之否定。真理都是阶段性的，没有永恒的，都是相对的，相对于这个时空阶段的认识论，认识基础，你只能看到这一步，而人的一生相对于你所要研究的东西来说，时间太短。所以考古学是永远奋斗不完的，既有魅力，也有挑战力，还有想象力。在这里你不能停步，也停不了步。

大学招生指南：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考古学呢？

刘庆柱：我初中那会儿就对历史、文学感兴趣。到高中时开始对哲学、世界史比较感兴趣。因为当时我家离图书馆很近，看书很方便，就去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但后来我就觉得关于好多事情的评论反反复复的，反而弄不清楚了。比如历史，这中间还不是简单的好与不太好的说法区别，有可能是是与非、红与黑的差异，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怎样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没有更科学、更先进的办法去验证？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后来我就接触到了考古学，这是拿物说话的，这些被挖出来的东西，它本身不会带有立场、观点。但是写东西的人就有立场，有观点，尤其写作者是跟当时的历史、当时的政治、当时的经济、当时的文化有关的人。比如，不会说自己的民族不好，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最优越的，等等。但世界上没有“最”字号的，你要是最优越的，难道别人都是二等的！其实，世间万物没有绝对，恰恰是人类把许多东西说成了绝对。因此，想弄清楚事物的真实面貌，就得找些更客观的，更科学的手段去验证，才不容易被某些人为的资料所左右。

大学招生指南：您实际接触到考古后，感觉它跟您想象的一样吗？

刘庆柱：好像没差距。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关注点不在其他方面，就想着能够发现些什么东西，解决些什么问题；另一方面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生活条件的反差没那么大，现在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70年代冬天都是用煤球炉子，里头外头一样冷，夏天里头外头一样热。可能有时候在地里头感觉还比家里要舒服点，但也不好受，像五六月的时候，钻到玉米地里去考古，那时候，地里玉米都长高了，人站在空地上都觉得热，钻到玉米地里头闷得很，钻探又不能穿长袖衣服，玉米叶子拉得身上一道一道的口子，很难受。但如果发现了重要遗迹现象，什么难受都全被抛之脑后。如果兴趣点不在考古的人去那样的地方，奔着钱去的，却找不到钱，那他才难受呢。

80年代考古的时候，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有一阵子我们租住的是农民搁放农具的房子，房子分两层，上头放粮食，下头住人，因为放粮食的房子得保持通风，到了冬天，不刮风还好，一刮风四面透风，睡觉的时候煤球炉子一封，屋里放一盆水，不一会儿就结冰了。半夜里，老鼠在头顶上噔噔噔地跑，跑着跑着，“吧唧”就有一只小老鼠掉下来。但那时候我天一亮去做发掘，晚上回来写东西，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也就不觉得苦了。所以说，人必须得有个奋斗目标，有奔头，有了奋斗目标，有了奔头，其他无关的东西也就淡化了。

大学招生指南：您对考古学如此着迷，考古学的意义具体都表现在那些方面？

刘庆柱：只要你认为关于人的有趣的问题，考古学都能给你解答，风水问题、疾病问题、算卦问题……考古学都能给你一个科学的解答。比如，古代的皇帝迷信吗？为什么外国的中心建筑是教堂，中国故宫里头核心建筑是太和殿？看似普通的建筑，它传达出的是一种政治理念，是谁服从谁。皇宫里头唯一有的庙是太庙，太庙不是供奉释迦摩尼的，是供奉皇帝的列祖列宗的，以此证明皇帝身份的合法性，是对自我的一种证明。这就说明了国家的性质是政教合一还是国家至上。清朝的皇宫跟唐朝的皇宫有什么区别吗？没有，这就是对国家核心文化的认同。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多民族共同体，同类项体现在哪儿？中华民族普适的文化价值在哪儿？等等，这些都是考古学家探究的物质文化要表明的东西。

考古学就是通过研究过去掌握对现在仍起作用的规律，或是通过研究过去，解决用现在的办法解决不了的难题。比如90年代论证三峡大坝的可行性，大坝多高的蓄水水位合适？虽然考古学无法解决诸如大坝可以承载多高的水位，引起怎样的生物变化这样的问题，但通过考古学可以找出历史上这个地方的水位最高达到过哪儿。当然，仅仅凭借考古学找出历史水位高度，不表示最大承载量能到这里，还需要去找物理学家做计算，找地质学家看岩石的性质能不能承受得了。

比如现在研究气候，考古也研究气候。说现在气候变暖了，你怎么知道气候变暖了，得有对比才成。2000年前的气候怎样，1000年前的气候怎样，得形成一条曲线图，从历史的长链条来看才能够找出规律。考验真理最主要的根据就是时间，真理都应该放到时间这个长链条里头去考察，在时间隧道中就可以得到证实。比如对全球变暖原因的探讨，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空气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吗？三千年前北京地区气候温暖还有象呢，后来变冷了，到2000多年前又变暖了，这是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导致全球变暖的因素有哪些，然后各占权重多少得说清楚。不能为目的性而一味地夸大某些原因，这其实是人为地将学科割裂，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考虑分析问题，难免得出片面的结论。

考古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应该说是未知数很大的科学，很具有挑战性的科学，既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也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被考古学采纳为己所用，那些考古学要去研究解决的很古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是很先进的问题，挑战性也就在这，光解决古老的问题就失去了趣味，古今结合才会有用。所谓：“有为才有位，有位得有为。”因此考古学得有所作为，对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古为今用，如果纯粹是为古而古，那是没有意义的。

大学招生指南：谈到学科之间的联系，您对当前的学科教育有什么看法？

刘庆柱：学科是人分的，所有的学科都有优点也都有局限，认识到这个，就要注意多学科结合，注意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然而我们当今的时代，不像柏拉图那个时代，不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因此作为个人，必须有一个切入点。爱好自然科学，可以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去展开，爱好人文科学可以从哲学、历史、文学等切入，得选一科，不能一把抓。

教育有教育的规律，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分学科是必然的。学习真像盖房子，先要打好地基，先专后博，不断联系学习，一点点地积累。但头脑中始终得有用联系观点看问题的弦儿，比如搞学术研究都需要有个学科带头人，他虽然不做某些方面的具体研究，但知道相关的联系，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需要研究的。

大学招生指南：您对要选择考古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篇5

一、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介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等脊椎动物以及软体动物和甲壳纲等无脊椎动物。微型动物是指以上各类动物中个体较小的种类，如蜗牛、昆虫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利用动物是主要内容，如以动物为食;用动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体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进行劳作和运输，用狗协助打猎、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动物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图腾等观念。动物考古学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

二、 动物考古学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简略回顾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美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器物分类和描述，动物遗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者完成;之后，研究环境的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动物遗存，他们研究动物的分布、灭绝的种类、骨骼形态特征和病理学，也有学者推测人类行为并收集、鉴定并测量骨骼。20世纪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加工的骨器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骨骼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动物考古学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随后，最小个体数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动物考古学成为一门可认知的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动物考古学不断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目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怎样获得准确的数据？二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人类的营养需求、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和家畜起源等问题;三是生物学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动物的生长、自然环境的面貌等。

三、 动物考古学的背景知识

动物考古学研究首先应具备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作者在第三章对生物学知识进行介绍。在分类学方面，动物考古学借用生物学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力图将出土骨骼鉴定到种或属。在解剖学方面，提到动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为摄食、运动和保护三种，功能的不同导致骨骼形态的不同。分布地域、季节和人类行为等外因和个体发育、年龄和性别等内因导致个体在骨骼上的差异，动物考古学家利用这些差异区别不同种属和年龄阶段的动物。生物不断与外界物质发生交换，体内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含量有变化，生物自身蕴含遗传信息，因而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这类科技方法也被应用于动物考古学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绍了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生态学知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每种动物都有特定的生态位和生活史对策。生态位是指生物与其所在的环境发生的所有关系;生活史对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变化，它包括动物的繁殖、生长和发育、性成熟、照顾幼崽和衰老等方面。这对古代人类的狩猎活动很有帮助，可以被动物考古学家用来推测人类当时的行为。在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食物网、生产率、丰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是群落生态学要研究的问题。关于均匀度，我国有学者对其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介绍（1），还有学者用分异度和均衡度分析遗址周围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探讨人类的生业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讲述动物骨骼在人类使用遗址时、遗址被废弃后、考古学家发掘及整理时发生的埋藏学变化。骨骼发生的埋藏学改变分为初期变化和后续变化两种。初期变化发生于动物被捕获、人类利用动物、骨骼被掩埋的过程中;后续变化是发掘和整理资料时造成的变化。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是一级改变的原因，如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肢解、烹饪、烧烤、制作工具等。我国学者曾通过实验观察人类吸髓与动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动物的一些行为，如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大中型动物踩踏等，以及气候、温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诱因。除需要注意初期变化，后续变化对动物考古学家进行解释也有影响。以发掘方法为例，是否采用筛选法或浮选法，对发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和结论。

四、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谈到怎样从众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应该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将这些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鉴定骨骼直接获得的信息，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重复观察;另一种是衍生资料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原始资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种属、数量、表面痕迹、病理现象、年龄和性别的解剖学特征、测量数据和重量等。这些内容最后都要输入电脑，以便进行各种计算。在鉴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资料，准备当地的动物标本。鉴定过程中要持谨慎的态度，使用解剖学语言描述骨骼的具体部位、特征和保存状况。反映年龄的特征主要有头骨缝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的程度，反映性别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态。可鉴定到种属的骨骼数量和不可鉴定的骨骼数量都要统计。观察骨骼表面痕迹要记录骨骼断裂的位置、断裂面方向、断裂口的形状。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态不正常的牙齿或骨骼以及牙齿是否发生釉质发育不全的现象。比较完整的骨骼需要测量。由于原始资料是衍生资料的基础，所以需要熟练的人员从事鉴定的工作。

如何获取衍生资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估算个体大小、建立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计算各种动物的相对比例和骨骼的出现频率、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迹和病理现象等。

了解动物的个体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类喜欢捕猎哪种体型的动物、被捕捉的动物群是否存在狩猎压，也可以评估肉类在食物中的比重。复原个体大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骨骼与实验室的现生骨骼标本比较，大小基本一样的标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动物大小。测量值也可为区分动物个体大小提供标尺，还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在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年龄特征可以反映个体大概的死亡年龄，多个个体的死亡年龄可以建立这一种动物的年龄结构曲线。生存曲线可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死亡年龄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线提示人类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以反映动物的性别，成年的雄性个体往往大于雌性个体。同年龄结构一样，性别比例也提示人类行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选择的一种结果。

通过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能够计算遗址内一种动物占所有动物的数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类经常利用哪些动物。如果某种动物占的比例极大，那么这种动物就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计算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化，怀特（White）认为可以利用左右两边对称的骨骼来估算最小个体数，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边的数量多，其值就是最小个体数。随后有学者将年龄、性别、骨骼大小这些因素补充到计算最小个体数的考虑要素中。例如，发现2块猪左侧的下颌（1块1岁，1块2岁），1块右侧的下颌（3岁），可见右侧的那块下颌与左侧的2块都非一个个体，因此最小个体数应该是3。此外，可鉴定标本数也是统计数量的方法，它是由计算分别属于各个种属的全部动物骨骼数量得来的。与最小个体数不同，可鉴定标本数有时容易受到一块完整骨骼破碎成多个碎块的影响，应而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各个种属的动物数量时，应综合两者进行分析。

计算骨骼的出现频率要先将骨骼归纳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锁骨;也包括多块骨骼连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学部位，如前肢、脚;还包括人类屠宰动物经常肢解的单元。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数量，最大值就是这个遗址预期收集到的值，每个部位发现的数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发现值与预期值的比例。我国已有学者对遗址内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现的频率做过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数也是研究骨骼出现频率的一种方法。

有两类方法从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第一类方法是估算一个完整个体的肉量。怀特（White）通过文献并结合具体实例考证鸟类身上的肉量占总重量的70%，哺乳动物的占50%。用每种动物的体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这种动物的肉量。一个个体的肉量乘以最小个体数，可以求得这种动物对古代人类肉食贡献的总量。第二类方法由里德（Reed）发明，根据出土骨骼的重量复原肉量。我国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计算方法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⑤。

骨骼表面痕迹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病理现象可以提供人类行为的信息。出现在关节连接处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动物时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现象可能是劳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可以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难看出每种方法可以解决相对应的研究问题，因此研究方法应与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谨慎的、客观的推断。

五、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别谈了动物考古学中比较重要的三个研究问题，第八章探讨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狩猎形成的动物遗骸和人类的生存策略。人类在捕猎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约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种动物资源、用多少、什么时候找、到哪找、由谁找等问题。这一模型的本质是古代人类在获取动物资源时花费的支出和最终的收益之间寻找平衡。古代人类选择居住点、进行捕猎等生存活动需要考虑是否受限于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我国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围内持续捕捞对贝类的生长造成捕捞压⑥。当人类狩猎成功后，他们选择价值高的部分带回居住区，开始制作食物。这个过程会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迹，也会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质等微小物质。人类还会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装饰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隐藏在可以观察到的动物遗存的背后，还有当时与人类狩猎活动有关或是因狩猎活动形成的交换系统和社会地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动物考古学家试图用物质遗存来探寻这些背后的联系。

古代人类驯养家畜的活动也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问题。第九章主要讲人类驯养家畜、利用家畜的行为以及怎样初步鉴定家养动物。狗是一种独特的家养动物，它被驯化的时间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态可以与野生祖先相区别，而DNA研究显示家狗起源的时间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卫居住地、帮助狩猎、陪伴人类，还能帮助人类看守家畜。其它的家养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动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的原料，动物的粪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还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动物牺牲等。多数家养动物的体型逐渐变小;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发生变化，如猪的鼻子变小。骨骼测量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另外，还可以在测量的基础上计算骨骼的长宽之比。数量比例、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病理现象也能够提供人类驯化的信息。羊毛纺织品、家畜和栅栏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类成功驯化并利用家养动物的佐证。我国学者依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实践，提出了考古遗址出土家养动物的系列鉴定标准⑦。

用动物遗存重建古代环境是动物考古学中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动物考古学发展之初，古环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开展了这方面研究。用动物遗存复原环境的理论基础是均变论，即“将今论古”。在了解现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推知古代的动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遗址出土的物种复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例如，竹鼠现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竹鼠的骨骼，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⑧。这一过程要区分遗址当地的物种和外来的物种，复原遗址周边环境时应排除外来物种。小型动物对环境变化敏感，提供的生态学信息较多。寄生虫还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种种群内部若干个体的体形大小和年龄可以判断当时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动物生长。古代人类不断向自然环境索取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最显著的行为就是动植物的驯化影响到原来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也是复原环境的一项研究内容。

六、 结 论

第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列出埋藏学、营养和饮食、动物资源的利用、技术、交换系统、社会等级、驯化和古环境八项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资料、衍生资料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简明地表示了从骨骼获取信息与进行考古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研究者应持谨慎的态度和方法，使用与研究目标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实验和重复的方法，将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作者指出，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动物的用途和社会含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学的应用将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合这些研究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

这本教材从动物考古学研究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入手，分别讲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帮助读者对动物考古学有一个初步了解。然而，《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以美国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为主，没有收录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资料，不利于初学者掌握我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动物祭祀和随葬是我国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现象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现象可能与社会分化有关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规格遗址祭祀用牲的种类是不同的（11），该书对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为一本入门指导的教科书，《动物考古学（第二版）》值得初学者精细地研读，从而掌握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做好我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

我在学习动物考古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导师袁靖先生要求我阅读英文版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还要求每读完一段话，要用中文记录下这段话的大意。经过一个学期，我终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阅读和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动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认识，在随后的鉴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这些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谢袁靖先生带我走进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谢《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著者编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正好赶上《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阅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译本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 胡松梅：《分异度、均衡度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吕遵谔、黄蕴平：《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杨杰：《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锟宇、蒋成、陈剑：《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c.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⑨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及随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篇6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获得更多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从而尽可能地构建古代人类社会的面貌。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发表于《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江汉考古》八种考古类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刊物，代表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考古三大刊十年来（2005-2014）来共发表科技考古论文150篇（见表1）。每年大约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数量变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总数的58%，《文物》的数量也不少，约占33.3%，《考古学报》数量最少。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遗存，而且体现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因而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分析或阐释这些信息，并有条件展开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梅建军：《近两年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2]钱俊龙等：《从九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7期。

[3]向安强：《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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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人会把考古工作者与盗墓者等同看待，但是当你看到一片片瓦、一件件陶器、一幅幅壁画、一粒粒碳化的粮食时，你的脑海中就会出现古代人类生活与劳作的场景以及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从而对历史的敬畏感也油然而生，这些就足以让你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地爱上考古。多年来，吉林大学的考古学子们始终跋涉在“独立天地证青史”的路上，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书写着考古人的使命与担当。

前路虽漫长，吾亦心向往之

考古教我严谨，开我眼界，行知结合，助我全面成长。前路虽漫长，吾亦心向往之。

从对考古神秘、冒险、浪漫的生活向往到严格遵循考古学严谨的研究理论和过程，再去思考遗迹、遗物的考古学意义，我在慢慢接近考古圣殿的大门。

我坚信，在大学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在面对一个问题或者现象时有自我的认识，能够提出为什么，并找到解决方法。所以，我不满足于光靠背书、抄笔记来获得一个不错的成绩，而是想在同样的成绩下比别人多一些筹码，这些筹码就是我从专业书籍中汲取的理论精华，从《考古学的大众传播》这一创新性课题研究中得到的厚重思考，以及在发表的一些专业文章中记录的考古心路历程。

在大多数时候，学习本就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而研究古人和史料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我总能在繁琐的学习中发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在破解某些难题时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既然选择了，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呢？即使学习再单调，专业再辛苦，与其想太多，还不如做好当下。

说起田野考古，我在内蒙古魏家窝铺留下了人生最火红的一段记忆。大三那年，我在北国的初夏离开了繁华的城市，来到了有着红山文化遗址（包括魏家窝铺遗址）的考古胜地――内蒙古赤峰市。在这里，没有自习室的灯火通明，没有书本的案牍劳形，只有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拿着手铲挥汗如雨，夜晚在满天星斗的映衬下，师生围坐一圈吹着山风侃大山。正如电影《夺宝奇兵》中主人公所说的：“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考古学家，就要走出图书馆。”是的，我走出来了，那段风一般的日子柔柔地吹拂着我的考古情怀。

在热情的农民家中，灶台、土炕、大锅都是我最真实的记忆。我为纯朴的农妇能把家常菜做出那么多花样而惊奇，也为老农斜阳下拿着烟斗，遥想远方打工的儿子而感动。在这个太阳一落就黑得吓人、静得出奇的小村庄里，我真正体会到了靠天吃饭的沉重。“赤峰人民宁愿赶着驴车，也要把遗址留下来。”这样的情怀激发了我的历史使命感，我突然感觉到自己以前所谓的追求是那么的世故和狭隘。将文物遗产保护进行到底，让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被人们所了解，这才是考古人的幸福。

在辽宁阜新做田野调查时，我每天漫山遍野地走，采集地表的陶片。其中的艰苦不必多说，但我依旧相信，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不用做每件事都非得想着功成名就，世事难料，机遇难求，但只要知道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不断坚持下去就好。

（赵宇超）

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嚣

席慕容说过：“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织出了极有规律的阴差阳错。”而在我这里，阴差阳错不再是“痛苦和忧伤的来处”，反而织就了我生命中的美好。

我曾经想学金融专业，想在未来求职时多一份行业优势，但是偶然地被调剂到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阴差阳错使我感受到了考古学的魅力，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物保护和公众考古的天地中。

在大学的这几年里，“忙碌”是我学习、生活的代名词，“丰收”则是我坚持与付出的结果。挫折和困难并没有熄灭我对考古的热情，我更加懂得自己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

我的课余生活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大学四年我学会了打乒乓球、篮球和网球，还学习了快板、武术、交谊舞和摄影。每期必看《今日看世界》《亚洲周刊》《国家地理》等电视节目和杂志，错过了还会到网上看。似乎懂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浅薄，我不断汲取知识的养分，拓展自己的人文底蕴，为热爱的考古学蓄势。

我还忙着专业活动，虽然耗费精力，但喜获成长。我组织的“魅力哈民・揭开科尔沁史前文明的神秘面纱”图片展给了大众一个走近考古学的机会，而由我牵头的“北辰”考古文博学术沙龙更为广大考古学子提供了一个交流经验的学术平台。这两次大型活动更为我的大学生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选择这样一种忙碌的生活，需要勇气与定力，而我也就是从大学开始成为了一个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嚣的人。

从学术到做人，我的导师无疑给了我最好的教导。从不将不成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发表，不急于彰显自己的辛劳付出，这是我的导师给我最深刻的影响。经常与导师一起打乒乓球，亦师亦友的关系更让我学到了恩师做人的精髓――低调内敛，蓄势待发。同时，我也懂得了一个团队对于考古的重要性，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将该做的都做了，把事做成了才有成就可言。

在经常性的野外考古中，我开始看淡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设施的落后以及难与家人团聚的辛苦和不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考古经历是2008年在扎鲁特旗昆都岭的一次发掘，每天不少于8小时的野外工作量，喝的是碱水，一个多月只洗了一次澡，这些都不是在校园里的同学们能想象到的。有两天晚上，为了防止发掘出的玉器被盗，我和另一名同学留下来守墓，遇上了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的天气，在简易帐篷中我们依旧被沙土蒙面。而第二夜又出奇的树静风止，我们本以为可以睡个好觉，却被小虫子叮得两条腿完全肿了起来，一个多月才消下去。那次野外的艰险经历让我更加从容淡定，经过那两夜，我可是什么苦都不怕了。

篇8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环渤海考古学研究；论文综述

2012年11月21日至2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北省文物局协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古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等团体会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成员，以及河北省各文博机构列席代表共2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主持，河北省人民政府特邀咨询孙士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等出会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大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139篇，根据提交论文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及研究方向，与会代表分六个小组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与会的专家学者本着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精神，围绕大会主题“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和其他考古学问题”展开认真研讨，会议讨论气氛热烈，收获颇丰。现就本次年会的主要研究内容作简要综述。

一、环渤海考古学研究

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是第一次在河北省召开，而以环渤海考古为主题的考古学会议，自1986年由苏秉琦提出以来，已先后在长岛、临淄、大连、石家庄、天津举行了五次，这是第六次召开。

（一）整个环渤海地区

甘才超在《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及相关问题探讨》中，系统介绍了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及研究状况，归纳出了这一区域内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些阶段性特点，并探讨了该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关系。周向永研究了环渤海背景下的辽北史前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历程。在《环渤海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研究》一文中，霍东峰将环渤海沿岸地区划分为六个地理单元，把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大阶段五期，构建了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考古学文化、文化圈、文化系统三个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段天在《夏时期环渤海地区文化互动的考古学观察》中，对环渤海地区夏时期诸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了梳理，将其分成环渤海地区东部的泰沂山地、胶东与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东北部的下辽河平原与辽东丘陵北部、环渤海地区北部的燕山以南地区、环渤海西部和南部的华北平原等文化区域，揭示了各区域的文化结构和特征，并考察了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姚乐音的《试析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一文，从史籍记载的思想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考古资料，如都城形制、墓葬形制、陶器类型等方面，展现了渤海文化的多元化，重点探讨了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王永波认真研究了黄、渤海两岸考古学文化与古族关系。

（二）燕赵地区

关于燕赵地区的考古文化研究。郭明在《燕山南麓筒形罐遗存初探》中，对燕山南北出土的筒形罐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山南北地区人群的交流方式存在差异，在较早阶段筒形罐特征的相似性是由于受到了来自北方地区持续影响的结果，而在相当于赵宝沟文化时期的第三期则表现出了燕山南北地区相互影响的态势，最终燕山南麓地区逐渐脱离了筒形罐文化区。在《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初探》中，乔登云对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探讨了该遗存的文化内涵与特点、文化源流及年代、文化命名等问题。张晓峥在《试论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中，将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分为六段，合并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徐海峰根据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以唐河为界，将冀中地区分为南、北二区，冀中北区夏时期存在下岳各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大坨头文化，冀中南区以南马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带。石磊从燕的兴起与灭亡、构成燕文化的要素、燕文化的特征等方面，阐释了燕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和诸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发展，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更大的统一。张星德在《西寨遗址陶器再认识――兼谈赵宝沟文化起源》中，对西寨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了详细分期，探讨了其文化特征与赵宝沟文化早、晚期的对应关系，认为西寨遗址遗存属于赵宝沟文化，而赵宝沟文化是兴隆洼文化三期与磁山文化碰撞的结果。在《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魏营子文化、凌河类型新考――关于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性质的再认识》中，赵宾福对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性质提出了新认识：富河文化是赵宝沟文化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一个地方类型；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中晚期同时，并且是红山文化的平民遗存；魏营子文化是高台山文化晚期拓展到辽西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凌河类型是双房文化拓展到辽西大小凌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赵晓刚在《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初识》中，从对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在分布和选址，聚落内部环壕、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形态和聚落布局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了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的一般特点，并对其中所反映出的人类行为或社会结构等进行了探讨。张翠敏在《论双砣子一期文化》中指出，小珠山三期文化与双砣子一期文化是深受山东龙山文化强烈影响的同一文化谱系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主体均属于辽南土著文化系统，双砣子一期尚未进入青铜时代。贾笑冰以近年在辽东广鹿岛小珠山、吴家村和洪子东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对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谱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朱乃诚根据之前的考古发现与反映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有关的一些考古学现象，探讨了辽西地区早期文明的特点及相关问题。杨建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的远程交往》中，将图瓦阿尔然大墓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具有很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了它们可能通过技术转让或者文化认同的方式进行了远程交往，但它们的起源是各自独立的。洪猛的《浅析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探析了以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发展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演进、生业变化和族属等问题。在《昌平张营遗址与周邻早期青铜文化的交流》中，郭京宁对北京市昌平区张营遗址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比较其与夏家店下层、朱开沟、岳石、下岳各庄、晋中、下七垣诸考古学文化与地区的联系，总结了张营遗址与外界交流的特点及原因。王嗣洲以辽东半岛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为基础，分析了其文化发展的强弱态势和内在关系。肖景全、郑辰以抚顺地区的考古资料为中心，探讨了辽东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的遗址、城址研究。王法岗、谢飞在《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指出，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器工业可以归为石片石器的工业类型，属于中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主工业类型，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体现出区域渐进的特点。盛立双、王春雪在《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的初步研究――兼论与环渤海地区石器工业之间的关系》中，对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天津地区和泥河湾盆地、东北地区南部等环渤海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有着密切联系，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这种文化上的相似，应理解为类同，而非趋同，是某种文化特征在时空上连续分布所造成的传播迁徙。赵春青在《动态解读北福地一期聚落》中，探析了北福地一期聚落的布局、动态变化过程，认为北福地聚落开创了凝聚式、向心式聚落布局的先河。邢台市文物管理处介绍了邢台任县南宋村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对廊坊地区史前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梳理。张童心、王斌对河北元氏龙正遗址与汉常山郡（国）发掘所出器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龙正遗址可能为常山郡（国）周边一处制陶作坊遗址。张守义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及相关史料，对太子山在地理上的定位进行了考证。白瑞杰对丰宁境内辽金时期的古城址、遗址、墓葬、塔址等进行了研究。田淑华、白瑞杰对承德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窖藏做了概述及考证。陈山、刘明对辽阳、沈阳、抚顺境内的部分明代城址的规模、结构、功能和历史沿革进行了研究。田立坤在《金岭寺建筑址为“庙”说》中，对金岭寺建筑址的年代及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它的年代上限当晚于龙城始建的341年，是礼制性建筑，为“慕容庙”。胡强对州的历史沿革及其官署遗址出土的建筑遗物进行了研究。刘子龙根据平泉会州城城址的现存遗迹、城内出土的文物和标本及附近的古遗迹情况，对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进行了研究。徐文英对燕下都和灵寿故城的异同进行了细致比较，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陈伟、雷建红的《论战国中山灵寿城的“市”》指出，《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中九号、十号夯土建筑遗迹的性质为“市”，并依据城址出土的相关遗物和遗迹，进一步探讨了灵寿城内“市”产生的原因。黄信在《论河北的宋元考古――陶瓷、城市、冶金》中，回顾了河北的陶瓷、城市及冶金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对进一步开展研究提出了看法。田建文通过对柿子滩遗址与南庄头遗址进行细致比较，得出柿子滩遗址群可分三期的结论。

关于燕赵地区出土器物的研究。王继红在《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研究》中，对玉皇庙文化的青铜带钩进行了分类及分型分式，并对其分布地域和分期断代进行了研究，从而总结出不同类别的几种主要型式的带钩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性特点，并就青铜带钩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略论大凌河流域商周窖藏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胡传耸考察了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马厂沟、北洞村、山湾子、小波汰沟等地先后发现的六处商周时代的铜器窖藏，对这六处窖藏集中形成于西周前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可能分别形成于商代后期、西周前期和西周中期等三个时期。秦进才对满城汉墓铜器铭文纪年进行了研究。相军在《京津冀地区两汉诸侯王墓随葬陶器和车马研究》中指出，西汉中期偏早阶段的仿铜陶礼器在陶器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中期早段全国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车马随葬制度，至西汉晚期，车马随葬制度逐渐统一。刘成文、孟繁峰研究了井陉盘龙冶炉前押官周承遂妻李氏墓随葬的精美陶瓷器的具体出土地点、窑口、产地、特征、窑口性质、意义等，这对进一步认识井陉窑具有重要意义，且为唐与五代陶瓷器的形制演变和年代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王蔚波的《北宋皇陵出土定窑白瓷及其相关问题》认为，北宋早期定窑就已发明了覆烧工艺。在《我国北方瓷器出现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以窑址为中心》中，王建保通过对临漳曹村窑和巩义白河窑等北方早期窑址的考察和初步研究，认识到北方青釉瓷器有自己的发展路径，而白釉瓷器则是沿着“化妆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两个轨迹发展。韩维龙、冯永驱在《河南境内发现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系瓷器的考古学观察――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顶山段考古发现为例》中，从种类、器形和装饰等方面，将河南境内已发现的属于磁州窑系的瓷器与河北观台磁州窑的瓷器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宋金元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墓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韩立森在《赵王陵陵园规制初探》中，从陵区选择、陵园布局和形制、陵区的防御设施、陵园建筑和陵墓形制等方面，分析了赵王陵的陵园规制。成瑭重新审视了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的年代与性质问题，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墓主应该是与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有密切联系的燕国将领。滕铭予、张亮在《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指出，葫芦沟墓地的年代跨度大体上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早期，墓主很可能是与同墓地其他墓葬以及玉皇庙文化其他墓地墓主人不同的人群，二者之间既有很紧密的联系，又有所区别。张瑞在《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类型分析》中，从墓葬形制和神煞俑两个方面，对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的类型进行了详细分析。郭济桥在《河北隆尧唐陵平面格局暨名称考略》中，介绍了河北隆尧唐陵的勘探成果，确定了其范围、布局。梅鹏云在《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大曲”说辨析》中，分析和研究了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的情况，对“大曲”说表示质疑，并提出了新见解。在《试论大兴北程庄辽墓墓门建筑》中，于璞就北京大兴北程庄墓地中发现的辽代墓门仿木建筑进行了探讨，将墓门的建筑情况分为四型，提出墓门的结构、装饰与墓葬的年代有关，可能是建墓时所参考的现实中的建筑有所差异造成的。张林虎对2003―2004年石台子山城墓葬出土人骨进行了研究。

关于燕赵地区长城研究。李文龙在《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兼论东周燕文化的北渐》中，对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国北长城不是以“复线”的方式修筑了南北两条，而只有南面一条，北侧的“赤北长城”是秦代所修。郑立新梳理了河北明长城碑刻，重点从功能和形制上对其进行了分类。郑绍宗在《河北省古代长城综合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河北近年长城调查的情况，对明代之前的长城分布、走向以及长度、形制作了具体的介绍，特别是对长度的测量已十分精确。朱永刚探讨了燕秦汉长城与东北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动植物研究。罗运兵在《华北地区先秦时期鳄骨遗存解析》中，对鳄骨骸遗存进行了分类梳理，着重讨论了鼍类在华北的生态分布及其开发利用情况，特别是有关墓葬中出土的鳄皮制品，并对相关的古史传说（如豢龙、御龙）作了解析。高建强等在《中国家猪的起源驯化研究――来自磁山遗址古代猪遗存的信息》中，分析了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7400年的7个古代猪遗存的考古学信息和线粒体DNA，推测黄河中游以北的河北磁山遗址和以南的河南贾湖遗址范围内，可能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家猪的起源驯化中心。

（三）齐鲁地区

关于齐鲁地区考古文化的研究。刘延常、徐倩倩在《山东地区燕文化遗存分析》中，探讨了燕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在《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中，王富强梳理了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的聚落分布和特征，指出珍珠门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虽然发现了少量齐文化的绳纹陶器，但也只能看作是齐文化的影响所致，齐文化真正对东方的经营应该是从西周中期开始。

关于齐鲁地区遗址、城址研究。曹斌的《试论高青陈庄遗址的性质》讨论了该遗址的性质，认为是西周前期（武王至恭王）周公翦灭薄姑之后，将太公庶子封于此地坚守的边防要地。高明奎、郑同修则讨论了高青陈庄西周祭坛的性质，认为它是祭祀地的社坛，城址为齐国卿大夫级的城邑，故社坛可能为“置社”。方辉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地望、墓地延续时间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及海岱地区商末周初聚落形态的变迁，推断其属于商周时期的薛国遗存。在《营丘考疑――昌乐营陵城新探》中，魏成敏认为营陵故城不可能是太公所都之营丘，也不会是春秋时期杞国之都缘陵，营陵城营建于西汉早期，或为始建于西汉早期的营陵侯国之都城，或为北海郡所营建之郡城。

关于齐鲁地区的器物研究。陈雪香、方辉介绍了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陶范，曹锦炎对齐侯子仲姜鬲进行了考证。

关于齐鲁地区的盐业考古。党浩在《齐国制盐业探析――从昌邑盐业调查看起》中，依据山东省昌邑市大规模的周代盐业遗址群的调查材料，对周代齐国的盐业发展状况作了细致分析。

关于齐鲁地区的动植物研究。宋艳波在《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鱼骨研究》中，运用动物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先民对鱼的使用情况。王芬在《即墨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食物结构考察》中，提出北阡先民主要采用渔业和农耕为主、狩猎或养殖为辅的生活方式。靳桂云、王海玉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对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才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黄河流域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作为海岱地区核心地带的山东高地周围8000年前的遗址中已经有稻遗存出土。

二、其他考古学问题

本次年会除重点讨论环渤海地区考古研究成果外，也涉及我国其他地区考古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和方面。

考古文化研究。冯小波以湖北省郧县人遗址和广西百色盆地那赖遗址为例，总结了南方旧石器早期文化的特征。高峰、何林珊在《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文化》中，对世界范围的人类起源和南方最早的新石器遗存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西方提出的“中石器时代”应该摒弃，重新解读了“新石器时代”的概念，提出新石器起源于最后冰期最大值前后时期的中国南部和东南半岛的北部区域，为掌握和平工业技术的北部边缘人群，也即我们炎黄和百越民族的祖先的结论。何金龙探讨了哀牢国的发展历程，认为哀牢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境内存在过的唯一由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民族建立的古国。刘晓东认为，松花江上游的遗存主要有榆树老河深上层遗存、永吉杨屯三期遗存、永吉查理巴墓葬，贯穿了勿吉后期至渤海建国时期，存在鲜卑、高句丽、三种文化因素，进而对遗存中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期研究，并讨论了这几处遗存在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及各分期与各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刘志岩梳理了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至汉代遗存，初步建立起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时空框架。陈淑卿以大南沟、姜家梁、哈喇海沟墓地为例，对小河沿文化性别进行了研究，认为前人所谓的小河沿文化“社会生产男主女从、社会地位男高女低”的结论并不成立。陈祖军通过对曲贡遗址早期遗存出土的陶器在器物形态、类别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重新划分了器物类别与型式，结合器物出土层位关系、组合与型式演变趋势，认为曲贡文化可划分为二期三段。赵东升研究了商王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进取模式和统治策略，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深层原因。

有关遗址、城址研究。王新金、陆永福、李文鑫通过对贵州省贞丰县鲁容乡洒若桥史前文化遗址所获材料进行器物分类、特征描述、对比分析，探讨了该遗址的文化特性。徐长青以靖安老虎墩考古发现为基础，推断老虎墩上层文化遗存可能是江西省一支新的古文化类型，距今约5000―4500年左右。林强对广西近年出土的一种极富特点的大石铲及相关遗址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其起源、原料选择、加工技术、文化性质等问题。何艳杰在《商代祭祀中“毁庙”遗迹假说――从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青铜构件谈起》中，对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建筑构件的实物形制、埋藏地点、废弃原因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此建筑构件应该是檐饰，是人为废弃的，废弃原因一是因为商代可能存在“毁庙制度”，另一原因是“九世之乱”中的人为毁庙。潘玲对内蒙古、山西和吉林境内八个与鲜卑相关的遗存年代进行了探讨。魏坚、张晓玮从古城形制和建筑规模入手，对比居延地区调查测绘的汉代边城考古成果，认为该城始建于汉代，并是汉代这一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晋以后沿用。何继英对上海志丹苑发掘的元代水闸进行了细致研究，梳理了文献资料，对建筑工艺以及成就形成了结论。王元林对东亚早期建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考古学考察。楼建龙对福州城市考古进行了综述。王志刚重新审视了国内城的年代问题，认为城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4世纪。孟华平探讨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原因。王育龙对西汉时期的儋耳郡城与珠崖郡城城址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讨论了两郡郡治尤其是珠崖郡治的具置。田亚岐从考古学视角分析了秦九“都邑”所显现出的不同功能所形成的层次结构，提出它们分别是秦都城、秦城与秦邑三类。戴向明介绍了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近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惠夕平介绍了荥阳官庄遗址2011―2012年的重要发现。何国俊就海南昌化江流域史前遗存考古调查的初步收获做了简述。高大伦介绍了米仓道考古探险调查的主要收获。

出土器物研究。崔兆年对青海史前文化的玉石器进行了探讨。李新全通过对神树纹瓦当造型与纹样的研究，揭示了天圆地方、两极、统一等思想，并指出其源头在古蜀国，而不是燕国。宫希成介绍了安徽出土的5件铜铙，对它们的年代即“最早为商代，最晚为春秋”提出了质疑，认为应是商代晚期，并探讨了铜铙的功能，认为小铙是用来演奏旋律的，大铙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风雨、雷电、星辰之神器。聂菲对湖南地区楚墓所出漆器进行了全面梳理，在对楚漆器进行分区与分期的基础上，对各区漆器的特点、区域内漆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霍巍在《试论考古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中，对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早期金属器进行了考古学的年代学、类型学分析，认为从进入金属器产生和流行的时代、金属工艺的表现形式、金属器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等各个方面，都与周边地区大体上同步或仅仅稍晚，其间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梅建军探讨了我国北方系青铜器科学价值的意义，并提出了新看法。闫介绍了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比较了它与青海史前细石器之间的异同，认为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归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的延续，青海齐家文化的细石器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和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的细石器工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代表了青海齐家文化的地域特点。韩金秋在《从靴形器看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出现和扩展》中，对1978年山西省柳林高红墓葬出土的铜靴形器进行了研究，揭示出高腰皮靴的兴起与北方地带传统的低腰皮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高红靴形器的出现与商周之际北方民族游动性增强的趋势相符，以高红墓葬为代表的人群可能直接导致了此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扩展；靴形器在中原的出现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影响的直接反映。黄锦前在《说“盏盂”――兼论楚系盏盂的形态与功能》中，从文字和器形两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作为器物自名的、等字，应释作“盂”，进而主要据楚系有自名的盏的有关材料，从器物形制、自名及古书的相关记载等方面作了综合分析，认为盏与鼎、盆及盂等器类之间有着很密切的亲缘关系，盏虽系楚系铜器中所特有的器类，但其部分类型明显受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在礼器中的功用与地位大致与敦、相当。院文清对仿铜漆礼器的类别、造型、组合、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胡金华在对已发现的西汉黄金货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汉麟形象的考证，重新对《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的西汉麟趾金进行了辨析。魏曙光在《汉代出土陶圆炉的发现与研究》中，对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陶圆炉进行了梳理，认为陶圆炉的时空分布特点的形成是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同时其时空分布的变化是与汉代气候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产物。梁志龙根据带扣外部扣环的形状，结合扣舌的形制、位置及安装工艺等的不同特征，将高句丽带扣划分为四种类型。丘刚依据海南岛的出土文物，研究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陈杰、夏浙新从考古实证与文献资料两方面，对历史时期琮的意义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琮在传播的过程中虽然逐渐丧失了良渚文化时期原有的宗教观念，但是作为玉礼器之一，却被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不断强化，成为中国玉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林强、何安益根据历年调查、发掘、研究的相关成果，从广西永福窑田岭窑址青瓷器所体现的工艺特征角度考察，尝试梳理该窑址的青瓷器技术发展脉络，认为窑田岭窑址不应完全归入耀州窑系。

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蒋志龙分析了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石寨山文化的社会结构。史党社探究了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的意义。丁岩以咸阳原战国秦陵园布局模式为例，认为王后合葬、妃子葬的形式是秦陵园布局模式的新发展，汉承秦制，西汉也实行帝后并穴合葬、妃子葬的陵园布局形式。孙伟刚从建筑结构、特点及管理等方面论述了秦汉帝陵寝园，认为秦汉帝陵的寝园开始于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封土北侧西部的陵寝建筑遗址为秦汉帝陵寝园的雏形，为秦汉帝陵中结构最复杂、形制最完善的寝园建筑，并奠定了汉代及以后各朝代帝陵寝园的形制结构。申茂盛通过对秦陵地区考古资料的梳理、整合，认为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中必须建立起陵区、陵兆域、陵园、帝陵园的概念，明晰它们各自的范围，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秦始皇陵应该是四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田正标对浙江先秦墓葬的形制变迁与越国墓葬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梁云对泾河上游西周时期的殷遗民墓葬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这些墓葬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墓主人的身份应是为周王朝戍守北疆的武士或周王朝直属部队的军事将领，墓地的分布大致反映了王朝戍边部队的驻地范围。郎旭峰、杨金东从土墩墓的形制与结构、随葬品组合及其演变规律、墓葬叠压打破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杭州萧山柴岭山、蜈蚣山土墩墓群的分期和年代，认为这批墓葬可分为七期，年代从商代中晚期延续到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李东通过对自己发掘的扶余明墓的整理研究，对以往所谓的“至正”款玉彩瓷器的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修正了将其认作元代器的观点，认为岱吉屯、欢迎砖厂墓地和扶余油田砖厂墓地均为明代中晚期的墓地。吴松岩通过对内蒙古中部早期鲜卑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品以及文化因素的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认为这些墓葬是拓跋鲜卑联盟时期的遗存，即以拓跋鲜卑为主体，同时包含匈奴、乌丸等其他民族在内的联盟组织，年代应该在3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吴荭对河西魏晋墓葬的照墙进行了比较研究，探索了其墓葬特征及年代。赵永军在《金墓中所见墓主人图像释析》中，对金墓中以壁画、石刻等方式体现的墓主形象题材进行了排比、分析，认为对墓主人进行供养，是这类墓主人图所折射出的基本主旨和内涵。王会民、马冬青提出在中国古代夫妻墓葬中，由于男女各方面差异的存在和“男尊女卑”等观念的影响，埋葬时的相对位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主要经历了一个从葬位尊卑不明显到右尊主流再发展到左尊主流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

篇9

【摘 要 题】比较研究

【关 键 词】李济/苏秉琦/邹衡/考古类型学

【正 文】

在近八十年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这些各具特色的类型学研究不仅记录了重要的考古资料，而且反映了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这些类型学研究在认识和实践方面存在的差别，一方面和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以及考古学科发展状况有关，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本人的学习经历和知识体系结构。本文拟选择三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影响但学习经历不同的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试图从个体社会化差异方面探讨造成学术研究方面差别的原因。

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参见表1。

表1 所指容器 所用名称

的部位

全部 体

重要部分 口(或)口部 身(或)身部 底(或) 足(或)足部

各部分段 唇 纯缘 颈(或)脰 肩 腹 底部 上部 中部 下部

周壁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李先生的分类，首先将容器整体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为分类的第一标准，根据形态特征分为五类，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几何轮廓由倒梯形—宽扁长方形—正方形—高扁长方形—正梯形的顺序用01至99加以区分。首先，每种器物外轮廓的基本形态以三位代码的形式标记识别，编码打破了整体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间的310却是爵形器，这种编码的实质是对器物形态分类的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对器形整体演进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数标记的器物，以更细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别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的数据作为区分型别的指标。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径比体高的百分数得到高宽指数，数据区间为10.4至30.48，每进五点即设一个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细长五个型别。这种用数据的区间范围划分型别进行分类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颇为类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三类。李济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出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举个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标记为248Q，其中第一位数字（2）和第二、三区位的数字（48）均为序数，第四位罗马字（Q）为型别。

依据这样的分类方法，他将76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分类，分类系统见上页表。

表2 目 序数区间 个数比例％ 序数 器形 型

圜底目 000—099 1.31 092 斗型器

平底目 100—199 2.62 102 锅形器

192 罍形器

203 盘形器 G

242 尊形器

248 觚形器 P Q R S T

250 方彝形器

圈足目 200—299 44.74 256 甂形器

273 觯形器

277 卣形器 R F

279 壶形器

283 矮体圆肩瓿形器

290 高体方肩瓿形器

305 圆底圆锥状实足，鼎形器

310 爵形器 A B C D E G H J

313 圆底圆柱状实足鼎形器

318 圆底圆锥状实足鼎形器

325 分裆曲底原顶状实足鼎形器

368 圆底圆锥状空足鼎形器

三足目 300—399 47.38 342 圆底，双鼻，圆柱状实足，盉

形器

375 空心透底，扭角羚角尖状

足，斝形器

376 不透底，扭角羚角尖状足，

斝形器 F H G

386 甗形器

410 似三足目爵形器结构

四足目 400—499 3.95 476 似三足目斝形器结构

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是以北平研究院1934年和1935年第一、二次发掘所得的瓦鬲以及同时期在陕西采集购买的瓦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其中的第二章“斗鸡台墓地所出瓦鬲的研究”是斗鸡台40座墓葬出土以及当地民间收集的59件瓦鬲的类型学研究。

该文对于墓地出土的瓦鬲，首先根据南北向仰身葬和东西向屈身葬将瓦鬲分为两组；与此同时依瓦鬲的领、足等等外形特征，纹饰特征， 制作所需的工艺手段分为三种类型：南北向仰身葬的墓中出土的瓦鬲，包括三种类型，分别用字母A、B、C表示；而东西向屈身葬的墓中只出土一种类型，用a表示，与前一组的A类型相比虽然造型风格不同但制法基本相同，因此作者认为二者属于同类型的不同支派。墓葬依瓦鬲的分类分为四组。

在此三个类型的分类基础上，作者加入斗鸡台村征集的一件瓦鬲，另辟一类，共四个类型的瓦鬲，与瓦鬲分类与墓葬分组相互对应关系如表3所示。在类型之下，作者又对部分类型进一步分组。

表3 瓦鬲类型 符号 墓地分组 葬俗

第一类型 A 第一组 南北仰身

a 第四组 东西屈身

第二类型 X - -

第三类型 B 第二组 南北仰身

第四类型 C 第三组 南北仰身

表4 器物命名 《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 《瓦鬲的研究》

得瓦鬲的研究》类型符号 类型符号

袋足鬲 A A

联裆鬲 X B

折足鬲 B C

矮脚鬲 C D

第一类型A种鬲，根据有无附件、附饰，分为A[，1]、A[，2]、A[，3]三组。

第三类型B种鬲，根据高阔比例和高低顺序，分为B[，1]、B[，2]、B[，3]三组，以表明B种鬲“主要变化倾向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第四类型C种鬲，根据袋足占通高的比例由大到小分为C[，1]、C[，2]、C[，3]三组，用以区分制作年代的差别。

苏先生首先从全器的结构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类，继而提出从产生原型去探讨不同形制陶鬲谱系的问题。后来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对这四个类型鬲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前后两篇文章使用的类型符号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对照见下表。

表5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图一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一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一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RFB02″型鬲，其中的R代表人字裆，F代表柱足，B代表侈领，0代表无肩，2″代表下胀圜腹，因每一编码都有一定形态的含义，所以当见到RFB02″型鬲时，就可以得知这鬲是人字裆、柱足、侈领、无肩、下胀圜腹鬲，器型编码传递了器物形态的信息。

表6 底或裆 足 领、口或沿 肩 腹

A凸圜底 A直领 1圆肩 1直腹

A′凹圜底 1′溜圆肩 1′下收直腹

B平底 B侈(或折)领 1″广圆肩 1″下胀直腹

B′凹平底 B’内折领 2方(或折)肩 1[]内斜直腹

C尖底 B″高侈(或折)领 2′窄方(或折)肩 2圜(或鼓)腹

C撇领 3圜凸(或耸)肩 2′下收圜腹

C′高撇领 3′方凸(或耸)肩 2″下胀圜腹

D袋足 D卷领 3圜凸腹

D′高卷领 3′方凸腹

E圜涡下陷底 E锥足 E束领 4折腹

F柱足 4′下收折腹

F′锥柱足 4″下胀折腹

F″扁足 5内凹腹

G外凹沿 6曲腹

G′内凹沿

H弧裆 H环足 H敛口

H′圜敛口

H″方(或折)敛口

J角足

L流口

M马口裆 M圈足

M′高圈足

N假圈足

Q曲裆

R人字裆

S兽足 S榫口

S′蹄足

T凸裆 T独足或柄纽

Y圈足+兽足

Z圈足+弥垂耳

0无 0无 0无 0无 0无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一种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邹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之后又学习考古学并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类型学研究强调层位依据，即客观证据，型式的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很明显同他最先学习法律有关系。从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注：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学习考古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史学问题，因此依然带有强调因果过程研究的史学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进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他的类型学研究体系清晰地表现了分类和排序两种思维模式，在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的年代学研究中，他把考古学文化理解为由各种遗迹、遗物为元素组成的结构，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元素以及元素不同的结合方式，元素及其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也随之变化，这种以器物组合变化为依据进行文化分期的方法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法反映了不同研究层次的同种思维模式。

二十世纪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李济大都回避甚至批判。但是现实中许多考古工作者的类型学研究，又往往不自觉地袭用李济式的类型学模式，称为“某式某型”，将李济的“序号”和“类型”混同苏秉琦的“顺序”和“类型”，这样一来，在一个适用于器物形态元素的分类系统里，导入器形演进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类型学思想和概念的混乱。虽然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发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分类思想和排序思想协调起来，并逐渐规范了类型学的研究模式和语言范式，但是至今还没能彻底摆脱类型学研究中强调历时过程和因果关系的史学影响，而李济那种人本主义精神的考古学研究依然很难看到。

篇10

20世纪80年代初，古地震研究成了地震学的一个新分支，它一般是由地震学家在已发现的重要断层或断裂带上，开展的深入地下观测，目的是发现其中保存的过去一次或多次地震的地质现象。

而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遗存物，并通过这些物化的人类活动证据，观察、研究和复原古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古代遗存现象，涉及人与自然的各个方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

因时而兴

我国在修筑葛洲坝、长江三峡大坝等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中，选址时都考虑和注意到了用考古学资料的证据，来分析判断其所在地的地震和地质构造活动与环境变化，以确认坝址地点肯定是一个地质结构非常稳固的地方，而且在历史上没有受到过强破坏性地震的危及。特别是对数千年或数百年这种短时间尺度的分析，主要依靠的是考古学资料来确定年代范围，获得灾害和变化的证据。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中国文物考古学界主动投入了一部分学术力量，参与地震考古的研究。当时的“地震考古”，比较多的是通过研究古代墓葬和古建筑物等遗址遭受古代地震的过程和受损程度，研究确认它们的建造和延续年代，以及经受地震灾害的年份：再结合相关地震资料分析当时地震事件发生的时间，推测震中地点，波及范围，地震强度、烈度及破坏的情况。

此外，古代文字题记和碑刻记录，也是研究古代地震发生情况的重要“证物”。在四川省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有一个地震碑林，许多碑刻上均记载了该地区历史上的地震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一个区域的地下考古资料和地面文物资料，认识其分布和沉积物变化规律，结合相关环境的地质构造活动规律，分析探讨它们与地震活动的关系。

中国古建筑的抗震技术

在我国古代，人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在当时甚至现代都很先进的地震防御、预报技术和知识。比如，早在公元132年，东汉的张衡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我国历代的许多古建筑物都总结和利用了若干防御地震灾害的措施，它们体现出优良的抗震结构和性能，收效甚好。如，山西的应县木塔，是我国首批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近千年而不毁，经受了无数次地震灾难的考验。

专家们分析了木塔的抗震性能，发现首先是塔基坚固，地下土壤结构密实稳定，柱根深度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使得沉降保持均匀一致，桩基础之上再加石砌基础，先为方形，再为八角形，相当稳固：塔高与基础的范围之比为2：1，利于木塔的稳定性；在塔身方面，整体结构比例适当，八角形十分稳实，阁楼式建筑为框架结构，中心有一圈内槽柱起稳定作用，五层楼阁的外槽部分还有四组暗层，后来又加了斜撑。整个塔的木结构具有我国古建筑“梁架榫卯”结构的抗震优点。

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专门研究了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通过实地考察和结构分析，他认为该建筑优良的抗震性能，主要是因为：①地基坚实而匀称；②梁架用材尺度得当；③柱网布置全局一体，④套框式梁柱结构；⑤柱子侧脚起稳定作用；⑥不同方向的井口配置；⑦暗层内增加斜戗柱；⑧榫卯结合严实而又不死固。这八个方面的性能优势，也反映出我国古建筑物防震抗震的一般特点。

过往地震的记景和见证

在周围地区的强烈抬升和自身区域相对下降的地质作用下形成的临汾盆地，位于山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强烈地震，是地震活动的活跃区，东西两端都有断裂带存在。同时，该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区，不同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物的遗存非常丰富，为地震考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通过分析沉降带的考古遗存埋藏之后的沉积速率，而获得新构造运动的强度变化，为地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研究者在工作中，通过对一定时期累积的形变的测量、测算，结合历史地震的资料分析，对盆地内不同地点分别作出了未来一百年内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预报和最大震级的估计。

文物专家对山西南部古建筑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大量实物资料和文字题刻资料的收集，准确考订了历史上山西赵城地震(1303年)和临汾地震(1695年)，对于这两次地震的震中位置和发生时间、余震情况、伤亡情况、破坏程度等，都有新的重要改定。可见，现存的历史地震资料有的记载得并不完整和准确，需要进行必要的考古调查分析和核实。

在云南的洱海地区，考古学家通过古遗址、古墓葬的分布变化，发现洱海有向东移动的趋势，而且这种变化速度较快。这个变化规律，与大理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关系密切，因为苍山――红河断裂带正好经过洱海。同时，区域内多次历史地震的资料显示，地震活动在苍山、洱海一带较为活跃。这样，便从考古材料上为地震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史前地震遗迹

意大利的庞贝古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灾难遗迹。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名城，因当时维苏威火山的突然爆发严重受灾而毁灭。实际上，历史上因洪水等自然灾害毁灭的古代遗址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气象灾害对人类的影响也是颇为惨烈的。此外，还有一些沉入水底的遗址，不一定是由于洪水，但有可能因遭受了地震等地质灾害而在陆地上消失。

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史前时代，我国青海民和县的喇家村，就发生了地震和洪水双重灾害现象。考古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们经过不断深入发掘和考察，找到了发生洪水和地震的大量证据，确定了地震在喇家遗址古村落的毁灭中起了最初的主要破坏作用，而后黄河大洪水则完全覆没了这个史前聚落。

在喇家遗址若干房址里发现：不少人骨的姿势异常或有明显骨折现象：他们被埋没于房址里，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展现出当时地震灾害的强烈影响和惨不忍睹的景象。同时，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地震灾变现象。比如，有大量地震喷砂、地裂缝，因地震导致的地层塌陷、错位、起伏等，以及史前建筑和墓葬的变形、坍塌、错缝，开裂等。因喇家遗址存在广泛的震灾和洪灾现象，有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

喇家遗址的发现，转变和发展了地震考古的概念，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深埋在地下的地震灾难的古遗址，来开展地震现象的考古研究，而且这还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地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