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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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篇2

[关键词] 现代性、后现代性、马克思、黑格尔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已构成当代哲学的基本理论题域，成为当代哲学一种主要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在此，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题域中，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应处于何种位置？马克思是一个现代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具有后现代意蕴的思想家，抑或是两者兼具？马克思理论学说是一种现代性的理论范式，还是一种具有后现代意蕴的理论范式，抑或是两者兼具？从解释学意义上说，或许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描述这一问题：在业已确立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我们应该对马克思进行现代性的阐释，还是后现代性的阐释？如何应答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在当代的意义，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至关重要的问题无疑也将是充满疑难的问题。

将马克思的文本置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题域中阅读，之所以是一项充满疑难的复杂工作，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马克思文本本身具有复杂多义性和超前变革性，面对这样的文本，任何单一而清晰解读的尝试或企图，都可能导致对马克思的误读或曲解；其二，在马克思文本传播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种过度解释的附着物已大量地堆砌覆盖于马克思的文本之上，使马克思文本的本来面貌更加模糊难辩。黑格尔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巨大覆盖物，因此，清理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债务，就成为如何在当代视域中理解马克思的关键性课题。

（一）

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域看，马克思文本的复杂多义性和超前变革性，主要表现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缠绕交错。作为十九世纪末的思想家，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是诞生于传统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之中的。按正统经典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古典政治学。关于马克思思想来源虽然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提出马克思思想不仅仅来源于三个方面，应该有四个、五个或更多的思想来源，意在表明马克思继承发展前人思想的多样丰富性。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多样丰富性。在我们看来，无论马克思的思想来源有几个方面，均可概括为一个方面：即现代性的思想传统。正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建立的启蒙思想传统或现代性的思想传统，作为马克思思想来源的总体范式，构成其思想来源的总体历史语境。无庸置疑，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得益于他百纳海川、博览群书的治学精神，但是，作为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学术历史语境，无论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古典政治学，还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诸多思想资源，总括来说，均可在西方启蒙思想的范式内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即均可在现代性思想范式的总问题框架中来加以理解和把握。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的思想来源究竟有几个方面，而在于马克思仅仅是在现代性范式或问题框架内继承了现代性的思想传统，并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还是马克思已找到了突破这些思想来源所型塑的理论范式，建立起了一种与现代性传统范式全然不同的新的理论范式。上述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不从马克思是否突破了现代性传统范式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与前代思想的关系，来勘测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就很难见出马克思学说中的革命性和开创性意义。因为，无论马克思在继承中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如何颠倒、反转、批判、吸收，只要马克思依然驻留在现代性问题的总体范式之中，依然驻留在现代性的总问题框架之中，即依然用现代性的思考方式、提问方式和言说方式来进行理论反思，马克思学说革命性变革意义就依然是难以理解和难以呈现的。

这里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将马克思视为现代性传统的继承者和完成者，还是将其视为现代性传统的颠覆者和终结者？马克思那革命性的思想楔子嵌入到现代性传统体系之中，是一种修复建设，还是一种断裂摧毁？列宁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 [1]（p5）这三种主要思潮是指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古典政治学。显然，列宁将马克思视为现代性传统的继承人和完成者，并未超出现代性的范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列宁这一经典观点具有权威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不仅决定着正统对马克思的理解，同时也影响着其他思想理论家对马克思的理解。在此，我们并不想把这种对于马克思的理解，仅仅归咎于列宁。因为，回退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这种理解几乎是当时解读马克思的唯一可能方式。必须看到，现代性传统或范式，经由几个世纪的历史，已确立起了唯一合法化合理化的意识形态形式，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提问方式和言说方式，已成为人们解释事物无法摆脱的前理解定势。甚至可以说，在现代性范式或问题框架中理解马克思，或许是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因为，现代性范式已无所不在，而后现代范式或其它别样的思想范式尚未形成。

如果我们认定马克思文本具有时代的超前性、超越性，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显然应理解为一个新的范式的建立和一个旧的范式的摧毁，因此，停留在现代性传统范式中，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和意义。然而，问题是当我们面对马克思文本时，马克思并没有十分清晰明确地将有别于传统的新范式展示在我们面前。马克思文本常常表现出一种新与旧纠缠交错的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范式的诞生，还无法完全摆脱旧有的传统的纠缠，新范式的思想表达还没有完全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言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新范式新思想的表达只好借助于传统形式。马克思即处于这种被传统历史缠绕的理论状态之中。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开篇，马克思描述了这种新思想范式与旧的表达方式之间所存在的纠缠，这可以视为马克思对自己所面临的理论状态的描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就象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1]（p603）在现代性范式的既成传统中，新质异质的别样的思想或精神的表达，只能借用旧有的传统的现代性的语言。只有领会了新的语言精神，才能够自如地运用新语言来表达新的思想范式。就像马克思解读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一样，面对这样的文本，要求我们在解读它时，注意分辩哪些语言是借用旧的概念形式，而欲表达的确是新的思想精神。这就要求我们的阅读，不能停留在文本表面和语言表层，而应透过其文本语言的表面，读出隐藏在背后的思想，阿尔杜塞称这种阅读法为“症候阅读”。在阿尔杜塞看来，对于马克思这样的复杂文本，只有运用症候阅读的方法，才可能读出文本背后所隐藏的真正思想，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及内在意蕴。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性与后现论题域的展开，随着后现代性范式的生成，我们才获取了在后现代性的问题框架或认识范型中理解马克思的可能，从而显露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超越性和革命性意义，同时，也使我们在当代视域中理解马克思成为可能。与马克思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德国思想家尼采曾抱怨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哲学。尼采预言说，只有到了下一个世纪，人们才可能理解他的学说。马克思与尼采一样，都具有超前的时代跨越性。要把握这一超前的跨越性，将其置于现代性语境中，显然难以理解，只有将其置入后现代语境之中，即置入到当代思想语境之中，才可能真正理解其思想的真正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阐述了一种“从后阅读”的方法。马克思认为：“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只有站在最后的历史形式的视域上来反观过去的发展过程，才可能理解历史过去的内在的意蕴，“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仅仅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p43）用马克思这种“从后思索”或“从后阅读”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学说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作如下的表述：后现代性的解读对现代性的解读是一把钥匙，有些文本如马克思、尼采的文本，在现代性阶段所表露出的后现代性的征兆或意蕴，只有在后现代性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二）

马克思文本所固有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错复杂性，在一个多世纪的文本阐释过程中，呈现为现代性的过度阐释。这些过度的现代性阐释使马克思文本附着了更多的现代性堆砌物。在过度的现代性阐释过程中，马克思文本逐渐成为可以在现代性语境中加以理解或加以描述的文本。这样，一方面，使马克思文本在现代性文本的意义上，呈现出简明清晰的可理解性；另一方面，这种清晰的可理解的现代性解读，却遮蔽了马克思文本所蕴藏的后现代性意蕴。追求简明的可理解性，可以说是一般解读的普遍诉求，同时也是现代性的理论特征，然而，面对一个复杂多义，甚至是充满悖论的文本，面对一个超前性革命性的文本，简明可理解的前提，就必然要将文本还原回退到普遍理解的前理解平台上。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过程中，马克思如何在不断地解释阅读过程中，不断地被还原为，亦即不断地被回退为现代性的文本。正是在这种现代性解释的不断还原回退中，马克思文本的复杂多义性、超前变革性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起来，并使马克思的思想回退到现代性构造的简明形而上学体系之中。

具体来说，对马克思进行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进行黑格尔主义的改写或重写，即将马克思黑格尔化。从现代性题域看，黑格尔显然可以被指认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在论及现代性哲学话语时，认为黑格尔在建立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黑格尔是使现代性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哲学思想本身是历史语境当中形成的，但哲学要想超越历史语境的限制，就必须对‘现代性’自身加以把握。黑格尔是第一位有这种新要求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试图‘用思想来把握’他的时代的哲学家。”[3]（p179）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角度看，黑格尔哲学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因此，我们可以在马克思黑格尔化的题域中，勘察一个多世纪以来如何对马克思进行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使马克思哲学还原回退为现代性哲学体系，使马克思哲学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形而上学。

回顾思想发展史，我们看到，马克思黑格尔化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过程。其中，恩格斯、列宁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都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显然，在他们看来，对黑格尔的理解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从此，开启了将马克思黑格尔化的正统经典的诠释之路。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事实。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1]（p470）列宁更为注重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联。在列宁看来，不理解黑格尔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写下了那段独断性的结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者是理解马克思的！”[4](P191)列宁在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联时，虽然也论及到了两者的差异不同，但在意识深处他几乎将两者视为等同。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他也阐明了相同的观点：“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者就更不用说了。”[4]（p410）在列宁看来，“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4]（p154）黑格尔不仅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与黑格尔甚至就是一体相连不可分割的。因此，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就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创立黑格尔化的第一人不是卢卡奇，而是列宁。”[5]（p214）作为正统经典的诠释，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论述对正统或官方的产生着持久深远的影响，成为经典性和权威性的定论。

恩格斯、列宁之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几乎成为哲学史上持续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三十年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再度提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卢卡奇认为：“要正确对待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若不比较详细地考察这一方法的创始人黑格尔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是办不到的。”[6]（p42）五十年代，法国哲学界开始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问题，依波特利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中说：“把黑格尔甚至各式黑格尔评论家的思想与相比较实际上是势在必行的事。应该承认，马克思是最杰出的黑格尔评论家之一。他在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思考了《精神现象学》，在写《资本论》时，也经常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甚至整段整段地引用《精神现象学》中的特别段落，没有这些，《资本论》这部巨著的框架与结构（甚至细部结构）的形成都将是不可思议的。”[7]（p429）六十年代，阿尔杜塞曾应依波特利的邀请作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研究报告。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联系的观点不同，阿尔杜塞认为，两者之间不是联系，反而是断裂，这才是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所在。阿尔杜塞指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是当前一个带决定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说它是理论问题，因为它支配着现时代关于战略科学即历史科学的未来以及与这一科学联系着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未来。说它是政治问题，因为它是从这些前提中产生出来的。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写在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之中的。”[8]（p108）在七十年代，以研究黑格尔著称的当代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解读黑格尔的鸿篇巨著中，一再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泰勒《黑格尔》一书的结论部分即以《今日黑格尔》为题，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联系，并将马克思视为黑格尔理论遗产的继承人。在泰勒看来，这种继承关系构成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债务，只有彻底清理这份理论债务，才可能认清今日黑格尔的理论价值及其缺陷；同时也才可能认清今日马克思的理论价值及其缺陷。因此，能否清理马克思欠下黑格尔的理论债务，是清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黑格尔化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语境中的重要问题。单世联在《告别黑格尔》一文中说：“黑格尔进入中国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位生前得到普鲁士官方支持的一代大哲，在中国也享有其他哲学家难以想望的殊荣。不但作为的来源之一，备受尊重，而且其历史理性、必然规律、终极目的、总体意识等思想直接支持并被整合进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9]（p439）受前苏联的官方影响，在中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接受黑格尔化的似乎已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选择。正如列菲弗尔指出的那样：“在变成绝对的国家哲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时，它就退化成为黑格尔主义了。真是历史的作弄，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黑格尔与黑格尔主义被正式抛到历史垃圾堆上的时候。”[10]（p198）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几乎成为中国语境中哲学解读的唯一进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大胆地提出从康德——席勒——马克思的另一条进路，试图取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官方正统路径，以摆脱黑格尔的巨大阴影，清理附着于马克思哲学身上的黑格尔沉积物。李泽厚说：“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 [11]（p434）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是自觉清理黑格尔主义的第一部专著，它启动了中国清理黑格尔化的的理论工程。由于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一题域本身的复杂性，再加之前苏联和中国语境中黑格尔化的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特征，造成这一清理工作的艰难和不彻底。以李泽厚为例，虽然他较早提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口号，并发动了对黑格尔化的的批判，但是从康德到马克思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因为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尽管两者的理论侧重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即传统现代性的理论范式之中。康德化的马克思或黑格尔化的马克思虽有所差别，但其实质都是将马克思回退为传统现代性的解释模式之中。正由于没有摆脱传统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李泽厚对黑格尔化的批判，总给人一种拖泥带水的感觉。李泽厚似乎陷入到无法摆脱的吊诡的理论困境之中：用黑格尔的牙齿去咬住黑格尔的尾巴，在走出黑格尔阴影的同时又陷入黑格尔的泥潭。这种理论困境使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自始至终难以摆脱“历史理性”、“普遍必然性”和“客观社会性”等黑格尔主义的理论观念，使李泽厚的理论始终保留着黑格尔式的“理性的狡计”。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黑格尔化虽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题域，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这一问题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与现代性的问题。从这一题域出发，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具有紧密关联的观点，即意味着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理解为现代性思想范式中的内部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把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那么，马克思哲学显然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恩格斯、列宁、卢卡奇虽然一再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颠倒式的合理改造，但他们显然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应该属于现代性理论范式内的承继关系，即认为马克思推进和发展了黑格尔，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性哲学话语内部的延续性关系。正是这种内部延续性的理解，构成了黑格尔化的基本理解前提。“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列宁则主张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连续。事实上，列宁提了连续性的主张。进而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的确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这就是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列宁批评了看不到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所有其他者。”[5]（p212）正是基于这种连续性的理解，马克思合乎逻辑地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人和发展者。列宁经常用向前推进来描述这种关系。在《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列宁写到：“……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4]（p351） “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p357）如此看来，无论马克思如何颠倒、批判或改造黑格尔，马克思依然在黑格尔的问题框架或理论范式中向前推进发展着黑格尔，马克思依然在传统现代性哲学的问题框架或理论范式中向前推进发展着传统现代性的理论。按着列宁的解释模式，马克思哲学只能依然是黑格尔式的哲学，只能依然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

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果然是只存在内部联系，而不存在断裂颠覆吗？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断裂？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断裂对我们把握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将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关于断裂的理解对我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题域中，理解马克思将意味着什么呢？

阿尔杜塞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认识论断裂。”在论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时，阿尔杜塞同样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认识论断裂”：“我以前曾捍卫过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思想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真正的断裂或决裂。我越研究就越感觉到这个观点正确。[8]（p93）基于这种认识，阿尔杜塞认为马克思创建了“一种非黑格尔的历史观；一种非黑格尔的社会结构观；一种非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因此，如果这些论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哲学具有决定性的后果：首先是拒绝古典哲学范畴的基本体系。”[8]（p118）马克思所创建的这种非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与传统古典哲学思想体系完全不同的哲学。它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哲学概念，而且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阿尔杜塞为更彻底地断绝马克思与传统古典哲学的联系，将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称之为一种哲学实践。马克思哲学并不是在与黑格尔的连续性地带产生的，而是在与黑格尔的断裂处发生的。在与黑格尔哲学的断裂处，在传统古典哲学的终结处，在传统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才真正地呈现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显然不能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在黑格尔终结之后，在现代性终结之后，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新范式的诞生理解为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哲学范式的开端。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产生，随着后现论范式的生成，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债务终于可以得到清算。将马克思黑格尔化， 对马克思进行黑格尔式的改写或补写，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解读马克思难以摆脱的理论难题，就在于人们难以摆脱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阈限，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中，呈现的后现代性意蕴。

在题为《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文中，阿尔杜塞对列宁那句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判言进行了一个吊诡式的改写：“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8]（p148）阿尔杜塞这一理论吊诡式的改写，让我们联想起马克思的“从后思索”的思想方法，“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用马克思“从后思索”的方法，我们是否可以将阿尔杜塞吊诡式的改写进行再度的改写：“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马克思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后现代性理论范式，就不能理解马克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4辑．

[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 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 阿尔杜塞，列宁和哲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9] 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10]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5辑．

篇3

深入原著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近20年来，我国哲学研究的可喜进展之一，是认真解读原著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向原著提问和通过原著提问理应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取得进展的基本路径，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读马克思文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有一些争论。其焦点大致可归结为三个问题。

第一，应该不应该在解读马克思文本时保持价值中立？不戴意识形态眼镜来研究马克思在当代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的观点。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在现实中，除非把自己封闭起来，否则所谓保持价值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价值中立及其认识论上的旁观者立场本身就已经被20世纪的学术进展证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关理论的进展，我们便能够认识到所谓价值中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学的名义提出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要求，在一种貌似公允的立场上把马克思固定在19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把贬抑于与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差异的中立的学说，在任何时候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文本研究当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历史认识上，它实际承载着文献史的意义。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常识。今天在马克思研究中重新强调这一点是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条的地位。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广义的文本解释学，还是狭义的文本考证学，在当代学术中都可以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哪一种都不能替代问题研究，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其他哲学的创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释时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这一点在当前学界争论较大，不仅哲学，而且历史研究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哲学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以史论二分来描述文本及其解释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已经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种能够成立的解释必然是读者与作者视域的历史性融合，换句话说，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义的“史"；另一方面，除了现代分析哲学等少数思潮外，几乎全部哲学之“论"同时都是“史"的凝结和创造性再现，但这个史不是文本，而是贯穿于不同文本中的问题。因此，在比喻的意义上通过强调史论关系来提倡读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与“论"的对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绝对标准的地位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特别是，以读马克思本人著作与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来衡量学术水平，这是一种极为可笑的做法。

转换思维方式，提高研究主体的提问水平和理论意识

围绕文本解读的争论事实上超出了对待文本的理论态度，而是提出了整体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整个人类的理论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进步可能使得我们能够领悟在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为重要问题，故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表明，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追问，受到时代条件和理论家们提问水平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研究主体自觉地转换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理论意识。

20世纪传播和发展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虽然诸多失误并不应该由理论来承担，但是理论本身却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历史，我们在这里不好展开。仅以卢卡奇的例子，以强调这种反思本身应该直接指向理论认知的方法。当他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开创了西方之异端道路时，必须承认，他是真诚地希望从“人"、“主体性"角度来拯救第二国际重要失误的。但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怪圈，后来的阿多诺曾悲怆地指出了这一点。当然，阿多诺指出这一点并非因为他比卢卡奇多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而卢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其后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向马克思立场和观点的接近，也不是因为自己在后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较为自觉地清算了自己的主体性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德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意识哲学）。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以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就够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国哲学研究事实上长期忽视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评估西方学者解读马克思的成果绝不是拿这些学者的判断与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对照，而是自己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必须高于他们。只要研究者缺乏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就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难题，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事实上，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体系取向到问题取向、从宏观理论到微观科学、从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这些转换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解释产生了诸种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对解读方法的不同理解，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家们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审理，提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际水平，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或与时俱进便会获得更加生动的局面。

关注重大时代主题，寻求马克思哲学新的生长点

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有着本质差别，它的旨趣不在纯粹的思维驰骋，它的全部落点是生活和历史。因此，文本研究和提问水平是基础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时代主题上的发言，这也是弘扬哲学精神和实现它的历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这一点而言，它仍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基本理论建设和对现实重大事件的参与。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构建新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应该以当代社会生活实际展开的逻辑为底蕴，同时又必须站在整个20世纪思想发展的高点上面向世界历史发展，从而为穿透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思维构架。而政治参与层面，虽然在当代学术建制和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学者或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须以关注人生切要、社会生活具体环境变迁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对各类问题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参与热情。

篇4

深入原著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近20年来，我国哲学研究的可喜进展之一，是认真解读原著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向原著提问和通过原著提问理应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取得进展的基本路径，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读马克思文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有一些争论。其焦点大致可归结为三个问题。

第一，应该不应该在解读马克思文本时保持价值中立？不戴意识形态眼镜来研究马克思在当代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的观点。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在现实中，除非把自己封闭起来，否则所谓保持价值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价值中立及其认识论上的旁观者立场本身就已经被20世纪的学术进展证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关理论的进展，我们便能够认识到所谓价值中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学的名义提出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要求，在一种貌似公允的立场上把马克思固定在19世纪的语境中，把贬抑于与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差异的中立的学说，在任何时候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文本研究当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历史认识上，它实际承载着史的意义。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常识。今天在马克思研究中重新强调这一点是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条的地位。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广义的文本解释学，还是狭义的文本考证学，在当代学术中都可以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哪一种都不能替代问题研究，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其他哲学的创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释时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这一点在当前学界争论较大，不仅哲学，而且历史研究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哲学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以史论二分来描述文本及其解释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已经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种能够成立的解释必然是读者与作者视域的历史性融合，换句话说，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义的“史"；另一方面，除了哲学等少数思潮外，几乎全部哲学之“论"同时都是“史"的凝结和创造性再现，但这个史不是文本，而是贯穿于不同文本中的问题。因此，在比喻的意义上通过强调史论关系来提倡读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与“论"的对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绝对标准的地位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特别是，以读马克思本人著作与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来衡量学术水平，这是一种极为可笑的做法。

转换思维方式，提高研究主体的提问水平和理论意识

围绕文本解读的争论事实上超出了对待文本的理论态度，而是提出了整体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整个人类的理论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进步可能使得我们能够领悟在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为重要问题，故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表明，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追问，受到条件和理论家们提问水平的直接，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研究主体自觉地转换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理论意识。

20世纪传播和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的。虽然诸多失误并不应该由理论来承担，但是理论本身却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历史，我们在这里不好展开。仅以卢卡奇的例子，以强调这种反思本身应该直接指向理论认知的方法。当他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开创了西方之异端道路时，必须承认，他是真诚地希望从“人"、“主体性"角度来拯救第二国际重要失误的。但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怪圈，后来的阿多诺曾悲怆地指出了这一点。当然，阿多诺指出这一点并非因为他比卢卡奇多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而卢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其后期《关于存在的本体论》中，向马克思立场和观点的接近，也不是因为自己在后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较为自觉地清算了自己的主体性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德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意识哲学）。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以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就够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国哲学研究事实上长期忽视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评估西方学者解读马克思的成果绝不是拿这些学者的判断与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对照，而是自己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必须高于他们。只要研究者缺乏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就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难题，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事实上，在当前马克思中，从体系取向到取向、从宏观到微观、从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这些转换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解释产生了诸种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对解读的不同理解，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家们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审理，提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际水平，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或与时俱进便会获得更加生动的局面。

关注重大主题，寻求马克思哲学新的生长点

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有着本质差别，它的旨趣不在纯粹的思维驰骋，它的全部落点是生活和。因此，文本研究和提问水平是基础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时代主题上的发言，这也是弘扬哲学精神和实现它的历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这一点而言，它仍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基本理论建设和对现实重大事件的参与。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构建新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应该以当代生活实际展开的逻辑为底蕴，同时又必须站在整个20世纪思想的高点上面向世界历史发展，从而为穿透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思维构架。而参与层面，虽然在当代学术建制和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学者或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须以关注人生切要、社会生活具体环境变迁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对各类问题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参与热情。

篇5

Practical Paradigm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nternal Value

Su Zhenwu

（宝鸡文理学院，宝鸡 721007）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 721007，China）

摘要： 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赋予实践以新的科学内涵，以实践范畴为核心与灵魂，开辟了马克思哲学的全新视域，促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蕴涵着马克思哲学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意境。

Abstract： Marxist philosophy is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To give practice the new scientific connotation, taking practical paradigm as the core and soul, this paper opens up a new horiz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promotes Marxist history overstep of philosophy, and implies the Marxists value of the pursuit of the unity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 实践范畴 价值意蕴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practical paradigm; internal value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5-0310-02

0引言

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争论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承认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是哲学的特质所在，并因此而将马克思哲学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因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开辟了马克思哲学的全新视域，促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蕴涵着马克思哲学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意境。

1实践内涵的科学界定与地位飙升

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范畴第一次被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并被提升到哲学理论的基础性地位。

在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哲学家们对于实践也有论述。最初是把实践理解为与目的和知相对应的“实行”和“践履”，看作贯彻目的的行动，实现知的行为，仅限于修身养性的德性活动。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经过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阐述，深化了对实践的理解，特别是黑格尔已经把实践理解为主观改造客观对象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费尔巴哈则把实践理解为与人的生活相联系的物质性活动。当然，这两种实践观是相互对立的，黑格尔按照唯心论观点把实践理解为富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抽象的发展了实践的能动性；费尔巴哈按照直观唯物论观点把实践理解为同动物活动没有区别的物质性活动，片面的发展了实践的物质性。而离开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去理解实践，则是唯心论者和旧唯物论者不能把实践的能动性和物质性统一起来的根本原因。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劳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既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具有物质性，又体现着人的能动的创造性本质，具有创造性，从而将实践的物质性和能动性辩证统一起来，赋予了实践以新的内涵。正是这种能动性、创造性和社会历史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使人把自己从动物界区分出来，创造出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本质特征。因此，实践是人所特有的本质活动，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性存在。在马克思哲学看来，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不仅是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高度统一和联系的基础与纽带，也是把人与人结合起来，建立社会联系和形成社会统一整体的基础与纽带，还是实现物质与观念相互转化，连接和沟通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与纽带。

在马克思哲学看来，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过程，是人遵循客观规律，按照自己的目的，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去占有自然对象的过程。人的实践活动既体现着自然界对人的制约性，具有合规律性，又体现着人改变对象世界的原有状态，使其满足人的需要的主观需求，具有合目的性，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活动。这种全新的实践观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实现了根本转变：从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和事物。

新实践观使实践从哲学的一般概念飙升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的观点成为哲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的特质所在。

2实践范畴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

实践之所以被看作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与灵魂，是因为以实践概念为基础，马克思哲学以独特的方式科学的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辩证统一，促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

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近代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也是各执一端。近代唯物主义试图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由于其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肉体感受性，执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否认人的能动性，否认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运动，完全抛弃了辩证法，因而必然陷入认识论上的怀疑论和历史观中人与环境关系上的二律背反等理论困境，反而走向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朴素唯物论所包含的辩证法萌芽在这里丧失殆尽，与此相反，近代唯心论者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则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发展了辩证法，把辩证法理解为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对立并最终走向扬弃对立即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性的运动过程，但这种辩证法又仅仅是一种局限于精神领域的思维范畴的能动作用，即“意识对它自身所实行的这种辩证运动”，最终还是解决不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者说，旧唯物主义的感觉经验概念单纯的是一种受动性原则，唯心主义的精神经验概念单纯的是一种抽象的能动性原则，二者站在相互对立的立场，都不理解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否定性关系是一种客观现实活动，都把经验囿于一种主体内部状态，都因缺乏一种沟通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中介而不可能真正合理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哲学把实践理解为一种集物质性和能动性于一体的客观活动和现实存在，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陷，合理的解决了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主体内部状态，而且直接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样，思维与存在就辩证的、现实的统一于物质实践，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由于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能以其本身的直接证明而令人信服的驳斥旧唯物主义的怀疑论，使所谓“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的二律背反，转化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辩证命题，人和社会环境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黑格尔那种抽象的精神运动的主体便被转换成“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绝对精神的运动便被转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也就被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辩证法就被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正是以实践观念为现实基础，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两种世界观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一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整个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前提。

由于旧唯物主义者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因而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就被视为纯粹客观自在的东西，人类活动本身及其所构成的社会历史就被视为纯粹主观的东西，从而导致了自然观上的唯物论和历史观上的唯心论及其分离。马克思哲学把实践理解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社会历史就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就说明了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历史，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现实历史过程，从而逻辑必然的将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实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以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唯物主义彻底化和完备化，把唯心史观从最后的避难所赶了出去。

在马克思哲学那里，实践既是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具有本体论意义，又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人的认识不是对外部世界的静观和纯粹理性活动，而是实践过程的一个环节和内化。实践是以物质工具为中介对对象世界的实际的把握，认识是以语言符号为中介对对象世界的观念的把握，这两种活动是互为前提彼此一致的。这样，马克思哲学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既阐述了作为本体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也建立了自己的认识论，从而使认识论与本体论达成了统一。

正是基于实践范畴，构成了一个唯物论与辩证法、自然关于历史观、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才促成了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历史超越。

3实践功能蕴含着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意蕴

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与灵魂，实践范畴的功能发挥又蕴含着马克思哲学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意蕴，彰显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强烈的终极人文关怀。

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和实践功能。哲学的创立，并不是为了构建一种哲学理论体系，而是出于工人运动的现实需要和人类解放的长远需要。具体讲，就是为了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哲学层面上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和历史发展进程进行科学考察和反思批判，为无产阶级提供变革现实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看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认识和解释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是应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在整个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理顺了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生活的关系，实现了从单纯“解释世界”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有机融合的根本转向，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视域。这是马克思哲学在功能上的一种革命和超越，是马克思哲学优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所在。从中可见，发挥哲学的实践指导功能，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恰恰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特质所蕴含的价值指向。

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质上是在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体现出马克思哲学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是一种双重关怀。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现实追求。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哲学始终把现时代的发展置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之中来考察，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包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之中，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基于实践范畴，马克思哲学把人的生存与发展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和现实世界理解为历史活动中的生成和发展，认为人的生活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存在方式，人的生存总是不能满足于现状，总是要根据自己的理想不断地改变现状，以满足人不断发展的需求，人与对象的关系始终是一种否定性关系。这就明显地呈现出人的实践过程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特征，透射出一种集真善美为一体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恰恰彰显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83.

[2]高清海.马克思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J].现代哲学，2002，（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63-164.

篇6

什么是我们今天发展哲学已有的"思想材料"呢？广义地说，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这里所谓"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是借用了高齐云先生的提法。参见《哲学体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研究的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哲学的成果，推而广之，人类文明的一切已有精神成果，都是我们今天发展哲学的"思想材料"。当然，对这些思想材料不能没有一定的鉴别和取舍。而我认为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应该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这也是本文提出"回到马克思"的用意所在。这样说的理由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是真正能够代表和体现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论形态，它是我们继续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可靠理论基础。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以斯大林1938年9月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为蓝本的，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已经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乃至被视为哲学的标准模式和惟一正统的形态。也就是说，哲学的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取代了本应由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占有的地位。

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还因为在我看来，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枝节性的，而是根本性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哲学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的精神实质，甚至可以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事情是否如此呢？这里拟从哲学观的视角作一些分析。

所谓"哲学观"，简略地说，就是哲学的自我观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它是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哲学的主题、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功能、任务，哲学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未来命运，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哲学活动的目的、意义与价值，哲学家的形象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其中，哲学的性质问题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哲学观的核心。

逻辑地看，"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解析为这样三个问题："哲学曾经是什么"、"哲学将来是什么"和"哲学应该是什么"。前两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事实层面（既定事实和推定事实），关于它们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描述性定义；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应然层面，关于它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规范性定义。

描述性定义属于"史"的视角。从哲学史上看，"哲学是什么"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规定。一部哲学史，同时也是哲学观的演变史。如何看待哲学中具体观点的演变，需要有一种哲学史观；如何看待哲学观本身的历史变迁，则需要有一种哲学观的哲学史观。从哲学观的哲学史观看，一种哲学一经形成，即成为历史，它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一旦被凝固化，对探求新知和哲学的发展就会起阻碍作用。真正的哲学，应当成?quot;去蔽"者而不是"遮蔽"者。

规范性定义属于"思"的视角。哲学研究者所凭借的就是"思"，最好是切己的"思"。从思的视角看，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哲学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规定，否则就不可能展开其理论活动。哲学家个人对"哲学是什么"的规定，实际上是他对哲学的一种理解，即他认为"哲学应该这样（是什么）"。"应该"的问题，要求哲学家必须保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从一定价值立场出发的一定的哲学观，是哲学家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哲学规范。它不仅是哲学家全部理论活动的逻辑起点，是他进行理论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是他全部理论活动所要达到的结果和目的。

当然，上述两种视角又不是完全无关、彼此外在的，事实上它们常常交汇在一起。也只有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即把"思"的视角和"史"的视角结合起来，把"思的历史性"和"历史性的思"结合起来，才能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作出比较恰当合理的说明。而这就是要回答"哲学能够是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确切含义是：按照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它在今天所达到的水平，什么样的哲学才算得上我们时代里真正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马克思对哲学的规范性见解。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也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

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反思辨哲学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终于形成为明确的哲学观。在这里，马克思又加进了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因素，从而使自己的哲学观与一切旧哲学观划清了界限。

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宣告了那种超越实证科学的玄思哲学的终结。就根本性质而言，马克思哲学不再是提供什么终极真理知识的理论，既不是寻求一切存在背后的所谓隐秘本性或终极本体的理论，也不是妄想为世界建立统一体系、提供世界整体图景的理论。它把传统的形上本体论哲学作为一种过时的哲学形态远远地抛在了自己身后。

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早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侯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这一体现新哲学原则精神的思想，为马克思一贯坚持和重申。

然而，传统教科书及其所代表的马克思哲学的再生形态，并未鲜明地体现马克思的哲学观与旧哲学观的本质区别。相反，它沿袭了旧哲学关于哲学问题的许多非科学的提法。例如，把马克思哲学看做也是主要回?quot;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的构成和本性是什么"、"整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的理论。这是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化"的表现。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哲学不可能代替科学和实践经验去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回答世界"是什么"的工作，只能由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来提供和完成；以超验、玄思的方式和姿态发言的，只能是梦呓和伪科学。至于传统教科书所体现的哲学再生形态，把哲学变成迁就眼前的注解性工具，更是严重背离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

篇7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根本的理论特征。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创始人的著作，把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文本和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正宗的”，这不是真正的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哲学的开放性

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哲学的各形态之间、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三)勿失批判精神

哲学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是不可分离的，前者拓展理论的论域，使理论更具现实针对性，更深刻更具群众基础；后者则是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使现实世界与思维世界进一步通达。理论批判是实践批判的指针和导向，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掌握群众源自理论批判；实践的批判是理论批判的继续与深化。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没有实践批判的理论批判是空洞的批判，没有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是无根的批判。批判不能滞留于理论层面，必须推进到实践的批判。没有自我批判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是不彻底的批判。理论批判、实践批判和自我批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分别赋予哲学革命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品格。科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设，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的世界”，坚持哲学的批判性，才能使哲学走出困境。

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将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哲学创新要注意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则。

篇8

[关键词]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哲学的出路。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根本的理论特征。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创始人的著作，把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文本和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正宗的”，这不是真正的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研究。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哲学的开放性

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哲学的各形态之间、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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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实践论；哲学开创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6-0061-03

西方哲学自产生起，就以追寻基质与本体为主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形而上学在哲学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哲学直视传统形而上学与近代主体哲学的内在理论缺陷，对其展开了深刻有效的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逐步构建出一种超越传统理论哲学的实践哲学。

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起源

（一）马克思实践论的问题由来

传统形而上学可以被划分为“在场的形而上学”与“主体形而上学”[2]P6。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根据、原型，而人与自然物则是在本质上并无差别的存在者。由此可见，“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构想出了两个世界，即作为本真存在者的超感性世界和作为非本真存在者的感性世界，前者在存在意义与价值上始终高于后者。

在二重划分的世界构架下，解决主客体分离的理论支点要么在超验的理性世界，要么在经验的现实世界。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超越论理路没有获得成功，因此，迫切需要另外一种哲学理论来化解主客体分离的难题。这就是马克思实践论产生的现实需求，他实现了一种哲学上的革命，但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并不是一种断然隔绝的关系，它一方面仍然面临传统哲学遗留下来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它还是对源自古代哲学中的实践哲学传统的承继。因此，要廓清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涵，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深入理解其与古代哲学的承继关系。

（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传统基础

形而上学发端于古代哲学，而且形而上学传统在后世哲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并非如个别哲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西方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因为，在西方古代哲学中已然包含哲学破解形而上学的思想资源。柏拉图的理念论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开了先河，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则开辟了一种不同于前者的哲学传统。

柏拉图的理念论否定了人具有实现善的能力，主张具体的善是对作为理念的善的模仿。与此观点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学说则承认作为形式的善包含在作为质料的人之中，人能够通过实施具体的善即实践活动来实现自身。“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德性的个体不只是在自身当中实践德性，而且要在与政治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相互关系之中实践德性。只有在社会中，人类潜能的自我实现方才可能，因为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人才能真正实践其道德和理智的德性。”[3]P81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普遍公正与特殊公正是并行的，“普遍正义处理的是法律、德性和共同体，而特殊正义关注的是社会交往直接的、当下的形式”[3]P81。如果说普遍公正提供了一种公正的社会环境，那么特殊公正则记叙了人建立这种公正环境的过程；如果说普遍公正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准则，那么互惠公正就是人之差异的粘合剂。

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要主张

由于马克思的哲学构思处在近代主体哲学的环境之中，因此，其实践哲学主张是在批判继承康德、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等人哲学的过程中得以确立的。

（一）批判康德主体哲学对现实与理性的割裂

近代主体意识的空前强势却带来了主客体分裂与统一的新难题，康德将现实世界限定在理性的范畴之中。这样一来，观念世界就被当成了真实存在，而现实世界则被看作是副本。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意义也随之被抽空了。

马克思明确反对康德对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所作的道德神学上的超历史性设定，在马克思看来，“道德的永恒原则是没有的，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善和恶”[4]P626。康德的主体哲学在“纯粹自我意识”与“道德命令”两个方面都难以形成令人信服的说法。正如黑格尔所说，“康德的道德哲学建立于一种纯粹自我意识和空洞的道德法则的形式主义之上”[5]P173。解决主体哲学所造成的现实与理性的割裂问题，必须要赋予主体的实践活动以整合客体的存在论意义，而非假借道德神学上的价值设定。

（二）反对黑格尔对劳动的概念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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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出发点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是从黑格尔开始，经过费尔巴哈，最后“成为马克思”的过程。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实的个人”是理论体系的立足点。准确地理解这一立足点，有助于我们从逻辑和历史，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整地掌握理论。

一、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探索过程

马克思是在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的教育开始的。无论是黑格尔、青年黑格尔学派，还是费尔巴哈，都对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遗产，但他没有以此为限，他清晰地看到这些哲学内在的缺陷：与现实生活的相互脱离，缺乏一个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因此，马克思在继承中批判，在批判中继承，并不断地清算、超越这些思想。

1．马克思吸收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思想，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德国古典哲学最著名的代表黑格尔在人类思想史上创立了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领域在内的、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把“绝对精神”看作是这个体系的本质。他提出的人学思想对马克思有着重要的影响。黑格尔看到了人是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存在物，并且指出要通过劳动、通过人的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但是，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提出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根本异质于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劳动解释。他夸大人的精神属性，强调人是精神存在物：“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本性”，“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 “就人作为精神来说，他不是一个自然存在”。可见，黑格尔看来，人和人的本质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人是抽象的精神存在物。由于黑格尔不承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不懂得客观实在的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而是用所谓“绝对精神”、“理性的自我运动”来描述社会历史的发展，其结果“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有关劳动和社会历史的合理思想，但是坚决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尖锐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特别是在1842年，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由于有机会、有条件接触当时现实中许多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马克思不得不“回到人间”，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这使得他对黑格尔思辨哲学与现实严重脱离感到很为难。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哲学陷在纯思辨的泥沼里，是不符合哲学的真正本质的。

2．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以费尔巴哈作为桥梁和纽带的。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尽管这种唯物主义带着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来批判和清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坚决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精神作为世界和人的本质的思辨观点，他在批判上帝和黑格尔绝对观念的基础上回到人和自然界上来，他以人来代替自我意识，以人的本质来代替神的本质，重新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的哲学并把它和旧哲学相对立：“作为人的哲学的新哲学则不然，它主要地也是为人的哲学”。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他说：“艺术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形象。在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由此得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这一思想，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手稿》的序言，马克思就对费尔巴哈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在该著作中，马克思也沿用了费尔巴哈的类、类生活、类本质等术语来探讨“历史之谜”。但是费尔巴哈把人仅仅归结为“自然界的产物”，表面上他讲“现实的个人”，但他所讲的“现实的个人”只是人人都要吃、喝、住、用等自然的需要。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是爱与友情的关系，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除此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于是，“人的本质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J。他所说的“现实的人”实际上是抽象的“人”。他对“人性”或“人的本质”的理解，最终诉诸的是“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正是再度把感性思辨化了。这又给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造成了新的束缚。

但马克思并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他在接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同时，也不断地超越这些思想，对这些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改造。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他不了解人的社会存在，不了解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不懂得社会实践这种“感性的活动”所创造的人类世界对现实的人的重要意义，不能认识人是从事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存在物。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详细地阐述“现实的个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马克思反对施蒂纳，彻底粉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唯心史观

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中继鲍威尔后的又一个“宝贝”施蒂纳则以“唯一者”——“唯一的个人”取代了费尔巴哈的“类”，把目光从普遍转向个别，从“类”转向个体。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以三个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利己主义为基础，并在人的个体发展之中对应找到儿童、青年、成人三个阶段。这样，“人”的发展的唯一结果就是唯实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否定的统一，即真正的利己主义，就是达到施蒂纳所说的“唯一者”。施蒂纳的“唯～者”说到底就是“我”，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的主体，历史的最后创造者，一切存在中的最高存在，不管是我的本质还是人的本质都不能站在我之上。施蒂纳关于“人”的论述归根到底就在于把人的现实发展归结为人的“自我发现”，把一切现实关系统统归结为纯意识的关系。马克思对此批判说：施蒂纳’对德国哲学的幻想的无限信仰集中地表现在：他不断地把‘人’作为单独行动的个人强加给历史；他认为‘人’创造了历史”，他“无条件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幻想，并以此为根据继续创立自己的理论”-。这种以精神解释历史的观点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和施蒂纳的“唯一者”，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基础上，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历史唯物主义上，抛弃了对抽象的“人”的崇拜，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现实的个人”。他对于“现实的人”的表述有一个在本体论上突破纯粹意识之内在性的新境遇作为其深刻的背景，即把人从本源上看作是在世界中存在的。这是以“感性活动”立论的本体论，最初阐发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后概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现在则凝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实的个人”这个概念上。

马克思形成现实的个人概念后，便以它作为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正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才得以扬弃和超越以往的各种社会历史理论，揭示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二、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特点分析

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前人发现关于人自己的真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这从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特点分析中可以得出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1．马克思学说中的“现实的人”是能动的。

马克思强调世界上的事物正是由于主体的活动才存在的，正是由于主体的活动才把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有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作为社会生产主体的人也是由于人的活动才存在，才把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它的特征也是由它们的活动决定的。 转贴于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在这里表明了他对“现实的人”的理解，要从人的活动理解，从它的活动的能动的过程理解，作为活动的主体来理解。

人的活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是劳动，即生产实践活动，它是人类得以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人和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和社会之间各种关系得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基础。认识“现实的人”必须抓住生产实践这个关键性环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开始把劳动与“个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手稿》中，他通过“异化劳动”来探讨“人的本质复归”。虽然在那里他所建立起来的还不是感性活动与现实的个人之间的联系，但至少已经意识到要从劳动的角度来规定“个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一步步地接近了“感性活动”这个重要概念，并最终确认了现实的个人就是进行感性活动的个人。因此，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反复强调他所说的“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2．马克思学说中的“现实的人”是客观的。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实质就是从物质生产出发，既然人是在社会中从事生产的人，那么，他必然会受到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制约。“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

对“现实的个人”的客观性，对“现实韵个人”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决定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现实的个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一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客观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状况取决于它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客观的，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活动也是客观的。马克思指出：“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3.马克思学说中的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

马克思坚持把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物质条件相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进人到社会历史的范围内考察现实的人在进行活动时所形成的关系，最终得出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侧这是马克思直接论述“人的本质”概念的两句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思想变化的一个关键。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生产关系才反映人的本质。正像马克思在发挥自己的上述观点时所指出的，“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一引者)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