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哲学是（）

A.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B.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C.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

D.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世界观

2.哲学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

A.一般方法

B.经验材料

C.理论结论

D.具体方法

3.哲学同具体科学的关系是()

A.普遍和特殊的关系

B.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C.代替和被代替的关系

D.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4.哲学的理论来源是()

A.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哲学

B.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

C.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

D.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

5.哲学的创立意味着()

A.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B.科学哲学体系的最终完成

C.绝对真理的体现

D.人类优秀哲学思想集大成和在更高阶段上发展的起点

6哲学的基本问题是()

A.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B.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

C.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D.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问题

7.把感觉、经验当成第一性的观点是()

A.唯物主义的

B.主观唯心主义的

C.唯物主义经验论

D.客观唯心主义

8.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是()

A.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

B.思维和存在何者第一性的问题

C.世界是否运动变化的问题

D是否承认世界统一的问题

9.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

A.是又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B.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表现形式

C.是从属于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同这种斗争交织在一起的

D.是高于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

10.“人的意志高于一切、决定一切”的观点是（）

A.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B.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C.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D.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第1题正确答案为C

第2题正确答案为A

第3题正确答案为A

第4题正确答案为D

第5题正确答案为D

第6题正确答案为C

第7题正确答案为B

第8题正确答案为B

篇2

关键词:实践 直观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结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回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缺陷。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斗阵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纲》正是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晶。《提纲》对实践的强调就是对实践体验的理论回应。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篇3

关键词：传统知行观；实践观；“教学做合一”思想

正文：

陶行知三易其名与其思想历程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浚。1912年，另取名“陶知行”，次年将之用作笔名。1917年留美归国后，他正式改名为“知行”。1927年，他又欲更名为“行知”；1934年7月，发表《行知行》，公开宣布将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陶行知先生晚年讲：三易其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先生为什么一改再改自己的名字呢？从“知行”到“行知”再到“行知行”，名字的每一次变化，实质上是陶行知哲学与教育思想一次又一次质的飞跃的表现：从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到杜威的实用主义，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再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诞生于安徽省歙县。这里古代隶属徽州，也是王阳明的故乡。1910年，陶行知就读金陵大学，开始研究并信奉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王阳明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主张“知轻行重、知行合一”，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真知。”作为王氏铁杆粉丝的青年陶行知接受了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并奉为圭臬。正因为如此，1912年陶文浚另取名“陶知行”并以“知行”为笔名发表文章。

1914年秋，陶行知赴美留学，留学期间，心系满目苍夷的祖国，确定了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他师从约翰・杜威――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本质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含有辩证唯物主义成份。实用主义哲学又属于“行动的哲学”，重视“行”。王阳明的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同中有异。杜威提出了“从做中学”的教育观点；系统提出了知与行的关系，表明“做学合一”，也即“知行合一”；但“从做中学”强调“做”是“学”的起点，即先“行”后“知”，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有所不同。

1917年，陶行知回国后，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杜威的教育理论，提倡试验主义。此后，在平民教育运动、晓庄试验师范学校教育实践中，陶行知深刻地认识到：“自从亲自到民间打了几个滚后，才觉得我们有好多主观的意见都是错的，没有效验的。”中国的传统教育“老八股”固然要改革，可是怎么改？用杜威的洋教育理论来改造，却到处碰壁。于是他一面批判中国的传统教育，一面批判外国的“洋教育”，反省自己的教育实践，学习新的哲学思想，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陶行知逐步认识到杜威教育思想中的改良主义本质。

1928年1月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陶行知虽仍赞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但是又指出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露出了错误的尾巴。与此针锋相对，他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主张。当时，已经有人称他“行知先生”，他又萌生了改名的念头。

更为重要的是陶行知接受了。1931年11月陶行知先生在《思想的母亲》中写到：“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陶行知的“行动――知识――再行动”这一教育思想与的“实践――理论――再实践”实践观实现了基本的契合。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行知行》一文，继否定“知行”观之后，又否定“知行知”观；将“行知”观发展为“行知行”观。他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还创造了以“行知”二字合写的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

任何思想家的思想总是在一定的传统文化中逐步形成的，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影响。陶行知早年受过封建旧教育的洗礼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并且生活于各种新旧观念对立、中西文化碰撞尤为激烈的年代。要继承并超越这些文明成果，非大智慧、创新精神不可。

篇4

[关键词]思维 存在 矛盾互动 哲学派别 标准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009-05

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 （P219） 人们通常把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这一经典阐释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等同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去理解和解释，由此，在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中以精神和物质“谁是第一性、谁决定谁”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实质上，“思维与存在”和“精神与物质”是两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

首先，不能简单地把“思维”范畴等同于“精神”、“意识”。在哲学的意义上，“思维”就不仅是指“意识的内容”，而且是指“意识的形式”；不仅是指关于思维的对象的“对象意识”，而且是指构成、把握、统摄和反省“对象意识”的“自我意识”；不仅是指“思想的内容”，而且是指“思想的活动”。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存在”范畴等同于“物质”，它不仅包括“物质”的存在，也包括“精神”的存在。用近代哲学方式说，“存在”不仅是“意识外的存在”，而且是“意识界的存在”，即“精神”的存在。[2] （P138）正是这种“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相对性和多义性，构成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通常人们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解释成简单的矛盾关系，因而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本原”与“派生”的关系；二是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前者作为本体论问题，成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后者作为认识论问题成为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这种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简单化看法或解释，实质上是只看到了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存在对思维的“时间先在性”。这种看法也正代表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方式。它的根据在于：一是，思维乃至其载体（人）是自然存在生成的产物，人的意识、思维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因此，自然界作为本原性的存在对于人的意识、思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是，没有被反映者，就没有思维赖以反映的对象，也就没有思想意识。因此，客观事物和现象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对于人的意识、思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丝毫不否认这种把存在对思维建立在“时间先在性”上的理解，它确实构成了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问题是，通常的解释中只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在先，思维在后；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反映并反作用于存在。虽然这种解释的内容本身是正确的，但作为对思维与存在复杂矛盾关系的结论性看法却是片面的。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其重要特征在于，不仅具有“精神和物质”关系的“时间先在性”问题，而且具有超越“精神和物质”关系的“逻辑先在性”问题。在“精神和物质”的“时间先在性”问题中，二者的关系是不可变易的，即“物质”是“本原性”的存在。而在“思维与存在”的“逻辑”关系中，则表现出极为丰富和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2] （P138）

恩格斯不仅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还强调“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1] （P220） 相对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哲学不再是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直接断言经验的或超验的“存在”并以此去解释全部的经验世界以及关于经验世界的全部知识，而是已自觉到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并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使研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矛盾关系的“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人们把近代哲学对古代哲学的这一变革称之为“认识论转向”。超越传统本体论哲学的近代哲学，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展开了对思维与存在复杂矛盾关系上的研究，即开始涉及了思维对存在的“逻辑先在性”问题，当然，整个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也就是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内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在论述近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时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没有从“形式”方面去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反，近代的唯心主义则从“形式”方面去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却把“意识外的存在”作为在认识论上无意义的问题而排斥在“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之外，因此只能是抽象地发展思维的能动性，而不可能真正地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2] （P143） 德国古典哲学家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在使哲学基本问题获得“完全的意义”上作出了作为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意义上的贡献，如黑格尔即力图在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则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思维与“感性存在”的关系。

近代哲学以它“认识论的转向”为标志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完成了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超越。但它始终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思想的客观性，没有冲出认识论的界域。近代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去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 （P19） 思维的基础，乃至“思维与存在关系”构成的最根本的前提是实践。离开实践，便不会有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生成于“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蕴含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演化和历史发展都展开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在对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的理解上，必须从“认识论”界域跃迁到“实践论”界域。哲学的“实践转向”完成了这个任务。“实践”不仅是哲学认识论的基础，而且是整个哲学的核心范畴。

在哲学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是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与其“逻辑规定”的关系，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直观”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解应以实践为基础，而不是以“物质”或“思维”为基础。因为“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感性的活动”就是人的实践，“现实的世界”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即现实的客体。离开实践，“存在”等于“有之非有”，实质上是“存在着的无”；同样，离开实践，“思维”从其生成及其内容的获得上也等于“实质的无”。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应是建立在“实践”中介基础上的，对它的认识也应是动态而非静止的，发展而非凝固的。

近代以前的哲学是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直接断言“世界”的；近代哲学坚持“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现代西方哲学则坚持“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人类必须用“语言”去理解“世界”和自己的“意识”，并用“语言”去表达对“世界”和自己的“意识”的理解；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语言”对于“存在”来说，既是消极界限，又是积极界限。现代西方哲学这种对“思维与存在”的“中介环节”的寻求，表明它的“语言”和哲学的“实践”，虽有区别，但都是对“主客二元对立”的积极消解。“语言”和“实践”一样，其中凝聚着“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复杂矛盾关系。

扬弃旧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积极成果，用哲学实践论观点，站在当代水平上来理解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显而易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决不等同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在思维与存在的复杂矛盾关系中，既不能排斥或否定存在对于思维的“时间先在性”的一面，更不可忽视或降低思维对于存在的“逻辑先在性”的一面。必须明确，“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而“实践活动属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否定性的统一活动，只有自觉地去认识它才能全面把握它充满矛盾性的复杂内容。在人们对它自发的认识中，必然会把它所包含的矛盾的内容肢解开来，分割成为互相对立的因素，以片面的形式去加以表现。存在观点夸大自然存在的本原作用和基础作用，意识观点夸大思维活动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二者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片面性的思维方式。”“从哲学看来，实践是主体依据一定目的变革客体的感性活动。……实践是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活动，……同时是一种实践目的性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自然的基础作用和主体的创造作用是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活动……它就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活动。”[4]（P124-125）

因此，思维与存在关系中的“存在”就不仅是外在世界的“存在”，而且从其现实性上、从“实践”的客体上来说，更是实践中的存在、思维中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莱提出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以及当代哲学家提出的“意识界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世界”是属人的“世界”，“存在”都是思维中的“存在”。从“改变世界”的意义上，思维创造存在。思维着的人不仅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更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是一个自我创生的存在。“自然”不仅是人所依赖、认识或思想的对象与前提，而且更是人的思想的创造物――人化自然。以上表明，没有实践便没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实践；思维在“存在”的“现实性”上对于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思维在“存在”的“生成”上对于存在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在哲学的层面上，与“存在对于思维”的“时间的先在性”相比，“思维对于存在”的“逻辑的先在性”更合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本质。

所以，“思维与存在关系”中包含着“时间先在性”和“逻辑先在性”的双重决定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实践为中介，是一种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决定、互为前提、相互渗透的矛盾互动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动态的、发展的。当今，在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中显露出的实践关系、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的相互交织；在认识的结构、机制和功能上显露出的认识的生理基础和心理过程，认识的语言中介和逻辑规则、思维的结构机制和功能；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显露出的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认识的反映性与选择性和随机性、科学发展及其社会后果问题、微观客体与认识中介、客观实在与理论解释、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语言与意义、价值观与真理观、文化传统与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与历史规律、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未来与人的自我认识等等，都是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展开的有待于我们在哲学的层面上深入理解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互动关系与哲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

通常人们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称之为哲学两大基本派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贯穿于整个哲学发展史。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二者的划分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早已是哲学的定论。这虽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然而，站在当今时展的高度，又确有一个如何重新反思与解释的问题。

近代以前的哲学作为“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它探讨的问题是“物质本体论”问题，是个经验层次上的精神和自然界“谁先谁后”的问题。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1]（P220）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本原”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对此，恩格斯又特别强调地补充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5] （P7） 恩格斯在这里说得很明白，即这里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只是说世界是上帝或神创造的呢？还是本来就有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思。当然，“人类社会产生以后，……面对着分化了的世界去追寻自身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去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及其基础，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自然的追求，也是其最重要的任务。”[6] （P6）

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提出了如何从认识论上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列宁说：“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7] （P36） 这“两条认识路线”所表述的是在认识论上“物质”与“精神”何者为“本原”的问题。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意思。

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我们应该认真理解并按照哲学的观点，正确界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其标准。这个问题与蕴涵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中的“两个先在性”，即“时间先在性”与“逻辑先在性”有关。“时间先在性”是经验事实的陈述，它具有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内涵，即存在论上的物质和意识谁为“本原”问题和认识论上的“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谁为本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全部旧唯物主义”都坚持物质是意识的本原，“客观世界”是“意识内容”的本原。自然，相反的回答就被视为唯心主义。但问题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就应该仅仅归于这种如此简单的认识吗？难道，从前的所谓“唯心主义”大师们，竟能如此单纯地断定“精神决定物质”吗？列宁说，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哲学唯心主义只能是“胡说”；与此相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8]（P411-412）“逻辑先在性”陈述的不是事物间在时间序列中的先后顺序，而是事物间在“逻辑”上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问题分为“自在”和“自为”两种情况。“自在”意义上的逻辑在先是本质对现象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古代的哲学唯心主义，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即歪曲地“夸大”本质对现象的“逻辑先在性”。所谓“自为”意义上的“逻辑先在性”是主体对客体具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对认识的“客体”来说，“主体”逻辑地在先；从“主体”把握“客体”的程度上来说，主体的实践与认识水平逻辑地在先，即主体的“经验”、“知识”、“思想”以及“意识”、“激情”、“意志”和“目的”等对“客体”的逻辑先在性。近代以来的唯心主义哲学，都歪曲地“夸大”了主体对客体的“逻辑先在性”，如贝克莱、黑格尔、叔本华则分别把“主体的感觉”、“思维”、“意志”视为本原性的存在，把客观世界视为派生性的存在，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概括科学成果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1] （P215-216） 一般地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然而，综上所述，需特别明确指出的是，不能把“标准”仅仅局限在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谁为本原上），也不能把标准限定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抽象的“二元对立”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标准”，应该界定在是否坚持以实践为中介的“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包含着“两个先在性”的相互决定、互为前提、相互渗透的矛盾互动关系上，由此划分出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的概念发展体系，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由抽象到具体地展现思维与存在矛盾统一的范畴发展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以实践为中介，对思维与存在的“两个先在性”完成了对立统一的认识和把握。哲学既是以存在对思维的“本原性”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去解释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的发展，又是以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的辩证法为内容去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历史的统一，因此实现了唯物论基础与辩证法内容的统一，成为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的唯物主义，不仅是对所有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夸大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使其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的修正，而且也是对所有旧唯物主义（从坚持客体性原则的“独断论”特征上看，旧唯物主义实质是一种貌似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超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孙正聿. 哲学通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李秀林主编.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6]欧阳康. 关于哲学基本规定的再思考[J]. 教学与研究，1997，（6）.

篇5

1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存在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其代表人物是萨待。存在主义的产生和流行，是和这两个国家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分不开的。然而以后存在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蔓延，又是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普遍化相联系的。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存在主义思潮发展到了顶峰，几乎席卷了整个西欧、埃及到东欧一些国家，并在美国、日本、拉丁美洲盛行起来，与各自的传统哲学相结合而各具特色。六十年代后期，存在主义开始衰退，其风头十足的地位被结构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所取代。但是它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它的观点也正在被一些学派所吸收，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2存在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2.1存在主义的基本内涵存在主义的最基本理论是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的关于“存在”的学说。“存在主义”概念是由Existenzphilosophie(实存哲学)演变而来的。存在主义认为，唯一真实的、根本的存在是人的存在，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它的哲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探求人的存在根源和分析人的存在状况、强调人的自我选择与道德责任、恢复人的自我与本性。所以它又被称之为“存在主义人学”。存在主义哲学既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反理性主义色彩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想。它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的生存问题，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的“存在”，而不是“本质”，“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主要命题，并认为真正的知识是通过人的直觉而得到的，真理不是由人们发现，而是个人选择的产物。在存在主义者看来，道德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是根据个人选择而定的。

2.2存在主义的特征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和人生信条。它的一般特征有：

2.2.1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的真实的存在是根本不依赖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它是人的意志的存在，抽象的个人的存在。这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存在论。

2.2.2提倡唯意志论的自由观，重视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认为人的本质、人的真正存在，只有在它是自由的时候才是有充分价值的。而这种“自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不需要任何原则的指导来做出决定的。这样就强调了个人自由并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

2.2.3主张悲观厌世的人生观。认为世界是虚无缥缈、捉摸不透的，人生也是如此，人是孤独的，充满各种烦恼和绝望，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人的努力都是失败的。这样就陷入了信仰宗教主义。从以上对存在主义一般特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它是纯粹的颓废的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对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进程中，处于正在形成和发展阶段的青年具有蛊惑和欺骗性，应该要引起重视。

3存在主义对青年的影响和启示

3.1存在主义对青年的影响

3.1.1存在主义否认唯物论，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人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人生是无法预测和把握的。有的青年就会产生“跟着感觉走”的理念，把自己的得失看成是非的标准，没有真理和原则，再者否定“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论的前提，从而走向了主观唯心论的歧途。

3.1.2存在主义认为“自私是人的本质，自我才是绝对的。”有的青年就会把自私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把个人作为世界的基础，以自我为中心，背离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3.1.3存在主义的悲观厌世人生观，会使有些青年产生悲观和绝望的心理。认为人生就像一场游戏，没有什么真实的价值。而且存在主义的人生虚无、飘忽不定等思想，使得某些青年人无法给自己定位。

3.1.4存在主义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主体，可以随心所欲。”这种向往自由，追求自由，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而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不存在绝对自由的。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更要辨别和抵制这些思想。

3.2存在主义的影响对青年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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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哲学与非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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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在一股复古思潮的推涌下，旧时读物《三字经》的起始句“人之初，性本善”就像长了翅膀似的，腾空而起，漫天飞扬。一时间，不少地方都在传播着它，有的单位在大街上张贴的所谓新三字经，就是以它为开头的。甚至有一部宣传雷锋事迹的纪录片，也通过一位老者之口，肯定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这自然使我想到，雷锋的善良是怎样来的，是天生的吗？当然不是。雷锋的例子，恰恰证明了人的道德品性形成的后天性。雷锋那样善良，乐于助人，乐于做好事，与他“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新社会给他温暖和关怀的深切感受有关，与他所受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有关，更是他通过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努力学习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结果。

笔者小时候上私塾，老师教的第二本书就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教条深印在我的头脑里。长大参加工作后，通过学习懂得了人在初生时无所谓善恶，善与恶都是后天形成的；性善、性恶问题属于思想意识道德的范畴，是与人的认知性紧密相连的；在哲学领域，唯心主义的“性本善”、“性本恶”两派争论了几千年，都不如唯物主义的解释可靠。唯物主义认为，离开了人的实践性来谈性善、性恶问题，是谈不清楚的。从小到大，教过我的老师何其多，他们几乎一面倒地认为，人都是“学而知之”，没有什么“生而知之”。大量宣传的书籍，更是这么认为的。

据报载，去年某月，某大学校长给几百名研究生讲的最后一课就聚焦于“良知”两字，他叮嘱学生要坚守良知，拒绝做“高知坏人”。校长对学子们提出不做“高知坏人”的希望，当然很好。可是校长讲话的基本内容和编者为辅助校长讲话引用孟子的话对“良知”、“良能”所作的解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却分明是“人之初，性本善”和“生而知之”的翻版。这使我感到很为困惑。为了求得对“良知”、“良能”的正确解释，我查了两种词典。第一种词典的解释根本没有说明白。第二种词典的解释是：“我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指人类不学而知的、不学而能的、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我相信这一解释是与其本意相符的，是唯物主义的解释。我特别感到不解的是，没有生而知之，只有学而知之这一本来并不深奥的道理，为何竟不被那位以引导学生为己任的高等学府的校长所认同呢？

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我所在的工厂掀起了工人学哲学的热潮，并且产生两名学习标兵。那时大家一起学哲学、讨论哲学问题的气氛是那样浓厚，不知使多少人受益，很是令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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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置悬念导入

悬念，一般是指对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现象的关切心情。在教学中，精心构思，巧布悬念，也是有效导入新课的方法。俗语云：“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利用悬念激人好奇，催人思索，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制造悬念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激发兴趣，二是启动思维。例如在讲高一“神奇的货币”时可以设置悬念，让学生讨论，为何“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通过设置了悬念，造成学生心理上的焦虑、渴望和兴奋，只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尽快知道究竟，在此基础上开始新课的学习。

二、寓言故事导入

也就是根据课程需要，运用历史典故、名人轶事、成语寓言等方面的素材导入新课。这种方法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容易给学生以启迪，同时又能起到开阔视野、拓宽知识的作用，从而使教师讲课更生动、形象；学生学习更轻松增趣、易于接受与记忆。

例如在讲“主观符合客观”这一框题时，根据“主观必须符合客观”，讲述一个“画家画牛”的典故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故事描述的是“古时候有一位画家画了一幅两牛相斗图，甚为得意。他给朝廷的一些官员看，他们也都称赞不已，可是当地把此画给一位农民看时，这位农民却哈哈大笑，他说两牛相斗，为了用力击倒对方，它的尾巴永远是夹着的，绝不会高高翘起来。画家听了之后脸红耳赤，不敢出声。那么画家为什么会闹这样一个笑话呢？这又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内容――主观必须任命客观”。

三、幽默漫画导入

漫画具有诙谐、幽默的特点，同时它针贬时弊。用于政治课教学的话，既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有助于发挥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我们也可以尝试用漫画来导入正题。

例如在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时，首先出示了“存在即被感知”的漫画，漫画的大意是：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正在向他的学生讲授“存在即被感知”这一命题。谁知他的学生反而诘问贝克莱：你的生身父母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呢？贝克莱说，该死，这正是我所不能回答的！漫画形象地揭示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愚蠢可笑。所以，当这幅幽默生动的漫画一出现时，学生即刻兴趣盎然，议论纷纷，教师趁势推导：贝克莱还用得着上街买牛奶、面包吗？他只需闭上眼睛感知一下，牛奶和面包就会从天而降。此时学生哈哈大笑，在笑声中悟出唯心主义的荒谬。而教师适时导入：唯心主义是荒谬的，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什么？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又有哪些呢？

四、以名言、格言、警句导入

在政治课教学中,教师恰当地运用一些脍炙人口、内涵深刻的经典名言和诗词警句，对学生不仅会产生极大的感染力，而且具有很高的思维价值和艺术魅力。在讲告二人生价值观的的导入中，引用罗丹的“工作就是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欢乐，也是幸福之所在。”以及歌德的"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用这些名人名言启发学生，学生在迁移默化中熟悉并了解内容，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要讲授的内容，树立起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的正确观念。

五、歌曲、小品导入

当代的中学生在心理上乐于接受新事物，因此，在政治课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把握好中学生的这种心理，采用一些比较独特的引入方法，例如演唱歌曲、让学生自导自演一些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小品等。这种方法新颖活泼，容易使学生产生共鸣，引起学生的思考，活跃气氛，积极主动学习。

例如，在讲高一“生活与消费”一课中，可由学生自己表演买与卖，讨价还价的过程。虽然场景在生活中很常见，但在课堂上由学生自己来表演的话，由于形式新颖，会吸引同学们的普遍兴趣与注意力，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影响价格的因素有哪些？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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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是下手处”的“格物”，是宋儒“为学”八条目之一。“格物致知”在许多哲学史论著中被认定为宋儒的“认识论”。然而，不管是“格物致知”，还是“无极而太极”，在宋儒那里，都只是为重建以伦理为本的人生哲学服务的。宋儒以天、地、人为宇宙三极，他们认为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性是连接天、地、人的枢纽。在宋儒那里，所谓“知”，“实际上并非对外物、对世界的理知认识，而是一种‘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天人合一’的属伦理又超伦理的精神境界，而一切‘见闻之知’以至‘穷神知化’，都不过是为了‘身而体道’，为了使作为主体的‘人’通过伦理学(而不是认识论)与‘天’同一，达到这种属伦理又超伦理超道德的本体世界。”②宋儒没有形成西方近、现代意义的主客对立、物我对立的观点，也没有西方近、现代意义的所谓认识论和宇宙观。许多哲学史论著将宋儒哲学分为宇宙观、认识论、社会政治思想三大块进行论述，实际上是脱离宋儒的思想实际的。

陆九渊是否认为“一切知识和真理都在我的‘心’中，是‘心’所固有的”呢？这要看 事实，不能揣量模写。

陆九渊一生，以“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为己任，极力主张“少而学道，壮而行道。” 他说：“由孟子而来，千有五百馀年之间，以儒名者甚众，而荀、杨、王、韩独著，专场盖代，天下归之，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若曰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则不容以形似假借， 天下万世之公，亦终不可厚诬也。”(013)“孟子曰：‘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所谓行之者，行其所学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当道，与其君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使斯道达乎天下也。……故少而学道、壮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职也。”(026) “大抵为学，但当孜孜进德修业，使此心于日用间戕贼日少，光润日著，则圣贤垂训，向以为盘根错节未可遽解者，将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034)

在《陆九渊集》中，“为学”是核心内容。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 不厌其烦地阐述关于“为学”目的、方式、途径等问题。他认为“为学”一要志道、明道，二要隆师、亲友，三要发明本心、知自反。他说：“为学无他谬巧，但要理明义精，动皆听于义理，不任己私耳。” (182)“近来学者多有虚见虚说，冥迷渺茫，不肯就实。原其所以，皆是学无师授，闻见杂驳，而条贯统纪之不明，凡所传习，祗成惑乱，此一节又不与其志。”(079)“常俗汩没于贫富、贵贱、利害、得丧、声色、嗜欲之间，丧失其良心，不顾义理，极为可哀。今学者但能专意一志于道理，事事要睹是，不肯徇情。识见虽未通明，行事虽未中节，亦不失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师友讲磨，何患不进？未亲师友，亦只得随分自理会，但得不陷于邪恶，亦自可贵。若立意强说道理，又无益也。”“理明义精”是“为学” 的根本内容，“亲师友”是“为学”的基本方式。同时，陆九渊还认为“志道”、“明道”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读书、求学问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修养问题。所以，他说：“古之学者，本非为人，迁善改过，莫不由己。善在所当迁，吾自迁之，非为人而迁也。过在所当改，吾自改之，非为人而改也。故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074)陆九渊在《与潘文叔》中说：“得书知为学有进，其甚慰！但所谓怠堕急迫两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稳之地，不以动静而变。若动静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稳也。涵泳之久，驰扰暂杀，所谓饥者甘食，谒者甘饮，本心若未发明，终然无益。若自谓已得静中工夫，又别作动中工夫，恐只增扰扰耳。何适而非此心，心正则静亦正，动亦正；心不正则虽静亦不正矣。 若动静异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实朋友不可。”(057)《与诸葛受之》中说：“某自承父师之训，平日与朋友切磋，辄未尝少避为善之任。非敢奋一旦之决，信不逊之意，徒为无顾忌大言。诚畴昔亲炙师友之次，实深切自反，灼见善非外铄，徒以交物有蔽，论胥以亡，大发愧耻。自此鞭策驽蹇，不敢自弃。”(045)在《与胡达材》中说：“达材资质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讲学，用心多驰骛于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栋宇宏丽，寝庙堂室，厩库廪庾，百尔器用，莫不备具，甚安且广。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泛扫堂室，修完墙屋，续先世之业而不替，而日与饮博者遨游市肆，虽不能不时时寝处于故宅，亦不复能享其安且广者矣。及一旦知饮博之非，又求长生不死之药，悦妄人之言，从事于丹砂、青芝、煅炉、山屐之间，冀蓬莱、瑶池可至，则亦终苦身亡家，伶仃而后已。惟声色、臭味、富贵、利达之求，而不知为学者，其说由前；有意为学，而不知自反者， 其说由后。其实皆驰骛于外也。”(056-057)通过“迁善改过”而“志道”，在“发明本心”、“深切自反”的过程中“明道”，这是“为学”的根本途径。

陆九渊所说的“为学”，从其目的、方式、途径来看，并未涉及西方近、现代哲学所说的“认识论”或者“认识路线”问题；从其“志道”、“明道”的全过程来看，完全是道德修养问题。陆九渊对比古今，对这一问题说得十分明白：“古人之学，其时习必悦，其朋来必乐，其理易知，其事易从。不贰于异说，不牵于私欲，造次于是，颠沛于是，则其文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学也。”(293)“今时士人读书，其志在于学场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间好事者，因书册见前辈议论，起为学之志者，亦岂能专纯？不专心致志，则所谓乡学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举世所溺，平生所习岂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学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如弃秽恶，如避寇仇，则此心之灵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习，如见晛之雪，虽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谓之知至，乃谓之先立乎其大者。”(196)

所谓“一切知识和真理都在我‘心’中”这一命题，与上述陆九渊关于“为学”的论述是相抵牾的。陆九渊一方面虔诚地“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另一方面要求为学者潜心学习宇宙间的实理。宇宙间的实理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尧、舜之道虽是先周以来所形成的理论系统，也是对客观世界的理论概括。“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道，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009)“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顺此而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顺此而动，故刑罚清而民服。”(132)“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损之不可，舍之不可。”(434)“‘《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临深履薄，参前倚衡，儆戒无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须臾也。五典天叙，五礼天秩，《洪范》九畴，帝用锡禹，传在箕子，武王访之，三代攸兴，罔不克敬典。”(416) “宇宙间自有实理，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有实事。实行之人，所谓不言而信，与近时一种事唇吻、闲图度者，天渊不侔，燕、越异向。事唇吻、闲图度之人，本于质之不美，识之不明，重以相习而成风，反不如随世习者，其过恶易于整救。”(182)陆九渊所述，足以证明，“一切知识和真理”都来自客观世界；“一切知识和真理都在我‘心’中”纯属杜撰，是出于要把陆九渊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这一需要的揣量模写。

认为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置陆九渊关于“为学”的论述而不顾， 生硬地拿“认识论”、“认识路线”进行对号，设定圈套令其入彀。为了说明“(陆九渊认为) 一切知识和真理都在我的‘心’中，是‘心’所固有的”这一论点，他们先后引用了《与曾宅之》、 《与邵叔谊》中的两段话，作为论据。现转述如下。

“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者，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而逊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亦此理也；内，此理也，外，亦此理也。……《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005)

陆九渊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一)“仁，即此心也，此理也。”后面“得此理”、“知此理”、 “觉此理”以及“敬其兄者”、“有怵惕恻隐之心者” 等等所说的“此理”都是指“仁”。(二)“良知”、“良能”，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三) “万物皆备于我 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吾之本心也。

“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思则得之，得此者也； 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积善者，积此者也；集义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 进德者，进此者也。(001)

这段引文中的“此”指代什么？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上一自然段“……夷齐未足言也”。上一自然段说：“前日窃闻尝以夫子所论齐景公、伯夷、叔齐之说，断命以祛俗惑，至今叹服，不能弭忘。笑谈之间，度越如此，辅之切磋，何可当也。允其所见，推其所为，勿怠勿画，益著益察，日跻于纯一之地，是所望于君子，夷齐未足言也。”《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非常清楚，“此”，指“仁义”。

认为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在第一段引文后的结论说：“这就是说，第一，一切知识和真理，包括伦理道德的知识，先知、先觉者知识以及是非的标准，都具在我‘本心’之中；第二，这些知识和真理以及规律，是先天就具有的，不是由认识客观获得的。它是一种‘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和‘良能’；第三，如果进一步探求知识从那里来，陆九渊只得归之于‘天’，是‘天’给予的；……”在第二段引文后的结论是：“‘得此’、‘立此’、‘集此’、‘知此’、‘进此’，这里所说的‘此’，就是指‘心’。‘心’中先验地具有一切知识。 这显然是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的贯彻。”③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辨识：(一)陆九渊所说的“心”和“本心”是不是同一性概念？(二) 陆九渊所说的“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中的“此”是不是指“一切知识和真理，包括伦理道德的知识，先知、先觉者知识和以及是非标准”？(三) 陆九渊说“天之所与”、“我固有之”是不是就是在强调“‘心’中先验地具有一切知识”？

陆九渊所说的“心”和“本心”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心”是以“思”为职的物性 的人体器官；“本心”是客观现实在以“思”为职的人体器官“心”中的反映，是具有社会 性的心理现象。陆九渊说：“仁义者，人之本心也。”(009)“耻得所者，本心也。” (273)“‘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谓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谓广居、正位、大道者，此也。”(005)一句话，陆九渊所说的“本心”就是仁义之心。

以仁义为特定内涵的“本心”是怎样产生的？“本心”是“人之初”， 现实的伦理关系 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言传身教在“人心”(人脑)中的反映。 陆九渊说：“孟子曰：‘心之 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又曰：‘至

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存其心也。’又曰：‘非独贤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149)陆九 渊在这里对“本心”界定得十分清楚：(1)“本心”，或曰“赤子之心”；(2) 天之所以与我 者本心也；(3)仁义之四端即“本心”也。因此，陆九渊所说的“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中的“此”，仅指“本心”，并不指“一切知识和真理”。认为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所说“一切知识和真理，包括伦理道德的知识，先知、先觉者知识以及是非标准，都具在我‘本心’之中”是毫无根据的揣量摸写之辞。

陆九渊说“天之所与”、“我固有之”是针对“本心”或“本心”的特定内涵“仁义”而言的。“本心”就是“仁义之心”，“本心”之中不可能再具存其他知识。强调“本心” 是“天之所以与我者”、是“我固有之”，并不意味着“‘心’中先验地具有一切知识”。 陆九渊所说的“道”，有“天道”、“地道”、“人道”，所说的“理”有“正理”、“实理”、“常理”、“公理”，“道”、“理”就是一切知识的总和。陆九渊主张“为学、志道、明理”，而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道，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009)“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损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会。”(434)“宇宙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182)因此，认为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所说的“‘心’中先验地具有一切知识”，纯属杜撰；所谓“这显然是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的贯彻”是毫无根据的推论。

转贴于 认为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说：“陆九渊以‘心’为本体，因此， 就毋需通 过‘格物’的途径去体认‘心’，而只需反省内求，就可以自己体认‘吾心’。如果说，陆 九渊也谈什么‘格物’的话，那就是‘格心’。”

什么是“格物”？陆九渊所说的“格物”，能否说“就是‘格心’”？

陆九渊说：“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 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 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 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唯笃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 言之，则事盖未有无始而有终者。讲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犹射者不习于教法之巧， 而徒恃其有力，谓吾能至于百步之外，而不计其未尝中也。故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 力也。’讲明有所未至，则虽材质之卓异，践行之纯笃，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 和，不思不勉，从容而然，可以谓之圣矣，而孟子顾有所不愿学。 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为，而傲知学之士哉？然必一意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 若谓口耳之学为讲明，则又非圣人之徒矣。”(160)陆九渊的这段话主要有四个意思：(1) 为学有讲明，有践履；(2)什么是“讲明”，什么是“践履”；(3)“讲明”有所未至，就谈不上什么“践履”；(4)一意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

陆九渊的所谓“格物”，属于“讲明”，出自《大学》。《大学章句》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④“格，至也， 与穷字、究字同义，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053)“物”，《孟子正义·尽心上》注云：“事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礼记·月令》“兼用六物”，皆注云：“物，犹事也。”“格物”，即研磨考索万事万物之理。陆九渊说：“所谓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于天下。”(028)“格物”是为了“致知”，“致知”在于“格物”。对于此物(事)进行全面研磨考索，达到对此物(事) 之理的全面了解。“学之不讲，物未格，知未至，则其于圣贤之言必未能昭晰如辨苍素、数奇耦之审也。”(091) 因此，从理论上，不能说陆九渊的“格物”就是“格心”。

如何“格物”？陆九渊说：“《中庸》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读书 亲师友是学，思则在己。问与辨，皆须即人。”(263、411)《中庸》的学、问、思、辨是格物之方，除“思则在己”以外，“学”要“亲师友”，“问与辨，皆须即人。” 因此，从方法上，也不能说陆九渊的“格物”就是“格心”。

陆九渊在“如何样格物”的问题上，观点十分明确，那就是要“研究物理。”(440)就是要在“人情物理上做工夫。”(436)“须是下及物工夫，则随大随小有济。”(435)陆九渊对做工夫，曾有过具体解释：“复斋家兄一日见问云：‘吾弟今在何处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复斋应而已。 若知物价之低昂，与夫辨物之美恶真伪，则吾不可不谓之能。然吾之所谓做工夫，非此之谓也。”(400)这里明确告诉我们，他的所谓“做工夫”，不是“知物价之低昂”，“辨物之美恶真伪”的“做工夫”，而是“研究物理”的“格物工夫”。因此，从陆九渊在“格物”上所做的工夫来看，也不能说陆九渊的“格物”就是“格心”。

认为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在引用了陆九渊与李伯敏谈格物的语录以后评论说：“如果以‘格物’的‘下手处’，是‘研究物理’，则还有一点合理的因素的话，那末， 顺着这个途径而往，便可能走向唯物主义。然而，他把话题一转，认为‘格物’不是一物一事的去‘穷格’，而是体认‘心’中已有之理。因为‘万物皆备于我’，自然无须在我‘心’之外去‘格物’，而只要体认‘本心’，万物之理便‘不解自明’。”⑤这段评论有两点需 要明辨：(1)陆九渊的“格物”在儒学“明明德于天下”的正心、诚意、致知中有什么重要地位？(2)陆九渊如果顺着“研究物理”这个途径而往可能走向唯物主义吗？

“格物”是儒学“明明德于天下”的传统方法。《四书·大学章句》云:“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 ，国治而后天下平。”朱熹注云：“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 无不尽也。知既尽，遇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 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了。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皆得所止之序也。”⑥平天下、 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是《大学》八条目， 格物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条目，“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大学章句》开篇就是“子程子曰：‘《大 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 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⑦陆九渊所说的“格物”即是儒家“为学”中的“格物”，即《大学》八条目之一的“格物”。儒家的“格物”恐怕与认 为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所要求的“一事一物的去‘穷格’”的“格物”不是一回事。儒家的“格物”是为了“致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 “一事一物的去‘穷格’”是为了什么？从评论者反对陆九渊的“格物”、“明理”(评论者 认为陆九渊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就是“体认‘心’中已有之理”的意思)来看， 他们所说的“格物”不是为了“致知”。不是为了“致知”的“格物”， 就不是陆九渊所说 的“格物”，而是所谓认识论意义上的“格物”。这两个“格物”是名同实异的两个概念。 认为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用他们的所谓认识论意义上的“格物”去偷换陆九渊的“致知在格物”的“格物”，并大发议论，谈什么认识路线的“唯物”，或者“唯心”。 这种偷换概念的批评，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认为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说，陆九渊“如果以‘格物’的‘下手处’是 ‘研究物理’，则还有一点合理的因素的话，那末，顺着这个途径而往，便可能走向唯物主义。” 这是不切实际的多情的幻想。八百多年前的陆九渊，牙根儿就没有考虑思维对存在的关系， 也没有考虑精神与物质孰为第一性的问题。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把理性与认识、本体与现象作了截然分割，而中国南宋时期(相当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阶级的哲学家们，“素来不去割断本体与现象，而是从现象中求本体，即世间而超世间”，“一向强调‘天人合一，万物同体’；‘体用一源’‘体用无间’”。他们也讲“天命”，但“却是与人的感性存在、心理情感息息相通的”，是“有其诉诸社会心理的依据和基础”的。他们把“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的“义务”，“明确建筑在某种具有社会情感内容的‘仁’或‘恻隐之心’上。”在他们的学说中，“感性的自然界与理性伦常的本体界不但没有分割，反而彼此渗透吻合一致了。”⑧区分所谓唯物与唯心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精神与物质孰为第一性的问题，也是混沌的。哪来的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陆九渊又怎样能走向唯物主义。至于所谓“下手处”的问题，陆九渊的原话是“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处。”李伯敏问:“如何样格物？”陆九渊说：“研究物理。”“研究物理”即是“格物”，在“物理上做些工夫”。对于“格物”，陆九渊明确指出，要在“人情物理上做工夫”，“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这里所谓“物理”，不能理解为“客观对象”，更不能由此引出“主客对立”，而大谈什么唯物、唯心。讨论问题，不能离开特定的社会现实，更不能以今律古。那种人为地拔高，是于事无补的。

注：

文中引文后的三位数，均为《陆九渊集》页码。

①③⑤《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第398－401页。

篇10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 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