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考古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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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新媒介 古代文学 教学 思考

媒介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和途径。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斯拉姆把媒介定义为“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①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工具性，还在于它参与塑造和影响着个体的发展及其生活方式。当代新媒介的发明和发展，正在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新媒介”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一切媒介形态最早出现的时候，都可以被称为新媒介，它的对立面是传统媒介。所以广义的新媒介应该是一个与印刷媒介相对的概念，它包括了电视、电影、电脑、手机、互联网等出现于印刷媒介之后的各种现代媒介。

“新媒介”一词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开始流行到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拓展，并且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以数字化信息传播为支点的新媒介时代。电视、电影、电脑、手机、互联网等已经成为个人和公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了当代大学生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新媒介的出现改变着当代人们的生活、学习和交流方式，同时也在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以及师生关系。各种建立在影像和电子技术之上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各类学校的课堂上得到了十分广泛地运用，甚至很多时候把是否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作为教学单位和教师的考核指标。本文拟就新媒介环境下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思考。

众所周知，对于创作者与接受者分离的文学作品来说，媒介的作用十分重要。它不仅是一种中介，它还会影响传播内容本身。不同的媒介方式与它们所传播的信息内容一起，影响着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和理解。美国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尼尔·波兹曼在他的《童年的消逝》一书中认为，纸质（印刷）媒介在培养成熟的个体方面拥有新媒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参与塑造了“理性”、“有序”、“成熟”的思维与行为品质，有益于阅读者想象力的发展。“用来阅读的书面语言改变了读者欣赏作品的心理状态，他们可以从容地、反复地品味作品丰富、复杂的内涵。”②波兹曼观点的支持者也认为象征着新媒介的图像语言使读者的注意力无法得到集中，也扼制了理性思考的深度，新媒介的出现对文字阅读构成了一种威胁和损害。

的确，新媒介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导致了一种“浅阅读”方式的产生。这是一种“放弃深度，追求速度、广度、利益度”的“快餐式阅读”，③这种阅读得到的是“讯息”，是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它满足的是人们对信息“量”的需求，它与文学作品的诸多审美特征和审美方式背道而驰。新媒介图像的丰富性和传播速度的快捷性动摇了传统文学书面阅读的审美独特性，它导致了想象的消极。文学阅读的魅力，特别是古代文学的魅力，在于它的“古”。它是前人思想、情感、道德的载体，是古代社会生活的记录。它的妙处在于它是用我们民族最准确、最优美、最纯粹的语言文字记录的，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美好的审美想象空间。阅读者会因个人的知识修养和想象能力的差异，在原著所提供的共同的审美平台上放飞各自的理想之鸽，完成属于自己的审美再创造。而在课堂上，因为文学作品由课件制作者（教师）依照自己的审美想象制作成了有背景、有图像、有音乐的视听文件，便不再能像纸质阅读时那样激起读者的丰富想象，事实上，观者（学生）通常不得不约束自己的想象以求“跟上画面”，而这些画面“……使想象力离开他本人对于故事的体验，……夺去了本属于个人意义的许多内涵”。④

而传播方式的改变也必将同时带来传播内容和叙事方式的改变。对于以不同媒介手段呈现的同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媒介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并不只是作品信息传送途径的改变，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信息内容本身的改变。“媒介不只是文学的外在的物质传输渠道，而且是文学本身的重要构成维度之一；它不仅具体地实现文学意义信息的物质传输，而且给予文学的意义及其修辞效果以微妙而又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不同媒介的选择会影响文学文本的意义走向”。⑤通过新媒介手段所呈现的文学作品往往在功利性的驱使下，更强调视觉上的冲击，无论电影、电视还是舞台演出，传播者们都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自以为合理的增加、删减或改编，将原作中一些本来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情节和思想用画面或对话直接表现出来，既改变了纸质媒介那种富于想象的叙事方式，同时也导致了原作中语言特色的不复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诸多名著，都被人们用以影视手段为主的新媒介方式呈现了出来。尽管改编者都努力证明自己忠实于原著，但其中的人物造型、情节展现以及环境营造，都确确实实地反映着影像制作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审美再创造能力，而这些影像作品经常会被引用到课堂教学中来，又增加了一层“教师”这一特殊个体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为了使课件的视觉效果更加强烈，使课堂气氛更加有声有色，教师一般会搜集许多材料，制作出适合自己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的多媒体课件，将作品中的情感和意境转换成了图、文、声并茂的视听文件，先入为主地把学生带进主讲教师的审美理想世界，而作为一种思维训练和美学修养熏陶的阅读原著的过程却被忽视了。人们阅读时的那种独处、沉静、特有的淳厚的美感愉悦，以及纸质文本通过装帧、排版、印刷，甚至插图所体现的出版者的心思、品位，都被声色震撼的感官冲击所取代，从而不再有掩卷暇思、浮想联翩，不再是“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是一万个观众心中只有一个林妹妹了。这种授课方式，从形式上看来，具有很强的现代化色彩，时尚而华丽，课堂信息量也大，教师教学手段也显得多样，但却使得学生成了为直奔目的地而赶路的匆匆过客。他们没有欣赏路边野花和风景的空闲，他们无暇也不需要展开丰富的想象并加上个人对故事的想象，只需要跟上画面的节奏与老师的思路即可。在我国这样一个崇尚教师、惟老师之命是听的教育体制下，这种“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教学方式运用到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学生的想象力，而想象力的缺乏必然导致创造力的缺乏。

诚然，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中，教师可以通过视像媒介努力为学生们呈现文学原著的本来面目，同时也可以使许多书架上的文学作品被更多的学生读者所分享，的确有助于加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面，使之在电子视像世界里找回在传统纸质阅读世界里失去的那部分读者。面对现代社会的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很多人“没时间”读书。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方式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新一代青年人越来越“不习惯”传统的阅读方式。他们读书更注重实用性，他们为考试、考级、考证、求职而读书，那些需要静心品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时间被大大压缩。他们普遍对古典文学作品兴趣不大，也没有时间和耐心静下心来阅读课程要求的作品，所以更多的学生希望教师播放相关的影视作品来代替纸质阅读。特别是对于一些规模宏大的长篇巨制，通过大众化的视像传媒，可以使那些不为学生们所熟悉的文学作品被更多的学生了解和分享，采用影视作品鉴赏的形式可以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大量的文学作品。但这种手段似乎更适用于普及性的文学课程，如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新的大众传媒手段，结合电影、电视等美学知识，对学生进行文学知识及文学修养的提升。而对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这种新媒介手段的使用则不宜过多。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不只是文学史的知识传播，它更是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而这些文化与精神的传承，更多地是要在大量的阅读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熏陶。这是一个漫长的“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不是几部声色震撼的影视作品就能完成的。读者只有在阅读原著的时候，在文字的启发之下，才能懂得作者塑造的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的特定使命，才能真正理解作者的心情、心路和心结所在。所以建立在传统纸质媒体基础上的文学作品更强调读者对其中隐含意义的解读，更强调读者的想象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课程的教学中，教师更应该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书本当中，引导他们从优美的语言文字当中咀嚼、品味、联想与再创造，从自身的角度去感知作品，理解作者。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能够给读者留下极大的审美再创造空间，让他们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自由翱翔，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经验，最大限度地开发和释放自己的创造潜力。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说：“其它文艺形式会取代文学的位置，甚至可以说目前就正在逐步取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普通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中，文学已经明显今不如昔”。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2012年4月19日在北京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传统媒介的阅读量与阅读率均有所下降，而手机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增长迅猛。手机阅读人群以年轻人为主体，18至29周岁人群所占比例最大。从这些数字来看，现在青年人不是不阅读，而是重网络阅读，轻纸本阅读。随着阅读方式的多样化，青年人追求的是快速阅读和接收讯息的时效性，而这是数字化时代人们阅读方式的必然趋势。但“在电子书中得到的是讯息，而在纸质书中找到的才是读书的感觉。书香和人气的交融才是阅读的最佳境界。”这是不少年轻人的阅读感受。

早在1978年，美国动画制作师吉恩·迪奇就曾说过：“我们无力阻止视听大潮，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引导这一潮流，从而使电信时代的媒介将孩子们领回书本中去，而不是远离书本”。⑥所以，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我们应当少用或不用新媒介教学手段，而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努力引导青年学生回归到纸质书本阅读当中，摆脱“浅阅读”造成的大众审美口味，提升他们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品格，在铺天盖地的新视听大潮中，保留一处阅读的最佳境界。

[注释]

①威尔伯·斯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

②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③李玲《新媒介传播中的浅阅读现象》《电影评介》2007年7期

④吉尔·梅《媒介与儿童文学》《语言艺术》1979年4期

⑤王一川.《论媒介在文学中的作用》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3期

⑥吉恩·迪奇.在西蒙斯学院的讲座

[参考文献]

[1]方卫平.《儿童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9年9月第2版

[2]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9年3月第1版

[3]李玲.《新媒介传播中的浅阅读现象》《电影评介》[M]2007年7期

[4]王一川.《论媒介在文学中的作用》广东社会科学[J]2003年3期

篇2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获得更多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从而尽可能地构建古代人类社会的面貌。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发表于《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江汉考古》八种考古类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刊物，代表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考古三大刊十年来（2005-2014）来共发表科技考古论文150篇（见表1）。每年大约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数量变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总数的58%，《文物》的数量也不少，约占33.3%，《考古学报》数量最少。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遗存，而且体现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因而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分析或阐释这些信息，并有条件展开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梅建军：《近两年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2]钱俊龙等：《从九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7期。

[3]向安强：《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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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良渚文化 太湖地区 良渚遗址 地理环境

一、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

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以江苏、浙江的太湖流域为中心，南限迄于浙南，并且远及赣南、粤北；北跨长江直达苏北；西起皖东；东到海滨，并远及舟山列岛，成为长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同时它还与华北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江西、广东的许多史前遗存，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良渚文化诸遗址的地层叠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并参考各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兹将良渚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1]

早期的具有代表性遗址有：张陵山第二层及其墓葬、吴江县龙南第二期、余杭吴家埠第一层，江苏吴县越城中文化层、浙江吴兴漾下层、邱城上文化层；中期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江苏昆山县绰墩、上海马桥遗址、吴江县梅堰、余杭良渚荀山等；晚期有浙江嘉兴雀幕桥、浙江湖州花城木构窑藏、嘉善新港、黄土山、上海金山亭林等等。各个遗址的分布与地图相对照，从详细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下现象：

1.早期的遗址数目就越少，其地理分布越靠近良渚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流域，且其地理分布很多都与晚期的崧泽晚期文化相重合，显示良渚早期文化遗存与崧泽文化的密切联系；中期是良渚文化的鼎盛时期，从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到，中期的遗存由原来早期的遗存向周围扩展，显示出扩张的繁荣趋势；晚期是良渚文化衰败时期，遗址分布范围逐渐呈现萎缩趋势。[2]

2.良渚文化早期遗址大多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到了中晚期逐渐向丘陵和山区发展。良渚时期海平面经历了一个下降再上升的过程。良渚文化初期到良渚文化中期，海平面逐渐下降，到距今4500年左右海平面迅速上升，到良渚文化末期，海面有3.8米的升幅。由于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沿海范围，当温度上升时，海平面提高，使得地下水位提高，迫使居民不得不加高台基或者直接迁徙到地势较高的地区。据此可以推断良渚文化晚期遗存集中在丘陵和山区很可能与当时海平面水位上升有密切关系。

3.文化的发展和延续离不开天然水域环境，太湖流域、西部山区各水系、沿江沿海水系是古遗址分布的密集地区。

二、良渚文化的特征与其地理环境的关系

1.台式建筑。良渚时期的建筑、墓葬和居址多为台式建筑。这与良渚文化分布区域地处平原，地势较低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台式建筑的修建很好的改善了局部环境，有效地摆脱了水患。良渚文化墓葬小墓多埋于平地，而大墓多建于高土墩上。高土墩墓的出现作为良渚文化墓葬的特征之一，与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密切相关。良渚文化盛行玉器也反映了古人为抵御自然灾害对天神的依托，很大程度上看，良渚文化玉器的盛行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密切的联系。

2.农业经济。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冲击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良渚文化的农业不仅是当时的主要经济部门，而且已经发展到具有相当高度的农艺水平。其农业经济的发展显然得意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其次地势较地平，靠近沿海，地下水位的高低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农业生产的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由于农业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根基，农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阶段性加剧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良渚文化的发展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相关，与此相应，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对气候的反映模式也不尽相同，从而反映在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良渚文化不同时期，在不同分布地区的文化特征都可以追溯至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研究地理环境能够从整体上全面把握文化的特征。[3]

三、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结合

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还原古代历史，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遗物、遗迹和考古学文化等。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的行为和活动也必然受其周边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古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也应该成为考古学重点关注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个遗址及其文化放到发生它的时间、空间中去审视，那么我们对它的特点、它的分布将会获得深层次的认识。考古学在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才开始传入中国。[4]

传统的考古学侧重于对器物的类型学分析以及地层学研究，忽视其对地理环境的参考，从而无法全面的利用遗址及其周边环境所提供的信息，造成珍贵资料的流失。环境考古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可以预见，它将是考学学一个大有作为的分支，并与诸如地质、地理、生物等学科发生必然的联系。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和人地关系的地理分布、演变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其研究的任务是通过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阐明当时地理环境形成过程和特点，探索其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它弥补了传统考古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历史地理学也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还没有具备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随着实际工作的展开，原有的问题会得到暴露并解决。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必将使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进学科的发展和进步。[5]

参考文献：

[1]蔡登谷.森林文明与生态文明[M].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

[2]周昆叔.中原古文化与环境[M].海洋出版社，1993.

[3]周昆叔.开拓环境考古学新领域[J].中国科学基金，1993（4）.

[4]安志敏.良渚文化及其诸文明的剖析[J].考古，1997（9）.

[5]张之恒.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M].湖北出版社，2004.

篇4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高校；考古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264-02

高校考古教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热门学科。但目前考古学专业教学存在很多弊端，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改革高校考古教学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任。本文认为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形成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理论和方法三位一体的改革体系。

一、用“求是”的理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考古专业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21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培养考古人才的标准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规、多学科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思想进步、具有娴熟的田野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然而，当代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高校内部考古学科的资源仍相对匮乏。“考古学本身是一门基础的人文学科，但其研究理念和方法技术却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质，在对古代遗存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多种仪器设备，也需要具有多种知识背景的人员”[1]。如果高校过于看重招生数量和规模，依据招生盗颗渲醚Э谱试础⑷范ㄊψ时嘀疲或者简单地将考古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进行资源配置，就会严重地限制考古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不甚合理，专业分割过细，知识结构单一，多学科融合层面相对薄弱。此外，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层面上，面临着本科非考古专业的人数较多、生源基础差的问题。很多考古专业本科生放弃了本专业的学习深造机会，改行从事其他专业的工作；大量的非本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却带着对考古学的误解步入考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这些学生的考古学专业基础相对较差，在硕士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考古学专业基础和专业实践的补课问题，更高层次研究能力的培养无疑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博士研究生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田野工作难以开展，因而导致依托田野发掘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的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数量不多。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立足于人才培养现状深化改革。总的说来有两个原则：一是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成为向社会培养输出优秀人才，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二是必须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考古人才培养改革必须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课程体系改革的全面发展。总之，在考古学的人才培养方面要实事求是，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该怎样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学科内容都要从实际出发，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二、根据运动理论促进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要依托于人才培养目标，而人才培养目标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培养什么样的考古学人才不同的历史时期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学科建设也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用运动的原理改革学科建设才是正确的方向。

首先，用运动的观点构建史前史。史前史占据人类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不能忽视，特别是人类、农业和文明三大起源问题。将这些考古学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补充到学科中，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启发他们从世界历史体系角度来审视中国古史，弥补了文献古史的不足和局限。

其次，用运动的原理建设考古学学科体系。“考古学的研究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错误与偏执，将中原之外的灿烂文化揭示出来。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学科体系构建时需要重点关注，比如商时期的四川盆地出现了不低于中原文明的三星堆文明，北方草原也有极富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铜文明。通过与文献的对比，有助于学生摒除中原文化优于其他地区文化的错误史观，对于学生树立以考古学学科新知识体系为基础的正确历史观有重要作用”[2]。

再次，用运动的原理丰富历史学学科资料。教学中要适当增加史料比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讲授，引导学生对史料进行辨析、解读，将历史文化的背景与考古资料对照分析，增强学生的证据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比如，礼制在中国古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思想和民俗上都有诸多表现，文献记载相当普遍，而其物化表现形式也在考古资料中大量存在，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应将这些内容突出。

第四，地方史的研究往往是地方院校历史专业的重要内容。我院考古专业根据考古新发现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红山文化等特色考古学文化内容，使学科建设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推进。这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识，并有助于学生地方文化情结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形成。

总之，考古教学很多领域都有扩展的空间，考古学的学科建设要与时俱进，教学改革也应永远处于运动中。

三、根据实践理论更新教学理念

考古实践既是培养考古专业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因此，考古教学改革一定要遵循实践的原则。

首先，考古学是文理交叉学科，实践环节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考古学专业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实践的力度，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目前，学界以及教育界己经认识考古实践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比如，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其次，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各项事业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实践应被纳入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中，以便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达到高校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培养目标。

再次，考古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其发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田野调查虽然也受以上因素制约，但仍然不可或缺。同时，田野实践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前对考古学人才的要求：即着重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基本技能和创新能力，我们认为田野实践的开展和推行对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落实科研、理论、实验交叉融合的保障。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在注重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应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学术创新能力”[3]。在教学改革中，除了要强调进行考古学的基础训练，即要求研究生熟练掌握国内外考古领域的基本理念、调查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同时更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

四、用发展的观点促进教学方法改革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考古专业的学生需要熟悉各时期遗迹、遗物的特征和演变规律，因此教学中直观的内容占有较大比例。而传统的考古教学一般是课堂灌输，缺少考古调查、发掘和遗物等直观、动态化演示，因此，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审视课堂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在课堂教学中要采用大量r活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研讨兴趣，因为考古学本身就是直观的、动态的，学生学习方法也在不断在调整变化中，所以考古教学方法也要不断变化。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多媒体技术在考古学教学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在教学当中，多媒体教学法的高效、规范、声像结合，大大优化了考古学教学，并被学生所接受。在考古教学中采用这种教学手段，可将抽象内容具体化，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将微观事物宏观化，并能多角度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另外，通过多媒体教学，又可以节省时间，来进行其他的课堂教学，如组织和本节课相关的课堂讨论、学生主题发言、读书报告会等辅教学活动”[4]。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及课堂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开拓学生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丰富、轻松的学习环境。多媒体技术，使教学内容形声化、表现手法多样化，对学生的感官进行多路刺激，使学生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生听课造成的疲劳和紧张，充分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除了采用多媒体技术外，还要综合分析各个门类考古的学科特点，用“发展”的理论调整教学方法。因为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它和历史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植物学、动物学、体质人类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各个门类相关的考古学信息，培养专业性强、学识精深的各门类考古学人才。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而调整。

总之，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立足于时代需要，实事求是，要不断完善学科建设，遵循考古学的实践性原则，不断改革创新，更新教学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高校考古教学改革，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必将取得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韩国河.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6）：137―138.

〔2〕彭长林.历史专业考古学教学改革探讨[J].凯里学院学报，2015，（01）：164.

篇5

无论在历史时期还是在史前时期,人类常常要与昆虫打交道,利用昆虫有多种目的。古代人类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经常把昆虫当成食物充饥;还用它入药、进行与宗教有关的活动,也利用昆虫的某些成分制作胶、蜡、染色剂和墨水等。Dufour通过对Tukanoan印第安人每日饮食的观察,估算出一年中他们摄入的蛋白质有5%到7%是由昆虫提供的;她还发现男性每天都消费昆虫以外的动物来获取蛋白质,而女性有时只能通过昆虫获得蛋白质(4)。Sutton认为这类以昆虫为食的民族学例子虽然仅在亚马逊和南美地区发现,但是具有广泛的地域性,而且古代人类也极有可能把昆虫当成食物。在考古发掘中,昆虫作为食物的例子也有发现。George和Huseas在Wyoming的Leigh Cave发现距今约4200年的一处烧烤遗迹,遗迹内有几百只被烧过的摩门蟋蟀。这一考古背景揭示了洞穴居住者把昆虫放在火上烧烤,然后吃掉的行为(5)。

考古遗址中的一些遗迹现象可能与人类利用昆虫有很大的联系。民族学资料显示,人类捕杀昆虫时会在地上挖条浅沟,把大批昆虫吸引过来,然后放火烧烤。Weaver和Basgall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遗址发现一条宽约53厘米的浅沟,他们认为这与捕获毛虫有关(6)。此外,古代人类还利用一些石质工具制作昆虫食物。Flood用紫外线照射石器发现上面的蛋白质是制作毛虫留下的。使用气相或液相色谱分析能够发现残留在容器内壁的与昆虫相关的遗物,如蜂蜜和蜡(7)。Meighan C.W. 在加利福尼亚中部的一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条链子,是用甲虫腿做成的一百多颗小珠子穿成的,这可能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装饰物(8)。

如同遗址出土的那些用来推测自然环境的动物骨骼一样,昆虫也可以为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证据。有些昆虫体型很小,对环境很敏感,是重建自然环境的重要材料。特别是甲虫,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它倾向于寻找新环境而不是适应旧环境;它分布广泛,相对容易保存,是学者常研究的昆虫。Osborne根据英国南部威尔特郡Wilsford青铜时期竖井出土昆虫的种类,复原了当时的气侯和生态环境(9)。从昆虫的种类来看,Osborne认为英国南部当时的气候和现在的气候基本一样,或是稍偏暖一些;出土的甲虫数量很多,这暗示当地存在大量食草动物,应该有辽阔的草地;一些昆虫喜光,所以当地的阳光充足,树木不多,草地相对干燥。

Osborne还对竖井出土的昆虫遗存做出考古方面的解释。甲虫的数量很多,在发现的昆虫中占的比例很大,表明有很多食草动物被限制在或因其它原因出现在竖井周围。较为干燥的草地也许暗示存在绵羊,但是如果这个竖井是取水用的,那么也可能存在牛。考虑到出土的昆虫较为集中,而且数量很多,这里养牛的可能性更大。庭院叶丽(Phyllopertha horticola) 是外来的物种,这类昆虫生活在长茎的草地中,可能是人类收割长茎的草作饲料时将它们带入到竖井的周围。家具窃蠹(Anobium punctatum)寄生在死树上,所以竖井周围还存在木头。Osborne通过研究昆虫推测了当时的情形:竖井上有木质水槽或是其它结构用来打水,周围有栅栏圈住家畜。

Eva Panagiotakopulu在利物浦博物馆收藏的古代埃及人的食物和树胶上发现了昆虫,有鞘翅目的谷蠹、药材甲、锥胸豆象和一种属于双翅目的蛹壳。研究者对这些昆虫进行分析,探讨它们的地理分布、危害哪些农作物。这些昆虫的出现说明古代遗物遭到了害虫的感染。而且,博物馆收藏的其它埃及和近东地区的食物标本里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害虫感染的现象。研究者认为这些昆虫的出现为生物地理学和古代人类储藏的产品遭受害虫感染的历史提供信息,同时还呼吁更多的考古学家关注这一问题(10)。

昆虫遗存可以提示遗迹现象的时间信息,Gilbert和Bass根据墓葬人骨上附着的苍蝇蛹推测这些尸体被埋葬的时间(11)。在距今100多年的美国阿里卡拉人墓葬中,发掘者在死者身上发现很多苍蝇蛹,多在头部和腹部出现。动物死亡不久苍蝇就会在尸体上产卵。当地在每年3月到10月中旬有苍蝇,Gilbert和Bass由此推断这些附着苍蝇蛹的尸体是在这几个月内下葬的。

一些昆虫,例如虱子,栖息在人的生活环境里危害人类的健康,因此昆虫遗存还可以反映古代人类的卫生条件。人虱(pediculus humanus)寄生在人体头上和身体上,可以在梳子和衣物上大量存留,而阴虱(Pthirus pubis L.)不如人虱容易保存下来。Kenward对中世纪英国一处遗址发现的阴虱做了研究(12)。以往研究者猜测英国的虱子是从英国以东的地区传入的,但是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Carlisle遗址发现虱子显示它们在中世纪时期已经在英国开始了寄生的生活。

Sutton在《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s Use》中还提到昆虫对遗址形成过程的影响,引用几个埋藏学研究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昆虫可以复原气候和生态环境,为遗迹形成的时间或季节、古代人类的健康水平、古代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分析遗址的埋藏过程提供信息,还可以为家畜的存在提供佐证。

以上研究离不开田野发掘过程中收集昆虫样本的重要环节。国外学者通常采取田野采集土样、在室内提取的方法收集昆虫遗存。发掘中提取每层刚刚暴露的土壤,放入塑封袋中,写好出土单位。带回实验室后,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取昆虫遗骸。最常用的方法是筛选,但是这里用到的网筛要比以往筛选动物骨骼的网筛小得多。Buckland和Coope认为筛孔为0.3毫米的网筛可以收集到大部分昆虫,一些特别细小的部位需要使用筛孔为0.1毫米的网筛(13)。筛选后的土壤要经过水洗或是化学物质的溶解,看是否还能发现昆虫遗骸。下面是一个因为采用不同大小筛孔的筛选网而改变研究者结论的事例:Madsen和Kirkman发掘Lakeside洞穴遗址时,使用筛孔为1/4英寸(1英寸=25.4毫米)的网筛筛选后得到很少的蝗虫个体,他们认为当地古代人类没有利用昆虫。回到实验室后,他们把取样的土壤用筛孔为1/4英寸的网筛选,得到28只蝗虫个体;经过筛孔为1/8英寸的网筛选,得到1750只蝗虫;当他们选择用筛孔为1/16英寸的网筛选,得到8772只蝗虫。这一发现使他们改变了原有看法,从而认为蝗虫是古代人类的食物的一部分(14)。

整理昆虫遗骸的方法和整理动物骨骼的方法基本一致。首先要把后期侵入的昆虫排除在外。其次,昆虫遗骸一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鉴定出种属、年龄,有可能的话性别也要鉴定。鉴定时要比对图谱和昆虫标本。较为常见的是昆虫的头部(head)、前背板(pronotum)和翅鞘(elytra),有时也会碰到腿、腹部和生殖器(15)。然后统计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估算这些个体可以提供的食物总量。最后,在解释昆虫遗存时,要把它们放入考古背景中去分析。

目前,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很少收集昆虫遗骸,原因之一是昆虫个体往往很小,混在土里肉眼很难发现。提取植物遗存的浮选法也许可以用来提取昆虫遗骸。青海大通长宁遗址采集的土样经过浮选后,研究者发现了炭化的昆虫(图一)。

除了采集方法,动物考古中的昆虫研究还需要与植物考古学中的某些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在Eva Panagiotakopulu的研究中,人类储藏的农作物会出现被昆虫感染的现象;在Osborne研究竖井的案例中,昆虫提示人类使用草料喂养牲畜;专门生活在一些蔬菜、树木上的昆虫可以反映植物的种类。所以,这项研究需要结合植物考古学的方法和知识,采用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思路来复原人类的历史。

虽然我们目前掌握的人类利用昆虫的资料都来自于欧美地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在中国还没有展开针对昆虫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但是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去推动这方面的工作,相信昆虫作为动物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后也能够逐步发展起来。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和李志鹏博士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

注释:

(1) Josephine Flood. (1980). The moth hunters: Aboriginal Pre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Alp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 New Series No.14, Canberra.

(2) Mark Q. Sutton. (1995). 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 Us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2, No.3, pp. 253~298.

(3)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 Darna L. Dufour. (1987). Insects as food: A case study from the Northwest Amaz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89, No.2, pp.383~397.

(5) Frison C. George, Marion Huseas. (1968). Leigh Cave, Wyoming, Site 48WA304. Wyoming Archaeologist 11, pp.20~33.

(6) Richard A. Weaver, A., Mark E. Basgall. (1986). Aboriginal exploitation of pandora moth larvae in east-central California,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d Great Basin Anthropology, 8, pp.161~179.

(7) S. Needham, J. Evans. (1987). Honey and dripping: Neolithic food residues from Runnymede Bridge. Oxford Journal of Archeaology 6, pp.21~28. van Balgooy, Josephus N. A. (1983). Chemical analysis of residue from a stone bowl. In Rector, C. H., Swenson, J. D., and Wilke, P. J. (ed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at Oro Grande, Mojave Desert, California, San Bernardino County Museum Association, Redlands, pp.178.

(8) Meighan, C. W. (1955). Excavation of Isabella Meadows Cave, Monterey Coun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29, pp.1~30.

(9) P.J.Osborne. (1969). An Insect Fauna of Late Bronze Age Data from Wilsford, Wiltshire.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Vol. 38, pp. 555~566.

(10) Eva Panagiotakopulu.(1998). An Insect Study from Egyptian Stored Products in the Liverpool Museum.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84, pp.231~234.

(11) B. Miles Gilbert, William M. Bass. (1967). Seasonal dating of burials from the presence of fly pupae. American Antiquity, Vol.32, No.4, pp.534~535.

(12) Harry Kenward. (1999). Pulic lice (Pthirus pubis L.) were present in Roman and Medieval Britain. Antiquity 73, pp.911~915.

(13) P. C. Buckland, G. R. Coope. (1991). A Bibliography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Quaternary Entomolog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 Prehistory,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J. R. Collis: pp.4~5.

篇6

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

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本文作者：张倩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济渎庙管理处）

篇7

协办：中国音乐史学会

承办：马思聪研究会

时间及地点：2009年12月16-18日，北京

主要议程：《马思聪全集・补遗卷》(乐谱及音响)首发式；结合已出版的《马思聪全集》，交流马思聪后期创作和活动的研究成果；交流对马思聪艺术歌曲、室内乐和管弦乐创作的研究成果；马思聪研究会换届。

参会事宜：

1．欢迎海内外从事马思聪音乐生涯研究的同人参会；

2．拟参会者请于9月15日前提交论文电子文本(邮箱：)，经主办方认可后，于10月15日前发出正式邀请函；

3．主办方将根据所提交论文质量，确认参会“特邀代表”、“正式代表”及“列席代表”；

4．会议将承担参会特邀代表赴会的交通、食宿费用，正式代表在会议期间的食宿费用，以及列席代表的伙食费用。

5．本次会议的会务费为人民币300元。

庆贺汪毓和教授80华诞

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研讨会

主办：中央音乐学院

协办：中国音乐史学会

承办：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音乐学系、学报社

时间及地点：2009年10月18―20日，北京

主要议程：交流汪毓和教授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对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交流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成果。

参会事宜：

1．欢迎海内外汪教授的亲朋好友、学生和从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的同人参会；

2．拟参会者请于7月1日前提交论文电子文本(邮箱：)，经会议主办方认可后，于7月31日前发出正式邀请函；

3．主办方将根据所提交论文质量，确认参会“特邀代表”、“正式代表”及“列席代表”；

4．主办方将承担参会特邀代表赴会的交通、食宿费用，正式代表在会议期间的食宿费用，以及列席代表的伙食费用；

5．本次会议的会务费为人民币200元；

第七届国际音乐考古学学术研讨会

继2008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第六届国际音乐考古学研讨会之后，国际音乐考古学研究会(ISGMA)第七届学术研讨会将于2010年9月20-25日在中国天津音乐学院召开。

会议主题：来自过去的音响：考古学环境中音乐器物的阐释。

会议议题：新发现；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音乐考古学与当代音乐创作；中国音乐考古学；其他相关研究。

欲参会者请在2009年9月9日前，将不超过250个英文单词的论文摘要发邮箱()。摘要应当包括作者姓名、单位、论文题目、职务、民族、电话、电子邮箱、通讯地址(只有单位地址和基本联系信息会在会议资料上公开)。会议官方语言为英语。

参会者应制作用于口头陈述的幻灯片，并拷贝在USB存储器或CD片上。如果想提供海报展示、工作坊或音乐会，请写信给秘书处，并请列出您想携带乐器的详细清单。

篇8

2010年，考古学家在位于土耳其西部的一座墓冢里发现了4具古人类骷髅残骸，经过考证，他们推断出这些骷髅是距今4000多年的青铜时代的古人类遗体。令人惊喜的是，尽管历经几千年岁月的侵蚀，其中一具骷髅颅腔内的大脑却依然保存完好，这为我们研究古人类大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颅骨里残存的大脑已经被烧焦，根据周围经过煅烧的木材的残留物可以推测，当时发生了一场重大火灾，死者生前是被大火烧死的，在通常情况下，熊熊的火焰能够将物体烧成灰烬，不可能保存太久，但是这个残留的大脑不但没有化成灰烬，反而完整地保存至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事实上，这颗大脑之所以能够侥幸保存至今，那场发生在4000年前的大火功不可没。通过对这个遗迹所处的地层分析可以发现，一条地震断层线从此穿过，该地区属于地震活跃区。考古学家由此断定，当时的一场地震将此处夷为平地，死者被埋在了废墟之下。随后又燃起了一场大火，熊熊燃烧的大火吞没了死者尸体，死者颅腔内的大脑在自身的体液中被煮沸，直到大脑中的液体被煮干为止。在整个燃烧的过程中，由碎石和瓦砾堆积而成的封闭空间里的氧气被完全消耗掉，经过烘烤的大脑组织变得干燥发脆，并且处于低氧环境之中。

土壤中的特定化学成分也是古人类大脑保存至今没有腐烂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骷髅周围的土壤成分，研究者发现，这里的土壤还有大量的硼、钾、镁、铝等物质，这些物质能够有效地抵制昆虫和细菌对尸体的侵蚀，古代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经常用硼作为防腐材料。据考证，这个地区曾经有个很大的硼矿，或许土壤中高浓度的硼在4000年前大脑完好保存至今的过程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在硼的作用下，大脑变成了类似于人体陶瓷的物质，或者叫做“生物陶瓷”，这种生物陶瓷是一种防护膜，能够有效地隔断大脑与外界空气和水分的接触，因此能够起到防止腐烂的作用。同时，土壤中高含量的镁、钾、铝的存在创造了一种高碱性的环境，有效地保持了大脑组织的原有形状。

篇9

关键词：考古; 人才; 培养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保护和科研等任务日趋增多。建设工程规模越来越大，相应的考古发掘任务也越来越重，大量的考古资料源源不断地出土，新发现层出不穷。但繁荣的背后，存在着很多问题，有些发掘项目质量下降，发掘资料不能及时整理，研究工作相对滞后。更有甚者，一些抢救性的发掘项目对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敷衍了事，仅发表一些代表性的文物标本，大量被发掘出来的重要信息在室内整理阶段又被丢弃，或者干脆对发掘出土的文物资料不做整理。这些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都因为各级考古科研机构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这一短板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国内田野考古发掘水平的进步。

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吸收国外田野考古资料整理成功经验，对此有专门规定，可望解决这一问题。据此，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高素质考古人才队伍是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从事考古研究工作的科研机构应把适应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第一要务，极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通过以科研课题为引导，以经费支撑为基础，以多方交流为手段，以合理用人为准则，以表彰荣誉为鼓励，使人才真正地脱颍而出，真正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规程的需要。

一、落实人才工作目标，加强人才教育培养。

考古学的研究越来越向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一些重大的考古学问题的解决无一不需要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集成创新，一支具有创新能力的考古人才队伍是取得研究成功的关键。因此要加大人才工作力度，合理制定人才工作规划，对人才引进、培养、使用，人才结构与梯次队伍建设等方面应作出科学安排，既要确立人才工作目标，又要合理地分阶段逐步实施。各考古科研机构应根据“党管人才”的要求，明确由党委（支部）牵头抓人才工作，人事部门具体负责人才管理事宜，建立定期研究人才工作制度，积极为专业人员服务。要针对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相关要求，有针对性地抓好考古人员的教育培训，切实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本着坚持教育为先的原则，从加强人才教育和培养入手，提高人才队伍能力和素质，把建设学习型科研所与人才培养相结合。要鼓励职工参加各种形式的业务学习和进修，在学习时间和学习经费上都予以保证。鼓励专业人员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学习，并积极安排专业人员参加主管部门和高校举办的各类专项培训，必要时可以针对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相关要求自行组织考古专业人员的培训。要丰富人才教育资源，征订专业期刊和购进新版专业图书供专业人员充电，要为专业人员配备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和摄相机等设备，努力达到业务骨干人手一套。在做好业务工作的同时,要组织专业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鼓励专业人员撰写研究论文和参加重要学术会议。要通过和高等院校的考古专业院系进行合作研究等形式来培养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通过接触学科前沿，开阔专业人员眼界，同时也查找差距，进一步提高专业人员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二、理顺人才成长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全国1400多名考古领队，每年参加田野考古发掘的有700—800人，与考古领队相比，专职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即便如此，多年以来，各级地方考古研究机构一直承担繁重的基建考古任务，不能保证获取考古资料的有效性，同时也限制了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从而导致科研工作相对滞后。因此，加强考古人才队伍建设，努力营造学术研究的氛围，及时更新考古领队和考古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培养更多有竞争力的考古人才，是各级考古科研机构极为迫切的现实任务。

在人才队伍成长过程中，各级考古科研机构要切实创造各种便利条件为人才成长创造空间。一是要积极争取科研经费，大力支持申请课题。通过多种渠道为专业人员争取科研经费，并为他们出谋划策，可以采取自主申报、联合申报、跨单位或跨学科合作等方式申请各级课题。二是要鼓励参加学术会议，加强综合能力培训。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孤芳自赏，需要有广泛的学术交流，以汲取学术界最新成果，弥补自身不足，同时也将自身研究成果加以推广，从而进一步推进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研所各项工作的跨越发展。三是要减轻常规工作压力，及时申报奖项荣誉。人才培养经常会遇到两方面问题：一是由于单位工作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造性研究，从而影响其发展；二是取得的成果、成绩得不到相应的认同和表彰，时间长了会打击积极性。笔者认为要从这两方面考虑，首先要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尽可能地减少常规和事务性的工作；其次要打破平均主义，所申报的奖项、荣誉不搞轮流。历史经验表明，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都能起到十分有利的作用。

三、拓展人才队伍空间，推进事业跨越发展

目前我国从事考古研究的人员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学术背景。多数是理工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考古的实际工作中学习考古学的知识；另有少数人员是科班考古出身，从事考古工作某个专门领域的研究。这两类人基本上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或者在自然科学的某个领域、或者在考古学科接受过正规的培养，他们至少在某个学科领域的底蕴较厚，而且有志于从事考古工作的研究。

据此，国家应加大对本科生、研究生的资助，吸引学生致力于考古学研究。增加高等学校考古专业设置，优化课程体系建设，加大在职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通过这些建设，力争培养一批有创新能力、热爱考古事业、有国家竞争力的人才队伍。各级考古科研机构要认真研究人才成长规律，侧重打造一个相互衔接的包括考古学各研究方向的人才资助和培养链。应根据当前和各机构考古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遵循人才成长客观规律，设计有效措施，加大对真正愿意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才培养力度。适当加大自由申请课题资助数量并对青年承担课题者有一定倾斜，帮助有志于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青年人才的成长。

随着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部分考古科研机构限于编制原因，人才紧 缺可能会严重制约单位发展，有些科研所可能不得不临时聘用一些院样毕业生来维持正常工作开展。但临时聘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只有理顺机制才能根本解决人才紧缺问题。当前事业单位正处在改革阶段，各级领导都应以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感，切实了解增加人员的有关政策和程序，科学、合理地找出了破解的办法。结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暂时在编制内无法解决的，可以结合相关考古项目或科研课题采取长期合同聘用的办法，工作和生活待遇可以参照同等条件的在职人员进行安排。同时，要根据工作需要，依据公开、公正、竞争的原则，引进和培养急需的考古专业人才，进一步拓展人才队伍发展空间，保障人才队伍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实践告诉我们，人才的成长需要合理的机制和良好的环境。要建立“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人才竞争激励机制。通过加强年度考核、实行科研成果和业绩公示等办法，增强考核透明度，强化竞争意识，促进专业人员多出成果。要认真落实党的人才培养政策，积极宣传人才队伍的先进典型，争取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不断壮大人才队伍。相信随着人才队伍建设的不断深入，各考古科研机构将再次迎来人才队伍建设的大发展、大突破，为文化为文物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总结：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当前考古工作面临的人才短板问题，总结了在新形势下做好考古人才队伍培养的目标、机制，提出了解决人才队伍紧缺现状的办法。在文中作者为考古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发展提出了较好建议。相信通过卓有成交的工作，可有效缓解新形势下考古工作面临的人才短板。

参考文献:

篇10

数千年来积淀的文明，交通中西的文化地位，为中国西部这片广袤的土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探寻西部地区的考古发现，秦陵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尔等早已成为西部文明乃至中国文化史的象征，进入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体系。然而在历史资源丰富的西部，考古学者的眼界不应该也从不会仅仅停留于这等惊世骇俗的重大发现，还有更多精彩、美妙的领域等待着学者们去发现、去探究、去诠释。例如美术考古，这一对接美术学与考古学的新兴学科，为进一步对西部地区历史遗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由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罗宏才教授主编的西部美术考古丛书之《从中亚到长安》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全新的视野，关照以丝绸之路为轴线的西部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

《从中亚到长安》是西部美术考古丛书的第一部。书中包含石雕与岩画、青铜器艺术、汉唐艺术、宗教艺术、中西交流、信息研究等几个板块。书的新意在目录中就得以体现，传统的考古学专著将重点放在证明史实的文献性研究与整理，而此书着眼于对考古遗存中的艺术和艺术品的专题研究，凸显美术考古的特色。主编罗宏才出身于考古专业，具有三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实践经验，如今又担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应对考古和美术这两大学科可谓游刃有余。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丛书着力聚焦中国西部地区乃至与之相关的更广阔的地理区域与历史空间，试图依据广泛、系统、新颖、详实的考古资料，通过有效、多元的学术方法来切实对接美术、考古这两大学科领域，深入探讨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以至宋元时期或者更广泛历史区间内的美术史迹、美术物品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艺术、社会文化与区域美术考古史等。”可见编者在丛书主题与特色表达中所付诸的思考。

翻看《从中亚到长安》，有个特色令人眼前一亮。全书收录的22篇论文中，不但有罗宏才、张、王维坤等国内美术考古界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最新研究成果，魏久志、任萌、席琳等“80后”青年学者乃至硕博士研究生的论文也赫然在列。美术考古自身是一门新兴学科，这一代年轻学者若能伴随着此学科同步成长，一同由稚嫩逐步走向成熟，则必然是美术考古学科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在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上，《从中亚到长安》的编写与出版做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探索。更可贵的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先生特意为本书撰写序言，以勉励后辈学者们的工作。如此一来，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一书，以自身的研究培养、影响下一代学者，形成学科内代代相传的体系，此种情形在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中是难得一见的。

依据不同学者的研究背景，以预设的主题进行有针对性地约稿也是此书的一大特色。一部论文集质量的优劣，除却论文本身的研究水平外，主编对于文章选编的整体构思和布局乃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罗宏才在书中并未奉行“拿来主义”，不加处理地堆积相关论文，以拼凑成书，而是在论文选编之前就已预设不同的主题与板块，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重点与其约稿，从而编入对应的主题和板块之中。我们可以称这是一种“研讨会式”编写方法。以往的学术研讨会要求学者们根据讨论的主题发表相应演讲和论文，以汇总为成果。《从中亚到长安》便达到了此种效果，所不同的是它将学者们往来奔波参加会议的时间与精力转化到研究与论文写作的工作中，以期获得更高质量的成果。此种“研讨会式”论文集编写方法无疑为全书的学术性与专业性提供了保障，而作为主编为一部优秀论文集的出版所担负的责任从中可见一斑。

书中所收录的论文均采用了最新的研究方法与考古发现。田野调查法为考古学历来所坚持的根本方法。此书中各位学者的研究也均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例如罗宏才在论文《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中，附有多张由不同角度拍摄的石峁地区及石峁遗址实地图像，为读者全面反映了遗址当地的地质特点与环境特征，这表明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细致的田野调查。美术考古强调体现考古与美术双学科的研究特色，因而美术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极为重要。同样是在罗宏才的论文中，列出了15件石峁遗址石雕群组人像图片，其中一一对应有手绘线图，将原本因年代过远而已模糊的人面轮廓清晰地复原，这为研究石峁石雕人像的艺术特色提供了可行性。随后更是列出了三星堆、妇好墓等地出土的青铜雕像、石像、玉器等像图片及手绘线图，将石峁石雕人像的造型特色、视觉效果、雕刻技巧、风格类型等与示例进行比较，达到对其综合研究的目的。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便将考古与美术的学科特色相结合，显示出美术考古研究的新趋向。而其余诸学者的论文也包含着各自的特色与创新。各路名家新贵于书中就西部这一相同地域的研究展开相互碰撞与比较，这轮番上阵的学术比武，令我等读者读得有味、看得过瘾。

美术考古对于学界而言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年轻学科，所幸的是，有这样一群学者为这门学科的发展而努力着。《从中亚到长安》仅是西部美术考古丛书率先出版的第一部，我们期待余下的四部能带来更多的发现与观点。诚如李学勤先生在序言中所言，“美术考古则是当前中国考古学急待进一步促进发展的部分。”这本书和这套书的出版也当是为这门学科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罗宏才主编. 从中亚到长安.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1